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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约翰·朱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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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大爆炸试读：

在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及其候选人相继出手。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中紧随希拉里·克林顿，同样势不可当。这一波美国总统提名候选人的出现，其背景是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风起云涌。在欧洲，法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民粹主义政党，要么竞相参与对权力的争夺，要么已经是政府的一部分了。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缩写为FN）在2015年12月的地区选举中位居第一，赢得27.73%的选票，却因在决定性选举中遭民主党和社会党联合对抗，失去地区总统候选席位。在丹麦，人民党（Dansk Folkeparti，DF）在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位居第二。在奥地利，自由党（Fleiheitliche Partei Östelreichs，FPÖ）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在2016年4月首轮总统大选中遥遥领先。

在瑞士，瑞士人民党（Schweizerische Volkspartei，缩写为SVP）以29.4%的得票率在议会选举中拔得头筹，票数几乎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票数总和的两倍。在挪威，进步党（Framstegspartiet，FrP）早在2013年就进入政府执政联盟了。在荷兰，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荷兰第三大党自由党（Partij voor Vrijheid，缩写为PVV）在2017年议会选举民调中排名领先。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经历2015年议会选举失利后逆势反弹，在地区选举中取代威尔士工党，该党还着力推动了英国的脱欧运动。

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呈现出崛起的态势。在意大利，喜剧演员贝珀·格里奥（Beppe Grillo）发起的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在2013年众议院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多的席位。在2016年6月的市政选举当中，五星运动候选人弗吉尼亚·拉吉（Virginia Raggi）以赢得67%选票的绝对优势当选罗马市市长。在西班牙，成立于2014年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 Party）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两度位列第三。在希腊，成立了十年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 Party）在2015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均居首位，成为政府执政党。本书要讨论的就是这些民粹主义候选人和民粹主义运动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经济大衰退的余波下，他们为何能够如此成功地动员民众并博得支持。什么是民粹主义

当政治学者就民粹主义著书立说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去定义什么是民粹主义，他们似乎将民粹主义当作“熵”或“光合作用”这样的科学术语。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这世上并不存在这么一套专门用以定义运动、党派，以及被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描述——从俄国民粹派（Russian Narodniks）到休伊·朗（Huey Long），从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到已故前国会议员杰克·康普（Jack Kemp），情况都是如此。被冠以“民粹”二字的人群和党派之间，确实具有家族联系一般的相似性，人们可以用普通的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用普通的政治语言形容他们，但的确不存在一套仅体现在这个群体上的特征。

不过，一种起源于19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于20世纪和21世纪再次出现，20世纪70年代时还登上了西欧的政治舞台。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时不时会尝试颠覆民主争夺权力的方式，而美国和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却选择拥抱这一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彼此之间交换其需求和忧虑，在经济大衰退的余波下，他们重出江湖。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我想向读者们介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粹主义政治，为何特朗普、桑德斯、法国国民阵线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都被囊括其中。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这种民粹主义是贯穿于美国历史，后被移植入欧洲土壤的，我们不能以右、左或中间对其概括定义。不过，右翼、左翼和中间派民粹主义政党是存在的。民粹主义并非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用来对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在以美国民粹主义为主题的《民粹主义的说服力》一书中，其作者、历史学家迈克尔·卡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写道，民粹主义“是一门语言，讲这门语言的人将普通人视为一个高尚的群体，但该群体深受其自身阶层的限制；民粹主义认为其精英对手们是自私自利和非民主的；民粹主义者寻求方法，动员前者，抵抗后者。”

这一观点给这本书开了个好头。虽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等人有时被称作“民粹主义者”，但这本书并未描述他们这样的人。不过，本书的确指明了民粹主义党派和运动的逻辑，也涵盖了从1892年美国人民党候选人到2016年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的各色人物。不过，我想要比卡钦的刻画更进一步，我想在桑德斯和我们可以党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这些左翼民粹主义者，与特朗普和国民阵线的勒庞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做出区分。左翼民粹主义者动员人民反抗精英和建制派。他们垂直地区分政治人群——团结中下层去对抗上层精英。右翼民粹主义者则动员人民反抗那些“宠溺”第三群体的精英，第三群体包括诸如移民、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及非洲裔美籍激进分子等。左翼民粹主义者的视野中有两派人，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视野中有三派人。右翼民粹主义者不仅眼观上方权贵，还紧盯下方的外部群体。

在历史上，左翼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运动是两回事，左翼民粹主义没有阶级冲突这样的政治逻辑，它不寻求废除资本主义；同时，左翼民粹主义也与试图调和对立阶层及群体之间利益矛盾的那些或激进或民主的政治派别不同。在左翼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中，人民及精英之间存在一种基础性的对立。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与保守主义不同，保守主义者认同其商业阶层，反对其下面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同时，美国和西欧版本的民粹主义与意欲颠覆民主的威权保守主义不同，美国和西欧版本的民粹主义存在并活动于一种民主的语境下。

正如不存在用以定义民粹主义的共通意识形态，事实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可被称为“人民”的选民群体。人民可以是蓝领工人、小企业主，或者身背贷款的学生；人民也可以是穷人或中产阶层。同样地，也不存在对于“建制派”的共同定义。建制派可以是老民粹主义者们所谴责的“金钱权力”（money power），是乔治·华莱士所说的“削尖脑袋的知识分子”（pointy-headed intellectuals），也可以指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所讨伐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享有者”。这些囊括于“人民”和“精英”当中的具体人群都无法定义民粹主义；能够定义民粹主义的是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冲突关系（在右翼民粹主义眼中是三方之间的冲突关系）。

冲突本身代表着民粹主义者对精英阶层发出的一系列要求。民粹主义者认为，其对精英阶层的要求并不是通过快速谈判就能够获得满足的普通要求。民粹主义者认为，其要求具有价值和合理性，但他们并不认为建制派会心甘情愿满足他们。桑德斯想要“全民医保”和15美元的最低时薪。如果桑德斯想要的只是“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或者提升最低时薪至7.75美元，那这就不是人民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了。如果特朗普的要求是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增加警卫数量，如果丹麦人民党要求减少庇护难民数量，那么人民和精英之间的鸿沟就不是那么深了。然而，保证建起一座由墨西哥政府买单的墙，承诺禁止移民进入美国，这样的做法确实堪称民粹主义发展的新高度。

民粹主义的需求，决定了人民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这些需求是像1896年民主派听从人民党对“自由银币”的要求那样，全部或部分得到了满足，还是被一概抛弃？后一种情况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要求就希腊债务重新谈判，后来该民粹主义运动的初衷不再，沦为普通政党及候选身份。从这个层面讲，美国与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时，往往将自身置于建制派的对立面，而当它们最终走入政府后，有时则需要承受自我身份认知的考验。民粹主义为什么重要？

前述民粹主义党派及其运动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它们通常具有替政治危机发出预警信号的作用。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崛起具有其独特的时机。在欧洲，因多党制度允许弱小对手的存在，所以民粹主义政党时而得以在政治舞台的边缘徘徊；然而美国的民粹主义者只有在特定的时机下，才能获得成功。所谓的特定时机是，当民粹主义者发现美国的主要机构所执行、保护和捍卫的主流政治原则与其自身的希望产生冲突，引发恐惧和担忧的时候。民粹主义者表达被忽视的诉求，将其置于某种政治语境下，挑起人民对拒不妥协的精英们的敌视。通过这种做法，民粹主义者成了政治风向变化的催化剂。

大西洋两岸的主流党派都希望进一步增加移民数量，但美国选民对非法移民、欧洲选民对成为犯罪及近期恐怖主义活动温床的移民群体都非常不满。民粹主义候选人及政党给了这些选民发声的机会。欧洲大陆的主要政党拥抱共同货币，然而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共同货币开始招致诟病。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领导人都支持“自由贸易”，然而许多民众对此类贸易协定并不买账。

民粹主义运动本身并非总能达到目的，其实他们往往最后无法提供全民医保，或保护工人免受来自全球资本主义及欧盟的冲击。他们的诉求，要么进入主流政党的视野，在主流政党的裹挟拉拢下得到部分满足，要么被全盘否定。不过，民粹主义者的确能够把水搅浑，并发出信号：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已不再起作用，应尽快修补，而通行的标准世界观也在坍塌。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桑德斯之于美国，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之于欧洲具有重要意义。在接下来的篇章当中，我将介绍民粹主义的逻辑，以及为什么北大西洋两岸近期掀起了相似的民粹主义抗议浪潮。第1章美国民粹主义的逻辑从人民党到乔治·华莱士

没人能预料到唐纳德·特朗普最终成为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就连特朗普本人也不例外。同样地，包括伯尼·桑德斯本人在内，没人预料到直至六月加利福尼亚州举行初选，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依然在与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成功最初得益于其表演型人格和名人身份。不过随着他赢得一次又一次初选，政治专家们发现，特朗普在美国底层白人中打出了种族主义牌——这与巴拉克·奥巴马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他甚至利用了民众内心潜流着的法西斯主义认同感。桑德斯的成功所招致的疑虑则少得多，但评论家们大多将桑德斯看作乌托邦论者，认为他关注的只是千禧年一代年轻选民空泛的理想。如果这些不足以解释桑德斯的成功，那么评论家们又会接着强调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的劣势。然而实际上，将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成功理解为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的最新篇章更为恰当。

民粹主义是美国制造，其后传至拉丁美洲和欧洲。虽然美国的民粹主义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杰克逊总统战胜美国银行”事件发生时期已经暗潮涌动，但19世纪90年代人民党的出现，才是美国民粹主义的滥觞。那时，民粹主义运动首次出现，后来这种运动开始转化为定期事件。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往往突如其来，令人始料未及，虽然短命，但影响力巨大。虽然在运动发生之时看似不寻常，但实际上是美国政治肌理的自然组成部分。政治事件的两种形式

虽然美国的政治历史充满冲突和斗争——奴隶制、禁酒、托拉斯、关税、堕胎、干涉他国事务——但长期以来，主导美国政治的依然是社会普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与处理海外事务上所扮演角色的基础共识。如果某一共识在实际中并不总是能够将各党派群体团结起来，就会导致政治冲突的出现。193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在美国社会的讨论当中，时常出现有关累进制个人所得税优缺点的讨论。但美国的国家政策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税收方式的基本认同。累进税制本身是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这一覆盖面更广的价值观的一部分。它代替了强调政府在经济中只应扮演有限角色的观念。

共同价值观举足轻重，这是美国及欧洲政治的特点，也是以共识而非武力与威慑为治理前提的所有国家的特点。比如，在英国，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关系密切的自由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capitalism）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都颇为盛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它就被凯恩斯派经济学取代了。

美国政治的建构支持普遍通行的主流价值观。其赢家通吃、票数最多者当选的单名选区制度鼓励的是两党制。第三党的候选人通常被视为“搅局者”。而且，在决定初选代表提名人的过程中，选民和党内要人都会将提名人成为总统的可能性作为考虑要素，在大选过程中，候选人总体上会支持主流观点，避免被贴上“偏激、极端”的标签。美国的政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与当时多数党的普遍共识相比过于极端的候选人——比如民主党人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或杰西·杰克森（Jesse Jackson），以及共和党人汤姆·坦克雷多（Tom Tancredo）和帕特·罗伯特森（Pat Robertson）。

两党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制度，这使得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举行总统大选时，政治家们在社会经济根本问题上尖锐的理念差异被低估，甚至被忽视。人们通常会为没那么严峻的社会问题进行政治活动，比如戒酒、堕胎，或最低工资和赤字等。但是，当面对社会和经济的剧烈变化或事关美国在世界的位置时，选民们会突然间开始响应政客们及各种运动就多数党小看和忽视的问题所发起的号召。这类情况可概括为两类。

第一类是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政党选民重组选举（realigning elections）。在政党选民重组选举中，一个党派或一位总统候选人对普遍价值观的挑战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骚动，这样的社会骚动会重构现存政府的状态，产生新的多数党。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及1936年的总统大选，以及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总统大选都是如此。此类大选是比较罕见的，它们通常发生于经济萧条期或战争之后，在此期间通常伴随着一系列对普遍价值观构成挑战、但又不会替代普遍价值观的政治冲突。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中，这类冲突往往以民粹主义候选人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形式出现。

这些扮演催化剂角色的民粹主义者们用“我们对抗你们”（us vs. them）的方式定义政治。其逻辑是，人民就建制派所回避的问题和需求与其斗争。人民党的崛起就是对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发起的首次大规模抗议。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Share Our Wealth）呼应了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选举，促使罗斯福政府发展新的政治理念，维持其多数党地位。此类运动奠定了形容自己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及进步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活动中所采用的民粹主义框架。

20世纪50年代的自由主义评论者们指出，人民党内部具有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特别是排华——特质，但这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党的次要特质。在人民党的运动逐渐瓦解之前，原汁原味的人民党首先是一个左翼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最初主要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查理·考夫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时期及20世纪60年代乔治·华莱士竞选总统时期。是华莱士终结了新政派的多数党地位，为1980年里根改组政府铺平道路。围绕着华莱士，产生了一批支持者及民粹主义的右翼变体，社会学家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将这一派称为“美国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 American radicalism）。后来，华莱士的遗产渗入共和党，成为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挑战共和党正统观念的基础。人民党

有关民粹主义一词的来历，有这么一段故事。

1891年5月，堪萨斯农场主联盟（Kansas Farmers Alliance）的几位成员从辛辛那提举办的国家大会上策马返家，创造出“民粹主义者”（populist）一词，用以描述他们及美国西部与南部多个联盟团体正在致力于发展的政治观点。第二年，联盟团体与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联手组成人民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挑战了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所追寻的基本观念。人民党的历史诚然短暂，但其存在为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粹主义者们齐聚辛辛那提之时，领导美国的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正沉浸于美国工业和金融业的繁荣发展之中。他们相信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是创造财富与个人机会的重要工具，并认为政府的角色应该最小化。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曾于1884年至1888年及1892年至1896年两度担任美国总统，他谴责政府“家长制”。他在第二任任期开始之前的就职演说上称，公共部门干涉市场会扼杀真正的美国精神；政府的“职能”“不包括吸引人民党支持”，其首要任务是通过维持金本位制来保证“健全而稳定的货币”。虽然克利夫兰及其对手们就关税，以及民主党是否是“朗姆酒徒、罗马天主教与反叛者”的政党而展开唇枪舌战，不过在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上，他们有共识。

然而，就在这几年，美国南方及大平原的农民们承受着农产品价格的显著下滑。自1870年至1890年，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农产品价格下降了2/3。19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大平原曾享受到繁荣的发展。

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大平原遭到一场旱灾的毁灭性冲击。冷酷的铁路公司仗其市场垄断地位，提高了农作物的运输成本。南部及大平原的许多农民几乎入不敷出。小型家庭农场让位于公司麾下的大型农场，这些公司的总部大多在美国东部。大量低成本移民从中国、日本、葡萄牙和意大利涌入，威胁着美国当地农民的收入来源。还在维持农业耕种的农民们债务缠身。在堪萨斯，45%的土地都被收归银行所有。

19世纪70年代，美国北部及南部的许多农民联盟发动了农民起义。这些联盟创立之初均为男性组成的社会团体，他们模仿共济会，用神秘的握手礼维系成员关系。南部联盟出现在得克萨斯，后跨越南部一路向东发展。在美国北部，农民联盟发轫于纽约，经历了短暂的消亡，后于19世纪80年代在大平原地区再获发展。农民联盟组成合作社以控制农产品价格，在距离较远的市场上，农产品价格趋于稳定；农民联盟还就铁路运费的管控向立法委员施压。随着农民联盟越来越深地介入政治事务，他们开始与劳动骑士团联手。劳动骑士团成立于1869年，至19世纪80年代早期已成为美国主要工人团体。1885年，得克萨斯的农民联盟发布决议，表示其正在与工人骑士团谋求“完美的联合行动”。

美国南北战争后不久，农民组织“格兰奇”（the Grange）成立。该组织的成立是其后全国农民联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等利益团体成立的前奏。格兰奇的成员们认为，他们能够代表包括农民和蓝领工人在内的“人民”去对抗“金钱权力”和“富豪统治”。这种想法反映在该组织的早期计划中，包括要求加入工会并获得认可，要求加强铁路监管，结束土地投机行为，发放低息贷款（通过替代或补充金本位制）以缓解农民身负的贷款重压。除了少数分散在各处的民粹主义领导者，大部分民粹主义者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改革，而非废除资本主义；他们身后并非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而是定义松散的“人民”。当时美国主要社会主义党派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领袖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Leon）就用“资产阶级”（bourgeois）一词批评民粹主义者。

部分联盟成员支持绿币党（Greenback Party）参加1880年和188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但更多联盟成员更愿意寻求其他方式去影响所在地区的主流政党。南部联盟想要改革民主党，大平原地区联盟则意欲改变共和党。1889年12月，各大农民联盟就一项覆盖全美的倡议开始了一系列的会议筹划。除了货币和土地改革之外，联盟成员们的计划还涉及铁路国有化、累进制个人所得税、政治改革（包括匿名投票和参议员直选），以及允许农民向联邦政府借款储存粮食，直到粮价升至有利可图的水平。

农民联盟向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要求后者为该倡议背书。然而对主要政党来说，这些要求过于激进，他们表示难以满足农民联盟的要求。在大平原地区，共和党人批评这份联盟倡议是乌托邦式的道德观。“在政治选举中不存在《摩西十诫》和金科玉律。”堪萨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J.因加尔斯（John J. Ingalls）写道。在美国南部，一些民主党州政府候选人支持联盟倡议，但他们一旦掌权，又转而拒绝支持。联盟领导者们总结，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被富豪统治牢牢掌控，民粹主义者需要成立自己的政党。堪萨斯联盟的成员们于1890年组织了州范围内的人民党，在当年选举中表现出色。其后的1892年，农民联盟、工人骑士团和其他一些团体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人民党，推选前绿币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K.韦弗（James K.Weaver）为人民党党主席。

2月，人民党大会在圣路易斯召开。明尼苏达州的民粹主义者伊格内修斯·唐纳里（Ignatius Donnelly）为人民党撰写的党纲序文受到广泛赞誉，该文后成为人民党的对外宣言——民粹主义者称之为美国的“第二独立宣言”。唐纳里曾是共和党国会议员及铁路业说客，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他逐渐趋向左翼；作为作家和演说家，他成就斐然。在这篇宣言中，唐纳里控诉道：“千万人的血汗果实被公然窃取，只化为少数人的巨额财富。”政府和主要党派在这场偷盗中沆瀣一气。“掌权者牢牢把控两党实权，将可怕的事实看在眼里，却任其发展，未曾采取任何阻止或限制措施。”唐纳里写道。

唐纳里的宣言内容呼应了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主题。“我们要将握在共和党手中的政府送还给人民，政府本诞生于人民之中。”他写道。不过，虽然杰克逊派民主党想要去除经济中的政府作用，恢复人民民主，唐纳里及民粹主义者却想要政府积极参与经济事务，解决经济不公问题，这挑战了放任市场自由的普遍价值观。“我们相信，应该扩大政府的力量，换句话说，扩大的同样也是人民的力量……只要聪明人的良知和经验的教诲得到伸张，压迫、不公和贫穷终将在这片土地上消亡。”

在圣路易斯大会上，唐纳里的人民党得到了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汤姆·沃特森（Tom Watson）的热情背书。沃特森于1890年当选国会议员，此前他就一直支持这一农工联盟。“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民主党与富豪统治在选举中相抗衡的局面。”沃特森表示，“你是愿意与人民站在一起……与这个国家及其财富的创造者站在一起……还是愿意与他们相对而立，站在富豪统治阶级一边，为老朽的政党及趋于瓦解、行将就木的专制政策继续投出自己的一票？”

民粹主义运动当中总会潜藏着一股更保守的势力。在南方，一些联盟成员与有色人种农民联盟（Colored Farmers’Alliance）合作，其他联盟成员并不愿与其合作，种族问题通常会将大平原和南部民粹主义者分成两派。同时，民粹主义者也选择支持驱逐中国华工，这些华工由企业征召前往美国，成为美国西部农场和铁路的廉价劳动力。选择支持驱逐移民虽然可以理解，但这也染上了一层种族主义色彩。堪萨斯的民粹主义领袖玛丽·E·里斯（Mary E. Lease）就“蒙古潮”（大量蒙古人涌入）发出警告。沃森的人民党党报“指责华工是道德上与社会中的毒药”。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早期，民粹主义政治的首要目标还是与富豪政治对抗。如历史学家罗伯特·麦克马斯（Robert McMath）所述，民粹主义者被反复诟病为“莫莉马贵、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

在1892年的大选当中，人民党表现出色。人民党候选人获得的竞选资金少得可怜，却获得了8%的投票和五个州的支持。1893年，克利夫兰上任后，经济萧条来袭，1/4美国人失去工作，上万农民破产。克利夫兰再次肯定金本位制，试图替农民申请政府补助，但克利夫兰的农业部长尤利乌斯·斯特尔灵·莫尔顿（Julius Sterling Morton）是这么回答的：“聪明、成功、讲求实际的农民不需要拿政府补助；无知、懒惰、不切实际的农民没资格拿政府补助。”

在1894年的大选中，人民党的众议院候选人赢得了10%的投票，该党获选4名国会议员、4名参议员、21名州长，以及465名州立法议员。鉴于人民党的大本营在南部和西部，克利夫兰又极其不受欢迎，人民党似已蓄势待发，以第二大党的身份挑战民主党了。然而，1894年的大选却成了该党的告别演出。

民粹主义者是被两党制搞垮的。在大平原各州，对克利夫兰的愤怒使选民们将选票投向更值得被选的共和党；在南部各州，民主党人合起来压制人民党候选人，对一些民粹主义者在黑人群体中争取选票的行为，民主党以恶毒的种族迫害来应对。就人民党遭到的反对，沃森是这么说的：“在南部，对独立政治运动的争论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黑人。”

1894年年初，卡罗莱纳州参议员、外号“甘草叉”的本·提尔曼（Ben Tillman）等南部民主党人将民粹主义者提出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与白人至上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提尔曼的外号源于1984年他曾承诺，如果当选，他将前往华盛顿，“把甘草叉插进格罗弗·克利夫兰又老又厚的肋骨里”。）沃森和得克萨斯州的詹姆斯·“旋风”·戴维斯虽然继续支持民粹主义经济，后来却成为3K党同盟。

然而，人民党在全国范围内遭受了最大打击。1896年，民主党人提名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简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为候选人，采纳了包括银币货币化（自由银币）、铁路及大公司监管，以及限制“外籍贫困劳工”在内的民粹主义者核心政策主张。在党的大会上，人民党选择为布莱恩背书，而不是推选自己的候选人。在1896年的大选中，原先支持民粹主义者的选票转向了主要政党。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工人骑士团解散，被利益集团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取代，至此，民粹主义者也失去了蓝领工人的支持。人民党变得寸步难行。1908年，沃森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选，只拿到0.19%的选票，人民党彻底垮台。

然而，在1885年至1894年的鼎盛时期，民粹主义者联盟和人民党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的拉丁美洲和欧洲政治也深受其影响。美国民粹主义发展出了民粹主义逻辑——“人民”与拒绝提供必要改革的精英对立。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中，民粹主义者的出现最先提示了两党制政府与经济的局限性。

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而民粹主义者是最早号召政府管理各个产业，甚至对某些产业（如铁路）施行国有化的人群；他们希望政府能减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不公平；他们想要减弱商业对政治选举结果所具有的影响力。民粹主义对布莱恩等进步民主党人，甚至对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的政治理念都有直接影响。最后，大部分民粹主义者的诉求——从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到国库分库计划——最终都囊括进了罗斯福新政，并体现在新政自由主义理念当中。休伊·朗与分享财富运动

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并不稳定，部分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百废待兴，以黄金为基础的财政也是影响因素。同时期的美国经济却享受着一波繁荣。共和党的商业振兴主义（business boosterism）与坚定的个人主义主导了美国政治。然而，1929年股市崩溃，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摧毁了公众对自由市场和共和党执政策略的信心，新的民主党多数派应运而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及民主党人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1932年的总统大选。但是，罗斯福当选依靠的并不是抨击共和党的总体执政及经济策略。在竞选中，罗斯福批评在任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开支过度，他保证上任后会削减35%的官僚开支，平衡预算。上任后，罗斯福通过政府经济计划（Government Economy Act）履行参选时的承诺。通过该计划，罗斯福削减了超过5亿美元的政府预算，削减来源主要是老兵福利和政府公务员工资。

罗斯福在上任之初的两年大幅改革银行业，通过新政府项目提供就业机会。他成立了全国复兴总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旨在解决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统合主义安排、遏制残酷竞争。不过，罗斯福并未直接就经济不平等对症下药。经济不平等问题在共和党多数派时期愈加严峻，许多进步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平等是彼时美国股市崩溃及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核心原因。罗斯福没有直面经济不平等问题，因此也受到了来自外界，尤其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政治家休伊·朗的压力。休伊·朗发起了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在民主党人看来，这场运动有可能威胁到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机会，甚至会威胁到民主党自身的安全。

休伊·朗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叫作温（Winn）的贫穷农业小镇长大，许多支持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都来自那里。休伊·朗也沿袭了这个地方的民粹主义传统，以“每个人都是皇帝，但没有人头戴皇冠”的口号竞选州长，并谴责石油公司和金钱权力。1928年休伊·朗当选州长后，为路易斯安那州的公路、医保系统及学校提供资金，他还免除了低收入人群的缴税义务，同时建议向石油公司征收开采税（该提案最终获得通过）。他并没有抨击种族主义，但也没有积极鼓励种族主义行为。“不要说我是在为黑人工作，因为我没有这样做。我是为穷人工作的——为所有穷人工作。”休伊·朗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独断专行、浑身散发着感召力，是民粹主义者当中能够联合各方力量，团结“人民”的典范。曾有记者这样描写休伊·朗的选民：“甚至连他踏过的路，他们也会膜拜。”

1930年，休伊·朗进入参议院。1932年，他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然而，罗斯福上台后不久，休伊·朗就与他决裂。休伊·朗公开表示反对政府的经济计划，称该计划出自“摩根先生和洛克菲勒先生”（Mr. Morgan and Mr. Rockefeller）。1934年2月，休伊·朗在广播上宣布将发起“分享财富”运动。运动的核心内容是一份建议：向财富超过500万美元及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所得税，税收用于为每个家庭提供足够一个家庭置办“一处房产、一辆汽车、一个收音机，以及日常家庭用品”的“家庭资产”，“保证一个家庭生活舒适”的最低年收入，以及一份养老保险。

休伊·朗提出的征税税率非常严苛，但即使这样，税收也无法覆盖其所承诺的投入。罗斯福的支持者在媒体上嘲笑休伊·朗的提议。《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给休伊·朗寄去一份内容模拟调查问卷，就该建议的细节发问，“您的结论是基于哪些经济学研究数据？”然而，休伊·朗这份计划的铺张本身就象征着个人与政府、企业上层掌权者之间巨大的政治鸿沟，这个鸿沟是不容易消弭的。就像此前的自由银币、国库分库计划，以及铁路国有化定义了人民党一样，这份建议也定义了该运动的激进性质。

翌年二月，休伊·朗及27 000多人成立了多家分享财富俱乐部。该俱乐部系统不仅作为各个地方的政治组织运作，也相当于一个新政党的大本营。这些俱乐部的运营方大多是教堂和学校。除此以外，休伊·朗也以一份超过750万人的邮寄名单为傲。正如人民党及其民粹主义运动所显示的，休伊·朗最活跃的支持者同样不是生活最穷苦的人，而是担心自己会因经济大萧条落入社会底层的中产阶级。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如此形容休伊·朗的追随者们：休伊·朗在中产阶层的世界里获得了尊重。这个阶层的

人可能坠入他们所认为的谷底，在这个谷底，他们将失去自

我力量，凡事只能依靠乞讨。是这种恐慌让中产阶层比那些

真正无所依附、贫弱困苦的人群更容易组成政治上的活跃群

体。

罗斯福和民主党人对休伊·朗竞选总统感到畏惧。1935年，民主党秘密地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如果休伊·朗以第三党的身份参加1936年的大选，与罗斯福对抗，那么他获得的选票数量将在300万至400万之间，届时大选的获胜方将是共和党。这一担心是当年罗斯福与其他民主党人联合各方力量，推出第二阶段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原因。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新政直击休伊·朗屡次提出的经济不平等问题。

6月19日，参议院通过了确保提供老年退休金和失业补贴的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就在同一天，罗斯福再次带给国会惊喜，他提出了一项鼓励“更广泛地分配财富”的税改措施。罗斯福向大企业征税，并向富有人群及拥有大量遗产的人征收更高的税。休伊·朗用软弱二字批评罗斯福的新政措施，但其新政却被广泛形容为“向富人开刀”。在同年的总统竞选中，罗斯福还将民粹主义者的一贯表达融入自己的竞选宣言中，代表“普通人”的利益，向“手握经济特权的人”发起抗议。

事实证明，罗斯福根本不需要担心休伊·朗参选。1935年9月，休伊·朗在巴吞鲁日（Baton Rouge）遇刺。1936年，罗斯福再次获得压倒性胜利。然而，休伊·朗对罗斯福新政和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休伊·朗及其发起的运动，推动了国会发起的改革，成为其后40年美国政治的发展支柱。在休伊·朗的影响下，罗斯福新政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对财富及权力不平等的深层担忧。乔治·华莱士

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一个左倾的骚动年代。欧洲有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及1969年发生在意大利的“火热的秋天”；美国有争取民权和黑人权利的运动，有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及环保主义运动。同一时期，右翼民粹主义者乔治·华莱士发起运动，反对当时美国的公民权利裁决与立法，在新政自由主义为美国政治撑起的保护伞上捅开了一个大洞。

美国南部的保守民主党人拒绝挑战宣称白人至上权利的立法，而新政的实施基于自由的民主党与南部保守的民主党之间秘而不宣的结盟。结果是，包括社会保障法案和最低工资法案在内的核心新政法案，在制定之初就排除了南部黑人享有同等待遇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布朗诉教育局案，以及一次力量更大的民权运动的驱动下，北部民主党人终于接受了黑人民权斗争事业。

作为“拥有”亚伯拉罕·林肯的政党，共和党传统上是承认黑人公民权利的，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也支持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于1964年和1965年分别颁布的公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是早期的持异见者，但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上，约翰逊轻松地击败了他。约翰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公民权利所颁布的法案获得了广泛支持，事实上，当他通过了投票权法案，并开始“向贫穷开战”（War on Poverty）之后，反对约翰逊的声音渐渐出现。华莱士将这场抨击转化为了一场来自民粹主义者的讨伐。

华莱士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乡村小镇长大。他的父亲和爷爷也曾涉足政治。他们支持罗斯福，是新政民主党人。华莱士后来以种族隔离支持者的身份广为人知，但最初，他是一个与休伊·朗相似的民粹主义民主党人，种族对他来说只是次要问题。1948年，华莱士成为民主党全国大会代表，他并未加入由南部民主党人及其追随者就反对该党组建民权平台发起的罢工。最初，华莱士作为新政民主党人参加过1958年的州长选举，后输给了3K党支持的候选人。在这之后，华莱士宣布：“我再也不会在黑人问题上输掉选举。”

1962年，华莱士再次参选。这一次，他因支持“今天实行种族隔离，明天实行种族隔离，永远实行种族隔离”（“segregation now, segregation tomorrow, segregation forever”）这样的言论而获胜。1963年，他因试图阻止两名黑人学生在亚拉巴马大学注册而身获恶名。1964年，在威斯康星州、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初选中，华莱士的竞争对手是约翰逊的代理人，他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选票——在马里兰州更获得了43%的高票数，并拿下23县中的15县。1968年，华莱士以独立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对手是尼克松和汉弗莱。十月上旬，华莱士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于汉弗莱，但最后仅获得13.5%的票数和南部的五个州。1972年，华莱士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本有机会获得提名，却在5月马里兰的初选中遇刺瘫痪。

华莱士强调自己对种族融合的反对，但他采用的是保护普通美国白人，对抗华盛顿官僚暴政的一套说辞。彼时，大政府的触角正伸向普通百姓的生活。1967年，华莱士出现在《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中，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参选：在我们的国家，大家已经开始抵制政府膨胀的权力。这

是一场人民运动……我认为，如果有政治家胆敢加以阻碍，

那么他在路上一定会被某个普通人撞倒在地——这个人来

自纺织厂，来自铸铁厂，来自理发馆，可能是美容师、巡逻

警察……也可能是商人。

华莱士反对用校车跨区接送学生、平衡各学校不同种族学生比例。1971年最高法院判定这种政策为破除种族隔离的方法后，这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华莱士认为该政策破坏了中产阶层的居住环境，他攻击支持用校车跨区接送学生的白人自由主义者，批评这些白人虚伪，因为他们拒绝让自己的孩子遭受其他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孩子所遭受的经历。“他们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上架起桥梁，好让所有白人自由主义者逃到弗吉尼亚去。”华莱士公开表示。

然而，华莱士并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在不涉及种族问题的国内事务上，华莱士的表现颇有新政民主党的做派。在1968年的竞选小册子中，华莱士自豪地表示，在亚拉巴马州，他增加了教育、福利、道路和农业支出。1967年，被问及如果当选会提名谁进入内阁时，华莱士说他会考虑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乔治·米尼（George Meany）或者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负责人莱昂纳多·伍德考克（Leonard Woodcock）。华莱士还在人民和富豪权贵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在佛罗里达州进行竞选演说时，他表示：“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受够了税收对普通人的盘剥，而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梅隆家族和卡耐基家族的亿万富翁们却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款。”与休伊·朗一样，华莱士时常被称作法西斯主义者，他是右翼民粹主义者，沿袭了1896年后汤姆·沃森的民粹主义传统。当反对者批评他是法西斯时，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华莱士如此回应：“我消灭法西斯的时候，你们这帮朋克还穿着尿布呢。”

正如华莱士本人的立场，他的支持者中既有左翼，又有右翼。1976年，社会学家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主题是“美国中产阶级中的激进派”，简称MARs（Middle American Radicals）。沃伦在1971年至1972年及1975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发现了这样一个政治群体，他们既非左翼，也非右翼，既非民主派，也非保守派。沃伦写道，美国中产阶层中的激进派“认为中产阶层被彻底忽略了”，他们认为“政府只关注富人和穷人”。

沃伦所称的美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在贫困问题和种族问题上态度保守。他们反对校车接送有色人种孩童上学，抨击社会福利部门的存在是典型的“富人接济穷人，买单的却是中产阶层收入者”。他们憎恶政府，同时也认为大公司“把持了过多权力”，“体量太大”。他们希望政府保障每个人都有饭碗。许多民主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支持价格管控（除了工资）、医疗保障，以及某些国民健康保险、联邦教育补助，以及社会保障。

沃伦发现，美国中产阶层激进派代表了大约1/4的选民，男性多于女性，高中毕业，未受过大学教育，收入位于中产阶级中的中下层，一般从事技术性、半技术性蓝领工作，或者秘书、销售类白领工作。沃伦也按照收入和教育将其他人群分为几类：低收入人群、平均中等收入人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层，以及富裕阶层。他发现中产阶层激进派是最倾向于在1972年的大选中投票给乔治·华莱士的人群。1968年盖洛普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968年华莱士支持者的人群结构。调查结果显示，华莱士的选民与沃伦所研究的美国中产阶级激进派是重合的。

换句话说，华莱士的选民基础来自那些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即美国人所称的“人民”——认为自己困在上层人群与下层人群的斗争之中的人。正如华莱士一样，其选民的许多观点都符合新政自由主义，但话题一旦涉及种族和法律秩序，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坚决反对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及许多自由民主党人支持的社会福利、校车跨区接送有色人种，以及各项平权政策。他们的政治旅途历经民主党、自由党和共和党，终于在1994年的国会选举中宣告落幕。

和休伊·朗一样，华莱士的一生就是一部生动的政治运动史。华莱士遇袭后被迫退出总统选举，也结束了改变美国的政治野心。1976年，华莱士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但是这一次，在来自南部的政治家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面前，他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保守派试图保留华莱士创立的美国独立党，最终以失败告终。华莱士后来再次当选州长，就曾经反对种族融合道歉。后来，他以最初进入政坛时的新政民主党这一身份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华莱士及其追随者对两党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莱士的运动成为南部政党自我调整的契机。共和党后来吸收了华莱士在大政府、社会福利、校车跨区接送，以及平权政策上的立场。尼克松的执政也受其影响。正如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1969年出版的先见之书《新兴的共和党多数派》（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中所理解的，华莱士的选民后来转而为共和党投票。1972年，在与麦戈文的竞争中，尼克松所获选票的百分比接近1968年尼克松和华莱士二人在50州的45个中所获得的票数总额百分比。在14个州中，尼克松所获票数百分比与1968年尼克松和华莱士二人所获票数百分比几乎相等。

华莱士1968年参选美国总统与麦戈文1972年参选美国总统之后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其支持者具有显著区别。从1932年至1960年，两党的支持者可以按照收入和教育水平用一个金字塔形来表示：代表“普通人”的民主党拥有来自这个金字塔从下至上三分之二的支持者，这是民主党赢得大多数选举的原因。

1972年，处于该金字塔中低部分的白人选民逐渐转为支持共和党；而许多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专业人士——护士、教师、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受到20世纪60年代新左翼运动的影响，加之在自己的工作中并未获得原先预期的独立性和满足感，逐渐转而支持民主党。他们批评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这些人的后继者就是今天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民主党人的支持者既包括少数族裔穷人，也包括中上阶层白人。如今，已经不存在这样一条用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来划分党派支持者的清晰界限了。

水门事件拖延了美国党派联盟的转变。直到1980年，甚至1994年共和党拿下国会参众两院时，这一转变才得以完成。追随华莱士的民粹主义候选人推动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其人数远远超过追随巴里·戈德华特的候选人。共和党后来采取了华莱士在政府和国家权力上的立场，有时也视情况模仿华莱士的民粹主义和反精英主义政治（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华盛顿”）。后来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在1992年和1996年参加竞选，以及特朗普在2016年参加竞选，两人以他们各自的民粹思想成功吸引了难以驾驭的华莱士一派美国中产阶层激进者的支持，动员他们站出来反对其他更传统的共和党支持者。第2章新自由主义及其敌人佩罗、布坎南、茶党及占领华尔街运动

新政自由主义盛行于1932年至1968年。新政并非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否认和抛弃；在共和党政府的放任自由主义亲商政策将美国带向金融崩溃和大萧条之后，新政的目的事实上是挽救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带来改革。新政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利用政府制衡资本主义易导致失业、不平等、垄断和环境污染的倾向，新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社会繁荣做出了贡献。

乔治·华莱士的民粹主义讨伐削弱了依靠南部各州支持的民主党多数派地位，但新政自由主义价值观下政府和经济信誉并未受损。毕竟，华莱士自己就曾是新政自由主义者。新政自由主义价值观招致怀疑，是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那时，美国面临新的经济形势，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亟待重新定义。商业社会引领了政经关系新概念。共和党内许多成员曾极不情愿地支持新政。比如，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是，戈德华特曾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预算方案为“打了折扣的新政政策”——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拥抱新的价值观了。

民主党人一开始反对所谓的新概念。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某些事情上，民主党渐渐意识到这一新概念的核心；而在另一些事情上，他们则是被强大的共和党竞争对手逼迫着接受了这一概念。这一处理政治－经济关系的新概念被称为“供给侧经济”（supply-side economics），但“供给侧经济”这个名字只是部分符合这一概念的内涵。左翼政治学家也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并将其与相似的欧洲政治做对比。“新自由主义”这个说法有些含糊不清。虽然一般提到美国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指的就是新政自由主义，但是在欧洲，自由主义指的是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鉴于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等效的，所以我采用了“自由主义”一词。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指对新政自由主义的修补，而非全盘舍弃——支持新政所提供的社会福利系统，但是，优先的依旧是市场规则。然而，在欧洲，新自由主义指的是，在部分理念上回归旧式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美国尚处于由新自由主义世界观支配的时期，但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帕特·布坎南，到21世纪头十年的茶党（Tea Party）和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正在遭受民粹主义政治家及其运动的攻击。新自由主义的胜利

新自由主义的来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商业面临的全球挑战。那时，西欧和日本重建工厂，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制造商充分竞争的实力。1971年，当美国进入贸易赤字时，这一事实首次得到验证。发展中国家兴建钢铁厂、纺织厂，美国制造商在钢铁、制鞋、纺织、造船、化学、电视机、汽车和冰箱等各个核心行业都面临着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接下来的几年里，面临全球产能过剩问题的行业还在不断增加。）来自竞争加剧和全球产能过剩两方面的冲击，是美国制造商利润率下滑的重要原因。根据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给出的数据，1965年至1973年，制造业利润率下滑40.9%，非制造业利润率下滑23.1%。

在战后几十年的繁荣期，企业默许了工资的稳步上涨，这一点在工会力量强大的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企业之所以能给员工涨工资，是因为物价、生产力和销售额能够负担得起。然而，20世纪70年代早期，上涨的薪资已经威胁到企业自身的利润率，企业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从1965年至1973年，一波工人运动浪潮席卷美国，其间工人罢工的次数几乎是上一个十年的两倍。除此之外，企业也越来越担心工会与新左翼激进分子结成联盟。20世纪70年代《商业周刊》出了一期特刊，专门就“黑人、工会和年轻人”对“企业及中高层收入人群”构成挑战这一现实表达了担心和忧虑。

美国企业采取了强硬对阵工会组织，甚至有时以侵犯劳动法的方式回应其所面对的威胁。他们将工厂迁至保障自由工作权的州，甚至迁至海外；为了争取调低企业税、撤销或弱化政府管制，他们在华盛顿组建了广泛的游说网络，包括亲商智囊、政策团队，以及新近成立的由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组织；企业为贸易谈判四处游说，不仅消除了美国的出口关税壁垒，还通过保护美国企业不受征用而缓和了海外投资热。

商业发展并非1965年颁布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的主要推动力，但商业的确能够从中获益。在该法案的支持下，新移民以家庭团聚的身份大批进入美国，其中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到美国后，他们通常为综合农业、食品处理、肉类加工、建筑、酒店、餐饮，以及其他服务行业打工。当中许多人都没有做过身份登记，或者并不符合获得公民身份的资格。企业通过雇用这一人群来压低工资，抵抗并削弱工会的影响力。但同时，企业也需要处理对其雇用非法移民的所有指控。

以中西部肉类加工工厂遇到的情况为例。根据 《纽约时报》2001年的报道，“15至20年前，美国肉类加工工厂的员工都来自工会，享受着调整通胀因素后时薪18美元的不菲收入。如今，加工及包装工厂的员工主要是来自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非工会成员、低收入人群，许多人刚进入工厂时，时薪仅6美元。”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05年，这些工厂中20%至25%的工人都没有合法工作文件。这些措施并未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1965年出台的移民法案不受欢迎，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各州相继投票通过对非法移民不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同时对合法移民的身份也暗暗提出质疑。公众对贸易协议也多有指责，反对美国公司将工厂迁至海外。笔者参加过保守福音派组织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召开的一次联盟大会。该组织的创办者是亲商共和党人帕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和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罗伯森和里德让基督教联盟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背书，然而，我与该组织的普通员工聊天时才得知，原来他们所有人都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11月盖洛普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8%的人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46%的人反对该协定；皮尤经济中心1999年1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则显示，32%的民众表示支持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54%的民众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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