作者：陈宁骏,欣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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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最后的“全家福”试读：
序 自将磨洗认前朝
宁骏的新书《民国政要最后的“全家福”》校样放在我的案头。这已经是他第N本书稿让我看了，仔细阅读后，很是惊叹，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亮点是展示了宁骏认识民国这些大佬的超强能力。
199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出版一套《中国近代图片库》的大型画册。我是该书的副主编，负责主要的撰稿、选择照片以及认人。将近千张的馆藏照片按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汪精卫四大体系编撰在一起，还不是难事，最大的难事是大量的照片都没有标注，根本不知道上面的人是何方神圣，于是认人这一项就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的所谓“全家福”的长幅照片，更是让我费尽心思。
那时没有如今这样发达的互联网，就连286电脑都只有少数白领才能拥有，很多人完全是拿着一些老杂志反复对照，或者请当时仍健在的一些民国老人帮忙辨认一些人。但老先生毕竟年岁大了，记忆力和眼力都不可避免地在衰退。例如被称为“红色间谍”、1948年在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担任厅长的郭汝瑰老先生，他清清楚楚地记得1940年在长沙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时，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坐在一起照相时的情景，并写在了《郭汝瑰回忆录》中。当我拿着长沙会议的照片给他看时，他准确地指出了其中的叶剑英，但当我又问他：“叶剑英左边坐的是您，还是右边坐的是您？”他仔细辨认着，却怎么也认不出自己坐在哪里了。原来两边的人都不是他。所以在照片的人物说明上，我也没敢注明谁是郭汝瑰。
时间久远造成对往事回忆的模糊，即便有当事人的指点，想将老照片上的人辨认完全也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尽管如此，我经过仔细辨认与反复考证，最终还是在“全家福”上的100多人中认出了69人。其中自然也有认错了的。例如，将第一排右七，胡子比于右任（右八）稍短的那位老先生认为是胡海门先生，而胡海门先生当时只有50岁出头，与那老先生年龄明显不符。而第二排左十六的人被误认为“常乃德”，而常在开会前一年就去世了。又如，在一群军人之中竟然有张治中，而翻遍《张治中回忆录》，里面并没有提及此事。我对之一直百思不解，最近才发现原来是将万耀煌错认为张治中了。《中国近代图片库》到现在仍被奉为权威之作，其中的错误，恐不但误己，而且误人。但当今还能认出国民党军政大佬的又有几人？能指出其中舛误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宁骏小兄在此基础上，又陆续在“全家福”中辨认出40多人，并能指出我的几点舛误，令我惊讶、佩服不已。研究考证道路上的甘苦和艰辛，外人是无法体会的。然而多年辛苦，宁骏显然颇有所得。老照片上的历史是最真实的历史，但现在一些知名网站上，许多历史人物照片的标注是错误的，甚至有张冠李戴的事情发生，就是因为识者甚少。以讹传讹、习非成是必然掩盖历史的真相。从这方面来说，宁骏做了一件功德之事。
宁骏就工作于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总统府），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他沿着自己摸索出来的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相信他终有一天会成为辨认民国人物方面的权威。
宁骏邀我作序，本来我无此能力，但转念一想，能借此机会纠正自己的失误，也是一件益事。在宁骏的基础上，我再审阅“全家福”时，又陆续认出了几个人，并接受教训，查看了这几个人的简历和有无参加“行宪国大”的经历，并一一注明，比如陈明仁将军也在其中，他不是“国大”代表，而是参军处参军，和他的手下前来凑个热闹是完全可能的，还有唯一的女代表刘蘅静以及周启刚、陈光甫等。
孟子曰：“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有鉴于此，特为是序。王晓华2014年8月26日第一章蒋介石的“总统”历程从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开始，蒋介石的政治地位上升之快，是令人惊讶的。这既是蒋介石政治军事才能的体现，也是他对权力不断追逐的结果。蒋介石权力欲望极强，其对总统之位的蓄谋，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一、中原初定 通过约法欲“训政”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战胜了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权力欲日益膨胀，认为“训政”时期已到，想挟军事余威，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登上总统宝座。
1930年12月，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秉承蒋介石旨意，提出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1931年初，提案通过后，民国四老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联名致电广东籍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邓泽如等人，希望以国家前途为重，摈弃前嫌，促成国民会议早日召开。
抱着“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的理念的胡汉民，虽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帮了蒋介石不少大忙，但看到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见人就大发牢骚表示不满，想用立法院院长之职行使法律权力限制独裁。蒋介石不吃文人这一套，将胡汉民骗至南京汤山软禁起来。
蒋介石开始着手起草约法。被软禁的胡汉民通过文官长古应芬，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联系孙科，决定反蒋。反蒋势力暗流涌动。古应芬辞职南下，孙科带领再造派骨干去了广州，新任立法院院长林森、司法院院长王宠惠也都离开了南京。1931年4月底，反蒋派以蒋介石非法扣押胡汉民为由开始发难。胡汉民、孙科、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形成反蒋大联合。蒋介石苦心策划的国民会议有流产的危险。
蒋介石也管不了够不够法定人数，合不合法定程序，于1931年5月5日，硬着头皮照样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用民主的形式粉饰了法西斯主义统治，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加强专制独裁。
蒋介石操纵国民大会，引起反蒋派的极大不满。同年5月27日，反蒋大同盟在广州会集一堂，联合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局面。反对声势不断加大，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但他没有慌乱手脚，使出以守为攻、拉拢分化的老招数，却收效甚微。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只好表示：“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不必且不应提出总统问题。”
就在蒋介石将精力用在对付反蒋派和“剿共”之时，日本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结束了胡汉民八个月零十四天的软禁并向胡道了歉。宁粤双方开始议和谈判，粤方提出的合流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
面对困局，蒋介石以退为进，于是12月15日请辞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之职。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林森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当选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就带着宋美龄到溪口老家“还乡归田”去了。
孙科还没有走出“公子哥”状态，面临财政与外交两大难题，很快就感到支撑不下去了。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代替原先负责军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几十天后又重新上台，不但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而且当上了权力更大的“蒋委员长”。
1936年“五五宪法草案”通过，国民政府预定于1937年举行制宪国民大会，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制宪工作暂停，选出代表并没有实际进行任务。面对内忧外患，蒋介石想当总统的念头看来是要搁一搁了。二、国府还都 迫不及待忙制宪
抗战虽然搁置了当总统，却使蒋介石实现了以前难以完成的国内政治军事力量的统一，他还作为中国战区抗战的最高指挥官，有了“民族英雄”的美誉，其威望和权力达到顶峰。
蒋介石集党（总裁）、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军（委员长）大权于一身，是中国实际掌权者，但许多职务都是“中国特色”的，参加外交活动时需要翻译老半天，还会让西方认为是个“军事独裁者”。那个能够普遍得到国际认可的“国民政府主席”，早已让老蒋设成虚职，不经意间已经给林森当了十多年，一时也不好意思收回。1943年8月1日，林森因车祸身故，蒋介石顺理成章地第二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虽早已大权在握，蒋介石当总统的欲望依然强烈，看来他还需要一个表面民主、政党政治集中，实际依然专制的“新包装”。抗战胜利后，处于政治巅峰的蒋介石认为机会成熟，不想再拖了。当总统应有个程序，否则，又要让西方人笑话了。图1 蒋介石第二次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与夫人的合影图2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度被看作国际社会的领袖之一，声望达到顶峰
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提出抗战胜利后召开国民大会，开放部分民主和权力，组成联合政府，然后再重组能够体现中共和国民意志的国民政府。蒋介石顺势开始部署召开国民大会，想的是要当民选总统，避免内战争取民主的主张是断然不会接受的。国共双方分歧明显，谈判没有进展。为了限制蒋介石的权力，联合政府拟实行内阁，总统被设为虚位元首。
为了国民大会正常召开，中共作了让步，十年前1200名代表和850名选举代表共2050人成为国民大会代表。蒋介石得寸进尺，要求以《五五宪章》为蓝本通过宪法。《五五宪章》照搬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条文，赋予蒋介石极大权力，还要取消中共合法地位，中共和民主进步团体当然无法接受。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态度更加坚决。
蒋介石一边打内战，一边不顾中共、民盟及其他爱国人士抵制，筹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1946年11月12日为国大预定开幕日，为表“诚心”欢迎中共参加，南京政府发言人还表示会议推迟三天，在大会主席团成员中为中共、民盟分别保留了五个和四个名额。蒋介石在“制宪国大”上发言
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次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谈判期间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蒋介石操纵召开“国民大会”，准备通过伪宪法，声明中共不承认这次大会。
蒋介石增加两个大会主席团名额，把青年党和民社党拉了进来。国大开得“有声有色”，制定了采用议会制的宪法。12月25日会议闭幕，《中华民国宪法》得以通过并于1947年1月1日公布，随后成立了全国及各省、市选举事务所，并筹备举办制宪后的首届“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
根据选举法，“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为直接普选，监察委员则由各省、市参议会以间接选举法选出。“制宪国大”结束，“行宪国大”的准备工作又开始了。蒋介石本来一直对这个由国家宪法选举产生的首任总统志在必得，以其权威和地位，当时国内也没有人能和他竞争。但在“行宪国大”召开前，蒋介石突然变招了。蒋介石接受大会主席吴稚晖提交的《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31日蒋介石签署《中华民国宪法》三、婉拒竞选 众人难以辨真假
1948年1月8日，李宗仁宣布竞选副总统，并建议胡适参加总统竞选。胡适能度德量力，先是没有同意。蒋介石感到李宗仁的“居心叵测”，不得不深思熟虑地运筹一番。
军事上的失利和经济上的危机，已经使蒋介石的威信大打折扣，蒋甚至受到了美国的指责。蒋介石表示“不参选总统”，提出希望胡适当选。这样做原因有三：一是为了“忽悠”美国人；二是因为“总统”并没多少实权；三是蒋介石想通过自己的“以身作则”，让李宗仁等人放弃竞选副总统。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总统虽有统领全国陆海空军、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任免主要官员、发布紧急命令等权力，但实为虚位元首；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有实权，对立法院负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
蒋介石琢磨出行政院院长才有实权，在考虑党内派别斗争、副总统竞选激烈及军事、经济形势、政府部门格局等问题后，终于做出不参加总统竞选，推举胡适的决定。蒋介石提出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宜由党内机制决定。在3月11日召开的中常会第一百四十五次会议上，许多委员认为没有必要为此专门召开临时会议。
蒋介石为何看中胡适做总统？这主要是迫于国外压力，以赢得美国好感。1948年3月30日早上，蒋介石约见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请王探询胡适的态度，表示如胡同意作总统候选人，自己将任行政院院长辅佐。胡适与王世杰是老朋友，听后有些心动，但又怕自己的性格不能充分和蒋的性格协调而犹豫不决。经过一天的考虑，胡适决定接受，表示：“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的自信力。”可见，胡适对于这个“管大印”的总统之位还是有些动心的。蒋介石曾宣布不参加总统竞选
胡适毕竟与蒋介石交往多年，知道做事要留有余地，便请王转告蒋：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蒋介石得知胡适同意后，虽知将遇到党内阻力，但仍“自信非贯彻此一主张，则无法建国，且‘剿共’军事亦难成功也”，并在3月31日日记中写下“研究推胡适任总统之得失与国家之利害，革命之成效，皆作彻底之考虑，乃下决心”。
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蒋介石深夜约见有些犹豫的胡适，希望他不要多虑。胡适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邸谈了很久。他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说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他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我，他自己当行政院长，或者由他当总统，要我担任行政院长。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
蒋介石放弃总统竞选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以身作则”，做出以军人不参选表率，要求李宗仁、程潜等军事实力派人物放弃副总统角逐。但李、程二人均表示不放弃，特别李宗仁更是铁了心地要当副总统。蒋介石的“垂范”没有发挥作用，似乎有点后悔“偷鸡不成蚀把米”，对自己的“高姿态”也开始有点后悔了。
4月4日上午，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蒋介石表示不做总统候选人，要推举党外人士，并提出总统候选人须具备五个条件：守法；有民主精神；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虽没说出具体姓名，大家也都不难猜出对号入座的是胡适。
会场热闹起来。居正、于右任等人坚持要求蒋介石竞选总统，也有人借此赞颂蒋介石“高风亮节”，支持其不参选。阎锡山从山西致电建议总统一职选一元老出任，总裁亲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以向国人宣示破釜沉舟、完成“剿共”决心。
蒋介石还表示：“余再作结论，并警告全会，如全会不能贯彻余之主张，则‘剿匪’不能成功，而本党且将于二年内蹈袭民国二年整个失败之悲运矣。”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令人难以猜透，连跟班多年的“资深吹鼓手”吴稚晖都拿捏不准，与罗家伦等人支持蒋介石不竞选总统。两派争论，蒋介石有些不耐烦。会议最后决定，总统提名之事交由次日召开的中常会研讨决定。“行宪国大”期间，国防部、行政院两新闻局联合举行蒋主席影展四、参选总统 “众望所归顺民意”
蒋介石不参选总统的态度在随着事态变化而变化着。一位嫡系老部下晋见蒋介石表示绝对服从后，在回答“什么人可以做总统”时，竟然答道：“参选副总统的李宗仁、程潜、孙科都可以。”蒋介石听后为之一惊。
蒋介石想到如果自己放弃总统竞选，党外同志也不愿合作，而非推党内同志时，也就是说除自己和胡适之外，要从党内选人，那就很可能是李宗仁了。这绝对是一个最坏的局面。蒋介石开始想要走上前台参选总统了，但因为早已有言在先，出尔反尔有失威信，就只好等着党内“决定”了。
1948年4月5日下午，中央常务委员会依照临时中全会决议召开会议，出席55人，列席23人。孙科担任会议主席，蒋介石没有到会。“御厨”张群发言传递出蒋介石表示尊重中常会研究讨论的结果。
何浩若、吴忠信、程天放、张群、谷正纲、孙科、陈布雷、戴季陶、朱家骅等22人先后发言，是否接受蒋介石主张，双方各据其词，气氛紧张。
赞成者认为：总裁已考虑再三，应尊重其意愿，也难以改变其决心；总裁谦让，可以树立良好模范；总裁若能参选总统，可以专心致力于“戡乱”工作。
反对者认为：总裁是国家领袖，在艰难时刻出任总统方能安定人心，扭转战局；担任总统才能更好负责军事；如果通过总裁谦让的主张，由他人候选，结果很可能不如总裁期望。
与会者贺衷寒、黄宇仁等三青团人士主张接受蒋之意见，以转变不满政府与蒋者。陈果夫、陈立夫等党中干部以为蒋必出任。大家在争论中渐渐领悟出蒋介石放弃参选总统的原因与《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总统职权有关。
戴季陶心里清楚：蒋介石的“谦让”是做给美国人看的，也是对部下忠诚度的检验。戴季陶面对纷乱场面，以其地位及与蒋的特殊关系一锤定音：“你们真是不懂政治，不顾大局！非蒋介石当总统不可！”接着力言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会议最后建议提请蒋介石为候选人，同时提议修宪，给予总统更大权力。
蒋介石被众人“劝驾”，“顺从”地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总统候选人提名。1948年4月在“国民大会”会场外请愿要求弹劾蒋介石的青年五、如愿以偿 高票当选当总统
蒋介石觉得自己食言，有些对不住胡适，派王世杰代为看望并表达歉意。胡适如释重负。4月8日，蒋介石专门约请胡适到主席官邸吃饭表示歉意。蒋说：“我的建议是在庐山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我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很诚恳地回答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介石希望胡适出面组织一个政党，参与政治。胡适表示不感兴趣，回答说：“我不配组党，但有一个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蒋介石唯恐大权不集中，哪里还能容忍党内再分化呢？
据说，蒋介石还有意要拉胡适和他一起竞选总统。但是，蒋中正、胡适之两个名字排在一起，意思是“蒋介石往哪里跑”，这对当时国共大决战中已处于劣势的国民党蒋介石来说，是很不吉利的。胡适不但没能参选总统，连副总统也没有参选。
胡适没有当上总统，政治上依旧延续对蒋介石的支持，与吴稚晖、于右任、梅贻琦、顾毓琇、王云五等200余名代表首先发起签署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其他代表分别签署。至4月16日，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的有2489人，提名居正为总统候选人的有109人，经检查后公告。既然是选举，总不能只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吧？好在有居正陪选。
另有一绥远代表也想参选总统，还印了大批宣传品，逢人就散发，其中《竞选总统施政纲领》中提出：确定春夏秋冬之岁时，定为国历，以西历为外交历；迁都到北京；三民主义实行国家负责经济，民主负责政治，使人有饭吃，青年有书读，壮者有职业，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解决人民生活问题，消灭乱窃盗贼之困，忠实为全国同胞当公仆。普选为民主时代特征，但这无名之辈竞选总统，在当时实为笑资。
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总统依法行使如下职权：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宣布法律，发布命令；行使缔结条约及宣战、媾和之权；公布戒严；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议之权；任免文武官员；授予荣典；国家遇有天灾人祸或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时发布紧急命令之权；解决院与院之间争执问题。尽管总统权力十分广泛，但要受立法院的限制，这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4月18日，大会通过了王世杰、莫德惠、胡适、谷正纲等721名代表提出的《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解除了宪法对总统的一些限制，明确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经行政院会议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有关条款限制。这就为总统实行独裁开了方便之门。“行宪国大”选举总统会场
4月19日，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总统选举大会，出席代表2734人。蒋介石以2430票远远高于居正的269票，毫无悬念地当选行宪首任总统。除去有效的这2699张选票外，还有35张废票，从这些废票中可以看出一些代表的态度。
当时选票正面印有“蒋中正”、“居正”两个名字，要求代表在二人中的一人名字上面画个圈，才能有效。画歪了、画多了、写了其他字，都算无效。这35张废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约有两张空白，未画圈、也未写字，表示弃权；有的人在蒋中正、居正的名上都画圈，表示兼爱；有一张，在居正名字中间加了个“不”字，成了“居不正”，算是发泄；有一张，圆圈画在蒋中正三字之上，但大圈圈里还有小圈圈；有几张圆圈画在下面，或画在名字之上，不规范；有一张，硬在蒋中正之前写上“孙文”二字，并在上面画圈，算是缅怀孙先生；还有的选票，在蒋中正与居正上面，各打“×”。从这些废票中，也可反映出一些“民意”。投票结束后，监票员开箱检票蒋介石高票当选总统蒋介石夫妇在主席台上蒋介石接受总统证书六、悔改初衷 好梦难圆再下野
5月20日，是蒋介石正式就任总统的好日子，但他没有一点好心情：“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日之甚，每念国家前途、人民苦痛以及革命责任，惶惑不能自解，当选以来，无时不作辞退之想，而今日就职更切辞职之念矣。……党员之跋扈嚣张，只顾争权夺利而不能存有革命历史与民族利益之存在也。党纪扫地，党性荡然，如何能维持现局，战胜‘共匪’，无奈只有决心辞职下野之一途而已。”
圆了“总统梦”的蒋介石很快就从梦中惊醒，战局的发展十分不利，开始后悔当总统了。6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安对张治中说：“从四月到现在，是最黑暗的局面。症结就在我当了总统，我在庐山已决定不当总统，希望胡适之出来当选。这是一种转机，一个重大的关键，能够照我的愿望做到便好了！但是大家不赞成这样做，这是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是一时挽转不过来的。”
解放军经过三大战役，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东北、华东、中原地区已经被共产党部队占领。蒋介石的“败象”早就给美国人看出来了。美国在华官员们的报告中，详细揭示了蒋介石种种劣迹和南京政府的腐败现象。美国驻华大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提出请李宗仁接替蒋介石的建议，并开始与桂系秘密制订计划。
李宗仁等人知道蒋介石主张与共产党决战到底，但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又不被共产党看成和谈对象，正处于战不能胜、和没人谈的尴尬局面。美国也公开出面逼蒋下野。12月25日，司徒雷登亲自出马到蒋介石官邸劝其下野。宋美龄在美国争取美援依然没有进展。没有夫人陪伴的蒋介石渡过了一生中最难过的圣诞节。
面对桂系逼宫，蒋介石不但表示“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绝不接受任何方面压力，还曾密令军统特务暗杀李宗仁，后觉不妥而撤销行动。
形势对蒋愈加不利。1949年1月17日，司徒雷登对李宗仁明确表示，如果一周内蒋介石不肯下台，美国政府将支持李宗仁到武汉发表主张和平的声明。
蒋介石看到美国的态度如此，知道是该下台的时候了。1月21日上午，蒋介石在美龄宫三楼基督凯歌堂默祷告辞；中午，宴约五院院长，表示辞行之意；下午两点，在憩庐官邸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表示引退，“让德邻（李宗仁）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并且“五年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李宗仁在接职文稿上签字后，会议结束。当天，南京中央社正式播发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文告。下午四点十分，蒋介石面容憔悴，穿上那浅色长袍、深色马褂，一手拄着拐杖，与送行的官员一一握手后，携宋美龄登上“美龄”号专机，往东南方向飞去。他知道这一去很难再回来了。蒋介石恼羞成怒，对当初劝驾的人抱怨道：“当初自己不愿当总统，就是你们这些人硬将我推上总统宝座，这是个天大的错误，才搞到这种局面！”蒋介石的这次总统任职只有九个月。
李宗仁如愿成了“代总统”。白崇禧不愧为“小诸葛”，早有预言“要当就当‘真皇帝’，如果‘代理’则将一事无成”。李宗仁上任后很快就知道了有职无权的滋味。1948年5月“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在总统府办公室批阅公文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离京前告别1948年蒋介石、李宗仁和司徒雷登等人看上去相谈甚欢七、兵败大陆 复职“总统”居一隅
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就在李宗仁的副总统办公室对面，虽然空着，李宗仁始终都没搬过去。李宗仁还是常在傅厚岗官邸办公。过去他是不想与老蒋碰面，现在是看到老蒋的空位子都不舒服。蒋介石的戎装照还挂在总统办公室墙上，就像是幽灵一样，掌控着一切。
蒋介石在溪口频频会见国民党军政领导，对军事、政治、经济、人事仍在掌控。来溪口的国民党将领络绎不绝，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林蔚文、李弥、阎锡山、刘斐、刘安琪、袁守谦、熊笑三、万耀煌、陈诚、宋希濂、关麟征、俞大维、周至柔、胡宗南等，溪口俨然才是军事指挥中心。李宗仁请阎锡山和居正带信到溪口，表示对蒋干扰和谈的不满。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李宗仁离开南京后，没有随国府迁粤到广州履职，而是赴桂林老家闲居，向蒋提出条件。蒋介石在阎锡山等人调解下表示“一切权力交出，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李宗仁继续收拾着残局。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指挥着顽抗。国民党在大陆的地盘不断缩小。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蒋介石出访菲、韩后于7月14日飞抵广州，任“非常委员会主席”。蒋、李关系日益紧张。张发奎还曾劝李宗仁“把蒋介石扣起来”。李宗仁没有扣留蒋介石，却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教训指责了老蒋一番。一向只会教训人的老蒋面对诘责，只能默默聆听。8月，蒋介石在台湾成立“总裁办公室”，负责实际指挥。
蒋介石离粤返台后，又两次赴粤指挥防务，但一点没有减缓溃败速度。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政府又迁到了重庆，后又迁至成都。李宗仁面对败局，既不辞职，也不表示退意，以“治病求医”为名一走了之，去了美国。蒋介石负隅顽抗，于12月10日午后，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专机离蓉赴台。
由于李宗仁移居美国，又未宣布放弃“代总统”之职，这就给蒋介石的复出制造了“法律”上的障碍。为了清除这种障碍，1950年2月12日，国民党监察院为了替蒋介石的复职制造“法理”上的依据，提请台湾“国民大会”弹劾李宗仁。许多“国大”代表请议决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3月1日，蒋介石“不负众望”重新上台，宣布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后改“宪法”而成为终身“总统”。但这个“总统”只不过是个地方行政长官而已。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任‘总统’”第二章李宗仁的“副总统”历程相对于蒋介石对总统之位的“蓄谋已久”，李宗仁的参选副总统可以说是“心血来潮”，桂系同僚最初大多反对，认为胜算不大，但李宗仁却胸有成竹。那么，李宗仁为什么坚决参加“激烈”的副总统竞选呢？李宗仁又是如何“险胜”对手的呢？一、李宗仁为何参选副总统
1947年10月，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就有了参选副总统的想法，在给黄绍竑的信中主要阐述了三条竞选副总统的理由：第一，北伐初期国民革命仅有八个军，李宗仁就已是战斗力较强的第七军军长，后来又当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而当时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要做总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国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宣布不参加竞选，并已答应帮助李宗仁参选，因此按资历就没有人可同李竞选副总统。第二，李宗仁认为蒋介石的主政必然失败，如竞选成功，就有机会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第三，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也好有借口离开北平。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
桂系的白崇禧、黄绍竑等巨头最初均认为参选徒有虚名的“副总统”一职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还会激化与蒋介石的矛盾，对于桂系的生存发展也将极为不利。他们担心李宗仁此举很可能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因此建议李宗仁去竞选“监察院院长”，以免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但李宗仁说：“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
李宗仁信心十足地参加竞选，原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已反感蒋介石，准备“换马”，转而支持李宗仁。同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对南京政府进行调查，调查期间专程去北平与李宗仁“长谈”。一个月后，魏德迈在离华前夕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贪婪无能”，“麻木不仁”，“令人气馁心灰”，并表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和道德精神上的新生”。
魏德迈走后不久，司徒雷登又以调查清华、燕京及北大学生思想状况为名，专门从南京去北平作了一次“旅行”。9月8日，司徒雷登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称：“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由此可见，此时的司徒雷登已经向美国政府举荐李宗仁，用以取代蒋介石。而且司徒雷登还向李宗仁表示，他已通过美国军方的渠道，为其参选副总统提供更大空间的协助和支持。
据程思远回忆：“李宗仁所以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当时，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资望已日趋式微”，而李宗仁“资望日高”，因此便将“注意力从蒋介石转移到李宗仁了”。李宗仁备受鼓舞，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竞选如成功，即有机会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也就是说，李宗仁要在“副总统”的位子上等待机会，准备从蒋介石的手中接收国民党的军政大权。
李宗仁装模作样地按“程序”征询蒋介石意见。蒋介石最初也没在意，表示无异议。蒋介石曾私下表示对副总统的要求是：一位文人，因自己是武人；是北方人，因自己是南方人。看来当时蒋介石当时已将总统视为囊中之物了。凭这两点，许多人想到的是胡适。
1948年1月8日，李宗仁率先对外界宣布了其竞选意向，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措。3月11日，李宗仁在中南海北平行辕正式宣布参加竞选，允诺以实现民主改革为其竞选纲领。这个纲领吸引了不少对蒋介石统治感到绝望的人。因此，“一切不满于政府分子”均结集在李宗仁周围。李宗仁为积极开展竞选副总统的活动，在北平和南京先后成立了竞选事务委员会。
白崇禧见李宗仁主意已定，也就不再阻拦，并拉来黄绍竑主持李的“助选委员会”。黄绍竑虽在1930年中原大战败北后脱离广西进入中央政府，时任监察院副院长，但与李、白私交依旧，寄蒋篱下本出无奈，久盼重展抱负。黄较李宗仁小几岁，头脑清楚，精力旺盛，且果敢能断，处理政事极有条理，为政坛中纵横捭阖的能手，李、白让黄负责竞选事务，堪称用人得当。这样，桂系三巨头再度一齐出动，摆出了大干一番的架势，拉开了副总统竞选序幕。1948年，李宗仁和“小诸葛”白崇禧二、蒋介石支持孙科
紧随李宗仁之后，国民党内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和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也宣布参加竞选。此外，社会贤达莫德惠和民社党的徐傅霖也相继加入竞选行列。
蒋介石忽然发现，在参与竞选“副总统”的各位候选人中，论实力和影响，恐怕没有谁是李宗仁的对手，因有“自由竞选”之言在先，不便立即公开反对，只好另作打算。如果李宗仁就此当选，桂系实力和影响势必进一步大增，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蒋介石为了阻止李宗仁当选，极力鼓动孙科参加竞选。
蒋介石长期认为，国民党内存在三股“山头”势力：两广、两湖和江浙势力。蒋介石之所以选择孙科，是因为：一则孙科是孙中山之子，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二则“总统”一职，非蒋莫属，蒋桂矛盾一向较深，孙科也曾多次反蒋，蒋孙搭档，化敌为盟；三则孙为粤人，粤人拥孙，两广分化，李失粤援，自易失败。
但孙科却对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不感兴趣，认为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摆设，一心只想当“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李宗仁也曾有心征询意见，孙科也明确表示“无意参加竞选”。
1948年3月间，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两次去找孙科，要其出面参加副总统角逐，为孙科婉辞推托。3月16日，蒋亲自出面劝驾，孙也就不再坚持，表示“愿意听从党的指示”，于3月25日正式宣布参加竞选，并公开表示：“我要是放弃‘副总统’的竞选，就对不起蒋主席了。”一时间，本不为人看好的“副总统”竞选开始热闹起来。许多人认为孙科有老蒋支持，胜算较大，但并非如“总统选举”般没有悬念。
李宗仁乐观地认为自己有几大优势：广西、安徽两省数年来为桂系“一统天下”，基本选票已无问题，并可支持庞大的竞选开支；且在北平、华北一带享有盛誉，在教育、金融方面关系融洽，据《北平日报》民意测验，李的得票将远远高于其他候选人；阎锡山不参加竞选，并答应尽力帮忙，晋绥两省也有把握，另上海、东北、湖北、广东方面也会有支持；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部长，与各省军人均有联系，白又为回族人，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同族甚多，黄绍竑几年来在中央各部也都有不少人情关系，均能拉得不少选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美国的支持。
李宗仁在南京、上海各种场合上发表竞选演说。桂系全班助选人马在原桂系骨干所办的重庆安乐酒家安下了竞选大本营，专门成立一套竞选班子，以打赢这场“战役”。大本营下设总务、财务、交际、宣传、情报各部。桂系要员统统出动，邱昌渭、黄雪邨、刘士毅、程思远、张岳灵、韦贽唐、李扬等少壮派名角分别担任各部负责人，黄绍竑为助选班子“总参谋长”，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环集左右。决策机关另设于离国民政府不远的白崇禧公馆，规定每晚8时，助选各部负责人都到大本营报告情况，商定次日行动方针，而后分头进行。
桂系这边摆开了阵势，孙科那边也不示弱。孙科将龙门餐厅作为助选人马驻扎之地，从早到晚，餐厅内“国大”代表、新闻记者络绎不绝，因为到这里不仅能听到内幕新闻，还能饱餐一顿美味佳肴。许多人为了揩油一顿饭，不免经常光顾，当当听取竞选演说的听众。然而，由于孙参加竞选出于蒋的指使，其竞选主张并无什么精彩之处。
除孙科外，参加“副总统”角逐的程潜、于右任两人均为国民党元老，分别有两湖、西北方面的支持。两位非国民党籍候选人徐傅霖、莫德惠态度谦和，一再声明“凑凑热闹而已”，有时还补上一句“希望别人当选”。
程潜的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宣称：“最后胜利必归于最不雄辩然最诚实的人。”程潜的诗集也在“国大”代表中广为散发，诩之为“以文会友，融洽感情”。于右任则在“国大”会场挂上了自己的巨幅美髯像。于右任写得一手好字，屡赠“国大”代表“为万世开太平”的亲笔大字条幅。
为了拉票，每位候选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副总统候选人李宗仁副总统候选人徐傅霖副总统候选人孙科副总统候选人莫德惠副总统候选人程潜副总统候选人于右任“行宪国大”公告副总统候选人名单孙科是竞选副总统的热门人选“行宪国大”期间，副总统候选人李宗仁（左二）、孙科（左三）与“国大”代表薛岳（左一）等走出会场三、竞选白热化
1948年3月底，“国大”开幕之际，副总统的竞选活动已进入白热化，其中尤以桂系声势夺人。蒋介石历来对异己采取吞并、排斥和限制的方针，对李宗仁出面竞选本已十分不满，如今见桂系咄咄逼人，不满中更添焦虑。
为确保孙科能够当选，蒋介石“以身则作”表示不参选总统。4月3日，蒋介石以“军人不应竞选，免蹈民国初年军人把持政治之覆辙”为由，要求李宗仁、程潜停止竞选，但遭拒绝。这反而更加激发李宗仁的参选决心。
4月4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采取政党提名方式产生，企图借以取消李宗仁的竞选资格，但又遭到李宗仁、程潜、于右任和多数中执委的反对。最后，蒋介石只好让步，同意本届选举“本党不决定候选人，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
蒋介石转而“顺从民意”地成为总统候选人，4月19日顺利当选后，主要精力开始全力关注副总统的竞选。4月20日，“国民大会”主席团正式公告副总统联署提名情况为：孙科540人，于右任512人，李宗仁479人，程潜238人，莫德惠211人，徐傅霖132人。孙科列为首位，竞争白热化。
孙科有蒋介石的强力支持，黄埔系及CC系所控制的各级党部，利用党部、黄埔同学会以及其他党政军各机关，向“国大”代表们威胁利诱。凡投孙科票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不愿合作的，对将来前途必有不利影响。
从4月20日起，李宗仁在南京的安乐酒家开丰盛的流水席，宴请各省的“国大”代表，在那里作竞选演说，拉选票。孙科干脆以龙门酒家作大本营，大宴各省“国大”代表，凡戴“国大”徽章的人，不论早、午、晚饭，一律免费招待，中西餐随便。当时南京有句话：“安乐龙门，代表最盘桓。”短短几天，李宗仁共花去招待金条一千多根（合金子一万两）；孙科用去的钱自然也不在少数，不过不用自掏腰包，有蒋介石为之支付。
程潜、于右任和莫德惠、徐傅霖，没有李宗仁、孙科阔绰，但对各省头面人物也多多少少地请了酒席。除请吃喝外，南京的新都、大华几家大电影院亦每日有包场招待代表，戏院、舞厅每日有专场为代表开放。“国大”代表证成为吃喝玩乐的优待凭证。1948年4月国民大会期间，南京街头副总统参选人孙科宣传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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