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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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上）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新中国外交
朝鲜战争中 毛泽东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密谈内情
就在朝鲜第二战役胜利发展的时候，1950年12月3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会见了金日成。
金日成是先由朝鲜到达沈阳，又同高岗一起来京与毛泽东会见的。在等待金日成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已与周恩来就朝鲜战局的发展交换了意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请求下，由彭德怀率军赴朝参战，短短1个多月，已经打了两个战役，把逼近鸭绿江边的侵略军打回了清川江以南，并正在乘胜前进，收复三八线以北的土地。捷报频传之际，毛泽东舒展了眉头，对战局的胜利发展充满信心。
毛泽东对金日成说：“原先我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志愿军过江后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经过第一次战役，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靠现有的装备，能不能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交战，交战后能不能取得胜利。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可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看来原来的担心不必要了。”“我首先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金日成说，“感谢你们派出了中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特别感谢你们派出功勋卓着的彭德怀将军，帮助我们打击美国侵略者。朝鲜人民将世世代代牢记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是你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最有力的援助！”“我们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毛泽东笑着说，“我们两党两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目前，战争虽未结束，但胜利已不是空中楼阁。下一步将如何办？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毛泽东说。“我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来的。”金日成说，“前几天，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各方面引起了恐慌和严重抗议。不知毛主席对此如何看法？”“这是一种恫吓，是赤裸裸的核讹诈。”毛泽东说，“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像对付日本一样，也在朝鲜投原子弹，那杜鲁门也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先做做准备呀！说来说去，杜鲁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与恐吓。”“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会不会被杜鲁门吓住呢？不会的！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是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的人民，她不会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说到这里，毛泽东燃着一支香烟，望着金日成说道：“具体到朝鲜战场嘛，既然美国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志愿军就奉陪到底。打了一次战役，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跨过三八线南进？”“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应当乘胜前进。”金日成兴奋地称赞道，“中国志愿军打得很英勇，这次歼敌3.6万人，其中美军就有2.4万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斯大林同志看到二次战役的情况通报，得知我军三里所、龙源里、松骨峰阻击战的悲壮惨烈，他流泪了。”周恩来插话道，“他称赞这是一支伟大的军队。”“这就是中国先进阶级的军队，当她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后，必然是一往无前的！”毛泽东说，“战士们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战。靠的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就是这股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你看呢金日成同志？”“对，志愿军武器装备差，还是打败了美军，靠的是革命精神和无畏的气概。”金日成说，“当然，还有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领导，这也是至为重要的。”“关于中朝两国军队如何协调统一指挥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几次来电询问，”周恩来对金日成说，“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好。”“是啊，一个战场应统一将令，这样有利于作战。”高岗也赞同道，“上次我到朝鲜，彭总说，由于中朝军队指挥不统一，时常发生误会，甚至有时自己和自己打起来，结果却让被围的美军逃跑了。”“这个问题要立即解决，虽是误会，也等于是犯罪。”毛泽东说，“应该建立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部。”“是的。”金日成点头说，“关于统一指挥问题，我的意见是，中国志愿军作战经验丰富，若组成中朝联合军司令部，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这个意见劳动党政治局讨论过，已经同意。”“啊，那我们就当仁不让啦。”毛泽东说，“我们这方面准备推出彭德怀同志任联合军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你们看如何？”“很好。”金日成说，“我们这方面，劳动党政治局决定让金雄同志担任副司令员，朴一禹同志为副政委。”“那好嘛！”毛泽东、周恩来连连点头。双方很快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以后，联合司令部的命令由彭、金、朴三人签署，统一战场指挥。”周恩来稍微停了一下，喝了一口茶又说，“不过，后方的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宜仍需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联合司令部可以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但是，”高岗建议说，“铁路运输和抢修与战争关系密切，应该归联合司令部指挥。”“联合军队司令部，我看应该是有内有外，有合有分。”毛泽东笑道，“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为宜，仅对内行文用之；另外，联合司令部仍分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一个是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便于协作、研究解决问题。”
对于这些，金日成都表示同意。接着双方领导人又就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华盛顿会谈进行了一番议论。周恩来说：“杜鲁门宣布要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这在国内外引起一片慌乱。英国工党左翼百人签名请愿，要求艾德礼首相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敌人的日子并非好过啊！”“是啊，英国有个香港利益问题，”毛泽东说，“而绝不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好感。我看，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朝鲜的。不过，现在战场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就朝鲜战争的发展前途问题，我想听听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中国最高领导的看法和打算，这是金日成迫切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此次来京的主要目的。“据我看，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拖长时间。”毛泽东掸了掸烟灰，呷了一口茶望着金日成说，“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的打算，并且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的，你说得对，我们是应该作长期打算，立足长期，争取短期解决。”金日成说，“过去我们的确缺乏长期打算，只想尽快解决，缺乏克服困难的准备，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也缺少必要的准备，应该记取过去的教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周恩来说，“我看朝鲜战场再不会有第二次仁川失败了。我们应该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特别是将来战线拉长以后，应该有备无患，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登陆作战。”“假如敌人要求谈判停战，我们如何办？”金日成问，“敌人打败了，已经放出了要求停火的空气。”
周恩来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火。目前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正酝酿提一个议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恐怕核心是先停战，而且要我们停在三八线。”“你们的分析是对的，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毛泽东走到地图前说，“美军仁川登陆以后，大军越过三八线北进，为什么不提出停战？现在战败了却要停。要停也可以，但有条件：必须承认应该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的方面作准备。”“我很赞同您的意见，我们不应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要乘胜前进，拿下平壤，拿下汉城，迫使敌人从朝鲜撤兵。”金日成说。“我准备立即给彭德怀同志发电，让他派一支部队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平壤是你们的首都，收复了这座城市政治意义大。”毛泽东说到这里，解释道：“西线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已经很疲劳，需要休整一下，也需要补充粮草弹药。”“我们已就此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号召，”金日成说，“要最大限度地支援中国志愿军，尽可能快地帮助志愿军解决粮草问题，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关于部队的供给问题，双方又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周恩来说，他已和高岗商量过，准备在东北召开一个铁路运输会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一定要保障铁路畅通，建立一条炸不毁、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毛泽东主席说：“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意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金日成首相感激地说：“毛泽东主席，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朝鲜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把手一摆说：“不要感谢，我们是战友嘛！如果要感谢，倒要谢谢杜鲁门哩，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毛泽东这番风趣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解密勃兰特首次访华
胡耀邦对勃兰特的使者、有“小基辛格”之称的巴尔说，我们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有个大基础，都祈望和平。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你是小提琴，我是大提琴，声音是不一样的，但最后奏出来的是一支和平曲。
1984年5月28日晚，应中国共产党之邀，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率领该党高级代表团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勃兰特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勃兰特对这个刚刚打开国门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好奇。他更关心的是，中共将如何接待他们。毕竟，德国社会民主党曾被认为是机会主义政党，与共产党隔绝多年。
到机场迎接勃兰特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修德、中联部部长钱李仁，还有刚刚从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回国，在中联部研究室任处长的吴兴唐等人。
车队向钓鱼台国宾馆驶去。按照惯例，客人们应先到住处安顿，第二天再开始安排的日程。
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已经等候在钓鱼台国宾馆，迎接客人的到来。这不在勃兰特代表团看到的日程安排之内，让他们十分意外和惊喜。
现场甚至没有安排特定的座次，一切都跟胡耀邦本人的态度一样，随性亲和。“邀请勃兰特访问，是党的对外战略思想转变的一个表现。”2011年6月17日下午，在位于北京万寿路的家里，钱李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钱虽已86岁高龄，但说起话来仍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对社会党的工作：先左翼，后右翼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在对外工作方面逐步探索，进行了重大调整。
1977年，中共邀请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曾在1958年成为第一个被中共批判为修正主义并与之中断关系的政党。事隔19年后，华国锋第一天会见铁托时称他“总统”，第二天便以“同志”相称。
1980年，另一有影响的“修正主义政党”——意大利共产党的主席贝林格应中共之邀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宣布：“过去的一切一风吹。”
1981年，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应邀来访。这是中共在这一轮对外工作的战略思想转变中，第一次与社会党建立了往来。“这三个人来访，是中共对外路线发生改变所跨出的最明显的三个步伐。”钱李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一重大调整，首先源于中共对战争与革命问题的重新评估。
1977年毛泽东去世一周年时，组织了一个班子研究毛泽东思想中的“三个世界”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工作的钱李仁与中联部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室副主任吴兴唐都被抽调过去，封闭三个月，写纪念文章。据吴兴唐回忆，在文章修改过程中，邓小平曾对胡乔木说，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如果全世界人们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报告还宣布：“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
除此之外，“十二大”还明确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处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并且提出，“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建立这种（友好的）联系”。
这对于十一大提出的“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做出了根本性的改变。
尽管中共对外路线已经有很大改变，但是能否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关系，中共仍没有把握。虽然中共1981年已经与法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关系，但西德和法国的情况不尽相同。
中法关系从戴高乐时期开始，一直比较好，而且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都曾经留学法国，对法国的文化也很熟悉。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与法国社会党的交往。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中共却没有这么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吴兴唐看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法国社会党是左翼势力，与中共有沟通的基础；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却被看做右翼势力。
1980年，吴兴唐在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担任二秘，有一次回国休假，中联部领导给他看了中共中央批准的中联部《关于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文件里提到，社会党里也分左、中、右派。“所以第一步跟社会党里的左翼接触，第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是社会党国际里最强大的一支，是右翼势力。”吴兴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75岁的吴兴唐后来从中联部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退休，如今仍从事政党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身上兼有政府官员与学者的气质。
中共党内有少数人担心，德国社会民主党到中国是要来搞和平演变的。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VS艾伯特基金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首先以民间协会的形式展开了接触。
1981年9月，中联部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打开党际交往的大门。李一氓任会长。
不久，在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任职的吴兴唐收到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来信，让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物色愿意跟中共展开交流的对象。吴兴唐找到了同德国社民党有密切联系的政治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
艾伯特基金会总部位于波恩哥德斯堡的一座小楼里，吴兴唐一踏进这座小楼，就被大厅里的“德国工人运动家族图”吸引住了。图上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面标有李卜克内西、马克思、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的名字。
这幅树状图清晰地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既是同根生又分道扬镳的复杂恩怨。
德国社会民主党发源于工人运动，最初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但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领导下，逐渐以社会改良主义为理念，一步步放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走向议会民主道路。一战时期，一部分左翼激进党员分离出去，后组建德国共产党。列宁曾写下《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批判考茨基害怕革命、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德国社民党对共产主义的批判甚至远甚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之后，情况不断演变。勃兰特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后，发生了新的变化。
1969年勃兰特出任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总理后，放弃了联邦德国政府之前保守的“哈尔斯坦主义”，承认民主德国，改善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推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的“新东方政策”。1970年，勃兰特出访波兰，在华沙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默哀，以示谢罪。1971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钱李仁认为，“新东方政策”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可能与勃兰特任西柏林市长时期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西柏林处于东德的包围圈中，勃兰特深感西方应与东方接触，以打开局面。
如果说最初的“新东方政策”仍带有一些对东德进行和平演变的目的，那么在80年代初全世界谋求和平与发展呼声日高的情况下，勃兰特则是希望中国在世界政治中起更为积极的作用，以制约美苏。
所以，当1981年吴兴唐拜访老朋友、艾伯特基金会国际部长班格特时，双方一拍即合，首先安排了德国社民党主席团成员哈尔斯滕贝格的访华。访问非常成功。
开了这个好头后，德方又提出了社民党另一位重要领导成员巴尔的访华意向。巴尔是勃兰特的亲信，也是“新东方政策”的设计者。
吴兴唐立刻向李一氓转告。他敏感地觉得，巴尔来访之后，下一个来中国的，会是勃兰特。“小基辛格”访华
在当时，中方内部对勃兰特的看法也有种种不同。有人对勃兰特的对苏政策持否定态度，也有人不满它“先苏后中”，认为“联邦德国及其盟国的命运取决于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而把对华政策摆在次要位置。对于巴尔，也有人认为他是亲苏派。
吴兴唐花了一段时间，详细查阅了勃兰特和巴尔的主要著作，到西德议会图书馆翻阅了评议“新东方政策”的文章，整理成文报送国内。他认为，“新东方政策”有利于欧洲缓和及世界和平。
经过考虑，中共决定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出面，邀请巴尔访华。“在欧洲社会党这一阵营中，德国社民党影响最大，勃兰特是德国社民党主席，又是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的亲信巴尔访华，是一个很重要的姿态。”钱李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社会党国际”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等的国际联合组织，后来发展为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党国际一直反对与共产党建立任何形式的合作，从1972年起，才允许成员党自由决定同共产党的双边关系。“探究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真实看法，是不是真的愿意跟社会党接触，这是巴尔来访的主要目的。”钱李仁说。
1982年8月25日，巴尔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之邀，访问中国。
据吴兴唐回忆，当时国务委员姬鹏飞生病，由哪位领导来接见巴尔，成了一个问题。中联部请示胡耀邦时，胡耀邦干脆地说，那我见吧。
会见时，胡耀邦对巴尔说，我们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有个大基础，都祈望和平。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你是小提琴，我是大提琴，声音是不一样的，但最后奏出来的是一支和平的曲子。
活跃，真诚，坦率，与他印象中的共产党人不一样——巴尔后来对吴兴唐这样称赞胡耀邦。
后来被称为“小基辛格”的巴尔对此行非常满意，他说，这次来华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两党之间的对话，回国后要向党的主席团建议继续这种对话。“德国和中国都不是大象”
巴尔访华之后，德国社民党主席团即决定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对话，发展关系。
应艾伯特基金会之邀，1983年5月8日，钱李仁率中联部的另外两位成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访问德国。
勃兰特个子很高，头发茂密，颇有政治家的风度。钱李仁与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太长，但非常顺利。
勃兰特表示，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保持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着接触点或共同点，特别是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可以共同干一些事情。
钱李仁适时地向他转达了中共对德国社民党派团访华的邀请。“他表态很积极，说不排除在特定的情况下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派德国社民党代表团访华，这表明他同意党对党的交往了。”钱李仁回忆。
随即，中共向勃兰特发出了正式的访华邀请，勃兰特欣然接受。
中共十分重视勃兰特的这次来访。由于胡耀邦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向来重视要充分说理，力戒空话套话，为此中联部专门向中央写报告，建议请胡耀邦在接待勃兰特时发表一篇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的演讲，阐明中共对于和平的立场和自身的对外政策。报告经中央批准后，胡耀邦欣然同意。“讲话是在耀邦亲自参与下起草，有时是到他家去一块儿商量。”钱李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耀邦是字斟句酌地修改，并亲自定稿。然后由中联部报中央外事小组呈送中央领导同志批准。”
1984年5月28日晚，勃兰特率代表团抵达北京。
当晚，胡耀邦超出常规礼节，在钓鱼台国宾馆迎候他们。
勃兰特的代表团成员中，除了巴尔，还有另外一位社民党主席团成员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维什涅夫斯基异常高大壮实。勃兰特向胡耀邦介绍他时，说他魁梧得像一头大象。
胡耀邦立刻接过话头说：西方有句话，两只大象打架，踩坏了草地（暗喻美苏争霸）。维什涅夫斯基连忙为自己辩解：我不是大象。勃兰特和胡耀邦相继表态，德国、中国也不是大象。勃兰特再说：法国也不是大象。胡耀邦开玩笑地说：法国要是大象的话，它也不会踩坏草地，会谈恋爱吧。
双方在轻快的氛围里，巧妙透露了自己对于和平问题的理念和立场。
在第二天的晚宴上，胡耀邦作了题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演讲，提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
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这不仅使勃兰特表示得到“很大的鼓舞”，也大大加快了中共此后与其他社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步伐。
5月30日，邓小平在钓鱼台养源斋会见和宴请了勃兰特一行。席间边吃边谈，宾主甚欢。邓小平说，我喜欢打牌，但政治上我不打牌，我们也不让人家把我们当牌打。勃兰特回应道，中国远远不是一张牌的问题。“意思是中国的分量很大，不是给两个超级大国打着玩的。”吴兴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访问上海时，勃兰特还与同济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在几天的行程里，钱李仁全程陪同，直到勃兰特一行到达广州，取道香港回国。
送别勃兰特一行后，钱李仁等人登上送勃兰特来的专机，准备返航。
6月的天气多变。钱李仁说，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再等等。果然不到十分钟，勃兰特乘坐的飞机在香港上空遭遇暴雨，返回广州机场。
钱李仁等立刻从专机上下来，再一次迎接勃兰特的到来。勃兰特开玩笑说：你看，我这么快就到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说明德中关系多么活跃。
雨停之后，勃兰特离开广州直接回国，结束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访华旅程。
周恩来与基辛格“波罗行动”的神秘内幕
一幕“乒乓外交”一下子把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从幕后推到了台前。
周恩来抓住时机，再次向尼克松打出了一个漂亮而明确的“政治抽球”。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重要口信？
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周恩来的这个口信是继“乒乓外交”之后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它的新意在于：中国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美国总统发出了邀请。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很是高兴。他和基辛格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尼克松作出了这样的决断。
为此，尼克松于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连续向中国发出了3次口信，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尼克松、基辛格在焦急地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他们担心双方前一时期的努力会不会因为中国内部有人反对中美接触而前功尽弃。
尼克松、基辛格的担心并非多余。当时的中国国内，的确存在着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林彪就暗中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党内高层也还有其他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疑虑，如中美会谈会不会影响中国人民的斗志？会不会影响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不是有诈？他们是不是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等等。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讨论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
周恩来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越战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在各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就不能不同中国接触，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而我国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
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毛泽东批准。《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历程，对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充分估计，并拟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关于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即：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报告》还对党内部分同志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虑和担心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冷静的回答。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报告》。
同一天，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给尼克松发出口信。口信说：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
6月2日，当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把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基辛格后，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拿着用打字机打印了的口信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松。
尼克松也眉开眼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说着，尼克松打破晚饭后不喝酒的惯例，斟了两杯白兰地，和基辛格兴冲冲地干杯以示庆贺。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紧张准备基辛格的“波罗行动”时，周恩来亲自掌握的一个工作小组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为了准备即将来临的中美会谈，周恩来多次主持会议，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习惯都作了研究。
周恩来还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7月9日，北京时间中午12点25分，一架巴航波音707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基辛格及他的随行人员洛德等，躲过了记者们的视线，终于神秘地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韩叙和翻译冀朝铸到机场迎候基辛格一行。
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也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式的。跟随基辛格左右的美国特工更是如临大敌。
基辛格忧虑重重，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上肌肉紧张得没有一丝笑容。想到即将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基辛格更是觉得心里空洞洞没有底。尽管事前对中国人作了诸多研究，但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对他还是不知深浅，让他感到莫测高深。
周恩来是个怎样的人？他会不会因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他握手而报复？也许开始就是一顿拍桌子的痛骂！基辛格感到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难卜。他机械地钻进了大红旗轿车。
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在一旁悄悄地提醒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大红旗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5号楼。
下午4点半，周恩来来到了基辛格下榻处。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脑的客人。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等人在屏风前排成一行，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见到中国领袖人物之前显得紧张和拘束。
轿车悄然驶到了5号楼门口，周恩来走下车来。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他第一眼看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描绘：“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制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
基辛格还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动作有点夸张。
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了。他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视着基辛格，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年多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笑了笑：“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鉴于基辛格只能在北京呆48个小时，双方都想到要抓紧时间，见面后，立即进入会议室开始会谈。
隔着一张铺着深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和基辛格相对而坐。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洛德将一本花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了基辛格的面前。
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基辛格用余光扫一眼，只见纸上只写着几行字，猜想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为了减缓自己的紧张情绪，基辛格首先对中国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说：“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是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周恩来回答得自然大方，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他接着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打开面前那本厚厚的材料汇编，十分谨慎而机械地念了起来。周恩来等静静地耐心听着。
在哈佛大学磨炼过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觉到这样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着头皮把开场白念完，然后，索性丢开讲稿，要在周恩来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摆了摆手，“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基辛格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从撤军问题谈起，着重强调：（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基辛格说，保证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已到了晚餐的时间。周恩来提议先吃饭。
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用简短的时间，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演说。
周恩来说：“我是大致赞成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的。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他只知道尼克松过去多次与他商量过中、美、苏三极即“大三角”的说法。他并不知道，7月6日，当他在印度新德里时，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一番关于“五极世界”的重要讲话。而且，基辛格怎么也没想到，在7月7日、8日两天还给他打来过电讯的尼克松竟忘了把这样一番重要讲话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对尼克松7月6日演说一事及其内容，一无所知。倒是周恩来先提了出来，这下子使基辛格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们也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暗暗为基辛格着急。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堪萨斯城演说一无所知。他巧妙地替基辛格掩饰说；“你们可能在路上没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只得尴尬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热情地为基辛格介绍尼克松的演说观点。他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境地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餐时，周恩来以他特有的风度，派人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连同早餐一起送到了基辛格的面前。英文稿上还留有周恩来的亲笔注明：“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基辛格非常感动。他对他的助手们说：“我看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这一些细节中开始形成。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侧重于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言谈，使会谈不像一场严肃的政治会谈，而更像两位朋友在进行一场关于政治、哲学的坦诚对话。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面前才会经历得到。”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
7月10日下午4点，在基辛格一行游览了故宫后，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继续进行。这次会谈的地点轮换至人民大会堂。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摆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
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说：“我们如不先去吃饭，烤鸭就要凉了。”
宴席上，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了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今天也不便去猜测周恩来为什么在这种场合下对基辛格谈论“文化大革命”。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周恩来对基辛格谈“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无目的的。也许，周恩来是在向基辛格暗示，对中国外交上有时表现的一些极左言论要给予理解。不要去斤斤计较一些字面上的“骂”，要去抓住行动上的实质。
接着，周恩来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
基辛格说，1972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
周恩来充分体谅尼克松的难处，建议改在1972年春天。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新闻和电视报道以及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表示这些可以讨论。双方确定晚间10点以后再会晤，讨论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
在讨论公告时，双方对公告稿有争议，主要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对第一点说是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
周恩来考虑，如果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建议改成“获悉”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这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来访的时间，改为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看了很满意，认为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非常接近。他马上表示同意，并在“接受邀请”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词。
周恩来说：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之后，周恩来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中美双方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成定在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周恩来还说：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古语，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再次被周恩来的这种真诚人格所打动。
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48个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
7月11日午饭后，基辛格一行乘巴航离开北京再绕道巴基斯坦回美国。在伊斯兰堡机场，前来迎接基辛格的巴基斯坦外长舒尔坦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像两个人。”
的确是这样。基辛格对他这次密访中国非常满意。他自己说，这次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基辛格自己在回忆录中对周恩来也作了长篇评述。的确，周恩来给基辛格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光是政治家的大度、机敏与难得的真诚，而且还有普通人的细腻的情怀。
1971年7月15日，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它将以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而载入世界外交史。
几乎在同一时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由尼克松亲自在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国听众宣读公告，并作了阐释。而在中国，是通过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公告，但没任何阐述。
这个不足两百字的公告一播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世界都震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第二章 外交秘闻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博弈之谜
面对香港回归的问题，被毛泽东喻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和“铁娘子”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之间，将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邓小平选择的谈判地点会有怎样的寓意？在29年前那场充满高度政治智慧和远见的谈判中，邓小平如何战胜“铁娘子”让香港顺利回归？
这是一段被多次搬上电视银屏的历史画面。1982年9月24日，上午10点，世界政坛赫赫有名的铁娘子——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从北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迎接她的是曾被毛泽东喻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这是一次轰动世界的外交事件。这也是所有外国政要和记者们紧盯不放的会谈地点。两位铁腕人物这一天要谈的话题，其实早已公诸于世，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回归中国的话题。
那个时候，人民大会堂还没有香港厅。双方会谈的地点选在了小平同志接待外宾常用的福建厅。福建，从地理位置上讲，是与中国南海相依相傍的一个省份，其鲜明的标志性含义和象征意义已经不言而喻。后来有媒体猜测，中方选择福建厅与英国举行的谈判，不仅旨在香港的主权问题，邓小平在这座大厅里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也是对与海峡一水之隔的台湾岛发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号。在这样的一个大厅里谈香港问题，中方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
1997年，当驻港部队雨夜越过香江大桥，踏上那片被割让了整整一百年的土地的时候；当五星红旗在紫荆花的陪伴下冉冉升起的时候，无数的中国人仍然感念15年前人民大会堂里的那次充满高度政治智慧和远见的谈判。1997年7月1日，香港这颗璀璨的明珠终于拥入祖国母亲的怀抱，人民大会堂也就在那一年增设了一个全新的厅室——香港厅。香港厅是大会堂以地区命名的面积最大的厅室，分主会议厅和多功能厅两部分，它的落成，标志着香港以特别行政区的身份进入共和国殿堂。
悠悠岁月，时光流转。光阴从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谈判的时间，匆匆走过了十六个春秋，人民大会堂落成将近40年的时候，1998年6月27日，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到了这里。克林顿访华随行人员接近一千五百人，创历届总统访华阵容之最。在会谈中，中美双方表达了求同存异发展合作的观点，决定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如果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两个大国冰封22年的破冰之旅，那么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回访中国，则使二十世纪90年代初一度走入阴影的中美关系，重新变得明朗起来。
这里是本片出现最多的地方，人民大会堂宴会厅。26年前，由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参加的宴会上，乐队曾经奏起了一支优美的美国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坚》。当年的那支乐曲的余音似乎还在大厅里萦绕，但那段岁月却早成过往。当1998年6月27日晚上，江泽民主席偕夫人在这里举行国宴，当克林顿总统从这条同样的甬道，踏上迎宾地毯，步入这座七千平米的超大宴会厅时，26年的时间，匆匆地飘过去了。26年后，当这支来自美国的一千多人的访问团，再次汇聚在这座超大的宴会厅里。这天晚上，宾主把盏相交之间，音乐家们奏出了悠扬柔美的中国名曲《二泉映月》和明朗清新的美国名曲《切尔西的早晨》。这两首乐曲如同当年的那首《美丽的阿美利坚》一样，瞬间从这座建筑传出，被世人传为了佳话。人民大会堂陶醉在这个夜风微拂，乐声悠扬的夜晚里。
到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和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事交往更加频繁和活跃，人民大会堂每年接待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也越来越多，1979年还只有37次，到二十世纪80年代初就达到了每年近百次。人民大会堂作为中国内政外交的大舞台，也变得愈加光彩夺目、美誉鹊起。
国酒茅台为什么会让白宫报警？
王颖回忆说：我们把台收了以后，台布一兜就扔到垃圾桶。张劲智回忆说：收完以后我们的书记刘剑就说上面的名单呢？我说名单都倒了。时任大会堂党委书记的刘剑刹那间变得十分严厉。张劲智说：当时就说给我找去！当时把我凶了一顿，赶快下去找去，西北小院有垃圾房，我就扒着垃圾，一个一个名单找回来了。直到刘剑亲自把一张张名单仔细核对完，确定没有丢失后，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王颖说：找到以后记得我看了以后，那个上头，我说这是什么人，才这么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上面怎么全是英文。桌签的名字是：Henry Alfred Kissinger，基辛格，这位时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顾问，7月10号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到北京，总共停留了48小时，跟周恩来进行了7次会谈。基辛格此次秘密访华是奉尼克松总统指示，探讨中美两国建交的可能性。在当时的国际形势背景下，这次基辛格等人秘密出访中国，是中美两国最高机密。如果名单被泄露出去，后果将难以预料。三个月后，王颖又在大会堂见到了那位神秘客人。基辛格再度访华，这次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王颖说：我们把台收了以后，台布一兜就扔到垃圾桶。张劲智说：收完以后我们的书记刘剑就说上面的名单呢？我说名单都倒了。
时任大会堂党委书记的刘剑刹那间变得十分严厉。张劲智说：当时就说：给我找去！当时把我凶了一顿，赶快下去找去，西北小院有垃圾房，我就扒着垃圾，一个一个名单找回来了。直到刘剑亲自把一张张名单仔细核对完，确定没有丢失后，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王颖说：找到以后记得我看了以后，那个上头，我说这是什么人，才这么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上面怎么全是英文。桌签的名字是：Henry Alfred Kissinger，基辛格，这位时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顾问，7月10号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到北京，总共停留了48小时，跟周恩来进行了7次会谈。基辛格此次秘密访华是奉尼克松总统指示，探讨中美两国建交的可能性。在当时的国际形势背景下，这次基辛格等人秘密出访中国，是中美两国最高机密。如果名单被泄露出去，后果将难以预料。
三个月后，王颖又在大会堂见到了那位神秘客人。基辛格再度访华，这次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10月26日，在基辛格从北京前往上海途中，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中美关系改善的步伐随之加快。1971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宣布访问中国。人民大会堂接到指令准备迎接第一位来访的美国总统。周恩来来到人民大会堂，细致地要求工作人员对各种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人民大会堂里有数以万计的灯，就是从那时起，所有的灯都采用了双灯泡加防护网。王战英回忆说：周总理说一个是要安全，第二个不能灭一个灯，所以大会堂的宴会厅以后各个厅室都这样了，变成双灯泡，这是一个。第二就是灯罩全部加防护网，用一种特殊材料制作的防护网，碎了以后也掉不下来。为了迎接尼克松总统的到来，人民大会堂里面进行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打扫和清理。王颖说：那时候就开始把一些语录都撤掉，把北大厅里边的大花瓶，还有迎宾厅的那个大花瓶，就都给它拿出来了。
从大张旗鼓地清理人民大会堂的做法上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尼克松总统来访的重视程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坛风云人物走过人民大会堂这块鲜艳的红地毯，但尼克松是第一个踏上这块红地毯的美国总统。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尼克松总统乘坐空军一号抵达北京南苑机场。这是中美之间一次划时代的握手。这次握手影响了整个世界。2月21日下午4点，人民大会堂南门入口站满了记者，在闪光灯不停地闪耀中，尼克松步入了人民大会堂，来到贵宾接待厅与周恩来会见，人民大会堂的外事活动第一次向世界进行了卫星转播。这也是大会堂的服务员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一位美国总统，她们自然联想到了以往在电影中看到的美帝国主义的反面形象。张凤英说：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不是老美老欺负我们，我们还老骂美帝国主义，我们也有点想法，可是有想法想法都在心里头，都不说。下午七点，周恩来在大会堂举行宴会迎接尼克松一行。中国领导人对尼克松这次访问的所有行程和生活都作了精心的安排。王战英说：两场宴会每场宴会是两份，两个方案的菜单。周总理亲自进行了审查，而且专门进行了修改。
这就是周恩来总理当年修改过的菜单方案，从上面弥足珍贵的笔迹，我们能感受到周恩来在外事交往中独特的个人风格，也似乎能闻到当年宴会桌上草菇盖菜、椰子蒸鸡和黄桥烧饼美妙的香味。周恩来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
尼克松在答词中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是敌人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前途就是黑暗的了。那一天在宴会上，尼克松听到了他十分熟悉而倍感亲切的曲子《美丽的阿美利坚》，这是周恩来亲自选定的。这是这座宏大的国家殿堂里，第一次奏响美国的乐曲，是中美之间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冷战之后，一次新的外交姿态。这首优美的乐曲在大厅里回荡，感动了在场的尼克松总统和所有来宾。这支乐曲也恰恰是尼克松在1969年总统就职典礼时为自己选择的音乐。尼克松激动不已，为此专门到乐队席向乐手们敬酒。
欢迎宴会用的是茅台酒。在宴会上，周总理告诉尼克松：茅台的酒精浓度高于50度，可以说一点火就着。据说回到美国后，尼克松拿一碗茅台酒试了试，结果冒起的火苗引发了白宫的消防警报。尼克松的这次访问，还发生了一件题外的故事。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入夜，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落京城。按照尼克松原计划，次日上午游览长城。尼克松担心去长城的计划要告吹了。他万万没想到，当天晚上北京出动了十几万人连夜扫雪，竟然为他尼克松扫清了去八达岭的道路。通过美国电视和报纸的全程报道。22年来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中国，看到了热情友善的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他们也从尼克松在北京的精彩旅程知道了到北京必须要做的三件事——“爬长城、吃烤鸭、喝茅台”。
这段故事结束五天之后，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两个大国结束了长达22年的相互隔绝和敌视的状态，因此，尼克松访华被人称为“破冰之旅”，迅速扭转了世界格局。就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十五天后，1972年3月13日，中英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领2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走进人民大会堂。10月11日，姬鹏飞外长同西德外长谢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签署建交联合公报。所有的这一切，不免让人想起，始自1971年4月14日人民大会堂里，周恩来与美国乒乓代表团的那次颇具智慧的会谈。
吃喝讲“礼”：国宴上共和国领袖众生像
国宴绝不仅仅与高超的烹饪技艺有关，这里面还关系着错综复杂的外交政治因素。
国宴既是一场豪华的盛宴，也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演出。
国宴的厨师最担心的是，国宾祝酒词即兴发挥，讲话的时间如果超出预定的长度，烹调的菜肴变凉，就会失去原有的口感。国宴的菜肴虽然不多，却对火候、色泽、温度等要求很高，服务员上菜的时机和速度都是经过测算和反复训练的，要求服务人员要熟悉本次宴会各种菜点的风味、火候和烹调所需的时间，做到心中有数，恰到好处，并及时与厨房互通情况。
人民大会堂国宴的菜肴，虽然个数不多，烹制手法却非常精细，炖、烧、煮、蒸、炸、溜、焖、爆、扒，不仅中餐的烹饪手法一应俱全，而且还借鉴吸收了西餐的烹调技法。
制订国宴菜谱，不仅要了解宾客的生活习惯与忌讳，口味嗜好以及年龄、身体状况；还要兼顾季节、气候、食品原料、营养等诸因素，夏天以清淡、冬季以荤为主。
国宴的原料，燕窝要用泰国的官燕，鱼翅要用南海产的一极群翅，大连的鲍鱼、山东的对虾、加吉鱼，张家口外的绵羊，福建的龙虾，镇江的鲥鱼，乐陵的金丝小枣等。烹饪用的原料，只有在质量最佳期使用，才能保证烹调出高质量的菜肴。因此，鲥鱼须端午节前后，桃花盛开时节捕捞的桂鱼，就连国宴中使用的萝卜，也需要霜降以后的。
国宴中用到的油菜，只选用3寸半、叶绿肉厚的，加工时去掉菜帮，只留3个叶的嫩心。如果再将油菜的根部削尖，插上胡萝卜条，这就是经过精细加工的宴席素菜：鹦鹉菜。
国宴中的“枸杞炖牛肉”，要用未成年的小菜牛，选其中的五花肉，剔净肋条以外的肉，只用肋骨肉，切成大小一致的方块，再配上大块成年牛的臀肉及牛骨，用小火慢炖，炖烂后捡出成年牛肉及牛骨。其中的枸杞，只有甘肃产大枸杞子为最佳，这样制成的“枸杞炖牛肉”汤汁清澈香醇，牛肉酥烂，口感软滑。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通常都有固定的程序，以显示其隆重。
当国宾步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解放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宴会厅里灯光辉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宴会厅的服务员站在主人座位的右侧，面带微笑，引请入席。
席面早已摆好小巧精美的各式冷盘，每位就餐者桌上摆有四五种冷菜，素、荤菜搭配，有鸭掌、酱牛肉、素火腿等。
宾主分别致辞后，在觥筹交错中，在西厨房通向国宴厅的门口，男女服务员各排一列，手托食盘，开始秩序井然地为各桌席面传递菜点。
往往这时候，军乐队奏迎宾曲的乐声很高昂，也可以掩盖某位服务员由于不慎将餐具碰响的声音，这可算是军乐队和服务员之间互相配合的一种预防性的技巧，既可以反映出热烈的气氛，又可以配合服务员的接待工作。
国宴正式开始之后，已经落座的主宾要全场起立，军乐队奏起中国国歌和国宾所在国的国歌，现场的服务人员不论在干什么工作，都要停下手中的活，原地肃立。
在主宾起座敬酒答谢时，主宾桌的服务员要随时照顾，现场的其他服务员要有秩序地回避两侧，保持场内安静。主宾桌负责送酒的服务员，要提前斟好一杯酒，放在小型酒盘内，站立在讲台一侧，致辞完毕立即端上，以应宾、主举杯祝酒之用，并跟随照顾斟酒。
国宴烹制好的菜肴，都是专用的食品小车从厨房推出来。上菜的顺序，通常上热菜前，先上一道汤，然后是上荤菜、再上素菜。国宴的第一道菜，往往是最为名贵的主菜。
热菜一般是三荤一素，等宾客吃完一道菜后，就有专门看桌子的服务员及时换下一道菜。主菜上完后，再上甜点、水果。水果是根据季节，有猕猴桃、葡萄、西瓜等，一般不固定某一种。
在宴会的过程中，军乐队还要有间隙地交替地演奏中国名曲和所宴外方国家的名曲。
每次用完餐，服务员都对桌布、筷子、盘子、碗等餐具和炊具进行清洗、消毒。人民大会堂刚建成的时候，主要靠蒸、烫等高温法进行消毒；后来使用了洗碗机，去污、消毒等全部实现了自动化。
新中国的领袖们，在国宴中显示了自己不同的特点。
国宴时间最短的，要属邓小平，他举办的宴会一般不超过40分钟。也许是繁忙的缘故，邓小平不太喜欢国宴的时间过长，致辞也是要言不繁。邓小平是四川人，虽然喜食川味，但由于久居北京，他的口味受北方食俗的影响，不太喜欢过于浓烈的辣味。
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厨师注意到，毛泽东一般不在国宴中露面，他似乎也不太喜欢那种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他的饮食习俗还是湘味为主，对烹调不太讲究，比较随便，只要吃得顺口就行，喜欢吃一些用辣椒炒的时令青蔬，如辣子炒苦瓜等。
在国宴厨师们的印象中，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道菜是煎炒辣子鱼肠，鱼肠是选用鲐鱼的，洗净后用调味品腌一腌，再沾面粉用油煎一煎，然后再用辣椒炒，很有湖南的乡土风味。
毛泽东对礼宾改革很重视，他曾经指出：“我们招待外国人的宴会，规格太高，而且不看对象，千篇一律地都要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请外国人，热菜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主持国宴最多的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外事工作无小事”，因此在每次国宴的菜单列出之后，他也时常过问，有些不妥之处，他也提出调整；对菜肴的制作方法，也作过许多指示，比如让厨师把菜肴做得花样多一些，以酥烂为宜等等。
周恩来总理在主持人民大会堂国宴时，时常有一些创新。国宴的最后一道甜点往往是冰淇淋，周总理在吃冰淇淋时，总喜欢掺入一点茅台酒，并说这样好吃。后来，茅台酒加冰激凌的食法被许多人所接受，品尝的人都说味道特殊，是一种新味型。
主厨的厨师也非常注意了解和掌握客人的饮食习惯，通常在宴会结束时，查看客人剩下的菜肴，就可以判断出他们的饮食习惯。
国宴的厨师不仅要考虑中国领导人的饮食习惯，更要考虑被接待的外宾的饮食习惯。哪个国家喜欢什么食物，忌讳什么食物，宴时有哪些礼节，厨师们都要掌握。这也是国宴业务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处专设有国宴业务工作一职，主要任务是研究外国饮食习俗，组织国宴厨师的烹饪理论和实际操作的考核，给领导提供一些发展国宴的规划、设想，为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拟定食单。
20世纪80年代，党的领导人胡耀邦有一次宴请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国宴厨师们按照菜谱做了一道鱼翅菜，作为国宴上的主菜。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宴会结束，齐奥塞斯库总统竟一口未动。
送走齐奥塞斯库总统之后，作为主人，胡耀邦有点坐不住了，事后批评了国宴厨师：“招待外宾，你们不要只考虑到中国的传统食俗，主要要考虑到外宾。我吃不好不要紧，可以回家去吃，齐奥塞斯库总统吃不好，他回去上哪儿去吃！”
建国初期，国宴就实行分餐制。菜端上桌后，由服务员给每一位来宾分，剩下来的就搁在桌子的中间，谁吃谁去拿。1987年以后，改由厨师按宴会人数把菜先分盘装，再由服务员端上去。
中国菜点讲究配备器皿，美味还须美器盛，这个特点在国宴上得到完美体现。
国宴的餐具，非常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风格。
实行分餐制，中国菜的形状影响最大。中国菜讲究形状，如一条龙，一只凤，为了弥补分餐破坏形状的缺陷，厨师就用陶瓷、金器、银器、不锈钢器、铜器等，制成精美的象形餐具，如白菜形瓷盘，鱼叶形瓷盘，牛、鱼形瓷盘，龟形瓷盘，柿形瓷缸，桔形瓷盅，鸡形陶罐，鸭形陶缸，陶汽锅，海螺、苹果形碗等。
宴会用的刀叉是银质的，筷子是象骨做的；菜盘有6寸和8寸两种规格。
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用酒，初期主要以茅台酒为主，饮料以青岛崂山的矿泉水，青岛啤酒、五星啤酒居多。后来青岛崂山矿泉水，青岛啤酒、五星啤酒因出口量比较大，国宴上很少能见得到了，代之以北京啤酒、天津干白葡萄酒、可口可乐、燕京啤酒、橙宝、王朝葡萄酒、椰子汁、碧云洞矿泉水、浙江龙井茶等。
人民大会堂的茶叶，以湖南省安化县唐溪茶场生产的“安化银毫”茶为主，成为会议的指定用茶。“安化银毫”因翠绿的条索外白毫显露而得名，泡出的茶不仅汤色清亮，而且香气持久、沁人心脾，令人回味无穷，被称誉为“湖南名茶”，有一种特有的清爽、甘醇和幽香。
茅台酒是国宴用酒，被称为“流香自汉代，溢彩到今朝”。清代诗人卢郁芷在体味茅台酒的幽雅醇厚时，曾赋诗云：
茅台香酿酽如油，三五呼朋买小舟。
醉倒绿波人不觉，老渔唤醒月斜钩。
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商品赛会上荣获金质奖章。
当时茅台酒是用黄色土瓷瓶盛装，陈列在博览会偏僻角落，几乎无人问津。中国人急中生智，故意摔了一瓶茅台，顿时酒香四溢，引来众多外国人，这才和苏格兰的威士忌、科洛克的白兰地并列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获得金质奖章。
茅台酒有友谊酒、外交酒的美誉，在人民大会堂里尽显风流。
早在1935年春，中国工农红军攻占茅台，茅台酒为这支人民军队的将士消乏解困，止痛消炎，以至于国民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污蔑红军在茅台酒池中洗脚。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曾说，周恩来告诉他在长征途中，茅台是一种万能灵药。
1944年，中国的茅台酒被苏联政府列为宴请外宾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茅台作为中国最名贵的酒，成了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国宴专用酒，活跃在政治、外交舞台。
1949年10月，为新中国开国大典举办的国宴上，饮用的是茅台酒。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时，茅台酒就作为国礼向斯大林祝寿。
据说周恩来总理患感冒时很少服药，只要喝茅台后症状全消；在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凯旋的宴会上，周恩来连喝37杯茅台酒依然谈笑风生。周恩来还常常在重大宴会上为毛泽东代饮茅台酒，被称为“周恩来防线”。
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特地带去了中国的茅台酒和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台”折服了西方世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让人们领略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1972年2月21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宾主云集，美国总统尼克松夫人、罗杰斯、基辛格等美国客人，由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陪同，坐在可以容纳20人的主宾席大圆桌旁。每个客人面前，摆上大、中、小3个酒杯，小杯斟满了茅台酒，中杯是名牌葡萄酒，大杯是桔子水或矿泉水。
尼克松很高兴地端起酒杯，只觉得一股特殊的芳香幽幽溢出，散向四周。
茅台酒熔化了中美之间封冻22年的坚冰。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田中角荣年轻时，作为侵华日军到过中国，他久仰茅台酒的盛名。在周恩来主持的国宴上，对烈性酒从不怯场的田中角荣，见饮的是茅台，高兴地与周恩来频频举杯，开怀畅饮。
连干数杯后，田中角荣竟有了几分醉意，被茅台酒征服，连声称赞：“茅台酒是美酒，大大的好，世界第一”，并对周恩来的海量赞不绝口。
人民大会堂里，就曾为“乒乓外交”举办过国宴，由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出面，招待日本乒坛友人。在国宴上，周恩来总理亲手将两瓶茅台酒赠送给日本的世界乒坛名将松崎君代女士。“听说你父亲在制酒业干了好几十年，很辛苦啊！你回国后，一定替我向他问个好，并请他尝尝我们中国的茅台酒。”周恩来总理亲切地嘱咐道。“这酒度数虽然高一点，但不伤人，味道也很不错的。”
松崎听了，十分感动。在一旁的日本另一位乒坛名将荻村十分羡慕松崎的好运气，也想讨要茅台酒，灵机一动，对周恩来总理说：“周总理，您曾赠我一瓶茅台，我珍藏在家，舍不得喝。一次，几位朋友要争着喝茅台，不小心将酒瓶摔破了。酒洒在我的球拍上。我为此伤心了好几天。后来，每当我比赛处于劣势时，只要使劲闻闻残留在球拍上的酒味，我就会信心十足，勇气备增，反败为胜。”
周总理被荻村临时现编的故事逗得哈哈大笑，不得不佩服这位日本乒坛老将的机智。“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要不然，我就去买几瓶茅台酒洒在中国乒乓球小将们的球拍上，就万事大吉了。”周恩来笑道。“荻村先生，你不但乒乓球打得好，还是位难得的外交家。不过你不必性急，我早已做了准备，等会儿给你和长谷川先生各赠一瓶茅台酒。”
除了日本的乒坛名将，周恩来还赠给美国喜剧明星卓别林茅台酒。这位闻名世界的喜剧大师喝了中国茅台酒后，呼之为“真正男子汉的酒”。
1973年3月，毛泽东曾电话指定要1952年生产的茅台酒，赠送访华的朝鲜首相金日成。
1984年中英谈判，邓小平用“一国两制”的崭新思路，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未来达成了共同协议，“茅台醉倾‘铁娘子’”成为千古美谈。
后来出于健康的考虑，国宴通常不上酒精含量比较高的白酒。酒后失仪，在外交上，也是非常失礼的举动。“文化大革命”期间，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到北京上任，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作为东道主，设宴为罗博大使接风洗尘，邀请阿方大使馆公使参赞泽契·阿果利等全体外交官参加。
席间，阿果利被茅台酒灌醉了。宴会后，阿果利驾驶的小轿车，在长安街上撞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人，酿成了大祸。车祸发生后，阿果利被召回国，周恩来总理为此狠狠地批评了外交部的有关领导。
国宴中蕴藏着的无限商机，已为敏锐的企业家发现和利用。
五粮液集团专为国宴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国宴酒”。
与茅台酒的酱香型不同，“人民大会堂国宴酒”属于浓香型，酒瓶型设计以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廊柱设计造型为基础，古朴端庄，别致新颖，体现了国宴酒的高贵、华丽和隆重。
敌视20年：尼克松如何开启中美封闭之门
尼克松来叩中国大门
陈毅元帅生前曾经说过：“我给周总理建议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作‘不合常规’。谁知道尼克松比我更不合常规。”
是的，尼克松先生想问题、做事情，有些看来是很不合常规的。
任用基辛格作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当时在美国就引起过不小的震动。
基辛格曾经作过大财阀洛克菲勒的“高参”，这是美国人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位有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对洛克菲勒是推崇的。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家族创办了美孚石油公司，有着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是基辛格认为这位纳尔逊·洛克菲勒具有美国总统应具备的素质。他如能出任美国总统，将会给美国带来重大变化，也会使世界发生变化。
因而，在洛克菲勒参加竞选的时候，基辛格可谓不辞劳苦地为其奔走。而对他的竞选对手理查德·尼克松大加攻击。据说，有记者问到基辛格对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看法时，基辛格只用了4个字来回答：“荒谬可笑！”
记者紧追不舍，再次问道：“如果尼克松当选了美国总统，你怎么看？”“那就更荒谬可笑了！”
如果基辛格的话不是戏言，那么，美国国民的选举结果一定使基辛格目瞪口呆了。第一轮投票，洛克菲勒就以277票对692票败下阵来。
此时，基辛格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有一阵子不看电视了，因为电视屏幕上总是出现尼克松指手画脚的样子。他讨厌。
他讨厌尼克松，并不等于尼克松也讨厌他。世界就是这般荒谬。
在没有认识基辛格之前，尼克松就读过他的几本著作，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此人有些见解是十分独到并有启发性的。当选美国总统后，尼克松反复考虑，决定由此人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此举使美国人吃了一惊，也使基辛格吃了一惊。
没有惊人之举能当美国总统吗？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中午，基辛格正在纽约同洛克菲勒共进午餐，悦耳的电话铃声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信息。
电话的另一头自称叫作德怀特·查平，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的助手。他说尼克松先生想邀请你下星期一上午到他的竞选总部皮埃尔饭店会面。
说实在的，基辛格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皮埃尔饭店的。会见的详细情景，他们两人有不同的描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尼克松决定任用这个曾经反对过他的博士。
又过了一些天，尼克松正式邀请他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沉吟了一下，说：“让我再考虑考虑。”
这倒不是基辛格博士故作矜持，他感到有些突然。
基辛格不能不征求洛克菲勒的意见。谁知这位政治家表现得非常有风度，他对基辛格说：“我认为这是好事。我赞成。我向来主张基辛格为任何一个当总统的人效劳，把他的才能和点子都贡献出来。我觉得当总统是非常孤独的，任何可以出一臂之力的人，都应该不分党派作出贡献。”
这样，基辛格给尼克松打电话，明确表示他接受邀请。
尼克松的不合常规，绝不仅仅表现在任用基辛格这样的问题上。中美关系发展变化中，他更是如此。
他就任美国总统前，是有名的“鹰”派，带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在公开场合攻击中国共产党。就在他宣誓就职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道：“你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是否打算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
尼克松回答说：共产党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断地采取敌对行动，因此，在他们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们的政策不会很快有改变。
就在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在越南的军队人数由50万人增至54.3万人，接近约翰逊政府规定的最高限度。并且不时派飞机、军舰侵入中国的领海、领空，进行骚扰。
……
然而，就在半年之后他出访菲律宾、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时，语调却作了很大的改变。
他在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的时候，很是直率地对这位总统说：“我想在我的任期内，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你从中斡旋，把我的信息传递给中国。”
他还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在拉合尔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会谈的时候，又说：“尽管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观点，我还是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前进。”
他说：“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往来。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当叶海亚·汗谈到中美关系积怨甚深这个问题时，尼克松干脆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转达给中国的主要领导人。”
……
他的这些说法当时是绝密的。如果当时把这些想法公开的话，美国人不知会怎样看这个刚刚当选不久的总统。
万事开头难，尼克松不得不找“第三者”。
对新任美国总统的这些“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美中关系中的其他一些变化，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很关注的。他们不失时机地做出了一些反应。这些反应是很有分寸、很艺术的，以至于后来成了人们研究外交事务必不可少的事例。
1969年12月1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到一个很特殊的邀请——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做客。
这是破天荒的事情。
过去，举行中美华沙会谈，既不在美国大使馆，也不在中国大使馆，而在所谓的中立区。
接到邀请的时候，斯托塞尔笑了。
不久前，在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斯托塞尔大使碰到了中国使馆官员。他主动上前打招呼，并且对他们说：“我最近在华盛顿见到尼克松总统，他说，要和中国进行重大会谈。”
中国使馆官员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没有作出答复。现在，这应该算是正规的答复了。
斯托塞尔以为中美之间的接触是秘密的，说他将高兴地和小心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
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却答复他：“请走正门。”
于是，斯托塞尔大使驱车堂而皇之地进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
来而不往，非礼也。几天以后，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也应邀去了美国使馆。
这两次互访的意义，远远不止商定了在1月20日举行中美华沙谈判第135次会谈。这是一种象征，一个信号。西方的传媒马上予以报道，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的一步。
1970年1月20日举行的中美华沙会谈，交换了很有意义的意见。
斯托塞尔用沉稳的语调说出了显然不是他本人意见的意见：
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者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
雷阳点头，并说了一段代表中国政府的意见：
中国方面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两国间的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自此，中美关系按照历史的规律向前发展……
正像毛泽东后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到的一样，事物总是曲折前进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亦然。正当中美关系向缓和方面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南邻——柬埔寨在美国的直接插手下，发生了右派政变。这不能不影响到中美关系。
中国人向来不买“世界警察”的账，更何况，美国这次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当“警察”了，而是赤裸裸地干涉别国的内政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宣布成立了民族团结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7次会谈是不可能举行了。这一点，中美双方的决策人物已经预料到了。尼克松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听林彪宣读他的“5·20声明”：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示威运动席卷全球……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毛泽东的声明，很快传到了大洋的彼岸。
尼克松在白宫的办公室更是暴跳如雷。他觉得中国人太狂妄了。他抓起电话，给有关人员打电话：“把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全部舰只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泽东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什么人……”
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却和他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位博士认真分析了毛泽东的声明，认为是一篇非常空洞的文章，既没有对尼克松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又没有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表态。
他甚至还认为，毛泽东这么做，是利用美国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扬，是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当基辛格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把他的这些想法明明白白地向尼克松阐明之后，尼克松的脸色好看了许多，呼吸也似乎均匀起来了。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声明也确是费了些心思的。他指示让外交部的大才子乔冠华起草，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由他亲自改定的。
中美关系经过此番曲折之后，又按照历史的规律向前推进了。
尼克松向美国的《时代》（Time）周刊记者发表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谈话。这个谈话的重要议题是刚刚结束的约旦危机。但他认真地谈到了中国问题，谈到了他的态度。“……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要知道，这份1923年创刊的《时代》在全世界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几乎每个国家的首都都有它的特派记者。尼克松的这段话一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注意。
两天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极其盛大的庆祝活动。在花的海洋里，旗的海洋中，人们注意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在第二天出版的北京各大报纸上，都用了较大的版面刊登了一张毛泽东和这个美国人说话的照片。
这个美国人就是埃德加·斯诺。
据当时负责新闻摄影的人讲，这张照片的刊发，完全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还指示要做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
在众多的照片中，周恩来为什么选中这一张在显要的位置发表？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很清楚。还有人猜测，这位斯诺先生是不是美国共产党人？
今天，我们再看这张历史照片，会觉得周恩来总理的用心是多么的明显，但在当时，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就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没能理解这张照片的意义。
事后，他和尼克松都对这张照片所传递的信息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遗憾不已。
说到中美关系的进展，就不能不继续提到两位历史人物——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1970年10月下旬，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到美国的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里面既有叶海亚·汗，也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尼克松得知叶海亚·汗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他：
美国希望使对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间人，希望你作出努力。
叶海亚·汗深知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他对尼克松说：“巴基斯坦是美国的朋友，也是中国的朋友，帮忙当然是要尽力的。但这也是十分困难的。”
叶海亚·汗答应，到中国去的时候一定把尼克松的信息带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紧接着，尼克松又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祝酒词中，第一次以一个美国政府要员的身份说出一个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站在讲台前，摆平了已经准备好的稿纸，说：“……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上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罕见的。”
齐奥塞斯库点头称是。
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起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注意。他打电话给基辛格，希望他能对此作出解释。
基辛格的回答也很艺术，他反问这位大使：“你们称中国是什么？不也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多勃雷宁也只好作罢。
11月，叶海亚·汗总统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尼克松的信息传到了中国的最高层。不久，罗马尼亚副总理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也同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叶海亚·汗是个办事认真、精细的总统，他安排了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来负责中美联系的渠道。
基辛格办公室12月9日的日历刚刚翻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便走了进来。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基辛格。
基辛格接过信封，看看希拉里。希拉里的眼睛里流露着神秘的目光。
他把信封打开，抽出了一封很是奇妙的信，这信既无一般行文的抬头，又没有结尾的签名，密密麻麻的方块字。
希拉里伸出手，意思是说：“请把信给我吧！”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又回到了希拉里手里，他说：“我没有把这封信留在你手里的权利。只能由我念念你来记。”
基辛格已经明白，便拿起了纸和笔。
希拉里念得很缓慢，基辛格记得很仔细。
笔者没有看到这份历史文件，但从有关方面的书籍中，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描述：
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很快把消息报告了尼克松。
尼克松和他商议了有关复信的事宜。他们决定：复信用打印稿、复印纸，上端没有开头，下面没有签名。
他们的信向中国方面表达了这样的信息：
美国准备和中国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种古老的通信方式，用在上世纪70年代，显得很有点滑稽。但历史就是这样发生、发展的。
毛泽东的重要信号——和斯诺的谈话
毛泽东约见斯诺，大概是许多天以前就定下了的。斯诺于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上见到毛泽东时，他们虽然没有约定哪一天见面，但他们彼此都觉得应该谈一谈。
毛泽东领导着有7亿人口的中国，要处理的事情很多，直到两个多月后，他们才能坐下详细地谈一谈。
汽车把斯诺送到了中南海西岸一个叫游泳池的地方。这既是毛泽东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
毛泽东站起来迎接他。“我们是老朋友了！”
毛泽东用这样的话开头，使斯诺又看到了他30多年前的神态。
开宗明义，毛泽东告诉他，这次谈话不供发表，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的。
斯诺应该明白。因为他过去同毛泽东接触，有些东西也是不供发表的。
他们说起话来很随意。可谓海阔天空，说到哪儿算哪儿。
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说到斯诺的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加发挥。他先是说，人都要有点个人崇拜，没有人崇拜你斯诺，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写的书没人看，你就高兴啦？后来，他又说，崇拜得过分了，讨嫌！比如“四个伟大”，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
说到中国农村的妇女不愿意节育，想要男孩子。说美国的教育水平比中国高。
很快他就把尼克松“提”了出来。毛泽东似乎是很随意地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
看着斯诺费解的样子，他又说：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请翻译把话译完，又说了几句：“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
他非常清醒地对斯诺说：“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毛泽东把非常秘密的中美关系问题几乎是毫不保留地告诉了斯诺——“他（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罗斯福不仅读了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而且亲耳倾听了斯诺有关中国情况的叙述。这不能不对罗斯福总统产生影响。
有文字记载的是，罗斯福总统和斯诺深谈过3次。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当然有这样一层意思：希望斯诺能够把他的一些话带给美国总统。
然而，尼克松不是罗斯福。
斯诺和尼克松的关系是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词来描绘的。如果简单地说，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发表出来，是在1971年4月30日。在此之前，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
斯诺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发表在《生活》周刊上的他和毛泽东的谈话，把毛泽东的原话大部分都引用了。这不能不在世界上引起反响。
西方世界的震动比第三世界要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大国的报刊都用显著的位置和篇幅报道了“毛泽东的一项最重要的声明……”
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肯定认真读了斯诺的文章。也许从这一时刻起，他们才想到斯诺这个人物。
就在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的时候，斯诺在病床上收到了寄自“THE WHITE HOUSE”（白宫）的来信。
拆开信封，斯诺就看到了尼克松的签名。
信中对斯诺的病情表示了关切。并且告诉斯诺，不久的将来他将访问红色中国。他希望斯诺能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先期到中国去，云云。
斯诺对这封信的态度只是轻蔑地一笑。对美国总统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能接受。你尼克松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物看，而是想利用我一下，我决不干！
他没有理睬这封白宫来信。
斯诺是想到中国的。他已经同《生活》周刊签订了合同。他希望独自采访中南海内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见。然而，病魔没有容许他这样做。
这些都是后话。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后几个月，小球便带动了大球。
不是有那么一个故事嘛，有人问：“中国的乒乓球谁打得最好？”“庄则栋！”“徐寅生！”
……
问话者都直摇头。最后，他告诉大家，中国的乒乓球打得最好的是两个人：
毛泽东与周恩来。
此为戏言。但细想又是那么回事，世界上不是也有一种说法么：
小球带动了大球！
别小看比鸽子蛋大不了多少的乒乓球，有时候它的作用是要使地球也颤动的。
事情是从中国乒乓球队去不去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的。
那是在1971年的春天。这是个“左”得出奇的春天，也是“政治”得出奇的春天。人们每说一句话，每办一件事，都要考虑是左还是右。无论是国际上的事，还是国内的事。
关于去不去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争论，不仅是在中国乒乓球队内，就是在体委，在外交部，多数同志都认为不去是对的。直至毛泽东作出了派队参赛的决定之后，让乒乓球队讨论，还有不少人一时转不弯来。
中国能派队参赛，是因为周恩来总理亲笔给毛泽东写了报告，陈述了这次参赛问题争论的起因，也讲到因为柬埔寨王国政府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派队去参加比赛，提议驱逐他们的问题。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参赛的方针。
毛泽东亲笔批示：
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今天看来，这个报告上的措辞有很多那个年代的痕迹，但历史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中国乒乓球队如期到了日本。他们在比赛场上的拼搏情景我们就不再赘述。只是有一点，这里的气氛远比在国内想像的要好。
3月30日，美国的乒乓球队明确表示，希望访问中国。
3月31日，美国队首席代表和记者6次同我方接触，表示友好，并希望和我们相互来往。
……
这些信息很快反馈到了中国外交部。
这又是一个逼着人表态的事情。
当时，两种意见则都很明确。一种认为，遵照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精神，应该考虑让有影响的新闻记者来，或者是让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来，而不是这支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乒乓球队。
另一种意见截然相反，认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两国民间的交往，抓住这个机会，可以使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向前推进一步。
争论中，前一种意见明显占了上风。
于是，国家体委和外交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的中心意思很明确：
现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时机尚不成熟。相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
国家体委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已经送上去了。周恩来也作了“拟同意”的批示。但总理在报告的旁边写了一段话：
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持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毛泽东先是圈阅同意了这份报告，几个小时后又有新的考虑，改变为邀请其访华。
4月7日，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各国的乒乓健儿就要各奔东西了。比赛场上的友谊将被他们带走。
上午10时左右，中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国内重要电话：
……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事，考虑该队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及时报回。
尼日利亚队来华问题，同意邀请该队顺访我国，来华旅费我可负担。
同意厄瓜多尔队领队（南美乒协主席）和厄队一名男队员随哥伦比亚队顺访我国。
加拿大队领队的美籍女朋友，可同意她同加拿大队一起来华。
……
中国乒乓球队的领队知道这不是一般人能决策的，但他并不知详情。
详情是——
4月7日的清晨，阳光还没有照到中南海的时候，西花厅的电话铃声响了。
是毛泽东办公室打来的。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周恩来立即安排有关人员研究接待方案，并与名古屋取得联系。
他把黄华和章文晋叫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说：“毛主席亲自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这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这次我们一定要把美国队接待好，要把它当作一个大事情来抓。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待美国队来访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周恩来还说：“这次来访的乒乓球队有6个。对各个队的接待工作要保持一定的平衡，但重点放在美国队。”“在接待中，我们要主动热情。他们来，要和我们的运动员进行比赛，我们当然要把比赛组织好。同时要把他们的生活搞好。还要组织参观、游览，让他们好好看看中国。”
周恩来说，他们记。这两位外交家深知这一事件的重要，他们生怕漏掉什么。周恩来挥挥手，说：“你们两位，放下手头的工作，全面负起责来，接待好这个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黄华和章文晋也谈了一些情况。
最后周恩来说：“美国的球队来了，我准备接见他们！”
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具体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了如指掌。
4月8日，周恩来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明确告诉他们：“美国乒乓球队就要来北京了，这是毛主席亲自做出的决定。决定作出之后，主席还催了我两次。你们一定要重视这件事。”
4月10日，周恩来秘书的电话打到了对外友协，传达总理指示：美国乒乓球队来了之后，晚上要陪餐。
4月11日，周恩来确定：乔冠华主持和英国队的比赛；吴德主持对哥伦比亚队的比赛；郭沫若先后主持和加拿大队、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和美国队的比赛由对外友协副会长、著名作家丁西林主持。
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和美国队比赛时，要预先通知，应该鼓掌还是要鼓掌。美国乒乓球队技术不高，我们的队员要教他们，对技术不高的要予以鼓励。和美国队比赛，不要光是我们赢。
4月12日，周总理又批阅了国家体委关于接待6国乒乓球队的报告。他批示道：“特急，送曹诚、吴晓达同志阅办，并送黄华、章文晋同志阅。”他还批了一句：“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
4月14日下午2：30，周总理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他向所有来访的乒乓球运动员致辞以后，特意走到美国队坐的地方。他面带笑容地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
美国的领队斯廷霍文说：“我们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作了一个很坚决的手势，说：“可以去！”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一个披着长头发叫科恩的美国青年站了起来，他用中国人很看不惯的眼神看看周恩来，提了一个问题：“总理，请谈谈你对美国青年中嬉皮士的看法。”
这是一个与乒乓球比赛毫不相干的的问题。不少人对科恩投来责备的目光。
周恩来倒是友好地笑笑说：“看来你也是个嬉皮士喽？”
科恩提这个问题，自有他的道理。他的这身打扮，他的谈吐，不要说在东方国家，就是在号称“自由世界”的美国，责难者也不在少数。他要听听红色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物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本来，他得知周恩来总理要见他们的时候，他就想提出这个问题。领队知道后，劝他不要乱来。他也点头答应了。
但看到周恩来后，还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要不，他就不是美国人了！
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守纪律，中国人的领队说，不要提这个问题，中国人就不提；美国的领队说了，队员可以不听他的。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
周恩来也没料到美国的队员会提这样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他毕竟是大外交家，他用十分儒雅的口吻对科恩说：“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不能称为最后的，在寻求真理的时候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可以允许的。”
周恩来看看在场的年轻人，又说：“应当允许青年做各种不同的尝试，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因此，我是理解青年人的想法的。”
这是怎样一位通情达理的政府总理啊！
周恩来对科恩说：“比如说长发吧，我也曾见过留长发的日本青年。不过，他们和你大概不属于同一类型。”
科恩并没有因为周恩来这样回答他的问题而满意，他又说：“我认为，嬉皮是一种新思想方式，只有少数人熟悉他，了解他。”
周恩来并不想和他争论这种问题。而是说：“人类一定会找到普遍真理，这是一个自然法则。我同意青年应该尝试各种各样不同方法，以求得真理。但是有一点，你应该经常设法找到和人类大多数的一些共同点，使大多数人获得进步和幸福。同样，如果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这也是寻求真理的途径。”
当科恩听懂了他的这段话之后，周恩来又说：“这不过是我的建议而已。”
……
周恩来论嬉皮士的几句话，在海外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这几句话本身。甚至还赢得了科恩的母亲从大洋彼岸送来的一束深红色的玫瑰。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听懂了周恩来的话外音。
当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美国白宫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
尼克松以美国总统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称决定对华政策作出如下改变：
一、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二、将放宽美元方面的控制，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使用美元。
三、将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但前往或来自北越北朝鲜、或古巴的中国拥有或租用的运输工具除外。
四、美国船只或飞机今后可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送中国货物，美国拥有的悬挂外国旗帜的运输工具可以前往中国的港口。
五、将开出一个可按照一般执照的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项目的清单。在批准这个清单上具体项目以后，还将许可从中国直接进口指定的项目。
这5个步骤等于宣布了美国对华贸易禁令的终止。
两天之后，尼克松又借会见美国报业主编协会成员之机发出两个信息：“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是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结束。”
自此，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迈进了一大步。有人把乒乓外交比喻为一场乒乓球赛，这头的总领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一头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此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谁知毛泽东下一步怎样决定呢？
毛泽东、周恩来迅速应对尼克松的来球
1971年4月21日，也就是尼克松对美国报界发表改善中美关系的谈话一个星期之后，他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息——
照例是由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把口信送到白宫的。
希拉里说，他的总统（叶海亚·汗）转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话：中国对达成直接和解的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这是响亮的一拍！
虽然在当时来说是秘密的，但在白宫引起的震动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敢表露出来罢了。
他们两个人关在房子里，“策划于密室”。他们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后来越来越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派谁去北京？
人选有3个。
尼克松先提出了美国在法国的越南问题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
基辛格先是点头，后又摇头说：“中国人对越南问题是敏感的，用他难免……”
尼克松点头了。
他自然也想到了美国的国务卿罗杰斯。他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长。他到中国去顺理成章。但基辛格说：“他去，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笑说：“那只有你去了。”
基辛格耸耸肩膀，说：“我也太引人注意。”
尼克松胸有成竹，他笑着对基辛格说：“我相信一个出入巴黎不被人发现的人，也能够出入北京而不被觉察。”
基辛格打内心里是高兴的。因为，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知道北京之行的分量。如果此行成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将会是辉煌的一页。
他深知此行必须是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可能前功尽弃。在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进行了秘密的商谈过后，他选择了通过巴基斯坦的通道进入红色中国的方案。
基辛格在棕榈泉的休假地起草了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复信。
大意是：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
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中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
1971年5月10日，尼克松批准发出了这封信。
信发走了，尼克松的心情反倒紧张了——谁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怎样决定呢？
当时，基辛格更放心不下了。
他放下手边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的书刊，闭上眼睛，努力使这两位中国人的形象活起来，谁知越想心里越没有底，他不知毛泽东收到他们的信后会作何反应。
有人对他说过，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特别是毛泽东。
毛泽东会不会突然变卦？会不会使中美关系横生枝节？
其实，也不只是基辛格这样想，基辛格的这种想法，实在是受了尼克松的影响。
几天前，尼克松还说过，中国人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往回退？
几天来，不管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有些寝食不安的味道。他们急切地等待着北京的信息。
消息照旧是由希拉里送来。他似乎很懂得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心情，车子开得飞快，赶到白宫就直奔基辛格的办公室。
基辛格表面显得很是冷静，他和希拉里寒暄两句，才接过两张信笺。
照例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3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出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据说，基辛格接到这封信后，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赶忙到尼克松总统正在举行宴会的大厅去通知总统。
尼克松正和尼加拉瓜总统碰杯。基辛格不好冲进去，急得在宴会厅门前来回踱步。
总统终于出来了。基辛格走上前去，告诉尼克松：“总统，北京复信了。”
他们两人并肩走进林肯厅，待尼克松把中国的来信读完，基辛格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写在了他的回忆录中——“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夜深了，号称世界最强大的金元帝国的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还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信所激动。他们举起了酒杯，为了初步的成功而祝贺。
尼克松端起酒，眯起眼睛，望着窗外，许久没有说话。
基辛格问：“总统在想什么？”尼克松笑笑反问：“你在想什么？”
基辛格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曾经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想了想说：“那么，我们把你的这次中国之行取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如何？”
基辛格点头称是。美国人总是要为他们大的行动取个代号的，就像1991年的海湾战争他们也要取个“沙漠风暴”的代号一样。
美国人毕竟是美国人，就是他们起的代号也要体现十足的美国精神。本来是他们急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他们却要把去中国比作马可·波罗到中国游历。
尼克松还说，如果基辛格此行顺利，就给他发一个电码回来，这个电码是：“Eureka。”
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就是：发现！
给尼克松复信后，周恩来开始了十分紧张的准备工作。
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异常忙碌起来。服务员在这些进进出出的人中认出了叶剑英元帅，不过他可没有穿军服，整洁的中山装配上一副珐琅眼镜，颇似一个学者。人们也认出了姬鹏飞、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等外交家。
他们来去匆匆，小车进进出出。他们干什么，别人都不清楚。当周恩来的车子来这里几次之后，人们才感到这些行色匆匆者正在进行事关重要的活动。
如果他们告诉大街上的行人，他们是在准备接待来自白宫的客人。谁都不相信。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印象中，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是侵略、战争、杀人、放火等代名词。怎么能把美国头子当成客人接待？
美国方面告知中国，基辛格博士将从巴基斯坦进入中国。对此，周恩来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
他派出了曾经多次给自己驾驶过飞机，执行过许多次重要飞行任务的徐柏龄为领队的专机机组人员。
临行前，这些同志并不知是怎样的任务。他们见到周恩来严肃的神情，心中就明白了不少。
周恩来说：“你们执行的任务非同一般。首先，此行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这次，你们去接的，不是国家元首，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这关系到中美关系的发展……”
几位机组人员都表示，坚决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周恩来还叮嘱他们，要注意礼节，这毕竟是接待一位美国政界要人。
……
7月3日，中国的一架伊尔-18型客机飞行至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弟。为了不引起外界的猜测，这架飞机又很快飞回了北京。而徐柏龄和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却神秘地留在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经过一番周密策划之后，7月6日，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从拉瓦尔品弟机场起飞，一直消失在东方的云雾中。几个小时以后，这架波音飞机在北京的上空绕了一圈之后，降落在北京南郊的南苑机场。
这是在为基辛格秘密访华试航。
在南苑机场，周恩来总理派来的中国外交部的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四人上了飞机——他们将到拉瓦尔品弟接基辛格博士。
就在中国方面作如上安排时，基辛格已经飞到了越南的西贡。
早在6月30日的晚上，美国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曾经举行了记者会，宣布了这样一条消息：
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将于7月1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基辛格博士将到巴黎和美国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在去巴黎的途中，基辛格博士将去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有关官员会谈……
——说得难听一点，这就是新闻的“欺骗性”了。发言人言之凿凿，跟真的一样。然而基辛格此行的其他事情都是幌子，到中国才是真正的目的。
7月8日，基辛格到达了巴基斯坦的新建首都伊斯兰堡。由他和叶海亚·汗总统导演了一场很有趣的话剧。
他们先在一起研究了此次具有冒险性质行动的细节，然后出现在政府宾馆的宴会厅里。
尽管外面暑气蒸人，这里却凉爽如秋。基辛格面带倦容，走在叶海亚·汗总统的身边。先来到宴会厅的人鼓掌起立。叶海亚·汗总统招手致意。
等大家坐定，舒尔坦告诉大家：“美国来的尊贵的客人亨利·基辛格博士，偶有不适，肚子痛了，这使我们感到十分的遗憾。”
叶海亚·汗站起身讲话：“本来，我要在这里为美国的客人举行盛大的国宴，但基辛格博士身体不适，我也只好遗憾的改期了。”
来参加宴会的官员们不禁窃窃议论，基辛格到底得了什么病？会不会是肠胃型的感冒？会不会是恶性传染病？也有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名堂的，但没有人能猜到他会进行一次中国之行。叶海亚·汗总统说：“伊斯兰堡的气候不好，太热。我已作了安排，请他到北部山区的我的别墅去休息几天，希望他尽快康复。”
基辛格说：“感谢总统的好意，这样太麻烦了，就不要去了吧。”
叶海亚·汗总统似乎很固执，他坚持说：“基辛格博士先生，在我们的国家里，是由主人的意愿决定的，而不是由客人的意愿决定的呀！”
……
戏演完了，基辛格回到旅馆的房间里，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再过4个小时，他就要上飞机前往北京了，他还要作许多的准备。
他感到演戏是很累的。
越是累，越是无法入睡。虽说他从各方面研究了中国，但那毕竟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他不知道此行的结果会是什么。
成败在此一举。
经过化妆的基辛格戴了一副墨镜，一顶宽边帽子。他从饭店出来的时候，好几个人都没有认出他，不免有几分得意。
1971年7月9日12时15分，基辛格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出现在北京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
来迎接他的，是被毛泽东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此人有文化”的叶剑英元帅。此时，他是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的身后是很有外交家风度的黄华大使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
来迎接基辛格的车子是中国最高级的轿车“红旗”。这种车子最明显的标志，是前面有一面有机玻璃制做的红旗。基辛格瞥了一眼，面色冷峻，似乎是担心坐上了“红旗”车，被它吃掉了一样。
一路绿灯。
他们很快来到了作为国宾馆的钓鱼台6号楼。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从里到外充满了东方情调。
叶剑英举行的欢迎宴会是相当丰盛的。基辛格曾经以“中国通”而著称于世，却不会使用中国筷子。他对那两根木制的或是象牙制作的棍儿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不能不承认中国菜，正像毛泽东说的，是“中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基辛格急于想见周恩来，因为，见到中国的总理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的成果能有多大。
他很快被告知，周总理要到他住的6号楼来和他们举行会谈。
站在楼门口的基辛格看到周恩来的车子停下，周恩来从车内走出来。这位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似乎他就没有疲劳的时候。
他快步走到了基辛格的面前，用他那受过伤的右手和基辛格伸过来的手相握，并使劲抖动了几下。
他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很有分寸地点点头，并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这是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
第一次的会谈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双方都在摸对方的底。周恩来的坦诚使基辛格感到折服。
周恩来对他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互相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充分了解。”
同时，基辛格对周恩来的博学、敏锐也很感兴趣。用一句西方的话说就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佩服你的人格，佩服你的才学。
基辛格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用了多大的精力来研究美国，研究尼克松、基辛格。他们阅读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调阅了尼克松很喜欢看的电影《巴顿将军》……就是在基辛格离开美国本土之后，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的讲话，毛泽东、周恩来都注意到了。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尼克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世界上了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了。“今天世界有五大中心力量——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中国。”尼克松在这个讲话中提到，美国必须采取步骤，结束与中国大陆隔绝的状态。
谁知周恩来提到“五极中心”时，基辛格还不知道，以至于周恩来拿了一份尼克松的讲话稿子给他。
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持续到了晚上11点多钟。何时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觉得有必要立即汇报，就叫王海容给毛泽东办公室打了电话。
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是工作至次日凌晨，经常是四五点上床休息。王海容打电话的时间是在午夜12时以前，所以，那边的秘书答复说，请示了主席，可以马上来。
周恩来的车子开进中南海，便直奔游泳池。
毛泽东晚年一直居住在这个叫游泳池的地方。说来难以置信，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经常穿的是一件大睡衣，也就是他的故居开放时人们看到的那一件。除非有外事活动他才穿上那身“毛制服”。
周恩来带着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走进房子的时候，他依然是穿着那件睡衣。很随便地请他们坐下。
周恩来说：“主席，基辛格一行到了，我和叶剑英同志和他们谈了一次……”
毛泽东挥挥手，说：“那个不忙。”他转身问起了熊向晖有关总参谋部“批陈整风”的情况，问“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情况……
毛泽东此举，颇似画家在作画时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更有深意。事后人们才知道，他询问熊向晖的一些话是很有名堂的。
当时，中国的政界正在“批陈”，起因是1970年的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陈伯达等人跳了出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林彪迫不及待地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很是生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于是，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的运动。在庐山，没有点“林副主席”的名，但知情人都清楚，矛头是对着林彪的。
毛泽东之所以把基辛格来的事撂下，问了一通总参情况，是政治敏锐使然。熊向晖并不知情。
等毛泽东问完情况，周恩来才开始汇报基辛格来华的情况。
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时插上两句话。这种插话是简短而精辟的。比如，说到台湾问题，毛泽东说：“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所谈精神，同基辛格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可不像上次那样轻松了，一谈到实质问题，就发生了矛盾和对立。
周恩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是求同存异的大师。谈不来的可以先不谈。基辛格重要的任务是安排尼克松访华，那就谈这个问题吧。
中国方面建议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夏天来北京访问。
基辛格思忖了一下，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时间太近了，这在美国可能引起震动。我们美国大选情况你是知道的。”
周恩来想了想，说：“春天是可行的吧。”
基辛格接受了，却又提了很多条件。美国总统出行，特别是到中国来，要有保安人员，要有各种新闻媒体的记者，要有全球转播的电视技术人员……
周恩来说：“这些事情都好商谈。目前主要的事情是研究联合公告的内容。”
中国方面的黄华和基辛格开始就公告的草稿进行了具体的磋商。
周恩来再次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毛泽东审定公告的初稿。毛泽东同意将这个公告的草案和美国人进行谈判，并定下了大的原则——几乎所有的谈判都是这样，不论是跟美国人还是与苏联人，毛泽东都不去具体谈判的。也因为他有一位周恩来这样的谈判高手，不用他操这份心。
后来的谈判是双方都作出了适当的让步：
美国方面大致同意了中国方面提出的联合公告的草案。
中国方面同意了美国方面提出的公告发表的时间为7月15日。
同时，他们定下了以后联系的渠道——法国巴黎。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是联系的接头人。
……
1971年7月15日晚上，尼克松面带笑容地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
我要求占用今晚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
正如我在过去3年中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7.5亿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有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轻松地读完公告，便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
中国方面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首都的各大报都发了这条重要新闻。
这一消息惊动了美国。
这一消息惊动了世界。
巴黎的秘密渠道——两位将军的接触
1971年7月19日上午8时20分，沃尔特斯将军奉命开车来到了中国大使官邸附近。他来到使馆门前，推开了虚掩的大门。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国年轻人迎上来问道：“先生，您找谁？”“我是美国武官，我带来了总统先生给贵国政府的信。”
对方用法语自我介绍。中国的年轻人说：“我是韦东，黄镇大使让我来接你。”
他们一块进了楼房内。黄镇大使正在等他。
寒暄。
两个将军握手的时候，似乎感到了一种相通的东西。
沃尔特斯说了一句：“我对你们中国人保密的本领，深信不疑。”“此事关系重大，预祝我们成功。”黄镇将军把沃尔特斯送出了客厅。这就是秘密渠道的第一次正式接头。
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曾和周恩来约定，如有十分重要的事宜，基辛格将亲赴巴黎和黄镇大使会晤。就在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接通后约1个星期，基辛格就“潜入”了巴黎。
说潜入，一点都不假。他乘坐的“空军一号”座机，是以训练飞行为幌子离开美国而到达巴黎的。他戴一副墨镜，一顶法国很流行的帽子，坐的车也是沃尔特斯租来的一辆破旧的汽车。
车子直接开进了中国大使官邸。基辛格和黄镇见了面。两人一见如故，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茅台酒、美国的西餐之类的笑话。
基辛格此次来，是商谈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他先期访华的问题。
黄镇说：“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基辛格博士访华最好是在10月的下旬。”
基辛格觉得时间还可以，但提出了一个问题：“建议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一同前往你们的国家。”
黄镇虽然笑容可掬，但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他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我们难以接受。”
基辛格也不让步，坚持说：“布鲁斯得到尼克松总统的充分信任。”
黄镇知道一点，但他在没有接到国内的指示前，是不会作出任何答复的。
此后，基辛格先后4次到巴黎的中国大使官邸，就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与黄镇进行磋商。
在与基辛格的接触过程中，曾经有过稍微大一点的波折。一次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预报时间问题；再就是基辛格访华要同中国有关方面会谈的要点问题。
由于是公开访问，美国方面提出要有先期预报，中国方面是同意的，但时间上有问题。美方提出9月22日、23日或在10月初发预报。中方以为，9月联大正在开会，美国在联大要提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提法，在此时公布基辛格的访华，是很不合适的。黄镇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时间，特别是在9月22日或23日。”
美国方面作出了让步，同意在10月5日发出此预报。
经过巴黎渠道的详细商讨，基辛格二度访华的“波罗二号”得以成行。他的飞行路线是严格按照尼克松将要飞行的路线走的。12月22日抵达中国上海，稍事停留之后就飞到了北京，住进了他已经熟悉的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
他此行带来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日期；二是尼克松访华后要发表的一份公报。
日期问题没有费太大的周折。他提出两个日期，即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
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这当然是毛泽东的意思。
基辛格在周恩来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就把他带来的“公报”草稿交给了周，并且说明，这个初稿是尼克松总统批准了的。
基辛格没有料到，中国方面对他们精心准备的初稿是那样的不买账。他和周恩来面对面坐着，周恩来一脸严肃地在这个会谈的场合告诉他：“毛主席看了你们准备的公报草稿，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公报我们不能接受。”
周恩来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斩钉截铁的。
基辛格的态度也很明朗，坚持他们起草的公报，认为他们的公报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中美双方的目的。”“和平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的。”周恩来坚持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我们的意见是摆明双方的根本性分歧。如果用外交语言把分歧掩盖起来，在公报上看观点一致，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基辛格说：“总理阁下，我们起草的公报是按国际惯例的，如果在公报上写明中美双方的分歧，那不等于告诉世界，中国和美国正在吵架么！”
周恩来不这样看，他说：“吵架是正常的，我们两国打了许多日子的仗，相互隔绝了20多年，分歧不是必然的嘛！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分歧。”
谈判陷入僵局。
周恩来缓和了这种僵局，他说：“我们也拿出一个方案的初稿，你们先看看。”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路，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思路。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想法，尼克松有尼克松的想法，双方的分歧似乎是不可调和的。
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详细研究了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意图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上把中国和美国的主要分歧全写了上去。
北京秋夜是正好睡眠的时候，美国的代表团却没有一个人能入睡。还是基辛格突然转过弯来了：把分歧公开来，西方盟国、东方的朋友不就放心了嘛！否则，是有周恩来提出的问题：谁相信充满外交辞令的公报呢！
在接着进行的会谈中，基辛格表了态，他说：“你们的初稿方案，从大的方面讲可以接受，但是你们的某些提法太僵硬，我们难以接受。你们报纸、电台常用的文字，好像是在凌辱美国总统，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美国人让步了。
周恩来和蔼地说：“有了大前提，事情慢慢谈，还可以修改。”
基辛格25日拿出美国方面修改的方案来。
第二天的会谈又陷入了新的僵局。
周恩来声明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二、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三、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
基辛格的态度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的。
气氛紧张起来。人们的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译员的声调也生硬起来。
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你们中国人也会瞧不起我们的。”
周恩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很有耐心地对谈判对手说：“什么叫背弃老朋友？首先要搞清一个前提，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这样做本身就是不对的。你们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就应该撤走你们的军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我们则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博士不动声色，听周恩来总理把话讲完，他才说了一通他的道理：“总理阁下，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多不同。参议院、众议院会对总统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总理阁下提出的问题，总统如能连任，将在下一届解决。”
周恩来是了解美国国情的，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讲话，也的确受到了美国一些势力的攻击，尼克松的日子的确是非常不好过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为此中国人要放弃原则。
周恩来说：“对于你们的处境，我们是略知一些的。你们为了所谓‘老朋友’，可以使自己陷得不可脱身吗？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总不能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吧！”
以守为攻，使基辛格无话可说。
台湾问题一直拖到了基辛格离京的前一天。最后还是美国人想出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周恩来听完翻译，笑了。他觉得基辛格确有一套。他说：“这个意思可以接受，但有的词句还需推敲。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而不应用‘部分’。”
基辛格也笑了，但坚持说：“部分比省更通用一些。”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这个说法，在英语中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在汉语中却有一些差别。
最后，周恩来说：“看来我们趋向一致了，有些问题尼克松总统来华时还可以再谈。”
……
有人说，当国家元首最风光的，不是在自己的国内，而是在国外。
此话真有几分道理。
因为国外把你当贵宾接待，自然是要风光一些的。鲜花、仪仗、军乐、礼炮、国宴，以及高级的总统套房，这在国内是很难享受到的。
然而，风光归风光，难处也只有国家元首最清楚。
为了给尼克松的“风光”作安排，美国派出了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为首的先遣队来到北京。
他们要为总统的安全问题、接待问题、记者采访问题同中国进行磋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出访，有关整个美国的形象，是一点闪失都不能出的。
首先在新闻转播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尼克松有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要通过太平洋上的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等新闻。白宫的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和中国方面的熊向晖进行具体商谈。
熊向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希望美方帮助租用一颗卫星。
齐格勒说，你们不必租用卫星，只需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卫星地面站就可以了，费用由美国方面负责。这样可以节省一些，租用卫星要花100万美元。
熊向晖把齐格勒的说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含糊。”
周恩来向熊向晖口述了3项要求：
一、请齐格勒负责为中国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为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
二、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
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当熊向晖再次与齐格勒会晤时，把如上意见和盘托出后，齐格勒笑了。他觉得这样的谈判对手很有意思。
经请示，他同意了中国方面的意见。
关于尼克松总统的安全问题，就更加复杂也更加可笑了。
首先是从有关秘密渠道得到消息，说台湾方面有人策划用伪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机袭击美国总统座机。这一消息又无法证实。中国方面通过巴黎的秘密渠道正式转告了美方，美方更加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范措施。中国方面明确表示，中国负责总统座机在12海里以内领海上空的安全。美国方面自然要保证他的总统座机的全部航程中的安全了。
别人在为总统忙，总统自己也在忙。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到中国访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他和毛泽东的握手意味着什么他是十分清楚的。因而，准备工作一点都不敢懈怠。他几乎研究了所有关于毛泽东的书，如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的作者）、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以及安德烈马尔罗写的书，当然还有斯诺不久前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毛泽东访问记。他本来想找斯诺谈谈的，偏偏听说这个人很不买他的账，也就只好作罢了。
后来又听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拍了一部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纪录片《中国》，他也派人找来细细看了一遍。
……
就在尼克松出访前几天，他还把当过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请到白宫，听他讲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马尔罗是个十分健谈的老人。他把当年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描述了一番。他告诉尼克松：“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但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巨人。你知道吗，毛见到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会想‘你比我年轻得多！’”
马尔罗还告诉尼克松，毛泽东的身边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
尼克松听了半天，还是不能设想他与毛泽东见面将是什么情况。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共产党大国的领袖呀！
尼克松访华的描述，海内外有许多版本，细细研究会发现，所有这些材料，大都出自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文章。中国方面除了一些只鳞片甲的文字，几乎没有发表任何大块的文章。有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也是捕风捉影而已。尼克松回忆说：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5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1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1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讨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一闪，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他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喽？”毛问道。“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着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一句。
毛马上接着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美国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和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扭身向前，微笑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你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不可能知道，他与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正在病中。1个多月以前，这位历史巨人突然休克，经抢救才醒过来。此后的日子，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有时整夜咳嗽。
他虽然身体不好，却时刻关心着中美关系的进程。
1972年2月21日上午，刚刚醒来的毛泽东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尼克松到了没有？”
工作人员赶忙向他报告有关情况。到中午的时候，他说：“我今天见他吧。”
他的决定就是命令，机要秘书立即通知周恩来总理。工作人员一片忙碌。他们有的给他理发、刮脸；有的整理客厅。
随后的几天里，他在病榻上审定了乔冠华和基辛格绞尽脑汁起草的“中美联合公报”。特别是有关台湾一段，毛泽东是逐字逐句推敲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表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承认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他说：“可以了吧！”“公报”就这样定下来了。
谁知，美国代表团内，有人又对此段文字提出异议，要求修改。此事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回答说：“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有影响明天公报发表的可能性。”
斩钉截铁。
这就是毛泽东。
第三章 历史精彩
绝对精彩！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智答德媒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近日在柏林接受了德国《时代》周报记者纳斯（Matthias Nass）的采访。她呼吁西方社会更全面地看待中国，并强调中国并不拒绝人权概念，也主张有批评，访谈语多机锋。
傅莹坦白指出，一些欧洲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责中国，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你们想要和很多国家分享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却不想分享你们的财富、你们的生活水平——而这些正是你们政治制度的基础”。
她表示，西方世界承认中国的经济进步，也赞许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但却对中国的政治进步视而不见。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应得到尊重和理性的分析。
傅莹也强调，中国并不拒绝人权这一概念，并在逐渐学习，吸收那些能够种植在中国土壤里的观念，使其在中国茁壮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反感别人强迫我们做什么，这种感觉让人不舒服”。
傅莹也说，“我们是主张有批评的，没有批评就不会有过去30年来的改革。有时也许进展比较缓慢，因为中国是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但我们的改革一直在向前推进”。
她坦承，与西方媒体比较，中国的媒体要年轻些，但它们现在也很活跃。如果发生什么事，例如河流遭到污染，或者工厂造成了环境恶化，他们就会跟进。
采访全文《时代》：傅莹女士，这次你出访欧洲，你认为欧洲大陆是属于未来还是过去呢？
傅莹：兼而有之吧。欧洲深植于过去，例如欧洲文学、欧洲对工业化的贡献。同时欧洲也属于未来，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欧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在一个曾有过数百年战争和冲突史的大陆成立欧盟是一个大胆的创举。《时代》：许多亚洲人认为欧洲在没落。
傅莹：一些人有这种感觉，我不觉得奇怪。如果你是一位中国游客，从北京崭新的T3航站楼出发，在希思罗或戴高乐机场降落时，也许会说：“这机场怎么这么旧啊？”这类对比是有的。
尽管如此，我不认为中国人觉得欧洲经济上在没落。你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十倍；你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社会福利——这些都远远超过我们。我们很长时间都难以达到你们的水平。《时代》：你觉得欧洲和中国一样充满活力吗？
傅莹：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经济上还依然充满活力。中国几乎每个省份和德国都有合作。当你购买来自欧洲的产品时，第一印象便是可靠和高质量。
但是欧洲人的言行给人一种停滞不前的感觉。八十年代我从事过翻译工作，（一些外国代表团在）谈话中常涉及人权问题，我们的客人是带着名单来的。30年过去了，中国在前进，世界在发展，变化天翻地覆。保护人权已于2004年写入中国宪法，我们的法律和法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我看来，中国不论是在对人权的态度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但是来中国访问的欧洲代表团的态度依然没变，他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责我们。我很少听他们讲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中国有个别人提出不可能满足的要求，但欧洲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印象似乎全来自这些政治极端主义者。《时代》：我们欧洲人当然承认中国在诸如扶贫等方面的进步。但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的是，你们政府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或集会自由，禁止他们自由地组建政党。
傅莹：当你评论中国做这个或不做那个，你是在用自己的标准进行衡量。我在想，不知你们是否记得当你们处于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时，你们的人权状况又如何？现在，你们创造了高福利国家，温饱对你们而言早已不是问题。而我们摆脱经济困难的时间还不长，我这一代人还经历过饥饿。如果你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如果你们总指望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么你们总是会被这种期望所迷惑。《时代》：在人权标准方面，你是否愿意将中国与19世纪早期的欧洲相比较？
傅莹：清朝末期的中国著名学者希望借鉴西方人权理念，试图改革中国的封建体制，但他们很快发现，西方人对人权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根本不愿与中国人分享人权。在租界区，外国人凌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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