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勋,马成功,王静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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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光：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试读：
前言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折射出灿烂的光辉和无穷的魅力，也彰显出它顽强的生命力和永不枯竭的活力。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主要魅力体现在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名扬世界的科技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思想，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深具内涵的自然形态，以及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上。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华文化的精髓，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中华文化独具的美，已深深铭刻于我们的心中。
为利于广大读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提高文化素质修养，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华文化之美的无穷魅力，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我们特别聘请了相关专家学者编撰了《文化之美》这套书。这套书包括自然景观、考古发现、艺术精品、珍贵器物、历史遗存、民风习俗和文化艺术等内容，可谓是洋洋大观，精彩纷呈。
为深入挖掘和全面展示中华文化，我们特别要求编者在编撰《文化之美》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时代精神。在表述每个文化形态时，都力求全面展现其存在的概貌、结构形态、发展规律、文化内涵、价值影响、保护弘扬等完整内容。整套书结构严谨、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图文并茂、格调高雅、温馨宜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知识性和系统性。
我们力争将《文化之美》更完美地呈现给读者，使它成为读者全面认识中华文化的优秀读本。同时，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文化之美》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一、周口店遗址的最初发掘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人类化石材料最丰富、最生动、植物化石门类最齐全而又研究深入的古人类遗址。周口店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现，给中华民族历史文明谱写了一首美丽庄严的序曲。（一）周口店被称为“中国猿人之家”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约五十公里处，处于山区和平原接壤部位。
周口店附近山地多为石灰岩，在水力作用下，形成大小不等的天然洞穴，成为埋藏“龙骨”的仓库。这些山地，就是驰名世界的龙骨山。
龙骨山上有一个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2.5米至42米不等的天然洞穴，是50万年以前“北京猿人”栖息的地方。他们先后在洞穴里群居了40多万年，遗留下他们吃剩的残余食物和用过的器具，还有他们的遗骸。后来，这个洞被塌方的泥沙和崩落的石块所埋。
早在1918年，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第一地点后，经1921年、1923年的两次发掘，发现了不少哺乳动物化石，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些化石中有两颗人的牙齿，它是“北京猿人”遗骨的最初发现。
自1927年以来，又经多次大规模发掘，特别在1929年12月2日的发掘中，科学家在龙骨山的巨大洞穴里又发现了一块完整的原始人头盖骨以后，周口店即以《中国猿人之家》闻名于世。
1927年，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将周口店发现的三枚人的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一年是周口店正式遗址开始发掘，中国地质学家李捷参加发掘工作，并发现了周口店第三和第四地点，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也是新地点的发现者。
根据发掘的地点，科学家们把这种原始人类定名为“北京人”，把这座洞穴称之为“‘北京人’遗址”。（二）李捷与周口店遗址发掘
李捷是中国地质学家。1894年4月29日生于河北成安县，1977年1月30日卒于宁夏银川。
1916年李捷毕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曾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矿产调查队队长，河北建设厅厅长，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总工程师，水利部勘测设计管理局地质总工程师，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等职。
李捷早年在华北、鄂北、豫南、陕南从事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他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工作最早的主持人，1927年著有《周口店之化石层》等文。
北京西南五十多公里有个小镇叫周口店，当地老乡自古以来就在周口店镇西一座小小的石灰岩山上挖“龙骨”，卖到中药铺里作为药材。
1920年前后，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担任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药铺里发现龙骨，其实是脊椎动物的化石。
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在当地人指引下，找到了被称为龙骨山的小山。后来，安特生聘请了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中国发掘化石。
师丹斯基到周口店进行零星采集、小规模发掘有不少收获。他把发掘到的大批材料带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去研究。至1926年，他发现在周口店龙骨山上发掘出的化石中，有两颗牙齿很像人牙。
师丹斯基的简单结论引起了广泛重视。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前任所长丁文江，后来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与该基金会所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从事大规模系统的发掘工作。
当时双方达成协议，采得的化石不带出中国，留在中国境内供中外地质古生物学家共同研究，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地质古生物期刊上发表。
中国方面的现场总指挥，就是在野外工作十多年，经验极丰富的年轻地质学家李捷。经过他们辛勤的工作，半年之后，发现一颗人牙化石，经协和医学院的人类学家步达生研究鉴定，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北京猿人”。
李捷当年在英文版的《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了《周口店化石层》一文，次年又在中文版的《科学》月刊上发表了《周口店采集研究之经过》一文，对此作了全面详细介绍。
正是李捷为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的系统发掘和“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立下了头功，也为两年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划时代发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捷是第一个参加周口店发掘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不难看出，从安特生、师丹斯基的零星采集、小规模发掘到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划时代的重大发现，这当中，李捷、步林开始的大规模系统的发掘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三）步达生与周口店遗址发掘
步达生1884年7月25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父亲曾任王室的法律顾问，母亲则是王族的后裔。步达生从小就注意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他刻苦学习，积极进取。
有一年的夏季，步达生在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工作。通过野外作业，他获得了构造地质和地层学方面的实际知识。这为步达生日后出色地组织周口店的发掘和圆满地协调广泛的新生代研究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06年，步达生在多伦多大学毕业，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但是，步达生对生物学深感兴趣，于是他就重返校园去学习比较解剖学，一直至1909年毕业。同年，步达生在西保留地医学院任解剖学讲师，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1914年，步达生获得了一次半年离职学习的机会，到英国曼彻斯特市的艾利奥特？史密斯研究室，在史密斯教授指导下学习。同时，又在荷兰中央研究所艾里斯？卡佩斯教授指导下从事脑的研究。
史密斯是英国第一流的神经解剖学家，当时正在处理皮尔唐人头骨的复原工作。那时，围绕着这项工作，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强烈地吸引着步达生，使他对探索人类进化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改变了步达生的专业方向，使他后来成为一位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
1915年，步达生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拜访奥斯朋和马修两位教授，获准研究该馆收藏的一些有价值的哺乳动物的颅内模型。这对他日后的事业又是一段有深远影响的交往，他后来在人类发祥地问题上所持的“中亚起源”观点，明显地是受到了这两位古生物学前辈的影响。
对于步达生的转变，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事许文生说过这样的话：“这儿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来自未知的召唤。一种立即变成挑衅和机会的召唤。那是一种只有准备有素的人才抓得住的稀有机会之—……他以前的一切兴趣和经验都立刻而且自然地变成了研究目前他最注意的新问题的基础。”
1919年，步达生应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考德里教授的邀请来到中国，在该学院任神经学和胚胎学教授。两年后，在1921年的时候，被任命为解剖科主任。
就在他抵达北京不久，步达生就和安特生结成科研上的伙伴，负责研究安特生在辽宁、河南和甘肃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骨。
1922年年底，步达生写信给北京协和医学院负责人胡恒德，提出一个考察人类发祥地的野外工作计划。步达生在这个计划中写道：“现有的一切证据表明：人类及其祖先的分化地区的中心在中亚某地。”这个观点，后来在他发表的论文中有更加系统的阐述。
步达生与安特生一起筹备一个以新疆为目的地的中亚考察计划，从1925年夏天起。一直至1926年秋，当这个计划马上就要落实的时候，从瑞典传来已经发现两颗“北京人”牙齿化石的消息，经过步达生的努力，终于争取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赠款，并于1927年2月达成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发掘周口店的协议。
1927年春，步达生和他的同事一起加紧进行发掘前的准备工作。包括物色参加野外工作的人选、去周口店察看现场、拟定发掘的方案、向协和医学院交涉存放标本和进行整理、研究的办公用房，甚至连装运标本用的木箱等，步达生考虑的面面俱到。
经过细心缜密的准备，周口店的发掘终于在4月16日正式开始了。以后几年，每逢野外季度开始和结束时，步达生都亲临周口店具体指导，使发掘工作一直顺利进行。但是，步达生从来不居功自傲。相反，他总是把功劳记在别人身上，尤其是几位在发掘现场工作的科学家们。
步达生作为医学院解剖科和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他的工作也是十分繁重的。以此同时，他还担负起研究周口店人类化石的重任，并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7年底，步达生根据周口店发现的人牙化石，建立了“北京中国猿人”这个新属新种。
就在当时，许多专家认为此举过于仓促，因为材料只有几个牙齿。而如果当时他定为“真人”，也许会得到更多人的承认。
然而，步达生不图省事，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极其审慎地研究了这些牙齿，详细地观察了那些牙齿的结构，最后大胆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后来，随着发现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化石，他的结论终于获得整个学术界的公认。
为了使化石减少在修理过程中的损坏，步达生常常自己动手修理从周口店送来的各种人类化石。
步达生为了摆脱行政事务的干扰，专心致志做研究，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工作。别人下班回家了，步达生就进入办公室，随身把办公楼大门反锁上，好让朋友们不来打扰他，这时才开始他又一个“工作日”。
步达生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更深夜静、大楼内除他以外空无一人的情况下完成的。有一张步达生在写一篇文章时记下的写作进度单，从那张工作表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工作的一般情形时间被排的非常的满，休息的时间几乎很少。
由于身体上的操劳过度，步达生在1934年春病倒了。在住院的期间，还总惦记着周口店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步达生的身体稍稍恢复，他就又埋头工作。终于，病魔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根据步达生的助手胡承志先生的回忆，出事那天的情景是这样的：“步达生持博士是1934年3月15日去世的，死在办公桌旁。他经常是夜间工作，白天休息。前一天我正在修复山顶洞人的挠骨时，把剔针弄断了，想找他要一个。当走到他的房间门口时，听到杨钟健先生和他正在高谈阔论。这时已是下午17时，我未进门就下班走了。第二天早晨我一上班，就听说他在昨晚因先天性心脏病复发而与世长辞。”
步达生在逝世的时候留下了大量有着历史价值的光芒万丈的学术著作。从1913年算起，一直至1934年逝世前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发现、形态和生活环境》一文为止，总数有56篇，而且这还不是步达生所写的文章的全部。
正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委员会1934年5月8日开会通过的备忘录所说的：步达生教授的不幸早逝，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同事。步达生在科学上的辉煌成就使本学院增光。步达生在“北京人”方面的研究已使他名扬四海，而这一工作在今后将仍然是对于早期人类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四）中国考古学家重大发现
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发现了第五、第七和第八地点，找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同年将已发现的地点，以“北京人”遗址为第一地点，其余的依序编号及至第九地点。
斐文中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从1929年9月26日开始，他主持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并于当年12月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斐文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的公布，立即震动了世界学术界。
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人、爪哇的“直立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公认。
通过对“北京人”及其周围自然环境的研究，表明五十万年前北京的地质地貌与现在基本相似，在丘陵山地上分布有茂密的森林群落，其中栖息着种类丰富的动物种群。
这些动物种群也曾经出现过面积广阔的草原和沙漠，其中有鸵鸟和骆驼栖息的遗迹，表明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说明北京曾出现过温暖湿润和寒冷干燥的气候状况。
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以后又继续进行挖掘整理，共发现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盖骨5具、头部残片21块，比较完整和残破的下颌骨12件、牙齿100余颗，残破的上下肢骨12件。
但是，这些珍贵的样本，都因日本侵华战争的战乱而失踪，至今没有下落。“北京人”化石失踪后，它的命运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令人眼花缘乱的传说、谣言所笼罩。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装上驳船，准备送到一艘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不幸，驳船翻掉了，“北京人”化石沉到海底了。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劫火车的日本人不懂这些化石的价值，或许把它们当作破烂扔掉，或许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中国商人。而果真如此，则它们早就被研成粉末当作药品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装有这些化石的箱子已经到了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但未来得及装船就发生了日军占领事件，化石从此下落不明。
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后，斐文中教授又于1931年考查“北京人”石器、烧骨和用具，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北京猿人究竟是什么样儿？从对已出土的四十多具猿人个体化石复原得出：他们身体矮小；四肢与躯体基本与现代人相似；能够直立迈步行走，只是他们脑量平均值只有现代人的三分之二，且呈现出头骨低平；眉嵴明显突起；面部和嘴巴向前突出；下巴颏仅有微弱痕迹等古猿特征。
从周口店地区地质、地貌及其第一地点出土的动、植物化石来追溯当时祖先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可以想象出：在龙骨山西北是起伏的山丘，山丘上生长着繁茂的森林，剑齿虎、野猪、斑鹿和犀牛出没于林中；东南方为成片的广阔草原，有成群的三门马、大角鹿、羚羊往返奔驰；河边、湖畔是河狸、水獭和水牛活动的场所；洞穴的居住者除了北京猿人外，还有洞熊和鬣狗。先人们生活在这里，以鹿类和其它一些小动物为狩猎对象，并经常以野果、树叶和根茎等为食。同时，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他们还需同野兽进行顽强搏斗……
人们现在看到的是貌似“北京人”复原的面部化石，其额骨和下颌骨的特征非常明显。
这块石头静静屹立在黄茅岛的海滩边，向人们述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那一段惊动世界的失踪大案。
新中国成立后，斐文中教授曾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室主任，在国际上先后被授予法国地质学会会员，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会员等荣誉称号。
二、贾兰坡与周口店遗址
贾兰坡是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周口店，就没有我贾兰坡。”
20世纪80年代，贾兰坡提出的中国、东北亚及北美的细石器可能起源于华北的学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
贾兰坡这一生，与周口店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勤奋严谨的贾兰坡
贾兰坡是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却攀登上了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
贾兰坡，字郁生，曾用笔名贾郁生、周龙、蓝九公。1908年11月25日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刑家坞村。
贾兰坡小时候，父母教他识字，后来又在外祖母家读过几年私塾。12岁时，母亲为了让他能接受正规教育，带他来北京找他在北京谋生的父亲。他先在汇文小学读书，又进汇文中学。
1929年，贾兰坡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因家境困难，父母再也没能力供他上大学了。他只好在家边自学边寻找合适的工作。
1931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贾兰坡得知中国地质调查所招考练习生。说起这次考试，还真有些戏剧性。
贾兰坡靠的是勤奋自学、苦钻苦学。贾兰坡高中毕业后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便经常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刚开始的时候，他看书也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目的，逮住什么就看什么。
后来，随着阅读面的扩大和加深，贾兰坡开始对有关科学、旅行的杂志和书籍越来越感兴趣。他也开始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对所看过的书都认真做了笔记，一年读下来之后，真学到了不少知识。
说来也真凑巧，贾兰坡的一个表弟认识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斐文中，而此人因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而闻名海内外。他表弟从斐先生口中得知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正在招考练习生，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贾兰坡。
贾兰坡在北京图书馆自学的知识帮了他的大忙，他得以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了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被分配到新生代研究室做练习生，从此，贾兰坡便走向了古人类学的研究道路。
不久，贾兰坡被安排到周口店协助斐文中继续挖掘周口店“北京人”文化遗址。上班后，贾兰坡就被派往周口店继续协助裴文中搞发掘“北京人”的工作。
这一年的5月，贾兰坡来到周口店的龙骨山，在中外著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到周口店“北京人”文化遗址后，他很快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向书本学习，向身边的人求教，很快便有了自己对古人类学的认识和见解。
由于工作勤奋出色，不久他便由练习生升至练习员，到抗战前，贾兰坡被报批为相当于副研究员的职位，此时，他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这对于没有上过大学的贾兰坡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了。
所以，贾兰坡在《自述》中写道：
我自认是一个工作勤奋、治学严谨的人，虽未上过大学，亦未到国外留学，但由于能够持续不断地苦钻苦学，数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从20世纪30年代起，便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和著述，对我国的地质、古生物、古人类和考古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二）功夫不负有心人
龙骨山有保存完好的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积，地层出露状况很好。这里东南面是华北大平原，西、北面是山峦重叠的西山，山脚下有河水潺潺流过。
数百年来，龙骨山一向以出产龙骨闻名，许多洞穴是原始人类理想的住所。因此，这里十分吸引中外地质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注意。
起初，贾兰坡主要干些杂事，比如洗刷标本、整理化石、管理账目、贴制图版，事无巨细，他都做得十分认真。同时他也懂得，自己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所以，在每天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贾兰坡就如饥似渴地找书来读。
有一次，龙骨山出土了一批狼的化石，可是他却不认得。为了补课，他相约几个年轻人打了一只野狗，把吃剩的骨头制成了一具挺漂亮的标本。然后，贾兰坡翻阅书籍并对照标本，将每个部位的骨骼名称一一记熟。狼和狗是同一个属的动物，他认识了狗，也就认识了狼。
一天，他的导师杨钟健手拿一盒动物化石，对贾兰坡说：“你拿去鉴定一下吧，分分类。”
贾兰坡接过来一看，是些兽牙。他对照图版，认出了牛、羊、猪、鹿和马的牙齿。不料，当他把这些结论讲给杨教授听时，杨教授却摇摇头，要他把这些化石鉴定至“属”以下的一个单位“种”，并要一个一个地写上标签。
贾兰坡按导师的要求一一做完后，第二次送到杨教授那里，谁知又被退了回来。
杨教授说：“你还得把这些动物的上、下牙齿分开，标出是第几颗牙齿。”
经过贾兰坡的又一番努力工作，杨教授才满意了。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一盒化石，三次鉴定，使贾兰坡终生难忘。他的许多考古学知识，就是这样“逼”着学到手的。
1929年12月4日16时，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936年11月，贾兰坡在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次的发现，再一次轰动国内外。金灿的光环闪烁在贾兰坡的头顶，迎来了他28岁的生日。
195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先生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工作优异。贾兰坡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内心深处明白，在这块土地下面，还有更丰富的知识与遗产，等待着自己去发掘。（三）贾兰坡未了的心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炮声打断了周口店遗址上正在进行的发掘工作。
为了保险起见，周口店遗址上发掘出来的所有化石，都保存在协和医院B楼解剖科的保险柜里。当时美国处于中立状态，协和医院还算安全。
1941年，随着日美关系的紧张，协和医院的保险柜也不再“保险”。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地质学家翁文灏和胡恒德商量了好几次，判断出有三条路可以走：“北京人”继续留在北京，妥善予以保藏；运往陪都重庆；运到美国，待战争结束后再运回北京。
经过多方权衡，最终选定了第三种方案。于是，工作人员先用白棉纸包好化石，再用卫生棉和纱布裹上，包上白纸后放入小木盒内，盒内还垫上了瓦楞纸，最后分装在两个白茬木箱里。为了怕引起注意，特地不写名称，只在箱子上标了A、B字样。
化石装箱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火车将其运往秦皇岛，准备搭乘“哈里森总统”号轮船运往美国。但是就在化石装车后第三天，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装载化石的火车被日军截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神秘地失踪，至今仍然杳无音讯。
贾兰坡听到头盖骨丢了的消息后，目瞪口呆，怎么会呢？不是早都做了安排吗？从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成为贾兰坡永远的牵挂。
贾兰坡生前曾经说过，此生此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北京人”化石。贾兰坡生前，书房里有一个大夹子，专门存放着几十年来他追寻“北京人”的全部资料：当年占领协和医院的日军军官的照片、日本来华寻找化石特派员的资料、中外提供线索者的来信、从四面八方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种线索，即便是那些最荒诞不经的传闻，贾兰坡也收集了起来。
贾老曾经说过：这些“北京人”标本化石，就像我的孩子，我对它们的感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这些年来，我一直被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所折磨，我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它们找回来。
在此后的岁月里，贾兰坡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1999年，他和中科院14位院士联名呼吁，由于大部分知情人和当事人的辞世或年事已高，破解“北京人”头盖骨之谜愈发迫切。如果时间再拖延下去，“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很可能变成一个千古之谜。
贾兰坡等人在倡议书中写道：
数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此痛心疾首，也不知有多少人为寻找化石丢失的线索尽了心力。随着世纪末的临近，随着多数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辞世或年逾古稀，我们寻找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希望也愈来愈急切。
他们在倡议书中深情地呼吁道：
我们想在这里向全世界所有热爱科学、进步的人们呼吁：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
也许这次寻找仍然没有结局，但无论如何，它都会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线索和历史资料。并且它还会是一次我们人类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觉悟的过程，因为我们要寻找的不仅仅是这些化石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人类的良知，寻找我们对科学、进步和全人类和平的信念。
但是，天不随人愿，贾兰坡带着永远的遗憾走了。“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成为他生前未了的一个心愿。（四）埋骨青山伴祖先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代研究室划归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任副研究员、标本室主任、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和周口店工作站站长。
贾兰坡在周口店办过好几期考古训练班，他都亲自撰写讲义和授课，并进行田野实习辅导，培养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后来这些人都成了考古工作的骨干和专家。
1956年，贾兰坡升为研究员。他从小小的练习生，攀登到了高层的研究领域，相继发现了距今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距今160万年至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牙齿及石器、距今110万年至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头盖骨等，这些充分证明了贾兰坡推断的正确。
此后，贾兰坡的工作更多地转向周口店以外的地区，足迹遍及全国。特别是华北地区，他投入的精力最多，收获也最大，首先提出了我国原始文化的继承关系。
贾兰坡还亲自在河北、内蒙古、东北等地考查和研究后，提出了中国、东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可能起源于我国华北的论点。贾兰坡的学术见解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美国学者也认为这些论点“对北美考古是指导性的意义”。
细石器文化过去多常见于中国的长城以北的地区。关于细石器文化的起源，一直有着种种的推测。有的专家学者说起源于欧洲，传到西伯利亚，然后又分布到各地；也有的说起源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也有的说起源于蒙古等。
对于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可见是众说纷法，莫衷一是。自从我国发现一些较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之后，初步把细石器整理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结构，从而又提出“细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的假说。自从山西省沁县下川文化发现之后，为细石器起源于华北的假说更增添了有力证据。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细石器文化的特征呢？简要地说，细石器时代是以窄长的石叶为主要的石器。它是为了镶嵌到骨把、角把或木把上作为刀片而生产的。为了装成平直的刃，镶嵌前又把石叶两头截断而成为长方形。
生产这种长石叶的石核有各种形状，主要有棱柱状和锥形石核、楔形石核和扇形石核，这些石核成了说明中国和蒙古、西伯利亚、北美以及日本细石器文化联系上的纽带。
看来，我国的细石器可能分为两套，一套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许家窑遗址，萨拉乌苏遗址，峙峪遗址，小南海遗址；另一套是下川文化，虎头梁文化。我国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以及西伯利亚、北美、日本的细石器都和下川文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贾兰坡在和“北京人”石器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它们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进步，不可能是人类最初使用的石器。尽管当时在我国还未发现比“北京人”石器更早的文化遗物，但他仍然相信这种更原始的文化必然存在。
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我们有无勇气去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到实践中去探索，去追求科学上的真理。基于这种想法，贾兰坡和他的学生王建写了《泥河湾期的地展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一文。
1979年，贾兰坡与卫奇等研究了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认为许家窑文化在细时器技术传统上是“北京人”文化与峙峪文化的过渡桥梁，并对世界范围内细石器的两大传统以及细石器起源和分布等理论性问题作了探讨。
1989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太平洋史前学术会议”上，贾兰坡曾建议把地质年代表中的最后阶段“新生代”一分为二，把上新世至现代划为“人生代”；把古新世至中新世划为新生代。
高龄的贾兰坡老人不顾眼疾，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为孩子们写科普读物《爷爷的爷爷哪里来》。80岁以后他出了很多像《爷爷的爷爷从哪里来》这样的科普读物。
1990年，贾兰坡在《大自然探索》上发表了《人类的历史越来越延长》一文，提出了“根据目前的发现，必将在上新世距今400万年前地层中找到最早人类遗骸和最早的工具，人能制造工具的历史已有400万年了”的新论断。
当时，已经90岁高龄的贾兰坡，仍每天都在伏案工作，为他热爱的这门科学默默地奉献着。
贾兰坡在90多岁的高龄还在第一线带研究生，他常戏称“收个学生比养个儿子还难”。从学习上认真的指导到野外工作时对学生安全的时时挂心，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细心周到。贾兰坡的成长离不开裴文中等老前辈的培养，他深知好的老师和前辈能给年轻人带来什么。他说，我要为年轻人抬轿子，我要拉他们一把。
贾老曾经写道：幸而世界上世世代代有这么一批“傻人”，愿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终身。在真理面前，他们每有所得就笑逐颜开，一无所获又愁容满面。我们相信，一个人想要为人类作出一些有益的事，就无法摆脱这种苦乐相兼的境界。但是他们从来不气馁……我们的先辈是如此，我们是如此，一代一代下去也是如此。
1994年年底和1995年秋，在他患有严重眼疾困难的情况下又出版了两部著作：《中国古人类大发现》《中国史前的人类和文化》。
1997年10月，贾兰坡又写完了一本“大科学家写给小读者”看的11万字的“小书”《悠长的岁月》，以总结自己的一生。在书中，贾兰坡迫切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成长起来，热爱这门科学，能够接替老一辈的事业，运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新的学术思想，把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等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1995年4月，贾兰坡去美国参加院士会议，在旧金山为他举行的来自海湾地区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作家、记者、华人代表等一百多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他致答辞时说：“我虽然老了，但还希望在有生之年为这门科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晚年中，贾兰坡院士忍着眼疾及多种疾病的折磨，仍然每天手不释卷，伏案工作，用一把放大镜和一支钢笔解读、诠释着人类早期的历史。
贾兰坡院士的这种精神境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立志成才的青少年在科学探索和自我完善的道路上不断奋进，去勇攀高峰。
贾兰坡生前曾经说过“周口店是我的家”。他向单位和家人表示，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能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和古人类学家杨钟健都已长眠在周口店龙骨山上。贾兰坡早年就表示过身后要与两位前辈作伴，要栖守着自己奋斗过的地方。
2001年7月8日贾兰坡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003年11月25日，贾兰坡生平事迹展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隆重开展。
在开幕式上，贾兰坡的儿子贾彧彰致辞缅怀了自己深爱的父亲。贾兰坡的半身铜像在揭去红色帷幕后，和“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先生、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键的塑像，并排展示在“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大厅。
贾兰坡百年之后，祖国和人民了却了他生前的愿望。老人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的精神和信念将永远留守在龙骨山，遥盼着令他魂牵梦萦的“北京人”早日归来。
三、山顶洞人的发掘与研究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使周口店成为世界闻名的早期人类发祥地。山顶洞人文化遗址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上，距市区50公里，是闻名世界原始社会人类遗址。（一）裴文中主持发掘遗址
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
1933年至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河北丰南人。1927年毕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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