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阿尔文·托夫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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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冲击试读：
序言
当我们受到变革冲击时，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面对种种变革，我们如何适应？我们会不会无法适应未来的种种状况？这就是本书想要阐述的内容。
谈论未来的书籍为数不少，但大部分都是危言耸听之语。与之相比，本书侧重“轻松层面”，探讨与未来人类有关的种种问题。本书讲述了我们迈向未来可能经历的种种过程，并探讨了日常生活的种种事务，如我们购买及丢弃的产品、进出的场所、任职的企业以及生活中永不停歇的人潮等。同时，本书旨在探索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新奇的亚文化、生活方式，政治、娱乐场所，甚至跳伞及两性关系等，都是本书所要探讨和研究的题材。
本书讨论的实际生活中的这些问题，最主要诱因是汹涌万丈的变革浪潮。今天，这种变革浪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颠覆我们的组织，转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动摇我们的根基。变革，是未来扰乱人们生活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来研究它——不仅要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对它加以分析，更要从个人实际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探索。
支配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动力，是变革的速度。这种速度的推动力对人身、心理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本书里，我将发扬拓荒者的精神，系统地探索变革速度的影响力。在此，我要郑重呼吁，除非人类能尽快学习如何应对个人生活及整个社会的变革，否则注定要面临崩溃的危机。
1965年，我在《地平线》（Horizon）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使用了“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以表示我们在短期内遭受的重大变革及所承受的震撼性压力和困惑。在这个概念驱使之下，在之后的5年时间里，我访问几十所大学、研究中心、实验室及政府机构，阅读无数篇论文及学术报道，并拜访数百位研究变革及应变能力的专家。诺贝尔奖得主、嬉皮士、精神病理学家、医生、企业家、未来学专家、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无不深表他们对变革的关切、对人类适应问题的顾虑及对未来的恐惧。通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我得出了两种不乐观的结论。
第一，显而易见，未来的冲击已不是一种长期的潜伏性危机，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深受其苦的一种病症。此种心理上及生理上的病症可以用医学及精神病学的术语命名为“变革症”。
第二，令我吃惊不已的是，一般人对变革应对问题居然知之甚少，不管是那些拥护社会变革的人，还是处心积虑应对变革的人都是如此。慷慨激昂的知识分子高谈所谓“为应对变革而教育”或“为应对未来而准备”，却并未提出具体的应对方法。虽然身处空前巨大的变革环境里，我们却仍然没有任何应对之道。
对于个人和集团对变革表现出的非理性抗拒，心理学家及政治家同样感到困惑不已。决心整顿公司的企业家，立意革新教学的教育专家，倡议和平解决种族纠纷的市长……几乎都遭遇了这种盲目的抗拒。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了解甚少。此外，为什么一些人渴求甚至着魔般地呼吁变革，忙不迭地促进变革，而另一些人却唯恐避之不及呢？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事实上，我们对于应对问题根本没有一套像样的理论，所以根本无从解答这个问题。
因此，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应对未来。在书中，我特别指出应对未来的种种方法，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应对个人及社会的变革。另外，我要特别提醒一个极为重要却常被忽视的问题。过去有关变革的影响的研究，只重视变革方向，而忽略变革速度。在本书里，我将不遗余力地阐述变革速度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变革方向；而就重要性而言，变革速度有时甚至超过变革方向。除非我们看清这个事实，否则将无法了解适应性的真正含义。要界定变革的“内涵”，绝不可忽略变革速度的影响力。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在其广受赞誉的文化堕距理论中指出，社会不同阶层由于面对不平衡的变革速度，会产生种种社会难题。未来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应对理论则强调，不仅社会不同阶层的变革速度必须取得平衡，环境变革的步调与人类应对的步调之间，也必须取得平衡。事实上，未来的冲击就是源于二者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本书不仅要提供一种理论，更要提出一种可行的方法。一般人往往研究过去以阐明现在，而我则倒转过来，我深信对未来的合理探索也可为现在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借鉴。倘若不把未来当作一种习惯性工具而善加运用，我们将更难把握个人及社会的问题。在本书里，我将谨慎地运用这种工具，以证明其可行性。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本书自开篇就有意以一种微妙却意味深长的方式来改变读者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要成功应对急速的变革就必须对未来采取一种新观点，必须敏锐地认清它现在所扮演的角色。针对这一点，本书会有意增强读者的未来意识。在读完本书后，读者若能在现实中思考、探索及推测未来的种种问题，我的苦心便没有白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局限性的问题有必要谈一下。其一是，事实的时效问题。每一名资深的新闻记者都会有这种经验——自己分秒必争地报道更新速度极快的新闻，却在来不及落笔成文时，新闻本身已发生变化。而今天，整个世界便是一则更新速度极快的新闻。一本历经多年所著的书，在其研究、撰写与出版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许多变化。在这段时间，一所大学的教授可能转到另一所大学任教，身居某职位的政治家可能转到其他职位。
我虽然尽量谨慎地根据最新资料来撰写《未来的冲击》，但不可避免，书中某些事实也已过时了。（其他许多书籍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形，只是作者一般不愿去谈论而已。）而这种资料的过时足以证明本书所强调的变革的急速性。我想要紧跟现实的步伐，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我们目前无法在“真正的时间”内思考、研究、撰写及出版。因此，读者应该多关注主题，而不必计较细节。
另外，我要交代的一点，是有关“将要”（will）这个词的问题。一个严肃的未来学者是不会随口“预言”的。只有电视里的预言家及报纸上的占星师才会如此神通广大。一个对预测的复杂性一知半解的人，是不可能绝对地认识未来的。因此，有关未来的每一个陈述，都必须伴随一连串的限定语，如“倘若”“而”“但是”“在另一方面”等。如果把每一个适当的限定语统统塞进本书的话，那么读者的脑海里可能要堆满“或许……或许……”之类的字眼。为了避免这种情形，我才毫不犹豫地采用肯定语气的字眼，深信聪明的读者一定可以了解这种写作风格上的问题。当读到“将要”的时候，读者请默诵一个“大概”或“依我看”之类的限定语。同样，说到未来会发生的事件，作者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就绝口不谈。当有“确定无疑的资料”时，我们固然不应错失良机。即使缺乏这些资料，一个负责的作家或是科学家，也有权利与责任根据其他证据，包括印象、传闻得来的数据或有识之士的看法进行判断。我便是本着这个原则撰写本书，并愿为此负责。
在探讨未来的问题时，运用适当的想象力及洞察力远比预测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更为重要，至少眼前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此。具有各种用途的理论并不一定是“确定”的。有时，即使是“错误”的也有其用处。中世纪地图绘制者所描绘出来的世界地图错误百出，在地球全部地表皆已被绘制成图的今天，那些错误百出的地图几乎变成了笑柄。但是，如果少了这些笑柄，过去伟大的探险家就不可能发现新大陆。倘若没有古人以极其有限的证据在纸上绘出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种更完美、更准确的地图。
探测未来的人正像古代的地图绘制者一样，我便是本着这种精神提出“未来的冲击”这个概念及其适应范围的。这不是最后的定论，而是一幅描绘新的现实世界的示意图，其中充满高速变革诱发出来的种种险境和假想。—— 第一部分 ——长久性的终结第一章第800个世代
从20世纪70年代到敲开21世纪大门的这30年间，千百万个心理正常的普通人面临着一种急剧的变革。在这期间，来自全世界最富裕、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的人们都发现越来越难以适应变革时代的要求。对他们而言，“未来”似乎来得太快、太猛烈了。
本书要谈论的就是这样的变革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变革。在未来即将到来之际，有些人满心欢喜地迎接变革，有些人则拼命抗拒，唯恐避之不及。我撰写本书旨在阐述我们应对变革的能力，探索未来及其带来的冲击。
过去的300多年，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变革的大风暴。这场大风暴到目前为止不仅未见缓和，甚至有日渐加剧的趋势。这场大风暴以排山倒海之势和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横扫所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风暴所经之处，留下的是一片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观，包括迷幻教堂、自由大学、北极圈科学考察站，无奇不有。
这样的变革也造就了一些怪异的人群：12岁的小孩俨然一副大人模样，50岁的成人却似返老还童；有钱人故意装穷；有的计算机程序员靠兴奋剂提神；穿着脏衣服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愤怒的妥协主义者，身着白衬衣的妥协主义者却变成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结婚的僧侣、无神论的传教士、犹太裔的佛教徒……我们有波普艺术，也有欧普艺术；有视觉艺术，也有超视觉艺术……此外，浪子俱乐部、同性恋电影院、麻醉剂、镇静剂、愤怒、富裕、健忘等统统出现。
除了援用心理分析的陈词滥调以及存在主义的晦涩用语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释这种令人费解的怪现象？不可否认，一个奇怪的新社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能了解、控制这个新社会的发展呢？我们到底如何应对呢？
乍一看，这些变革令人眼花缭乱，但如果我们冷静地注视和思考一下，那么这些令人惊诧不解的怪现象就显得容易理解了。事实上，这种加速的变革不仅仅冲击了某些工业国家。这是一种强劲的力量，深深穿透每个人的生活，强迫我们去扮演一种新的角色，使我们的心理蒙受病态的不安。我们可以称这种新的病症为“未来的冲击”。我想，有关“未来的冲击”的根源及症状，将有助于理解这些单凭理性分析无法解释的怪现象。手足无措的访客“文化的冲击”是“未来的冲击”的平行词，它的使用已日益普遍。所谓文化的冲击，是指一个缺乏准备的人，在陌生的异域文化中的反应。一位和平组织的志愿者在巴西或婆罗洲可能会有这种体验，马可·波罗在中国元朝可能也有过这种体验。有些地方说“是”，实际含义可能是“非”；有些地方宣称不议价，实际上可能可以还价；在办公室外苦等个把钟头也许是理所当然之事，而伴随笑声的更可能是一种震怒的表情。一言以蔽之，这种我们熟悉的、足以帮助个人在社会上发挥表现功能的心理暗示动作突然失效，而被一种新奇的或令我们无从理解的方式所取代的现象，就是文化的冲击。
人们在异乡遭受的困惑、挫折以及不知所措等现象，皆可称为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常使双方无法沟通，使人对现实产生误解，无力应对。但比起一种更严重的病症——未来的冲击，文化的冲击则显得温和多了。未来的冲击乃是未来过早出现所导致的一种令人茫然无措的现象，也很可能是将来人类最大的致命伤。
我们在任何医学索引或病态心理学的词汇中，都找不到“未来的冲击”这个字眼。除非我们能及时采取明智的方法应对它，否则成千上万的人将越来越感到迷茫，越来越无法理智地应对环境。抑郁症、集体性神经衰弱症、非理性症以及种种暴力现象目前已层出不穷，而这种种现象也只不过是未来病症的前兆。除非我们能了解这种病症并善加控制，否则人类的前途将不堪设想。
未来的冲击，是一种时间现象，是社会加速变革的结果，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压迫。这是同一个社会里的一种文化冲击，而其影响力往往比一般的文化冲击更深刻、更巨大。大部分和平组织的志愿者或初到他国的游客在经历文化的冲击之后，皆可回到他们原有的文化世界。但是，未来的冲击的牺牲者没有这种福气。
倘若我们将一个人从其所属的文化世界中赶出去，突然将他置于一个行为准则、时间、空间、工作、爱情、宗教以及两性观念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切断一切回到他熟悉的社会环境的希望，那么他必然遭受更多的痛苦。更严重的是，倘若新文化本身不断变化，抑或价值观不断变化，那么这个人茫然无措的感觉将更为强烈。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受到文化冲击的人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所以他对别人乃至自身会感到茫然无措。
试想，如果进入新世界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整整一代人，包括最微不足道、最笨、最缺乏理性的成员在内，突然被抛入这种新世界，结果将会如何呢？不难想象，那将是一场集体性的大混乱，是一场特大规模的未来的冲击。这就是人类面临的未来。变革伴着雪崩之势而来，而绝大部分的人仍未准备就绪。与过去决裂
难道这一切都是夸大其词吗？我想并不是。变革的深度及速度绝非以往任何时期所能比拟的。尽管这句话已成为众人的口头禅，但他们的观点不见得正确。因为现在所发生的变革远比工业革命更加深刻、更加巨大且更加重要。事实上，这些极受关注的论调一致认为，现在的大变革，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人类从野蛮时期转化为文明时期的重要性。
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及专业技术人才也不约而同地同意这种观点。乔治·汤姆逊（George Thomson），这位曾获诺贝尔奖的英国物理学家曾在《可预见的未来》（The Foreseeable Future）一书里严肃地指出，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不是工业革命，而是犹如“在新石器时代发现农业技术”般的大变革。美国自动化专家约翰·迪博尔德（John Diebold）也提出警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技术革命的影响，将远比我们经历过的社会变革更为深刻。”英国计算机制造商利昂·巴格里特（Leon Bagrit）坚持认为，自动化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变革”。
而事实上，持此种观点的人并不仅限于科学家及技术人员。著名的艺术哲学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曾指出：“我们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基础性革命，历史上唯一能与此相提并论的变革，也许只有新旧石器时代的大转变……”而库尔特·W.马雷克（Kurt W.Marek）以C.M.策拉姆（C.W.Ceram）为名撰写了《神·陵墓·学者：欧洲考古人的故事》（Gods,Graves and Scholars:The Story of Archaeology）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生存在20世纪的我们，几乎已将人类过去5000年的历史断绝掉……我们并不像施本格勒所说的那样，处于罗马帝国没落之时，而是身处于公元前3000年。我们正像史前人类一样，一睁眼便看见一个全新的世界。”
关于这个主题，最精辟的论述应是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现在是人类历史的根本转折点，“根据人类活动的统计数据显示，将人类历史一分为二的时期，正是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而我们这个时代正代表着人类历史的中间地带。因此，他断言：“今天的世界不同于我出生的世界，正如我出生的世界不同于恺撒时代的世界一样。我们正降生于人类的中间地带。我们出生前所发生的，与我们出生后所发生的一样多。”
这个惊人的事实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阐述。倘若我们将人类过去5万年的存在以62年为一世代来划分的话，那么人类至少已经度过800个世代了。而在这800个世代里，人类有650个世代是栖息在洞穴中。
只有在过去的70个世代内，一个世代与另一个世代之间才能彼此沟通，而这主要归功于文字的出现。只有在过去的6个世代内，大多数人类才能看到印刷文字。只有在过去的4个世代内，人类才能准确地测定时间。只有在过去的两个世代内，人类才能使用电力。而在今天日常使用的绝大部分物资，都是人类第800个世代的成果。
然而，第800个世代使人类与其过去的经验完全断裂。因为在这个世代，人类与资源的关系完全改头换面。这种现象在经济发展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仅在这一个世代之内，作为文明原始基础的农业在世界各国纷纷失去其重要性。在今天十几个主要大国中，农业生产者占经济人口总数的比例皆不超过15%。美国的农产品除了供应三亿美国人外，还供应其他国家约1.6亿人；而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还不到4%，而且这个百分比还在急速下降中。
倘若把农业当作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工业便是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了。由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另一个阶段——第三阶段。事实上，它已经到来了。1956年左右，美国约有50%以上的非农业劳动力换下劳动工作服，被分派到各种贸易、行政、交通、研究机构、教育及其他服务部门。白领阶层的人数已超过蓝领阶层。在同一世代之内的同一社会中，人类不但摆脱了农业的枷锁，甚至摆脱了工业的羁绊，这在历史上不可不被视为空前的创举。世界上首次出现了服务经济。
从那时起，所有技术先进的国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瑞典、英国、比利时、加拿大以及荷兰等国，农业生产者所占比例皆已低于15%，而白领阶层的人数早已远远超过蓝领阶层。人类经历了10000年的农业社会，100~200年的工业社会，到了今天，已开始进入超工业社会。
法国计划学家兼社会哲学家让·富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é）宣称：“事实上，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文明反而最不具有工业性。”为了解释这种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有必要引用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吴丹（U Thant）的话作为参考。他曾说：“今日经济发展的最伟大成就，乃是我们想要有多少，便会有多少……现在已不是资源限制决策的时代，而是决策决定资源的时代了。这就是最基础的革命性转变，或许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革命。”而这种划时代的逆转就发生在人类的第800个世代。
由于这种变革的范围及扩张性都极为巨大，因此这个世代的变革性质也与过去不同。在以往的世代里，虽有震撼性的剧变发生，如战乱、瘟疫、地震及洪水等，但这些冲击与剧变都在同一地域或邻近的几个地域内发生，想要影响到其他地域，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在我们这个世代中，地域间的限制已经消失，社会间的界线也不复存在。今天，连接社会的传播网已紧紧交织在一起，因此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事件将同时传播到全世界各个角落。越南战争很可能改变北京、莫斯科及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激发斯德哥尔摩的抗议活动，影响苏黎世的金融市场，引发阿尔及利亚的秘密外交活动。
事实上，不仅是现在的事件会同时传播开来，对于过去发生的事件我们也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感受其影响。过去已经以一种双重姿态朝我们倒转过来，我们貌似陷入了一种“时间差”的困境之中。
同一件事，在过去发生可能只会影响少数人，但现在发生其影响范围会很广。例如，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过去雅典、斯巴达以及邻近小城邦的战争，在他们自身看来，也许已是极一时之盛了。然而，当时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居民，对这场战事闻所未闻。当时居住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当时的日本人也根本不受其影响。
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改变了希腊的历史。由于它导致当地居民的迁移，间接地促进古希腊人的价值观、思想以及遗传基因等分散到其他地区，因此影响了罗马，甚至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发展。当今的欧洲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人，主要原因就是，欧洲人曾或多或少地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
而在当今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代里，欧洲人同样会影响到墨西哥人及日本人。不管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后世留下什么痕迹，现在的欧洲人终归是把这些遗传基因、思想及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去了。因此，今天的墨西哥人及日本人也能感受到这场战争的“二手”影响，虽然他们的祖先并没有这样的经历。就这样，过去的事件很可能经过几十年或几百年后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并开始在今天改变我们。
不仅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其他的如万里长城、黑死病、班图人与闪米特人之间的战争等，几乎过去的所有事件都是通过“时间差”原则不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对现在的我们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过去影响少数人的事件，到了今天很可能影响所有人。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怪现象。简言之，过去的历史已经追上我们了，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种现象反而导致我们与过去的断绝。因此，变革的范围基本已经完全改变了，而且它本身具有一种力量，可以穿透空间与时间，直入人类的第800个世代。
我们现在这个世代与过去的世代还有一种性质上的差异，还很容易被忽视掉。事实上，变革不仅在涉及范围及扩张程度上有所改变，其速度也有极大的提升。新的社会动力已经开始在我们这个世代里加速作用——变革潮流的加速，深深影响我们对时间的感受，使日常生活节奏产生了革命性的转变，甚至影响人们对周遭世界的感觉。我们不再像前人那样感悟生活，而这正是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在加速变革之后隐藏着一种短暂性、非永恒性的意识，可以穿透并感染我们的一切意识，影响着现代人与事，与人，与整个思想、艺术及价值观的关系。
要想了解步入超工业化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变革加速的过程，并冷静地面对短暂性这个概念。倘若我们承认加速是一种新的社会动力的话，那么短暂性就是加速影响人类心理的副产品。倘若我们不了解它对现代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对人格及心理学的研究都将与时代脱节。若不能与短暂性的概念结合起来，心理学将无法准确阐明那些具有现代特点的现象。
由于我们与周围事物的关系被彻底改变，而且随着变革的范围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最终会使人与过去的关系无法挽回地被切断。我们已与古老的思想方式、情感、生活方式分道扬镳。我们已经踏入一个崭新的社会并急速前进，而这正是第800个世代最关键的问题。在此，我们最应该注意人类适应能力的问题：我们能在这个新社会里生存吗？我们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吗？倘若不能，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些要求？
在没有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思考加速力与短暂性这两股力量。我们必须探讨它们究竟是如何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及心理状态的。我们必须探讨未来的冲击的潜在爆发力，以及它为何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第二章加速的推动力
1967年3月初，加拿大东部，一个11岁的儿童因“衰老”而去世。
从年龄上看来，这个孩子名叫里基·加伦特（Ricky Gallant），仅仅11岁而已，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儿童早衰症”，一种使人急速衰老的病。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高龄老人特有的症状：动脉硬化、脱发、行动迟缓、皮肤松弛。实际上，当这个孩子去世时，他看上去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漫长人生的生理变化在他身上居然压缩到短短11年。
儿童早衰症在医学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病症。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的人都患有这种奇怪的疾病。他们虽不是真正的衰老，却经历了一种非常规速度的变化。
我们中的很多人也隐约“感到”事情变化得比以前快多了。专家、学者都开始抱怨他们已经赶不上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了。每场会议或研讨会少不了会提到“变革的挑战”之类的话。在这些老生常谈的会议中隐含着一种危机：我们已经无法控制变革了。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危机，仍有千千万万的人如梦游般地在街角游荡。在他们看来，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虽然这些人生活在人类史上最令人紧张的时代，他们却想尽办法将这种紧张气息堵住，使自身摆脱出来。他们似乎觉得，只要对此不予理睬，便可安逸自如。他们努力寻求“与世隔绝的安宁”，好像要寻求一种“外交豁免权”般不受变革的干扰。
这种现象几乎随处可见：老年人对于新的潮流唯恐避之不及；35~45岁的中年人把学生闹事、性泛滥、迷幻药、迷你裙等视如毒蛇、猛兽。他们永远把年青一代看成“叛逆的一代”，以为今天的一切与以往并无不同。即使在年轻人中，我们也极少发现那些对变革有所觉悟的人。他们对过去懵懂无知，因此也看不出现在的时代有何异样之处。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大多数人，包括教育阶层及贤明之士在内，虽然已经意识到变革的威胁，却极力否认它的存在。即使有些人明白变革已在加速推进中，但他们并没有客观地去研究变革的内在本质。他们没有真正地把变革当回事，也没有在心理上有所准备。时间与变革
我们如何知道变革是在加速进行的？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种绝对的方法可以衡量变革。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每个社会都同时有无数的变革之流在躁动着。从最细微的病原体到最巨大的银河系，一切“事物”都不是其本身，而是种种变革过程而已。世界上没有静止点，没有不变物，更没有所谓的“以静制动”的准则。因此，变革必然是相对的。
同时，变革是不平衡的。倘若一切过程都以相同的速度发生，或以相同的加速度或减速度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观察。实际上，未来是以不同的速度向我们袭来的。因此在发生时，我们才能比较出不同变革的速度。例如，当比较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的速度时，我们便可看出社会进化比生物进化快了许多。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和技术在某些社会的进步要比其他社会更快。同理，我们可以看出，同一个社会里的不同系统，其变革的速度也有不同。这就是威廉·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正因为变革是不均匀的，所以我们才能衡量它。
在完全不同的变革过程，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变革过程进行衡量，而这个标准就是时间。倘若没有时间，变革将毫无意义；倘若没有变革，时间也将会停止下来。
时间可被视为事件发生的“间隔”。正如金钱能使我们赋予苹果或橘子价值一样，时间能使我们比较各种不同的变革过程。当我们说，建造一座水坝需要三年时间，意思就是，这个时间是地球公转一周所需时间的三倍，或是削一支铅笔所需时间的3100万倍。时间是一种通货，可以让我们比较各种不同变革的速度。
即使以上的条件都已具备，我们在衡量变革时仍会遭遇一些难题。当谈到变革的速度时，我们指的是各个不同事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范围”里所发生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仔细界定这些“事件”，必须适当选择“时间范围”，小心验证和衡量变革所得的结论。我们会发现，衡量具体事物的工作比衡量社会进程的工作要先进、准确多了。例如，大家都知道，衡量血液在身体内的流动速度比衡量谣言在社会上的传播速度要准确多了。
虽然有以上的种种限制，但现在一般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都认为，我们的社会进程已在急速的变革之中。地下城市
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用艺术家的夸张笔调写道：“根据考证，人类在有文字记载以后的进化速度要比史前时代的进化速度高10万倍以上。”他认为，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类花费50000年时间所完成的改革与进步，“在旧石器时代结束以前的1000年内皆已完成；而在现代人类文明产生之后，这种成就仅需100年即可完成”。而人类5000年的成就，“只需用刚刚过去300年的成绩即可囊括”。
小说家兼科学家C.P.斯诺（C.P.Snow）也曾就变革的新态势发表评论。“20世纪以前……”他写道，“社会变革是如此之慢，以致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都没有感受到任何改变。但是，目前情形已经不同，变革速度的加快，已使我们的想象力望尘莫及。”此外，社会心理学家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也说过，最近几年潮流变动得如此之快，“几乎没有任何修饰手法、任何形容词可以准确描述这种变革的程度与速度……事实上，夸大其词反而更接近事实”。
到底是怎样的变革需要如此“夸大其词”？首先，让我们先举例看看城市的变革过程。
现在，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最深刻且最快速的都市化进程。1850年，世界上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仅有4个；19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9个；到1960年，已有141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根据海牙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统计，当今世界的都市人口每年将以6.5%的幅度增长，而这意味着，地球上的城市人口每11年将增长一倍。
为了了解变革的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倘若城市维持现有规模而不扩张，将会有什么结果。如果城市面积不增加，为了容纳激增的人口，我们必须建造新的城市——新的东京市、新的汉堡市、新的罗马市，而且每11年就要建造一个。（法国早已按照城市计划开始建设地下都市，商店、博物院、仓库、工厂皆建于地下；日本也早已开始填海造城市……这些都是人口激增的后果。）
此外，人类消耗的能源也在激增之中。印度原子科学家霍米·巴巴博士（Dr.Homi Bhabha）曾分析这种趋势，他说：“如果以Q为单位代表燃烧330亿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那么在1850年以前，每个世纪人类平均消耗能源所产生的能量不到半个Q；到1850年，消耗已增加到每个世纪一个Q的水平。然而，到了今天，这个数值已经高达每个世纪10个Q。”这意味着，人类在过去2000年所消耗的能源的一半，已在过去的100年里被消耗掉了。
另一方面，在迈向超工业化的国家中，经济增长非常显著。虽然这些国家的发展基础相当雄厚，但其经济的年增长率仍然十分惊人，而且这个增长率还在不断增长。
以法国为例，从1910年至“二战”开始的29年间，工业增长率仅为5%而已，而1948—1965年的短短17年间，工业增长率却达到220%。现在的工业发达国，每年的工业增长率提高5%~10%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偶尔有降低的情况，但变革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1960—196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属的20个国家和地区里，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平均增长率都在4.5%~5%。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4.5%，而居首位的日本则高达9.8%。
以上数据足以表明，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每15年增长一倍，而且这个数据仍在不断增长中。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十来岁的孩子所使用的人造产品的数量将是他们父母在年幼时所使用的两倍。也就是说，今天十来岁小孩长到而立之年时，这些国家的生产总量还会再翻一番。若在一个人70年的人生里，此种情形会出现5次。不但如此，由于这种增长是多方面的，那么一个人到了老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将比他出生时提高31倍。
新旧两代之间以这样的速度发生变化，对千百万人的习俗、信仰及自我形象的设定来说，都有冲击性影响。这种情形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的。以技术为动力
在这些惊人的经济现象之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变革动力：技术，但这并不表示技术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力。事实上，大气中化学成分的改变、气候的变化、土壤肥力的改变及其他种种因素都会导致社会动荡，但不可否认，技术仍是加速冲击的主要力量。人们往往将技术与浓烟密布的钢铁厂和叮当作响的机器混为一谈。这种典型的技术象征或许是亨利·福特所创造的，或者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里塑造的一种潜在的社会印象。但事实上，这种印象并不正确，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技术并不只是工厂与机器。中世纪马轭的发明曾促进农业的重大改革；几个世纪后，贝塞麦法的出现也促进了技术革新。技术除了技艺之外，还包括有用的或无用的机械、促进化学反应的方法、养鱼、植树造林、剧场照明、计算选票或教授历史等方面的方法。
今天，最先进的技术程序是在远离传统的装配线或敞炉等设备的地方进行的，因此旧的技术观念更不能应用于今天。在电子科技、太空技术和大部分的新兴产业都有工作环境安静、整洁的特点，这往往也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条件。现在，我们应该改变人们心目中固有的、旧的技术形象，赶上技术本身日新月异的变化。常常有人引用交通的进步阐释加速的变革。约公元前6000年，人类最快的长途交通工具是骆驼，每小时约行8英里；约公元前1600年，双轮马车问世，最高速度也不过每小时20英里。
然而，这个发明可谓空前的创举，后来的人类几乎无法超越这个极限。直到3000多年以后，当第一辆邮政马车于1784年在英国问世之后，它的速度也不过每小时10英里而已；1825年，首辆蒸汽火车投入使用，其最高速度不过每小时13英里，而当时帆船的速度还不及其一半。直到19世纪80年代，更先进的蒸汽火车发明问世，时速才增加到100英里。然而，人类花费近万年的时间，才达到了这个纪录。
后来，人类仅仅用了58年便超越这个新纪录4倍。1938年，人类飞行的时速达400英里；又过了仅仅21年，这个时速又翻了一番。1960年，火箭的时速已高达4000英里，而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甚至每小时可飞行18000英里。如果以坐标来形容这种进步的话，那么过去人类的发展就是横坐标，现在的发展却是纵坐标。
我们考察人类的行程距离、飞行高度、矿产开采或动力控制等，都可同样看出这种加速趋势。无论是哪种统计，情形都是如此。几百年或几千年以前，人类一直呈平行式发展，而如今却突然一飞冲天。
其中的原因就是，技术在今天开始反作用于技术本身了。技术不断使自身更加“技术化”，只要看看技术改革的过程即可一目了然。技术改革包括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汇成一种循环性的“自我强化”结构。第一个阶段是产生具有实际用途的、创造性想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性想法得到实际应用、产生技术的阶段；而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在社会上普及的阶段。
当这个过程大功告成之后，三个阶段便会倒转过来：由技术的普及来刺激新的创造性想法。而在当今社会，每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时间正在缩短。
人们常说，过去90%以上的科学家至今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因此每天都会有新的科学发现问世。在今天，科学家的想法往往比以前更易于实际应用。从概念提出到实际应用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这就是今天我们与过去祖先截然不同之处。从古希腊数学家阿波罗尼（Appollonius）发现圆锥曲线原理到真正应用于工程学，用了2000年；从帕拉塞尔萨斯（Paracelsus）发现了乙醚具有麻醉作用到实际应用，也隔了好几百年。
即使到了近代，类似的理论难于应用于实际的情形也时有发生。1836年左右，人类发明了一种可以用来割草、打谷、捆绑麦草的联合收割机，制造这种机器所应用的原理在当时被人知晓至少20年了，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机器才被推广到市场上。1714年，第一台英文打字机获得专利，但过了整整150年才开始在市面上流通。糖果商人尼古拉斯·阿珀特（Nicholas Appert）发明了食物罐装保存法，但真正将这项发明应用于食品工业则过了整整一个世纪。
今天，这种从发现原理到实际应用所需的时间已经缩短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过去的人更勤勉或更热衷于此，而是说明，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实施了种种社会措施来加速这个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循环的第一个至第二个阶段，即原理与应用之间的时间间隔已大为缩短。在研究食物冷冻、抗生素、合成皮革等20种重要发明之后，弗兰克·林恩（Frank Lynn）发现进入20世纪以来，至少60%的新发明从科学原理的发现到技术的实际推广所需的时间比过去缩短了许多。今天，由于不断对工业进行研究、改进，这种迟缓应用和推广的现象更在不断减少之中。
由于新原理的发现与实际应用的时间间隔缩短，因此商品或服务在社会上得到普遍流行所需要的时间也大为减少。因此，第二个阶段至第三个阶段的间隔——实际应用到普遍流行之间的时间间隔也随之缩短了许多时间，传播速度更是不断提高。
罗伯特·B.扬（Robert B.Young）在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任职期间，曾研究家用电器从发明至大量推广应用所需的时间。他发现，1920年以前美国销售的日用品，包括吸尘器、电热炉、电冰箱等，自最初上市至普遍流行所需的时间约为34年。但1939—1959年，类似的日用品包括电炒锅、电视机及洗衣机等，从上市到普遍流行所需的时间仅仅8年而已，比过去缩短了超过76%的时间。他同时指出：“战后的新产品足以表明，现代循环速度激增的特点。”因此，发明、应用及传播速度的加快带动了整个循环的速度。新机器或技术已不只是一种产品而已，其本身已成为一种资源、一种新的创造理念。
从某方面而言，每种新机器或新技术都因要与旧机器或旧技术相互结合，而产生新的联合体，从而改变了一切现存的机器及技术。因此，当新机器与新技术成等差级数增加时，新的联合体便成等比级数增多，事实上，每种新的联合体本身也是一种新的机器。
例如，计算机与其他机器匹配的结果能在太空科学领域发挥神奇的功能。当计算机与测向装置、通信工具、动力源等组合使用后，其本身便成为另一种超级机器的一部分，可进入并探测外太空。但是，为了以新方法配置新机器、运用新技术，原本的机器便需要经过种种改造、重组、升级或重装。因此，在将旧机器改造为新机器而进行种种调整时，无形中便刺激了技术的进一步改革。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技术改革并不只意味着组合及再组合种种机器和技术，更意味着对社会、哲学甚至个人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法。它们改变了人类的整个知识环境，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想法和看法。
我们每时每刻都受周遭环境的影响，从中得到启发并将其作为我们模仿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并不只是我们周围的人，还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事实上，机器已经越来越有喧宾夺主之势，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已经逐渐被机器控制。在牛顿将宇宙视为一个大时钟般的机器之前，人类已经有了计时的仪器，这种计时观念对人类的知识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计时观念的影响之下，产生了因果观念和外部刺激重于内部刺激的观念，而这两种观念至今仍在左右我们的日常行为。此外，计时器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概念。一天有24小时，每小时有60分钟的观念已彻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近几十年来，电脑的普及又开始触发人们许多新观念，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大系统的互动部分，因此人们的学习方式、记忆方法、决策方式等都无形中受了影响。随着电脑的发明及在社会上的普及，每一个知识领域，从政治学到家庭心理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计算机的影响，而这还只是部分冲击，其影响力迄今尚未达到顶峰。如此，发明过程的循环便靠着自身的动力加快了速度。
因此，如果技术本身被视为一种巨大的动力、一个强大的加速器的话，那么知识本身便可被视为燃料。今天的我们已经被推入社会的加速过程中，因为知识作为社会变革的燃料在日益增加。作为燃料的知识
一万年来，人类一直在积累有关自身及宇宙的有关知识。文字出现以后，知识的积累曾出现第一次飞跃，但之后又慢慢爬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5世纪，约翰内斯·谷登堡成为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人类在知识的追求上才有了第二次飞跃。在1500年以前，据最乐观的估计，欧洲每年出版新书约1000种。这就是说，按照粗略估计，要出版10万种图书，需要整整一个世纪。4个半世纪后的1950年，出版速度急剧上升，欧洲每年约出版新书12万种。过去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出版的图书数量，到1950年，只需要10个月左右的时间即可完成。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世界每天的出版图书已达1000种（包括欧洲在内）。
我们很难说，每出版一本图书就增加了一本图书的知识，但我们可以断言，图书出版量的增长曲线与人类挖掘新知识的速度是平行的。例如，在谷登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之前，已发现的化学元素仅有11种，而第12种化学元素——锑，是谷登堡在研究活字印刷术时发现的。锑的发现距离第11种化学元素砷的发现，足足有200年之久。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来算，我们到今天只不过多发现了两种或三种化学元素而已。但事实上，在西方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的450年，人类共发现了约70种化学元素。而在1900年以后，人类所发现的新的化学元素不是以每200年发现一种的速度，而是以每三年发现一种的速度在增加。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速度还在不断提升。例如，科学杂志及论文的数量在今天正如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量一样，几乎每15年增加一倍，生物化学家菲利普·西克维茨（Philip Siekevitz）曾说：“在最近30年中，我们对生物属性的了解，就知识广度而言，足以使人类历史上任何可与之相比的科学发现时期都相形见绌。美国有关机构每年出版约10万份报告、45万篇论文以及数以万计的书籍。从世界范围来说，有关科学及技术的文献，每年平均约增加6000万页以上。”
20世纪50年代电脑问世后，整个社会又有了新的改变。电脑能在不同的资料中以惊人的速度从事分析及整理工作，因此成为推进知识追求的一股巨大的力量。电脑与其他分析性工具配合使用，帮助我们观察周围不可见的宇宙的同时，又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面。
弗朗西斯·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如果用现代说法来解释就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结构里，“知识就是变革”。对知识的追求促进了技术动力，也意味着加速的变革。情境的流通
发明到应用、普及，再到发明，这是一连串变革反应，是人类社会发展急剧升高的加速曲线。到现在为止，这种加速的推动力已不能再被视为“常态”了，不再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正常组织应有的现象，它在逐渐动摇我们的社会组织。加速的推动力已经成为社会中最重要却最不被了解的动力，我们可称之为“加速力”。
情况远不止这些，因为变革的加速也是一股心理力量。尽管心理学几乎完全忽视这股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引发世界变革的加速度已经开始破坏我们精神上的安宁，改变我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因此，外部的加速常转变成内部的加速了。
这种事实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果将个人生活假设为一条流通经验的渠道，那么这种经验流通将包括无数个“情境”。因此，周围社会变革的加速将剧烈地改变渠道中的情境流通。
对于情境，虽无简洁的定义，但倘若我们无法运用知识和智慧去控制的话，我们将无法应对。更令人头痛的是，每个情境自身虽具有某种一体性、完整性，但情境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明显。
每个情境都有某些可供辨认的组成部分，包括“物品”，即由自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每个情境都发生在一定的“场所”里，也就是行动发生的位置或地点。（由此看来，拉丁语词根situ用来表示“场所”实非偶然。）此外，每个情境还有许多角色——人，人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种种观念或知识。任何情境皆可以用上述5个成分来分析。
情境还包含另一种范围，由于这种范围独立于其他范围，因此常被忽略。这就是“时限”，也就是情境发生的那段时间。各方面皆相似的两种情境倘若发生的时限不同，那么它们的性质便不相同，因为时限的不同往往会改变情境的内容与意义。正如丧礼进行曲如果演奏得太快会变成欢快的音乐一样，如果太缓慢的话便会像断音一样地忽起忽落，而使其味道与意义全然走样。
当今社会变革的加速力之所以能粉碎现代的生活经验，其原因便是如此。众所周知，这种变革的加速力可以缩短许多情境的时限，不仅能大幅度地改变“时代特点”，而且可以提高经验渠道的流通速度。如果将这种快速变革的社会生活与另一种缓慢变革的社会生活进行比较，在同样一段时间之内，前者比后者通过经验渠道的情境更多，这对人类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通常，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只能集中在一个情境上面。当各种情境在我们身边不断增加将使整个生活结构复杂化，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及非做不可的抉择数量便会增加，结果导致了现代生活令人窒息的复杂感。
由于各种情境的加速流动，我们势必要用许多复杂的机器从事更多的工作，我们的注意力便必须时时由一个情境转向另一个情境。由于转变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无法平心静气地注意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之间的转变。过去，大家模模糊糊地感到“一切改变得越来越快”便是这个意思。它们围绕着我们，川流不息地流过去。
另外，社会变革的加速力也给我们应付生活问题增加新的困难，因为它常常以种种新奇的姿态出现。虽然每个情境都是独立的，但彼此间依然有相似之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从经验中获得学习的机会。倘若每一个情境都是完全新奇、与先前经验毫无相似的话，那么我们的应对能力将完全瓦解。
因此，变革的加速很快会打破陌生情境与熟悉情境之间的平衡。变革的不断推进使我们不仅需要应对急速的变革本身，而且要迫使我们应对许多与先前不同的情境。
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弗·赖特（Christopher Wright）曾说：“当外部事物开始变化时，你的内在亦随之变化。”这些内在的自我变化的影响，足以测出我们应对生活变革的能力。精神分析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也说过：“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事物的自然过程’意味着变革速度可持续增大到人类及其组织所无法适应的程度。”
为了生存，为了避免未来的巨大冲击，人类必须加强应对能力和适应能力，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方法使自己安身自处。因为过去的社会基石——宗教、国家、团体、家庭或职业目前都已在加速力的猛烈冲击下摇摇欲坠。为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事先了解加速力是如何穿透生活、左右行为及如何改变生活品质的。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了解变革的短暂性。第三章生活的节奏
在电视、机场及火车站的广告栏、各种宣传单及杂志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看到一种照片。照片里的人物是麦迪逊大道的得意之作，也是无数人梦想的未来的造型：年轻、英俊、挺拔，提着“007”式的皮箱，看来像一个商人要赴约的样子。但是，他肩膀的两侧露着一个蝴蝶状的、用来给玩具上发条的大钥匙。照片旁的文字部分写着：请“神经紧张”的人来喜来登酒店放松一下。这位行走的被上了发条的人，正是未来许多人的潜在形象。未来，人们将终日匆匆忙忙，一直背着一把大钥匙，被人上足发条，匆匆赶路。
一般人很少关心技术改革的循环周期，或对知识的获得与变革速度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他们对自身的生活节奏却了解得一清二楚，不管节奏的快慢如何。
生活的节奏常受到普通人的关注，奇怪的是，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却很少重视。行为科学最大的漏洞就是忽视了生活的节奏，而生活的节奏本身也影响着个人行为，引起人们许多不同的反应。
如果我们说，生活节奏给人类划了一道分界线，使人们分属不同阵营，使父母与子女之间、麦迪逊大道与缅因街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美国人与欧洲人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可以产生误解的话，也并不是言过其实。未来的人
地球上的居民不仅可以按种族、国家、宗教或意识形态来区分，也可以按他们所处的时代来区分。当我们考察目前地球上的居民时，可发现有一小部分人仍以狩猎或觅食为生，就像几千年前的人类一样，还有一部分人以农耕为生，就像几百年前的祖先一样。他们是属于过去的人。
和他们相比，还有很多居民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他们过着现代的生活，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产物。他们在机械化和群众化教育的环境下长大，却依稀记得过去的农耕生活。他们是属于现代的人。
还有少数人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他们身处技术变革与文化变革的风暴中心，集中在圣莫尼卡、加利福尼亚、剑桥、马萨诸塞、纽约、伦敦及东京等地，过着未来式的生活。这些未来生活的先驱者选择的生活方式，正是其他人未来生活的写照。他们现在的人数虽然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几，但已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未来社会。他们是人类的先进分子。这些超工业社会的最早期居民，目前正处于“临盆之痛”中。
这些人与其他人有何不同呢？自然，他们比较富有，受教育程度较高，流动性较大，也比较长寿。然而，这些生活在未来的人的主要特点是，他们已开始步入一种新的、加速的生活节奏中。他们的生活比其他人过得更快。
有些人被这种快速的生活节奏深深吸引，千方百计地追寻，而一旦生活节奏缓慢下来，他们便感到紧张、焦虑、不适。他们拼命想要跟上“行动的前锋”。（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不管它是什么行动，只要这种行动是快速的就可以。）例如，詹姆斯·A.威尔逊（James A.Wilson）发现，快速的生活节奏是“人才外流”的潜在原因之一，无数名欧洲科学家移居到美国或加拿大便是力证。在研究过517名移居英国的科学家及工程师后，威尔逊得出结论，高薪及优良的研究设备还是其次，对这些移居的人才而言，最主要的吸引力是更快的生活节奏。威尔逊写道：“这些移民并不因为到达了节奏较快的北美洲就肯歇脚，倘若还有其他地方可去的话，他们还是会迁移。”此外，参加过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一个退伍军人也曾指出：“过惯了快速都市生活的人……无法在南部的乡村久居。”这正是有些人喜欢漫游的原因，看来像是无所事事，其实可以起到一种补偿作用。当我们了解某种生活节奏对个人的吸引力之后，我们便能明白其他许多难以解释的或漫无目的的行为。
虽然有些人标新立异、刻意求变，但还有些人对变革唯恐避之不及，拼命要摆脱这种“旋转游戏”。加入紧张的超工业社会就像加入高速的变革世界一样，他们宁愿弃权，选择闲散、舒服的生活。曾经，一个名为《停止地球，我要下车》（Stop the World—I want to get off）的歌舞剧在伦敦及纽约风行一时。
嬉皮士都主张寂静主义，并率先领导大家追求一种“遗世”或“遁世”的新生活，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宣称厌恶技术文明，但他们真正要逃避的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节奏。他们讽刺现代社会，指责它是“鼠类的竞争所”，而这个词指的就是生活节奏。
对于变革的加速趋势，老年人甚至更加反对。根据严谨的统计数据显示，老年人往往站在保守主义这一边。因为时间对老年人而言，似乎过得更快。
当一个50岁的父亲告诉他15岁的儿子，再过两年儿子便可以拥有自己的汽车，而这730天对于父亲而言，只不过占了他之前生命的4%而已；对于儿子而言，却足足占了13%。同样的时间段，父子的感觉却相差3~4倍。同样，一个4岁的孩子对两个小时的感觉几乎等于一个24岁的母亲对12个小时的感觉。这个孩子等了两个小时的糖果，就像他母亲等了12个小时的咖啡一样。
个人对时间主观反应上的差异在生物学上也可寻找依据。曼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约翰·科恩（John Cohen）写道：“年事越高，日子便过得越快。由于新陈代谢作用迟缓的结果，日子也在一年一年地缩短。”由于代谢功能的节奏逐渐缓慢下来，这个世界对老年人而言，似乎变得越来越快，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不管原因如何，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老年人会比年轻人感觉发生了更多的事。由于社会变革的速度一再提高，许多老年人都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变革。因此，他们往往变成弃权分子，隐居在自己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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