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重庆市渝北区文物管理所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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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古韵试读：
凡例
一、《渝北古韵》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记述渝北区的文物及文物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书收录的文物，是渝北区境内现存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他文物和馆藏文物精品，其时限由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文物发现或发掘时间一般限2010年年底前。
三、本书分概述（概述包括渝北自然概况、建置沿革和历史文化概述）、不可移动文物、渝北古镇、可移动文物，共四章，最后是附录。
四、体裁以述、志、记、表、图、录等诸体并作：述，提要；志，叙事；记，大事记；表，统计；图，图片、照片；录，收录非著述性资料。
五、各章内容一般依时代或类别分目。每章正文前对本章内容作概括说明。人物记述：文物中涉及的重要人物，在文中写出相应情况，不单列传。
六、中华民国前用中国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前的年代加“前”，公元后三位数年代加“公元”，四位数年代不加“公元”二字，如“清道光二十年（1840）”。民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公历用阿拉伯数字，农历用汉字。
七、文物的尺寸、重量以国家规定的法定计理为准。行文中使用数字时，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书一般使用国务院1956年正式公布的简化字。为了方便读者，有关章节中的古文字使用繁体字或依其原貌写出。铭刻或古文字中原缺损者用“□”标示。大事记略记，正文详记。正文中交叉时，主要记述处详记。
九、区划一般以现在的镇（街道）区划为准。大事记中，为保持历史原貌，则以当时的区划为准。
十、本书收录的文物，一般标明其所在地或收藏处，以便研究者查考。
十一、本书不可移动文物资料以渝北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档案为准，另有新发现，以新资料为准。一、自然概况
渝北区位于重庆市主城区东北部，长江北岸与嘉陵江东岸的三角地带，地跨东经106°27′30″—106°57′58″，北纬29°34′45″—30°07′22″，面积约为1452平方千米，区人民政府驻两路街道。北与四川省广安地区华蓥市、邻水县交界，东与重庆市长寿区接壤，南与重庆市江北区毗邻并同巴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隔江相望，西与重庆市北碚区、合川区相邻。
地质构造形态组合分两种类型褶皱束，主要有3条背斜，西部以龙王洞背斜为主，属华蓥山帚状褶皱束；东部为铜锣峡背斜和明月峡背斜，属宣汉重庆平行褶皱束。褶皱带呈东北东向展布，狭长不对称，褶皱紧密，向斜宽，背斜窄，断裂较小。龙王洞背斜与铜锣峡背斜间为江北向斜，铜锣峡背斜与明月峡背斜间为石船向斜。
地层岩性属沉积岩广泛发育区，出露地层总厚3416～4478米。其中侏罗系分布最广，约占73％；三叠系次之，约占21％；二叠系出露面积仅在区境东北及西北的背斜高点有少量分布，仅占1％。此外，第四系地层属零星分布于江河两岸。
地处巴渝平行岭谷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全境由华蓥山脉、铜锣山脉、明月山脉的3条西北—东南条状山脉与宽谷丘陵交互组成平行岭谷景观；北部山地海拔1460～800米，中部一般800～450米，东南部450～155米；西部有后河流入嘉陵江，嘉陵江沿西南边境经过。中、东部有寸滩河、朝阳河、长堰溪、温塘河、西河、东河、御临河和长江等河流，长江于区境东南方自西向东流过。
自然资源丰富，现有野生动物87种，其中哺乳动物19种、鳞介类21种、野禽类40种、爬虫类7种，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锦鸡、鲟鱼等。现有野生植物97科219属326种，其中有野生中药材132种，用材林木主要有松、柏、杉、栗、青杠、枫、樟、楠和各种阔叶林木，经济林木主要有柑橘、柚、梨、桃、苹果、樱桃、枇杷、核桃、桑、茶、竹等。
水资源丰富，地表水除长江、嘉陵江过境水外，御临河常年过境水量约为71710万立方米，区域常年平均降水量约8亿立方米。地下水有碳酸盐岩溶水、碎屑岩孔隙裂水、基岩（红层）裂隙水和松散堆积孔隙水四大类，总量近1亿立方米。水利资源理论蕴藏量28000千瓦，可开发利用约14000千瓦。
矿产资源主要有煤、天然气、硫铁矿、砂金、含钾凝灰岩、石灰岩、石英砂、陶土、瓷土、耐火黏土等十余种，均有不同程度开采。
全区气候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年平均气温为17.1°C，日照1341.1小时，降水量1150.7毫米，无霜期319天。具有冬暖、春旱、初夏多雨、盛夏多伏旱、秋短多阴雨，雨热同季，无霜期长，湿度大、风力小、云雾多、日照少的特点。
区内民族众多，现有汉、藏、土家、回、壮、苗、白、朝鲜、瑶、侗、彝、满、布依、羌、拉祜、傣、蒙古、哈尼18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数量的99％。据2010年人口普查，区内常住人口总数约为1345400人。二、建置沿革
地境商周时期俱属巴国。
周慎靓王五年（前316），秦灭巴，于原巴国领地设巴郡，筑江州城，置江州县，区境大部属之，直至南朝·宋（公元479）。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名，巴郡属益州刺史部（简称“益州”）。
南朝·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新置巴州，分益州之巴郡属之，州治在今奉节白帝城。同时，将原巴郡之垫江县置为东宕渠郡，仍属益州。而将巴郡之江州县析置为江州和垫江县，迁江州县治于今江津顺江，而以原江州县治为垫江县治。故区境大部属垫江县。
区境东部洛碛地区秦起属巴郡之枳县。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因以原枳县治（今涪陵）为涪陵郡治，故迁巴郡之枳县治于邻溪口（今洛碛），曾一度设枳城郡，寻废。
北周武成三年（公元561），改垫江县为巴县，并省枳县入巴县，区境俱属巴县，直至清代。
巴县先后隶巴州、楚州、巴郡、渝州、恭州、重庆府、南平郡、重庆路等。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始得名。
明代，巴县置江北镇，以今江北城为镇治。
清乾隆十九年（1754），重庆府同知署迁往江北镇。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将巴县长江以北的义里、礼里、仁里上六甲，即今两江三角地区划出，史称“江巴分治”，专设理民同知，置江北理民府，亦称江北厅，隶属重庆府，以江北城为厅治。
中华民国二年（1913），民国政府改江北厅为江北县，治所仍为江北城，属四川省川东道。
中华民国军阀混战时期（1921—1935），先后属军阀杨森和刘湘的防区。国统时期（1935—1949）属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永川县永昌镇。
1949年11月30日，江北县解放，属川东行署璧山专区，后属江津专区及永川地区。1976年1月归重庆市管辖。
1994年12月17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94〕138号）撤销江北县，设立重庆市渝北区。
现区辖两路、双龙湖、双凤桥、王家、龙溪、龙山、龙塔、回兴、悦来、鸳鸯、翠云、人和、天宫殿、礼嘉、大竹林、宝圣湖、康美、金山街道，玉峰山、木耳、兴隆、茨竹、大湾、古路、石船、统景、大盛、龙兴、洛碛镇。现区共有89个居民委员会、240个村民委员会。
2000年成立北部新区，鸳鸯、翠云、人和、天宫殿、礼嘉、大竹林、康美、金山街道归其管理。
2010年成立两江新区，渝北区两路、双龙湖、双凤桥、王家、龙溪、龙山、龙塔、回兴、悦来、鸳鸯、翠云、人和、天宫殿、礼嘉、大竹林、宝圣湖、康美、金山街道，玉峰山、木耳、古路、石船、龙兴镇属两江新区范围。 三、渝北区历史文化概述
根据考古资料分析，在旧石器时代渝北两江沿江阶地就有人类活动，筑有零星原始村落。他们以采集、渔猎为主，同时也利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粗放的原始农业生产。在洛碛地区采集到近百件石器，有斧、锛、锄、耜、网坠，是古代文化的重要体现。在礼嘉街道白马村三级阶地发现旧石器时代石器，但需做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以了解这一区域远古人类的活动规律、石器加工等社会经济形态。
在洛碛沿江阶地，由石柱坝遗址、新房子遗址、长土遗址、金塘遗址组成的遗址群，面积数十万平方米，有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
春秋时，由于受楚国的紧逼，巴人西进，进入川东及重庆地区。战国时，作为巴族中最有影响的白虎巴人，溯长江而上到达江州（今重庆渝中半岛），并以此为都，确立巴国的政治地位。巴人西进，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在先巴文明的基础上，巴人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丰富地方内涵的巴文化。
渝北两江沿江地带及御临河地区是巴人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御临河岸的大盛镇有战国时巴人的墓葬，出土了巴式铜器多件；洛碛战国晚期墓葬亦出土有巴文化和楚文化的随葬品。
在洛碛赵家湾发现的战国晚期墓葬，距今有2300多年，为大型岩坑木椁墓。出土的40余件陪葬物品中，既有代表巴文化的戈、剑、玉璧、玉璜，也有代表楚文化的戈柲冒、立鸟饰等。该墓是重庆主城规模最大的战国墓葬，其规格比涪陵巴王墓规格还高，墓主身份极有可能是晚期巴人的上层贵族，甚至可能更高。该陪葬物品呈现出巴、楚文化的融合现象，为研究战国晚期巴、楚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汉代文化遗迹在我区分布范围广，有较多汉代墓地被发现，出土了丰富的文物。在长江、嘉陵江、御临河沿岸发现一定数量的汉代砖室墓、石室墓。1987年，在战斗村墓地清理中，出土汉代陶俑等文物数十件。1988年，在回兴石盘河发现汉代石室墓，出土文物数件，其中有五雏铜镜。1998年，老锅厂墓地被洪水冲塌，出土汉代铜釜、铁钺、陶壶、陶瓮、陶罐等文物十多件。在江北向斜、石船向斜丘陵地带发现大量东汉至六朝崖墓。这些墓葬的发现及丰富文物的出土，是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说明在这个地区，从汉代起已有一定规模的人群聚居。这些墓葬是研究当时社会形态的重要实物资料，有利于深入探究巴文化的发展与消亡、巴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等问题。
东汉时，江州县治曾一度迁治到江北嘴，建柑橘宫，史称北府城。21世纪初，在江北城的考古工作中，于江北嘴至刘家台一带发现的大量汉代建筑遗迹遗物，应与柑橘宫有关。
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因以原枳县治（今涪陵）为涪陵郡治，故迁枳县治于邻溪口（今洛碛），曾一度设枳城郡，寻废。宋《太平寰宇记·江南道涪州》所引《四夷县道记》：“桓元子定蜀，别立枳县于郡东北一十里（应为一百一十里）邻溪口。”据《蜀水经》记载，御临河原名邻水，亦有可能称为邻溪，今洛碛地理位置与之相符。洛碛镇原有“枳邑旧址”石坊，坊上镌刻有“枳邑旧址”，相传为明代王应熊书，后石坊被毁。
洛碛鹿背溪清末出土《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枳杨府君之神道》碑，题“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枳杨府君之神道。君讳阳，字世明，涪陵太守之曾孙。隆安三年岁在己亥十月十一日立”。为归安姚觐元收购，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姚觐元，浙江归安（吴兴，今湖州）人，清代学者，文献家，为道光时举人，清光绪时出任川东道。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冯时行出生于恭州巴县之乐碛（今渝北区洛碛）。
冯时行（1101—1163），字当可，号缙云。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调江原县丞，知眉州丹棱县。高宗绍兴八年（1138），以政优召对，因反对和议，出知万州。绍兴十一年，又因不附秦桧免官，遂居缙云山中，授徒讲学。桧死，绍兴二十七年起知蓬州，绍兴二十九年，知黎州，绍兴三十一年，知彭州，擢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孝宗隆兴元年（1163），卒于任。著有《缙云集》四十三卷，已散佚，明嘉靖中李玺刊为《缙云先生文集》四卷。
今洛碛，有状元府、“缙云故里”坊门和状元井（八角井），现八角井尚存。
宋末，为防御蒙古军队南下，宋朝军民在嘉陵江和长江沿线修筑众多的山城，形成了山城防御体系。彭大雅出任重庆知府时，为防御之需，竭尽全力拓修重庆城，向北扩至嘉陵江边，向西扩至今临江门、通远门一线，奠定了此后直至明清重庆古城的大致格局。
南宋淳祐四年（1244），余玠修合川钓鱼城，同时于渝北翠云山修筑多功城，拱卫重庆。咸淳六年（1270），朱祀孙重新修筑，西门券顶“端明殿大学士大夫四川安抚制置使朱祀孙建”，后又经明清两朝多次维修。钓鱼城和多功城等城寨构成了南宋时期重庆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是重庆军民坚持抗元斗争的有力屏障和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00年9月，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元末，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原属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七月，明玉珍在重庆称为“陇蜀王”，仍奉“宋”为国号。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在重庆称皇帝，国号“夏”，改元“天统”，以重庆为国都，正式建立了大夏政权，历时9年。明洪武四年（1371）被朱元璋所灭。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玉珍病故，其墓史称壑陵，在重庆市江北区（原江北县城）上横街，于1982年3月底在重庆织布厂施工中被发现。随葬器物除银杯一只、银锭二枚外，其余全是衣物等丝织品，有明器9件、袍服衣裙7件、袍料14段。墓中出土的玄宫之碑记述了明玉珍元末起兵和建立大夏政权的经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明玉珍定都重庆后，派部将张昆驻守玉皇岒（今渝北张关老君山），后人纪其德业，将他驻守的关隘称为张关。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蹇义出生在巴县（今渝北区大竹林街道）凤居沱。
蹇义（1364—1435），中国明初五朝备享恩荣的重臣，字宜之，初名瑢。明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授中书舍人。因奏事称旨，语言诚实，太祖又喜其诚笃，为之更名“义”，并亲笔御书“义”字颁赐。
惠帝即位，蹇义为吏部右侍郎。
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入继大统，蹇义官迁吏部左侍郎，不久，进尚书。
明永乐二年（1404）兼领太子詹事，深得皇帝、太子倚重，任太子少保、太子少师等职。
明永乐七年（1410）成祖巡狩北京，命辅皇太子监国。满三考，皇帝亲宴于便殿，褒扬备至。因谙熟朝廷典章制度，通达礼仪，军国要务处置皆称上意，故国家军政大事均倚办于他，与户部尚书夏元吉齐名。因得帝宠信，数度奉命兼理其他部事，虽职务众多，仍能应付自如。
明永乐十九年（1422），蹇义分巡应天诸府，访军民疾苦，黜免扰民之文武官吏，上疏条陈数十事奏行。
翌年，成祖听信谗言，怪罪太子，蹇义受牵连入狱，次年获释。
仁宗即位后，以其为国朝元老，兼有监国功劳，愈加倚重。仁宗卒，他力赞修筑献陵宜俭。
宣宗即位后，以其年事已高，命“内参馆阁，外预军机”，朝夕侍于左右从备顾问。并于明宣德七年（1432），赐给其免死牌，准本人免二死，子孙免一死，同时赐府第于故里（今重庆主城）。该府第按王府规制建造，其中堂匾额“一个臣”为御书，其门联“祈天永年天官府，与国休戚国老家”亦为御撰。
英宗即位未逾月，以疾卒。死后追赠太师，谥“忠定”。
蹇义为人朴实，待人以诚，久任吏部尚书，历事五朝。其为政致力于典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对明初政治建设曾起过重要作用。今重庆城天官府、蹇家桥、蹇家巷等街名，即因其人而得。
蹇义逝后葬于今渝北区大竹林街道五云村龙凼山，其墓人称天官坟。2009年12月，蹇义墓为主的蹇氏家族墓地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渝北境内人口分布范围已经遍及全区，从明代墓葬分布情况分析，江北向斜浅丘地带人口密度高于石船向斜地区。
明崇祯十七年（1644），大西军首领张献忠率军第三次入川，攻占重庆。大西军在与明军反复攻守战中，大西抚南将军刘文秀于多功城立营，与明将曾英大战于悦来一带，曾败退重庆城。同时，平东将军孙可望攻占江北嘴，击杀曾等明军将士20万人。安西将军李定国在洛碛插旗山大破秦良玉的白杆军。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四川地区人口锐减。清政府制定一系列措施，鼓励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颁布《招民填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入籍四川的方式主要有奉旨入川、求生存入蜀、经商入蜀、官改籍定居等。整个清初的移民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麻城移民所占比例较高。
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对文化结构是一次大的调整。其持续时间长，从清康熙开始，至清乾隆为止，前后共历时一百年之久。在一个世纪内，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即有约95万人，迁入渝北两江一带的人口约3万人，渝北32个大姓家族，有29个属移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导致了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社会形态进行了一次重塑。社会错综复杂性、文化多元格局与丰富多彩性特点的形成，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却与这场移民运动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渝北区今天的人文特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居民性格的形成，无一不是在这次移民运动中奠定基础。
18世纪末，清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清嘉庆元年（1796）终于爆发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这次规模巨大的起义，历时九年半，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五省，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清政府采取了“坚壁清野”和“寨堡团练”的措施。通过保甲联建和家族自建等形式修筑大量城寨和洞穴，一方面，“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另一方面，广修寨堡、“团练壮丁”，即团练本地壮丁，以乡勇和团勇镇压白莲教起义。
清嘉庆元年（1796），义军女首领王聪儿率部在江北统景地区活动。石船辜寨坪乡民辜兴舟、敖士栋聚千人响应白莲教起义。从清嘉庆三年（1798）到嘉庆七年（1802），白莲教义军多次在区境内活动。
白莲教起义军以宗教迷信作为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武器，没有提出明确、远大的政治纲领，清统治者说他们“并未易衣冠，立国号，不过意图劫掠子女财币，非有谋为不轨叛逆之心，尚无要结人心之术”。由于小农阶层的分散性、狭隘性，使起义军在战略上缺乏长远周密的规划，在组织上分号分股，支派林立，不相统属，缺乏统一的指挥，“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白莲教起义军只有单纯的流动作战，而没有稳定的根据地，这就使清朝统治者的“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政策得以发挥作用，严重地限制和削弱了起义军。尽管起义军勇敢善战、坚强不屈，但最终也扭转不了失败的命运。
清代中晚期，由于官学衰败，书院有较快发展。清嘉庆十一年（1807）江北厅同知张瑞溥带头捐资，于江北城创立嘉陵书院。清道光四年（1824）王家场佛慈寺办崇儒书院。清道光六年（1826），徐兰芳在石船太虚寺创办三益书院，王元享在静观创办养正书院。同光时期厅境内还创立了偏岩书院、逊敏书院、三台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随着废科举、兴学校，所有书院都改为公立小学堂或高等小学堂。
重庆是西南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清代以后，各省商人聚集日渐增多，按籍贯在重庆分别建立会馆。从乾隆年间至光绪十七年（1891），重庆建有九大会馆，即南华宫（广东）、列圣宫（浙江）、天上宫（福建）、禹王宫（湖广）、万寿宫（江西）、江南馆（江南）、三元庙（陕西）、山西馆（山西）、云贵公所。各会馆设首事一人，主持馆务。其职责是维护本省商人权益，参与地方有关各项活动。
洛碛镇在清代中晚期建有大量会馆建筑，有“九宫十八庙”之称，惜今只存南华宫，大多损毁无存。
清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三十一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为商埠。次年三月一日，重庆海关成立，英国人霍伯森担任重庆海关税务司的职务，掌握海关行政和征收关税的大权并兼管港口事务。各国在重庆纷纷设立领事馆，开辟租界，建立“国中之国”。
重庆开埠以后，川江航运逐渐被西方列强控制。随着川江航运权的丧失，西方列强在重庆开设洋行、公司，建立工厂，开采矿山，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将重庆及其影响的地区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民族资本受到严重冲击。从20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1906—1911年达到高潮。在这几年里，随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各省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严重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纷纷成立路矿公会或协会，奔走呼号，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他们要求本省利权为本省人民所有，不允许帝国主义列强染指的呼声响彻全国，其斗争的锋芒既指向掠夺中国利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指向出卖利权的清政府。在斗争中，各省路矿协会互相支援，试图“联合二十二省组织一国民路矿团体”，以便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这表明收回利权运动已由各省分散、自发的斗争，走向逐渐联合的趋势。在斗争激烈的省份，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卷入，形成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运动。
收回利权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以绅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手中，他们对内要求实行宪政，对外主张收回利权。这些人与该省路矿利权的存亡利害攸关，他们不仅是收回利权的倡议者，而且在整个运动中居于代表一省人民的重要地位，直接影响清政府和地方督抚的决策。当交涉陷入僵局时，他们又常常借助广大下层群众的力量对帝国主义或清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达到废除旧约的目的。可是，他们又十分害怕群众斗争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所以他们始终坚持合法手段，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函电请求、据法交涉的范围之内，即所谓“文明抵制”，江北厅路矿权收回斗争就带有明显的“文明抵制”痕迹。他们宁愿忍痛付给帝国主义者以“赎款”，也不愿脱出和平请愿的轨道。资产阶级上层的这种软弱性、妥协性，在斗争尖锐的时刻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江北厅盛产煤，矿脉绵延数百里至合州。早在嘉庆年间，当地商人就竞相开采，创建“五窑六厂”。1904年，英商立德乐见采煤的利润丰厚，遂与四川矿务总局订立合同，取得了江北厅属龙王洞矿区的采矿权和运煤短程铁路的修筑权；接着又兼并了“五窑六厂”，成立了“华英煤铁公司”。公司成立后，任意划分范围、广插标竿，越界侵占了不少田地，因而激起群众公愤。利权的不断丧失，给当地人民以极大的刺激。于是，绅商各界一边筹资自办矿业，以求抵制；一边则展开了收回利权的斗争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全川绅士、海外留学生拍电争执，政府畏葸，不敢谁何，人情汹汹，将酿交涉。”为了抵制华英公司，当地士绅桂荣昌、杨朝杰、赵城壁等于1908年创办江合矿务公司。英商立德乐企图挤垮江合公司，公然捏造伪证，强指江合公司所购石牛沟矿权在其龙王洞矿区之内。重庆英国领事也照会川东道，责令江北厅将石牛沟矿交立德乐开采。江合公司股东忍无可忍，四处奔走呼号，要求官府强力制止，其上书江北厅说：“外人之据我矿地，夺我利权，违约狡谋，祸患日迫，厅境民穷财困，力难与之抗衡，灾受剥肤，无门呼吁，一旦群情激动，终恐酿出衅端。”后来，在川东道陈通声和重庆英领事的监督下，江合与华英两公司代表在重庆直接交涉，时断时续，拖延一年之久。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华英公司代表理屈词穷；立德乐又看到四川民气旺盛，不敢漠视，遂于1909年7月以22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其所占的江北厅各矿转卖给江合公司。江合公司作为民族资本企业，一直经营到民国期间，后收归国有，更名为江北煤矿，现已恢复江合公司之名。
1891年，川商卢干臣等人自日本迁回森昌泰自来火厂（即火柴厂），这是重庆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在江北厅，清光绪十八年（1892），朱元海在溉澜溪创办丰裕火柴厂，侯洋富在礼嘉场开办瑞华砖瓦厂。光绪三十年（1904），英商立德乐开办华英合办煤铁矿务有限公司。当地士绅桂荣昌、杨朝杰、赵城壁等于1908年创办嘉泰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江合矿务公司）。到宣统三年（1911），记有江合、老鹰岩、仁记、天泰、和泰、公和煤厂（矿、公司），鹿蒿、华洋玻璃厂，吉厚祥、复原、蜀华布厂，黻川丝厂等。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1月23日，重庆蜀军政府正式成立，从此，重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革命的一声炮响，轰垮了清王朝，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渝北区（原江北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重庆开展工作的主要地区之一。1919年，中国革命先行者，后来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赴法留学的途中，就曾踏上渝北这片土地。他途经繁华古镇悦来时，曾作短暂停留。
抗战时期，江北迁入各类学校近20所，广泛开展革命活动，动员全民抗日。
解放战争时期，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我党地下工作者开展了不屈的斗争。在江北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众多的革命历史遗迹和可歌可泣的共产党员英雄故事，涌现出以江竹筠、王朴、张伦等为代表的众多革命烈士。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渝北区共调查登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605处。从类型上看，种类丰富，其中古遗址71处、古墓葬268处、古建筑171处、石窟寺及石刻60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3处、其他文物2处。从年代上来看，既有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化石，也有现代的重要代表性建筑，时间跨度大，其中，侏罗纪时期2处、旧石器时代3处、新石器时代1处、商周时期3处、战国时期2处、汉代63处、晋代1处、唐代1处、宋代24处、明代46处、清代424处、中华民国时期22处、新中国成立后13处。一、古遗址
古遗址是指古代人类各种活动留下的遗迹，既包括人类为不同用途所营建的建筑群体，以及范围更大的村寨、城堡、烽燧等各类建筑遗迹；也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利用和加工而遗留的一些场所。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标准，古遗址包括洞穴址、聚落地、城址、窑址、窖藏址、矿冶遗址、古战场、驿站古道遗址、军事设施遗址、桥梁码头遗址、祭祀遗址、水下遗址、水利设施遗址、寺庙遗址、宫殿衙署遗址和其他古遗址共16个子类。
渝北区有古遗址71处，其中聚落址10处、城址2处、窑址1处、窖藏址2处、矿冶遗址2处、驿站古道遗址1处、军事设施遗址40处、寺庙遗址7处、其他古遗址6处。按时代统计，旧石器时代3处、新石器时代1处、商周时代3处、战国时期1处、汉代6处、晋代1处、唐代1处、宋代4处、明代2处、清代49处。（一）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旧石器时代，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地质时代属于上新世晚期至更新世，从距今约300万年开始，延续至距今1万年左右止。旧石器时代时期划分一般采用三分法，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人类体质进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晚期智人阶段。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由于地域和时代不同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渝北区目前共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3处，均为石器采集点，分布在礼嘉街道白马村嘉陵江沿岸的台地上。考古人员在调查中，采集到用河滩砾石加工而成的打制石器标本，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石器及石核等。这一系列石器采集点的发现表明，早在旧石器时期，渝北地区就已经出现人类活动，对研究渝北地区史前文化、了解嘉陵江流域早期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1．龙溪河渡口旧石器采集点。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礼嘉街道白马村八社，地处嘉陵江台地与河漫滩交汇地带，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在台地边沿，发现有打制石器，用砾石加工而成，打击点清晰，放射线明显，多为半成品石器。成品石器发现砍砸器1件，双面保留砾石原面，在一端加工刃部而成石器。龙溪河渡口旧石器采集点全景
2．大堰塘旧石器采集点。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礼嘉街道白马村七社，地处嘉陵江三级台地与河滩交界处的冲沟附近，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在台地垮塌的河滩上，发现石器4件，为河滩砾石加工而成，刃部经过加工，为砍砸器和刮削器。加工方法是先将砾石砸裂，加工成石片，再加工刃部成石片石器。大堰塘旧石器采集点全景
3．赵家院旧石器采集点。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礼嘉街道白马村七社，地处嘉陵江台地与河滩交界的河滩上，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由于江水和雨水的冲刷，台地前部的面积逐渐减小。在河边漫滩上，发现石器标本6件，其中石片石器3件、砍砸器1件、石核2件，同时也发现部分半成品。石器均选用河滩砾石加工而成，石器上的加工疤痕和使用痕迹明显。赵家院旧石器采集点全景（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年代大约从距今1万年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至2000多年不等。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以及出现农业和养畜业是新石器时代的3个基本特征。
目前，在渝北区境内只发现有一处新时期时代文化遗存，位于洛碛镇上坝村的长江沿江台地。考古人员在调查中，于此处发现有大量石器和陶器，石器采用了磨制工艺，反映了较高的石器加工水平。
观音阁石器采集点。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上坝村观音阁，地处长江左岸一、二阶地上，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此点被列为三峡考古发掘项目，考古人员于该处采集到各类石器上百件和大量陶器标本。石器主要采取打琢和磨制制作工艺，类型为有肩石斧、舌形石斧等。一般有肩石斧为石片石器，舌形石斧为砾石石器。该遗址的发现，弥补了渝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中的空白，为研究新石器时期渝北区境内长江沿线的人类活动状况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观音阁石器采集点全景（三）夏商周文化遗址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初步定型的时期，又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古老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时期。从尧舜时代的“天下为公”到启继父位“家天下”局面的出现，从夏朝的建立到商周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中华民族发生了伟大的历史变革，创造出了惊人的文化成就，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开拓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发展之路。全国各地发现了大量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址，对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探索也越来越深入，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渝北区发现有4处夏商周时期遗址，分别位于洛碛镇洛碛村和大盛镇隆仁村，沿长江、御临河的江边台地分布。根据考古工作人员的调查和发掘，遗址中均发现有商周至战国时期的文化层，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夹砂灰陶片等遗物和遗迹。这些遗址的发现及其出土器物表明，早在商周时期，渝北地区沿江地带就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人类活动，这对于研究早期巴文化和渝北区域历史文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1．长土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洛碛村长土，地处长江左岸二级阶地，北接金塘遗址，东望长江，南邻冲沟，西与洛碛镇街道相邻。遗址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00米，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遗址地形平坦，包含大量绳纹夹砂灰陶片等商周时期代表性遗物。长土遗址远眺
2．石柱坝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洛碛村石柱坝，地处长江左岸二级阶地。遗址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80米，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遗址地形平坦，出土了大量绳纹夹砂灰陶片等商周时期代表性遗物。石柱坝遗址发掘现场1石柱坝遗址发掘现场2
3．新房子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洛碛村新房子，地处长江左岸二级阶地，北接冲沟，东望长江，南邻长土，西面为民居。遗址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50米，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地形平坦。根据勘探情况分析，文化堆积在地形上由台地里侧向江边倾斜，文化堆积主要集中靠江边，宽度约10米，包含较多反映商周时期文化的遗物。新房子遗址近景新房子遗址远景
4．月亮田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隆仁村月亮田，地处御临河支流东河左岸，占地面积约100000平方米，堆积厚度约2.5米。由于地处水田，因耕作原因，地层扰乱严重。1986年该地发现巴蜀青铜剑、矛，汉代陶罐片等，1993年调查时采集到红陶片、灰褐绳纹陶片，1994年重庆市博物馆进行试掘，确认为战国时期巴蜀文化聚落遗址。月亮田遗址近景（四）秦汉遗址
秦汉时期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统中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王朝——秦朝。秦朝短命而亡后，汉朝继之而起并基本延续秦的制度，史称“汉承秦制”。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秦汉时期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地域分布广泛，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遗物，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是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体现。
目前，渝北区发现的秦汉时期遗址有6处，包括聚落遗址和窖藏遗址。聚落遗址分别沿长江、御临河等江边阶地分布，遗址分布面积大，在汉代文化层中发现有大量陶片、铁件等遗物。窖藏遗址位于龙兴镇，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器，保存较为完好。渝北区秦汉时期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反映了该时期渝北区境内沿江地带较为活跃的人类行为，对研究该时期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有重要意义。
1．金塘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洛碛村金塘，地处长江左岸二级阶地，北接冲沟，东望长江，南邻长土，西靠川庆化工厂。遗址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50米，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地形平坦，现地表种植蔬菜，遗址堆积包含大量素面泥质灰陶片等秦汉时期代表性遗物。金塘遗址远眺
2．苏家湾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河堰村七社苏家湾鄢家沟，海拔180米，地处御临河右岸二级阶地，东邻御临河，西靠浅丘。南北长约120米，东西宽约60米，占地面积约7200平方米。遗址地形较为平坦，现地表种植蔬菜、树木。文化堆积在地形上向江边倾斜，分布于台地高处，包含陶片、石器、铁件等汉代遗物。苏家湾遗址于2010年11月被公布为渝北区文物保护单位。苏家湾遗址全景苏家湾遗址出土陶片苏家湾遗址全景
3．糖房湾窖藏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沙金村四社塘房湾，属汉代窑藏，占地面积约20平方米，海拔高程214米。该遗址地处一小溪旁农田边，在修复受水损毁的农田埂时被发现。该窖藏被发现时，4件青铜器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周边是否有汉墓或其他遗迹，还有待进一步勘探。糖房湾窑藏遗址全景（五）三国至南北朝遗址
三国至南北朝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魏、蜀、吴三国与西晋初，在治军、谋略、指挥、科技等方面均有显著成就。蜀国治理西南，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使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大发展。
渝北区境内目前发现有一处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址，即位于洛碛场镇的枳邑旧址。枳邑旧址的发现，反映了洛碛自商周以后在区域内的特殊历史地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该遗址丰富的考古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渝北区，特别是洛碛历史文化具有较高的价值。
枳邑旧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场镇，地处长江左岸的二级台地上，海拔高程165～184米，旧址面积约100000平方米。据宋《太平寰宇记·江南道涪州》所引《四夷县道记》记载：“桓元子定蜀，别立枳县于郡东北一十里（应为一百一十里）邻溪口”。又据《蜀水经》，御临河原名“邻水”，也有可能称为“邻溪”。今洛碛地理位置与之相符，当为枳邑旧址。洛碛场上原有一座明清时期的“枳邑旧址”石坊，坊上镌刻有“枳邑旧址”四字，现石坊已不存在。清末，洛碛鹿背溪曾出土《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枳杨府君之神道》碑。在洛碛场，人们建房挖基时，经常于地下2米深处发现房基石和大量陶瓷残片。根据已知考古和文献资料分析，基本可以确定桓元子入蜀[永和二年（公元346）]时所立枳县治就在今洛碛镇。随着洛碛地区考古工作的展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这一推论将得到更充分的证实。枳邑旧址（六）隋唐遗址
隋唐时期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分裂期后，建立的两个大一统的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内，两朝在思想、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是我国封建时代的高峰期。巴蜀地区在隋唐时代也迎来了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留下了较多的历史文化遗迹。
渝北区发现有两处隋唐时期文化遗址，分别位于长江、嘉陵江的沿江阶地，遗址面积都较大。经考古人员调查和发掘，出土有大量陶器和瓷器标本。两处遗址为研究隋唐时期渝北地区历史文化和沿江地带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大量珍贵实物资料。
1．沙公溪石器采集点。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青木村，地处长江左岸一、二级阶地上，占地面积约为300平方米。此点被列为三峡考古发掘项目，前期调查中曾发现磨制石器，故命名为石器采集点。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只发现残存有唐宋文化层，采集了大量唐宋时期的陶器、瓷器标本。沙公溪石器采集点发掘现场
2．巴斗湾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礼嘉街道柏溪村二社，地处嘉陵江左岸的二级台地上，占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遗址群由3块小台地组成，分别为麦田坝、巴斗湾、台子邦，其间由小沟分隔，台地地表呈西低东高的台阶状。遗址群南北两端分别为两条纵切台地的溪沟。3个遗址自然分隔，又相互联系。遗址分布面积大、遗物数量丰富。在3处台地的地表及台地断坝的地层剖面上，发现有青釉饼足、圈足碗底、瓷碗、盏残片、泥质陶盆、钵口沿残片及模印几何纹的墓砖残块，推断为汉代至唐宋时期的遗物，其中以隋唐时期为主。巴斗湾遗址（七）宋元遗址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社会得到较大发展。在隋唐发展的基础上，巴蜀地区的市民生活得以更加繁荣，在抗蒙军事斗争中也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目前，已发现的宋元时期文化遗址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区域发展特点。目前，渝北区发现有4处宋元时期遗址，这些遗址包括聚落址和城址。聚落遗址面积大、埋藏丰富，在考古调查中发现有宋代陶器标本等遗物。翠云街道的多功城为南宋城址，从现存遗迹看，建设规模较大，遗迹保存较为完整。城墙等筑造坚固，与合川钓鱼城遥相呼应，成为当时南宋抗击蒙军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遗址是渝北区宋元时期重要的文化遗迹，为开展此时期区域社会、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1．黄印上坝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统景镇黄印村三社黄印上坝，地处御临河右岸二级阶地，海拔189米，东邻御临河，西靠浅丘。南北长100米，东西宽60米，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遗址地形较为平坦，现地表种植蔬菜。遗址文化堆积在地形上向江边倾斜，宋代文化堆积分布于台地西中部，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宋代遗物。黄印上坝遗址近景黄印上坝遗址文化层
2．大沙田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统景镇胜利村五社大沙田，地处御临河左岸二级阶地，西邻御临河，东靠浅丘，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50米，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地形较为平坦，现地表种植蔬菜、树木，遗址堆积中发现具有宋代文化特征的遗物。大沙田遗址近景
3．多功城。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翠云街道花朝村七社，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该遗址为南宋城址，依山岩修筑于翠云山上，布局依山形呈椭圆形，墙体以条石错缝平砌而成，楔石券拱城门。墙残长约700米，残高2～6米，厚2～3.7米。现多存城墙下部，上部及城垛口大部分已拆毁，南北两端拆毁严重；城门也仅存门洞，木门已拆除，东西城门均用条石券拱，面阔1.9米、进深2.8米、高2.8米左右。东西两门的拱顶上有修筑和重修多功城的题刻。城内有明代修筑的翠云寺，现仅存寺中的石佛像。从西门题刻可知：多功城修筑于南宋末年，淳祐四年（1244）余玠修合川钓鱼城时，同时修筑多功城。咸淳六年（1270），朱祀孙重新修筑，是南宋时期抗蒙南下的重要军事防御体系。多功城于2000年9月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多功城远眺多功城门额匾多功城城门券顶题刻（八）明清遗址
明清是中国古代的第三次大一统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得到巩固。君主专制统治在此历史阶段空前强化并达到顶峰。虽然明清两代逐步从对外开放走向闭关自守，但封建经济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两个朝代，也是保存遗址遗迹类型数量最多的时期。
渝北区境内发现的明清时期遗址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共计有51处，包括采矿、冶炼、窖藏、寨址及崖穴居等各类遗址。明清时期遗址的分布，同本地区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情况有着密切联系。渝北区境内分布有煤、铁等矿产资源，明清时期就近建立起采矿、冶炼等手工业并形成了一定规模。从遗址调查情况来看，规模较大，冶炼产生的炭渣、红烧土等遗迹遗物埋藏丰富，反映出该时期较为成熟的采矿、冶炼等生产体系。清嘉庆以后，西南地区白莲教起义及各种匪患不断，渝北区境也成为匪患活动的重要区域。居民面对战火、匪患，依据山头、悬崖等险要地势修建了大量山寨和崖穴居等聚落以供躲避，开挖窖藏存放金银等贵重财物。山寨中设置必备的生活设施，构筑防御工事，存放粮食等物资。匪患来袭时，周边百姓就躲入其中，确保安全。渝北区境内原有大小数百处寨址，现存较好的寨址有贺家寨、升平寨、斗碗寨、石坪天生寨等，其中石坪天生寨修建于清嘉庆年间，是现存最早的寨址。渝北境内数量丰富的明清时期遗址，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于研究这一时期渝北社会状况、手工业等行业的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金安冶炼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大湾镇金安村三社铁厂沟一带，为清代冶铁遗址，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地处山丘地带，前后左右为一片杉、松树林，杂草丛生。遗址堆积厚度不均，较厚处堆积层有1米厚，包含有冶铁碳渣、红烧土等遗物。金安冶炼遗址全景
2．广洞岩采矿、冶炼遗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大湾镇天池村6社，采矿遗址处于绝崖上50米处，为清代采矿址。在长约500米的范围内有采矿洞26余个，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采矿洞口朝向为100°～215°不等，矿洞口一般为三角形，大小规格深浅不一，原通往矿洞口的石台阶现已被破坏。1号矿洞，洞高2米、宽1.5米、深50米，洞内尚有4条石板凳，洞前杂树杂草丛生。冶炼址在采矿址的南面300米处，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包含有冶炼炭渣、红烧土等遗物。广洞岩采矿、冶炼遗址全景
3．民主穴居群。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石船镇民主村，开凿于小溪两侧的石壁上，共有100余座洞穴，为人工在石壁上开凿的洞穴，分布面积约2000平方米。洞口成正方形或长方形，洞内平面一般为5米×5米，高约2米，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可以居住，是清嘉庆到晚清时期当地村民为防匪御患而开凿的，部分洞穴内有题记。民居穴居群于2010年11月被公布为渝北区文物保护单位。民主穴居群局部
4．高梯子穴居群。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石船镇民主村五社，开凿于清嘉庆至咸丰年间，有穴居约50个，为人工在石壁上开凿的洞穴。石壁长约300米，近百座洞穴分布于10米高的石壁上，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洞口成正方形或长方形，洞内平面一般为5米×5米，高约2米，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可以居住，主要为防匪御患而建。部分洞穴内有题记，但因风化多模糊不清。高梯子穴居群于2010年11月被公布为渝北区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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