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大用,马国栋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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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试读：
前言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度重点项目“生态文明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与借鉴”(项目批准号：08ASH001)的最终结项成果。当初申请立项的一个出发点是试图为中国开始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所以，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上。从当时所了解的情况看，该理论主张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兼容，似乎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直接相关并且可以提供重要借鉴的一种环境社会学理论。
在项目获得批准后，我们广泛搜集文献，围绕生态现代化理论组织开展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既进一步了解了其代表人物、核心观点、产生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又比较了其与一些主要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实践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反思。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现代化理论基于西欧发达社会的实践，给出了应对生态危机的一种路径，展现了研究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趋势的信心，这一点与早期的其他环境社会学理论有很大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信念，是对西方现代化方向的坚持；作为一种展望，是对现代化突破极限的未来的乐观；作为一种目标，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追求；作为一种路径，是强调技术变革、市场绿化、政府改革和社会发育所形成的环境保护合力。单纯就其主张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坚信二者之间可以兼容并且实现双赢而言，该理论确实是支持或者迎合了世界各国的期待，而且其对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的一些具体路径的阐述，也对各国实践不乏启示和借鉴价值。
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显然摆脱不了其源于西方、说明西方和为了西方的印记。该理论的核心关切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是否可以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持续推进下去，以及基于西欧实践所概括出的“生态现代化”模式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事实上，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对其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其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主义、乐观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忽视社会权力关系分析等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作出了一些调整，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其基本形貌和实质立场。基于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的分析和对世界各国实践，特别是对中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反思，我们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其西方现代化取向、实证分析单位、路径分析、结果分析、对社会公正议题的处理以及对于环境的定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二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自主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呈现出了一定程度和意义上的“双赢”趋势。中国的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的所谓“生态现代化”目标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所谓的“生态现代化”可能存在着多种路径与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带有西欧社会色彩的资本主义路径和模式。甚至，坚持西方式的以物为本的现代化取向是否能够持续，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特别是在全球层次上)，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平等，这些仍然是需要深入反思和总结的。中国坚持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就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着力改善民生，致力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一种“发展”实践与西方式的带有浓厚的物质主义气息的“现代化”相比，事实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认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才是有可能真正迈向经济与环保双赢之路的。
似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发展实践中明确提出了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两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相对而言，生态文明的立意更高、视野更开阔、内涵更丰富，同时也体现了对人类社会既往发展历程的更多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包含了对于现代性、技术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等等的合理反思和批评。
具体而言，第一，生态文明将生态因素融入了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更加突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是将生态因素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外在背景；第二，生态文明着眼于对此前各种文明的反思，强调在汲取文明成果的同时推动文明的整体转型，而非文明的局部调整或者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简单、继续推进；第三，生态文明明显超越了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更为合理地分析和评估了人类在推进文明转型中的作用，不像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依然凸显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第四，生态文明注重从全球和地方的互动与结合中分析和促进文明转型的进程，既强调全球合作共同努力，又重视区域性地方性的自主努力，这样一种视野明显比生态现代化理论更为开阔，也更加合理；第五，生态文明更为强调人类在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不断反思和不断调整，而非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带有明显的线性进化和盲目乐观的色彩；第六，生态文明之路明显不是走向西方之路，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局限，走向未来的人类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归根结底，生态现代化理论只是西方现代化的一种理论，仍然具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关系到人类整体发展的理论思考，超越了狭隘的西方中心观念，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不过，由于同样致力于回应生态环境危机，基于西方实践提出来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仍然不失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参考，其所强调的一些具体观点仍然不乏借鉴利用的价值。在此意义上，生态现代化理论代表了西方学者对文明转型的一种探索，有其积极的成分，还是可以为推动文明转型作出贡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待源自西方的理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不加反思地、去背景化地照搬移植，简单地将其应用于中国实践的分析和指导，更不能将中国实践看成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应用的产物。
进一步而言，全球各国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多样化的实践以及自主性的理论创新，有可能预示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假如我们将其看作是关于经济、环保兼容和双赢的理论的话。在此阶段，全球各国学者围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样一个共同话题开展多种多样的经验研究，阐发各自的发现和观点，并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有代表人物平等对话，也许最终有可能共同打造一个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升级版”，促成更加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指导性的新一代的理论形态。在这样一种新的理论中，不仅“现代化”的取向和内涵将被重新定义，而且其实现的条件、路径、模式、风险和后果等也将被更深入地探讨。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目前仍然是处在建构中、发展中的阶段。
本书内容包括8章正文和一个附录。其中，第一章侧重介绍了摩尔(Arthur Mol)、哈杰(M.A.Hajer)、杰尼克(M.Jnicke)和克里斯托夫(P.Christoff)等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就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风险社会理论和环境公正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确认环境问题的客观性、对现代化前景的乐观性、理论建构的反思性、分析策略的选择性、政策主张的改良性、研究目的的应用性和意识形态上的新自由主义属性等特征。
第二章分析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背景和学科背景，讨论了早期环境社会学理论竞争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的影响，介绍了该理论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以及在不同阶段来自不同理论阵营的学者对该理论的批评，指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回应批评的策略和发展理论的趋势。
第三章介绍了全球范围内追求经济与环保双赢的实践以及针对这些实践的、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相关的研究，着重指出了全球实践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和挑战，初步分析了现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局限，认为该理论的发展可能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
第四章围绕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议题，讨论了其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是进一步凸显了生态现代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质疑着沿着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的合理性。本章还总结分析了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争议。
第五章进一步具体讨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低碳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复杂性以及优势所在，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低碳社会建设这样一种系统性变革，需要着重发挥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的优势，并致力于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适当关系。
第六章运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从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倾向调整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社会整体性变革的社会基础，指出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气候变化的成因与后果的认识，都还是非常有限的，为了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而作出的行为调整也还是很不足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整体性转型。
第七章着重从中国政府层面分析了新世纪以来推动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举措，主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本章指出科学发展与“现代化”是有区别的概念，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也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本章还详细分析了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并提出了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生态文明的路径和观点。
第八章针对中国新世纪以来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迈向“双赢”的趋向，分析了其背景和潜在的风险，并基于此进一步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质疑和批评，指出了进一步发展、完善该理论的若干重点与方向，强调了理论反思对于科学研究和实践指导的重要性。
在附录中，我们运用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世界各国公众的环境认知和环保行为倾向，指出各国公众都对环境问题有所关注，但在众多社会问题并列时，各国公众明显更加关注医疗保健、经济和教育等问题，环境问题并不处在优先位置。与此同时，各国公众所报告的个人环保意愿也不是很突出。这样一些发现进一步凸显了所谓生态现代化进程的问题性和复杂性，也对朝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之路提出了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在2008年申报课题时，课题组的成员包括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的洪大用、马国栋、龚文娟、陆益龙、冯仕政和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的张萍。在课题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课题组成员有所调整，龚文娟、陆益龙、冯仕政退出了，新增了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卢春天、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李勇进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彭远春、王拓涵、罗桥、范叶超。本书写作分工情况如下：洪大用负责全书框架设计，撰写前言和第五、七、八章；第一、二、三章由马国栋执笔，洪大用改写；第四章和附录由洪大用提出写作框架和思路，分别由罗桥和范叶超执笔，经洪大用改写；第六章由卢春天执笔，洪大用改写；全书最后由洪大用审读定稿。另外，张萍、李勇进、彭远春、王拓涵等在课题研究中承担了一些资料搜集和翻译工作。
我们认为本书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以及相关实践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全面了解，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认识，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但是，需要坦陈的是，由于我们的研究水平有限，所付出的努力还不够，所以书中肯定还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诚挚地欢迎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督促我们不断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期协力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
最后，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需要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别是中心主任郑杭生教授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别是人文分社潘宇社长和策划编辑宋义平先生所付出的诸多努力！第一章生态现代化理论概述
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哈勃(Joseph Huber)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理注1论的创始人。哈勃把生态现代化视作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指带有绿色转向的工业结构调整。他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包括了三个阶段：工业突破阶段、工业社会建设阶段、“超工业化”注2(superindustrialisation)过程中工业系统的生态转换。使得第三阶段成为可能的是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自哈勃提出生态现代化的概念算注3起，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然发展到了第三代。不过，不同的学者对注4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分期有不同的标准和解释路径。大家比较公认的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和成型得益于荷兰学者摩尔、哈杰，德国学者杰尼克、西蒙内斯(Udo Simonis)，英国学者科恩(Maurie Cohen)、墨菲(Joseph Murphy)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托夫等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他们的见解构成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经脉。一、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
考虑到摩尔、哈杰、杰尼克和克里斯托夫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重要影响，本书侧重对他们的主要观点予以介绍。(一)摩尔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亚瑟·摩尔是国际知名的环境社会学家，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副校长，曼索特(Mansholt)研究生院院长，环境政策系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理论与环境、环境转型与变革、社会运动、信息化与全球化等等。如果将哈勃视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建者，那么摩尔应当被看成最重要的富有成果的开拓者之一。他在生态现代化理论领域的建树足已使得他本人获得良好的学术声望。
摩尔从自身的专业视角出发将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加以审视。他指出生态现代化是在与那些有关现代性的负向批判不断注5争论的过程中逐渐拓展出的理论。对于经济的无情增长、科学技术乃至军事权力的无节制扩张势必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伤害，严重威胁整个地球生物圈的观点，他认为是值得商榷和再思考的。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合理性应该是值得肯定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能够同注6时实现，而不必然具有相互排他性。摩尔强调生态现代化从本质上并不是追求资本的积累，也不是环境恶化的绝对诱因，而是社会的转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就是要深入地分析现代工业化社会如何注7应对环境危机从而深化环境变革。所以，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核心就是要研究社会结构优化的条件和动态过程，即社会的生态化转向。
摩尔在其相关著述中，如《生产的精化：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化学工业》(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Demical Industry,1995)、《生态现代化：工业转型与环境变革》(Ecological Modernization: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 Reform,1997)、《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视角与重要争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 and Critical Debates,2000)指出了作为社会转型理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具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强调社会转型过程中科学技术不再是引发生态危机的诱因而是加速生态变革的有效工具。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应当超越“环境问题制造者的角色”转而重视它在解决和预防环境问题中的潜在和现实作用。实现生态现代化就是要开发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改传统的治理和修复模式，在技术和组织的创新和设计阶段将环境问题加以解决。
二是与其他理论相比，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政府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该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改变以往在环境改良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的状态，采取更加灵活的行政模式，让企业、公众以及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合作和参与应当是政府积极倡导的行为特征。政府的环境政策决策不应当是应急性的、机械的、封闭的，而应该是先见的、灵活的、开放的。
三是强调一方面要重视传统的国家机构和新社会运动在环境变革中的角色，另一方面还必须对经济和市场动力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作出深入的分析，对生产者、消费者、顾客、保险机构等经济主体在生态重建和改善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关注。摩尔指出现代经济制度在极大的程度上能够按照生态化原则发生转变，这就意味着经济机制的有效发挥和合理应用是能够与生态利益发生耦合的，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同步也是可行的。
四是公众社会运动的地位、角色及其作用伴随政府与市场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重新定位而发生了变化。环境运动的参与者逐渐成为生态重建的社会支持力量，而不再那么具有颠覆和对抗的品质。这使得运动本身成为一种社会内部的规制。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的机会来承担传统的管理、规范、合作职能。(二)哈杰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荷兰学者哈杰是一位生态现代化理论话语的实践者。他坚定地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就是一种话语，它辨识出生态环境问题集合的结构特征，同时假定了现存的制度可以涵括环境保护的要素而使环境的改注8革得以实现。而环境话语就是一个由大量行动主体的主张以及关注9注共同构成的令人吃惊的集合。在此意义上，哈杰的阐述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的特征。沿着福柯所开辟的话语分析路径，哈杰指出正是一些简单抑或复杂的故事线索(story lines)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现实注10问题化。因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可以视为一系列新故事线索的常规化议程。它不断重复着定义难题、寻找解决方法、探究因果关系、考量优先性的过程。生态危机恰是现代社会制度实践未能充分考虑的要素，而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依赖于对围绕着“环境”而展开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建构进行深入的探索，弄清楚行动主体的主张和关注，提炼问题并搞清问题的界定方式，分析其结果及影响(特别是政治影响)。主体行动和主体行动展开的背景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可以充分揭示话语的意义，并可以通过话语表达出来。这为社会行动提供了良好的认知地图，开启了文化政治塑造的社会选择。
与摩尔一样，哈杰同样关注到生态现代化过程中结构性要素的重要性。他指出生态现代化是促进环境改善、加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生态现代化概念本身综合了许多社会要素，要想实现生态现代化必须将这些社会要素加以充分“整合”，并不断调整社会注11内部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结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不断地创新。他还指出生态现代化最主要的内涵在于将“整合”的理念渗入政策策略制定的过程当中。这对于改变传统的“末端控制”治理模式，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科学不再如以往那样仅仅扮演为环境破坏提供证据的角色，而是卷入国家发展政策决策之中。科学家担负起决定自然所承载的污染等级的重任，科学的发展趋势也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向整体论的生态自然观方向转
注12移。
在哈杰看来，生态现代化还是一个在企业、科学部门、环境运动注13以及积极倡导环境变革的政治家之间形成的话语联盟。它建立在一些可靠而动人的故事线索之上：环境问题的管制表现为一种正和游戏；污染是效率低下的问题；自然界的平衡理应受到重视；预防比治注14疗要好；相比先前的污染增长路径，可持续发展是另一种选择。话语联盟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环境退化可计算和量化”(尤其是用货币计算)的概念。借此，哈杰进一步论述了生态现代化所蕴含的经济向度。首先，哈杰主张将环境视为一种公共物品，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自然资源的任意使用给社会带来的附加成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策略就是采用经济学上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式加以处理。注15让商家为污染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其次，哈杰指出，在生态现代化思想中，“防止污染有报偿”已经取代“环保只会增加成本”的传统理念，融入整个欧美管理的实践当中。低污染、低排放、低耗能成为生产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而“从不同的价值角度审核”的观念亦要求在衡量企业成功与否时，把能源和资源的利用率等因素作为指标加以审核。于是生态现代化就从微观层面上对企业形成了约束。企业要想从商品生产交往中获利必须先保护好环境。
在对待环境运动的问题上，哈杰指出，生态现代化是对那些具有“反现代”主义观点的社会运动的话语批判，认为生态现代化的出现确实能够带来一种新的局面——以往存在于政府与环境运动之间最注16根本的分歧和对立消解了。生态现代化承认新的主体，它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吸纳环境组织、当地居民从而开启了政策参与实践的创新。积极的新主体可以加入政府常规的咨询活动，亦可以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事务，同时还能够就环境事件展开广泛讨论。公众的话语权力得到提升，他们不再被关在社会决策的“门外”。因此，社会的矛盾自然逐步消减了。(三)杰尼克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马丁·杰尼克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在政治学方面颇有建树。自1986年起，他一直在环境政策领域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并陆续担任环境科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一系列主流期刊的编辑、校对等工作。他笔耕不辍，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如《作为生态现代化与结构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olicy a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Structural Policy,1985)、《国家失灵：工业社会中的政治无效》(State Failure:The Impotence of Politics in Industrial Society,1990)等等。
以杰尼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目光集中在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上。杰尼克认为生态现代化就是使“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补救性策注17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他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将环境政策注18区分为补救性政策和预防性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补救性策略以及预防性策略。
杰尼克指出补救性策略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环境破坏性产品和生产建设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损失予以修复或补偿(如损伤的财政补偿)，二是应用清洁过滤措施来消除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如在以燃煤为主的发电站应用管道脱硫设备来阻击酸雨)。相应地，他还提出了两种预防性策略，即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加产品的环境适应性(如增加燃烧过程中的效率)以及通过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生产过程，建立新型清洁的生产和消费形式(如拓展组织形式、开注19发新公共交通战略来取代私人交通等)。
在杰尼克看来，生态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科学技术的革新以及社注20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策略转换的过程就是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实现生态现代化目标的过程。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认为没有国家干预的经济绿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杰尼克的“生态现代化能力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能够用来比较的理论路径。杰尼克为了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环境政策上、在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处理上会比其他国家更成功，尝试性地从“能力”的角度寻找突破。他认为，一个国家实现生态现代化的能力是与其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经济政策、劳动市场政策比较成功的国家更倾向于拥有成功的环境政策，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越强，生态现代化的环境政策注21实践就越倾向成功。
如图1—1所示，杰尼克指出，生态现代化能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变量：问题压力、共识能力、创新能力、战略精熟性。问题压力主要是一个经济绩效的问题。在杰尼克看来，一个国家的充分的环境绩效既是管理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也是污染程度的决定性因素。那些有着良好经济绩效的国家，一方面有能力支付环境保护的费用、承担更加沉重的污染负担，但却同时产生了比那些具有糟糕绩效水平国家多得多的单位污染排放。所以在此意义上，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然而重要的是，实现环境状况的改变需要经济绩效水平的提高。
图1—1 生态现代化能力
资料来源：转引自安德森(Andersen)(1994)Governance by Green Taxes: Making Pollution Prevention Pay.Manchester,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p.56。
共识能力，也可以称作政策风格。杰尼克认为，政策的风格影响生态现代化的推进。那些具有“开放决策”过程的国家，它们能够及时回应新的利益以及观念，产生远比僵化保守、逃避挑战的国家更具环境问题解决力的政策。像瑞典、荷兰、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它们走出了一条寻求“共同决策”的方法路径，企业、政府、社会的协商合作确保了环境问题解决的实践能够走向成功。
创新能力是国家和市场的禀赋，它决定了政策对于政治系统、法律系统、信息系统、经济系统中新利益的开放性。在创新的环境中，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带来成功的环境政策以及成功的生态现代化。
战略精熟性。鉴于新的项目计划、人员、资源的出现，对于环境政策的制度化则成为一种必需。杰尼克指出，如果这种制度化的力度不那么强，那么在环境社会发展的长期定位、制度改善等输出方面的制度化能力就很逊色，鉴于此，环保部门所做出的努力将导致一种与末端治理相似的政策，而不是更具广泛意义和价值的预防政策。(四)克里斯托夫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皮特·克里斯托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资源管理与地理学系教师，澳大利亚保育基金会副主席，致力于环境保护与发展、气候变迁与环境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克里斯托夫在分析了诸多生态现代化的解释后，根据程度和范围将生态现代化理论划分为弱生态现代化和强生态现代化两种。他认为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不仅描述了生态现代化的共同过程，还提供了相当不同的真实世界的结果。而且强与弱本身是跨越一系列问题和制注22度的连续体(参见表1—1)。
表1—1生态现代化的类型
资料来源：转引自皮特·克里斯托夫(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Modernities，”in Stephen Young(ed.),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London: Routledge，p.222。
他认为弱生态现代化是一种技术统治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它强调用技术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并提倡由科学界、经济界以及政界精英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及掌控决策权。克里斯托夫指出弱生态现代化往往局限于分析发达国家且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封闭单一的注23框架(参见表1—2)。
表1—2弱生态现代化与强生态现代化
资料来源：皮特·克里斯托夫(1996)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Modernities.Discourses of the Environ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p.110 111。
相比之下，强生态现代化却表现出了特有的优越性和延展性。克里斯托夫认为强生态现代化考虑到了人与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将注关注的视野扩大到全球范围，并且更加关注环境意识形态的转变。24对于持续的生态发展结果而言，弱生态现代化的一些特征虽然不是先决条件，但是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不能舍弃技术革新、经济工具而一味追求制度变迁、交往沟通。实际上，有时弱的生态现代化事项需要整合进强生态现代化的规范层面，并得到相应的指引。二、主要环境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在其诞生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资源。有的研究者指出，环境社会学中已经形成了九种相互竞争但又遵循着某种默契和共识的理论
注25范式帕克将其对生态学的熟悉以及对动植物相互依赖关系的兴趣转移到对人类的社会行为、社会过程、社会制度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上来。他把生态学基础原理当作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工具，用以分析社区。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人类较之于其他生物所具有的特殊性，即人类是生物和文化的复合体。人类不像动、植物那样紧密地、直接依赖于物理环境，他们能够分散而有机地组织生活、凭借技术来重新形塑他们的生境、用文化和传统来支撑他们所生活的社区结构。帕克也同时意识到，人类所致力追求的城市发展，以及不期而至的工业污染势必会影响生态的平衡。然而他也指出，这种影响也很可能是一种推动变迁的动力。这明显受生态学干扰理论的影响。
以帕克为代表的早期人类生态学理论并不是环境社会学领域的，至少在形成的时间，以及基本的理论主张等方面明显有别于卡顿(Riley E.Dunlap)和邓拉普(William R·Catton,Jr.)这两位环境社会学的先驱所提倡的“人类生态学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新人类生态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卡顿、邓拉普在对传统的人类生态学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提出了一种有别注于以往的传统社会学理论的新范式即“新生态范式”。他们指出26，当今世界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前提，即“人类特例论”或“人类豁免主义范式”——比起其他生物，人类是超脱于社会发展的限制因素(包括环境)之外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能够创造文化，并使其无限积累、延续、变化。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问题迎刃而解。而自然的存在就仅仅是为了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条件。环境的价值被隐匿于人类排除一切的努力尝试之中——不断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开发掘取资源的技术手段。卡顿和邓拉普认为这种范式不能不说具有相当的狭隘性。人类豁免主义不过是基于人类的文化、语言、技术以及精密的组织而提出的一种泛化的假设，它并没有在更加宽泛的、生态系统的意义上来深入认识和理解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豁免主义范式有意无意地突出了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事务当中的价值，而没有看到环境等非文化建构因素的重要性。实际上，卡顿和邓拉普希望学界能够扩大对环境的关心以及对人在生态系统中位置的认知。他们的新生态范式指出，即便人类确实存在某些例外性的特征，但是他们依然是生命网络中的一个物种而已。更加复杂的、深受因果关系影响的人类事务也应加上自然的限制。尽管人类的创造力可以短暂地拓展承载力的限制幅度，但是生态注27法则是永远无法废止的，自然没有给予人类豁免权。
卡顿和邓拉普的人类生态学理论洞见对于环境社会学来讲是重要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以往的社会学理论缺乏“环境”的视角和见解，未能给予“环境”应有的地位和价值，而帕克、麦肯齐(McKenzie)、伯吉斯(Burgess)等致力发展的城市社会学也仅仅是对城注28市空间的生态过程颇感兴趣。因此，他们倡导在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内建立一门新兴学科“环境社会学”。沿着卡顿和邓拉普的人类生态学理论路径可以发现，在他们的思维结构中“环境”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环境不但具有自然特性，而且存在其自身的社会属性，环境问题、环境风险等等都是重要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与文化、技术、组织等因素息息相关，而且与复杂的生态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人类生态学的关系
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人类生态学理论尽管同属于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理论，但是二者的发展路向似乎不那么一致。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导源、本质、取向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与人类生态学理论极大的差异。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学术观点可以被轻松地用来质疑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整体面向。这种看似对立的位置恰恰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注29位的表现之一。
生态现代化理论更为准确地说是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理论产物。它延续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在现代化理论成熟的基础上形成的绿色现代化构想。现代化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已然注意到，社会发展并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仅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在社会发展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影响。环境因素则是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之一。之所以会发生环境问题以及环境危机不是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未能处理好自身的问题而带来的负面结果。
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相比，人类生态学理论明显不是导源于现代化理论的成熟，而是在生态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上的拓展和应用。人类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学的发展演进可以给人类发展提供一种开阔而丰富的视角，它将帮助促成以人类为标的的与生物圈相互作用的科学——人类生态学。特别是生态学内部生态系统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让有关人与环境和谐共进的研究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指出，生态系统是一定时空内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生态单位。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一旦超出了限度，便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
在理论本质上，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并没有超出“人类中心论”范式所形成的界域。虽然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强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同步性，认为环境与发展并不真正存在截然对立的二元关系，但是它并没有试图改变自然所扮演的依附性角色，而是更加突出生态保护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生态环境的考量也不过体现了一种对提升人类生活水平的不得已的环境关心而已。
在人类生态学理论看来，可能生态现代化是又一个“人类豁免主义”具体的理论表现形式。人类始终处于发展的中心地位，凭借技术的绿化、精化来改善现代工业发展当中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生态现代化这个由“生态”与“现代化”合成的词组中，“现代化”才是最终的目的，其受益指向终究是人类自身。而“生态”不过是一个装饰，让现代化的发展更具时代特色以及合理性。就如同邓拉普等学者所表注30示的那样，可能生态现代化并不能解决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在技术论主导的生态现代化那里，往往强调如何通过人类能力的改善来改变和冲破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而没有像卡顿和邓拉普的“新生态范式”所宣称的那样，应当在有限的环境条件下思考人类行为、制度等社会变量的改变和调适。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环境的限制，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突破性取向的，而人类生态学理论则是适应调节性的。
人类生态学理论对于文化、技术、组织这些人类特性的要素并未过分强调，尽管它也承认人类具有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独特品质，然而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共性特征理应得到更加明显的重视。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都存在与周围其他生物和环境的彼此联系和交流，进而形成一个相互往来沟通的网络。物质的循环、能量的流动以及信息的传递均是基于这张硕大的关系网络进行的。其间，环境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著的。所以，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人类生态学理论的核心关切是整个人类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人类文化、技术，甚或是简约化的环境。与之相比，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关切的内容上尽管随着理论的拓展既注意到复杂的文化制度、精密的组织安排、高端化的技术，又注意到环境所具有的多元价值，但是其努力的最终的落脚点始终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是生态自身的保育和维护。这就意味着，生态现代化理论注定会把技术、组织、制度这些现代化的核心要件置于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难免会让人体会到人类生态学理论是重网络关系的，而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站在“结构”的队列之中的。
但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两种理论存在一致之处，这正是它们同属于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前提。二者都历史性地宣称“自然”不应当被完全地从社会发展的讨论中驱离出来，环境和社会的关系都是应当被重新界定的，而不是像早期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在社会与外在的环境之间设置一道藩篱。(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
1.政治经济学理论
环境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有着鲜明社会学特色的理论。以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道路上对国家、资本主义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探析和解读。在施耐伯格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特别体注31现在他称之为“生产永动机”的解释模型当中。
施耐伯格指出，单纯的人口增长带来环境破坏以及环境致害性技注32术导致生态灾难的观点未免流于表面。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环境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真正诱因。在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中，资本家和投资者为了追逐利润，以创造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实现经济扩张。为此，他们致力于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资源来制造更加丰富而多元的消费产品，即使他们的行为会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负担而导致环境问题的发生。可以想见，一旦环境问题的规模扩大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抑制性的影响。然而，在资本主义内在经济扩张需求的带动下，资本家仍然会诉诸环境的索取，不断增加资源投入，由此带来新的环境问题，经济也进一步受到限制。周而复始，陷入一个发展的怪圈。这就是施耐伯格所谓的“生产永动机”(treadmill of production)模型。
在施耐伯格看来，生产永动机的目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注33和投资者而言就是获取丰厚的利润。通过生产永动机这样一种机制，经济系统得以生产和创造更多的财富。资本家和投资者能够从自然中攫取原材料并将其转换成具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者兼具两种价值的物品。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他们着手投资替代劳动力的新技术，同时增加工业生产以分担成本。新技术的发明创造、机械的精细度以及生产总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对环境影响的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工业企业越来越有能力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给养，而与此同时释放出更多的废弃物和有毒物质，从而污染了环境。
资本主义的政治家们对于生产永动机所带来的如此环境破坏似乎并未予以深刻反思。他们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也始终依附于经济增长的核心要义。在制定政策问题上，他们继续沿着经济扩张的轨迹行进。对于这些资本主义的政治家们，更好的应对环境危机的方式是替代转移性的，即开放一个全新的逐利领域来处理资源短缺问题。资源匮乏在他们看来则成为了提高价格的有利条件。而政府的角色似乎更为微妙。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政治化的运作来刺激经济增长以及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它也还需要从事某种程度的环境治理。这两种冲突的角色似乎让政府处境尴尬。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国家做出必要而符合自身需求的选择。它试图通过立法促进有限的环境保护，只要这种努力足能够实现转移公众的视线和批评就行，它从来不想作出更重注34大、更充分的努力以免经济增长的引擎突然停顿。
沿着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线索，生产永动机模型指出工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对生产永动机是支持性的，它们让本已无限转动的永动机得以更加快速运转。无论是家庭制度、福利国家制度等等都是在为生产永动机服务的。家庭作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成为营销者争取的对象，通过大篇幅的广告以及其他媒体形式说服家庭去购买更多新颖别致而实际上并不那么实用的产品。购物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必需，进而变成公民应尽的责任。即便公民时而有选择地不那么热衷于购物，但是当政府看到经济态势低迷、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或倒退时，会采取各种措施以刺激经济部门发展经济、鼓励公众购物。福利国家制度则更是维系生产永动机的制度。国家提供相应的福利保障政策，它将经济扩张获取的节余作为各种补贴、养老金、失业保险、残疾人保障金分配给能够保证安定、健康发展的社会网络，使得工人们保持在一种低注35熵的状态。于是他们能够稳定地贡献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
由此看来，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强化了环境衰退的事实。正是少数富裕的资本家以及由他们所操纵的政府酝酿和造成了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普通的民众是被动的，是权利缺失的。要改变这种现状，让经济发展、环境退化、再经济发展、再环境退化……这样的怪圈拆解开来，通过环境改良主义的办法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所以，唯一的途径只有进行持续的政治社会动员。然而，毫无疑问，这注定是要受到资本政府、公司机构的竭力反对的。他们试图联合起来制造一种看似不错的“幻觉”。循环利用，乍一看可以帮助人们在消费模式改良的条件下维持现有的消费型生活，但从长远来看明显仍是难以为继的。它对未来的环境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伤。注36
在施耐伯格和他的学生们，如古德(Kenneth Gould)(1994)看来，如果第三世界的政治家们根本不计后果地重蹈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覆辙，那么他们看到的很可能是经济和环境双重衰败的后果。通过机械地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开展贸易交流，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依赖于全球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注入。然而一旦有更加低成本的市场出现，它们就会被无情地替代。投资戛然终止。即便是它们获得了发达国家的青睐，但是并不能保证其投资的项目都会如预期般实现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了。
很明显，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极富洞见的，它看到了环境问题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根源，比起单纯地强调技术、人口等因素似乎深刻了许多。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系
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最根本的立场上是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对立的。自哈勃将绿色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现实性问题置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议程之后，来自以施耐伯格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的声讨之声就未曾停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在环境退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任何忽视资本主义因素的环境改革学说都是缺乏说服力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也不例外。因为它不能从根源上思考解决环境危机的方式，而仅仅鼓吹采取改良的措施，这样只能越发强化资本主义生产而降低对资本主义的绿色批判，最终环境问题依然得不到彻底解决。
面对批评，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作出一些调整和回应，指出：资本主义对于具有环境亲和力的生产和消费来说不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注37环境退化的过程中也并未起什么作用。针对政治经济学派对资本主义极限扩张的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家表态说他们已然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资本主义也开始朝着更加绿化的、不越边界的方向上前进了，所以再用这种批判来指责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但是，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并不买账。他们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注38所宣称的绿色化实践不过是一种看似光鲜亮丽的装饰。服务于环境的改良很可能不是出于企业的本意，而是出于国家、社会的直接或间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并非是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所谓的“英雄”，而很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创造者”或是“谎言的制造者”，向外公布良好的环境绩效，而事实却并没有他们说的那样理想。与此同时，他们的实际收益并没有受到过多影响。
施耐伯格还发现，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选择在一个富有创新性的领域和行业来检验他们的理论，注39或是用他们的理论做出具有选择性的分析。由此而被瞄准的研究对象难免不是具有典型性的。然而是否能因此而得以推广，是应该值得反思的。可是，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视野里，似乎假定了推广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尽管也有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指出，如果生态现代化理论要用来概括环境改革的可行路径，那么它必须精化，以适应工业注40化国家具体的地方条件和制度发展。施耐伯格还通过研究指出，新技术不能带来环境问题的解决，而环境的政治决策依然是囿限在经济的藩篱之中的，这就意味着，至少在美国这样的国度，生态现代化的目标是难以达到的。
当然，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也试图指出政治经济学派的局限。站在生态现代化的立场，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彻底的经济体制的激烈变革，而是更加丰富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加完备和合理的制度、更为广泛的参与和对话。这些可以被理解成生态现代化的载体。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视野里，这些措施对于公众而言是更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政治经济学派所着力批判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要想彻底改变明显是不易的，它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久已形成的各种习惯。
虽然存在观点上的对立与竞争关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有一致之处。两者都承认环境问题、生态危机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认真对待。不像后现代和社会建构主义者那样，在话语里充斥着诡辩与解构。(三)风险社会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
1.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让贝克(Beck)步入了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列。他对于改善现代主义的主张是坚定而有力的。因为在他看来，传统的工业社会已然走向了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如果不改变已有的现代化模式，那么随之而来的风险后果将愈加不可收拾。显然，贝克对于现代性的现代表现持一种批判和质疑的态度。
贝克指出，现代的风险已经与自然发生的洪涝、灾荒不同了，它是由所谓的人类“决定”造成的，是现代性自身诱导和带来的危险与注41不安所形成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现代社会的风险表现出新的特点：在时间上，风险似乎更有持久性，它的影响既可能是当代的，又可能会进入未来的时空维度。后代人因而受其影响的几率增加；在影响范围上，风险不断扩大，超出风险的发生地向周边乃至全球范围扩散。受影响的也已不仅仅限于某个地区的人，而很可能是所有人类群体；在效果上，这种风险是往返式的，输出的风险和危害又很可能回注42到发生地，形成一种由内而外而又由外而内的回路。贝克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是越来越无法识别了，普通的民众既看不到那些“无形化”的风险，也缺乏科学家才有的知识和设备来检测风险。而一旦风险导致的灾害发生，现有的灾害补偿能力的有限性就会显示出来。
贝克非常重视分配的问题。在他看来，传统工业社会的中心问题是考虑财富的分配。这就需要思考社会集体创造的财富如何能按照社注43会不平等而又“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在风险社会，人们往往依赖科学知识来衡量风险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这种知识是存在局限性的，人们不可能达注44到掌握完全知识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科学与知识领先于普通民众的认识，而普通的民众持续地不能控制他们仰仗的机器和工具，他们在“无知”中渴望“有知”。由于知识的缺乏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的神秘感，认为只有科学家才是能够解开谜团的人。于是他们对科学家就科学信息的解释深信不疑。但是，贝克认为，这种依赖可能是有问题的。至少科学家也会犯错误，对于科学可能导致的风险和过失他们视而不见。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决定了风险的分布。核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科学家宣称核能是一种安全的能量形式，然而其确实存在巨大的风险和隐患。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1986年4月26日，当时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造成了强烈的辐射污染，严重地威胁到那个地区以及周边国家人们的生活和安全。
贝克指出，风险社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人们不再对现代性制注45度抱有绝对的信任。在他们看来，科学、政治、贸易等本应维护和保障人类自身的安全，让他们在理性的庇佑下有条理的生活。可是，现实上正是这些现代性制度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世界，看到了现代技术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于是，人们变得不那么乐意接受新技术，即使他们一再被告之，什么是安全的。他们宁愿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担心，政府官员、企业领袖、科学家这些现代化制度的代言人是会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欺骗。原本充满风险的事务在这些人那里很可能换了包装，贴上了“安全”、“可信”的标签。
此外，贝克还认为，风险社会中的人们不会像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注46那样忠实于规范、欣然承受压力。个人的支持网和关系网是鉴于个人的选择而形成的，是个人根据利益关系和现实情况“反思”的结果。这样一方面意味着个人具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已然失去了传统社会的集体感，不得不在应对社会挑战的过程中体验和经历危机与不安全感，可能导致无法预测的超出想象的后果。在集体意义缺失的情况下，个人和制度的选择势必要经过不断的评价和评估，只有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才能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结果。这个过程，贝克称之为“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包括贝克、吉登斯在内的风险社会理论家一致认为，反思性才是开启环注47境问题解决之门的钥匙。社会大众、社会机构、社会团体所要做的就是要利用现有的知识对风险以及风险之中的个人、制度实践做出到位的评价、评估，甚至是再评价、再评估。为了应对风险，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亦需重新审视，应当建立合作式的风险管理机制，让整个社会，包括各种单位、团体、政府等等都成为应对和消除风险的能动主体，并在国际和国内的水平上，通过交流和沟通形成阻击风险的合力。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的关系
与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其他理论相比，风险社会理论有时被看作是真正与生态现代化理论针锋相对的一种理论。虽然它们都分别指涉了一种包容环境要素的社会变迁方向，但是两者在对现代性的认识和发展方向上有明显不一致的判断。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坚信，现代性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自己，从而解决现代工业社会所制造的规模庞大的环境问题。绿化对于现代化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前进方向。因此，工业社会的生态转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已然发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社会发展的秩序以及公众正常的物质文化生活，然而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未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变迁的动力和可能。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是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截然相对的矛盾对立体。相反，二者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共赢的局面。正如摩尔反复强调的那注48样，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互补而非冲突的。
但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倡导者却不那么乐观，至少他们对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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