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5：历史不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劲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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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5：历史不死试读：

枣宜会战结束后，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一度自我感觉非常良好。那一仗，不仅导致对方的集团军总司令阵亡，而且渡过襄河，占领宜昌，无疑是对他的前任的一种突破。

如今的第11军，称得上是“中国派遣军”的骄傲，园部也几乎就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一手捧出来的明星。

但这颗星星升得快，掉得也快，很快就要成流星了。教训

园部倒霉，却是起因于“华北方面军”。

当时“华北方面军”计划进攻中条山，因兵力不足，打算把第11军驻于南昌以西的第33师团给借调到华北去。

走了一个师团，等于缺了一个角，南昌日军无疑会受到威胁，这可怎么办？

按照通常办法，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由“中国派遣军”从别处再调部队过来填补空缺，可这回西尾突然想起要换一种活法，而启发他的正是园部本人。

枣宜会战之后，园部提出了一个战术，叫短切突击。简单点说，就是对中国军队的防区攻而不占，且无论出击距离还是时间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打完就回家。

相对于组织费工费力费时的大战役，短切突击看上去确实比较经济实惠，有时只要出去三四天工夫，就能威风好一阵子，所以园部对此很是得意，也常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吹吹。

既然下级说得那么活灵活现，西尾也就真以为这个短切突击可以无所不能了。

趁第33师团走之前，不妨把部队集中起来，对南昌以西的中国军队也好好地“切”一下，那就不有一段时间可以关上门睡大觉了吗？

园部这时正是神颠颠的时候，认为此计甚妙。

在此之前，园部已经在周围“切”过一圈，效果确实不错。要说不顺的时候也有，像跟汤恩伯打交道时就比较费劲，在豫南的“短切突击战”中，后者反过来还“切”了他一刀，仅名古屋第3师团便伤亡了3千多人。

汤恩伯有几个？不也就一个嘛。园部对此并无顾虑，况且他即将面对的对手是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后者在南昌会战时就曾输给冈村宁次。

前任的手下败将，我却郑重其事，岂不惹人笑话，所以园部起先只将此次作战视为他的“短切突击战”中一个小项目，根本也没当一回事，甚至都没到南昌去设立前敌指挥所。

他不知道，失败这个东西不是专属品，不会一门心思跟着哪一个人走，尤其是那些头脑清醒的人。

罗卓英从来没有忘记过南昌会战给他带来的耻辱。这位喜欢写诗的将军身上并无一点文人的迂腐之气，即使打了败仗，也从不会为自己鸣冤叫屈或寻找战场以外的各种借口。

他的名言是：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也在战场。

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既然是在战场上吃的亏，教训还得到战场上去找。

罗卓英总结出的第一个教训，是麻痹大意，敌情观察不仔细，结果仅仅相差九天，主动就变成了被动。

于是从九江到南昌，罗卓英都派出和安插了很多情报人员。

传来的情报表明，铁路上的日军军列来去频繁。罗卓英想知道的是，这是要撤兵，还是要增兵。

有人说是撤兵，根据是有一些列车的车厢窗口露出人枪，而这些列车都是朝北去的，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增兵，因为有更多的军列在南下，只不过上面窗户紧闭，看不真切。

要对此作出判断，就得使用“铁道游击队”的办法：晚上趴在铁路边，耳朵贴着铁轨。

一听，北上的军列很轻，南下的军列却很重。

明白了。北上列车让你看到人枪，那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其实里面没几个人，装载着部队和武器装备的，恰恰是南下列车，不然车厢不会那么沉重。

拿到“化验报告”后，罗卓英就为大打一场做好了准备。主见

1941年3月15日，在园部的指挥下，日军分三路攻向南昌以西的上高地区。

正面迎击日军的是李觉的第70军，湘军虽然英勇，但要在平地或丘陵上与日军正规师团作战，还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头两天罗卓英刚好不在上高，由参谋长临时指挥，后者实战经验不足，听到前方战事不顺的消息后，显得十分紧张，脸色也变得铁青，坐在司令部里一个劲地给薛岳打电话，请示机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给他打气：不要怕，这是日军的老一套，打一下就会回去的。放下电话，薛岳立即催促罗卓英返回上高进行直接指挥。

3月17日，罗卓英赶回上高，并连夜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开始是高层幕僚。他们的看法跟薛岳差不多，认为日军只是出来扫荡一下，应避免决战，先撤出上高，等其撤退时再进行追击。

这是薛岳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采用的战术，以后李宗仁也用，看上去既符合实情，也很稳妥。

如果是在南昌会战前，也许罗卓英一点头就同意了，但自那一战后，他得到了第二个教训：作为主帅，在从谏如流的同时，一定还要有自己的主见。

罗卓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假如我们撤出上高，日军继续进攻怎么办？

上高后侧与长沙相通，公路也未被破坏，对方是完全可以沿着公路直扑长沙的。

众人闻言，顿时都说不出话来。

为慎重起见，罗卓英决定扩大决策层次，让所有幕僚人员与会发表意见。

多数底层幕僚都反对撤退，主张与日军在上高展开决战。这些小伙子大多血气方刚，做着梦也想干它一下，况且位卑责就轻，对于打仗，自然要积极得多。

客观地来讲，高层幕僚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园部的“短切突击”，一共出动了两师一旅团。其中，第33、34师团虽非常备老师团，但比原来那两个“最弱师团”要强得多，在新编师团里至少属于中上水平。独立混成第20旅团则是从广岛第5师团中抽出了一些老兵打底子，然后重新组建的“新老混搭”部队。

罗卓英能集中的兵力，光从编制看有三个军，但由于兵员严重缺额，数量上一个军只与日军一个师团勉强相当，这样一算，光人数就不占优。

无论是按照先前日本人的换算方式还是实际作战经验，即便部队满额的话，中国军队也至少需用两到三个军才能对付一个师团。第一次长沙会战的例子表明，日军一旦打好了，四个军都不一定挡得住一个师团，哪怕是被称为日本最弱师团的第106师团。

何去何从，最后还是要看军事主官如何决断。罗卓英思忖片刻，一锤定音：打！磁铁吸刀

任何一种战术，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全在使用效果如何。

园部从三路分进合击，与冈村宁次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打法类似，属于迂回包围中的老套路，运用得好，足可以使对手未战先怯，自乱阵脚。

但是这个战术也有明显弱点，那就是容易分散自己的兵力，结果导致被各个击破，冈村的失败即为最好例子。

罗卓英输过一次，不能输第二次。他显然研究过长沙会战的战例，因此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战术的弊端。

打个比方，园部的三路兵马，假如中路的第34师团是身子的话，北路的第33师团和南路的第20旅团则是左右两只胳膊，“分进”之后，它们必然要在上高实现“合击”，才能发挥最大效能，也才能完成预想中的迂回包围。

罗卓英首先要做的，就是拗断那两支胳膊。

诱击兵团由此现身。

罗卓英从南昌会战中得出的第三个教训：如果很多部队平时不归你统率，临时才交你指挥的话，会直接导致调配不当甚至指挥失灵。

为此，他曾亲自打报告呈送中国统帅部，要求将南昌附近的部队，不管以前属第九战区，还是第三战区，全部由他统一训练和指挥。

报告通过后，罗卓英大权在握，于是按照各部队的特点重新进行了分层设置，比如李觉的第70军，原先是预备队，但他认为以湘军的战斗力，只能排在二三流水平，当预备队还不够格，应调到第一线消耗对方。

现在第70军能不能挡住日军，并不是罗卓英所关心的，事实上，他也不需要湘军去死拼。

针对园部的“短切突击”，罗卓英使用了一个新的战术，名为：磁铁战术，也就是通过“磁铁”的吸引，让园部的一把把刀跟着自己走。

湘军成为第一个诱击兵团。在罗卓英的指挥下，第70军且战且退，使北路的第33师团不知不觉间离上高越来越远，一抬头，周围已全是山区。

进了山，那就是湘军的天下，当年的金官桥之战，曾经打得第106师团一步一个趔趄，其实沾了很多地势之光。

第33师团在平地上也许会比“最弱师团”强，到了山上却没什么不一样，只有两字：犯晕。

几天的圈子兜下来，第33师团都要吐了，还没找到湖南兵在哪里。

这时候他们连会师上高的兴趣都没了，于是向远在武汉的园部报告：下个月就要到北方出差了，且容我等回去收拾一下行路的包裹。

那你们策应第34师团的任务完成没？

当然是完成了。

园部不在现场，对真实情况不熟悉，回电照准。

一只胳膊没了。

王铁汉的第49军属第三战区，这支东北军在南昌会战中可谓是丢盔卸甲，败得不可收拾，论战斗力还不如湘军。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你只要跟他们处长了，同样能把钢刀使在刀刃上。

东北军的特点是，不擅打苦仗恶仗，尤其吃不消日军特种部队的冲击，而如今这些不利因素要少得多。

罗卓英在得到日军要发动进攻的情报后，就对交通进行了破坏，能挖的地方被挖得连马都不能骑，步兵只好排成队，呈一路纵队往前走。

路当然是可以靠工兵来修的，但修路需要时间呀。东北军毕竟是正规军出身，又久经战阵，在对方火力尚不算猛的情况下，先守几天阵地总没多大问题。

罗卓英把他们往南路一摆，第20旅团暂时就只能望上高而兴叹。

另一支胳膊也没了。决战兵团

早在第33师团望着山沟沟发呆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其实陪他们兜圈子的只是少部分人马，李觉第70军主力早已抽身去了上高以北。

直接进攻上高的，是中路的第34师团，在两师一旅团中实力居于老大。湘军当然挡不住，好在他们的任务本来就是诱敌深入，所以打不了，可以撤。

湘军的一个营撤着撤着，碰到了川军团，后者属王陵基第30集团军。

这时日机飞来，湘军立刻疏散隐蔽，并架设高射机枪，可是川军在看到飞机后却完全乱了套，犹如一群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军官既不会指挥，士兵也不会躲避，结果造成无谓伤亡，辎重行李更是丢得到处都是。

明白了，这些友军平时的训练肯定不咋的。湘军营长在心里对比了一下，川军的战斗力显然比自己的部队还要差好多。

这种心理优势并没能维持太久，因为在上高他遇到了一支从没见过的部队，后者军容整齐，精神饱满，官兵全部使用中正式步枪，每个步兵连都有九挺捷克式轻机枪，而每个机枪连则有六挺马克沁重机枪。

那位营长想像不出这样一支部队发起威来，那火力将是什么样子，只能自叹不如。

第二天他便得以大开眼界，这一天是3月22日。

由于上高是主要的战略目标，园部把特种部队几乎全部配置给了第34师团。

当天上高上空的日机达到七八十架之多，如同蝗虫一样遮天蔽日，在地面则是火炮齐轰，坦克开路，一时间地动山摇，震耳欲聋，有的山头被轰得像耕牛犁过的田一样。

湘军营长当时正在山上观战，自认如此多的飞机和如此凶猛的炮火，是从军以来所仅见。

接下来，让他惊服的事情发生了。

任你再多的炮弹倾泻过来，上高阵地都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让人担心，守军是否已全部被炸死，或撤走了。

大家都这么认为，日军也不例外。

第34师团的步兵冲了过来，离上高越来越近。就在那一瞬间，犹如有一只开关被揿了一下，子弹突然像雨一样泼洒过去。

所有战壕和山洞都在喷吐着火舌，与此同时，后方远程火炮也开始进行地毯式轰击。

十二个小时之后，战场上已到处都是日军尸体和坦克残骸。97式战车怎么样，在这种摧枯拉朽的猛击下亦难幸免。

不服不行。

这就是罗卓英在上高用来兜底的决战兵团，也就是著名的第74军。

此前，中国统帅部决定在西南成立两支战略军（又称“攻击军”），作为可直接调配的机动部队。

除武器和兵员优先供给外，战略军与普通军最大的差别，就是学习日本军一级的建构，配备了相当于一个师的特种部队。

一共就两个名额，杜聿明第5军毫无争议地拿走一个，剩下来的大家都在抢，几乎把头都要争破了。

有四个师进入海选名单，里面又以第18军和第74军旗鼓相当。论资历，第18军是老字号，早在中原大战前就有了，第74军直到抗战初期才在上海建立，再怎么算，都只能说是小弟弟。

论战功，第18军无论在内战还是抗战中都以善战著称，一个“血肉磨坊”把日军老牌师团都磨得没了脾气，不过也唯独在这一点上，第74军却有后来居上的气势，特别是万家岭大捷，已经显示出了战略军的雏形。

什么叫战略军，决不能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而是要有它没它大不一样。简单点来说，不管薛岳的指挥多么高明，假如没有第74军，万家岭即便围住第106师团，要想打漂亮了也很困难。

蒋介石反复思量，在第74军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圈。得到消息后，全军上下欢声雷动。

蒋介石的眼光不错，需要指出的是，这支军队是在上高会战前才被冠以战略军的，根本还没来得及按待遇整补。

第74军能取得如此神速的进步，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王耀武，对第74军来说，他是比张灵甫还要重要的人物。什么都不靠

王耀武，山东泰安人，毕业于黄埔第3期，时任第74军军长。

民国年间，军校遍地，武人到处都是，要想在军队混出名堂，就得有点自个的绝活，所谓虾有虾路，蟹有蟹道是也。

比如有的人靠资历，某某年起就做革命党人，或者某某年给孙总理他老人家打过工，又比如有的人靠关系，投了哪帮哪派，正好投的这帮这派得了势，再不济的，还可以靠运气：子弹老是打不着你，但却专门朝着你的上司脑袋上撞……

可是王耀武什么都不靠，他一路升迁，只靠军功。

当然，更现实的问题是，就算他想靠也很难。要知道，王耀武要资历没资历，要关系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关系，横过来竖过去，不过是个黄埔三期生。

在黄埔学生中，高一期就要压死人，多少黄埔一期两期的还在下面慢慢爬哩，你不苦干硬干拼命干怎么行？

内战时期，王耀武有一次在江西宜黄被红军包围。蒋介石传下令来，让其弃城而走，但他一直守着城，守了整整靠一个月都未被红军攻破，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军事奇迹。

蒋介石也很好奇，就特命召见他，问他为什么有令都不突围，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王耀武老实作答：围成那个样子，根本就突不出去啊！与其出城失败而亡，不如在城里守到最后，而且宜黄是战略要点，失守后很难再夺回来，因此我就下了宁死也不放弃的决心。

召见以前，王耀武不过是一个团长，召见之后，他便成了旅长。

能拼命当然不是王耀武唯一的优点，因为黄埔精神几乎就是拼命精神，大家都在拼，所以他还得会点别的。

应该说，王耀武的治军和指挥才能在黄埔生中也是很突出的。

蒋介石给他的那个旅，其实是个补充旅，战斗力本来一般，但王耀武任旅长后，忽然变得厉害起来，后来竟然击溃了方志敏的主力，红军中一等一的名将寻淮洲、粟裕都因此败于其手下，寻淮洲更是当场战死。那时候的寻淮洲，比粟裕的地位还要高得多，若是能活到建国，封印拜帅完全不成问题。

从淞沪会战开始，王耀武与刚刚建立的第74军结缘，并从此与这支部队无法分开，直到取得万家岭大捷。

在第74军的整训和编练上，王耀武秉持一个宗旨：纪律好、能作战、不怕死、听指挥。

这一点，从上高第一战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严格的战场纪律，在那种高强度的炮火打击和心理威慑下，要做到不退不跑，实在是相当困难的。

第74军火力如此猛烈，但实际上每个师的防守正面也只安排了一个团，其阵地和火力点设置之隐蔽巧妙可见一斑。

一个师共有四个团，王耀武来了个车轮大战，这个团吃不消了，马上再派另一个团上去，以此保持兵力使用上的充裕自如。愈吸愈近

第34师团被打急了。

3月22日那天他们之所以攻得这么猛，是因为在接近上高时，已经吃过第74军的亏了。

当时他们正要渡河。之前由于一路碰到的都是湘军、川军这样的二三流部队，而且一打就退，日军官兵开始变得舞舞喳喳，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自然渡河时也未多加防范。

埋伏在周围的第74军忽然就开火了。

那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军队的强劲火力：一个大队当场覆灭，配属的山炮兵大队也遭到袭击，很多山炮被炸毁，慌得炮兵们连装定标尺都来不及，直接瞄准了往前乱轰一气。

第34师团长大贺茂中将过于轻敌，把野战医院和辎重部队都放在前面，结果也一个不少地挨了揍，把他给气得暴跳如雷。

搞偷袭这一套算什么本事，有本事面对面决斗。

现在面对面了，但情况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一个师团配上特种部队在冲击，连对方一个团都奈何不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可大贺师团长还是不肯打道回府。他就象个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继续疯狂下注，完全忘记了看一看周围那两只“胳膊”还在不在，以及自己是否已经孤军深入。

由于携带火炮不够用，第34师团干脆请航空队增加出动次数，以空袭来代替炮击。第74军经历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说，在上高看到的日军飞机，是淞沪会战后见到的最多的一次。

王耀武随之采取逆袭的方式，反复发起冲击，使得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来，日机不得下手，只能暂停轰炸。

双方连斗两天，到3月24日，打到最惨烈的阶段，山上山下伏尸遍野，草木为赤。王耀武亲率军部特务营策应，才击退日军。

没力了，打到这种地步大家都没力了。

犹如一阵冷风吹来，大贺猛然惊醒，他这才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仅几十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周围旌旗林立，全是中国军队，而其中的很多军队并不上阵，只是像看猴子一样地看着他。

被包围了！

如今没有谁比大贺对罗卓英的磁铁战术领悟更深：愈吸愈近，愈近愈紧，向前不可，脱身不能。

大贺急忙向武汉的园部发去急电，请求增援。

收到电报后，园部手忙脚乱，命令那两只“胳膊”赶紧动起来，不是上前打别人了，而是把那破身子给拖回来。

第20旅团不用园部招呼，早就突破东北军的防御线奔上高来了，但半途中就碰到了王耀武派出的另一路部队。

前有阻击，后有追兵，这个“混搭部队”撞上了和第34师团一样的霉运，过河时被击沉十多艘渡船，船上都满载官兵……

第20旅团是救不了，已经回家的第33师团则是来不及救，第34师团因此开始出现给养困难，不仅需要飞机空投粮弹，还得捎带着扔些鞋袜下来，不然就只能光着脚走路了。

不可能日日是晴天，碰上阴雨天，飞机就来不了了。这时候很多日军官兵都恐惧得要命，既怕遭到进攻，又担心明天没饭吃，没鞋穿，有个别不争气的还急得呜呜地哭起来。

这样下去死路一条，大贺决定不待援兵，自行突围。全力奔跑

3月27日，第33师团刚刚作出撤退动作，罗卓英的总攻命令就下来了。那些整天在周围作壁上观的湘军、川军，全都奉令跟着第74军冲了出去。

这是一个雷雨之夜，然而奇迹就在眼前。

黑灯瞎火，大家比的都是速度，中国军队看谁跑得快，能多得到俘虏和战利品，日军也看谁跑得快，除了脚上生风，自然还得少带重东西。

第33师团的炮兵部队以前都是最神气，到了这步田地却变成了真正的死玩意儿——大炮太重，来不及拖走啊。

没法带走，那就毁坏，忙了一会，等到想溜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结果炮兵做步兵，被灭得一个不剩。

大贺师团长带着主力猛跑，沿途还有许多小部队遭到围攻而无法撤退，都在向他发电报求援，有的就恨不得给师团长下跪了。

大贺倒是能派兵前去救一下，问题是这样的话，速度就要慢下来了，那能停吗，当然不能，所以任你们说出花来，我也只能自己顾自己了。

每支陷于绝望中的小部队都收到了大贺的答复：从速跟上主力。崩溃了。我能跟得上你，还要请你来救我？

要说怪还真怪不得大贺，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路上，到处都有中国军队跳出来进行追击，这个时候第34师团由于粮弹已空，早就失去了还手之力，于是伤兵越来越多，担架队延伸出去竟然有好几公里长。

第34师团近乎遭到全歼，大贺是带着一群伤兵和残兵败将逃出去的。他应该感谢的是第33师团，没有这个师团的接应，则插翅亦难逃生天。

第33师团解脱了同伴，自己却遭到第74军的猛击，回到驻地后，个个脸如死灰，犹如从地狱中逃出来一般。原本说是要去参加中条山会战的，经此一劫，第33师团的北方之行只能告吹。

战后清点，仅来不及带走的日军遗尸就有三千多具，生俘七十二人，是历次作战中俘虏最多的。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部分参加过上高会战的日军士兵旧地重游。回忆当年情景时，他们仍神色不安，认为那种凄苦的惨状，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上高会战的失败，让园部“短切突击”的牛皮扑地一声破掉了。日本统帅部随即以指挥失当为由，免去了其第11军司令官的职务。

然而不管谁当第11军司令官，都得放张纸条在自己桌上，那就是江北有个汤恩伯，江南有个王耀武，这两人都很难对付，打仗时要特别留心。

在抗战中，上高会战是中国国内极少能以接近对等兵力完胜日军的战役，何应钦见多识广，他毫不吝啬地称赞这是“最精彩的一战”。此战打响前，在选择谁成为战略军时尚有分歧，此战之后，即众望所归——当然是第74军。

再猛的拳头，也抵不过一只抗打的沙袋。罗卓英的“磁铁战术”固然精妙，可他的成功说到底还得仰仗第74军，这就是一支战略部队难以替代的价值。第二章黄河悲歌“华北方面军”要进攻中条山，并非一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的计划。

太原会战后，这座位于山西最南端，以山势狭长而命名的山区就成了华北日军的眼中钉。山上分布着第一战区的二十万人马，你要南下，它侧击你，要西进，它挡住你，中条山由此成为保卫中原和大西北的一道屏障，被日军称作是“华北的盲肠炎”。

有诗赞曰：尘黄日白风萧萧，寻常百姓都带刀，只须卫上将军在，敌人不敢窥中条。

这首诗里面的“卫上将军”，说的就是卫立煌。以不变应万变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国民党早期有“五虎上将”的称谓，卫立煌亦居其列，但和其他人不是陆士，就是保定出身不同，他是纯粹的行伍，从军营中慢慢升上来的。

卫立煌特别沾光的一点，就是他给孙中山当过警卫，还因公受过伤，此后便一路擢升，二十二岁就成了营长。

由于担心年轻镇不住人，“小营长”就像当年唐生智传授过的那样，特意留起胡须——我这么老成了，谁还能质疑我的能力？

卫立煌的能力是有的，要不然给孙总理当警卫的多了，也不是谁都能出人投地。内战时期，卫某在鄂豫皖对阵红军也一点不怵，蒋介石为奖其战功，曾专门在鄂豫皖交界处设立了一个县，命名为“立煌县”。

太原会战中的忻口战役，是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在抗战中第一次担当方面之责。以后太原失守，大家都玩了命地逃，卫立煌当时也很狼狈，一气渡过黄河跑到陕西去了。

没呆几天，蒋介石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每人都挨了顿骂。于是，众人打点包裹，转身又折回山西——阎锡山在晋西，卫立煌则立足晋南，都是半正规战加半游击战，日子也都过得十分不易，用阎锡山的话说，就是“一日不得一饱，衣服不能更换”。

总算，苦头没有白吃，阎锡山挺住了，卫立煌也在中条山站住了脚。

1938年冬，卫立煌接替程潜，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常驻洛阳，负责全权指挥包括中条山在内的晋南所有部队。

从1938年到1940年，“华北方面军”先后对中条山发动十二次进攻，但每次都怏怏而归。有一年夏天，日军九路围攻，然而激战三天后，不仅未能攻取中条山，反而遭遇不小损失，来不及带走的尸体横陈在山路上，天热发臭，以致于半年多了都无人敢从那里经过。

这确实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遗憾的是，时间一长，卫立煌却因此在思想上出现了麻痹。

在中条山战役之前，中国统帅部已得到情报，判断“华北方面军”的此次进攻规模不同以往，鉴于中条山背靠黄河，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易固守，因此曾建议中条山守军撤往黄河南岸，据河防守。

但卫立煌不以为然。

中条山是我多年经营之地，以此山为依托，已形成半圆形防御线，无论日军从北，从东，还是从西，要想破这条防御线都很难，这叫做置之险地而后生。

兴致勃勃之下，卫立煌还夸下海口，称中条山是抗战中的“马奇诺”，防御工事坚固，官兵士气旺盛，完全不用担心守不住。

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此亲自到洛阳与卫立煌见面，后者仍坚持自己的策略。

背水一战，别人都不敢使用这一战术，只有我敢而且使用成功了，这次我也会以不变应万变，像以往那样继续守住中条山。

何应钦最终表示同意。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古往今来的很多军事实例都表明，险地可以守，但必须有所凭峙，不然险地就会很快变成“死地”。

按照卫立煌的认识，他的第一个凭峙是防御工事，也就是他所说的“马奇诺”。

可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规律，但凡叫作“马奇诺”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人家攻破。

淞沪会战时的“东方马奇诺”从头至尾就没派上什么大用处，而法国真正的马奇诺，一年前就被德国人绕过去了。

不是说防线不重要，而是如果说过于看重和依赖防御工事，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妙。中条山防区南北纵深很小，就算防御工事真的达到马奇诺水平，也很难长期坚守，更何况还不达标。

中条山上有站跪卧三种防御工事，有交通沟，有据点堡垒，卫立煌在山上转了转，以为这就不错了。

可是苏联顾问也上山视察，人家看后就大摇其头。

知道什么是现代防御工事吗，得把一座山都给掏空了，山洞里可以过汽车，拖大炮那种的。你这还叫马奇诺？简直儿戏一般，太好笑了。

如果工事不行，那就只剩下了“官兵士气旺盛”。卫立煌虽没读过正规军校，但在陆军大学特别班进修过，兵法战策还是懂的，知道手中若不握有强兵的话，背水一战的确很危险。

张自忠当初过襄河，前三次都有第59军保驾护航，到第四次，前面是川军，身边是鲁军，战斗力都大大逊色于第59军，这也是他战死南瓜店的重要原因。

能够挡住日军十二次进攻，使卫立煌对中条山守军颇为自信，不过他长驻洛阳，很少像张自忠那样亲自过河，对前线的实情已然非常生疏和隔膜。

此一时彼一时，1941年的中条山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这当然与大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黄仁宇谈到，到1941年，即抗战进行到一半时，国内物价已为战前的将近二十倍。随着贫困加剧和给养不足，厌战情绪开始蔓延，军队中的吃空额和走私现象屡见不鲜，且很难遏制。

这种情况各战区都有，但以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尤为严重。

中条山守军，号称二十万，其实根本就不足二十万。首先是因为招不满，使“壮丁”竟然沦为商品，能够进入市场买卖了，开始是秘密的，后来就转入公开。比如在洛阳，一个壮丁的价格是棉花一千斤，或者小麦三十石。

有利可图之后，“壮丁”也成了职业。同一个人可以被卖到十次以上，也就是先到市场上去“卖”自己，然后再从部队里逃出来，接着再“卖”，如此往复，等于拿来换了十次以上的钱。

其次是逃兵现象控制不住。中条山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士兵都要自己打柴、背粮，甚至是推磨子，可谓是战时拼性命，战前做苦工。后方部队的士兵，只要听到是开去中条山，就哭的哭，逃的逃。

当兵的苦，当官的也不好过，饷少就得想别的招，或者吃空额，或者派些人到沦陷区做生意，一来二去，已全无一点打仗的欲望和警惕性。

到1941年，中条山的所谓抗战，真的弄得跟儿戏一般了，很多部队都坐在山上不闻不动，就算是偶尔下山，也是一群人在空地方胡转一圈，连枪都没放，就算“凯旋回营”了。

有些军官对此非常忧虑，把情况反映给卫立煌，可是卫立煌不相信，反而怪对方不会带兵。

你放松，对手却没放松。“华北方面军”一直在观察着中条山动向，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有机可乘。最后的愚人

1941年5月7日夜间，“华北方面军”突然对中条山发起空前规模的进攻，参战部队达到了六师三旅团。

中条山战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战前日军通过侦察，已经掌握了守军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他们组织突击队，或提前空降潜伏，或抄小路，对师以上指挥系统进行突袭，由此造成一种奇怪现象，即前方还没怎么打，后方却已无法有效地进行指挥。

仅仅一天时间，中条山的两支集团军便被分割开来，双双陷入困境，

卫立煌这才感到大事不好。

在失街亭这场戏中，马谡要屯兵山上，王平说你这是自处绝地，如果魏军断掉我们的水源，岂非不战自乱。

中条山守军除了怕断水断粮外，还最怕没有退路，因为身背后就是黄河。

按理，中条山靠黄河北岸应预先建筑一定数量的桥头堡，这样才能保障战时的水上交通，但卫立煌在这方面又做得不够好，结果日军一个迂回，率先抢占黄河岸边，大家都回不去了。

中条山区南北纵深不过50公里，要想藏到山里去打游击都很困难，守军在被日军包围后，立刻步当年三国蜀军之后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支接一支地陷入崩溃边缘，其失败之快，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场不打就垮的战争，但有一些勇敢的云南人坚持到了最后。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时任第3军军长。

唐淮源是个略显固执的人，也可以说是有些“愚”。有一次打仗，眼看打不过了，唐淮源说要撤，而同僚反对，最后还是撤了回来，途中丢了门大炮。

那个时候部队有一门大炮都不得了，往往打仗输赢全靠它。同僚因此责怪，说我说的吧，要不撤，大炮就不能丢，你还是太胆小。唐淮源一听就急了，两人吵着吵着，竟然操起家伙式儿打了起来，结果老唐脑袋上挨一扁担，终生留下一疤。

唐淮源在云南滇军中本来已做到了前几把交椅，后来唐继尧杀回云南，要夺他的权。大家事先说好，找个空地方单挑，谁败了谁下台。

唐淮源败了，于是他二话不说，带着部队走了。

退出云南后，唐淮源从师长干起。某天上面来人视察，私下要打点费，老唐没理他，那厮没捞到好处，回去后就气呼呼地给打了个差分，将唐淮源由中将师长一下子降到上校师长，比下级的军衔还要低。

这样的“愚人”，本来是不适合在场面上混的，唐淮源自己说过，他之所以能忍受得下来，全是因为要顾及自己的母亲。

唐淮源未满周岁时，就被父亲弃养，由母亲一手带大，因此事母至孝。由于家里实在太苦，他便去报考了云南讲武堂，当时由于身上长了痔疮，他害怕让学校知道后不予录取，于是偷偷地跪在地上朝天祈祷，反来复去地说一句：老天爷，求求你让我好了吧，这样我才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也才有能力让母亲免受饥寒。

等到当了大官，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唐淮源因在社会上屡遭挫折，一度欲效仿他人退隐，但这时抗战爆发，他想到要给母亲争取更大荣耀，来安慰老人家，所以又毅然留在军队里。

1939年，唐淮源老母病逝。他在回云南奔丧后，便对家人说：我这一生都是为了母亲，现在她不在了，我也就一无牵挂，此身当为国有！

唐淮源的第3军大部分为云南子弟兵，他们是中条山战役中表现最好的少数部队之一。

通过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网，第3军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当时的局面已非区区一军所能挽救，经过几天的厮杀后，部队伤亡大半。

5月11日，唐淮源见整体冲不出去，决定化整为零，分路突围。分别时，他郑重告诫下属：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3军开其端。

中国民间有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说法，即大将忌犯地名。5月12日，唐淮源被困于悬山，此地又称唐王山。

王者亡也，唐淮源组织残部三次突围都突不出去，已经弹尽粮绝，此时下起了滂沱大雨，他屏退左右，一个人走进一间土屋。

一切都显得那么糟，但是我尽力了，现在是给部下们做个榜样的时候。

第3军军长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宁死也不愿成为敌人的俘虏。

他的部下果真追随而来。第12师师长、云南腾冲人寸性奇得到消息后说了一句：当初忻口战役有郝梦龄、刘家骐一道殉国，第3军打了败仗，牺牲两位军师长也是应该的。

5月15日，寸性奇右腿被日军炮火炸断，不愿被俘受辱，遂用腰中佩剑自尽而亡。

6月15日，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结束。

日方指挥中条山战役的是由参谋次长转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一个月后他便回国，并因功晋升为大将。

中条山战役与几个月前的上高会战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是抗战以来打得最差劲的一仗。经此一战，中条山的第5、第14集团军大部分都损失掉了。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当场战死4万2千人，被俘达到3万5千，而日军死伤3千都不到，悬殊十分骇人。

蒋介石羞愤交加，接连用了“最大之错误”、“最大之耻辱”来进行评价。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卫立煌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同时革除陆军上将衔。第三章小块头也能做大事情

在1941年的中日大会战中，中日双方都各有一次完胜，中方是上高会战，日方则是中条山战役。让陈诚羡慕不已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其实打得并不好，甚至起先连陈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要不是他出兵猛攻宜昌，薛岳将会输得很惨。

这次会战起自于1941年9月18日，进攻长沙的第11军由新任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亲自负责指挥。常胜将军

阿南惟几，毕业于陆大第30期，与石原莞尔是同期生，此前为陆军省次官。

阿南属于那种见过世面的军人。别人一辈子能见上天皇一面已足够出去吹上半天，但阿南有一段时间却能跟裕仁天天见面——他曾担任天皇的侍从武官，由于小样儿整得挺带劲，据说在皇宫里的时候，还特招宫女们喜欢，连皇后娘娘都对他另眼相看。

这种优越感也被阿南带到了中国。在武汉第11军司令部，他把两位前任的作战案例都拿出来翻了一下，得出的结论却是冈村也并不比园部高明到哪里去，毛病都差不多，那就是出兵太“散”

园部分成三路，南北两路都没起什么作用，导致中路孤军深入，被第74军打得稀里哗啦。

冈村也分三路，应该说比园部要强一些，可并不是战略战术强，而是“最弱师团”小宇宙爆发，突然表现扎眼，才吸引了包括第74军在内的5个军。

阿南要想超过冈村和园部，显然就必须克服“散”，争取“合”。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11军就专攻湘北一路，各部队齐头并进，相互策应，目的就是寻找并消灭第九战区主力。

如果可以，阿南很希望来个突袭，可惜他做不到，双方天天大眼瞪小眼，各地兵力突然向一个地方集中，实在很难瞒过对方的眼睛，相关情报早就飞到了薛岳的案头。

发现日军由三路变成一路后，薛岳也赶紧调兵遣将，不仅将本战区兵力调往湘北，而且通过统帅部要来了四个军加强防守。

有了这么多部队后，他的思路忽然变了。

老虎仔既以岳飞自命，对打胜仗就有一种比一般人都炽热得多的渴望。道理很简单，在民间的野史评书里，岳鹏举可是常胜将军，谁听说他吃过败仗的？

然而真实的战场并不是这样。胜利的毕竟只有一方，你胜对方就要败，所以要想天天赢哪有那么简单。

薛岳的战绩起起伏伏，似乎有一胜必有一败，有一败然后方有一胜。比如，兰封会战功亏一篑，万家岭便扬眉吐气，南昌会战郁闷得说不出话，到首战长沙就能笑上一笑。

老实说，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能做到这种样子，乃至有百分之五十的胜率，老虎仔已足可以“军事天才”自傲，也完全能划入常胜将军之列了。

他自己大概也是这么想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在抗战后方出现了一幕京剧。

开场后，人们看到男一号首先亮相。但见他顶盔贯甲，前有马童引导，后有帅旗衬托，两厢一排龙套，每人手上各执一旗，上书“精忠报国”四字。

显然男一号扮的应该是岳飞，可再看帅旗上写的大字，却不是“岳”，而是“薛”。

然后男二号出场了。这位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分明就是孔明他老人家。

观众全都纳闷了，以为演的是说岳全传，怎么又变成三国演义了，而且岳飞还改了姓。

再仔细看节目单，才弄明白，原来这是一出玩穿越的现代京剧，名字就叫“新战长沙”，其中岳飞代表的是薛岳，孔明代表的则是薛岳的参谋长。

外行无所谓，看看热闹而已，内行却不满意，有人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扭头便走。

报界一查，才知道这个雷人剧竟然是薛岳自己让人编的，于是议论纷纷。老虎仔脸上挂不住，便推说是参谋长在瞎搞，参谋长一脸委屈：我这是得到长官您同意的呀……

笑不出来了。现代京剧演不下去的同时，战役的功过成败也不得不打上个大问号。冲动是魔鬼

薛岳很清楚，第一次长沙会战虽然被宣传成“长沙大捷”，然而胜得实在很勉强。冈村宁次固然没有能击破第九战区的任何一支部队，可他反过来也未能击破对方任何一支成建制武装，双方互有伤亡，只是在第11军撤退时，第九战区才捡到了便宜。

没能捞到大战果，与采取的战略战术是密切相关的：主力“逐次抵抗”，边打边退，等第11军主动后撤时再返身追击，当然杀不了人家的大龙，只能抓些小鱼小虾了。

这次兵力足够，完全可以打得狠一点。

薛岳的最新部署是，先在新墙河一线“持久防御”，等第74军等其它强力军团到来后，再像上高会战那样美美地打它个大胜仗。

这一战术奏效的前提是必须前面能守住，老虎仔对此信心十足，因为新墙河的守军是第4军，在薛岳看来，那是一道铁闸。

前有“老铁军”把门，后有“新铁军”上阵，到时候把日军这么一围，那戏演起来指定好看了。

人一冲动，魔鬼就会上身。老虎仔光顾看着自己的碗乐，他没想到别人吃饭用的已不是碗，而是盆子。

此次阿南所使用的兵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冈村进攻长沙，虽说使用了6个师团，但里面相当一部分都是以旅团为单位，充其量只能算支队，而园部进攻上高，更是小气得要命，从头到脚只投下去2师1旅团。

中条山战役说明，没有大投入就不会有大产出，空手套白狼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阿南采取舍弃部分据点的办法，一口气抽调4个师团，另加5个支队，同时他还参照南昌会战的经验，空前加强了特种配备。

由于湘北的道路遭到破坏，日军特种部队的集结很费劲，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但是完成之后，立刻露出峥嵘。

在新墙河北岸，光炮兵就有26个大队，相当于4个以上炮兵旅团，全部炮兵接近步兵的一半以上。南昌会战时，冈村动用火炮170门，阿南集结的火炮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两倍：322门！

炮群齐射之后，南岸的守军阵地已是一片狼籍，到处是滚滚浓烟以及被炸死炸伤的人。

在特种兵的使用上，阿南比冈村更胜一筹。在湘北一线，他不仅使用了炮兵、坦克兵、航空兵，还首次出动了伞兵。这些伞兵从天而降，突然从后方对第4军形成威胁。

新墙河正面，不过才20公里的范围，一下子堆砌这么多步兵和特种兵，老铁军也受不了。

南昌会战的情景再次重现。9月18日上午，第4军阵地就遭到突破，形势急转直下。

在察觉到对手阵势很大，可能远远超过以往规模之后，薛岳立即命令东面幕阜山区的部队发动侧击。

这是早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曾使用过的战术，即将大部队保持在日军进攻的侧面，在防止对方迂回的同时，通过侧击来寻机反包围。

重新出招后，前线战况出现缓和，日军的正面攻势也慢了下来。

薛岳很高兴，认为自己这一掌正击中对方的要害，然而他错了，错在电令已经被阿南截获并破译出来。

正面的缓和，并不是幕阜山区的部队侧击造成的，相反，那是因为阿南临时改变作战计划，从正面抽出两个主力师团，拿去进攻幕阜山区了。孤掌难鸣

防守幕阜山区的是萧之楚第26军，属军委会直接指挥的战略预备军。它原为老西北军的一个分支，长城抗战后期，曾取得过“兴隆大捷”，一战歼灭日本关东军一个大队，颇为世人称道。

问题是你再有战斗力，也得使用得当才行。进攻幕阜山区的两个师团，其中之一就是熊本第6师团，后者在日军中也属于超一流部队，以超一流对一流，再加上两个打一个，结局可想而知。

军长萧之楚察觉日军主力向他包围过来后，急忙打电话向薛岳报告。薛岳大发雷霆：慌什么慌，难道你不会还手？丢了阵地，我就杀你。

萧之楚只好放下电话，组织人马进行固守。

提起萧之楚，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知道，这个招牌还得靠他的公子扛。萧公子者，萧逸是也，现代武侠小说四大家，金庸、古龙、梁羽生，过后就是他。

不知道是不是萧家本身就有一种神秘氛围，老天在关键时候给萧老爸支了招，要不然第26军怕是连半天都难撑下去。

9月21日，幕阜山区突然爆发日食。日本人也很迷信，有的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自然现象，一下子慌得连手都抖了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狗吃太阳，什么时候不好吃，现在吃了，莫非是我们的行动触犯戒律，天照大神降下坏兆头来了。

日食发生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没法打仗。日食结束，两个师团的官兵因此变得心神不安，不敢打仗。

一天等于虚度。

9月22日，阿南再次截获电报，上面薛岳正不断催促一支部队向长沙附近赶：快，快，快！`

这支部队正是第74军！

自从上高会战后，日本人就把第74军视作中国的首席王牌——“虎部队”。阿南此行的目的不是要占领长沙，而是要消灭第九战区的主力，现在对方的王牌自投罗网，岂不正好。

阿南立刻至电两师团，要求不得迟疑，赶快攻，以便为对阵“虎部队”排除障碍。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萧之楚第26军终于吃不消了，不得不突围而去。

薛岳红了眼睛，又派上一个军，垮，再派一个军，接着垮。

十天不到，垮了三个主力军，“持久防御”和侧击战术也双双失效，但薛岳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在长沙以北歼灭日军的时机已成，可以让第74军大显身手了。

薛岳指挥作战，不像罗卓英那样倚重幕僚。从参谋长开始，能给他干的活，都仅限于抄抄电报，接接电话，整个战役从头至尾，皆由其一手掌控。

这种指挥方式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反应快捷，当断则断，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犹犹豫豫的情况发生。不利的方面是往往不能及时采纳好的意见，以补其短。

当时第74军已赶到浏阳。有人建议，既然前面三个军都垮了，像上高会战那样的口袋阵已做不起来，光靠第74军孤掌难鸣，不如让它就地停在浏阳，以俟其余援军到达，等攒齐力量后再一拳打出去，必能反败为胜。

薛岳没有听进去，而他要决战长沙以北的电令竟然又被阿南给破译了。还有谁行

9月26日，阿南得到战报，进入长沙以东的名古屋第3师团被中国军队击退。

名古屋师团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常备师团，非一般新编师团可比，怎么会说被击退就被击退呢。阿南立刻意识到，这一定就是那支把园部赶下台的第74军。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你在这里，终于找到了。

阿南一扫小挫的沮丧，变得兴奋不已，他赶快把幕僚们召集到一齐，当众宣布了这一消息。

从冈村到园部，都吃过第74军的苦头，及至阿南上任，也是对这支部队久闻其名。这三个人曾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地面侦察、空中侦察以及电报破译，想确定第74军的具体位置，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第74军在成为战略军之前，就已经是第九战区的机动部队，其驻防地并不固定，基本上需要它到哪里就到哪里。升格为战略军后，更是行踪飘忽，一度还划入了第三战区，所以找不到它是正常的，找到它才是不正常的。

现在一听第74军终于现身，参谋们也个个手舞足蹈。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能够消灭第74军，这一趟就算没白来。

既然众人都这么说，阿南决定集中全部力量与第74军对撞。在让名古屋师团缠住对方的同时，又令熊本师团及军直属的特种部队疾速南下。

别的活都统统放下，要紧的是消灭第74军。

9月27日，王耀武与日军主力面对面展开对攻。

这是真正的硬仗，第74军长途奔波，连喘息和构筑工事的时间都没有，就得和对方两个常备师团厮杀，当然非常被动。

一天之内，一半人马被打光了。在防线被突破后，连王耀武也遭到日本骑兵联队的冲击，最后藏到路边树林里才逃得一劫。

由于指挥者的失误，一个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战略军就这样败下阵来，而且败得如此之惨，殊可痛哉。

9月28日，日军占领长沙，所谓决战长沙以北完全成了泡影。

到这个时候为止，如果没有新的转机，薛岳已经快要输得净光了。

转机一半出在陈诚身上。从9月27日起，他的第六战区开始猛攻宜昌，第13师团连叫救命，阿南坐不住了。

另一半，则是第11军进攻长沙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占领，所以由新墙河到长沙的道路，都没有顾得上修复，沿途也无可用于补给的兵站。

自集结湘北开始，日军出来已经三周时间了，不仅随身携带的粮弹越来越少，而且本身也疲惫不堪，如再深入下去，恐怕胜负难料。

10月1日，阿南下达撤退令，日军开始大撤退，而且撤退的速度非常快。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追击就有战果，薛岳看上去仍有机会。

可是你让谁追呢，原来的威龙猛将，垮的垮，伤的伤，就算知道前面会有一大堆便宜等着捡，也没人有力气再爬起来了。

薛岳此时一定把肠子都给悔青了。要是早听幕僚之计，把第74军藏在身背后，此时发力，大胜必然唾手可得。

还有谁行？

一个人站了起来，他叫杨森。川中猛人

杨森，四川广安人，时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

杨森是个猛人，可以用一连串特猛的数据加以说明。

四川军阀头目，大多妻妾成群，可是谁也比不过杨森。这兄弟简直就是以古代皇帝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姨太太数量之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据说达到百余。

老婆多，子女就多，有好些连他自己都不认识。据说有一年回重庆，轰隆隆一大群小孩去码头迎接他，杨某兴致来了，就选其中较为乖巧的抱在手中亲热。

随行的参谋长又急又尴尬，原来那小孩是参谋长的独子。四川人由此引为笑柄，甚至有人还编了“杨森娶了亲生女儿”的段子。

杨森晚年到台湾后，继续一猛如斯，都90岁了，还聚了一位17岁的姨太太，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竟然又能生下一个女儿，从而连破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为夫妻年龄悬殊，一为老年得子。

杨森还有猛的。

民国新闻中曾有报道，说川军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晚上都要让士兵把裤子脱掉，这其实说的就是杨森的部队。

杨森这么做，其实还不完全是怕士兵逃跑，更多的原因是他缺钱，发不起新军装，怕当兵的睡觉时把衣服给磨破了。

但是衣服白天总要穿，破总是免不了的，于是杨森又想一招。

某天，他出了个通告，号召大家移风易俗，告别旧日的长衫，全部改穿短装。

通告一出，立刻城门四闭，只要看见有穿长衫的，巡逻队便掏出大剪子，咔嚓咔嚓，把你的长衫剪成短装，这就算是“移风易俗”，剪下来的布料，则全部拿去给他的部队缝补破军服了。

除了爱娶姨太太这一点外，杨猛人在其它方面倒堪为四川军人的表率，他不抽鸦片，也不赌博，且治军很严，提倡“军人常带三分怒”，与很多一手拿真枪一手拿烟枪的“双枪将军”迥异。

他有一个连长犯了错误，被当场撤职，对方不服，临走时踩得地板咚咚直响。

小小连长竟然脾气如此之大，反了你，杨森马上把连长叫住，大声责问：你是不是不高兴？

这连长把脖子一梗：报告，我走路向来如此，这是一种军人的精神！

杨森大为诧异：你还有精神？不错，那就继续当你的连长去吧。

在川军将领中，杨森素有勇敢善战之名，因此才能与刘湘川中争霸，但是最后终究还是没能斗得过“巴壁虎”（刘湘的外号），只得退出四川，以后便成了“中央军杂牌”。

在淞沪会战中，杨猛人表现十分突出，他的川军曾经坚守阵地达四昼夜。深达两米的战壕，开始还要踮着脚尖，踩在踏脚坑上才到看到前方，打到后面，尸体叠起来竟然比战壕还要高，然后官兵就以此为掩体，继续作战。

到撤出淞沪战场时，杨森的基干部队第20军已伤亡大半，有人甚至断言这支部队将很快消失，但说来也怪，第20军不但没有散架，反而还越活越好。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本事，追根究底，杨森的川军不是一般川军，其实是学生军。能钻瓷器的小金刚

地方军队中的官兵，很多出自行伍，从西北军到川军，莫不如此。

杨森的第20军开始也是这样，但杨森有头脑也正在此处。他自己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知道知识的作用，因此非常热衷于举办各种军事学校，以便为自己的部队培养军官。

干什么事都会有阻力，而这种阻力又主要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这些学生显然对部队里行伍出身的军官是一种威胁，因此反对杨森办学的人很多，可是杨森置若罔闻，该办的学校一个不少。

学员毕了业，就要一批批地分到部队。那些“行伍军官”私下里很害怕，于是三天两头地到杨森那里去告状，说学生官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既打不得仗又带不得兵。

见杨森还是无动于衷，这些人火了，索性拿学生官出气，找借口对他们进行打骂。

杨森听到后来了个以牙还牙，谁打学生官一巴掌的，我就当着面给你一巴掌，谁踢人家一脚的，我再踢你一脚。

由于杨森的撑腰，第20军中的学生越来越多，军官从下级到中级再到高级，几乎全有军校学生的身影，最后弄得那些“行伍军官”反过来要抢着到军校报名，以免遭到淘汰。

在几十年时间里，杨森光通过正规军校，就培养出了不下五万的军官，而他的第20军人数从来没有达到过五万，也就是说储备军官比兵还多。

这就是杨森的部队即使打残后也能迅速重建的原因。因为军官都是现成的，还嫌位子不够安排哩，只要重新再招一些兵，马上就可以把队伍重新拉起来。

至于第20军为什么不会散，那就更容易理解了。杨森对于他的学生官，就如同蒋介石之于黄埔军官，双方既是上下级关系，同时也相当于校长与学生。这些军官的脑子里都只有一个杨森，并且认为跟着杨森，才有前途有奔头，所以第20军的官兵无论新老，始终都肯追随杨森效命疆场。他的部队，别人既插不进来，也摆布不了。

因淞沪会战之功，杨森被任命为第27集团军总司令，但他那个集团军里的部队，大部分都是由薛岳直接指挥的，他能左右的实际仍只有第20军。

第二次长沙会战刚开始时，第九战区里面尽是第74军、第26军这样的大块头，众人站成一排，杨森几乎就是最矮的，薛岳哪里能看得到他。

好了，大块头都趴了下去，该轮到小块头了。

杨森立即指挥第20军衔住撤退日军，大胆进行侧击和尾击。

第20军虽然以学生官为主，但在杨森的亲自示范下，猛人还有不少。

第一猛是军长杨汉域。他不是学生官出身，文化不高，被戏称为“土包子”，可是这个“土包子”记忆力超强，能够一字不差地随口报出全军的任何一个数据。

打起仗来，觉得哪里重要，“土包子”就撂给哪里的军官一句话：打得好我升你的官，打得不好，老子杀你的头。

第二猛是师长夏炯。他有个绰号，叫做“夏马刀”，缘于战时都要带上一把马刀。其实也不算马刀，而是关云长那样的大刀，得几个卫士扛着走。

战场之上，“夏马刀”就在后面挥舞着他的大刀，谁要是敢临阵脱逃，给他看见了横过去就是一刀。“夏马刀”名气很大。那些连排长有时还借他来压阵，眼看没人敢往日军堆里冲，就会大叫一声：夏马刀来了！

众人听得之后，马上不顾性命地冲将出去，就仿佛那把冷森森的大刀片已经搁在脖子上了。

阿南认为自己已经把第九战区的主力削得差不多了，做梦也想不到斜剌里会突然杀出这么多猛男。

经过杨森的疯狂追击，日军撤退秩序变得混乱异常，其中一个负责掩护的联队几乎被完全击垮，遗落的辎重马匹车辆更是丢得到处都是。

杨森一直追到新墙河才停下来。由于东洋死马很多，川军官兵坐下来就地饱餐，就这样还吃不完，又分给当地民众，好一派“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动人景象。

大家都未料到四川人如此了得，真是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金刚虽小，同样能钻瓷器。

薛岳抹了一把额头冷汗。有了这么一个插曲，第二次长沙会战终于又可以算成是“大捷”了，然而他也十分清楚，若没有杨森在关键时候拉上一把，自己的下场可能不会比中条山战役后的卫立煌好上多少。

薛岳当面称赞杨森，并且把守备新墙河的任务交给了他。

这个活本来是第4军的，若放在以前，杨森想也不敢想。他虽然心里乐了花，嘴上却还要假装谦虚两句，薛岳则不由分说：我相信第20军有和第4军一样的防守能力。

杨森走出门去，乐得差点没变成小鸟飞起来，而他即将得到的好处仍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在随后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因指挥失误问题，薛岳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只有第20军将士得到全体嘉奖，杨森本人则被特授为陆军上将。第四章谁才是生活的导演

中国的进出口岸主要包括香港、越南、新疆、缅甸四地，但是进入1941年下半年后，大半都被封杀掉了。

广州失陷，基本切断了香港通道。

继南宁之后，广岛第5师团击败法军，攻入越南北部，使越南通路完全失去作用。

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断绝了中国今后继续依靠苏联支援的任何一点念头，新疆线也被掐掉了。

只剩下了缅甸，而日本要想占领，就必须继续侵入越南南部，这样才能开辟出向缅甸进攻的前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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