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勤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能源国际合作报告2012~2013试读：
前言
21世纪的前20年，被视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与社会有望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稳定、充足、经济的能源供应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更大的能源需求和更严重的对外依赖，也将是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进一步增强对我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准确把握国际能源合作的现实性、可能性和机遇性，牢牢把握今后十几年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牢固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坚持统筹国内发展和积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提高把握国际能源市场机遇和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能源供给保障体系，在开放的格局中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的重大战略选择。
进入21世纪，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大背景即国际能源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际能源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有了一定意义上的转移。主要表现为：全球石油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使得石油、天然气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和交易；国际地区层面上的能源管理机制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能源署（IEA）在协调能源政策方面的作用不断显现；作为能源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环境安全的实现，更需要地区内国家的合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能源利用的品种及方式也逐渐发生变革。因此，能源安全越来越需要依靠能源市场的相互依赖和国际合作来实现。
同时，国际合作的内容随着能源安全概念的逐渐扩展而不断增加，不仅包括能源供应安全，也包括能源使用安全问题，即对环境的影响问题。随着石油的广泛使用，在石油开采、运输、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油轮漏油等，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能源安全是与永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能源保障的一种状态，是能源性、经济性、环境性和安全性的有机统一。
本研究将在国家层面、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层面以及国家与市场互动的层面上展开，试图进行跟踪式的调查与研究，了解国际能源整体形势的变化对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影响过程、影响程度、主要影响因素及主要影响方式等；分析中国应该在理论和实践上如何做出相应的回应：中国是否能够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自身能源安全问题？中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有哪些可以优先考虑的合作模式？如何开展多边能源合作？开展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的利与弊是什么？开展能源合作的重点是什么？中国对能源合作的战略选择有哪些限制性因素？……因为每年国际能源形势都会有较大的变动，因此有必要对中国能源国际合作进行长期的跟踪性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居优势地位的中国人民大学，在解答上述问题方面的确是责无旁贷的。
2009年报告在对全球各重点地区及国家展开的对外能源合作整体描述的基础上，着重关注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对我们考察对象地区及国家的能源政策及对外能源战略的影响，特别是金融危机下全球能源国际合作的变化和新动态。2010/2011年报告在对全球重点地区和国家能源发展的政治经济变化、能源政策及战略变化、对外国际合作实践变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关注目光投向影响能源国际合作的各种因素，尝试分析如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自然、人才、科学研究等因素对中国能源对外合作的影响。2011/2012年报告依循上年报告的基本结构，选择了“迈向低碳时期的全球及地区能源治理”为主题，在主题篇中展开了对全球、地区和次地区能源治理机制的探讨。
2012/2013年报告突出了对非洲和原苏联地区2012年能源发展及中国与之能源合作的现状和前景的描述，前者已成为全球能源资源投资的热点且投资在快速增量，后者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中俄油气合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报告还对中缅能源合作进行了剖析，以回应一年以来国内外对中缅能源合作前景的种种怀疑。此外，随着能源日益金融化，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需要金融支持，出现了能源金融一体化。某种程度上，中国能源国际合作也是中国现代国际能源金融化的过程。目前，国际能源金融已渐成体系，其金融属性及属性背后的资源配置效应和政治话语作用日益凸显，抓住当前国际能源金融格局尚在形成过程中、西方大国尚未垄断话语权的契机，因此，中国应利用金融的各种风险规避措施如共创政府间合作基金、丰富能源产品合约等，突出能源金融“准政治属性”，建构新的能源格局。2012/2013年报告还从国际能源金融化、石油定价权、战略能源储备体系、新能源融资制度以及俄罗斯如何利用金融复兴油气五个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希冀对“国际能源金融发展与中国”的主题研究有所贡献。
总序
陈雨露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引篇
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发展20年：成就与影响
陈 岳 许勤华自1993年中国成为成品油净进口国，继而在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方针，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能源国际合作。如果把1993年设为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元年，那么2012年正好是第20年，2013年又恰好为中共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年。因此，2013年将是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继往开来的一年。本文将对中国能源国际合作20年进行回顾，评述这20年的成就、获取成就的原因以及合作产生的正负面效应。一、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发展的成就
回顾20年的努力探索和发展，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并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阶段。这些成就包括：首先，能源外交取得了重大成效。通过政府高层互访和各种首脑峰会等方式，中国与世界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能源合作协议，并与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能源合作框架协定，为中国开展对外能源双边与多边国际合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其次，建立了多个油气国际合作区域，获得了相当规模的权益油气资源。中国在全球33个国家执行着100多个国际油气合作项目，建成了五大国际油气合作区，主要包括以苏丹项目为主的非洲地区，以阿曼、叙利亚项目为主的中东地区，以哈萨克斯坦项目为主的中亚—俄罗斯地区，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项目为主的美洲地区以及以印度尼西亚项目为主的亚太地区，形成了中国开展国际油气资源合作的全球性区域格局。2011年，中国油气企业海外油气权益产量突破8500万吨油当量。再次，建立了对外能源贸易体系。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以石油、液化天然气（LNG）、天然气、煤炭、铀矿为主的能源进出口贸易体系，运输方式以油轮为主、管道为辅，含少量铁路陆运，国际市场上以现货、期货及长期购买协议等多种方式结合。最后，中国能源公司极大地提高了其自身国际竞争力。经过19年的发展，中国国有能源企业不但掌握了国际能源合作项目运作模式，积累了丰富的资本运作、合同谈判等方面的经验，海外投资效益也不断提高，实力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2012年，中海油、中石油两大公司齐头并进加拿大，就是其实力增强的具体体现。
迄今为止，中国能源国际合作无论从合作途径、内容、机制、合作对象等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总体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合作的能源品种不断多元化。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已经从最初的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逐步扩展到天然铀、煤炭、电力、风能、生物燃料、节能和能源科技装备等多个领域。其二，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对象不断丰富，不仅有国家行为体，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能源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目前，中国已与近40个国家建立了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如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中美油气论坛、中俄能源谈判机制、中哈能源合作分委会、中日能源部长对话、中国—印度尼西亚能源论坛等。合作对象国从初期的周边邻国、中东地区逐步扩展到了中亚、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广大地区，覆盖了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途径国。其三，合作方式不断创新。这种创新既表现为“金融元素不断介入”，即利用中国外汇储备优势使能源国际合作中能源和金融实现一揽子合作，如近年来出现的各种“石油换贷款”；也表现为“非国有企业加盟，合作主体日益增多”，即形成了一个以资源国和投资国的国有公司为主，由资源国的非国有公司和投资国的非国有公司参与的多层次、多国、多种所有制组成的合作主体。二、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发展的背景
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发展如此迅猛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能源安全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制定对外能源政策的政策基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已经从现实主义视角转变至自由主义视角。这种转变体现在政府官方发表的能源安全政策、能源企业的经济活动中，更体现在中国参与能源国际合作模式的变迁中。能源安全观的转变导致了一系列能源国际合作的多边趋势，也促使能源企业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能源国际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打破了之前一贯“政府先行，为企业铺路”的模式。
纵观中国的能源发展史，虽然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使中国石油工业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实现了石油的自给自足和少量出口，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的石油需求量节节攀升，尤其是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增加，使得中国石油行业与国际石油市场密不可分。同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增加了碳排放量，中国在遭受巨大国际压力时也积极开展各种减排措施。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能源安全观从最初的能源独立观转向能源相互依赖观，从对能源供给安全的关注转向对能源需求安全的关注，进而使中国参与能源国际合作的模式产生相应变化，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能源安全观向自由主义的能源安全观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安全观演变过程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1978年起）初期，从能源自给自足走向能源国际合作；第二个阶段是“十一五”规划（2005—2010年）时期，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供给安全观向多种能源均衡发展的能源使用安全观发展。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提出了新能源安全观。至此，中国能源安全观从孤立的以自我为主的纯供应安全，逐渐从4A型能源安全观向3E＋S型能源安全观过渡，更加注重多种能源的共同发展。十八大以后，能源安全观也日益与整体社会生态文明结合在一起，注重永续的发展。
如果我们把中国能源安全观作为自变量，中国能源对外国际合作方式作为应变量的话，那么，随着能源安全观的不断演变，20世纪末，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多边能源国际合作；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世界能源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参与多边、双边合作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与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国、消费国以及国际能源组织都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并且成为国际能源论坛（IEF）、世界能源理事会（W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能源工作组、中亚区域合作能源协调委员会等十几个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员，以及能源宪章代表大会的观察国，并与国际能源署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OPEC、欧盟等区域性组织也建立了正常合作机制。三、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发展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过探索学习、积极参与和主动创造，中国的能源国际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影响——这些影响绝大多数包含着正面的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正面效应
首先，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发展帮助中国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最初的学习考察、交流对话到主办多次会议、提出多项倡议，从信息缺乏沟通到与主要全球性国际能源机构建立畅通的能源数据信息互通机制，从国际能源制度的追随者到影响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油气上中下游的不断并购和拓展，更包含了中国在能源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协商机制上的融合、国际能源问题的解决等各项能源事务上的逐渐壮大的影响力。如中国在已加入的各种区域多边合作机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倡议，实践了一系列新举措，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如新能源安全观和低碳城镇建设等新理念，已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另外，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积极帮助能源基础落后的国家开展了各种能源配套和辅助设施的建设，如在非洲的乍得建立炼化厂等，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经济条件，表现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中国国际能源合作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缘政治。中国能源国际合作以能源关系为纽带，加强了与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合作组织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联系，促进了相互理解，缓解或不断化解着不少的地缘政治的危机。以APEC为例，在2012年局势最为紧张的亚太地区，多边和双边能源合作进展迅猛，减弱了该地区上空不断堆积的冲突的阴霾，增添了合作的亮色。
2012年作为大选年，标志着一个新政治周期的起始。从大国关系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力量下降、新兴国家地位与影响上升的趋势并未改变。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多边外交与国际机制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选择，没有国家或机制能够单独主导国际秩序。中国地位的上升与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使得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政治的重心。在力量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正面对着周边冲突因素上升的局面。中国与周边主要国家能否经过磨合建立起管控矛盾的正常国家关系机制，亚太地区是最重要的试靶场。而恰恰是亚太区域内APEC多边能源合作开展的顺利和成功，为该地区构建共赢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为构建一个和谐共赢的亚太新秩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发展重塑了国际关系。由于国际能源合作所依托的产品是能源，能源的第一属性为商品，是一个能够迅速产生共同商业利益的产品，因此，围绕着能源这种特殊商品开展的合作，较不易被意识形态和后冷战思维所干扰和诱导。建立在能源国际合作基础上的国际关系，超越了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间文化差异，以能源资源国、能源消费国和能源途径国为网轴全面展开。中国20年的能源国际合作发展带来的最大成果就是世界国际关系秩序在有了中国的能源勘探、生产、运输、消费的参与后，变得更为丰富和稳固。（二）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存在潜在的负面效应
毋庸置疑，20年的发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道路是正确的，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但是也存在问题，而如何化解问题是能源国际合作战略家们应该研究和提前设计预险方案的重点。合作面临的最关键点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隐含潜在的政治风险，具体表现为“走出去”会受到全球和地区乃至国家内部地缘政治经济的影响，因为越多“走出去”就意味着相互依赖的加大，也就意味着中国受到风险影响的几率也日益加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必定会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一种负附加值的外部效应，会给正常的双边关系贴上“能源”的标签，加大合作对象国对中国的“资源掠夺”猜疑。近年来，无论在缅甸、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还是拉美资源国，对中国企业的反对声音从民间到政府不绝于耳。在全球合作平台上，中国是个新到者，从一开始的受欢迎、受期待到现在的贸易“双反”只能说明，巨大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如果加上能源的诉求，则会使世界传统政治经济体系主动接受中国的融入和改造变得更加困难。四、相关建议
由负面效应到正面效应的转变，需要在20年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制度设计，具体讲来有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增信释疑，以便各方正确认识中国能源安全政策。面对中国巨大且持续扩张的能源需求，许多国家表示关注和担忧。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满足自身能源需求的正常能源外交行为常常受到诟病，这不利于中国在全球和国际区域能源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中国应该多做宣传解释工作，并重诺、守信、坚持共赢原则，切实执行稳定的对外能源政策。
二是慎重对待敏感性，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源的重要战略属性使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资源国、消费国还是途径国对能源安全问题都极为敏感，为了保障自身能源安全，它们相互之间时常会展开激烈竞争。此外，中国与个别周边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端，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性质加上油气资源的战略属性，使得这一问题更具敏感性。这种复杂而又敏感的国际关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在全球和区域内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三是鼓励本国工商业企业和民间力量参与全球及区域多边、双边能源合作。工商业企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合作的政治敏感性，发挥独特作用。企业是大部分能源合作计划或倡议的最终实施者，地区合作机制及政府层面的合作协议最后也要依靠企业、机构等加以落实。因此，鼓励企业乃至民间力量介入是中国能源国际合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
四是恰当选择多边合作模式，克服中国能源多边国际合作的短板。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些先进的合作模式，如通过向国际组织捐款，以该组织为依托发挥影响力的模式；由政府设立基金，直接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的模式；以项目为依托，促进各经济体开展合作的模式；等等。中国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恰当地选择一个最适合中国的能源国际合作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结论
从继往开来的2013年起，中国能源国际合作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与挑战。从机遇面来看，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展开日益激烈的讨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已初现端倪，它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业革命的核心为能源革命，这次能源革命使得人类生产与利用的能源品种发生变革，如2009年开始的页岩气革命促使常规油气向非常规油气发展；人类生产与利用能源的方式发生变革，如分布式能源的使用。这次能源革命将使国际能源问题与国际环境问题获得一个问题解决的重合点，即为一种低碳的、永续的发展方式。国际能源合作因此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合作领域将大大拓宽。同时，在中央政府建设生态文明的纲领指引下，中国的能源发展将日益体现这种精神。因此，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都给中国能源国际合作提供了再一次勃发的伟大机遇。
从挑战面看，随着气候和能源政治的博弈日益深入，一场新的围绕着世界政治体系治理权和话语权的竞争正在展开，能源安全概念从旧有的需求侧向消费侧、从能源本身向更高经济性以及强调环境性与社会安全性发展，即所谓的3E＋S，中国能源国际合作不仅担负着保障中国传统能源安全的重责，更承担着传统能源安全外溢的其他安全需求。而中国能源国际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行政审批程序较烦琐，合作协调机制尚待完善；国际能源合作资金有待国家财税金融政策的更多支持；需建立应对合作风险保障和应急机制；需建立并完善对外能源贸易体系以规避能源价格剧烈波动；高端复合型能源国际化人才严重缺乏；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在不断成功的同时，风险性也日益加大。这也是2013年开始的中国能源国际合作需要应对的更深层次的挑战。
主题篇
页岩气革命时代中国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之路径分析
何志成市场预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对国际能源需求和价格走势的预测，其中的变量太多了。但从大趋势判断，似乎又非常容易，因为国际国内分析师群体的判断基本是一边倒——就是上升，而且是大幅度上升。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使得常规的判断有产生变化的可能性：美国页岩气革命以及中国节能减排的潜力（当然也包括未来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崛起）。总之，需求肯定在增长，这个判断不错，而且有可能出现持续、大范围较快增长。但能源供给的多样化以及探明可利用的资源储量之增长幅度更可能超预期，供需关系出现了积极的迹象：供给有可能超过需求增长。积极因素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抑制能源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包括所谓“一路走高不回头”的上涨预期，同时也使“能源危机”等炒作频率降低，人类因为能源争夺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也相对降低。能源安全，就是人类安全，若要使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作用，金融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导语：定义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
能源是工业的血液，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源，是人类物质生活的第二需求（第一需求是粮食），是新经济时代生产力能够不断迸发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潜能则将决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一个（经济）时代的生命力。能源来源或曰产出包括能源的消费有没有创新，不仅能决定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规模，还能决定生产力的“死活”。生产力潜力没有穷尽，一个社会、一个经济时代的内生增长潜力就没有穷尽，它的生产方式包括上层建筑就能够在改良中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这一切，与能源产出是否源源不断正相关。今天的时代之所以没有爆发马克思所预言的所谓全球性经济危机包括必然衍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爆发很多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预言的人类毁灭性战争，与其说是因为西方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改良（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如说是因为人类已经找到了不断进行能源革命或曰能源创新的钥匙。
近30年来，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能够和平崛起并逐渐地超过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指经济总量超过传统西方强国），越来越多的曾经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人群能够享受像发达国家老百姓那样的（超级）物质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革命或曰能源创新。没有能源产业的高速发展和不断创新，不仅人类生活水平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得到广泛快速的提高，甚至人类和平发展之路也早就中断了。
金融是工业的血液，也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源。金融业与能源产业，是相互独立的两大“业态”，金融从业人员中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能源，反过来说，能源产业中的许多人也未必懂得金融。但现代金融与现代能源（产业）在一个方面确实极其相似：无论是现代能源的主体——原油和天然气，还是现代金融的主体——世界货币以及构建在世界货币体系内部的全球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都具有流动性，但两者又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金融是可以人为创造的，能源却似乎是“天注定”的。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能源是无法再生的。而金融与能源的结合，将使不可能变为可能，使能源可以再生——通过创新获得无尽的能源：能源的稀缺性与金融创新的无限性通过“能源金融”结合在了一起。
在新经济时代，能源与金融这两大独立系统的最高层，相互间实现了极其密切的渗透性，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关系。不仅是在这两大产业股权结构（主要是领导层中）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重要的是，这两大产业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产业——能源金融。从表面上看，能源业属于实体经济范畴，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虚拟的，是被实体经济活动所创造或衍生出来的，但仔细地解剖现代能源业就会发现，它不仅金融化，而且虚拟化了，且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不仅它的市场交易虚拟化了，而且它的产业流程也金融化了。近7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人类能源产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取得长足的进步，能够不断地获得创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能源与金融的结合，尤其是与现代金融、虚拟金融的结合。换句话说，能源业被金融化、虚拟化的过程，也就是它被不断地实现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过程。
现代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也是必须考虑子孙后代的经济，而凡是分布不均的资产，凡是需要储备的资产，包括财富，都必须被“炒作”。这个炒作，实际就是实现“跨时空的劳动力价值交换”——这是现代货币市场的主要功能，也是虚拟金融市场的特殊功能。我们要把今天发现的能源资源分配到全世界（有的紧缺，有的富余），还要留给后代子孙，只能靠价格杠杆、靠金融，尤其需要靠虚拟金融市场。这是金融市场“跨时空配置能源资源”的特殊能力或曰绝佳手段。准确地说，能源业被金融化、虚拟化的过程，不仅是不断地实现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过程，更是体现金融市场“跨时空配置能源资源”功能的必需阶段。
因此，今天我们谈能源金融，不仅要研究能源产业与金融业的关联性，不仅要计量出能源产业发展的巨大金融需求，充分估计金融业对能源业发展的巨大支持作用，更重要的是，必须指出并且剖析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的大趋势，研究虚拟金融如何融入能源产业，如何推动能源革命和能源创新。如何实现“跨时空配置能源资源”这一点，恰恰是能源金融或曰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的本质。二、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的内在逻辑链
实体经济金融化、虚拟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大趋势，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出现了“两个水库”理论，虚拟金融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理论。比如像钢铁业这样的纯粹实体经济已被渐渐地金融化了，大宗商品的诸多品种，甚至一些老百姓天天离不开的农产品也被金融化了。这些被金融化的实体经济产业的共同特点就是有了金融寡头的参与，金融巨鳄不仅成为实体经济的最大股东，更是通过虚拟金融交易左右了实体经济价格走向，再通过（虚拟金融的）价值发现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不断创新。
在所有实体经济的产业门类中，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的趋势形成得最早，金融化、虚拟化趋势最典型、最彻底。不仅是因为能源业最容易被金融化，而且因为能源业的内在逻辑。当然，除了能源，其他实体经济产业门类也具有相同的逻辑。因此，研究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的内在逻辑实际也是在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金融化、虚拟化的内在逻辑。
实体经济金融化、虚拟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现象之一。研究现代能源业的金融化趋势更需要总结的是能源金融如何被虚拟化，或曰能源产业如何被金融化、虚拟化。现代能源业与很多实体经济产业一样实际有两个市场——从表面上看，一个市场在交易现货，一个市场在交易期货；而从本质上看，却能发现两大若即若离的系统不仅仅是现货与期货的关系，还包括现实与未来的关系。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现货市场在实现着能源业所创造的现实价值，而另一个似乎虚拟的期货市场却在为能源产业挖掘或寻觅着未来的价值，即创新点。
阐述能源金融，首先需要搞清楚能源金融的内在逻辑，或曰逻辑链。能源金融的基本内在逻辑链可以概括为：可交易的民生必需品——可储备的大宗商品——可杠杆化的交易方式——可虚拟化的跨国市场——可金融化的实体经济——可垄断或必然被垄断——能源垄断的两重性——没有垄断就没有霸权，但可能也没有了不断的创新。能源无疑是除农业以外最重要的国计民生产业，如果说农业保证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能源则使人类能够生活得更好、更现代、更舒适，而且使这个世界的所有居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所产出的产品都是可贸易的，尤其是国际贸易，这也是诸多实体经济产业金融化的前提。但并非所有的产业都能贸易化，比如很多服务业，后者的可贸易程度就很小，因此很难被金融化尤其是彻底地金融化。这是第二产业与服务业的最大区别，也是很多现代服务业企业为什么要拼命地做大，做成连锁化，达到可贸易可交易程度的最大原因——不能被贸易被反复地交易的产业是很难实现金融化的，这也是研究能源金融化的逻辑起点。服务业必须做得很大，实现连锁化，然后才能上市、才能交易，从而受到金融产业的青睐，走向金融化。反过来说，服务业的先天缺陷对能源产业来说却是先天的优势，能源业不仅天生就是“大个子”，而且是国际化的“大个子”，它不仅具有稀缺性，而且在全球各国分布极其不均匀，有的急缺，有的富余，因此其可贸易程度很高。国际贸易使它成为全球流动性的主要载体和贸易结算的主要对象，由此也决定了它对金融的依赖程度很高；反过来看，金融业对它的依赖程度也很高。这样，能源的流动性就与货币的流动性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所有的饭馆和美容院都可以不要贷款，可以实现实时结算，更不需要上市，但对能源贸易来说，任何一次交易都不可能离开贷款和结算的支持，而在贷款和结算背后，就是金融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慢慢地实现权力转换，由金融控制能源。
但是，可贸易可贷款并不是能源金融化的决定性条件，很多农产品都可贸易，而且也使用贷款，也需要结算包括国际结算，但为什么它们的金融化水平却相对较低呢？需要研究的是能源产业逻辑链的第二个环节，即可储备。大宗商品市场的可储备特征和可储备程度决定了某个大宗商品品种包括背后的整个产业的金融化程度，我们从大宗商品生产和贸易以及储备所分别占用的金融资源即可分析出，它们在流通中所占用的资金往往大于生产所占用的（流动）资金，而流通所需资金，很多是用来做储备的。我们分析能源产业与农产品产业的可储备程度之差异，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很多农产品的金融化程度很低，比如蔬菜，几乎不能被储备，粮食、肉食品虽然可储备，但基本都是“月光族”或者“年光族”，不可能长时间储备，或者储备成本极高，储备时间太长容易变质。而凡是能够长期储备、大宗储备的产品都具有被金融化的潜质，比如铁矿石、钢材，它们都有金融化的趋势。必须提醒的是，很多新能源产品绝大多数不能储备，对这些新能源产品（这里是指新能源产品中不可再生的部分）来说，“不开发”可能就是储备，如页岩气。这些新能源产品也能被金融化，因为有些资源品，暂时不开发，也是储备。因此，新能源产业也可以被金融化、虚拟化。“可储备”特征自然地衍生出“可杠杆化”特征，储备的特点是有“仓单”（进库就开仓单），而“仓单”的重复抵押以及票据化买卖其实就是期货市场的雏形，期货市场买卖的不是现货而是仓单，它与票据交易的区别在于是否被放大即“杠杆化”了。期货的具体操作流程是：先将仓单分割为短期和中长期，分割为大单和小单，再将仓单买卖虚拟化、杠杆化，用很少的资金撬动很多笔交易包括极大宗交易。金融业为什么会天然地与大宗商品市场相结合？一是大宗商品市场离不开金融支持，更重要的是一旦金融资本涉足大宗商品市场交易往往能够达到以很少的资本控制整个产业比如控股的程度。因为，凡是被杠杆化的交易都会使一宗交易变为无数次交易，一个实体经济单位变为无数个虚拟金融单位（比如一吨钢变为无数吨钢材），而这种金融戏法正是金融寡头们烂熟于心的。有了杠杆化、虚拟化，金融资本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杠杆化交易的最初市场需求源于对冲交易方式。由于大宗商品往往是稀缺产品，它的跨国交易（往往导致稀缺炒作）、长期储备优势，往往使市场价格的变化波动幅度非常大，为了防范市场价格风险，交易者、消费者都需要避险工具。于是对冲交易应运而生，而这正是期货市场之所以存在并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对冲交易需要将大宗商品的大单化整为零，化实为虚，即点差化，然后才能以小博大，用较少的资金对冲大宗交易。由于这个特性，期货市场必然走向虚拟化——用数字代替现实，用远期代替现货。何谓点差化？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市场交易都会将现实交易远期化，将货币单位数字化——“化整为零”，将“元”变成点差。很多商品，不仅1美元要化整为零变成1美分，甚至1美分还要被化整为零，变成0.01美分，变成点差。比如铜交易，现场报价每吨期货品种8666美元，交易时就围绕6上下报价，甚至以尾数的1％“一点差”上下波动为报价依据。黄金的报价就是1美分等于100点，现场交易如果是1800美元1盎司，就是18000000点。交易时需要投入的资金量取决于买卖每个“点”所需要支付的资金量，由于杠杆化的使用，实际支付的资金往往是1％甚至几百分之一，于是，买卖大宗商品变成了买卖“点”或曰“点差”，对冲一大笔现货交易只需要一点点资金——实体经济就这样被虚拟化了。
虚拟化的大宗商品交易只是某一类商品或者产业被金融化的大前提，其本质还是这种大宗商品与国计民生的关联度。经济学研究证明，与国计民生关联度越高的大宗商品，稀缺性越大的商品，金融资本的兴趣越大，涉足的可能性越大。如果从金融支持的角度分析，几乎没有一个实体经济产业不被金融化，但未必是所有产业都被虚拟化。而凡是被虚拟化的，或者正在被虚拟化的，都是与国计民生关联度最高的产业，同时必须有稀缺性。有意思的是，非常多的实体经济尤其是资源类产业都具有稀缺性。因此可以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虚拟金融不仅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甚至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越高，对稀缺资源的依赖度越高，其被虚拟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原因是越虚拟化，越可能被垄断，在垄断后炒作稀缺性。能源金融之所以虚拟化程度最早、最高，关键点就在它与国计民生的关联度越来越高，稀缺性越来越突出，因此被垄断、可垄断的大趋势也就越来越高。很多大宗商品都具有金融化特征，期货市场也涵盖很多品种，但为什么粮食期货、钢铁期货、甚至铁矿石期货都不如原油期货的金融化虚拟化程度高，其稀缺性和不可复制再生的属性是很大原因。
能源的短缺性、分布的不均衡性，注定了它的战略地位，也注定了它必须是垄断产业。占据这一战略制高点或曰实现能源垄断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可以通过“资本”的活动来进行，于是能源垄断其实就是金融垄断。但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实现国家战略，更由于金融产业的相对弱小，能源产业必须被国家垄断。因此，研究能源的被垄断，东西方的模式是不相同的。从市场经济角度讲，政府垄断的效率通常是较低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事能源勘探和经营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非国营的，这些企业能够实现市场垄断，或者相对占有较大份额，不仅因为这些企业的老板很自觉地意识到必须依靠金融，更因为金融业的巨头们很早就意识到，能源金融化是赚大钱的载体。对能源企业来说，既要靠金融杠杆，也要靠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创新，它们不可能离开金融。能源产业从勘探到生产再到流通，整个环节的市场风险都是很大的，尤其是创新的风险更大。而这恰恰是金融业的长处，因为金融业所经营的就是风险。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任何创新没有资本的支持都是不可想象的，而西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创新之所以源源不断，与金融支持的关联度很大。相反，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能源产业从诞生那天起就一定是被垄断的。因为能源的稀缺性以及对外依赖性，中国产业必须被最强势的力量垄断，而在中国，最强势的力量就是国有企业。从保证市场供应的角度讲，可能需要国家垄断，参与国际竞争也唯有靠国有企业先实行了垄断后才可行。然而，由国有企业实行垄断意味着由国家完全承担市场风险和创新风险，这往往会得不偿失。中石油公司在2012年被评为国际创新企业100强，似乎证明国家垄断在中国是可行的。但中石油股价在上市5年后下跌了近90％，则证明了一个事实，国家垄断能源产业后，金融的介入程度会相对很低，因此其创新能力或曰内在动力往往不足，这也是全球很多国家都不实行能源产业国家垄断的原因。相反，金融垄断与能源垄断相结合，或者说，能源业被金融业所垄断虽然也有弊病，但它却成为一种可操作模式、一种渐进的模式。因为，金融垄断往往是相对的，不会形成绝对的垄断，在一个国家内如此，从全球看更是如此。更因为，金融垄断是跨国的，一个几乎没有能源资源的国家，却可以完成对跨国能源企业的垄断，因为它有金融手段，日本就是个典型。同时，金融垄断与能源垄断相结合后往往能够刺激创新，因为它不仅能够发现价格（未来趋势），还能制造价格（通过炒作某种题材），当然，也能平抑价格（抑制创新）。而正因为此，金融垄断才能在能源产业大行其道。三、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的必然性
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的过程即为金融垄断的过程，而研究金融寡头垄断能源产业的过程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金融业控股能源产业，垄断能源市场。其实，能源与金融的结合，完全是市场行为，是各取所需，国际能源市场更是一点点被金融业渗透并垄断的，尤其是石油。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靠美元结算垄断了国际能源市场，美国的金融巨鳄都是国际能源巨头的大股东等的根本原因。能源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两大产业，资本或曰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就是因为其敏锐地抓住了这两大产业。资本的敏锐性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仅有敏锐的战略眼光并不够，还要有执行力，而这个执行力就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国家战略往往是通过金融资本和企业交易行为实现的：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什么时候该使用杠杆，什么时候要减少杠杆，金融由此自然地渗透到实体经济中来。
金融的巨大杠杆作用和市场衍生效应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建立在巨大的利润基础上。而这巨大利润的获取与其说是因为“经济侵略”，不如说是战略眼光、创新能力。石油最终以美元计价并非是因为美国政府刻意为之，而是因为美国企业的战略视野，它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兴战略产业。同时，也是因为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全球还没有一种货币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当时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都是不稳定的。如果在今天，美元不可能垄断原油国际贸易的结算和计价。美元对能源计价的垄断来源于战后美国经济的稳定，是美国企业对能源稀缺性的战略判断，同时美元对国际能源产业的垄断绝大多数还是市场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源企业与金融企业联合起来实现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垄断，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企业个体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过程，做大做强是企业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向垄断也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当然，为了保护竞争，国家要限制垄断，国际社会也要限制垄断，不能使垄断演变为绝对垄断。而对国际能源产业和能源市场来说，要想实现绝对的垄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太大了，创新点太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能源被金融垄断反而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既能在相对的市场范围内实现绝对的垄断，产生强大的竞争力，同时也因为金融武器人人都有，可以实现以夷制夷。
既然垄断是市场行为，垄断行业或者企业的产生也不可一概斥之为负面。垄断行业大约可分为三种：其一是凭借技术上的优势，具有技术上的唯一性，例如美国微软的操作系统，苹果的3G平台，它们或者有唯一的知识产权，或者有深厚的综合技术优势，可以垄断全球各国的电脑或手机市场；其二是完全由国家意志实现的垄断，例如中国的烟草行业、电力行业，包括大型能源行业，完全由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不能经营；其三是凭借金融杠杆。一般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倡公平竞争、自由经济，能够实现垄断的行业和企业较少，但能源行业不同，能源行业天生就是为超大型企业准备的，企业不够大，不可能进入能源行业。单靠金融常规化的支持，企业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兼并重组，也不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金融天生也是要做大的，不做大，不可能称为金融企业，但做大需要载体。金融企业如何做大？仅仅靠发放贷款吸收存款吗？那叫银行，不叫金融。金融企业要做大，必须进入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从参股到控股，从听故事到讲故事。而所谓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最大型的就是能源和大宗商品，当然还包括粮食。但由于能源和大宗商品的稀缺性和无法再生的特点，使它们天生就成为金融巨鳄觊觎的重大行业，而它们的稀缺性也更容易成为被金融市场炒作的热点。
能源与金融天生是必须被垄断的双胞胎，国际能源问题天生就是国际金融问题，二者天然地存在互动关系。从历史上看，能源企业在发展的初期大都有巨大的资金需求，金融业满足了它这种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能源产业的发展。绝大多数能源大国，它的能源产业都是金融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在全球的任一角落，只要有能源产业，金融业都会渗透，并使它成为金融业的存贷款大客户；而金融业的支持，反过来又促进能源产业的发展，并产生了一个更大的需求，即兼并重组。能源企业要实现跨国并购，实现局部的垄断，光靠流动资金贷款是不行的，必须靠中长期的大资本注入，而这个需求唯有靠金融巨鳄才能实现。于是，能源产业与金融寡头的联合也就一拍即合了。金融寡头不仅涉足能源行业，他们在与其相似的大宗商品领域走的也是同一条路：先是贷款支持，然后是私募股权投资，最后干脆控股。由于大宗商品例如矿业公司相对的资本量更少，技术含量也低，因此，金融参与或垄断的程度更高。例如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这两大国际矿业公司，60％以上的股权在金融企业手中。
金融企业控股能源企业之所以具有必然性，还因为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具有极大的波动性。而这种巨大波动性往往来自产能扩张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巨大不确定性，或对资源稀缺性的炒作。能源和大宗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稀缺资源，正因为这种稀缺性才导致全球产能释放的无序性——大家都想尽快地拥有绝对的产能，并能够随意地释放这种产能以垄断市场，垄断价格。但也必须指出，由于稀缺性，因此金融机构需要炒作或夸大稀缺性。比如，我们几十年前就天天听说，原油资源即将枯竭，人类40年后将没有石油。但到今天，因为新能源出现了，石油却越来越多了，稀缺性的炒作反而会导致新能源市场的爆发性成长，威胁到传统能源企业的巨大利润。但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能真正被大规模使用的能源品种永远是稀缺的（包括受制于铀储量的核能），这源于其不可再生性。因此，掌握了资源储备，有了巨大的能源产能，就能形成垄断。这个现实导致了竞争无序，而这种无序的竞争又导致对资源的滥采乱伐，导致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实际是浪费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能源与金融能够实现相互控股，成为国际战略联盟，使异类资源互补，尤其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影响价格，实现“预期价格发现”和“金融平抑价格”的作用，反而可以促进产业内的有序竞争，使能源行业的外部直接或间接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避免全球范围的恶意竞争和严重产能过剩，从而促使整个行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很多人往往容易相信金融巨鳄炒高能源价格，但对其平抑价格的作用嗤之以鼻。其实，阶段性地平抑价格也是金融垄断的结果。最典型的事例就是2012年9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后原油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阶段性回落走势。在美联储推出QE3前，全球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市场投资者都认为，美联储再次释放超宽松货币政策，包括欧洲央行决定无限制购买问题国家债券、日本等国的中央银行也决定跟进后，全球能源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必将再起狂澜，一路飙涨。但是，市场最终的表现却让这些人大跌眼镜。全球能源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不但没有暴涨，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以原油为例，见图1。虽然我们不能把这种幅度的回落完全归结于国际金融巨鳄对两大市场的垄断，因为还需要考虑全球经济衰退的不确定性，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两大市场的高度垄断，没有市场对未来能源价值的金融（市场）预期，恐怕全球能源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真的要起狂澜。图1 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FI）价格走势图
当然，对能源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来说，谁先垄断，谁能垄断，谁就有了市场定价权，就可以多赚一大笔。决定市场价格的往往不是消费者，也不一定是生产者，而一定是垄断者。遗憾的是，垄断者往往是国际金融巨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国际垄断能源企业、大宗商品控股企业百般诟病的原因之一——但仅仅是诟病，该买还得买。比如中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度已经高达57％，但中国的能源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基本没有定价权；铁矿石价格更能说明问题，中国进口了全球60％左右的铁矿石，但中国钢铁企业却几乎天天要看国际铁矿石巨头的脸色，人家说要多少钱，我们就得付多少钱——仅2011年就付出1000多亿美金。但反过来看，为什么中国企业没有获取一点点对国际能源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呢？难道我们不是最大买家？我们一起不买，不就行了？不可能。因为你没有，因为你要发展，要后来居上，人家早就看准了这一点。以铁矿石为例，在20美元/吨的时候，人家就预言，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铁矿石，金融资本也已提前布局。如果没有金融产业的介入，实体经济永远是实体经济，而所谓的金融垄断就是放大了的实体经济。所谓能源金融，不仅是能源企业使用了多少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金融信息对能源产业的传导机制，即价值发现功能。金融市场发现未来价值，金融企业介入产业资本，实现价值放大或跨越式发展。这种传导机制不是靠存贷款等传统银行业务实现的，它是金融创新，需要金融资本自始至终的参与。只有当金融产业将能源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当作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才能想办法让能源企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国际型的垄断企业。从中国企业的股权结构可以知晓，其中金融业占比太小，金融化程度太低，虚拟化基本没有。而没有金融业参与，中国能源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很难成为老大。
能源安全、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国家垄断。但在国际市场，最忌讳的就是国家垄断。为什么？国际市场需要金融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信息与风险是对应的，比如，全球能源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最忌讳盲目扩张，而国家行为最可能导致的就是盲目扩张，它将导致市场价格波动的无序，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金融市场的自由买卖发现未来价格趋势，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布局和扩张。金融的确助长扩张，但它的天性却不是扩张，而是对实体经济产业风险传染性及产能扩张风险的预警和控制，这种控制力会抑制价格盲目地上涨，从而减少投资和扩张冲动。金融垄断的意义或者说正能量恰恰在此，而我们的众多描述者却将它的意义完全看反，认为金融垄断只会助长扩张和炒作。
如果金融垄断是企业行为、市场行为，它注重的是持久的利润、可持续的利润，而不是一时的暴利。在适度的竞争和垄断达到平衡的条件下，能源和金融产业能够相互促进，金融产业可以通过贷款和并购资本注入支持能源企业发展，包括取得适度的垄断权，同时用多余的资本进行创新。这种垄断能够使两大产业同时获取利润，并通过联盟式经营有效地防范市场风险，进一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这个互动发展的过程中，能源金融产业乃至整个金融市场产业可以帮助能源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而能源企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持续繁荣。没有金融企业的重要参与，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都有大风险，因为它们天生就联结在一起。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占用的银行贷款高达几万亿元，这些“巨无霸”国企的高风险运行会影响到中国银行业的贷款质量，股价的持续走低也会形成重大的金融市场风险。四、中国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之路径
能源产业与金融的结合有两个切入点。一个切入点是与实体金融的结合，就是承接金融贷款，同时在金融机构存款，接受银行业的结算服务，包括有限地吸收金融企业股份。所谓与实体金融相结合，就是显性化的结合。另一个切入点是虚拟的，比如能源期货市场、投资基金交易市场，同时还要看到国际期权市场、货币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并购市场等对能源现货市场的间接金融渗透和影响。因此说，虚拟能源金融包括能源实务、期货、债券、汇率、利率、股票以及相关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的套期保值交易、组合投资对冲交易，还必须包括可控的投机交易。在国际主流能源市场上，由虚拟金融市场所推动的虚拟能源交易量远远超过实体金融与实体能源的交易量（结算量）。实体金融与实体能源的交易量主要体现在：能源现货买卖的结算量，能源企业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往来等。如果将这个数据暂时算作“正数据”，而将能源期货市场和相关的“套期保值交易、组合投资对冲交易，包括投机交易”算作“负数据”，中国的正数据大约是负数据的几十倍；而在国际能源金融市场上，该数据之比很可能要倒过来——负数据是正数据的几十倍。比如国际货币市场的虚拟化交易量是国际贸易往来实际结算量的近百倍。
从全球能源产业的发展轨迹看，一开始都强调与实体金融相结合，起步阶段都是靠银行贷款推动的。在中国更是如此，能源企业使用的贷款量或曰总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是非常高的。更何况，能源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一步都离不开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为能源企业提供了贸易融资、汇兑结算、利率和汇率风险等多个层面的支持。但这仅仅是起步，从实际情况看，片面地强调能源金融的实体化，不向更高的台阶过渡，能源产业的市场化之路只能说走了一半。
能源产业在宏观运行中，可以说是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接近14亿人口，又处在工业化的关键点，对能源的消耗极大，依赖程度的发展趋势也很快。而中国恰恰是能源消费结构严重失衡，能源产业创新能力偏低，对国际市场依赖度又很高的国家。从中国银行业信贷投向分析，基础工业占用贷款比例是非常高的，比如钢铁业大约占用了贷款总量的10％，能源产业大约也是10％，很显然，实体金融对这两个产业的支持力度已经到达极限。如果考虑到中国金融体系的贷款总量几乎是全世界最大的，企业负债率也是最高的，这个数据占用了国家约20％的贷款量，与钢铁业和能源业的产出和国际地位相比较，可以看出差距极大。原因之一是大量信贷资金被低水平发展和重复建设所占用，贷款使用效率极低；二是市场化程度极低——抵抗市场风险不得不完全靠国家银行支撑。
发展能源虚拟金融产业就是要减轻实体金融的压力，同时逼迫能源产业走完全的市场化之路、创新之路。发展能源虚拟金融是中国能源金融化的必经之路，而所谓虚拟化的能源金融之本质是市场化的能源金融，即要让民营经济、小微企业进入到能源领域，要进行“股权交易”和“原油期货”，因为它们就是最典型的虚拟能源金融产品，它们就是大众金融，就是退出机制，有了它们，全民都可以参与，全球企业都能参与，而国家（银行）则将卸下风险重担。
当然，原油期货等虚拟金融产品也孕育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期货市场一旦被虚拟金融巨鳄们所操控，一定会产生“虚拟价格”，会加大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虽然期货市场的建立初衷是为了规避市场价格巨幅波动风险。中国能源金融的发展可以适当参考中国钢铁产业发展模式，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可以建设钢铁厂，并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钢铁贸易、钢铁期货和铁矿石期货交易，形成一个巨大的钢铁（能源）产业链，通过庞大的市场参与群体去规避市场波动风险。
如果把中国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的出路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研究，这个起点就不仅要高于很多发达国家，而且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同时进入虚拟金融领域，反而会降低市场波动率，降低总体风险度。必须看到，今天的国际能源金融已经经历了“大浪淘沙”的过程，正在开辟新时代。所谓“大浪淘沙”是指，国际市场的油、煤、焦炭等传统能源价格不断出现巨幅震荡的历史大周期已经过去，未来呈现的将是较小幅度的振动周期。有两个理由：一是国际能源市场已经进入相对垄断阶段，能源的产出地越来越多，世界对敏感地区能源的依赖程度在降低，国际金融资本对能源期货市场的兴趣程度在降低，比如石油期货，2012年波动率是20年来最低的，涨幅只有1％。原油需求量第一大国美国已经宣布，至迟在2025年实现原油自给，最早在2020年即可实现，而这个预期不是没有根据的。除了美国，其他地区的能源产量也在增加，更多的资源储量被勘探出来。传统能源的产出地在增加，产量在增加，储量在增加，稀缺性在降低，虚拟金融的关注度必然降低，市场可炒作的题材也就越来越少了。二是新能源革命的兴起，传统能源价格的波动上限已经被新能源产业的高速增长预期所压低。这个新能源不仅是所谓的太阳能、风能，尤其是“不着调”的所谓“纯电动”，更主要更实在的是页岩气和核能——它们相对廉价，具有对传统能源的替代性，这才是压低传统能源价格的巨石。由于新能源革命呼之欲来，国际金融巨鳄已经将关注度逐渐转移到新能源领域，尤其是页岩气和核能，而中国恰恰是页岩气储量大国和核能可利用大国，正好赶上了这一国际潮流。
大力推进传统能源投资靠实体金融“不给力”，发展新能源，靠实体金融基本不行。在未来中国的能源产业发展中，将有大量的能源企业面临重组和布局调整。而中国银行业对能源业的贷款增量空间已经没有，更何况银行间接融资市场不适宜风险投资，股票市场又如此低迷。因此，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可以让大众参与的新能源虚拟金融体系。比如，原油期货、焦炭期货这些传统能源的虚拟金融市场是一定要建立的，但绝不可到此为止。要建立新能源发展基金，并以这个基金为“标的”建立全新的期货市场，即可自由出入、自由买卖和国际化交易。
同时，建立“传统能源的虚拟金融市场”和“新能源发展基金可交易市场”是中国推进国际化的虚拟能源金融市场之捷径。中国是能源产出和能源需求大国，没有国际化的能源期货市场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市场的建立，主要目的是加大社会资金对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同时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很多人担心，虚拟金融会造成衍生品泛滥，期货市场价格完全背离市场供需的基本面。事实却是，市场的开放程度越低，金融产品供给度越低，面越窄，被炒作的可能性越大。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超级大的市场，不仅要有能源期货，还要有大宗商品期货，包括汇率期货、股权期货等。市场大了，热点多了，反而没有了大热点，让国际金融巨鳄难以控盘炒作；开辟新能源基金市场，组建股份制的新能源产业投资公司，这个公司可以按照国际惯例，金融业控股，全球资本参与，当然也要让中国的小微企业和民营资本参与。组建新能源基金市场的主要目的是国际化，它既可以分散风险，又有利于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必须认清，今天新能源的主要技术创新成果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我们的企业去买技术，第一花费巨大，第二人家还不卖。如果能将美国的企业吸收到我们的新能源基金中来，让它们入资，同时带来高技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可以这样说，在间接融资已经见顶、规模受限的情况下，新能源基金市场的设立更具迫切性。新能源基金市场不仅可以解决能源企业的资金缺口，更重要的是可以吸收战略投资者成为新能源投资企业的股东，而且可以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真正建立起符合国际化要求，有着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超大型市场化企业，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五、中国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的契机：页岩气开发
从目前趋势看，全球经济的正能量在加强。2013年，美国经济肯定会持续地复苏，由于成功地避免了财政悬崖问题，美国企业投资将加速增长，房地产市场会继续改善，而精细制造业的回归是肯定的，由此判断，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会超过3％；欧元区经济形势虽然不会太好，但也不会太坏，原因是欧洲央行已经启动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针对风险源随时准备充当救火队，这样的部署可以有效地防止第二轮欧债危机爆发。欧元区经济将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全年能够实现正增长。可以说，欧元区若无大碍，全球经济就安全。当前，日本经济除了受创新乏力影响，很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外，还受到外交困境的牵制。日本与周边国家处不好，谁都牵制它，使其经济很难走出困境，无论是外贸还是对外投资都很难赚到钱。因此，日本政府有可能因考虑到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改变其外交策略了。而日本经济要走出长期低迷的困境，唯有搭上和平发展的“快车”，而这台机车的驾驶员之一恰恰是中国。
要想实现持久的和平发展，经济永远是基础，全球各国，尤其是几个大国必须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而且要让世界各国都看到这个动力源，一起去挖掘它——这个动力源就是页岩气。2012年，北美地区的页岩气革命已经给世界带来了新希望。中国很快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但2012年原油进口占比已经达到总消费量的57.5％，很可能在建成小康社会之前，原油进口总量就达到总消费量的70％。到那时候，如果没有廉价而且属于自己掌握的能源，中国是无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甚至连实现和平发展都没有指望。页岩气革命不仅将告诉全人类，能源将不再稀缺，而且将为人类寻找到更多的清洁能源、廉价能源争取到宝贵的时间。页岩气革命将是2013年全球经济的新亮点，是实现全球经济和平发展的新希望，页岩气革命很可能使2013年成为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加油站”。但是，没有中国参与的页岩气革命也不能够称其为革命。
如果说2012年4月美国政府批准切尼尔能源公司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是美国页岩气革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么中国富顺—永川的页岩气项目于2012年底实现了页岩气商业化运营，则应该成为中国开始页岩气革命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世界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同时成功地开采出页岩气，而且投入商业化运营，不仅说明过去几年人们对全球页岩气储量极大的预估不是虚妄的，而且证明未来用页岩气弥补原油、煤炭、天然气缺口也是可行的。2009年，美国的页岩气产量已经超过200亿立方米，使该国第一次超越俄罗斯成为天然气产量第一大国。加拿大也不甘落后，2012年其页岩气产量大约达到美国的50％。据中国国土资源部普查资料，不含青藏区，中国陆域页岩气可采资源潜力为25.08万亿立方米。2013年初，大量社会资本流入了中国新能源产业尤其是页岩气产业。自此，有中国参与的一场真正全球性的页岩气革命拉开了序幕。
2013年将是页岩气年，不仅北美的页岩气开采将上新台阶，而且欧美的页岩气生产企业到中国来参与页岩气开采也将成大趋势，中国需要建立更多的合资企业，购买更多的欧美先进设备，引进先进勘探和开发技术。如果中国的页岩气的储量和产量得以确认，也将平抑国际市场的常规能源品价格，有利于中国多进口，可以节省外汇。这是巧用外汇储备的辩证法，也是页岩气顺利与能源金融相衔接的妙方，更是中国现代能源产业国际金融化的契机和起点。
论利用超额外汇储备建立战略能源储备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赵锡军一、问题的提出
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为平衡国际收支、干预外汇市场和对外偿付而持有的外币资产和手段，是国际储备资产的主体。持有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有助于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平衡国际收支及协调内外均衡发展。近十年来，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人民币升值预期、外贸政策和汇率制度的导向、非弹性的汇率制度等因素使得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汇储备数量有限，直到1996年才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0年开始，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从2000年的1656亿美元猛增到2006年底的1.0663万亿美元，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并且超越日本稳居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宝座。2010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2.8473万亿美元，短短4年间增长了1倍多。另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2年底数据，我国外汇储备已突破3.31万亿美元，继续位居全球第一（具体数据见图1和表1）。
庞大的外汇储备资产有利于稳定中国的货币汇率体系、平衡国际贸易收支、增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和应对国际资本流动逆转的冲击，同时，也给中国的外汇储备使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图1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数据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的有些许出入。表1 1950—2011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飞速增长，虽然我国防范经济危机的能力会提升，但与此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资产泡沫以及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很可能会孕育甚至触发新的截然不同的危机。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特别是超额外汇储备部分已经对我国的宏观政策调控乃至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从外部经济大环境来看，国际层面上，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虽然从整体上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之下得以缓解，但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并未消除，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其中包括了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货币体系及美元地位的变化、主要货币汇率制度的变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而这些不确定因素无一不牵扯到一国外汇储备的使用问题。国内层面上，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近两年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效益出现递减，我们在扩内需、调结构、防通胀、保民生方面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2006年上半年，中国开始就加强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进行研究。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来经营管理部分外汇储备，并通过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向中国人民银行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外汇，以此作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金来源。这标志着中国在外汇储备数量管理方面从被动管理走向积极管理。一方面，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央行外汇可以减轻央行由于外汇占款形成的对冲压力，同时增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选择。另一方面，中投公司以投资境外金融组合产品为主，可以改变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以美元国债为主体的单一资产结构，并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实现外汇资金长期投资收益最大化。
尽管多年以来，中国为提高外汇储备管理效率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现行较为僵化的外汇管理制度已在客观上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掣肘因素。不难看出，中国当前诸多宏观经济问题的背后都与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种种内外因素都迫使我们不得不关注我国超额外汇储备使用问题。在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而对于目前刚刚踏入“十二五”规划的中国而言，如何使用好如此庞大的超额外汇储备，实现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使其能够在服务于我国经济“走出去”的同时“引进来”，已经引发了决策层、学术界以及相关部门的广泛讨论。特别是自2000年以后，对外汇储备使用问题的相关理论政策研究系统探讨开始成形，研究成果丰富。从根源上，广大学者基本都认同应该实现外汇储备的多样化和分散化。与此同时，受2007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后期各国经济复苏情况的影响，将外汇储备用于国家的战略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需求的“外汇内用”思想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主流。究其原因，除了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之外，也可以将外汇储备分散化以降低风险，因为保证外汇储备的安全也是关键因素，而具体到分支上应该如何运用外汇储备才能使其服务于“内用”，国内学者们则各持一见，讨论激烈。从整体上，可以将这些研究成果归纳为如下几个主要观点：观点一：通过投资手段将外汇储备用于国家长期战略资源和能源的储备。冯晓华的研究总结了中国当时使用外汇储备的现状，他认为要有效运用中国外汇储备，首先要开拓外汇储备投资渠道，其中的关键就是投资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增强国家黄金、能源战略储备。其后，孔立平等学者提出将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用于建立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具体资源品种比较广泛，石油、天然气、黄金、有色金属等均属于可以考虑的选择。此外，王云霞建议利用多余的外汇储备支持海外能源领域投资，比如油气田资产、国外能源企业的股权、重大资源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也可以是相关勘探开发先进技术、知识产权和强大的研发力量，让这些外汇储备服务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增强我国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安全和对国际能源资源的控制力。具体实施上，她提出可以通过制定“能源金融一体化”政策、建立国家能源基金以及向具有资源潜力和偿贷能力的资源国提供有条件的贷款三步走的形式。这为该想法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现实路径，弥补了前者研究只谈想法不谈落实的缺陷。这一观点的形成主要出于对当前世界主要资源能源的紧缺以及主要资源国战火不断的这一现实的担忧，也是目前的几个观点中最受认可的观点之一，但是其具体实施形式还略显单一，如何能将其多样化、灵活化是未来需要拓展的方向。二、外汇储备使用原则的调整与战略性使用渠道的拓广
针对超额外汇储备使用渠道的拓广和尝试，不能鲁莽和随意，而必须结合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现状，调整外汇储备使用原则，使其能够良好地服务于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目标和任务。在明确了大原则之后，才可以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地对超额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进行拓广和尝试。
一般而言，各国政府管理和经营外汇储备，都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个原则。
安全性是指外汇储备应存放在政治稳定、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和信誉高的银行，并时刻注意这些国家和银行的政治和经营动向；要选择风险小、币值相对稳定的币种，并密切注视这些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和经济状况，预测汇率的走势，及时调整币种结构，减少汇率和利率风险；还要投资于比较安全的信用工具，如信誉高的国家债券，或由国家担保的机构债券等。
流动性是指保证外汇储备能随时兑现和用于支付，并做到以最低成本实现兑付。各国在安排外汇资产时，应根据本国对一定时间内外汇收支状况的预测，并考虑应付突发事件，合理安排投资的期限组合。现金和国库券流动性较强，其次是中期国库券、长期公债。
盈利性是指在保证安全和流动的前提下，通过对市场走势的分析预测，确定科学的投资组合，抓住市场机会，进行资产投资和交易，使储备资产增值。由于高风险才能有高收益，盈利大的资产投资必然安全性差，而安全性、流动性强的资产必然盈利低，外汇管理三原则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不可能完全兼得，必须有所侧重。在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从长期来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科学发展、和平崛起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其中汇率机制、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等改革不可回避，应当全面规划设计，稳妥推进；从短期来看，我国应积极努力扩大外贸人民币结算，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和拓宽外汇储备的投资范围与渠道。因此，我国的外汇储备使用原则必须作出调整来满足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发展中、转轨、非中心货币、大国经济体”诸多特征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
正如上文所分析，拓广使用渠道的外汇储备必须是“超额”的那部分外汇储备，因此，首先必须根据我国的贸易结构及规模、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确定我国外汇储备满足流动性支付结算需求以及预防性稳定汇率股市需求的适度规模。在此基础上，谋划并创造条件满足我国国家资产保值升值的收益性需求以及经济发展甚至民生福利的战略利益需求。
结合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我们可将外汇储备分为四个层次，不同的层次设定不同的管理使用目标、不同的管理主体以及不同的用途，各层次之间分工明确、合作无间。其体系层次如图2所示。
其中第四个层次就是我国目前需要极力开拓并推动的使用层次，即外汇储备资产的战略性使用。该层次外汇储备服务于我国经济的长期战略经济发展利益，主要用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推进民生福利发展，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当然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等部委的合作管理。由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非常明确，该层次外汇储备的运用才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经济状况、增强我国抵御危机能力的良方妙药，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我国目前对于该领域的使用还处于开拓尝试的阶段，需要逐步调整，因此，目前暂时将战略性使用放到最后一个层次。以后随着调整的进度及成果转化，可以适时地将该层次调整到预防性层次之后收益性层次之前，成为超额外汇储备使用的首要原则。图2 调整后的外汇储备使用原则及体系层次
综上，我国未来对外汇储备的使用应该遵循五个原则，其中安全性是其他所有使用原则的大前提，流动性、预防性、收益性、战略性依次遵照执行。在具体的使用中，依侧重原则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体系，依历史分工和管理原则的不同分别选取不同的主体进行管理，各主体分工明确，合作无间，这样一来能大大增加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使用的效用。未来使用渠道的拓广和尝试也可以依据该层次体系为线索开展。
要确定战略性层次的外汇储备使用渠道，首先必须明确国家战略利益的内涵。笔者认为，只要是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关键性、长期性、重大性因素，均应视为战略性利益。鉴于战略性利益内容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其运作不是单一机构或者单位能够驾驭的；建议国务院设立外汇储备战略使用工作小组或者委员会来牵头这项工作，该团队归国务院直接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外管局、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等行政管理部门组成团队，必要时联合安全、外交和军队等部门，负责统一研究、谋划巨额外汇储备分别用于该项目的相关部分的机构额度，以及确定分别由于不同资源、设备等领域的具体额度及调整原则。
对于如何提高外汇储备使用的战略性利益，可以从以下五个方向分别入手：第一是战略物资储备方向；第二是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第三是人才技术引进方向；第四是民生福利改善方向；第五是国际金融合作方向。本文集中讨论战略物资储备方向，尤其是战略能源储备方向的外汇储备使用方式。三、建立战略能源储备体系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能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这些资源和能源的需求旺盛，所以应利用一部分外汇储备，通过某种方式增加这些战略物资的储备。（一）货币资本向实物资本转换的途径
非储备资产向战略物资储备转换，是指政府通过一定手段与方式运用外汇储备，委托有关企业或由政府相关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国防建设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并把这些物资纳入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也就是说，将中国的货币（主要是美元）形式的外汇储备向实物形式的战略储备转换。依据前文分析，外汇储备向实物储备的转换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转换，即中央政府直接指令动用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资金，用于在国家市场采购特定的物资品种，并作为国家物资储备。在财务上的处理方法，如果动用国家外汇运营收益部分，则比较简单，似可作为收益冲减。如果通过购汇即动用已结外汇，则需要财政安排人民币资金，这笔人民币资金既可以是一般财政支出，也可以是特别国债的形式，由央行购买。此外，还可以用特别国债的形式安排，由央行购买。二是间接转换，即在有关部门协调一致的情况下，由国家物资储备管理机构通过银行人民币贷款，再购买外汇进口特定物资，转换为国家物资储备。
以上两种转换途径的区别在于，前者由国家直接出外汇采购物资，后者则是通过银行贷款并购汇后采购物资。共同点在于外汇储备适当减少，物资储备适当增加，而储备物资的管理维护费用等均由财政按有关规定给予保障。（二）建立能源储备体系的必要性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使战略物资储备在资源日趋短缺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从国际上看，由国家直接掌握和控制一定数量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的一贯通行做法。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多种重要资源价格的上涨，全球重要能源和原材料供给不足的长期趋势显现，资源的供给约束日益凸显。外汇储备和国家战略物资储备都是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应急性和后备性的重要资源，是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战略物资储备，既可以降低外汇储备风险，又能增强预防主要战略资源供给风险的能力，在中国能源日益紧张的趋势下，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从现在起到2020年之前，正是中国经济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关键时期，各种能源消费量急剧增加，进口逐年攀升，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以石油为例，根据国内外能源机构的中长期预测，中国石油的供需缺口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5年的7.6％陡增至2004年的40％以上，估计2020年将达到55％左右（见表2）。可以预见，21世纪中国的石油供求将是一个长期的“瓶颈”。表2 中国石油长期供需状况 单位：亿吨资料来源：中石油网站。
此外，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刺激经济，美国持续下调利率，美元汇率持续走低。美国采取弱势货币政策对其自身来讲是有利的，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国的出口，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可以使美国减轻债务。但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造成国际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飙涨。在过去30年里，石油价格上涨幅度超过15倍以上。中国在石油进口方面的投入却不是太多，尤其是动用外汇储备来增加石油储备。而美国拥有近7亿桶的石油储备，在过去石油价格快速上涨的过程中，获利可想而知。美元在国际市场购买力的下降，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来说是一种灾难——近几年来从数量上看增加了近20倍，但从原油的购买力来讲只增加了不到4倍（见图3），中国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只是一种纸上财富。因此，在国际储备中增加石油商品储备的比例，减少外汇储备的比重，是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方向。
从国际经验和国内情况看，利用雄厚的外汇储备换取稀缺性、战略性资源投资不仅是国际经验，也应当成为中国用好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途径。大量研究证明，利用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能源项目可以增大外汇储备投资功能、长期稳定地保值增值，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具体意义在于：图3 中国外汇储备原油购买力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
第一，石油、天然气和铀等资源具有高价值特征。这些资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稀缺性和资金密集性极为突出。当前，产能不足问题日益突出，油气储量和油气产品不断升值。考虑到石油顶峰的到来和世界石油、天然气和铀需求的迅猛增长，世界各地区“遗产性”和战略性的资源资产争夺激烈，未来的石油、天然气和铀等资源极为稀缺，价值极高，而且稳定。
第二，未来中国石油、天然气和铀等资源缺口日益增大，增强资源供应安全日益迫切。国家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海外石油、天然气和铀资源和资产，无疑将增强中国能源公司的后备资源和持续提高资源产量的实力，增强资源供应安全的保证能力。
第三，目前中国对于外汇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标准。这种投资回报，一是取决于投资的领域，石油、天然气和铀等资源均为必然的选择；二是取决于高超的专业化的投资运作。而在初期与一些国际专业基金合作，也可以达成以上的两个目标。
第四，外汇储备可以提升国家能源公司的对外竞争力。目前中国国家能源公司都在积极贯彻国家关于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战略方针，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其海外投资和跨国竞争所需资金规模不断加大，需要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通过多种方式提供资金支持，可以大大增强国家能源公司以及其他国内能源公司的融资能力和对外竞争实力。
第五，利用外汇储备的其他投资方式，可以进一步拓宽海外油气投资的方式和范围。目前中国的国企或央企在一些产油地区和国家面临法律限制；国家能源公司在敏感项目的合作收益受到监控；国家能源公司的投资主要以获得资源和市场份额为目的。如何与国际资本结合，仍然是一个难题。在这些情况下，利用外汇储备，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国际专业投资基金适当结合，开展石油、天然气和铀股权投资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利用外汇储备，支持海外能源领域投资，将使中国今后的外汇储备从“绿纸”变成遍布全球的油气田资产、国外能源企业的股权、重大资源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以及相关勘探开发先进技术、知识产权和强大的研发力量，从而将大大增强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功能，充分发挥安全、稳定和长期投资的增值效益，最终提高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和铀供应安全和对国际能源资源的控制力。
利用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优势，支持海外石油、天然气和铀等重大能源项目投资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选择。这种投资需要严格遵守安全、流动、盈利的使用原则。在从事战略性、长期性和基础性的能源项目投资过程中，需要更加强调投资的安全性和保值增值要求，支持能够形成稳定价值和长期赢利的重大项目投资。同时，也需要利用外汇储备的特点，通过灵活的商业性运作，突出投资的间接性和策略。（三）建立能源储备体系战略
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外汇储备，保证能源安全，结合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运用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六项战略建议：
第一，建立海外能源投资基金。目前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均不具备完全用自有资金进行大规模海外石油投资的实力，需要国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建立海外石油勘探开发基金，使中国国家石油公司获得一块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有助于其“走出去”。基金主要鼓励国内有技术实力的公司进入俄罗斯、非洲、里海和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油气新探区，开展较大规模的勘探开发活动；支持这些公司进入富有前景的深海油气勘探、深海技术与装备研发项目、天然气项目开发以及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等海外新领域，抢占战略性的资源。同时，支持具有重大价值的科研项目开发和人才培养，支持国内企业进入海外油气战略区和新领域接触急需的先进技术、装备制造、设计以及研发机构和知识产权，还可以在国内外建立大型联合科研中心，引进大批国际关键人才。这些投资的成果在于形成油气产业急需的无形资产，形成长期回报。
第二，成立海外能源投资公司。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可以将海外能源投资基金归属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必须由专业能源投资专家组成的海外能源投资公司运营。目前中国缺乏国际化的综合性投资管理人才，当前宜采取能源专家与投资专家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作为运营主体，海外能源投资公司代表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直接负责海外能源项目投资运作。海外能源投资公司支持一批国内外的能源公司，考虑在政治环境稳定、对我友好的国家，购买一些大型已发现或具有现成储量的大油气田资产或具有极大潜力的油气藏、炼油化工设施、大型船队及大型工程技术服务设施；或通过控股或参股方式，购买周边国家的大型天然气储量或资产（包括液化天然气和气变油资产），铀矿以及加拿大油砂项目。但是在起步阶段，也可考虑参股或注资国际上可靠的专业化的能源投资基金，与它们共同投资国际上业绩较好的能源公司股权，投资具有增值潜力的能源项目，间接控制海外油气资源的利益。这一点对于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立海外能源投资公司，开展国际油气股权投资，有别于目前国内国家石油公司的投资行为。因为海外能源投资公司主要从事资本运作，不从事直接作业；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开展具有极大增值潜力的重大油气项目的前期开发和基础设施项目的长期投资；该公司的投资具有高回报后的撤出机制。况且，以专业基金方式，开展商业化的国际投资是国际惯例，易于被国际上专业能源基金吸收，跨国投资障碍较低，投资国际能源公司和重大项目比较容易，可以避免目前由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直接投资带来的政治障碍等问题。
第三，利用海外能源基金，向具有资源潜力和偿贷能力的资源国提供有条件的贷款。为中国能源企业进入这些国家，或扩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合作活动提供出口国内技术和设备进口的途径，充分发挥中国能源集团的综合优势，取得综合效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石油公司一直在争取海外项目的作业者地位，通过油气主业，带动国内设备和基础出口，充分发挥了作为国家石油公司的综合优势和效益。但是，随着近几年来资源国法律法规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大量的事例证明，这种综合优势受到了国有化、当地化和资源国社会利益的限制。而且这种投资环境趋势在高油价下得到强化，并将延续。在此背景下，有效利用外汇储备，通过向资源国提供有条件的贷款，推动国内高质量的设备和技术出口，形成“黑字环流”效益，是一个重要的选择。笔者认为，这种有条件的贷款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广阔的市场，也有可能进入东欧和南欧等转型经济地区和国家。建议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内能源公司结合，制定具体的贷款方案。
第四，利用外汇储备，支持国企和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集团的海外能源投资。今后，国有能源公司的海外投资资金需求巨大，它们可以从多方面取得资金，外汇储备也可以配合它们的海外投资。像中海油服公司收购挪威深海钻井公司，就很值得投资。同时，一些国有贸易和金融集团所属的能源公司在海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制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对外投资资金需求较大，也可作为外汇储备资金的支持对象。
第五，由央行向民间卖出外汇储备，收回人民币。卖出的外汇储备留在公众手中，由专业公司、部门或民间自主进行管理运作，建立“战略物资投资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从私人部门募集资金来买外汇，可用于在国外投资外国股权和固定收入金融工具，或者投资于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石油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石油实物、期货、期货期权交易。基金由战略物资投资公司自主进行有关运营，通过外汇储备规模的减少实现部分外汇储备的市场化的民间运用。
对战略物资未来价格有不同看法的人可自由选择，谁看“多”就去买投资公司的股票，谁看“空”就不买甚至可以卖空股票，充分实现市场化和社会化运营。通过优化投资组合，提高收益和安全性，降低整体石油及石油制品的交易风险，增加盈利的机会。
第六，在进行外汇储备向资源储备转化的同时，要加快中国战略物资储备立法建设。发达国家制定矿产资源储备法律的时间普遍较早，如美国在1946年制定了《战略物资储备法》，日本在1980年制定了《石油公团法》和《石油储备法》。
中国在加快落实石油、粮食、铁矿石、铝、铜等战略物资储备计划时，应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尽快制定和出台战略物资储备法，为中国的战略物资储备提供法律支持。同时，也可以为外汇储备向战略物资储备转换提供法律保障。采用外汇储备注资战略石油储备基金的方式，将有助于同时解决外汇储备和石油储备的动态调整问题。此举不仅有利于解决因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导致的外汇占款过多的问题，而且有利于提升中国能源安全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具。
国际能源金融发展中的“石油定价权”与中国
管清友中国人对定价权向来特别敏感，这其中有历史上痛苦记忆的原因，也有中国目前所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原因。当然，最直接的还是中国在一些产业领域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在一些领域，中国确实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例如铁矿石行业。由于这个行业在国际市场是寡头垄断，而国内的产业集中度又不高，特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又导致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量极大，因此对国际铁矿石寡头的谈判能力极弱。每当铁矿石巨头对中国钢铁企业涨价，国内的民族情绪就异常高涨，觉得民族感情受到了伤害：如果国内钢铁企业接受涨价就意味着签订不平等条约。
对定价权的讨论，同样容易引发民族情绪，我们极容易把自己带入“受害者”或“弱者”的角色，凡事都要讲个“争夺定价权”、“拥有话语权”。虽然我们需要通过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的开放以及增强谈判能力来应对这种局面，但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像铁矿石市场一样；把定价权问题泛化，在所有的领域都去强调掌握定价权、凸显话语权，也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一、定价权的内涵
定价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并非严谨的经济学概念。百度百科对定价权的解释是：指公司对其产品价格制定拥有主动权，若改变产品定价不会对需求有负面影响。拥有定价权的公司在成本上升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提价将新增成本传导给下游且不影响销量。拥有定价权的公司通常是行业龙头、技术领先企业，或替代产品少，有刚性需求。这类公司利润率稳定且能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各种原料成本上涨的长期趋势下，拥有较强定价权的公司应给予估值溢价。福布斯公司的投资百科对定价权的解释是：与需求价格弹性有关的一个经济名词，反映了价格变化对需求的影响。如果一个公司没有定价权，那么其产品价格提高将会减少人们对其产品的需求。简而言之，定价权是经济主体拥有单方面制定价格的权力，并且提高价格不会减少需求，而另外的经济主体只是该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在某种产品上没有定价权，主要是指被动接受国际价格的现象。二、石油定价权的演变
在世界石油贸易中，石油进口国总是希望以更低的价格进口更多的石油资源，而石油出口国则希望自己的石油资源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双方博弈的实质就是追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石油价格的过程。传统意义上来说，任何一方在博弈中占据主动权，有决定石油价格的能力，就意味着拥有石油定价权。
纵观近现代石油工业150年的历史，石油定价权的演变以第二次石油危机为界，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生产者定价阶段（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前）。
1859年现代石油工业诞生以来，由于拥有热值高、易运输、安全好等诸多优点，石油迅速被广泛接受。由于生产者掌握着石油资源，拥有很强的议价能力，因此这一阶段石油定价权掌握在生产者手中。按照生产者的不同，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子阶段：
从石油工业诞生至20世纪60年代OPEC成立之前为第一个子阶段。OPEC成立之前，以埃克森（Exxon）、美孚（Mobil）、英国石油公司（BP）、壳牌（Shell）、雪佛龙（Chevron）、德士古（Texaco）和海湾（Gulf）石油公司为首的石油“七姊妹”依靠政治、经济、技术方面的巨大优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世界主要产油区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权，进而垄断了石油生产、销售以及国际贸易等各个环节，控制了石油定价权。从国别来看，这个阶段的前期和中期，世界石油工业主要集中在美国，其掌握着绝对的石油定价权；而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之外越来越多的新产油区投入开产，相对弱化了美国在石油价格制定中的绝对地位，影响了世界石油价格的形成机制。
从20世纪60年代OPEC成立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结束为第二个子阶段。OPEC成立于1960年，主要是为了避免有害的、不必要的油价波动影响其成员国的石油收益。OPEC成立后，其成员国通过收回原本由国际石油公司控制的石油各环节的垄断权，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迅速提升。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大幅贬值以及OPEC主要国家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这也标志着OPEC重新夺回了石油定价权，这期间OPEC官方定价也成了世界油价的基准。而此时，美国由于石油储产量峰值的到来以及国内石油消费的迅速增长，石油定价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第二阶段：生产者与金融市场共同定价阶段（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
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危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此后，西方国家纷纷采取能源替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措施减少石油需求，从而降低石油价格波动的风险。同时，为了弱化OPEC在石油定价权上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一方面加大在OPEC国家以外地区勘探开发石油资源的力度，北海、墨西哥湾和阿拉斯加就是这一时期迅速上产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着手建立石油金融市场，谋求石油贸易的金融化，从而通过金融市场决定石油价格。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和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分别引入了石油期货合约，石油期货市场的成立标志着石油金融化的开端。此后，各种石油金融产品不断推出，石油市场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石油供需双方，任何认为石油市场有利可图的资金都可以对石油合约进行买卖获利，而非真正需要石油消费。在石油金融市场上，石油价格不仅仅是石油供需的反映，更是金融市场各方对石油价格预期的体现。目前，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交易的北海布伦特原油（Brentoil）是全球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全球原油贸易的50％左右都参照布伦特原油定价。全球每年有巨量的石油期货合约交易量，但通过现货市场的交易量只有20亿吨左右，石油期货合约大部分都没有进行实物交割。
石油金融市场逐步建立、迅速发展和不断完善，使石油定价权逐步从生产者定价转移到金融市场定价。西方国家强大的金融实力和完善的金融市场使其重新拥有了石油定价权，削弱了OPEC的议价能力。2008年美元贬值和金融危机的交错，使国际油价上涨至147美元/桶的历史最高点，充分反映了石油金融市场在决定石油价格中的作用。而在此轮定价权转移过程中，石油以美元计价机制以及石油美元回流机制使美国受益最大。
可见，OPEC国家虽然拥有石油供给的相对垄断权，却没有石油定价的垄断权。国际石油定价权是经历了多次演变才发展到今天的样子——从西方垄断寡头石油公司定价，到OPEC定价，再到以石油期货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准。也就是说，石油金融化，已经使石油价格之决定逐步脱离供需基本面，转向金融市场。在今天的全球石油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企业拥有对定价的垄断。即便是OPEC国家或是美国，也不能完全控制油价，它们只是对全球石油市场和油价的影响力更大。
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定价方式，使石油的供给和定价相分离，极大增强了美国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力。OPEC国家在获得大量美元收益后继续向欧美金融市场进行再投资，形成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最终使石油美元转化为金融美元。这种“石油—美元”挂钩机制以及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强大地位使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上一轮石油牛市中，美国的投资银行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石油市场新格局逐步形成，新兴经济体在石油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根本来看，石油价格仍然脱离不了供需基本面，然而石油金融化加剧了短期内油价剧烈波动的风险。由于OPEC国家仍然掌握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石油资源，而西方国家则拥有完善的石油金融市场，因此可以认为石油市场进入了双方共同分享定价权的阶段。三、争夺石油市场的定价权是个伪命题
由此可见，在当前石油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对价格的控制权。我们在强调定价权和话语权的时候，实际上是强调增强对于市场剧烈波动带来我们风险防范以及增强中国这个石油需求大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力。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缺乏石油定价权，实际上是说中国抗击石油市场剧烈波动的能力比较差，而并非决定价格的意思。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去争夺石油市场的定价权，很可能是伪命题。
拥有定价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公司在行业中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无论是生产、销售还是贸易），具有制定价格的权力。第二，所在国拥有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交易平台，信息发布连续、公开、透明，本币可以自由兑换，交易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第三，有自己的标杆价格。最根本的，你必须是全球市场的一份子，融入市场，参与市场，开放市场。
中国尽管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但无论哪一家公司，都没有在全球石油行业中占据垄断地位。相反，与国际石油巨头相比，特别是与一些巨型国家石油公司相比，中国的石油企业无论从规模还是资源禀赋上，都还相去甚远。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还比较小，建立全球性的石油金融交易平台还有很多障碍，如能源市场交易主体多元化、法律保障不到位、缺乏先进的信息服务平台支持、合约交易程序和交割安排不完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等。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限制了石油期货市场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标杆价格意义也不大，也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易市场。
中国已经是一个石油净进口大国，但交易主体还没有实现多元化，大型石油企业由于监管和体制逻辑也不愿意参与石油期货市场。市场不开放，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有人认为，如果放开石油进口权，铁矿石的今天就是中国石油行业的明天。这个观点是不对的。铁矿石市场是寡头垄断，国际铁矿石三大巨头确实拥有相当大的定价权。但是，全球石油市场参与者众多，已经实现了金融化和全球定价，放开原油的进口权虽然会对中国某些企业造成一定冲击，但是不会出现铁矿石的情形。只有参与者众多，避险工具完备，才能防范风险，增强影响力和话语权。日本是石油进口大国，东京工业品交易所也有石油期货交易，日本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但很少听说日本去争夺所谓的石油定价权。四、增强油价波动风险防范能力
当前，需要研究在约束条件下建立石油期货交易所的问题，积极推动石油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完善成品油定价体制，开放国内石油市场，推进石油行业与金融行业的产融结合，为在中国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石油交易平台创造条件。
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十分重要，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是美国保证美元霸权的重要机制，但对于非美国家则面临巨大的汇率波动风险。中国可以与一些重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国在交易时实行人民币结算，推出石油人民币，并给予这些国家保证人民币清偿能力的承诺。
应对价格波动风险保障石油供应，建立石油银行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除了已有的向石油企业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以及向石油企业提供政策支持的政策性银行外，可以考虑建立支持石油企业对外投资和购买石油储备的石油银行。
建立石油基金的政策建议多年前已经被提出，这个建议至今没有具体实施过。实际上，中国完全可以利用部分外汇储备建立石油基金，助力石油企业发展。首先，可以考虑设立石油企业海外战略基金，降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当前，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面临多重风险，一是政治风险，油气资源富集国的稳定程度直接关系油气合作项目的持续，而世界大多油气资源都集中在政治风险较大的国家。二是商业风险，由于文化、观念、道德标准等多重差异，中国石油企业在购买资源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因此受到损失；另外，石油价格波动风险也成为资源购买成败的关键因素。多年来，尽管中国石油企业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收获颇丰，但是海外投资风险依然很大。海外战略基金可以成为国家助力石油企业拓展海外事业的有效手段，尤其是对中小石油企业来说。首先，通过设立海外战略基金，从国家层面统筹考虑海外项目并购的风险评价，及早发现并协调潜在风险，为石油企业提供保障。其次，考虑设立石油投资基金，积极参与国际石油市场交易，对冲风险，获得收益。最后，可以考虑设立石油稳定基金，保证石油工业的稳定发展，降低石油价格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冲击。
总体而言，中国石油金融市场的成功建立与人民币国际化、国内金融市场的成熟以及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世界石油市场的多极化使石油定价权趋于分散。对于中国来说，争夺所谓石油定价权的实质在于建立石油金融市场，防范油价波动风险，保障石油安全。基于此，中国应当着力完善自身石油工业体系，深度介入全球石油金融和石油贸易体系，实质性地参加国际能源组织及其合作，加快建立国内石油金融市场，着力加强风险防控，而不是到国际市场上去谋求本身就逐渐模糊的石油定价权。定价权是争不来的，但话语权却可以争取。结论
近年来，在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和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的双重背景下，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石油安全不仅仅是供应安全，还应当包括价格安全。然而，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国际油价被动接受者的现状令价格安全非常脆弱，中国在国际油价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越来越大的石油市场规模已经极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有观点认为中国应当争夺石油定价权。然而，随着国家间博弈日益激烈，无论是产油国还是消费国，都没有对国际油价的绝对控制权。因此，中国与其强调争夺石油定价权和话语权，还不如通过建立石油金融市场以完善国内石油市场，建立有效的油价波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价格安全，从而保障能源安全。参考文献
陈明敏．中国缺乏国际石油定价权的实证分析及应对策略．价格月刊，2010（5）
管清友．石油的逻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王军．石油金融化与中国石油金融战略体系的构建．宏观经济研究，2009（10）
陈柳钦．新形势下中国石油金融战略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7）
赵庆寺．试论石油金融化与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现代管理科学，2012（8）
刘蓓．石油金融化与中国石油金融体系的构建．知识经济，2010（23）
管清友．刀锋上起舞．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姜丹丹．中国石油定价权问题研究——基于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的分析．经营管理者，2010（9）
李辉．世界石油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中国的对策．上海金融，2007（4）
新能源产业融资制度研究
在传统化石能源稀缺和油价波动的影响下，各国将目光锁定在资源蕴藏量丰富、可以循环使用的新能源上。同时，日益被重视的环境问题成为促进新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的契机。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现阶段新能源产业资金需求巨大。而与此相应的，新能源产业的投资规模也日益壮大，融资体系趋于完善。2010年，全球对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增长30％，达到创纪录的2430亿美元。2011年，全球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总投资额达到创纪录的257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7％，是2004年的6倍，也比世界金融危机到来前的2007年增长了94％。中国新能源投资势头正旺，特别是2008—2010年，投资规模急剧上升，2012年大量社会资金涌入页岩气领域。但是，资金需求与投资数额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缺口，加上制度环境的影响，融资始终是难题。
传统能源企业由于拥有丰富的资源、资金，内源融资的条件较为充分，同时垄断性大型企业的性质带给它们很大的优势，如短期债券融资、信贷优惠以及吸引海外资金等。与传统能源产业相比，新能源产业的高技术风险和高信贷风险的特征使它们在相应的渠道很难筹集到所需资金。具体到新能源产业的融资制度体系上看，在组织模式、运行模式、政策环境和融资渠道四个维度都存在各自的缺陷。如组织模式方面，银行体系政策性银行支持力度不够，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意识使其不敢轻易涉足该产业。资本市场逐渐完善，但债券市场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新能源产业的融资新要求和现行制度存在的缺陷引发了制度变迁的需求，而制度变迁动力来源于融资环境不断改善带来的效率改进，政策约束带来的外部压力和中小企业利益集团地位变化带来的自发需求。
在这样的动力机制下，融资制度变迁应从多个方面来实行：
组织模式方面，应构建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银行信贷间接融资为并行主体，政府发挥补充作用，三者协调发展的融资制度框架。具体有以下六点：
第一，银行体系提供的融资在受众上应更广，机制上应趋于更加灵活，银行体系的层次化是关键。逐步建立起大型股份制银行为主体、中小银行相协调的、适合不同规模企业需求的多层次银行体系。
第二，建立新能源产业开放性金融平台。
第三，大力发展国内债券市场，充分发挥债券在融资工具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稳步发展创业板市场，尤其在制度建设方面，鼓励新能源中小企业到股票市场直接融资。
第五，政府的作用也由完全主导性质转为辅助支持。
第六，可适当通过政府采购来帮助建立新能源市场。
运行模式方面，一是市场化为主导的融资模式要求资金配置机制的市场化，具体包括利率市场化、信息及监控成本的市场化等。二是改进融资效率，如提高银行信贷融资效率等。
政策环境方面，有以下措施：制定关于新能源产业融资制度的专门性文件；加大对新型融资方式的立法规范力度；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及简易性；等等。
融资渠道方面，注重传统渠道的改革和完善以及新型渠道的开拓。加强风险投资对新能源市场的投入；建立新能源基金；成立新能源信用担保金融机构和担保公司；引入新能源投资信托产品等。另外，还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项目融资、建立能源服务公司等。
俄罗斯的能源与金融：油气大国复苏的实践
刘 旭能源与金融问题一直是能源产业界和学界的焦点问题。世界能源产业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能源与金融的关系史。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能源与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能源产业正在成为大规模资本的聚集地，而能源类商品也成为投机性资本的主要对象。能源与金融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带动了资源开发的热潮，同时也促进了能源类商品交易的繁荣。然而这种联系也蕴含着无法估量的负面作用。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因此，能源与金融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对于能源消费国，同时对于能源生产国都是不可忽略且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理解能源与金融问题包含三个要素，这是理解该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一是资本要素。能源类资源开发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近年来，随着开采条件良好的常规能源的产量递减，能源开发重点逐步移向条件恶劣地区（深海、极地等）及非常规能源的生产。这从客观上提高了能源开发的技术和成本要求，进而提高了对资本投入的要求。第二是价格要素。价格决定着资本投入和能源的利用效率。由于能源交易涉及的金额巨大，无论是消费方还是生产方都试图提高国际能源价格定价的主动性。因此，不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确立公平合理的价格机制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是市场化。市场化程度决定着资本要素和价格要素能否得到有效的利用。市场化程度越高，即交易的环境越是公开透明，融资的效率越高，价格也更稳定合理。现代能源企业的融资渠道在不断地拓宽，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融资，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以及组建国际财团来筹集开发资金。国际油气价格，特别是原油价格也实现了公开的现货与期货交易。北美、北海、地中海、中东、亚太（新加坡）等交易所的交易价格成为各地区原油贸易的参考价格。如果可以将金融市场简单地分为实体金融市场和虚拟金融市场，那么上述的资本要素更多地在实体金融市场得到体现，价格要素则更多地在虚拟金融市场得到体现。能源与金融问题的这些特征为准确理解俄罗斯的能源产业提供了有效的视角和方法。
众所周知，俄罗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油气生产和出口国之一，油气工业也是俄罗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然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油气产业一度跌入低谷。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油价的持续攀升，俄罗斯油气产业逐步恢复，重新确立了其国际油气大国的地位。然而，俄罗斯的油气产业发展仍面临重重问题。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与许多油气生产国相似，俄罗斯油气产业长期以来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资金和技术的不足。从资源国家管理的角度看，俄罗斯需要在石油产业中重新确立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并使之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俄罗斯需要开拓欧洲以外的国际市场，并在国际市场上确立俄产原油作为基础油价的地位，从而提高国际市场上的俄产原油的价格。从产业市场化的角度看，俄罗斯需要逐步改变对油气价格的管制措施，并确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价格决定机制，从而确保公平竞争。本文将结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油气工业发展的历史、油气工业的特征和上述存在的问题，从能源和金融的关系角度分析俄罗斯重新成为油气大国的原因和这一路径的特点。一、俄罗斯油气产业的特征
俄罗斯是世界油气生产和出口大国。根据2011年度《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俄罗斯的油气储量均位居世界前十（见表1和表2）。俄罗斯在2011年生产原油5.11亿吨，仅次于沙特阿拉伯而位居世界第二；生产天然气6070亿立方米，居美国之后仍列世界第二位（见表3和表4）。俄罗斯2011年出口原油2.19亿吨，居沙特阿拉伯之后列世界第二位；出口天然气2214亿立方米（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位居世界第一。表1 国别原油探明储量（2011年底）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见BP中国官方网站。表2 国别天然气探明储量（2011年底）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见BP中国官方网站。表3 国别原油产量（2011年）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见BP中国官方网站。表4 国别天然气产量（2011年）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见BP中国官方网站。
俄罗斯虽然是油气大国，但油气产地分布极不平衡（见表5和表6）。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油气工业发展是逐步“东进”的。主力产地从最初的巴库周边到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再到现在的西西伯利亚（秋明州）地区。西西伯利亚地区集中了俄罗斯60％的原油产量和近90％的天然气产量。然而，由于常年开采导致资源枯竭，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油气产量在逐步下降，在俄罗斯油气产量中的比重也在逐步下降。为了填补西西伯利亚产量下降而留出的空白，俄罗斯需要寻找新的替代油气田。俄罗斯《2030年前能源战略》明确指出，东西伯利亚、北极圈及大陆架将是未来俄罗斯油气开发的重点区域。这些地区的油气储量丰富，有潜力接替西西伯利亚地区成为俄罗斯油气生产的主力地区。然而，要大规模地开发这些地区需要克服许多困难。第一，东西伯利亚和北极圈地处严寒冻土地带，气候恶劣，开采施工难度大。第二，东西伯利亚和北极圈地区缺乏油气生产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这也是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开发的主要原因。第三，俄罗斯还不具备在大陆架，特别是严寒深水区域进行油气生产所必需的技术能力。第四，这些地区远离国内消费市场，也未能与传统的欧洲方向的出口运输系统相连接，因此这些地区的开发需要配以相应的出口战略，即将资源开发与向亚太市场出口联系在一起。这些困难归根结底是资金和技术的问题。由于技术开发具有长期性，因此短时间内解决技术问题的最好途径便是与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外国公司进行合作开发；资金方面则需要国家的政策引导，国内外的金融资本以及国外的产业资本都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有效途径。表5 俄罗斯原油产量表6 俄罗斯天然气产量
俄罗斯的油气产业从原苏联的计划体制转变而来，因而具有与其他油气生产国不同的特征。俄罗斯的石油工业与天然气工业也因为发展路径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石油产业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股权换贷款”（sharesforloan）政策已经形成了多个寡头竞争的体系。虽然许多地方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参与油田开发，但石油生产主要集中于几个大的公司，比如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卢克石油公司（Lukoil）、TNK-BP石油公司、苏尔古特石油公司（Surgutneftegaz）、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Gazpromneft）等。除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之外，其他的公司并不由政府控制。这些石油公司实行一体化经营，经营范围包括勘探开采、炼化、油品的批发与零售，但处于产业中游的石油运输，特别是管道运输却是独立于石油公司的。俄罗斯的石油管道运输由国有的俄罗斯国家管道公司（Transneft）经营，这决定了通过管道的出口要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实际上，俄罗斯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管道公司控制了独立于政府管理之外的油品的运输与出口。近年，随着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在石油产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石油工业中政府的影响力相比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大大加强。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保持着对天然气工业的垄断地位。虽然近年随着俄罗斯最大的非国有天然气生产商Novatek等公司的崛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的生产份额逐渐下降，但仍然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公司，控制着俄罗斯70％左右的天然气产量。与石油公司不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是真正的上下游一体化油气公司，因为除了上游的勘探开采和下游的批发零售之外，它还控制着天然气管道运输系统，并在法律上垄断了通过管道的出口权。俄罗斯油气工业结构现状符合政府加强对资源产业管理的意图，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公平竞争的问题，比如石油公司的天然气管道的利用问题、油气价格的寡头垄断问题。
俄罗斯油气工业的第三个特征是油气产品的出口偏向欧洲地区（见表7）。尽管近年随着对亚太市场的出口增大，仍有约70％的俄罗斯出口原油流向欧洲市场。除萨哈林—2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外，几乎所有的出口天然气都输往欧洲及沿线的独联体各国。表7 2011年俄罗斯原油出口注：不包括独联体各国。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海关服务局（FTS）。
由于欧洲市场的油气产品价格较高、需求稳定，俄罗斯政府和油气企业非常重视保持和扩大在欧洲市场的份额。然而过多地依赖欧洲市场不仅给俄罗斯带了能源安全方面的问题，同时也限制了出口收入的增长。俄罗斯原油（出口原油）长期以来在地中海和北海这两大欧洲市场上都是参照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进行交易。相比布伦特原油，乌拉尔原油（Uralsoil）的含硫量更高，这使乌拉尔原油的交易价格一直低于布伦特原油（见图1）。与原油市场不同，由于天然气的对欧出口全部通过管道输送，市场供需结构要比原油市场更加稳定，而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长期以来作为供给方也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然而近年随着欧洲市场中液化天然气的大量涌入，有利于俄罗斯的现行定价模式正面临来自需求方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图1 布伦特原油与乌拉尔原油的平均价差注：图中两价格均为现货价格（spotprice）。资料来源：乌拉尔原油价格为地中海市场与北海市场（鹿特丹）的平均值，来源于俄罗斯财政部；布伦特原油价格来自普氏能源资讯（Platts）。
俄罗斯正通过扩大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来解决过分依赖欧洲市场的问题。其中，最有潜力的市场就是亚太市场。随着远东地区的输油管道和液化天然气工厂的建成，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油气出口的比重随之逐步增长。2011年，俄罗斯对东亚国家（中日韩）的原油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达到15.6％，而10年前这一比例还不足3％。同时，俄罗斯也通过开展期货贸易、实施稳定供给的措施来提高油气出口价格，争取油气商品的定价权。二、俄罗斯油气工业发展的动力：从金融资本到国家资本
如前文所述，俄罗斯油气产业长期以来的问题是资金和技术的缺乏。因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政府和企业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对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使其成为能够独立融资的主体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政者给出的解决方法。然而，在市场化改革初期，由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私有化目标过于紧迫，同时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因此油气产业的市场化改革渐渐背离了初衷。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包括油气企业在内的资源类企业成为政府财政的救命稻草。在这种背景下，油气工业的私有化迅速展开。尽管这一过程中存在许多“资本主义原罪”，但却在客观上促成了金融资本与油气产业资本的结合，也为日后油气产业的复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油气产业初期的金融资本与油气产业资本的结合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阶段（见图2）。
第一阶段：上下游一体化（垂直经营）企业的建立。在这一阶段，以往由国家直接经营的油气生产单位完成了股权（私有化）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的新兴企业仍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控股。
第二阶段：股权换贷款。在这一阶段，政府利用手中的企业股份作为抵押，从银行换取贷款以便渡过财政危机。由于政府向银行的还贷能力极低，因此贷款到期后，这些股份或通过拍卖或直接作为抵押而成为银行资产。俄罗斯主要银行在这一阶段成为油气企业的控股人，从而完成了金融资本与油气产业资本的结合。
俄罗斯油气工业私有化的结果是产生了以尤科斯（Yukos）、西伯利亚石油公司（Sibneft）和秋明石油公司（TNK）为代表的金融能源工业集团。这种金融与工业的结合体虽然在形成的过程中遭受到巨大的舆论压力，但从实践结果看，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油气产业的恢复发展。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油价逐渐回升，俄罗斯的油气公司的原油产量开始恢复增长（见图3）。其中，相比较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由金融能源工业集团控制的私有石油公司（尤科斯及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增长尤为明显。其原因可以总结如下：图2 俄罗斯油气产业结构及管理机构的变迁图3 俄罗斯主要石油公司的原油产量注：TNK-BP石油公司的产量2003年以前仅为TNK的产量；Gazpromneft的产量2005年以前仅为Sibneft的产量。资料来源：俄罗斯能源部（Minenergo）。（1）由于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企业在融资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2）由于较早地确立起现代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的运作更有效率、更透明。（3）通过国内外股票和债券市场进行多方面融资。由于企业的运作相对透明，因此要比传统的俄罗斯企业更容易赢得投资者的信心。（4）快速地与西方接轨，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通过此途径，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油气田资源进行二次开采，从而降低了勘探作业产生的风险。
然而在促进油气产量增长的同时，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下的油气企业的某些经营活动也为未来的健康发展留下隐患。一方面，大部分的控股金融集团都选择在海外注册，并将通过转移价格操作油气企业的收入转移至国外，以实现避税。另一方面，原油产量的盲目增长是以牺牲未来的发展为代价的。以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为例，该公司的原油产量从2000年起迅速增长，但增长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在2005年就已出现下降趋势。这种难以为继的短时期过快增长凸显了金融资本更加注重短期利益回报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为尽可能地增加产量，进而扩大企业利润，并通过积极的股份分红措施迅速获取投资回报。积极的分红措施势必影响企业的投资，而这些投资是与未来的产量增加紧密相关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做法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积极实施油田的二次开采，进而迅速增加了原油产量。而由此产生的利润的大部分通过分红流入持股方，从而造成勘探投资的不足。当现存油田的储量趋向枯竭时，由于没有新的油田来替代，因此产量开始回落。与西伯利亚石油相似，秋明石油公司在与英国BP公司合资成立TNK-BP石油公司后，该公司一直维持着较高（50％以上）的利润分红比例，这不能不对企业的投资造成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TNK-BP石油公司的原油产量在2005年达到高峰后始终没有能够超越。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TNK-BP石油公司在2005年和2012年分别被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收购。由于尤科斯的主要资产已于2004年被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收购，因此随着TNK-BP石油公司的被收购，俄罗斯油气产业中的金融资本时代也宣告结束。
伴随金融资本退出俄罗斯油气产业的是国家资本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重新确立。因此，金融资本被国家资本所替代，本质上是追逐短期投资利益的冲动与强化政府管理的国家意志相吻合，因此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俄罗斯的石油产业在私有化之后，国家资本在产业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图3可以看出，在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被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收购之前，作为唯一国有公司的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在收购尤科斯之前的年产量一直徘徊在2000万吨左右，不及总产量的1/20。这种现象与传统的俄罗斯政治文化极为不符，也与世界主要产油国的实践不符。因此，普京成为总统后，在国际油价日益上升和资源民族主义日益抬头的背景下，在石油产业中重新确立国有资本的优势地位成为政府顺理成章的目标。
伴随国家资本在石油产业重新确立主导地位的是现代化的国有企业制度的建立。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分别是石油产业和天然气产业的国家资本的代表。这两家企业虽然有超过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中，但仍有相当部分的股份与其他非国有公司一样在国内和海外的交易所上市（见表8）。这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透明度，有利于企业融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扩大国际竞争力。这些公司内部还确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财务制度，设置了独立董事职位。因此，这些国有公司已不单纯是国家资本在产业中的代表，而是国家利益和市场利益的结合体。事实上，由于拥有政府的政策扶持，俄罗斯的国有油气公司，特别是国家石油公司在市场中已开始取得良好的业绩。通过收购尤科斯的主要资产，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实现了产量的迅速增加，并从2007年开始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原油生产企业。从图3可以看出，国家资本（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所控制的原油产量的比重从2004年的不足1/20扩大到2011年的28％。此外，在2005—2011年间，俄罗斯的原油总产量共增加了约4000万吨，而同时期的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原油产量也实现了相同数量的增加，即国有公司对国家产量增加的贡献率为100％。可见国有石油公司已成为俄罗斯石油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动力。表8 俄罗斯主要油气公司的股权结构（截至2011年12月31日）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三、新型的融资方式：石油换贷款
国家资本在油气产业中确立主导地位并不意味政府成为产业投资的主体。投资的主体依然是企业。在地下资源开采行业中最具投资风险的勘探作业方面，2011年国家投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仅占总投资额的不足10％，而企业自筹资金（企业自有资金和贷款）占投资总额的80％以上（见表9）。此外，在油气生产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企业完全自筹建设资金。政府虽然会提供税收优惠、放弃国有股份分红等间接性补贴，但极少对单个项目提供直接的资金补贴。比如，远东原油管道（从泰舍特至科济米诺）的建设资金（总额超过200亿美元）完全由俄罗斯国家管道公司通过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来解决。表9 矿物资源勘探作业投资来源比例 单位：％资料来源：俄罗斯地下资源厅（Rosnedra）。
俄罗斯的油气企业除了负担大规模的投资之外，还需要以税收的名义向政府缴纳相当部分的利润。从表10中可以看出，在原油价格为每桶100美元的条件下，企业每出口1桶原油，就要向政府至少缴纳70.4美元的税额（矿产资源税、出口关税和企业所得税）。其中，矿产资源税和出口关税所占的比例最大，合计为原油价格的约70％。在较重的税负之下，企业要想保持稳定的投资数额，就必须积极地利用信贷市场。由于具有国家资本的背景而且资产庞大，俄罗斯的国有油气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上融资相对容易，但在全球流动性减弱的情况下，融资就变得比较困难。表10 在原油价格为每桶100美元的条件下企业经营收益模拟 单位：美元资料来源：营业成本、生产成本、勘探支出和折旧参考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年报。其他项目根据相关法律文件计算得出。“石油换贷款”（oilforloan）的融资方式就是在俄罗斯的油气企业急需大规模资金的条件下发生的。由于单纯地从市场上借贷变得比较困难，因此利用油气消费国对油气资源的需求，通过承诺供应油气商品来换取贷款成为俄罗斯油气企业的一个有效的融资途径。从借贷方来看，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借贷是一种机遇，通过“贷款换石油”可以因此来完成大规模的油气商品交易，进而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俄罗斯油气企业的“石油换贷款”方式主要用于与中国企业的原油贸易中。
截至2012年，俄罗斯共与中国达成两次“石油换贷款”协议。这两次都是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中石油间的原油贸易相关联的。
中俄间的第一次“石油换贷款”协议于2005年1月签订，并与中俄石油公司间的铁路原油贸易协定密切相关（见表11）。该贷款协议的背景是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在2004年为收购尤科斯的主要石油资产——尤甘斯克油气公司（Yugan-skneftegaz）通过国内银行短期贷款（18.05亿美元，年利率8％）和短期期票（61.02亿美元，年利率2.5％）融资。中国银行的60亿美元长期贷款就是用于上述短期融资的部分偿还。与此同时，中国石油公司为了争取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已经进行了许多年的努力。国内的政策性银行也为大型企业的“走出去”积极提供帮助。俄罗斯油气公司的融资需求正与中国公司的石油需求和中国国家的能源安全利益相吻合，这为“石油换贷款”协议的签订提供了客观依据。表11 中俄铁路“石油换贷款”协议内容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财务年报整理。“石油换贷款”中的借贷合同是以原油贸易合同作为担保的。由于存在贸易协定，借方（原油供应方）会有稳定的收入预期，这也为贷款的按期偿还提供了财政担保。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石油换贷款”模式中的原油贸易合同要相对更重要一些，它的有效执行是贷款合同有效执行的关键。
中俄间的第一次“石油换贷款”协议基本得到了有效执行。尽管在合同期内出现了贸易价格争议，但通过贸易双方的对话最终和平地解决了争议，使贸易合同在合同期内得到有效执行。第一次“石油换贷款”的成功经验也为第二次“石油换贷款”协议的订立奠定了基础。
中俄间的第二次“石油换贷款”协议发生在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见图4和表12）。国际原油价格在2008年8月中旬达到最高位后急剧下跌，俄罗斯油企的收入因而剧减。同时由于与原油价格相关联的出口关税和矿产资源税与原油价格之间存在滞后关系（约1.5个月），当原油价格迅速下降时，应缴的税额却居高不下。这更导致企业利润在短期内迅速缩减，造成流动性危机。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由于此前收购尤甘斯克油气公司而留下了大量债务，在流动性危机之下遭遇严重的经营困难，因此急需短期内找到大规模的借贷资本。此外，俄罗斯国家管道公司正在筹集修建远东管道二期工程的巨额资金（超过100亿美元）。在全球流动性减弱的情况下，俄罗斯企业通过国际市场融资是十分困难的。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却握有大量的资金。中国的石油企业也正在与俄罗斯进行关于石油管道建设和相关原油贸易问题的交涉。流动性危机为两国打破交涉僵局提供了机遇。图4 中俄管道原油贸易结构图示表12 中俄管道原油贸易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注：据报道，中俄双方同意在2012年后将每桶价格降低1.5美元。参见Russia，China End Oil PriceRow，Nefte Compass，March 1，2012。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政府、俄罗斯政府和相关公司及银行官方信息，以及新华社、Kommersant、Vedomosti、Reuters等媒体报道总结综合而成。
第二次“石油换贷款”协议的框架与第一次有所不同。最大的变化在于贷款合同不仅与原油贸易合同，还与管道建设合同挂钩。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石油公司与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和管道公司同时签订合同。由于贷款额度巨大，而俄罗斯国家管道公司除管道运输费用之外没有其他收入，因此管道公司也被纳入原油贸易合同，成为供应方之一。由于管道公司并不从事原油生产，即没有油源，因此实际上管道公司扮演的是中间商的角色，即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购入原油后再转卖给中石油。
此次的“石油换贷款”协议由于存在跨国管道建设合同，因此两国政府间协定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给予协议的有效执行以高层次的政治保障。
协议中的中俄管道原油贸易合同从2011年开始执行。与以往的中俄铁路原油贸易合同一样，在执行中产生了关于贸易价格的分歧。这些分歧最终通过协商得到了解决。
通过对以上两次“石油换贷款”协议的解读，可以总结出该模式的以下特征：（1）通过绑定贷款与原油贸易，并将贸易收入与偿还贷款做关联，既解决了原油供应方的资金短缺问题，又满足了需求方对原油的需求。因此，可以说“石油换贷款”是将能源与金融结合起来实现稳定供给的有效模式。（2）两次“石油换贷款”协议都是在俄罗斯公司遭遇突发的资金短缺问题的情况下订立的。俄方虽然在资金需求方面具有主动性，但实为周遭不利环境所迫而做出被动选择。因此，此种融资模式能否适用于一般条件下的原油贸易还有待进一步证实。（3）“石油换贷款”中的贷款是用来“救急”的，因此中俄双方缺乏足够的时间去细化相关贸易协定的具体条件，特别是价格条件。这直接导致两次“石油换贷款”协议在执行中均产生了价格争议。四、交易所平台的石油交易与价格决定
国际石油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价格决定机制。如何形成有利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国内和出口油品的定价机制是长期以来困扰俄罗斯政府的一个难题。以原油为例。俄罗斯每年通过普里莫尔斯克港、新罗西斯克港和友谊管道向欧洲市场出口1.8亿吨左右的乌拉尔原油（见表13）。这些原油大部分没有在交易所进行交易，而是买卖双方直接进行的现货交易。这使乌拉尔原油没有形成自有的价格决定机制。最终的交易价格通常是参照北海布伦特原油的现货价格并贴水。由于将布伦特原油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因此乌拉尔原油在受到自身需求影响同时还要受到对布伦特原油需求的影响。这种状况持续的结果是乌拉尔原油价格通常要低于布伦特原油数美元，也低于自身预期价格（见图1）。表13 俄罗斯管道原油出口（按出口方向） 单位：万吨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管道公司。
乌拉尔原油价格在国际市场被低估的状况日益引起俄罗斯高层的不满。时任总理的普京在向联邦会议提交的2006年的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在俄罗斯国内建立包括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在内的油气商品交易所的必要性，并将此作为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要任务。随后，俄罗斯的主要商品交易机构相继推出了原油和成品油的现货和期货交易合约。2007年，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港出口原油（REBCO）的期货交易在纽约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2008年，新成立的圣彼得堡能源商品交易所（SPIMEX）推出了乌拉尔原油的期货合约。然而从实践结果来看，这些旨在改善俄罗斯出口原油的定价机制的措施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其中，截至2012年底，圣彼得堡能源商品交易所的乌拉尔原油期货交易只完成了1次（1000吨）。
俄罗斯原油没有受到商品交易所里面的交易商的青睐，主要由于它还不具备成为国际原油市场基准价格的必要条件。首先是流通性。俄罗斯原油从产地到港口主要依靠管道运输。原油生产企业需要每季度向能源部和国家管道公司提交运输路径、出口方向和出口数量的申请。在申请被批准后，如果不被认真执行，原油生产企业还要面临惩罚措施。这种管制措施大大降低了俄罗斯原油的自由流通程度。其次是原油质量。俄罗斯出口原油多为管道混合原油。因为来自多个不同的产区，质量发生变化的几率和频率相对增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俄罗斯出口原油的稳定性。
相比较原油的所内交易，成品油交易平台的建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圣彼得堡能源商品交易所成立之后就致力于推动成品油的所内交易，交易所总裁也成为政府能源产业委员会成员。2011年该所的成品油交易量达到1160万吨，同比增长137％，约占全国成品油总产量的6％，约占国内市场供应量的14％，约占全国交易所成品油交易总量的90％（见表14）。表14 俄罗斯成品油产量与交易所交易量单位：万吨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俄罗斯联邦海关服务局、圣彼得堡能源商品交易所。
圣彼得堡能源商品交易所的交易量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市场中存在的对成品油自由贸易的渴望心理，同时这也与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分不开。俄罗斯政府的意图在于通过建立国内的能源商品交易平台，促进乌拉尔原油及成品油交易的公开，进而扩大交易范围，形成独立的价格决定机制。此外，由于俄罗斯石油的生产和流通主要由几个大型的上下游一体化公司所控制，事实上形成了寡头竞争的市场，其内部的原油和成品油交易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的交易一方面使企业产生了利用转移价格以便避税的可能，另一方面客观上分割了成品油市场，使价格更加容易被大企业操纵。因此，政府部门中税务局和反垄断局最为支持建立以交易所为平台的石油商品交易机制。由于占据企业大部分收入的出口关税和矿产资源税的征税基准已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挂钩，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可能被国内企业所操纵，因此转移价格给俄罗斯油企的经济激励已并不显著，进而使国家税务局与大企业之间冲突显得并不太突出。反垄断局由于关于公平竞争问题，即价格是否真实反映供求关系，因而与大企业间的矛盾也最为突出。
反垄断局从2007年开始利用交易所内价格和所外价格作为参考依据，对全国的成品油交易价格实施每周实时监控。截至2012年底，因为成品油价格问题，反垄断局共发起三次针对大型油企的大规模的反垄断调查，并开出大额罚单（见图5）。反垄断局的指控主要集中在恶意使用市场优势地位、歧视性价格和价格卡特尔三方面。这些指控中反映出的问题具有深刻的产业背景。首先，俄罗斯大型石油企业都采用上下游一体化经营模式，原油和成品油优先供应内部炼厂和销售网络是普遍的经营手法。然而在市场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容易对外部需求方造成歧视性对待。其次，现在的俄罗斯石油企业是在苏联解体后根据地域划分的石油公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它们先天具有地区性的垄断地位，这很容易导致乱用垄断地位和实施价格歧视。
反垄断局对待上述问题的做法是一方面通过制定行业规制和立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