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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梅莉·诺冬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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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断试读：

独断

死总得有个地方。

那是在你家，不是电影院，不是银行，不是他自家床上。这家伙不早不晚偏偏死在了你家。可别说什么碰巧了。只要他死在你那里，你总会被扯上点儿关系。“不是的。这人可能是一时情绪激动，完全不关我的事。”“他怎么偏偏在你家里瞎激动啊。你去跟警方解释好了。假设警方相信你，这期间死尸还得停放在你家，谁也不能动。如果死在你家沙发上，你就不能坐。如果死在你家桌上，那你得习惯与他共享一日三餐。你必须得跟尸体同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次提醒你：叫辆出租车。你难道没注意过，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某某不幸去世’。你看，这多奇怪，大家仿佛都有这种嗜好，喜欢死在途中，喜欢死在无名的车上。是啊，你该明白了吧，这绝不能是自己的车。”“您这妄想症是不是有点过头了？”“自卡夫卡以来，就证明了这点：如果你没有妄想症，那你就是罪犯。”“那这样说来，干脆别招人上门得了。”“听您这么说，我倒很高兴。是的，最好别让人上门。”“先生，那我们这是在干吗呢？”“别人接待我们，我们偏不接待别人。我们就这么小气。既然主人欣赏我们，是不是也该冒点儿风险，让我们来死在他家？”“我看您身体不错啊。”“大家都这么认为。究竟怎样，只有自己知道。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就晚了。也许我们来日不多了。这时间啊，我们不该消磨在应酬上了。”“既然如此，那您来这里干吗？”“我想跟您的理由一样吧：因为很难推掉。这问题倒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主人要邀请我们？”“您说说看。”“和周围这些人的优点相比，我不会更多地谈您的优点。在场的人都很聪明，看得出来，大家彼此都有一定好感，甚至是友情，奇怪的是互相无话可说。您听听他们吧。大势所趋：过了二十五岁，所有的见面无非是重复而已。某人跟您搭话，您心想：‘瞧，又是性骚扰吧。’真烦！这我可太了解了。我今天晚上来这里，不过是不想得罪主人罢了。虽然他们说话没什么意思，但毕竟是朋友嘛。”“您从来不回请吗？”“从不。我就闹不明白，他们干吗还继续请我。”“可能您就是最好的反例吧：您刚才关于死亡的说辞，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我回到家里，真没想到晚上这么开心。只要谈起死亡，从来就不会让人失望。我睡了一觉，照样侥幸醒来。

早上九点钟左右，我正在喝第二杯咖啡，有人敲门。从内话机里，我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我的车坏了。能用一下您的电话吗？”

我狼狈地打开门，进来一名中年男子。“冒昧打扰了。我没有手机，离这儿最近的电话亭也出了故障。当然，我会付钱给您。”“没有必要。”我一边递电话一边说。

他拿起话筒，开始拨号。等着接通的当儿，他猝然倒地。

我吓了一跳，马上冲了过去。我听到电话里遥远的声音在说“喂”，我本能地挂了电话。我使劲摇那名男子。“先生！先生！”

我让他平躺在地上。他半张着嘴，神情惊惧。我轻轻拍他的脸。毫无反应。我倒了一杯水，想给他灌下去，也没有成功。我把剩下的水洒在他脸上，也不见起色。

我把了把他的脉，确认了我的想法。怎么知道人死了呢？我不是大夫，但每次见到死人，我总是非常不自在，有种受不了的羞耻感。我一直都想说：“瞧，先生，怎么这模样啊！快醒醒！大家都像您这样怎么行！”如果认识死者的话，情况就更不妙：“这可不是您的风格啊！”姑且不说还有非分之想，爱着亲爱的死者。

此时此刻，这位死者既不是亲爱的，也远非生死不明。他选择了生命中这个特殊时刻，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现在不是哲思的时候。我抓起电话想求救，突然想起昨晚的对话，不禁停了下来。“太巧了！”我想。

该不该听昨晚那位聊友的建议呢？他该不会是上流社会的教唆狂，故意夸大其词，耸人听闻？我想求救。我待在那里，独自面对陌生人的尸体。陌生人躺得四平八稳，因为就算您同楼的邻居，二十年来听惯了他家里的争吵，可一旦踏入冥界，也就成了陌生人。同样，我也希望旁边有个人，好当证人：“您看见了我这里发生的事？”

证人这个词让我很困惑。没人能为我的遭遇作证。昨天，那位聊友谈起了招待会上的死者，但我的情况不同。我身边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无辜。我是天然的凶手。

我不愿这么想。那更应该求救：我应该洗刷这位悖论迷的谈话给我灌输的荒唐的恐惧。我伸手去拿电话。

我看到谁最近一次做过这个动作呢？死者。这么想倒不是迷信，而让我想起死者曾经拨过号，而后挂了电话。我只要一拨电话，就不能再按重拨键找到他想通话的那个人。

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他大概是给修车行打电话。他凭记忆拨的号：他能记住修车行的电话号码吗？这不是不可能，虽然我远远做不到。

另外，我搜索记忆，似乎电话那头说“喂”的是个女声。一位妇女能统领修车行吗？我指责自己有大男子主义思想。是啊，女修车工，干吗不呢？

还可以想象的是，他是给太太打电话，问修车行的号码。这样的话，我只需按重拨键，就可以把消息告知他的孀妇。这角色让我不寒而栗。我不敢担此重任。

我平添好奇。我有权利看这位陌生人的证件吗？这不太体面。但转念一想，这人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跑来死在我家里，就这样，让我沦落到现在这地步，我竟毫不设防地开了门！于是我不再犹豫，从他胸前衣兜里掏出钱包来。

从身份证上看，他叫奥拉夫·西尔杜尔，瑞典籍。褐色头发，胖乎乎的，不符合我想象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讲的法语没有口音。一九六七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跟我同年。他看起来更老，可能因为体胖的原因。我认不出他的职业来，写的是瑞典文。从照片上看，他和这惊惧万分的尸体同样的傻：天命。

居住地是斯德哥尔摩。大概是法国侨民。这也不管用——能有什么用？钱包里还有一千欧元，都是五十一张的钞票。星期六早上，这家伙去什么鬼地方，带这么多现金？崭新的钞票。

既然如此，我索性搜了他的裤兜。一串钥匙，还有车钥匙。几个安全套让我浮想联翩。

我想看看他的车，于是拿着钥匙出门去。街上停着好几辆车，但还是第一次看到一辆捷豹。坐上驾驶座，打开杂物盒：灰色的证件显示，奥拉夫·西尔杜尔住在凡尔赛。没有其他引人注意的东西。我回到家里，死者小心翼翼地迎接我。“奥拉夫，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他默不作声。

一种义务之声再次要求我报警，或者求救。但我知道肯定不能这么做。好吧，因为我感觉自己不再无辜。很容易就可以证明，我坐过他的车。怎么解释当时的好奇呢？我搜过他的钱包，可不仅仅是为了看他的证件。冒失的魔鬼已经上身，占据了我的心灵。

更可耻的是，奥拉夫已经不能为自己辩解。脑海中浮现了谁都会有的莫名的卑鄙想法：“得了，这个维京人还不算惨啦。你又没有剥他的衣服，也没有偷他的钱。”这“也”字让我很反感。

是死者的存在让我产生了如此丑陋的想法吗？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但可以说是第一次和死人如此亲近。也是第一次，我独自了解了人的死亡。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决定不再打电话：这个尸体属于我。我生命中惟一真正的发现，就是这家伙的死。我对他的了解，谁都不知道，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即使他曾经知道，那现在也一无所知了。

我要透露这一发现吗？这个想法逐渐离我远去。从此我不再怕他，我越来越喜欢与他做伴，他不再是个陌生人。

我又想到了昨天那位客人的话：过了二十五岁，所有的见面无非是重复而已。这不准确：我已经三十九岁，却想不出奥拉夫跟谁相似。我最初认为他的态度有失体统。但囿于先入之见从来就不对。他惊惧的样子开始让我觉得亲切，他突如其来又撒手而去的方式也让我感动。

心底一丝冷笑提醒了我，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同居生活早晚会浮华褪尽：他会变味，发臭，浮肿，而这才只是开始。这炎热的七月可不好对付。就像侦探小说里一样，现在提出了关键问题：怎么处理尸体？

我跟罪犯似的开动脑筋。一旦山穷水尽，脑子也好使了。我想来想去，发现自己除了有条命之外，其实和奥拉夫并无两样。有一天，我也会步其后尘，进入冥府。我将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他真会捉弄人：“你给我捣什么鬼啊！”除了那条传说中的冥河，我们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在我脑海里，胡思乱想转化成了巨大的现实：如果拿掉他的证件，让他在这里待一阵，这尸体将成为我的尸体。这是个与我同龄的欧洲人，我已经说过，褐色头发。我看了他的身份证：一米八一，和我一样。他大概比我重十五公斤，但如果从尸骨来看，还真看不出来：百虫饱餐之后，奥拉夫将像所有死人那样苗条。诚然，鉴于我这样的生活，人们很久之后才能发现我的死亡。

我摇了摇头，不再胡思乱想。这是心理疾病：每有谵妄的假设滑过我的心头，我不去取笑它，反而严肃地加以审视。似乎我的大脑不能区分可能与渴望。当我说“可能”时，我很含蓄。

我还等什么呢，不听从昨天那位客人的忠告？这只能是命运的安排，让我遇到了他。因此，应该叫辆出租车，与这位曾经不舒服的陌生人跑去看急诊。到了医院发现人早死了。虽然侦查可以发现我留在他车中的指纹，但这不严重：我可以实话实说，虽然很奇怪，而且不光彩，但不会受到指责。我可以解释说，街上的人跑到您家来死，汽车出了毛病并不是不可信。这个理由可以让大家都站到我一边。我决定了。这时候，电话响了。

我似乎从未听到过如此让人害怕的铃声。这铃声仿佛证明了我的罪行。这熟悉的声音，代表着日常的烦扰或开心的畅谈，但此时却与这些意义相去甚远：我开始慌张。让这讨厌的警报停下来吧！我惊慌失措，心想可能是奥拉夫想呼叫的那个人，可能她看到了显示的号码，想知道对方是谁。

那就更不能接电话。我庆幸没有装留言机。铃声终于停了。我战战兢兢地坐到沙发上。电话又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贴到太阳穴上，仿佛要自杀。我用磕磕巴巴的声音，叽叽咕咕地说了句套话。“博尔达夫先生吗？”我听见对方问。“是我。”“我是布吕内什先生，您的酒管师。”

他要说什么呢？他自称“先生”：真是外省人。“我不明白。”“您不记得了？美酒博览会。”

我没有回答。他居然提起所谓的共同回忆，而我却了无记忆。他还说，我是一位好客户。六个月前在尚佩雷门举行的美酒博览会上，我从他那里买了一箱二〇〇三年的热夫雷-尚贝尔坦红酒。他觉得我把他忘了，但肯定还记得这酒。他说的这些与我毫无瓜葛。我感觉像是银行卡诈骗。“我怎么给您付账的？”我问道。“现金。您一直都用现金支付。”

越说越离谱：我用现金支付价格极其昂贵的葡萄酒。而且经常如此。我宣布说，自己不是他说的那个博尔达夫。“您不是巴蒂斯特·博尔达夫吗？”“我是。”“那不就对了吗？”“同名而已吧。”“是您告诉我这个号码的。”

我仿佛陷入了流沙之中，越辩越黑。我本想让他说说我的特征，但又不敢。因为脚下这具尸体，我觉得很容易引起嫌疑，我不敢提这样可笑的问题，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对不起，我还得参加个家庭聚会，”我临时搪塞道。

他马上明白过来，抱歉地说打扰了。挂电话前，他还不失时机地说，他还有瓶非同寻常的默尔索葡萄酒，给我时间考虑考虑。

我甩掉了酒管师，看了看地上的奥拉夫，我突然明白，他的不期而至把我的生活分割成了此前和此后两个部分。此后应时而至。此前却让我忧心忡忡。

我是谁？没人能回答这个太模糊的问题。即使最审慎地自问，我也找不出答案。例如，我自问此前为这个星期六上午做了哪些安排：如果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不来死在我家客厅里，我原本打算干吗？我说不上来，想不起任何蛛丝马迹。

通常，我星期六上午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最糟糕的是：我不关心这个。总之，不是不可能，我就是那个提着大箱银行现钞购买上好勃艮第葡萄酒的人。是或者否！

酒管师谈到了尚佩雷门。我知道有这个地方。但我记不起曾经去过那里。能记得这种小事情吗？我再次泄了气。

让我提不起兴趣的不是我自己。我对巴蒂斯特·博尔达夫毫无兴趣。奥拉夫·西尔杜尔却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

死有好处吗？

奥拉夫的回答非常激动人心，但奇怪的是，我是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装死有好处吗？

肯定。首先，我想到了那些急于拒绝的邀请：编的借口总是显得很假，这样你就不用再说谎了。工作中，谁也不能再指责你缺勤了。同事们也不能对你说三道四，谈起你来都是满腔柔情，感人伤怀。

从今以后，你就有了完美的理由，可以不再支付账单。面对一堆可恶的废纸，你的继承人会失望至极。但我没有继承人，所以对此也没有顾虑。

我突然觉得，社会大概早已发现这种模拟的危险乐趣，并且早有防备措施。通常，银行就是对付的办法。如果你死了，你的账号就消了。银行蓝卡也就作废了，不能提款，也就没有利息了。这可能让很多人打消了装死的念头。

我决定不再屈从。在这么关键的话题上，我发现还是金钱起着主宰作用，这难道不是侮辱人吗？

我的瑞典人钱包里有一千欧元。我的银行账户上更多，但差距还不至于让人难以承受。另外，我的汽车价格大概相当于他的汽车价格的十分之一。

那么，我有选择吗？我的重心已经偏离了巴蒂斯特，转向了奥拉夫。我甚至记不起我以前做过什么。要努力地想，才能回忆起来。但我不想努力：如果我从前的活动不能一下子出现在记忆中，那是因为压根儿就不值得。这大概就是互换身份应该支付的租金吧。

我更加偏爱的是我的尸体那猜不透的职业。这将催醒我的想象力。但我决不会去学瑞典语。我更不想发现我曾经当过会计师或保险师。

躺在地上的瑞典人毫不生硬。他的身份乖乖地脱离那无力的身躯，侵入我的体内。“巴蒂斯特，”我对他说，“你是巴蒂斯特·博尔达夫，我是奥拉夫·西尔杜尔。”

我吸纳了这新的合法性。奥拉夫·西尔杜尔：这比巴蒂斯特·博尔达夫更让我喜欢。在交换中我算是赚了。在其他方面，我是否也是赢家呢？这还不确定，但让我很兴奋。

在一个普通的箱子里，我放了几件衣服，然后对死者进行搜身：让人毫不怀疑，他就是巴蒂斯特·博尔达夫。毫不，除非侦查，但没有任何理由侦查这可怜的家伙，等发现他时已经是六个月之后，他只剩一副枯骨了，大家会猜想他可能死于突发性心脏病。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报纸标题：“城市空巢悲剧。半年之久才关心博尔达夫先生的命运。”

该决定离开了。还有最后一点：电话的重拨键。我知道，这将是一个愚蠢的风险。我也知道，如果不按这个键的话，我将忍不住要重回这个房间，就像凶手似的。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将最后一次使用巴蒂斯特·博尔达夫的电话了。最后一个拨号的人是辞世的奥拉夫·西尔杜尔。我按下了重拨键。必要的时间之后，我听到了响铃声。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如果我也将死去？以我盗用了其身份的人的同样方式死去？不，不能。即使是出于对侦查人员的礼貌，要不然他们会不明就里。

一声。两声。三声。我紧张得难以呼吸。四声。五声。我开始怀疑——希望——对方不接电话？六声。七声。留言机是否会启动？八声。九声。我希望怎么样呢，希望某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接听吗？十声。十一声。我这是不合时宜。

我挂了电话，长长地吁了口气，放下心来，又不无失望。在最后离开房间的时候，我发现我记住了重拨键呼叫时十个音符串成的音乐：陌生号码组成的十个音符。我没有重新找到号码，但我记住了音轨。

我坐在捷豹车驾驶座上，关掉了巴蒂斯特·博尔达夫的手机。最稳妥的做法是根本不带手机。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如果碰上侦查的话，手机还会让我被盯梢，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是多虑，因为很久之后，我的失踪肯定会被发现。

我点了火，心满意足地发现，奥拉夫的前代言人早加满了油。这让我很受用，这家伙。我开始启动：离家五十米的地方，我看到了电话亭。踩下刹车时，汽车的灵活性能让我惊叹。我没有熄火，我跑过去看电话亭是否还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我纳闷地重新登上了捷豹车。为什么死者对我撒谎呢？

我朝西边驶去，不停地思前想后。瑞典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电话亭。奇怪，不是一眼就能看见吗？或者呢，他没有电话卡。等待红灯的当儿，我搜了他的钱包，找到了一张在有效期内的电话卡。这也不能说明问题，他可能忘记自己还有张卡。

我努力地驱散这愚蠢的念头。重新做人难道不美妙吗？每次稍微一加速，我的感觉也就更好。今天上午，我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法国人，没有什么前途。由于奇迹的眷顾，我突然得以重生，成了一名看起来又神秘又富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我全力刹车：汽车行驶完美。他跟我说过什么呢？

如果说不想电话亭的事能让人有多么开心，那么故障问题就让人觉得谎言有多么可耻。我是不是糊涂了，而没有早想到这一点？

我对机械一窍不通。一辆汽车出了故障，半个小时之后跑起来又没有任何问题，这可不可能？

他用了“坏了”一词。我开始为他找借口，而且居然也找到了：瑞典人可能夸大其词，这样才能合情合理地进入我家。可能他有强迫症，如果他心爱的座驾发出怪声，他就焦躁不安。他可能不敢对我说：“对不起，我汽车的响声很奇怪，能不能用一下您的电话？”这看起来不严重。可能是出于礼貌，他找了故障这样的托词。对，可能就是这样。难道还不够吗，这还不可能吗？

显然，我愿意相信他的话。很多——越来越多的——事情在现实中站不住脚，我宁愿不知道的好。我需要说服自己，死者说的是真话，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否则，我就会得出阴谋的结论，我拒绝这种妄想。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觉得如释重负。这种信念那么强烈，可以说巴蒂斯特·博尔达夫的记忆已然全部消解，宛如我和酒管师的通话所证实的那样。白板一张：哪个成年人不幻想？

但是，自由不能摆脱怀疑的枷锁。决定要自由的人不能有这样小气、拘泥于细节、斤斤计较的想法，他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等等。我希望大刀阔斧般地生活，因存在而激情昂扬。那就是接纳陌生人的身份，以了解那醉人的广阔天地。

我来到凡尔赛。我未加任何思考，就选择了这个方向。我还能去哪里呢？我必须找到我的家。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曾经在凡尔赛住过，我是不会相信的。从外国人的角度来说，这个地址并没有太多内涵。一位斯堪的纳维亚人可以在这座城市居住，而不提及这段经历。

我看到了别墅，禁不住狡黠地笑了。我讨厌别墅。对普通人来说，别墅意味着奢侈。本能完善了“我的别墅之梦”。所有的别墅都这么叫。别墅没有窗户，但有轩敞的观景窗。我讨厌它的功能。窗户可以让房屋主人看到外面，而观景窗却可以让外面的人看到房屋主人。证据就是，观景窗是落地的：当然脚是不能观察的，但这可以向邻居展示，即使在家里也穿着漂亮的鞋子。

别墅都带有花园，如果可以把这片苹果绿地块叫做花园的话，在那里找不到可以配得上“树”这个称呼的植物——“尤其是没有大树，这样会遮挡阳光”，有产者如是说。对，因为别墅首先得属于有产者，别人谁也不愿意住到其中。

我一下子排除了这种可能，我的前任不可能选择住到这里。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瑞典人，但没有任何理由把他们想象得如此没有品位。是不是有位西尔杜尔太太？她是否瑞典人？不管如何，她的这些品位预示着我们之间恶劣的关系。

我决定打探一下观景窗。住在其中的人喜欢被观望：没有篱笆，清晰可见里面的迷你高尔夫球场，花园。他们盼望打探者，他们也少不了打探者。偷窥自己的太太——神不知鬼不觉地观察她，真是太好玩了！

我在稍远的地方停下捷豹，免得让她发现丈夫打道回府了。我闲逛起来，悠然自得。

一个瑞典女人，该怎么称呼？英格丽德，还是塞尔玛？

时间悄悄地溜走。我花时间把所有的假设都梳理了一遍。西尔杜尔太太是位食利老手，与利息结缘。如果跟她讲奥拉夫的命运，她一定会犯心脏病，我将继承一笔财产。西尔杜尔夫人名叫拉蒂法，是个年轻的摩洛哥女人，美得让我心猿意马。西尔杜尔太太属于截瘫，靠轮椅行动。没有西尔杜尔太太，而是西尔杜尔先生，名叫比约恩。我觉得压根儿不可能，一个男人选择了这栋别墅：可能因为我不了解比约恩。

这番调查让我心潮起伏，让我的耐心感受了臆想的色彩。十九点钟左右，我一直没有看见任何人影，但我需要上厕所。口袋里，钥匙挑衅着我的手。再也忍不住了，我推开围栏，径直登上台阶，试了几把钥匙，找到了开门的那一把。门应声而开。我屏声静气地走了进去，来到白色大理石门厅中。

我蹑手蹑脚地探了好几间屋子，找到了厕所。没想到抽水马桶那么冒失：人家现在该知道我的存在了。但是没有人冲我而来。好像只有我自己。

别墅符合我此前理解的那种套路。门把手都是金灿灿的。客厅里，地面和桌面都是白色大理石。但室内给人几分温馨，几分颓废的舒适。落座在沙发或扶手椅上，让人再也不想起身。

楼上是几间宽敞的卧室。我马上发现了女性的踪迹：一间浴室里放着化妆品，十五种不同的香波。四散的长裙。于是比约恩的假想幻灭了。还有紧身的超短裙，给人年轻和苗条之感。我并没有娶一个年纪大把的水桶腰。

没有人：我娶了空气的女儿，娶了阿莱城姑娘（典出都德《磨房书简》中的短篇故事《阿莱城姑娘》，是法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我左边的衣兜里，还装着前任的安全套：我们大概是很自由的一对。我还不认识我的太太，她就已经背叛过我。似乎我自己也是如此。

我肚子饿了。我走下楼来。最舒服的事情，就是在别人家的厨房里大快朵颐。在美国冰箱中，有瑞典女人的食物：烟熏三文鱼，酸奶，当然也有些普通的食品。我取了鸡蛋，奶酪，给自己煎鸡蛋。

角落里有面包：我摸了摸，是早上的。我烤了几片面包，想到我的前任最后一顿早餐大概也吃过这面包，不禁不寒而栗。

正在狼吞虎咽的当儿，我听到开门的声音。我甚至来不及考虑溜走。能闻见烤面包和煎鸡蛋的味道，躲藏又能怎样？那就需要我适应这种似是而非的合法地位：我就在自己家里。我听天由命，拿起面包往嘴里送，假装满不在乎。

厨房的味道把我所谓的太太吸引了过来。她看到我，也毫不吃惊。我可比她惊诧不止千百倍。“晚上好，”她对我说，笑得很迷人。“晚上好，”我回答道，满嘴食物。“奥拉夫没和您在一起？”

我并没有条件反射地说，就是我。“没有，”我耸了耸肩，回答说。

她似乎觉得这样说很正常。她走出厨房，上楼去了。

我尴尬地吃光了盘中的食物。我从没有听说过瑞典人热情好客，但让我惊奇的是，这位少妇看到陌生人在自己厨房里狼吞虎咽，居然没有抱怨。她似乎还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更让我惊奇的是，她并没有问我是谁。我，如果在她这种情况，我会马上冲出屋子。

别墅注定要让我遇到别人。这位少妇可能有二十五岁，没有任何住此类屋宇的人群所表现出的性格：她很好客，没有盘问我是否这里的常客。她毫不戒备。我将这些品德记到这个民族的账上，随后我马上埋怨自己：我跟常人的做法无异，遇到第一位瑞典女子时，马上迫不及待地把所谓瑞典人的典型性格加诸于她，仿佛“独燕不成春”，仿佛这位陌生女子的性格可有可无。当然，在瑞典和在别处一样，都有戒备心强且封闭内向的有产者。我想起了伯格曼的电影，那些一本正经的太太们。

我的前任真有品位。她有着梦想中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体型，高挑，苗条，金发碧眼，五官匀称，皮肤细腻。最妙的是，她根本不知道她就是我的太太。我乐滋滋地用完了餐。多么温馨的环境！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到客厅抽了支烟。美丽的姑娘也过来了。“您就住这里了，当然？”“我不想打扰您，”我支支吾吾道，说实话心中没底。“您不打扰我。奥拉夫告诉您住哪间卧室了吗？”“没有。”“跟我来，我带您去。”

我惊奇地发现她帮我拿着行李，于是冲过去从她手上夺了过来。在楼上，她带我到了一间宽敞的卧室，物件一应俱全，有如装修杂志中那般舒适。“您休息吧，”她说道，然后下楼去了。

我想请她留下来陪我。但我不敢。

我的房间配有专门的浴室。我冲了很久的澡，我想那些洗浴用品都出自瑞典。这里有桑拿吗？没有，那是芬兰的。现在，我是斯堪的纳维亚女子幸福的丈夫，那就不能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一件软绵绵的浴袍等着我。我犹豫是否该穿着这行头闲逛一会儿，我想这可以帮我找到话题，套套近乎。

在厨房里见到女主人，我问她是否允许我这样随意，或者希望我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她显得很诧异。“不，这样很好。奥拉夫告诉过您吗，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回答说没有，她好像也不觉得奇怪。“我冻了些香槟。您想喝吗？”

我睁大了双眼。“有什么好事吗？”“我想喝。您喜欢吗？”“喜欢。”

她开了瓶凯歌香槟。她不知道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有些紧张。“我太喜欢香槟了，我讨厌一个人喝。您愿意陪我吗？”“不胜荣幸。”

冰凉的葡萄酒，令双眼潮湿。因此我从来就喜欢冰镇葡萄酒。“您怎么称呼来着？”“奥拉夫，”我毫不犹豫地说，因为酒精的作用，胆子也大了几分。“跟我丈夫一样啊，”她说道。

他们确实结了婚。她确实成了孀妇。除非她让我做丈夫。怎么给她解释呢？

她斟满了我的高脚杯。我意识到错失了良机，她问我名字的时候，我本来应该问她。现在就不那么自然了。“香槟是最好的餐食，”她说。“您想说是佐餐的最好饮品？”我接着说，非常法国化，想传达自己语言的曲尽其妙。“不。您看，我不吃晚餐。香槟，就是喝与吃。”“注意别喝醉了。”“我在找醉呢。喝香槟而醉，这可珍贵了。”

她说话没有任何口音。我很吃惊。相反，这也表明了她的外国根源。她的发音过于完美，不像是土生土长的法国女人。“请原谅，我不能用瑞典语同您讲话，”她接着说。“您说得对，”我打断她说，“不要错过讲所在国语言的机会。”

我希望这样摆脱干系。我把这当作一个有力的论据：我不是为此而骄傲，但我注重实效。她很惊奇，不争论了。我于是得出结论，自己干了件傻事。“该告辞了，您该累了吧。”“不。应该和我喝完这瓶酒。您不希望我独自干掉吧。谈谈您吧，奥拉夫。”

这是第一次有人——她——这样称呼我。我的脚下感觉到一阵慌乱，从脚到头，这感觉来回了好几次。在别人口中，某些字眼具有了最强的意义。尤其是名字。我又高兴又局促，不知道说什么好。“请原谅我的冒昧，”她道歉说，“这不是我的习惯。都怪香槟酒。”

她把瓶中的酒倒在两个杯中，然后端杯敬酒：“为我们的相逢干杯！”“为我们的相逢干杯。”

她一饮而尽。当她喝干自己那杯酒时，我觉得她的眼睛张大了一倍。“香槟太凉了，泡沫都硬了，”她说道，“这感觉就像喝钻石粉。”

入夜了，我又开始忧心忡忡。

这境遇可不自然。我回顾了一番：昨夜，我去参加聚会，有一位客人给我指出了行动路线，假如有人生出歪主意想来死在我家的话。今天早上，一位陌生人来死在了我家。我们楼里面装了内话机，这在巴黎并不是很常见；但并不碍事，奥拉夫可能按其他楼层。他敲我家的门，仿佛选中了我似的。到两分钟后去世的这段时间内，他撒了两次谎：关于电话亭和他的汽车。

今夜是否和上午的事件有关联？我并没有遵从那人给我的忠告。要不是他，我可能马上就求救了，会毫不犹豫。这位上流社会的人所说的话阻止了我的行为，让我患得患失，正是在思想斗争当中，脑海里产生了交换身份的奇思怪想。

有人设套让我想出这计划来吗？酒管师的电话是不是属于同一场戏？这不可能：他描绘了一些我都不记得的行为，让我对这个巴蒂斯特·博尔达夫那么陌生。他甚至提到了默尔索葡萄酒。从一名勃艮第葡萄酒销售商的角度来说，这并非不像真的。但是，他选择了《局外人》主人公的名字，难道这不让人有点害怕吗？我难道对巴蒂斯特·博尔达夫不够重视？他为什么入选这个谜局？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我碰到了一个关键的前提：这故事的基础是一具尸体。奥拉夫·西尔杜尔本人并没有装死。只有十足的偏执狂才想得出来，牺牲一个人的性命仅仅是为了自欺欺人的乐趣。

另外，我对他的死有何证据呢？我不是医生。我把过他的脉，听过他的心脏：当今，肯定有什么毒品或玩意儿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隐藏脉搏。我不知究竟，但觉得有可能。如果巴蒂斯特·博尔达夫是医生的话，就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了。我突然很想回家去看个明白：一千个可能，死者已经不在那里。

但我不能回到以前的住址：我已经被视为死亡。为什么不可逆转呢？因为我不想再成为巴蒂斯特·博尔达夫。更重要的是：我想做奥拉夫·西尔杜尔。

有人给他派了个毫无关系的人来，与其本人没有任何瓜葛，他们的身高、年纪和头发颜色都很相似。体重和国籍虽然不同，但这些特征比年纪和身高要容易篡改。尤其是，给他派来的这个人，其命运让他艳羡：富有，开着捷豹，在凡尔赛还有栋别墅。

最后且尤为关键的是，与一位梦中尤物结成夫妻。这样的女人，谁不想做她的老公？我想，她是否知道阴谋呢？她难道表现得不是很热情，谨慎，却又魅力十足吗？姑且不说她邀请我喝香槟的别致方式，香槟的名字又那么适宜。

我不喜欢这最后一种假设。如果我认为这故事是有意的安排，我却不能同意这女人是他们的共谋。这不符合我对她的了解。“你了解她？了解她什么？”

我了解她散落的长裙，她的眼睛，侧影，声音，夜饮香槟而不以香槟佐餐的偏好。如果她在演戏？她有着演员的身材——不，很可笑，哪有什么演员的身材，怎么想出这么好笑的表达方式来？再说，她给我演的是哪出戏呢？她并没有告诉我她自己的信息，除了顺带说自己是奥拉夫的老婆之外，这我毫不怀疑。

我从前的名字要求我把她称为塞格瑞德。这让我很开心。我这样想着就睡着了。在隔壁的卧室里，睡着奥拉夫的孀妇，塞格瑞德·西尔杜尔，她还不知道自己成了寡妇，而丈夫又已起死还魂。

上午十一点，我醒了。我曾经睡到过这么晚吗？新的化身真是功不可没。还有比自我脱壳更彻底的假期吗？假期里睡觉更舒坦，这是人所共知的。

别墅里弥漫着咖啡的味道。我听到塞格瑞德蹑手蹑脚地走动着：我的太太对我有着优雅的礼貌。我真希望她把早餐给我送到床头，但对头天才相识的太太来说，可能要求太多了。

不能在被窝里早餐，那就让被窝向早餐靠近吧：我裹着跟羽绒被一般舒服的浴衣，下楼去。“早上好，奥拉夫！”她说道，笑得很妩媚。“早上好，”我回应道，塞格瑞德到了嘴边又赶紧打住。“您要咖啡吗？”“好的，谢谢。早餐是不是晚了点？”“不晚。管时间干吗呢。”

她递给我一碗咖啡，还有羊角面包，然后又走开了。她为什么要走开？我吃着早餐，又贪婪，又懊恼。

五分钟后，她回来了。“您还要别的吗？”

我本想回答说：“还要，要您陪我。”不敢想。“不用了，谢谢，太好了。”“星期天，我待在这里。这是每个星期惟一的一天，您得忍受我的存在。”“您的存在让人很惬意。”

她出于礼貌笑了笑，进了旁边的屋子。

我突然感到非常迷惑。她跟我说话的感觉，仿佛早都设计好了，我要在这里长住下去。不用多问，很明显的是，可能把人搞错了。我被当成谁了呢？

另外，她在自己家还要解释。这让我很不安。本来是我打扰了她，而不是她打扰我。好客到了这种程度，总难免让我觉得奇怪。

或者我误入歧途。莫非奥拉夫属于黑帮，曾经告诉过塞格瑞德，帮主将到他们家无限期居住。

在客厅的书架上，我看到了一部译自瑞典语的小说，托尔尼·林德格林（Torgny Lindgren（1938— ），瑞典作家）的《蜂蜜》。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躺在沙发上开始阅读。这是一位女讲演人的故事，因为一次神秘的误会，在北极地区被两名疯兄弟扣为人质。非常精彩，我停不下来。塞格瑞德几次穿过客厅，小心翼翼的，害怕打扰我。

当我读完小说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沙发是温柔的陷阱，我随身带着被窝，随处都可以安然入睡。比起三餐间的零食来，随时睡觉可更胜一筹。我长时间地紧闭双眼，等我醒来时，嗅到了身体内过剩的慵懒。在我紧闭的眼帘之后，我猜测天已经黑了。慢慢地，我发现有人在我身旁呼吸。

我睁开眼睛，看见塞格瑞德坐在我面前，在黑暗中看着我。吓了我一跳。“您该补补觉了，”她说道。

对。从开始叫巴蒂斯特·博尔达夫以来，失眠就与我如影随形。“您在这里很久了吗？”我问道。“不是的。我知道，这不礼貌。”

我本想告诉她，她观察我让我觉得多么幸福。“是我这人太粗鲁了，在您家客厅就睡着了。我反客为主了。”“这里就是您家。”

客气话？还是可以认为，她把我当做了奥拉夫黑帮的帮主？“我喜欢这本书，”我一边说，一边亮出《蜂蜜》。“很引人入胜。您喜欢甜的还是咸的？”她问道，这说明她是看过的。“那要看情况了。”

我对自己的回答不是很满意。“例如，这里，眼下，您想吃什么？”

我口干舌燥，没心思分析。她大概感觉到我的舌头正在味道上找感觉，于是她说：“您的嘴很干。您更渴，而不是饿。”“说得不错。”“千万不能喝水：您该喝有味道的饮料。既不是刺激的味道，比如咖啡，也不是悠长的味道，比如果汁。威士忌管用，因为您刚刚醒来。”“无懈可击的诊断。”“有一种完美的办法：让您既解渴，又高兴和紧张起来的饮料，它符合您味觉的需要，又能让您兴奋，放松身心，同时还让您有胃口。”“这是什么甘露？”“冰镇香槟。”

我哑然失笑。“还不如说，是您想喝得要命呢。”“不错。但我喜欢与客人分享自己的欲望。”

哎哟，她挑逗我？必须得小心。“您储存了很多香槟？”“您没有概念吧。想看看吗？”

她朝我伸出手，邀请我去参观她浩瀚的香槟收藏。这情景太美好了，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我牵着她的手，酥软的感觉让人销魂。

她带我来到地窖，下面有好几间屋子，塞满了内容神秘的大箱子。里面漂浮着我特别喜欢的味道，夹杂着细微的霉味，陈年的灰尘味，阴暗味，隐秘味：酒窖的味道。我几乎落下泪来。“这还不是有意思的，”塞格瑞德说，“这是冷库。”

里面有各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食品，火腿，奶酪，蔬菜，奶油，沙司——足足可以吃上好几个月。“是不是要打仗啊？”我问道。“这啊，您可比我清楚。食物储藏室在这边，幸福时刻到了。”

她打开一道门。我看到了一个大概三十厘米深的池子，非常大，水里面浮着冰块，其间冒出无数瓶香槟。仿佛是冰河时代的大洪水，淹没了中国皇帝的陵墓，还有他那数以千计的兵马俑。“这不是在做梦吧，”我低声说。“这样，不管白天黑夜，几时几刻，都有理想温度的香槟。”“有多少瓶？”“我不清楚。有台机器专门控制水流，负责制造冰块。酒瓶不能太拥挤，这样冰块才能流动。”“全是凯歌吗？”“这是我的最爱，还有奥拉夫的最爱，香槟王。在年份上，我们有路易王妃香槟和库克香槟。”“您怎么知道那里是什么酒呢？”

她卖了个关子，把我带到池边的面板前，只见上面满是按钮和标签，显示着香槟酒的名称和年份。“您按动选中的香槟按钮时，瓶子就会亮。例如，一九八二年的路易王妃香槟。”

她按下按钮。好几瓶酒都显现出来，泛着绿玉石般的光彩。“如果您同时按动所有的按钮……”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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