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雨果·博斯特 著,刘罡,于泽华 译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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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加尔传：路易斯·范加尔的内心世界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范加尔传：路易斯·范加尔的内心世界作者：[荷]雨果·博斯特排版：HMM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9-01ISBN：9787510459290本书由北京卓文天语文化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亨克和我最亲爱的儿子查理。
新闻工作也是一种职业。——路易斯·范加尔前 言＊＊＊
1994年，新创刊的荷兰足球杂志《硬草皮》（Hard Gras）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颠覆了我对体育文学的看法。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伟大的荷兰前锋马尔科·范巴斯滕（Marco van Basten），但在文章中很少出现范巴斯滕本人的话语。向文章作者雨果·博斯特（Hugo Borst）讲述范巴斯滕光辉而短暂的职业生涯的人是范巴斯滕的父亲，他当时独自一人生活在范巴斯滕的故居。1992年，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的《足球狂热》（Fever Pitch）告诉世人，足球世界发生的故事同样可以被写成一本好书。而现在，雨果·博斯特的佳作又告诉我们，球星传记也可以写得如此生动。雨果的视角十分独特，他将球星们当作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去描写。他的作品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球星们也都来自一些平凡的家庭，只不过这些家庭受到了上天的眷顾。
从那时开始，我就对博斯特视角独特的文章格外留心。1995年，我在一次由《硬草皮》杂志主办的宴会上见到了雨果。我依然能够清晰地记起那个夜晚。那时，雨果还是一个谦逊甚至有些害羞的年轻记者。他来自鹿特丹，那是一个工业城市，几乎没出过什么文化名人。那天我们两人聊到很晚，我对他说他应该尝试写书。所以，假如我是路易斯·范加尔那样“沽名钓誉”的人，我会说我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
关注博斯特的并不止我一个人——几乎全荷兰的媒体都“盯上”他了。很快，这位害羞、谦逊的小伙子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声名大噪的足球评论员。他出席的足球脱口秀节目有一大批忠实的观众。
雨果有很强的主见，除此之外，他在荷兰足球界的人脉也很广。相对英国来说，跟荷兰足球圈里的人攀上关系要更容易一些。这主要因为荷兰是一个更为民主的国家，即便是约翰·克鲁伊夫（Johan Cruyff）这样的名人也很随和——经常有人看见他在阿姆斯特丹骑自行车或吃炸薯条。但即便如此，像雨果这样交游广泛的记者还是很少。雨果如此神通广大有他本人的因素——他这个人比较有魅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从事这个行业为时已久。要知道年龄超过40岁的记者本就很少见，而雨果已经专注报道荷兰足球30年了。
雨果认识范加尔的时间甚至更长。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雨果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每周末坐在鹿特丹斯巴达的体育场里，与父亲一起看球队踢球了。范加尔那时是鹿特丹斯巴达队中的绝对主力。他坐镇中场，试图为球队主导比赛。范加尔的技术很好，人很聪明，抢高空球时也足够强硬（不信你看他那扁平的鼻子），正如一位斯巴达队的球迷所说，范加尔在跑步时“就像顶着一把雨伞”。范加尔一直渴望能够代表荷兰国家队踢球，但他的梦想从未实现过。
范加尔当上教练时，雨果也刚刚成为一名记者。雨果曾经多次采访过范加尔，甚至一度跟他走得很近（正如雨果本人所说）。但很快，两个性格执拗的人惹恼了对方，最终闹翻了。在本书中，雨果·博斯特尝试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那个令人发疯的怪人——路易斯·范加尔。
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与多数足球从业者流水账似的自传大相径庭。作者为范加尔的足球哲学所吸引，并用自己独特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多元化的范加尔：他为许多继任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喜欢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他会因为一些最平常不过的问题而对记者大加抨击；他与克鲁伊夫的嘴仗从未停息过，哪怕二者的足球理念一脉相承。借用一句《弗尔蒂旅馆》（Fawlty Towers）中的精神病学家对于弗尔蒂的评价来形容范加尔的复杂性：“我们大概要用整个会议去研究他的问题。”范加尔的确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足球教练，他不断引发足球战术改革的浪潮，否则大家也不会对他如此感兴趣。
雨果是我见过的最为杰出的足球写手之一，马上，他的这本杰作就要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了。即便范加尔在曼联队一无所获，只要他的这段执教经历能让本书在红魔拥趸中得到推广，雨果也可以算是“功德无量”了。西蒙·库珀（Simon Kuper）写于2014年序＊＊＊咒 语“去跟他握个手吧，雨果。”泰德（Ted）说道。“去吧，雨果，你一定能做到的！”其他的队友们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边开着玩笑。
我努力咧开自己的嘴角，露出一个僵硬的微笑，然后大踏步地离开球场。
2008年4月13日，鹿特丹。
我们的比赛结束了，现在我们这些踢野球的老家伙们要离开球场，把场地让给今晚的重头戏——鹿特丹精英队（Excelsior Rotterdam）对阵阿尔克马尔队（Alkmaar Zaanstreek）的比赛。还有半个小时比赛就要开始了。阿尔克马尔队的主帅路易斯·范加尔正站在球场边与精英队的主帅谈笑风生。“勇敢点儿，雨果。你能做到的，老伙计。”
我的伙伴们不断地“怂恿”我。他们当然只是说着玩的。他们很清楚我和范加尔谁都不会主动跟对方握手的——但范加尔本该向我道歉。
这个浑蛋！他固执于自己的原则，占领着道德的高地，还经常标榜自己的诚信和正直。正直个啥啊！他明明知道他是错的。只要问问他的妻子，问问特鲁斯（Truus Opmeer），他就知道自己犯了错。想必到了那时，他还是不会道歉的。“过去吧，雨果，走到他面前，对他伸出友谊之手，让他感到羞耻吧！”
除非有人拿枪指着我，否则我才不会这么做呢。
我的队友们还在取笑我。只有我最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莱奥·维赫尔（Leo Verheul）没有吭声。他穿着并不合身的足球短裤，默默地站在一旁。只有他清楚我跟那个人之间的恩怨始末。
我只希望范加尔今天能够再次品尝失利的苦果。想必去年败给精英队的阴影仍然萦绕于他的心头，那场失利使得他的球队在联赛最后一轮中错失冠军。“我打赌你肯定希望范加尔今天再次遭遇惨败，雨果。”泰德说道。
我耸了耸肩，说道：“无所谓了，泰德，生命中还有很多事情比范加尔更为重要。”
我走出球场，经过范加尔身边。当时我们两人之间只有5码的距离。我在心中开始默念那段咒语：“莫生气……莫生气……莫生气……”
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到范加尔正笔直地站在那里。他的表情很平静。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他已经展现出了十足的领导范儿。
这个该死的自大狂。一 葡萄牙逸事（1）1.百加得可乐“你错了，莱奥。”门内传出范加尔的声音。他正在屋里与我的朋友交谈。“克罗地亚队用的是4-4-2阵型，而瑞士队用的是碗状阵型。”
我坐在阳台上，把椅子挪回阴影里。碗状阵型？我怎么没听说过？不过我可没空去想什么碗，交稿的截止日期就在眼前，我得加紧赶我的稿子。
蓦地，不远处水花四溅。原来是博纳文图拉（Bonaventura）一个猛子扎进了泳池里。
那是2004年的夏天，现在想来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葡萄牙南部毒辣的阳光下，我在好友博纳文图拉的家里住了3个星期。从此处到荷兰国家队的驻地只有10分钟的车程。这里以前是一个农场，每到夏天，博纳文图拉都会到这儿来度假。博纳的度假庄园位于波利奎埃梅，坐落在一座“山”的山顶，不过恐怕只有荷兰人才会称这为山吧。我和几个来自鹿特丹的朋友应博纳之邀，于2004年欧洲杯期间来此做客。泳池旁，我在拼命地敲击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为我的报纸——《通用日报》（Algemeen Dagblad），简称AD——撰写一份关于荷兰国家队挣扎表现的评论稿。每隔4天，我都要到几英里外为荷兰国家电视台（简称NOS）录制一档晚间体育类节目。NOS有着“荷兰BBC”的美誉，不过恐怕只有荷兰人会这么想。我要做的就是在电视机前直抒胸臆，用胸中的义愤激起观众们热烈的共鸣。
今天，博纳的家中有一位贵客到访，他就是前荷兰国家队主帅路易斯·范加尔。范加尔来葡萄牙是为一家荷兰的商业电视台做比赛点评。几天之前，我把他介绍给了我的朋友博纳，他们两人立刻打成一片。博纳已经50多岁了，是一个性格随和的人，高尔夫打得很好，这也让他与范加尔拥有了相同的爱好。今天早上，他们两人去切磋高尔夫球，我也获准随行。我的工作是当范加尔的球童。说实话，我不是一个随叫随到的人，但我挺给范加尔面子的。我跟范加尔在高尔夫球车上肩并肩地坐着，有人还帮我俩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们笑得很开心。
现在大家都在屋里观看克罗地亚对阵瑞士的比赛，而我正独自一人坐在太阳伞下，为我的专栏笔耕不辍。
半场休息时，看比赛的人们从房间里走出来，在庭院中的家具上横倒竖卧。“这儿都快变成集中营了。”一位来自鹿特丹的朋友说。“可不是吗，这简直是一种折磨。”我用手背擦拭了一下额头，答道。
话音刚落，有人放了一个屁。
莱奥·维赫尔用雪碧和柠檬给我调了一杯红酒。
范加尔坐在人群的中央。在听到我把这座美丽的农场内院称为天井后，他十分确定我用词不当。于是，他手握百加得可乐（Bacardi and Coke），在头脑中搜寻着那个正确的词语。“这里好浪漫啊！”范加尔的女友特鲁斯感叹道。“有点儿《圣经》的味道。”范加尔说。
我听后有些不知所云，看了一眼这个离经叛道的天主教教徒。“你知道吗？”范加尔又说，“这里有点儿像棚屋。”“棚屋？”我自言自语道。
这时，清洁女工从我们身旁走过。她的唇须很重。
我的一个哥们儿说，葡萄牙本地酒门萨拉斯，喝起来就像菲戈（Luis Figo）在舌头上撒尿。“你是说菲戈？”范加尔问道，他的一只耳朵有些聋。显然他对此有些不以为然。
比赛之后，范加尔游了一会儿泳。在他坐着晾干的时候，我问他葡萄牙是否能一路杀进决赛。“如果斯科拉里（Luiz Felipe Scolari）敢把菲戈拿下，那就有可能。”他答道。斯科拉里当时还是葡萄牙队的主帅。“罗纳尔多（Christiano Ronaldo）应该获得首发。他能为曼联效力是有原因的。”他接着说。
在范加尔面前，所有人都会显得无知。他的高谈阔论还在继续：“鲁伊·科斯塔（Rui Costa）也该被德科（Anderson Deco）替下。德科这个赛季在波尔图发挥得很好。如果我是葡萄牙队的主帅，我就会按自己的意思排兵布阵，但我不认为斯科拉里那么有种，敢弃用菲戈。”
他讲话时气势汹汹，以至于我都不敢再问他早些时候的那句“碗状阵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叫棚屋。”范加尔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啊？”“我说这不叫棚屋，这应该算是国营酒店。在西班牙，人们管这种地方就叫国营酒店。”“呃……好吧。”我答道。2.首 相
2004年欧洲杯期间，担任荷兰国家队主帅的是迪克·艾德沃卡特（Dick Advocaat）。他对我大光其火。这让我很意外，因为迪克是一个好人。他认为我没有权利说荷兰队踢的是“保守且丑陋的足球”。彼时，迪克的换人正不断地遭到人们的批评。对阵捷克队时，他用名不见经传的保罗·博斯维尔特（Paul Bosvelt）替下了当日之星罗本（Arjen Robben）。在那之后，荷兰队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领先优势付之东流。艾德沃卡特的这次换人甚至被写进了历史——荷兰国家队史上最糟糕的换人之一。
2004年欧洲杯时，艾德沃卡特遭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在那个夏天，你在电视上大声说句话都会有人指责你乱放嘴炮。人们变得十分敏感。
我可能确实有些口不择言，但荷兰队那时的表现也的确很糟糕，其实我从两年前就开始喊“艾德沃卡特下课”了。我也不是唯一一个对迪克展开嘴炮攻势的人。在荷兰，前阿贾克斯队（Ajax）前锋杨·穆尔德（Jan Mulder）在访谈节目上说的段子就在荷兰民众中广为流传。他说，荷兰主帅需要重塑自己的声望。这个段子传遍了大街小巷。
即便是荷兰首相杨·彼得·鲍肯内德（Jan Peter Balkenende）也加入到了骂战中。“媒体做得太过分了，”他略带责备地说道，“关于艾德沃卡特先生的一些言论有些出格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金塔拉戈共进晚餐。“对那些真正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尊贵的首相大人反倒没什么作为了。”我说道。特鲁斯和博纳文图拉听得很认真。“你说是吧，路易斯？他就是典型的政客，他说这话只不过是为了博得民众的好感。”
范加尔还是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注意到，每当我们谈论荷兰国家队在葡萄牙欧洲杯上的前景时，范加尔的话题永远只针对球队的打法以及球员的状态。而对于迪克·艾德沃卡特的惨淡命运，范加尔却一再避而不谈。“我们的首相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让自己获利而已。”我又说道。“你说什么？”范加尔问道。
范加尔让一个记者就某事为他做出解释，这种事情可不常见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心中的自豪感。“你听清楚他说什么了吗，亲爱的？”范加尔问特鲁斯。
特鲁斯冲着漫天的星斗翻了翻白眼。我跟博纳则笑得前仰后合。
之后，我用以下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慷慨陈词”：“承认吧，路易斯。鲍肯内德才不会去同情迪克呢，他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野心服务。他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说话。想想看，当荷兰足球真正需要他的时候，我们的首相大人又在做些什么？下赛季足球流氓再度横行的时候，他还会这么积极地站出来表明立场吗？”
范加尔什么都没有说。“要不我们换个话题吧，你们觉得呢？”特鲁斯问道，“让我们专心享受这个美好的夜晚和这些美味的食物吧，先生们。”“我同意。”博纳说道。
接着，大家一起品尝了范加尔为我们挑选的美酒。“还不错吧？”他一边说一边用敏锐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你不觉得吗？”“没错，这酒棒极了，路易斯。”范加尔在巴塞罗那待过一段时间，他在那里学会了品酒技能，他很希望自己挑选的美酒得到别人的肯定。“路易斯在选酒方面可有一手呢！”特鲁斯说道。“这可是大实话。”范加尔说道。“另外那瓶酒也很美味。”特鲁斯补充道。“什么叫‘那瓶酒’？”范加尔突然发难，“你这么说话谁能听得懂啊，特鲁斯？你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你要直接说名字，名字你懂吗？光说‘那瓶酒’有什么用？名酒有成千上万瓶，还分红酒和白酒呢。”“算了吧……”特鲁斯扶了扶眼镜说道。“我说错了吗，特鲁斯？”“我只是忘了那瓶酒的名字……”特鲁斯叹了口气说道，“放过我吧，行吗？”
范加尔在担任荷兰国家队主帅的时候也曾经历过打击。他带领的荷兰队甚至没有闯入到2002年世界杯的决赛圈。现在想想，他活该如此。他很清楚国内的媒体会给主教练带来多大的伤痛。那么，他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避而不谈呢？难道他对迪克就没有一丝同情吗？或者他只是在保护自己？还是他怕为艾德沃卡特说话会唤醒他心中那段苦痛的回忆？无论如何，如果他能针对此事在媒体面前明确立场，表现出优秀教练间的惺惺相惜，他会赢得尊重的。毕竟，范加尔是荷兰职业足球教练协会的奠基人之一，他有责任帮助荷兰职业足球圈中的每一位教练。难道是因为他和迪克之间道不同不相为谋？艾德沃卡特和范加尔是两种类型的教练，他们之间的确不存在什么友谊。我正要问他这些问题时，博纳却首先开口了：“路易斯，什么时候再去打一局高尔夫吧？”3.我的高尔夫球教练
高尔夫球是老年人的游戏。我总是跟博纳说，我还不够老，等我50岁的时候再来找我打高尔夫吧。
但对于范加尔，我却主动开了后门。我们两个已经打过多年的交道了，但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位足球伟人。当然，我的“晋升之路”也格外顺利，短短几天时间，我已经从一名球童升级到了正式的高尔夫球手。
我们几个人站在位于维拉摩拉的老球场（Old Course）上。路易斯详细地对我讲解该如何站立，该站在离球多远处击球，该怎样握球杆。
博纳的高尔夫球技术比范加尔好很多，他颇具讽刺意味地看了我一眼，就好像在说：“怎么？你跟他打球就不用等到50岁了吗？”
蓦地，范加尔一声大吼，吓得我心惊肉跳。不过还好，他其实是在赞美我：“太不可思议了！你很有天赋你知道吗！我打高尔夫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法掌握这种技巧！如果你听我的，就击打球的正中央，打出一记高飞球。但是你要仔细地听我指挥！”
我哪敢违背他的意愿啊。
随着我将球击出，一个庄严而雄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太棒了！”我的“高尔夫球教练”喊道。
球飞出很远，身边的路易斯·范加尔高兴得手舞足蹈：“你真的很有天赋！这简直难以置信。这球得有120码远吧！”
他的热情很有感染力。我他妈真是犯浑了！我那天心中满满的全是自豪感，遇到谁就跟人家说：范加尔说我是一个高尔夫球天才。
我在想，如果范加尔是荷兰国家队的主帅该有多好啊。路易斯善于引导和指挥那些缺乏主动性的球员，在这方面，他比迪克做得好多了。范加尔很清楚他该怎么做。在小组赛第一轮与德国队战平后，范加尔就在呼吁球队使用不同的打法：“这届杯赛我们应该放弃传统的荷兰打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批球员的技术根本踢不了那种足球。只有西班牙人才有那样的能耐，我们的球员根本达不到要求。如果我是艾德沃卡特，我就会采用英式打法。所有人都觉得路易斯·范加尔肯定瞧不起这种足球，但他们错了。你需要根据球员的能力和状态去布置战术。所以如果是我，我就会带上皮埃尔·范霍伊敦克（Pierre van Hooijdonk）。别的不说，就冲他的领袖气质我也会重用他。我会让他跟范尼（Ruud van Nistelrooy）搭档锋线。而且，我会选择那些能够给对手防线制造压力，能够给前锋喂球的球员。如果不能在阵地战中击败对手，你就必须去尝试不同的足球风格。这是一种赌博，但总比对阵德国队时的那种打法好。”
我们坐在高尔夫球车中缓缓行进，欢乐的眼泪不断地从我们的脸颊上滚落。在第一个球座上，我的好哥们儿莱奥准备将球沿球道击出200码，但他击出的球只行进了十几英尺就停了下来。他就这样一杆接一杆地把球往前“捅”。我和范加尔都捧腹大笑，根本停不下来。
这种开怀大笑可以扫除郁结在你心中的苦闷。我当时心中就有许多愁苦。欧洲杯期间，我在荧屏上毫无顾忌的评论引发了大量没有底线的回应。“白痴”“我们最可怕的噩梦”“麻烦制造专家”“反社会怪胎”“腆着囧脸的废物”“傻帽儿”。除了这些称谓之外，我还“蠢笨如猪”“恬不知耻”。观众们对我滔滔不绝的“胡话”和“梦呓”感到恶心，更别提我那“毫无遮拦的大嘴巴”“傲慢的傻笑”和“不知羞耻的下流范儿”。
还有一个最恶毒的评价，那就是我“对足球一无所知”。
人们甚至对我展开了人身威胁。在荷兰，21世纪初的那几年是一个奇怪的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言论自由”常常与“死亡威胁”相依相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两位坦率直言、勇气可嘉的人被夺去了生命。一位是政治界的“异类”皮姆·福图纳（Pim Fortuyn），他在为大选造势时被人枪杀。另外一位就是文化界的“异类”提奥·梵高（Theo van Gogh），他因拍摄一部有关女性的争议影片而在街上遇刺身亡。
在足球领域，人们同样吵得不可开交。《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头版报道称：迪克·艾德沃卡特已经不堪其辱。荷兰国家队的新闻发言人则抱怨有人在迫害他们的主帅：“现在有人毫无遮拦地侮辱我们的主帅。批评归批评，但没有节制的辱骂就大可不必了。我认为您应该在他人受到伤害以前悬崖勒马。”
而敌对报纸——《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还邀请到了一位声名显赫的评论家来“直抒胸臆”，他宣称：“这些都是来自苍颜匹夫的无礼嘲笑，如今的荷兰体育传媒界充斥着那些精心编排的表演、那些互相恐吓、那些人身攻击和那些政客的陈词滥调。这群人在用虚假的繁华来掩盖真正的问题。”
在2004年的刀光剑影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拒绝与人们争吵，拒绝去蹚这趟浑水。他的安静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名字叫作路易斯·范加尔。二 哦，路易斯（1）1.愚 蠢“这是个愚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太蠢了。”
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刚刚问了荷兰国家队主帅这样一个问题：“路易斯，我是来自BBC的记者。你能跟我们聊聊曼联队吗？你对这家俱乐部有哪些了解呢？我知道你之前曾经跟他们交过手。”
路易斯·范加尔看了这位记者一眼，只要是荷兰人都能读出他眼中那蔑视的光芒。
那天是2014年5月7日，星期三。范加尔正带领荷兰国家队在霍德鲁备战巴西世界杯。那时，曼联队与范加尔之间的合约已经几近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是范加尔，我一定会想：“我一定要礼貌地回答这个记者。这次我要好好地跟媒体相处。”但很可惜我不是范加尔。这位可怜的记者刚刚问出这个开放式的、近似于聊天的问题，范加尔想都没想就用他最喜欢的词汇——“愚蠢”——做出了回应。
我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摇了摇头，暗想：“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啊，路易斯？为什么要以这种几近粗暴的姿态出现在全英格兰人面前呢？难道你想让所有人都把你当老大吗？难道你想让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不可冒犯的彪形大汉吗？”
我的天哪！范加尔似乎还不“尽兴”，他又挤出了一个颇带嘲讽的微笑，露出了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假牙。2.经 典“是我太聪明了，还是你太笨了？”
恐怕所有荷兰人都清楚，上面这句话究竟出自何人之口。这句话已经在荷兰成为经典。但是，单独把这句话拿出来可能显得有些突兀。
现在让我们加入一些背景：“你脑子进水了吗，泰德·范吕文（Ted van Leeuwen）？”范加尔问道，“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啊？我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了吗？防止阿贾克斯的队员被挖走是我的工作。我开始的时候也说了，这些球员是有合同在身的。那你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呢？是我太聪明了，还是你太笨了？再说一遍，我们跟球员是签了合同的！而且在没有经过球员许可的情况下，我是无权谈论球员的。哦，哦，哦，哦……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是吗？现在我又成了自大的浑蛋，又成了专制的浑蛋……但这些问题真是太蠢了。”
谁是泰德·范吕文呢？恐怕在荷兰国内也没几个人知道。几乎没有人能够记得范加尔究竟是在什么场合如此大发雷霆的。
阿贾克斯那天的对手究竟是谁呢？
范加尔那段“恶性循环”式的话语究竟说的是什么？是什么点燃了阿贾克斯主帅的熊熊怒火？
我倒是可以为大家补充一点儿细节。
那时是1996年，泰德·范吕文还在荷兰的《国际足球周报》（Voetbal International）供职。
阿贾克斯队那天的比赛对手是NAC布雷达（NAC Breda）队。
但是，究竟是什么点燃了范加尔的怒火呢？我怎么知道？即便是看着那段录像，亲眼看着他说出那些话，我还是搞不懂他究竟在为什么发火。记忆中只剩下那句席卷全国的话，直到今天，这句话还在网上广为流传。而范加尔愤怒的原因已经完全失去意义了。这句话超越了时间与地域的界限，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三 You Tub安迪·霍特坎普
2006年1月27日，罗达JC（Roda JC）与阿尔克马尔之间的比赛以2∶2的比分收场。赛后，时任阿尔克马尔队主帅的路易斯·范加尔对着安迪·霍特坎普（Andy Houtkamp）大吼大叫。安迪·霍特坎普是一名电台记者，供职于荷兰开播时间最长的一档体育节目《沿线》（langs de lijn）。
下文记载的是两人那次对话的全部内容。
范加尔（转头对别人说）：“我不喜欢这个记者……”
霍特坎普：“我知道，我知道。但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范加尔（仍然转头对别人说）：“我们俩每次看的都不是一场球，这次又是。”
霍特坎普：“那您为什么总说那句话呢？为什么总说‘我不喜欢这个记者’？而且还总是很生气的样子。我有那么讨厌吗？”
范加尔：“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我会告诉你你有多么讨厌。”
霍特坎普：“好吧……”
范加尔：“因为你的人生观有问题。”
霍特坎普：“按您这么说，如果有人跟您的观点不同，那他的人生观就有问题？”
范加尔：“你当然也可以对此持不同意见。你同样可以说你是专家，而我是外行。”
霍特坎普：“我从来没这么说过，从来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奇怪：您是最优秀的教练之一，您执掌着一家伟大的俱乐部，您的婚姻也很美满，然而您却总是这么愤怒。好像错都在别人似的。”
范加尔：“不，我只是跟你生气而已。因为通常情况下你我的看法差别很大。于是我就开始产生怀疑了，因为我觉得我看事情还是很准的。”
霍特坎普：“可我只是在问问题而已。”
范加尔：“错，你不是在问问题，你没有在问问题，你是在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别人。上一场比赛就是这样，这一场比赛还是如此。”
霍特坎普：“即便真是如此，咱们两人的判断也可以有所不同吧？”
范加尔：“可以，当然可以。但不能每次都不同。如果我们的判断每次都不相同，我就会产生怀疑。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你产生怀疑。这也是为什么你不是我最喜欢的记者。”
霍特坎普：“好吧，我很高兴我们终于把误会澄清了。现在我们……”
范加尔：“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把刚才那段播出去的。”
霍特坎普：“我……嗯……这件事还是交给上面的人操心吧，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播出去的。”
范加尔：“我觉得这就是新闻。这不就是你一直把话筒往我嘴边伸的原因吗？你说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其实我一直是有问必答的。”
霍特坎普：“那倒没错，我对此从不怀疑。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
范加尔：“希望如此吧。”
霍特坎普：“我们聊聊比赛吧。我们的确有很多分歧，但严谨地说，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今晚只有一支球队配得上胜利。”
范加尔：“是吗？你真是这么想的吗？这就是你的看法吗？”
霍特坎普：“您看，您又来了，咱们就不能平心静气地谈谈吗？我是说，您总这样我们就没法对话了，不是吗？”
范加尔：“没错，但我就不喜欢你每次都跟我持不同见解。”
霍特坎普：“但我刚刚只是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仅此而已！”
范加尔：“没错，所以我才问：‘是吗？’”
霍特坎普：“但您刚才的语气也太……”
范加尔：“我很惊讶你居然能接受我的看法，真的，我很惊讶。每次我跟你对话，你对比赛的描述都会跟我对比赛的看法大相径庭，你不觉得奇怪吗？咱俩对比赛的看法突然又变得一致了，你不觉得惊讶吗？”
霍特坎普：“这没什么可惊讶的，您这么说是在讽刺我吧。”
范加尔：“没错，没错，很对。你的这个观点我很同意，真的。”
霍特坎普：“但我一向以礼待人，在我看来，您这种做法缺乏对我的尊重。”
范加尔：“你怎么想是你的自由。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你有权跟我持不同的观点。”
霍特坎普：“好吧，那就这样吧。多谢您。祝您新年快乐。”
范加尔：“多谢，你也一样。”四 哦，路易斯（2）传 记《路易斯·范加尔——传记与见解》一书出版于2009年。该书分为上下两大册，封装在红色的方形盒子里。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胡克尔斯（Robert Heukels）。范加尔曾对我说过，罗伯特是一位“讨人喜欢”的记者。
在这本书中，名为《见解》的一册主要记载范加尔对于足球的理解。这册书的文字晦涩难懂，我个人十分建议非足球迷们珍爱健康，远离这册书。然而对于那些有志成为足球教练的人们，这册书却极具参考价值。马尔科·范巴斯滕就认为这册书十分有趣。
相比于“见解”部分，“传记”部分的篇幅要更多一些。刚读了7页，我就能从4位主席的叙述中领略到范加尔的独特个性。
1989至2003年期间担任阿贾克斯俱乐部主席的迈克尔·范普拉格（Michael van Praag）的描写比较低调，他只是举了两个例子来佐证范加尔的诚实。
2000至2010年期间担任荷兰职业足球协会主席兼秘书长的亨克·凯斯勒（Henk Kesler）的语气跟范普拉格很相似。他甚至表达出了一丝责备之意，他说，范加尔的“直白”有时候可以稍微表达得“委婉一点儿”。凯斯勒称，范加尔首次担任荷兰国家队主帅的经历“从竞技角度看是让人失望的”。他本可以将这段经历称为“灾难”的，因为那才是他的真实想法。但我觉得他之所以委婉地用了“让人失望”，是源于他对这种轻描淡写式嘲讽的喜爱。
另外两位有幸帮范加尔的传记制造开篇亮点的人是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席约瑟普·路易斯·努涅兹（Josep Lluís Núñez，1978—2000年在任）和阿尔克马尔俱乐部的老板兼主席德克·谢林加（Dirk Scheringa，1993—2009年在任）。
由约瑟普·路易斯·努涅兹撰写的前言以这句话收尾：“路易斯，你的亚父（你经常如此称呼我）向你致以最真挚的祝福并送上最热烈的拥抱。”至于全文如何还是留给各位看官自己去品味吧。当然了，是否读这段文字，决定权完全在您自己。
德克·谢林加则为范加尔写了一段600字的赞歌，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赞美，比如“现象级的”“谜一样的男子”“顶级的足球教练”“专业”“足球界的哲学家”“战术大师”“争议与赞誉并存”“绝顶高手”“直觉灵敏”“内心世界丰富”“值得信赖”“总是比其他人快两步”“个性卓越”，等等。
他对范加尔最为夸张的褒奖是：“如果足球界也有诺贝尔奖的话，范加尔肯定会获奖的。”
谢林加的这段文字写得让人为之目眩，以致我读了三遍才弄懂如下这句话的意思：“只有范加尔自己才能读懂他内心的声音。”他真是个玩弄文字的天才。谢林加还写道：“只有范加尔才能完全理解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因此，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它给诸位读者搭建了通向范加尔内心世界的桥梁。”
但在我看来，这本书并未打开范加尔的内心世界。这真的很遗憾。不过，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比读懂范加尔更为重要。
罗伯特·胡克尔斯撰写的这本传记也有它的过人之处。它为我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但归根结底，这就是一本拍马屁的书。五 起 点1.以父之名
范加尔已经存在于我深深的脑海里，我每天都会想起他。我向您保证，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既不是我的朋友，又不是我的父亲。还好他不是。
我的父亲于2008年8月13日不幸去世了。同样，我每天都会想起他老人家，甚至比我想起范加尔还要频繁。这让我很是欣慰。
我每周至少会穿一次我父亲生前穿过的黑色棉衬裤，它已经磨得不成样子了，看起来就像一块旧抹布。我的裤兜里藏着一粒被涂成银色的花生，它也是我父亲的遗物，现在它成了我的护身符。父亲在世的时候，我的钥匙链上挂的是韦斯利·斯内德（Wesley Sneijder）的小幅照片。而现在，我的钥匙链上挂的是一块刻有字母“H”的皮革。“H”代表着我父亲的名字“亨克”，这块皮革是我小时候送给父亲的礼物。
范加尔跟他父亲的感情就没那么好。在他授权撰写的传记中，他很少提到他的父亲老范加尔。
路易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他是家里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患有心脏病，常年卧病在床。在他的传记里，范加尔回忆了他七八岁时的情景：“多数时间里，我们都要保持安静……他与我哥哥姐姐们相处的时间要比我长很多。”但那个人到后来已经生命垂危了啊，路易斯！
每当父亲发怒时，路易斯都会听到楼上传来的巨大响声。路易斯并不是一个恶棍，但像所有男孩子一样，他天性好动，有时会表现得大大咧咧，会不听话。“被路易斯惹恼时，老范加尔会用敲击地板的声音招呼自己的小儿子，每到此时，小路易斯都会清楚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待遇。”胡克尔斯在书中写道，“他会爬上楼梯，进入父亲的病房内，横卧在老范加尔身前，接受父亲的惩罚——屁股上重重的几巴掌。”
路易斯11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
老范加尔是在家里去世的吗？
那时，路易斯又身在何方？
他是否站在父亲的遗体前？
他是否放声痛哭？抑或他只是心怀怨恨地想着屁股上隐隐作痛的掌印？他是否还能记起父亲葬礼上的细枝末节？
自那之后，他可曾祭拜过父亲的墓碑？
在他踢球的日子里，他可曾希望自己的父亲出现在看台上？
如今，他是否会想起自己的父亲？抑或父亲的身影从未浮现于他的脑海里？
在那本传记中，路易斯的一位姐姐回忆起葬礼结束几个小时后路易斯打破家中死寂的情景：“咱们能打开电视吗？我最喜欢的节目要开始了。”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幼年丧父的经历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对于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这种问题太过笼统。更何况我早已无法亲自对路易斯提问了。而在范加尔接受他人采访时，他又很少提及他的父亲。
然而，范加尔却让他的传记作者写下了这样的语句：“大多数男孩跟父亲的关系都很亲密，但我是一个例外。”
很难想象路易斯这样一位敏感，甚至是过于敏感的人会说出这样冷漠的话语。2.挺胸收肩
我跟范加尔的缘分始于鹿特丹斯巴达队的主场——黑特·卡斯蒂尔（Het Kasteel）球场。从我6岁开始，父亲就带我去这座球场观看斯巴达队的比赛。10年之后，范加尔就在这里“诞生了”。“诞生了”？当然，我这么写是有道理的。这种说法会给范加尔增加一丝神秘的气息。其实范加尔本人就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就像上帝，就像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以及史蒂芬·弗雷（Stephen Fry）那样。无论如何，从我的角度看，范加尔就是那时才“诞生”的。
1978年，我16岁了。这一年，斯巴达队中来了一名新援，他就是路易斯·范加尔。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我跟父亲一起去观看了斯巴达队那个赛季的第一场主场比赛，但具体的比赛细节我已记不太清了。斯巴达队在那场比赛中以1∶0的比分击败了费耶诺德队。新加盟的爱尔兰前锋（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萨米·摩尔根（Sammy Morgan）打进了制胜一球。我会告诉你我是在网上查到这些信息的吗？那场比赛中，路易斯·范加尔也为斯巴达队披挂上阵了。同样，这也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每隔一周，我都要坐在黑特·卡斯蒂尔球场冷硬的606号座椅上，俯瞰球队的表现。路易斯·范加尔就像一根竖起的手指，直挺挺地站在场地上。他的站姿笔直端正，似乎身着坚硬的铠甲。
他的相貌十分丑陋。看台上的球迷都能看到他那被撞得变形的鼻子。一家当地报纸在星期一刊登出了一张范加尔争抢头球时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范加尔的鼻子为何会被撞成现在的样子。对于那些善于争抢头球的球员们来说，鼻梁骨折似乎成了一种“职业伤”。范加尔就是这样一位身材高大的球员。范加尔接受的是旧式的足球训练，那时人们还在用木杆吊起足球来训练球员们的争顶技术。在我们荷兰，那种木杆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高大上”的名字——绞刑架。
范加尔并不是我最喜欢的球员，但在几场比赛过后，我开始欣赏他在场上的表现。路易斯·范加尔在场上十分冷静，一旦拿到球，他就会拼命地护住。除此之外，范加尔还很善于阅读比赛。
不过，范加尔也有着致命的弱点：他在场上的移动速度十分缓慢。快速跑动并不是他的强项。他的身体条件就是如此——肌肉类型限制了他的跑动速度。处于无球状态时，范加尔基本没有任何威胁，这也是他为什么要牢牢地控制住球权。他无法容忍那种失去球的无助感。他想主导一切。而球场上的路易斯·范加尔就是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傻大个儿。
范加尔得球之后的动作频率也不快。他做所有事情都有特定的节奏，不疾不徐。不过，我不记得有球迷拿他取笑，或者是对他大喊：“动作快点儿啊，飞毛腿冈萨雷斯（Speedy Gonzales）！”这么做是在揭他的短。那时的鹿特丹斯巴达队还是一支荷甲中游球队，对于那样一支球队来说，范加尔这种球员也算不可多得了。当然，范加尔也是一个“便宜货”，大概花了俱乐部不到18万荷兰盾吧。
范加尔是从一家很小的职业球队——特尔斯塔（Telstar）俱乐部转会而来的。在那之前，他还在安特卫普队（Antwerp FC）效力过，这家比利时俱乐部在1973年从阿贾克斯队买到了范加尔。路易斯仅代表阿贾克斯一线队踢过一场比赛，那只是一场热身赛，球队中的大佬约翰·克鲁伊夫也没有出场。除此之外，范加尔一直混迹于阿贾克斯的预备队。可以说，正是球队中的传奇巨星——身披14号战袍的克鲁伊夫——间接造成了范加尔出走比利时。
这并不是范加尔唯一一次在阿贾克斯队中遭到克鲁伊夫的排挤。2011年，阿贾克斯俱乐部爆发了著名的“天鹅绒革命”，范加尔再次在权利斗争中败在克鲁伊夫手下。约翰·克鲁伊夫的身影将注定成为范加尔一生的梦魇。
让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路易斯身上，继续说他在斯巴达队效力的岁月。身体素质并不是范加尔的优势。但奇怪的是，范加尔缓慢的跑动速度却赋予他一种与众不同，甚至是高贵的气质。我们经常能看到路易斯大跨步地在球场上奔跑，他上身笔直，而他长长的脖颈使他在场上更有存在感。
1982年，球衣广告开始在荷兰盛行，此时，荷兰最早的游乐园“环球影城”（De Efteling）也终止了其对鹿特丹斯巴达队的赞助。这座游乐园里有一个童话主题馆，人们经常将里面的一个卡通人物与范加尔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个颈部可以伸缩的人物，原型是格林童话中的一个长脖子仆人。范加尔把这当成一种恭维。那时候，范加尔只是一名半职业球员，他每周要花29个小时的时间去阿姆斯特丹教体育。正如童话中那个长颈仆人一样，范加尔似乎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十分警觉。“你注意到没有，每当他拿球的时候，他总会抬头向前看，而不会向脚下看。”一个周日的下午，父亲对我说道。于是，我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范加尔。因为我能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缺少的一些东西。我走路的时候，目光总是会看向脚下，也正因如此，我经常能在地上捡到钱——这儿捡5分钱，那儿捡10分钱，甚至有的时候能捡到一荷兰盾。很多小伙伴都因此嫉妒我。但从范加尔身上，我学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你想取得真正的成就，你就必须站得更高，而且要直视前方的道路。只有这样你才能看清楚前路上发生的事情，才能做到“料敌机先”。“挺胸！”我的体育老师范德里尔（Van Driel）先生喊道，“我只说一次，给我站直了，雨果！”他推了推我的后背。“收肩站好。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得注意保持形体。”我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范加尔。他总是笔挺地站在那里。太累了，他是怎么坚持住的呢？
独特的站姿也体现了他的态度，体现了他对人生的看法。在《国际足球周报》上，28岁的范加尔“厚颜无耻”地说道：“我坚持认为我们无法争夺榜首的位置，除非你是个自大的浑蛋。”
范加尔比我大11岁，他也是我的人生榜样：他与费尔南达（Fernanda）成婚，生下两个女儿，分别是布兰达（Brenda）和蕾娜特（Renate）。范加尔的自信会从他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而那时，我完全无法领会他保持自信的诀窍。每一天，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抑或是在足球俱乐部，我都会被自我怀疑所包围。
让我为别人出谋划策？别搞笑了，我连自己该做什么都还没弄清楚呢。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不要问我怎么泡妞。我自己还没搞明白女孩呢，不过女孩们通常都喜欢那些年纪稍大、自信满满的男人。比如周日下午两点左右球场上的路易斯·范加尔。
再过不久我就要参加高考了。假设我能通过考试，那么然后呢？我这辈子到底要干些什么呢？如果幸运的话，我就能通过国家医疗机构的考试。但在我看来，那里就是人间地狱。人们每天都会对你大喊大叫，指手画脚。
每周日下午，我都会坐在看台上，呆呆地看着范加尔。我曾经看到过他在《国际足球周报》上对自己做出的评价：“从荷兰人的角度看，我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足球运动员。我有很多优点，关键是我有上佳的技战术素养。更重要的是，我的悟性很高，还有领袖气质。”
我很好奇，谁给他这么大胆子，让他能够如此评价自己呢？
我不禁又想到，在茫茫人海中，我自己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呢？我在足球场上的能耐不值一提，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平庸。我的贞操也保持得十分完整。“你的小脑袋在想些什么呢？”一天下午，母亲在为我倒茶时问道。
我很高兴路易斯·范加尔能帮助斯巴达队赢得比赛，但他那几近自大的自信却让我感到心烦意乱。这感觉就像学校里那些高年级的男孩在我心爱的女孩面前卖弄潇洒，或者是用他们肮脏的手在她身上乱摸一样。
我很纳闷，一个人如何才能做到一辈子都不对自己产生丝毫怀疑？3.掌 控
在范加尔为鹿特丹斯巴达队效力的8年时间里，俱乐部一直在荷甲三强——阿贾克斯、埃因霍温和费耶诺德队——的虎口下勇敢战斗。但在路易斯加盟球队的第二个赛季中，球队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从特尔斯塔带来范加尔的罗马尼亚主教练米尔西亚·彼得斯库（Mircea Petescu）惨遭解雇。斯巴达队在那个赛季中以微弱优势惊险保级。那之后的赛季中，球队任命威尔士人巴里·休斯（Barry Hughes）作为主帅，但球队在赛季初的成绩依旧不见起色。就在人们苦恼万分的时候，救世主出现了。斯巴达队签下了迪克·艾德沃卡特和维姆·苏比尔（Wim Suurbier），这两名球员都是优秀的职业球员，他们也为球队带来了亟须的平衡性。一时间，所有人的士气都为之大振。
我在看台上目睹了球队的精彩表现。那时的球队可谓阵容鼎盛，除了激情四射、个性张扬的主帅休斯，“急先锋”艾德沃卡特和“花花太岁”苏比尔之外，斯巴达队还拥有“没面目”雷内·范德海普（René van der Gijp）、“疯子前锋”戴维·洛奇（David Loggie）、“冷面杀手”路德·海尔斯（Ruud Geels）以及“样样通”路易斯·范加尔。在那个伟大的赛季中，斯巴达队攻进了至少75粒进球，在积分榜上也仅仅落后于阿贾克斯和最终的冠军得主阿尔克马尔队——那时他们还叫阿尔克马尔’67队。
范加尔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但他在报纸上的言论看起来就像一位主教练。这引起了球队真正的主帅——巴里·休斯的不满。当时，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不好，就差吵架了。当然，巴里·休斯毕竟是球队的真正主帅，他用“技战术方面的原因”作为借口，将范加尔下放到二队中。范加尔当然心中有数，他知道休斯是不会得逞的，因为范加尔跟球队董事会的关系很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范加尔的怒火燃烧了。这是一场“两块硬骨头”间的碰撞。
一位年纪稍长的队友林德特·德胡耶（Leendert de Goey）在旁观者的角度上看戏看得兴起，他说：“其他球员刚来球队的时候都会比较老实，他们会先审时度势一番。但范加尔就完全不同。他刚到鹿特丹斯巴达队，就开启了嘴炮模式，甚至骂一些队友是无能的废物。进入一线队后，范加尔就更嚣张了，他什么事情都要插上一脚。当然了，他本人也有些领袖气质。说句实话，范加尔这种敢于顶撞教练的球员我还没见过几个。不过，范加尔阅读比赛的能力真的很强，他是一个优秀的前场组织核心。到了赛季末的时候，范加尔开始大吼着对队友们发号施令，指出队友们的失误。无论训练还是比赛，他都这么干过。我也不介意告诉你，我对此十分不爽。”
范加尔跟巴里·休斯的关系越来越糟，几近破裂。他向董事会表达了转会的意图。那时，有媒体爆料称阿贾克斯队有意回购范加尔，但俱乐部董事会与范加尔的关系十分密切，不愿将他出售。他们向有意者开出了80万荷兰盾的报价，对于那个时代的任何一家俱乐部来说，这都是个很高的价码。况且，又有哪家俱乐部会为一名跑步像做慢动作，且“臭名远扬”的球员一掷千金呢？最终，将帅二人达成了“暂时停火协议”。范加尔重回首发，并在那个赛季中打入5粒进球。
但发生过的事情就如泼出去的水，再也无法挽回了。范加尔从此不再仅仅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已经晋升为球队的“幕后主帅”了。据接下来那周的《国际足球周报》透露，范加尔已经成了俱乐部的免费足球顾问。在接受采访时，范加尔声称：“我建议董事会卖掉路德·海尔斯。”
这跟罗宾·范佩西（Robin van Persie）建议格雷泽家族卖掉鲁尼，事后又把这事透露给媒体的做法何其相似啊！
俱乐部的一线队渐渐变得“群星云集”。20世纪80年代，丹尼·布林德（Danny Blind）、阿德里·范蒂格伦（Adri van Tiggelen）以及罗纳德·郎基（Ronald Lengkeek）等球员从青年队中脱颖而出，其中郎基还成了斯巴达俱乐部的队史最佳射手。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体育老师承担起了照顾这些新人的角色，没错，他就是路易斯·范加尔。他向这些年轻人传授足球的诀窍，对于外界，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的“功绩”。范加尔认为他自己就是最佳足球导师，他将鹿特丹斯巴达青年队的进步都归功于自己。当然，他也因此承受了不少折磨。
范加尔在那几年中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当体育老师，当斯巴达队的领袖之外，他还学着当教练。他还曾作为职业足球协会的代表，为同行们的权益奔走疾呼。正因如此，范加尔给荷兰足球界的大佬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当然，疲于奔命的范加尔也没少来回折腾，他平均每天驾驶180英里，从阿芬霍伦的家中赶往鹿特丹，中途还要在阿姆斯特丹暂作停留。他偶尔也会将车停进停车场，在那里小憩一会儿。他会闭上眼睛，休息10分钟，为自己超负荷运转的身体充充电。但半职业球员的生活还是让他付出了代价——在这8年时间里，范加尔因为疲劳驾驶遭遇了3次车祸，每次都把车撞到报废，但他每次都能幸运地死里逃生。
那几年，范加尔一直从年轻球员尊崇的目光中汲取快乐。他们把他当作偶像。在球员休息室里，经常能看到范加尔为球员们评点比赛。他身着欧宝牌运动衫，手拿笔记本，身旁还放着一杯百加得可乐，俨然就是一位足球教练。那时候，范加尔已经拿到了B级教练证书，他总是抱怨荷兰足协的那群人不尊重他的足球理念。他认为这群人的态度十分可笑，他还会向所有乐于聆听的人倾泻满腹的不平：“我不仅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还对足球有着正确的认识……荷兰足球需要我这样的人。”30年之后，范加尔昔日的队友们对此津津乐道——他们每个人都很乐于谈论范加尔的那些“名言”。“他确实让我们变得更好了，甚至可以说好多了。”亚德·安德里森（Aad Andriessen）说道，“我们都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足球教练的，而且还会是一个很棒的教练。”
在为斯巴达队效力的8年时间里，范加尔在平辈或者老一辈的球员中并不是很受欢迎。德胡耶曾如此评价过他的昔日队友：“路易斯是一个非常自信，甚至自大的球员……忘掉你的处事原则吧，在范加尔面前，那些都是狗屁。要我说，这货的词典里就没有‘自省’这个词。每次发布荷兰国家队大名单的时候，范加尔都会因为没有入选而感到失望。”
斯巴达队的门将皮姆·杜斯堡（Pim Doesburg）为俱乐部效力了15个赛季，已经成了地道的斯巴达人。1980年，路易斯·范加尔建议董事会卖掉这位老门将。皮姆听说之后怒不可遏。在接受采访时，范加尔表现得毫不犹豫：“我对俱乐部的主席说，这名35岁的老将明年就要合同到期了，与其让他被免费签走，还不如用他换20万荷兰盾呢。这种生意值得做。”
究竟怎么做才是正确的？父亲和我都没有搞清楚。就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这个每时每刻都显得无比紧张的老门将。皮姆已经成了俱乐部的象征。1979年的一个下午，斯巴达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以1∶2的比分落后于特温特（FC Twente）队。此时，斯巴达队获得全场最后一个角球。皮姆冲出禁区，冲到对方的球门前，接到队友罚出的角球头球攻门，皮球击中立柱内侧弹进网窝。一位供职于鹿特丹本地报纸的摄影记者用照相机捕捉到了这一时刻，我和父亲也出现在了这张照片中。照片中的我们站在破旧的看台上，虽然只是两个模糊的像素点，但这是我跟父亲在追随斯巴达队那段岁月中拍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路易斯·范加尔似乎格外喜欢战斗。他遇到的反抗越大，就会变得越强。俱乐部里的很多事情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办。而真正的主帅——巴里·休斯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在1982/1983赛季，他甚至让范加尔担任球队的队长。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赛季。斯巴达队最终排名联赛第四，顺利晋级欧洲联盟杯。让范加尔格外欣慰的是，巴里·休斯辞去了俱乐部主教练的职务。虽然他的替代者——贝尔特·雅各布斯（Bert Jacobs）——扮演的不过是提线木偶的角色，但范加尔却对他赞赏有加，说他非常专业。雅各布斯和范加尔相处得很融洽。
在1983/1984赛季，斯巴达队成为在欧洲联赛中走得最远的一支荷兰球队。直到1983年12月，鹿特丹斯巴达队才被莫斯科斯巴达克队淘汰出局。在那个赛季的国内联赛中，斯巴达队最终取得了第6名，只差一点儿就可以晋级欧洲联赛。此时，范加尔在俱乐部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一年以后，斯巴达队重新站在了欧洲联盟杯的赛场上，并在1985年10月2日那天淘汰了1983年的欧冠冠军汉堡队。突然之间，这支让西鹿特丹引以为傲的球队占据了各种国内外体育报刊的头条。由传奇教练恩斯特·哈佩尔（Ernst Happel）带领的德甲巨人在自己的地盘输掉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惨遭淘汰。本场比赛，鹿特丹斯巴达队的英雄是秃头门将巴斯·范诺特维克（Bas van Noortwijk），他扑出了德国人的3粒点球。在那之后，范加尔冷静地打入了关键性的第5粒点球，并面无表情地从禁区内跑回中圈弧。这个画面同样让我难以忘怀。淘汰汉堡队的这场比赛是斯巴达俱乐部的光辉时刻。对于这场比赛，我百看不厌，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路易斯·范加尔的功劳。六 探寻范加尔（1）1.范加尔其人
您可能认为我会按照时间顺序继续描写范加尔的生平事迹，但我要让您失望了。毕竟这并不是一本自传。
这本书充其量（我这是谦虚一下）也就算是对范加尔性格的一次探索。我向您保证，这本书的体裁绝对别具一格。有读者可能会问了：“这算是一本游记吗？”没错，这种说法我倒是很赞同。那就请诸位读者与我一起踏上去往范加尔内心世界的奇妙旅途吧。
是什么造就了范加尔的性格？他为何让我着迷？我们两个又因何事闹翻？
他是谁？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路易斯·范加尔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既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狂徒，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职业教练。不可否认，他是一位战术大师，但他有时也会变得顽固无礼。一位范加尔的亲信曾经称他是“杰出的疯子”。而在说这句话时，他显得惴惴不安。
在探寻范加尔性格的道路上，我并没有跟足球运动员、足球教练、俱乐部主席或俱乐部董事会的成员打过多的交道。为了探索范加尔的内心世界，我决定在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群中寻找“向导”。在破解“范加尔之谜”的道路上，我与一位牧师，一位政客，一位精神病专家，一位模仿演员，一位剧场导演，一位媒体顾问，几位作家，几位诗人，几位记者同行和几个头脑敏锐、谈吐风趣的人建立起了联系。我坚信他们能够帮我找出“范加尔之谜”的真相。没错，亲爱的读者，既然范加尔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完人”，那我就从“完人”的角度去审视范加尔。我只能说，我会尽量做到最好。毕竟保持客观不是我的强项。2.拉斯普金
今天，我要驱车前往比利时。范加尔在1973至1977年间曾效力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俱乐部，他代表球队一共踢了不到50场比赛。4年时间只踢50场比赛，这着实有些少。那么，板凳生涯对于范加尔这样一个骄傲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范加尔是安特卫普的一名饮水机管理员兼超级替补。”路克·帕西弗（Luk Perceval）解释道。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帕西弗是安特卫普青年队的成员。如今，他已是世界上最好的剧场导演之一。今晚，由他改编的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作品《普拉东诺夫》（Platonov）将在根特上演。演出开始之前，帕西弗应我之邀讲述他记忆中的足球往事：“当时安特卫普的主帅古伊·蒂斯（Guy Thys）要求一线队的球员们观看青年队的主场比赛，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范加尔。他来看过我几次。我之所以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是少数几名能坚持来看青年队比赛的成年球员之一。能跟他并肩站在场边，我当时真的感到非常自豪。我那时得有14岁了吧。”
路克·帕西弗从童年起就是安特卫普队的死忠。帕西弗笑道：“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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