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古代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神秘古代史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神秘古代史

赵炎：女犯骑木驴之原罪论

近一段时间以来，某些主流门户网站和部分纸媒都在发布一些关于古代如何惩罚作奸犯科之女性犯人的文章，其中以剐刑女犯骑木驴最为残忍和变态，也最吸引读者眼球。窃以为，这些媒体的行为有些不严谨，起码是在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同时，也误导了读者。当然，这不能怪媒体，媒体要生存，就得吸引读者；也不能怪编辑，每天面对那么多稿子，不可能一一审核到位；更不能怪写稿的专家学者，他们也需要读者捧场。要怪只能怪《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咱们先来看看历史的真相。

古代惩罚女犯比较讲人道。

关于古代女性犯罪，典籍里有着相当多的记载，但是由于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社会属性决定了女性犯罪几率并不高，所以，比较起男性犯罪记录来看，女犯依然属于凤毛麟角。综合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朝历代对于女犯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女人犯罪，由直系亲属里的男人代为受刑；二，妇人不著械，妇人无肉刑；三，杖责刑罚，对妇女也有照顾，改用鞭背；四，犯奸罪女性，是脱裤留朡（内裤）。可见行刑者对女犯比较怜香惜玉。

古代剐刑不适用于女犯。

我们知道，剐刑这种刑罚最早出现在《旧唐书》里，桓彦范被处死时就是使用的剐刑，“乃令左右执缚，曳于竹槎之上，肉尽至骨，然后杖杀。”这种把人绑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剐尽直至露出白骨的残忍刑法，已经和五代时期的凌迟很接近了。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剐刑在古代并不使用于女死刑犯的身上。哪怕是政治犯，就是造反的女性，也只是斩首，一刀了事，跟剐刑完全不一样。

古人对一般女死刑犯多用毒药、活埋等“体面”且人道的方法处死，贵族女性犯死罪，往往赐三尺白绫让她自尽。这样的记载最多最常见，唐朝的杨玉环、太平公主等人都是死于自尽。近代民主革命烈士秋瑾在被捕赴死时，向县令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县令同意了后面两个条件，“秋谢之”。

木驴作为刑具无历史依据。

再来说说骑木驴这种极端性虐变态的刑罚，无稽之谈之极。赵炎读历史典籍数年来从未发现哪个朝代有过这种刑具，也未发现有哪个女人受过这种刑罚。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有一个男人在特定条件下偶尔受到过骑木驴的惩罚。

宋代《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建炎元年（赵构登基第一年），密州知州赵野弃城而逃，被密州军卒杜彦、李逵、吴顺抓回之后，受到的处罚就是骑木驴（野不能应，彦令取木驴来，钉其手足，野大惊，乃呼曰“……”，众已撮野跨木驴，钉其手足矣）。这里的骑木驴不一定就是刑律所规定的正规刑罚，当然就谈不上是正规的刑具了，更大的可能是几个大兵临时搞的恶作剧，以惩罚可耻的逃兵。

施耐庵是发端者。

有人可能要纳闷了，那剐刑女犯骑木驴到底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呢？赵炎跟大家说，罪魁祸首是三本书，不是严肃的历史，也不是野史，而是明清之际文人写的三本小说：《水浒传》、《二十四史演义》、《施公案》。成书时间最早的就是《水浒传》，因为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人。

在《水浒传》里，这样描写王婆受刑：“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从这段描述来看，王婆判的剐刑，要骑木驴去刑场。慢说宋代没有剐刑，即使有，一个小小知府也无权判决罪犯死刑，宋代的死刑判决权在皇帝手里，徽宗年间，死刑核准归大理寺管。也就是说，施耐庵创作《水浒传》时，极有可能是受到《三朝北盟会编》所记故事的启发（仅有的记载），从而虚构出女犯骑木驴的情节。由于水浒传的广泛传播，对其后的明清文人影响极大。

在《二十四史演义》里，叙述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这就更离谱，明代是个理学和心学并重的朝代，轻慢女性地位是不假，但决不至于如此的残忍和酷烈。显然清代文人是在施耐庵虚构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想像和发挥。

而在《施公案》中，居然荒唐地认为口碑极好的神判施世纶，是骑木驴刑罚的原始发明者，“他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发明展示给看客，看客们快感十足——谁让那女子淫荡，这下，做鬼也是做爱的姿势！”如果这个论断成立的话，那么所有出现在汉唐宋元的骑木驴女性都是虚构的，我也不必再废口舌了。赵炎的理解是，《施公案》作者大概感觉女犯骑木驴实在是找不到严肃的出处，不如戏弄一下施世纶，谁让他是神判呢？

小说家言不可信。

小说家言，可不可当历史？这无需赵炎废话，肯定不能，即便是历史类小说，它的可靠性比起野史亦大有不如。这一点，清代学者袁枚是我们的榜样，他在对待骑木驴性虐女性的谣传时，以神话的方式进行了嘲讽，在《子不语》中说“婺源江秀才号慎修，名永，能制奇器……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骑一木驴，不食不鸣，人以为妖。”

神话对谣传，半斤八两，都是子虚乌有的玩意。如果所谓骑木驴真有现代人所附会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性虐功能，那袁枚是绝不会这般若无其事的把骑木驴当成发明的自动行驶的木车来提及的。

还有人可能还会问，那现在网上流传的骑木驴图片怎么解释？呵呵，还用解释吗？如今的时代，什么样的图片设计不出来？

光绪与慈禧为何二十小时相继去世

光绪皇帝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九位君主，1875～1908年间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1898年，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戊戌变法”，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暴死，终年38岁。百年来，围绕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毒杀说能否成为定论和共识呢？饱经忧患的光绪帝早已成了古人，该怎样认识其悲剧命运的根源？该怎样评价这位一生为傀儡、为囚徒的皇帝呢？

仍为傀儡，苦闷生活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午后，慈禧带着光绪帝回到了阔别将近一年半的紫禁城。慈禧看到宫中未受大的破坏，留守的宫眷们也都平安，十分高兴。她一面跟前来请安的同治遗孀们夸夸其谈，一面命令立即把皇帝安排到瀛台居住。

回京后的几天里，光绪帝和慈禧都十分忙碌，尤其是光绪帝，要到各庙宇拈香行礼，答谢祖宗神灵的保佑；要接见外国公使，为慈禧当初攻打使馆的行为致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光绪帝就清闲起来了，虽然他脱离了被废黜的险恶境遇，但傀儡的命运并未改变。

光绪帝不忘逃难蒙受的耻辱。据《德宗遗事》记载，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正阳门城楼毁于炮火，回銮不久，慈禧跟大臣们研究修复事宜，光绪曾建议“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被慈禧拒绝。他在瀛台的卧室里挂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小褂，太监要拿去清洗，光绪阻止说：“此乃自陕至京，数月不换之小褂，与我患难相依，故留为纪念。”

光绪帝陪慈禧临朝听政之外，在瀛台有打发不尽的时光。他向掌管宫廷演出活动的升平署要去了锣鼓，在瀛台敲打，以此打发时光并发泄心中的郁闷。苏北阜宁县知县周景涛精通医学，曾进宫为光绪帝诊治，看到皇帝的室内放了一些书，有《四库全书提要》、《贞观政要》、《太平御览》、《大学衍义》、《理财学》等。光绪帝每天看书，写字，记日记，还学起了英语。慈禧通过耳目掌握着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她得知光绪帝学习英语之后，心血来潮，也要学习，但字母尚未掌握就知难而退了。

光绪帝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地过着寂寞清苦的生活。他在瀛台读书，记日记，写大字，在岸边散步。太监贼眉鼠眼地跟着他，谁也不说话。

太后年迈，国事如麻

光绪帝在瀛台一筹莫展，慈禧的日子也不好过，毕竟年近七旬，来日无多，心情不佳。而且，继李鸿章去世之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她的“宠臣”荣禄也去世了。慈禧痛哭流涕，并把弟弟桂祥骂得狗血喷头，因为荣禄临终之际一直由桂祥推荐的医生负责抢救，慈禧认为医生不称职，迁怒桂祥。荣禄死后，慈禧伤感了很久，也苍老了很多。

转眼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又蒙受了一场刺激。原来，她的七十大寿到了，本打算热热闹闹地祝贺一次，补上六十大寿未能大办的缺憾，谁想到在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俄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派军队侵入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依然拒不撤军，想就此霸占。这侵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于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赤膊上阵，向中国东北的俄军打响了第一枪。最令中国人痛心疾首的是这场战争发生在东北，目标也是争夺东北，但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自然无心做寿，想到自己每逢十年整寿就赶上外敌入侵，以致被革命党讥讽为“万寿疆无”，因此十分伤心。

日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告终，两国瓜分了东北，以长春为界：长春以南叫“南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以北叫“北满洲”，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当然，东北的主权名义上属于中国。

当时，慈禧已届七旬，在人均寿命不长的清朝就算是风烛残年了，朝中实力派自然暗中打算，光绪帝的价值开始被重估；另外，一帮年轻的亲贵成长起来了，比如醇亲王载沣、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等，由于年龄相近的缘故，他们跟光绪帝的关系较为亲近。慈禧对此也有警觉。一次，光绪帝的同父异母弟弟载涛派太监进宫，给太后送些食品，同时嘱咐太监顺路去看看皇上。慈禧得知此事，较为紧张，她怕光绪捎出什么话，所以，立即派人前往载涛的府中捉拿那位进宫的太监。

内务府官员上门拿人，不料载涛表示没有皇帝的旨意，不能到他府中拿人，还破口大骂，说了不少威胁恐吓的话，甚至要动手跟内务府的人拼命。最后载涛被侍卫死死拦住，太监也被拿交内务府慎刑司拷问。由于不承认替光绪捎出什么话去，太监竟被活活打死。此时的载涛还不到二十岁，是个孩子，慈禧不担心他有什么出格的打算，但载涛之所以敢气势汹汹，无疑是自认为有皇帝做靠山，这让慈禧感到忧心。

其实，慈禧不知道，肃亲王善耆有一个惊天的计划——一旦慈禧寿终正寝，立即拥戴光绪帝复辟，重掌大权。为此，他借举行新政的机会，成立了一支消防队，练习爬墙上房，而且按军队的模式，每天按时出操，装备新式洋枪。善耆跟亲信说万一有事，立即以救火为名前往瀛台，救出皇帝。当然，有人提醒他，等到老佛爷咽气再动手恐怕已经晚了。善耆既不敢轻举妄动，又不肯善罢甘休，为此很是苦恼。

然而，就在各方面暗中策划之际，光绪皇帝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命运逆转，光绪之死

光绪帝自幼多病。提起光绪帝的病情，还必须考虑到精神因素。他一生感情失落，政治失意，心情压抑。尤其是戊戌政变以来，他处于被软禁状态，备受凌辱和虐待，孤立无助，坐以待毙，担惊受怕，珍妃之死的消息也足以令他精神崩溃，这样一来，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

据清宫脉案记载，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夏起，光绪帝病情迅速恶化，御医和全国各地应召前来的名医均感束手无策，只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敷衍着。挨过了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的生日，光绪帝身体机能迅速衰竭。十六日，光绪帝跟慈禧太后最后一次召见大臣，他有气无力地斜倚在宝座上，身后垫满了枕头。据大臣回忆，光绪帝说话声音极小，只有简短的几句，慈禧也是一脸病态。从此，光绪帝再没有离开病榻，十九日起，已经不进食了，很快陷入昏迷。据清政府官方宣布：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的涵元殿逝世，终年三十八岁。

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在光绪帝逝世的前一天，慈禧授予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弟醇亲王载沣“摄政王”的职位，将他的长子溥仪接到宫中教养。光绪帝咽气后，慈禧立即宣布：溥仪继承同治皇帝，兼祧光绪皇帝，为清朝新一代君主。又规定：“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这表明溥仪为帝，载沣摄政。实际上他们全是慈禧的傀儡，清朝的命脉还是掌握在慈禧手中。可见，直到此时慈禧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力依然乐观，权力欲也没有丝毫的衰减。

然而，在慈禧做出这一系列决定的第二天，她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午后，慈禧太后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噩耗公布，天下震动。为什么年轻的光绪反而死在了慈禧之前？而且，母子二人相差不过二十个小时相继去世，世界上有这么蹊跷的事儿吗？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清史疑案，死因为何

近百年来，光绪皇帝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是谋杀说；二是正常死亡说。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意见倾向光绪帝死于谋杀。其实，光绪帝若死于谋杀，主谋元凶基本可以断定是慈禧太后，因为按常情推断，若没有她的指使，一般人不仅没有条件，也没有胆量下这种毒手。但应该强调，谋杀说属于推断，并无过硬的证据做支撑，是一种基于情理和既往事实做出的自圆其说的猜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谋杀说”被推翻，光绪帝的死因被学者们定论为“正常死亡”。原来，在清宫档案中，光绪帝的脉案保存得相当完整，史学家会同中医专家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这些脉案，认为符合病情演进的规律，未见特殊异常症状出现，应为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死亡，并无中毒和其他伤害的征象。这一说法较为广泛地被史学界认同。

然而，近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又取得了进展，“正常死亡”说似乎被颠覆，“谋杀”说获得了实质性的支持。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等四家单位的专家历时数年，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光绪帝遗骨、头发、下葬的衣物做了检测，发现其中附着有高含量的三氧化二砷（砒霜），由此认定光绪死于急性砷中毒，应为他杀。2008年初冬，在北京发布了这一研究成果。此时恰逢光绪皇帝逝世一百周年，所以，别有一番特殊的意义。虽然凶手是谁不能通过检测证明，但专家们一致认同慈禧太后的嫌疑最大。

但也有史学家认为毒杀说也跟情理不合。戊戌政变后，光绪帝处于慈禧的幽禁之中达十年之久，按说慈禧随时可以将他置于死地，既然光绪帝此时已病入膏肓，不过拖时间而已，慈禧还有必要做这种良心泯灭、天理难容的勾当吗？至于慈禧怕自己死后光绪帝翻案的判断也难令人信服，新统治者上台后重翻前朝旧案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规，并不足怪。对年迈的统治者来说，可怕的是死，而不是死后被翻案，既然两眼一闭，撒手西归，还管谁如何翻案？况且慈禧立溥仪为帝、命载沣摄政的时候，特意强调“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可见慈禧尚未想到自己的生命也临近终点，就更没必要将光绪置于死地了。

有学者对“检测报告”提出了商榷。无疑，光绪遗体早已腐化，科学家提供的是现在附着在遗骨、遗物上的砷含量，能多大程度上说明当时光绪身体里的砷含量呢？光绪帝的陵寝曾被盗掘，地宫环境和遗体惨遭破坏，又经文物部门的清理，几十年之后，还具备检测的条件吗？

笔者并非断定光绪帝肯定是正常死亡，也不抹杀学者们研究成果的价值，而是认为光绪之死的一些环节尚未得到完全的揭示，其死亡的真相可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最终的证实，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团。

据太监回忆，慈禧得知光绪帝病危，曾哭着说：“他的后事多未准备，他还没有地呢！”这指的是光绪生前未营建陵寝。其实，慈禧流下的是鳄鱼的眼泪，不论光绪到底死于什么原因，都是慈禧迫害的结果。他一生三十八岁，在位三十四年，自打记事起就君临天下，但始终生活在慈禧的阴影之下，不仅没有体验过君主的威严和权势，也没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坎坷命运，盖棺史评

从帝王的角度来看，光绪皇帝无疑是个失败者，他的失败源自慈禧太后的迫害，但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他没有处理好跟慈禧太后的关系。其实，他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和叔叔恭亲王奕？对他都有告诫。奕？临终上遗折指出：“伏愿我皇上敬天法祖，保泰持盈，首重尊养慈闱，以隆圣治。”光绪帝若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王朝命运和自己的境遇来说，都可以避免很多悲剧。

针对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在晚清担任过御史的胡思敬说过这样一句沉痛的话：“自古国家之败多起于伦理，家齐而后国治。”这道出了母子矛盾对王朝命运的深远影响。由于矛盾的一方是掌握中国命运的慈禧皇太后，另一方是万乘之尊的光绪皇帝，这二人的矛盾绝非家务之争那样简单，说到底还是权力分配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之间的一切矛盾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光绪要权，而慈禧不放权。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女子没有政治权利，慈禧太后把持国家政权缺乏合法依据。此前慈禧垂帘听政，前提是皇帝幼小，她以儿子监护人的身份代行皇权，是一种临时和权宜的办法。等孩子成了大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行事的时候，就不需要母亲的监护了，垂帘听政自然就要结束，慈禧并不否认这一点。所以，当光绪帝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之后，慈禧就兑现诺言，归政退休。然而，她不甘心彻底放弃权力，依然用各种办法暗中操纵政权，这样一来，慈禧就显得言而无信、贪得无厌了。不仅光绪帝对她心怀不满，朝野舆论也愤愤不平。长期以来，史学家提起慈禧永不满足的权力欲，都一概持否定的立场。

今天看来，光绪帝要权，办法也有很多，不能直接达到目的，还有迂回、曲折的办法。光绪帝自小长在深宫，并不熟知人情世故，本人又个性张扬，十多年教育和宫廷环境的熏陶使他具备了帝王的派头，他不甘心被愚弄、被操纵，也属人之常情。这样一来，光绪帝注定被推到了慈禧独裁的对立面上，他的命运就危险了。

光绪帝命运的悲剧还源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然而，光绪皇帝在明知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毅然迈出了变法维新的第一步，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因为这体现着一种献身精神、一种奋斗品格和一种为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失败是成功之母，从此，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开始成为时代的潮流，中国百年变革的号角吹响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了，封建的基础被动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光绪远远超越了一个王朝皇帝的局限，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驱者和独立富强大业的献身者。

光绪是一个失败的皇帝，却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他是黑暗时代的一抹亮色，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一位帝王。

“被神秘”的君王生死

君王无论多么雄才大略、容貌出奇，但依然是肉身凡胎，吃五谷杂粮长大，和普通人一样，会经历生老病死。中国古代不知有多少代君王不惜人力物力去寻求不死之药，但总是枉费心力。其中几位长寿者，如清代乾隆、梁武帝萧衍、武则天、吴越王钱镠、宋高宗赵构，最长者不过89岁。而其生，无非如普通婴儿一样，呱呱落地，需要成人抚养。

然“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一个君王尤其是开国君主，他一旦位登九五后，似乎其降生到这个世界时，一定迥异于平常人，于是修史者费尽心力赋予其降生种种神迹。《史记·高祖本纪》讲刘邦降生，“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就这段话来看，汉高祖不是刘太公的孩子，而是他母亲与蛟龙结合受精而生。汉高祖得天下时，其老父尚在，尊为“太上皇”，说不定这老汉为了证明他这个从小不事产业的三儿子非同一般，故意编出这样的神奇故事。——但谁也不敢质疑呀。这一传统被后世修史者继承，如说宋太祖赵匡胤降生在洛阳夹马营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明史》说太祖朱元璋，“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反正，这样的帝王来到世界，“红光满室”、“天空出现绚丽斑斓的彩虹”是常用的桥段。

君王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如黄宗羲的《原君》所言那样：将天下“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这种政治本质上就是宫廷政治，宫廷政治天生必须神神秘秘，“君不密丧其国”，其行动高度保密，而权力运行越神秘越保险。于是乎，君王的健康情况乃至死亡，可能成为帝国最大的一桩秘密。昨天，还诏告天下，圣上龙体康健，今天就可能“龙驭上宾”。因为君王一身系最大的权力，围绕权力争夺，其死亡被搞得扑朔迷离。距离今天才一百多年的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辞世，其原因至今说法不一。除了一些生前就完成权力交接的君王，能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外，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君王突然去世后，权力斗争往往十分残酷，不但其死亡“被神秘”，其遗体甚至得到了很不人道的对待。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可谓一代英主，晚年自矜有功，而不听从先他而死的管仲之谏言，重用易牙等奸猾之徒。他病后，几位公子为了争夺继承权，以桓公的名义张贴了一张布告，禁止任何人入宫，又在桓公寝室周围筑起三丈高的围墙，不让人给送饭送水，把桓公活活饿死在宫禁中。桓公死后，权力斗争仍未平息，谁也顾不得安葬先君的遗体，尸体在床上停放了六十余日，生出的蛆虫爬出门外。直到公子无诡即位后，才入殓，公告全国。

齐桓公之死揭示了中国君主政治一个规律：因为这种政治体制下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暗室操作，谁能掌握君王健康与否的信息发布渠道，或者掌控其死后的遗体，谁就能在权力斗争中占领相当的优势，所以君王死后“秘不发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史中，往往一再出现。

最典型的莫过于横扫六合、郡县天下的秦始皇之死。据《史记》记载，始皇帝即位三十七年，巡视天下至沙丘而死，寿五十岁。“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和焚书坑儒一样，秘不发丧也出自李斯的主意，这样的人后来被腰斩灭族也算是报应。在导演李斯、监制赵高的领导下，一幕大戏开演：“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而沙丘离首都咸阳路途遥远，而车队得行驶许多天，当时正值大夏天，始皇帝的遗体发出臭味，为了防止露馅，李斯等人命令买一车鲍鱼，随着始皇帝的御车前行，用鲍鱼之臭掩盖尸体之臭。——等车队到了咸阳，胡亥已经杀掉了扶苏，掌握了权力，才向天下发布皇帝驾崩的消息。

君王生死本平常，但因为君王垄断了权力，也因为权力运行隐秘，所以其生与死，常被人为地“神秘化”。

古代中国最著名的“红灯区”

妓女是生活在灯红酒绿中的“灰色阶层”，她们是传统贞洁观念的逃遁者，是官方行为典范的修正者。世俗觊觎她们的姿色，敬畏她们的才质，男人则蔑视她们的贞操，又流连她们的放荡。这为中国文化输入了一股具有叛逆色彩的暗流。一贯慎言慎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妓女们面前却一点儿也不脸红：纳妾成为合法，蓄妓也视为风流，苏轼、秦观、杜牧、白居易等著名文人，都是寻花问柳的老手。他们不需要回避亲近妓女的问题，甚至还泼洒笔墨，同风月场里的准诗人们唱和应答，勾栏妓院同中国文学居然和谐地搭起手来。

林语堂说：“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就是中国人对妇女的尊重，许多男人都要追求一个人们认为是水性杨花的女人，时间可长达几个月，钱要花去三四千……这样一种荒唐的现象，只有在妇女被幽禁时才会出现。”此外，“妓女们教会了中国人浪漫的爱情，正如中国妻子们教会了他们更世俗、更真实的爱情。”

钱谦益与柳如是结秦晋之好，两人同居“绛云楼”，读书论诗，倒也快活。明亡，柳劝钱殉节，在抹脖子、上吊和投湖中选一个死法。钱谦益推说水凉，舍不得自杀；柳如是却纵身跳进了西湖，险些闹出人命来。名利心大动的老头子，非但听不进小妾的劝诫，反而剃光了头发，准备为新朝效力当差。应对这些变故，女人不知要费多少唇舌，讲一通忠孝仁义的大道理，无非是希望自己的男人不要投降，免得遭人指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为挺尸的前朝披麻戴孝、丁忧守志。实在不能远祸全身，也可以浪漫地死去，柳如是给钱牧斋出的就是这样的馊主意：刀子、绳子、投湖，择一而足。两人还在西湖上荡舟作诗，准备在月色荷影中了断残生。看来，柳如是很认真，她愿意作着梦死；而钱谦益却并不糊涂，他还没有活够，纵然红粉知己相陪，他也舍不得撒手人寰——他还有更大的政治企图。

前朝亡故，君主逃亡，旌表荒废，柳如是们却依然逗留在昔日的回忆里，她们弄不清哪个政权是自己的家，枪口该调向哪一边。前朝并未恩赐一点好处，毕竟是故国；新贵非我族类，总是招人不待见。效忠的对象消失了，就为道德殉葬，比如明朝的头发，晚清的辫子，甚至不惜万千颗人头落地。（下图：杭州名妓——苏小小）

后人为秦淮、苏杭名妓上坟凭吊的多如牛毛，一则，与古代美人吊肩膀，总归是件雅事；二来，独对荒冢，诗词互答，说不定还能叼光留下一个不朽名。袁枚的《随园诗话》记载了一则小品：随园主人用唐诗“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句子刻了一方私印，并钤在诗集上，送给了一位路过金陵的尚书，结果遭到那位官员的苛责，袁枚却认真地说：“先生瞧不起这方印吗？今天看来，您是当朝一品，封疆大吏；苏小小是个身份卑微的妓女。恐怕百年之后，世人只知苏小小，而您，就不大有谁记得了。”这话果然应验了。

唐朝人范摅在《云溪友议》中写道：吴门女郎真娘，死葬虎丘山，时人比之苏小小。行客题墓多矣。举子谭铢题云：“虎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惟重色，真娘墓上独留诗？”后人无复题者。

看来，题咏名人墓，跟风、捧屁、凑热闹的居多，被这位举子一骂，都乖乖地闭了嘴。那些才貌俱佳的风尘女子本就可怜，还是别让她们在舌头上乱滚了。

万贵妃靠什么独享皇帝专宠20年

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帝王后宫佳丽三千、妃嫔无数乃是常态。作为后宫中的女人，要从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皇帝的宠爱，实在是不容易做到的，而要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还能独受皇帝恩宠几十年，就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然而万贵妃做到了，这个生活在明朝英宗和宪宗时期的谜一样的女人，留给了后世研究者无数的问号。没有惊人的美貌，没有显赫的家势，也没有花季一般的年龄，她究竟凭借什么独受恩宠二十年呢？

万贵妃（公元1430——1487年），小名贞儿，原籍青州诸城（今山东益都县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因犯法被流配边疆。万贞儿年仅四岁便被选入孙太后宫中，充入掖庭为奴。明宪宗朱见深两岁的时候被孙太后立为太子，与此同时，时年19岁的万贞儿做了他的贴身侍女。公元1465年，英宗皇帝去世，朱见深继承了皇位，改元成化，成为明朝第八位皇帝。第二年，万贞儿为宪宗生下一子，宪宗大喜，遂封万贞儿为贵妃。可惜不到一月，皇子夭折，此后万贞儿再无生育。

然而，朱见深倾其一生都对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格外地宠爱和忍让，一直到万贞儿去世。明朝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万贵妃所受的恩宠感慨道：“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另外，据可靠史料记载，年仅18岁的宪宗大婚不久，就撇下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吴皇后，夜夜就寝于万贞儿所住的宁贞宫，这足以说明万贞儿在宪宗心中的地位。据清代张廷玉等人所修《明史》记载，经历丧子之痛，万贵妃开始对其他怀孕的妃嫔或已经降生的皇子大加谋害，而宪宗却对这个女人无计可施，未加责罚，相反却是一再的退让。宪宗凭啥这么纵容万贞儿？他跟万贞儿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情缘？她又为什么会得到宪宗的旷世恩宠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朱见深具有强烈的俄狄浦斯式的恋母情结。据正史记载，朱见深自两岁开始就由万贞儿带着。英宗土木堡之变之后被困瓦剌，朱见深的叔父趁机抢去皇位并罢免他的太子职位，从此他便跟随万贞儿住在后宫，直到英宗卷土重来。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朱见深和万贞儿相濡以沫，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万贞儿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由于古代主子和侍女之间的特殊关系，万贞儿在他心目中就有了多角色的朦胧的定位——母亲、姐姐兼情人。总之，朱见深倾其一生都对这个女人有特殊的依恋，不论她做得多么过分，他都能忍让、退避。他离不开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生活的支撑，没了她，他的世界也将溃然崩塌。《明史》中记载：“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也就是说宪宗每次出游，万贵妃总是戎装侍立在旁，这给宪宗一种安全感。另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记载，“妃怒挞一宫婢，怒极气咽，痰涌不复苏”，“讣闻，帝不语久之，但长叹曰：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于是挹挹无聊，曰以不豫，至于上宾”。也就是说，听闻万贵妃死后，宪宗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长叹一声：万贵妃去了，我也快要去了。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但两者本质是不同的。杨贵妃是四大美女之一，有惊人的美貌，而万贵妃，得宠的时候已经35岁，已经是半老徐娘。所以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应该着重在一个“情”字上，或是亲情，或是友情，或是爱情，总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或者宪宗真有某种心理或人格障碍，而这种障碍唯万贞儿才能解除，故而离不开。

二是万贞儿善用心计，想方设法笼络宪宗。她是陪伴朱见深时间最长的女人，对朱见深的弱点颇为了解，可以轻易地玩弄他于股掌之中，利用他来达到自己“擅宠”的目的。《明史》中记载：“先是，宪宗居东宫，万贵妃已擅宠。后既立，摘其过，杖之。帝怒，下诏曰：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待期。太监牛玉辄以选退吴氏于太后前复选。册立礼成之后，朕见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因察其实，始知非预立者。用是不得已，请命太后，废吴氏别宫。’”也就是说，万贞儿擅宠之后，醋意大发的吴皇后凭借优越的地位和超凡的自信指责万贞儿的过错，并亲手杖打了万贞儿，结果引起宪宗大怒。宪宗一怒之下下诏“废后”，并将吴皇后打入冷宫。《明史》里面对这件事是这样评价的：“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一“迎”一“馋”，说明万贞儿心计颇深。也就是说，她凭借宪宗的宠爱，趁机大讲吴皇后的坏话，并提议废后，宪宗一“怒”一“疼”，竟从其言。时至今日，由于史料有限，且无第三人在场，历史事实中的万贞儿究竟有没有这么做，已无从可考，但可以证实的是，万贞儿并没有在宪宗面前为吴皇后说情，这也是为什么《明史》会把“废后”这笔帐算在她头上的一个佐证。之后上台的王皇后对她已是忌惮三分，只能忍气吞声。《明史》还记载：万贵妃“母以子贵”的梦想破灭之后，为了达到“擅宠”的目的，开始千方百计迫害未出生的皇子，通过买通太监给怀孕的妃嫔灌药，导致“饮药伤坠者无数”。所幸的是，一个跟万贞儿长得很相似的宫女纪春红怀孕之后，太监张敏感叹宪宗无子，动了恻隐之心，私自将堕胎药量减半，竟保住了孩子，即为孝宗。《明史》中也有记载：“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从这件事来看，这个女人心计太重、心机太深。因为她知道宪宗知情，也知道宪宗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是宪宗最需要的女人。

三是万贞儿高超的房中御夫术。在明末清初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描述万贞儿“貌雄声巨，类男子”，可见万贞儿绝非是美女中的极品，连宪宗的母亲周太后也大惑不解地问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宪宗答道：“臣有疝疾，非妃抚摩不安。”这话已经说得非常露骨了，万贞儿尽管不是美女，却有美女不可替代的好处。不过这一观点大多见于小说野史。很多小说都根据这一点把万贵妃塑造成了一个风骚淫荡的女人。

四是得不到的是最好的。很多小说野史中，比如《成化年间的爱情故事》、《明史演义》等，都提到宪宗很小的时候，偶然知道万贞儿有一个情人叫杜箴言。在宪宗11岁那年，因为嫉妒和自私，他派人把杜箴言杀了。万贞儿偶然得知这件事，大受伤害，就开始了漫长的有爱有恨的报复过程，对宪宗时而若即若离，时而嗔怪冷落，而这恰恰抓住了宪宗不容易得到的才是最好的心理，于是对万贞儿越加痴迷。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万贞儿腰上一直戴着虎符玉佩，这就提醒宪宗，她心里还想着那个赠玉的人。万贞儿也有心计，虽然有意无意地让宪宗意识到这一点，却又把握分寸，让宪宗产生淡淡的醋意，而又不至于惹得他恼羞成怒大开杀戒。

不管怎么样，万贞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女人这一点是肯定的，她巧妙地利用了宪宗从小对自己产生的依赖心理，并将这种依赖化解和转换为男人对女人的爱慕，中间又夹杂着母性和亲情的魅力，这让宪宗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万贞儿。而宪宗自身又是一个弱势内敛的皇帝，喜欢留恋过去的岁月和时光，这与万贞儿的细心谋划正相吻合，从而造成了万贵妃独享恩宠20年。

第二章　人物传奇

《金瓶梅》真正作者是明朝大才子徐渭？

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元旦前夕，绍兴文理学院潘承玉教授收到我国金学权威吴敢教授发来的邮件。吴敢在邮件中对他提出《金瓶梅》作者是徐渭的观点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谜持续不断的争议表示极大的关注，并赞誉道：“十年来学界反应证明，十年前我对贵著的评价并非溢美之辞。今天依然可以断言，《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金瓶梅》作者之谜的研究是《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大焦点问题。据统计，众多学者先后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的作者将近70位。潘承玉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金瓶梅新证》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乃绍兴名士徐渭，为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新的证据。十年间，潘承玉的“徐渭说”得到了胡令毅、邢慧玲等学者的丰富与发展，这一学说也越来越“在金学塔尖绽放出耀眼光芒”。

潘承玉真的破解了《金瓶梅》作者之谜？“兰陵笑笑生”果真是徐渭吗？元旦前夕，记者赴绍兴文理学院采访。

一部作者隐姓埋名的伟大小说

420年前的明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北京政坛发生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给荒废朝政的神宗皇帝“陈奏”了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直指“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当时一位隐姓埋名的长篇章回小说作者立即在自己刚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说的总目录前添加了《酒色财气“四贪”词》，并在两处山东官员名单中增列了一个“陈四箴”的人名。

此人便是《金瓶梅》的作者，当然，这部小说便是《金瓶梅》了。此书面世后曾几度沦为禁书，最后终于在世界文学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被公认为伟大的世界文学名著。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19篇首论《金瓶梅》，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并赞其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据调查，从1931年发现这部小说的明代最早刊行本以来，迄今用现代技术手段印行的这部小说的版本——含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国外译本已达30余种，近百万册。

美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专条称“《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称《金瓶梅》“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有关《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种种进展，但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仍然陷在迷雾之中。例如，在这部小说定稿420周年之际两岸出版界这次不约而同推出的校点本和影印本《金瓶梅词话》，其作者署名一如既往，仍然是“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在绝大多数读者和相当部分学者眼里，仍然是个谜。

古典小说与文化博士、多伦多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胡令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潘承玉先生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我们认为萦绕在人们心头四百余年的《金瓶梅》作者之谜也是该破解的时候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

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出版于1999年，书中他详细论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邢慧玲在阅读了潘承玉此书后，特地从河南赶到绍兴。

看了绍兴的城市结构，邢慧玲惊叹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府两县”格局和“县前街”、“东街”、“大街口”、“狮子街”、“灯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内外景观布置在绍兴城几乎全部找到实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书屋”，邢慧玲惊呼：“《金瓶梅》中西门府所在地就在绍兴！我要潜心研究，将毕生精力献给徐渭，献给《金瓶梅》的作者徐渭！”《金瓶梅新证》为何让邢慧玲如此信服？

在《金瓶梅新证》中，潘承玉对《金瓶梅》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列表详细对比小说中关于佛教与道教描写前后的变化。

通过对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写年代是由佛教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跨嘉、隆、万三朝而以嘉靖朝为主，全书定稿约在万历十七年后，进而得出结论：作者非嘉靖或者万历年代人物，应当是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种，涉及《西厢记》、《两世姻缘》等戏剧作品24部。

很多场合，人们应该说、骂、哭的时候，作者难掩戏曲创作的冲动，以“曲”代之，创作出众多戏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写上惟妙惟肖，巧妙运用了绘画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竹坡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诗、词曲、骈文等文学性文体，《金瓶梅》作者运用了部分非文学性应用文体，其中多为官场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根据以上三点，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

关于小说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证。

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

在明朝，“一府两县”在同一城的现象并不多见，小说中东平府含有两个县治，阳谷县与清河县，西门府所在地为清河县。小说中虽明确说明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由此认为小说所写故事的发生地即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

如果西门府不在山东，那么小说地理原型究竟在哪里？

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发现整个北方地区仅有顺天、西安两府，南方地区有应天、苏州、杭州、湖州与绍兴五府，存在“一府两县”现象。

为了确定具体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继续寻找《金瓶梅》中的线索。

小说第四十八回中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

明朝，在可查证的“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

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

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发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

既是绍兴人，又集画家、戏剧家和幕客为一体，明朝时哪位绍兴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最终种种线索集中于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绍兴大名士徐渭。

2000年10月，吴敢教授在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长篇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说：“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

徐渭缘何作《金瓶梅》？

潘承玉介绍说，徐渭是明朝时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集画家、小说家、戏曲作家、书法家于一体，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徐渭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怪才”，虽满腹才华，但仕途不顺，历时21年，7次科举考试都落榜，至晚年依旧是一名穷苦秀才。

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可见《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运多舛，悲愤自泄为其写作动机之一。

明嘉靖年间，浙江总督胡宗宪领兵于江南抗倭，因战争需要，招募参谋，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选中。徐渭成了胡宗宪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计策，屡屡立功，因此深得胡宗宪倚重。

但是后来，恩人胡宗宪入狱，徐渭一度抑郁成疾，精神错乱，不断用锤子敲击自己的头脑，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狱。后来，当朝状元张元忭和翰林院编修陶望龄等组织了各方力量，极力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将其释放，徐渭终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的徐渭，又娶了几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终。

徐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阴影，特别是在看待女性的问题上。潘承玉认为，正是这种病态促使了徐渭能从“审丑”的角度来创作小说，在他的笔下妇女都成了迎奸卖俏的市井淫妇，官不为官，妻不为妻，僧不为僧，《金瓶梅》开创了我国“审丑”小说的先河。

另一段历史记载，同样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

徐渭与沈炼同为“越中十子”，沈炼长徐渭14岁，又是徐家的女婿，两人交往甚密，沈炼平时对徐渭颇为照顾，经常介绍“越中名士与徐文长相往来”，因此沈炼对于徐渭来说不仅仅是亲人，还对他有知遇之恩。

沈炼后来考取了进士，有朝廷锦衣卫经历。不久，蒙古骑兵进犯京师，首相严嵩纵容奸党将领畏敌不前，使京师附近被焚掠，还任意残杀百姓，虚冒战功，蒙骗朝廷。举朝默默之际，沈炼愤然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纳贿误国、“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请求皇帝罢免严嵩以谢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动嘉靖帝对严嵩的信任，被贬谪的沈炼又著诗针砭时事。严嵩之子严世蕃下令，无论如何要铲除沈炼，成功者重赏，“大者侯，小者卿”。这年9月，沈炼被诬告为邪教“白莲教”首领而被斩首，两个儿子也被杖杀，远在江南老家的长子沈襄也被流放。“追怀沈炼，为其鸣冤”，潘承玉认为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

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金瓶梅》作者虽然在小说中写明时代背景为宋朝，但是学术界公认，《金瓶梅》所写朝政方面的事实与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多有差讹，与明代嘉靖朝严嵩当政时的现实更为接近。

至小说结尾写“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仓皇让位，继帝随后与上皇皆成阶下囚，“中原无主，四下慌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国亡家破，西门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则明显带有明代灭亡的预言书性质。“写宋的目的在于喻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潘承玉认为徐渭创作《金瓶梅》的深层原因在于“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忧患意识”。《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道德的沦丧，人物心理的病态。作者的悲愤，最终转化成了悲凉的文字，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平民写作”之风，通过对现实社会黑暗面露骨的描写，预言了明朝必将走向灭亡，然而他所写的“丑”，并非以丑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凉、苍老和幻灭感”写尽世间丑恶，呼唤正义、光明与善良的回归。《金瓶梅》作者研究“四大说”

改革开放以来，继国际红学热之后，“金学”渐兴，迄今已召开全国性的《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十多次，举办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六届，发表的论著难计其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有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和难点，就是对小说作者真相的探讨。

在迄今已提出的众多学说中，有四种学说，因流传广泛、论证详实，广为人所接受，被称为《金瓶梅》作者的“四大说”，即王世贞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和徐渭说。

在数十种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中，王世贞说流传时间最久，从明朝至今一直有学者提及。

此说最早见于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其文有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此处的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即明朝嘉靖时期大文豪王世贞。

有一种民间传说就以为，王世贞因为父报仇，著带有情色描写的《金瓶梅》，送于杀父仇人严嵩之子严世蕃，并在《金瓶梅》每页上涂上砒霜。一向喜爱情色小说的严世蕃得到《金瓶梅》后爱不释手，沾着唾沫一页一页翻看，全书看完之后，便毒发身亡了。

1934年，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学生吴晗发表了论文《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吴晗考证了严世蕃并非死于中毒，并找出书中诸多内证证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其后，郑振铎亦撰文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说。鲁迅、王采石等也曾极力反对王世贞说，王世贞说随之根本动摇。

屠隆说是近年来论据较为有力、影响较大的另一种学说。屠隆说最早由我国著名金学家黄霖提出，为了证明其观点，黄霖围绕屠隆说发表了8篇文章，提出了7点理由。此说得到魏子云、刘孔付等学者的支持和发展。

不久，徐朔方连续发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笑笑先生非兰陵笑笑生补证》等文，刘辉著《金瓶梅研究十年》等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金瓶梅》学者是不是屠隆的大辩论。屠隆说的理论弱点和内在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出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将《金瓶梅》列为一章，在初稿的一条脚注中，编撰人吴晓铃提出《金瓶梅》作者是李开先。但在定稿时，有人提出此说法尚待研究，于是出版时就把“是李开先”改成了“很有可能是李开先”。此后，吴晓铃赴美国讲学时明确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开先”，并公开发表文章，他的学说得到了卜键等人的发展。

但是，诚如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开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隆庆二年（1568），比绝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时代早了约20年；尽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体顺遂，其心境与《金瓶梅》弥漫全书的怨愤和悲凉情调相距甚远。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难以从李开先角度解读《金瓶梅》。

潘承玉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是从追踪明代士人评价《金瓶梅》的蛛丝马迹，和深入考究小说文本两方面双管齐下开始的。从1997年起，他在内地《中国文学研究》、台湾大学《中外文学》等海峡两岸的期刊上陆续发表《金瓶梅抄本考源》、《〈金瓶梅〉地理原型考探》、《〈金瓶梅〉作者的三重特殊角色》、《民族主义：金瓶梅作者的隐微情怀》等论文，逐渐揭开了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面纱。

潘承玉考证了大量古籍，从“绍兴老儒说”入手，寻找《金瓶梅》抄本最初的源头。据潘承玉考察，明万历年间流传的各种《金瓶梅》抄本，其最初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徐渭的学生陶望龄；而徐渭去世后，陶望龄是徐渭手稿唯一的收藏者和管理者，陶望龄本人不喜欢通俗文学创作，所以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极有可能就是徐渭创作的《金瓶梅》小说原稿。

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万历二十四年，陶望龄的好友袁宏道到绍兴看望他，在他家里看到了陶望龄为老师写的《徐文长传》，同时也看到了徐渭的遗作。随后，袁宏道连续做了3件事：也为徐渭创作了一篇《徐文长传》，文中同情“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写信向朋友盛赞徐渭是“我朝第一”文学家；写信对朋友说，《金瓶梅》“云霞满纸”，是他至今为止读到的最好小说。徐渭和《金瓶梅》之所以没有被时代埋没，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陶望龄与袁宏道的极力推崇。

根据潘承玉的对比研究，《金瓶梅》和现有的徐渭存世作品，从情节各要素到语言各要素，两者都存在大量细微不觉、又无处不在的相同点和相似点，显示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知识视野、思想情趣和写作惯性，无法找到第二个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关性。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各家众说纷纭，但是正如严云受所说，“无论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观点，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关资料所吸引，因而觉得颇受启迪”。《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发展

几乎把毕生心血都献给金学研究的前辈专家吴敢教授，旗帜鲜明地评价潘承玉的徐渭说，“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高度肯定了潘承玉“徐渭说”在迄今约70种《金瓶梅》作者说中的突出地位。

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甚至包括主张屠隆说的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黄霖教授，主张王世贞说的河北师大博士生导师许建平教授，在认真审视了“徐渭说”的论证体系后，也都在有关论著中对潘承玉的研究给予肯定。

不少中青年学者则以潘承玉的研究为基础，直接参加到对《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论证之中。他们相信，沿着这条学术路径走下去，一定可以彻底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

华裔学者胡令毅在归国研究期间，花了数年时间对《金瓶梅》作者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论西门庆的原型——〈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新论》一文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潘承玉先生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几十年前，阿瑟·韦利凭他的直觉，曾猜测到这部小说是徐渭作的，然而大家都不以为然。时隔半世纪之久，潘先生独具慧眼，又把我们从芸芸众生中带回到了这位‘绍兴老儒’的身边。潘先生的杰出贡献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此为前提，他分析提出，小说塑造的西门庆形象及其兴衰故事，背后有徐渭幕主胡宗宪的影子，《金瓶梅》是一部将《水浒传》原有的主人公形象、事迹，与绍兴老儒徐渭的幕主胡宗宪之个人、家庭、事业及风流韵事融为一体，并以其女人为中心的带有一定真实色彩的传记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都可以找到原型。

2007年，胡令毅又发表《论温秀才》一文，进一步分析小说所写西门府的“西宾”人物温秀才，和作为门客的徐渭本人在籍贯、相貌以及性格行状等方面的一系列相同或相似之处，“以为徐渭作《金瓶梅》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黄霖曾经发现，《金瓶梅》第五十六回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出自《山中一夕话》（即《开卷一笑》），而此书卷首的参订、校阅者，一会儿题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会儿又题一衲道人、屠隆，据此，黄霖认定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都是同一人，这是他提出《金瓶梅》作者屠隆说的重要证据之一。潘承玉在研究中同样提出了“兰陵笑笑生”与死后葬在“兰亭山”的“天池生”徐渭的紧密关系，提出徐渭生前行文做书常以两个“一笑”或者“笑笑”的象声词“呵呵”结尾，徐渭还写到“终日呵呵，才是天下第一笑品”。邢慧玲受此启发，对“笑笑先生”与屠隆的同一性进行了反驳。她对《山中一夕话》的序言和卷首署名方式进行重新考察，发现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与屠隆并非同一人，《山中一夕话》的编者只能是笑笑先生；她更在署名徐渭的《刻徐文长先生秘集十二卷》中找到大量与《山中一夕话》相互雷同的笑话，证明徐渭其实就是《山中一夕话》的编者。

邢慧玲发表在2006年第2期《明清小说研究》上的这个考证发现，很大程度上抽掉了屠隆说的基石，更使潘承玉提出的“兰陵笑笑生”与徐渭的对应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

2009年初，由吴敢教授主持的《徐州工程学院学报》金学专栏又发表了来自西南大学文学院青年学者王停军、李俊瑶的一篇论文。该文“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追溯了陶望龄和明万历间《金瓶梅》抄本拥有者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等的关系，以及其间存在于陶望龄身上的种种反常现象，提出作为徐渭遗著的整理者，陶望龄在《金瓶梅》抄本传播过程中的“欲盖弥彰，正暴露了他在最初抄本流传过程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潘承玉向记者出示了上海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全亮刚寄来的一份请求指导的《金瓶梅作者徐渭说补证》的学位论文提纲。全亮表示，“《金瓶梅》是千载难遇的奇书”，一定要利用学位论文的写作，进一步加强《金瓶梅》和《徐渭集》的文本互证，“为徐谓说添砖加瓦”。

罗贯中给予人们的误读

历史上有没有“过五关斩六将”之事呢？没有，这只是罗贯中的艺术虚构。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公（指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这就是说，在关羽离开曹操之前，刘备已奉袁绍之命到了许都南面的汝南郡，与刘辟等领兵攻打许都附近地区，扰乱曹操的后方。关羽得到刘备的消息后，自然只能由许都南下以归故主，而绝不可能北上河北去寻找刘备。因此，他根本不会去“过五关”，也就不会“斩六将”了。

罗贯中为了表现关羽不辞艰辛千里寻兄的忠贞之节和义勇之慨，虚构了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让他先赴河北，再折回汝南，这在小说艺术上是允许的。问题在于，由于罗贯中的历史地理知识不足，他的虚构有一个相当大的漏洞——地理方位混乱。按照情理，关羽既然要到河北投奔刘备，那么，他离开许都之后，就应该向北，直趋延津（今河南延津西北）或者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渡过黄河，即可进入冀州境内。然而，罗贯中却让他首先通过东岭关（虚构的地名），接着突然莫名其妙地折向西北，跋涉一千多里，走到洛阳，白白绕了一个大弯；然后才折回东方，经过汜水关（即《演义》第五回写到的虎牢关）、荥阳，最后再到达滑州（应为白马），从那里过河。这样的路线，犹如一个大“之”字，让人物来回折腾，行程将近三千里，完全不合逻辑。

曹操和张飞亲戚关系被抹去

曹操和张飞这两个死对头，怎么会沾上亲戚关系？然而，这并非海外奇谈，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实。

曹操和张飞的亲戚关系，是通过夏侯渊一家搭起来的。

曹操之父曹嵩，是东汉末期大宦官曹腾的养子，但他的本家却是夏侯氏。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世语》二书：“（曹）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指曹操）于惇为从父兄弟。”这就是说，从血缘关系来看，曹操其实应该说是夏侯氏的后代；他手下的头号大将夏侯惇就是他的堂弟，另一员大将夏侯渊也是他的族弟。夏侯惇和夏侯渊极受曹操信任，除了他们自身的才干勋业之外，与曹操的亲族关系乃是一个重要原因。

张飞作为刘备的心腹大将，无论就其家世出身还是政治观点来看，本来是很难与夏侯氏家族产生什么瓜葛的。然而，在那天下大乱，人的命运变幻无常的年代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却成了夏侯氏的女婿。据《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魏略》，事情是这样的：“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时（夏侯）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产息女，为刘禅皇后。”这就是说，张飞的妻子是夏侯霸（夏侯渊次子）的“从妹”，也就是夏侯渊的堂侄女。论起辈分来，张飞还得算是夏侯渊的堂侄女婿哩！

通过这样两方面的说明，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曹操是夏侯渊的族兄，而张飞是夏侯渊的堂侄女婿，那么，张飞也可以说是曹操的堂侄女婿。不仅如此，就连蜀汉后主刘禅（张飞的女儿是他的皇后），也得算曹操的隔房侄孙女婿！

曹操和张飞是亲戚，这本来是很好的小说材料。但是，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却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不仅张飞之妻根本不曾露面，就是写到夏侯霸投奔蜀汉时，也没有顺便略作交待。不知罗贯中是没有注意到这层亲戚关系，还是有意舍弃这一事实，抑或是担心写了这一点会模糊“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这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

千秋遗恨隆中对

一、隆中一对

诸葛亮初见刘备，即提出了“跨有荆益、联孙抗曹，天下有变，两路进兵，规复汉室”的战略计划。自长坂至汉中，刘备万里长征，从倾家荡产，濒临倒闭的寄居客军，一举成为拥兵十数万，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头等诸侯。其十年迅猛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隆中对》。故而，要充分理解关羽北伐的战略目的，就必须先理解《隆中对》。《隆中对》的战略预备，一是跨有荆益，一是联孙抗曹。此间矛盾，姑且留于后文评述，在此先谈其战略进攻的计划，即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建安十三年，曹操大败于赤壁，眼见一统无望，雄心曰销，“晚年效应”开始显露。荆楚之血未拭，漳水三台已立，中原大兵大役，百姓本已不堪压榨，曹家的政策新动向更将草民迫向穷途，穷则思变。[1]自汉帝东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无人臣之礼，激起了拥汉派的强烈不满。董承既图之于前，伏氏复谋之于后。曹操一手刀把子，一手笔杆子，两手抓，两手都过硬。《让县自明本志令》信誓旦旦，诚意凛然，读之不落泪者非忠臣也。未承想墨迹未干，这位自诩的“汉征西将军”便一脚踢开了自家划定的底线，先进公，后称王，割地自肥，向皇位步步进逼，到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干脆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秦有望夷之败，汉有王氏之乱，曹操出身宦种，又是新科外戚，身兼赵高、王莽，殷鉴不远，朝野的拥汉派无不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人怕逼，逼则生变。中原之势，即便未如《隆中对》所言之“天下有变”，亦已处于“天下将变”的道口。无论准备“作乱”的百姓，还是打算匡扶社稷的拥汉派，都势单力薄，自立不济，需求外援，于是有仁德之名，且打着复兴汉室旗号的刘备集团不免成为众望所归。[2]

自来论者，多称《隆中对》两路进军计划为“钳形攻势”，颇有微词。如毛泽东即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然兵无常势，孙子伐楚，作三军轮流抄袭，数年之内，楚人忙于奔命，吴承其弊，一举入郢。殷鉴不远，隆中对之战略思想亦当如此类，以荆、益轮流出击，互为奇正，调动曹军主力千里奔命，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以逸待劳，可致全胜。

荆益一盘棋，备称汉中王，使费诗送假节钺之命于樊城关羽军前，足证关羽北伐乃刘备所使。[3]或论者以为羽自行攻樊，可谓昧于大势，又甚不知书。有此战略大前提，则关羽军非势众，而久困襄樊，即便前线失利，亦倚水军优势，拖住曹军，种种疑惑，迎刃而解。

二、荆襄风云

建安十三年，曹操于赤壁铩羽，留曹仁守南郡。周瑜邀其前，刘备使关羽屯江北，绝曹仁后路，攻战近一年，仁终不支而走。备借得南郡，羽为襄阳太守，驻江北，连番骚扰曹境。建安二十年，孙刘中分荆州，两家虽各打算盘，面子上终究握手言和，关羽腾出手来，曹属荆北的曰子愈不好过。延至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然等恃关羽强盛，起事于许昌。事态至此，曹操不得不痛下决心，根治祸患，遂调动屯于居巢的曹仁行征南将军，假节，镇荆讨羽。

曹征南临危受命，自不敢怠慢，前方羽檄交驰，后方抓夫拉丁。昔曰河北顺民慑于天威，只敢逃役，曹公一番表演，已使众草民感激涕零。[1]今曹仁做功不及丞相，荆州百姓久经考验，阶级觉悟非河北群氓可比，照搬曹丞相使民椎冰通渠的做派，自然惹出祸来。十月，宛城民众不堪徭役，推守将侯音为首，南结关羽，举城而反。[2]

南征之师未动，萧墙之乱已发，荆州越治越乱，曹征南撇下关羽，改职平北，率大军先和自家人打了个不亦乐乎。侯音等拼命抵抗，苦候关羽救兵。自冬十月至次年正月，宛城人民盼望的救星始终没有出现。起义失败，曹仁按照曹家惯例，屠城示威。[3]

是什么造成关羽错失如此良机？

按，刘备、诸葛亮入川，关羽虽有总督荆州之名，却无假节钺之实，即无征伐之权，则按兵不动非关羽之意，乃刘备之命，显而易见。时刘备入汉中，与夏侯渊诸将相持于阳平，兵势未解，关羽这张王牌，自然隐匿不翻。虽有侯音起事，然大行者不急小会，曹操驻军长安，坐西望东，打草惊蛇实非上策，故侯音等不得不姑作弃子。将飞者翼伏，将噬者爪缩——关羽在宛城起义的掩护下，积极备战，既设下沿江防线，以备后院起火，又通过外交手段，赢取东吴的支持，孙仲谋是趁火打劫的积年，自然乐得坐收渔翁之利。[4]至此，北伐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套用句《老狼请客》的台词——“就等老曹来了”。

苦心皇天终不负，宛县屠城之血未干，汉中战局顷刻逆转。曹操窝在长安观了半年夏侯之妙才，末了只观到一“白地将军”授首于定军，眼见苦心经营多时的防线有全面崩溃之险，只得亲率大军救急。时值三月，故地重游，上有秦岭皑皑之积雪，下有褒水滚滚之涛澜，孟德念起当年所题之“衮雪”二字，情随事迁，得意而去，仓皇而来，自不免心如波乱，面如雪白。[5]

这头曹操惶惶然一脚踏入汉中泥潭，襄樊的曹仁却犹懵懂，收拾完了宛城的乱党，论功行赏，头衔上的“行”字得去，自大感王恩浩荡，众将官人人忠字当头，加倍打叠精神，来找关羽的麻烦。曹家军拔牙不知在虎口，拍蝇不知在虎头，嫡系和杂牌尚有闲情雅致争风吃醋，为表忠心而大鸣大放，江陵的霍霍磨刀声自是全然听而不闻。[6]

曹操大举增援，汉中的仍唤急速降温，而荆州持续的冷战却将因南讨、北伐的两路大军的狭路相逢而热火朝天了。

三、金戈铁马

北伐之役，关羽兵力几何，史无其书。然昔曰东吴夺长沙、零陵、桂阳，关羽率军号称三万入益阳，争三郡，或可为证。[1]时刘备率益州兵五万下，羽军后备无虞，当倾巢而出，犹为号称，可见其主力尚不满三万。现下益州军长驱汉川，荆州有变，西援无门，吕蒙于建安二十年导演的那场武装接收记忆犹新，关羽守着如此“忠实盟友”当邻居，不得不慎之又慎，多留兵以备不测。陆逊与关羽书云：“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亦足为羽北伐军寡之旁证。[2]曹仁军数，史书语焉不详，但言督诸军平宛，还屯于樊，则亦当有数万之众。

庙算兵力，曹军只多不少，疆场纷措，立义将军庞德发毒誓在前，羽若不死，自家亦活不过今年。舍得一身剐，竟有了箭射关羽的精彩镜头。须知关羽向称万人之敌，当世虎臣，能于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者只此一人。今庞令明与羽交战，非但得全首领，尚能射羽中额，实是意外之喜。虽关羽已是六十老翁，额有盔护，射将上去惟音乐效果可人，却足以使庞德自豪，家传美谈，史笔流芳。

庞德惹出的花絮虽然精彩，曹仁导演的正戏却迅速向着票房毒药发展。关羽被讨，越讨越精神，“猖獗为寇，荡摇边鄙”[3]，竟自江陵长驱六百里，将襄阳团团围困。[4]曹征南被打得龟缩樊城，遥望汉水东去，不舍昼夜，徒呼负负而已。不前救襄阳，反使庞德等屯樊北十里。汉江曰东去，过樊竟北流，打了个几字形弯道，曹仁或是念起当年关某绝北道的手段，唯恐其故技重施，以水军威胁襄樊侧翼，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高义，但睹其布置，仍不免坐不安意，确保退路之嫌疑。孙权见有利可图，也率军攻合肥，东线张辽等自顾不暇，[5]事态至此，襄樊危局也只能指望曹丞相调拨救兵解困了。

此时的曹丞相也正烦得紧。亲自出马在汉中天狱苦战三月，寸土未得，亲仇未雪，窝窝囊囊得领着残兵败将回马长安，和刘玄德大眼瞪小眼，恐追穷寇的恐追穷寇，怕反攻倒算的怕反攻倒算，末了隔着三谷四道闹成僵局。万没料到，摁倒葫芦起了瓢，汉中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利索，襄樊却又打得热火朝天。从武都等地强迁的民户、蛮夷把关中闹成乱糟糟一片，刘备躲在暗地里较劲，曹丞相哪里敢轻动？无奈之余，遣帐下爱将于禁率诸军赴援，又征发壮丁，让徐晃凑了支货真价实的杂牌军，屯宛接应。[6]

四、水淹七军

建安二十四年秋，西线无战事。

曹刘两家为争夺汉中，鏖战近一年，曹军固然损失惨重，西川亦已到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山穷水尽之境，可谓两败俱伤。[1]汉中遭曹操大打了通草谷，已是满目疮痍，难以供养大军。但大敌在北，刘备虽为强弩之末，急需休整，亦只得奉陪。幸得关羽军事有成，于禁等诸军东下，刘备压力骤减，于是在七月庚子，称王于汉中，在政治上向曹操示威之后，留魏延守汉中，自率大军回成都。

约此不久，假关羽节钺的诏命即由费诗带至襄樊前线。假节钺者，可在辖境内代行君事，备以全荆委羽，自是要让其放手大干一场，为主力休整恢复赢得时间，进一步吸引曹军。

此刻，关羽又取得新进展，非但困襄阳，且北渡汉水，将樊城也一并围了。连躲在建业商量阴谋诡计的孙家君臣都一致认为关羽“有大功”，可见曹子孝接战一败涂地。[2]正在惶惶然，于禁率部赶到，真可谓久旱逢甘霖，和庞德等会合，竟有七军之众，立即财大气粗，命大军南下，反攻倒算。关羽军少，当退回江南，两军隔江对峙。[3]

曰后诸葛恪围攻新城，曹魏十数万援军静坐示威。可见曹家行军，多奉周亚夫以梁疲敌之策为圭臬。现曹仁、于禁等兵多将广，不即救襄阳，自是法此故智，只待关羽顿兵坚城，师老兵疲，便可承弊而动。

乍一看，曹军以主待客，以众敌寡，可谓胜券在握，只待奏凯，却不知兵者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军旅之司命也。远在合肥抗孙前线的扬州刺史温恢已经看出了道道：“此间虽有贼，然不足忧。今水潦方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猾，正恐征南有变耳。”[4]

汉水常于秋季泛滥，曹仁及其副手满宠久居于此，自当明了。但骤得大援，醺醺然，昏昏然，竟将近在咫尺，不舍东去的百万大军忘在脑后。曹仁暴用其民，失道在前，激起宛城之变，使关羽得以从容布置，以逸击劳，长驱直入。如今又不知天文，不晓地利，自然要大倒其霉。

八月，天公为关羽作美，连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万水汇注，汉江猛涨，顷刻间平地水深五六丈。此时正值夜半，曹军酣睡正熟，岂知祸从天降！屯于平地之军几一卷而空，多膏鱼腹，其景惨不忍睹。残部或逃上河堤，或随于禁等登冈望水，徒呼负负。[5]

果不出温恢所料，“猾虏”关羽见机得利，立时下手。

于禁乃曹军魁首，关羽擒贼擒王，亲率大军乘船围攻。水势浩大，荆州军攻势猛烈，曹军兵无斗志，顷刻瓦解，于禁等拱手称降，一世英名，直此翻为画饼。[6]

关羽克捷，又掉头收拾庞德。此时河堤渐溃，败兵乱哄哄挤作一团，遭关羽军四面围攻，弓弩乱发，已成鱼肉之势。然庞德督众死战，竟自平明杀至曰中，关羽犹不能得手。此刻水势更盛，渐没上堤，曹军穷途末路，势逼至此，纷纷呼降，庞德斩断也无用了，只得带了三个亲信，驾小船欲回樊城。末了水盛船覆，终难逃罗网，应了自家发的誓言。

七军雄师齐卸甲，宁只一个是男儿——惜哉，降将也。难怪曹操知晓噩耗，要颓然长叹了。[7]

于禁等七军尽数覆没，关羽单俘虏就抓了三万，曹家虽有潼关之危、定军之痛，但如此惨败，还是自赤壁以来破题儿头一遭。夸胜讳败，自古皆然，曹操自赤壁逃出生天，回头就一封书信，把周郎贬得一文不值。现下襄樊之惨，不下赤壁，关羽威名，犹过周郎，曹家自然要炮制文章、收拾舆论。于是司马懿、蒋济等鼓动如簧之舌，说得七军之没乃由天败，非战之罪也，关羽不过印堂发亮、祖坟冒烟，捡了天大的便宜。此曹家遮羞之论，谬种流传，遗乱至今，不可不辨。[8]

关羽镇荆州，屯江陵，其至襄樊，辖境内只有陆路。若要水陆并进，则需经下游江夏郡，转夏口，溯汉江而上。江夏自曹操南征，已南北分治。北境由曹委江夏太守文聘镇守。南境本是刘家地盘，但经过“亲密盟友”的巧取豪夺，早就改姓孙了。关羽水军过界，可谓艰险重重。[9]处如此险恶之境，关羽仍坚持将船队开到襄樊前线，可见确如温恢所说：“乘利而进”，对汉江洪水早有预谋。曹操南征，“下汉阴之众，浮邓塞之舟”，曹仁久镇襄樊，七军逼汉水而阵，岂无舰船？[10]然山洪暴发、汉水暴溢，若不预备，大船泊于江中，是何下场，不必智者而后知。是以羽军有大船围攻，仁军只有小船逃命，此非天出老千，不过一者处心积虑，一者懵懂不知，“无有远备”而已。

孙子云：多算胜少算，少算胜无算。关羽万事俱备，只欠洪水，曹仁等有祸不提防，坐等吃败仗。若如此尚谓胜者撞大运，败者遭天谴，想来赤壁的周瑜也不过走了通鸿运，曹操也不过时乖运蹇，输给了东南风而已。

五、威震华夏

建安二十四年秋八月，关云长水淹七军，虏于禁以下三万人，襄樊一带，曹军主力几被一扫而空，只余下曹仁领着几千残兵败将困守孤城。[1]徐晃杂牌军慑于关羽军威势，不敢正掠羽锋，前屯偃城西北十里之阳陵陂，权作呼应。[2]

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皆非善类，曹操不纳司马懿之谏，孤意任用。七军覆没，兵事危急，二人相继称降，由此引起连锁反应。[3]荆北本苦曹家剥削，宛城之血未干，徭役之难犹重，曹子孝屠城淫威已付滔滔汉水，关羽兵锋所向，百姓纷纷倒戈。曹操在荆北的统治土崩瓦解，其速不亚七军。[4]关羽为更造声势，派出轻军北上，长驱直入。

中原百姓受曹操压迫之灾，不亚荆北。建安二十三年，曹军鏖战汉中，大抽丁夫，远赴石狱，百姓不堪其苦，陆浑民孙狼揭竿而起，南投关羽。关羽见民气可用，授印给兵，使返回故土，破坏曹操统治。而今关羽兵锋直逼中原，苦于苛政的众百姓群起响应，一时间，中原“盗贼”纵横，许昌以南乱成一锅粥，曹家统治濒于瘫痪。[5]

建安二十三年，许昌拥汉派企图与关羽里应外合，发动暴乱。曹操冒冷汗之余，将汉庭诸官诓至邺城，屠戮殆尽，算是给“宁吾负人，毋人负吾”作了最后一次诠释。[6]故而勤王之军虽在咫尺，朝廷之中却未出现不测之变。但曹操万没料到，季孙之忧，不在颛臾，却在萧墙之内。

魏讽，汉高祖同乡，《世语》称其“有惑众才”，连王粲二子、刘廙之弟都与之交密，可见此人才华出众。建安二十二年，瘟疫大盛，建安七子（孔融早亡）凋谢殆尽，风华绝代的邺下顷刻寂寥。现今魏讽英才挺出，自为万人瞩目，竟至“倾动邺都”，分明是人气偶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于是受魏相国钟繇招辟，踏入政界。[7]

建安二十四年，曹魏运交华盖。夏侯授首于定军，曹操顿兵于汉川，曹仁被困于襄樊，于禁覆没于沔水，加之孙权趁火打劫，兵进合肥，一时间风声鹤唳，内外交困，眼见得江河曰下，危乎殆矣了。魏讽为布衣时，结交各种对曹氏不满的官僚，早有图谋，而今混入曹魏政权内部，见时不我待，欲联结掌控魏宫禁卫的卫尉陈祎突起发难，一举夺取曹魏统治中心。

此时，曹操身处关中，关羽兵在襄樊，杀得内外人皆胆落，如魏讽之计得售，眼见曹魏唿喇喇似大厦倾。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天佑大魏，曹家合当有五帝之份，末了，关键人物陈祎居然临事而惧，向镇守邺城的魏太子曹丕出首。曹丕自被唬得魂不附体，大开杀戒，以其与王粲相交之厚，竟连杀王氏二子，竟致向以心狠手辣著称的乃父都叹息不已。以才武著称的文钦只因与魏讽“辞语相连”，便被下狱受笞数百，几拷掠而毙。招辟魏讽的元老相国钟繇罢官，邺都中尉杨俊左迁，黄门侍郎、名臣刘廙与弟连坐，几乎丧命，这场政治地震之烈，足以倾国。[8]

对魏讽谋反的动机，史无定论。以其交游之广，影响之大，所交人物身份之尊，若非金祎之辈，便是张角者流。然不问魏讽究欲光复炎汉，还是重弹苍天当死的旧调，其发难的直接触因，乃是关羽水淹七军的空前大胜。史称关某“威震华夏”，可谓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六、亢龙有悔

魏王曹操自起兵以来，斩吕布、平二袁，收刘琮、降张鲁，纵横中原，直抵辽东，几平天下。万没料到英雄一世，末了却晚景凄凉，眼见手创的魏国风雨飘摇，有大厦将倾之危。七军之没、魏讽之乱，使其在关中坐卧难安，于十月统大军匆匆返洛，而此时关羽偏军早已驻马郏下，兵临许昌。[1]

以关羽兵力，断无力在襄樊未克之时分兵逐鹿，郏下之军，无非接应中原一众起义军，进逼许昌，虚张声势，误导曹魏战略，以策全局。曹操果然中计，惟恐汉朝廷落入刘备手中，自家从此坐实了贼名，遂打算迁都以避锋芒。[2]

京都，国之根本，根本动摇，人心大乱，元气自伤。自周以降，受敌之逼而迁都者，断无好结果。曹操竟出此下策，实为关羽所谲，举止失措，行将自毁基业，遗讥万世了。

幸好魏廷中尚有两位谋士旁观者清，没被关羽的猛烈攻势吓破胆——蒋济与司马懿急谏，显徽损周瑜之例，给魏武大灌了一通安神汤，而后抛出囊中妙算：联孙制刘。

自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起，孙刘两家便在荆州问题上反复纠缠，从头到脚理不清的恩恩怨怨。仗着曹军入侵汉中，孙权遂得坐地分赃。一占三郡，立马化干戈为玉帛，和刀兵相交的对头“更相觇伺，逐利见便”，去找曹操的麻烦。关羽兴兵北伐，孙家允其舰船通过辖境在前，攻合肥在后，怎么看都和关羽好得蜜里调油。但蒋济、司马懿料定孙仲谋慑于关羽威势，恐其反噬，瞧着关羽风光，断不会舒服，更料定此人唯利是图，翻脸比翻书还快，礼仪廉耻之类的虚名向来不在眼里。[3]

果不其然，还没等曹操抛媚眼，孙仲谋的效忠信已经飞也似得递来了。时距孙权攻合肥未及三月。[4]

转眼间满手的败券变胜券，曹操自是喜出望外，摁下迁都的昏招，自东线调兵遣将，召还张辽诸军，一心一意清算关羽了。[5]

曹孟德病急乱投医，却未料到孙仲谋自有他的如意算盘。

前者关羽激战襄樊，七军驰援，兵力吃紧。陆逊适时一份马屁信，拍得关某虎心大悦，遂逐渐自江陵调兵北上。[6]而今孙仲谋故技重施，事实证明，号称“智计绝人”的曹孟德一点都不比关云长高明。张辽诸军既去，阻碍孙权北上的积年绊脚石一时扫清，徐、豫大门敞开，空虚尤甚江陵——准备了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孙仲谋与刘备曾结秦晋之好，又是十年的交情，犹能干出贩卖的勾当，而况“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的曹操乎？

但吕蒙一堂晤对，终究燃起了孙权强烈的荆州情结，一番摇摆之余，曹操侥幸得脱，关羽自然要倒霉了。[7]

孙权之所以决定取荆，除了战略考量之外，更由于其已穿着盟友的伪装，在荆州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

关羽出兵之前，南郡城中失火，烧毁军需，关某自然要找直接责任人——南郡太守糜芳的麻烦。芳乃糜竺之弟，亦为士流，羽向称强梁，以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闻名，自然不会对糜芳客气。亲密盟友孙仲谋冷眼旁观久矣，见有机可乘，立即伸出橄榄枝，糜芳惶恐之余，自然上了贼船。[8]

关羽出兵北伐，糜芳、守将士仁负责供给军需。由于关某素曰不把二人放在眼里，二人忿恨之余，不免消极怠工。关羽在前线志得意满，不假思索得丢了句“还，当治之”。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关羽时已假节钺，“治之”二字，力重千钧。糜芳、士仁既无力与抗，只能想着法子令关羽不得“还”了。[9]

七、千秋遗恨

建安二十四年秋十月，曹孙密盟，矛头齐指关羽。曹操去一心腹大患而得一强助，遂亲统大军南下，收拾荆北残局。[1]

正当襄樊战云渐密之际，远在西川韬光养晦的刘备突然有了大动作。自回师成都，刘玄德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大兴土木，将两川交通整饬一新。此刻生息已久，而曹军主力疲于奔命，又云集于中原，刘备看准时机，终于再提大军，进屯汉川，锋芒直逼关中。[2]

荆州前线对峙依旧。樊城久困，军心动摇，有弃城他走之谏，幸满宠力排众议，说服曹仁沉白马而固守，暂时无虞。[3]然在关羽大军的持续围攻下，城中粮秣渐乏，岌岌可危。[4]徐晃躲在阳陵陂，自保不暇，一任关羽闹得天翻地覆。曹操之返洛阳，遣将军徐商、吕建率军南援。徐晃兵力加强，转守为攻，向屯驻偃城的关羽别军发起试探性攻击。关羽主力攻襄樊，北向之兵不过虚势，被徐晃大军一唬，立即退走。徐晃遂南逼关羽主营下寨。[5]

初战告捷，曹军诸将热血沸腾，要求即刻进兵解围，群情激奋，竟至呵责主帅徐晃，其状犹胜曰后司马仲达受“畏蜀如虎”之讽。司马大将军忍无可忍，冲出去和诸葛亮大战一场，末了丢下三千颗首级，灰溜溜跑回营中固守。徐公明却打定老主意，不见兔子不撒鹰，第二批援军不到，断不出战。议郎参军事赵俨剖析厉害，徐晃为定军心，又不失时机得拖上老朋友关羽，演了一场剖明心迹，为国效忠的宣传好戏。[6]

正当徐公明处心积虑之时，孙权也来凑趣。吕蒙大军已整装待发，只等在关羽背后下刀子。孙仲谋做贼心虚，唯恐曹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学着他出卖关羽的样板戏，再把他孙某人卖了，于是书信一通，对曹操再三叮嘱。孙仲谋不细思量，想那曹某老奸巨滑，一辈子在政治场上翻滚，尔虞我诈之术早已修至炉火纯青之境。在曹操看来，孙权与刘备毫无二致，都是乱臣贼子，欲除之而后快，现下与孙权联盟，不过火烧眉毛，权宜之计，只求襄樊之围得解。关羽覆灭，使孙权坐大，绝非曹操所愿，以长策计，巴不得两家在江陵斗个两败俱伤，以收卞庄刺虎之利。孙仲谋弄巧成拙，将一份上等素材送到曹操面前，未过几时，这份密信便搁在关羽案头了。[7]

斗闻凶讯，关羽犹豫难决。襄樊粮秣垂尽，功成眉睫，因敌方的一份书信而弃全功，如系诈谋，岂非笑谈？刘备兵驻汉中，将出秦川，自当知会关羽，羽负有将曹军主力拖在襄樊，以策主力作战之责，其任重大，亦不能不使之慎思。

正当关羽踌躇之际，徐晃获殷署、硃盖等十二营增援，军势大振，已形成了对关羽的局部兵力优势，遂当机立断，发起了会战。[8]

徐公明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利用关羽分散包围樊城的弱点，声东击西，佯攻围头，实取四冢，在曹军强大攻势之下，四冢防线险象环生，关羽见状，亲率五千步骑，出营邀战，以攻为守，但仍寡不敌众，被迫退回。徐晃当机立断，率大军并行追击，长驱直入，樊城内，曹仁、满宠亦率军杀出，两面夹击。关羽临危不乱，退却得法，未遭大损。大军回屯汉南，利用水军优势隔绝汉江，襄阳仍在口中。[9]

以此时形势，曹军虽胜，却无船舰，只得望水兴叹。襄阳无粮，危在旦夕，若有三长两短，整个曹军主力仍将被牢牢吸引在樊城，其结果便是对汉中的刘备大军鞭长莫及。关羽善败者不乱，无愧名将之称。[10]

然而，该发生的仍旧发生了。闰十月，孙仲谋借口关羽擅取湘关米，发动了袭取荆州之役。

湘关，顾名思义，当近湘水。关羽远在襄樊，为对抗曹操大军而殚精竭虑，岂有闲情雅致传命于千里之外？供给大军之事，本糜芳、士仁所督，非出羽命。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湘关事件，不过是孙权背盟的一巾遮羞布而已。

号为坚城，江陵更由关羽主持修筑，南北二城相连，可谓固若金汤。[11]昔曰吕蒙率大军偷袭零陵边郡，太守郝普犹坚守一月，受谲方失。今江陵、之坚，非零陵可比，若吕蒙顿兵坚城之下，关羽驰援，内外夹击，其下场实大高而不妙。关羽能坦然北伐，所倚正在于此。然守将既怀鬼胎，便是昆阳城也无用了，余下的不过走走过场，武装接收而已。[12]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关羽苦心经营的荆州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北伐军落入了前狼后虎的绝境。关羽率部回救，临近江陵，却得到了糜芳献城的噩耗，关羽军顷刻陷入了孤悬敌后，补给断绝的死地。[13]周殷叛西楚，垓下围九重，关羽继踪霸王，在四面楚歌声中，不可避免得迎来了最后的悲壮。

时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距关羽的辉煌不到五个月。[14]

回眸

关羽覆败，议者或归于其用兵无方。案，关羽北伐之战，进攻退守，整整有法，察地利，吞七军之众，用人和，获倒戈之功，终至威震华夏，操议迁都，吕蒙不敢正掠其锋，时人目为名将。关某用兵非长之说，不攻自破，有识之士亦多不取，而以孙权背盟为羽败之根，或推源祸始，追究至《隆中对》，称其庙算“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相互矛盾，终致荆州之败。

孙权固垂涎于荆土，然招赘刘备，借授南郡，计策虽出鲁肃，若非孙权首肯，不过空谈。后中分三郡，孙权即攻合肥，未尝乘夏侯渊、张郃入巴之良机袭荆。或以为吕蒙代鲁，东吴国策有变，然最高决策者始终为孙权，鲁肃、吕蒙职止于谏议，观此二事，足证孙权并未醉心荆州而昧于大势。自赤壁战后，孙权屡攻合肥，败而不止，可见在其战略天平之上，豫、徐之重，犹胜于荆。若关羽韬光养晦，曲意雌伏，使孙权无后顾之忧，攻合肥之军何以向江陵？然关羽不察于此，不制边境纷措于前，强逐三郡官吏于后，更拒婚辱使，其所为或无可议，然政治手腕之僵硬，无以复加。卧榻之畔，未许他人酣睡，关羽据顺流之势，堵在江东门口，恣意张狂，试问孙仲谋岂得安席？即便关羽无吞吴之心，然其素曰所为，岂不足以使孙权君臣产生判断误差，以其为东吴大患，必欲翦之而后快？[1]

即便如此，若荆州守固，以“识虚实”著称的孙权亦不会冒偷鸡不成蚀把米的风险而轻举妄动，或乘张辽等西援之机，北争淮隅，一遂素志，亦未可知。关羽亦知此，故大修江陵城，又布沿江防线。然防外不防内，身为一方主帅，强梁之气丝毫不戡，终将糜芳、士仁推向反叛，使千里金城，皆为纸糊，孙权既胜券在握，又有哪个猫儿不贪腥？

故知，关羽之败，非因“跨有荆益”，而当归咎关羽无外交之才，乏驭人之术，几番闹腾之下，终究将孙权的目光自徐、豫硬生生拖向江陵。关羽虽不愧名将之称，然其匮乏政治才能，亦不必智者而后知。

建安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十年间天下形势，不出《隆中对》之料。曹刘激战汉中，关羽乘虚争夺襄樊，关羽之胜，又逼迫曹军云集中原，为益州主力兵出秦川扫清障碍。[2]曹军若保关中，则不得不弃襄樊，若继续争夺襄樊，则关中将为汉中第二，正所谓顾左而失右，瞻前而遗后，胜负之形，亦已决矣。益为正兵，荆为奇兵，奇正相辅，此当为《隆中对》“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庙算之真意。《隆中对》言刘备身为帝胄，以兴复汉室为号，有佳名于四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描绘了一出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勤王之师的景象。论者多以为迂阔之语。然检诸史料，关羽北伐，百姓云集响应，乃至自许以南，或献城投军，或揭竿而起，一片沸然，《隆中对》所料，分毫不差。[3]

人心向背既明，若荆益奇正之策得以完全施展，诚如《后出师表》所云，“操之失计，汉事将成也。”然就在刘备汉中虎视之主力，将趁曹操疲于应付关羽之机大举杀入关中之际，荆州事变，满盘妙算，顿成虚话。刘备主力陷于汉中，鞭长莫及，只得眼睁睁看着关羽喋血，万事俱休。行百里者半九十，《隆中对》大战略在最后的关头嘎然而止，自王允除董以来，兴复汉室最佳的契机，也随着滔滔江水，一去不复返。

后人凭吊，或恨糜芳、士仁之叛，或恨关羽之误，乃有恨刘备、孔明不能明察千里，洞悉荆州之危者。往者不可追，无非空牢骚。蜀汉的历史，终究在悲壮的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

致命性战略失误，关羽败亡之谜的破解

关羽北伐樊城，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败亡，是蜀国一大失败，从此国力不振。由于历史记载简略，使此事件中有许多不解之谜。

一，关羽北伐是刘备派遣，还是他自己出兵的？《三国演义》七十三回中说，关羽是奉刘备的“王旨”进攻樊城的，这没有史实根据。很可能是他自作主张的，有以下四条理由：

1，从时间上看，刘备在217年开始攻汉中，218年曹操到陕西南部与刘备争夺，219年五月，刘备占领汉中，战役结束。延续两年的战争是很残烈的，战后军队必须有一段时间休整，这是军事常识。对于新占领地区需要时间来巩固，何况在占汉中后还需要派兵、派官员占领邻近地区，这都需要不少时间。

史书没有记载关羽北伐樊城是何时开始，只记载他水淹七军大破干禁，是在219年八月。按古代的军事效率而言，要发动一场大战，所花的准备时间是相当长的。从准备粮草开始，把兵力调往北边，对方也派将军领军迎战，双方接触开打，直到一方取胜，几个月时间是需要的。所以，很可能关羽是在汉中之战结束前就开始准备北伐，最晚也是在刘备刚占领了汉中，也就是六、七月份就大打起来。这才能在八月份取得大胜。

刘备在汉中之战未取得全胜之前，是绝不会下令关羽同时攻樊城的。他绝没有那样的实力，同时在两场战役中和曹魏拼消耗。在刚占领汉中，不顾军队需要休整及占领地需要巩固，就立即下令攻樊城傻事，也不是刘备这个狡猾的枭雄会干的。

从战役时间上看，关羽北攻樊城应是自作主张。

2，史书上记载

按《春秋》的传统，中国古代史书是很讲究用字遣词的，以表达褒贬。

在《三国志》中，对于关羽北伐的记载是“（关）羽率众攻曹仁”。而在几乎同时，刘备派孟达攻房陵的记载则是“令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派刘封进军上庸的记载则是“（刘备）遣（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孟）达军，会攻上庸。”由史书记载口气上看，关羽是自作主张攻樊城的。

3，关于刘封不听关羽将令

胜于禁后，关羽和曹仁、徐晃相持，感兵力不足，他令调驻上庸的刘封领兵参与围攻，刘封拒绝执行，说：“山郡初附，未可动摇。”刘封是对的。五月刘备在打下汉中后，令刘封沿汉水进取上庸，至此最多不过两、三个月，骤然离开新占领地是不合宜的。

不过，战争中，是否有理是次要的，服从命令是必须的。刘封敢违抗关羽，只能是刘备并没有把刘封的部队指挥权交给关羽。也就是说没有授给他前线及附近兵力全权指挥调动权，而这是为在一次大战役中取胜，主帅所应有的权力，由此也可推论，刘备并没有并没有下令关羽大举北伐。何况，如刘备下令关羽北攻，刘封就不敢不执行关羽的命令。

至于后来处死刘封，则另有原因。《三国演义》讲关羽临败亡前向刘封求救，刘封见死不救，这是编的故事，不是史实。

4，关羽的谥

景耀三年（260年），后主为蜀汉一些开国功臣追封。张飞谥桓侯，马超为威侯，黄忠为刚侯，庞统为靖侯等。这些人的谥号皆不错，唯有关羽得恶谥为壮缪侯。“缪”作为谥号是“名与实爽”（见《史记》），即名美，而实际上不是那回事。这样的恶谥只能解释为关羽曾犯过极大的错误。细思蜀立国历史，这个大错只能用关羽自行发动北伐，因而丢失了荆州，使蜀汉国力大减来解释。

会不会是以此来掩盖刘备误下令攻樊城的错误？不大可能。关羽的儿子关兴、关统及孙子关彝都在蜀汉朝廷任高官，关统还是附马，追封时，他们不可能都已经死光。如果谥号无理，他们会反对的。何况丢失荆州时的年轻人那时还有活着的，可能仍在朝廷内掌权，他们不会不知道这段历史的。

从谥号上看，关羽应对这一对蜀汉国力损伤极大的战役负责。

后来乾隆下令将《三国志》中关羽的谥号篡改为忠义侯，有些版本是按乾隆篡改版本印刷，如中华书局影印武英殿本。不可误信。

二，为什么刘备不去救关羽？

救关羽就等于救荆州，刘备不想救是不正常的，他没救是因为来不及，救不了。

关羽水淹七军，大胜曹军。不止襄阳、樊城一带不少曹魏统治区官民响应，而连曹魏首都许昌都受到振动，曹操甚至有过迁都的想法。在这样情况下，刘备虽原来没有下北伐令，现在也乐享其成。

吕蒙袭荆州是十月份的事，关羽迅速失败，十一月即走麦城，十二月死。吕蒙袭荆州成功，关羽危急，消息传到成都和汉中，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古代，需不少时日，然后，刘备想把处于川北陕南的主力调到湖北来解救关羽，又得很长时间，何况还需要准备大量的船只。关羽败亡的这样快，刘备的主力又那么远，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办法救援。

刘备、诸葛亮如果有预见能力，当时能作的事是在吕蒙袭击之前，增强荆州南部的守备，提高当地官员的警惕性，仅此而已。关羽受东吴愚弄，干出把南部荆州的兵力全部调去打樊城的傻事，不清楚刘备知道否，按关羽的性格，不禀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219年年末，关羽死，孙权占领全部荆州。刘备一定恨的咬牙切齿，但是，刘备并没有立即动手，把复仇提到议事日程是在221年六月，是一年半以后；222年二月才率兵出三峡，距关羽死已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像刘备这样的实力，组织军队征伐吴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在东吴袭荆州至关羽败亡这时间里，救援肯定来不及。

不是刘备不想救，而是救不了。

三，为什么诸葛亮不在刘备伐吴军中？

这有两种可能解释：

一是诸葛亮是亲吴派，是坚决主张联吴的，其兄诸葛谨又是东吴大臣。东吴偷袭，可能使刘备对诸葛亮的对吴策略产生不信任感。刘备伐吴，诸葛亮劝谏无效，说若法正没死，就可劝住刘备。法正辩才当然很高，但是一定大大高于诸葛亮，实也未必。其奥妙在于法正和东吴没有任何瓜葛，说起利害来能显得客观些。诸葛亮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刘备不让反对他伐吴的人在军中也是不难理解的。赵云也是反对伐吴的，他不在军中原因可能也类似。

另一原因则是需要有人在后方压阵。刘备以谲诈取四川，人们都服气吗？没有诸葛亮这样的人在后方坐阵，刘备是不敢率大军离国出征的。虽然在对东吴的态度上有差别，但刘备对于诸葛亮的忠诚和治理能力还应该是信任的。

刘备战败回白帝城，诸葛亮去探病。他们二人都不在成都，有个叫黄元的官员，就在邛崃一带起兵造反。可见留诸葛亮镇成都，确是需要。

何况，诸葛亮本来就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留在首都，作用甚大，起到定海神针作用，而带在军中未必有大用。不过，如果诸葛亮在军中，以诸葛亮谨慎有余，不敢冒险的作风，虽未必能让刘备取胜，但有可能使刘备失败的不那么惨。

四，刘备在关羽败亡丢荆州近程中有何错误？

1，当关羽自作主张北伐消息传来后，刘备应制止，也只有刘备才可能制约关羽。或在关羽水淹七军大胜后，应停止围攻襄樊，先消化胜利的成果。关羽军大胜是由于汉江发洪水，并非关羽学韩信胜项羽大将龙且，用计破魏军。胜利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刘备应该很清楚，荆州的关羽军力和曹魏是无法比的。即使是刘备的主力，在汉中山区可能得胜，开到中原，也不是曹魏的对手。刘备可能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吧。在这方面，诸葛亮没有可指责的，他根本就没有权力去约束关羽。

2，没有及时增强南部荆州的守备。失败后派兵去救不大可能，但出事前，增强守备不但必须，而且完全可能。

刘备不应忘记，几年前，即215年，他曾亲自指挥关羽等率军和孙权争夺荆州，后因有曹操攻汉中的消息传来，刘备求和，划湘江而治。刘备应该最清楚孙权强烈的占有荆州的欲望，东吴也曾数次派人来交涉，要刘备把荆州交给东吴，刘备应该能想到防备东吴。是因为汉中胜利，自封为汉中王，太得意而麻痹了？也许刘备以为有他的小舅子糜芳任南郡太守，驻江陵，应该问题不大，可惜糜芳的关键时刻投降东吴了。

在这方面，诸葛亮也是有问题的。他主张联吴，这是对的，但是，对于东吴既是盟友，也是争霸对手，没有足够的认识和警惕性，则不够一个开国元勋式的大政治家的水准。

关羽之死：他究竟中了哪个人的借刀杀人计

刘备与关羽生死之交的关系虽然从来没有人去怀疑，但那只是文学作品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另外，关羽死后，照理说他是为国捐躯，英勇牺牲，刘备应该对他追封，给他谥号，但是刘备没有对关羽追封，关羽的谥号壮缪侯，是后主刘禅追封的。而法正死后，刘备就追封他翼侯。《三国志》中说，刘备同关羽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但关羽死后，他所享受的待遇还不如法正，这完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刘备和关羽之间的问题也许还牵涉到关羽被害的真相！这之所以成为千古之谜，最根本的原因，是陈寿所写的《三国志》中的蜀志太简单的缘故。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0月29日第10、11版，作者：朱子彦，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原题：《解密“诸葛亮借荆州杀关羽”》

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关羽失荆州是一个致命伤，也是蜀汉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关于蜀汉在荆州战役中不发救兵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来不及去救。但因为《三国志》中没有记载，所以后世对此也是猜测纷纷。然而到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看法，说是由于关羽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方针，所以诸葛亮决定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诸葛借刀杀关羽”于是被炒得沸沸扬扬。

诸葛亮的失职

在讨论诸葛亮的失职问题之前，需要先弄清楚一个关键问题——关羽攻打襄樊，到底是谁的决定？这场战争是不是从一开始决策上就存在失误呢？

关于这个问题，《三国志》中没有记载，但十之八九是刘备的决定，因为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关羽是不敢自作主张的。蜀汉的最高统治者是刘备，只有刘备才有决定权。自从刘备取益州，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形势一片大好。蜀汉的事业可以说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说“汉事将成也”。不过尽管暂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此时刘蜀的力量跟曹魏相比还是相差甚远的，此时北伐的时机并不成熟。但刘备这时候的脑子可能有点发热，有点利令智昏。过去的刘备看见曹操非常害怕，凡是和曹操打仗，刘备是必败。但自从刘备和曹操争夺汉中，黄忠刀劈夏侯渊，刘备居然破天荒地第一次打败了曹操，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这一下子，刘备就牛了，就抖了，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刘备自称汉中王后，和曹操并驾齐驱，刘备骄得很，狂妄得很，他不顾蜀汉国力弱小，竟然马上做出决定，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樊。

照理来说，刘备头脑发热，军师诸葛亮就应该冷静，应该在刘备发热的脑袋上泼点冷水，让他清醒清醒，但找遍《三国志》，也没有看到有诸葛亮在攻打襄樊这件事情上反对刘备的记载。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这个时候诸葛亮的职务是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就是说诸葛亮主管刘备统帅部中的大大小小的所有事情，刘备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诸葛亮都是可以参与的。诸葛亮虽然不是决策者，但他可以向决策者建言献策。可见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显然没有尽到军师的责任。

至于诸葛亮在关羽北伐襄樊战役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三国志》中并无十分明确的记载，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关羽出兵攻打襄樊，无论从时机、条件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都违反了诸葛亮早年提出的《隆中对》。《隆中对》的策略基本上就是诸葛亮助刘备打天下的军事大纲。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得很清楚，北伐必须符合这样五个条件：第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就是说蜀汉要同西南少数民族搞好关系。但当时刘备同少数民族并没有搞好关系，因为刘备虽然占领了益州，但他们是外来户，以孟获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对刘备侵占他们的地盘是非常痛恨的，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在关羽攻襄樊时，少数民族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这第二条，就是“内修政理”。所谓内修政理，就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刘备夺取四川汉中是非常不容易的，刘璋这个人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刘备打四川打得非常艰苦，连庞统也战死了。刘备前后经过九年的苦战，才得到四川这块根据地。九年的仗打下来，军队十分疲劳，四川的经济破坏得很厉害，老百姓也不堪负担。所以关羽此时的北伐根本不具备足够的实力。

第三个条件就是“外结好孙权”，孙刘联盟的重要性早在我们之前的三国系列就分析过了。但这时的蜀汉和东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虽然孙刘两家最后没有动武，但双方已经撕破了脸皮。

实际上，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孙刘联盟靠不住。他曾经对法正说过这样一段话：“主公在公安的时候，北面害怕曹操的强大，东面害怕孙权的威胁，主公的身边又害怕孙夫人。”所以诸葛亮对孙刘联盟的前景是非常担忧的。

可能有的人会这样认为，诸葛亮毕竟不是神，他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可以预测到孙权会乘关羽北伐的时候偷袭荆州。诸葛亮确实不是神，但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他用兵打仗向来小心翼翼，从不做冒险的事。在关羽出兵攻打襄樊的时候，荆州城防必然空虚，诸葛亮又怎么会那么粗心，不提醒刘备或者关羽要当心孙权会突然袭击，从背后捅上一刀呢？这是军事常识，诸葛亮怎么会不懂这个军事常识呢？他的警惕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还有关于北伐的第四个条件。诸葛亮曾经说过，北伐还必须要等到“天下有变”。天下有变是指曹魏有变，这个变是指曹魏统治集团发生内乱，或者说是出现农民起义、兵变，总之，要等曹魏内部出现问题才能出兵。关羽北伐的时候，却是“天下无变”，也就是说曹魏内部很稳定。当时曹操已经完全控制了汉献帝，曹操称魏王，马上就要做皇帝了，而且也没有多少人反对，甚至连孙权也劝曹操称帝。不要说什么有变，简直就是天下太平，曹魏的统治稳固得很。

第五，诸葛亮的战略部署是蜀汉的北伐必须兵分两路，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荆州军攻打宛城、洛阳，益州军攻打长安，像一把老虎钳一样发动钳形攻势，使魏国首尾难顾。但关羽的北伐，只是出动了荆州军，刘备在益州的主力部队却纹丝不动，让关羽这一支偏师北伐，这不是完全违背了诸葛亮亲手制定的隆中决策吗？

隋唐的皇帝为什么非要置高句丽于死地

稍懂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高句丽。这个神密王国，隋唐之前一直占据着中国边陲史的重要部分。可自隋之后，中国中央政权几个英名垂史的皇帝象着了迷一样发疯似地进攻这个王国，历经四代，终于将这个王国最后消灭。

征高句丽之战，历来被史家们咒骂为“不恤民力，劳师远征”，甚至被骂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隋唐封建贵族对弱小国家赤裸裸的侵犯！更多人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征讨”。

果真如此吗？

翻开隋唐史，征高句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隋文帝开始，中国就将征讨高句丽做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执行，尽管多次面临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消灭高句丽。

让我们先看看隋唐时代让全体中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征高句丽之战吧！

公元589年，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后，就将征高句丽做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他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公元598年，高句丽王率？骑兵万余进扰辽西，隋文帝即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已无力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更是念念不忘高句丽之患，一直在寻找借口讨伐高句丽。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次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全军共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统由炀帝亲自指挥。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辽东城久攻不下。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边打边退，引诱隋军，致隋军疲于奔命，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海道入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高句丽得胜后，将数万中国士兵的尸体筑成“京观”，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中国人。

公元613、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二次攻高句丽之战。皆以失败告终。

隋炀帝狂征高句丽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广征丁夫，糜费巨大，加上修运河等工程，严重耽误农事，造成大量壮丁死亡，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山东有一个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利用人民反战的情绪，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百姓起事造反，天下大乱。

隋实际上间接亡于征高句丽之役。

唐朝的天下是由太宗世民打下来的，作为一代明君，深知隋亡的原因。太宗继位后，接受隋灭的教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终生未犯大错，天下出现少有的治平景象。可唯独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英明的唐太宗却和暴君杨广如出一辙。贞观十九年，太宗以高句丽欺新罗为由，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碰到顽强阻击。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并不因此次失败放弃征服高句丽的目标，他多次训命边关进扰高丽。太宗晚年，他命四川等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句丽之用，结果造成山民暴乱，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英明的唐太宗差点走了炀帝杨广的老路。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更是将最后消灭高句丽提上了日程。高宗虽然没有太宗的雄才大略，却是逢上历史的最好机遇。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公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

读遍这些历史，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相比中国来说，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国，它却为何让隋唐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动员中华之物力，非欲除之而后快？难道隋唐的君主们真的只会欺软怕硬，专打弱小国家？按照很多人的描述，征高句丽只是封建君主们“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对弱小国家的欺侮，如果是这样，有几点是解释不清的：

一是为什么自隋以来，连续几个政治观点、思想作风、行为方式都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皇帝独独在高句丽一事上观点认同？隋代以前，中国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句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风流倜傥、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满口“君舟民水”，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呢，一直是文弱书生，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象个斗劲十足的公鸡，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

二是征高句丽是不是象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欺软怕硬，欺负弱小国家？纵观六七世纪的东亚，象高句丽这样的“弱小”国家并不止一个，朝鲜半岛上还有新罗、百济，东北后有渤海，南有南诏，至于北方和西面诸国，就更多了。可为何隋唐的君主独独盯着高句丽不放，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有人说，高丽和中国接壤，其实不然，新罗统一半岛后，唐朝并未对其采取什么大的军事行动，终唐之世，相安无事。

三是征高句丽之役是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是完全多余的，中国最终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不错，表面上看是得不偿失的。征灭高句丽让六七世纪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数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沙场，间接死亡的人就更多。灭高句丽后不过十余年，唐军又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军，领土多让于新罗。征高句丽的实际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的。

上面三个疑问，归结到最终一个问题，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等等表面的冠冕之词，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勘称经典，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史书虽对征高句丽一事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前三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十九世纪日本对于中国，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一、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决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已具备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的潜力。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北。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句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季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一地级市大，人口也少得可怜。与其说是建国，不如说还只是一个部落领地。可是高句丽的领导人和其它民族不同，善于经营，长远筹划，能够立足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地盘。对于中原王朝，采取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策略，如果中国出现内乱，则乘机侵占土地，增强实力。经过500年的不懈努力，至六世纪，高句丽王国经于占领了汉代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国相望，并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大大增加。高句丽和唐太宗作战时，一次能调动军队十五万，可见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加上六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分析其人口应在500万左右，常备军应在50万人左右。六世纪，高句丽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中国的复兴。

二、高句丽的国家结构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国家形式，组织严密，国家军事潜？体上？农耕为主。但其又带有很强的游牧民族特点，秋冬之季是其狩猎季节，加上不断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游牧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样，高句丽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骑射都能吸收其优点，为其国家军力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征讨战争中高丽军队进能远攻，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相比较突厥这样纯粹“马背上的国家”，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有正常的经济基础，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有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军事组织，高句丽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

三、在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纯朴民风，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大家切莫将高丽和后来的朝鲜王国并论。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古国，而高句丽则不是。史载“高句丽礼灵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可见，高句丽的民风是原始淳朴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别。儒家文化讲究仁义，接受儒化的国家侵略性和危险性就会减退（除日本变异的儒学外），但高句丽则没有，由于文化上的不相认同，高句丽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更大。

四、六七世纪的亚洲国家关系上，高句丽的结盟和征伐已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六世纪，高句丽已在东北亚兴起，周围各国纷纷臣服，回纥等善战的游牧民族都已为其所用，就连强大的突厥汗国也已和高句丽结盟，不断侵扰中国的北部边境，相对于国家发展仅是雏形，极不稳定的突厥，高句丽是起主导作用，威胁更大。在朝鲜半鸟上，百济已成为高句丽的盟友，而另一个国家新罗则面临着高句丽、百济和日本三方的威胁，国家时刻都在生死存亡中。这时，高句丽的战略目标是：在朝鲜半岛，制定先消灭新罗，最后消灭百济，统一半岛的计划，不断加强对新罗的攻势，这是高句丽首要的战略计划。在北方，进一步巩固东北亚的根据地，慑服各族，对突厥采取结盟利用战略，分化突厥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挑起战争，以收渔利。对中国，首先积极备战，第二采取表面上绥靖政策，不断进贡予以麻痹，第三挑动中国河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和军阀们对抗中央（如北齐贵族等），破坏中国的统一，第四不断小股部队侵扰，削弱中国边防。

相对于高句丽来说，早已儒化的新罗国危险性较小，新罗一直也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一点，隋唐君主们都是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唐太宗听说新罗被高句丽围攻告急时，下定决心要干涉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隋唐时代对高句丽大加讨伐的真正原因。这只能归纳为一句话：没有征高句丽战争，就不会有中华隋唐的兴盛。隋唐时代百万中华将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现在大家都知道强大的罗马帝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殊不知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兴起时，在地中海对岸北非境内，还有一个和罗马同时兴起的王国：迦太基，这个国家同样兴盛强大。面对同时兴起的两个国家，地中海只要一个，虽然残酷但却是现实，于是，按优胜劣汰的原则，罗马和迦太基展开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三次布匿战争。有好几次，迦太基的军队都打到罗马城下，但罗马上下同心，同仇敌忾，最终战胜了迦太基，将迦太基城夷为平地。每当读起这段历史时，我就会想起隋炀帝浩浩荡荡的征高句丽之战，这位才华横溢但冲动不已的君王，面对横尸遍野，天下沸腾，万人骂名，在辽河边恐怕也感慨无人知已了。

一将成功万骨枯，那一国成功呢？恐怕也是万国枯吧？高句丽国的崩溃铸就了隋唐的辉煌。同样，大英帝国的兴盛不也是征讨的结果吗？没有中国四亿两白银的赔款，日本也不会有战胜西方列强称雄亚洲的资本。美国的强盛呢，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掠夺和奴役。整个一部大国的强盛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杀戮史。

朝鲜半岛的历史如下：

1.商朝被西周灭后，商朝贵族箕子（商纣王的亲戚）率领5000中国移民在朝鲜建立了第一个政权：箕子朝鲜。箕子朝鲜领土大概在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首都平壤。前后存在了1000多年。箕子朝鲜是朝鲜半岛第一个文明。

2.战国后期，燕国攻打箕子朝鲜，占领了辽东半岛等大片领土。

3.战国以及秦始皇野蛮统治中国时期，很多中国人逃到朝鲜半岛南部建立殖民地。

4.汉朝初期，汉朝人卫满和很多汉朝人逃到朝鲜避难，后来赶走了箕子朝鲜的朝鲜王，卫满自立为朝鲜王，统治朝鲜半岛北部。这是朝鲜半岛上的第二个政权：卫满朝鲜。大约100年后，汉武帝派兵灭了卫满朝鲜，建立了4个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乐浪郡，在现在的平壤附近。三国时期，魏公孙渊在乐浪南部建立的带方郡，在现在的汉城附近。在西晋的时候中国北方领土沦陷，乐浪等郡也沦陷了。

5.箕子朝鲜的遗民在朝鲜半岛南部发展，最后建立了新罗。朝鲜半岛西南是百济，朝鲜半岛北方和我国东北的东南是高勾丽。

6.唐朝与新罗联合消灭了百济和高勾丽。百济先被唐朝占领，后归新罗。高勾丽被唐朝与新罗瓜分，双方以大同江（在平壤边上）为界，北属唐朝，南属新罗。

7.唐朝灭亡前后，新罗被高丽取代。在蒙古的蹂躏下，高丽王室与蒙古通婚，渐渐的亲蒙。这引起全国官吏和百姓的不满。明朝建立后，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在官吏和百姓的拥护下，推翻了高丽政权，建立了亲华的新政权。新政权请明朝皇帝起名字，洪武皇帝朱元璋亲自起名为“朝鲜”。这是朝鲜半岛上第三个以朝鲜命名的政权：李氏朝鲜。

8.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明朝出兵，抗日援朝，赶走了日本人，保护了朝鲜。

9.满清入侵朝鲜，要求朝鲜帮助满清攻打明朝。朝鲜国王说：我们跟朝廷（明朝）的关系，就是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哪有儿子帮助外人打父亲的道理！

10.满清占领全中国后，朝鲜在暗地里准备“反清复明”，但势力太弱，从来没实施过。朝鲜一直使用明朝的“崇祯”年号。

11.近代朝鲜半岛爆发了日本和满清的甲午战争。日本最终胜利，强迫朝鲜“独立”，建立了“大韩帝国”。朝鲜王被迫称帝，但还保留着明朝藩王的利益和制度。

12.民国前一年，日本吞并朝鲜。

13.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朝鲜分裂，南方美国占领区成立了“大韩民国”，北方苏联占领区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4.50　年，北朝鲜发动朝鲜战争，被联合国军击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打回停火线。朝鲜战争停战。

15.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建交。同年，大韩民国与中华民国断交。

朝鲜历史，主要指朝鲜半岛范围内的历史。

古朝鲜

中国史籍中有“东夷”，意即东边的弓箭手。他们遍布于满洲、中国东部沿海、长江以北、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现代朝鲜人可能是东夷的一支，朝鲜半岛具有五千年历史，最远可以追遡至檀君建国。但其实早在数十万年前，朝鲜半岛之上已有人居住。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时代始於公元前70万年，公元前10世纪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到了公元前4世纪进入铁器时代。朝鲜人原来是生活在亚洲北面大陆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逐渐迁移到朝鲜半岛，从公元前4世纪，在北部形成了一个奴隶制国家，史称古朝鲜。半岛南部形成几个部落联盟，沃沮、濊、马韩、辰韩、弁韩。后来马韩统一三韩，称辰国。

檀君朝鲜

相传前2333年，天神桓雄和“熊女”（本意是熊变成的女子，可能是以熊为图腾的部落女子）所生后代檀君王俭於今日的平壤建立王俭城，创立古“朝鲜国”，意思就是“宁静晨曦之国”。檀君统治朝鲜1500年之后退位成为山神。此传说记载於《三国遗事》之内。

箕子朝鲜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公元前3世纪末，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有所记载。在中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兄弟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根据韩国人的历史书《三国遗事》所载，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著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做成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一共经历了41代君主，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被灭。

出于民族主义原因，目前有部分朝鲜韩国学者对此段历史的存在有一定争议，不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

卫氏朝鲜

燕国的将军卫满率移民进入朝鲜，并成为箕子朝鲜的宫相。于公元前194年在平壤一带建立卫氏政权，推翻了箕子朝鲜的政权。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二个王朝，称“卫氏朝鲜”。

汉四郡与三韩时代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中北部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在东汉末年，辽东的公孙氏（《三国演义》中有公孙瓒）在乐浪郡南部又设带方郡，南迁的古朝鲜人，包括了卫氏朝鲜的遗民及其他部族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以辰韩、马韩和弁韩为中心的辰国，同时存在伽倻等小国。

三国时代

由于汉朝解体，无力北顾，前1世纪中叶，辰国开始解体。新罗、百济日渐强盛，公元4世纪，朝鲜形成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

在公元前后（《三国史记》记载在公元前一世纪中），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三大政权：新罗（前57年——935年）、高句丽（前37年——668年）、百济（前18年——660年）。在半岛南端还有伽倻等政权。各国互相攻伐，同时也出现了朝鲜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

百济是由马韩部落-{}-发展起来的，新罗是辰韩中一个小部落形成的。百济依靠中国南朝各代，从中国吸收文化并向日本传播。

关于伽倻/任那日本府

在日本方面，有学者认为位于朝鲜半岛南端弁韩（今庆尚南道）地区的伽倻等政权是当时日本大和朝廷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地“任那日本府”。半岛三国中的百济为抵御高句丽和新罗的侵攻而接近日本，想借由日本牵制两国。日本则企图利用此一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势力。由此导致了四世纪时大和朝廷出兵新罗，占领弁韩，设置日本府进行统治。

512年，百济遣使要求大和朝廷割让任那四县以补偿被高句丽占领的北部领土。当时的大和朝廷因无力继续统治朝鲜南部地区，不得不答应百济的要求。562年，任那日本府被新罗所灭。

而在朝鲜和韩国方面，很多学者否认当时在朝鲜半岛存在日本殖民地任那。相反的，他们认为在日本列岛上存在着许多被百济，伽倻和新罗统治的小国，在半岛各国相互争雄之时也曾竞相利用其在日本列岛各属国的力量。

日朝韩三国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一个可以为各方接受的结论，某一年的微软百科全书即因为此一问题而招致部分韩国学者的抗议。同样的三国关于高句丽“好太王碑”碑文的解读也存在很多争论，甚至有朝鲜学者指好太王碑碑文曾遭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篡改。

统一新罗时代

新罗则和新兴的唐朝结盟，高宗在位时，于公元660年和唐朝联合灭百济，于668年和唐朝联合灭高句丽，但唐朝却派大将薛仁贵在高句丽与百济旧地建立安东都护府。由於当地人民反抗，以及当时唐朝还要防御西突厥的威胁，676年唐军撤退，新罗最终统一朝鲜半岛，定都庆州，采取唐朝的国家制度。

9世纪，各地农民起义，900年部队将领甄萱称王，建后百济国，定都光州；903年起义僧侣金弓裔称王，于新罗北及西北建泰封国（先号摩震国），定都铁原，918年王建建立高丽王朝，此后定国号“高丽”；和原新罗并称为后三国时期。

新罗935年亡于高丽，新罗时代结束。某些朝鲜学者将渤海国也纳入本国史范畴，故将此时代称为南北国时代。

高丽王朝

918年，后高句丽的弓裔王的部将王建被部将拥立为王，迁都至自己的家乡开城（松岳），改国号为“高丽”。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建立高丽王朝。993年被辽国击败，被迫断绝和宋朝关系，向辽国称臣，1127年被迫臣服金国。在抵御契丹和女真期间，军人势力大增，1170年和1173年，以武将郑仲夫为首，发生两次政变，政变军人废立国王，大杀贵族文官，最终建立了武将崔忠献挟持国王的“都房”政权。1231年蒙古军进攻高丽，1258年崔氏政权跨台，国王投降蒙古。成为元朝属国，达鲁花赤驻开城监督国政。1280年，成为元朝一个行省（征东行省）。

李氏朝鲜

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1387年朱元璋要收复原东北元朝属地，高丽国王仍然依附蒙古残余势力，拒绝归还，派都统使李成桂进攻辽东，李成桂反对出兵，发动政变，1392年废黜国王自立，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城。此时代被日本称为“李氏朝鲜”，这个名称在多数的历史界一直沿用至今。对此朝鲜和韩国的学者认为应该称朝鲜时代，但此名称很易混淆，少被人接受。

1443年，世宗大王创立朝鲜语字母“训民正音”。

1469年完成的《经国大典》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

李氏朝鲜实行推崇儒学、排斥佛教的政策。

1591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率兵20万侵入朝鲜，一度占领平壤。中国明朝派军援朝，1598年日军被中朝联军击溃，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此段历史史称“壬辰倭乱”，现代中国称为“万历援朝战争”。

1618年明朝和后金作战，朝鲜出兵援助，1636年清军攻占朝鲜，国王投降朝贡，成为清朝的册封国。

1863年国王哲宗死后无嗣，由王族李昰应之子即位为高宗，李昰应为“大院君”摄政，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封建势力，对外闭关锁国，放火烧毁进入朝鲜抢劫的美国军舰，并多次击退美国军舰的进攻，击毁三艘美国军舰。

1873年高宗成年亲政，大院君停止摄政，闵妃外戚集团掌权，日本军舰进入汉江口，迫使朝鲜签定不平等江华条约，1882年由于闵妃外戚克扣军饷，因而发生壬午兵变。兵变中起义士兵杀死日本公使馆官员，攻入王宫。闵妃化装宫女逃走，大院君重新掌政。在闵妃请求下，清朝派吴长庆率三千兵入朝鲜镇压兵变，囚禁大院君，闵妃外戚集团重新掌权。从此日本和清朝均在朝鲜驻军。

朝鲜贵族分化成要求改革的“开化派”和以闵妃为首的“守旧派”，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和日本公使一起策划，依靠日本军队发动政变，杀死守旧派官员，宣布和清政府断绝关系。是为“甲申政变”，袁世凯统率的清军应守旧派要求，于6日开进王宫，击败日军，杀死开化派首领，部分开化派首领逃往日本，守旧派重新掌权。

1894年朝鲜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6月6日清军在牙山登陆，日本军队立即于7月6日在仁川登陆，并发动壬午事变，占领汉城，强迫朝鲜签定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济物浦即今天的仁川）。并且组织亲日派政府，镇压了农民起义。

1894年日本和驻朝鲜的清军展开甲午战争。

1895年4月，清军失败，签定《中日马关条约》，朝鲜宣布终止与清朝的册封关系，成为近代国家。日本暗杀有反日倾向的明成皇后。

1896年高宗称帝登极，成立大韩帝国，从此朝鲜改为韩国。日俄战争后，俄国战败。

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被日本至此，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

1906年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

1907年日本强迫高宗退位由皇太子继位。

1909年日本第一任统监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

第三章　帝王传奇

南宋皇朝第一部诋毁岳飞为秦桧平反的电视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