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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威廉·曼彻斯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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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3试读：

第三部分 种下恶果（1951～1960年）

第十八章 内讧不断

1951年1月4日，汉城（今韩国首尔）再次沦陷。共产党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将美国军队阻隔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原州，破坏了联合国军的整条战线。麦克阿瑟的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率领20万人（半数为朝鲜当地人）对抗40万中朝军队，结果“落荒而逃，自食恶果”，使得远在华盛顿的国务卿艾奇逊也感到情绪低落。

联合国军战线倒没被冲垮。李奇微投入后备兵力，利用空中优势，从两翼迅速集结军队，紧紧堵住原州的缺口。1月中旬，即中国春节前夕，朝鲜的进攻势头已过。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联合国军开始反击。2月底，第八集团军被打回汉城郊区。3月14日夜，李奇微重新占领汉城。两个星期后，两支大军再一次在三八线上展开对峙，又回到三个月前的原点——单就这一点，也可以说又回到9个月前战争爆发之际的原点。

美国的这一代人仍在为“二战”取得的胜利激动不已，又因近来顺利登陆仁川的奇迹而冲昏头脑，他们不可能平静地接受这种僵持的局面。对于大部分美国人而言，僵持（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休止的战争）就像异教邪说，听来令人生厌。《生活》杂志的一篇社论表示，要拒绝与苏联共产主义“共存”，说那是“政治哄骗”，是“致命的谬论”。“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政府不愿入侵中国东北不屑一顾，认为它们是在“姑息”，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则认为艾奇逊号召克制的做法几乎等于叛国。

战前的孤立主义正经历着一场不同寻常的改变。12月，33个师的中国军人开始涌入麦克阿瑟的防护网。两名孤立派曾公开表示要对朝鲜的远征军置之不理。12月12日，约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表的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做好你们自己分内的事，只在家园遭到威胁时再干涉。”12月17日，前总统胡佛声援肯尼迪。他提出的理由是，在与共产党军队进行的全球冲突中，美国军队不会永远处于上风，但美国空军和海军可以控制海洋，保卫美国。他告诫美国人要安分守己，同时要喂饱“世界上饥饿的人民”，以及贯彻他解决国家危机不变的政策——平衡预算。

然而，敏感的孤立主义研究者注意到了一些新的变化。胡佛的单干假设并非像起初那样孤独，也不是仅限于西半球。他想“一边以英国为疆界，另一边以日本、台湾、菲律宾群岛为疆界”，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接替胡佛担任共和党右翼领袖的塔夫脱在参议院亦做出同样的让步。塔夫脱表示，如果这些地区遭受袭击而又能成功防卫，那么对于这些“民主岛屿”应予以保护。胡佛–塔夫脱主义，也可称作美国堡垒主义或大陆主义，在新年到来之际，已被提议为代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另一个选择。在国会的这次讨论中，选择哪一个为最佳方案是主要议题。记者们纷纷称之为“大辩论”。

当时，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拨款建立4个师，这是杜鲁门曾向北约做出的保证。1951年1月5日，塔夫脱告诉参议院：“国会从未批准给欧洲一支地面部队的方案，我们也不应该不明就里地同意该计划。”三天后，参议员惠里提出参议院第8号决议，反对在制定正式的国会政策前，向欧洲派遣地面部队。2月15日，共和党大部分议员签署声明，赞同胡佛的大陆主义。塔夫脱的对手们一心把他说成故意阻挠议案通过者。然而，他们不曾明白且塔夫脱也忽视的是，在塔夫脱身后支持他的是由宪法赋予发动战争权力的国会，并非白宫。塔夫脱并无意妨碍行政部门的工作。1月15日，塔夫脱宣布，他“已准备妥当，可与总统……或多数派政党人士讨论并制订出方案，以获得美国民众的一致赞同和不断支持”。但杜鲁门并不打算与他人分享自罗斯福“百日新政”以来，通过许多先例而日渐扩大的总统权力。

按20世纪70年代的观点来看，这次辩论最显著的一点是，双方都默认某些先决条件，但这些在20年后早已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了。无论是政治雄辩家还是国会都提倡“自由世界”——他们一致认为“自由世界”包括蒋介石盘踞的中国台湾、李承晚的韩国、保大的南越、萨拉查的葡萄牙、法鲁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廷、法属阿尔及利亚、受军事独裁控制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欧洲殖民地。大陆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认为，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有益的。双方无论谁获胜，美国人民都会接受，他们不会组织游行和抗议，甚至连讨论都不会有。所有辩论者都认为共产主义是庞大而单一的，有一个中央系统指导着他们从中国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红色活动，因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是事先计划好的，然后对所有的“自由世界”产生影响。当时，这种信念出奇地获得了一致支持，杜鲁门总统因此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中南半岛和西藏看到一种模式，其在时间上与朝鲜的进攻相吻合，我们把它们视作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单单是共产主义者的挑战，其目的在于增强大部分亚洲人民已平息的排外情绪。英国盟军和欧洲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旨在阻碍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

此次讨论在以胡佛–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和以杜鲁门–艾奇逊为首的民主党人之间产生了本质上的分歧，但这还远非党派之争。约瑟夫·肯尼迪仍是一名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治和道格拉斯也是民主党人，两人都认为在国会不支持的情况下，总统不得派遣士兵出国。另外，共和党参议员洛奇和诺兰则认为，参议院在原则上已支持北约，因此杜鲁门能派出军队以实施计划。托马斯·杜威、厄尔·沃伦、哈罗德·史塔生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约。最后，一位未来的共和党总统的证词决定了辩论的结果。

这位证人就是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将军对所谓的“集体安全”的必要性高谈阔论，但其主张与罗斯福–杜鲁门政策保持一致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被认为难以超脱战争之外，而艾森豪威尔则不同。圣诞节前一个星期，艾森豪威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西欧军事防御的最高指挥官。他对国会说，除了“重新武装保卫西欧”，别无他法。他说，在欧洲人中，反对斯大林的呼声高涨，他建议美国取得北约的领导权，主张更多的美国武装力量进驻欧洲，而国会也不应限制其日后的增援力量。

塔夫脱抗议道，这样会使事情“更加模糊不清、难以捉摸”，但辩论就此结束，他失败了。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评论道，艾森豪威尔拥有艾奇逊不具备的东西——“国内的政治支持”。此外，他还有“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是自1950年春天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麦卡锡进入西弗吉尼亚州以来，国务院最缺少的东西”。惠里的决议案被否决了。4月4日，国会接受了另一方案，同意派遣4个师到欧洲驻扎。国会告诫总统，没有“国会进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军队，但如今已无法阻止杜鲁门了。

这是共和党人过得极为艰辛的一个冬天。他们18年没有执政了，并未意识到政治力量正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聚集，而只看见更加灰暗的前景。当时，麦卡锡是党内最出名的人。11月，他前往马里兰州铲除米勒德·泰丁斯。这是一次不光彩的活动。共和党内无足轻重的约翰·马歇尔·巴特勒是泰丁斯的竞选对手。麦卡锡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支持巴特勒，煞费苦心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报《记录》。竞选前夜，这份小报出现在马里兰州每户人家的门口。报上是麦卡锡编造的攻击泰丁斯的卑劣谎言，封面上是一张移花接木的假照片，显示泰丁斯正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握手。泰丁斯因此失去4万张选票而落选，在这之前，他可是被看作战无不胜的。如果他被淘汰了，那么人人都有出局的可能。竞选后的次日早晨，一位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环顾参议院的同事，问道：“丧钟为谁而鸣？”然后冷冷地回答：“为君而鸣。”

接下来的一个月，华盛顿萨尔格雷弗俱乐部发生的一件事，显示出林肯政党的堕落程度之深。在知名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33岁生日前夜的晚宴上，参议员尼克松离席，发现醉醺醺的麦卡锡正在男厕所殴打皮尔森。麦卡锡用皮带抽打这位专栏作家的脸，讥笑道：“迪克（尼克松的昵称），这一下是为你打的。”接着又说：“我想证明一种理论。如果用膝盖使劲顶一个人的睾丸，血会不会从他的眼珠子里冒出来。”尼克松上前一步说：“让我这个贵格会信徒来阻止这场架吧。”他拉着麦卡锡的胳膊说：“走吧，乔（麦卡锡的昵称），该回家了。”麦卡锡说：“不，让他先走，我可不会背对着这个人。”皮尔森离开后，麦卡锡告诉尼克松，他不记得把车停在哪里了。两人在附近找了半小时，这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寻找车牌，而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则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尼克松找到车后，麦卡锡便急驰而去。对麦卡锡来说，最好是醒醒酒再开车，就像对共和党的士气来说，最好是别的共和党人获得千万选民的拥戴。但共和党别无选择，很多年前党内就已经没有偶像了。

接着，春天来了，一切都变了。4月11日，杜鲁门为他们带来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让大辩论演变为更大的辩论，触发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胜利日到12年后达拉斯事件之间，美国最让人大动感情的震荡。

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不同，他不受士兵的广泛爱戴，但人气并非衡量将军好坏的标准。论功绩，同时代的将军无人能及麦克阿瑟，他也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指挥官。1918年，麦克阿瑟担任驻法彩虹师师长，当时38岁的他是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之后，他率领美国陆军与日军作战，并以总统代表的身份治理战后的日本。直到1951年，在许多美国民众心中，他都有如神祇。在48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学会了也实践了军人的一切美德，但唯一例外的是，他当不好副司令。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在中国军队参战后的那个冬天，麦克阿瑟在想些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已丧失战斗热情。据曾任布雷德利将军的副官，后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高级军事助理的切斯特·克里夫顿少将的说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1月以军事理由而非政治理由召回麦克阿瑟：“问题的关键在于麦克阿瑟失去了自信，并逐渐对下属军官和军队失去信心……但当他犯下不服从总司令命令的错误时（这一点证据确凿），参谋长联席会议轻而易举地做出了决定。”然而，大部分华盛顿人怀疑总统是否有勇气训斥麦克阿瑟。4月11日，《华盛顿邮报》早报的标题为“国会获悉，总统不会召回麦克阿瑟，但仍会训斥他”。

当时，美国上下都知道了两人之间的争论。威克岛战役的精神早已被忘却。12月初，麦克阿瑟开始在报纸上中伤总统，将言辞激烈的信件寄给《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以及合众社社长。杜鲁门后来表示：“我本应该即刻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然而，杜鲁门只是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麦克阿瑟，未经华盛顿同意，“不得擅自发布有关政策的言论，不得召开记者会或公开讲话”。圣诞节后，总统写信给麦克阿瑟，对其才能大加赞赏，同时委婉地提醒他，“就扩大敌对区域而言”，总统有责任“谨慎行事”。为确保麦克阿瑟明白这一命令，联席会议的两名首长柯林斯和霍伊特·桑福特·范登堡于1月12日飞往东京，在总部大楼将信交到麦克阿瑟手里，并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他们会做出说明。麦克阿瑟说不需要。接下来的两个月内，麦克阿瑟不见任何记者。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话说，麦克阿瑟“蓄意破坏政府的行动……破坏了一次他被告知的行动，这是对总司令的公然反抗”。

杜鲁门认为该停战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刻已到。3月20日，他起草声明宣布这一消息，并抄送给联合国中的每一个美国盟国以作参阅，参谋长联席会议将文件秘密送到东京。令他们诧异和害怕的是，麦克阿瑟竟然通知报社，并宣布他已准备好按自己的条件与交战方进行谈判。这破坏了杜鲁门的计划，却又一事无成。麦克阿瑟提出的建议是全歼中国军队，正如沃尔特·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政权都不会在生存问题上讨价还价。”中国重申了自己对胜利的信念。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已然失败，只留下气急败坏的总统。随后，杜鲁门写道：“麦克阿瑟让我别无选择，我无法再容忍他不服从命令。”但在采取行动之前，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杜鲁门忍无可忍——麦克阿瑟给国会议员乔·马丁写了一封信。

马丁是众议院中的共和党领袖。在国会中，有些人将麦克阿瑟看作友好的驻外统治者，马丁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霍默·弗格森，他居然建议派国会议员去东京，以便从麦克阿瑟处了解美国政策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途径。众所周知，马丁是杜鲁门的激进批评者之一。麦克阿瑟必定了解，这封信的唯一结果就是招来麻烦。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宣布：“我有责任将我从一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那里获得的消息告知美国民众。”此消息就是，麦克阿瑟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全面攻击，并要求中国国民党部队进驻朝鲜前线。那天晚些时候，伦敦传来消息，麦克阿瑟与英国陆军中将马丁会面时，公开做出了同样的声明。当晚，艾奇逊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的内阁会议后，总统要与他和马歇尔将军进行商讨。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即将讨论的主题毫无悬念。”

第二天，4月7日星期五，杜鲁门的亲信都知道了他对麦克阿瑟最近一次不服从命令的回应，但艾奇逊建议他等到下星期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后再说。星期一，马歇尔将军宣布，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决定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指挥权，由李奇微接替其职务，马歇尔和布雷德利对此也无任何异议。下一步就是通知麦克阿瑟，这可是一个难题。杜鲁门得知《芝加哥论坛报》已知内情，气愤地说：“我不允许他主动辞职，我要撤他的职。”杜鲁门命令布雷德利尽快完成此事。布雷德利从五角大楼向身在朝鲜的陆军部长弗朗克·佩斯传达命令，通知他更换司令一事，并命令其立即飞往日本通知麦克阿瑟。但对希望保持将军自尊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不幸的。由于电源故障，佩斯与总部失去了联系，被冰雹困在帐篷里。与此同时，白宫的新闻秘书在凌晨1点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杜鲁门以为已传到东京的这一消息：总统致麦克阿瑟将军：作为美国总统和军队总司令，我有权撤销你的盟军最高指挥官、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作战总司令及美军驻远东总司令等职务，对此我深表遗憾。你应将所任各职移交给马修·李奇微将军，立即生效。你有权下达为前往你所选择之处所要下达的命令。撤换理由将在上述电文递交与你之时，同时公布。

然而，并没有同时公布，冰雹毁了这一切。就在佩斯等待冰雹减弱之际，白宫记者已迫不及待地发布了总统声明：“我深感遗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已无法全心全意地贯彻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此声明火速传遍了世界各地。此时东京时间为下午3点，一名副官恰巧听到了广播中播送的消息，并告知了麦克阿瑟夫人，然后告诉了麦克阿瑟。而那时，将军正在同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沃伦·马格努森共进午餐。《伦敦旗帜晚报》宣布，麦克阿瑟被解职了。《纽约时报》的默里·舒马赫从汉城发回电讯：“校级军官认为，东京总部和美军第八集团军之间的关系将更加融洽。”但美国国内的反应并非如此。大部分民众因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而灰心丧气，正在用暴力以外的一切方式向杜鲁门表达自己的不满。从马萨诸塞州的伊斯特汉普顿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人们不是倒挂国旗就是降半旗。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加夫列尔和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人们焚烧杜鲁门的画像；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庞卡城，还有人烧掉艾奇逊的画像。到处都散布着请愿书，牧师在讲坛上大声怒斥。新的反对杜鲁门的笑话到处流传：“如果杜鲁门还活着，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我要去喝杜鲁门牌的啤酒，这酒像其他啤酒一样，只是没有酒沫”。《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暗示总统因吸毒而糊涂，《俄克拉何马日报》则把这次撤职称为“夜深人静时犯下的罪行”，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俄克拉何马州夜深人静时，东京却是白天。

洛杉矶市议会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到“政治谋杀，致以沉痛的悼念”。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密歇根州等地的立法机关通过了谴责杜鲁门的决议案。马里兰州查尔斯镇的一名妇女被告知，她不能将把总统称为白痴的电报发往白宫，于是她便和办事员一起翻阅《罗格同义词词典》，直到找到可接受的“假才子”一词。其他地区电报处倒是比较自由，经国会议员同意，将以下选民的电报载入《美国国会档案》中：我们要弹劾那个低能儿；我们要对白宫那个“猪头”的最新暴行提出抗议；我们要弹劾白宫中将我们出卖给“左”翼分子和联合国的犹大；建议去布莱尔国宾馆再找出一个希斯；当一个国民警卫队前上尉撤掉一位五星上将时，弹劾这个上尉完全符合章程；弹劾那个自称为总统的某某人；弹劾那个堪萨斯城拉选票的小政客；弹劾那条在总统座椅上的熏青鱼。

白宫的收发室被电报淹没了。总统新闻办公室不得不承认，在第一批收到的27363封信件和电报中，批评撤职命令的人数远大于支持者的人数，大约为20∶1。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69％的选民支持麦克阿瑟，而只有29％的人支持杜鲁门。在格里菲斯体育场内，人们不断向杜鲁门喝倒彩，发出嘘声，这是自1932年对胡佛以来，民众第一次公开给总统喝倒彩。参议员詹纳说：“如今，美国已被一个秘密集团控制，该集团由苏联间谍管理。”麦卡锡在密尔沃基的会议上大骂总统是“兔崽子”，周围则都是一群醉醺醺的“保守分子”。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后，在国会议员马丁的办公室召开了共和党第一次高层会议。马丁告诉记者，他们讨论了弹劾总统的问题，并暗示不仅是杜鲁门本人，他的整个行政机构都可能会受到审判。

会后，马丁邀请麦克阿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麦克阿瑟立即接受了该邀请。对他这种能言善辩的人来说，此次机会终生难得。他豁达地接受了下台的事实，内心十分平静。少校考特尼·惠特尼告诉记者：“我刚刚离开他，他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总统的解职命令，军人品质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4月17日，“巴丹”号飞机降落在旧金山机场，这是麦克阿瑟14年前第一次从美国陆军退伍后，首次踏上故土。当他头戴镶着金边的帽子，身披引人注意的军用雨衣现身在舷梯口时，欢呼的人群不断向他涌来。他的车队花了两个小时才缓慢地穿过了14英里长的欢呼人群，抵达旧金山酒店。在这里，警察手拉手保护麦克阿瑟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13岁的儿子阿瑟·麦克阿瑟二世，以免他们遭到踩踏致死。第二天，麦克阿瑟站在旧金山市政厅宣布：“我所了解的政见可以用一句大家熟知的话表达——上帝保佑美国！”此时，10万加利福尼亚州人再次欢呼。

在华盛顿国家机场，麦克阿瑟受到了17响礼炮和联席参谋长们的欢迎，他们赠给他一套银质茶具。当时还出现了尴尬的场面：他不知道参谋长们在他撤职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对他们十分热情，但是对总统的代表、杜鲁门国民警卫队的老朋友却十分冷淡。哈里·沃恩嘟嘟囔囔地溜走了，这下这位英雄才凯旋般地穿过30万华盛顿人夹道欢迎的队伍。4月19日中午12点30分，最值得纪念的时刻到来了，全美听众从广播中听到众议院门卫宣布：“议长先生，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到了。”

将军大步走上主席台，参议员和众议员欢呼到嗓子嘶哑时，他依然站姿挺拔，十分平静。最后，他说道：“我的讲话不会带着迟暮之年的怨恨和苦楚，我只有一个目标——效忠祖国。”人们再次欢呼起来，一次又一次。总共34分钟的演讲被30次雷鸣般的欢呼声打断。有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在两条战线打仗，麦克阿瑟则反驳道：“我认为这是失败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如果一个潜在的敌人能开辟两条战线，我们就必须对抗。对亚洲共产主义的姑息甚至投降，会损害我们在欧洲为阻止它所做出的努力”。他放低声音说：“我的士兵问我，为什么把军事优势让给敌人？”他稍微一停顿，悄声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他声泪俱下：“我即将告别52年的军旅生涯。我参军时，还是19世纪的事。我想实现童年时的希望和梦想，但自从我在西点军校宣誓效忠祖国以来，我的希望和梦想就已不复存在了。然而，我仍记得当日军营中最流行的歌谣，歌中骄傲地唱到老兵永不死，他们只是归隐了。正如歌谣中的老兵，我的军旅生涯结束了，我要归隐了。我只是一名尽力做好上帝所赋予的天职的老兵。再见。”

斯佩里·兰德公司曾宣布，麦克阿瑟已加入该公司的董事会，但显然他归隐的地方不在那里，也不在其他地方。他的结语深深触动了钦佩者的内心，许多人把他当成心中的神。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悲伤地说：“今日，我们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上帝现身了，我们听见了他的话语。”麦克阿瑟曾违抗过的前总统胡佛评价他是“一个从东方出现的五星上将，圣保罗的化身”。一位参议员说：“不同意麦克阿瑟就是不忠。”下午，麦克阿瑟对6000名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成员说到这一看法时，她们也一致同意。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在宪法大厅召开第60届全美会议。女士们一起脱帽，以免挡住注视将军的视线。他没让她们失望，他说：“在这危急时刻，所有爱国者都注视着你们。我早就想亲自向你们表达我心中的敬意了。”

翌日，会议记录秘书长沃伦·沙特克·柯里尔夫人在宣读会议记录时说，她发现将军的讲话也许是宪法大厅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托马斯·思罗克莫顿夫人立即起立，提议删去“也许”二字，会议一致同意。那时，麦克阿瑟已身在纽约，成为一次历史性示威的中心。为了支持他，人们向他抛撒了2859吨纸屑，是上次（当时是为了艾森豪威尔）的4倍。警察估计参加人数达750万，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曼哈顿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4万名码头工人停工以参加示威，学校也停课了。将军的轿车经过时，人们在胸前画着十字，妇女用手巾掩面哭泣。18名过于兴奋的观众被送进医院。一些有生意头脑的小商贩把1948年麦克阿瑟竞选总统时发行的纪念章、三角旗、玉米芯烟斗拿出来贩卖，立即销售一空。另一个生意兴隆之处是叮砰巷，他们为下面的歌曲（根据美国福音《善言永存》改编的英国士兵民谣）录制了5种唱片：老兵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他们永不死，只是归隐了。

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詹姆斯·达夫说：“美国上下正处于感情激荡的状态中。”鲜花商在出售麦克阿瑟茶香玫瑰（“无须特殊照料”）、麦克阿瑟兰花、仙人掌、剑兰、天竺葵、牡丹和蝴蝶兰。麦克阿瑟一家住在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套房，每日房租为130美元。此后，该饭店每天会接到3000个电话，都是想和将军谈话的人打来的。麦克阿瑟向胡佛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且接待了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和共和党内一些有权势的议员，包括塔夫脱、斯泰尔斯·布里奇斯、麦考密克上校、亨利·卢斯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显然，政治问题在将军心中的分量极重。在始于马萨诸塞州，于州立法机关前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他批判杜鲁门在“战场上的绥靖政策”，以及在实施国内外政策上的“畏首畏尾”。总统对此批判置之不理，直到麦克阿瑟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上宣布，总统3月与敌人的谈判破坏了美国领导人的“秘密计划”——不再把守台湾，并让北京在联合国占有一个席位，以换取朝鲜半岛的和平。此时，杜鲁门才反击道：“麦克阿瑟自己也知道，这纯属谎言。”但那时人们激昂的情绪已经过去。麦克阿瑟除了烟斗和金边帽子之外，已全身心地投入政治运动中。现在人人都知晓这个情况了，因为他被选中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

麦克阿瑟被解职后10天，民意调查显示，其支持率首次开始下滑。与此同时，在朝鲜前线，共产党军队又一次向联合国军发动攻势。李奇微对此并不意外。他已发现对方工事背后预兆不详的军事集结，于是命令在对方工事中部打进一个楔子。在新一轮的进攻中，该楔子落入中国部队的手里。随后两星期，韩国部队相继溃败，四处逃窜，第八集团军不得不再次仓皇退到三八线以南。但中国也未能突破防线。一个月之后，双方筋疲力尽，暂时停战，于是詹姆斯·范佛里特组织了一次有效的反攻，扭转了劣势。当他把战线扳直时，中国军队又把战线往南推进。之后李奇微又把战线恢复了原状。1951年5月底，他冲破共产党军队在韩国的防线，锯齿状的战线延伸到朝鲜半岛腹部，从东边的日本海到西边的黄海。两军在西部的据点都在偏僻的板门店附近。

战争是残酷、黯淡无光又令人沮丧的。为了让它充满活力，李奇微的参谋给此处的地形取了带着家乡味道的名字——“堪萨斯–怀俄明”、“犹他战线”、“猪排山”、“拳击场”，这种做法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演变成各种怪异的叫法：杉林急流战役、阿特尔镇战役等。“二战”时期那些干脆响亮的口号如火炬、北极犬、霸王、铁砧、巨龙、冰山等已经过时不用了。既然不能消除战争的恐惧，军队的新闻发言人便使用这些委婉的说法，好像战场名字完全被美国化就能隐藏恐惧一样。但正如那些无所不在的连环画和感恩节时战壕中的火鸡晚餐一样，战场的名字只能让士兵更怀念家乡。

美国国内的人们不再关注战事。俄勒冈一家报社的编辑怀疑根本没人阅读报纸了，他们一连两天登载了同一个战争故事：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排版、同样的标题，甚至同样的位置——就在第一版第二栏中部。他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根本没人发现这条重复的新闻。埃里克·戈德曼报道，在内布拉斯加的黑斯廷斯，一名在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一次战役中大腿受伤的陆军下士威廉·詹森，一瘸一拐地进了城，盯着第二大道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这里简直是繁荣兴盛啊”。

这里繁荣兴盛，全美亦如此。美国在海外作战，但国内未遭受侵略和攻击，人们珍爱的一切都未遭受威胁。不像吉卜林笔下的在远地作战的19世纪的英国士兵，美国士兵根本不觉得自己在为帝国荣誉奉献。他们作战的唯一目的是换取另一片土地的和平，参加的是一场罪犯不会受到惩罚的警察行动，这真是不好。随后，美国作家詹姆斯·米切纳发表自己的观点：“美国自1950年朝鲜战争起，便建立了令人迷惑、道德败坏的信条。那时，我就质疑这些信条，如今，我越来越怀疑它们了。这错误的信条就是：我们可以用左手参加一场战争，让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随便去死；而右手却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让有幸留在国内的人尽情狂欢，挣大把的钞票。”

遇到这种情形，为麦克阿瑟欢呼似乎成为沮丧的人们的一条出路。这也许还会激励政府努力寻求和平，并且急需愿为此奉献之人的力量。停战是一件敏感的事。美国政府当时并未正式承认朝鲜和中国的地位。中国人一直坚称，三八线附近的军队全是志愿军，因此不受中国军纪约束。苏联则否认对此次冲突负有任何责任。美国国务院小心谨慎地商讨着中国台湾、中南半岛以及在外交上承认北京和平壤的地位等边缘问题。事实上，正在进行的讨论也会增加战场上的伤亡，因为野战指挥官需要通过厮杀来改变处境。最后，根本没有可靠的中间人寻求和平。谨慎行事必不可少。经验证明，联合国是不可能保守秘密的。即使是中立国，尤其是印度，也会走漏风声。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是一名仇美分子，似乎有意提一些使美国蒙羞的条件。

乔治·凯南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在离开国务院休假期间，从普林斯顿致电雅各布·马利克，希望双方使用俄语进行非正式会谈。5月31日，首次会谈于马利克在长岛的避暑山庄中进行。开头有点儿不顺利，但之后就进入了一系列冗长的讨论，只有到马利克认为有必要“慎重考虑”，即与莫斯科方面商讨时，讨论才停止。最后，他建议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主动谈判，这些他们都照做了，但早期的结果仍令人失望。中国人依旧带着诸多怀疑。李奇微比他的前任更为机智且自谦。他说服双方于7月10日在三八线附近的古镇开城进行谈判，但有关议程的争吵也随之而来。初秋时节，谈判地点搬到了板门店。但这也无济于事，谈判仍不时中断。朝鲜人的行动使战争拖延了两年，即将进入第三年。艾奇逊曾讽刺说，美国人好战的热情再也“无法降到更低了”。

如今，冷战的温度已降低到北极的水平。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紧张局势主宰着世界事务。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污染：小说、戏剧、电影、杂志里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报纸的连载文章中更必不可少（如赫伯特·菲尔布里克的《我过着三重生活》讲述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曾当了9年的共产党员，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有500多家报纸刊登了这个故事）；广播和电视上也不断播放着这样的局势；辛辛那提的棒球红队曾一度更名；社会科学的老师如果不骂这些“共产主义奴隶”的邪恶罪行，就会面临被解雇的危险；那些反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得到了最高的演讲费用，列举厌恶共产主义及其跟随者或“左”倾分子的理由，会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他们还因此被授予了美国最高的奖项。

甚至连美国小姐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近10年来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布鲁克林的一个救生员。1951年年底，他的小说已售出1300万册。身体结实、留着平头、声言瞧不起“长发”的33岁的米奇·斯皮兰于194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审判者》，其主角名叫迈克·哈默。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快枪手》、《以牙还牙》、《孤独之夜》和《大屠杀》相继问世，被看作美国国家特性中自发组织民团、暴力维持治安的最新代表。迈克·哈默不仅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私家侦探，更为了正义和民主而杀人，该人物为其创作者带来了每本5万美元的利润。1951年出版的《孤独之夜》卖出了300万册，其中一个典型的场景是以这样沾沾自喜的思考结束的：今夜，我杀的人两只手都数不过来。我冷血地向他们射击，享受着每一分每一秒……他们是共产党人，老李。他们是红色杂种，早就该死了……他们从未想过有像我一样的美国人。他们认为我们都像马粪一样，软弱而愚昧。

迈克背后影射的人物被称作“新麦卡锡”或“另一个麦卡锡”，又或是无名的改革者，他们有勇气揭发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由此遭到不忠诚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的憎恨。如果该系列的书前后一致的话，迈克应该是劫富济贫的雅各宾党人，但大部分时间里，斯皮兰的描写并不连贯。书中的某些段落晦涩难懂，使不合逻辑的推论也不易被发现。在《猎艳者》里，迈克悼念一位麦卡锡式的人物里奥·纳普时说：“共产党人并不能经受住强大的攻势。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们只是一群脏兮兮的农民，为了夺取控制权而杀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能制服他们的。他们是一群大呼小叫的笨蛋，优等人出现后，他们就会明白自己小人物的身份而仓皇逃窜。”作者考虑迈克和共产党农民间的分歧而陷入沉思时，这种等级优越感无处不在：去他妈的臭皮囊，让他们和他们的哲学通通见鬼去吧！死亡和毁灭是克里姆林宫的人唯一能做的事，他们了解暴力和死亡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在野外作战中上演，撕毁除他们以外的一切东西。

之后，大概是为了区别干净正派的美国人与以死亡和暴力为宗旨的信徒，迈克告诉一名女俘虏，如果用一支塞满泥土的枪杀她，会发生什么事：枪管会像橘子一样爆开，火药全都会顺着你可爱的喉咙灌进去。如果你想验尸官干那制止蛆虫的活儿，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必须把小刀伸进去，把你的脑髓刮出来放在餐盘里，再用尖嘴钳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头盖骨夹出来。

她恶心作呕，而他却继续说：最惨的要数脖子了，你想想啊，头都没有了，而心脏还不知道它的重要神经中枢不在了，脖子一会儿就开始不断喷血——你知道血会喷多高吗？不知道吗？让我来告诉你。

再次呕吐后，她说：“你真恶心。”然而，他还是没有当时的连环画恶心。为了讨好改革家和儿童心理学家，连环画也会表现出一本正经的信条。1951年的某连环画封面上写着：“本刊致力于预防犯罪和颠覆行为。我们希望美国青少年能从中了解犯罪和叛国的真面目——悲伤、黑暗、傻瓜的绝路以及眼泪。”但杂志内容教会他们的不止如此。写实的图片上画着被绑着双腕吊起的黑人尸体；男孩们将烧红的铁棒插到不忠的女孩的双腿之间；女孩也不甘示弱，用碎冰锥刺进共产党罪犯的眼睛里（“把它放下，不，不要！啊，啊，啊……”）。

这样的主题不断出现，还有强奸、谋杀、踩踏孩子的脸和喝异性的血（“当她咬他的脖颈时，他感觉像是一种炙热的毒液通过静脉麻痹他的每一块肌肉——他能意识到结果是什么”）。女妖的特征则是喜欢把受害者捆起来，鞭打至死。如何伤害别人是另一个常见的主题。解剖图显示出人身体的各个部位，从“用手指戳或拇指抠眼睛”到“用脚后跟踩别人的脚背”，旁边还附有解释文字：“人体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敏感……这些图供受训的政府特务使用，让他们了解人体特征以及使用什么来伤害这些部位。”有些场景让目不识丁的人们都能理解迈克·哈默主义，在插图中附有以下信息：魔鬼，现在你们知道了吧，知道在午夜的月光下，在废弃的城市中心球场，一场棒球比赛正在进行的原因了吧。仔细地看着，看看这场奇怪的棒球比赛！一条条长长的腐烂的人的肠子充当垒线，肺和肝是球垒……心脏则是本垒。看看怀特医生，弯着腰，用带着污秽的头皮打扫心脏，大声叫道：“开球……击球手上场！”击球手走向本垒，挥动着死人的胳膊和腿，他选中一只后，便把其他的扔掉，站在击球区等候投手将头颅扔过来。接球手将死尸捆在胸前当作护胸，场内球手都戴着死人手做的手套，还有肚子做成的松香袋子，以及其他的装备——都是用明星投手赫比·萨登的身体做成的。

连环画的老读者知道肢解赫比的、邪恶的老怀特医生是敌人的间谍，也并不感到奇怪。这一集中，邪恶力量获胜。大部分情况下，连环画描写的经常是共产党人被处以极刑，如用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鲨鱼、吊在忠诚的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杠上——“旅途的道路极易磨损轮胎。”“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可是毁容最好的办法了！”“是啊，就算是斯大林也认不出这摊肉！”这里的说教一清二楚。在对抗自由世界的敌人时，有秩序的社会显得十分无助，唯一的希望便寄托在敢于违犯法律的凶残的人身上。毋庸置疑，他们是野蛮凶残的，但显而易见，我们十分需要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我不赞同麦卡锡的方式，但他的想法是对的。”

正确的做法是蔑视权威，不受约束，将共产党人拖到煤气厂后面，拧断他们的脖子。普通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像麦卡锡一样，对美国的政策早已深恶痛绝。美国的政策与他们儿时所学的一切背道而驰，有违传统。没有获胜的朝鲜战争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们曾经受到的教育是，美国应避免纠缠不清的盟友关系，可如今国家却希望他们忘记这一切。美国军队已成为北约的中流砥柱，1952年年底，美军已拥有50个师和4000架战机。为完善全球的军事基地，一笔前所未有的国民收入被投入军事装备的制造中。在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机构月月都有所扩大。这还不算，前几年遭受过经济大萧条后，如今美国似乎在向全世界的贫穷国家施舍它的新财富。而所有账单都转嫁给了美国的纳税人，这让他们日渐不满。

他们能向哪里寻求援助呢？他们唯一信赖的同盟者站在了日渐减少的战前孤立派行列。老一代“美国第一”主义者对美国的新方向表示担忧。范登堡看到第一个军事援助计划时，给妻子写信道：“真难以置信，计划赋予总统无限的权力……这无疑会让他成为地球上的头号军阀。”塔夫脱投票反对，因为计划提到“我们有提供军费帮助西欧国家军事建设的义务。我认为这样的义务只会让战争更加无法收拾，而不会得到和平”。密苏里州参议员弗雷斯特·唐奈谴责集体安全的概念会将美国卷入其他国家战争“道义上的承诺”。

20年后再看这番话，会发现它是很有预见性的，但当时人们并不这样觉得。那些曾因称赞慕尼黑而臭名昭著的老家伙似乎是对的。政界中几乎没人意识到，1945年8月6日，国际政策的一切结构开始崩溃。那天扔下的第一颗原子弹成了革命性行动。而外交关系和军事联盟的全副武装，乃至于民族的概念，如今也像70岁老将军头脑中的军营小调那样，既过时又毫不相干。只有人们相信有必要动用陆军和海军时，陆军和海军才有价值。如果一系列的行动被看作不可思议，那么一切基于此的假设都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在原子弹时代，军事手段仍可能解决小国间或小国与大国间的争端，但对于大国间的争端则一无是处。英国一位军事分析家约翰·斯莱瑟爵士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最终发展到这一步，战争作为实际推行政策的工具（我们这一代曾经历世界大战）已经自行废除了。”“艾诺拉·盖伊”号飞到广岛、“伟大艺师”驶向长崎，表明超级大国间的战争比最残暴的斯皮兰小说或最令人作呕的连环画都要恐怖上千倍，迄今还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驱散这可怕的蘑菇云。相反，原子弹规模越来越大了。

日本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曾一度寂寂无闻。那些知名人士都重返大学校园；核心工程师则移居阿尔伯克基，那里有一个新的工厂，即将启动一条装配线生产核武器；老科技园区内的实验室设备已被拆除，道路维修工作已然搁置，建筑物也逐渐腐朽。戴维·利连撒尔视察后，报告华盛顿说：“我们发现了大量健康隐患和火灾隐患，这会损害士气。”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洛斯阿拉莫斯逐渐衰落并最终成为鬼镇，但20世纪50年代初，某些东西竟使之幸免于难。一夜之间，街道变成了柏油大道，一座医院建了起来，接着学校和图书馆也建起来了，围绕中央林荫路建立了一些商店、剧院和社区中心，体育场正破土动工，运动员纷纷被招进一家名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轰炸机”的体育俱乐部。

死灰复燃的繁荣景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个皮肤黝黑、眉毛浓密的匈牙利人——爱德华·特勒。他狂热地制造威力更大的爆炸热核武器，其热情战胜了科学界、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将他称为“氢弹总设计师”，真是毫不为过。

氢弹在杀伤力方面已然登峰造极，其破坏力是1945年投放的原子弹的25倍乃至1000倍。原子弹的能量源于核裂变，分裂铀原子；氢弹的能量源于核聚变，聚合氢原子，这也是太阳发光的过程。在极高的温度下，才能实现聚变，因此氢弹又叫热核武器。人们早已从理论上得出其实现的可能性，但在广岛惨剧后，原子物理学家对谈论这种可能性都敬而远之。假设的新炸弹被称为“超级弹”。一直以来，《原子科学家通报》都隐晦地提及“超级弹”，但从未加以定义。他们认为，世界上越少人了解“超级弹”越好。

特勒不赞同这一看法。1942年夏，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有7位物理学家认真考虑人为聚变的可能性，特勒便是其中之一。他永远不会忘记随后令人激动的“自发表现、冒险和出其不意的精神”。但令他失望的是，考虑热核武器可能性的问题在1943年被中止了。因为聚变需要极高的温度，只有在原子弹爆炸时才能产生这样的温度，因此首先要解决裂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解决后，大家认为就该停手了。但此时，特勒已经将想象中的“超级弹”看作自己的“孩子”，同事们也乐意将这个宝贝留给他。

战胜日本后，特勒说如果可以进行热核试验，他就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得到否定回答后，他便前往芝加哥大学核研究院任职。第二年，他再次谈到“超级弹”，并宣称这个威力更大的炸弹在两年内就会研制成功。他当时是少数派，而反对“超级弹”的物理学家以爱因斯坦为首。爱因斯坦认为，甚至连考虑制作氢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可特勒却看不出何错之有。他指出，他们之所以制造出广岛那枚原子弹，是因为他们认为纳粹科学家正在制造原子弹。现在，据传苏联科学家正在研制热核武器。难道斯大林就比希特勒更可靠、更清醒吗？

1949年9月23日，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这一消息成为美国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转折点。至此，在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下，发展聚变炸弹最终战胜了一切反对意见。首先，他们发现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物理学家早在1932年就探讨了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尔瓦雷斯和欧内斯特·欧·劳伦斯对此深信不疑，转而支持特勒，他们三人成为科学界知名的“超人”。而“超人”首脑特勒的最强反对声则来自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这三人是美国科学界响当当的三巨头。因此，即使双方在别的方面势均力敌，反对派也应该轻易就稳操胜券，开始时也确实如此。1949年10月25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权衡是否该支持研制热核武器。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投放一枚氢弹，该城市80％～90％的人会立即死亡。因此，他们对此持否定意见。除道德理由外，氢弹制造昂贵而复杂，这也会使阿尔伯克基生产原子弹的速度减缓。而且，即使证明氢弹是可行的，值得投放氢弹的苏联目标也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这两座城市用裂变物质就能毁灭。

这是普遍认知取得的胜利，但只是斗争的开始。“超人”们与美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结成盟友，斯特劳斯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5位理事之一（其余4位为反对派）。他们还争取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如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以及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超人”们认为美国的威望应归功于美国科技的优势，如果苏联制造出第一枚氢弹，美国将大失颜面。1950年1月13日，奥马·布雷德利决定支持“超级弹”研发计划，其理由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他不能在加速的军备竞赛中让苏联哪怕是暂时得到好处。同月，希斯被判有罪，麦卡锡主义开始盛行。布雷德利做出承诺后4天，支持氢弹制造者的第二个刺激因素从伦敦传来——福克斯被指控叛国。人们难以断言福克斯究竟知晓多少，但他曾出席英美科学界最高级别的会议，因此美国政府在心情上正处于过度反应的状态。1月31日，由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组成的三人特别小组在行政大楼开会，再次讨论了热核应急方案是否可行。持反对意见的利连撒尔在表决中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便宣布，他已命令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研发氢弹或“超级弹”。

许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良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奥本海默作为代表说道：“从一些粗浅的意义上来说，粗俗、幽默、夸张等方式也不能将其消除，物理学家知道什么是罪恶，这是他们不会丧失的知识。”《原子科学家通报》每期的封面上都附有一个时钟，指针指向11点52分，现在指针已指向11点57分了。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汉斯·贝特的带领下，12位资深物理学家发表声明，指责杜鲁门的决议。他们表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力使用这种炸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炸弹已不再是战争武器，而是毁掉整个人类的手段。其使用违背了一切道德标准，违背了基督教的文明。”毫无疑问，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但贝特的愤怒只是短暂的。不到5个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对反对者的决心是一次考验，同时他们也受到了新方案对科学家好奇心的挑战。朝鲜战争动摇了贝特，他认为爱国主义要求他摒弃自己对氢弹的反对意见，并投入初步的研究工作中。他投入的极大精力是成功研制氢弹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只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朝鲜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当天，特勒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对几位优秀的同伴发表讲话。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戈登·格雷记录了此次讨论情况。部分记录内容如下：会上出现了一些情况。爱德华·特勒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大家，他认为这是一种制造热核武器的全新探索途径……大家进行了计算，主要是贝特、特勒、费米等几位博士在计算，奥本海默也十分积极……与会者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这也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大家热情高涨，现在某种东西已经成功在望了。

同一星期，格雷承诺将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出资建造美国第一个氢弹工厂。直到13年后，电影人物斯特兰齐勒夫博士才对特勒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但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梦想的怪物早已被安放在地下发射台上，一按键便可使用。

首先，必须要解决一系列的数学难题。制造原子弹的方程式已经相当复杂了，而新的方程式更是无法用常规方式推导。要制造这个复杂的设备，每一步都需要惊人的计算量以得出精确数据，从而测定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部件的影响。因为这些反应是在若干分之一秒内连续发生的，因此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人类的大脑却无法应付。1951年的计算机也没帮上大忙。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哈佛大学设计的计算机尽管有500英里的电线和300万个电接头，速度也远远不够。虽然计算机不断改良，但其中性能最好的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也只能记忆27个单词。令人恼火的是，它们还变幻无常。暴风雨会让它们发生故障，电子管熄火，电路出错，而维修人员也找不出毛病所在。技术人员整夜整夜地坐在出问题的计算机前，在一个问题上花费数月时间，而其他设计组的专家则只能束手等待结果。洛斯阿拉莫斯的计算机组员每星期多工作一天，且24小时轮流值班。科技区的进度止步不前，直到一位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决定打破这个瓶颈。诺依曼考虑到“超人”们的矛盾心理，便将他们的目标称作“魔鬼的武器”，然后无情地、不顾一切地开始研究。20世纪30年代时，诺依曼在数学界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他喜欢制作机器人和机械玩具，而如今对“超级弹”做出的永久贡献又将是另一种超级玩具。它可以容纳和记忆4万比特的软件（计算机对输出数据的叫法），并在一天之内算完三个月的方程式，诺依曼将其命名为“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该设备申请专利且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注册而无法更名后，他的同事才发现其名称的首字母缩写为MANIAC（疯子）。

在“疯子”的帮助下，他们在杜鲁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制作完成了重达65吨的氢弹。在“堪萨斯–怀俄明战线”和“大酒杯”的时代，将它叫作“迈克”也不足为奇。“迈克”被运到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岛，放在埃卢盖拉布小岛上的一间小屋内，屋内还放着各种离子室、高速摄像机、β射线光谱摄制仪、装有铀和重氢的容器和其他核设施。7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地带举行过的仪式再次上演。1952年10月31日晚，所有船只都后退40英里，只有一队志愿者做最后准备。他们也撤离后，便在船上使用扩音系统开始倒数，引爆炸弹。黎明时分，数到零的时候，“迈克”便立刻成为第一枚人造炸弹之星。目瞪口呆的船员们看着巨大的火球升空达5英里，随后出现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呈淡紫色、蓝色、灰绿色，上升25英里后进入平流层，而下面的埃卢盖拉布小岛燃烧起来，一分为二后便沉没了。

潜水员随后在海底发现一个1英里长、175英尺深的峡谷。科学家们计算出，炸弹形成的直径4英里的火球会使斯波坎或旧金山的所有商业区、圣路易斯或匹兹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曼哈顿自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当时海军安保十分稀松，书信检查员没有在意此类信件，它们使人不寒而栗，一位目击者称“至少10个太阳”才能比上它爆炸的亮度。一些信件被登载在当地报纸上，现在整个世界都知晓这个实验及其可怕的后果了。9个月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莫斯科得意地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了。”B–29型空中实验室在亚洲上空追踪到放射性物质，证实了他的说法。与此同时，英国也在试验其第一枚原子弹，其特点是可怕的Z字形云朵。核俱乐部的成员逐渐增加。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预见的噩梦终于变为现实，到处都笼罩着恐怖。爱因斯坦告诉记者：“全体灭绝正在向我们招手。”

新情况随之产生：完美的武器必须由完美的工具运载。20世纪50年代早期，爆炸中的自动化技术还没有完全脱离人为因素。建设美国核工厂的责任将由战略空军司令部承担。该司令部有27万人，驾驶着B–29轰炸机不断在全球穿梭，确保即使美国被毁灭，他们还能进行毁灭后的复仇。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点儿也不吸引人，每名飞行员都要携带着比“二战”联合空军突袭时扔下的还要多的炸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将军高举宣传牌，宣布“和平是我们的事业”，并将爆炸声称作“自由之声”，将年度演习称为“世界轰炸冠军大赛”。演习中，将由配备雷达的火车记录谁击中什么目标。但将军和飞行员也是人，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久就会被淘汰。

取代他们的偏偏是来自第三帝国那硝烟未散的废墟中的实验室。在“二战”交战国中，只有德国预见了喷气式火箭的军事用途。设计过V–1和V–2型导弹的科学家成了抢手货，战略司令部的战略家们不断上门取经。如果使用火箭推进，原子弹不用半个小时就能穿越大西洋或北极。战略司令部曾考虑使用火箭，但认为其不太精确就放弃了。原子弹的误差幅度不能超过2‰，这意味着如果射程是5000英里就会出现10英里的偏差，但对氢弹来讲，这个偏差却无所谓。埃卢盖拉布小岛的沉没使大家对问题有了全新而残酷的看法。按《财富》杂志恐怖的说法：“由于毁灭性热原子弹头中的量子跃进，炸弹会在离目标中心8～10英里的范围内爆炸，这一点在军事中是可以接受的，更不用提致命的尘埃会降落在广大地区了。”“放射性尘埃”这个危险的词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它暗示炸弹造成的死亡圈的扩大，标志着“战争”整个概念的改变。另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词是“过度毁灭”。氢弹被改良为“裂变–聚变–聚变”炸弹（FFF炸弹）——在原子弹爆炸和燃料聚变的基础上，再加上弹壳的聚变，放射性尘埃的覆盖范围增加到300平方英里。

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开始深入研究问题。“二战”时的民防系统计划简直就是个笑话：海洋那么辽阔，轴心国的轰炸机根本构不成威胁，那些头戴白色扁平铁皮帽的空袭队员对整件事也感到丢脸。如今，他们长期的警戒终于有所回报。他们重新活动起来，监督学校的演习。另一方面，护身符和江湖骗子的生意逐渐兴隆。江湖医生开始宣传铅箔乳罩、铅制胸衣、铝制睡衣和危险时可挂在头上的松紧口袋。还有一个怪人兜售“铀235原子震伤特效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该药的主要成分是小苏打、食盐和水。另一个谣言是，剃光所有宠物的毛发，就不会有放射性物质了。动物保护协会提出抗议，才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这些民防运动多少有点儿不切实际。对最有事业心的企业家来说，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修建家庭掩体。1951年1月，洛杉矶一家建筑公司为它修建的第一个家庭掩体举行破土仪式，以鼓励人们修建家庭掩体。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鲁思·科尔霍恩夫人在电视台摄影记者面前正式铲了第一锹土。她签订合同，花1995美元修建地下家庭掩体，内有色彩亮丽的混凝土墙壁、草绿色的塑料地毯、用推拉门巧妙隐藏的储藏室和一个轻巧的盖格测量器。她兴高采烈地告诉电视观众：“我在夏天就做了许多罐装水和罐头，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储藏室。”略微思考后，她接着说：“我将把这个地方打造成孩子们玩耍的乐园。”

花上3000美元就可建造一座“一号小型防护罩”，它包括手提三路收发报机、鼓风机、发条钟、急救箱、斯丹诺牌取暖炉、放射性元素图表、防护服、化学清洁剂、汽油发电机和一套锹镐设备（“爆炸后可挖出条路”），以及一个五口之家在地下3～5天所需的一切用品。

对于大多人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爆炸当日对待目光短浅、没能修建自家掩体的邻居。退入自家的掩体后，就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邻居了。所以他们必须将邻居拒之门外，必要时还不得不使用暴力手段。因此，有些人考虑使用包括手枪在内的成套装备，但大部分人还不至于那么现实。后来，后院的地下防空洞就成了稀奇玩意儿：一些成了烧烤场地，另一些则用于堆放园艺工具、滑雪轮胎和孩子的自行车。

不久，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对核屠杀引起的恐怖说法也知之甚详了。他们毫不费力地将思考重点从百万吨级的炸弹转到百万计的死亡上——每百万计的死亡指杀死100万人，而一天之内就可能发生10～15次百万计的死亡。对于军队以外那些考虑周全的人们来说，热核炸弹爆炸的产生使世界陷入火海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也束手无策。冷战分子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闻，政界人士则似乎已被麦卡锡主义麻痹。自慕尼黑事件以来，那些曾控制过某次国际危机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运用智慧和力量去打破此次危机的控制了。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流逝，新一代美国人逐渐成熟。敏感的人们认为，中学时的防空演习具有启示性，必然会唤醒这一代儿童。然而，虽然长辈们寄希望于他们，得到的却是残酷的失望。

在杜鲁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大学教师发现知识界混进了一种迟钝而腐烂的气息——原来这正是那年青一代。如今回忆起来，很难理解当时的学生会因麻木不仁而受到责罚，但他们确实如此，并不冤枉。美国青少年从没有那样孤僻离群、小心谨慎、缺乏想象、麻木不仁、不思进取和沉默不语。“沉默的一代”是20世纪50年代特有的，就像尾鳍型汽车后挡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样，成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死寂笼罩着大学校园，自由主义变得疲惫无力、枯燥乏味。校园中没有愤愤不平的年轻人，没有燃眉之急，没有战斗热情，只有一小股极右反对分子的吵嚷声。只有少数“垮掉的一代”才会提出抗议，而他们也像同龄人那样对理想主义和争论退避三舍。对于大多数人，“抢短衬裤”（指大学男生突袭女生宿舍以夺取女生衬裤为战利品的胡闹活动）或“硬塞”活动取代了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在“硬塞”活动中，大学生尽量挤进一个狭小的空间，人越多越好，比如一辆大众牌汽车内塞进40人，或一个户外电话亭内挤满12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学生们将电话亭放入游泳池的深水区，7名志愿者屏住呼吸，硬把自己塞进其中。

少数热心的社会学家试图找出其中的意义。他们认为，“硬塞”活动只是把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戏剧化，学生本身并没有错。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毫无意义，闹过之后，他们仍会排队等待大公司的招聘面试。他们耐心地等待着一切，因此到校园参观的人开始对他们的温顺议论纷纷。漫画家将学生描绘成布鲁克斯兄弟的空心服装，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学生“缺乏果决能力”深表忧心。一位纽约市立大学的女校友返校参加社交集会，震惊离去——女生们谈论的话题永远是自己未来在郊区的家庭，以往该校的学生则一直认为这是高贵的女子学校女生的典型行为而对此嗤之以鼻。来自牛津大学的辩论竞赛者参观美国大学校园时，惊奇地发现，自由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戴眼镜的三年级学生问奥托·巴兹教授：“有什么事值得进行一场运动？”在哈佛大学，戴维·里斯曼描述对学生的不满时说：“当我问这些学生，他们能为这些事干些什么时，他们竟然对自己还能有所作为的想法感到惊讶。当我建议，事情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他们可以组织纠察队时，他们还以为我在开玩笑。”

1950年，默里·罗斯写道：“极少数年轻人能与积极奉献的人共同努力，并与他们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目标而共同奋斗。”《生活》杂志为了找到能使年轻人兴奋的方法，请他们列举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答案很直接：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乔·迪马吉奥、麦克阿瑟、贝比·鲁斯（著名棒球手）、罗伊·罗杰斯（电影演员）、克拉拉·巴顿（美国红十字会创始人）、薇拉·埃伦（电影演员）、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丽丝·戴（歌手）和伊丽莎白·肯尼修女。这与他们父母的选择几乎一致。在新的10年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青一代的美国人受父母一辈人的价值观影响极大。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奥尼尔认为：“美国中产阶级致力于个人安全，从而造就了具有强烈中年人价值观的一代年轻人。”过去，我们有把握假设一个年轻人的政治观点起初在“左”翼，之后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转到右翼。但现在可不敢保证了。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的政治观点从正中间开始，并一直停在那儿。

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中，大多人都是沉默的，只有少数善于表达的人具有代表性。20世纪20年代，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穿浣熊皮外套，也只有少数人能驾驶斯图兹熊猫牌轿车。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50年代却难以找到能言善辩之人，难以找到可担任领袖之人。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学足球队选出两名队长或轮流担任队长，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的钥匙也都被悄悄地揣在兜里。大学生们似乎鄙视“领袖”这一概念，而将他们称为“面面俱到的人”，但深究后，才发现他们其实毫无特点可言。关于这种人的美德，威廉·怀特曾在《有组织的人》一书中阐述为“表现并不突出，热情并不过分”。校园里“面面俱到的人”认为领导源自集体，进步在于所谓解决问题的会议，因此他们没有必要进取钻研和富有想象力。关键是，他们怀疑个人主义。寻求个人的威望和成就必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个人爱闹矛盾，制造麻烦，危害集体荣誉，大家都想远离他。

在他们奇怪的特性中，喜好争论是最严重的罪恶。“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担任何义务，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教养。他们的理想不会破灭，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理想。他们不开金口，避免严肃地讨论，将改革者称为“假善人”，敬而远之。在独立和体制发生冲突时，他们坚定地站在体制的阵营中。他们不追求名望，只希望得到他人的支持。他们渴望在集体作战中通力合作，而刻意隐藏会遭人排斥的个性。那些年，有钱的学生开始不修边幅、衣衫褴褛，以免与众不同。一名大学游泳队队员对里斯曼说：“我对我的竞争对手感到生气。我有点儿不对劲——我希望我能像某人那样与别人精诚合作，而不在乎输赢。”怀特注意到，学生不再梦想自己创业。他们想为别人、为较大的公司、为他们信赖的人工作。然而，他们对成为推销员或升职为部门主管则并不感兴趣。成为推销员就意味着面临竞争，主管则有时必须严厉。大四学生经常告诉招聘人员，他们想在人事部门工作，因为他们喜欢与人打交道，他们也喜欢到公共关系部门工作。怀特直言不讳地指出，那是因为他们想在“上班时间内讨好每一个人”。

这种观点与抗议行为格格不入。对于教授而言，反对麦卡锡主义是当时最为激情愤慨的事，但学生们却无丝毫兴趣。麦卡锡在校园没几个支持者，但也没引起太大的反感——大部分学生认为这件事很乏味。在各个领域，包括神学、新闻学和法学，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学生对于职业的选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如今最热门的职业要数工商管理了。20世纪40～50年代，曾经最受欢迎的人文科学已开始没落，以至于不到30％的人会主修基础学科。职业培训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而工商业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学生的“投资”会得到最高利润的回报。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只有19.4％的大学生主修工商专业，到1955年，主修该专业的人已占大多数。

如果他们有什么偶像，那一定是斯隆·威尔逊《一袭灰衣万缕情》中的主人公汤姆·拉斯。在小说开头，威尔逊笔下的英雄有一位名叫贝琪的妻子，他们有3个孩子，在韦斯特波特有一座6间房的住宅，有一辆1939年的福特汽车，有1万美元的军人人身保险，还在慈善基金会有一份年薪7000美元的闲差。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还是多姿多彩的。他需要一辆新车，厨房的地毯又开始磨损了……然后，汤姆似乎撞上了好运：他得到了一份处理公共关系的工作，年薪9000美元。他工作后才发现其中的陷阱：在新岗位上，他必须工作。再也没有三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了，喝咖啡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并且也不能在工作时间内讨好别人了。如今，他必须工作，有时还得在晚上5点之后或星期六加班，从而占去他与贝琪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一切使他极为不满，他告诉老板他受够了。汤姆也愿意多挣钱，但如果要以减少他作为丈夫、父亲、“面面俱到的好人”的作用为交换条件，他宁可辞职。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其结局也出人意料。老板妥协了：霍普金斯站起来，又倒了一杯酒，客气地说：“当然，还有许多好的职位不必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帮你找一份合适的。”“沉默的一代”对此深信不疑。在他们认为的情谊背后隐藏着他们本质的纯良，以及一种安徒生式的信念：出于某种超自然的理由，他们认为看着时钟准时下班的人会享受到“美好生活”、“美好而合乎情理的生活”以及“正确而圆满的生活”。霍普金斯辩解道：“总有人要干这个工作。”汤姆也同情地答道：“我知道。”但那会是某个人而不是他，他可不会为了钱而变得神经质：我不愿意让出时间。我实话实说，我想挣钱，没人像我这样爱钱。但我不愿意晚上和周末也工作，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还不止这些。我并不是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的工作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的“汤姆”们相信所有伟大的发现都已完成，所有伟大的梦想都已实现，所有伟大的财富都已到手，他们可以朝九晚五，一星期工作5天，每天只需鼓捣一下技术，处理一些专业问题，将自己大把的精力花费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做礼拜、参加公众活动、“了解”孩子、打高尔夫、观看少年棒球联赛，和自己的“贝琪”过着满足的生活，一起在家铺设水管。只要在毕业前与合适的公司签订合同，将自己的名字挤进激烈的竞争大潮中，大摇大摆地沿着消费的“高速公路”前进，这一切都将属于他们。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大学生不再吹捧“玩起游戏”，而是“心中有数”，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数”会不断变化，但他们确信变化时会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人们不再谈论背叛，因为没有必要了。一开始，他们就被束缚住了，如同中世纪的年轻人被修道院束缚，他们则是被美国方式束缚住了。他们认为，毕业后等待他们的世界既不冷酷，也不残忍，而且一定没有敌意。在美国艺术与科技学院的校刊《代达罗斯》上，一位学者写道：“当代学生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对日常生活和未来的展望都感到无比心满意足。极少数人对身体健康、职业规划、家庭关系、国情和世情、安全幸福的生活感到忧心。”即将毕业的学生已准备好拥抱现状，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得捍卫它。他们会遵纪守法、纳税、服兵役、参加投票，尽管投票后就不再关心政治。他们在穿着、谈吐、信仰、交友、头发长短，尤其是思想方面，努力符合社会标准。这样，他们就能换来美好生活的一切特权和优待，即经济上的保障。

这种交易使教师大为震惊。经历了贫困和法西斯主义而幸存的美国遗产似乎被愚蠢的青年背叛了。他们宁可用理想去换取貂皮把手的啤酒开瓶器和14K金的赊购牌。他们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

在纽约的罗德夫·肖洛姆犹太寺内，刘易斯·纽曼拉比将“抢短衬裤”的恶作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他说，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将“关于重大事件的讨论和反对看作危险事件”，因此学生只好通过“好笑、不得体的‘抢短衬裤’活动来发泄过多的精力”。这未免言过其实，但多少也有点儿道理。即使深思熟虑的讨论没那么危险，它在有组织的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不会受到鼓励。一位研制喷气推进设备的工程师被逮捕了，除了他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外，没有任何理由。欧文·拉蒂摩尔曾7次被控告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做伪证。国务院禁止人们到共产主义国家旅游。美国在联合国的雇员被视为“危险人物”并遭到解雇，《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的通过简直是保证到美国大学演讲的欧洲学者都会当众受辱。

麦卡锡此时正处于人生巅峰，几乎每星期都会传出反对自由思想的新暴行，多愁善感的学生们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顺从者会受到奖励，信奉异端则将遭到惩罚。华盛顿是麦卡锡及其对手最大的战场，但几乎每个地方都在进行各种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战斗。例如，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有人提议将公共图书馆里作者是共产党或疑为共产党的作品打上红色印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位当地的家庭主妇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倡议了此次活动。据《纽约时报》报道，汉斯太太“从不以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自居”，但这并不表示她对书里的阴谋诡计没有独到的见解。她提出了一份有嫌疑的作者的名单，并希望处理他们的作品。她没要求将书焚毁，打上标记就足够了——亮红色的大标记一眼就能看见。标记印在封面内页，表明作者的共产党身份和政治立场，并附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知道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阅读共产党的宣传册。”圣安东尼奥市市长的妻子也是一位女民兵，她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很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监督者记录下翻阅过这些书籍的人，将他们的名字呈报联邦调查局或在《圣安东尼奥报》上发表。这引起了市内有权势的马弗里克家族的极大不满，他们主张公民拥有自由权。这场运动最终以反对盖章者的获胜而结束，但造成了许多家庭不和以及友谊破裂。

在印第安纳州，另一位家庭主妇托马斯·怀特太太（印第安纳州教科书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民间传说提出了别样的解释。她说：“现在，共产党在教育方面有一条新指示，即大力宣传罗宾汉的故事。他们想宣传罗宾汉劫富济贫的精神，这就是共产党的路线，这简直玷污了法律和秩序。”但身为共和党人的州长却不愿表态支持或反对罗宾汉。英国诺丁汉的郡守威廉·考克斯告诉记者，他认为罗宾汉（1160～？）不是共产党。印第安纳州教育局局长威尔伯·杨召开记者会，宣布无论怎样，他都会重读罗宾汉的传奇故事。20世纪50年代初期，怀疑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在一些行业中，怀疑就等同于有罪。美国主要的戏剧出版商塞缪尔·弗伦奇似乎觉得黑名单还不足够，于是组织了一次剧本比赛，在比赛中，保留“取消任何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的参赛资格的权利”。

当联邦调查局特工公然到学校进行安全检查，校董会又要求学生宣誓效忠时，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不保持沉默，倒是一件怪事了。几乎人人如此。斯蒂庞克–帕卡德汽车公司董事长保罗·霍夫曼是一位崇尚自由的共和党人，他却是一个例外。在其他任何时代，霍夫曼关于自由的见解都算不上大胆，但在那时能强烈地坚持己见就很不寻常了。他在西南部的一所大学演讲后，一名学生问：“你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应该学习共产主义吗？”霍夫曼回答说：“当然，我认为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我们的新一代，也是最重要的一代美国人，就会知道为何共产主义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威胁。”学生说：“我与你的想法一致，但此时此地发表这样的言论十分危险。”事实上，霍夫曼说这样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危险的。他受到了监视，当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下，争取到去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演讲的机会时，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设法让他无法使用室内战争纪念馆。而事实上，他此次的演讲主题为“自由企业”。

民团迫害、新式热核武器带来的恐惧、父母讲述“大萧条”的故事，这一切都造就了“沉默的一代”。当然，这一代也有能言善辩之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托·巴兹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表示，这一代人的长辈们对他们判断错误。他说自己的学生不过是小心谨慎而已。他认为，指责他们缺少政治上的战斗精神是错误的：“将来会证明他们正是讲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这是美国在国际和国内生活中，长久以来就需要的。”这样的赞美软弱无力，没有得到回应，也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更为著名的学者菲利普·雅各布表示，“沉默的一代”的价值观表现在背离美国传统上。他说，尽管学生们高度赞扬真诚、诚实和忠诚，但他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标准一般都很低，在许多重点院校，有计划的欺骗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他觉得学生的享乐主义和反智主义表明他们已抛弃了清教徒的传统，他认为这些学生“也许是主要文化和道德革命的先驱，但在本质上却是世俗的（名义上是宗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却是融入集体的）社会的引路人”。

如果别人看见了革命的影子，他们会只字不提。但既然雅各布博士描绘出轮廓，自然会有人赋予其血肉。想想这一代人当时自愿闭口不谈的感觉十分有趣，他们虽然年幼，还无法评价“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性，但这种神秘性必然会在他们思想中某个阴暗角落留下记忆和言语所不能及的影响。1951年盛夏，在这个10年刚刚拉开序幕时，新泽西州梅普尔的马克·拉德年仅3岁；曼哈顿的马里奥·萨维奥和凯西·布丁，一个8岁，一个7岁；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休伊·牛顿10岁；艾奥瓦州道奇堡的琳达·苏·埃文斯8岁；纽约的凯瑟琳·普拉特·威尔克森6岁；伊利诺伊州德怀特的戴安娜·奥顿9岁。

20世纪60年代早期，“沉默的一代”已经成为历史。卫斯理公会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在篮球联赛中场休息时，对往事深感怀念，于是自然地哼唱起记忆中的抒情歌谣。他们唱道：闪闪叮叮和你，闪闪叮叮和你，总是玩得很开心，在——一——起。

接着唱：胡迪·都迪时间到，胡迪·都迪时间到，鲍勃·史密斯和胡迪，对你说你好！

再唱道：米老鼠，米老鼠，永远让我们如此欢乐！米——待会儿见！奇——我们喜欢你！老——鼠——老——鼠！

唱着歌的学生分享着父母不知道的歌谣。他们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孩子，这时公共关系工作者开始谈论“形象”，心理学家开始谈论“角色”；广告术语中的“公众”一词为“大众”所取代。20世纪30年代的孩子每天只有45分钟的儿童广播，其余闲暇时间里，他们只能收听成年人的节目。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小一点儿的孩子则听父母讲述他们童年时代听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始终未曾变过：《鹅妈妈》、《格林童话》、《一个孩子的诗园》、《金银岛》、《小飞侠》、《小妇人》和《绿野仙踪》。在杜鲁门任期的最后几年，这一切都开始衰落。除了被迪士尼制作成动画片（《木偶奇遇记》《、睡美人》）或被著名表演家珍藏（《小飞侠》、《绿野仙踪》）的作品外，曾经围坐在妈妈膝盖旁听过的故事已被渐渐遗忘，除了那些不认为讲故事和听故事奇怪的家庭。《闪闪叮叮》、《胡迪·都迪》、《米老鼠》、《幸运儿》和木偶戏《与斯纳基·帕克一起的生活》是新传媒中不那么令人反感的幸存者，一般节目的水平则比较低下，赞助商对好节目漠不关心。在《电视指南》的调查中，家长支持《魔法房屋》和《想象先生》节目，却因其在尼尔森和胡珀收视率调查中成绩不佳而被停播。伯尔·蒂尔斯特朗的《库克拉、弗兰和奥利埃》木偶戏虽然长期播放，但最终被倡导暴力的节目，如《电视上尉》、《天空之王》、《年轻宇航员》、《半夜船长》和《超人》等压制。“超人”的扮演者乔治·里弗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车撞到石墙，撞破额头后，看见自己的血而昏倒。即使这样，他的影迷还是继续幻想他无坚不摧。

新的少儿节目中约有1/3是讲述犯罪和暴力的。美国制造玩具手枪的公司从10家增加到300家。“双枪手”威廉·博伊德深谋远虑，购买了他自己所演的过时牛仔片电影胶片的专利权，赢得了来自电视的第一桶金。到1950年，仅销售赫白龙·卡西迪同款服装所得的总收入就到了4000万美元。赫白龙的6支枪造成的伤亡人数使电视上的总伤亡人数增多，到1954年，该人数已超过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荧幕中的某些凶杀案令人不寒而栗。《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反对播放年轻女孩被勒死的特写镜头，但占据时代主流的观点是，电视节目在“大杀手杰克”的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电视中的暴行还有些好处，即帮助小观众在幻想中释放好斗心。无论如何，暴力节目广受欢迎，孩子们就是想看这类节目。因此，麦迪逊大街上那60个方形街区的所谓的“电视业”中心决定增加暴力级别。就在不远处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经常逃课的小学生，他看遍了所有电视中的暴力节目——他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几乎新传媒的各个方面都饱受争议，除了其重要性。显然，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电视时代比收音机时代来得更快。收音机发展到顶峰时，美国人一个月购买了16.5万台收音机。1948～1949年，每个月都会售出20多万台电视机，而这还只是开始。1950年1月1日，美国总共有300万电视机用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的年代），又有700万台电视机进入美国家庭。收音机仍是广播界的霸主，向4000万听众播送节目，但这仅仅是因为大部分人还未向推销战术（“你的小孩被遗忘了吗……”）和社会压力低头。在大都会里，这些力量通常会得到报纸的宣传帮助。报纸误判了广播电台的吸引力，轻易将开放频道的权利让给他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次，它们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巴尔的摩市推出详尽的图例，来解释销售手段是如何在报纸的支持下显示显著效果的。1949年春，胡珀的数据表明，82％的城市居民收听广播，仅18％的人观看电视。于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太阳晚报》、《星期日太阳报》开始劝告其订阅者观看他们自己的Wmar台的电视节目。结果，1950年5月，该市成为第一个电视节目的晚间观众（50.2％）人数超过广播听众的城市。

但观众并不满意。新鲜劲儿一过，人们便发现Wmar台的节目画面有雪花点，节目制作也略显粗糙，几乎成了一种新的“空中污染”。“那些衰弱的老年摔跤选手怎么了？”巴尔的摩人在大街小巷不断询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没怎样啊，他们还在继续摔跤。”《时代周刊》宣布：“电视已成为1950年的主要行业和文化力量。”但在那年的头几个月，电视节目的水平仍然不高。虽然不时也有佳作呈现，如《达夫的小酒馆》、杰克·韦布的《法网》和那位从西弗吉尼亚州来到亚马孙的、精灵般的女英雄达格玛，但即使最好的剧目也不过是二流的杂耍表演。当时人们心中的“电视先生”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米尔顿·伯利。许多大牌表演家都曾是经验丰富的广播名人。两年前，戈德堡一家转战电视屏幕（代表作《来者请进》、《无人接听》），但大多数作品都没能引起轰动。想听爱德华·默罗的新闻或平·克劳斯贝最新民谣的人们必须使用收音机，而非电视机。阿瑟·戈弗雷继续通过收音机与4000万听众互动，用弗雷德·艾伦所说的迷人的“裸音”与听众亲密接触。

电视的部分问题在于技术。摄影师仍然凭着感觉来，安装人员将天线搭错位置，第一批大量生产的电视机不断出现问题，维修工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1950年1月，芝加哥的哈里克拉夫特公司生产了第一款方形显像管。这确保电视机可以使用整体的管面，并节省50％的外壳体积。但对于美国电视业来讲，仍存在巨大障碍：地球表面是弧形的，调幅波是弯曲的，而调频波和电视机接收的电波是直的。在电视机出现的前几年，水平线外的电视用户无法收看到画面，因此只能在当地人才中寻找节目制作人。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工程师使用所谓的同温层电视广播技术，将天线放置在B–29轰炸机上，被其送上2.5万英尺的高度，在匹兹堡上空盘旋。这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方圆250英里内，电视屏幕上都能接收到闪烁的信号，但还需要更为精密的材料。同轴电缆和微波传输设备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三年内，一个意义重大的、埋在地底的电缆网络工程开始运行。1951年9月，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通过94个电视频道，向4000万观众播放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签订《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时的讲话。至此，电视网开始与当地频道签订合同，广播向电视转型的重大时代来临。

不久前，《广播日报》公布了1950年的媒体奖项，从中可看出，广播和电视这两大巨头仍势均力敌：

之后的5年，经销商平均每年售出500万台电视机，这一数据持续走高，直到美国88％的家庭（4000万户）拥有电视机，其中13％的家庭拥有两台或以上的电视机，有的家庭甚至有6台电视机。1949年，收看电视节目的农场主相比10年前增加了27倍。195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初中生每星期花在电视上的平均时间接近30小时。调查可准确估计美国高中毕业生的时间分配——他们花1.1万小时上课，1.5万小时看电视。随后，威斯汀豪斯的研究表明，美国人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比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还要多。

那些不看电视的人（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自尊心比较强的知识分子会承认自己拥有电视机）会认为看电视的人莫名其妙。诺曼·卡曾斯向他那些困惑的读者说：“电视晚间的娱乐节目是毒药，是杂耍，是格斗表演，这是电视一贯的套路。”马克斯·勒纳认为，电视机是“穷人的奢侈品，因为它可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法官们认为，电视机确实是必需品，不能被债权人所没收。1954年，冷冻快餐问世，人们再也不必因为舍不得离开电视机而狼吞虎咽了。同年，托莱多市的水电专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特定的三分钟里，水的用量会突然升高。为了弄明白原因，他做了一次细致的调查，才发现在整个托莱多市，电视观众会在播放广告时冲进厕所方便，然后冲水。

当时，美国家庭每天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为4～5个小时。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认为，汽车曾诱使人们离开家门，而电视机则将人们带回家里，但后者逐渐摧毁了家庭生活：以前父母和孩子一同开车出游，大家有说有笑，相互交流；如今，他们在电视机前并排坐着，一坐就是几小时，几乎没有眼神交流。如果他们相互讨论，也只会为电视节目争论不休。

他们该选择什么节目呢？一些早期的电视节目相当不错。1950年3月，美国广播公司推出的《欧洲十字军》成为第一个赢得皮博迪奖的纪录片；第二年，默罗的电视纪录片《现在请看》获此殊荣；第三年，阿利斯泰尔·库克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每星期日下午带着为时一个半小时的《时代列车》节目进入人们的起居室。其他频道的节目也很精彩：吉米·杜兰特虽然粗俗，却十分风趣；维克托·博格演技不佳，但也是个迷人、快乐的丹麦小伙子；富尔顿·希恩主教虽然油腔滑调，但颇有学问。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出品的歌剧都是最优秀的。每星期日晚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飞哥好年电视剧场》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影室》联合推出新晋优秀剧作家的生活剧作品，第一期播放的是帕迪·查耶夫斯基的《马蒂》。在众多主持人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默罗仍然高居榜首，但观众们也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约翰·查尔斯·戴利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卡梅伦·斯韦兹主持的节目（“现在是全球要闻时间，请看报道”）。戴维·布林克利也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任职。1955年，切特·亨特利加入，与布林克利组成了著名的新闻广播小组。默罗退休后，他们成为最受欢迎的主持人。

如果这些节目具有代表性，那么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应该逐渐上升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谁该为索然无味的电视节目负责呢？那些有兴趣监管电视进展和有足够判断能力的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没人应该负责。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填补所有的空余时间，而等待着的观众数量巨大，只有所谓的陈腔滥调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口味。真正逗乐听众的是这样的内容：奥奇：嗯……啊……哦，亲爱的……你……看到……报纸了吗？哈里特：哦，亲爱的，里基也许看见过。奥奇：哦……哎，我……里基（突然闯进来）：嘿，老爸，我把报纸给戴夫了，他又给了桑利。（离去）奥奇：哦，哎……亲爱的，我……我想……看报纸。

年轻观众（不只年轻观众）屏住呼吸，观看下面的情节：博伊德：运气真好，我们把一群人围住了，巴特·史莱姆绑架了法官的女儿。嘉比·海耶斯：什么，这帮下流的人，光干坏事！霍皮，走吧，我们去为民除害。

当203频道播放以下情节时，400万忙着煮饭、熨衣服的家庭主妇竟为之动容：海伦：哦，保罗！手术很成功。保罗：你是说，小家伙没事了？还会继续担任棒球击球手？海伦：是的，昨晚，我一直都在做祷告。保罗（温柔地）：你的祷告奏效了。海伦（停顿良久）：是的，保罗，我的祷告——奏效了。《年轻的宇航员》像赫白龙·卡西迪一样老生常谈，《我最爱的丈夫》像奥奇和哈里特一样愚蠢，《世界转动之时》和《夜之边缘》则像海伦·特伦特一样花哨。电视节目好比“天下乌鸦一般黑”。星期日晚间时段不是《第一影室》与《飞歌好年电视剧场》的较量，而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德·苏利文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史蒂夫·艾伦之间在晚上8点的竞争。苏利文签下当时最贵的明星嘉宾猫王而拔得头筹。猫王曾是孟菲斯的卡车司机，他最令人难忘的歌词是“去吧……去寻找爱情”。为了让猫王上三次苏利文的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惜花费5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许多严肃电视剧剧本或纪录片。

电视节目的道德标准与好莱坞的电影一样无法捉摸。猫王的骨盆和费伊·爱默森大开的领口都是可以接受的，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戈弗雷发人深省的话语却被看作“马车夫的幽默”。当诺埃尔·科沃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福特明星剧院》中仍保留在《欢乐精灵》中出现的“浑蛋”等不文明用语时，《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上星期，观众在电视上听见了最猥琐和最不敬的话。”网络监督者经常找格劳乔·马克斯的麻烦，杰瑞·莱斯特的古怪行为（“我是豆包”）也冒犯了一些人，但节目还是在悄无声息中通过了审查。从某种程度上看，审查制度似乎只是拿谁开刀的问题。有奖问答类的节目几乎可以容忍所有污言秽语。但是，当反共分子创办了一家名为AWARE的公司并抹黑约翰·亨利·福克（像威尔·罗杰斯一样喜欢讲俏皮话）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迅速解雇了他。福克必须提起公诉才能恢复原职。6年后，他赢得诉讼，但诽谤者却没受到任何惩罚，其中包括《赢得所有钱》的节目主持人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2月，一项调查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众的观影品位。排名前十的电视节目分别是《埃德·苏利文》、《6.4万美元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12月新娘》、《天才发掘者》、《赌你一生》、《瑞德·斯凯尔顿》、《我的拿手绝活》和《华特·迪士尼》。总体上，这些节目都比较平淡且华而不实，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题则是打闹喜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现出电视在新媒体宣传工具、国民性格乃至时代精神方面的意义。艾伦·泰特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悲剧在于大众传媒破坏了通过感情交流思想的方式。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表示，在电视机的方屏幕出现后，一切保护隐私的墙壁就此崩塌，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美国已成为偷窥者的国度。

但在美国并不是所有话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印在书本上、盲文中、磁带中、报纸上、留声机中、电影胶片中、塑料上、画布上，甚至建筑中。交流方式在不断变革，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20世纪60年代的性。从未有过如此大量的信息被传送出去，也没有过这么多的传送方式。信息量大得十分惊人。1950年起，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售出的平装书为2.5亿本，每本售价在25美分、35美分和50美分（大本）不等。印刷行业已有8.1万种书籍在印刷中，其中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就多达17个版本。布罗根表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大众的品位正在提升。”1952年1月，平装图书的销量如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售出40万册，《裸者与死者》125万册，《1984》75万册，《欲望号街车》50万册，带着抽象封面设计的《奥德赛》译本售出35万册。源自加拿大的大江被原木堵住了，它们都等着在加工坊被制成纸浆，这样美国读者既能娱乐又能受到教育和启发，有所觉醒。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纸张被运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时报》、《评论报》、《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格罗夫出版社，它们被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冷暖人间》、《疯狂杂志》和《美国学者》，以及哈罗德·罗宾斯、约翰·克罗·兰塞姆、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和路易斯·克罗嫩伯格等人的著作。

随着电视业蒸蒸日上，美国5000家电影院票房惨淡。厄尼·科沃斯和《一日女王》偷走了曾为克拉克·盖布尔和金吉·罗杰斯倾倒的观众的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上的明星名字也变得黯淡无光。那里苦涩地写着：“购买圣诞邮票，打倒电视。”如果没有海外收入，好莱坞早就关门大吉了。这也是海外收入第一次占到电影总收入的50％。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大众喜欢驾车出游，观看电视，将来我们的业绩肯定会有所下滑，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电影只在夏日放映。自战胜日本以来，乡下影院已从351家增至7000家。同时，那些位于大街上老式的华丽电影院如主街、派拉蒙、首都、宝石、福克斯、竞技场剧院这些在整个“大萧条”时期最值得骄傲的事业，都已逐渐没落。

全美观看电影每星期人数统计表明，约4500万人不再看电影了。宽银幕电影曾引起短暂的轰动，不久又再次跌落谷底。老板关闭包厢，解雇员工，亲自去叫卖爆米花。不久，电影只在周末上映，最终，不少电影院关门大吉，其中一些被改造成保龄球馆、超市、银行、公寓，甚至教堂。很讽刺的是，在曼哈顿，电影院改建成了电视演播室。在大都市周边和小城市中，电影院早已布满灰尘，成为老鼠聚集之地，最终成为火灾隐患，有碍观瞻。由于电影院大门很容易撬开，于是也成了流浪汉藏身和情人们约会的地点。银幕上曾上演保罗·穆尼为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辩护，加里·库珀宁愿遭受折磨也不愿泄露骑士的行踪，此时这里却到处都摆满空酒瓶。查尔斯·布瓦耶在这里乞求赫蒂·拉玛尔与他私奔逃离卡巴斯，伯纳黛特饰演的詹妮弗·琼斯则在这里受到圣母玛利亚的召见，如今，走廊到处扔满了烟头、卫生纸和用过的避孕套。

但电影仍是一种社会力量。在某些情况下，电影将社会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麦克·托德的《环游世界80天》就是个极好的例子。片中共有29位明星、68894名群众演员、7959只动物——包括4只鸵鸟、6只臭鼬、15头大象、17头公牛、512只猴子、800匹马、950头驴、2448头野牛、3800只羊和一头受惊的奶牛。类似的影片还有《火车怪客》、《白鲸记》、《晴空血战史》、《黑狱亡魂》、《金臂人》、《红男绿女》、《危急时刻》和《桂河大桥》。新兴的明星，如朱迪·霍利德、柯克·道格拉斯、玛丽莲·梦露、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雷恩，至少与战前的银幕之星一样优秀。

电影业的主要问题在于票房收入不高，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外国电影逐渐受到欢迎。战争爆发前，经常看电影的观众从未看过欧洲电影，上映的少数英国电影也单调乏味、令人生厌。约瑟夫·阿瑟·兰克改变了这一状况。亚力克·吉尼斯、杰克·霍金斯、迈克尔·雷德格瑞夫等英国演员在美国像美国演员一样家喻户晓。意大利人送来了安娜·玛格纳妮和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奥地利人带来了玛丽亚和马克西米利安·谢尔，法国人有碧姬·芭铎和伊夫·蒙当，日本人则有三船敏郎，瑞典拥有一个剧团，该剧团的演出让人知道巴黎真的不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20世纪40年代末期，好莱坞迫使演员远离近郊电影院的银幕，想观看电影，就必须去大城市中所谓的“艺术剧院”。

1950年2月，纽约联邦法庭废除了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必须与当地电影院签订合约而相互约束的条款。电影院老板再也不用没看过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送来的影片就进行播放。电影院老板接二连三地购买影片，并且可向任何人购买。对具有事业心的欧洲人来说，整个美国就是个开放市场。这一决定影响深远。好莱坞是在保证每部影片都有机会与观众见面的基础上成立的。电影院老板如果想购买秀兰·邓波儿或罗伯特·泰勒主演的电影，就必须购买一定配额的二级影片和实验电影。结果是，电影院同时放映两部影片或“一些精选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电影一起放映，如果合观众口味，一颗新星便就此诞生。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1950年以后，即兴将两部影片同时放映的风险太大。电影院老板有权拒绝无名的影片，让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损失惨重。结果，太平洋岸边的大亨将一切力量投入拍摄宏大的电影中，如果失败了，损失会超过百万美元。

总之，好莱坞在这10年生意惨淡。电影业曾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业绩却一月不如一月。大亨们坚决反对将自己视为珍宝的老电影搬上电视，即使在电视制作中使用电影的方式也无法打动他们。于是，他们只能看着电影城衰败，最后变成鬼城。

电影制作人正处在痛苦的过渡阶段。美国的道德观念仍禁止播放情色片，甚至裸露也不许。对于无害的《娇娃春情》，《时代周刊》的评价是：“这是合法上映的、最淫秽的美国电影。”制片人继续拍出符合大众娱乐的电影。电影必须吸引某一特定社会群体这一理念还未盛行。1954年上映的《昼夜摇滚》获得首次成功，即使这样，美国大部分青少年也对此无动于衷。这部电影取得的突破以及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出现的摇滚乐首先源于英国，在那里，“二战”以来的动乱造就了第一个自发组成的青少年团体。当年9月，电影引发了3000名摇滚青年的骚乱，于是12个英国小镇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禁播该片，并在放映该片的影院外布满了警戒线。摇滚青年的发型特别引人注目，当时美国青少年男孩的发型仍是中规中矩的平头，但摇滚青年们的头发很长，梳在脑后。这个发型可追溯到战时的洛杉矶，它被叫作“鸭屁股”（当然不能在男女混杂的地方叫）。他们那时还没有将头发披散在肩上，那是以后的事了。

在过渡阶段来临前，电影是社会的联系者。电影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没有种族歧视——除了黑人，但甚至他们自己也没在意。电影稳固了家庭纽带，提醒人们遵守共同的价值观。战时拍摄的电影展示了祖先是英国清教徒的美国人、异教徒和美国少数种族一同工作，给美国这个“大熔炉”增加暖意。此外，好莱坞还是社会的良师益友。影迷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明星的行为。例如，电影中不能表现男女同床的画面，因此海斯办公室和之后的布林就改变了睡床行业中床的样式；在电影中，连最轻微的污言秽语也不能使用，据说这有助于保持社会语言的纯净。另外，虽然当时没引起广泛重视，但过渡期前拍摄的面向普通大众的影片还是为国家提供了共同的话题。在20世纪70年代，互不相识的中年人可以谈论《费城故事》、《叛舰喋血记》或他们记忆中宝贵的100多部影片中的任意一部，即使在30多年后，他们这一代人也能找到共同话题。而他们的孩子缺少的正是这一点：尼克松执政前期，没有一部电影能与美国生活相联系。

当然，这一切与艺术毫无联系。按艺术的标准来看，20世纪60～70年代最好的电影比之前的任何电影都好。那时，过渡已然结束，可以探索新的情感和关系，将其从古老的规矩中释放出来。电影制作已经成熟，可以用高度严肃的态度对待电影，才华横溢的导演能够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处理电影胶片。但是，有些东西还是丢失了。电影成了离间者。小孩子去看周末午间电影，青少年去看同龄明星为他们拍摄的电影，成年人则看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影片。好莱坞以前的纽带力量一去不复返。

社会标准也变得不同了，产生误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不合主流”就是一个误导人的词语。20世纪50年代，一些青少年开始警告父母，他们决定不再跟随社会大流。但在亚文化模式中，跟随大流是肯定的。欧文·豪尖刻地说：“一个追求潮流的少女怎么会承认不喜欢沃恩·门罗呢？”有些例子是随意列举的，但也十分有趣。《花花公子》早期的刊物上大喊：“加入‘垮掉的一代’。购买‘垮掉的一代’的领带卡，购买‘垮掉的一代’的运动衫，购买‘垮掉的一代’的戒指。”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亚文化崇拜模式迅速形成。朝鲜战争带来了繁荣，于是花费在崇拜上的钱就更多了。1955年，刚主演了《无因的反叛》的詹姆斯·迪恩在一场车祸中被活活烧死，他成了亚文化崇拜的第一个殉道者。

社会科学的地位正在上升。人们对一切媒体充满了好奇心——它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影响、意义和潜能？哈佛大学的戴维·里斯曼和芝加哥大学的鲁埃尔·丹尼一同调查了媒体在塑造人民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媒体向人们灌输作为美国人（无论男女老少）的意义何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正在试着定义“依靠视觉而直线反应的老一代”和“依靠听觉和触觉而多向反应的年青一代”。在巴尔的摩，门肯搜集材料说明了一种国家语言（“标准美语”）的形成，随其而来的则是区域性语言的衰落。

这些年里，广告业从巴掌大的地方发展到像万宝路“香烟之乡”那么大的地方。194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时，国内大约有100家公共关系公司，许多都在简陋狭小的地方办公，在企业中设有公共关系科的公司不到50家。位于曼哈顿的公共关系公司迅速增加到1000家，这是一个稀有业务——或一个穷困的政府部门，油印机和一些急于表现的温和职员在这里必不可少。不久，高级公共关系顾问便会升到该行业的副总裁级别，在华盛顿，他们则会成为总统选定的非正式顾问团的成员。这些人出现之后，形象往往取代了真理。他们为公司领导写开幕词，用免费搭乘公司飞机的方法笼络记者，为应召女郎发津贴。自从罗伯特·蒙哥马利担任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后，公共关系的技巧在政治竞选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

同时，广告开始向更细微的模式发展。20世纪40年代，广告直接向人们展示虚弱、感伤、雄心壮志、贪婪和恐惧。例如李施德林的广告语：“永远的伴娘”、“我98磅，弱不禁风”、“最好的朋友都不会告诉你”、“我坐在钢琴前，他们哈哈大笑”。夸张的手法反而使高级的语言显得平庸无趣。因此，梅西公司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宽达6栏的广告嘲笑广告公司，题为“不熟悉的词语和短句——广告人如何形容女士服装和配饰”。其中包括，“薄纱：几乎没有——黑色最佳”、“质感：一切比石头柔软的东西”、“富有魅力：任何东西加上闪光亮片即可”、“难以言喻的：我们一小时没看见它了”。至此，20世纪50年代的广告业已开始蓬勃发展。麦迪逊大街上的文人被聪明、能言善辩的经理人挤到一边。电视中拍卖商的叫卖和买主任意选择的忧虑淹没在诸多广告语中：“欣喜若狂吧，向地球发出呼喊”、“本迪克斯轿车让2000万女性坐在驾驶座”、“巴卡第酒的热量还不及一杯脱脂牛奶”、“钢铁与世界一般大”。对广告市场的行为研究已达鼎盛时期。不久，甚至有人提出惊人的所谓的潜意识广告——电视荧幕上快速闪过广告语，这样它就能避开有意识的眼睛而进入人们的潜意识，在人们购物时，该广告语就有可能浮现在他们的大脑里。自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推销员》一书风靡以来，精明的美国人就不断地注视着麦迪逊大道上的一举一动，正如他们曾为埃米尔·库埃和霍华德·斯科特深深着迷一样。杜鲁门时代末期，在温内特卡或贝莱尔，几乎人人都能说出硬推销和软推销的不同之处，以及罗珀、尼尔森、胡珀等人的重要意义；也都知道“让我们把这个升到旗杆顶”或“放在火车上，看它是否会在韦斯特波特下车”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皮尔兄弟公司也许是软推销中最受欢迎的人，而研究现代广告学的学生最推崇的人是亨利·摩根。在广播最辉煌时代的末期，作为一个怪人，摩根几乎可以在广播里做任何事。一次，他以83美元将自己的所有员工拍卖了。他经常采访自己，又假设好莱坞的预告片比正片更令人激动，并用整整半个小时播放预告片的音频。当播放早餐麦片粥的广告“啪，劈，砰”时，他会戴上耳机以隔绝那震耳欲聋的吵闹声。一个又一个愤怒的广告赞助商把摩根解雇了。最后，他不得不从事无趣乏味的硬推销工作——一个天才推销员在消费者无休无止的货币战争中消失了。

广告商每年花费1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2％）操控大众，为设计更加巧妙的商品找到更为广泛的需求。其理论是广告会刺激经济发展，从而为美国方式战斗。油嘴滑舌的广告人占据了许多崇高位置，这相当于自柯立芝新时代以来就特意为金融家准备的职位。几乎每个人都十分信任他们，甚至连斯大林也购买了2000台发射机，以干扰自由世界损害其国家的言论。体育迷乖乖接受了假休息时间、假受伤以及足球比赛中“最后两分钟的警告”，将这一切看作广告商的推销手段。葛培理布道协会特意调查了地铁站里站着的乘客的习惯，以确定投放布道协会广告的最佳位置——上帝也相信市场行为研究了。

1929年，“咆哮的20年代”结束。之后还不到25年，美国便进入另一次的狂欢作乐。有人称之为“发福的5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称，1/9的美国人持有股票，其他大多数人似乎都是债务人。埃里克·戈德曼写道，有些百货公司推行一种广告策略，参加的顾客一生可以赊一笔账（例如500美元），支付一定费用后，将工资交给“债务律师”并让他分发给债权人，便可以从债务律师处领取生活津贴了。

汽车变得更宽、更长、更矮。每年秋季上市的新车都配置了更多的破铜烂铁和更大的尾鳍型后挡板。造价13074美元的凯迪拉克eldorado Brougham汽车的仪表盘上还配有口红、舒洁面巾纸盒和4只镀金的酒杯。底特律之外，市场为那些拥有一切的人提供纯金的牙签、威士忌味的牙膏和潜艇。《华尔街日报》发现了繁荣的邮购产业，它可向顾客提供真人大小的著名模特的塑料复制品，还戴着真头发，有手指甲和脚趾甲，单身汉购买这些复制品，和它们一起睡觉，甚至还有人花几千美元为塑料模特购买衣物。女士们则梳着各式彩色发型从理发店走出来：香槟黄、秋杏色、火银、肉桂黄、苹果绿、孔雀蓝和亮褐色。周末，她们的丈夫寻找着装有雷达设备的新渔具，这些渔竿会发出电脉冲，发现鱼后立刻报告位置。宴会上，商人们向好奇的朋友展示塑料制成的矩形大来卡信用卡。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使用信用卡的奇迹就在未来等着他们。

所有这些都是时代的一部分。整个10年中，广告牌、电视荧幕以及小商贩打开包裹叫卖的地方，都充满了乏味和粗俗。如果有一个时刻能代表其他时刻，那一定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电视上播出的《纽伦堡审判》的高潮部分——《90号剧院》播出的一出精彩的戏剧，主题是纳粹德国法律的不公平之处。美国法官克劳德·雷恩斯与德国法学家保罗·卢卡斯对簿公堂。雷恩斯问道：“以上帝的名义，你能让我明白为何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杀害在……”他动了动嘴唇，没发出任何声音——没说出口的话是“煤气炉中”。在《90号剧院》的赞助商美国煤气协会的极力反对下，这个词被剪辑掉了。

这是劳伦斯·卫尔克、苏西·帕克、拉夫连季·贝利亚和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时代，这是“超级弹”和索尔克疫苗的时代，这也是奥威尔式绝望和鲁瑟式希望的时代。克里姆林宫中坐着一位“二战”的胜利者，他有一个顽固的下巴，少有幽默感；白宫中坐着“二战”的另一位胜利者，他的下巴同样顽固，并且也缺少幽默感。对于两国的公民来说，对方的领导者不久就会低头——也许是通过武力手段，这一点比水晶还要清晰透明。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内政基本定型，随着时间流逝，变化也不会太大。他们都不信任知识分子，却都担心下一代的成长。华盛顿热衷科技，莫斯科亦如此。在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宣传国家鼓励的信仰而受到追捧，苏联的情况与之相同。

新罕布什尔州坎迪亚41岁的赫尔曼·桑德尔医生被无罪释放。他在曼彻斯特被指控一级谋杀。他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往59岁癌症患者阿比·波诺托夫人的静脉里注射了空气。1951年结束了，1952年即将开启。在阿克伦的警察局长会议上，大家谴责法律和条令的缺失。1950年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报告，新的人口中心正好位于伊利诺伊州奥尔尼的外部。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首个自由联邦。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去世，享年88岁，人们在芝加哥的动物收容所为他举行了弥撒仪式以示哀悼。

48岁的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被指控在购买多余船只时预谋欺骗美国。多尔·沙里告诉洛杉矶的哈佛俱乐部：“美国会是有大团圆结局的国家。”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的龙卷风造成236人遇难。纽约一位社会批评家对美国死气沉沉的年青人感到哀伤，他表示：“我已经被时代淘汰了，我希望年青一代能破土而出，举起岩石，撕毁偶像，甚至制造出可以理解的破坏行动。”最后，他认为“大学生不应以社会理智的名义去反叛，而应以追求时尚的名义去反叛”。

人们开始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比弗洛奇湖中开采铀，据说这是北美储藏量最大的地方。新近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在参观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林肯墓地时，人们听见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我爱美国人！”纽约纽瓦克机场在两个月内发生了三起致命事故后关闭。而英国哈维兰彗星型客机从伦敦飞往约翰内斯堡，6724英里的路程花了不到24小时，从而开辟了世界上第一条喷气式客机航线。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仍然忠实于螺旋桨飞机，他乘坐“圣牛”号，花14小时横渡了大西洋，并称赞它是“伟大的飞机”。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称，苏联打算在美国外交官的鸡尾酒中加入调好的迷幻药，该药会令人产生古怪的行为。1952年，路易斯·拉萨尼亚博士将该药用在几位波士顿志愿者的身上，以找出其药效发作后的表现。他发现，一个人的性格越不稳定，对迷幻药就越敏感。威利·萨顿被一位服装销售员认出来后，在布鲁克林被捕。当被质问为何抢劫银行时，他回答：“因为钱在那里。”

在开罗，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召开军官会议，废黜法鲁克国王，宣布埃及共和国成立。住在安大略湖的迪翁五胞胎已长到16岁。康尼·麦克已经92岁了。在奥地利的苏联占领区中，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一书因被视为“法西斯文学”而被没收。以阿肯色州众议员伊齐基尔·盖辛斯为首的众议院某委员会展开调查下流文学的运动，于是带有色情文字的信件和文章不断向他们涌来。五星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向特克斯·麦克拉里和金克斯·福尔肯伯格坦承，只要上船，“我总会晕船”。

在马里兰州，参加投票的公民以4∶1的比例支持争议较大的《奥博反颠覆条约》，其中包括定期检查共产主义活动的条款。22岁演员约翰·巴里莫尔在结婚两周年纪念日上大肆炫耀并疯狂飙车，在拉斯韦加斯被捕。在哈瓦那，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取代卡洛斯·皮罗斯政府，夺得古巴的政权。加利福尼亚州高级法院宣布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效忠宣誓无效，却仍保留州的效忠宣誓。美国最高法院批准纽约学校的时间安排，并解除了对电影《奇迹》的禁令，这是电影第一次享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乔·阿多尼斯因预谋破坏新泽西州的赌博法，被捕入狱。密苏里河、密西西比河和红河洪水泛滥，造成3人死亡、10万人无家可归，估计损失达3亿美元。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调查“二战”期间1万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真相时，认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承担责任。统治玻利维亚的政审会议在造成200人死亡的叛乱中被推翻。阿根廷政府查封了独立的《新闻报》。南非最高法院宣布将有色人种投票者另列名单的法律无效，而总理丹尼尔·马兰则宣布最高法院本身就不合法。在巴黎，阿瑟·凯斯特勒完成了《渴望的年代》一书的手稿，醉酒后打了一个警察，后来他说“这是他过去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造成的”。印第安纳州假释委员会假释了戴维·斯蒂文森，他曾是该州三K党的龙头老大，也曾是20世纪20年代残暴的杀人狂魔。道琼斯工业指数维持在206～236。人口调查局报告，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的空调数量已增长了三倍。

在内华达州的拉斯韦加斯附近引爆了5枚原子弹，包括一枚小型在半空爆炸的原子弹和5000名军人参加的一次原子弹军事演习。美国最高法院对1949年图谋推翻政府的11名共产党领袖维持原判。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禁止共产党投票。1951年6月19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延长征兵的法令。美国关闭了纽约的匈牙利大使馆，禁止美国人去匈牙利旅游。

1951年10月3日，白宫宣布苏联进行了第二次原子弹爆炸，10月22日又报道了第三次。在联邦德国，康纳德·阿登纳总理赢得大选，并批准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布拉格，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其他9个被清除的共产党人因间谍罪和叛国罪被绞死。美国向苏联和中国降低关税的计划终止了。自由欧洲电台在慕尼黑设置了发射器，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宣传反共产主义的言论。苏联限制外国外交官只能在莫斯科方圆25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在纽约，苏联还迫使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让位于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

所有这一切，还有上千件类似事件，就像20世纪50年代早期那些被撕掉的日历，一件件地过去了。随着季节更迭，白雪被青翠代替，夏日以其最迷人的样子消逝，秋天枯叶飘落，白雪重新降临。这10年稳定了，冷战却加深了。下一次美国选举临近，政治的面目更加可憎。“摇摆世代”如今已近而立之年，为人父母，教导子女。他们感到不安，越来越意识到国家正陷入危机。

第十九章 向右转

日渐衰落的不是国家的幸福生活，就是其道德、自豪和自尊。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某些国家的漫画家将“山姆大叔”描绘成魔鬼，不怀好意。从日积月累的新闻标题可以看出，确有其事。在公众生活甚至私人生活中，不少身居要职的美国人都被发现是窃贼或者更糟，这个数量令人惊讶。他们身在联邦政府，其罪行似乎更让人忍无可忍。这些恶棍被叫作“以权谋私者”和“五厘掮客”，他们应该对“华盛顿的混乱”负责。民主党执政20年后，希望再执政4年，但他们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这正是共和党人想做的。一切可疑的话语都被推向了白宫大门，到1952年春，甚至可以推断出：无论如何，政府对国家的腐败都要负全责。然而，还没有一位共和党人指出哈里·杜鲁门曾收受贿赂。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骗子也是第一个电视明星，虽然他的名字从未在政府的工资名单上出现过。不过，他曾为民主党发起的战争出资，从而成为纽约政坛的一员，这足以吸引雄心勃勃调查全国犯罪事件的田纳西州参议员的注意力。

弗兰克·科斯特洛，又名弗朗西斯科·卡斯塔廖拉或弗兰克·塞维里奥，是当时的著名人物，他是犯罪集团的头目。很久以前，他因打架和抢劫被捕，但仅此一次。从那以后，他便命令手下携带枪支。他从三流的小喽啰做起，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做过烟酒走私贩、老虎机操纵员、赌场老板，最后成为纽约政客的朋友和赞助人。那时，他深居简出。他投资房地产和油井，让记者相信不论他有什么过去，如今已是正当商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曾是卢奇尼·卢西亚诺的得力助手。卢西亚诺被驱逐出境后，科斯特洛得到了他的势力，成为最大的不法分子。他与黑社会的关系网遍布美国。坦慕尼派的卡迈恩·德萨皮奥全靠科斯特洛提携，因此有人说，纽约市市长威廉·奥德怀尔也是他一手提拔的。

如果埃斯蒂斯·基福弗举行的全美参议院听证会是在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中期进行，就不会引起太大关注。因为40年代的电视台还不多，而50年代中期的白天则已被电视节目占满了。但就是在1950年5月，委员会召开了听证会。由于缺少更好的电视节目，偏远城市的电视台台长便将听证会作为公共服务向大众放送。1951年3月12日，当调查人员在纽约弗利广场法院准备安营扎寨时，电视台的摄影师也在做同样的准备。此时，情况有些不同。在纽约，拥有电视机的人特别多，已经形成广泛的观众网。在这个通信业的大本营，将信号传到其他地方的中转传输站也已经建成。

科斯特洛的律师想尽量不在电视上露面。他要求摄像机不能对着他的客户，并解释说：“科斯特洛不愿意成为别人观看的对象。”参议员也赞同该提议，而其中一位摄像师巧妙地建议说，他们可以只拍科斯特洛先生的双手。这一建议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紧张的对话，紧握的双手。手指不安地敲打着桌面，拿着纸张和水杯的手势，紧张时双手不断地把纸撕成碎片。是的，科斯特洛承认，他家里的“小保险柜”中存放着“少量现金”，不过他记不清具体数目。参议员查尔斯·托比威胁要搜查他的住所时，这个帮派头领突然想起家里有5万美元。当被问到如何得到的这笔钱时，他含糊其辞，称是自己的朋友慷慨相赠。他有一个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朋友（这个朋友管理罗斯福赛马场），连续4年每年付给他1.5万美元，请他帮忙不要让纽约赛马委员会因该处的赌马活动而吊销其马场执照。委员会法律顾问鲁道夫·哈利询问科斯特洛，供词是否属实。科斯特洛双手握拳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其中一定有些误会，他不过是“四处吹嘘”，他的朋友则是一个“好人”，他可不能对不起他。

科斯特洛的双手开始冒汗。他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了，他愤怒地问：“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努力工作的商人的吗？”他感到嗓子疼，聚光灯则令他厌烦不安。他想回家。基福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必须继续回答问题，但科斯特洛摇头拒绝了。然后：基福弗：你拒绝进一步的做证？科斯特洛：参议员先生，我首先考虑我的健康问题。我在做证时，希望如实回答问题，但我的大脑不运转了。基福弗：你的大脑似乎运转得很好呢。科斯特洛：我对所有的参议员都怀着敬意……我对他们十分尊敬，但我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我要离席了。

他果然离席了。结果却因藐视法庭罪在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18个月。3000万电视观众眼睁睁地看见他离席。根据电视台的统计数据，在纽约，接近70％的电视台播放了基福弗的听证会，观众数量是之前秋季棒球职业联赛的两倍。

基福弗委员会在弗利广场待了8天后，回到华盛顿。现在，委员会主席是总统候选人了。3000万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美国城市中的一些事已经腐败不堪。埃德·默里说：“电视节目让人着迷，观众的数量又如此之多——也许是因为电视中的小人儿都是真实人物。”扬罗必凯广告公司在纽约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谴责罪行并问道：“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之一，是教会孩子区分对与错。假设他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但是当基福弗委员会正在开庭时，报纸提出证据指控了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大学校园。接连几个冬天，纽约市立大学篮球队都是美国最优秀的篮球队之一。据调查，参加比赛的5人中有3人收受贿赂（每人1500美元），他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比赛中故意输掉比赛。他们受到指控不久，纽约大学、托莱多大学、布拉德利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选手也在类似的口供上签了字。

篮球比赛的贿赂者名叫萨尔瓦托雷·索来佐，被判入狱8年，其他人的刑期则短一些。索来佐只不过是一只“替罪羊”。那年秋季的篮球比赛令人激动万分，运动员接受贿赂的丑闻很快就被遗忘了。不幸的是，8月又出现了另一宗丑闻：西点军校宣布，90名学员因考试作弊被开除。

在篮球比赛和考试中的作弊行为颇具典型性。美国正在经历一次周期性的道德败坏——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在这样一个罪孽深重的年代，人们对罪恶的容忍程度比他们承认的更深。要了解事情真相，就需要明白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社会的表达总是躲躲闪闪的，报纸批评腐化堕落时，到处都用委婉的语言来修饰。较为典型的例子：妓女被叫作“应召女郎”或“派对女郎”，有时也称“玩乐女郎”。与一个男人睡觉，便说她们“开了派对”。（“跟这个约翰开完派对后，你去做什么？”“我去洗澡。”）日复一日让这个最古老的职业听起来富有魅力。

20世纪50年代的妓女在皮大衣和珠宝的装饰下，卖淫的方法可不再像20世纪30年代的“野女孩”那样沿着铁路拉客，10美分一次，也不像“二战”时60美分一次的“胜利女郎”。应召女郎们不会等在街边或公交终点站，她们躺在舒服的房间，通过电话预约，就像医生那样。许多人是选美比赛冠军或大学毕业生，一些人曾主修经济学，她们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称自己为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她们提供的服务对经济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公司为外地买主提供女郎服务成了理所当然之事，而迅速发展的公共关系部门则当起了皮条客。会计部门也想方设法让这笔支出逃过税收。只有慎重的女孩才会被聘来做这份工作，一个刻薄的“老鸨”在她们的名单上标上“VIP”（贵宾），就意味着其报酬高达500美元一次。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做是有意义的。非职业妓女在接待重要客人和行政副总时是有一定危险的。从路灯下或大型鸡尾酒会上带回的女郎来历不明。她可能有病，可能是竞争对手的间谍，也可能是故意敲诈丈夫的妻子安排的。一个月后，她会出现在客人的办公室甚至家里，决定将偶然邂逅变成长相厮守。将一切放在交易的基础上，就会避免那些麻烦。交易完成，一切就结束了。名声越大的人，越可能去找公开的职业妓女。扮演大明星牧场小工的小角色可以去找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本人则需要职业妓女。那些不同领域中经常出差的重要人士，包括家喻户晓的政治家都如此。但选民并不知道这些事，这可不是说他们对身居要职者抱有什么幻想，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认为公众人物在忙于损公肥私，中饱私囊。

哈里·沃恩少将是个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密苏里人，长相稍微有点儿像赫尔曼·戈林，是个打扑克的高手。但他在其他方面的才能却并不出众，也不是特别精明。作为杜鲁门的军事副官，他应该知道自己会受到关注，但仍然是所有军官中最邋遢的一个。在重要场合，他经常忘记穿衬衣或打领结，并且一直在做幕后交易——并非违法，只是打“擦边球”。例如，1945年杜鲁门总统就职后，他发表第一次讲话，对亚历山大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的妇女辅助会讲述德国被占领后惊人的黑市价格，并且还举了一个例子：他将价值55美元的手表以5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苏联官员。

在白宫，沃恩因乐于交往、和蔼可亲而大受欢迎。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社交精力，时刻准备参加鸡尾酒会或宴会。结交新朋友那天，他总会在早上发一封邮件或打个电话，使政府工作有序地运转。如果是在其他行业，他做的这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于他现在的事业则很危险。

一个品质卑劣的军需团的前任上校詹姆士·亨特给沃恩惹了大麻烦。虽然亨特周围也有不少类似的人，但他较为典型，是当时以友谋私的代表人物。在杜鲁门执政时期此类交易的利润是5％：利用权钱交易，“从中牵线”可获得5％的好处费。在亨特的请求下，沃恩对监管部门、五角大楼的采购部、国务院护照办公室和农业部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在被占领的欧洲，一位商人带着白宫的介绍信，为香水制造商购买必要的精油。联邦贸易条例为亨特的顾客让行，剩余物资处理程序给另一位顾客方便，公共住房修建计划则为第三位顾客通融。在和平时期的经济恢复阶段，稀缺的钢架铺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赛马场上，稀缺的商业用糖给了软饮料制造商。沃恩自己则成为捐献竞选经费者和获益者的中间人。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人赠送的私人礼物，后来搞得人尽皆知——这个礼物就是价值520美元的冷藏柜。

总统在密苏里州有三位密友，分别是唐纳德·道森、墨尔·扬和威廉·博伊尔。他们的地盘是复兴金融公司。复兴金融公司由胡佛创建，以支持面临倒闭的公司。20世纪40年代初期，它曾为国防企业提供资金，减轻战后经济调整的疼痛。后来，该公司在这方面的用处已经不大了，但金融方面的生意却逐渐活跃起来。在阿肯色州威廉·富布赖特带领下的参议院下属委员会前往查看时，无意中发现此处竟是藏污纳垢之处。政府拨款被用于各种各样的投机生意，包括在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建立赌场的附属酒店。有一些记录不见了，但另外一些则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丽斯福尔德公司向复兴金融公司基金申请56.5万美元的贷款，三次被拒之后，他们付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博伊尔8000美元的“手续费”，这次贷款就成功了；总统的特别助理道森曾多次为没有担保物的政客向复兴金融公司贷款；扬是该公司的贷款核查员。10年里，他不断靠收取他经手贷款的“手续费”敛财。在为一间公司弄到15万美元的贷款后，该公司为表感激，向扬夫人赠送礼物——一件价值9450美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礼物招来了大祸。要找出一件美国家庭主妇最想要的却从未奢望会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一件貂皮大衣。现在就有一位女士得到了一件，因为她的丈夫欺骗了政府。共和党人在这件事上火上浇油（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主席也曾为迦太基铁催化剂公司从复兴金融公司弄到一笔贷款，而他本人则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到处都是流言蜚语，人们甚至认为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手一台冷藏柜，放在地下室，而他们的妻子都穿着貂皮大衣。参议员布莱尔·穆迪的夫人将发票贴在新买的皮大衣上，显示她的大衣是染成貂皮色的麝鼠皮大衣，包括税款在内一共381.25美元。貂养殖协会的哈罗德·里德认为有必要说明，不是每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士都嫁给了骗子。事实上，她们有许多人都是“有鉴赏力又受人尊敬的人士”。

杜鲁门说，富布赖特对复兴金融公司的调查“像驴一样蠢”，但富布赖特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参议院会议室的聚光灯和扩音设备下，富布赖特向新闻记者展示了证据，证明坐在总统右手边的道森实际上领导着一个阴谋团伙，通过损害公众利益以达到敛财的目的。最具价值的证据是复兴金融公司董事沃尔特·邓纳姆的日记。里面仔细记录了道森和其他人打来的大量电话，让那些名声不好、信誉不佳的投机商人找到接近道德败坏的政客的门道。自蒂波特山油田丑闻之后，华盛顿再也没发生过此类事件，但杜鲁门仍然视而不见。扬被大陪审团传唤做证，白宫却没有任何回应。总统坚定地为博伊尔辩护了三个月，之后博伊尔被批准“因健康原因”辞职。道森像沃恩一样，继续在总统内阁任职，在人事问题上仍然拥有最后决定权。这简直太可恶了。

然而，可恶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按当时的组织情况看，美国税务总局经常出现犯罪行为。该局有64个分局，每个分局有一个分局局长，他们和副局长以及华盛顿的高级官员都是政府任命的。由于在上次大选中，一些民主党人在保护公民投票中表现出色，所以这些职务就交由上次立功的民主党人担任。财政部长斯奈德是一个老实的密苏里州人，他感觉早晚会出现丑闻，便尽量弄清关于贿赂的流言蜚语。他甚至要求圣路易斯分局局长詹姆斯·芬尼根辞职，但由于芬尼根与杜鲁门有很深的渊源，便赖着不走。

如今，一切都变了。由于国会委员会发现了一些间接证据，芬尼根便被大陪审团指控，之后被迫辞职，再后来，他被指控在个人所得税申报单中瞒报了10.3万美元。接着，斯奈德命令旧金山分局局长詹姆斯·史密斯和他的8个下属停职，紧接着便控诉他们欺骗政府。波士顿分局局长丹尼斯·德莱尼辞职后，被指控收受贿赂。布鲁克林分局局长约瑟夫·玛赛尔被发现逃税3.2万美元，他和他的死党莫迪凯·米勒因拒绝向委员会解释额外收入的来源被开除。而美国税务总局局长、前白宫助理乔治·舍恩曼也以身体不佳为由递交辞呈。总之，9名民主党人即将入狱，包括马修·康纳利，他曾是安排杜鲁门总统行程的秘书。

在证据如此确凿的情况下，杜鲁门不得不做出回应。他解雇了司法部税务司司长拉马尔·考德尔，并向国会提交整顿复兴金融公司和美国税务总局的计划。此后，该局改称美国国税局（即美国国内收入署），全部职员归属文职系统。但这也不足以安抚批评政府的民众。离下一届总统大选已经不到一年，“华盛顿的混乱”成了最具生命力的竞选主题。他们必须抢在共和党之前完成一些事，因此总统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调查联邦政府的贪污腐败问题。

共和党高声质疑民主党内是否能找到刚正不阿之人来领导该委员会。对于杜鲁门来讲，那绝不是开玩笑。他首先任命托马斯·墨菲，此人曾检举阿尔杰·希斯，现任联邦地方法庭的法官。接受任命后，墨菲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且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这对总统的威望是个不小的打击。接着，杜鲁门任命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斯担任肃清工作的领导。评论家说，这比什么都不做还糟糕，因为麦格拉斯的部门也卷入丑闻中，而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正是他将那些如今受到指控的人带进了政府。共和党大叫那样做不过是想掩盖真相，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也随声附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亦如此，他们通过投票，要亲自调查麦格拉斯和司法部。

这场闹剧终于发展到高潮了。绝望的总统任命无党派的纽约共和党律师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该委员会主席。莫里斯迅速接任这一职务，并出现在《与媒体见面》栏目中，吐露对司法部未经证实的怀疑，并拒绝麦格拉斯提供的办公场所，而是在华盛顿市区的办公大楼工作。他请求国会赋予其出具传票的权力，但遭到拒绝。最后，他自己收到了传票——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做证。该委员会想知道他的律师事务所在将剩余油轮非法出售给外国政府一事中扮演什么角色。莫里斯邮寄了一份很长的调查报告给所有公职人员，包括内阁成员，指出他们的资产净值和收入来源，这一举动触怒了政府里的每一个人。麦格拉斯收到调查报告后，怒气冲天。他错误地认为莫里斯是他的下属，于是寄给他一封5个字的电报：“即日起停职”。杜鲁门从美联社电传打字机得知了此事，大发雷霆，之后便将麦格拉斯解雇了。

1952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前的最后几个月，杜鲁门的地位似乎越来越不稳定。那年他处理钢铁工人罢工，只是效仿6年前使约翰·刘易斯就范的方法，结果变得滑稽不堪。3月20日，钢铁公司拒绝遵守工资调解委员会的裁定（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而钢铁价格保持不变。杜鲁门便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厂，作为国家财产管理。他认为他在非常时期有权力这样做，最高法院也会认同他的做法。但事实是，最高法院并不认同。6月2日，最高法院认定此次接管不合法。不管怎样，美国钢铁工会的工人还是罢工了，他们要求必须将工资上涨16美分，60万工人才会继续工作。总统不得不同意每吨钢材上涨5.2美元——这是他一直在避免发生的事。

在白宫表现不佳的同时，共和党方面也越来越不负责，这种情况令人震惊。共和党在野时间太长了，他们对5次总统选举时没有选择共和党的选民失去了信心，少数派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败坏民主党的名声。它有权也有责任揭露藏在杜鲁门背后的蝇营狗苟，而不断揭露政府的腐败问题则是为国服务，这也是民主体系应该发挥的作用。但共和党异乎寻常地抨击艾奇逊和马歇尔将军又是另一回事。他们与考德尔和芬尼根这样的骗子根本毫无关联，作为美国对外的发言人，他们代表整个国家。他们全心全意为国家荣誉奋斗，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值得人们认同的。

艾奇逊出身贵族，对对手冷漠甚至傲慢。马歇尔将军则截然不同，他像艾森豪威尔一样是战斗英雄，不属于任意一方。他担任总统特使出访中国，正如艾森豪威尔指挥欧洲战场，是超乎党派之争的。在内阁中，他避开所有的政治风向。他唯一一次陷入争论，是在麦克阿瑟撤职后引起的骚乱中。他巧言善辩，为有限战争的概念不断辩护。毫无疑问，这激怒了国会中麦克阿瑟的崇拜者，但他同样也赢得了奥马·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热情拥护。此外，麦克阿瑟没有复职前，共和党对马歇尔的敌对情绪已经十分明显。1950年9月，20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反对马歇尔担任国防部长。来自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杜威·肖特说马歇尔是“杜鲁门的狗腿子”；乔·马丁称他是“姑息养奸之人”，必须对中国现状负责。究竟是什么激怒了他们？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放过那位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杰出的将军呢？

答案就是：马歇尔是一个超越战争的民族象征，在无情地争夺权力时，任何一个无可挑剔之人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他现在不和他们一伙儿，早晚有一天会反对他们。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他们要打压他，全面败坏他的名声，使他将来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不被人相信。最后一步交由麦卡锡完成。1951年6月14日下午3点左右，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了他最长、最著名的演说，控告马歇尔“声名狼藉，且藏有巨大的阴谋，使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所有罪行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

开明的共和党人则努力成立一个明智而尽责的杜鲁门政府的反对派。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宣布，她不愿看见自己的政党通过“恐惧、无知、偏执和污蔑”的诽谤手段获胜。埃米特·约翰·休斯避免“华盛顿的混乱”这一说法，而使用“无聊、自负和肆意浪费”的字眼。休斯认为挑战民主党的爱国主义十分危险，但在1952年初期，类似的建议遭到党内保守派的拒绝。整整一年，共和党内的善辩分子坚持称反对派是“民主的党”，讽刺民主党徒有其名。

共和党右翼的演说将民主党划分为5类：罪犯、卖国贼、懦夫、老是陷入战争的无能之辈，以及缺乏足够能力入侵中国并占领中国的软弱之人。意见相左的政客通常会容忍另一方，但像此类的唇枪舌剑只会加剧两党的对立。

共和党的路线受到欢迎。大部分美国人不再支持杜鲁门总统，无论他做多少次总统竞选演讲也无法挽回人民的青睐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杜鲁门在第一届任期中其民意支持率最低的时候是1946年，仅有32％的选民支持他。整个1950年，这一数字在37％～46％。而从那之后（在他执政的最后两年），支持率从未超过32％。有一段时间这个数字还跌到了23％，那就意味着4个美国人中不到一个人支持他。他从未表现出作为领导人的魅力和吸引力，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勇敢的人，能够靠决心克服自己的无能。他就是那样看待自己的。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告诉记者：“我已经竭尽所能将我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国家。有许多人——我认为有100万人——会比我做得更好。但既然我身在其位，就要做好该做的事。我经常引用亚利桑那州汤姆斯通镇墓地的一句墓志铭：‘杰克·威廉斯长眠于此，他已鞠躬尽瘁’。”

而对于一个有如此信念的民主党人，共和党执政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栗。但除了杜鲁门，谁还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呢？埃斯蒂斯·基福弗的呼声高涨。他已报名参加党内所有预选，还拥有大批追随者。杜鲁门却无动于衷。作为操纵政党活动并以此为豪的政客，总统用不着改革家们抹黑民主党人士。其他大部分有资格的候选人不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不利条件。阿尔本·巴克利时年72岁，太老了；佐治亚州的拉塞尔遭到自由派的极度厌恶；哈里曼从未参加过公职竞选。1951年秋，杜鲁门认为自己找到了最佳继任者。他邀请最高法院院长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韦斯特的总统别墅，建议文森辞去大法官的职位，成为总统候选人。文森支支吾吾，指出最高法院不应该是通向白宫的踏脚石，但最后同意先与妻子商量一下。文森的妻子更不赞成这件事，杜鲁门只好在他的文件中遗憾地写道：“大法官坚决拒绝。”随后，总统将注意力转向伊利诺伊州。在1948年11月的选举中，那里的州长候选人赢得了一次显著的胜利，以超过第二名572067票这一历史性的优势遥遥领先。杜鲁门本人在伊利诺伊州的优势也只有33612票。毫无疑问，他将会丢掉这个州。他对自己的一个助理戴维·劳埃德说，下次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来华盛顿的时候别忘了通知他。

同月，一位共和党州长、新罕布什尔州的舍曼·亚当斯成为该州支持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的委员会的主席。但他马上就遇到了问题。在新罕布什尔州提名总统候选人时，他必须依照法律提供证据，证明其候选人是共和党人。亚当斯向艾森豪威尔在堪萨斯州县城寄去询问信。下面是该县书记官摩尔的回复：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先生从未在本县投票选举，自1928年预选法开始生效，他就没有投过票。我从1927年1月14日起担任本县书记官，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在“二战”结束前没有住在本县，至少他没有投过票，否则我一定会知道，因为从1927年春预选法通过到其1928年生效，党员名册一直在我这里。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是一名共和党人，他一直在为共和党候选人投票，直到去世。然而，这一切与他的儿子无关，因为许多人选择支持的政党都与其父不同，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许多人相信欠债，想看看到底能花多少钱，这就形成了习惯，会让国家陷入破产境地。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政治见解。

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任何政治见解，也没有宗教信仰和明显的指导方针，甚至很少公开发表自己对大事的见解。这已经是4年之中第二次有人提出让他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了，但是推举人也不知道如果他当选会如何行事。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曾说过这样保守的话：“如果所有美国人想要的是安全，那么他们可以去监狱。”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威望争取民意支持罗斯福–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他的成就，包括北约驻欧洲司令这一职务，都是在他代表民主党政府时取得的。其同胞们大可放心的是，他是一个坚强、正直、宽宏大量的人，他备受欧洲政治家的尊重，并且展示出的许多平凡的特征，都是民主人士乐意在其领导人身上看到的。例如，喜欢用方言讲笑话，着装随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艾森豪威尔式夹克。

结果他居然是共和党人，虽然这个问题在令人苦恼的几个星期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52年1月6日，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从法国归来，告诉记者说，将军将接受共和党的提名，并且不会否认洛奇的声明，但艾森豪威尔却否认了这一切。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绝向记者承认自己的党派关系，只是说那位参议员对于“他的政治信仰和共和党投票记录的大体情况做出了准确的描述”。他避而不谈参加竞选的问题。他警告说，为他做这些事的人令他极为不满。尽管“美国公民有权组织起来追求共同的信念”，但是他们追求的信念并未受到他们所崇拜的人的认同。他补充道：“无论如何，我绝不会为了竞选总统而放弃现在的职位，也不会参加那些尊敬我的人举办的任何竞选前的活动。”

显然，这扇门关上了。然而下一刻，他又开了一条门缝儿。如果他别无选择，当然只能接受“超越当前职位”的工作。这对于亚当斯和洛奇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们便开始为他准备竞选活动。许多人都相信艾森豪威尔将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他很快就会忘记自己要留在巴黎的誓言），哈里·杜鲁门便是其中之一。

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长在纽约举行的城市联盟年会上发表演说。次日下午4点，他抵达华盛顿，参加采矿业视察会议，发现大都会俱乐部已没有空房间了。有人在罗杰·史密斯酒店为他预定了一个房间。办理登记手续时，他收到一封布莱尔国宾馆的信：总统希望当晚与他见面。晚上11点15分，史蒂文森回到酒店房间，感觉头晕目眩。他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我是艾德莱，我刚刚经历了不可思议的事，你可否到酒店一聚？”他的朋友到达酒店时，他只穿着衬衫。史蒂文森说：“我刚从布莱尔国宾馆回来，总统希望我从艾森豪威尔的手中拯救世界。”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州长：……我不会再竞选总统，我认为他是总统的最佳人选……我告诉他我对总统一职的认识，它是如何成为世界历史中最有权力、最伟大的职位的。我让他接受这个职位，并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就会被提名……但他拒绝了。他显然受到了惊吓。

史蒂文森提醒杜鲁门，他已经宣布再次竞选州长，并表示“不把伊利诺伊州人民赋予的最高职务看作安慰奖”。他要对两个年幼的儿子负责，他们实际上已经被爱抛头露面的母亲所抛弃，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公众生活只会扭曲他们。另外，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当总统的准备。再担任一届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伊州首府）的州长后，他可能会做好准备，但一定不是现在。当然，史蒂文森不会表示对于民主党候选人，那一年有多么难熬，但他一定想到了这一点。不像杜鲁门，史蒂文森知道政府近来被丑闻伤得有多深。

讽刺的是，艾森豪威尔在接下来的夏天观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觉得要是自己早知道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会是一个像史蒂文森那样的人，他就会留在巴黎了。像美国和全世界的其他人一样，艾森豪威尔为艾德莱·史蒂文森的魅力所感染。以外表看，这位州长并不吸引人：矮小、秃头、笑容满面，但他可是政治天才。人们立刻感受到了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和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他才思敏捷、智慧超群，博得了两党的钦佩。20世纪的政治家中，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赢得自由知识分子如此忠实的拥护。他讲起话来，能够激起美国人对于过去和将来的热情奔放的情感。史蒂文森向往林肯的理想，当他带着听众进入那个理想时，全场鸦雀无声。那一年，在其政党中的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神。如同12年前的温德尔·威尔基，他让同胞们停下来想想他所代表的是什么，8年后，他曾举得那么高、那么久的明灯，又将为下一位更加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照亮前行的道路。

杜鲁门可不接受他的退缩。1月22日，就在他与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共进早餐后不久，总统在布莱尔国宾馆接见史蒂文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这位惊慌失措的州长发现他被一大群记者包围了，各个报纸专栏作家的文章中都有他的名字，他还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上面写道：“无论谣言背后的真相如何，有一点是足够明朗的——在民主党人的寒冷季节，艾德莱·史蒂文森充满着政治热情，而杜鲁门则需要一丝温暖”。当被记者问及是否会接受提名时，史蒂文森做着思想斗争。他询问身边亲近的人，一个身体健康并且早已投身政治事业的人，该如何拒绝美国政界最伟大的荣誉和责任呢？他尽量否定地回答记者：“现代的大会不会强求一个再三表达不愿参加竞选的人接受提名。”事实上，这样的事已经有72年没发生过了。在1月，史蒂文森还认为这种事的重演是不可想象的。

6个星期后，他还是不太确定。3月4日，史蒂文森和总统再次见面。据杜鲁门的回忆录记载，此次会面是应史蒂文森的要求，而史蒂文森的回忆录中却说是总统要求见面的。为了避免总统选举迅速发展，史蒂文森借用其助理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之名，飞往华盛顿。在路易维尔添加燃料时，他的老朋友、《路易维尔信使日报》的出版人巴里·宾厄姆告诉他：“让民众根据你的公共服务记录来做判断。”史蒂文森大笑道：“好吧，那你肯定帮不了我的忙！”在布莱尔国宾馆，他再次向杜鲁门重申，竞选伊利诺伊的州长就是他全部的雄心壮志所在了。但总统也帮不了他。杜鲁门后来写道：“我感觉史蒂文森身上有种领导的气质，我放心将这个重任交给他……我敢肯定，他一定会把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当作自己的职责。”

1952年3月29日，5300名民主党人聚集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军械库，参加一年一度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晚宴，史蒂文森也在其中。艾奇逊一家也出席了该晚宴。在去晚宴的路上，艾丽丝·艾奇逊问她的丈夫，是否认为总统会在晚宴后的讲话中公开自己的政治计划。国务卿迅速回答道，不可能。如果他将再次竞选，现在宣布时机尚早；而如果他决定不参加竞选，也不会当众宣布，否则许多人一定会失望。结果是，艾丽丝·艾奇逊恰好是杜鲁门家族以外，第一个知晓总统打算的人。她那时坐在总统旁边，总统上台演讲之前，给她看了讲稿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亲手写道，自己将决定不再竞选总统。他说：“你、贝丝和我，是这里唯一知道这个决定的人。”艾丽丝感到很失落，想让丈夫过来劝阻总统，但总统摇了摇头。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晚宴后，他宣布不再竞选，让我们大为震惊。我们的党还没准备好找另一位新的领导人，而且候选人的资质似乎也不理想。”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史蒂文森做客《与媒体见面》栏目，演播厅内有一大群观众。其中最多的问题集中于他在希斯一案中的做证内容。关键证词十分简短：问：你认识其他认识阿尔杰·希斯的人吗？答：认识。问：从其他人的言谈中，能看出希斯在正直、忠诚和诚实方面的名声是怎样的吗？答：能。问：具体说明他在正直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答：好。问：具体说明他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答：好。问：具体说明他在诚实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答：好。

在政府代表律师的询问下，他的证词如下：问：1935～1938年，你是否曾到被告阿尔杰·希斯家里做客？答：没有，我从未到他家里做过客。问：1937～1938年，被告希斯从国务院带走机密文件，并将文件给没有资格的人看或交给他们。在1948年以前，你听说过这件事吗？答：没有。问：1948年之前，你听过被告人希斯是共产党人的报道吗？答：没有。

然而，在麦卡锡主义肆虐两年之后，像这样温和的人也中了政治毒药的毒。加利福尼亚州新晋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说，史蒂文森“作为希斯的品德见证人，为他辩护”。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弗里特·德克森也说了同样的话。（史蒂文森问：“德克森说什么了？他会说谎吗？”）《芝加哥论坛报》社评认为史蒂文森应避免做证，因为那样便意味着他“愿意与阿尔杰·希斯站在同一阵线”。

史蒂文森在《与媒体见面》栏目中说：“我是律师，我认为在法庭上诚实、自愿地做证是所有公民尤其是律师的义务——这也是律师最基本的责任。如果一个处于政治环境中的人，因为太害怕而不敢说出他知道或听到的有关被告的事，唯恐被告最后被判刑，我想这是盎格鲁–撒克逊司法的不幸。这是极端的怯懦。”

回答其他问题时，他再次说明：“我一定会竞选州长，并且也只想竞选州长。我不愿担任其他职责，我没有其他野心。”劳伦斯·斯皮瓦克问道：“州长阁下，演播厅里有这么多的观众，向你暗示出国内人民对这件事的看法吗？”史蒂文森微笑道：“那实在太抬举我了，但我认为夸奖不会伤害任何人——如果那个人听了不会飘飘然的话。”

他避免说到的是，卡内基董事会曾投票选举希斯为该基金会的主席，并且在其案件审理过程中也不同意他辞职，而该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便是艾森豪威尔。

3月11日，艾森豪威尔以44497票对塔夫脱的35820票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8天后，史塔生以128605票赢得明尼苏达州初选，而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以106946票紧随其后。此时从巴黎传来消息，说这两次竞选结果让将军“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简言之，他要整装回国了。

基福弗赢得了民主党代表的支持，使总统在一个接一个州失掉颜面。而除了艾森豪威尔首次竞选的热情，共和党每个初选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塔夫脱在内布拉斯加州战胜将军，在威斯康星州打败沃伦，在伊利诺伊州以70万票的优势大胜史塔生，补名选票使艾森豪威尔排名第三。4月15日，将军从塔夫脱手上赢得新泽西州，并在宾夕法尼亚州获得胜利，而州长杜威的支持保证他得到了大部分纽约州代表的选票。将军在堪萨斯州得到20名代表的支持，而在肯塔基州，只有一人支持他，其余19人都支持塔夫脱。印第安纳州全部支持塔夫脱。6月3日，在最后的两次预选中，沃伦获得加利福尼亚州的支持，塔夫脱则在南达科他州打败了艾克。塔夫脱的助手预计可在全美范围内获得588票的大会投票——而获得提名则需604票。

4月初，艾森豪威尔宣布，他“在政治道路上的意外发展”妨碍了他的军事职责，他要求解除职务。白宫立刻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李奇微将军接替他在巴黎的职务。6月2日，艾克在家乡堪萨斯州艾比利尼正式开始竞选活动，两万人在当地球场上顶着倾盆大雨聆听他演讲。他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自由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抗衡”。他希望参议院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呼吁减少赋税，改进《塔夫脱–哈特莱法》，在朝鲜“实施全面停战”，撤销多余的联邦机构，继续参加北约，“根除颠覆性的元素”。他反对通过调控对抗通货膨胀，反对“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并且认为保障公民权利应该由各个州负责。

从艾克提出的建议来看，塔夫脱并没有什么要争论的。但6月19日，在《回答阿比利亚》的演说中，他指责将军误解《塔夫脱–哈特莱法》，缺少农业政策，没能指出“该对中国现状负责的人”，拒绝谴责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处理方式。这简直是强词夺理，任何看了报纸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深意。有人指出，唯一能轻易区别两位候选人不同之处的，便是对待麦克阿瑟将军的态度。塔夫脱承诺，会在政府中给麦克阿瑟一个职位，而艾森豪威尔则表示他全听麦克阿瑟的差遣。

7月7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屠宰场附近的国际圆形剧场举行。出席的人包括贝蒂·弗内斯，她曾是一位女演员，现年36岁，曾在电视中说过这样的广告词：“如果你买的冰箱是威斯汀豪斯牌，那么你大可放心。”贝蒂还没完成开关冰箱门的动作，就已经使7000万观众激动万分了，其中包括一位共和党人，他想把贝蒂的名字加入候选人名单。

三大广播公司运输重达30吨的设备，并派遣1000多名员工到达国际圆形剧场，但控制大会的塔夫脱派并没有给新媒体特权。除了同意在讲台上安放提词器外，广播公司的其他要求都遭到了拒绝。那星期的晚些时候，在剧场的人得知自己会在电视上出现，便反复请求“给代表投票”，以使家乡的每个人都能在电视上看见自己。而观众对此非常恼怒。开始时并非如此，当代表塞西尔·德米尔对记者说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时，他指的是会议的进程，而不是电视转播——他是一个电影巨头，曾发誓要搞垮电视。

由于此次会议是由保守派策划的，事情便带有明显的右翼色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表了主题演讲。对于一匹“黑马”来说，这是绝佳的机会，但令其支持者失望的是，他把这次机会搞砸了。艾克虽然身着便服，但依然魅力不减，而麦克阿瑟则只是戴着假发的退休的行政人员。无论何时提到上帝（他经常提到上帝），他的声音总是不自然地上扬，令人不舒服，而且他还养成了一种特别的讲话方式，声音忽高忽低，以示强调。在麦克阿瑟的演讲接近尾声时，代表们相互讨论，以至于都听不到将军的声音了。这次，麦克阿瑟确实被冷落了。演讲结束后，他回到纽约的沃尔多夫酒店，等待大会的决议。三天来，“巴丹”号一直停在拉瓜迪亚机场的停机坪，航空发动机已经预热，油箱也被加满，只要大会选择了他，“巴丹”号便立刻载他回去。星期五，飞机开回了停机库。

乔·麦卡锡的演讲最受欢迎。塔夫脱计划委员会摸透了听众的脾气。当委员会主席沃尔特·哈拉南宣布，他将向代表们介绍一位“威斯康星州的战士”、一个致力于“揭露政府中的卖国贼”而遭到非议的人时，乐队奏响了《海军陆战队赞歌》，会场中有一半的人都加入了疯狂的呐喊中。广告牌上显示着他的受害者：“希斯、艾奇逊、拉蒂摩尔。”乔发出恶魔般的笑声。在对麦克阿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人”）进行称赞之后，他以充满戏剧性的口吻开始演讲：“今夜，我们身处战争之中。”他严肃地宣布战争数据——亲共产党派的民主党员在克里姆林宫交给那些人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被他们推进痛苦之中的数百万的灵魂，至今还在“红色迪安国务院”中赖着不走的背信弃义的“虚伪的卖国贼”。他说他有证据证明这一切。大量的图表被拿上讲台，但这些数据毫无价值，那些标准也难以理解，但这都不要紧——乔对其逐一解释，挥动着手里的教鞭，就像挥动着赶牛的鞭子。

这才是正题，而随后的表演只是配合乔的水平。除了威斯汀豪斯的广告和候选人们漂亮的妻子与女儿外（最令人难忘的是沃伦的妻子和她的妹妹）整个场面都令人不快。年轻的参议员尼克松大声疾呼：“美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外交代表们的抱怨、哭泣和卑躬屈膝。他们只谈美国的弱点和担忧，而不谈美国的优势和勇气。”竞选纲领也如出一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严厉指责民主党在国外记录的方方面面，从1939年罗斯福没能保卫波罗的海各个共和国一直到朝鲜战争。一位记者提醒他，在波罗的海沦陷时，他本人就作为“美国第一”派，催促罗斯福远离“愚蠢、无止境的斗争”，以保持国家的主权。在刚过去的5月19日，杜勒斯在《生活》杂志上写道，杜鲁门决定帮助韩国是“勇敢、正确的，是以国家利益为主的”。他现在怎么能这么说呢？杜勒斯回答说，如果他仅代表个人观点，当然不能这样说。然而，作为政策制定者，他只是提出共和党的例子来反对民主党。他同意这是一个不错的观点。

讲台上的话语杀气腾腾，提名候选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塔夫脱的表兄、竞选管理人戴维·英戈尔斯的呼吁书让这场竞争更为激烈。那个星期，代表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些话：杜威下台！汤姆·杜威是现今美国最冷血、最无情、最自私的政客。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承诺一文不值。他是共和党最大的威胁。他曾两次把我们带向失败，现在他躲在另一个人背后，又在玩同样的把戏。

但杜威能怎么做呢？塔夫脱似乎在第一次木槌敲响之前，就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7月6日星期日，共和党代表们仍在途中时，塔夫脱已经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芝加哥希尔顿酒店，出席新闻发布会。他手中拿着一大堆整齐的电报——共530份，这些电报都是那些决定支持他到最后的齐心协力的代表们交给他的。到星期一早上，塔夫脱已得到607份那样的保证——比所需要的还多3份。临时主席和常任主席都向他做出保证，他赢得了政纲草拟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大部分人的支持。他的助手甚至已经挑选好了演奏的音乐和演唱的歌手。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脚步。

艾森豪威尔派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质疑那些代表的资格上。自内战以来，共和党的信仰在南方各州就只得到一些小组织里忠诚党员的支持。他们有两个任务：第一，共和党总统在白宫执政时，干好邮政局长的工作；第二，在4年一次的大选中投票。作为老共和党人，如今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塔夫脱。

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质疑他们出席大会的权利。第一轮竞选在得克萨斯州上演，那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只有5名投票者参加共和党1950年的沃思堡会议，因此，得克萨斯州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亨利·兹韦费尔决定，1952年5月3日的会议在自己家中举行。令他沮丧的是，他的花园被100个戴着艾克徽章的陌生人践踏坏了。兹韦费尔以民主党人没有权利在共和党内选择共和党提名人为由，将他们赶走了。三周后，在矿泉井市召开的州代表大会上，老共和党人投票选举参加芝加哥大会的代表：支持塔夫脱的30个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的4个人，支持麦克阿瑟的4个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在另一个会议厅开会，选出33名支持艾克的代表及5名支持塔夫脱的代表。这样，得克萨斯州就有两个代表团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了。

选择两个代表团代表的官员当然是塔夫脱派。但是，艾森豪威尔派的发言人公开指责他们所谓的“得克萨斯州的偷盗行为”，并要求塔夫脱亲自谴责这样的行为。塔夫脱气愤地回答，他一生中从未偷盗过任何东西。他说，共和党在南方的代表团是按照实行了84年的制度选举的，只有那些心怀不轨之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他是对的，那些事情是伪造的。来自南方的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团并不比塔夫脱派的代表们更具代表性，而塔夫脱派中至少有终身共和党人。不幸的是，塔夫脱并不是这个懂得感恩的国家的偶像。在五星上将的光环下，艾克的竞选班底扩大了范围，他们正在争取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团。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的领导也哄进了斗争中。

艾森豪威尔一直反对前往芝加哥，他认为这样会遭到非议。因此，他会与妻子的家人在丹佛度过这一星期。7月1日，他和玛米在拉斐特大街750号道兹夫妇那8间屋子的青砖房里，庆祝结婚36周年纪念日。他因担任军队司令，婚后四处漂泊，只有这里才勉强算得上是个家。在一次夜晚的会面中，他的支持者劝说他必须前往芝加哥。第二天早上，他告诉记者，他准备“向全美发出明确的呼吁，竞选必须公开公正”。他会“为党派廉洁战斗，直到它能领导国家”。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的战斗是“一场明白的是非问题”。他反对“暗箱操作”、“独断专行”和“阴谋诡计”。全国委员会决定暂时给南方支持塔夫脱的代表团席位，让他十分震惊。他想要的是“公平竞选”。

公平竞选，已成为其拥护者的战斗口号。洛奇表示，南方来的塔夫脱派是“正直的党的污点”，应予以驱逐。这样的呼声很高，甚至有人指责塔夫脱完全就是个小偷，这对保守派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20年来，他们一直处于政治的撒哈拉荒漠中，尝尽了辛酸，但他们在国际圆形剧场的愤怒甚至超越了他们对民主党的憎恨。大会想提名塔夫脱。除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外，其成员都认为如果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他们就会欢欣鼓舞地选择他，并为他日夜进行竞选活动。就连纽约州的代表团都对他寄予厚望，只有杜威的党鞭还保持中立。电报被握在参议员手中的代表们一个个偷偷摸摸地投奔了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底，尽管连他们自己都厌恶这种行为。星期三晚上，大会的情绪达到了本星期的最高峰。当佐治亚州代表团的辩论达到高潮时，头发乱糟糟的德克森代表塔夫脱上台，指着纽约州的州旗大声说：“行动前再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遵照你们的意愿，而你们却把我们带向失败。”他指着杜威大喊道：“不要再把我们带上失败的道路了。”

他们大声呼喊以示支持，然后去拿艾克的小徽章。这是民意测验的结果。他们爱塔夫脱，但更爱胜利。他们相信将军而非参议员，会带领他们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白宫所在地）。大部分人都在寻找一种光荣的方式进入艾森豪威尔的阵营，而塔夫脱派在不经意间给了他们一种方式。通过禁止拍照和禁止记者进入资格审查听证会，他们给人留下一种要强制他们一派的人通过的印象。“公平竞选”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举措。艾森豪威尔派的一个领导人、华盛顿州州长阿瑟·兰利在大会提议，佐治亚州、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团不应有席位，直到所有代表中的大部分同意其资格为止。这一提议让问题更为突出。对此，参议员的谋士又走错了一步。塔夫脱的阵营中的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克拉伦斯·布朗对兰利的决议提供了一份修正案，若其决议通过，支持艾克的人便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但是控制选举进程的权利仍掌握在塔夫脱派手中。布朗似乎承认了这场竞选实际上并不公平。他的修正案好像一笔交易——这也正是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底的说法。接下来公布的名单决定了整个大会的结果。布朗的修正案没能通过，票数为658∶548。艾森豪威尔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共和党的领导权。接下来则是提名。在星期五正午前的几分钟，共和党马拉松的第5天，第一次投票结束，结果是：艾森豪威尔595票，塔夫脱500票，沃伦81票，史塔生20票，麦克阿瑟10票。参议员爱德华·赛伊挥舞着明尼苏达州的旗帜，高声呼喊：“明尼苏达州改投艾森豪威尔！”参议员布里克支持塔夫脱，诺兰支持沃伦，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艾克当选。

艾森豪威尔在布莱克斯通酒店的房间里与他的4个兄弟一起观看电视，紧张地玩弄着两个护身符——一枚救世军硬币和一件童子军纪念品。明尼苏达州改票后，赫伯特·布劳内尔冲上前拥抱他。将军眼含泪水，激动得无法言语，找玛米单独待了一会儿。接着，他拨通电话，要求与塔夫脱通话。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人们都以为他是政治门外汉，但他却想到了这一点。他问参议员是否能向他表达敬意。一路上，他穿过拥挤的人群，到达塔夫脱下榻的希尔顿酒店。两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摄影师请求他们露出笑容，他们答应了，虽然塔夫脱显然苦恼不已。为了党的利益，他会挺过去的，而他做出的牺牲也是极大的。他眼神黯淡，充满痛苦，但还是保持微笑。他带着沙哑的嗓音说：“我要恭喜艾森豪威尔将军。我会尽量帮助他在竞选中获胜，并在他执政期间与其精诚合作。”

当布劳内尔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候选人任命竞选伙伴是惯例时，艾森豪威尔表示非常惊讶。这是候选人作为共和党领导人的第一次决定，而他习惯性地采取了军队任职的程序，这符合他的个性。他想找一位“有特殊才能、能刺探出任何颠覆性活动的人”，但他一直未做决定，直到布劳内尔“获得党内领导人的集体智慧”。

邀请保守派参加会议为时尚早，因此与会的都是艾克派的人。他们在希尔顿酒店的房间中聚会，不久就烟雾缭绕。据保罗·霍夫曼回忆，他们第一个讨论到的人是塔夫脱，但他被否决了。他们想找一个年轻人，最好是西部的人。直到可能的候选人一个接一个地被讨论又被否决后，杜威才开口道：“我提名尼克松，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尼克松符合所有的条件。他39岁，在保守派中颇受欢迎，是个坚定的竞选者，并且从未被指控为危险分子。简短讨论之后，每个人都同意该提议。布劳内尔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并让接线员去找尼克松。那位参议员将车借给《旧金山纪事报》的厄尔·贝伦斯后，就同默里·乔蒂纳一起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去哪里。尼克松是那些最晚知道自己被选进会议的人中的一个。当他打电话给惠蒂尔的嫂子时，她已经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年轻的参议员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是最佳选择，艾森豪威尔缺少的一切，他都具备。艾森豪威尔喜爱交际，在折中解决问题方面具有天赋，在任何社交场合都能左右逢源。尼克松是个完美主义者，天性害羞、沉默寡言、性格内向，连鸡尾酒会都受不了。尼克松缺乏幽默感但真挚热情，不合群，以穿衣最快为豪——穿上正式服装只要8分钟，便装只需两分半钟。在他衣内的口袋里，通常放着一张清单，记录着日程安排。艾克则让别人带着清单，要不然他们是做什么的呢？艾克与人过分亲近，尼克松则较为沉默。在经济和政治道德方面，将军是个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而参议员则是相对论者、机会主义者和宿命论者。艾森豪威尔的优势在于吸引无党派人士的投票，而盖洛普追踪投票给尼克松者的记录，大部分是共和党的老一辈成员。

当然，尼克松拥有的还不止这些。20年后，在尼克松的一切经过细致分析后，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引起了同胞们的好奇。也许在贫困的约巴林达度过童年是他的巨大动力。一份华盛顿的报纸曾把他描述为“镇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而正是这种动力让他在仅仅5年之后，就在芝加哥获得如此声望。尼克松注重细节的眼光造成了希斯的致命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他自己零星细节构成的行为模式。他那种销售经理的方式，对大多数人所谓的原则问题的漠不关心，狼吞虎咽地吃下松软干酪和番茄酱的样子，对精神病医生的深恶痛绝，总是需要穿防护衣——尼克松这数百个特点，每个都微不足道，却塑造出尼克松魅力无穷的形象。然而，当他进入共和党的竞选名单时，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不重要的政客，只在某种程度上为艾森豪威尔的吸引力起到增加或减少的作用。看起来，共和党大有理由相信他会添姿加彩。尼克松促使希斯获罪，这一点令人肃然起敬。正如民主党人所说，将他视作没有胡须的麦卡锡，并靠打败他的对手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获得参议员的席位，还不仅如此。没错，道格拉斯夫人受到了伤害，但是最深的伤害却来自她的民主党同胞。一个保守的民主党人首先称她为共产党的候选人，使她在首场胜利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并且在共和党选出其被提名人之前就注定了她的失败。

尼克松是胡佛之后竞选国家职位的第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该州的共和党十分愿意用实际证据来显示他们对尼克松的信任。有人询问该怎样做时，乔蒂纳和伯纳德·布伦南回答，最好的证明就是钞票。一个精力充沛的竞选者需要大量的资金。募捐的设备已经准备好了。两年前，尼克松和他的成员就已经建立了一条募捐渠道。他的朋友和仰慕者为他保管着1.8万美元的应急费用，现在这笔钱被送到了募捐处。

在共和党离开，民主党还未到来的那个星期，芝加哥异常平静，如同飓风眼。酒店靠开大会赢利，市内的酒店主人还在大会间隙安排了几次小会。在艾克曾经走过，不久后艾德莱即将到达的通道上，暂时挤满了安全驾驶指导员、保险推销员和普瑞纳销售团队。奇怪的是，人们关于塔夫脱的记忆比那位打败他的将军的记忆还要清晰。在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到其父亲位于魁北克默里湾的避暑胜地度假的几天后，人们的脑海里还憧憬着他会继父亲之后，为了进入白宫最后一搏的情景。

1952年的仲夏时节，被打败的塔夫脱派保守分子是否仍然会忠于共和党尚不确定。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称，艾森豪威尔是华尔街、欧洲、哈里·杜鲁门、汤姆·杜威的候选人。《芝加哥太阳报》的记者问麦考密克，共和党在11月大选中的胜算有多大，他回答说：“几乎为零”。《芝加哥论坛报》一位尖锐的社评家将纽约州州长描述为“现今共和党内最不受欢迎之人”；威斯康星州拉辛县的一位读者写道，虽然他自1916年开始为共和党投票，但是“我不会投给艾森豪威尔和杜威。呸，可恶的艾森豪威尔，可恶的杜威”。显然，共和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显而易见，许多问题还得视被称为“第二次贝蒂·弗内斯秀”的结果而定。自4月16日史蒂文森州长放弃竞选以来，民主党的希望就飘忽不定了。在去沃尔多夫筹款宴会的途中（他觉得自己出现在那里可能会引起误解），他再次坚定地表达了竞选伊利诺伊州州长的决定：“这个夏天，我不会再接受其他任何职位的提名。”事情似乎就这样定了。《纽约时报》评论说：“看起来，史蒂文森有效地关上了提名的大门。”

如果选择在其他州开大会，他也许会一直把门关上，但作为州长，他不得不欢迎代表们的到来。那些知道他擅长演讲的人相信，只要他开口，代表们就会为他所倾倒，而他的仰慕者则在希尔顿酒店15层成立了史蒂文森竞选总统委员会总部。与其他前哨基地不同，这个总部没有与他本人联系过，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州长仍然在尽一切努力关上大门。应他的要求，朋友们勉强答应不会提名他。7月20日星期日，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他请求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秘密开会，不要参加提名他的活动。门外的记者躺在地上，把耳朵贴在门底下的缝隙处，听到州长对于总统职位的看法：“无论从性情、精神还是身体上，我都不认为自己会适合这个职位。因此，我请求你们尊重我的意愿，不要提名我，万一我被提名了，也不要为我投票。”

历史上竞选成功的人从未说过那样的话，但第二天有两件事开始和他做对。第一件事是，阿尔本·巴克利邀请16名工会主席吃早餐，以获得支持。史蒂文森不同意竞选，副总统也有权要求总统和工会主席支持他。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巴克利会成为民主党的选择，但他们并没有选择他，因此他就被排除在竞选之外了。第二件事是，州长的致辞不出所料地鼓动人心。他说：“朋友们，今天在伊利诺伊州和中西部广阔的土地上，我们从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得很远……我们的想法和愿望不会受到阻碍，我们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思想或精神上的枷锁，不需要僵硬的思维模式，也不需要人云亦云。我们只需要信仰和信念，那就是自由公正的竞选取得胜利。”

他回顾了20年前罗斯福在芝加哥首次被提名总统的岁月，并动情地讲述了昔日引以为豪的成就。他调皮地眨眨眼，继续说道：“但我们的共和党朋友们却说那些都是极其惨烈的失败。几乎整整一星期，他们的大言不惭席卷了这片土地，只为了找到一个想法，而他们找到的唯一想法是，20年来的进步不过是由施政不当、贪污腐败、管理不善、挥霍浪费以及糟糕透顶导致的。他们紧紧抓住那个想法不放，在会议厅大肆散播，在整整一星期里甚嚣尘上。”确实：“在听到我们对于施政不当的没完没了的骂声后，我惊奇的是第二天早上的邮件仍准时送达……但我们民主党人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害者。他们先在内部相互厮杀，然后再来伤害我们。他们用同样的字眼描述两件事，这真是十分方便。也许这就是大屠杀发生在屠宰场附近的原因吧。”

此时，艾森豪威尔在科罗拉多州的一间钓鱼小屋观看电视，忧心忡忡。同时，民主党代表士气大振。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第二天一早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一天之内，所有迷惑杂乱的目光都集中在矮小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的身上。他是大会唯一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选择。只有总统的行动才能改变现状，但人们普遍认为即使现在行动，也为时已晚。”

星期四下午晚些时候，印第安纳州州长亨利·施里克走上讲台，说道：“92年前，国家从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上召唤了最伟大的伊利诺伊州公民——亚伯拉罕·林肯。当时的林肯也并非自愿，但他所处的时代不允许他说不。现在我把不允许拒绝的人带到你们面前，他就是伊利诺伊州的艾德莱·史蒂文森。”

15分钟前，施里克走上台时，史蒂文森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他打电话到白宫，询问如果提名史蒂文森，总统会不会感到尴尬。杜鲁门说：“我从1月起就在做你说的事，为什么会感到尴尬呢？”

进行投票时，史蒂文森坐在位于北阿斯特街1416号麦考密克·布莱尔父亲家二楼的卧室里，在一本黄色的、划有格线的小本子上写下总统提名的演讲稿。基福弗在头两轮的投票中胜出，在第三轮后，史蒂文森还差两票半才能获得多数票。接着，犹他州将其12票改投史蒂文森。7月26日星期六早晨，这位不愿意参选的州长成为民主党1952年的总统候选人。

史蒂文森刚当上候选人就遭遇了不祥之兆。风琴一遍遍地低声演奏着竞选歌曲《不要让他们夺走它》，赤裸裸地呼吁大众的贪念。接着，杜鲁门又将他介绍给代表们认识。4年前，总统在竞选中反败为胜。然而从那之后，他的政治威望却开始下降。当他大喊“你们提名了胜利者，我会尽我所能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他获胜”时，史蒂文森的笑容显得苍白无力起来。对于7000万电视观众来说，这一场景让他们想起了杜鲁门最不吸引人的一面——他喜欢搞彭德格斯特式的政治。这个新人似乎也是彭德格斯特的门徒，而不久之后，他又给自己获胜的机会一记重拳。他通常说话十分得体，而此时却说：“我曾向仁慈的教父祈祷，教父啊，请把这个杯子拿走。但我不能因为害怕、自私或虚伪的谦让而不去担当这份令人敬畏的职责。因此，如果杯子不被拿走，我只好喝了它。”

对于虔诚的基督徒，重复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亵渎神明。艾克关掉电视，对钓鱼的伙伴说：“伙计们，听完他说的话，我认为他才是最大的骗子。”

他错过了一次卓越的演讲。史蒂文森说，大会的记忆逐渐褪去时，留下的是：“在国内饱受不和、争吵和物质主义可怕的憔悴的幽灵的折磨，在国外遭到冷酷无情、不可理喻、敌对势力夹击的历史时刻，应该看到残酷的现实赋予的责任感。20世纪严峻的考验——基督教最血腥、最混乱的时代，远不止如此。牺牲、忍耐、理解以及无法取代的目标也许是我们多年后才能遇到的命运。让我们面对它，让我们对美国人民讲讲道理。让我们告诉他们真相，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我们正处在做出重大决定的前夕，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正如你在遭受攻击时奋起反抗，但是只有持久、耐心、代价高昂的战斗，才能保证战胜人类最大的敌人——战争、贫穷、暴政，以及对人类尊严的侵犯，那是每个人最可悲的后果……”

史蒂文森说：“我们输了竞选，总好过误导人民，总好过对人民管理不当。”

史蒂文森与其副总统候选人，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约翰·斯帕克曼上台亮相后，便启程前往斯普林菲尔德。在那里他决定断绝与杜鲁门的联系，塑造自己的形象。他将竞选总部设在那里，既不是华盛顿，也不是纽约。杜鲁门派的国家委员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的职位，将由一位芝加哥的律师同时也是史蒂文森的朋友斯蒂芬·米切尔取代。

在表明其政治独立性时，他走得有点儿远了。正如他告诉俄勒冈州的记者，如果他当选，清理“华盛顿的混乱”将是他主要的施政目标之一。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冷冷地写道：“史蒂文森是如何既希望能说服美国人投票给民主党使其继续执政，同时又否认与民主党权威有联系的，我并不知道。”

事实上，政治遗留问题对两位候选人没有任何意义。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都十分强势，十分聪明，不会成为任何人的陪衬。尽管如此，在大选前夕，他们的表现非常不同。约翰·梅森·布朗指出，艾克表达的笑容挂在嘴角，而史蒂文森的笑容则藏在眼中。将军向群众招手时，会伸直胳膊，演讲时经常用到“我得知”或者“某人告知我”；州长则会说“我想到”、“某事让我想起”，他的手势不大，双肘总是靠向自己。州长担忧国家沾沾自喜的物质主义以及“精神上的失业现状”，而艾森豪威尔会因那样的话感到窘迫，甚至“现状”一词也会令他烦扰，如果他在演讲中不得不说到这个词，便会紧接着道歉：“当然，我可不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候选人。”物质繁荣并没有使他不安，他认为这是一种恩赐，作为美国人，他以此为豪。

艾森豪威尔的对手是个天生的演讲者，而他不是。他需要时间找到竞选的自然规律——实际上需要很多时间，这使他的一些助手对找出规律失去了信心。结束钓鱼旅行后，他说：“如今，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要走上中间那条又直又窄的道路。”一开始，这就不是吸引人的句子，而当他在第二天、第三天再次重复这句话时，记者们就开始谈论跨过三八线的老论调了。他吸引了大批群众，但9月6日，理查德·罗维尔报道：“到场听他请求帮助把民主党赶下台的听众却不多。”

第一个月，唯一让共和党看见曙光的是他们在报纸上的支持。仅有201份报纸支持史蒂文森，其每日读者为440万。相比之下，有993份报纸支持艾森豪威尔，读者为4004万。但即使在报纸上，新闻专栏也通过刊登民主党候选人的讲话，来破坏支持艾克的社论。州长对时机的把握是卓越的。借着艾克做出让步，表示会保留部分民主党的政策，州长便说起诸多政绩的支持，“如果……将军可以走开并多留点儿空间给我”。他指责道，自20世纪初，共和党人就少有新颖的理念，“至于他们的讲台，没有人能站在大堆的鳝鱼上”。9月12日，他结束长达6500英里的西部旅行，听说塔夫脱带着一份保守的宣言前往将军纽约的家中，并且在两小时的会面后，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宣言上的每一项内容。史蒂文森称之为“晨边高地的投降”。他说：“塔夫脱丢掉了选举，却赢得了候选人。”当极度烦恼的艾克表示总统职位绝非儿戏时，州长再次抨击道：“我的对手担心我的尺骨端，而我则担忧他的脊梁骨。”

电视评论员约翰·克罗斯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对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说，史蒂文森州长是一个电视中从未见过的人物，现在这一点相当清楚。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让之后的候选人无法效仿，而就算他本人想要保持这一状态也十分困难。”在沮丧的共和党人眼中，这次竞选像是1948年竞选的重演，只不过是另一个人领先而已。6个星期后，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在其所有的19家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篇绝望的社论，写着：“艾克的竞选像一条干涸的小溪，因为他没有用尽全力。”艾森豪威尔说他不知道马歇尔将军是否做错了。社论继续道：“如果艾克不知道，他就应该找出真相，这是竞选中的一个大问题。问问在朝鲜的任何一个士兵的母亲、父亲、妻子吧。”结尾处：“我们依然紧守这个希望……他会狠狠打击对手。但如果他不能，最好还是自动认输吧。”

那是竞选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导致此次竞选的整体水平下降，令人遗憾。但它也坚定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心，让他成为斗志更加昂扬的竞争选手。站在共和党的立场上看，这是个不错的转变。差不多同一时间，史蒂文森的幽默则开始引起抨击。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说，在重大问题上，美国人“害怕幽默并反对幽默”。一些选民开始表示将军是对的，为进白宫而做的斗争可不是开玩笑。9月还发生了另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人们意识到民主党候选人的才智也许并不是有利条件，以至于有些选民都开始质疑他了。反智主义历来是美国国民性格的一部分，伴着希斯的下台和麦卡锡的荣升，政治上对反智主义那轻蔑语言的应用也有了显著增加——“留长发者”、“不切实际的改良家”、“高级知识分子”、“饱学之士”、“软心肠”。1952年的竞选运动产生了另一种庸俗的口号，这种风气在之后的5年依然盛行。

该口号的提出者是约翰·奥尔索普，他是两名专栏作家的弟弟、一家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以及康涅狄格州共和党演讲者办事处主管。9月中旬，斯图尔特·奥尔索普打电话询问约翰事情进展如何，约翰说一切顺利。在新英格兰地区，这一年似乎是共和党重要的一年。约翰反问斯图尔特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斯图尔特说观察到曾拥护艾森豪威尔、反对塔夫脱的大部分知识界的名人，现在都转而支持史蒂文森了。约翰思考了片刻，依他后来的解释，他当时在想：“史蒂文森吸引的，而且是强烈吸引的是人们的思想；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男子汉和名人，要更强有力地吸引更多人的情感。”他的哥哥在等着他的回复，而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典型的政治知识分子的面貌——一个光滑、没什么特点、傲慢、圆滚滚的脑袋，之后约翰便说：“当然，所有的鸡蛋头都支持史蒂文森，但能有多少鸡蛋头呢？”

斯图尔特将这番话写进了他的专栏。奥尔索普兄弟都不认为这句话表达出蔑视，但很快他们就无法控制局面了。这句话满足了一种需求，一夜之间就成了全美国嘲讽人的话。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一个反智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抓住这句话不放的人之一。他不了解这句话的出处，便写道：“这似乎是在人民中间自发产生的。”对他来说，这句话代表“一个自负的知识分子，通常是教授或教授的门生”，他们“表面上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还“女里女气”、“高傲自大”、“过分自负”，而且是“中欧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不自然的道学先生”，是啊，还是个“软心肠”。布罗姆菲尔德预言，如果史蒂文森当选，“鸡蛋头就会回来掌权，我们又会走上混乱的经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欺骗和精神错乱的歧路”。

突然间，竞选变成了一场难分难解的恶战。两党的党员都自降身段，粗暴的谩骂、含沙射影、荒唐的夸大其词漫天飞舞——所有过分的行为都有失体统，但这是竞选中难以避免的。那之后，人们对自己说过了什么感到迷惑，但在冲突和混乱高涨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些人忘了是谁在竞选。杜鲁门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他在竞选，而亨利·卢斯似乎也赞成他的做法。竞选活动一直到达太平洋西北岸，又回到中西部。总统花了两星期的时间质疑艾森豪威尔的才智和性格。《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莱维罗说，杜鲁门与将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冲突”，阿瑟·克罗克将此次旅行描述为“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直品格的一次持续攻击，对于一个像杜鲁门总统这样地位的人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可以在《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上读到所有这些文章，却不能找到多少关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线索。《生活》杂志有一期特意刊登了总统和将军的照片，但没有一张是史蒂文森州长的。

艾克本人与此事无关。总体来说，他和史蒂文森的竞选一样无可挑剔，而且他的演讲也没有任何纰漏。毫无疑问，他后来希望能改变里面的一些措辞。（9月3日，他在小石城说：“感谢上帝，幸亏有最高法院。”）而其他的都是天真的，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关于鸡蛋的演讲。他将鸡蛋高高举起，愤怒地表示，这个小小的农产品要向政府缴纳上百种税，而政府自己则没有任何贡献。（正如塔夫脱所说，将军不太懂农业政策。）然而，这谈不上是煽动，甚至不浮夸。艾米特·约翰·休斯在艾克的重要演讲发表之前，用一只蓝色铅笔认真检查内容，勾出有关内政的词（如“改革运动”），和外交政策的词（如“解放”）。剩下内容的大部分都是艾森豪威尔实实在在的愤怒。他列举的事实并非总是正确的，但像其听众一样，他知道美国有些事已经误入歧途，这让他怒火中烧。

如今，人民与他站在一起。“我们喜欢艾克”的呼声更像是赞美的颂歌，而非政治口号。约翰·奥尔索普指出，史蒂文森是试图说服人民，而艾森豪威尔则是要感动他们。艾克成功了。詹姆斯·赖斯顿写道：“大众喜欢他对腐败的愤怒骂声，喜欢他关于美国的一些评论。”后来，马奎斯·蔡尔兹写道，艾克代表“力量、胜利和坚定不移的信心。千千万万群众乐意接受他的信仰、他的面貌、他的微笑、他美国男人的形象以及他的家庭生活的美德”。

卡尔·蒙特为共和党的胜利制订了一个方案，大谈朝鲜战争、犯罪行为、社会主义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但这远不及艾森豪威尔的水平。共和党中有许多蒙特式的人物，艾克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后，便接受了这些方案。如果他立刻与他们断绝关系，反对他们的批评家们一定会很满意，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再说句公平话，这也不是罗斯福对待弗兰克·黑格或史蒂文森对待帕特·麦卡伦的作风。）我们了解将军对共和党极端保守派的看法。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詹纳试图在公共讲台上拥抱艾森豪威尔时，艾森豪威尔后退了一步。后来他对休斯说：“如果那个人碰我，我会觉得很肮脏。”10月3日，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湾，当摄影师要求他与麦卡锡一同拍照时，他拒绝了，并告诉一名听众：“我和麦卡锡参议员的不同之处我们都心知肚明，并且已经就其讨论过了。”

麦卡锡怒气冲冲地走开了，但此事不久后就被忘了，因为那天的晚些时候，艾克在密尔沃基并没有公开与麦卡锡决裂。艾克在准备密尔沃基的演讲时，感到一种好战的情绪，便对休斯说：“听着，我们可否利用这个场合让我表达对马歇尔的敬意——就在麦卡锡的地盘上？”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向马歇尔表达敬意的话便被加入提前发给记者的演讲稿中。那时，州长沃尔特·科勒刚在皮奥里亚登上火车。他让亚当斯和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副官威尔顿·杰瑞·珀森斯将军相信，那段赞美的话会分裂该州共和党的力量。当他们找到艾克时，他说：“你们是想让我拿掉关于马歇尔将军的发言吗？”亚当斯说：“是的，将军。”艾克说：“好吧，拿掉吧。几星期前，我在科罗拉多州已经全面地谈论过那个问题了。”

话虽如此，但艾克并没有全面地谈论过。在科罗拉多州向老上级致敬并不等同于在威斯康星州打击麦卡锡。他第一个看出来，密尔沃基是一个打击对手又不失体面的好地方，但他放弃了，而报纸让全美国上下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将军先大胆表明立场，然后又改变主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曾说过会留在巴黎，然后便请辞；他也说过不会去芝加哥，但他还是去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毛病，不但给他的对手留下一种软弱的印象，还让他的下属气愤不已，但这并不表示他害怕麦卡锡（随后他会证明他不害怕）或者他自己愿意用卑鄙的手段来竞争。

一些民主党人说他就是那样，无法避免。任何牵扯到麦卡锡的竞选都会成为肮脏的场合。麦卡锡本人则努力做到这一点。现在还无法判断他对11月大选结果的影响。麦卡锡得到了相信他或者认为艾森豪威尔进白宫会比史蒂文森对他们有好处的人的票，而其他不满他手段的人则转入民主党的阵营。竞选结果难以确定。4名民主党参议员同他对阵，其中的泰丁斯也败下阵来。同时，在民意测验中，他的得票也不多。艾森豪威尔以979744票比622175票赢得威斯康星州，而麦卡锡以870444票比731402票获胜，不仅比将军的票少，还是获胜的州候选人中得票最少的。

但他仍是一股力量。麦卡锡最令人瞠目的表现，是在电视上试图给史蒂文森加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阿尔杰，”他说道，然后傻笑着纠正自己，“我指的是艾德莱。”在政治上虽然没有人像麦卡锡堕落得那么彻底，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同程度地堕落了。要当选就得说民主党是卖国贼，要么真的必须这样做才行，要么只是共和党认为必须这样做。甚至在格林湾，艾森豪威尔与麦卡锡划清界限时，他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我想说清楚一点。他和我的目标都是整顿政府的无能、贪污腐败，最重要的是清理颠覆国家和对国家不忠之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分歧与我们最终追求的结果毫不相干。这些分歧只在于方法。”

他的竞选伙伴则更为直接。尼克松反复强调，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就会出现“更多希斯、更多原子能间谍以及更多危机”。他仍在抨击身在监狱的希斯。10月13日，他通过电视从纽约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再次提到民主党候选人在审判时的证词。他宣称苏联已从“希斯和其圈子中的其他人”手里得到上百份秘密文件，这就意味着“美国小伙子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并且可能会因间谍集团的活动而丢掉生命”，接着又补充道：“史蒂文森先生是阿尔杰·希斯的品德见证人，或者应该说是他名声、好名声的见证人。他证明希斯在正直、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的……这个证词是在所有这些事实之后做出的。希斯扒开钱伯斯的嘴看看他是不是认识他的对峙，从南瓜中拿出文件，当所有这些事实公之于众后，史蒂文森先生仍然自愿为其做证。”

民主党发言人则指责，当艾森豪威尔为11月的竞选走正道时，他的竞选伙伴却在走歪门邪道。事情就是如此，尽管没有人刻意安排。他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艾克小心谨慎，即使身为一名将军，也并不热爱战斗，这也是他的部分魅力所在。他不愿与史蒂文森竞争，就像不愿与麦卡锡竞争一样。相比之下，尼克松则好勇斗狠，是个手持刀具、有着致命攻击力的街头斗殴者。如果那个秋天他伤害了一些好人，那么必须公平地说，有些民主党人也是带刀伤人的。《纽约邮报》的头版标题赫然写着：“尼克松秘密经费！”第二页写着两行标语：富豪们的秘密基金让尼克松过着与薪水不符的生活里奥·卡切尔报道洛杉矶——专门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募集竞选经费的“百万富翁俱乐部”，今日被揭露……

卡切尔是好莱坞电影编剧，成功地歪曲了大部分事实，包括经费的数量以及其合法性。这个特殊的银行账户在书面上和精神上都是合法的，公众人物很少有足够的钱来履行他们的责任。有些人把自己妻子的名字放在政府工资单上，或接受高昂的法律手续费，或在100美元一位的宴会上讲演。史蒂文森也设立了基金，以支持放弃高薪职业为伊利诺伊州服务的人。其他商人为其捐赠经费，就像史蒂文森说的，“不存在负面影响的问题，因为捐赠者与受益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尼克松的经费里，两者也没有联系。其每年每笔捐款不超过500美元，全部寄给帕萨迪纳的律师达纳·史密斯，他是基金委托人和经理。两年多来，76位捐款人平均每人捐赠240美元。18235美元用于支付演讲的录音、车旅费、邮资以及寄给竞选活动前工作人员的圣诞卡片，所有账目清楚无疑。尼克松和他的妻子并没有得到一分一毫。另外，这从来就不是“秘密”。一开始，账户和史密斯的管理就为公众所知。某种程度上，尼克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宣传反共产主义的活动中，他操纵微不足道、不相关联的事已游刃有余。钱伯斯嘴里或南瓜里有什么，都与希斯的名声没什么关系。事实上，一个间谍的名声越没有瑕疵，对他就越不利，因为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利用别人的信任。这就是希斯的叛国罪行如此震惊国人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蒂文森证明希斯值得人们信赖，使他的量刑更重。但尼克松顾左右而言他，他推断说：“希斯是个间谍，史蒂文森认识他，因此史蒂文森也有嫌疑。”而诽谤他的话是：“某些政客收受贿赂。尼克松收到了钱，因此他贪污腐败。”《纽约邮报》控诉他所造成的影响，由于他本人在竞选中假装高尚而被扩大了。他对《纽约邮报》的第一反应是与其性格相符的。载有尼克松的火车即将离开萨克拉门托时，一个人大声质疑：“告诉我们那1.6万美元的去向！”他大喊：“停车！”车停下了，他对群众说的不是合理的事实，而是乱七八糟的事。他说：“你们知道，我正在为美国调查共产主义分子。自从我接受这份工作，共产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就以他们能想到的各种手段抹黑我，以此打击我。甚至当我接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也想让大家知道——今天是我第一次向大家透露，有人威胁我，如果我继续抨击政府内部的共产主义分子和伪君子，他们就会尽全力毁掉我……”

但美国人可不会轻易转移注意力。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指责尼克松已被获取资本收益的共和党人收买，他们“一眼便知他是不错的投资对象”。加利福尼亚州税务局宣布调查该基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寄给报社编辑有关刑法条款的信，内容是关于“国会成员收受贿赂”的。米切尔主席好奇，艾森豪威尔何时会“抛弃”他的竞选伙伴。米切尔的猜测对尼克松丝毫没有影响。而在事情水落石出前，史蒂文森也拒绝做任何判断。然而，艾森豪威尔的看法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一位领袖认为某件事可以令他反对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结果必然会很混乱。将军没有表示他相信这些事，但也没说事情荒谬绝伦。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艾克那“展望”号火车上的沉默越来越令人难受了。

艾克得到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塔夫脱支持该基金，胡佛发表声明：“如果华盛顿人人都有参议员尼克松那样高度的勇气、正直和爱国热情，这将会是个更美好的国家。”阿瑟·萨默菲尔德主席计算了一下如果艾克更换竞选伙伴，共和党会花多少印刷费，并表示那不可能。

将军本人也犹豫不决。他让布劳内尔召回身在夏威夷的诺兰，作为可能替代尼克松的人选；又委派保罗·霍夫曼监督对该基金的彻底调查。根据霍夫曼的命令，50名律师和会计开始夜以继日地查账。他们发现每一项都是清清楚楚的。此时，艾克火车上的记者们请求他发表评论。据报道，他说他信任尼克松的正直，并确信参议员会“将所有证据光明正大地摆在人民面前”，以示清白。这并不是副总统候选人期望的回答，因为这听来好像他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那确实是将军心中所想，当他同报道旅程的记者一同喝啤酒时，被问道：“你认为尼克松的问题解决了吗？”他皱起眉头说：“一点儿也不。”他实在不了解尼克松，他只见过尼克松几次，他说他想得到有关参议员品行正直的证据——事实、数字、姓名、日期。他颇具技巧地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像猎狗的牙一样干净，我们为反对华盛顿的混乱状况进行的竞选又有何用呢？”

将军的评论传到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尼克松那里。据《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报道，如果当晚在那里举行投票，那么“艾森豪威尔将无法从尼克松成员中得到任何一票”。与心烦意乱的副总统候选人站在一边的是乔蒂纳和威廉·罗杰斯。后来，罗杰斯说：“我们接到许多电话，大家都提出了建议。那天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事情一定会进展顺利。”

几乎同一时间，外界压力逐渐增大，必须通过广播或电视向民众解释。杜威建议尼克松尽快进行此事。尼克松同意了，但他认为有权先与艾森豪威尔通话。电话打到了“展望”号火车上。一番客套话之后，尼克松提出了杜威的建议，并说：“一切由你决定。”接着又说：“我希望你知道，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的任何时间，如果你希望我退出竞选，你可以确定的是，我会尊重你的决定。”艾克称，他认为这件事不该由自己做决定，尼克松便恼怒了。他因无中生有之事受到指责，他想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显然，这时领袖是可以帮忙的。于是，他干脆地告诉五星上将，要么做出决定，要么让位给别人。

两小时后，尼克松接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竞选委员会的通知，说他们会支付7.5万美元，让他在电视上向全美就竞选经费问题做出半小时的解释。巴腾、巴顿、德斯坦和奥斯本等共和党广告公司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64个电视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194个广播电台以及共同广播电网的560个广播电台全部联系好了。他们问参议员何时能准备好——第二天晚上是个不错的选择，在《我爱露西》节目之后有个空隙。尼克松说，不可能那么快，他必须回到加利福尼亚州，整理好思路。但是他说可以在那之后的第二晚准备就绪，于是便定下在弥尔顿·伯利的节目之后进行直播。订好联合航空公司下一班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后，尼克松便把自己关进了大使旅馆，开始做准备。

在途中，他从座位前抽出一叠航空公司的纪念明信片，在上面粗略地写下：切克尔斯……帕特的布外套——林肯提到普通人的话（？）

后来他解释道，他想到家里的狗切克尔斯，是因为1944年罗斯福在竞选时曾巧妙地用了他的狗法拉。在俄勒冈州的尤金，一张海报上写着“尼克松没有貂皮大衣”，他想了想，确实如此，他的妻子的确没有貂皮大衣。有关林肯的那句话背景较为复杂。米切尔曾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胜任参议员，他就不应该谋求那个职位。”这是个十分愚蠢的评论。如果这句话有什么含义，那就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到华盛顿任职。林肯不是说过上帝爱普通人，因为他创造了那么多普通人吗？在机场同迎接的群众打过招呼后（来的人数量少得令人失望），尼克松到了大使旅馆，他打电话给惠蒂尔学院的历史学老教授保罗·史密斯，让他核对引言。

同时，竞选中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运动暂时停下了。群众都忘记了总统候选人，而把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身上。后来又说他身体健康，电视节目再次被打断。人们纷纷猜测他即将要讲什么，甚至连艾森豪威尔都开始对此感到好奇。亚当斯在他的指示下打电话给乔蒂纳，询问情况。乔蒂纳说他也毫无头绪。

亚当斯说：“哦，别啊，默里，你肯定知道，他有稿子，不是吗？”乔蒂纳说他没有演讲稿，于是亚当斯又问：“那报界呢？”

乔蒂纳回答说：“我们在酒店为他们装了电视机，而且我们也找了速记记者，将讲话一页一页记下来。”

亚当斯说：“听着，我们必须知道他要说什么。”

乔蒂纳说：“舍曼，如果你想知道他会说什么，跟我一样，坐在电视机前听着就好。”

确实如此，尼克松有个大致的演讲主题，但没有手稿，他也没决定好该怎样结束演讲。杜威建议他让选民写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这似乎是个好主意，但他们该写点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他知道，每小时压力都在增加，新闻评论也会继续抨击他。《洛杉矶每日新闻》报道：“如果得不到民众的热情拥护……此次讲话就会被解读为由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下属早已做好的决定——只要候选人之一受到哪怕一点点儿怀疑，贪污腐败就不能成为竞选的议题。到时，尼克松可能会被要求退出竞选。”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下属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尽管将军一直在关注此事。这似乎极为重要。将军对亚当斯说：“我只相信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尼克松退出竞选，我们就赢不了。”当晚，艾克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那天他要在克利夫兰公共礼堂讲话，那之前，经理把他带到三楼的电视机前坐下。玛米和反尼克松基金的《先驱论坛报》的出版人威廉·鲁滨逊同他坐在一起，萨默菲尔德和吉姆·哈格蒂靠墙站着。

此时，尼克松准备离开大使旅馆，前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设在好莱坞埃尔卡皮坦剧院的演播室。摄影师、电机师以及控制间的工作人员在那里排练了一整天。所有人都准备就绪，除了主角尼克松，他依然没有决定怎样结束讲话。他正与乔蒂纳和罗杰斯商议，讨论听众发表对他意见的最佳方法——写信给他，给艾森豪威尔或全国委员会。这时，电话响了。接线员说是一位叫查普曼的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查普曼”是杜威的暗号。尼克松对乔蒂纳说，告诉对方自己不方便接电话，但对方坚持请尼克松接电话。尼克松勉强拿起听筒。

杜威告诉他：“艾森豪威尔的全体高级顾问刚刚开了会。他们让我告诉你，建议你在讲话结尾时，向艾森豪威尔请辞。你知道，我跟他们的观点不同，但告诉你他们的决定是我的责任。”

尼克松震惊到无法说话，杜威快速地抖动话筒，说：“喂，听得见吗？”

尼克松问道：“艾森豪威尔想让我做什么？”杜威表示不知道，他并没有直接同将军通话。尼克松说：“现在告诉我这些建议已经有点儿晚了。”

杜威继续问：“我该怎么告诉他们你会如何做？”

尼克松爆发了：“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如果他们想知道的话，最好去听广播！告诉他们，我也懂得一点儿政治！”

洛杉矶下午6点，东部时间晚上9点——广播半小时后开始。尼克松刮了胡子、洗过澡、穿好衣服后，发现他气愤得连演讲内容都记不住了，只能拿着稿子讲话。在剧院，主持人带尼克松和帕特进入演播室，并问他接下来怎么做。尼克松说：“我毫无头绪，就让镜头对准我吧。”在讲话前三分钟，他一度不想说话。他对帕特说：“我简直不相信我能过这一关。”她说他当然可以，并且现在做任何事都太晚了。镜头已经放出他的名片了，并对准了他。尼克松说：“美国同胞们，今晚我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出现大家面前，也作为一个自身正直和诚实受到质疑的人出现在这里。”

尼克松讲述了基金的目的和用途。他说，这笔钱只用作竞选经费。他从未见过这笔钱，因此根据联邦法律，没必要纳税或申报。他继续说：“有人会说‘参议员可能造假啊，我们怎能相信你说的话——毕竟，你是否能拿了其中一些现金呢？会不会中饱私囊呢？’所以我将要做的是——顺便说一下，这在美国政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着电视观众和广播听众的面，讲讲我的财务状况，我挣的全部钱财、我的所有开支以及我拥有的一切。”

他说了从青年时期到现在他所拥有的一切：一辆1950年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加利福尼亚州一栋市值3000美元的房子，由他的父母居住；在华盛顿有一栋市值2万美元的房子；4000美元的人寿保险和一张美国大兵保险单；没有股票、证券，没有其他财产。

他所欠的：加利福尼亚州房子欠款1万美元；华盛顿房子欠款2万美元；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贷款4500美元；欠父母3500美元；欠人寿保险费500美元。

他说：“差不多就这些了。这就是我们拥有的和我们所欠的。虽然它们并不多，但我和帕特很满意，因为这里的一分一厘都是我们自己的，都是靠正当途径得来的。”

毫无疑问，到那时为止，他已赢得了听众的心。在同罗斯福所说的被遗忘的人连续5次较量后，共和党最终提名了一个受到千千万万人认同的候选人。尼克松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作为普通人展示在大家面前。战争期间，他周围总围绕着“炸弹何时会掉下来”的声音，并且可能被授予一星或两星，但他并不以英雄自称。毕竟，此次演讲的关键在于详细讨论财务。这是关于钱的谈话，通过把所有的、曾经拥有的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地公开，他讲述了听众熟知的问题——使用了两年的汽车、房贷、为数不多的人寿保险。显然，这个人知道该怎样担忧孩子矫正牙齿、翻修火炉或支付电视机尾款等问题。当然，他巧妙地说，像史蒂文森州长那样“继承父亲财产”的人竞选总统是很好的。但是“一个谦逊平凡的人”能参与竞选也同样好，因为他们都记得林肯曾说过的普通人……

民主党人诽谤他不免过于急切，而共和党人想要放弃他也未免过于惊慌，现在他为自己洗清了罪名。尼克松有着强大的前进动力，他不愿就此止步。这是给国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的绝佳时机，他要像布莱恩做的“金十字架”演说和柯立芝处理警察罢工那样去做，他打算竭尽所能地利用它。

他告诉听众：“我还得说——帕特没有貂皮大衣。但她有一件令人尊敬的共和党的布外套。我总是告诉她，不论她穿什么都好看。”“我还应该告诉你们一件事，因为我不说，他们也会说的。在提名之后，我们确实得到了一份礼物。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男士从广播中听到帕特提起我们的两个孩子想要一条狗，无论你们信不信，在我们出发开始竞选之旅的前一天，我们从巴尔的摩的联合车站得到消息，说有我们的包裹。我们便去取了包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箱子里是一只可爱的可卡犬，一路从得克萨斯州送来的——黑白相间，斑斑点点，我们6岁的女儿特里西娅为它取名为切克尔斯。你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像所有孩子一样喜欢小狗。我现在只想说，不管他们怎样说它，我们都会继续喂养它。”

他说，在全美联播的电视上讲话并不容易，会“使你的私生活暴露无遗，就像我一样”。他这样做，是因为美国正处于危险之中，而唯一能拯救美国的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你们会问，为什么我会觉得美国处于危险之中？看看那些记载。杜鲁门–艾奇逊执政的7年里，发生了什么？6亿人被丢给了共产党阵营。”）他的讲话就要到高潮了。但时钟告诉他，他的讲话有点儿慢了。“我知道，你们好奇我到底是继续担任共和党的候选人还是请辞。我要说：我不认为我应该请辞，因为我不是半途而废之人，顺带说一句，帕特也不是半途而废的人。毕竟，她叫帕特里夏·赖安，出生在圣帕特里克节——你们知道爱尔兰人从不放弃。”

他继续说，但决定由不得他来做。他已经决定（就在讲话这一刻），“通过电视广播”将所有事交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处理。他将要请求听众帮助委员会做出决定：“无论觉得我该留下还是离开，请写信或者发电报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不管他们的决定如何，我都将遵从。”

节目负责人悄悄走进演播室，用力做着手势，提示他时间不多了。尼克松似乎没看见他。他的目光呆滞，继续对着镜头说：“……让我最后说一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继续战斗，继续到全国竞选，直到我们将那些伪君子以及维护他们的人赶出华盛顿为止。同胞们，请记住，艾森豪威尔是个伟大的人。同胞们，他是个伟大的人，投票给艾森豪威尔就是投票给美国的利益……”

讲演结束了。在卡利夫兰的艾森豪威尔转身对萨默菲尔德说：“阿瑟，你的7.5万美元肯定花值了。”

埃尔卡皮坦剧院里，尼克松正在对节目负责人说：“我很抱歉超时了，我搞砸了，对不起。”谢过技术人员，他收好笔记，整整齐齐地叠好——接着，突然发怒，将它们摔在地上。乔蒂纳兴高采烈地走进来，想要恭喜他，却无法安慰尼克松。他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我没能按时结束发言。”在更衣室中，他背对朋友们，突然大哭起来。

后来，尼克松又一次回忆当时的情形。在他的《六次危机》一书中，他回忆当时因他的讲话而备受感动的摄影师眼中的泪水。在他的记忆中，化妆师对他说：“那一定把他们镇住了，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广播。”当时，祝福者的电话使演播室的电话总机响个不停，“演播室的每个人都同意广播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当时讲演结束之后，尼克松就被一个念头困扰着，他准备告诉听众最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地址时，镜头上的红灯闪了一下又熄灭了。他没把握好时间，使听众没有记下地址。他推断，没有地址，听众就不会有所回应，委员会则根本就不会收到信件。他走向门外停着的车时，一条大的爱尔兰长毛猎犬冲了上来，对他摆着尾巴。他忧郁地对帕特说：“不管怎样，我们在狗的世界大获成功了。”

在大使旅馆，他发现，事实上，这次电视广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刚走进门厅，欢呼声便响了起来。他接到达里尔·扎努克的电话，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演讲”。在一小时内传来消息说，西部联合邮局挤满了全美各地的人。他的下属开始一点点儿搜集全美国反应的消息。据尼尔森统计，全美国有一半的电视用户收看了那次演讲。算上广播听众，总共有6000万人，其中大约有100万打电话、发电报或写信了。从邮局寄来的小额捐款加起来有6万美元，差不多可支付广播费用。这是一次空前的个人胜利，虽然起初他没意识到胜利的程度，但那晚他收到了几乎每位共和党杰出成员的表扬信，只有一人例外。艾森豪威尔没有发来任何消息。

事实是艾克曾发过贺电，但他的电报在一大堆雪片般飞来的电报中遗失了，这个意外造成了尼克松和将军高级顾问之间无法弥补的伤痕。从克利夫兰最早传到大使旅馆的消息是，半小时的演讲对艾森豪威尔来讲是不够的，他需要面对面的对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艾森豪威尔确实认为半小时太短了。为了面子，他认为他们应该在第二天晚上在惠灵市私下谈谈，然后不再理会经费之事。他以为尼克松早已从对电视演讲表示敬意的贺电中得知这一建议。尼克松在痛苦紧张中度过几日之后，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结果，他非常失望，于是怒气冲天。他大叫道：“他还要让我做什么？”接着让他的秘书露丝·玛丽·伍兹发电报给萨默菲尔德，称自己会在找到继任者之后辞去副总统候选人的职务。乔蒂纳在电报发出前就撕毁了它，而尼克松自己也再三思量，但两人一致决定最好对惠灵市的邀请置之不理。尼克松将在蒙大拿州米苏拉登上自己的竞选专车。一封违抗命令的电报传到艾克手中：“星期日到达华盛顿，乐意在你方便之时与你商谈。”

电报未到之前，萨默菲尔德打了一个电话。他问乔蒂纳：“默里，事情到底怎么样？”

乔蒂纳回答：“不太好。”“你说得不太好，到底什么意思？”“迪克刚刚给将军发了一封请辞的电报。”“什么！天啊，默里，你把它撕了，对吧？”“对，我撕了，但我不确定还会撕几次。”“迪克准备飞往惠灵市见将军吧？”“没有，我们今晚回米苏拉。”“什么？我的天，默里，你应该说服他到惠灵市来。”“阿瑟，我们信任你。如果你能从将军那里直接给我们个人保证，说将军赞同迪克留在候选人名单上，那样我还能说服他，否则我办不到。”

萨默菲尔德再次打电话前，尼克松一行人就离开前往蒙大拿州了，但身在克利夫兰的伯特·安德鲁斯打电话到机场找到了尼克松。安德鲁斯提醒尼克松，不要期望艾森豪威尔这位五星上将和党领导人会飞去见他。是忘记基金问题的时候了，报社评论员也转变了态度。《先驱论坛报》评论：“真相大白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投票，以107票比31票决定候选人名单保持原样。为了强调这一点，在蒙大拿州的尼克松终于收到了艾克的消息：“你的表现十分出众……我个人的决定以我个人的结论为准。如果你能立刻飞来见我，我将不胜感激。明天我将前往惠灵市。我对你的个人好感和敬意极其深厚，从未减少。”

尼克松在米苏拉象征性地出现几次，然后小睡两个小时，便启程前往西弗吉尼亚州。到达惠灵市，他还未下飞机，正帮帕特穿上共和党的布外套。这时，一个身影离开下面的人群，走上舷梯，他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惊讶地脱口而出：“将军，你怎么在这儿？你不应该到这儿来接我们。”艾克用手臂搂住竞选伙伴的肩膀，说：“为什么不能？你是我的小伙子。”当他们在候机室摆好姿势拍照时，尼克松的眼睛开始湿润了。

他现在有大批的同情者。祝福者们给切克尔斯寄来了各种各样的项圈、手工编织的狗用毛毯、一个狗窝和一年的狗粮。这只小小的可卡犬成了全美最有名气的宠物。甚至那些批评那次演讲的人都用它作为标准，衡量尼克松以后的演讲。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广告者》评论：“这个令人反胃的无聊的家伙竟变成了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然后，该报的评论家发现他有值得称赞之处，便加了一句赞美之语：“我们发现之前的想法正在土崩瓦解……新的尼克松让我们欢欣鼓舞。”

10月16日，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会慈善晚宴上发表了其两次最重要的演讲的第一个。他对外交政策处理的政治家风范，使一直支持史蒂文森的《纽约时报》转而支持他。10月24日，他在底特律发表第二次重要演讲，承诺一旦当选，“就会去朝鲜”。杜鲁门将这一承诺看作噱头，史蒂文森跟着开玩笑说：“如果当选，我将去白宫。”这使他的追随者们听了大笑，但艾森豪威尔的承诺深深打动了群众。战争仍然是美国最为头疼的问题。人们认为，随着美国最伟大的战争英雄到前线视察，事情发展肯定会有所改变。美联社记者杰克·贝尔随后写道：“实际上，竞选在那天晚上已经结束。”

但双方的相互责骂与控诉一直到竞选结束。11月的第一个周末，谣言四起：史蒂文森是同性恋，玛米酗酒，“艾德莱”是犹太人的名字，艾克已经死了但他的下属否认这一事实。自从1936年罗斯福与兰登大混战后，这次竞选已成为最丑陋的一次。11月2日星期日，一辆贴有史蒂文森海报的汽车被从宾夕法尼亚州收费高速公路挤下去，司机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密苏里州的乔普林，一个叫雷蒙德·尼克松的与参议员毫无关系的人，接到三次恐吓电话。新奥尔良警察局报告发生了11起暴力事件，都与政治问题有关。舍曼和雷切尔·亚当斯在纽约度过选举日。当晚，辛克莱·威克斯问他们去了哪里，他们说去了布朗克斯动物园看野生动物。

辛克莱说：“与竞选比起来，差别还是很大的。”“不是的，”雷切尔说，“没什么分别。”

选举当日，在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尔，史蒂文森参观了一所学校，那里也是投票地点。他说：“小家伙们，我想问问你们，有谁想和我一样成为伊利诺伊州的州长，请举手。”几乎每个孩子都举手了。他说：“大家意见都差不多呢。现在，我想问所有州长，是否愿意成为你们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他举起了手。他精神状态极佳，自信满满。他的下属做了一个打赌箱，每人放5美元进去，在纸条上写下他们估计会得到的票数。他在自己那张纸条上写着预计会得到381票，完胜对手。其他人则不像他那么乐观，但也没人觉得他会被打败。

大选前一日，《纽约时报》头版标题写着：测验表明，选举结果变数很大。“无论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还是民主党的史蒂文森州长，目前都不能肯定说会赢得大选。”这句话总结了《纽约时报》记者进行的7次全面调查。那些4年前预测错的人，现在小心谨慎了。民意测验谨慎地统计着还未投票的数量非同寻常之多的人数，并预测这些流动票将会平均投给两位候选人，但几乎所有票都投给了艾森豪威尔。民意测验者没有注意到或者忽略的是，这些中间派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登记的选民。而以前漠不关心的投票者前来登记，通常都投反对票，这一次也不例外。这是1932年以来的首次大转变，全美都转向了共和党。

艾森豪威尔以33936234票对27314992票赢得大选。共和党评论员称此次胜利为对自由企业的认同，认为在就职当天，午时的钟声响起后，一个有效率的商人政府就会将彭德格斯特的政客赶出去。《芝加哥论坛报》检查新建郊区送来的调查，开玩笑说，从城市搬出去的人们受到新鲜空气的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改变了。原先住在邻近罗斯福和杜鲁门街道的大部分年轻夫妇搬到新郊区后，都转而支持艾克。获胜的候选人在长岛莱维敦获得66％的选票，在伊利诺伊州森林公园得到69.4％的选票。

史蒂文森并不能算失败。他获得的票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位落选候选人的票数都多——事实上，比当选总统的人获得的票数也多，除了1936年罗斯福的得票和艾克此次的得票。尽管艾森豪威尔获得了531票中的442票，但他还是没有共和党前三位总统给人留下的印象深：他的多数票低于11％，那三位则分别是28％（哈定）、30％（柯立芝）和18％（胡佛）。而且，虽然他以600万选票的优势获胜，但他在共和党的国会中仅得到一个多数。在新的众议院中，共和党多数派为10票，而参议院中仅为1票。

无论如何，1952年的选举同1932年的一样，是一场关键性的选举。民主党仍然是大党，在登记的选民中，两党比例为5∶3，但这没有多大意义：坚定的民主党——共和党称为“膝跳反射的自由派”，人数有所减少。“投给那个人，而不是那个党”，已成为一种时髦的说法，好像那些投票给罗斯福的人还做过别的事一样。无党派的选民已增加到超过全体选民的20％。国会中，控制权被牢牢掌握在共和党南部民主联盟手中。该联盟成立于15年前，目的是反对罗斯福的法院革新法案。其对立法革新的怀疑态度符合国民的新情绪——保守、满足，尤其是对离经叛道警惕性很强。

大选当日晚上，史蒂文森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地下办公室边处理伊利诺伊州的事务，边听着一台小小收音机中播放的得票结果。他写好了两份发言稿，一份是宣布胜出的稿子，另一份则是承认失败的。9点整，布莱尔走进办公室，他平静地问：“比尔，是哪份？a还是B？”布莱尔回答：“州长，恐怕是B。”史蒂文森说：“好吧。”

凌晨1点43分，史蒂文森走进利兰旅馆大厅。他高兴地向情绪低落的志愿者微笑，然后走到一排话筒旁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争中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官。他在竞选中则是一位精力充沛、无惧无畏的对手。他的这些品质将引领我们走过今后的4年……”宣读完承认失败的电报后，他的眼光穿过人群，向外看去。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有人都感到了这一点。“摇摆世代”的民主党人，在自己党掌管政府的这些年，已经长大成人。现在，随着改革时代的消逝，他们看不见前方的路。史蒂文森也看不见，但作为领袖，他想说另一番话。略微停顿后，他说：“我走在街上，有人问我有什么感受，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同乡曾讲给我的故事——这个人是亚伯拉罕·林肯。他说过他就像个在黑暗中撞伤了脚趾的小孩子。他说他因为年纪不小，不能哭了，但又因为太痛了，也笑不出来。”

史蒂文森走了，上百万人发现，至少在那一晚，他们并没有因为长大了而忍住眼泪。在这个沮丧的时刻，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共和党20年来身为在野党的孤寂——习惯了掌握权力如今却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的挫败感。

11月5日星期三，在白宫和利兰旅馆的民主党人都起得很晚。但艾森豪威尔将军很早就起来了，飞往奥古斯塔。那位总统当选人将高尔夫球放在球座上对准第一个洞口时，天刚亮起来，阳光灿烂。他的第一个球径直沿着平坦的球道上飞出约250码。两位身体健硕的年轻人向他的有力一击表示祝贺。接着，他向在场的其他人介绍，那两位是美国特勤局的成员。

剪影：艾森豪威尔时期早期

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的

那年秋天，华盛顿等待着自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的指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变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这么说吧，从防空洞转到了烧烤架。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十分容易。摇滚尚未出现，音像店也不是青少年的地盘，顾客仍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主题是爱，而不是欲望。他们慢慢地沉迷在那些柔和甜美的声线中，如马里奥·兰扎、朱莉·伦敦和托尼·贝内特。那时，美国退伍海兵哈里·贝拉方特的年收入已达75万美元。他的唱片《卡利普索》成为第一张销量过百万的黑胶唱片。那些循规蹈矩之人每月都会购买10万张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仅是一位歌手，还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流行音乐部门的总监，这就意味着每卖出一张唱片，他都会赚两份钱。当时的音乐让人轻松舒适，让大家都忘了那是一笔大生意。米勒的同事佩里·科莫在星期六晚上的电视节目中说，他不介意为了生活回去剪头发，但电视机前的观众却无人发笑。

17年过去了，好彩牌香烟的歌曲仍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六晚上播放。为某种产品打广告，还没人认为是有害无益的。1952年，排名第一的歌曲是约翰尼·雷的《恸哭》，到1953年被帕西·费斯的《你的心在哪里》所取代。渐渐地，自动唱片机传来其他流行歌曲，如《葡萄牙的四月》、《烟雾弥漫的山顶》，薇拉·琳恩的《再见，亲爱的》、罗丝玛丽·克鲁尼的《请来我家》、特克斯·里特尔的《正午》。《正午》是第一首电影大片的主题曲，出自加里·库珀出演的同名电影。其曲调改编自“迪米特里·迪奥姆金的原创民谣”，由于整首歌朗朗上口，连艾森豪威尔将军都难以忘怀，哼唱了好几个月。在这些生动的艺术中，没有任何令人震惊或紧张的元素，也没有引起混乱。那是孕育的阶段，是喘息的机会，是放松重新调整的时刻。敏感的民主党人察觉到这一点了，史蒂文森说：“我同意现在是喘息的时刻，而自我调节已成为时代的精神。”艾奇逊则建议朋友“遵循自然规律，休养生息”。

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交接的空隙，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一位名叫莫雷·伯恩斯坦的商人兼业余心理学家准备对一位美丽动人的33岁女性弗吉尼亚·泰伊实施催眠，在心理学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在被伯恩斯坦催眠前，弗吉尼亚还只是科罗拉多州的一名普通家庭主妇。在他的引导下，弗吉尼亚讲起柔和的爱尔兰语言，跳起吉格舞，确认自己是个爱尔兰妇女，名叫布里代·墨菲。在爱尔兰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还真有这个人。她于1758年出生在科克，也埋葬在那里。接着发现，弗吉尼亚不仅以布里代的身份说话，还了解19世纪初科克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民、地理和风俗。连续在《丹佛邮报》上露面后，她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伯恩斯坦关于她的书《探索布里代·墨菲》先后加印了8次。弗吉尼亚以布里代的身份说的话被刻成黑胶唱片，售出3万张，每张5.95美元。

尽管精神病学家震惊不已，但还是认为弗吉尼亚是把潜意识中的记忆片段交织在了一起。果不其然，在芝加哥，一个美国人发现一位本姓为墨菲的安东尼·科克尔夫人，弗吉尼亚在易受影响的童年时期曾住在她家对面。科克尔夫人来自科克，在孩子的请求下，她不断讲述自己年轻时在爱尔兰的生活，以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

电影院的收入持续走低。碧姬·芭铎在《上帝创造女人》一片中的表现引起轰动，这颇能说明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时代周刊》惊讶道：“碧姬躺在那里，有立体银幕那么大，屁股赤裸着朝上，就像审查员的眼珠。”于是，负责删剪电影片段的审核人员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这位法国最著名的演员只能在大城市的电影荧幕上出现，并且也不是总能见到，而普罗维登斯、沃思堡、孟菲斯和费城则彻底禁止播放她的电影。在艾森豪威尔获胜的那个月，电影院老板认为他们应该在立体电影上弄出点儿新花样。立体电影的制作者认为这是继有声电影后的又一发展。该类电影采用三维立体技术：观影时，你要戴上硬纸板外框的眼镜，然后就会觉得像坐过山车一样地飞速直下，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飞驰，又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一支矛冲出银幕，直指自己的咽喉。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长篇立体电影《非洲历险记》在洛杉矶公映。其在一星期内的票房为9.5万美元，派拉蒙影业公司的一位经理嘲笑这种要戴眼镜看的电影的票房最终会十分惨淡，他说：“如果给观众放他们想看的东西，在他们的脖子上戴马桶都可以！”结果新鲜劲儿一过，立体电影就像维他风一样死气沉沉了。

在艾克和史蒂文森竞选期间，还有两件时髦的事：飞碟和数字油画。据说第一次看见飞碟是在1947年，当时华盛顿州的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在亚基马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上空有9个不明飞行物，形似浅盘，以每小时1200英里的速度在天空飞行。到艾克竞选时，困惑的空军每个月要调查50宗不明飞行物的案件，10年内花费在探索飞碟上的钱共计50万美元，而这一谜案却比以往更加神秘。

数字油画就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艺术了。这是一种非艺术之人的小儿科行为，他们可以不必创作任何艺术作品，就以画家自居。这10年来，其带来的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赝品层出不穷，因此数字油画可以被看作文化界的风向标。想出彩色数字油画主意的是底特律的帕尔墨绘画公司。顾客可以购买一幅复杂的静物写生或人物肖像——弥尔顿·伯利的是最受欢迎的。他们同时配好50种油彩或水彩，编上号码，并将对应的号码涂在油画布或画纸上。假如乌贼墨色的编号是14，那么对应14的地方便都涂上这种颜色，以此类推。使用帕尔墨的方法，你花上11.5美元（含税）就能重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将其装裱在“古色古香的金色画框中”，而这个裱框其实是塑料的。

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清晨5点30分，星空下，两个男人出现在曼哈顿莫宁赛德大道60号，他们裹着厚外套，将领子竖起抵御严寒，随后坐上了等在路边的黑色豪华轿车。其中一人是美国特勤局的爱德华·格林，另一个则是当选的美国总统。在那个时间，城市中还没有车辆行驶。轿车飞速穿过空寂无人的街道，直奔东河方向，驶过三区大桥，转向长岛，最后停在与米切尔机场平行的小路上。那里有两架星座式客机正在待命，喷气式飞机出现之前，那已经是最快的飞机了。其中一架是为将军准备的，寒风凛冽，将军赶紧登上了舷梯。

艾克的下属将搭乘另一架飞机。那个星期六的凌晨，美国特勤局的车辆来回穿梭于整个纽约市区，与当选总统的车辆同时开出。他们采取了特别的方式，以确保不会引起外界的关注。将乘坐此次飞机的大人物离开家门，在约定的陌生街头汇合；被委派的国防部长、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查尔斯·威尔逊在中央火车站徘徊，假装是一位错过车的乘客，其实他在等他的司机。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替艾森豪威尔准备了一份充满虚假约会的日程表。这份日程表将发给报社，表示将军在家公务繁忙。一直守候在莫宁德赛大道60号外的记者将会看见每天都有不少显要的政治家进进出出——哈格蒂可不想露出任何马脚。共产主义分子应该不会试图杀害艾森豪威尔，但如今国际局势这么紧张，谁也不愿意冒险。

星期二晚上8点，两架飞机在汉城外降落，马克·克拉克和詹姆斯·范佛里特两位将军迎接了他们。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也就是将来的三军总司令在韩国待了三天，研究战争形势，在大炮轰鸣的前线探望士兵。12月6日星期六，美国人民首次得知此次行程。哈格蒂发表声明告诉美国人民，下一任总统并“没有灵丹妙药，也没有解决办法”，但向他们保证“能做之事也有很多，并且会尽全力去做”，以此支持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与此同时，艾克前往檀香山，与他的顾问们一起登上美国海军巡洋舰“海伦娜”号。尖刻的民主党人表示，他飞往太平洋地区的唯一原因不过是实践竞选时的诺言。他在那里的72小时中确实没做什么事，但那次旅程的意义远不仅如此。他上前线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美国军队的士气，结冰的战壕提醒他——其他东西都没有这个作用，停战已经迫在眉睫。最终，有了“海伦娜”号的巡航。巡航期间，他接受并思量着麦克阿瑟的意见，接见并选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下一任主席阿瑟·雷德福舰长，并与他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相互增进了了解。这三人都认为美国的对手只懂得使用蛮力。此次巡航至关重要。

将军之前从未见过舰长，雷德福作为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在硫磺岛登上“海伦娜”号。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布雷德利的第二届任期将满，艾森豪威尔推断，其继任者一定与查尔斯·威尔逊一样，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中心在亚洲。雷德福不仅符合这一条件，而且还狂热地守护太平洋战区，他甚至都不愿听到关闭西雅图桑德因特海军基地的建议。他也赞同制订新的战略方案。艾克认为，庞大的军事预算对斯大林有利，如果新政府倾力打击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威胁，那么美国将陷入困境。他认为，制造大量的核武器是阻止侵略的更为明智的方法。如果苏联知道这场绝望的战争最后会以在克里姆林宫投放原子弹告终，那么世界恢复和平的机会就会增加，或者理论上如此。杜勒斯喜欢这一想法，后来他称之为“大规模报复”。

当然，这个想法十分危险，接下来对它的讨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重大政治议题之一。一些民主党人指责即将担任财政部长的乔治·汉弗莱。汉弗莱强烈主张搞预算平衡，而五角大楼是联邦经费的最大支出者。汉弗莱只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众多拥护者之一，麦克阿瑟也在其中。登上“海伦娜”号时，艾森豪威尔得知他的老首长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大会上说，他已找到“一个清楚又明确的办法解决朝鲜战争”，并且“不会引发世界大战”。他拒绝公开该方案，但表示会呈给当选的总统。“海伦娜”号上的大部分显要人士都不再把麦克阿瑟当回事，但艾克却不这样认为。他致电沃尔多夫，表示期待与他见面，“我也许会从你的想法和经验中得到许多益处”。麦克阿瑟乐意见面，“尤其是因为，尽管我作为个人和军人对此十分热心，但这是我回来后官方首次对我的建议表示出一点儿兴趣”。

12月9日，哈格蒂向媒体发布了此次会面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杜鲁门从岳母的葬礼返回华盛顿时读到了这一消息，随之暴跳如雷。他说，如果麦克阿瑟将军有结束战争的妙招，就应该告诉美国总统，这是他的职责。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对麦克阿瑟的计划是否切实可行表示怀疑。他怒气未消，也向“海伦娜”号“开火”了。他说，艾克前往朝鲜半岛的保证是竞选中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行为。现在，每个人都发怒了。麦克阿瑟的意见简直不值一提——艾克到纽约去沃尔多夫酒店拜访了他，了解到他的想法不过是威胁中国，现任政府和离任政府之间进行平稳交接的希望也破灭了。

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在飞往汉城前，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曾拜访白宫，试图结合两者的外交政策。杜鲁门叫来艾奇逊，让他介绍世界上陷入战争的地区。他详细叙述了越南战场，他说最大的问题是，法国是否还有继续对抗共产主义的意愿。

艾克希望有个好的开始，但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他对领导的概念反映出他信任专家和权威。舍曼·亚当斯是他的参谋长，头衔是“总统助理”。亚当斯之下则是内阁，组建内阁是总统当选人的当务之急。许多总统认为内阁作为审议机构太过冗杂，作用也不大，他们宁愿与白宫的工作人员共事，让部长们去管理那些部门。艾森豪威尔有意把他的内阁当作国家委员会，在其中商议所有重要事务。所以在就职前的几星期，他并未同杜鲁门和艾奇逊协调工作，而是在1月12日和13日，在纽约海军准将酒店，让新任命的部长们预演了两次。

他任命之人反映出他对美国商业界的赞赏。艾克希望他任期内的政府作为商业的政府而为人们所记住，并多次谈及此想法。他认为，商人比军人更有才干，这二者又都比政治家出色。对于他来讲，政治家就是一群无能之辈。位于其价值标尺顶峰的，是工业界的伟大领袖。他组建的内阁中，商业界人士占了大部分，以至于史蒂文森称其是“大交易”，美国运输研究委员会在《新共和》周刊上说这是“8个百万富翁和1个水管工”组成的内阁。这个水管工就是工会领袖马丁·德尔金，他将担任劳工部长。

汉弗莱担任财政部长，威尔逊是国防部长，司法部长是布劳内尔，邮政部长是萨默菲尔德，农业部长是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内务部长是道格拉斯·麦凯，商务部长是辛克莱·威克斯，而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将担任4月11日新成立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第一任部长。这与民主党的内阁相比，变化十分惊人。新成员中有三人来自通用汽车公司：威尔逊、萨默菲尔德、麦凯都是雪佛兰汽车的经销商。（在一次讨论激烈的新内阁会议中，杰里·帕森斯递给埃米特·约翰·休斯一张纸条：“从现在起，我只买普利茅斯牌汽车。”）由于五角大楼7.8％的业务都交给了通用汽车公司，威尔逊不得不卖掉了他的股份。之后，艾克要求其他内阁成员都这样做。

艾森豪威尔任命的部长们与他本人一样，在某些问题上比共和党的政治家更为右倾（塔夫脱向朋友透露，他担心政府中企业家数量太多），他们的言论也更为保守。接下来的几个月，人们就看到了几个突出的例子。新政府中最健谈的就是威尔逊，讲话总是滔滔不绝，因此他的绰号为“发动机查理”（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也叫查尔斯·威尔逊）。“发动机查理”有时会说他的话被引述错了，有时他的确是对的。他从未说过：“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处就是对美国有益处。”他只是在参议院委员会讨论批准他的任命时说：“对美国有益处的就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处的，反之亦然。”这一说法与之前的说法全然不同，是对新政府不看好的自由记者将其颠倒了。然而，威尔逊也有不当之处。在谈论五角大楼花费过多的问题时，他说：“我可不是来经营杂货铺的。”

艾森豪威尔总是因为听见威尔逊说出不得体的话而生气，为此休斯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描述：他首先“牙齿咬得咯咯响”，接着“紧咬嘴巴”，最后“慢慢地将亮蓝色的双眼痛苦地转向上方”。“发动机查理”的同事们有时也会因出言莽撞而遭受抨击。乔治·汉弗莱谈论海明威1952年出版的小说《老人与海》时说：“有些老人失败了，一事无成，为何还有人对他们感兴趣呢？”威克斯承认，在艾克的领导下，他实际上都不信任政府对贸易的监管方式。本森喜欢谈论农产品价格的“精神层面”。有人提议免费为全美儿童注射沙克疫苗，霍比夫人则公开谴责它为“走后门”而来的“公费医疗”。政府中另一位成员霍华德·派尔作为有权参与内阁机密的总统副助理，竟亲口说出“受苦的权利是自由经济的乐趣之一”这样的话。

回顾过往，这个即将上任的内阁比那些评论所预测的更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个团队，他们敬业奉献、勤劳奋进、头脑清醒、忠诚爱国。几星期以来，部长们每天准时出现在白宫西翼棺材状的长桌旁，在高背黑皮椅上坐得笔直，认真地在面前的白色小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总统讲话时便严肃地点点头。幸而他们并不轻易气馁，因为他们肩上的新责任极其重大。所有人，包括威尔逊在内，都未被要求处理像1953年1月发生在美国政府中的那么大的事件。上次共和党执政时，联邦政府工资单上有63万雇员，如今有256.1万人，增长了3倍多；预算也从38.63亿美元增长到854亿，猛增了21倍不止。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政府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内阁中最年轻和最坚定的共和党人。休斯这样评价副总统尼克松：“干脆果断、讲究实际、注重逻辑，从不提出过大目标，但在建议或改良方法上却迅速敏捷——我一直认为他像一名高效率的辩护律师，带着对法律奇怪的马马虎虎的兴趣。”像其他人一样，尼克松有时会让艾克不知所措。他在电视上讨论艾森豪威尔早期的决定时说：“顺便谈谈国务卿杜勒斯，我们终于有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国务卿了，那不是好事吗？”当厄尔·沃伦被任命取代弗雷德·文森的职务时，这位副总统称他为“伟大的共和党首席法官”，使得艾克大发雷霆。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拉斐尔·特鲁希略·莫利纳的宴会上说：“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卓越的领袖干杯。”当时他正在高脚玻璃杯旁露出微笑，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

那些在海军准将酒店召开的就职前内阁会议预示了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会发生的事。一开始，他们就热忱地投入其中。每次会议前要么默默祈祷，要么由本森念祷告词——他是摩门教十二门徒理事会的理事之一。如果艾森豪威尔忘记了，杜勒斯会清清嗓子，小声提醒，艾克则脱口而出：“哦，天啊，今天早上我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达成目标。埃兹拉，请吧……”他们也进行了大量讨论。当时的主要议题是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仪式。尽管民主党抱怨不断，艾克还是决定以霍姆堡毡帽代替传统的大礼帽，以显示他不拘小节，这也是新郊区的人们支持他的原因之一。他向这群人读了他宣誓就职后将发表的演说，当他们鼓掌时，他更是谦虚地说：“我需要你们的掌声，但我更需要你们的蓝铅笔。”威尔逊说：“你把旗帜高举起来了，太棒了。”大家发现，“发动机查理”在任何问题上总是最先发表意见。当当选的总统陈述他最看重的信条之一（所有国家，包括共产主义国家都需要进行自由贸易）时，威尔逊插嘴说：“我比较守旧，我不愿向印度出售武器。”这可让反共产主义者窃喜不已，但他也会让他们震惊。在讨论朝鲜战争是否有可能停止时，他问：“能否来个一揽子交易？也许我们可以承认中国，解决远东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纽约一切准备就绪，于1953年1月18日星期日离开那里，与家人一同搭乘宾夕法尼亚铁路第90号商务列车前往华盛顿，他1945年从欧洲回来时也坐的同一列车。首都四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已然开始，每个旅馆都已客满。《纽约时报》报道，理发师推出了“玛米爆炸头”，如果顾客想把头发烫卷，只需花费两美元；如果想戴“假发”，那么价格可高达17.5美元。当选总统无暇理会这些琐事。他晚了一个小时离开曼哈顿，因为他在海军准将酒店修改就职演讲稿。星期一，他和其下属还要在斯塔特勒酒店12层的总统套房继续修改演讲稿，那里离白宫有三个街区。不幸的是，太多顾问参与其中并给出意见，让星期二中午的就职演讲显得单调沉闷、冗长乏味。另外，演讲前的宣誓完全属于他一人，那是当天最令人难忘的时刻。它使人们想起新任总统最可贵的品质——休养生息。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行进时，一个卖纪念章的小贩清点存货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他有两种新颖的纪念章，一个写着“我爱人人”，另一个写着“我恨人人”。第一种纪念章销售一空，第二种则几乎无人问津。作为旁观者，他说：“今天，大多人都是爱别人的。除了小孩，根本没人买‘我恨人人’的纪念章。”

民主党人可找不到高兴的理由。依然因杜鲁门的出言不逊而怀恨在心，艾克拒绝了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要与其在白宫共进最后一顿早餐的邀请。杜勒斯已两次拜访艾奇逊，而艾奇逊则宁愿他不要来。二者虽然都是冷战的强硬派，但他们的政见有很大分歧。艾奇逊怀疑（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继任者会迫于麦卡锡的压力，解除约翰·卡特·文森特的职务。（文森特是个出色的外交官，曾受到麦卡锡的攻击。）

到1月20日正午，麦卡锡就成了共和党的一个难题。共和党20年来一直在抨击政府（自上一任共和党总统以来，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继续任职），现在他们将接管它了。离任的民主党人则松了一口气。玛格丽特·杜鲁门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前往艾奇逊位于乔治敦的家时，转身开心地对父亲说：“嘿，杜鲁门先生。”杜鲁门愣了一会儿，便开怀大笑。他离开的消息没有提前公布，但在P街艾奇逊家的人行道上，聚集了500名祝愿者；在联合车站，5000人等着欢送“费迪兰·麦哲伦”号最后一次驶向独立城。杜鲁门站在站台上，对他们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姿态，自己即使“活到100岁”也不会忘记这个手势，然后他伸出手，做出他当年竞选时笨拙的姿势，嘲弄地尖声说：“这就是我想做的！”火车司机鸣笛警告后，火车便缓慢向前开去。一个孤独的声音唱起《友谊地久天长》的头几句，接着众人加入，开始了雷鸣般的合唱，杜鲁门从此成为历史。

1953年1月21日星期三，清晨，白宫：

虽然新总统参加了两个就职舞会，接近凌晨两点才休息，但照常7点半起床，独自在卧室吃早餐——习以为常的半个葡萄柚和咖啡。华盛顿人通常起得较晚，但西点军校教会艾克早起是一种美德，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将每星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会领导的早餐会议定在早上8点，尽管他们极不情愿。他处理日常事务的时间不会超过8点半。穿上咖啡色西装，打上亮丽的领带，他走到一楼，大步流星地走向白宫西翼的总统办公室，舍曼·亚当斯（也是习惯早起的人）已在等候他。总统红色皮椅后的桌子上，竖着一座绿色大理石的气象钟，是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花400美元购买的。艾克把它设置好，他是个有条不紊的人，每天早上都会这样做。

早上8点2分，他要接见的第一个人是布劳内尔。他们商谈了一些程序问题。内阁成员下午5点半将在东厢宣誓，威尔逊无法参加，因为他正在出售价值25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份。（俄勒冈州的共和党人韦恩·莫尔斯将在参议院发言，提议威尔逊应被除名。在整个10年中，莫尔斯将是政府内部的肉中刺，最终他加入了民主党。）布劳内尔回司法部后，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布拉德肖·明特纳夫妇前来面见总统。明特纳是皮尔斯伯里·米尔斯公司的法律顾问，而这是一次社交拜访。去年春天，在明尼苏达州总统预选时，他为艾森豪威尔组织旨在使其进入候选人名单的运动，这次的见面就是对他的奖励。

整个早上都被总统的例行公务塞满。29个身穿红夹克、头戴白帽的骑师蜂拥而至，他们是科罗拉多州帕洛米诺骑警巡逻队，参加了昨天的游行，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接着，总统接见了警察局局长赫伯特·福赛斯带领的丹佛少年警察乐队。收发室传来好消息：昨天的大典中，共收到1500封贺电。两位共和党州长与总统共进炸鸡午餐。下午，艾克为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做准备时，才发现他没有办公桌的钥匙。

亚当斯解决了钥匙的问题，之前总统亲自负责的绝大部分文件也交给他处理。亚当斯、珀森和哈格蒂是与总统最为接近的三名助手。除了杜勒斯可以在任何时间面见总统外，政府中其他人必须通过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才能见到总统。大多数情况下，他那潦草的“OK，SA”与总统签名一样有效。他每天平均要接听250个电话。亚当斯还使事情井井有条。白宫工作人员被警告不得散播流言蜚语，不得在走廊吸烟，不得将脚放在桌上，也不能在“举止”上有“古怪的习惯”。

当助手们忙于工作时，艾克则在思考更重要的事，并保持身体健康。时年62岁的他是美国第34任总统：头顶光秃、英俊潇洒、精力充沛、面色红润、肩膀宽阔，身高177厘米、体重80公斤，只比40年前在军校时重了1.8公斤。他昂首挺胸，咬紧牙关，紧闭双唇。生气时，他会用右拳打左手掌，用手掌紧紧握住拳头；休息时，他表情严肃。要是他不愿见人，便可以很冷漠。然而，他最吸引人的特征却是迷人的微笑。

胡佛用重力球锻炼身体，罗斯福游泳，杜鲁门散步，艾克则打高尔夫。美国高尔夫球联合会在白宫玫瑰花园外为他修建了一个高尔夫草坪，设了一个球洞。天气好时，他就在总统府南草坪挥舞球杆；阴雨天，他可以在天花板很高的卧室练习。不久，他又把过道对面的闲置卧室改造成画室。新任第一夫人在战后的圣诞节送给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批颜料，从此绘画便成为他的爱好，十分认真。现在，他正给他的顾问们画肖像呢。民主党批评家正描述亚当斯是怎样尽力一次处理6件事时，接到艾森豪威尔打来的电话问：“你的眼睛是蓝色的吗？”他们提醒美国人，自柯立芝以来，再没有那么轻松的总统。民主党人讥讽艾森豪威尔的日程表，说那不过是列了一些他不会采取的措施。专栏作者TRB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民众爱艾克。他做得越少，他们越爱他。也许，这就是诀窍。他不会破坏现状。”

如同大部分政界人士，艾森豪威尔也不爱戴眼镜。他的秘书安·惠特曼在一个特殊的机器上以特大号字体誊写他的演讲稿。他不会随身携带老花镜，而是在白宫随处放上一打，每当思考问题时，他都会拿起一副，咬起眼镜腿儿来。平装本西部小说仍是他最爱的轻松读物。卢克·肖特是他最欣赏的作者，虽然他也读了布鲁斯·卡顿内战三部曲的前两部《林肯先生的军队》、《光荣之路》，不久则读完第三部《沉寂的阿波麦托克斯》。按照他的指示，办公室的书架上摆了杰斐逊和林肯的作品集。他一有空就翻阅。《林肯选集》第二卷（1848～1858年）中，有一段话是描述他自己如何对待总统工作的。艾克很喜欢引用这段话：政府真正的目标是为人民做他们需要做但作为个人又不能做或做得不好的事。如果是个人就能做得很好的事，政府就不该干预。

从下个星期三的上午10点半起，艾森豪威尔将在隔壁行政大楼的印第安人条约室定期接见白宫记者。在这些接见会上，他常常表现出对重大事件毫不知情。虽然这常常使其助手窘迫不堪，他却坦诚表示这是真的，他坦言：“你们在告诉我一些我从未从我的政府听说过的事。”他信口开河，不管语法、句法规则，乱说一通，常常使助手们不知所措。聪明的记者们记下了艾森豪威尔版的“葛底斯堡演说”：我没有核对过数字，我想大概是87年前，一群独立自主的人准备在这个国家建立政府，我相信东部地区也包括在内。他们的理念则是建立在类似国家独立的秩序与纲领上，即每个人都和另一个人一样……

他唯一读的报纸是共和党《先驱论坛报》，这是事实，但要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极其愚蠢（当亚当斯担心发布会上的一些敏感话题时，艾克就会淘气地笑着说：“我会让他们摸不着头脑的”），或者把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电视上，也不是事实。他唯一经常看的节目是《弗雷德·韦林演出》，每星期日晚9点至9点半播出。他偶尔也会到白宫的地下影院看电影，但是很少。他认为最愉快的事就是邀请十个八个好友，在白宫屋顶的日光浴室会餐，他则亲自动手在活动的烧烤架上烤牛排。受邀来参加这个晚餐的人会收到写有“DDE”的便条，通常只写他们的名而不写姓：5月28日星期二晚上，你是否方便来参加一个非正式的男性晚宴。我希望一小群人聚聚，如果你能来，我会非常开心……因为这是非正式场合，我提议我们7点15分在白宫见面，早一点儿共享晚餐，晚上则可以畅谈……我大概会穿用餐服，你穿便装即可。诚挚感谢，真诚的，DE

谁会受到邀请呢？不会是政界人士。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由于其职责所在，他见他们已经见得够多了。也不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一旦他为某个部或局找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负责人，他便觉得完成了自己的职责，然后就将他和他的单位抛诸脑后了。如果当晚艾克想打桥牌打发那个晚上，便会邀请他最喜欢的牌友——北约的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将军、可口可乐公司总经理威廉·鲁滨逊或投资银行家克利福德·罗伯茨。如果是聊天，他邀请的人会多一点儿，但也是同一个朋友圈内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调查“总统的玩伴”，发现只有一个人与政界有点儿关系，那就是科罗拉多州前任州长。其他人则包括两个农场主、两名石油大亨、两个酒商、两个高尔夫球友、两个房地产经纪人和三位银行行长。工商界人士占大多数——来自酒店、汽水、出版、保险、家用电器和轮胎业的总经理们，除去他们，就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了，如赫伯特·胡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和伯纳德·巴鲁克。

他们都会谈论什么呢？假如是第一次会面，他们一定会花些时间来欣赏各盟国政府为总统精心挑选的以示谢意的礼物，这是必不可少的。艾克在总统府的白色椭圆形书房中放满了陈列纪念品的展示柜，并称它为自己的“纪念品陈列室”。他们谈笑风生，一小时内可以从石头花园谈到现代建筑，还谈到帕特和迈克的笑话、法国料理、上好的波本威士忌、土耳其浴室、汽车款式、种菜、犹太人的幽默以及扑克牌的玩法。他是个健谈的人，喜欢讨论具体问题，而非泛泛之谈。如果探讨麦卡锡藐视宪法权利，他会心不在焉。但如果谈到某个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具体情况，他就会一直听下去，只要你说话不是太尖刻。他不欢迎恶毒卑鄙之人，艾克一向慷慨大方，他希望朋友们也如此。只有绅士才有资格进入这些房间，其余的只能同舍曼·亚当斯打交道。

罗伯特·A·塔夫脱的政治手段从未如此娴熟，他的精力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用之不尽。他在国会山四处活动：组织第83届国会、智胜对手、奖励盟友、决定谁应该担任何职——总之，除了刷国会的房顶外，能做的都做了，而之后的某天，他连这个也要管了。塔夫脱让自己成为多数派的领袖，并将所有重要的委员会主席职位交给极端保守的朋友担任，如尤金·米利金、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威廉·兰格、休·巴特勒、霍默·弗格森和威廉·洛兰。那些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之前就支持艾克的参议员，例如堪萨斯州的卡尔森、纽约州的艾夫斯、宾夕法尼亚州的达夫，发现自己被委任的职位不受待见也无足轻重。塔夫脱瓜分参议院这块大蛋糕时，有一件事失算了。他以为自己让麦卡锡进入政府工作委员会是谋略过人，以为这样他就能把时间都花在监督总务署的数字上了。塔夫脱表示：“我们已把麦卡锡安顿在他再也不会搞破坏的地方了。”

然而，任命刚刚下达，麦卡锡就开始找麻烦了。他在提交给参议院批准的政府人员任命单上就找到了借口。第一眼看上去，这份名单完美无瑕，但麦卡锡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出罪状。詹姆斯·科南特是艾克任命的驻德高级专员。麦卡锡宣称科南特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他的观点“与美国人民的普遍信条大相径庭”。艾森豪威尔想让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担任副国务卿。史密斯是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二战”中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之后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美国驻苏联大使。麦卡锡反对道，史密斯曾在控告麦卡锡诽谤罪的审前听证会上做证，并且不顾麦卡锡和帕特·麦卡伦的控诉，为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辩护过。但参议院可不会因为这些证据不足的理由公然反抗那位深得民心的总统。科南特和史密斯的任命都被批准了。既然麦卡锡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白宫也开始有所警觉，知道他可不是好对付的。

任命查尔斯·波伦为驻莫斯科大使时，他们认真较量了一次。波伦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讲非常重要，他是国务院中研究苏联问题的权威。由于该身份，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的译员，但共和党右翼极其憎恨与那次会议有关的任何人。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波伦坚决拒绝谴责雅尔塔会议。他甚至在批评该次会议的参议员面前维护它，称雅尔塔会议在当时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于是，双方进入敌对状态。这是权力的归属问题，总会有人赢，有人输。

极端保守派就波伦的任命问题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布里奇斯告知参议院，驻莫斯科大使应该由“一位称职的共和党人”担任。曾担任国务院保卫处处长的斯科特·麦克劳德是麦卡锡的人。3月20日，麦卡伦指控他“没有在得到的联邦调查局情报的基础上通过对波伦的审查”，这一针对麦克劳德的结论立刻就被杜勒斯“推翻了”。但国务卿随即否认该事。同一天的晚些时候，麦卡锡骂杜勒斯是骗子，要求他发誓做证。麦卡锡声称知道波伦的档案内容，说他是危险分子“还是太轻了”。此时麦克劳德心急如焚，他夹在两个大人物中间，只能寻求白宫的帮助。他告诉亚当斯和珀森，这一切只是个荒唐的误会。他只是让杜勒斯注意联邦调查局里波伦档案中“贬损他的材料”。麦克劳德请求辞职，但亚当斯告诉他，如果他那样做了，只会让现在不愉快的局面更加糟糕。

杜勒斯向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对波伦的忠诚“毫不怀疑”，但对于极端保守派的参议员来讲，即使是保守派的国务卿都值得怀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塔夫脱和亚拉巴马州的斯帕克曼（他曾是史帝文森的竞选伙伴）组成两人委员会，一同研究联邦调查局里波伦的档案。3月25日，塔夫脱向参议院汇报了调查结果：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质疑波伦先生的忠诚问题，他从未与共产主义者有过联系，也没有对其表示过支持甚至容忍……我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对波伦先生的不良行为做出指控。

然而，麦卡锡仍然对波伦穷追猛打。艾森豪威尔告诉白宫记者，这位外交官的任命仍将交由参议院批准。总统表示，该任命会给美国带来最大利益，问题就是这样。尽职尽责的共和党人没有选择余地。塔夫脱本人对波伦的评价不高，但作为多数派的领袖，他不能反抗艾克，尤其是所有证据都支持与其相反的一方。于是他在参议院竭尽全力，以74∶13的票数通过任命。

乍一看，麦卡锡似乎挫败了，但事实恰好相反。该问题分裂了塔夫脱的势力，他不愿再发生类似之事，便告诉艾克，他支持此事的代价就是“不能再出现波伦（这样的人）了”。总统的助手们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与此同时，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又在计划新的活动。整个华盛顿似乎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准备公然反抗约瑟夫·麦卡锡。

新政府要组成对抗麦卡锡的战线，但由于竞选时不明智的承诺，此时政府的实力有所削弱。芝加哥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和党纲领是一个大杂烩，反映了过去20年来破碎的希望、失败中的迷思以及对共和党主要捐赠者的承诺。其中一个承诺是，艾森豪威尔会将富饶的沿海大陆架交由各州管理。尽管韦恩·莫尔斯阻挠议事，总统还是兑现了全部诺言，但他的威望有所折损。他以改革家的身份进入政界，但争论潮间地油田的归属可不是改革的问题。2月6日，在乔治·汉弗莱的催促下，他兑现了另一个竞选承诺，下令立即取消对工资的控制，以及对大部分生活消费品的限制，包括肉类、家具、服装、餐馆中的食物以及零售商店中的大部分物件。然后，汉弗莱又要求紧缩联邦信贷，削减国防经费支出。这次，艾克又答应了，让拥护他的消费者深感失望，并且也为1953年后期和1954年上半年的经济衰退埋下了隐患。

共和党的谬见在外事方面是最多的，中国台湾是其中一个主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派遣船舰和飞机前往朝鲜半岛时宣布：共产党势力占领台湾，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也是对执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的直接威胁。因此，我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攻击。而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要求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停止一切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海空攻击。第七舰队负责监督落实此事。

艾奇逊称之为“中立”台湾的观点，共和党极端保守派却不赞同。他们认为，中立蒋介石的措施既不明智，也对美国不忠。他们不顾事实，相信蒋介石能轻易打败毛泽东的军队，继续让他留在台湾则是他们阴谋诡计的一部分。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军队的信任，麦卡锡、洛兰和布里奇斯出席国民党“大使馆”的正式晚宴，与他们一同大喊其口号：“反攻大陆！”他们站起来大喊，使馆里的国民党“大使”则热烈鼓掌。

他们郑重宣布要“让蒋介石出笼”。艾森豪威尔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但它出现在纲领中。在这个命令下，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电报给第七舰队：1953年2月2日立即执行收件人：珍珠港美军太平洋指挥总部抄送：日本东京远东司令部命令中要求你们保证不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时的基地，这一部分要求现已取消。

但蒋介石如何再次占领大陆呢？没有船只，他甚至都到不了中国大陆吧！但艾森豪威尔仍然沉浸在幻想中。起草国情咨文时，他写道，杜鲁门的命令是要“美国海军为防御共产主义中国助力”。而且，谈论重新挑起中国内战具有挑衅性。报社泄露了消息，安东尼·伊登警告总统这会“招致极为不好的政治反响，又得不到军事补偿”。艾克心烦意乱，决定前往国会山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请允许我澄清一下，我方下达该命令并没有侵略意图。”十分清楚的状况是，被放出笼的蒋介石已经没有牙，不再凶猛了。没有第七舰队的阻挠，中国共产党做了几次试探性的攻势，发现国民党没有实力控制台湾海峡，甚至装出个样子都不行。几个月后，蒋介石越来越怀念美国的舰队。艾森豪威尔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命令一周年之际，《纽约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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