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培根,(英)弥尔顿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哈佛百年经典(第30卷),培根论说文集及新特兰蒂斯·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与教育试读：
论说文集
及新特兰蒂斯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
与教育
作者：(英)培根,(英)弥尔顿
译者：张春,张影莹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6-01
ISBN：9787564090005
本书由北京读品联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论说文集〔英〕培根 著主编序言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1561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其父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皇国玺的掌玺大臣。12岁时，他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三年后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去了法国，从而中断了在剑桥的法律学习。1579年，培根的父亲离世，他随即被召回家，除了一笔很少的财产，他父亲什么也没给他留下。之后，他在葛莱法学院重新攻读法律，并于1582年获得律师资格，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律师。两年后，即1584年，他进入下议院，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培根从小就对科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并将追求科学真理作为毕生梦想。但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金钱和声誉是必要条件，因此他努力赚钱并获得声誉。伊丽莎白时期，他曾是好几个政府职位的候选人，但遗憾的是都未获选；而对于金钱，他也时常陷入困境。他从几个有影响力的赞助者那儿获得过资助，最著名的便是艾塞克斯伯爵，但是后来他却背弃了这位贵族，并被以不忠的罪名遭到起诉，这也是他这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不久，培根被封为爵士。1606年，他与市议员的女儿结婚，并在次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从而踏出了事业上重要的一步；1618年，培根被任命为大法官，不久后，他被升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升为圣·奥尔本子爵。那时他达到公众事业的顶峰，但仅四个月后他却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因为受贿，培根被宣告有罪，上议院宣判剥夺了他的职位，将其监禁，并要其支付一大笔罚金。1626年4月9日，培根去世，当时他已经退休，终生无子嗣。
培根在科学和哲学领域中有许多重要著述，而它们仅仅是其巨著《大复兴》的一部分，剩余很多还未来得及完成。《大复兴》的第一部分《论知识的价值与发展》是其《学术之进步》的拉丁文扩写版，在书中，他将人类知识进步纳入对其所处时代的评价之中。第二部分是著名的《新工具》，描述了基于观察和试验所得的电磁感应的方法，并相信那将是未来推动科技进步的工具。第三部分主要是零散的自然现象和哲学构想的集合，后者则还需通过理论应用和物质世界的实际进行论证。
关于培根自己所做的试验，科学价值并不突出，他甚至对当时的许多重要发现都不知道，然而他建立的基本原则却奠定了现代科学方法的基础。
培根的著作并没有局限于自然哲学领域。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亨利七世本纪》，其中许多文选仍是现代的政治主题；《新西特兰提斯岛》是一本描写理想国的未完成的作品；《古代智慧》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了一系列经典神话；还有《格言》及其他一些作品。
但到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作品当属《论说文集》。此书培根在世时就已出版了三个版本。第一版出版于1597年，含10篇论文；第二版出版于1612年，含38篇；第三版出版于1625年，也是现下发行的版本。书中表达了对人对事的观点，内容丰富，用语凝练，强调行事要讲求实用和便利，这和其科学论著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但若将《论说文集》视为培根理想行为的代表作则就不恰当了。它更像是一本精明的观察集，教人们如何立身处世。关于人类本性，不是应当怎样，而是事实是怎样。有时候，它也会从道德的角度考虑一些行为，而更多的时候则是书写坦诚的世故之智。同样，它也展现了培根关于国家政策的观点，而在《论花园》中，它又描写了培根的个人兴趣。《论说文集》涵盖了许多主题，笔调清新、简明，时而又极具警示意味，书中还包含了许多实例，用培根自己的话说，当他写作时，论文就“回归到了人们的生活和内心之中”。查尔斯·艾略特献词致至高无上的英格兰海军将领、尊敬的白金汉公爵阁下
所罗门说：“一个好的名字就像一个珍贵的软膏。”我自己非常确信这一点，如阁下之名必定子孙满堂、福泽绵延。您的财富和功勋都是受人尊敬的，并且您还种植了最经久耐食的作物。我现在要出版我的论说集了，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是最大众化的一部，因为就如同书中内容所展现的那样，它回归到了人们的生活和内心之中。我在内容和深度上对本书进行了扩写，所以它的确能算得上是新作。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对阁下的爱戴和奉献——将您之尊名放在它之前，同时用英文和拉丁文书写。我认为拉丁书卷（拉丁语是流传最广的语言）能流传到书籍所能流传的时代。我的《大复兴》是以国王题的献词；我的《亨利七世本纪》（现在我也翻译成了拉丁文），《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是以亲王题的献词；而这些，我要以阁下来题献词，这是通过上帝赐予我的笔和我所有的力量耕耘出的最好的果实。上帝用手指引了阁下您。阁下的感激者和忠实的仆人弗兰西斯·圣·奥尔本论真理
风趣幽默的彼拉多曾问：“真理是什么？”他问完之后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世界上确有一些人喜欢变化，认为固定了思想就束缚了自由的意志和行为。尽管这种哲学派系、这种怀疑论者已成为过去，但仍有一些夸夸其谈的言论与之同属一脉，虽然其气血不如那些古人来得有气概。人们爱说假话，不是因为真理这条路太过困难和艰辛，也不是因为人们发现真理后，真理会束缚人们的思想，而是人们对谎[1]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堕落的爱。希腊晚期的一个学派曾研究过这一问题，他不懂人们为何喜欢说谎，因为多数人不像诗人和商人，能因说谎受益。而我亦不明其中之故。“真理”如同毫无掩饰的白昼之光，用它来照射舞会、戏剧中的世界时，还不及烛光的一半庄严优美。真理的价值也许就等于一颗珍珠，在日光之下看起来最是美好的，但却比不上那些钻石或玉石，它们在日光和各种不同光线下都有不同的美丽。所以，在真理中增添些谎言总是会平添几分乐趣。你是否想过，如果人们的思想中没有了虚妄的意见、自诩的希望、虚假的评价和想象等，就会成为可怜的、缩小了的心灵，充满忧郁和不快，连自己也会讨厌自己。
一位耶教著作的圣父曾严厉地把诗称为“魔鬼的酒”。因为它虽满是想象，而终不过是谎言的影子。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害人的谎言不是偶然经过脑海的谎言，而是盘踞在思想中，深入内心的谎言。但无论这些事情在人们堕落的判断和喜好中曾起到过什么作用，真理却只受到其自身的评判，它教导我们追寻真理（向其求爱），认知真理（与之相恋），相信真理（乐在其中），让我们明白真理乃人性之至善。
上帝在造物时，创造的第一件东西是感觉之光，最后一件是理智之光。此后，每逢工作后的安息日，他都以其圣灵昭示世人。首先，他对着混沌的世界吹吐光明，然后把光明吹向人们的脸。直至今天，[2]他仍然在对他所选中之人的脸上吹吐光明。有一个哲学派别在其他[3]方面不如别的学派，但有一个诗人为这个教派光耀了门楣。他说得极好：“站在岸上看船搁浅在大海里是非常愉悦的；站在城堡的一个窗口看战争也是非常愉悦的；但没有任何乐趣可以比得上站在真理的高度上（高出周围的一些山，那里的空气总是清爽平静的），看下面之人的错误、漂泊、迷雾和暴雨。”只是看到这种景色的人一定是怜悯的，而不是自我膨胀或骄傲的。如果一个人的心充满仁慈，以天地为家，然后以真理为轴，那么就可以说他是生活在人间的天堂了。
从神学和哲学的真理谈到世间生活的真理，那么即使那些行事并不正直坦诚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正直坦诚是人性的光荣，而把谎言混合其中就同金银币中掺杂了合金一样，也许会使钱币用起来更方便，但是却降低了其价值。这些扭曲的行为像蛇一样：蛇不用脚，而用腹部卑贱地行走。没有什么比被发现虚假和背信弃义更令人感到羞耻。因此蒙田在研究为什么撒谎是一件令人感到耻辱和可恶的事时曾说：“仔细想来，如果一个人说谎，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个敢于面对上帝却怯于面对世人的人。”此语极妙，因为谎言躲过了世人，却确实要面对上帝。当然，谎言的邪恶还有信仰的破坏是不可能如此高调地表达的，那就像上帝用来审判的最后的钟声一样。有预言曾说：当基督回来时，他再也不能在世上找到信仰了。论死亡
人类惧怕死亡，如同孩子惧怕黑暗；孩子天生的恐惧感会随故事的增加而增加，而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亦是如此。当然，冥想死亡，将其作为罪孽的代价和通向另一世界的通途，是神圣且符合宗教教义的；而若将对死亡的恐惧看作对自然的贡品，则是毫无说服力的。在宗教的冥想中，有时会掺杂空虚和迷信。大家应该在修道士苦行的书中读到过，一个人应该自我思量，假如自己的手指被夹指棍夹住拷问折磨的话，那该是怎样的痛苦，继而想象当整个身体都腐烂融解时，死亡的痛苦又当如何。其实，很多时候死亡的痛苦要比肢体的折磨来得轻些；因为人体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器官并不是反应最灵敏的器官。一位仅有哲学家和普通人身份的塞内卡人说得极好：“伴随死亡而来的东西比死亡本身更恐怖。”呻吟和痉挛、变色的脸、朋友哭泣、丧服和葬礼，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显示了死亡的恐怖。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内心的情感再薄弱，也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因此当一个人有许多的侍从来帮助他打败死亡的时候，死亡也就并不那么恐怖了。复仇之心，战胜死亡；爱怜之心，蔑视死亡；荣誉之心，渴求死亡；悲痛[4]之心，扑向死亡；恐惧之心，预感死亡。不但如此，我们在书中还读到，奥索大帝自杀后，哀怜（最温柔的一种感情）惹得许多人都死亡了，这不仅是因为对他们君王的怜悯之情，还有作为最忠诚的追随者的缘故，还因为赛涅卡对此加上了挑剔和厌腻：“想一想你们已经做同一件事情多久了。一个勇敢的人或者一个悲惨的人盼望死亡，一个挑剔讲究的人一样渴求死亡。”一个人既不勇敢也不沮丧，但若疲于反复做同样的事情，也是会想死的。还需注意，一些精神抖擞的人在死亡时是没有多大改变的，直到最后一刻也还和以前一样。奥古斯都大帝死的时候还在赞美他的皇后：“永别了，利维亚，不要忘记我们婚姻中的日子。”泰比瑞亚斯死的时候还在掩饰，正如塔西佗所说：“他强壮的身体都消失了，但他强大的掩饰还在。”维斯帕先死时在说一个笑话，他坐在凳子上说：“我认为我正在成为一个神。”戈尔巴死的时候说：“砍吧，如果这对罗马有利。”说话间就伸出了他的脖子。塞维鲁斯死的时候说：“如果还有任何我可以做的事，就是让死亡来吧！”等。当然，画廊学派给死亡赋予了太多价值，并且为死亡做了巨大的准备工作，使它的来临显得更加可怕。有句话说得好：“把生命的终结当作大自然给予的恩赐。”死亡同出生一样是自然的，也许同小婴儿相比，它更痛苦。死于激烈行动中的人，就像热血沸腾的时候受伤一样，很少会感觉得到痛。因此坚定的思想和向善的心可以减少死亡的痛苦。但是，首先你要相信，最甜蜜的圣歌是一个人在已经获得了有价值的目标和期望时所唱的：“现在，让你离开”。还有一点，死亡将打开名誉之门，浇熄嫉妒之火，“生时被嫉妒的人，死后会被人爱。”论宗教统一
宗教是维系人类社会的主要团体，当它很好地统一于真正的团体之中时，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异教徒中鲜有关于宗教的争论和分歧，这是因为异教徒没有恒久不变的信仰，而只是日常典礼和礼仪。当你看到他们的主教和长老是诗人的时候，也许就能想象他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了。但是真正的上帝有这样的特征，即他是一个“嫉妒的神”；因此对他的崇拜和此宗教不能容忍杂质和伴侣。所以我们应该谈论一些关于教会统一的事：其结果是什么，界定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统一的结果（总的来说是使上帝满意）有两个：一个是对教会外的人，另一个是对教会内部的人。对于前者，异教和分裂无疑是最大的丑态，比失落的文明更甚。譬如在肉体内，持续的创伤或分解比没落的幽默更糟；精神上也是一样。因而没有比“统一的破坏”更能使教外之人不入教，教内之人想出教的了。因此当到了那个阶段时，你便能听见有人说：“看，在荒漠中。”又有人说：“瞧，在圣地里。”那就是说，一些人在异教徒的秘密聚会上找寻基督，一些人在教堂的[5]外壁上找寻。那个声音不停地在人们的耳朵里回响：“不要出去。”圣保罗博士（他的使命感使他对这些教会外的人特别关心）曾说：“如果一个异教徒走进来，听到你们七嘴八舌地交谈，难道他不会说你们疯了吗？”显然，当无神论者和世俗之人，听到如此之多的宗教不一致甚至相反的观念时，情况也不妙；这会使他们避开教会，“坐上藐视者之位”。幽默大师拉伯雷幻想的藏书系列中，有一本名为《异教徒的莫里斯舞》。
这一小事便可证明这一严肃的问题，虽然略显不庄，但确实能很好地表达其坏处。因为每一个异端流派都有其不同的态度和可恨模样，这些必然使世俗轻薄和下流的政客肆意讥笑，而这些人本来就是易于污蔑圣物的。
至于宗教统一的结果，对于教会内的人来说，就是和平——蕴涵着无穷的恩典的和平。它树立信念，激发仁爱；使得教会表面的和平净化成良心的和平。它还将论著的读、写工作应用到屈辱和奉献方面的专著。
接着谈统一的界限，这个真正的界限是极其重要的。这将显露出两个极端。对于狂热者来说，所有和解的言语都是可憎的。“耶稣，是和平吗？他与你有什么关系？快回到我身后来。”和平不是问题所在，而是拥护者和党派。反之，那些冷淡不热心的人认为他们或许可以用折中，或二者兼得，抑或巧妙的和解方式容纳宗教的观点，就好像他们要在人类和上帝之间做一个仲裁一样。这两种极端都是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基督徒联盟，或与之相类似的战争联盟。他们自己所写的两条论述既明智又清晰：“所有不与我们同在的就是反对我们[6]的。”“所有不反对我们的就是与我们同在的”就是说，要把宗教的基本观点和主旨同那些并不纯粹属于信仰的而是关乎观念、秩序或者好的意图的观点区别开来。这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只是一件普通的小事，并且已经做到了。但是如果这件事不那么完全地执行，拥护它的人将更多。
基于此，我也许只会根据我的小模式贡献意见。请勿以两种争论来分裂上帝的教会。一种是，被争论的关键点过于微小，不值得激动和争吵，这些都是因为矛盾激起的。如同一位奠基人所写的那样：“基督的外衣确实是无缝的，但教会的外衣确有着不同的色彩。”因此他说：“让这件衣服有变化，但不要有分裂。”统一和一致是两码事。另一种争论是，当被争论的关键问题很大，但是后来变得微妙和隐晦，以至于这件事不切实际了。一个有判断力和理解力的人应该时不时听听无知的人的不同意见，并且知道他们所谓的不同，其实是同一件事，但是他们自己不会认同。如果能越过人与人之间判断力的差距而理解到这层意思，那么能否这样想：我们之上的上帝，能明白世人的内心，他难道不能辨明处在矛盾中脆弱的人其实想表达的是同一件事吗？因而也就能接受双方的意见了。关于这样的争论的性质，圣保罗在警告和箴言中表述得很好：“避免世俗的新奇术语和反对真道的伪学问。”人们创造的敌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敌对；把这些敌对如此确定地列入术语中，以为意义会支配术语，而实际上是术语支配了意义。这里也有两个错误的和平与统一：一个是当和平置于低地但高于愚昧的时候，因为所有的颜色都会在黑暗中变得一样；另一个是直接承认反对的要义，然后在其基础上拼凑而成。真理和谎言在这些事情中，就如尼布甲尼撒二世想象中脚趾上的铁块和泥土一样，也许可以分割开来，但却不能融合。
有关宗教统一的方法，人们须当心，不要在取得或增强宗教统一的过程中，消灭或损毁了仁慈的大义和人类社会的法则。在基督徒中有两把剑：精神之剑和世俗之剑。这两把剑在宗教的维护上都有它们应有的用途和地位。我们不可以拿起第三把剑——穆罕默德用血腥的迫害来强迫人的内心来传教——除非是明目张胆的丑事，对上帝的亵渎，或谋反，或滋长叛乱，才应把剑交付于人民的手中，授予他们处理密谋和反叛的权利，处理类似想要颠覆统治（上帝所定之条例）的行为。如不避此种种，无异于将记录上帝旨意的第一块石碑与[7]第二块猛撞，或把人类当作基督徒，而忘了他们是人。诗人卢克莱修看见阿伽门农能够承受自己女儿的牺牲时，惊叹道：“宗教竟能让人做出如此病态的行为。”
如果他知道法国的大屠杀（1572）和英国的火药谋反，他又会说些什么呢？也许他会七倍于原来的自己，成为更加注重享乐和无神论的人。因为那把世俗的剑在因宗教拔出时，更加地谨慎小心；所以将它放在普通民众的手中是一件极其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把这种事情留给那些重侵派和其他的恶魔吧。当魔鬼说“我将会上升如至高”时，即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但是更大的亵渎是装成上帝，然后以上帝的名义说：“我要下降到如邪恶之王。”使宗教存在的原因下降到可以残忍谋杀君王、屠宰人民、颠覆国家和政府的统治，这样的行为算得上更好吗？当然，这是降低了圣灵的格调，不是绘作鸽子的肖像，而是类似秃鹫或者渡鸦形状的，把教会的旗帜设置成海盗和暗杀者一样。因此教会借助教条和法令，君王们借助他们的剑，基督徒和学问界借助召唤的力量，把所有这些有相同的行为和有意支持这些行为观点的人送往永恒的地狱，如同在很多好的方面已经做到的一样。当然，[8]在有关于宗教的忠告中，那位使徒的忠告应被加在前面，“人类的愤怒不能铸就上帝的正义。”一位睿智的奠基人曾说：“凡是施行或劝人压迫他人良心的人，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句话值得注意，也确实为人所接受了。论复仇
复仇是一种野性的审判。人类的天性越是趋向它，法律就越应除去它。因为虽然它的第一个罪恶只是触犯法律，但是这件罪恶的举动却使法律失去了地位。无疑，复了仇，这个人就和他的敌人平等了。但是抛去仇恨，他就比他的仇人高一等了。因为宽恕是君王所需要的一部分。我确信所罗门所说：“宽恕他人的冒犯是一个人的荣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已经不可反转了。明智的人有足够多的现在和将来的事要做，因此他们不会轻视自己，让自己为以前的事奔波。没有一个人会为了作恶而作恶，而都是为了获得利益、欢乐、荣誉，或者类似的东西而奋斗。因此，为什么我要因为一个人爱他自己比爱我更多而生气？如果有人仅仅因为性情乖僻作恶，那又该如何看待呢？不过是像荆棘或者石南，除了刺伤他人之外，什么也不能做。最能容忍的一种复仇是报法律不能制裁的仇。但是复仇的人也要吸取经验，让复仇的行为也没有什么法律能惩罚。不然仇人仍占领先地位，吃亏的程度是二比一。有些人在复仇的时候，希望当事人知道他是为何而来的，这也是种宽宏大量。伤害他人的感觉不如使当事人忏悔来得愉快。但是一些不入眼的小角色和狡猾的懦夫就像飞在黑暗中的箭一样。科斯姆斯，佛罗伦萨的一个公爵，有一个针对背信弃义或忘恩负义的朋友的犀利言论，他似乎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饶恕的：“你也许读到过要求我们原谅我们敌人的文字，但你绝不会读到我们应该原谅我们朋友的说法。”然而约伯的精神似乎在一个更高的格调，他说：“我们只愿从上帝手中拿到好的东西，而不愿取走邪恶的东西吗？”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天天研究复仇，他的伤口就一直好不了；而当你停下复仇的心思，伤口就会痊愈如初了。公众的复仇大多结局较好，例如为恺撒之死复仇，为佩里提娜斯之死复仇，为法兰西亨利三世复仇等许多类似的复仇。但是个人的复仇却往往不是如此。不仅如此，心怀仇恨的人们通常生活在充满恶魔的生活里。这些人活着的时候于人不利，死时也于己不幸。论困境
赛涅卡曾仿照画廊学派提出一个高论：“我们期盼幸运带来的福祉，但更应赞美厄运带来的意外收获。”无疑，如果奇迹是超自然的东西，那么它们大多都出现在逆境中。此外，他还有一个更高明的言论（对于异教徒来说就太高了）：“一个人拥有人类的缺点和上帝的安心才是真正的伟大。”这句话若出现在诗歌中就更好了，因为诗歌似乎更能创造卓越。不过诗人真的常用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就是古诗人那篇神秘小说（似乎没有神秘就没有深意了）中表述的；不但如此，还有一些接近基督徒的状况，即当赫拉克勒斯去解放普罗米修斯（象征人之天性的神）时，在一个瓦盆或瓦罐里渡过了大海，逼真地刻画出基督徒以血肉之躯渡过世界上滔天大浪时的坚毅。平实一点讲，幸运所造就的品德是节制，而厄运所造就的品德是坚韧；从道德上来说，后者是更为英雄化的品德。幸运是《旧约》的赐福，厄运是《新约》的赐福。厄运带来更大的祝福，更清楚地显露了上帝的喜爱。如果在《旧约》中，听大卫的竖琴音，你大概也能听见如颂歌一样多的哀乐；而且圣灵的笔描述约伯的苦难比描述所罗门的幸福更吃力。幸运不是没有恐惧和疾病，苦难也不是没有安慰和希望。在缝纫和刺绣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暗黑色严肃的背景上绣生动的图案，比在明亮的背景上绣深色悲伤的图案更令人愉悦。因此可以从眼睛的愉悦来判断心灵的愉悦。无疑，美德有如名香，焚烧压碎后更芬芳。因为幸运将弱点显露到极致，而厄运将美德发挥到极致。论伪装与掩饰
掩饰不过是一种较弱的策略或智谋，因为它需要超常的心智和强大的内心，知道什么时候该说真话，做真事。因此，政治家中较弱的一类往往更善于掩饰。
塔西图斯说：“利维娅把她丈夫的技艺和她儿子的掩饰融合得非常好。”奥古斯塔斯擅长技能和谋略，提比略擅长掩饰。当努斯鼓动维斯帕西安用武力反抗维梯留斯时说：“我们起事不是反抗奥古斯塔斯尖锐的判断，也不是反抗提比略极度的小心谨慎或严密。”技能或谋略、假装或严密，这些特性确实是一些习惯和才能，并需辨明。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判断的敏锐性，他就可以辨明什么事情可以公开，什么事情应该保密，什么事情需要半明半露，以及该对谁说、何时说，正如塔西图斯所说的，这是治理国家和处世的技巧。对他来说，掩饰的习惯是一种阻碍、一个弱点。如果一个人不能获得敏锐的判断力，那么他就只能趋于隐蔽，成为一个掩饰者。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具体情况下选择或变化，那么他一般会选择对自己最安全、最谨慎的方法，就像视力弱的人走得轻且慢。无疑，最有本事的人都是公开坦率交易的，有着诚信诚实之美名。他们像接受过良好训练的马一样，能辨别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转向。有时，他们认为这件事确实需要掩饰，而也就真的掩饰了，那么过去观念中他们虔诚的信仰和正直的行为会使人们相信他而不为人所疑。
自我掩藏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缄默，有所保留和保密，即一个人不让别人有机会看出或推断他的为人。第二层是掩饰，是一种被动的方式，即一个人故意露出端倪，教别人错认他的为人。第三层是伪装，是主动的方式，即一个人努力和刻意伪装成一个虚假的自己。
这里的第一层——缄默——是能听到自白和忏悔的品德。的确，缄默的人能听到许多自白和忏悔。谁会愿意将自己的秘密透露给那些爱多嘴和胡说的人呢？但一个人越是缄默，就越有爆发的一天，就像压缩空气一旦打开会占据更多的空间。又如在教堂忏悔，那并不是因为真相对现世有多重要，而是人们为了内心的舒坦。所以缄默之人得以了解更多的心事；但比起增加心事，人们更愿意宣泄心事。简言之，缄默之人更易于发现秘密。此外（说实话），裸露是不美的，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完全地展露自己，那么他的态度和行为将为其赢取不小的尊敬。至于健谈之人和胡说之人，他们通常都是自负且容易受骗的。因为他能谈论他所知道的，也能谈论他所不知的。因此“保密这个习惯于处世和修身都是有益的”。从这层意思来讲，人脸的好处在于有一张可以自由谈论的嘴；但另一方面，人脸也有其缺点，因为表情往往成为极大的弱点而常常出卖自己。这一点根据表情受人关注和信任之多甚于言辞便可知。
第二层是掩饰。掩饰大多数是紧随缄默而来的，并且是必要的。因此一个人如果想变得缄默，他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掩饰。因为人们太精明，他们不能容忍一个人在两个问题间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偏袒任何一方。所以他们会用问题来包围他，引诱他，设法探出他的想法。因此，除非他真能缄默到底，否则必会表现出对某一方的倾向；又或者即使他什么也没说，人们也会从他的沉默中推测出类似的信息，如他自己说了一般。至于模棱两可的话，更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没有人是能够真正缄默的，除非他给自己留有一些掩饰的余地。从某种程度上说，掩饰不过是缄默的裙裳或随从。
但对于第三层，伪装和造假，除非是在极其重大和稀少的事件中，我认为都是该受到谴责的，它无关乎策略。因此，伪装的习惯（即掩藏的最后一层）就是一种恶习。形成的原因要么是天性的恐惧或虚伪，要么是心智的重大缺陷，如此才需时时伪装而掩人耳目，又因怕生疏此道而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也伪装了起来。
掩饰和伪装有三个好处：其一，可以迷惑反对者，并且出其不意。因为一个人的意图如果公布了，就成了唤醒所有反对者的警钟。其二，可以给自己留一条不错的退路。因为如果一个人明说要如何，那么他就只能死干到底或者接受失败。其三，能更好地了解他人的想法。因为对那些公开展现自己的人，人们几乎不会表露出反对，而会让他继续公开自己，并且使其言论自由转变为精神自由。因此有一句很精辟的西班牙谚语“说一个谎就找到一个真理。”似乎除了伪装再也没有其他发现的途径了。掩饰和伪装也有三个坏处：第一，伪装和掩饰通常带有一种惧怕的表现。这种惧怕的表现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损坏飞往目的地的羽翼。第二，伪装和掩饰会迷惑许多人的内心，而被迷惑的人也许会和它合作。伪装和掩饰使得一个人几乎独自走到尽头。第三，也是最大的坏处，它剥夺了一个人行为中最主要的工具：信任和信念。最好的结合是有坦白的名声、缄默的习惯、适当的掩饰，以及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拥有伪装的能力。论父母与孩子
父母的乐趣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他们的忧虑和畏惧也是如此。他们既不会说出其欢欣，也不会说出其忧惧。子女能使辛劳变得甜蜜，但也会使不幸变得更苦。子女给父母增加了生活的负担，但也减轻了死亡的痛苦。繁衍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但是记忆、美德和高贵的作品是人类特有的。当然人们也应当看见许多伟大的事业和创办都是由一些无子嗣的人所做的。他们设法表达出他们身体所不能表达的精神图像。所以没有后代的人对后代的关心是最多的。那些树立家业的人，对子孙也最是放纵。他们不仅把子嗣看作家族的延续，也看作他们事业的延续。因此当子嗣成了他们所创之物的延续时，他们才会那么珍惜和溺爱。
父母对自己的几个孩子，其感情大多是不平等的，有时甚至是不相称的，尤其是母亲。如所罗门所说：“一个聪明的儿子使他的父亲高兴，但是一个不礼貌的儿子使他的母亲蒙羞。”大家应该发现，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中，一个或者两个最年长的受尊重，最小的一个会被宠坏，而居中的几个则好似被遗忘了，但事实证明他们其实是最优秀的。父母在零用钱上对子女的吝啬是一个有害的错误。这使得他们以此为基础，精于计谋，结交卑鄙自私的伙伴，在富庶后过度饮食。因此父母保有对子女的权威，而不是他们的钱包，这才是最好的。人们有一种愚蠢的习惯（父母、教师和仆人都是）：在孩子们童年时，就在他们之间制造和培养竞争。这使得他们长大成人后也经常制造纷争，扰乱其家庭。意大利人对待自己的孩子、侄子以及近亲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在乎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的。而且，说真的，自然界更是如此。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侄子有时候比起他的父母更像他的叔叔或者某一位亲属，这是血缘在起作用。父母应及早为子女选择他们的职业和课程，因为那时他们最听话；同时又不要过分干涉，以为子女会以自己觉得最好的而收益最多。的确，如果孩子的喜爱或才能超群，那么最好不要反对。但是普遍的箴言是：“选择最好的，习惯会使它变得愉快和简单。”兄弟中年纪小的通常是幸运的，但年长的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也是罕见或绝没有的。论结婚与单身
有妻子和子女的人已经向命运交了抵押品，因为妻子与子女是大事业（无论是大善还是大恶）的阻碍。因此事业最辉煌的人和对公众最有益的人，都是没有结婚或没有子嗣的人。这些人在感情和金钱上都可以说是与公众结婚并投资了。那些有孩子的人必然最关心将来，他们知道必须给最爱的人以保证。有些人虽然过着单身生活，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仅限于自身，并且认为未来与他们无关。不但如此，另一些人认为妻子和子女仅仅是几项开销。更有甚者，一些愚蠢而又贪婪的富人以没有子嗣为傲，因为这样他们就会被认为更有钱。也许是因为他们听到了一些言论，比如“某人非常富有”，但其他人反对说：“是的，但是他有子女需要负担。”好像子女是他财产的折扣一样。但是最普通的单身原因是自由，尤其对于有自恋和反复无常思想的人来说。这些人对束缚非常敏感，他们几乎认为他们的腰带和吊袜带都是镣铐。未婚的人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并不是最好的臣民。因为他们很容易逃跑，而几乎所有的逃亡者都具备那样的条件。单身生活适合于传教士，因为如果慈爱最先注满了池子，就几乎不能抛向大地了。单身对于法官和治安官来说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如果他们油嘴滑舌并且腐败，则有一个仆人的坏处将五倍于有一个夫人。对士兵来说，我发现将军在奖励他们时，通常提醒他们想一下自己的妻儿。我认为土耳其人对婚姻的不尊重使那些粗俗的士兵更加低贱了。当然，妻子和子女是一种人性的训练，尽管单身的人很多时候都更显慷慨，因为他们的财富不易耗尽，然而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残忍和无情（作审问官正合适），因为他们内心柔软之处很少被唤起。庄重之人易受风俗引导，因而心志不移的多是情爱甚笃的丈夫，就像尤利塞斯说：“他喜欢他的老妻甚于永生。”忠于丈夫的妇女通常是骄傲不逊的，一如她们自己对贞洁的自持。如果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有才智，那么这就会成为其贞洁和顺从的理由。但如果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妒忌心重，就再不会认为他有才智了。妻子是青年男子的情人、中年男子的伙伴、老年男子的护士。只要一个男人愿意，他就必然有借口结婚。但是泰利斯，一个智者，在回答“一个人应该什么时候结婚”这个问题时答道：“一个年轻的人还不应该，年长的人根本不应该。”我们通常会见到一个不好的丈夫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也许是因为他会偶尔显露的优点，也许是妻子以其忍耐力为傲。但有一点是不会错的，即如果这个坏丈夫是她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而选择的，那么她就必定会努力补救自己的失策。论妒忌
除了爱情和嫉妒，没有任何一种感情能令人神魂颠倒、心醉神迷。这两种感情都有强烈愿望，很容易使自己陷入想象和假设的旋涡，尤其是对象在场的时候。如果真有蛊惑这样的东西存在，这就是导致蛊惑的地方。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圣经》里把妒忌叫作邪恶之眼；占星家称星宿的坏影响为“恶容”；所以世人似乎承认，当嫉妒行为发生时，嫉妒者会眼红或放出光。不但如此，一些人好奇之甚，观察到嫉妒的眼神冲击力最大的时候，是被嫉妒者沐浴在荣耀和胜利之中时，这会使得妒忌更加锐利。而且，这时被嫉妒者的精神多显露于外表，因此易受到这种打击。
暂且不管这些玄妙的地方（尽管在某些方面它们并非不值得思索），我们先谈谈什么人容易嫉妒，什么人会遭人嫉妒，以及公妒和私妒有什么区别。
自己没有美德的人，总是妒忌别人的美德。因为人的思想要么以自己的好处为食，要么以别人的坏处为食，并且想拥有这一种就会打压另一种。而当人们没能达到他人所预期的美德时，就会设法压制他人所有以寻求平衡。
一个多事且爱打探别人隐私的人通常是易嫉妒的。因为知道他人许多事情绝非是由于所有这些事都与他本身有利害关系。因此，原因只有一个，即他抱着一种旁观他人福祸的娱乐心态。一个只关注自己事情的人，也不会有闲情找很多事情来妒忌。因为妒忌是一种游荡的热情，宁愿在街上行走也不愿在家逗留，所谓“未有好管闲事而不心怀恶意者也”。
出身高贵的人对新崛起的人都有嫉妒之情。因为距离改变了，这像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当别人赶上来时，他们认为自己退步了。
残疾之人、宦官、老人和浑蛋，都是满怀妒忌的。因为他们无法改善自身的情况，于是会尽其所能损害他人的状况。除非这些缺陷照亮了勇敢和伟大的本性，使他们天生的缺陷成为荣耀的一部分。例如说一个宦官或瘸子竟做出了如此伟大的事，这简直使荣耀成了奇迹，像宦官纳尔西斯，像瘸腿的阿格西拉于斯和帖木儿。
那些在灾难和不幸中崛起的人也容易妒忌，因为他们和那些被时代不容的人一样，认为别人受到的伤害就是对自己苦难的补偿。
那些因浮躁与虚荣而想在许多方面都优秀的人也总是嫉妒心盛。因为他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精通，而事实上每一方面总有强者胜过他们。这就是阿德里安君王的特性。他自恃在作诗、绘画和技艺上有过人之处，便极其妒忌诗人、画家和技师。
此外，近亲、同事以及发小，当平辈腾达之时，他们容易心生嫉妒。因为他们容易拿这些人和自己的运气相比，容易关注他们，对他们的记忆更容易在头脑中闪现，相比其他人，这些人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而嫉妒之心总是随着言论和名誉加倍的，亚当的献祭更受上帝喜爱时并无旁人在场观看，否则，该隐对他兄弟亚伯的嫉妒将更为卑鄙和邪恶。以上便是关于容易嫉妒的人的话了。
接着谈一些或多或少容易受到嫉妒的人。首先，德行高尚的人，其德行愈增，被嫉妒的可能性愈小。因为他们的所得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嫉妒付出，而只嫉妒赏赐。其次，嫉妒总是随比较而来，可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因此君主除了被君主嫉妒外，不受其他人嫉妒。然而要注意的是，微末之人在初升显贵的时候最受妒忌，渐渐地就没那么受妒忌了；反之，有功绩和德行的人在他们福泽延绵，经久不息时易受到妒忌，因为尽管他们的功绩和德行不减，但光辉变暗，后起之秀的光辉使其失色了。
有高贵血统的人在攀升时受人嫉妒的较少，因为他们出身很好。此外，似乎攀升并没有增加他们更多的财富。嫉妒就像阳光，射在堤岸或陡峭的高地比射在一个平面热得多。同理，那些逐渐高升的人比一夜成名的人所受的嫉妒要少。
那些把他们的荣耀与辛苦、忧虑、危险联系在一起的人不太会遭受嫉妒。人们认为他们赚取荣誉非常辛苦，有时还会同情他们，因而抵消了嫉妒。因此你应当注意到那些深沉冷静的政治家，当身处高位时，总是哀叹自己的生活多么不快：“我们正遭受着多么大的苦难啊！”并不是他们真的感受如此，而只是为了减少嫉妒罢了。但是这种苦难必须是别人加之的，而不是自己招致的。因为没有什么比不必要的野心更招致嫉妒的了；同时，位高者让所有下属官员都在自己的职权和身份范围内行事，是最能消除嫉妒的。如此，他与嫉妒之间就多了许多屏障。
那些凭借自己巨大的财富而傲慢无礼的人最易遭人嫉妒。为了显示自己的伟大，使自己满意，他们要么通过外在的炫耀，要么努力战胜所有的反对和竞争而达到目的；而聪明人则宁愿给嫉妒贡献点什么，在那些不太关系切身利益的事件中故意让人阻挠和压制。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公开坦白的举止（只要不带狂妄和虚荣）比狡猾和奸诈的态度要更少地受人嫉妒。因为后者似乎在表明他不配拥有那种幸运，并且像是清楚自己能力有限，这样只会使他人更嫉妒。
最后，来总结一下这部分。如本文开篇所言，嫉妒的行为是带有几分巫术的，所以除了治疗巫术的方法外，没有其他治嫉妒的方法，也就是把魔咒（他们这么称呼的）移到别人身上去。为此，有智慧的大人物总是把其他人推向舞台来转移那些可能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嫉妒，有时这些嫉妒落在部长和雇员身上，有时落在同事和伙伴身上，如此种种。然而为了这种事情，绝不会缺少一些天性莽撞而愿意承担的人，因为他们只要能获得权位和事务，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现在且来谈谈公众的嫉妒。公众的嫉妒还有一些好处，但私妒则没有。因为公众的嫉妒就像放逐，在人们过于位高权重时能压制他们。因此公众的嫉妒是对大人物的一种制约，把他们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这种嫉妒，拉丁语称作“invidia”，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愤”。关于这点我将在叛乱篇中再说。这种嫉妒是一种可以在国家中传染的疾病，其病毒蔓延传播，感染健康的人。所以当嫉妒进入国家变成公愤后，甚至会中伤这个国家最好的举措，使它们变得恶臭。因此政治家把值得称颂的和不得人心的举措混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做不过是一种懦弱，只能表现出对嫉妒的恐惧，而这对国家是不利的。嫉妒就如同病毒，你越是惧怕，就越容易感染。
这种公愤似乎主要会打击重臣或大史，而不是国王或帝制本身。但确有这样一条可靠的定律：如果重臣招致的嫉妒很甚，但他自身引起的原因很小，或者如果嫉妒遍及国家制度下的所有官员，那么这种嫉妒（虽然是潜在的）实则是针对国家体制本身了。关于公妒或公愤就这些了；至于它与私妒的区别，第一个部分已经说了。
关于妒忌这种情感，我再从普遍意义上添几句：它是所有情感中最复杂、最难缠的，因为其他感情只会在特定的场合出现。有句话说得好：“嫉妒是没有假期的。”因为嫉妒总是在某些人身上活动。此外，还有人说爱和嫉妒使人憔悴，这也是其他情感做不到的，因为其他情感不如爱和嫉妒持久。嫉妒也是最卑鄙、最堕落的情感；所以说嫉妒是魔鬼的特质。魔鬼被称作“夜晚在麦田里种稗子的嫉妒者”。是的，嫉妒在暗夜行事，它嫉妒麦子，所以种稗子来伤害它。论爱
爱情在舞台上的价值大于在生活中的价值。因为在舞台上，爱情永远都是喜剧，偶尔才是悲剧；但在生活中，爱情带来的大多是伤害。时而像一个魔女，时而像一个复仇女神。你可能已注意到，在所有伟大和有价值的人中（那些被人们所铭记的，不论古代或现代的），没有一个人沦落到为爱疯狂的程度。这表明，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事业能将这种柔情排除在外。但必须把罗马帝国的半个执政人马库斯·安东尼和作为古罗马十大行政官之一的立法者阿比乌斯·克劳迪亚斯除外。因为前者确实是一个荒淫无度的人，而后者是一个严肃且智慧的人。如果看守不是那么严的话，好像（虽然很难得）爱情不但能找到开放的心灵的入口，也能进入筑了堡垒的心房。伊壁鸠鲁有一句不那么好的话：“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一座足够大的剧院。”好像生来本该注视天堂和高贵之物的人，除了跪在小小的偶像之前就什么都不该做了，把自己做成奴隶（如禽兽一般），尽管不是为口舌之欢，而是为眼目之乐（因为眼目是上帝赐给人类追寻高贵用途的）。注意爱——这一情感的增加以至于过度，以及它如何不顾天性和事物的价值，是一件奇怪的事。并由此可见，以往所见的夸张言辞常出现在爱情里。有句话说得好，那些卑躬屈膝的奉承者都是有智慧的，是一个人的自我。当然爱情更是如此。因为无论一个人如何骄傲，其对自己的评价也没有他在爱人眼中那样荒谬。有句话说得好，“要恋爱又要明智，那是不可能的。”这种弱点不会只向其他人显现，而不在爱人眼中显现。但若要在爱人眼中显示得最多，这爱须是相互的。因为爱情总是要回报的，不是相互的，就带有隐秘的轻蔑。这是一个正确的定理。根据这一定理，人们应该当心这种情感，它会使你丢失东西，甚至丢失自我。至于其他损失，诗人表述得很好：更喜欢海伦娜的人放弃了朱诺和帕拉斯的赏赐。因为无论是谁过于沉迷热烈的感情，都会遗失财富和智慧。这种感情会在人们脆弱的时候泛滥，即最幸运和最困窘的时候，虽然后者常被忽略。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激起爱情，并使它更热烈，所以爱情是愚蠢的孩子。那些只承认爱情的人做得很好，他们使爱情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并且完全切断其和生活重大事件及行动的联系，因为爱情一旦干预事业，就会搅扰人们的前途，并且使人们没有办法让自己想要的结局成真。我不明白为什么武士最容易坠入爱情。我想这和他们喜欢酒精一样，因为危险的事物通常需要娱乐作为报酬。在人的天性中，对他人爱的倾向和行为，如果不在某个人或某些人身上显现，就会很自然地蔓延向许多人，使人变得仁慈宽厚，有时在天主教修士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夫妇之爱创造人类，朋友之爱使人完美，而无度的爱则使人腐化卑贱。论高位
人在高位时，是三重仆人——统治者或国家的仆人，名声的仆人和事业的仆人。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不管是个人自由、行动自由还是时间自由。这是一种奇怪的欲望：寻求权力而丢失了自由，寻求可以管制他人的权利却丧失了可以自主的权利。向高位的爬升是艰难的，人们经受痛苦以取得更大的痛苦；为了爬升，其手段有时是卑贱的，然而人们却借此达到尊贵的地位。这高贵的地位是不稳的，会退步或垮台，或者至少蒙上阴暗的色彩。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当一个人觉得他不再是他的时候，就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不但如此，人在退休之前需要对自己的生活耐心时没有时间耐心处理，等到退休了，有时间了，他们又不愿意了，这一点和关于年龄和疾病问题上的道理是一样的。就像城里的老人，他们直直地坐在街边的门口，毫不在意因为年纪而受到的轻视。无疑，大人物需要借他人之言来找寻自己的幸福感，如果以自己的感觉来评价，他们将找不到幸福感。如果他们想想别人是怎样看自己的，其他人也很乐意变成他们那样的人，然后他们就会像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幸福了，尽管在他们的内心事实正好相反。他们是最先发现自己悲伤的人，却是最后发现自己错误之人。无疑，身居高位的人对自己是陌生的，他们穿梭于忙碌的事物之中，没有时间来照料自己，无论是身体上的健康还是精神上的健康。“一个人死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了，只有他自己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命运。”在位之人有做好事和做坏事的权力，后者是一个诅咒。因为谈到作恶，最好的情况是不愿意，其次就是不能。做好事的权力是纯正且合法的，因为对于人们来说，好的想法（尽管上帝接受）如果不能变为现实，也比做梦好不了多少。并且做这些事离不开权力和地位，如优势地位和指挥地位。价值和功德是人们行为的最终目的，有了这两样才会觉得人生满足了。因为如果一个人能成为上帝剧院的参与者，那么他就应该同样成为上帝其他部分的参与者。“上帝把目光转向他用手所创造的作品，看到一切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安息日了。在你所处的位置前设置最好的榜样，因为模仿是箴言最完美的体现。过些时日，在你的面前设置自己的榜样，并严格地审查自己是否一开始就做到了最好，同时也不要忽视那些在同样职位却没有做好的例子。
不要通过谴责他人所做的事来抬高自己，而是要告诫自己应该避免什么。因此，改革不能自吹自擂或者以前人的丑闻来进行，而是给自己制定目标并以此创造好的范例。追溯最初的制度，看它们是怎样衰落的。但也要汲取两个时期的忠告：向古时候询问什么是最好的，向后一时期询问什么是最适合的。设法使你的进程有规律，这样人们就可以预先知道他们到底期待什么。但是也不要变得太乐观和专横，并且在当你偏离你的规则时可以表述清楚缘由。维护你所在位置的权力，但不要搅和司法权的问题。且宁可静静地获得你的权力，也不要用索赔和怀疑的语气去争论。同样，维护下属的权利，并且以在主位上指挥为荣，而不要以忙于所有事为荣。接受和寻求关于你的职位的帮助和建议。不要把带给你消息的人当作爱管闲事的人，而要接受他们的好意。权力的坏处主要有四个：延迟、腐败、粗暴和易受诱惑。关于延迟，给予舒适的通道，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手中的事，除非必要，否则不要让其他事务交错其间。关于腐败，不只要约束你或者你的下属不去拿，也要约束给予之人不要提供。因为正直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是公开声明正直，并对贿赂有分明的憎恶，就会影响他人；不仅要避免这种错误，也要避免这种嫌疑。无论是谁被发现有了改变，改变得非常明显却没有清楚的原因，就会有受贿的嫌疑。因此，当你改变你的观点或路线的时候，应清楚公开地声明，并说出导致你改变的原因，而不要偷偷地改变。一个仆人或亲信，如果他和你很亲密，没有其他明显的可取之处，其职位通常会被认为是行贿得来的。关于粗暴，这是引起不满的不必要原因。严格生恐惧，但是粗暴生厌恶，即使是官方的责难也应该是严肃而不是嘲讽的。关于易受诱惑，这是比受贿更糟糕的。因为受贿只是偶尔会有，但是如果纠缠不休或无根据地考虑诱使一个人，他将绝不会幸免。如所罗门所说：“敬重他人是不好的，因为这样的人会因为一小块面包而越矩。”一句老话说得更真实：“地位展示了这个人。”即，显示了一些好的方面，也显示了一些坏的方面。“一个没有当过君王的人，所有人都会认为他适合做君王。”这是塔西佗说戈尔巴的话，但是对于维斯帕西安，他说：“他是唯一一个把权力的拥有变得更好的君主。”虽然第一个是关于统治能力的，另一个是关于习俗和感情的。一个人因为拥有权力而人格增进，这是他人格高尚而宽宏大量的佐证。因为权位是或应该是美德之所在。并且，如在自然界中，事物激烈地向某一位置移动，继而平稳沉着地保持在所处的位置，如同德行在努力时是猛烈的，在权位上却是安稳平和的一样。所有通往高位的攀爬都是通过曲折的阶梯的，并且如果有派系的话，最好在爬升的时候选择一派，在上位后保持中立。适当且温和地运用你前辈的经验，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将在江郎才尽后付出代价。如果你有同僚，请尊重他们，并且在他们没有期望被召请的时候召请他们，而不要在他们有理由召请的时候拒见他们。在谈话和私下答复请求者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自觉或过于记得自己的地位；反之，最好让人家说，“他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人。”论勇
这是一篇微不足道的小学课文，但值得有智慧人的深思。有人问德摩斯梯尼，演说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说，姿态；又问：其次呢？姿态；再问：接下来呢？姿态。他说了这些，并且最明白这些道理，而他并没有他所称赞的这些天生的优点。真是奇怪，姿态对于演说家来说只是表面的一种才能，而且更像是演员的德行，但却被抬得如此之高，高于创造、演说和其他一些技艺。不但如此，似乎它已经成为独一无二的、全部的。而事实上原因却是显而易见的。人的天性中常是愚蠢多于聪慧，因此那些最能触动人们思想中愚蠢部分的技能才是最强大的。与此极为相似的就是世务中的勇敢：首先是什么？勇敢；其次和再次又是什么？勇敢。可是勇敢是愚昧和卑贱的产物，比起其他东西更加低等。尽管如此，它能迷惑并约束那些见识浅薄或勇气不足的人，而这种人又是数目众多的；勇敢甚至还能在聪慧的人意志脆弱时将其说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勇敢在民治国家创造了许多奇迹，但是在有参议院和君主的国家则少见。而且勇敢总是刚开始的时候比后来有效，因为它不善于信守承诺。如同治病的庸医，或是政治团体的江湖骗士，他们担保会有奇效，甚至在头两次中也确实如他们所言，但这都是靠运气，缺乏科学真知，因此不能长久。而且，你应该看到过胆大的小伙多次试验穆罕默德的奇迹——穆罕默德让人们相信他可以召唤山丘，然后在那座山顶上为信奉他信条的信奉者祈祷，于是民众聚集在了一起；当穆罕默德一次又一次地召唤山丘来到他身边时，山丘终于屹然不动了。而此时，穆罕默德一点也不觉得窘迫，而是说：“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所以那些人承诺了一件很大的事而又可耻地失败时——如果他们有完全的勇气——他们依然可以忽视这种耻辱，轻轻略过，转向其他的事，而不再回顾。无疑，对于有敏锐判断力的人来说，勇敢是用来观看的，并稍微有点可笑；而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其实也是如此。如果荒谬是笑话的主题，那么你不用怀疑，大勇者鲜有不伴随着荒谬的。尤其是当一个勇夫被揭穿而失败时，就更加可笑了，因为此时他的脸犹如被罩上了一个缩小且呆滞的面具。这是必然的，因为在失利和羞愧中，人的精神确实是有些游离和不定的；但对勇夫而言，他们在上述情形中是呆滞的，就像下棋下成和棋，虽然不算输，却不能继续进行了。这话似乎更适合讽世的文章，而不适合严肃的评论文。但有一点是值得考虑的，那就是勇敢是盲目的，因为勇敢看不见危险和麻烦。因此勇敢在议论中是有害的，在行事时是有益的。所以勇者的适当用途是：绝不能任命他为领导，而要作为副手，并要听从他人指挥。所以议论时，最好能看到危险；而行事时，最好别去看，除非是极大的危险。论善与善性
我把善良这样定义，即有利于人们的人和事。也就是希腊学家所说的“善”（Philanthropia），而“人性”（Humanity）这个词（像它所用的那样）用来表达善良又显得有一点过轻。我把习惯的善叫作善良，爱好的善叫作天性善良。这是精神的一切美德和高贵中最伟大的，是属于神的特性。如果没有它，人们就只是一种忙碌、顽皮又恶劣的东西，并不比害虫好多少。善良和神学上的美德、慈爱相符合，并不会过度，只是有过失。对权力的过度渴望使天使堕落，对知识的过度渴望使人堕落。但是对于仁慈来说，是没有过度这一说法的，不管是天使还是人类都不会因为它陷入危险。善良的爱好是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天性中的，因此，如果它不是传给人们的话，也会带给其他的生物。因为这是可以从土耳其人身上看出来的，一个残忍的种族，然而对于兽类却很仁慈，并且给狗和鸟施舍东西。由此如同伯斯贝丘斯所述的那样，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基督教的男孩因为恶作剧堵住长嘴剑鸻的嘴而被人扔石头。在这种善良或仁慈的美德中确实容易犯错。意大利有一句骂人的话：“他太好了，好得一无是处。”意大利的一名学者，尼古拉斯·马基雅弗利曾自信且清楚地写道：“基督教义把好人抛给那些专横不义之人猎捕。”他这样说，是因为确实从来没有法律、教派或学说像基督教那样赞美善良。因此，为避免诽谤和危险，最好去研究了解一下如此优秀的习惯以及其所言的错误何在。我们要努力利人，但不要成了他们表象和幻想的奴隶。因为如若那样，就容易受欺或懦弱，使得正直的思想被囚禁。也不要给《伊索寓言》中的公鸡宝石，如果它有一颗大麦粒，会更满意更高兴。上帝的例子真实地给了我们一些教训：上帝降雨给正义的人和不义的人，也照耀正义的人和不义的人。但是他不会在人们身上降下财富或平等照耀荣誉和美德。一般的利益是关乎所有人的，但特殊的利益是关乎被选中之人的。并且在临摹时要小心，不要损坏了原样。因为神学教我们：以爱己之心为原型，然后用以爱你的邻居，这就是对原型的仿作。“变卖你的所有，施以穷人，追随我；变卖部分，若未打算随我而去。”就是说，除非你有用微小财富行善但其效果等同巨大财富行善的才能，否则就是滋养了支流而枯竭了源泉。善良有被正确引导的，也有天性使然的；与之类似，恶性也有天性驱使的。因为有些人的天性中，就不关心他人利益。较轻的恶性使人或易怒，或刚愎自用，或好斗，或阴郁，如此种种；较深的恶性则使人嫉妒甚至纯粹的使恶。这样的人在他人的灾祸里繁荣起来，并且还落井下石，还不如舔舐拉扎勒斯（圣经中的麻风乞丐）伤口的狗好，他们就像在腐烂东西上嗡嗡直飞的苍蝇。那些“仇恨人类的人”总是把人们诱骗到橡树下然后将其吊死，可他们的花园里却没有泰门那样作此目的树。这样的天性在人类天性中是一项严重的缺陷，但却是铸就伟大政治家最合适的材料。就像曲木适合造船，因为船必定要受颠簸；但却不适合用来建房子，因为房屋需要牢固。善良有很多种，如果一个人对陌生人和蔼且彬彬有礼，表明他是“善”这一国度的公民，他的心不是与其他大陆隔断的孤岛，而是与各大陆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陆。如果他对他人的苦难同情，表明他的心有如那些愿意自己受割而要带给人类药物的高贵的树。如果他易于宽恕冒犯，表明他的心灵安放在高于伤害的地方，所以自己不会被伤害到。如果他因小小的恩惠心怀感激，表明他看重人们的内心，而不是他们的坏处。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他有圣保罗的完美，能够为了拯救他的同胞而希望被基督谴责，就显示出了许多神的天性了，和基督自己就有些一致了。论贵族
关于贵族，我们先将其作为国家的一个阶级来谈论，然后再作为一种有特殊品质的人来谈论。一个没有贵族阶层的君主制国家是完全且绝对的暴政国家，就像土耳其人一样。因为贵族使君权缓和，并且把人们的目光从君主身上引开。但是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他们是不需要贵族的。这样的国家比起有贵族家族的国家而言，通常是平静且很少有叛乱的。因为人们的目光都放在事业上，而不是人身上。即使有人的目光停留在人身上，那也是因为事业的缘故；选取适当的人选，而不论其所代表的旗帜或血统。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瑞士实行宗教多样化，行政区分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国家却延续得很好。这是因为维系他们的是实实在在的事业，而不是对在位者的景仰。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中统一的行政区化对统治非常好，因为在地位平等的国家，磋商就会更加的中立，缴纳和上贡也更使得人们愉悦。伟大而有说服力的贵族给君主增添庄严，但却减弱了君主的权势；给予了人们生存和精神，却抑制了他们的财富。贵族没有越过君权和国法，是极为恰当的；但同时仍需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之上，如此，在地位低下之人想犯上的时候，其桀骜之气就会在冲击君王威严之前与贵族冲撞，以此分散其势力。但过多的贵族会使一个国家贫穷并带来许多麻烦，因为这会出现过多的花费。除此之外，贵族过多，经过一段时间后，总会有很大一部分人趋于贫穷，这就会在荣誉和财富中出现一种不均衡。
至于作为有特殊品质的贵族——我们看见一座古老的城堡或未腐朽的建筑，或看见一棵不错的并已成材的好树时，都会心生敬畏。那么注视着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屹立于历史中与时间的波涛中，其气象又是多么令人敬畏啊！因为新贵族只是权力的代言，而古老的贵族则是时间的代言。那些最先开始崛起成为贵族的比起他们的后辈通常更为有能力，但也鲜有清白的。因为很少有不通过善恶交混的手段而获取地位的。但是他们留给后代的记忆中却只有长处，而缺点则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死亡了，这也是合理的。出身贵族的人通常都不喜劳作，而不勤劳的人却嫉妒勤劳的人。除此之外，贵族中的人不能升得更高了，当人们上升的时候，贵族们只能留在原地，这样贵族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嫉妒。另一方面，贵族阶级能消除那些对他们的消极嫉妒，因为他们生来就拥有荣誉。无疑，君主若能在贵族中发现有才之人而用之是最为安适的，国家政事也会更顺利；因为人们很自然地屈从于他们，如同他们生来就有发号施令的权利。论叛乱与动乱
牧民需要知道国家风波的征兆。当事情逐渐变得平衡时通常是最剧烈的时候，就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春分或秋分最猛烈一样。并且就像在暴风雨之前总有一股空洞的风和海里隐秘的涌浪，在国家中也是一样：逼近的动乱，黑暗的谋反。之后征兆出现，战争秘密地聚集。
当诬蔑国家的放肆言论频繁且公开出现，以及那些与之类似，对国家不利而容易为人所信的谣言经常传播时：都是动乱的征兆。维吉尔，在写《名望的出身》时说她是巨人们的姐妹：她——大地之母，因为对神的愤怒，生下了第四个孩子——科托斯和恩克拉多斯最小的妹妹（如他们所断言的那样）。
好像流言是过去暴乱的遗产，而又确实是叛乱来临的前奏。无论如何，维吉尔所注意的是对的，煽动性的混乱和煽动性的名声差不多，只是如同兄弟和姐妹、阳性和阴性而已。尤其是当它成为一个国家最好、最真实的行为，本应该给予赞扬，但却被冠上了恶意并加以诋毁时：因为这表明了极大的嫉妒心。就像塔西佗说的：“当政府不被喜爱的时候，好的行为也和恶劣的冒犯一样了。”因为这些谣言是动乱的征兆，所以对这些谣言采取严厉的镇压应该是阻止动乱的办法。对谣言的蔑视通常能很好地阻止谣言，而到处去阻止只能使得质疑长存。并且塔西佗所说的那种顺从是应该被怀疑的：“乐意去服从，可是更乐意领会命令而不是执行命令。”争论、宽恕、对命令和指示的吹毛求疵，是一种摆脱束缚的举动，也是一种违抗的尝试，尤其是在那些争端中，那些服从指示的人说话畏惧，而那些违抗的人说话大胆的时候。
马基雅弗利说得也很好，那些应该为人民父母的君主，若他们自成一派并偏向某一方，就会像因为两边重量不平等而被推翻的船一样。这点我们可以从法兰西的亨利三世时期看出来。因为他首先加入了消灭新教徒同盟，然而不久之后，这个同盟就反过来对付他了。因为当君主的权力被当作导致某些事件的帮凶，并且有其他的组织比君权的组织更快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君王就开始失去自己的统治力了。
同样，当纷争、争吵和派系公开且大胆地进行的时候，就是政府的崇高地位开始消失的征兆。因为在政府中最高级别的人的举动，应该像第十层天的行星的举动。（按照老观点）就是，每一个行星都因为最高级别的运动规律快速地移动，在自转中则非常柔和。因此，当大人物们在自身特有的运动中猛烈地进行，就如同塔西佗所表达的“对政府的崇敬不受控制”那样的时候，就是天体失去框架的征兆。因为崇敬是君主从上帝那里得来的束带，于是上帝想要恐吓君主们，结束他们的光环时说：“我将解开君主们的光环。”
所以当政府四个支柱（宗教、审判、法律和财政）中任意一个受到严重的动摇和削弱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需要祈求天气晴朗了。但让我们先跳过预言（有关这个在后文中可以发现许多），先谈谈叛乱的材料，然后谈谈叛乱的动机，最后谈谈补救的办法。
关于叛乱的材料，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预防叛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拿走叛乱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有了事先准备好的燃料，就很难分辨那用来点火的火星是从哪里来的。叛乱的材料有两种：极度的贫穷和极度的不满。有多少破产的人就有多少制造麻烦的人，这是肯定的。卢肯对于内战前的罗马帝国的情形描述得很好：“从此财产被高利贷的利息吃光，利息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贪吃；从此信用摇摇欲坠，为了众人的利益而斗争。”“为了众人的利益而斗争”是一个国家有叛乱和纷争倾向的准确的征兆。并且如果上流社会贫穷和被破坏的财产与低微的人们连在了一起，这危害则是近且大的，因为由于饥饿所带来的反抗是最严重的。至于不满，它们在政治团体当中犹如人性中的情绪，是会聚集不可思议的能量然后爆发的。君主不要根据不满合理与否来估量其危险，因为那样就把人们想象得过于通情达理了。也不要把不满所产生的痛苦事实上是大是小作为标准，因为畏惧大于知觉的不满是最危险的不满。“痛苦有其限制，但是恐惧是无穷无尽的。”此外，在严厉的压迫下，那激起人们耐心的事同样也能击败勇气，但在恐惧中并不是这样。不要让任何君王或国家放松对不满的关心，因为这些不满经常出现，或者存在已久，尽管还没有危险的事发生。因为水蒸气或雾气都不会变成暴风雨，这一说法是真的。然而尽管暴风雨多次停息，最后还是可能会下雨。像西班牙谚语说的：“绳子最终还是会被最弱的拉扯弄断的。”
暴乱的原因与动机是宗教的创新、税收、法律和习俗的变更、特权的破坏、普遍的压迫、小人的晋升、外地人、物质缺乏、松散的士兵、派系分裂严重，还有激怒民众让其因为共同的缘故而连接在一起的任何事。
关于叛乱的补救措施，可能需要一些普通的防腐剂。关于此我们需要谈一谈：至于合理的治疗方法，必须要合乎特殊的病害，所以必须要留来商议而不是根据规定来治疗。
第一个补救和预防的方法是去除所有我们所说过的可能引起叛乱的原材料。那就是地区的资源缺乏和贫穷。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开放贸易和注意贸易平衡、注重制造业、减少失业、用法律来抑制浪费和超前消费，以及反对奢侈、改善和节约土地、调节物价、节制税收等措施。一般来说国家的人口（尤其是没有被战争损害的时候）不应超过国家所拥有的资源能够供给的数量。人口又不能仅仅是依靠数字来估计，因为对于一个人口少的国家，如果他们消耗得比他们创造的更多，那么就会比人口多但是消耗低的国家更快地耗尽资源。因此贵族和其他身份地位高的人的增加比普通人的增加更快的话，就会很快地将国家带入贫困的境地。教士的过度增长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同样地，学者的过度增加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同样，应记住：任何国家的财富增加必须在外国人身上取得（因为不论什么，在某些方面得到，就会在某些方面失去）。有三种东西是一个国家可以出售给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手工产品、运输。所以如果这三个轮子运作，财富就会如泉涌般滚滚而来。并且有一点曾多次被印证：产品和运输比原材料更加有价值，更能使一个国家富裕。低地国家的人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地面矿产资源。
最主要的是，良好的策略是不使国家的珍宝和钱财集中在几个人手中，不然就会出现一个国家也许有巨大的财富，但是人民仍旧挨饿的情况。金钱就好比肥料，只有撒到大地上才是有用之物。要这样做的话，尤其要压制或约束那些贪婪的行业。比如高利贷、垄断、大型畜牧业等。
说到消除不满，或至少消除不满所带来的危险，我们所知道，每一个国家通常有两部分主体：贵族和平民。当其中只有一个心有不满的时候，这种危险是不大的。因为平民在没有被上流阶层刺激的时候，是行动缓慢的；而上流阶层除非在民众们准备改变自己时，否则力量是有限的。当上流阶层只是等待下等臣民申明自己的动乱的时候是危险的。诗人们想象说剩下的众神将会限制朱庇特，这被他听到后，便通过雅典娜，送来百手巨人来帮助他。毫无疑问，这只是一种象征，用以展示君主确保平民的福祉是一件多么安全的事。给予适当的自由来使悲伤与不满蒸发（同样不要太过于傲慢或大胆）是一个安全的方法。因为使体液回流，伤口向内流血的人是危险的。
在有关不满的情形中，厄庇墨透斯的所为很可能变成普罗米修斯（即事后所想的也许会变成事先预测的东西），因为再没有比他的所为更能预防不满的了。厄庇墨透斯在悲伤和邪恶飞到外面后，终于关上了盖子，而把希望留在了箱子底部。当然，谨慎且巧妙地对希望进行培养和招待，并引导人们从一个希望到另一个希望是最好的治疗不满的办法。如果一个政府能以希望赢得民众的心，或者在不能以希望而能以满意赢得其心时；又或者在应对各项事务时，能让民众觉得即使祸患有征兆却绝没有可能侵害这个国家时，这个政府便可以说是明智的了，而且将继续明智下去。这两种方法中后者较容易做到，因为个人和党派都更善于奉承自己，或至少他们不会表露出对一件事儿全没希望的样子。
同样，让国内没有适合的首领可以招聚或率领不满之人，也是一种很好的预防措施，虽然算不得什么新鲜的策略。我所理解的适合的首领，是指有大度和大名的人，被心怀不满的团体所信任和敬仰，并且认为他本人对自己的利益也有所不满。这样的人，政府要么拉拢他，要么与之和解，这是最好的结果。如若不能，就要使其在同一党派或团体中有人能与之抗衡，从而削弱他的名誉。总的来说，分化和削弱那些敌对政府的团体，让他们互相敌视，失去信任，也算是一种不坏的治疗方法。因为同理，如果赞成支持政府的人充满纷争和摩擦，或是敌对政府的人同仇敌忾，统一战线，情形都将是十分危急的。
我注意到有些从君主口中说出的锋利的言语点燃了叛乱之火，恺撒因一句话而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伤害：“苏拉不是学者，他不能下命令。”因为这句话完全地破坏了那些人们所抱有的他能停止独裁的希望。加尔巴以“我不是买士兵而是征收士兵”毁掉了自己。因为这句话使士兵们得到赏赐的希望落空。普罗布斯同样也因为一句“只要我活着，罗马帝国就不再需要士兵”而使得士兵们大失所望。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言论。当然，君主们需要在敏感时期注意言论，尤其是这些短小的语句。它们像箭一样飞向他国，并且被人们认为是不小心说出来的。至于大型的演说，则是单调且不被人们注意的。
最后，君主为了要预防所有的事件，最好在身边有一位或者多位勇猛的军事人才，在叛乱处于萌芽之时就将其扼杀。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一旦有叛乱，宫廷中就会有不安，而国家就会处于塔西佗所言的危险之中：“少数人试图叛乱，更多的人渴望叛乱，所有人赞同叛乱。”但这样的军事人才要可靠且有好名声，不喜欢结党营私，阿谀民众；而且他们还必须与政府其他大人物相合。否则，这药就会比疾病更糟糕了。论无神论
我宁愿相信《金色传奇》《塔穆德》和《古兰经》中的一切语言，也不愿相信这个宇宙的构架是没有精神存在的。并且上帝从不创造奇迹来驳斥无神论，因为他平时的工作就已经足够来证明了。一些哲学使人们的思想倾向于无神论，这是真的。但是在哲学的深处，又把人们的思想带回到了宗教。因为当人类的精神专注于许多次要的原因的时候，精神有时候也会停滞于其中，不会向前走。但是当精神注视着次因连接起来的时候，就必定会飞向普罗维登斯和天神。不但如此，最指责无神论的学派也最证明了宗教。那就是琉喀波斯、德谟克里特斯和伊壁鸠鲁学派。因为经过千万次可信的证明，世界是由四种易变的元素和一种不可改变的第五元素恰当且不断地组成的。这个世界的组成是不需要上帝的。这样的说法比起世界的秩序和美好是由无数细小的原子组成，而且不需要上帝的整理排列这样的说法更加可信。《圣经》写道：“愚昧的人在心里说世界上是没有神的。”而不是说出来。愚昧的人心里是有考虑的，所以他们习惯性地告诉自己，如同他们会这样认为而不是彻底地相信或者被说服。因为没有人会否认神的存在，除非这样对他们有利。显然地，无神论者更喜欢用说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而不是打动人心。无神论者总是会谈论他们的观点，就好像他们沉醉其中一样，并且会因为其他人的赞同而更加强大。不但如此，大家应该看到过无神论者们极力收取门徒，这跟其他的宗派一样。并且最主要的是，你会看到他们宁愿遭受苦难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世界上是没有神这样的东西，那他们为什么又给自己找麻烦呢？伊壁鸠鲁曾说他相信是有神的，但被认为是因为荣誉的原因假装罢了。当他断言这里有神圣的种类的时候，就好像不尊重政府而只是自娱自乐而已。许多人都说他是迎合潮流，但是他内心认为神是不存在的。但显然，他是被诋毁了。因为他的话是高贵且极好的：“渎神不是指否认信奉人们心中的神，渎神是去信奉人们所信奉的神。”柏拉图也不能比这说得更好。尽管伊壁鸠鲁有信心否认信奉神的实行，但是他没有否认自然界的力量。西印度人有他们自己的神的名字，尽管他们没有“神”这一名字：就好像异教徒中有朱庇特、阿波罗、马斯这样的名字等，而不是上帝、神这一类的名词。这表明就算是那些蛮荒落后的人们也有神的概念。尽管这些概念没有文明国度的概念宽广。因此，在反对无神论上，这些野蛮人和敏锐的哲学家是站在一起的。思想家中的无神论者是很少的：一个狄阿格拉斯、一个彼翁，也许还有一个卢西恩和其他一些人。但是他们看起来似乎比自己真实的样子更过了，因为所有对被一致认可的宗教或迷信抱有非议的人，都会被敌对的人打上无神论之名的烙印。但是真正的无神论者确实是伪善者。因为他们总是搬弄神圣的东西但没有感知。所以他们最后必定会被灼烧来去除罪孽。无神论的原因是：宗教的分派。因为任何主要分为两派的宗派都会增加两边的热情，但是过多的分派就会造成无神论。另一个原因是牧师的流言。当到达圣伯纳德所说的那个境地：“我们现在不能说牧师和普通人一样，因为事实是普通人没有像牧师那样坏。”第三个原因是，亵渎嘲讽神圣的事物。这会一点点地销毁宗教的尊崇感。最后一个原因是：学术盛行的时代，尤其是在和平繁荣的年代，因为困境和厄运更使得人们的思想向宗教致敬。那些否认神的人是在毁灭人类的高贵。因为人类的身体确实是和兽类相似的，所以如果人类的思想再不和神相似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可耻的生物了。同样，无神论也毁灭了人的气量和人类天性的提高。我们以狗为例，看它发现自己在被一个对它来说是上帝或者更好的种类的人驯养的时候拥有多大的慷慨和勇气。这清楚明白地显示了没有比它自己更高种类的自信的时候，它的勇气是达不到的。所以人们相信他们是受到神的保护或者喜爱的时候，会聚集起人们天性中不可能得到的力量和信心。因此，如同无神论在许多方面都令人讨厌，在这方面也是。那就是它剥夺了人类在自己的缺点上赞扬自己的天性。在个人中是如此，在国家中也是如此。从来没有一个如同罗马帝国一样伟大的国家。关于这个国家，曾听西塞罗说过一段话：“骄傲自大就像我们凌驾于国家之上一样，但是我们人数比不过西班牙，力量比不过高尔人，狡猾比不过迦太基人，艺术上比不过希腊人，连那些属于他们的国家和土地的家常感和故乡感也比不上意大利人和拉丁人。只有在虔诚和宗教方面，还有把不朽的神当作支配统治所有事物统治者的智慧方面，我们是优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的。”论迷信注释[1]Lucian卢奇安，古希腊讽刺作家，又译琉善。[2]Epicureans，伊壁鸠鲁派，是当时希腊的两大哲学学派之一，主张多神论，但偏向于唯物主义，以为人生的意义即是享乐；另一派别是Stoics，斯多噶派，主张泛神论，他们多骄矜自满，重修行和禁欲。[3]Lucretius，卢克莱修，古罗马哲学家及诗人。[4]这里指Plutarch，普鲁塔克的《传记集》。[5]以上三句均出自《马太福音》。[6]出自《列王记》。[7]出自《出埃及记》。[8]St. James，圣·詹姆斯。
对神没有任何意见，也好过有与其不相符的意见。因为第一种是不信，第二种则是侮辱。无疑地，迷信这一词是对神的非难。普鲁塔克在这一点上说得非常好：“我宁愿许多人说没有一个叫普鲁塔克的人，也不愿他们说有一个叫普鲁塔克的人在他的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吃了。”这话就如同诗人们说塞图恩一样。这种对神的侮辱越大，对人的危险也就越大。无神论把人们留给道理，留给哲学，留给自然虔诚，留给法律，留给名誉。所有这些东西，即使没有宗教也可以成为表面的道德上的美德的向导。但是迷信卸下一切，在人们的脑海里建立绝对的君主专制。因此无神论永远不会扰乱国家，因为无神论使人对自己谨慎，就像看不到远处的东西一样：我们看到，那些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就像奥古斯都大帝时期）都是太平的时代。但是迷信曾在许多国家引起骚乱，并且带来了一个新的原动天，这使得所有的政府入迷。迷信的主人是人，并且在所有的迷信中，有智之人是跟随着愚人的，争论是以颠倒的顺序伴随着实践的。在特伦特会议中一些高级教士严肃地说道：经院学者的教条暴露出摇摆不定的地方，他们就像天文学家一样，把自己伪装得古怪。一些天体的体系，用来证明一些现象。尽管他们知道是没有这些东西存在的。同样，经院学者构建了许多微妙且错综复杂的原理和定理来解释教会的行为。迷信的原因是：取悦和享乐的仪式和典礼；过度的表面且伪善的神圣；对传统的过度尊崇（这只会给教会增加负担）；高级教士因为自己的野心和利益所设的诡计；过于注重好的意图（这开启了骄傲自大和新奇性的大门）；以人的思想来打算神的事（这只能繁衍出想象的混合物）；最后，野蛮的时代，尤其是有灾难的时代。迷信如果没有面纱来遮掩，就是一个畸形的东西。比如一只猿猴，因为如此地像人而变得畸形丑陋。所以与宗教相似的迷信也使其畸形丑陋。又如好肉腐烂生出小虫一样，好的体制和秩序也会腐化出许多小的规矩。有一种避免迷信的迷信，那就是当人们认为他们最好地远离了以前被一致认可的迷信时。因此应该留心（像清洗体内积毒而方法不当一样）不要把好的与坏的一同丢弃，这通常会在普通民众作为社会改革者时发生。论游历
游历在年轻一代是教育的一部分，在年长一代是经验的一部分，在还没有学会那个国家的语言之前就去那个国家可以说是去上学，而不是游历。我非常赞同年轻人应该在导师或雇员的带领下去游历。指导你的人必须会那个国家的语言或者以前去过那个国家。因为他可以告诉同去的那些人，在这个国家什么东西值得一看，什么人值得拜访，这个地方又可以带来什么锻炼或训练。否则，年轻人就如蒙着头巾，不怎么能看到外面的东西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除了天和海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人们却在写日记。但是在陆地上旅行的时候，有那么多可以观察的东西，然而大部分人却忽略了。好像偶然的东西比特意观察的东西更值得人记录似的。因此应该写日记。在游历中值得观赏考察的是：君主的朝廷，尤其是当他们接见外交大使的时候；法庭，当他们坐下来听审的时候；还有宗教法院；以及有现存遗址的教堂和修道院；城镇的墙垣和筑垒，还有港口和海湾；古物和遗址；图书馆；学院、辩论会和演讲；航海和海军；挨着大城市的公用和娱乐用的房屋和花园；兵工厂；军火库；杂志；交易所；奖学金；仓库；马术训练、击剑运动还有士兵训练等；上流人士喜欢去的戏院；宝石礼服等珍宝；木制品和珍品；总之就是要去一切值得记忆的地方。这些都是导师或仆人应该去调查的。至于盛典、假面舞会、宴会、婚礼、葬礼、刑场等，人们是不需要记在脑子里的。然而它们也不该被忽略。如果你将一个年轻人的游历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并且在短时间里获得很多东西，他就非这样做不可了：首先，如我们先前说的，他在进入那个国家之前必须要会那个国家的语言；然后他必须要有一个去过那个国家的导师或者仆人，并且带上一些描述他要去的国家的地图或书，这些书和地图将会成为他调查的关键；让他写日记；不要让他在一个城镇中待得过久，停留时间的长短按照那个地方的价值来决定，但是不要太长；不但如此，当他待在一个城市或小镇的时候，让他更换自己的寄宿地，从城镇的这一边到城镇的另一边，这样就能认识更多的人了；让他和自己国家的人分开，并且在有该国上流人士出没的地方用餐；在他从一个地方搬往另一个地方的时候，让他努力取得居住在当地且品质高尚的人的帮助，那些人也许会帮助他实现所想见或想知道的事，这样他就可以缩短他的游历而获得更多的利益了。至于游历中应当拜访的熟人，其中最有益处的朋友就是使节的秘书或雇员了。如此在游览一国的同时，可以得到多国的知识。游历时也应该去看看各个领域在国际上远负盛名的杰出人物，去看看这些人是否与他们的名誉相符合。至于争吵，是必须要小心避免的。争吵的原因通常是因为情人、健康、座位和语言。一个人也应该注意如何与性情暴躁好争论之人交往，因为他们会把他扯进自己的争吵。游者归国返乡后，不要把他游历过的国家抛在一边，而应该与他最有价值的异国朋友保持通信。他的游历最好出现在他的话语中而不是他的外表或姿态上。并且在他的谈话中也最好使用经过深思熟虑的回答而不是主动说故事。而且他应该让人觉得自己不是以国外的习惯来代替本国的习惯，而只是把国外所学的精华之处移植到了本国风俗之中而以。论帝国
想要的东西太少而害怕的东西过多，这是一种思想的悲惨国度。然而君主通常都是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已经站在最高处，没有什么想要的了，这使得他们的思想更加衰弱。并且有许多的危险和阴影的意象，使他们心神不宁。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君心难测”的原因之一了。因为有着众多的猜疑，但又没有一项主要的欲望可以指挥和约束其他欲望，这使任何人的心都是难以琢磨的。因此君主常为自己制造欲望，并且将心思专注在一件细小的事上，这些事有时候是一座建筑，有时候是建立一种秩序，有时候是栽培一个人，有时候是获得一种艺术或手艺。就像尼禄之于竖琴，多米田之于箭，康门杜斯之于击剑，卡瑞卡拉之于御马等。这对于那些不知缘由的人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以为人们的心更容易因为在小事上获利而欢乐，而不是在大事上有所建树。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君主在早年时就十分幸运而赢取了巨大胜利，但这种胜利不是永远的，因为幸运不可能是永久的。他们也为幸运支付了代价，因此他们在晚年时，常变得迷信而忧郁。如亚历山大大帝、戴克里先，还有我们都记得的查尔斯五世，以及其他一些君王。因为那些一向进取的人突然碰了钉子，停滞下来，就会垂头丧气起来而变得不像自己了。
现在来说帝国的真气质，这是罕见且难以维持的东西。因为性情和非性情都不是纯粹的，而是包含着对方的。但是互相包含是一回事儿，而相互替换又是另外一回事儿。阿波罗尼回答维斯帕西安的话就是极好的例证。维斯帕西安问他：“让尼禄被推翻的是什么？”他回答：“尼禄善于抚弄弹奏竖琴，但在政治上，他有时把发条上得太紧，有时又太松。”无疑，忽而大施威迫，忽而过度松弛——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平衡和不合时宜的权力变化更破坏权威了。
近代有关君主的重大事件中，智者都会在危难来临的时候巧妙地躲避或转移，而不是死死地停顿在那儿，企图超然于危难之上。人们应该注意他们可能忽视和遭受的麻烦并做好准备。没有人能阻止星星之火，也没有人知道它们会从哪里来。因为君主的事务是多且困难的，但是通常最大的困难在他们的心里。因为通常君主（塔西佗说的）的意愿都会矛盾：“他们的欲望通常都是强烈且不兼容的。”因为权力的弱点就是想要掌控指挥结局却又不能忍受那些手段。
君主们必须能应付邻国、妻妾、子女、教士、贵族、世袭贵族或绅士、商人、平民、士兵们。如果他们不小心谨慎地处理的话，这些方面都可能出现危险。
首先，关于他们的邻国。这除了一条永恒的规则外是不能被赋予一般的规则的（形势是变化的）。那永恒的规则就是君主应该保持警戒，不要使他们任何一个邻国强大（通过领土扩张、贸易增强、外交手段等）以至于比先前对自己更具威胁。预见和防范是永远都必要的一般性工作。三大君王——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和查尔斯五世——在位时，有一个不变的形势，那就是他们三个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一旦有类似苗头发生，另外两个君王就会通过联盟或在必要时采取战争，重新达到平衡，并且不会因为利益而与之讲和。同样地，在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多国王和劳伦斯·梅第奇，卢多维科斯·斯福尔查（一个是弗罗伦萨的君主，一个是米兰的君主）的联盟（圭查尔迪尼说这是意大利的安全所在）也是如此。一些经院学派认为，因为以前的伤害或者挑衅而发起战争是不正义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尽管敌人还没有发出攻击，但我们已经有了恐惧和危机感，这也可以说是战争的合理的原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至于妻妾，是有一些残酷的例子的。利维亚因为毒害丈夫而出名，罗莎拉娜——索利曼的妻子，就是杀害苏尔坦王穆斯塔法的人，并且还给他的家庭和继位问题带来了许多麻烦。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皇后也是谋杀并废黜她丈夫的主谋。当妻子们预谋将自己的孩子推上皇位或者有了外遇的时候，是最危险的。
关于他们的子女，由他们引发的悲剧和危险也同样很多。一般来说，父亲对自己的孩子有所怀疑总是不幸的。穆斯塔法的毁灭（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对索利曼一族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从索利曼至今，土耳其的继承血统都是不纯正的。因为塞利玛斯二世被认为是假的继承人。克里斯珀斯——一个年轻的王子，被他的父亲康士坦丁努斯大帝杀害。这同样也成了他们家族的致命伤害。因为康士坦丁努斯和康士坦斯努斯的儿子都死于暴力。他的另一个儿子，康士坦提乌斯也不见得结局有多好。他是因为疾病而死的，但也是在玖丽安纳斯起兵谋反之后死的。迪米特里厄斯——马其顿王国普力普二世的儿子，他的死让他的父亲带着悔恨离世。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但是因为这样对子嗣有所猜忌而得到好处的父亲却很少或者没有。除非是在子嗣公然反抗他们的统治时，如塞利玛斯一世反对巴加赛特的统治，还有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
至于教士，当他们感到骄傲和自大时，也是会引发危险的。如同安赛尔莫斯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时期。他们手持的木杖如同君王手中的剑一样，而他们所对付的是傲慢强大的君王威廉·鲁弗斯、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这种危险不是来自他们本身，而是他们所依赖的外国的权势，或者在教士刚入教或选举时是由民众选举，而不是国王授命或者其他一些特别的人的赞助。
至于贵族，与他们保持距离也不算错。但是压制他们可能会使一个君主更加专制，更不安全，并且很少能够执行他们心中所想的事。我的《英格兰亨利七世传记》中写到过这些：亨利七世是被压制的贵族，他所度过的时代是充满困难与纠纷的。因为那些贵族表面上仍对他忠诚，但他们都没有与他在事业上的合作，所以他只好自己来做所有的事情。
关于那些世袭的二世贵族，他们是没有多大的威胁的，因为他们只是一盘散沙。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说一些大话，但是这只能造成一些小伤害。此外，他们是高级贵族的平衡所在，使他们不至于成长得太快。最后，他们是最直接与人们见面的掌权者，所以他们能最好地缓和人们的暴乱。
关于商人，他们是身体的滋养品。如果他们不繁荣，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有良好的四肢，但是血脉将是亏空的，营养贫乏的。对他们征收重税于国君而言并无多大利益，尽管那样会使税收看来有所增加，但这从小处获得的利益最终会在大处流走，因为那会削弱贸易的总额，从而危害郡县的繁荣发展。
关于平民，他们是很少有危险的。除非他们有优秀能干的领袖，或者你干涉他们的宗教、习俗或生活方式。
关于兵士，当他们联合成整体并且习惯于被赏赐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危险的族群。我们可以看到苏丹的卫士和罗马君主的卫士就是这样的例子。而训练普通人，并将他们分散到各个地方，有一些指挥官指挥，但不给赏赐，作为防御是没有危险的。
君王们就像天上的星宿，能够带来好的或者坏的时代，受到很多尊敬，但是不能休息。关于君王的箴言，在两句话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领会：“记住你是一个人”和“记住你是一个神或者上帝的使者”。一句话是用来约束他们的权力，一句话是用来约束他们的念想。论谏言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给予谏言的信任。因为在别的信托中，人们只是托付生活中的一部分，如土地、产业、子女、信用和别的一些东西。但如果是他们的顾问人，他们就会交托全部。这取决于受委托人的信用和忠诚度。明智的君主不应该认为谏言会使自己的伟大削减，或有损他们的完美。上帝也不能缺少它，且上帝还为其命名：谏言者。所罗门曾说有谏言才有安定。事情都会有他们的第一、第二波的波动。即使他们不在谏言的争论中颠簸，也会在命运的波涛中颠簸。并且反复无常、成败不定，就像一个摇摇晃晃的醉汉一样。所罗门的儿子发现了谏言的力量，就像他的父亲发现了它的必要性一样。因为上帝最喜爱的国家是因为错误的谏言而毁灭的。这个谏言有两个标志，上帝赋予它就是为了让我们看见，并指导我们不要犯错的。错误的谏言来自两方面：在人方面，是年轻人的谏言；在事方面，是暴力的谏言。
古人详尽地指出了谏言和君王的密切关系和不可分割性，还有君主们对于谏言睿智恰当的利用。第一，他们说久皮特与美狄丝结婚，这指代了谏言。借此人们认为君权是要与谏言是结合一体的。然后就是接下来的：他们说，在久皮特与美狄丝结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但是久皮特不肯等到她把孩子生出来，就把她吃了。因此他就变成了自己怀了孩子，并且从他的头中诞生出武装的帕拉斯。这个寓言故事暗藏了帝权的秘密：君王应该如何使用他们的朝廷。首先，他们应该把事务交付于朝廷，就像让之怀孕一样。但是当这些事务在朝廷中被详尽讨论、磋商、制定，并且成熟即将出世后，君王就不应该再让朝廷去决定和指导，而该把权力带回到自己手中，并向人们显示出最终的决定权（因为他是带着谨慎和权力公布的，就像武装的帕拉斯）是由他发出的。不仅从他的权威，还（这样可以更加增加其声誉）是从他的头脑和策略中而来。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谏言的不便之处和补救措施。不便之处已经在使用中显现出来，有三点：首先，暴露了事务，降低了机密性。其次，削弱了君主的权力，就像他们不能靠自己一样。最后，不忠实的谏言的危险，谏言者比听言者更有利。因为这些不便之处，意大利的教条和法兰西的惯例中，曾出现某些君王在位期间设置了内阁议会——一种比疾病更糟糕的治疗法。
对于保密，君主不必所有的事务都与臣子讨论，但是他可以从中选择。问他应该如何做，但没必要宣布他将会怎样做。还要注意，不要从他们口中泄露了机密。至于内阁会议，有一句话可以成为他们的座右铭：“我充满漏洞。”一个喋喋不休，以告诉他人秘密为荣耀的人，将比更多的人知道并守密更加危险。有一些事务是真的需要极度保密的，除了君主不超过一个或两个人知道。这些知道秘密的人不是没好处的，因为除了保密，这些言论会朝着一个固有的方向前进而不受干扰。但是那必须是一位谨慎的君主，能够亲力亲为的君主。并且那些内部的谋臣也必须是有智慧的人，尤其是值得君主信赖才行。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除了莫顿和福克斯，他不会把自己的重要事务透露给任何人。
关于削弱权威，寓言已经透知了补救办法。不但如此，当他们听政的时候，君王的尊严与其说被贬低了不如说是变得更崇高了。并且也没有君王因为听取谏言而丧失臣子的。除了谏言者权力过大或者议会分派严重。这些都是很快能发现并补救的。
关于最后一个不便之处是，人们总是以自己的视角来劝谏。无疑，“他在土地上找不到忠诚”是形容一个时代而不是个人。有些人天性忠心、真诚、朴实、直接，没有奸诈。君主应该首先把有这样天性的人吸引到身边来。此外，一般的谋臣是不会联合在一起的，而是一个监督另一个。因此，如果一个人的谏言是关于派系或者私人目的，这通常都要传到君王的耳朵里。但是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君主懂得谏言者如同他们懂君主一样：“君主最大的美德就是知人。”另一方面，谏言者不应该太好奇君主的私事。真正有品性的谏言者是要通晓君主的事务而不是他的性格。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给予他建议而不是迎合他的脾气。君主们如果能同时听取他们一起议事时的意见，又能听取个人私下的意见，将会更加有用。因为个人私下的观点更加自由，但在人前则较恭敬。私下里，人们更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在众人面前，人们很容易因为别人的好恶而受影响。因此最好两个都听取。并且对于阶级较低的人最好是私下听取，让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对阶级高的人最好在公众场合听取其意见，以维持尊重。如果君王只是听取关于事务的谏言而不听取关于人的，那么这也是徒劳的。因为如此，所有的事务都会变成死亡的图像，而事务的执行恰恰在人的选择。而只根据阶级来选择谏言者，则像研究一种观念，或解一道数学题，来判断这个人是什么或应该有什么性格，是不够的。因为铸成大错和取得大善都是由选人是否适当造成的。有人曾说“最好的谏言者就是死人”。当谏言者阿谀奉承时，书籍是会说实话的。因此最好是精通书籍，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了类似情景的人所写的书籍。
如今的议事机关在大多数地方都是普通的会议，在这里事务都只是被谈论而不是被辩论，并且都只是迅速地结束或者只做做样子。在重大的事情上，最好是前一日提出然后直到第二日再谈论。“夜晚是获得谏言的最佳时机。”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会议就是这样。那是个慎重且有序的议会。我建议应有一定日期的请愿书。因为这不仅给请愿者增加了确定性，还让会议有空来算这件事的价值。在选择促成事务的委员会时，最好选择一些公正的人，而不是那些对两方都有很深成见的人。我还建议永久委员会的设立，例如有关贸易的、财务的、战争的、法律的等。因为如果有许多特殊的议会，但是只有一个国家的议会（就像西班牙），在效果上，还不如永久的委员会，只不过国家议会有更大的权力而已。让这些可以通知议会的特殊职业（如律师、海员、铸钱者等）先让委员会知道。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通知议会。并且不要让他们聚众而行，或者以煽动的方式。因为那样就是对议会放话通知而不是陈述了。一个长桌和一个方桌，或者挨着墙的座位，看起来都是形式，但其实是非常有实质的事。因为在长桌上，坐在上位的人就可以指挥所有的事务，但是在其他的形式中，坐在下位的人的意见也能更多地被采用。一位君王，当他主持议会时，让他注意其言辞中泄露了多少他的意向。不然谏言者就要见风使舵，不能给予自由的言论，而是为他唱一首歌《我将使你高兴》。论延迟
幸运就像市场。在那里，如果你能多停留一会儿的话，价格就会下降。可是，它有时又像西比拉所供的东西一样，最开始的时候整个售卖，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卖，并且始终保持一个价格。因为时机（在普遍的谚语中）在她露出额前的一小撮头发但是没有人抓住的时候，就会变成秃头。或者至少把瓶子的把手给你，如果不抓住的话就变成圆滚滚的身子，让你难以抓住。再也没有比在开始的时候抓住时机更明智的做法了。危险如果一次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话，就再也不会是无关紧要的了。并且欺骗人们的危险比强势的危险更严重。此外，在危险还未靠近时就迎头打击，比长久注视着它的靠近要好，因为如果一个人看得太久，那么他就很容易睡着。另一方面，被过长的阴影欺骗（就像月亮低低地照在敌人的背上时）而过早射击，或过早预防而使其有机可乘，是另一种极端。时机成熟或不成熟（像我们说的）必须要好好衡量。一般来说，最好把所有大事的开头交给百眼的阿格斯，把结束交给百手的布里亚柔斯。首先我们需要看，然后迅速行动。对于使政客隐形的普路托的头盔，就是在议论的时候隐秘，在处决的时候迅速。因为当事情一旦到了执行的时候，就没有比迅速更保密的方法了。就像一颗在空中划过的子弹，因为飞得太快而逃过了人的眼睛。论狡猾
我们把危险的或畸形的聪明叫作狡猾。当然一个狡猾的人和一个聪明的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不仅体现在诚实上，也体现在能力上。有的人可以把牌藏得很好，却不能将牌玩得很好。同样的，有的人在游说和分派中做得很好，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很弱。并且明人是一回事，明事又是另外一回事。有很多擅长理解他人心思的人，在处理事务方面就不那么优秀了。人的构造比书籍更能教育一个人。这样的人更适合实践而不是会议。并且他们只是擅长小的一方领域，如果让他们去应付新的人，他们就会迷失目标。因此那用来辨认愚者与智者的老规则“把他们赤裸地送到他们不认识的人面前，然后你就知道了”并不是很适用于他们。因为这些狡猾的人就像小商贩一样，所以我们不妨把他们的商品列出来。
狡猾的关键点就在于用眼睛来等待你所谈话的对象说话，就像耶稣会的箴言：“有许多聪明人都是有着秘密的心和透明的面容。”然而要这样做的话需要眼神谦卑，就像耶稣会做的那样。
另一个是，当你有一些紧急的事需要马上离开时，你就要使与你谈话的另一方愉悦高兴，这样他就不会太清醒而做出反对。我知道有一位秘书兼顾问，他从来不直接请伊丽莎白女皇签署议案。他总是先和她谈论国家大事，这样她就不会太过关心议案了。
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做法就是在当事人很匆忙的时候让他作决断，这样他就不能停下来慎重考虑了。
如果一个人要阻挠一件他认为别人会做得很好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希望这件事顺利进行，然后让其以一种会使之失败的方式开展。
一个人正要说话的时候突然中止，会吊起听者的更大的胃口，并且想要知道得更多。
一件事如果被从对你的问题中套出，而不是你主动说出来的，会更好更有用。你也可以设置一个诱饵让别人问你问题。显示出与平时不同的面容，并且在最后给另一方问“你怎么了”的时机。就像尼迈尔斯做的那样：“我以前从没有在王面前露出愁容。”
在敏感和不愉快的事情上，最好让一个说话没有多大分量的人先开口，然后让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偶然进来，这样被别人问到问题的人就会向这位有分量之人发问。那喀索斯向克劳迪亚斯报告梅萨利纳和斯留斯结婚之事时就是这样做的。
一个人不想看见自己也身处其中时，通常会借用世人的名义。就像在说世人这样说，或者外面的人都这样说一样。
我知道一个人，当他写信的时候，他会把最重要的事写在附言里，就像是一件附带的事情一样。
还有另外一个人，当他说话的时候，会略过他最想要表达的，讲完后再倒回来，好像在说一件几乎要忘记的事情一样。
有些人设法让自己对于某些人的到来表现得惊讶，就像另一方突然出现一样。然后让对方发现在手中有一封信，或者做一些与平时习惯不一致的事。最后对方肯定会询问，这时他就可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了。
狡猾还有一点就是用一个人自己的名义说一些话，然后让别人学习并使用，以此来利用他人。我知道在伊丽莎白女皇时期，有两个竞争部长职位的人，他们彼此保持着非常好的联系，还会与彼此商议事务。然后他们其中一个说，在君主统治衰落的时代，做一个部长是一件多么棘手的事啊，他不想坐上那个位置。另一个人听到后就与他的其他几个朋友说起了此事，他觉得他没有理由在君主制度衰落的时候还想出任部长。这话被人听到后，告诉了女皇，女皇听到君主制度衰落这些字眼儿时，非常生气，就再也不听那人的任何言论了。
还有一种狡猾，在英格兰我们叫作在锅里翻菜。就是一个人在对其他人说一件事的时候，谎称是别人告诉他的。说实话，当这发生在两个人身上的时候，是难以分辨出是谁先说的。
还有一种方法，有些人通过否认的方法为自己辩护，让别人忽略他而把矛头指向别人。就像泰格利谬斯对伯勒斯做的那样，他说他没有过多的愿望，只希望君主平安。
有些人准备了许多寓言和故事，当他们想要表达观点时，就用一个故事把它包裹起来，这样不仅使他们安全，也使得他人更乐于传播他们的话。
另一个狡猾是用自己的语言和主张将所要的答案描绘出一个框架，这样别人就不至于太为难。
奇怪的是有些人在说真正想说的话之前都会说很多其他的话，离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很远，把其他的许多事说完后，再返回来说自己想要说的。这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但却是有很大用处的。
一个突然的、大胆的和意想不到的问题通常会使人惊讶，并露出马脚。就像一个改了名字并走在圣保罗大教堂的人，当另一个人在身后突然叫他原来的名字，他马上就要回头去看一样。
这些不重要的狡猾是无穷尽的。把他们这样列出来也很好。因为没有什么比狡猾的人顶替睿智的人更能危害一个国家的了。
但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知道事务的入口和出口，但是无法深入中心主题。就像一个有便利楼梯和入口的房子，却没有一个适合的房间一样。因此你应该可以看到他们在处理事务的时候十分松懈，但是没有方法可以检查或争论。通常他们把自己的无能当作优势，并让人们认为他们有指挥才能。一些人的做法就是在欺骗他人，并且（正如我们现在说的）在他人身上玩花招。他们不在乎他们处理事务的名声。但是所罗门说：“智者听从于自己的步伐，愚者则转变为欺诈。”论自谋
蚂蚁是一种为自己打算时非常聪明的动物，但是如果它在一个花园或果园里，就是一种有害的东西了。当然，所有过于爱自己的人都是损害公众的。因此一个人应当把对自己的爱和对社会的爱用理智分开，忠于自己但不欺于人，尤其是对你的君王和国家。凡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行为都是不好的。那就完全和地球一样。因为地球只以自己为中心，并且所有的天体都是围绕着它运动的——这对它们是有益的。什么都拿自己作为标准，这在君主身上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代表自己，其好坏还关乎公众安危。但是这发生在一个君主的侍从或者共和国的公民身上，就会变成极其严重的事。因为不论任何事经过这样一个人的手，最后都会变成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这必定常与他的主人或者国家的利益相悖。因此，君王或国家应当选择没有这样污点的侍从或臣仆，除非他们是想让这种人办细事，只作为工具。私利最大的害处在于使事务完全失宜。先顾臣仆之利，后顾主上之利，就已经很不好了；而如果为了臣仆之小利而罔顾主上之大利，就更过分了。这种情形就是腐败的军官、司库、大使、将军以及其他虚假腐败的仆人所做的了。他们使得利益的天平偏向他们一方，扰乱他们主人的重要大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仆人所得到的好处是与他们的幸运相当的。当然，这是一种过度爱自己的本性，就像把房子烧着，只为了烤鸡蛋。然而这些常常能得到主人的信任，因为他们所学的就是愉悦主人而使自己获利；而为了私利，他们是会放弃主人的大利的。
为自身谋利之智在很多地方都是一件堕落的事。它是老鼠之智，会在房屋倒塌之前离开房子。它又是狐狸之智，在獾制造好巢穴之后将其赶走。它又是鳄鱼之智，在吞噬的时候流泪。但是，特别要提到的就是，那些（如西塞罗说庞拜那样）“爱自己而没有竞争对手”的人通常是不幸的。他们总是让别人为自己牺牲，以为自己抓住了幸运的羽翼，最后却都变成了变幻无常的幸运的牺牲品。论革新
所有的生物在初生的时候都是病态畸形的，所有的革新也是。这是时间的产物。然而，正如那些首先给家庭带来荣耀的人通常比后代更为成功，第一个先例（如果是好的）是很少能够通过模仿达到的。邪恶在人的天性中是歪曲的，有着自然的运动，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最强的。当然，每一种药都是一种革新，并且如果不致力于研究新药，就必须要预料到新的疾病，因为时间是最伟大的革新者。如果时间自然地使事情变得更糟，智慧与言论也不能将其变好，那么结局又该如何呢？因习俗而建立的，虽然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至少是适合的。这句话是真的。那些已经过时很久的东西就像它们自己的同盟：新事物与旧事物不太融洽，尽管它们发挥着自己的功用，但是也因为它们的不一致而引起麻烦。此外，它们就像陌生人，得到更多的钦佩，但是少有青睐。所有的这一切也都是真的，假如时间停滞不动的话。但是相反地，时间是不停向前走的，所以继续保留旧习就会对革新形成阻拦，那些对旧时期过于尊崇的人也会对新事物蔑视。因此，人们应该在创新的时候参照时间自身的例子，时间所作的变更确实很大，但却是安静的，不被人所感知到的。否则，新事物未经检查，虽然改善了一些地方，但是也损害了他人。得益之人以此为幸，并感谢时间。而受到伤害的人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并且怪罪于革新之人。最好不要尝试在国家中进行变革，除非是非常紧急且有必要，或非常有利的。而且要注意，应该在需要改变的时候变革，而不是因为有改变的愿望而假装变革。最后，对于新颖的事，虽然我们不拒绝，但是也要持着怀疑的态度。就像《圣经》里说的，我们应该以古老的方式来审视，并挖掘出哪一条路才是直接又正确的路，然后就可以踏上这条路了。论效率
过度追求速度是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它就像医生所说的“预消化”，或者“速消化”。这必会使身体中充满未消化的东西而产生疾病的种子，因此，不可以用时间的多少用来测量快速与否，而要以事务的进度来测量。就像赛跑中，不是以大跨步和高抬腿来提高速度。所以在事务中，要保持专心于一件事，而不是同时做许多的事来提高效率。有些人只是想要在短时间做许多事，或者设法让事情表面看起来完成了，因为他们想让自己看起来非常有速度。然而通过紧凑做事来缩短时间是一回事，通过砍掉过程而缩短时间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需要几个机构或会议办理的事务，通常需要多次往返并且没有固定的方式。一个聪明的人在看见别人急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很快就会结束了。”
另一方面，真正的效率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时间是衡量企业的标准，就像货币是衡量商品的标准一样。所以如果做事太没效率，事业是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人们认为斯巴达人和西班牙人是很迟缓的，因而有“让我的死亡从西班牙来”一说，意思是这样死亡就会来得很慢。
好好听那些给事务第一手信息的人的话，并且最好在开始前引导他们，而不是在中途插嘴打断他们。因为他们原本是有自己的思路的，打断后他们的思路就会混乱。并且当他们搜寻记忆说话的时候，比他们按着自己的方式说话更枯燥，更惹人生厌；但有时打断他人发言的人比发言者更令人讨厌。
重复说明通常是浪费时间，但是没有比重复说明更能获得时间的方法了。因为当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已经砍掉了许多多余的废话。冗长的讲话与效率的适合度，就像礼服或者披风与赛跑的适合度一样。开场白和过渡，还有自解的话，都是极为浪费时间的，尽管在他们看来是谦虚进行的。那其实是华丽进行的。然而在别人有阻碍或妨碍的意愿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别太直接了。因为有远见的头脑总是需要说序言的，就像热敷的时候总要先让药膏侵入一样。
最重要的，顺序、分配、挑选是效率的生命，只要分布得不过分细微。因为不善于分类的人总是能处理好事务，而能够分类的人又总处理不好事务。选择时间就是节省时间。一个不合时宜的举动就像打空气一样。办事有三个部分需要注意：准备、讨论或调查，还有完善。如果你想要寻求效率的话，就要让中间这一工作由多人来分担，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则只需要少数人来完成。使事情进展得有效率的方法就是构想出一个主要的框架。虽然它也许会被完全拒绝，然而，消极的指导总比含糊的指导更有前景一些，就像柴灰比尘土更有利于生产。论表面之智
有一种意见说法国人比他们看起来更聪明，西班牙人则是看起来比实际聪明。但是不管这些国家如何，人与人之间却确实如此。因为圣保罗对于敬虔有一言：“有敬虔的外表，但否定了敬虔之力。”所以有许多聪明且富有智慧之人什么都没做或者只做一些小事，却显得非常庄严。“以极大的努力来做琐事”说的就是这样。对于一个有判断力的人来说，去看那些用什么形式或利用什么机械来改变，并把表面变得看起来如此有深度且重要，是一件非常可笑又讽刺的事情的。有些人是隐秘且有保留的，就像他们除非在黑暗中，否则不会展示他们的商品一样。并且总是看起来像保留了一些话一样。当他们不是很了解一件事的时候，他们说得就像自己很了解一样，并装作一副他们不能明说的样子。有些人通过面容和姿态来让自己看起来聪明。就像西塞罗谈到皮索：当皮索回他话的时候，他的一条眉毛都要到额头，另一条则要到下巴上去了。“你回答，一条眉毛到额头，一条眉毛到下巴，证明你不是残忍的人。”一些人认为说一些伟大的字眼儿，独断不容置辩，把他们不能证明的事当作没有问题，就可以成为智者。一些人对于他们无法触及的东西，就会露出一副鄙视或者轻视的样子，把它们当作无礼或者未知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让他们的愚昧无知看起来有智慧。一些人总是有不同的意见，通常通过对白来娱乐他人，引开话题。盖里亚斯说：“一个愚蠢之人，通过语言和细节毁了一件大事。”关于这种人，柏拉图在他的《普罗塔哥拉》中轻蔑地提到普罗流斯，并让他说了一段从头至尾不相符的话。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在所有的商议中总是站在反对方，并且希望以抗议和预示困难而得名。因为当一个议案被否定的时候，这件事就算完结了。但如果被通过的话，就需要去做一些新的工作。这种聪明的误区是事业的灾星。总之，没有衰败的商人或者极端贫困的乞丐为了维持他们的财富名声有那么多的诡计，就像这些空虚的人为了维持他们富有的名声一样。表面聪明的人也许可以设法得到舆论，但是不要让任何人雇用他们。因为你宁可找一个荒谬的人，也不要找一个过于表象的人来处理事务。论友谊
要在寥寥数语中同时道出真理和谎言是非常困难的，除了这句——“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因为有着自然的、隐秘的，对于社会憎恶和反对之人，都稍微有点野兽的性质。这是真实的。但是要说这样的人还有神的天性的话，就是不真实的了。除非他并不是因为喜欢孤独，而是出于靠远离人群来提升自我的一种喜爱和意愿。有些人被发现假冒这样的人，比如坎地安的伊比文尼迪、罗马的努马、西西里的恩培多克勒，还有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并且在教会的古代隐士和神父中也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是几乎没有人能理解孤独到底是什么，以及能延展多远。因为并不能把一群人直接叫作团体。这样的表面只是一幅画廊里的画。而交谈也不过只是叮当响的钹而已。是没有爱的。这种情形有一句拉丁谚语可以用来形容：“一个大的城市就是一个大的荒僻之地。”因为在一个大城市里，朋友们都是散居各地的，所以没有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说，这里是很少有邻里情谊的。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肯定地说，缺乏真正的朋友是纯粹的悲惨的孤独。没有友谊，这个世界不过是一片荒野。甚至在孤独的意义中，那些天性和感情中不适合交朋友的人，其天性都是来自野兽，而不是人。
友谊的主要效用之一就是使放在心中的愤懑之情得以宣泄释放，这些愤懑不平是各种感情引起的。我们知道疾病闭塞在身体里是最危险的。精神也差不多。你可以服用撒尔沙来通肝，补铁来通脾，食硫花来通肺，闻海狸香来通脑。但是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是没有任何药材可以通心的。一个真正的朋友，你可以对他告知你的悲伤、欢乐、害怕、希望、疑惑、劝言和任何压在你心上的事情，就像一种平民的忏悔或告解。
我们观察到伟大的君王非常重视我们所说的友谊的作用，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他们太重视友谊，常常冒着风险拿自己的安全和崇高来换取。因为作为君王，与自己的仆人与臣民之间都是有距离的，所以不能得到友谊这样的东西，除非（为了使自己有得到友谊的能力）他提拔一些人到几乎等同于自己的地位，但是这样的擢升很多时候都是不便的。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样的人就是“宠臣”或“私有物”。好像他们就是因为恩泽或谈话而拥有这样的地位一样。但罗马所冠之名才真正道出了他们的作用和由来，那就是“分忧者”。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正连接在一起的原因。并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不是只发生在软弱多情的君王身上，也发生在最睿智最谨慎的统治者身上。与他们的仆从结交，称兄道弟，并且允许他人以同种方式称呼他，用私人之间彼此一致认可的言语交谈。
苏拉掌控罗马时，把庞培（后来冠以伟大之姓）擢升到很高的地位，以至于庞培以苏拉不及他来自夸。因为当他帮助他的一个朋友争取官职的时候，与苏拉所选之人有出入，苏拉对此有一些愤怒，并且开始说一些严重的话，而庞培反唇相向，并让他住嘴。因为拜日出之人多于喜欢日落之人。论及恺撒，徳西默认斯·布鲁图得到了恺撒的喜爱，在他的遗嘱中把他设立为次于他侄子的第二继承人。这也是一个有能力把他带向死亡的人。恺撒因为出现一些坏的预兆，尤其是卡尔普尼亚的一个梦，于是想要解散议会时，这个人站出来拉住恺撒的胳膊，告诉恺撒他希望恺撒不要解散议会，直到恺撒的妻子做了一个好梦时再召开。看起来他的宠爱是无比大的。比如安东尼，他在一封信中详述了对西塞罗的抨击，并称他为妖人、巫婆，就像他用魔法迷惑了恺撒一样。奥古斯塔斯把阿格里帕（虽然出身贫寒）提升到很高的位置，所以当他问麦西那斯关于他女儿朱莉亚的婚事时，麦西那斯告诉他，如果他不把他的女儿嫁给阿格里帕，就杀了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他已使得阿格里帕太过强大。而提比略，把苏简那斯升到极高的位置后，被人认为是朋友。提比略在给苏简努阿斯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事，由于我们友情的需要，我没有隐瞒你。”并且整个参议院专门为友谊筑了一座坛，就像女神一样，来对他们之间的友谊表示尊重。类似的或更多的例子是塞维鲁斯和普劳梯亚之间的友谊。因为他迫使他的大儿子去娶普劳梯亚的女儿。并且往往袒护普劳梯亚努斯对他儿子的冒犯；并写了一封信给参议院，说了这些话：“我爱这个人如此之深，希望他能活得比我长久。”现在，如果这些君王是图拉真或者马可·奥里利乌斯，可能会认为这是出自善良的天性的。但是这些人都是如此聪慧，有着如此有力且严厉的精神，并且极端地爱自己，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是这样，就可以明显证明他们发现自己的幸福（尽管就像发生在凡人身上那样伟大）如果没有一个朋友来使之完整的话，就只是一个碎片而已。然而更甚者，有的君王有了妻子、孩子、侄子，但是这些都不能为他提供友谊所带来的安慰。
康明奈亚斯讲述他第一个主人哈代的查尔斯公爵的话是不能被忘记的。那就是他不会与任何人谈论他的秘密，尤其是最使他为难的秘密。于是康明奈亚斯继续说：“到他生命晚年的时候，这种隐秘会损害他的理智。”当然，康明奈亚斯高兴的话，也可以对他的第二位主上路易十一下同样的断言。其隐秘确实是他自己的灾星。毕达哥斯拉的寓言是隐晦而真实的：“不要吃你的心。”当然，如果人们用一个严厉的措辞说话，就是那些缺乏朋友来敞开心扉倾诉的人，就是吃自己心的食人族。但是有一件事却是很值得惊奇的（我将以此结束友谊的第一种成效），那就是，一个人向他的朋友倾诉会产生两个相反的结果，因为它既能使欢乐倍增，又能使忧愁减半。因为没有人不因为把自己的乐事告诉朋友而更为欢欣，也没有人把自己的忧愁告诉了朋友后却没有减少忧愁。所以实话说，友谊对人的精神来说，就像炼金术中的身体所需要的石头一样。它生效的时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但仍是好的并且对天性有利的。但即便不在炼金术上，自然中也有这样的明显的写照。因为物体相合就可以加强一些自然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削弱并打击暴力的影像。人心也是这样的。
友谊的第二个效用就是有益于健康和控制认知。就像第一种效用之于感情一样。因为友谊在情感方面确实把暴风雨的天气变成了晴天，在理智方面从黑暗和乱想中走出来，到光明和理解的地方来。这不仅仅是指从朋友那里得来的劝言。在你到达这种程度之前，每个人的心中自然都会有着许多不愉快的想法，这时候能与他人讨论的话，他的心智与理解都会变得清晰通透。他的头脑也会运转得更快，排列也会更有序。他可以看见他的思想是如何变成了语言。最后他变得比原来更加聪明。而一小时的谈话比一天的冥想更为有效。铁米司任克列斯对波斯君主的话说得好：“谈话就像阿斯拉的布料，打开放在室外，图像是明显的，但是思想就像卷起来的布一样。”友谊的第二个效用就是启发理解力，不是只限于那些能给人忠告的朋友（他们当然是最好的），即使没有这样的朋友，一个人也能靠着自己，让自己的思想发光，就像在石头上打磨一样磨砺自己的心智。总而言之，一个人，与其让自己的思想窒息，还不如向一个雕像或者一幅画倾诉。
现在，为了使友谊的第二个效用完整，有一些连庸俗之人都能注意到的办法，就是朋友的忠言。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说得好：“干燥的光总是最好的。”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劝言中所得到的光明之干净纯粹，岂是从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中得到的可比的？从自己的感情和习惯中得到的光难免会受到自己的感情和习惯的影响。因为，朋友所给的劝言和一个人自己的想法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就像一个朋友的劝言和一个马屁精的阿谀奉承的差别。因为没有像自己一样的奉承者，并且没有那么一个像朋友一样，直言不讳地应对人自身的自我奉承心理的补救方法。劝言有两种：一个是关于行为的，一个是关于事业的。说到第一种，保持心理健康的最好防腐剂就是朋友的忠言。对自己的严厉自责是一种药，但有时候过于猛烈，有腐蚀性。读关于德行的好书有一些无聊呆板，在别人身上观察自己的错误有时候又与自己的情况不符。最好的药方（最有效并且最易服用的）就是朋友的劝谏。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许多人（尤其是伟大的一类人）因为缺少一个朋友告诉劝谏他们而做出了极大的错事，破坏了他们的名声和境遇。因为，正如圣詹姆斯说的，他们就像照镜子的人，不久就会忘记他们的样子和喜好。至于事业，一个人也许会认为两只眼睛看到的不超于一个眼睛看到的。或者以为局中人永远比旁观者看到的更多。或者以为一个愤怒的人比一个数完二十四个字母的人要更聪明。或者以为一支步枪放在手臂上比放在托架上射击更有力，等等这些都是对自身盲目过高的想象。但是当所有这些都试过了，会发现还是忠言的帮助更能使事业稳步前驱。并且如果有人想听取他人的劝言，最好只是采纳一些。在一件事上听取一人之言，另一件事上听取另一人之言。这样也很好（就是说，问一些总比谁都不问好）。但是有两个危险：一个是他得不到忠实的建议，除非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的劝言，否则都会因为私利而让劝言歪曲。另一个危险是他得到的忠告是有害和不安全的（尽管用意良好），混合着一部分的危害和一部分的补救方法。就像你生病的时候为了痊愈而叫一个医生前来诊治，但是却不熟悉你的身体。因此医生也许会对你用以前的方法来治疗，但在其他方面损害了你的健康，于是治愈了疾病而杀害了病人。但是一个完全通晓你的事业的朋友则不一样，他会小心注意，以免因为推进你目前的某种事业而给其他的事业带来不便。所以最好不要依靠零散的忠告，它们更容易使人分心和误解，而非解决指导问题。
在友谊的两个高贵的效用（感情的平和与判断上的支持）之后还有最后一个效用。这效用就像石榴一样充满了许多内核。我的意思是帮助并负担了所有的行为和时机。若要把友谊的多种用途都明确地描述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看有多少事是一个人自己不能完成的。然后就显示出古人所说的“朋友就是另一个自己”还不能完全表述友谊的一处：因为一个人远比另一个自己要更为有用。人的生命有限，通常在他们完成他们心愿之前就离世了。比如子女的婚事，还有工作的完成，或类似的。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就可以放心了。这些事情在他死后也是会有人继续关心的。所以一个人在心愿上是有两个生命的。一个人有一个身体，身体是局限于一个位置的。但是有友谊的地方，生命就无处不在。好像对他和他的代理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可以通过他的朋友来做一些事。有多少事是一个有着脸面的英俊之人不能靠自己做或者说的？一个人不能因为谦虚不表露自己的功勋，也不吹捧它们。一个人有时候也不能忍受恳求。类似的事情还很多。但是所有这些事情从一个朋友的嘴里说出来都是得体的，而在另一个人的嘴里则是无礼的。所以再次，许多固有的关系是不能抛开的。对孩子说话，就不能不以父亲的口吻。对妻子说话，就不能不以丈夫的口吻。对敌人说话，就不能不顾及体面，而对于自己的朋友就可以就事论事，不会因为人而有所顾虑。但是若要列举，这样的事情是无穷尽的，我只能给出一条规则：就像在舞台上，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他就不能扮演好自己的部分而只能退出这个舞台。论消费
财富是用来消费的，而消费是为了荣誉和善举的。因此特别的消费必须受其价值控制而加以限制。就像为了天国一样，为自己的国家，无偿奉献。但是普通的消费应该受一个人的财产的限制，并且要管理好各方面，务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不要受奴仆的欺诈和毁谤。并且在表面上表现好，而实际比他们看到的付得更少。当然，如果一个人想要收支平衡，那么他的普通消费就应该是他收入的一半。如果想要达到富裕的程度，那么他的支出就只能是收入的三分之一。大人物们盘点审视自己的财产也并不是一件卑劣的事。有些人克制住了没有去盘算财产，不是因为疏忽了，而是怀疑那会给自己带来悲伤，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已经破产了。但是没有检查，伤口是不会痊愈的。那些从来也不为自己检查财产的人，需要挑选雇用一些人来帮助他，并且常常更换。因为新人总是多一些胆怯而少一些狡诈。不能检查自己财产之人也应当让所有的事都有确定性。一个人如果在一些事上花费得太多，那么他就必须在其他的事上节约回来。比如，如果他在食上花费太多，就要在衣上节约；如果在住上花费太多，就要在行上节约，等等，诸如此类。因为在所有事上都花费太多之人几乎没有不腐败的。在清偿债务的时候，过于快速还清也是对自己有伤害的，就像久欠不还一样也有危害。一次性还清债务的人会再次走上借债的道路。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有债务的困难后，会再次回到以前的状态。但是那些逐渐地还清债务的人会养成节俭的习惯，他的精神如他的财产一样会获得更多。当然，需要补救财产的人是不能忽视小细节的。并且通常减少一些不重要的花费比屈从小利要更好一些。一个人应该谨慎承担那些一旦开始就要继续下去的费用。但是在一些没有下一次的消费中，可以更大方一些。论王国的真正伟大之处
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的一次讲话，是非常傲慢和目中无人的。这使他受到了他人的严厉评论和责难。他在一次宴会中被人邀请弹奏鲁特琴，他说，他不会拉琴，但是他能把一座小镇变成一座大城。这些话（用一些隐喻来辅助一下）可以表示处理国事中两种不同的能力。因为如果真正观察一下顾问和政员，就会发现（虽然很少）那些能使一个小镇变大，但是不能拉琴之人了。另一方面，也会发现许多人能够将琴拉得很美妙，但如果要让他们将小镇变成一个大国，他们还差得远。因为他们得到的是另一种天赋——能使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家变得腐败。并且许多官员和政员能凭借那些堕落的艺术和手段，来获得他们主上的喜爱。他们只配得上“弄琴者”之名。因为这些只不过是一时之欢愉而已，只有他自己会受益。但是对于国家的幸福和进步，他们没有为之做出任何贡献。当然，有些臣子也是能够（等同与有才）管理事务，并使其避免末路和明显麻烦的。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能力把国家的力量、财富和前途提高增强。现在不管工作的人如何，让我们来谈一下事务。那就是，国家的真正伟大之处和让其伟大的方式。这是一个伟大的君主应讨论的。这样最后他们就不会因为高估自己的力量而陷入徒劳的计划里，也不会低估自己，让自己屈从于恐惧胆怯的谏言。
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领土是可以测量的；财政收入的多少是可以计算的。人口可以通过集合统计，城镇的数量和大小可以通过版图看到。但公民间的事务中没有比关于国家力量的评估和判断更容易出错的了。天国没有被比作大的果核或坚果，而被比作芥种的谷粒。这是一种最小的谷粒，但却有迅速发芽和传播的特性。所以有的国家的领土很大，但不容易放大自己的版图或掌控他国。还有一些国家面积非常小，但却能成为强大君主国的基础。
坚固的城邑、兵工厂、军械库、优秀的种马、战车、大象、军械、火炮等，这一切都不过是披着狮子皮的绵羊，除非人民的品质和性格都是勇敢和好战的。不仅如此，如果那里的人们都是缺乏勇气的，那么军队的数量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正如维吉尔所说）“一只狼从不怕有多少只羊。”波斯的军队在阿贝拉平原犹如一片浩瀚的大海，使得亚历山大军队的指挥官惊讶。因为他们来到亚历山大面前，并希望他能够在晚上进攻。但他回答说，他不会偷取胜利。结果他非常容易地打败了敌人。当亚美尼亚的提格拉涅斯率领四十万人安营在一座小山上，发现罗马军队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向他进攻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好笑，并说：“那些人作为使者来说就太多了，作为战士来说又太少了。”但是在太阳落山之前，他发现敌人已经足够追逐他并屠杀他了。关于数量和勇气之间的例子是有很多的。因此，人们可以断言，主要的一点就是任何国家想要变得伟大，都需要一个勇敢善战的民族。金钱是战争的肌肉（通常是这样说的），如果人们卑劣柔弱，那么即使两臂有肌肉，也是不能成事的。梭伦对克洛伊斯说得好（当他卖弄富有的时候，他把黄金展示给梭伦），他说：“陛下，如果其他有比你拥有更好的铁的人，他就会变成这些金子的主人。”因此任何国家的君王都应该对自己的部队有清醒的认识，除非他的军队是原住民并且骁勇善战。另一方面，拥有勇敢好战的士兵的君王应当清楚自己的力量，除非他们在其他方面有缺陷。所有的例子都表明，国家或君王用金钱雇用的军队（即自己的臣民不可靠时），会在一时得利，但很快就会失去风头。
犹大和以萨迦的福祸是永远不会相同的。同样的人或者国家不会又是幼狮又是负重的驴，所以被赋税覆盖的人民也不会变得骁勇善战。比起君王一人独断专行所定的征税，人民同意的征税会较少地削弱人们的勇气。这样的例子在低地国家的税务中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的税务也是这样的例子。你必须要注意到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心而不是金钱。所以尽管同样是征税，因为一致赞成而实行的和因命令而实行的，即使钱数一样，对于勇气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所以你可以得出结论：苦于赋税的人民是不适合建立帝国的。
有伟大目标的国家应该当心不要让本国的贵族和绅士繁衍太快。因为这样会使普通的民众沦为农夫和卑贱的村民，使他们意志消沉，成为绅士阶级的劳动者。就像你可以在丛林中看到的一样：如果把树种得太密，你就不会有规则的丛林，而只有灌木丛而已。所以国家也一样，如果绅士阶级人数太多，平民会变得卑贱，就会发生一百个头颅中也没有一个头盔的情况，尤其对于是作为军队神经系统的步兵。因此这样的国家就会有较大的人口但只有很小的力量。关于我所说的，可以把英国和法国用来比较说明一下：英国虽然在领土和人口上都远不及法国，但也是一个足以匹敌的对手。因为英国的中间民众好多都可以成为士兵，这是法国的农夫们不能做到的。因此在英国国王亨利七世的法典中，有对于这个问题令人深刻的极好的见解。他把所有的农场和房屋都标准化了，也就是，保留一部分的土地给人们，这样他们就可以培植作物，有充足的粮食来生活而不至于屈从。并且使得耕地掌握在拥有者手中，而不是租用。于是这样就可以达到维吉尔所说的古意大利那样的情景了：一个兵力强盛、土地肥沃的国家。还有一种情形（据我所知，几乎是英国特有的，除了在波兰可能发生外，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服务于贵族和绅士的人都是自由的人。这些人在军事上也不比自耕民差。因此贵族和绅士们富丽堂皇的生活、好客、礼仪，成为风气后，是会有益于军队的壮大的。但是，相反地，如果他们过着隐秘、有保留的生活，就会引起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