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寻思路(第一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秦朔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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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寻思路(第一辑)试读：

2015年10月16日晚，在“秦朔朋友圈”上线庆祝会上，我请老中青三代8位企业家共同探讨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当晚有两个说法最触动我。一个是万得资讯董事长陆风所说，“天天有操不完的心就是企业家精神。”一个是喜马拉雅FM的联席CEO陈小雨所说，“企业家精神就是牺牲——我创业后所有的生活只有一件事，就是工作。”

差不多晚上12点，我连续收到了小雨发来的三条微信：“刚在院子里散步，想了想您今天讨论的主题。我旁观了自己每天的真实状态：整天琢磨最多的就是怎么能让用户更爽，怎么满足用户需求。我觉得能活出来的创业者，最具共性的就是这点。所以如果我们算是企业家，那企业家精神中第一条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是因为道德水平高、天生具有自我献身的觉悟，而是被残酷的市场竞争逼出来的。不竭尽全力替用户着想、为他们服务，就没有发展和壮大的机会。”“按这个动因深挖下去，企业家精神中还必然存在着比多数人更强烈的对成功、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执着。为了这份执着，承受比普通人更多的压力和辛苦，这应该是创业者的真实写照。另外，我见证了证大从小到大的历程（注：陈小雨创业前担任戴志康创办的证大集团的投资总监）。在戴总身上，我注意到当企业家逐步成长、掌控的资源和财富达到相当的能级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从原发的纯粹个人价值奋斗，到逐渐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理想和抱负。”

我想：这可能就是企业家的精神状态吧。心中一旦种下了那颗种子，它就会一直生长，哪怕深夜散步，思绪还在脑海里萦绕不散。欲望

没有企业家的经济，就像《王子复仇记》的舞台上少了哈姆雷特。如同一部马力强劲的汽车需要性能优良的发动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然拥有强劲的、从内心源源不断涌出的驱动力。

1997年前后，我在《南风窗》发表了一组独家策划，总题为“文化就是力量”，报道了一些最具文化竞争力的企业，包括华为、平安和万科。20年过去了，这三家企业依然是同业中的佼佼者，而作为创始人的任正非、马明哲和王石依然是企业的领导人。他们用自身的精神带动了整个组织文化的形成。这种力量犹如不熄的篝火，风越吹反而越旺。

乔治·吉尔德在《企业之魂》开篇写道：“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生活方式。”任正非非常推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观点：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高级将领的作用，就是要在茫茫黑暗中，用自己发出的微光，带领你的队伍前进。就像高尔基笔下的英雄丹柯一样，企业家要把心拿出来燃烧，照亮后人前进的路。1988年创办华为以来，任正非几乎隔一两年就有一些惊动企业界的文章发表：《华为的冬天》，《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他很少谈具体业务问题。他谈得最多的都是思想观念、文化和队伍。

2009年3月，为了写博士论文，我给几百位中国企业家发了相关的调查问卷。后来某一天，我收到一封写了好几百字的邮件，是马明哲写的。他认为企业家状态的核心有三个要素：欲望（激情）、正向思维和动手能力。

马明哲写道：“企业家取得一时的成功，可能是靠运气。取得长时期持续的成功，他们的内心往往有非常强烈的欲望。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内心深处，一定有某种强烈程度超过常人的极大热情在支配、驱使着他。企业家创业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巨大的，有时会是孤独、无助的，只有当他的欲望大大超过了对压力和挑战的恐惧，他才会有持续的动力，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所有创业者、企业家都会面对挑战和压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平安集团收购比利时富通集团的努力化为泡影，平安集团损失惨重。我不知道马明哲是怎么走出危机的。在我看来，不是上市成功，而是走出危机的历程，才是平安历史上最值得汲取的财富。那段日子，马明哲从每天晚上吃三片安眠药，减少到吃两片、一片，慢慢才不再服药。后来我问他，他淡然地说都过去了，“我去普陀山，大法师告诉我，人生的路就像海滩上的脚印，看起来很深，但只要你的脚抬起来、往前走了，海水很快就把过去的脚印冲没了”。价值

由于工作上的便利，我有机会接触很多企业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由于自己不愿意去了解他们，“错过”了深入研究的机会。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京东的刘强东和融创的孙宏斌。

大概10年前，有一次我去参加国美的论坛。送我去机场的朋友说，其实京东的3C产品卖得很便宜，比国美还便宜。我第一次听到京东这个名字，但我觉得其规模和苏宁、国美比差太多了，有点不以为意。2012年8月京东进军大家电，和苏宁、国美爆发了一场“口水战”。刘强东的名言是：“如果苏宁敢把价格降到1元，京东就敢降到0元。”当时他们打得不亦乐乎。我觉得这不符合规律：烧钱能持续多久？所以当听苏宁一位朋友说“大炮打蚊子，我们不玩”时，觉得讲得真好，认为刘强东说不定就是吴晓波的下一个“大败局”的案例。京东的多次活动邀请我我都没参加，直到今天也没去过。和刘强东认识也只是因为在2015年“哈佛论坛”上碰到，问候了两句，没有任何交流。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刘强东关于京东战略的一个演讲。他说：“创造价值才能获得回报，这是所有商业模式的基础。”“我们的一切都是基于每项业务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独特价值。如果不能超越市场上的已有价值，或者没有带来额外的独有价值，战略一定是行不通的。”他讲了京东商城是如何降低供应链成本，提升效率，从而在售价、综合运营费用率、存货周转率、SKU数量等方面远远超过竞争对手的。他全部以数字说话，非常有说服力。我意识到，从研究的角度看，我真的错过了京东和刘强东。

孙宏斌也是这样。因为受王石影响，我对多元化、“大跃进”等经营手法一直抵触。所以当年孙宏斌创办的“顺驰”如一匹黑马崛起、扬言要超万科时，我和王石都认为他肯定出问题。果然！这再次印证了“管理跟不上业务拓展，现金流跟不上规模扩张，必出问题”的道理。我内心颇为得意，觉得自己有预见性。

2015年初，《第一财经日报》某天的报题会上，有地产记者梳理去年楼市，说孙宏斌的融创是上海楼市销售额冠军。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我怎么觉得融创老是受挫呢？”记者说：“现在还有哪个房地产老板能像孙宏斌一样用脚去丈量市场的呢？融创进入的城市不多，主要在一线，但在每个城市孙宏斌都经常徒步暴走，熟悉地块。孙宏斌在房地产老板中外语水平数一数二，几乎每天都浏览《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可以说又土又洋。从2009年到2014年，融创的资产增加了9倍，销售额增加了5倍。”记者说：“大家只知道宋卫平反悔和融绿分手，却不知道融创收下了绿城上海（除了黄浦湾）的资产。因为佳兆业集团出不了年报，融创、万科、恒大都收购不了，可是大家只说融创失利。融创成功收购了中渝置业和天朗的地产业务，但大家却视而不见。”

那天我想了很久。上海消费者是全国最精明的。在上海，我脑子里的地产标杆是万科、中海、保利、华润、绿地。融创能超过它们，我完全没想到。孙宏斌这个全中国地产圈最著名的“失败者”，其实早已从黑马变成了“大白马”。

有很多“成功”不过是在重复过去。对企业家来说，它们只增加财富，而并不创造新价值。中国有很多富豪，但真正的企业家要少得多。而许多挫折恰恰是有价值的，因为企业家在尝试和探索新的路径，比如孙宏斌一直坚持不懈地探索收购。他进杭州、深圳，现在又到了南京，也许都不如愿。so what？可能再试几次，上帝就会为他开一扇门。

企业家是开创一个新生意并承担风险的人。约瑟夫·熊彼特曾说企业家要对“做新的事情或用新的方式做已在的事情”（the doing of new things or the doing of things that are already being done in a new way）负责任。而在本质上，企业家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能和状态。美国《企业家》月刊在目录页固定登载的《美国企业家的信条》中有这样的表述：“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着有保证的生活，宁愿要达到目的的激动而不要乌托邦的毫无生气的平静。”（I prefer the challeng-es of life to the guaranteed existence；the thrill of fulfillment to the stale calm of Utopia.）熊彼特说，企业家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创造的欢乐。他们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只要他们实际上在从事‘新的综合’，他们就是企业家。而一旦他们功成名就，他们就不再是企业家了”。

刘强东、孙宏斌，他们在尝试中煎熬的时候，也许更像企业家。

限于篇幅，我只讨论了牺牲、欲望和创造新价值这三个方面的企业家精神。按照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的说法，任何有勇气面对决策的人，都能够通过学习成为企业家，并表现出企业家精神。这里暗含了“人人都是企业家”的思想。社会有分工，不可能都去商界。但即使不在商界，你也可以拥有企业家的精神状态。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

想了好久，要不要写这篇痛陈中国富豪问题的批评与劝谏之文。

先说三遍，富豪不等于企业家！

再说三遍，中国今天的富豪远远多于企业家！

中国富豪的财富真多！2015年10月15日，胡润在陆家嘴发布“2015百富榜”，邀我“站台”，从学术角度做些分析。2015年中国有1877位富豪的财富超过20亿元，总财富13.6万亿元，超过印度或俄罗斯整个国家的GDP。对比美国，中国大陆财富超十亿美金的富豪有596位，第一次超越美国。中国成为全世界制造富豪最多的国家。拜股市上涨和IPO所赐，大陆的百亿级富豪从2014年的176位增加到2015年的333位，增速令人咋舌。

胡润给了我很多资料。他发榜的第二天，“秦朔朋友圈”上线。我开始连轴转，无暇写文章。我也担心，写富豪的问题肯定会“伤人”，也很容易被持反对民营化、打压民企观点的人所利用。2015年12月6日早晨，我在深圳南山的一个酒店醒来，思绪踏浪而来，澎湃不息。我想，该写了，不写不行了。“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姑息不是中道，直言是为了中国富豪明天更好。

我写的中国富豪十大错，全部以事实为依据，排序不分大小，欢迎对号入座或者引以为戒。

第一错：没有社会成本意识，对环境极不负责。

富豪向来觉得自己牛，赚钱都是自己能耐。见过不少房地产富豪，拿江景、海景、湖景、山景这些自然景观做文章，可是盖的房子鬼头鬼脑或呆头呆脑，严重影响城市美观。一个“作品”形成，却成为公共视线污染，就是在制造“负外部性”。你以为只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污染排到江河湖海，消耗的是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弘毅投资的一个原料药企业，在内蒙古离黄河只有十几里的地方，把污水直接排进“污水池”——就是在沙漠挖个大坑直排，等着自然蒸发或沉淀。当地百姓饱受其苦。《第一财经日报》曝光后，这个原料药企业找我沟通，说主要是“政府承诺盖污水处理厂，给我们几个企业共用，但政府盖不起来，而我们已经上了设备要投产，政府许可我们临时处理”。弘毅算是很不错的投资公司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对这种事也处之泰然，视之漠然，只要不曝光就万事大吉，遑论其他？

我的一个老乡曾任《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他在浙江湖州挂职时，有一次很心痛地对我说：“我老家濮阳那边要引进浙江民企投资，由我牵线，也是产业转移。这边的老板说污染的费用要那边出，那边又出不了。最后这边说，就往地下注吧。直接钻孔，向地下300米排污！”

我在2009年写的一篇文章里说道：“在各地都以GDP为纲和地方政府的竞争性体制下，对数量型增长指标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结构问题、社会成本的关注。2007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6%，但消耗的煤炭总量占世界的48%，石油占9%，钢材占34%，电解铝占32%，水泥占54%。中国进口的铁矿石达3.83亿吨，占全球海运总量的一半。中国的钢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到第十位的产量总和。目前，全国每年的废水排放超过环境容量80%以上，二氧化硫排放超过环境容量60%以上。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也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7倍。”这些数据有些旧，但所反映的基本情况和趋势并没有逆转。所以别老觉得自己厉害，看看消耗了多少资源才创造出了这些带血的GDP，致病的GDP，高消耗、高污染、低价值难循环的GDP！

第二错：没有对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意识，坑害投资者。

富豪财富的计算是市值法（利润×市盈率；如未上市，就模拟已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市值决定财富，所以市值管理和资本运作很重要。“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经商不如贷款，贷款不如不还，不还不如不管。”这是牟其中20年前对我说的话，意思是一产不如二产，二产不如三产，三产不如办银行，办银行不如去上市，去上市不如搞投行。

中国富豪这方面的悟性是超强的。可惜他们的资本运作，往往都是把泡沫当故事讲，把故事当真事讲。在充满寻租干预的奇葩市场上，这种运作方式偏偏又能畅通一时。苦的就是中小投资者。郎咸平就是看准这一点，站在中小投资者一方替他们发声，所以当年第一财经的《财经郎闲评》节目红火一时。

我有一个金融EMBA同学，是一家证券公司投行部门的总经理，这几年为30个民营老板做了IPO、定增、发债，等等。他说很多老板都邀他加入公司，给的条件极其优厚，他也动过心，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平常看到他们动不动就发脾气，呵斥员工包括高管。我现在是客，他对我客客气气。去当兵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本运作太不按规矩。昨天我帮他弄一个TMT概念增发，弄进来不少钱，转头他就投了房地产；房地产要烂了，又要我做方案回购进上市公司。我去那里直接操盘，不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2015年6月3日我写了《给牛市泼点水利大于弊》的文章，文中用了九鼎投资一位合伙人在5月中旬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的话。当前最主要的赚钱模式不是做买方而是做卖方。用泡沫做卖方有两个主要方式：一是上市公司或者新三板挂牌公司“现在最佳的方式是要拼命融资，说得不好听就是圈钱，通过高价卖股票融资后把企业做实。上市公司目前不融资，他的董事长可以说就不合格”。第二，“就是那些没有上市、没有挂牌的企业要快速证券化，原来融资只能10倍市盈率，泡沫时代可以卖到30倍、50倍甚至100倍市盈率”。

在第一财经工作了11年，我见的资本游戏太多。中小投资者如果不小心，难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富豪们把自己的财富建立在鱼肉中小投资者所铸就的财富大厦上，就那么心安理得，以为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第三错：没有专心致志做产品、踏踏实实走长路的意识，喜欢的是赚钱越多越好，甚至不惜投机取巧去赚钱。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企业善于应变不是错。但是中国富豪的一个特征是不喜欢“立长志”，而喜欢“常立志”，在把握赚钱机会上嗅觉一流，在坚持初心上却放任自流。所以，多元化成为他们的企业战略偏好，隔三岔五改变主业也不稀奇。这导致中国的好产品少，能通达世界、赢得尊重的好产品就更少。因为好产品是磨出来的，呕心沥血熬出来的。“好”，是时间的艺术。

前段时间在香港，一个广州的商业地产商对我说：“我们也越过红线，改过容积率，在空地盖停车场再改成商业。但最近碰到一个北方开发商，我们才真算开了眼界。这哥们相信‘捂地才无敌’，死活不开发，等着土地升值。这样下去政府要收回土地的，而且最近几年越管越严。他就灵机一动，找了几个朋友谋划，用公司名义向他们借钱，故意违约不还，这几个朋友到法院申请冻结他的公司财产，土地就给冻结了。一个官司打了N年，地捂住了。”

中国的富豪真聪明！可是如果把聪明都用在这些地方，蝇营狗苟，偷鸡摸狗，怎么可能有中国好制造？

我没有和刘强东交流过，但在看《创京东》这本书时，我对他的几段话非常赞同。他说：

到国外看了这么多企业，你会真正理解每个企业的追求可能不一样。欧洲的企业，让人惊奇的都是几百年传承，家族做了8代、10代，现在的老板是第五代或第八代传人。英国有家很著名的面包店已经是第12代了，还是每天烤几百箱面包出来。卖完了，就算还有很多人排队，对不起，我不卖了。人家每年还带家人出去度假几个月。以它的知名度，销量、规模完全可以翻10倍以上，烤更多面包，赚更多钱。我去纽约，有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餐厅，有几个月也歇着。不是不要赚钱，而是要休息。

而中国人都愿意抓住每个赚钱的机会，如果说今天我能赚10个面包钱，绝对不会只卖9个。卖9个他睡不着觉，他就会想：今天本来可以卖10个，为什么今天只做了9个呢？他明天就会做11个面包。……

而中国的企业，现在主流的成功还是以赚更多钱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在中国，只要你公司赚钱了，足够有钱，即使过去被无数人看不起、不屑的人，也变成一个英雄。比如有的人弄各种假的保健品，狂打电视广告，赚了几百亿之后，现在大家一提他，每个人觉得他就是教父、成功企业家。只要有钱，你就是成功。

……

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国的企业家做企业还是以追求幸福为目的，但追求幸福不能建立在懒惰的基础上，而要建立在创新、努力的基础上。我觉得美国树立了比较好的体系，既能激励你，又不会让你太懒惰，从而让每个人过得有尊严和幸福。

明眼人都看得出，刘强东“挤对”的这个中国富豪是史玉柱。不过坦率地讲，我觉得史玉柱算好的。第一，讲诚信。盖巨人大厦集资借的钱，全部还清，重新站起来。第二，我问过他，他说脑白金里的主要成分是褪黑素，确实有助于老年人睡眠，不是瞎编故事。他从民生银行贷巨款炒股赚钱，只要手续合规、准时还钱，吴小辉（注：吴小辉是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安邦是民生银行股东）都说他不急，我们急什么呢？史玉柱今天的定位不是企业家，就让他好好赚钱做富豪吧。

但是，刘强东式的感受，我也有。看到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英雄变成今天的资本豪强和电视屏幕上的成功教父，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不舒服。

第四错：没有“官商之间淡如水”的边界意识，习惯于“不找市场找市长”，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

这些年我参加过多次政治学习，每次学习都有一个环节，就是通过视频看落马官员的“忏悔”。我发现几乎所有戴着镣铐的官员都后悔“错交了几个老板朋友”。

尽最大努力消除官商勾结、寻租牟利，是中国建设现代、文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避免“拉美陷阱”、“菲律宾式腐败”必过的大关，其中限制官员滥用权力的制度建设是根本。但是，也不能不说，正是一些富豪的行为加剧了官商勾结、寻租牟利，使得我们的营商环境，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不公平而且加速劣质化。从20世纪末走私大王赖昌星的“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到2014年8月出逃的郭文贵，通过“搞掂”乃至“要挟”官员以实现特殊利益安排，曾是一些富豪的常规打法。用各种方式为官员及其亲属“埋单”、当官员的“白手套”，一边提供私人飞机和色情对象，一边用隐秘设备偷偷摄录，在富豪中也不鲜见。至于像刘汉那样通过与权力结盟，以司法手段置商界对头于死地的案例，其所践踏的不仅是商道，还有社会的基本正义。

我听胡润说，过去大家怕上富豪榜，现在基本接受了，有的人还希望上榜。看看吧！郭文贵在“2014胡润百富榜”上以155亿元的个人资产，从2013年的第323名飙升至第74位，但同年他就东窗事发。胡润，你要不要编个“出逃榜”？

由于官商勾结，从项目到产品，很多招标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统统“潜规则”。我经常觉得“背反”：中国富豪一边呼唤市场化少干预，一边习惯性地“不找市场找市长”。他们和各种领导的合影以及领导本人的书法，都被放在办公室醒目位置。

倒下一批腐败官员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官员的干预，普惠政策变成特惠政策，公平竞争原则荡然无存；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通过多元化的补贴一直苟活。总有一天，当补贴型企业的产能纷纷释放，我们将面临的是大过剩。今天中国经济的困难之一就在这里。

习主席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富豪和政府官员应该是各守本位、保持距离的关系（arms⁃length relationship），是从合谋型、寻租型、补贴型的官员依赖到“有界限、有规则、知分寸”的政经互动的关系。拜托富豪们少打一些官员个人的算盘，让他们太平一点吧！

第五错：没有健康的纳税意识，还口口声声承担社会责任，丧失了社会与企业间的基本契约精神。

企业和社会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分工不同。企业是商业组织、盈利组织。企业缴税后政府才能将税收用于民生支出，比如教育医疗。企业纳税天经地义，甚至可以说，纳税是每个企业的天职。这是社会与企业间“默示的一种契约关系”。

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代表富兰克林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逃不掉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在美国，林肯于1862年建立的IRS（联邦税务局），被称为“最能让人闻风丧胆的部门”。

而我碰到的不少亿万富翁，谈到税收，最常见的态度是，“中国的税负太高了，雄踞世界前列”（依据是福布斯全球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必须减税，企业才能活下去”，“税务局还要我们提前缴税，太离谱了”，等等。

有一次我问一位百亿级身家的富豪一年交多少个人所得税。他笑笑：“那倒不多。我月薪1万元，交不了多少。”我说：“我们报社一半以上的人都交的比你多啊！”还有一个房地产富豪，建了好几个珍宝馆，犀牛角、象牙、字画等艺术品大量添置，全由公司购买以充当成本。这些宝物在他办公室放一两天证明是企业资产，然后就挂回家了。这种以富豪私人消费充当企业成本、达到节税目的的花样，足可以编一本书。

我无意指责富豪的避税节税行为，毕竟税负是决定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投资是全球竞争的结果。我也认为，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水平特别是“五险一金”标准过高。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有一次看《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专门写信给我说：“中国的税制应当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重惩罚。贵报漏了‘低税率’三个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是我的理念。我本人一直倡导低税率，反对过高的税负。”但是，中国在资本利得方面，既无遗产税，极少房产税，二级市场炒股收益也免税，富豪还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消费成本化”，动不动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非经常性损益”，而他们的个人所得税标准竟然比一般白领还低，这不是太吊诡了吗？他们还好意思说承担社会责任？

其实，中国富豪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并没有他们经常渲染的那么高。全国工商联编制的“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显示，2014年民营企业500强纳税总额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为4.81%（第一名是了不起的华为的337亿元），比我想象的要少不少。中国富豪说美国什么什么好的很多，却鲜有人赞同美国税制。有的富豪想移民，一了解美国的“全球缴税体系”，就望而生畏了。

我尊敬的企业家，是像印度软件企业Infosys创始人之一穆尔蒂（Narayana Murthy）这样的人。他在1981年与另外6名年轻软件工程师变卖了包括妻子首饰在内的家当，集资1万卢比（相当于1000美元）白手创业。“这个公司未来要变成什么？营收最高？最赚钱？还是市值最高？”他决定，“我们要变成最受人尊敬的公司”，其标志是要有最好的公司治理，“与这块土地共同成长，最后跟整个社会取得和谐共处”。他认为公司治理与钱无关，“即使我们没有钱，刚创业时就遵守公司治理原则”。

当年印度从国外进口软件要交纳150%的税。很多印度软件公司故意把软件包拆成软件光盘及操作手册，因为操作手册不用缴税。他们还把手册定价在整个软件包售价的90%，这样只需要缴纳本来150%进口关税的10%。而穆尔蒂决定，还是卖整套的软件包，因为要遵守公司治理的原则。穆尔蒂在公司电话账单中的每一笔私人电话费都切割出来自付，他开普通的三菱Lancer，端盘子和员工一起在食堂吃饭，却把个人财富中的60%放进Infosys基金，因为他的信条是“金钱的真正力量在于施予”。他梦想印度实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脑”还要有“社会主义的心”。

因为印度经济还远远不如中国，所以不少中国富豪谈到印度都会笑。但在我心目中，穆尔蒂的言行大大提升了印度企业家的形象。而中国，隔一段就发生一次匪夷所思的产品事故、安全事故、坑蒙拐骗、金融诈骗。中国富豪的形象能有多好？

第六错：没有包容性发展意识，处理不好自己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中国的很多富豪出身草根，一路在夹缝中忍辱负重，拼力挣扎，可以说是自强不息。或许是他们伤痕累累的历程扭曲了心智，在厚德载物方面的修为相对欠缺。我的一个体会是，他们一旦出头，“媳妇熬成婆”，气就粗了，话就大了，有些不一定真懂的地方也敢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比如，富豪动不动就嘲笑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真心说，我也认为传统的国企模式没有未来。但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一种精神特征，不是身份特征和身家特征。我们不要再说国企没有企业家。充分竞争的国企、能够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国企、不断创新提升效率的国企，必定生发出企业家精神，否则我们就不会有蜚声世界的高铁、核电、国家电网、中国建筑、航天科技，不会有华润、中粮、招商局、青啤这样国际化的集团，不会有宝钢、中集这样高效的企业。我们也不要简单地说，国企领导都是“A4干部”，没有长远打算。从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饶斌、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康世恩开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性价比超高的“事业家”，没有什么物质激励仍然创新进取。我交往的国企领导不多，但从20世纪90年代的孙文杰到今天的宁高宁，每有所听，都收获满满，并不亚于最出名的那些民企富豪。

富豪还喜欢嘲笑职业经理人（特别是外企的）。他们说职业经理人“只会跳槽不会跳楼”，只会做PPT，对过程负责，却不对结果负责。2015年我参加“亚布力年会”时，听郁亮也说过一次。他说很多大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都有点不屑一顾，觉得职业经理人缺乏承担，缺乏责任的担当，基本上是包赢不包输，输了跟自己没关系，最多拍屁股走人就是了。

毫无疑问，Founder Manager（创始经理人）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但只有一代。个人终有一死，公司则可长存。当然如果公司创始人固执己见，也会把企业搞糟。“血缘资本主义”能解决产权激励问题，但二代、三代能够连续成功经营的案例并不多。从长周期来看，整个商业世界的驱动，更多是依靠大量的职业经理人的奋斗。从通用汽车的斯隆到通用电气的韦尔奇，从英特尔的格鲁夫到IBM的郭士纳，多少职业经理人身上洋溢着伟大的企业家精神！

1909年，泰罗在《科学管理原则》中证明，“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彼得·德鲁克指出，由于泰罗的出现，我们的生产效率以每年3%～4%的复利增长，这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基础。1977年，钱德勒出版《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斜体】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斜体】）。他认为“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说的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在“赋能分享”（empowerment）已经成为新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组织原则的背景下，还有那么多富豪不信任职业经理人，奚落职业经理人。这种人如果能够把企业做好，太阳真可以申请从西边升起了。

这些问题甚至都不用“掉书袋”来证明。在我25年的媒体职业生涯中，我见过太多充满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了，比如我以前的领导黎瑞刚。中国有很多行业目前还不能民营化，但已经市场化。而只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些行业就能开出灿烂的创造力之花。

富豪在厚德载物方面的欠缺，也使得我们从整个生态和产业链的角度，看到了太多“渠道霸权”、“超期限占款”、“压榨供应商”、“以大欺小”和“三角债”的现象。我在深圳参加了一个管理学论坛，碰到奋达科技的董事长肖奋。他们是做无线音频的，创新能力很强，供给国内智能手机厂商。他对我说：“他们都说搞生态，其实是搞帝国，要我的核心技术，我不给，转头就找另外的供应商压我。幸好我坚持自主，否则也被吞噬了。”“滚滚长江东逝水。”富豪再富也是阶段性的。要生生不息，就要有包容性意识，真正构建共存共荣而不是一家通吃的大生态。否则，即使现在再牛，也撑不久的。

第七错：没有谦卑意识，当“企业皇帝”。

我在做博士论文时，高度肯定了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之旺盛。中国富豪大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雄心壮志，有内在的强烈欲望，这是企业发展的驱动力、原动力。我和当时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CEO常博逸认真交流了一次。他提出了一个说法，中国所有的优秀企业都有一个“王”（king），但“王”不是“皇帝”（emperor）；“王”是精神性的领袖，“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层级，二者是不一样的。

从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到马云、刘强东、雷军，他们都是企业的精神之王，同时，他们在职务上也是企业最高或曾经最高的。但职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任正非在华为任总裁，其实是个虚名，他也不管具体业务，但影响力摆在那里。

中国有一部分富豪正在异化。他们不满足当精神领袖，要当“皇帝”，要万人迷、万人从。我去过这样的企业，参加过一些他们的会议，往往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比如，企业内部报纸的标题或内容都是“主席如何如何”、“教授如何如何”、“博士如何如何”，4开报纸头条的字号赶得上对开报纸《人民日报》头条的字号。我有几位上海的熟人跳槽到某巨型民企集团，有的说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年底工作大会，在威武雄壮的歌声中齐齐站立等待董事长出现，每个人都分外严肃，哪怕内心想笑，最多也是脸上抽搐几下。还有一位则自我否定：拿着这么高的薪水，就是帮着弄弄媒体关系，好像也没有创造很大价值，于是就辞职了。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创造能力代替复制能力的新经济时代。过去那种钢筋水泥时代造就的强人富豪——唯我独尊、别人就是好好执行的富豪，很快就会落伍。不让年轻人说话，不让周边的利益相关者说话，听不到消费者的真实声音，这种企业一旦没有成本优势，就会迅速退潮。

即使是从政治上看，在企业内部强化emperor的气氛、流程、仪式，也是非常愚蠢的。你真的以为企业就是封闭的、个人的？

富豪要努力做知识王，做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赋予员工更多的探索权，让他们在探索中真正找到自己。富豪要成为企业价值和文化的引领者，因为一切都会枯竭，而文化生生不息。

第八错：没有“诚信高于金钱利益”的底线意识，用“苍狼式”和“厚黑学”的打法污染商业空气。“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企业赚钱，只要取之有道，天经地义。这个“道”，在我看来，就是“诚信”二字。诚信是商业活动的伦理底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企业如果无信，向利益相关者隐瞒重要信息或散播失真信息，严格一点说，就是欺骗。

中国富豪对诚信的理解水准如何？最新的案例是亚冠决赛中，广州恒大不顾赞助商东风日产的意愿，违约更换球员胸前广告。这叫不叫失信？本是一个小学生都会回答的问题，但我们的成人世界竟然没有结论。

新华社北京2015年11月23日的体育专电，记者王镜宇的文章《恒大失信冠军褪色》，指出恒大的行为让人看到了他们“重利轻义”的一面。人们参与、欣赏足球和体育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对规则意识的培养和尊重。而广州恒大对于赞助商的出尔反尔、一意孤行，恰恰是对规则的严重破坏。文章最后说：“对于成功的渴望和期盼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不能演变成对诚信、规则甚至法律的无视和背叛。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商业诚信和契约精神。这次广州恒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反面教材。”

而新华社广州2015年11月23日的另一条体育专电，记者王浩明的文章又说：“针对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和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表的声明，恒大表示：一直在积极协商解决此事；本来也会发公开声明，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极度克制，不参与到可能的炒作中。”恒大俨然又是顾全大局的形象。

我们不知道新华社这两位记者的报道，哪个代表新华社的意见？从我的经验看，发自北京的评论意见更代表新华社。

开放的互联网众声喧嚣，企业“网宣”乱花迷人，或自诩或“黑”人，天天都在有滋有味地上演活剧，仿佛吹牛和“黑”友商也是竞争力。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而现实中我们却经常看到“反是”的图景。我在一个微信群里就看到这样痛定思痛的话：“天天说假话的公司产品，我是不会买的。大家都知道那是谎言，他还不承认自己说谎，他的产品会有真的吗？这年头不说假话的企业家，请列举一二。”“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谎言是瞒不过的。任正非就说华为拍照和苹果比差两年左右。你再看看别的手机厂商，恨不得说苹果抄袭他们的。”

吹牛成为企业传播的常规武器。刚刚创业不久的90后也开始有样学样——融资额可以夸大，用户数可以造假。余佳文“拿1个亿给员工分红”的谎言金句的出现，实在不足为奇。谢谢周鸿祎教育了他！佳文同学，当未来你真的拿出1个亿给员工分了红，你才能弥补今天失去的东西。

互联网赢家通吃的文化，使得互联网公司间的战斗包括公关战不断白热化。我和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私交，也会在微信中私聊，我发现他们对此也非常无奈，因为谁更狠、更勇敢、打击对手更精准、自我表扬更有创意，换言之就是谁脸皮更厚、黑功夫更厉害，用户往往就会倒向谁，至少短期效果很明显。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一现象，但从价值偏好上，我很厌恶！

我喜欢明基集团李焜耀的观点。差不多十年前，他在那篇著名的《苍狼终将消失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人类》的反思文章中提到，台湾现在的产业主流价值已被严重扭曲。人们看到都是成功以后的故事，进而去赞扬甚至效法这些苍狼式、游牧式的经营模式。但大家不知道或者刻意忽略的是，在这些成功故事背后，用了多少社会资源，以及不尽合理、不一定合法、不见得合情的手段。如果大肆称道这样的成功，而不去揭露其背后的完整面貌并探讨这种营运模式的利弊影响，这对社会是不公平的。

李焜耀的话，拿到今天的大陆商界，不也很适合吗？

第九错：没有超越于金钱目标之上的精神原动力，辜负社会对于企业公民的合理期望。

我承认，中国富豪的诸多过错和畸形，与我们所处的特定时代、转型环境、转轨生态、法治保障水平都高度相关。脱离这些背景去谈富豪的各种不足，并不公允。根据我所做的“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研究”的300个样本调查（2009年），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是“法治公正，保证合同能够履行”、“产权明晰并受到保障”、“社会稳定程度高”、“政府不随意干预和管制企业范围的事情”。这说明法治环境、产权制度、社会稳定等因素对企业家影响很大。

深圳雅昌公司的董事长万捷说过，不要太苛求企业家。他们是一个心理高危群体，一直有压力，而且压力再大都没地方可说。他建议：“能不能把企业家变成英雄？像香港那样，缴税多的企业家，解决就业多的企业家，政府可以给他授勋，让他精神上能有回报，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市长能不能为企业家开个Party，请企业家听音乐，让国内一流的博物馆和艺术馆专门给企业家开设专场，面向企业家开设心理健康中心”；“实际上是要政府出来引导社会，让全社会知道，企业家不只拥有财富，他们更是创造财富的一群人，是为创造财富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心理代价的一群人，所以需要理解，需要尊重”。

我赞同万捷的提议。我也认为，如果当代中国企业家都是些没有信仰与理想的蝇营狗苟之徒，不可能在三十多年里劈波斩浪建功立业。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富豪的“企业家含量”还远远不够，中国富豪对于价值伦理层面的思考还比较粗浅。这导致他们缺乏深刻的使命感和持久性的动力，也导致他们在创建伟大公司方面的动力远远赶不上快速获得财富和社会声名的满足。而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沿着创新型方向超越既往的今天，要有一些人站出来，对那些目空一切、看不到知识文化作用的富豪们，大声说“不”！我们不是不要富豪，我们需要的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新富豪。

中国富豪要扪心自问、有所反思。他们习惯一掷千金地烧香拜佛，可是观音佛祖会保佑那些今天赌博、明天忽悠、后天压制媒体正常监督职能的富豪吗？我确实是在挑战一种我心里不喜欢、看不惯却又深知非常强大的富豪文化，但我相信一点：富豪们的妻子和孩子会站在我的一边。我不想举涉及富豪生活隐私的任何例子，不是顾及他们的颜面，是我祈祷每个富豪的家庭都平平安安。

如果富豪没有超越金钱目标之上的精神原动力，又怎么能指望社会对他们应该扮演的企业公民角色有所期望？

第十错：缺乏敬天敬地的自我约束意识，财富骄人，狂妄自大，给外界带来“文化负能量”。

我已经写过很多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章。这里我想再次引用我喜欢的两段话，通俗地说明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一句是德鲁克说的。有人问他：“如果要你用一句话描述一下企业家的特性，你会说什么？”他说：“企业家就是那些愿意过不舒服的日子，或者说不愿意过舒服日子的人。”

另一句是稻盛和夫说的。他说：“如果你真想经营好你的企业，那么一定要尽可能地让员工们感到幸福，尽量为社会做贡献，具备这种光明正大的大义名分非常重要……经营者自己必须率先垂范，拼命工作，认真经营，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我相信，所有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都不是为财富在工作。他们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是为了造福消费者，是为了让世界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有所不同。

多年来，我看过不少这样的中国富豪：某个项目挣了几十亿，就说“李嘉诚的财富现在看也不算多”；出入社会场所，保镖森严地做“隔离防护”；对市长兴趣远超对市场兴趣，以当“地下组织部长”而得意；不读书少思考，却对身边的知识分子颐指气使；连一篇完整的讲话也写不出，连回归分析是什么也不懂，却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了某某教授；带着劳力士手表，和下属开会却总是迟到，而下属晚一分一秒就要重罚；整日宣传“对社会公益的贡献”，心里想的却是如何通过优惠政策捞回来；自以为是者有之，贪天之功者有之，掠夺性开发者有之。我不能说这都是“罪”，我非常谨慎地说这是“错”。但是，正如20世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发明的那个词语，我觉得中国很多富豪身上都有“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的确不是罪，不是“极端的恶”（radical evil），但因为他们不是小人物，对内有号召力，对外有影响力，所以他们身上“平庸的恶”的无形危害其实非常大。

到了既要问财富多少，也要问是非问题的时候了。我们中国的经济需要新动力。在我看来，新动力就是好人赚钱，行善赚钱，知识赚钱，创新赚钱，专业赚钱，而不真、不善、不美、弃知、反智的人，不应该再大赚其钱。Do good, then do well！（作善而后善做！），这才是我向往的中国商业模式的基本型。“好人赚钱时代”正在到来

我看到也坚信，“好人赚钱时代”正在向中国走来。

中国正在建设清洁的新政商关系，中国年轻的消费者越来越成熟，“一诚胜百巧”的工匠精神打造的好产品备受市场欢迎，大量的新一代职场青年不会再接受金字塔式的强压管理，中国的新商业文明正在掀开众创共享的新篇章。这将是一个smart growth（精明增长）的年代，一个ethical development（合乎道德的发展）的年代，一个green（绿色）时代，一个把一切都更有效地连接起来的超级internet（互联网）时代。“好人赚钱时代”，也就是新常态条件下，汇聚创业创新力量，众志成城打造中国经济的新黄金时代；是在五千年文明基础上，融天下精华和先进技术，不断创新超越的中华新商业文明时代。

中国存在很大的贫富差异。这不奇怪，因为“伟大的不平等比普遍的贫穷好得多”，而“商业是消除贫穷最好的工具”，所以我们要依靠企业家精神牵引文明、努力创造财富。同时，中国的富豪必须意识到：“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要你的财富更被广泛接受，你就要懂得与贫穷共处，确保自己的行为合宜。你要与整个社会和谐相处，就必须使整个社会能从你的财富中有所获益。”（纳拉亚纳·穆尔蒂语）

中国富豪，你考虑过这样深层次的问题吗？和中国富豪一起努力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讲两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我有一次在重庆，听一个富豪倾诉创业之艰：四处被刁难，一边忙正常经营，一边要到处“救火”。久而久之，他的妻子受不了了，天天发牢骚。为什么已经有钱了还要这么辛苦地过日子？他对我说：“我们经常要到成都出差，在高速公路上，她还经常发牢骚。我想想自己实在太苦，有好几次手紧抓着车门的把手，想跳出去算了。”他们夫妻后来信了基督教。

还有一次，一个摄影师给我拍照，他是一个拍过很多商界富豪的摄影师。我问：“你拍了那么多富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他说：“我想拍出他们清澈的眼睛，可是拍不到。”每一双眼睛都是充血的，混沌的，游移不定的。摄影师说：“还是做个普通人好。”

我写的这一组长篇评述，不是一次深思熟虑的行动，只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诉说。我知道它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快甚至愤怒，想就此了断与我的社会交往。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因为我想让你们的手从那个车门的把手上移开，我想让你们的眼睛能够清澈起来。而做到这些，只有依靠文明的力量，依靠坦率的提醒和我们共同的超越。

中国富豪们，我知道这些年的你们，历经风雨，有苦有泪。我希望你们不忘初心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一起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我们看到的世界才会真的好。

在商业、财富与文明、文化之间，我会首先选择文明、文化。我热爱商业，赞美企业家精神，并且不会再向我认为不文明的商业做出妥协。

而你呢？文明就在你身边，你完全可以借助你的力量，让自己、让整个企业、让所有利益相关者，点点滴滴地更文明起来。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

没有想到，《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的1.3万字长文引起那么大反响。我一直相信“文章本天成”。假如一篇文章有影响，那不是作者的功劳，只是他碰巧在一个恰当的时点触动了社会心理。在这种心理如滔滔江河般奔涌而出前，她似乎只是被寄存在时空角落的一件普通物品，被作者集体遗忘。又或许，她像是一年年越结越厚的冰山，作者们习以为常，不曾想过去钻探。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之后“我们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够劈开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天才小说家卡夫卡如是说。

我远无利斧之功，只是个恪守中道的读书人。我也没想到《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发出时，刚好出现了徐明离世、郭广昌失联这样的突发事件。而在互联网舆论场中，不相关的一旦变成相关，就会风助火燃，欲休不得。其实，我只是认真说出所思所想，一吐为快，浇心中块垒，和徐明、郭广昌这样的个案毫无关联。

既然已经无法置身世外桃源，索性就把这方面的思考和盘托出。可能浅陋，也可能偏颇，但我之所写，句句都是心里话，不虚饰，不造作。王阳明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我想我说清楚了，但好像又没有说清楚。我批评富豪的错，但我并不愿意他们的企业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企业同样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拿郭广昌来说，从我们有限的来往看，他是一个相信中国未来的企业家，复星对外投资的目的也是希望将国际品牌的中国业务部分做大，因为中国将是未来全球最大市场。他到底有没有问题、有多少问题，我相信法律的裁决。

可能朋友们会问：你到底是什么态度啊？

我想到2008年采访柳传志（注：文章为《雨打风吹，依然此柳——柳传志的价值与启示》）时他说的两段话：

我是个企业家，企业家要实实在在说话。我不是说现在的政策、市场环境都好得不得了，不用改了。要改！比如说，我认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不是把先富的兄弟“拉低”，而是要让穷的兄弟挣更多的钱，帮助更多的农村人口解决就业问题，变成城镇人口，进而拉动消费，形成正向循环。还有激励机制的问题，如果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没有好的激励机制的话，对企业发展是不利的。而现在社会上过于关注他们的收入，高一些，网上就骂，而不去考虑他们的责任和管理的资产的价值。（历史上企业家）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比如税法、海关法、外汇政策等，是在不断地演变、完善。（对同样的行为）人的眼光、角度、好恶的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即使我们极其小心地、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那次见面，我和柳传志深入交谈。柳传志说他的底线是：坚决不做邪恶的事，坚决不官商勾结，坚决诚信。所以创业之初，他就下决心不走“一靠批文，二靠拿平价外汇，三靠走私”的路子，到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大为兴旺、“炒地诱惑”袭来，他又坚持“不赚不长本事的钱”。柳传志和联想走的是正道——一条让人无畏无愧地走的康庄大道。

柳传志还对我说，不久前在一次企业家的聚会上，几位民企领袖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名官员提对《劳动合同法》的意见，语气中颇有微词和嘲讽。他前面已经发过言，最后又主动要求再发言。他先是平衡两边的立场：“《劳动合同法》的立意是好的，方向是对的，同时也希望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听取企业的意见。”等到官员离场而去，他脸色一沉：“大家有意见就好好提，但你不要觉得自己就怎么怎么了不起。你别不把政府和官员当回事。要是以后还这么开会，我先表态，我不参加。”全场肃然，继而称是。

今天回想7年前的情景和文章，如果中国的富豪能够早点像柳传志所说的，“你不要觉得自己就怎么怎么了不起”，可能我就不需要写反思录了。

20世纪40年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提到，美国商业社会的特征，不仅由大公司的组织形式、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决定，还将由第三点因素决定，那就是：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37年，有很多中国企业家的名字进入了“实现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的名单中，柳传志是其中之一。

不要那么悲情，我的民企朋友们！如果你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努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你会走在行使庄严权利的道路上。

据统计，“2014胡润百富榜”前100位中国富豪中，有2015年“两会”代表、委员36人（全国人大代表15人，全国政协委员21人）；2015年10月新出炉的“2015胡润百富榜”，中国十大富豪（因第十名并列，实际为11人）中，4个是全国人大代表，5个是全国政协委员。“两不是”的马云，在2013年10月31日参加总理座谈会时说：“民营企业家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信任。”李克强总理当场表态：“今天把你请来座谈，就代表着我们的信任。对民营企业家，政府不仅信任，还要依靠！”

中国富豪十大错应当反思，但中国富豪中有牢狱之灾的，按比例来说其实很低，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渲染“富豪都在去监狱路上”的悲情。这与事实不符，也误读了广大民企富豪们。

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开启中国经济新的以创新为灵魂的大场面，才是你的责任和使命。“政商二分”只能假设，中国“双经济人”体制的现实

如果说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那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建立起一种新政商关系，使政商之间既良性互动，又各归其位，使我们的每个官员和每个商人都能活出尊严、活出价值，轻装上阵、大步向前，彼此尊重又和而不同，而不是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纠结到死，一阵是共谋共荣，一阵是一损俱损，一阵是形同兄弟，一阵是各怀鬼胎，走到最后，贪钱再多的官员也难找安枕，财富再多的富豪也心有余悸。

在我看来，中国要真正建立新政商关系，从宏观思维上必须跳出非此即彼、政商二分的分析框架。

所谓政商二分，就是在政商间确立一个清晰的分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能体现这一点的著名格言就是：“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老威廉·皮特）。而被引用最多的章程是1215年《大宪章》在国王和贵族间划定的原则，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从学术上我也认同上述原则。但25年媒体工作的经验，使我越来越觉得，“政商二分”是基于对“完美环境”的假定而来。按照这种假设，政府只负责制订公平的游戏规则，当好裁判，是谓“政府善治”；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不断创新，提高管理水平与核心能力，是谓“企业良治”；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成员和中介服务组织，自主负责，有效协调，是谓“社会自治”。三治兴，则国家兴。

然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完全实现上述假设。按照这种非此即彼的政商关系框架，我们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甚至会有无望之感。

首先，从历史上看，在封建专制、集权的大一统背景下，商人没有真正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靠和攀附政治权力，从而换取权力认可的生存空间和营商自由（freedom of entrepreneurial entry）。乾隆年间的大盐商江春说过一句话：“奴才纵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在这样的制度下，你挣得再多，最终也可能不是自己的。

其次，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管制模式，各种权力习惯于对微观主体的自主经营进行“关怀”、“指导”和命令式干预。

最后，至今没有完全建立起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新机制，“双轨制”（double⁃track system）事实上依然存在。比如，今天不少央企和国企的一个盈利模式就是从银行贷到廉价资金，再高息贷出去。这就是“信用双轨制”。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型，从管制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型，从权力经济、人治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型，一方面激发了无限创造力，同时也结构性地产生了“权力搅买卖”、“权力干预市场”的牟利空间，滋生出种种腐败。

中国富豪的生产速度罕有其匹，但相当部分富豪做的都是和权力相关的暴利生意。无穷的审批造就无数的利益，本应简单透明廉价的公共服务变成了“设租”和“钓鱼”。20世纪90年代我在珠三角跑过很多民企，官员隐性参股民企，几乎是一种通行规则。吕不韦曾说：“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谋国之利，万世不竭。”在他看来，做政治生意才是大生意，最好的生意。当然他自己最后也死在权力纷争里头。

权力无限制介入，必然导致价格歧视、信息歧视（获得信息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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