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频率专业化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炘炘,黄京华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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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频率专业化研究试读：

前言

课题项目内含六个子项目，最终研究成果为六本专著，其成果如下：《广播新闻理论与创新》………………课题组长曹璐《中国广播产业报告》………………课题组长丁俊杰《广播新闻报道与节目创新研究》………………课题组长王宇、金梦玉《广播频率专业化研究》………………课题组长邓炘炘《世界广播发展研究》………………课题组长张彩《现代传播新技术与广播发展研究》………………课题组长潘力引言一、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正面临挑战和机遇

广播（Radio Broadcasting）面临的挑战首先来自报纸、杂志、电视等其它传统大众传媒的竞争。广播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几年后就传进了中国，从此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社会和战乱等原因，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速度和应用普及规模都很有限，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受到局限。1949年新中国成立，广播事业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50年代社会主义改革过程的完成，中国广播事业新体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起来，广播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凸现其独特的功用。6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动荡使得社会生活脱离常轨，屈从当时的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宣传口径，广播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功能的开发受到扭曲和抑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纠正了错误的政治路线，把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广播事业也面临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前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广播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多重干扰下曲折前行，命运多舛。当世界上广播发达国家经历自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广播发展黄金期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剧烈的战争动荡和起伏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广播业走过一条与其它国家相当不同的道路。当70年代80年代，广播面临改革开放的机遇，正图奋发崛起之时，又遇到电视普及的强大挑战，在电视音画兼备的强力竞争和冲击下，广播再次陷入巨大的困难。换言之，中国广播在没有历史性地积累和培育起其广大的听众群体，没有培育起社会稳定的收听习惯的情况下，又遭遇电视历史性的黄金崛起时期。电视在它陡然上升的扩张过程中，一举成为了覆盖全国、最具影响力和亲和力的大众传媒。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和命运安排下，中国广播被迫边缘化和退居相对弱势的地位，社会对广播的需求相对不足。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是复杂和多重的。

广播也面临传统印刷媒体的竞争压力。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广播体制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环境中。广播首先作为政治和武装斗争的组织手段和联络工具而存在。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条件和组织条件下，报纸是革命根据地更为直接、现实和重要的大众信息传递媒介。从那时开始，在中国广播模式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广播依附报纸的特点始终表现得非常突出，以至于成为中国广播的媒介特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间，广播始终面临如何“自己走路”，如何发挥自身媒介特性，走媒介差异化竞争道路的任务。今天，当传统的报纸、杂志和电视等大众传媒纷纷发展起来，抢占社会市场和影响力制高点的时候，广播的生存和拓展空间受到多重挤压，更显出其改革求变和发展创新任务的艰巨。传统广播与报刊、电视等其它大众传媒的竞争首先在媒介形态差异的层面展开，在这一竞争领域中，广播虽然具有传播速度快的相对优势，但是其线性、音频单通道传输的传播方式，迫使广播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同媒介之间的竞争还取决于传媒制度安排的影响。在一国之内，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是按照同一种标准来管理不同的传媒，还是按照不同的标准来管理不同的传媒，会对传媒业界的运行和竞争产生根本性的不同后果。如果不同的传媒形态运行依照相同的传媒政策运行，那么各种传媒拥有的制度运行空间将在事实上有所不同，造成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的力量对比和强弱平衡完全不同。反之，如果对不同的传媒依照不同的制度安排进行管理，则有可能对不同传媒行业之间的关系、作用和平衡进行调节。在许多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内，报刊是作为自由企业来管理和运行的，社会人员和机构只需进行必要的登记备案即可运行，没有任何的行业进入限制；但是对广播、电视业则采取较为严格的行业规模控制和许可管理，政府通过发放运行许可证等管理机制来规范行业机构的运营。这就是不同的传媒制度安排的区别。在中国现今情况下，广播和电视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管理和规范。这对广播的运行和发展造成影响。二、广播的概念

本文在使用“广播”这个概念指称行业时，首先和主要意指无线电广播（Radio Broadcasting）。国内许多文章和研究在许多场合习惯性地使用“广播”这个概念指称Broadcasting，还往往笼统地把Radio Broadcasting和TV Broadcasting都包括在内；许多文本和语境中的“广播”是泛指Radio和TV的集合，并将这两者的问题混合交织在一起表述，未做清晰的区分。有的文本虽将“广播”和“电视”做了词语上的分列，在内容和概念上还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总体来看待和处理。国务院《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中也使用了“广播电视管理”、“广播电视事业”、“广播电视覆盖率”、“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广播电视节目”等复合名词和概念，并没有分别就广播管理与电视管理、广播事业和电视事业、广播覆盖网和电视覆盖网、广播传输网和电视传输网、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进行具体的区别和交待。《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在一般性地并列使用广播、电视的概念的情况下，有时甚至仅是专指电视而言。中国目前的情况基本是对广播机构和电视机构实行几乎完全一样的行业规制。本文在叙述和讨论过程中，基本围绕和紧扣“广播”（Radio）展开，但是由于约定俗成的行业惯性和所引用的原始文本在语义方面本身固有的复合性特征，“广播”这一概念在使用或讨论时，可能会同时包含Radio和TV两类媒体的共性问题和情况，在此说明，也提醒读者注意结合上下文语境进行具体的解读。

广播相对报纸和电视以及其它大众传媒形式，有其独特的媒介特点。广播主要是听觉型的大众传播形式，具有突出的线性传播、伴随性收听和移动收听的特点；是新闻报道、意见讨论、信息服务、知识教育和听觉娱乐的重要传媒。进入电视时代，中国广播虽然历经坎坷，但整体上讲，已进入了持续发展时期，社会整体影响力不可低估。从目前国内行业运行规模来看，广播所占有的市场和盈利份额比例不如报纸和电视，但是广播仍有其独特的社会传播地位和功能以及不可替代的优势。就媒介生态格局而言，电视时代、网络时代的无线电广播已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广播将与新媒体兼容互动进入数字时代。世界上传播业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显示，21世纪的广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在新的媒介格局中依然占有特定的位置。

政府对于广播和电视业的管理，也可以分为若干类型。一是采取行业垄断方式，只允许政府掌握，或者只允许公营广播机构垄断性的掌管运行；一是采取双（多）轨体制，即允许政府或者公营机构掌握和运行广播、电视机构的同时，也允许商业机构开办和运营广播、电视机构。这种双轨制的体制安排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由不同性质和约束机制的广播、电视机构的各自运行，来共同形成广播、电视服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覆盖目标。就广播和电视而言，国家和政府对它们的管理可以是“等量齐观”式的，也可以是区别对待式的。这里所涉及的就是一个社会的广播体制问题。三、广播频率专业化研究

本文研究中国广播的问题，并聚焦在广播频率专业化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把重点放在传统无线电广播及其服务运行方面。传统的无线电广播是大众传播的形式之一。大众传播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整合度提高的体现。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在更大规模和范围意义上成为一个总体，而这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导致社会成员之间信息传递、扩散和分享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关注和共时性关切。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的概念，正是提醒人们重视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共性意义。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成员之间始终存在差异性，在共性整合背景下的分众传播和小众传播也在不断发展，对这种分众/小众传播的认识和思考，始终无法离开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整体性环境。

广播频率专业化的概念的提出，本身带有分众和小众的思维视角。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书籍、报纸、新闻电影、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在历史上的依次出现，使得人类社会传播活动一步步走向愈加丰富的大众共性信息的共享和分享，特别是新闻信息的广泛、快速和普遍性的社会传布。然而，分众和小众传播的概念的核心是一个“分”字，即社会单一性整体受众逐渐分化为众多分众集群。这一分解过程可以从不同层面来思索。

首先，在同一传媒领域中，多元的兴办主体会造成受众分化。例如，当多家不同立场、风格和性质的报纸出现在同一社区环境中时，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就会导致整体报纸读者群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在理论上可以产生非常多元的构成。但是，由于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商业竞争的结果，办报主体多元化程度的发展往往受到限制。在集权管制条件下，法律和行政权力干预往往使得多元的分众和小众化格局的生长受到很大抑制。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条件下，商业竞争导致垄断，也限制了多元化的自由扩张，而反托拉斯立法则是尽量将这种垄断程度控制在一个社会共识赞同的限度之内的法律手段之一。其次，分众和小众化的传播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还因新的媒体形态的不断出现而得到加强。广播诞生以后，分化了报纸的原有读者群；电视出现后，又分流了报纸和广播的受众群体。因此，相对于“旧”的大众传媒而言，每一种“新”的大众传媒的出现，都会造成受众不同程度的“小众”化和“分众”化调整。总之，就广播而言，整体听众一方面面对其它传媒形式的竞争和分流，另一方面也因行业内部多元服务的争夺而进行着不断的格局重组。本文关注的中国国内广播频率专业化发展问题，正是中国传媒受众分化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

讨论广播改革发展问题，不能忽视新技术的发展进步，特别需要注意互联网络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互联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媒形态出现，使得社会传播生态环境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网络传播是共时与分时特性的结合，具有全时性的特点。这种兼有共时和分时、大众和分众特性的传播活动，将怎样影响和改变现代社会中的传播活动格局和体制运转，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四、本书的结构

本文主体结构由十三章组成。第一章首先对广播频率专业化的概念与定义进行回顾和分析，然后对近年来广播频率专业化的研究问题进行梳理和归纳。第二章集中对广播频率专业化发展的社会背景、政策源起、业务突破和发展特点进行小结。第三章对近年来广播受众变迁进行统计学分析和讨论，旨在通过听众调查统计数据，对广播受众群体的变迁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和分析，以此说明广播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受众的客观需求。第四章对全国省级和部分重点城市广播电台进行整体扫描，依次对这些广播电台的频率专业化发展情况进行概述和归类，尽可能提供出在广播频率专业化主题之下的广播电台传播状况的整体版图。这一章还单独分析和小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专业化发展情况和问题，将中央台的改革调整放在国内广播频率专业化的语境中进行观察和思考。第五章到第十三章依次对新闻频率、交通广播频率、经济广播频率、音乐广播频率、文艺广播频率、生活与都市广播频率、农村广播频率、老人妇女儿童广播频率以及其它专业频率，展开梳理、分析和讨论。

本研究是中国传媒大学承担的国家“十五”“211”二期重大项目《广播新闻传播理论与创新研究》中的子项目之一——《广播频率专业化研究》的最终成果。本项目的负责人是邓炘炘，整个项目于2005年12月完成。整个研究的最终成果为专书的形式，是近年相关研究中比较新鲜、比较全面和比较详细的研究努力之一，对推动中国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进程以及广播业的制度建构和健康发展，有理论思维和实践操作方面的多重意义。第一章 广播频率专业化的基本问题一、广播频率专业化的概念与定义

什么是广播频率专业化？有关的定义和理解很多，这里汇集了近几年来公开发表的若干观点和表述，并进行讨论。

林晖（2001）分析：从共赏走向分赏，从大众化走向小众化，是广播电视发展的必由之路，其集中体现即为类型化。所谓类型化，即某个频道或频率的电视台、电台针对特定地域、特定类型的受众相对固定的、集中的信息偏好，只设计、策划和制作专门性的节目，又称为频道化、专业化，大到整个频道小至每个栏目均表现出突出的针对性和分化性，如古典音乐电台、摇滚电台、旅游频道、科技频道、财经频道等。类型化发展并不是广电业想当然的自发设计，而是市场经济成熟和深入的必然产物。广电业面临着两个主要的市场：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满足受众以吸引广告决定着广电业的生存和发展。而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两者均一致表现出分化的特点。正是这种分化性在根本上决定了媒介的分化性。对于市场化的媒介而言，面对多样的需求与细分化的市场，越是专业化才越有效率。

李海昌（2001）指出：频率专业化的表征之一是呼号独立、人员分拨、节目定位；与之配套的建设主要包括幅度、机制、决策、计划、领导和控制六个重点的定位。电台对于频道的授权宜明确、清晰，并予以机制保证；频道的中长期计划宜与台计划保持一致和连贯，台不参与频率的领导和决策；台对于频率仅在制度上控制。专业化的初始矛盾极可能不是来自节目划分和专业要求，而来自台对频率的收益分配，更为尖锐的是一台之下频率之间的收益分配机制。

刘兰（2002）总结说：中国广播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广播电台先后实行了专业化系列化转变，由原来的综合台转变为分设若干个专业频率。这种做法能够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要求，能够更充分地满足广大受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不同需要。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在专业频率迅速增加的同时，不少专业频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定位欠佳、特色不强、节目质量不高等问题，影响了广播频率专业化优势的发挥。中国广播频率的专业化正从数量的扩充，进入到以提高质量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

刘习良（2002）说：“广播工作者都知道，从‘广播’转向‘窄播’是世界范围内广播业的一个发展潮流。‘窄播’是广播频率专业化的具体表现。在天空、地面布满来自四面八方的广播信号的时候，选定相对固定的收听群，并以此作为节目定位的依据，是广播工作者的必然选择。”

赵多佳、边建（2002）认为，广播专业化是指广播频率或广播节目以目标听众群为传播对象，明确市场定位，传播相对专一的内容，通过各种手段努力形成个性和特色的大众传播行为。

孙孔华、谭奋博（2002）指出：“广播频率专业化是指广播电台根据广播市场的内在规律和广播听众的特定需求，以一个频率为单位进行内容定位划分，使节目内容和频率风格能够比较集中地满足某些特定领域广播听众的需求。”

王秋（2003）认为：“说到受众，这就有一个范围问题。我们不是全面撒网，我们叫‘窄播’，所谓‘窄播’即指我们面对的是一小部分听众，不搞大而全。与其他台相比，也许我们的听众没有他们那么多，也没有他们那么广；但我们很知足，也很自信，我们不要那么广，我们只要服务于需要我们的这一部分人就够了。”徐泓评论上述看法时说，“正如王秋所强调的，从‘大而全’到‘小而精’，从‘广播’到‘窄播’已成为今日广播发展的必然趋势”。

黄升民（2003）说：所谓“专业化”就是市场的细分，是按市场规律进行市场分工，属于资源整合。专业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专卖店”。也就是每个专业广播把自己的相关资源进行整合之后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性的频道资源。专业化有四个特征：（1）集中发挥特长；（2）个性鲜明，引起听众注意；（3）方便受众收听；（4）与广告商的投放原则相一致，方便广告商进行广告投放。电台专业化不但包括节目内容专业化，还包括经营管理、干部队伍、组织设置、资源结构、技术保障等方面的专业化，只是一般重点探讨的是电台内容专业化的问题。电台内容传播专业化又可以分为“内容专业化”和“对象专业化”。内容集中是专业化的重要标志。

马良奎（2003）说：所谓频率专业化经营，就是按业务或产业门类的定位进行运作和筹划管理。随着广播频率专业化的兴盛，频率专业化经营应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专业化经营需要依据“细分市场、目标听众”的媒介定位，确定与此一致的行业或产业作为重点突破的对象。如交通频率首选的目标对象应该是汽车、汽车零配件、机油、航空、客运以及由交通延伸到餐饮业等；经济频率则应以金融、保险、投资理财，以及由此延伸到房地产等行业；健康生活频率理应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人文关怀切入口，以食品、饮料、药品、医疗卫生等行业，作为该专业频率的重点经营和目标对象。

陈曦等人（2003）认为：“所谓电台专业频率是指以频率为单位对电台节目的内容、形式和风格进行划分和定位，以满足某些特定听众的需求。它是相对定型而又独具特色的承载电台节目的容器，其中的节目内容独立而贯通，构成特定的节目体系，其节目形式多样而又统一。在特定的风格之中，成熟的专业频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相对稳定中求发展，它有相对稳定的节目，相对稳定的听众群和相对稳定的广告收入。”

邹振东（2003）说：“频道专业化的理论依据是‘市场细分理论’与‘分众化’消费理念，其理论的核心就是‘差异性’，尊重对象的差异性，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从而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他还指出，在提出“频率专业化”时，忽视了另一个相关的关键词“对象化”。他认为，“专业”和“对象”作为标准，其参照系各不相同。“专业”指的是“业者要专”，而“对象”指的是主体针对的标的，其参照系是受众分群。“专业”是指传播者及其传播活动而言，“对象”是指受众（对象）的需要而言。

王生智（2003）认为，广播要进行频率细分，频率专业化，由“广播”变为“窄播”，以满足城市化社会中不同受众的需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这是现代广播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趋势。频率细分不仅是广播服务意识的体现，也可以为广播自身带来优厚的经济回报，因为频率细分后便于广告商确认不同的目标消费群从而有效地指导广告的投放。频率细分可以采取内容的细分与对象的细分两种办法。新闻广播、音乐广播是内容的细分，交通广播则是对象的细分，因为其听众是不同年龄、性别的开车人。

徐光春（2003）指出：“广播频率的专业化是广播运作的重大举措，使广播节目布局和节目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广播的贴近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广播的再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目前，在大多数省市，历史上的‘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发展成为以新闻频率为主体，融多种多样、色彩丰富的专业频率的综合性广播电台，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巨大变化。”

胡占凡（2003）说：“频率专业化是当前、也是今后广播发展的方向，越专业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越好。各广播电台以节目创新为突破口，以频率专业化为主攻目标，带动广播全方位的改革。”

张振华（2003）指出：“根据听众细分化推进广播的类型化、专业化，已是广播改革的一个共识。类型化、专业化广播从表面看缩小了听众群体，但众多类型化广播的集成，如同不舍细流而汇江河一样，最终会形成听众的最大化和市场的最大化。”

降巩民（2003）说：广播专业化发展是对媒体客观属性和宣传属性的重新认识。广播专业化的前提应在于正确理解广播媒体的客观属性，其本质应是对受众服务意识的增强，在自我发展的同时，真正提升人民群众在受众中的地位；广播专业化是指将自身从单纯的“教育者”，转变为人民群众的“服务者”。“专业化”就是市场的细分化，它是一种资源的整合。频率资源整合主要是为了避免内容同质，对频率承载内容进行分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广播专业化。专业化有两种可能：一是内容的专业化，一是对象的专业化，我们要寻找二者的最佳契合点。

刘芊芊、周葆华（2003）认为：我国广播内容产业改革核心是频率专业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频率专业化受到商业营销理念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发掘市场潜力，拓展商机，增强竞争力，广播业沿用这一理念的意义在于，强调广播的发展按照受众对信息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安排节目，使广播频率定位更准，针对性更强，从原来的以一般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逐步转向需求细化了的各个受众群体。

曹璐（2004）指出：频率是广播的时间版面，亦是广播的时间资源。广播人经营的对象是分分秒秒组成的频率时间。广播频率资源不同于报纸可以不断“扩版”，广播频率资源的开发极限是24小时全天播出。从广播频率资源优化的角度来看，广播节目的精品化、品牌化程度越高，目标受众的收听率越高，忠诚度越高。广告主要通过收听率、市场调查评估以及目标受众的消费需求，决定如何投放广告。因此，广播频率资源开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直接取决于广播节目的质量以及目标受众对节目的选择。

喻国明（2004）认为，频道专业化的实质是受众的“细分市场”；细分市场是营销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指在竞争环境中，将一个市场分成细小的单元，其核心问题是顾客偏好与产品特性的组合，而这种组合能创造出压倒其它对手的竞争优势，这就是频道专业化的目的所在。

蔡万麟（2004）认为：新闻广播频率还是要纯粹，如果不纯粹，意味着突破不大；作为一个新闻频率，还要树立频率的品牌；新闻专业化频率必须克服以节目为单元的结构。

邓炘炘（2004）说：广播频率专业化一般指电台要有自己的特点，目标受众要准确，电台以自己服务的特色去求生存。就一家掌握一个广播频率的电台来说，电台的专业化定位和频率的专业化定位是一致的；如果一家电台掌握若干个广播频率，那么专业化或者特色化的要求，就落到了该电台的每一个具体的广播频率上。这里所说的频率是指以某一电波频率进行无线电广播的服务活动总和；专业化则指这一内容提供或服务总和集中于某一专门的类别，或者集中针对某一特定的听众群体。

陈建章（2004）说：专业频率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某一特定的媒体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所有受众（从广义上讲，每个社会人都是受众，都以各自的方式，多渠道、不间断地接受外界信息，产生影响）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上接受其信息。对于媒体来说，明智的、实事求是的选择是：有针对性地锁定自己的服务群体，有效地巩固好这一部分受众，亦即抢占、瓜分市场份额。

吴信训、金冠军（2004）认为：正如市场细分成为市场营销的基本策略一样，分众化和专业化成为广播电视频道（频率）经营的基本策略，从受众细分着眼，对频道频率进行有针对性的目标定位。电视频道和广播频率的专业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用目标受众分层化、选题集中、风格明确的原则来进行广播电视的频率和频道设置，这是进行受众细分，也就是市场细分的一种策略。

路军（2005）指出：类型化电台，又名格式化电台、专业台、专业频率，国际上称为Format Radio；与它相对的概念是栏目化电台，或称堆砌栏目的电台（Block Programming Radio），一般称为综合性频率。听众对类型化电台的频率内容定位和品牌有明确的认知，收听无须节目表，可在需要时随时开机收听所需内容；而栏目化的综合性频率，则需依照节目表收听，其播出的内容并非为特定听众所需的全部内容。包括上海在内、目前国内大多数所谓专业频率均为带有一定专业特点的综合性频率。

通过对2001-2004年间部分新闻传播专业刊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广播》、《中国记者》、《新闻传播》、《南方广播研究》等）进行浏览扫描，我们发现这些杂志上刊登的有关广播频率专业化的文章，比较多地集中在2003年。概括地说，从时间来看，在2003年之前和之后，有关广播频率专业化的研究文章都不太多，当然这只是反映了杂志文章和学术讨论的发表情况，并不一定等于整个业界的专业化改革进程的实际情况。广播行业的改革和调整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在一二年的时间内就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广播频率专业化的萌芽兴起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而广播电台服务内容和传播运行的调整和改革可以说是至今还在探索和推进的问题。不过，杂志上相关文章的集中发表又代表了一种关注。就有关专业杂志上刊载的文章而言，围绕广播频率专业化问题进行的讨论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往往形成各自表述、各抒己见的局面，议题选择和讨论层面经常不一致。所以，近年的讨论虽然提出不少观点和看法，但是并未形成一种共识模式，即广播频率专业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业改革或运行机制调整过程。此外，有关广播频率专业化的观点交流，大多是各自的情况介绍或经验总结，对于这一主题的系统总结和归纳比较稀少。加之，相关讨论的参加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其中有研究人员和学者，有高级行政管理官员和行业协会负责人，还有广播业界实践者。他们的发言立场、思维视角、关注焦点和讨论层面都有比较大的区别，这给理解和分析广播频率专业化问题增加了困难。

通过阅读和分析前述各家有关广播频率专业化的观点和看法不难发现，广播频率专业化的概念可以包括节目、受众、管理和市场运行等多方面和多维度的内涵解读，这给理解广播频率专业化问题增加了难度。从本文研究的技术需要出发，我们认为首先提出一个大致的定义是非常必要的，并且认为孙孔华和谭奋博有关广播频率专业化的定义，比较恰当地概括了目前广播频率专业化运行的一般情况，也符合本文研究的侧重点，因此在此借用。二、广播频率专业化研究的问题梳理

孙孔华和谭奋博的定义是：“广播频率专业化是指广播电台根据广播市场的内在规律和广播听众的特定需求，以一个频率为单位进行内容定位划分，使节目内容和频率风格能够比较集中地满足某些特定领域广播听众的需求。”这一定义确定了频率专业化变革和运作的主要范围边界是“频率”，其专业化调整的对象是频率的内容和风格，其调整的目的是适应特定的听众需求。定义并非能解决一切问题，它往往只是研究的起点或划定的研究范围。上述定义也是起到这样的基础性的作用，对广播频率专业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补充。

许多研究者和讨论者无意对广播频率专业化做专门的学理探讨，所以并不十分顾及概念表达的严密和分析论证的周全。一些文章和分析并不细说广播频率专业化自身，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工作或运行的目标或方向加以推广。这类表述在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机构的负责人的文章或讲话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这些发言和讲话比较多地强调频率专业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如强调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适应了广播未来发展的趋势，可增强广播传播的贴近性，可以带动广播业全方位的改革等。这些原则性表述对于频率专业化的变动趋势和改革努力，给予了强有力的肯定和推动。例如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曾说：“在目前，在大多数省市，历史上的‘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发展成为以新闻频率为主体，融多种多样、色彩丰富的专业频率的综合性广播电台，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巨大变化”。他将广播频率专业化变迁看作是行业改革和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表明了传统的广播电台模式，至少在节目和内容服务层面上，被高层管理层所放弃。由于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官员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使得广播频率专业化的运作超越了个别电台的业务尝试创新的范围和层面，成为了政府行业主管机构大力倡导和推动的全行业变革，成为了中国广播业体制改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广播频率专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广播频率运行转向“窄播”。许多讨论也都对此做了明确的表达和强调。例如“从共赏走向分赏，从大众化走向小众化，是广播电视发展的必由之路”（林晖，2001）；“‘窄播’是广播频率专业化的具体表现”（刘习良，2002）；“频率专业化由‘广播’变为‘窄播’，以满足城市化社会中不同受众的需求”（王生智，2003）；“所谓‘窄播’即指我们面对的是一小部分听众，不搞大而全”（王秋，2003）等。

在解释广播选择“窄播”策略时，人们给出的理由往往包含以下几点。一是广播专业频率专业化变革动因是来自电视的挑战，在声音功能相同的情况下，画面使电视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广播难以抵御电视，广播原有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这迫使广播努力发掘其不可替代性以便找到出路。大众传媒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二是广播内容的雷同迫使各个广播电台转向窄播。有研究人员说，2002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共有广播电台299家，广播频率1696个。其中广东有广播电台96家，广播频率109个；当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能够接收到的广播频率达到30个，这些频率的节目内容彼此重复雷同，造成巨大的频率资源浪费，听众也无可选择。业内传播服务重叠的状况迫使广播电台必须寻找出路，转向“窄播”服务。三是根据广播发达国家的情况，广播频率专业化是行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例如2003年美国有11000多家广播电台，除了几大广播公司所属的部分综合性电台以外，无论在大中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广播电台都是专业型的。这种专业化分工使得美国广播业赢得了听众，获得了高达百分之十几、总额达140亿美元的年度媒体广告份额。

上述分析反映了国内外广播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说服解释力；不过除此之外，还可以做些补充。就广播和其它大众传媒的竞争来说，广播的确面对压力。当声画并茂的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以后，广播的势力受到压缩。广播与电视比较起来，前者更偏向信息媒体，而后者更偏向娱乐媒体。如果广播在新闻和信息服务方面不能超过电视，广播的竞争力就不太乐观了。因为除去新闻和信息服务，广播的娱乐性，特别是综合娱乐性，是难与电视匹敌的。特别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当社会生活还不太丰富，当人们乐于支付的娱乐选择还不太多的情况下，看电视自然成了大多数人业余休闲的主要内容。电视甚至直接侵入广播的传统优势娱乐节目领域，例如电视就声形并茂地播映相声这类纯语言类娱乐节目。广播面对压力，只能退守音乐娱乐等方面。

广播不但面临电视的竞争，还遇到报纸的强有力的挤压。从媒介特性来说，广播在快速播报新闻方面是有竞争力的，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广播稳操胜券。因为，广播的这种媒介优势特性的发挥，有赖广播机构快速、及时和强有力的新闻采集能力以及社会新闻自由传播制度的保证。从传媒的技术特性来说，广播可以最快速地告知新闻，电视能够更丰富生动地展示新闻，而报纸则比较擅长深入地解读新闻。然而，国内广播电台在新闻的综合采集能力长期逊于报纸和通讯社，甚至是电视，造成广播在新闻播报方面“原创”能力长期不强，影响了它的信息传播竞争力。许多研究文章经常提到广播被视为弱势媒体的问题。事实上，一种传媒本身无所谓强势和弱势的问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评价一种传媒的竞争力一要看制度方面的规定，二要看自身能力的发挥。在制度安排方面，多种传媒处在同一传播生态和制度管理环境下，其中某种传媒形态有可能受到更多的抑制，从而被迫处于弱势的地位。广播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自身能力方面，国内广播长期没有作为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新闻播报媒介，其自身新闻采集能力不强，使得其在现今传媒竞争中一时难以很快地走出困境。正因为如此，广播迫切地寻求改革之路，探索专业化窄播之路，以摆脱传统的综合性广播模式。

广播频率专业化意味的“窄播”,包含着节目内容和服务对象两个方面。广播专业化变革一方面要求节目内容较之以前而做更加收拢和专一化的调整，使得广播服务内容更为窄化和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也要求广播服务针对的目标听众群体更集中和缩小。这也就分别是传播内容专业化和传播对象专业化。它们并不是泾渭分明和彼此对立的。这两种“窄播”变化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是传播理念原则是一致的。一是以内容的专业化去吸引听众，一是按目标听众的特性来确定节目内容。节目内容专业化的典型代表是音乐广播，它的内容是单纯类别的音乐。而对象专业化或者说受众专门化的典型代表，目前是交通广播，它的专业化体现在主要为某一特定人群服务，即专门针对有车、开车和乘车的人群进行广播。这类对象专门化的广播频率的传播内容，构成反而具有综合性的倾向。例如，2003年的统计调查显示，北京交通广播35%的节目类别是有关行车方面的专门信息、专门知识、专业新闻和专业服务，占全天总播出时间的65%；其它节目分别是文化、谈话、资讯、音乐、娱乐休闲等节目。它的节目总体框架体现出的是一种综合性。因此，它属于频率专业化中的一种类型――从受众专门化出发定位的专业化广播。这种对象专门化而内容综合性的频率类型，除了交通广播以外，还可包括农村广播频率、老龄广播频率、青少年广播频率、女性广播频率等。这种对于内容专业化和对象专门化的区分，对于研究中国现行广播是有意义的。这些对象专门化频率是以受众职业、年龄或收听特性为其服务定位的基本起点。所以，目前中国广播的频率专业化发展既有以内容专业化为努力方向的音乐频率和新闻频率，也有以对象专门化为基本定位的交通广播和农村广播等。

研究人员还对广播频率专业化的学理渊源进行了分析。例如，有研究人员明确提出广播频率专业化的改革思路是来源于营销学中的市场细分理论（林晖，2001；黄升民，2003；马良奎，2003；邹振东，2003；降巩民，2003；刘芊芊、周葆华，2003；喻国明，2004；陈建章，2004；吴信训、金冠军，2004）。在这方面，喻国明的表述较有代表性。喻国明是从营销学的视角来观察广播电视频道（频率）专业化的发展变化，指出频率专业化调整的本质是市场运行主体，在竞争环境中，抓住顾客偏好和产品特性的匹配。他说：频道专业化的实质是受众的“细分市场”；其核心问题是在竞争环境中，顾客偏好与产品特性的组合，而这种组合能创造出压倒其它对手的竞争优势，这就是频道专业化的目的所在。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广播行业中，各家广播电台的运行环境通常是相关行政区划内的独家运营，没有直接的行业内部竞争者，因此频率专业化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广播电台与报纸、电视等其它传媒进行的跨媒体竞争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市场竞争是更广义的传媒市场竞争，而主要不是本地性广播市场内的竞争。

学者们把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理和运作策略引入分析广播行业，在客观上提醒人们注意，广播频率专业化的变动和调整已经超出了纯广播业务的范围和层面，它影响到广播媒介行业经营和运行的整体变化问题。广播频率专业化事实上牵涉广播体制运转的多方面变化，如财务收入、人事管理、经营核算和激励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对广播频率专业化问题的研究探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入广阔的领域。各个广播电台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到和应对上述非节目内容层面的改革问题。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首先表现为广播内容的调整，但是它的产生是广播行业体制改革的延伸结果，其未来的发展和走势也将左右和影响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第二章 广播频率专业化发展的社会背景与源流一、广播发展历史概况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5年，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20年。2003年2月至6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人员，围绕着广播电视体制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央三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和地方700余家各类广播电视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最后形成系列调研报告。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系列调研报告列举了现行广播电视体制的基本特征：“四级办广播电视”的事业发展格局；宣传、事业、管理“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一体多元、双重功能”的运行机制。从总体上看，目前广播电视体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是：服务功能单一，无法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层级矛盾突出，影响广播电视业整体优势的发挥；竞争实力不强，难以应对境内外的挑战；产业政策滞后，制约广播电视产业规模的发展。针对现存的问题，调研报告认为，广播电视业应该采取分类发展的战略，管理应该明确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各自的发展定位，改革现行运行体制，完善和改革行业发展的保障制度等。调查报告介绍，在各级广播电视机构中，有96.3%的被调查者支持加快对现行广播电视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上述的有关调研和报告，把广播和电视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和分析，并没有把20年来广播业自身的发展和变化作为单独的调查和研究课题。

勾勒近20年来广播发展的图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展开。首先是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是显示广播发展规模和进展的重要指标，在各种官方文件和报告中广泛使用。这一统计数据指标可以作为观察广播发展历史情况的切入点之一。根据官方正式统计，广播覆盖率的历史发展情况近20年来持续变化。参见表2-1。表2-1 1982-2003年全国广播人口覆盖率

此表显示，自《37号文件》（1983年）公布之时起，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的增长，呈稳定上升的趋势；从1983年近65%的水平增长到2003年的93.72%，20年内提高了将近30个百分点。不过，广播覆盖率的提高并不是随时间轴线延长的一个同步匀速增长过程。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从将近65%提高到70%，花了3年时间（1983-1986），从70%增长到80%，则花了10年时间（1987-1996），从80%到90%仅用了4年时间（1996-1999）。广播人口覆盖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大多保持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发展速度，而90年代下半叶则明显加快了发展的速度。当覆盖水平越来越逼近100%的时候，发展和改善覆盖的推进难度就会成倍提高。进入21世纪后，广播人口覆盖率的增长速度重新放缓。

广播业发展速度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入的多寡。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统计，1984-2003年全国广播电视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情况也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参见表2-2和图2-1。在这一上升过程中，从1984年到1992年这一区段，上升幅度为稳定平缓增长期；从1993年到2001年为大幅跳跃增长期。这一变化与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的提高趋势和发展速度的节奏变化是基本相吻合的。表2-2 1984-2003年全国广播电视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情况

上述财政支出情况统计数字依然将广播业、电视业财政情况混合在一起，并包括了事业经费和预算外基建经费；然而广播和电视在总体年度支出中的比例分配并没有清楚交待。在过去的20年间，广播在人口综合覆盖率的绝对值方面从1985年开始低于电视。通过逐年对比过去20年内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和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的历史数据，发现这一落后状况相当明显。参见表2-3。表2-3 1982-2003年广播、电视覆盖率和覆盖人数之比较

表2-3表明，电视跨越性发展的步幅很大。1984年，它的人口综合覆盖率比广播少3个多百分点，然而，到1985年年底就超过广播0.1个百分点，一年之内净增覆盖人口3200多万。电视自1985年首次在覆盖率上超过广播之后，始终领先。这说明在行业发展优先排序、资源投入以及其它若干方面，广播落在了电视的后面。1985年以后，电视的人口覆盖率不但长期超过广播，而且最多时超过广播将近6个百分点，超过广播的对应覆盖人数将近7000万人（1993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1995年），广播与电视在人口覆盖率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直至1996年以后，广播才比较明显地缩小了和电视在覆盖率方面的距离。根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广播的人口覆盖依然要比电视少2000多万人。从技术上、资源投入和接收成本上来说，广播的覆盖都比电视要容易和方便，但中国内地电视趋势性地在人口覆盖方面超过广播，引出值得关注的问题。

所谓人口综合覆盖率指无线广播发射信号所能覆盖、并利用接收工具能够收听到广播的全部人口。这一指标主要从发射和传播的角度来反映广播事业建设和广播服务的发展状况。从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低于电视的事实，可以推断广播业的整体发展受到一定的忽视和抑制。表2-4中的数字提供了从其它视角观察广播发展概况和解读覆盖率数据的可能，例如收音机社会拥有数量和广播电台数以及广播节目套数等。表2-4 1985-2004年广播事业发展情况

接收广播的最重要工具是收音机。表2-4提供的数据表明，自1985年到1995年，收音机的社会拥有量呈现整体下降趋势，1995年和1985年相比绝对数量减少了5480万台。每百人拥有收音机数量也呈大幅下降态势：1995年的指标比1985年下降了43.75%。对于这一数据的深度解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但是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拥有收音机数量在整体上处于滑坡的判断，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整体改善，收音机的获取代价已经比较低廉，收音机也逐渐退出了家庭耐用消费品的行列，在城镇中人们对它的获取、使用和弃置都更为随意。因此，这一数据的持续下降，有可能是统计计算方法上存在偏差所致。不过，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自1996年起，《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不再统计和列出“收音机社会拥有量”和“百人平均拥有收音机台数”的指标，这使得研究者对于全国广播年度发展情况的了解，又缺少了两个标识性很强的指标数据。从实际统计汇编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两项指标可能有技术上的原因。首先，这两项指标数据需要通过全国性的年度调查来获取，这牵涉到人力和经费的问题。其次，随着计划经济的消退，全国每年收音工具生产和销售情况的统计也愈加困难，即使获得产销环节的年度数据，也很难推算出社会收音机拥有量和使用情况。因为各种收音工具的生产、销售以及它们在通过销售环节之后被使用和弃置的状态呈现日益复杂的多样性，现在许多新款手机都具有收听广播的功能，但这部分手机显然没有纳入收音工具的统计视野。据《中国电子工业年鉴》（1997年卷）统计，1996年全国总共生产了收音机、收录机、立体声组合音响和汽车音响等具有收音功能的消费电子产品1816.5万台（架），全年此类产品销售总量为1827.5万台（架）。这样的数据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播接收工具的年度产销情况，并不能准清晰地反映出广播的现实接收情况。

从表2-4中还可以看出，无线广播电台的数量变化经历了一个起伏过程。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新设立的无线广播电台以每年约100家的速度增加，到1997年达到1363家，而1998年又陡然减少到298家，呈现断裂状。广播电台的增加对改善广播覆盖具有正面的可能性；而猛然间大幅削减电台数量，有可能产生负面后果。但是，国内广播业的这一变化具有特殊性：它是行政力量直接介入而造成的。此次电台数量大幅削减是国家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进行调整、整顿和重新登记的结果，是1949年以来国内广播、电视系统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登记核查。有关国家主管部门曾花费7个月的时间查处全国所有电台、电视台、有线台的原始批文和登记档案，并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厅、局反复核对有关资料和信息；在此基础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各省区市广播电视厅、局协调，共同确定对各省区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影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调整的量化工作目标，并最终操作落实。

这次大规模的行业系统整顿过程，也是行政管理格局的大调整，是相对收拢对广播业的管控权力，并将控制重心点向较高的政府管理层级集中。此次被整顿的行业和机构当然并不局限于广播业。对于广播和电视业来说，这次整顿变化被形象地称作“四级办”改为“两级办”。因为根据中央文件中控制规模、加强管理的条款，原有的“四级办广播”格局下产生的各级广播机构，将会合并压缩。例如，地区及地区直属机关所在的县市不再分设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现分设的要予以合并；市辖区不设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乡镇不设电视播出机构；现有县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要合并为一个播出实体，主要转播中央和省的广播电视节目，可自办少量当地新闻和专题节目，只能播出从广播电影电视部规定的渠道购买、取得的影视文艺节目。总之，管理权限上移，基层广播机构自立性减弱。

在这一整顿和重新登记的过程中，全国广播电台的数量减少了约70%。不过，对比表2-4中1997年和1998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整个广播的节目播出和日常运行变化不大。广播节目的套数、每日播出时数和每日自办节目时数都在继续稳步增长。1997年全国有无线广播电台1363座，播出节目1616套，平均每座电台播出节目1.19套。1998年调整之后，全国广播电台298座，播出节目1645套，平均每座电台播出节目5.5套。这说明每一家广播电台的平均规模扩大了。

自1998至2003年的5年之间，全国广播电台数量的总体增长仅为10家，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幅员广、地域差别明显的国度来说，这一增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鉴于前述中央文件中的治理是按照行政区划的范围和序列进行整顿和集中，客观上具有在行政系统框架内变“四级办台”为“两级办台”的收权效应。这样调整的结果有可能使每一家广播电台的实力增加，节目内容充实，行政管理更为有效，经营运作资源更丰富。所不同的是，来自各方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办台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

200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系列调查报告也对来自业界的有关意见做了反映。调查报告介绍，有人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应当赋予“四级办广播电视”新的内涵，完善各级办广播电视的事业发展格局；改革不宜简单地把“四级办”改为“两级办”，挫伤地方的积极性；应当通过调整布局、优化结构，使各级广播电视重新定位、各有侧重、共同发展；要打破“条块分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运用市场手段整合广播电视资源，并按照资产关系，实现利益共享。二、社会转型背景（一）农村经济改革的阶段性成功

广播体制和运转模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经常有微调和改变，但是不经社会的重大变动，通常不会发生行业性和结构性全面变更。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大门后，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和深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变化。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计划经济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它给人类的1/3的人口带来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困惑甚至贫穷。但是，这一大方向并非从改革开始之时就非常明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专家组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以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为起点的；在此之前，计划经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改革的初衷并非是要最终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要逐步完善这一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之初，就曾暴露出严重的体制缺陷，在以后的年代里，也有过多次修补和调整的尝试。因此，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启动时，在理论上表现为反映现实要求的、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突破，在实践上主要是重新移植历史上曾经尝试过的有益经验。然而，改革的结果没有走向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导致计划经济的逐步被解构；随着经济运行绩效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长壮大。

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启动，并且获得了很大成功。经济学家们在总结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时，提出以下几条原因：（1）“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磨难使得原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极大地耗尽了其自身的合法性资源，基本政治路线的改变成为政府无可选择的唯一出路。（2）政治路线的改变并不是简单地提出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根本目标，而是经济建设的绩效衡量标准需要改变。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有许多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和成就，但是它们的实施并不一定以经济绩效为标准，而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改革开放的启动在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上，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式的强调，而在经济运行层面上，则是计算经济绩效，真正开始重视经济活动的成本——收益效率。基于这一原则，经济活动从此开始以经济绩效来衡量成败，而不再以政治或意识形态判断来决定。（3）财政压力决定了政府必须要进行改革，政府财政压力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的国家越来越像一个全国农业的“经理”，必须亲自操持农业的投入与产出。当时国家收益指数趋势性地超过农业产值和农民纯收入的年增长率，这意味着国家对农民利益的强力侵夺；而农民的消极反应是集体劳动内怠工，导致农业总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国家不得不用更高的投入来维持收益的增长。（4）当国家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时，它依然需要农村的积累贡献，但是当时的要务是先要解决农村的温饱和贫困问题。因为经过多年的折腾，农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已经大幅下降。因此，农村改革不但是解决吃饭问题，也是解决政权稳固的问题。当上述几点因素汇集到一起时，就在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了强大的改革推力。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被公认为是“帕累托改进”，即改革在没有造成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所有人的处境变好。既得利益集团的收入水平没有受到损失，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断上升的；知识分子也成为合法性的支持力量。但是，这一改革并非来自上层的事先设计，而是发端于基层贫困地区的“自救”行为，再得到领导层的“允许”和其后的合法性“追认”。在这其中，“分省决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经验。具体说就是，各省自行决定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是否合法。分省决策的合法依据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强调的地方积极性和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原则。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农村改革的紧迫程度不同，改革呈现为实验性、梯次式和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过程，并在得到普遍认同的情况下，由中央给予合法性认同。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下发，至此全国大规模的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才开始。1980年底到1983年初，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所占比重由14.9%提高到93％，其中大部分是“包干到户”。

中国农村改革的本质是产权问题，是围绕产权重建展开的制度变迁。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在确认包产到户的体制后，顺应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推动，承认农民自有资源的私产制度，并延续这一方向在政策和制度调整方面不断改革和开放，到80年代末完成农村的阶段性变革。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一成功开始和经典实例，对于其后继续进行的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意义重大。

农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薄弱环节，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原则主导的薄弱环节，因为在政治权力阶梯中农村处于最下层，改革在这一点首先取得突破。但是，中国经济改革并不到此止步，还要继续深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轨问题本质依然是产权改革问题，当改革进入其它领域特别是国企行业时，问题和矛盾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正是在后续改革中，包括广播业在内的传媒行业的改革逐渐展开和实施，并遇到困难和阻力。根据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广播业的改革中，产权改革方面的问题依然是根本，从薄弱环节入手则是可行的路径，而农村改革的可行经验在广播改革中也得到了某种形式的重复。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elitz）说：“放眼世界，我们意识到只有在决策过程中更广泛地参与和更公开地讨论才会得到更为有效的一致意见，而这有助于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地进行转轨。……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给予地方社会以更大的自主权，中国表明它理解了人们参与发展带来的好处。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由于其深度、广度和复杂性，都需要中国要加倍努力来增加人民的参与。”斯蒂格利茨的上述分析触及到改革过程中，信息传播和公共信息交流的问题，而这种讨论和交流离不开传媒的帮助。中国的广播在改革开放的转轨过程中，不仅需要履行与改革之前有所不同的社会功能，它在伴随经济改革推进过程的同时，也经历着自身的体制性改革和变化。（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有些阶层重生，有些阶层地位上升，有些阶层境遇下降，社会阶层结构趋向多元化，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快。这些变化导致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变，而这种结构性转变是媒介行业和传媒体制变化的前提和背景。

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状况是：从社会类型说，中国目前正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从经济体制说，正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不仅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来判断，也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来判断；从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去判断社会的发展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更可靠、更确定。根据该课题的研究，马克思、毛泽东当年分析社会群体时，强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抗性的阶级冲突，其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动员社会民众奋起以武力推翻统治阶级以变革社会；而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则是为了了解、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以便实现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这不仅是当今中国执政党、也是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的努力目标。

社会学家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根据他们的解释，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和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指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又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资源。根据这一分层原则，共得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十大阶层又可以按照其对上述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分别归入五大社会经济等级。这五大社会经济等级是：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

中国社会当下变迁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轨的过程。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家对现代社会一般特点和印象做出归纳：在经济方面，工业和服务业占据绝对优势，或所使用的全部能源中非生命能源占据较大比重；在政治方面，通常具有一个高度差异和功能专门化的一体化政府组织体制，它采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程序制定政治决策，人民怀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各种条例的制定主要是以法律为基础；在社会结构方面，社会是高度分化的，各组织之间的专业化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社会流动率很高，人口大规模集中于城市，科层制普遍发展，家庭功能缩小、地位下降等；在文化方面，强调理性主义、个性自由、不断进取、效率至上等观点；在个人人格与行为特性上，现代社会成员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在处理有关事务时有高度的理性和自主性，对新事物有高度的开放性，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参与感，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较高的信任感等。这种分析判断认识把现代化社会当作一种目标范式，并认为到达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趋同化过程和不可逆转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系统、内在、阶段性和全球化的过程。

然而，“传统”和“现代”并非绝对对立和排斥，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兼容和配合，并且互相作用和影响。在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演变也并非只有一种固定的过程和一种终结，在这一过程中面临众多选择，也就面临着不同的路径和结果。因此，把现代化的过程和道路理解得过于简单，意味着认定世界上存在某种“单线进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是与当今许多国家的现实状况不符的。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思维的缺点在于忽略了不同社会在发展时所处的外部环境，也相对简单化了转型国家内部的特殊矛盾和具体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在开始其各自的现代化过程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完全不同：前者在当今世界体系中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而后者在面临现代化任务时则居于边缘和依附的地位。由于这种不对称的地位关系和环境限制，后者如果刻板沿循前者的发展道路，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前者的水平。

从世界范围来看，“后来者”的发展面临一些重要的干涉因素。例如，他们牵涉的国际纠纷和纠葛并不能由他们自行独立解决，这是因为受到国际各种强大因素的左右和制约。“后来者”还总是面对着发展过程中非同时性问题的同时性难题，即发达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次遇到和解决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和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则是同时涌来。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变革将面对更大的难度、风险和副效应。

对于现代化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学有一种形象化的描述：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或枣核型）等级结构，它拥有比较庞大的中间层。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结构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结构表明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处于社会的下层。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结构转变，但尚未发展成比较典型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如果一个社会中间层规模很大，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生活比较安定，成为主导型消费群体，对社会主导价值观和舆论的形成有较大的作用，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利益一致，成为缓冲社会矛盾的稳定力量，那么这样的社会结构就比较稳定，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保证。反之，如果社会的中间层规模比较小，或者扩展比较缓慢，而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据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处于贫苦状态，这就表明社会出现了两级分化，社会就会极不稳定。观察社会阶层结构，是观察一个国家现代化最本质的层面。社会阶层结构与大众传媒的运行和制度安排有重要的关系。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还可以使得社会舆论的形成具有比较大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使得舆情环境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和适应弹性；也使得执政者所谓引导舆论的努力的社会成本大为节省，从而使得社会总体收益相应提高。因为，通过大众传媒工具来引导舆论需要耗费多种资源成本，而能否引导到预想的程度和方向，又往往是难有定论的争执问题。当社会阶层机构呈现出金字塔型特征时，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媒介和工具，其制度设计选择——特别是社会横向信息交流，就往往出现困难和问题。综上所述可见，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的壮大与否，直接关系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和可持续运行及发展。因此，社会改革和变迁的制度安排，以及包括广播在内的传媒改革，需要首先以是否有利于构建和壮大“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为基本评价点。研究显示，在2001年，中国居于社会经济等级底层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依然占有整体人口的60.4%；此外还有整体境况更差的、占总人口4.8%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和两极结构。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收入群体规模比较小，而中下层比较大；同时高收入层的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过大。李强等人的研究显示，城乡居民中最高收入的1/5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0.13%。

确定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不仅要看顶层阶层所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是否过大，还要看中间和中下阶层能否保持他们相应的收入份额；不仅要看各阶层收入份额的比例是否均衡，还要看下层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规模。当中产阶层的收入利益比例不能维持时，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就会向下滑动；这同时意味着在现代化迁移过程中原本应该向上运动的下层群体的境遇改善的无望，反更向恶化的方向跌落。由于中下层人口占中国实际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就形成非常不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这种不稳定结构因为偶然的或者局部的因素，极可能成为引发和酿成广泛的社会震荡的根源性基础。在中国转轨转型的时期，这样的社会结构是非常值得注意和小心的，因为它可能因为偶然的和小的失误而引发和导致整个改革和转轨进程的失败。而包括广播在内的传媒就需要尽力使得社会向良性结构的方向转变。

有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国性调查显示，被调查者普遍认为私营企业主或演艺人员是改革开放以来收益最多的群体；但是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重大项目调查则发现，当今被调查者在面对同样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这说明握有权力的行政管理群体人士使得改革的措施和方向比较多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根据陆学艺等人的研究，我国广播电视行业工作人员绝大部分可以归入握有一项以上资源优势的“中上层社会经济等级”之中。例如，广播电视行业人员基本都掌握文化资源，因为他们首先是专业技术人士；其次他们大多握有一定的组织资源，因为国内新闻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直接管理的、拥有行政系统特权的机构，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新闻传媒人员都参与管理行政运行信息的交换和传播活动，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威性；再次由于现今传媒机构所具有的行政垄断地位和采取营利性运营方式，广播电视传媒及其工作人员又掌握了经济资源的优势。这种集多种资源于一身的情况，使得广播电视业成为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行业，也使得它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历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变动中，都获得正收益。孙立平在研究中国社会改革变迁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他们垄断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因而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孙立平的观察可能适用于某些社会群体，但是从广播电视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可以发现另一种类型：即多种资源（资本）并非依附于某一社会群体人士，而是附集于某一行业。换言之，某一行业成为聚集总体性资本的领域，凡是进入这一领域的人员自动享用该行业拥有的多种资源；但当他们离开该行业时，并不能将其享用的资源优势全部带走。比如，在广播电视行业工作的人员可以享用该行业拥有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他们离开这个行业时所能够带走的，通常只有他们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所拥有的自身的文化资源。这就是制度安排造成行业、而非阶层群体，聚集了多种社会资源的现象。

这种现象意味着，一旦某一行业的人员总体性地进入社会经济等级的高端区域（也就是聚集了多项资本资源），就给社会阶层结构调整的原则安排提出了难题。现代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上的多元参与性。多元参与首先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都有保证自己参与决策的资源优势。社会中间层具有多样性资源优势，但是多种资源在中间阶层的不同类别群体中相互分享并且优势程度适中。多种资源一旦大部为高端阶层掌握，不仅形成资源集中，而且强度大为提高，往往造成社会收益获取的结构重心上移，造成结构性的“头重脚轻”。由于制度安排和决策者利益有直接关系，因此这种多种资源集中在社会经济等级高端群体手中的格局，往往排斥其它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参与决策，极大地妨碍了构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这样聚集多种资源的行业一旦出现，任何进一步的改革调整都会使其行业利益受损，因此该行业整体拒绝和阻挠改革的心理欲望就会显著增强，从而使得社会改革的整体代价和成本随之上升。国内电信等行业的改革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广播电视行业的改革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上述问题的梳理和讨论的目的是希望能引起对广播改革与社会转型关系的注意。广播改革在转型社会中的定位和目的是促进良性社会的现代化架构的形成，而这一社会架构的良性标准就是橄榄型的、中间阶层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凡是有利于这一社会结构形成的传播制度安排就值得大力推广，同时传媒的改革也应是为了实现这一社会转型目的。以这一目标和视角来看，中国广播业的改革还有漫长和艰巨的路要走。三、广播业务改革尝试（一）“事业单位企业经营”概念的提出

1983年的《37号文件》是中国广播电视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件。它的规定对整个行业具有框架性启发力，并推动了广播行业的运行突破，对广播行业广泛的后续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在其后的有关广播电视行业改革调整的设想和实践，都在不同程度上与《37号文件》提供的思路有密切关联。《37号文件》推出的标识性政策规定，是部分地开放广播电视行业的主办资格禁限，以致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全国广播电视行业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支持和推动这一扩张目的的财源制度安排，则是向地方政府放权和允许广电行业引入经营性运作方式。不过，所有上述这些改革和调整，都是在广电行业系统内部推广和落实的，并没有面向全社会；因此《37号文件》启动的中国广播电视业的最初的体制性改革，是在行业内部，或者说是在原有行政体系架构内部进行的。尽管有相当的局限，但相对原有的旧体制和旧的运行方式，这一改革已经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37号文件》对于广播电视行业的经济运行提出明确要求，开启了广播电视行业的经营活动，具体说就是“节约开支，提高经济效益，并开辟财源，以补充国家拨款的不足”。所谓“补充国家拨款的不足”是政策规定的目的，而其它的要求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37号文件》对“开辟财源”的“创收”途径的建议内容比较宽泛，使得几乎以各种经营性和非经营性方式获得的经济收入，都可以归入其名下；并说明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服务公司或服务部的经销营业活动也可争取税额减免待遇。《37号文件》并没有充分讨论和强调广播电视广告的问题。这部分因为在当时，广告的创收营利潜力还没有得到日后享有的广泛认同和重视，它在日后显出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在当时尚不十分突出。文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给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服务公司或服务部”确定的机构性质身份，即“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意味着，这些机构可以在获得国家一定财政拨款保证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营利性经营活动获取额外收益。这一原则的提出和在后来不断扩大其适用范围的操作，导致形成近20多年来中国广播电视行业机构运行的一个基本模式。围绕“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或“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这一模式，中国广播（电视）业的运行不断变化调整，演进至今。事实上，这是中国广播电视体制制度安排中，最大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集中的矛盾点和模糊关系。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才开始起步。（二）“珠江模式”：改革原则与广播业务创新的结合

在1983年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之后，全国广播电视行业开始发生变化。仅以1985年至1995年10年间的广播电视发展情况来看，10年来广播和电视都有长足发展，但是广播电台数量的增长高于电视台；这种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兴办一座广播电台的经费投入要远远低于电视台；另外在电视大规模普及的背景下，广播适应“分众化”的要求，一家综合电台分为几家系列台和专业台，导致了广播电台的数量大幅增长。然而，在这十年中，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和覆盖增长率明显超过了广播覆盖率和增长率；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和平均每百人拥有量以三至四倍的速度增加，而收音机的社会拥有量和平均百人拥有量却呈负增长趋势，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

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播节目内容质量不高，没有发挥出广播的独特优势，在不同媒介的传播竞争中，被取代和削弱。假定1995年广播和电视的人口覆盖率相同（事实上相差6个百分点），广播电台的数量多就意味着众多电台在覆盖人口的重复度上要大大超过电视；如果这些电台的传播内容没有明显的差别，那么频率资源的浪费程度就比较大。其次，购买一台电视机的价格通常要高于一台收音机，而1995年国内收音机的社会拥有量比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少大约1亿台（约少1/3），可见不少人舍弃了收音机而选择了电视机。这说明，这期间广播节目变化和发展缺少吸引力。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广播改革，经历了若干新的业务运作尝试，从广东电台的珠江经济电台开始起步，地方电台的节目改革不断推进和发展，特别是大城市中广播电台的业务变化值得关注。广播的改革探索至今没有停止，尤其在大城市或者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业务调整和内容的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跨入了21世纪。

这一探索的改革背景元素之一是1983年出台的《37号文件》。该文件给广播行业的改革引入了商业经营元素，但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经营方式在当时主要适应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下属公司和经营性实体，而不是广播电台的主体传播业务。在当时，广播传播内容业务还没有走出传统老旧的框架模式，由节目带动广告的经营模式还没有被普遍认同。起自珠江经济台的节目内容改革，恰好解决了广播电台主体业务经营的模式创新问题。珠江台通过改革节目而带动收听率的上升，再提高广告效益，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模式在广播行业内的扩展和主体传播业务上的应用，因而起到了示范辐射的作用。

广东电台1986年12月15日开办珠江经济台的实践尝试，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广播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例。其历史意义和改革价值表现在多个方面：它不但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经济广播电台，还首先在国内电台中采用以新闻、信息为骨架，以直播、主持人节目板块和听众热线参与为主要特征的节目结构模式，它通过节目样式的变化和内容的调整，吸引了大量听众，并带动了广告收入的明显增长。到1999年，广东电台成为有卫星广播、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广东音乐台、城市之声、羊城交通台、珠江股市台、健康之声、广东教育台、广东英语台和“声报”、“股市快报”九台二报的广播机构。经营创收总额从1986年的100多万元，增加到1998年时超过1亿元。珠江经济电台是广东电台开始进行系列台建设的第一步。这一经验后在内地广为效法和学习，成为“珠江模式”，也是中国内地广播频率专业化发展的最初尝试，对国内其它广播电台的广播业务改革和频率专业化转型起到了示范作用。

珠江台的改革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在内容上，它突出新闻、信息的播报，强调广播的基本功能和媒介优势是传播新闻，使广播新闻居于主体、骨干地位。在这方面，广东电台此前已经做了准备性尝试：它曾大幅度地提高每日广播新闻播报的频次，在发布新闻的速度和密度方面超过了报纸和电视。1984年5月起，广东电台就实行每小时一次整点新闻，全天播出新闻56次（包括转播中央台5次新闻节目），电台在发布新闻的速度和密度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报纸和电视。在扩大报道量和增加信息量方面，提出摒弃不讲时效、缺乏信息、主题雷同、枯燥乏味的“生产稿”、“万岁稿”；减少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一般性会议报道，减少一般性的生产经验、生产进度的报道，减少一般性的外事报道；增加听众具有共同兴趣的、从消费者和市场角度写的经济新闻，增加有情趣的文化、体育新闻，增加社会新闻，强调通过报道社会新闻弘扬社会新风，潜移默化地对听众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为了扩大报道面和增加信息来源，广东电台还在1985和1986年两次与省内数十家广播局、台、站联手建立了省内70多个地方记者点。在内容改革方面，广东电台还加强积极的批评性报道，加强评论和听众评说，并通过与广州市委、市政府合办固定的新闻性栏目，让各级政府官员与市民代表通过广播，就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这些业务改革原则都被充分和有机地吸收进入珠江经济台的运行之中。

在广播节目形态变革方面，珠江台采用多向交流的直播方式，不同时段、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听众参与，成为其节目的突出特色，而热线电话是重要的多向交流的手段。直播提高了节目的时效性和灵活度，而利用现代传播交流手段进行的双向互动，拉近了广播与听众的距离，提高了听众的参与欲望。而大板块综合式的节目结构，将过去分割式的、内容单一孤立的节目变为节目内容有机关联、按照时间轴线纵向延伸的有机整体。它使得广播由过去的机械地、盲目地按节目表播发出内容就算完成任务，变成从关注听众的生活和收听习惯的角度出发，来把握和利用好与听众交流和沟通的节目时段。“珠江模式”推出集采、编、播、控于一身的主持人方式，突破了原来各个环节的机械分工，主持人和大板块节目架构的结合形成了大时段节目的整体性，同时贯穿“提纲加资料”的活泼的播讲方式。珠江台还把大部分审稿权下放，突破了三级审稿的陈规。

珠江台的经验在传播理念上是确立受众在广播中的主体地位。其在珠江经济台获得成功之后，国内广播界出现一哄而上地模仿和学习，出现了直播热、板块热、主持热、听众参与热等。直接模仿珠江台的广播形式，虽然改变了广播的面貌，但在观念理解上也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从一个层面反映出当时传统广播模式的普遍存在和惯性力量，也反映出各地广播电台希望变革的急切渴望，以及可资借鉴的改革实例的缺乏。有学者认为，“珠江模式”也存在局限，具体表现在：（1）它只适合有可能建立系列台的广播电台，如果当地只有一个综合台，就不能模仿珠江台的模式，或者只能部分学习，部分吸收。（2）“珠江模式”主要适合中低文化程度的听众需要，满足不了较高层次听众的需要。（3）“提纲＋资料＋即兴发挥”这种播讲方式适合浅显通俗的节目内容，不适合所有广播节目内容。因此，“珠江模式”是一种“大众型、服务型、信息型、娱乐型”的专业电台模式，不是任何电台都可以照搬的模式。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珠江经济台的变化并不只是一个业务调整问题，而是广播体制改革模式的探索过程。

解读“珠江模式”经验需要从全方位的社会背景入手。“珠江模式”的出现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领先、当地商品经济发达、民众思想意识开放，特别是毗邻港澳、直接受到境外电波冲击等综合传播环境因素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特定的和总体性压力，使得广播电台改革问题在当时的广东，比之国内其它地区和环境，有更大的紧迫性和创新动力。广东电台通过开办珠江经济电台，改变了传统的广播模式，取得了改革突破，也因此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珠江经济台的改革模式的运行价值，还在于它抓住了以听众为中心为主体的办台原则，在获得听众认可的同时，广播电台也就找到了一条在现实环境中提高经济经营收益的路径。而这种广播电台运行营利模式是《37号文件》中虽然启示，但并没有明文提出的。由于成功地把广播业务改革和经济收益结合起来，构成了节目和广告互动的协同方式，也找到了一条与国家财政拨款不同的、新的广播电台营利渠道。这是国内广播电台广泛关注和积极效仿“珠江模式”的根本点。尽管由于各种人员、观念、环境等原因的影响，国内其它一些广播电台在学习“珠江模式”时，未能取得像珠江台那样的突出成效，但是“提高节目质量、吸引听众、带动广告收入”的模式示范效应，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推广。正是从这一点来说，“珠江模式”对后续改革尝试具有案例样板作用。“珠江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广播业适应社会改革开放的现实变革，在广东地区首先取得突破的成功经验。它事实上是《37号文件》启动的广播改革尝试中走出的一个新的选项。它的新意在于给“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运行概念提供了新的诠释。珠江经济台的改革并不完善，也远不是终结，它是中国广播改革不断推进过程中的一个代表性案例。（三）上海东方电台的新闻改革

珠江经济电台是广东电台属下的经济频率，在机构管理上并不是独立的广播电台。而东方电台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法人机构，它的出现与同一行政区划内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形成事实上的并存并立、同类竞争的关系。东方电台的出现也是行政主导改革的结果。1992年春，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为适应浦东开发的新形势，引进激励、竞争机制，丰富上海地区的广播电视节目，决定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形势下，在浦东新区成立上海市第二家省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广播电台。东方电台由此而诞生，于1992年10月28日开播，办台方针是“立足浦东、服务上海、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东方电台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业化经营模式。筹建初期，向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借款人民币100万元，作为开台经费。东方电台在员工录用方面采取公开招聘方式，打破传统的人事制度，台长和副台长等主要管理人员还是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广播电视局党委选定和批准。

东方电台建台之初有中波和调频两个频率，其中中波频率为每天播音24小时、以直播为主的新闻综合性频率。东方电台提出以提高节目信息量为标志的开放性办台思路，以新闻节目为龙头，全面加大节目的信息容量。它每天早晨3小时的新闻板块节目，大容量、高密度、快节奏地播出国内外重大新闻；快讯短而精，每条仅100至200字，15分钟可播出40-50条，尽可能多、快地播报国内外大事、要事；在新闻信息源方面注意拓宽渠道，除本台记者采编外，还有兄弟电台的电传，新华社、中央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各报驻外记者的供稿。在新闻编排上，东方电台打破了传统的“先本地、后国内、再国际”的固定的新闻播报顺序，而是根据新闻事实本身的价值来安排。东方电台还采取热线电话、请各方面人士进入直播间和把直播现场搬到公共场所等做法，拉近了广播与听众距离，加强广播和公众的联系。东方电台新闻节目因为贴近生活、贴近社会以及独特的广播报道形式和风格，受到各界欢迎，收听率很快上升。东方电台《东方新闻》时段的全年广告一年之间就达到全台广告收入的50%以上。

与东方电台同处上海地区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上海电台），按照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的部署，于1987年对内部进行改革，组建3个编辑室，对外呼号分别为新闻教育台、文艺台、经济台。这一做法与广州电台创办珠江经济电台的改革大体处于同一时期。上海电台的新闻教育台以新闻专题节目为主，文艺台以音乐、戏曲、文学节目为主，经济台以传递经济信息为主。各分台按照各自分工要求，对原有节目的设置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同时增加了一批新节目、新栏目。各分台之间形成了一种内部竞争机制，主要体现在精办节目和改善服务方面。上海电台加强与周边省市电台的协作、互换新闻稿件的联系，并以各省市电台为基点，聘请并建立了特约记者的通讯网络，还以跨地区横向协作的形式，在当地政府和广播电台的支持配合下，先后推出时长3小时、最长10小时的新闻特别节目，如《宁波的一天》、《我们江阴好地方》、《嘉兴的一天》、《奋进中的无锡》等，丰富了节目内容，吸引了更广大区域的听众。

1990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上海和浦东被推向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上海电台从1991年开始酝酿组建系列台，9月30日上海电台交通台开播，这在国内大城市中属于首创。1992年10月1日，上海电台在原先英语调频广播的基础上，创建英语台。这也是全国地方台中的首家。同年10月，上海电台经济台使用的792千赫频率划归东方广播电台后，上海电台又重新筹建市场经济台，并于1993年1月开播。至此，以“新系列、新套数、新格局”为改革思路组建的上海电台8个系列台陆续应运而生。

上海电台的系列台以新闻综合台为龙头，形成多功能、多层次、全方位的广播群体优势新格局。各系列台按照分工职责，构思设置节目，各自形成个性化特色。据上海城乡调查队1993年6月调查，新闻综合台《990早新闻》的收听率达40.6%，《午间新闻》收听率为15.81%。市场经济台的《股市即时行情》收听率为10-14%之间。文艺台的《滑稽王小毛》收听率为22.5%，《歌声与笑声》收听率为19.15%。音乐台的《音乐万花筒》收听率为12.16%，等等。上海电台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省台扩展为系列台的发展思路是广东电台“珠江模式”经验的延伸，也是内地不少省台的基本改革方向。但是，上海广播生态的特殊之处是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传媒容量和空间巨大；在这样一个地区内，同时并立上海台和东方台两个省级广播电台，这是内地其它地区和大城市所没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两台在受众定位、节目类型、服务风格和广告市场分割等许多方面不得不加以区别和竞争，尽管这种竞争不是在充分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的。东方电台和上海电台的分立和竞争是在行政主管机构主持下产生的，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在统一主管的协调下进行活动和竞争；也可以当行政主管部门思路变化之后，将它们重新合并或者统领起来。2001年，两家电台又被重新整合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旗帜下，共同隶属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东方电台吸收了珠江台注重提高广播的新闻水平和信息量、采用早间新闻大板块结构安排、主持人串连节目和直播电话热线参与互动等成型经验。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当上海电台同样采用这种广播模式时，东方电台的特色如何发挥，是否会在同一覆盖地区内形成新的重复和“单调”？东方电台成立之初使用上海电台原有的经济广播电波频率，其后上海电台又再建“市场经济台”，两家电台各有下属系列台，又同在上海广播电视管理机关的“屋檐”下。一个局管辖类型基本相同的两个电台，共同竞争同一城市的听众，这种格局架构引出的抵消、遮蔽和冲突问题仍待观察和思考。这也是行政框架内，广播实体之间如果展开真实的竞争，将会带来的问题。上海地区广播电台改革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实例，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随着，上海电台和东方电台统归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曾有的竞争矛盾和体制冲突，再次被行政系统消化，提出的问题也被暂时搁置。（四）北京电台的频率专业化改革

北京电台走过的道路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0年至1992年，以北京电台开始模仿珠江台组建经济台并开播为标志，此为北京电台系列台建设的开始。北京电台认为，珠江经济台的变革是形式大于内容，它并不是完全的专业台，而是内容稍有侧重的综合台，但是珠江台“这些新颖的形式是过去我们的广播从没有采用过的”。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至1994年，北京电台先后开始组建新闻台、音乐台、交通台、文艺台、教育台、儿童台等系列台。这其中专业化、个性化最强的是音乐台，原因是音乐台专业特色鲜明，业务运行边际相对清晰。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专业系列台架构的搭建。第三阶段从1994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各系列台开始发生业务重叠和交叉等问题，出现矛盾和内耗。于是北京电台开始调整和规范各台的专业特色和业务范围，于1998年提出规范属下各系列台业务运行和发展的“红黄绿灯”调控原则。这一调控措施在北京电台内部逐步贯彻落实，由于操作平稳，其间经营收入也没有滑坡。这一阶段的变化展示了，在电台部门（系列台）之间如何因为竞争而产生雷同和矛盾，以及如何通过调节和规范来化解矛盾的过程。第四阶段从2001年开始，它是专注目标听众群的建设，也就是专业化深入发展的阶段。其目的就是“除了音乐台、交通台这样的从一开播就明确对象化、专业化方向的系列台之外，如何将一个综合台，或者一个原本没有明确目标听众群的电台，成功地使之对象化、专业化，以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北京电台对于广播专业化的定义性认识是：广播频率或广播节目以目标听众群为传播对象，明确市场定位，传播相对专一的内容，并通过各种手段努力形成个性和特色的大众传播行为。这一定义显示，北京电台的专业化改革取向蕴含了若干商业运作的价值标准和原则。他们认为，“全民听广播”的时代已经过去，听众都关注一个频率也不现实；当听众“分流”时，广播要抓住自己选定的特定听众群体。与此相关的是，广播的内容要适应分众化的要求，与目标听众的传播特性和信息需求相配合，这就是聚焦特定听众群体所带来的内容方面的相应窄播。广播专业化锁定听众、服务听众，使听众满意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广播电台的经济收益；“专业化受众明确的特征为广告商的投资提供了鲜明的指向”，“专业化广播电台可以有针对性地向广告商、广告客户推介固定受众的消费情况和其它特征，吸引广告投放、赚取广告利润；然后再投入节目的改进和生产，形成一个循环互动的过程”。

广播专业化改革不是为了“专业化”而专业化，因为专业化本身不是目的，通过专业化形成广播的特色与个性，最终赢得受众青睐，得到广告商的认可、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才是理想境界。这里频道定位、目标受众、广告投放和电台收益的经营链条清晰明确。北京电台提出一些非常鲜明的口号：“宁要一万有效听众，也不要十万随意收听听众”、“‘有钱的和有权的’京城开车群体和乘车群体”等，这些口号也为北京电台广播频率专业化定位做了清晰的注解。

在计划经济时期，广播是党的新闻宣传机关，担负着传播党的方针政策、服务全体人民大众的任务。广播电台由国家全额拨款，职能是搞好宣传。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媒介的宣传喉舌功能依然得到强调和坚持，而电台营利途经的探索则有相当程度的放开。在北京电台的运行中，市场和商业驱动的元素已经非常突出，如何处理“喉舌”和营利之间的关系呢？北京电台的经验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巨变，广播以往的属性已经反复受到冲击，把广播作为一种产业来看已经不是人们的主观意识能够决定的了，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广播是传媒产业中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生产、传输、销售信息成为它的主要内容，当然广播电台必须行使好作为党的宣传喉舌的功能。喉舌功能承担的是社会责任和义务，但其依托的基础设施、设备又具有产业功能。如果说喉舌功能是前提、根本，产业功能则是喉舌功能实现的具体保证。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可分开操作。不过，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现行广播业是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吗？它和诸如餐饮业、服装制造业等其它行业是同样性质的产业吗？北京电台的分析把广播实体和功能做了区分，并认为在强化本体的产业属性的基础上，广播的喉舌功能有可能更好地实现。换言之，广播电台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可以按照市场运作方式营利，而在新闻宣传方面则实现其喉舌和宣传的责任。这种观点和实践可以算作“事业单位企业经营”理念的进一步充实和扩展。这种经济运营方式的确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据新华社的统计资料，广播的营利能力正在整体提升。中国2000年上半年广告营业额为282亿元，同比增长12.3%，四大传统媒体广告的经营增长率依次为期刊41%，报纸24.8%，电台20.6%，电视-10.5%。2001年全国广播广告营业额达到18.28亿元，比上年增长20.23%，超过报纸、电视等媒体的广告增幅。其中浙江、山东、北京的增幅都超过40%。2003年，全国广播电台中，年广告收入超过1亿元的有6家，最高的达到3亿元。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广播电台是如何赚到那么多钱的？广播业界很少从产权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此外，根据现行的媒介运行原则，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应该并重，并以社会效益为重为主。但是，如何衡量这两个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呢？这又存在操作上的困难。能否说，经济效益好，社会效益或者说社会服务就一定好呢？在这一方面，存在着疑问和争论。北京电台是全国广播业经营创收的领头者，但是它在2004年的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成绩却相对落后。这两个现象也许不能硬性地挂上关系，但是所牵涉的问题却值得思考。四、行政与政策推动

广播频率专业化的调整和改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珠江经济台的最初尝试开始算起，大约有近20年的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珠江经济台的改革逐渐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上海、北京等地电台开始考虑和尝试摆脱传统综合广播模式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初了。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的广播电台开始向广播频率专业化调整的方向靠拢，并朝这一方向展开各种不同的探索。这种行业内部的摸索和变动，逐渐引起了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注意和重视，并通过观察和调研逐渐认可了这一广播改革的方式和方向。等到官方正式把频率专业化作为一种行政任务加以布置，同时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面投入频率专业化的改版运作中，时间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

进入21世纪，政府对于广播频率专业化逐渐加强了推广的力度。2001年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发言时提到当年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广播电视改革的八项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积极推进频道、频率的专业化、对象化”。2002年12月28日在全国广播工作座谈会上，徐光春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频率专业化改革。他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广东首创了广播“珠江模式”，启动了广播改革的最初尝试；90年代初以北京台、上海台为代表，直辖市广播电台率先开始了频率专业化改革；90年代中后期，省、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电台频率专业化全面推开。他指出，国际台的轻松调频、北京台的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上海台的990新闻频率和金色调频、浙江台的交通之声和健康之声等都十分成功。他认为，广播频率专业化是广播运作的重大举措，使广播节目布局和节目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广播的贴近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广播的再发展奠定了基础。政府方面正式和全面推进广播频率专业化的标志年是2003年。这一年被政府确定为“广播发展年”。这一决定在2002年12月全国广播工作座谈会召开时已经确定。2002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304座，广播节目2093套（频率），全国广播广告营业额达到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9.80%，超过报纸和广告公司，但低于电视和杂志等媒体的广告增幅，其中北京、广东电台的广告收入都创出了近2亿元的新高。在2003年1月召开的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有关管理部门明确提出了“广播发展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推广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造，并明确要求各地广播电台在2003年内加快广播频率专业化、节目对象化改革步伐，省级以上电台要按照频率专业化的要求，推出具有特色的专业频率品牌，同时每个频率都要打造出两个以上叫得响的特色节目品牌；并进一步加强广播覆盖工作，大力发展城市有线广播和调频广播，力争广播收听率有一个较大提高。从历史上看，国内在以往的传媒评优活动中，内容评选的对象单元通常是节目或者栏目；为促进这项工作，有关主管部门甚至提出要改革现有广播评优办法，不但要评优秀节目，还要评选优秀频率。这里提出以广播频率为评优单元，体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观察视野，也体现出行业管理部门对频率专业化推广的强大力度，要求各地电台在频率的层面和范围来建构改革运行新模式。这次工作会议还同时要求广播行业加大广播创收力度，拓展增收渠道，要求广播业在2003年一定要确保创收增长幅度在20%以上。此外，还要加快广播新业务开发，专业频率发展较好的城市要积极开办有线广播，同时要抓紧利用无线和有线网络开办远程教育、数字全媒体广播等新业务。要建立有中央台、地方台参加的信息、音乐等节目协作网，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节目资源。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胡占凡后来在总结发展经验时强调：加快广播频率专业化、节目对象化步伐，是广播发展年的重要任务内容之一，而国家广电总局确定2003年为中国“广播发展年”，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第一次。按照2003年内重点建设好一个有特色的专业频率、重点抓好2个以上特色栏目的要求，中央两台和31个省级台已经对广播节目进行全方位的调整，进行了频率专业化的改革，各台至少推出1个特色频率，有的已经取得成效；中央电台推出的几个“之声”效果很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深圳等较早推出专业频率的电台，年内又按照“受众细分、优化配置、品牌经营和共享互动”的原则，对广播频率进行整合重组，明确节目定位，优化人员配置，打造强势品牌，形成竞争优势。“广播发展年”意欲实现的目标是：广播收听率明显提高，广播创收明显增加，广播影响力明显扩大，广播地位明显提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高层管理官员指出，许多电台把广播发展年的任务简单地理解为频率调整和节目创新，这是不正确的。日常节目的调整和改善并不是改革，机制、体制和节目的整体创新才是广播发展年的主要任务。广播改革要从广播实际出发，以节目改革为龙头，全面推进各项改革；要用产业发展的观点、企业化管理的要求，来创新广播运行管理方式和内容；要强调以听众需求构架专业频率特色，要以鲜明个性铸造多元化广播。然而，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发展情况不同，面对“广播发展年”的任务，自然会产生出一些差别和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是存在重电视轻广播的现象，导致地方推进广播改革不力。二是全国发展不平衡。南方及沿海发达地区整体发展普遍好于北方及西部地区，发展较早的电台已经在产业上形成良性循环，而有些地区电台才刚刚进行节目和频率的调整，改革创新步幅和力度不大。三是一些电台只着力申请新频率，而疏于对现有频率资源潜力的开发和改造。四是一些电台误把开办系列台当作频率专业化，对象化定位标准不清。

针对这种局面，国家广电总局在2003年下半年做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广播电台务必抓好以下工作：（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宣传不出问题。（2）各电台落实广播发展年的工作目标，都要有硬指标，要细化和强化指标，频率专业化和栏目对象化要见实效。（3）切实推动广播发展年工作，一要强调降低成本，多采用直播方式；二要落实听众需求，按需设计节目布局和播出方式；三要增加节目服务性，改变我说你听的说教式播出方式；四要增强互动性，提倡直接交流；五要增强节目的本地化特色，地方台尤其需要加强本地化，拉近节目与听众的距离。（4）树立市场意识，争取吸引更多的听众和广告客户，占领广告市场。

上述情况反映出，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在2003年时，把广播频率专业化作为一个行业工作的重点推出，以期从这一角度推进整个行业的改革发展。这一时间点的选择是建立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贯穿90年代的广播电台先行改革尝试的基础上的。若干经济发达地区和大都市的广播电台以频率为改革单元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家广电总局则希望将这种改革思路和方式推广到全国。从全国省级电台每家“建设好一个有特色的专业频率”、“重点抓好2个以上特色栏目”的工作要求来看，管理部门全面推进、齐头并进的愿望是比较明显的。广播频率专业化虽然作为一种自发性的行业内尝试已经延续了十来年，但是作为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的年度工作布置重点和全面推广和提倡的工作目标，这还是第一次。这种做法也类似中国农村改革的情况，即政府在农民行之有效的包产到户承包制的做法实际运行了若干年后，方给予正式的认可和支持。然而，国家对于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方向的认可和肯定，在实际操作和客观效果上并没有取得像中国农村改革那样同样震动的实效。正如有关管理部门所预见到的，频率专业化不单是节目和栏目的调整，而是定位、服务、运行、管理、成本效率评价等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问题，各个电台之间、各地电台之间的差别和距离以及不平衡其实是客观存在，难以迴避的。这里仅就频率专业化的正式推广前后的一些统计数字，进行初步的分析。

常识告诉人们：窄播是相对广播而言的，而且通常是广播服务到达相当丰富程度之后合乎逻辑的变化调整。世纪之交，中国内地的电台数量并不多。据正式统计数据，1999年全国有电台295家，2000年为304家，增长率3.05%；1999年全国有广播节目1696套（频率），2000年为1934套，增长率14%。2000年，全国电台数量只增加9家，而节目套数则增加了238套；平均每家电台拥有节目套数（频率）为6.4套，而1999年为5.7个，增加幅度为12.3%，节目套数的增长远远超过电台数量的增长。这说明平均每家电台都在增加新频率。

2002年，全国有广播电台306家，2003年为308家，增长率为0.65%。2002年广播节目为1893套（频率），2003年为2064套，增长率为4.08%。节目套数的增长速度超过电台数量的增加速度近6倍。2003年平均每家电台拥有节目套数（频率）为6.7套，虽然看似增长幅度不大，但是相比全国电台数只比2000年增长了4家的情况，节目套数的增长速度就显得十分突出。所以，在政府大力推广广播频率专业化的时候，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节目套数（频率数量）的增加。这也正好符合前面所提到的，各地电台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大力申请开办新的广播频率的现象。

频率数量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多呢？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问题，不但需要看数量，还要看彼此之间的同质性差异程度。相对美国的10000多家电台所拥有的频率数量，国内现有的节目套数（频率数量）当然是少的。但是，相对国内的300多家电台来说，每一家平均拥有6个以上的频率也并不算少。由于国内的电台都有各自运行、相互不太干扰的行政区划范围，在这一情况下，原有单一的人民广播电台模式若想转为专业化频率，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增加频率数量。所以，近年的频率专业化改革在总体上有促进全国广播频率数量快速增加的作用。这一趋向在2004年继续发展。截止2004年底，全国广播电台282家，广播/电视台1913座，共播出广播节目2264套，全年播出广播节目983万小时。根据大致计算，近年全国广播电台数量基本维持在300家左右的水平，但广播节目套数则在稳定和持续地增加；在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的背景下，盘活和深度开发原有广播频率的努力伴随着频率数量的强劲增长。这一现象引出中国广播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广播电台数量和内容频率数量规模大抵处于何种水平较为适当。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本文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广播频率专业化的探索尝试案例，大都首先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发生在大城市环境内。广东的珠江经济台的试点是诞生在经济比较富足和传媒资讯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有比较充分的传媒服务冗余度，如珠江台的竞争对手甚至包括香港地区电台的对内地广播。在广播服务比较充分和存在事实性竞争的情况下，频率专业化成为一个现实和实际的选择。当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广播电台拣拾起频率专业化的策略时，它们都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实力的地方经济和数量众多的听众群体作为改革的依托基础和前提条件。所以，缘起于珠江台而后经北京、上海发扬光大的频率专业化变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国内大城市广播改革的可行路径。而当这一改革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行政性地推广开来时，是否会有许多新的问题冒出呢？例如，频率专业化改革经验对农村广播的启示意义就不大。

不论如何，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的强力推动，通过“广播发展年”的任务给予了大力强调，督促全国各级广播电台在节目制作、频率设置、体制架构、机制运营、业务开发、管理体制和用人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加深改革，加快创新，加速发展，向着广播收听率明显提高、广播创收明显增加、广播影响明显扩大、广播地位明显提升的目标努力，构成了中国广播改革发展的一个阶段性发展过程。当然，在这一系列口号和目标背后其实还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等待着解决。第三章 广播受众变迁的统计学分析一、广播受众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3年，广播播出机构的数量、综合覆盖人口、覆盖率，以及平均每周播出时间都有了较快的增长。仅以广播的综合覆盖率为例，在20年间广播的综合覆盖率从1982年的64.10%，上升到2003年的93.72%。近年来，广播综合覆盖率的提高得益于“西新工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广播改革是与我国社会发展变革同步的、渐进的、积累性的过程。在改革进程中呈现出波浪式的‘广播热’以及‘广播热后的冷思考’。”1980年广播界的有识之士明确提出广播要“自己走路”的方针，强调广播要摆脱多年来成为报纸“有声版”的被动局面；1986年10月，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突出广播作为听觉传媒的特点，在短时间内创造了高收听率，成为广播改革的“珠江模式”；上个世纪90年代，以上海台、广州台、北京台为代表的城市电台，在业务层面乃至整体机制的层面进行全方位改革，成立了新闻台、经济台、音乐台、交通台等系列台或专业台，广播开始面向分众化的市场，进行频率专业化的改革。进入21世纪，广播面临着又一轮更深层次的面向市场化的新挑战。近年来广播的发展与广播的改革带给受众的是更全面的信息和更贴近的服务，受众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报。受众数量的回升、受众参与互动的加强，激活了广播受众市场，全国几家城市电台的广告额连年上升应该是得益于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88年至今共组织了四次大型受众调查，调查结果揭示了全国广播听众、中央台听众的基本收听状况及整体变化的情况：

1988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建台以来首次全国听众调查，发现全国居民中接触三大媒介的人占72.5%，单纯听广播的人仅占1.9%；而既收听中央台节目又听地方台节目的人占61.7%，单纯听中央台节目的人仅有1.3%。

1992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第二次全国听众调查，发放问卷3064份，回收有效问卷3061份。发现全国广播听众仍有7.25亿，其中收听中央台节目的听众从1988年的6.23亿上升到6.92亿。

1997年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开展了全国第三次全国听众抽样调查，规模为4200个样本。调查表明，由于电视的竞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为6.59亿，比1992年的6.92亿减少了330万，但有1/5的听众是同家人共同收听的，因此最大的听众规模可达7.91亿人。这次调查富有创新意义的是，在做常规项目调查的同时，还调查了听众的个人生活性状，根据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将听众区分为进取型（占32.5%）、活动型（占26.1%）和安静型（占41.4%）。不同生活性状的听众对广播节目都有各自的偏好。

2001年7月中旬到9月底，由中央电台、北京电台、辽宁电台、上海东方电台、安徽电台、陕西电台和厦门电台联合委托，由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2001年全国广播电台听众收听状况联合调查”。调查采用电话访问、入户访问和置留问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与以往调查相比，本次调查具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是这次调查是全国广播界首次联合进行的听众调查，统一了调查标准，提高了样本利用率，降低了成本。二是首次采用了分区域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案，避免了在全国范围简单随机抽样可能造成的偏差。三是首次对节目和播音员、主持人进行满意度调查。四是首次在全国进行收音设备拥有率和开机率调查。五是首次对广播节目进行SWOT模型分析。六是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首次扩大到4岁及以上（以往为12岁以上），反映了我国儿童收听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收音设备普及率为69.1%，共8.29万人。其中城镇收音设备普及率达到83.2%，农村达到62.8%。全国有广播听众7.34亿人，占全国（暂缺西藏及港澳台地区）11.99亿4岁以上人口的61.2%。其中，城镇广播听众2.67亿，占城镇4岁以上人口的72.0%；农村广播听众4.67亿，占农村4岁以上人口的56.4%。

利用1995年到2004年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调查数据库中历年关于受众接触广播情况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不同城市广播接触比例的变化。数据显示，除2004年广播接触比例有一定的反弹外，总体上各个城市接触率的变化基本一致：呈现历年递减的趋势。详细的数据见表3-1。表3-1 1995年至2004年各城市受众“最近一周听广播的人数及百分比”注1：1995至2002年样本量和人数的单位是人，2003年和2004年样本量和人数的单位是千人。原因在于2003年和2004年的数据应用了加权的方法，对总体人口进行了推算。加权的方法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用性别和年龄这两个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加权。在本章所有的列表和图示中，如无说明则同此，以后不再一一注明。

下面将以北京地区为例进一步分析广播受众在广播接触率、广播接触时间、广播节目偏好方面的现状与变化趋势。二、受众广播接触率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广播受到了来自电视媒体的挑战，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的发展对广播又形成了新一轮的冲击。在新的媒介竞争中，各类媒体都在争夺有限的受众，因此对广播媒体受众接触率的分析应该对照其它媒体受众接触的情况，这样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广播受众总体的发展趋势。从表3-2中的数据和图3-1中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的接触率走势可以看到，五种媒介的三种发展态势：第一种，近10年来，接触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的电视和报纸。电视和报纸的接触率都较高，且基本保持不变，历年的数据中电视的接触率都在95%以上，报纸的接触率都在91%至93%之间。第二种，接触率较低且呈下降趋势的广播和杂志。广播和杂志的接触率都较低，且都有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杂志的接触率比广播的要高，下降的趋势也较缓慢。广播接触率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68%下降到2003年的30%。2004年广播的接触率是47%，相对较高，但是1年的数据反弹在整体数据下降的趋势中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需要根据后续数据的情况来判断广播的收听率是否有所回升。第三种，接触率较低，但呈上升趋势的互联网。根据2001年以后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互联网的接触率与广播的接触率最为接近，由于只有4年的数据，数据量较少，不足以显示较强的趋势，但还是能够看出其上升的趋势。表3-2 1995年至2004年北京地区受众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的接触情况注2：表中有些年份的数据有缺失，有些属于调查数据没有，如互联网2001年才开始调查，有些属于数据的连续性较差，分析时被略去。后面图表中也会出现同样情况，不再一一说明。图3-1 1995年至2004年北京地区受众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的接触率三、受众接触时间的变化

在分析表3-3中的数据和图3-2中的数据趋势之前，需要注意这样的问题：2003年不论是电视的数据还是广播的数据都大大高于其它年份的数据。考虑到2003年“非典”期间人们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一方面，很多人由于无法上班或外出，有较多的时间呆在家中，生活中的闲暇时间一下增多了，客观上增加了媒体接触时间；另一方面，在那个时期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格外强烈，作为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和广播成了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受众对其接触程度必然增加，所以出现这样高于历年的数据也就不足为怪了。由此也可以看到，在非常时期受众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依赖是加强了。这样的数据结果恰恰可以用媒介依赖理论来解释：“1976年德弗勒和博罗奇（M.L.DeFleur and S.J.Ball-Rokeach）提出‘媒介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认为阅听人对媒介有不同的依赖类型，但在现代社会，大众对媒介的依赖特别的深，对资讯的需求也特别迫切。”“阅听人必须依赖媒介，获得二手的事实（secondary reality），以便对其周遭的环境有所认知。当需求越强时，则越依赖媒介，那么媒介在传播讯息时，越能对阅听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产生影响。”“当社会本身结构不稳定或变迁时，媒介对阅听人的效果和影响较大。反之，则媒介影响力不大。”但是这样的数据结果对我们的趋势性研究却非常不利，非常时期或突发性事件所引起的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突变，扰乱了其作为趋势性发展的常态数据，因此在研究中只能将其作为奇异值，在进行趋势研究时，将其忽略不计。明确地说，2003年的数据在研究中只作为参考数据来使用。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的所有分析中都会遇到，要特别加以注意，以后不再一一说明。在表3-2的接触率数据中电视的接触率在2003年是最高的，广播的接触率在2003年是最低的，互联网的接触率也是2003年的最高，报纸的接触率也是在2003年达到最低点（与2004年的数据相差很小），只有杂志2003年的数据既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这样的情况与上面的结论也不矛盾。因为“非典”期间人们大多减少了外出活动时间，尽量呆在家里，所以很多习惯于在路上等户外环境中听广播的受众不得不改变了媒介接触的类别，部分购买报纸的读者在那段时间也会受到影响。

从表3-3和图3-2中可以看到这样几点信息：一是，尽管电视与广播的接触时间相差很大，电视的接触时间一般在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广播的接触时间一般在1小时10分钟到1个半小时左右，但其周末与平日的接触规律却完全相同，即平日接触的时间少于周末的接触时间。受众不论听广播还是看电视都主要是在闲暇时间内的一种活动，由于周末的闲暇时间多于平日，因此周末的媒体接触情况要强于平日。二是，分别比较平日和周末历年的电视接触时间，可以看到，平日的电视接触时间逐年增长，从1998年的156分钟，2000年的170分钟，2001年的171分钟，2002年的214分钟，到2004年的246分钟，8年中增加了90分钟；周末的电视接触时间也是逐年增长的，从1998年的213分钟，2000年的226分钟，2001年的223分钟，2002年的247分钟，到2004年的348分钟，8年中增加了135分钟。三是，分别比较平日和周末历年的广播接触时间，可以看到平日的广播接触时间虽然也有变化，但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从图形来看基本上是持平的发展趋势，从1998年的72分钟，2000年的81分钟，2001年的75分钟，2002年的83分钟，到2004年的76分钟，8年的平日广播收听时间在70分钟到80分钟左右徘徊；周末的广播接触时间略微呈现出了增加的趋势，但增加的幅度非常小，从1998年的77分钟，2000年的89分钟，2001年的80分钟，2002年的84分钟，到2004年的84分钟，受众的周末广播收听时间在8年间只增加了7分钟。

综合广播和电视的接触率与接触时间的分析来看，可以得到关于北京地区受众广播和电视接触行为的基本结论：受众对电视的接触行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论是接触率还是接触时间都呈增加的趋势；受众的广播接触行为也有一定的变化，接触率呈减少的趋势，接触时间有很微弱的增加，总的来看，受众的广播接触行为变化较小。

对比2002年第四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和2001年全国广播电台听众收听状况联合调查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但具体数值差距较大。主要原因在于调查数据所代表的总体差异巨大，本研究所用的是北京地区的数据，代表北京地区的受众，用来比较的这两次调查都是全国性调查数据，代表的是全国的观众或听众。为了便于对比，将两次调查的相关结果罗列如下：

2002年第四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中关于全国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显示了下面的结果：（1）电视在传播媒介中的位置依然突出。调查数据显示，95.8%的电视观众表示“经常”和“几乎每天”看电视，这与前三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的结果基本相似，显示出电视媒介在人们心目中的特殊位置。观众表示“经常”和“几乎每天”接触的其它传媒的情况依次为：报纸（28.1%）、杂志（18.7%）、广播（13%）、互联网（2.8%）。（2）看电视仍是人们闲暇时间中主要的活动内容。调查显示：“看电视”仍是观众闲暇时间里最常从事的活动项目，其它依次是“做家务”、“串门聊天”、“照顾孩子”、“读书看报”、“逛街购物”等等。5年间，电视观众闲暇时间分配格局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3）观众的收视时间明显增加。目前，我国电视观众每日收看电视的时间为174分钟，观众在周末的收视时间比平日多出34分钟。与5年前相比，我国电视观众每日平均收视时间增加了43分钟；与10年前相比，增加了56分钟。

2001年全国广播电台听众调查显示的基本结果如下：（1）全国有广播听众7.34亿人，占全国（暂缺西藏及港澳台地区）11.99亿4岁以上人口的61.2%。其中，城镇广播听众2.67亿，占城镇4岁以上人口的72.0%；农村广播听众4.67亿，占农村4岁以上人口的56.4%。（2）调查结果显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拥有6.23亿听众，占全国4岁以上人口的52.0%，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拥有667万听众。（3）广播是居民获取信息的重要媒介。调查显示，全国有7500万居民在获取信息时首选广播，仅次于电视和报纸，高于杂志和互联网。我国居民平均每周收听广播时间为2.4小时。（4）广播具有明显的可流动接收的优越性。调查显示，居民在家中主动收听广播的比例为73.9%，而自己开车和乘出租车收听广播的比例已高达15.4%，这意味着每个月全国有8000万左右的居民经常在车中收听广播。表3-3 1998-2004年北京地区受众平日及周末接触电视、广播时间的均值及标准差fo}图3-2 1998-2004年北京地区受众平日及周末接触电视、广播时间的均值比较

表3-4中的数据显示受众互联网的接触时间在最近几年中基本没有变化。结合受众互联网接触率的增加趋势来看，可以有这样的结论：受众互联网接触行为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上网人数的增加。这样的结论与第十五次CNNIC调查所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截至2004年12月31日，我国的互联网网民达到9400万人。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它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意味着每13个人当中有1个网民，我国互联网用户群体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互联网市场面临着高速发展的重大机遇。过去半年，网民数量增长了700万人，增幅为8%；与1年前相比，增长1450万人，增幅是18.2%。如果把这个增长量再平均一下，每个月增长120万人，每天增加4万人。现在，网民数最多的8个省市，依次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四川、上海、湖北、北京。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一直是第一位，现在已经逐渐往后退，因为其它省份人口基数远远大于北京。”表3-4 2001-2004年北京地区受众“最近一周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的均值及标准差四、受众喜欢接触的节目内容的变化

表3-5中列出了1995年至2004年北京地区受众喜欢收听的广播节目类型的排名。排名是根据受众选择的最喜欢的5种节目类型统计而得，排名中选择各种节目类型的人数和百分比参见附录2。由于是多项选择，所以人数的合计超过样本量，百分比的合计超过100%。另外还要注意，每年的节目类型选项都有一些变化，表中已经体现出来，不再详解。

可以看到，在10年的时间里，受众喜欢的广播节目类型变化不大，排名比较靠前的节目类型基本上是5类：新闻类，包括国内和国际新闻；天气预报类；音乐类，包括港台和国内流行音乐；曲艺相声类；信息类，包括交通信息、经济信息。当然，广播节目的形式内容在10年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新闻为例，其播报方式和内容的选择，包括播音风格等，都有很大的改变。简单的节目类型并不能完全涵盖节目内容，但是，形式决定内容，节目的类型基本上可以限定节目的内容范围。与受众喜欢的广播节目类型的排名相比较，可以发现，受众喜欢的电视节目类型变化也不是很大。排名比较靠前的受众喜欢的电视节目类型与受众喜欢的广播节目类型较为相似，分别是新闻类，包括国内和国际新闻，体育新闻；国内和港台电视剧类，由于政策性的限制和国产电视剧质量及数量的提高，近两年港台电视剧的排名有所下降；天气预报类；综艺节目类等等。可以说，受众在节目内容方面的需求变化不大。关于此种情况的合理解释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意识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近10年来，社会意识形态已呈稳定发展的态势，所以近10年来受众在节目内容方面的需求变化不大是正常现象。表3-5 1995-2004年北京地区受众喜欢收听的广播节目类型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1995年至2004年10年来北京地区受众变化的基本结论：在整体的媒介市场变化较大的媒介竞争环境中，总的来说，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电视接触率与接触时间的增加，互联网接触率的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受众广播接触率的降低，广播受众显现出逐渐流失的趋势。另外，在变化中也有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受众广播接触行为的变化相对较小，在接触时间和节目内容方面的变化都较少。五、广播听众特点分析

在媒介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广播能够提供给受众的内容，电视几乎都能够提供。所以，受众选择接触广播还是选择不接触广播主要不是由于其内容上与电视的差异，而是由于广播独有的媒介特征：（1）伴随性最强的媒介，（2）动态收听的媒介，（3）立即性传播的媒介，（4）服务性强的媒介，（5）情感媒介，（6）听众参与互动的媒介，（7）低投入高回报的媒介，（8）高存活性媒介。从广播媒介的特性来看，它的听众群体应该也是具有一定特点的受众，这些受众可能是习惯性的生活方式恰好与广播媒介的特性相吻合，比如边做饭边收听广播，边晨练边听广播，都是广播媒介伴随性特征的体现；也可能是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能够更方便地接触广播媒介，比如驾车上班。

对于要寻找目标受众的媒体来说，这样的特性显然是难以把握的，因此还是从最基本的人口统计指标入手去锁定听众群。从最常用的性别和年龄两个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分析来看，广播听众的性别差异不大：通过对历年数据所作的t检验和方差分析检验比较不同性别受众广播的接触率，以及平日和周末的广播收听时间，都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在广播收听率和收听时间长短上存在差异，说明从最基本的广播接触层面来考量，男性和女性的广播接触程度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年龄的分析结果则要丰富得多。通过对历年数据所作的t检验和方差分析检验比较不同年龄受众广播的接触率发现，不同年龄受众广播接触率有一定差异：除2002年的数据以外，在历年的数据检验结果中55-60岁和16-24岁受众的广播接触率轮流位于5个比例中的第一、第二位，所以说这两个年龄层的受众广播接触率最高，而35-44岁受众的广播接触率在历年的数据中基本都是最低。因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不同年龄层的受众广播接触率不同，其接触率分布呈U形，简单地说就是16-24岁的年轻人和55-60岁的老年人接触程度最高，35-44岁的中年人接触程度最低，25-34岁和45-54岁的受众广播接触程度居中。

利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对1998年至2004年不同年龄受众广播接触的比例进行比较分析，各个年份的检验结果基本都是显著的，只有2002年和2004年（未加权）的数据检验结果不显著，但2004年（加权）的数据检验结果是显著的，可以作为分析的参考。以2002年的数据检验结果为例，122名16-24岁的受众中33.61%的人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180名25-34岁的受众中35.56%的人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258名35-44岁的受众中28.68%的人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166名45-54岁的受众中36.14%的人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67名55-60岁的受众中35.82%的人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F值为0.9215，概值p为ns，即检验结果不显著。1998年、2000年、2001年、2003年（未加权）的数据检验结果都是显著的，并且呈现的特点基本一致：1998年数据检验结果F值为5.315，概值p为0.000，检验结果显著，其中55-60岁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最高，为65.48%；其次是16-24岁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为57.23%；另外三个年龄段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最低。2000年数据检验结果F值为4.0786，概值p为0.0028，检验结果显著，其中16-24岁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最高，为56.13%；其次是55-60岁、25-34岁、45-54岁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分别为53.66%、42.47%、42.24%；35-44岁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最低，为40.55%。2001年数据检验结果F值为5.0159，概值p为0.0005，检验结果显著，其中55-60岁、16-24岁、45-54岁的受众中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最高，分别为49.32%、42.73%、40.78%；其次是25-34岁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为37.04%；35-44岁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最低，为27.62%。2003年（未加权）数据检验结果F值为4.3555，概值p为0.0017，检验结果显著，其中16-24岁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最高，为45.36%；其次是55-60岁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为27.71%；另外三个年龄段的受众在一周内接触过广播的比例最低。表3-6 1998年至2004年不同年龄受众收听广播的比例

从图3-3中可以明显看到，历年的数据都显示出了不同年龄段的受众广播接触率分布的U形结构。图3-3 不同年龄受众1998-2004年收听广播比例比较

进一步的关于不同年龄受众收听广播时间长短所做的假设检验表明：不同年龄段听众无论是在平日还是周末，收听广播时间长短上都没有差异，如果用收听时间的长度来衡量广播接触程度的话，不同年龄段听众的广播接触程度基本相同。

从历年的数据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层的受众收听节目的兴趣点也有相当大的差异，附录中列举了从1999年到2004年不同年龄的受众喜欢的广播节目排名，在限选5项的选择中，不同年份各个年龄段的受众基本都平均选择了3项以上，总体趋势上年轻人的选项数目要多于年纪大的人。在具体喜欢的节目类型上，可以看到每个年龄层的排序都显现了同样的规律：几年的数据之间排序上虽然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从总的趋势上看，各年龄层喜欢的节目类型均较为固定。

16-24岁的受众喜欢的节目类型排在前5位的1999年依次是港台流行音乐、国内流行音乐、欧美流行音乐、曲艺相声、评书；2000年依次是港台流行音乐、欧美流行音乐、曲艺相声、国内流行音乐、国内新闻；2001年依次是港台流行音乐、欧美流行音乐、国内流行音乐、曲艺相声、国内新闻；2002年依次是港台流行音乐、欧美流行音乐、国内流行音乐、曲艺相声、国内新闻；2003年依次是港台流行音乐、国内流行音乐、欧美流行音乐、曲艺相声、国际新闻；2004年依次是国内流行音乐、港台流行音乐、交通信息、欧美流行音乐、曲艺相声。排名前5位的节目中港台流行音乐、国内流行音乐、欧美流行音乐、曲艺相声这4项是历年都出现的，另外还有国内新闻出现3次，评书出现1次，国际新闻出现1次，交通信息出现1次。6年的前5项排名总共出现的节目类型不过8种，可见16-24岁年轻受众节目偏好集中程度之强，他们喜欢的节目类型主要是各类流行音乐和曲艺相声类的娱乐节目。

25-34岁的受众喜欢的节目类型排在前5位的1999年依次是国内新闻、港台流行音乐、天气预报、国内流行音乐、曲艺相声；2000年依次是港台流行音乐、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欧美流行音乐、国内流行音乐；2001年依次是国内新闻、港台流行音乐、国际新闻、曲艺相声、天气预报；2002年依次是国内新闻、港台流行音乐、国内流行音乐、交通信息、曲艺相声；2003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交通信息、国际新闻；2004年依次是交通信息、国内流行音乐、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曲艺相声。排名前5位的节目中只有国内新闻是历年都出现的，曲艺相声出现了5次，港台流行音乐、国内流行音乐、国际新闻都出现了4次，天气预报和交通信息都出现了3次，欧美流行音乐出现了1次。虽然6年的前5项排名仍然只出现了8种节目类型，但与16-24岁的受众相比，25-34岁的受众在节目偏好的集中程度上明显减弱，呈现了二元化的趋向：以国内新闻为代表的新闻类节目和以曲艺相声为代表的音乐娱乐类节目平分秋色，天气预报和交通信息等信息类节目也有一定的份额。

35-44岁的受众喜欢的节目类型排在前5位的1999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热点话题评说；2000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国内流行音乐；2001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国内流行音乐；2002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交通信息、天气预报、国内流行音乐；2003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交通信息、曲艺相声、天气预报；2004年依次是交通信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国内流行音-乐。排名前5位的节目中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这3种节目类型是历年都出现的，曲艺相声和国内流行音乐都出现了4次，交通信息出现了3次，热点话题评说出现了1次。6年的前5位排名中总共出现了7种类型的节目，集中程度非常高，35-44岁受众喜欢的节目类型明显集中于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等新闻节目和天气预报、交通信息等信息类节目，对曲艺相声和流行音乐等娱乐节目也有一定的偏好。比较16-24岁、25-34岁和35-44岁这3个不同年龄段的受众群体，发现如果以年龄为自变量，最年轻的群体，节目偏好的娱乐指向越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新闻与信息类节目的偏好呈增强的趋势，对娱乐的指向减弱，这种节目偏好的变化与年龄大小几乎成线性关系。

45-54岁的受众喜欢的节目类型排在前5位的1999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天气预报、国际新闻、曲艺相声、评书；2000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医疗保健；2001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热点话题评说；2002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医疗保健；2003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医疗保健、曲艺相声、天气预报；2004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交通信息、天气预报、曲艺相声。排名前5位的节目中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这4种节目类型是历年都出现的，医疗保健出现了3次，评书、热点话题评说、交通信息各出现1次。6年的前5位排名中总共出现了8种类型的节目。节目偏好与年龄的线性关系依然存在：45-54岁受众喜欢的节目中流行音乐类的节目在6年的前5位排名中都没有出现，对节目的偏好主要集中于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等新闻节目和天气预报，对医疗保健节目也有较高的偏好度。这个年龄层的受众对新闻及信息类节目的偏好更强了，对娱乐的指向更弱了。

55-60岁的受众喜欢的节目类型排在前5位的1999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医疗保健；2000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医疗保健；2001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戏曲节目、曲艺相声；2002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医疗保健、热点话题评说；2003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医疗保健、热点话题评说；2004年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曲艺相声、医疗保健。排名前5位的节目中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天气预报这3种节目类型是历年都出现的，曲艺相声出现了5次，医疗保健出现了4次，戏曲节目、热点话题评说、评书各出现1次。6年的前5位排名中总共出现了8种类型的节目。55-60岁受众的节目偏好与45-54岁年龄层受众基本相似，对医疗保健节目的偏好度更高，戏曲节目是这个年龄层独有的偏好。

此次研究是对10年连续性数据的分析，从不同年龄层在广播收听率和节目偏好方面的差异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年龄是区分广播受众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同年龄层的受众形成对广播节目具有不同偏好的“分众”。当然我们还可以、也应该从更宽泛的角度，使用心理的、其它人口统计量等不同方面的指标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而如何针对不同的“分众”提供满足他们的需求与兴趣的节目，则是广播从业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第四章 国内广播电台频率格局一、省级广播电台频率专业化状况

本研究对全国内地省级广播电台频率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求对其有一个整体性的概括。这里所谓的省级广播电台，包括22个省（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山东省、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5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总共31个行政区划的广播电台，由于上海有2个相当于省级的广播电台（上海电台和东方电台），故全国共有32家省级广播电台。

这里所说的广播频率是指广播电台独立使用至少一个无线电波频率、以24小时为最大单位广播周期、依照一定的传播定位和相对稳定的节目编排框架、每天顺序播出的一整套广播节目或服务内容。在这种意义上，广播电台的一个广播频率，通常也被称为一套广播节目。一个频率或者一套节目编排框架的最长单位循环周期不超过24小时，这也就是一个频率的“时间版面”。一家广播电台至少有一个广播频率或者一套节目。提供广播内容服务，需要占用无线电波频率。一套广播节目至少需要占用一个广播电波频率，也有的广播节目同时使用多个电波频率或者不同波段的若干个电波频率发射，以扩大广播内容服务的覆盖地域。本文在使用广播频率的概念时，主要指成套的广播内容服务，而不是指广播电波发射频率。广播频率专业化则指广播内容服务的定位选择取向，即广播电台在提供成套的广播内容服务时，将内容服务集中于某一特定的领域或者主题上，并主要针对特定的听众群体开展广播传播运作。

据统计，目前全国32个省级电台在全国的电台总数中约占10%的份额。省级电台共拥有广播频率198个。各个省级电台各自拥有的节目频率数量，请参见下表。表4-1 国内省级电台节目频率数量统计表

根据权威统计数据，截止2004年底，全国广播电台282座，电视台314座，广播电视台1913座，共播出广播节目2264套，播出电视节目2398套。全年播出广播节目983万小时，电视节目1103万小时。全国省级广播电台共有32家（包括上海东方电台），它们总共拥有独立的广播节目频率198个。这些频率一般是一个节目频率对应一套节目，但是也有个别的频率使用双电波频率播出，分别播出不同的节目，实际形成一个频率名义下的双频双套节目现象。对于这种情况，节目频率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节目套数，它们可以视为是一个频率，也可能被算作是两套节目。好在这种情况不多，只有四川电台的经济频率和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的经济台采取双频双套节目的特殊安排，在总数计算和统计时出入不会太大。

省级广播电台平均拥有频率为6.19个。2005年底，有6个频率的省级电台数量为10个，超过这一平均水平的省级电台有11个，总计占全部省级电台总数的2/3。这说明省级电台拥有频率数普遍高于平均数。同时省级电台频率数之间的差距较大，频率数量最多和频率数量最少的省台之间的差距有8个之多。对于处于同一行政级别的省级电台来说，造成这种数量差距的主要原因可能更多地是地域性的和经济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和行政性的。

拥有6个频率的省级广播电台有河北、山西、安徽、湖北、福建、云南、四川、江西、吉林和广西。它们大多地处中部或西部地区。上海的电台拥有频率数最多，达到12个，但是如果按照两家电台来分的话，一家电台才6个频率，刚好达到平均数。不过这些频率集中在一地，并处于同一行政管理架构内，就中国现行广播体制而言，12个频率还是不少。天津电台和广东电台的频率数都达到了10个，河南电台为9个，山东、北京和新疆各有8个。北京、天津和广东或是直辖市级大都市，或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开放地区，广播事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河南是中原大省，它的广播事业的发展原因应该归于地方上的重视和不断的努力。新疆因为有4个少数民族语言广播频率，所以频率总量较多；除去这些民族语言频率，它的汉语类广播频率只有4个。江苏、浙江、黑龙江和陕西的省级电台各有7个频率，这些省份分处不同地域，都是国内广播发展比较突出的省份，具有代表性。省级电台最少也有4个频率，目前拥有4至5个节目频率的省级电台有湖南、海南、贵州、青海、甘肃、辽宁、内蒙古、宁夏和西藏。它们有些是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些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些省级电台的发展状况是否与当地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有关需要继续研究和分析。

省级广播电台在中国广播事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里可以做一个大致的推算：到2005年底，省级电台数量占据了全国电台数量总数的11.3%，省级广播电台的节目套数总数约占全国广播节目套数的9%。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公布的数据，2003年全国广播电台数量和节目总套数的比率大致为1：6.7；2005年底省级电台数与其平均频率数量比为1：6.19，基本相当。但是，如果考虑到自办节目和转播节目的问题，省级电台的核心和骨干作用远不是“平均水平”，因为国内大量的电台是规模很小和频率较少的小台，而省级电台都是国内势力强劲的电台，它们的节目频率中的自办节目比例比较高，对频率专业化模式和节目类型调整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也较大。仅举一例可以说明：在国内广播电台中，有相当多的电台的节目播出时间是转播时间，2004年全国广播电台的总体自办节目时间占总播出时间的65%。

从省级电台广播频率来看，它们有数量相对比较多的新闻、经济、交通、音乐、文艺、生活、都市、健康、民族等频率，也有如对外、农村、少儿、旅游、娱乐、体育以及女性、教育、戏曲、资讯、小说、外语和老年等数量比较少的频率。就各类频率的普遍性而言，上述频率类别可以大致归为四个组别。第一组是共选类。这一组别中包括新闻频率、交通频率、经济频率和音乐频率。这四类节目频率定位基本是各省级电台普遍采纳的。第二组是一般类。这一组别的频率包括生活、文艺、都市和民族广播频率。拥有这些频率的省级电台的数量大约占据总数的一半或者稍过半数，普遍率处在中等数量水平。第三组是少数类。这类频率包括健康、农村、少儿、体育、对外、娱乐、旅游等。选择这些少数频率的省级电台数在全国省级电台总数中大约占10-20%之间，这些少数类频率的总量在省级电台频率总数中也占到20%强的份额。这些数量不多、品种多样的少数类频率定位提示了两点定位可能：一是新节目频率设计的探索，它们或者是新的频率定位，如农村频率，或者是对原有共性频率的细分，如健康、旅游等；二是这些频率虽然在各个同类单项中数量不多，但是这些单项汇集起来的总数量比重并不算少，显示了广播频率专业化、对象化探索改革的活跃程度。第四组探索类。这类频率都是些个别现象，但是它们显示的潜力和发展前景不可忽视，如教育频率、女性频率、戏曲广播、老年广播等。总之，共选类和一般类主题定位的频率显示出的是行内共识和惯常思维的选择结果，而开办少数类和探索类主题频率则体现了个性思维和求新尝试。事实上，任何一个节目频率的运行中都既包含着传统，也包含着创新的思考和努力，它们两者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二、省级电台频率类型分析

第一组广播频率主题包括新闻、交通、经济和音乐，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各家省级电台对开办这些专业频率具有高度的共识。新闻或新闻综合频率是每一家省级广播电台的必选服务频率。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总共有37个新闻性频率。这其中天津和上海各有两个新闻频率，它们分别是天津新闻广播和新闻综合广播、上广新闻频率和东广新闻台。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除了有汉语新闻频率以外，还各增加1个民族语新闻或民族语新闻综合频率。除去民族语言频率以外，新闻频率的普及说明新闻是广播服务功能的最基本内容。不过需要提醒注意，虽然所有省级电台的第一频率都算是新闻频率，但是它们究竟是纯新闻频率还是综合频率，还需要做具体分析。换言之，这些新闻频率的新闻专业性程度如何，还值得认真观察。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央电台及省级电台的第一套节目都是综合性节目。它们有比较一定的新闻播报内容，也强调兼顾文艺、教育、娱乐和服务等多种内容。随着广播改革的深入，社会听众对广播电台的新闻播报期待不断增强，各台的第一套节目在改版和调整的过程中，都把加强新闻播报服务提高到比较突出的地位，并尝试比较纯粹的新闻频率（台）方式。不过，目前相当数量的省级电台的新闻频率依然作为一种兼顾多种服务内容和功能的综合性频率来运转，尽管它们的新闻传播的比重和分量有了很大的提升。相关的讨论将在下文专门论及新闻频率时再进一步展开。

交通广播频率也是所有省级电台的必选，只有西藏例外；全国省级交通广播频率总数达到30个。交通广播是听众对象专门化定位的典型代表。国内交通广播的普及说明：交通广播是广播电台在现行体制和社会环境下发挥其信息传播优势与挖掘其经营潜力的一个交汇点。在目前的体制下，听众对象专门化改革对广播电台来说，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在国内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环境中都可以被接受。在国内各地，有些交通广播频率（频道）定位比较单纯，有些则与音乐、生活、旅游、文艺等内容结合起来，成为复合频率，其中交通与音乐的结合比较常见。在国内省级电台中，复合性交通频率大约占总数的20%。

全国省级电台中的经济频率总共有29个。其中北京、黑龙江、吉林、新疆和西藏未开通经济广播频率。北京广播电台曾经开办过经济广播，2005年初北京台将其重新定位，改造成为“城市管理广播”。江苏、四川和广东电台在经济频率的名义下使用双频广播两套节目，所以它们事实上各自开通了两个经济广播节目频率。经济广播频率与其它类别频率的交叉和复合情况比较少见，至少从频率名称设计的角度来说是如此。但是，经济频率的内容构成则是一个复杂问题。如果经济频率以专业经济人士为听众对象，则传播内容和服务则会比较专门和窄化，听众群体不仅偏向高端人士，数量也会较少。如果经济频率的内容扩大到生活和大众理财等轻松的话题，则其定位又会与生活频率有所重叠。不过，从经济频率的普遍开办，可以看出各个省级电台在认同上的共性。而江苏、四川和广东这几个经济实力较强发展较快的省份，已经将这一频率的内容扩大为双频和双套节目，使得经济频率节目的传播规模得到加强。这一做法是否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普遍趋势还需观察。

音乐传播是广播的特有优势之一。音乐频率是各省级电台的普遍选择，全国省级音乐频率总数达到29个。其中，上海一市就有3个音乐频率。同一电台开办多个音乐频率，可以使音乐广播的专业化服务得以进一步的细化。山东电台不仅设有音乐频道，还专门开办了休闲音乐频道，在其频率总布局安排中占据了1/4的比重。湖北电台不仅开办了音乐频率，还将音乐广播与交通广播嫁接，推出交通音乐广播。上述三家省级电台在处理音乐广播时各有侧重各有探索，体现出音乐广播的广阔前景。不过，辽宁、广西、新疆、西藏、甘肃、湖南并未设立专门的音乐频率。这些电台多数为中西部和边疆地域省区的电台，其中的深层原因还需要研究。

第二组的一般类频率大致包括生活、文艺、都市和民族广播频率。大约半数的省级广播电台设立这些频率。这一组的频率各有特性。首先，民族广播具有突出的特殊性。专门开办民族广播的有云南、青海、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它们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省份和地区，不论从政策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为少数民族听众服务的角度来说，民族语言广播的开办都是必选。所以，这些频率虽然是对象化的频率，但一般不是本文讨论频率专业化问题的主要对象。

都市广播频率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一个相当大的都市电台覆盖自己所辖范围和针对本地听众城市化生活的广播服务，一是作为省级电台针对所辖的广大区域内的城镇听众和专门满足他们生活收听需要的广播服务。这两种都市广播服务存在差别，正像北京、上海或天津等大城市广播，会与福建、贵州和四川的都市广播面对不同的情境环境一样。都市广播频率是听众对象专门化的定位设计，在理论上围绕着城镇居民的生活而展开传播活动，有意识地将农村听众排除在外。这种窄化处置是省级电台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在选择了城镇听众的同时，对于农村听众有无服务补偿和平衡措施呢？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

生活广播频率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它可能包括城镇生活，也可能包括健康卫生、休闲娱乐，甚至家庭理财等服务也可以纳入其中。在分解传统的综合广播服务的过程中，首先剥离出来的是新闻服务，其次是休闲娱乐内容，除此之外的，大抵都可以归入生活的一类。根据观察，从北京、天津这样的超大都市，到广大的西部和内地省份大都开办了各种类型的生活广播频率。生活频率除了独立存在，有时也以复合频率的形式出现，例如它经常与经济频率结合成为经济生活频率，或者与都市频率结合成为都市生活频率等。由此可见，生活频率具有比较强的综合性、包容性。关键看各台如何设定生活频率的定位内涵了。

文艺广播频率的综合性和包容性也比较强，文艺频率的定位通常包括文艺、戏剧、曲艺、音乐、娱乐和休闲等内容集合。统计显示，生活频率或文艺频率的开办率比较高，即在全国31个行政区划的省级广播电台中，同时开办生活频率和文艺频率的有7家，另有16家省台开办其中之一，两项总数达23家。

第三组是少数类频率。所谓少数是指这一组主题频率的跟从者都不多，分别徘徊在4-6家之间。这组频率的主题选择有比较明显的离散性，例如健康频率、农村广播、少儿广播、体育频道、对外广播、娱乐频率和旅游频率等。

在这组频率中，对外广播是特殊的一类。对外广播频率大多属于由省级电台分担了中央电台的对外传播任务和功能，它们的数量多少并不是自我选择或者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政策性安排的结果。例如地处华东和华南地区的上海“浦江之声”、江苏“金陵之声”和福建“东南广播”都是对台的外向广播服务。广东的“南粤之声”是面向港澳地区的外向广播。广西“对外广播”是使用越南语和广州话播音、针对越南和东盟地区的跨国广播。此外，一些边疆省区的民族语广播有些也可以列入这一组别。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的蒙语广播不但在内蒙古地区广泛转播，而且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也用调频全程转播。这一类广播频率不是本文研究和关注的主要对象。

这一组中另一个比较特殊的频率是农村广播。中国是一个农村地区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但是专门独立的对农村广播频率在全国的省级电台中仅有3个。它们是河南“农村广播”、陕西“农村广播”和安徽“农村台”。这3个省都是位居中部地区的内陆省，也是农业经济比重较大的省。它们开办的农村广播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其它省级电台中也有对农广播的内容安排，例如山东电台的“第六频道”是一个不易归类的频率。它有较多的对农广播服务和气象服务，也有相当大比重的故事播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照顾了农村听众的需要。山西电台声明将开设“农村广播”，但是到2005年底还没有开播。

全国省级电台中有6家开办健康频率，其中3家是独立频率，它们是山西“健康之声”、江苏“健康广播”和广东“健康之声”；另外3家是有健康服务成分的复合频率，它们是贵州“都市（健康）广播”、吉林“健康娱乐频率”和天津“音乐-健康广播”。以健康为主题的广播内容可以包括在生活服务频率中，也可以包含在都市频率中，独立的健康广播频率究竟有怎样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是可以进行研究的。

少儿广播、旅游广播、娱乐广播和体育广播的数量都偏少。其中体育广播频率只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开办，且都是单一式的独立频率。这是否意味着体育频率的开办需要有经济发达和都市环境基础作为依托呢？娱乐广播频率全国只有3个，除了天津是单一式的独立频率以外，吉林的“健康娱乐频率”和辽宁的“生活娱乐台”都是复合频率，有从属性的倾向，与文艺频率和生活频率的区别也不明显。少儿广播除了甘肃电台开办了独立频率（儿童频率），河北（少儿音乐频道）、湖北（妇女儿童频道）和黑龙江（97频道）都是复合频率。旅游广播频率全国有4家电台开办，它们都来自旅游资源丰富的省份，如河南（旅游广播）、浙江（旅游之声）、四川（生活旅游都市广播）和云南（交通旅游频率）。其中后两者是复合频率，以求内容覆盖更广大的领域。

在这一组中，农村广播、少儿广播和体育广播具有比较鲜明和独特的专业化定位特色，有可能发展成为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频率模式。相比之下，其它频率的专门化特征在现阶段还不明显和突出。

第四组探索类。这类节目频率都是个别现象，例如教育频率、女性频率、戏曲广播、老年广播等。但是它们显示的潜力和发展前景不可小视，这些频率设置的探索性都非常突出。例如，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年人越来越多、老龄人口所占社会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历史时期。但是目前国内省级电台还没有专门的老人广播频率。黑龙江电台开办的“97频道”是一个面向少儿和老年人的频道，开始重视到老龄人的广播信息需求和接收的问题。戏剧戏曲广播也是一个具有国情特点和发展潜力的方向。这一类频率中，有的侧重戏剧，有的兼顾曲艺。中国地方戏剧戏曲有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听众群体，发展潜力很大。教育频率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发展方向。广播诞生以后，利用广播推广和发展教育，推动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很早就受到关注。广播大学的开放形式在国外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但是，教育广播频率是作为一个普通频率开办，还是配合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统一安排纳入教育体系，甚至直接走进课堂呢？这涉及社会大众传播和教育发展的体制制度以及规划问题。不过，教育广播频率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这一问题的机会。在探索组别中，还有“小说广播”（天津）和“有声文字广播”（河南）频率。这些频率主要播送评书连播和曲艺娱乐等内容，贴近北方省区听众的文艺欣赏习惯。文字型文艺、曲艺和娱乐内容已经比较多地进入了文艺频率、生活频率、交通频率等主流专业频率，独立的小说或评书或曲艺广播模式能否成为一个专门频率，以特定的内容和循环播放的形式时时恭候听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话题，特别是在省级电台的传播层面和传播广度上做这种试验。

以上是对省级电台广播频率专业化情况的分类介绍和梳理，有关的详细分析和探究将在下文中依次进行。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和各电台网上公布的资料，这里编制了省级电台频率专业化调查情况的一览表，大致反映了各台2005年底的情况。由于各地情况变动很快，有关数据和情况可能会有些出入，请读者随时注意核对和更新。表4-2 国内省级电台频率情况总统计表注：复合频率指不是单项主题的频率，如交通音乐广播、音乐文艺频率等。复合频率在相应类项的频率数量统计时将重复计算。三、省会城市广播频率专业化状况

省会城市是一省之内最重要的，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广播最发达的城市。如果说省和自治区级别的电台（直辖市除外）是覆盖城乡多样情况的“综合功能”电台，省会电台通常是面对一个比较大的都市、受众对象相对单一的城市型电台。因此，省会电台的频率专业化发展情况也进入了本研究的视野。

本研究在确定这一部分的研究对象时，将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4个直辖市以外的27个省区的省会（首府）城市自动纳入，此外还将全国5个具有副省级级别、非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市纳入，总共32个城市。它们分别是：

省会城市【华北】石家庄（河北省）、太原（山西省）、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济南（山东省）【东北】沈阳（辽宁省）、长春（吉林省）、哈尔滨（黑龙江省）【华东】南京（江苏省）、杭州（浙江省）、合肥（安徽省）、福州（福建省）、南昌（江西省）【中南】郑州（河南省）、武汉（湖北省）、长沙（湖南省）、广州（广东省）、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口（海南省）【西南】成都（四川省）、贵阳（贵州省）、昆明（云南省）、拉萨（西藏自治区）【西北】西安（陕西省）、兰州（甘肃省）、西宁（青海省）、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计划单列市

大连、宁波、深圳、厦门、青岛表4-3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广播电台的节目频率数量表

根据统计和整理可以发现，上述28个省会城市电台和5个计划单列市共有117个节目频率，每家电台拥有频率数的均值为3.7。上述电台中有4个频率的有5家，多于4个频率的有9家，合计占总数的约43%。拥有3个频率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电台有9家，占总数的31%；有2个频率的7家，占22%。换言之，拥有3个频率以上的电台数量达到总数的75%。如上文所述，省级电台平均拥有频率数为6.19，达到这一水平的省级电台占到总数的66%。而上述省会城市电台和计划单列市电台与省台相比，在结构分布比率上也基本相当；只是前者每家电台平均拥有的频率数量，由省级电台平均6.19个下降到3.7个。这说明，省会电台和计划单列市电台的传播规模通常小于省级电台。只有2个频率的省会城市电台和计划单列市电台是南昌、长沙、海口、昆明、西宁、南宁和呼和浩特。省会城市电台中只有拉萨电台一家只开办1个节目频率。

上述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城市电台总共有节目频率118个。在这些专业广播节目频率中，不同频率类别的分布统计显示出，省会城市电台和计划单列市电台的频率选择更为集中。这不仅因为这些电台手中可支配的频率数量相对少一些，也因为它们面对的听众主体主要是城镇环境中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收听需求的同质性更高。在上述统计的城市电台中，新闻频率是所有电台的首选频率。这里所说的新闻频率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实际指每家电台的“第一频率”。这些新闻频率有些是从改革开放以前的频率过渡和改造而来的，保持了以往历史的定位传播，大多就是综合性定位。它们或者成为新闻综合频率，或者称为“人民台”，直接沿用了“人民广播电台”的名号。即使是自称为新闻频率或者新闻台的广播频率，其内容构成也往往是突出新闻播报功能和分量的综合频率或者综合台；这从各家电台的节目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现况和省级电台的情况基本类似。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中央电台的新闻播报更强调国内外新闻的传播，省级电台的新闻播报更注重全省新闻的传播，而省会城市电台则更多地倾向本市当地新闻的播报。不过，省级电台和省会电台在传播源点和扩散辐射区域上，是处于“同心圆”的状态，省会城市必然是省级电台的重点工作对象。在此情况下，省会城市电台的扩展空间受到影响。所以，省会城市的规模和经济发达程度是省会电台发展拓展空间的一个必要前提。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来说，省会城市电台的腾挪空间更大。表4-4 省会电台和计划单列市电台频率分类统计表

开办交通广播频率是各省会城市电台在“第一频率”之后最具共识的选择。在27家省会城市电台和5家计划单列市电台中，开办交通广播频率的有27家。这一共识趋向与省级电台的频率分配情况也完全一致。交通广播是听众对象专业化和节目内容相对综合化的有机结合。对于希望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大综合广播节目频率中摆脱出来、寻找新的广播节目定位模式的电台管理决策者来说，交通广播是中国现行国情条件下可行易行的一种尝试选择。特别是交通广播以开车族和乘车族为基本传播对象，以局限于车辆运行状态和车内约束空间为基本收听态势展开传播活动，使得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乃至传播风格，都可以很自然地倒向“去时政”和“去意识形态”传播的软性趣味，比较容易地与传统的人民广播电台模式拉开距离和构成反差，从而具有了新鲜感和吸引力。省会城市电台交通频率与省级电台交通频率的区别在于覆盖的范围不同，而且后者对于前者有重复覆盖。城市电台由于频率数量少，覆盖范围小，所以它的交通频率更强调复合性。在省级电台中，独立的交通频率占到交通频率总数的77%，复合定位的交通频率只占23%。而在上述统计的省会城市电台和计划单列市电台中，独立交通频率只占63%，复合交通频率占到37%；其中以音乐和交通的“联姻”最为普遍。在频率名称和品牌标识上突出复合性，可能是省会城市电台频率定位的一个特点，显示出它们在专业化定位上的“综合性”。

省会城市电台和计划单列市电台的专业化频率选择在总体上更为趋同和集中。除了新闻、交通以外，优先选择的专业频率依次是音乐、经济和文艺广播频率，特别是音乐和经济。音乐频率和新闻频率、交通频率一样都达到了2/3以上的普遍性。经济频率的入选率则在50%上下，文艺频率的被选率为30%。与省级电台的情况相比，都市、生活、娱乐、健康等频率的选择率都在20%以下，而且这些频率也较少以独立频率的面目出现，更多地是复合频率形态。少儿频率和老龄频率都属个别现象，反映出电台管理决策者的犹豫和为难。贵阳电台开办独立的女性频率，合肥电台开办独立的故事频率，长春电台开办乡村戏曲广播，都是独树一帜的设计。石家庄电台的长书娱乐广播和乌鲁木齐电台的旅游娱乐广播都在结合各自地域和资源优势以及突出特点的同时，借助复合性内容来扩大节目的丰富度和电台的影响力。实际上，石家庄电台该频率的核心内容是长书播讲，而乌鲁木齐电台的这个频率定位在于旅游＋音乐。

节目频率自身的专业化程度和复合性程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频率的具体运行中，这种专业化和复合性的组合不仅体现在频率名称上，也体现在频率的栏目设置和内容的组织上。通过梳理省会城市广播电台和计划单列市广播电台的频率情况，可以发现，这些电台对于广播节目频率选择的趋同性更强，而且各个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水平城市在频率组合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反差。它们基本上还是新闻、交通、经济、音乐和文艺这几项之间的排列和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将原来传统的综合频率的内容元素，分解独立成“专业频率”的思维方式和操作理路。这些专业频率的具体内容构成和运行情况，我们将在下文分门别类地进行讨论。四、城市电台频率专业化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发生了很大改观。1978年底，中国的全国人口为9625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7245万人，占总人口的17.92%，城市化率不到18%。全国设市城市192个，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13个。到2000年底，设市城市663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相应增加到40个。2004年国内共有668个城市，容纳36.1%的人口，贡献7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的税收。这些城市中的广播电台发展和运行情况差别很大，也不可能一一总结，这里只大致扫描各地一些地市级城市广播电台的情况。这些城市的情况因为历史和地域等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些是东部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大城市，有的是内地省区的普通地级市，因此广播电台的背景、规模和情况参差不同。我们在全国各个省区都随机调取一些城市电台进行个案观察，对它们进行简单描述，以求对国内这一层级广播电台的情况有所认识。

首先，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大城市广播电台的频率专业化发展非常明显。例如无锡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于1949年，改革开放以来进入持续发展时期。1999年，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无锡人民广播电台转为集团内的无锡广播中心，但各频率依然保留原来的呼号。2004年4月，无锡广播中心及各频率按事业和产业的不同职能改称为无锡市广播电视局(集团)广播中心及无锡市广播电视局(集团)XX频率。无锡广播电台现在有员工200余人，共拥有新闻、经济、音乐、交通、江南之声、健康生活6个频率，每天播出近130小时。据无锡电台的介绍：新闻频率以快速、密集的各类新闻节目体现出新闻立台的宗旨，让听众在第一时间内获知本市及国内外的重大新闻和最新信息；经济频率从宏观到微观，报道从国家到百姓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全新的视角反映现代社会的多姿多彩；音乐频率把视点聚焦在华语流行乐坛，用时代的乐音引领时尚、点燃青春、传导真情和美的呼唤；交通频率立足汽车时代，以真诚、周到的交通信息服务为现代化的城市铺路引航；江南之声频率服务民生，紧贴百姓，用温暖的关注和有力的干预实现“一切为了公众利益”的理念；健康生活频率打造城市广播新概念，张扬城市之声活力广播的个性，为忙碌的都市人服务。这样6个频率的覆盖不用说在一般城市电台中，就是和省级电台相比也相当完备和丰富。这当然与无锡所处的苏南经济发达地区有密切关系。随着经营创收连年翻番，事业发展跃上新的台阶，无锡广播电台已实现数字音频播出，2004年广播创收额达到4300万元。

其次，位于发达地区的电台发展虽快，但是频率数量并不一定都很多。位于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东莞和佛山广播事业发展很快。例如，佛山1988年9月28日正式开始调频立体声广播以后，拥有多个中国广播的第一。1991年8月19日，佛山电台在中国广播界率先实行全天24小时播音；1996年12月15日，佛山电台在亚洲首先实行数字音频广播（DAB）试播；1999年10月13日，佛山电台实现数字多媒体广播（DMB）；2002年4月22日佛山电台成为中国第一个实现地铁覆盖的电台。佛山电台现在开办两套无线广播频率，一是以新闻时事领先、资讯全面为特点的新闻综合频率，一是以音乐、时尚、资讯和服务为特色的都市流行时尚频率。东莞电台现也开办综合频道和音乐频道两个广播频率。佛山和东莞这样的地级市电台的频率模式，在珠三角地区带有一定的普及性，就连珠海这样的新兴大城市也只开办了城市之声和交通音乐两套节目频率。广东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电台虽然频率数量不多，但是运行效果、活力和影响力都非常突出。

再次，一些地区地市级广播电台的发展重视频率之间的配合和整体的布局。河北的邯郸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于1959年，2003年该台全面改版，推出“新闻-教育频道”、“经济-生活频道”、“交通频道”和“文艺频道”，后又增加了房产频道，都采用中波和调频双频播出，是晋、冀、鲁、豫接壤地区覆盖面积最大的地市级广播电台。河北的廊坊地处北京、天津、保定、唐山的中心地带，作为地级市电台的廊坊电台开办了新闻综合频道、长书频道和戏曲曲艺频道。它的长书频率和戏曲曲艺频率以特色取胜，在北京、天津等周边大都市赢得了很高的收听率。位于山西北部、毗邻内蒙古的大同是雁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大同市广播电台是1954年成立的，现开办3个广播频率，并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其中综合台覆盖大同全境及晋、冀、蒙周边地区，交通台覆盖大同市区及所辖部分县区，健康台覆盖大同市区，形成了很清晰明确的专业内容定位和针对性覆盖分工。3套广播现有听众1000多万。内蒙古的赤峰广播电台是1959年开始广播的老广播电台，现形成了拥有蒙语频道、汉语频道、经济频道和交通文艺频道的广播节目体系，用中波和调频实施双重覆盖，周边地区都能清楚地收听到赤峰台的广播节目，听众总共达500多万。赤峰广播电台的蒙语广播面向牧区蒙古族听众；汉语广播频率覆盖全市城乡；经济频率以经济报道为主，兼有综艺节目，面向市区和邻近地区听众；交通文艺频率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立体声文艺节目外，自办节目以报道交通运输业建设发展为主，广大司机朋友和中青年听众是它的主要服务对象群体。

最后，在整体上，地市级电台发展参差不齐，现实情况差别悬殊。广大的地市级城市的广播电台面对的听众群体比较复杂，与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广播电台很不一样。它们所在地区的城镇规模和城市人口适中，但在城镇环境以外，还有广大的郊县居民和乡村人口，传播环境和对象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加之经济水平和城市生活不如大城市，若将有限的广播频率资源完全聚焦于城市生活定位就不一定很适合。吉林白城广播电台有2个频率，它们分别是新闻综合台和交通文艺台。与白城毗邻的松原市广播电台就只有一个中波、调频双频播出的综合频率。吉林白山市广播电台1984年建成，目前使用3个电波频率发射2套节目，一是人民台，一是交通文艺台。吉林省这几个地市级广播电台的节目频率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特征。它们大多有1个新闻综合频率，如能再开办1个节目频率，通常的选择是交通文艺类型。

华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好，但这一地区的地市级电台的情况也差别很大。有的是成立多年的老台，有的是开播历史不到10年的新台。它们在频率专业化改革的过程中的前进步伐也不一样。淮南市广播电台有建台50多年的历史，它是安徽省第一家城市广播电台。该台现在开办2套节目频率，第一套节目经过全新改版后，定位为新闻综合频率（中波648千赫，调频103.7兆赫），内容定位为“新闻见长、资讯支撑、娱乐补充、综合服务”，频率形象定位为“主流媒体、权威快捷、公正诚信”，频率风格定位为“公益、现代、时尚、实用”，主要目标听众群为党政机关干部、经济界人士、知识阶层及城乡中老年等人群。第二套节目为交通文艺广播。两套节目频率的总覆盖人口1000余万。浙江金华市广播电台1989年成立开播，近年发展迅速；2002年通过改版和重新布局，开办新闻综合、经济生活、音乐娱乐3个专业频率；2004年再次调整，推出交通广播；现在形成新闻综合、经济频率、交通音乐和都市调频4个专业频率的格局。福建漳州广播电台于1997年元旦开办，是漳州地区唯一的地市级广播电台。开办初期只有一套综合节目，每天中波、调频双频播出18小时的综合广播；2004年11月1日正式开播第二套节目文艺广播，每天播音17小时。现在该台广播信号覆盖漳州全境，以及厦门、泉州等周边地区。同处福建、地处闽西山区的地市级电台龙岩广播电台现在只有一套综合频率，采用中波和调频双频播出，覆盖周围地区。它的精品栏目对农节目《布谷声声》设有《今日农村》、《致富点子》、《农技推广》及《市场行情》等子栏目，逢周六与龙岩市科协联合开设了《农技讲座》，邀请该市农业专家给农民朋友介绍农技知识并答疑解惑；社教节目《社会广场》是一档大型的综合社教栏目，包含《法在身边》、《身边的科学》、《大众话题》、《经济纵横》、《理论天地》、《人间万象》等多个子栏目。龙岩电台在单套节目频率的情况下，力求节目包括各方面的内容信息，服务当地听众群体。

其它地区电台的情况也是大致如此。江西的萍乡广播电台开办新闻综合频率和交通频率。湖北的宜昌广播电台开办新闻、交通、都市3个频率。河南洛阳广播电台开办新闻、经济、交通3个频率。云南曲靖市广播电台最早成立于1994年，1998年正式定名曲靖人民广播电台，现有一套新闻综合调频广播，全天播出时间达24小时，在全市9个县市区实现了调频广播同频覆盖，直接人口覆盖达到400多万人。三亚广播电台于2001年6月15日，与原三亚电视台和三亚有线广播电视台一起合并组建成为局台合一的三亚市广播电视局（台）。其广播业务现用3个频道分别播出或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3千瓦)、海南人民广播电台(1千瓦)、三亚广播电台(1千瓦)3套节目。每天转播中央台和海南台节目12个小时。三亚广播电台自己的广播频道全天播出节目18个小时，其中自办节目时间10个小时，开设《三亚新闻》、《生活时空》、《飞越城市》、《爱在天涯》、《娱乐报道》等13个栏目。甘肃临夏人民广播电台地处内陆西北欠发达地区，它围绕州委州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报道，为全州建设和发展服务，使用中波和调频双频播送一套综合节目，全天播音16个小时。临夏人民广播电台不仅负责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新闻节目，还要办好自己的各类节目，提供优质的广播服务。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地市级城市电台的情况发展不平衡。上述被观察的电台的入选并无特定规律，只是提供一些初步情况。地市级电台开办的频率有多有少，频率专业化改革启动大抵为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具体时间也有早有晚，发展的进程快慢不等，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即它们的发展模式与省级电台和省会电台的模式大致类似，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大小不等的行政区划内开展和拓展广播业务；各级电台的频率资源受限程度不同，不过地市级广播平均拥有的频率数量大多在2个左右，主选专业频率类别也没有超出新闻、交通、经济、文艺等类别范围。由于频率少，覆盖的地域广和听众情况不同，这些地市级电台往往更注重综合频率的经营，并且大都使用调频和中波双频覆盖，以保证城镇和乡村听众的同时接收。五、国家电台广播频率专业化发展（一）国家电台改革的特殊任务和困难

频率专业化的萌芽在珠江台改革实践中出现时，只是作为一个专业性频率的试点。当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电台在整理手中的广播频率，并将它们由传统的顺序编号的系列台逐渐转化为专业化的广播频率时，广播频率资源得到较好的专业分工，从而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回报。但是，这一频率专业化思路和运行策略在向地域覆盖广阔、受众群体构成复杂、带有比较强烈的综合性功能的省级广播电台推广时，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当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对频率专业化改革时，更大的现实困难和问题就出现了，相应的应对方略值得思考和讨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波在电台2002年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中央电台在广播频率专业化的改革过程中遇到困难，如责任大、困难大、压力大，在思想观念、节目布局和运行机制等许多方面，现存状态不适应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的要求。针对这一现况和改革任务，中央电台从2002年开始着手布置改革并逐渐起步，在3年的时间里，以“频率专业化、管理频率化”为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先后完成了8个专业化频率的改革和改造，还于2004年新开办了第九套“文艺之声”。（二）国家电台频率专业化改革的步骤

中央电台首先根据对原有的8套节目的设置背景、担负的传播任务等实际情况，完成了对它们的重新定位任务。第一套节目定位新闻综合频率，呼号为“中国之声”；第二套节目定位财经专业频率，呼号为“经济之声”；第三套节目为流行音乐频率，呼号为“音乐之声”；第四套节目为城市生活频率，呼号为“都市之声”；第五套节目是以新闻为主的对台湾广播频率，呼号为“中华之声”；第六套节目是以方言、文艺为主的对台广播频率，呼号为“神州之声”；第七套节目定位为面向港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性广播频率，呼号为“华夏之声”；第八套节目为民族语言广播频率，呼号为“民族之声”。

中央电台从2002年首先启动了第七、二、三、四套节目的频率专业化改革工作。它们的内容定位和听众定位都显示了中央电台改革采取的边路突破、先易后难的操作思路。2002年10月28日，面向港澳及珠三角地区听众群体的第七套节目“华夏之声”首先改版开播，拉开了中央台改革的序幕。“华夏之声”的频率改造是对象专门化的改造。它根据港澳听众和毗邻港澳的珠三角地区人群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情况及特点，按照这一地区人群的收听习惯，大量采取直播方式，突出地域特色。它的内容主调是包含音乐、时尚、文艺、休闲、生活情感等软性内容服务，具有综合性的色彩。这一频率是从中央台原“台港澳中心”的节目中分离出来并重新编排的一套节目，是将原来的政策性“对外广播”，改造为面对港澳和珠三角地区的定向广播。“华夏之声”使用普通话和普通话/粤语双调频频率进行广播，实际是两套节目（普通话频率FM87.8，普通话/粤语频率FM104.9和AM1215），每天各播音21小时，虽然这两套节目的内容区别和定位区别没有多大反差。网上调查显示，听众对“华夏之声”最感兴趣的是它的主持人，最欢迎的栏目是“青青草有约”。“青青草有约”是一档周一至周六每晚10点开始、历时1小时的“重视交流、再现真情的情感夜话类节目”，以普通话播出，内容主要围绕亲情、友情、爱情、校园生活、打工历程、心情小说、自我才艺展现等。如此生活化、情感化、个性化的定位内容如果不以粤语播出，港澳地区的主体听众是不会有较大热情积极。参与的。所以“华夏之声”的普通话频率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央电台在珠三角地区开办的、服务内地局部地域听众的一个特色软性频率。对于国家电台来说，这样的频率定位和服务覆盖有些过于“窄化”。从港澳地区电台传播竞争格局来看，“华夏之声”的参与也担当着相对补充的角色。然而就改革而言，中央电台首先推出“华夏之声”的频率调整尝试难度较小，具有探路和尝试的作用，同时与其改版配套的广告运作活动也全面展开，代表着中央电台将内容传播调整和经营营利运作相结合的构想思路。“华夏之声”在近年的努力中不断调整运作方式，根据面对港澳和珠三角地区的特点，将编辑部前移，先后在广州和深圳设立编辑部，对这两个重点城市地区进行不同节目的分频播出。该频率的运作实际意味着，中央电台以地方电台的面目挤进广播市场资源利益丰裕的南粤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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