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沈大伟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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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试读：
前言和致谢
本书源于我略有不安，却又日益强烈的感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重要因素都已发生转变，两国关系确需重新评估。这种感觉早在2009年至2010年我在中国做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之前便已萌发，但正是在访学期间，这种感觉逐渐明晰起来。
在那一年中，我经历和见证了许多事情，它们让我认识到，形势正在变化，而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看到，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到访北京和上海时受到冷遇，同时中国政府对奥巴马的每一项日程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与之前历任美国总统访华时受到中国民众和官员的热烈欢迎相比，奥巴马及其随行人员所受到的冷遇显然是不够友好的，这也象征着两国关系的紧张。总统访华前一个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那一天，我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庆祝仪式。在长达数小时的阅兵式中，我看到各种先进的武器通过长安街，中国人那新生且极富活力的民族主义展露无遗。在这一年里，我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研究。在与中国同人以及普通百姓——从出租车司机到商店店员再到学生——的交谈中，我清楚地感受到，曾经中国人对美国的向往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漠然和反感。我所认识的其他美国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跟我抱怨说，他们已经被中国社会和政府 “拒之门外”了。我受邀参加过很多讨论 “中国模式”的媒体采访和学术会议，人们标榜这一模式将用来取代伴随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宣告失败的 “美国模式”。反美情绪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骄傲在很多场合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在这一整年里，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不断冲击着中美关系：谷歌事件、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报复性关税、中国在亚洲日益强硬的外交等。无论是奥①巴马访华结束时两国所宣称的 “全球伙伴关系”蕴含着多少期待，它也很快遭到了这些意外事件的打击。
这一切使我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深感不安。连续23年的访华经历使我有机会见证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丰富的经验告诉我，这仅仅是另一个 “低潮期”而已，会慢慢过去。但是，2009年到2010年的经历使我感到两国关系正在出现一些根本性，甚至是非常消极的变化。中国自身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但并不是朝着更好的方向。离京前，我在北京的美国商会作了一次演讲，并撰文简要谈论了这些变化，呼吁美国采取新的对华战略来应对这些新的②现实。当然，美国国内的一些痛苦经历同样促成了中美关系的变化。金融危机令美国元气大伤，其国际地位受到重大影响，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遗疾久未散去，同时对中国的担忧与日俱增，这包括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强硬外交、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结束访学回到华盛顿后，我同样发现人们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的这个“强硬的一年”令研究中国的美国专家改变了看待中国的方式。在与奥巴马政府官员——他们在2008年上台时曾希望同中国建立一种全球伙伴关系——的交谈中，我明显感受到了一条新的界限。在他们的眼中，北京没有行动起来同美国携手处理2009年到2010年间一系列富有争议的问题。可能在美国看来，两国关系的基础十分薄弱。
回到美国更加深了我对两国关系发展轨迹的不安，但同样坚定了我的决心，促使我进一步去理解其中的深层动因，认真考察两国关系的现状。但是，如何对我的工作加以阐释和组织呢？这就需要对这一异常复杂的双边关系重新展开一次深度调查，探究其中的深层动因和推动力量，从不同视角审视中美交往中的不同背景和领域，而且要避③免浅尝辄止。为此，2010年秋，我耗时数月思考如何组织这项研究工作，由谁来参与，到哪里寻找经费。
本书便是最终的成果。它能付梓出版离不开众多参与者和机构的努力和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
首先，我要诚挚感谢15位作者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他们都是中美关系领域声名显赫的专家和日理万机的学者，准备文章耗费了他们一年半的时间。他们不仅对自己的主题作了大量研究和思考，而且每篇文章都是几经修改。面对我提出的修改意见，他们总是礼貌回复，同时对来自外部审稿人和彼此之间的意见，也都抱着积极探讨的态度。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合作。当初投身该项目时，我们都不知道能走到哪一步，但大家一致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础自21世纪以来已经发生转变。作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变化的性质，需要研究中美关系各个方面的最新变化和其中的动因。虽然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主题上是有共识的，但实际上我们从未试图去刻意 “求同”。
2010年11月，我们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议程紧凑的会议，目的是以同行评议的方式展示各章初稿并提出意见。华盛顿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拨冗光临，带着他们的专业知识，参与了不同主题的讨论。这些专家包括：戴维·兰普顿 (David Lamp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查尔斯·格拉泽 (Charles Glaser)(乔治·华盛顿大学)、包道格 (Douglas H.Paal)(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傅强恩 (John Frisbie)(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乔纳森·波拉克 (Jonathan Pollack)(布鲁金斯学会)、卜睿哲 (Richard Bush)(布鲁金斯学会)、芮效俭 (J.Stapleton Roy)(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胡达 (Michael Yahuda)(乔治·华盛顿大学)以及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布鲁金斯学会)。我对他们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还要对西古尔亚洲研究中心致以最诚挚的感谢，特别是中心主任爱德华·麦科德 (Edward McCord)以及研究员马特·格里格尔 (Matt Grieger)和克里斯托弗·王 (Christopher Wong)。他们不辞辛苦，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国际会议复杂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他们在幕后的辛勤劳动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最后，没有资金支持这样的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尤其要感谢的是福特基金会驻北京代表约翰·菲茨杰拉德 (John Fitzgerald)先生个人的大力支持和对该项目重要性的理解。其次，本书还得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策项目的帮助，要特别感谢的是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理事会成员、校友克里斯托弗·富斯纳 (Christopher Fussner)先生对中国政策项目源源不断的支持。没有富斯纳多年来的支持，这个项目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所有对本书的出版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希望本书能够促进大家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只有这样，这两个强大且伟大的国家才能携手构建一个和平积极的未来 (虽然不同的分析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我希望将此书献给中美两国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各自的社会和政府解读对方，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彼此的工作都没有尽头，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沈大伟 第1章 纠缠的大国：理解中美关系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中美关系被两国官方和学界一致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也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巨人在战略、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地区、国际、教育等诸多领域相互纠缠在一起。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最多的军事预算和海军规模；是两个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更是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推手；它们为全世界贡献了最多的博士和专利；它们更是当今世界舞台上仅有的全球性行为体。它们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而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每天约有9000人穿行于两国之间，约15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就读，中国则吸引了约两万美国留学生。两国有38对 “姐妹省/州”,更有169对 “姐妹城市”,这种关系使双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在中国，有3000万人正在学习英①语，而近20万美国人则在为学习中文而努力。
中美两国用上述及其他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最大影响。理解中美关系所蕴含的复杂性和驱动它发展的动力至关重要。但是，影响两国关系的要素不是固定的，并在过去的十年中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也使很多之前的研究落伍了。本书试图修正、剖析并解释两国关系中的复杂问题。在本章之后，本书将分为7个不同部分：历史、理论、国内、双边关系、地区、全球，及其他有关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看法。“合作性竞争”与 “竞争性共存”
本书的主要论点，也是我们所认为的中美关系中短期内的主旋律是：两国紧紧纠缠在一起，并存在广泛的合作，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强。这导致了合作与竞争交错的景象，我将这种现象称为 “合作性竞争 (coopetition)”。正如扎尔梅·哈利勒扎德 (Zalmay Khalilzad)和他在兰德公司的同事在多年前创造了“接触兼遏制 ③(congagement)”来表述美国对华政策中接触与遏制交织的情况,我认为 “合作性竞争”一词能够充分体现当前中美关系中相互矛盾的双重属性——也即中美关系的一种新的常态。下面的章节将从实证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诚然，两个国家既竞争又合作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是很少有两个世界大国会处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历史上，两个主要的大国只会维持最低限度的合作，而更多地处于非对称的、竞争性的，常常是敌对的关系中。有时，主要的大国可以在一个多国协调机制中共存 (如同19世纪的欧洲一样),在这样的机制中，各国共享安全和商业利益，因此两个主要国家的竞争冲动会多少因其他国家而受到缓冲和抵消。但协调机制存在内在的脆弱性，在这个机制中安全困境和战略猜疑会像春雨中的野草一般滋长。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两个大国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将逐渐变得尖锐。当两个主要国家的综合力量从协调机制中抽离后，一些次级国家的实力将开始迫近两大主要国家，“权力转移”会逐步出现，从而催生一个更为不稳定的战略环境。即便是在美苏冷战时期这样更为经典的两极秩序下，两国的合作也仅限于最小限度并仅仅是形式上的，而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的是竞争和敌对。
有人认为上述情境也出现在当下的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中，而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种看法。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日益增长并成为主要方面，而合作性因素则正在下降并沦为次要方面。两国展开合作的领域正在日益变得狭窄，政府间试图促成合作的会议正变得形式化且日益艰难。两国政府中弥漫着互不信任感，两国的政府中也很难再找到具有强烈的合作使命感的官僚部门 (当然教育领域是一个例外)。
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既是由两国内在的一些因素所引起的，又是国际事务的系统性变化所造成的结果。中美关系还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 (和机制),它们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以及实质的双边联系——我称之为 “结构性相互依赖”(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结构性相互依赖认为多方面的相互依赖将两个国家捆绑在一起，但是同时，这些相互依赖也激化了两国已有的分歧并催生新的竞争。这导致一种奇怪的 “合作—竞争”动态混合状态——在这种关系中，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从前者向后者转移。我将这一新阶段中的中美关系称为竞争性共存 (competitive coexisG tence)。尽管两国仍然相互依赖，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对华盛顿和北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谨慎地控制竞争并使合作最大化，这样才能防止两国关系朝着敌对的方向发展。
上述状况的含义将在本章的最后和本书的主要部分得到进一步的论述。首先，本章余下的部分提供了一系列范式来理解两国复杂的关系。理论有助于阐明事实，并将之分类。诸多竞相解释当下中美关系宏观动态的理论的存在，本身就是两国关系复杂性的明证——而它们也提供了各自的重要视角并多少具有解释力。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所有问题。但为了追求简洁，本章将先后采用历史和文化的方法，以及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来解释当下的中美关系。历史和文化的方法
第一种看待当今中美关系的视角结合了两国各自的现代历史和文化。尽管不易概括，但这些对于理解两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心理性和经验性的固有看法非常重要。唐耐心 (Nancy Tucker)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通过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阐述了大量历史要素和事件。不过我将进一步补充一些内容。我认为，至少有五大历史和文化特点在影响中美两国对对方的看法。④
首先，中国对外国势力侵犯中国陆海疆域非常敏感。这是中国人修建长城，并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不断重建长城的原因。⑤在中国前现代历史中，因境外势力入侵而造成的国土破碎是显著的事实。而在其现代史上，尤其是18至20世纪期间，中国仍然因欧洲殖民国家、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惨遭领土分裂。与此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常常分崩离析，且伴随着分合交替。内部的困扰又常因来自外围的入侵而加深。中国人称此为 “内乱和外患”。
对内忧外患的担忧影响着当今的中美关系。很多中国人认为华盛顿试图一面在周边给北京制造压力，阻碍两岸统一，一面则通过在民众 (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中制造不安定来颠覆中国政权。
其次，中国在过去的150年中始终在寻求 “富强”之道，并试图重塑其大国地位。因此，中国衡量其他国家的标准非常简单：它们帮助，抑或是阻碍了中国的伟大使命。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在这方面美国顶多属于功过相抵。但是精明的美国人认为，在1949年之前和1978年之后的两个时期，美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在中国，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更别说心怀感激了。由于相信美国正在战略、政治、文化和技术上阻碍中国的崛起，即便美国不再做什么，中国也不会心存感激。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历史性因素：美国的例外主义和家长式作风。这两者在中华民国 (1911－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放 (1978年至今)时期显露无疑。美国的例外主义认为，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和历史经历以个人主义、平民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为前提。这些都对塑造美国的自由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内战时期；同时，这也导致了美国在民国时期对中国的家长式作风。这种帮助，甚至是塑造中国发展进程的富有使命感的欲望充分体现在医药、科学、农业、教育、宗教、政府和军事的组织，以及经济等方方面面。⑥
正如劳泰瑞 (Terry Lautz)在本书中所阐释的那样，美国试图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改造中国的家长式的使命感并没有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而消亡，相反它继续存在：首先体现在美国对逃亡台湾的国民党的继续支持；其次反映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之后)1978⑦年之后美国政府和慈善机构对中国大陆的大笔捐赠上。在这两个时期，美国向中国倾注了不计其数的人力和财力以帮助其现代化和民主化。美国的做法不时 (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中引发强烈的反响，其结果是很多热切的中国 “学生”开始支持美国“老师”的行为。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堕落和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以及后来的动乱和稳定，这些自由的小插曲都以悲剧收尾。除此之外，美国在对待中国时显现的例外主义和家长式作风在美国人心中依旧根深蒂固。美国寻求以与美国传统和利益相⑧称的方式在政治、经济、知识、战略上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但中国 “顽固”地违拗了美国的期望，这使美国一再感到失望。我感到，美国社会中对中国和援助其发展中家长式的专断态度在近20年中显著消退了。这源于1989年的后遗症，更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崛起和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很多美国人颇感疑惑：“中国只会威胁美国，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发展？”如果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处于零和竞争之中——无论是在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军事还是战略上——那么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
中国的例外主义也在发展。许多观察家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这点我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成为一个大国依旧是它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北京依然将美国作为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威胁。正如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2011年10月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阐明的：“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⑨对他们来说，美国依旧是反共的。对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人权固有的信仰依旧影响着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在美国例外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家长式作风，同中国例外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之间，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斗争。中美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始终存在，但更大的战略利益会掩盖这一分歧。不过在缺乏更大的战略共性的今天，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再次从幕后来到台前。
第四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因素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 “面子”问题。“给面子”意味着给予对方地位和尊重。中国人注重给他人面子，维持自己的面子，避免丢脸。这原本是一个国内社交上的习惯，但却变成了外交习惯，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⑩在对待像美国这样比它更强大的国家时。中国官员渴望他国以大国礼仪来对待他们，强化他们的形象；同时，他们竭力避免在国际上陷入窘境。当中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中方关注的事宜主要集中在：白宫南草坪上将鸣放多少礼炮，东道主会以工作午餐还是国宴来招待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谁会得到宴会邀请，在机场迎接的官员是什么级别的，美方是否会提供有特工保护的车队，是否会有示威游行，他们是否会在发布会上遭遇即席提问等。美国官员则恰恰相反，他们更渴望切入主题，并在艰难的谈判中达成协议，这源于美国人好争论的文化。在谈判中，美国式的不耐烦和对获得实质性结果的渴望，时常同中国式的耐心、官僚主义以及倾向于维护面子的作风产生冲突。对中国人而言，在会议桌 (方桌)前相对而坐进行谈判本身可能被视为挑衅，有失面子；他们更喜欢在餐桌 (圆桌)上——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场合——达成协议。
这些都意味着，在中华文化中，冲突对他们来说是严重丢脸的，也是侮辱性的。因此，美国人在人权、人民币升值、贸易赤字、军事现代化等广泛领域中公开与中国对抗的倾向被视为对中国公开的羞11辱 (而中国只是在斥责或威慑越轨行为时才会使用这种方式)。为了维护面子，中国大多选择 “关起门来”讨论敏感问题。在中华文化中，家丑不可外扬，争议应被隐藏，而美国文化则恰恰相反。
最后一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因素与地缘有关。具体来说，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对自己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另一个是美国 “亚太大国”的自我定位。如同美国在西半球所宣示的 “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一样，中国也曾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主12导亚洲局势，建立了朝贡体系和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亚洲地区的 “天然”秩序，并在中断了三个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强大而重新回归，并将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吸引到它的势1314力范围内。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即将统治世界。
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 (准确地说是中国衰落的时期),美国成功进入亚太地区并将自己视为该地区的正当行为者和主要大国。近期，奥巴马政府又将战略重心转向该地区。中国似乎并不接受美国的自我定位。中国能够接受美国在亚太的部分存在，但绝不会接受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先地位和霸权。尽管中国官员偶尔以 “承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来安抚美国，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厌恶美国在亚太的存在。这种冷淡的承认反映出中国的容忍，而非诚心接受。一些中国高级官员给予了美国更多的宽慰，“我们并不想把美国赶出亚洲，这没有必要，美国已经在我们家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从周边地15区赶出去？”一位时任外交部高官在一次采访中对笔者如是说。此外，中国大多数的亚太邻国公开或私下里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作为平衡正在崛起的，有时 “咄咄逼人”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说，这里存在一个战略性的 “矛盾”。从中国的角度讲，美国是一个新来的闯入者，而中国在地缘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已经在亚洲存在六千年了。但是，正如门罗主义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美国一样，朝贡体系如今也不可能恢复了，但是这仍然潜藏在中美关系的战略背景之中。
中美历史和文化中的很多方面及它们之间的差别仍然是中美关系16的基础，并对其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潜在的宏观因素常常被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忽略。但是我确信它们仍然发挥着有效的影响。接下来的文章运用了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并简要地讨论了每个理论如何提供了看待中美关系的不同17方面。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的范式。古典现实主义源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1－前404年)的研究和中国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前221年)思想家韩非子 (公元前280－前233年)的思想。尽管现实主义的每一分支和每个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假设：对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强调国家的物质力量；国家固有的不安全感；他国的意图难以把握；国际秩序中广泛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强调结构和国际体系；对权力的追逐；国家以保障安全为首要目标。现实主义者将权力政治视为零和游戏，并认为现有大国和新兴挑战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有人认为冲突可以延缓，新兴的竞争者可以在中短期内被遏制，但是长期来看，对生存的内在渴求会驱使国家陷入长期和危险的竞争中。如同阿什利·特利斯 (Ashley Tellis)在第4章里简明扼要地指出的：“强化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主义者中)唯一的争议在于激烈的程度。”
由于现实主义者将国际体系的结构视为关键变量，所以他们强调18国际体系中的“极”。他们将大国视为构成体系的 “极”,而中等国家和小国同大国或结盟 (搭便车)或对抗 (平衡)。关于单极、两极、三极还是多极，哪种格局是最稳定或最不稳定的，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定论。但是现实主义者都认为从一种体系向另一种体系转变的时期是最不稳定的，这时经常出现误判，紧张关系加剧，导致冲突。这在权力转移理论等新现实主义思想中得到了体现。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同现有大国的实力接近的时期是最不稳定的，也是最趋向冲突的19——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将其称为 “交替”点。在这个时期，现有大国可能先发制人，以应对新兴国家的挑战，更常见的是，新兴国家会首先发动进攻。这就是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G pin)所说的 “霸20权战争”。
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所著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或霸权理论的扛鼎之作。在该书及其他的著作中，米尔斯海默教授阐述了他的 “铁律”——所有的国家都追求霸权，并对均势不满，中美两国概莫能外。在他看来，这将给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霸权地位埋下隐患。他进一步说：“中国比任何一个美国在20世纪所对抗过的霸权都要更强大、更危险，这使将来中国带来21的威胁变得如此令人担忧。”米尔斯海默大胆、明确地在他的政策建议中写到，华盛顿应当毫不犹豫地阻碍和对抗中国的崛起——也就是 “先发制人的遏制”。米尔斯海默的论述基于对国家物质力量的评估和所有国家都追求绝对霸权这一假设——在他的分析中，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几乎不产生影响。正因如此，中国所声明的 “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其古老的传统和治国方略、其受外国侵略的经历和现有的政治体制看上去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显得无关紧要。
阿隆·弗里德伯格 (Aaron Friedberg)也同意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两国争夺霸权的观点，他的分析并不是着眼于权力转移，而是更多地22来源于亚洲的地缘竞争。他用现实主义的历史观，将亚洲的未来同23旧时欧洲的对抗作对比，称 “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与米尔斯海默不同，弗里德伯格将中共政权的性质作为关键变量和中美两国摩擦的肇因：
根深蒂固的权力政治即便不会造成中美对抗,也会使两国走向互不信任和竞争。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显著地加剧了对抗。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不仅成为两国采取措施减少不确定性和抑制竞争的障碍,更成为两国敌对和互不信任的根源……美国对中国更为怀疑和敌对,更24多的是源于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战略上的考虑。
这方面，弗里德伯格借鉴了自由主义的 “民主和评论”,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而其他情况则不然。
米尔斯海默和弗里德伯格的阐述代表了那些 “危言耸听”的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但是，这些预言中美冲突难以避免的著25作并没有什么破绽。现实主义者往往只关注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和军事变量，而忽略了使它们陷于相互依赖的经济和文化因素。这些看法多数会将美国看作一个仁慈霸权，而将中国视为一个咄咄逼人、蠢蠢欲动的国家。因此，他们将中国视为 “扩张”和 “修正主义”的国家，而美国则被看作不得不对中国的崛起和挑衅作出 “回应”的 “现状”国家。历史上崛起的国家挑战当时霸权国家的典故常常被拿来与中美关系作类比，特别是19世纪末德国挑战英国的故事。对此，现实主义者的建议是：美国需要通过平衡和两面下注 (strategic 26hedging)的策略，同它在亚洲的盟友一道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优势。
这些看法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观点——他们强调中美之间权力的不对称，以及因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而导致的权力转移。阿什利·特利斯在本书中的相关章节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的。但是，并非所有支持权力转移的学者都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27冲突。
除了均势的相对变化之外，“安全困境”也在现实主义者的分析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个概念假定，即便一国纯粹是为了防御性目的而通过各种手段增强自己的实力，其他国家仍会担心，这些行动可能是带有进攻性和威胁性的。1978年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使这个28概念广为人知。当下，中国在海军、网络战、反卫星和弹道导弹现代化等项目上被认为适用于 “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境。上述的每一个行动都被美国一些战略家认为是不稳定，甚至是富有进攻性的。29杜孟新(Christopher Twomey)在本书中完美地描述了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困境，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两国关系中潜在的危险和千钧一发的冲突。
其他观察家则更为乐观。他们认为，在面对安全困境时，一个国家最好的选择是保持克制或者寻求合作。国际安全学者查尔斯·格拉泽 (Charles Glaser)指出，中美之间无论是常规层面还是核武层面上的安全困境都并不严重，有的甚至仅是空穴来风，因为两国有理由感到安全，他们能够在两极格局中共存，同时两国有足够的空间来采取30措施以增强互信，减少战略上的不信任。一些研究中国的安全问题专家，如迈克尔·斯韦因 (Michael Swaine)充满信心地认为，两国在战31略上的竞争是可控的。尽管有人认为竞争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主旋律，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在本书中对两国关系的 “斗而不破”表示乐观。葛来仪 (Bonnie Glaser)和杜孟新在本书中详述了两国政府之间现存的广泛的外交机制，以此减少不信任和错误知觉，并促成战略合作。金骏远 (Avery Goldstein)在他的章节中罗列了两国在亚洲需要处理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一个由中美两国学者共同进行的研究同样认为，当两国都保持克制并避免刻意挑衅对方、破坏对方的核心利益32时，控制竞争就是可能的。最后，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也认识到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危险在上升，建议两国采取 “合作的方式保持克制”:
它们需要认识到一些竞争是与生俱来且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被限制在确定的范围内。它们应当限制竞争的范围。如果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军事冲突则可以避免,否则,两国的紧张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两国的外交有责任探索有效控制的空间,并将之扩大,以防止33两国关系被战术或者国内需要妨碍。
陆伯彬 (Robert Ross)和朱峰领导的研究小组探讨了权力转移理论对中国崛起问题的适用性。与在信奉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中得到广泛认可的结论——在新兴国家与原有霸权国实力接近的阶段，两国之间很可能爆发战争——不同，这些学者认为，在权力转移阶段，中美之间的战争并非可避免，“包括全球的单极格局、地区的两极格局、地缘和武器系统在内的结构性的变量，将使两国间的安全困境和34对战争的预期得到缓和”。
上文展示了在中美关系的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观点。从数量上看，没有一个范式能够像现实主义一样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产出如此多的著作。由于现实主义中存在许多流派，因此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会有多种多样的分析、对策和判断。不过新现实主义普遍认为，当下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依然会以战略竞争、地缘对抗和可能的军事冲突为特点。
本书的读者和中美关系的观察家应该明白，现实主义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同美国对大战略、大形势和军事力量的分析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关注两国关系的其他维度——正如本书所尝试的——我们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旦运用别的理论，关注其他层面的分析、变量和行为体，便会得到不同，至少不像现实主义那样危言耸听和悲观的结论。自由主义
另一个盛行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是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源于启蒙运动，以及孟德斯鸠、洛克、康德、亚当·斯密的思想。自由主义基于社会进步、理性、道德价值和伦理，因此，自由主义者相信对权力的追求可以得到约束，普罗米修斯式的精力可以被导向社会公益。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观念和价值、国内政治、市民社会以及制度同样重要。
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并不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零和的，也不是一味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实际上，它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深化国家间的联系，并通过制度化的规范和法律约束行为。现实主义者认为决定国家之外的系统性因素决定了国家的行为，但是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从国家内部和社会中寻找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个人解放和自由被视为进步 (进步观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和现代化的基础。代议制和受约束的民主是自由的信条和规范的体现。自由主义同现代宪政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自由主义者信奉 “民主和平论”,该理论认为，尽管民主国家之间在不同领域存在竞争，但是它们之间不会打仗。相反，他们认为非民主国家天生就是有侵略性的——仅仅因为它们不对民众负责。另外，自由主义者也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
在强调国家内部变量的同时，国际制度、国家的外部约束和所谓的 “全球治理”都成为新自由主义关注的维度。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缺少全球性的权威；与此不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的达尔文式的倾向可以被结构、法规抑制，全球治理也是可能的。
相互依赖理论源自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时也是对现实主义仅仅关注国家间关系所作出的回应。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和约瑟35夫·奈 (Joseph Nye)在20世纪70年代极力推动相互依赖理论。该理论强调跨国性的关系和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它也成为36全球化理论的先驱。于是，相互依赖理论被长期用于分析国家间以及次级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自由主义的诸多变种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得到了大量应用，其中有三个领域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本质。考虑到美国自由主义者对西式民主的偏好，他们对中国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可被称为 “共和自由主义”。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对中国家长式的作风也根源于自由主义。这也是国民党溃败后美国国内对 “中国的失落”充满焦虑的原因。而在随后的几十年，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以对抗大陆。
自由主义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个领域是贸易。这也就是所谓的“商业自由主义”。这是美国在30多年中不懈地将中国拉进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标志)的关键要素。其预期是中国将因此按照国际商业规则行事——特别是中国将打破壁垒和补贴，并将经济规模和比较优势最大化。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相信，贸易将给中国带来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变革性影响。
第三个领域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有关。这被称为 “自由制度主义”。约翰·艾肯伯里 (G.John Ikenberry)和罗斯玛丽·福特 (Rosemary Foot)在他们的章节 (分别是第3章和第14章)中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了这个问题。艾肯伯里认为，无论是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还是现在，抑或将来，中国的发展都受制于国际自由秩序。他指出，中国已经深深地，且不可逆转地将这种秩序制度化，如果中国想对自由秩序发起挑战，它将面临失败：
现有的国际秩序已经牢固确立。这是一个包含威斯特法利亚原则、自由规则和制度的多层体系。这套秩序影响深远。这不仅是一个与美国的权力绑定的政治形态。制约中国打破并重建国际秩序的阻碍和限制很多:中国 “模式”作为世界体系是不可能持续的;中国的修正主义行为可能会导致自我孤立;打破旧有秩序的机制——大国战争——已经不存在了。
艾肯伯里进一步为中国辩护——即便中国想要用自己建立的秩序来代替现有的自由秩序，它也将面临许多严峻的困难。
如同罗斯玛丽·福特 (Rosemary Foot)在其著作 《中国、美国和全41球秩序》中阐述的那样，她撰写的章节拓宽了分析的角度。福特教42授同其他几位学者有一样的观点，她认为中国乐意并已完全融入了43国际秩序，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状国家。尽管中国已融入其中，但是，其对于自由秩序仍存在矛盾心态，同时对一些过于独立的组织感到不安。福特的结论与安·肯特 (Ann Kent)和格雷戈里·陈 (Gregory Chin)等学者的结论相互辉映——中国仍存在矛盾心态，并有策略地在特定的国际机制中进行合作 (特别是安全和人权领域)。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 (这是40年中美国和欧洲对华战略的关键),但它仍未完全融入该秩序中的根本自由规范。考虑到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以及中国同西方打交道的经历，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委身于自由秩序以及美国和西方的意愿。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在用来考察中美关系时，也产生了很多令人不安的结论。与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并不担心中美之间潜在的冲突会被激发，因为他们高度赞赏自由的国际秩序在约束和塑造中国的选择和行为方面的能力。不过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它对全球贸易规则半心半意的顺从，以及北京对基于自由原则的国际规范和机制的保留态度表示担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同美国在很多全球议题和全球责任上有共同语言，例如地区与全球安全、环境、跨国犯罪、能源供应、自由贸易和投资、核扩散等。这些跨国议题构成了中美合作中的核心议程。中美间的首脑峰会和一年一度的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即为两国开展双边合作制定议程的明证。两国的合作制定的议程不仅清晰可见，而且意义重大。葛来仪在本书中罗列的支撑中美合作的广泛议题和机制便是铁证。这也引发了关于中美伙伴关系或中美 “G2”共治的猜
44想。
这些都说明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状态将持续。关键在于，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与控制问题。建构主义
与强调物质性因素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作用——观念如何被建构，如何成为一个社会中或不同社会之45间的行为规范。构造、社会化、个人和国家认同的转变是建构主义者分析的重要步骤。尽管建构主义源自国内文化和社会，但是它同样 “跨越国界”,影响国际社会中行为的塑造。建构主义始于法兰克46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知识社会学，在冷战早期的国民性研究中得到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得益于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伊恩·赫德 (Ian Hurd)、玛莎·芬尼莫尔 (Martha Finnemore)等人的推动在国际关系界盛行。在后冷战时期，建构主义开始与现实主47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很多建构主义的文献也在研究规范的社会化及其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下的传播。
美国和苏联专家都试图探索在这两个敌对的社会中 (主要在科学和军控领域)建立 “认知共同体”以促进两国关系的缓和，这成为建构主义在冷战后期的一次重要体现。有人认为，如果两国在专业领域建立联系，两国将更容易找到互相都可以接受的行为规范——这可以稳定两国关系。美苏尝试建立 “认知共同体”的经验也被用于中美关系，这次涉及的专业领域更为广泛。正如美苏一样，20世纪80年代早期，两国大批科学家和军控专家启动了一系列交流 (尽管中美两国没有进行军控谈判)。而非政府的 “二轨”外交也促成了两国大量国际关系学者、安全专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
与美苏的情况不同的是，在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中美在教育领域有着广阔交流机会 (其实,笔者是第一个被获准在中国大学学习国际政治的美国和外国学生)。很快，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美国建立了三个在国际关系、法律和经济方面管理和资助两国交流活48动的专家委员会。有人认为，这些委员会的存在有助于通过培训中国学生和学者，向他们灌输美国 (也是世界流行的)观念，同时也可以在两国之间建立 “认知共同体”。美国国家科学院及其他专业机构也涉足其中。这也是上文讨论过的 “塑造”中国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30多年后的今天，很多学生和学者参与了这些领域的交流。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专业领域的合作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尽管有时候中美两国的专家和学者并不总是能达成一致，但他们往往会有一些相近的看法——这也印证了建构主义所说的两个社会之间存在的联系。尽管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安·肯特(Ann Kent)等学者对中国及其官员在国际组织中的社会化问题有所研究，但至今仍未看到49有关中美之间 “认知共同体”的系统研究。罗斯玛丽·福特和安德鲁·沃尔特 (Andrew Walter)的著作探索了中美在多个全球机制和全球50治理议题中的互动 (见福特教授所撰写的章节)。在中美关系中管理 “合作性竞争”与 “竞争性共存”
通过前面的阐述，我试图展现历史性因素以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 (和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这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尽管它们都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问题。学者在分析时必须借鉴上述四种方法。实际上，还有很多理论——如英国学派、理性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理论以及决策理论等——都为分析中美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和视角。运用这些理论，观察家将看到一个更为清晰的中美关系全景。两国关系不止是数据、事实、事件、行为体和互动等因素的简单集合，上述的理论所产生独特而明确的模式使这些独立的现象串联在一起。
尽管有诸多理论可供应用，但本书后续的几章均表明，“结构”和 “相互依赖”依然是当下和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要特点。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它们都认为国际结构 (安全结构、外交结构、商业结构)对中美关系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国际安全结构促使两国竞争和敌对，而国际经济结构和规范机制则有助于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约束两国的竞争。就均势而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霸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51美国在全球许多领域的利益将会受到挑战，两国间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可能加剧。
不过，本书的其他章节也认为，中美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两国由于大量双边和多边的互动、政府间机制和两国的社会联动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葛来仪介绍了两国的政府间的互动后，傅瑞伟 (Charles Freeman)和劳泰瑞在他们的章节里分别详细叙述了两国间密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约翰·艾肯伯里和罗斯玛丽·福特则指出了为数众多的国际制度和机制对两国政府的影响。多边或双边层面的官方交流的制度化能够有效防止两国关系中的战略震荡和偶发性破坏。不过，相互依赖同样会造成摩擦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另外，任雪丽 (Shelly Rigger)在本书中指出，尽管台湾问题在近年来看上去比较稳定，似乎已经不再是中美之间的中心议题，但它依旧是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两国关系呈现出了这些 “双重性格”,因此，它日益表现为 “合作性竞争”与 “竞争性共存”。尽管两国尚能共处，但日益显示出竞争性。本书的很多作者(以及很多学者)都认为，近年来，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在经济、意识形态、制度、安全和地缘方面均有明显表现。两国出现了更多利益、手段和政策上的分歧。很多人注意到，52两国明显缺乏战略互信。很少能看到两国通过多边或双边机制进行合作和协调政策的努力，尽管有众多制度性机制可用来促进合作。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情况也是如此。
竞争的力量已经威胁到了合作的努力，但是两国制度化的合作努力经常是短暂和间歇性的。实际上很多机制在创建时以促成合作为宗旨，如今已经成为讨论分歧、控制竞争的论坛。在两国政府间各领域的60余次会谈中，并没有涉及多少实质问题。这些对话更多的像是磋商，将各自的偏好和政策与对方通气，而不是真正地促成合作和协调。在这些政府间对话和高层外交活动中，双方竭力展现一种浅层次的合作与和谐的交流，但是在这些对话之下——甚至是整个中美关系——都显示出双方的互不信任。有时双方的分歧会罔顾外交礼节53而浮出水面。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的处理方式上难以达成一致，而两国的国内利益也制约了它们解决双边问题的能力。中美对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的观点，并因此陷入斗争：美国希望扩大自由秩序的范围 (包括增加自由国家的数量),而中国则对自由秩序怀有矛盾心态，甚至抱有抵制心理。总之，这是两个纠缠的巨人。
这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而言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就是当前的现实，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可能持续。当竞争的领域扩展时，合作的范围自然会减小。基辛格认为，两国应当努力扩展合作并限制竞争。必须明白，这些不是相斥或零和的领域，而是共存的。合作和竞争是同时存在的。处于变化中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有时合作更为明显，有时竞争则会增加。如果简单地以 “冲突”和 “和谐”的两极光谱来考察中美关系，那么居于中间的则是竞争与合作。如今的中美关系则正处于光谱的中央——处于 “竞争”与 “合作”之间，既没有触及冲突的危险，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和谐。
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和结构性问题正日益突出，在缺乏能够促使两国合作的全球威胁之下，这样的趋势也将延续下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中美再也没有面临过能促使双方合作的共同威胁 (除了共同反对 “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缺乏这样的共同威胁，两国的合作会减少而竞争会增加。基辛格表示，54缺少共同目标和一致认可的约束规则，对抗会出人意料地升级。图1.1 中美关系的变动范围
因此，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在于对竞争的控制，避免使之发展到冲突的边缘，同时真正地扩展合作 (当然,完全的和谐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设想了两国之间的共同发展，也希望能实现，但他55也承认这需要 “智慧和耐心”。这也需要两国的务实，相互接纳和容忍。我不清楚两国各自的政治文化、现有政治体系、国民意识、社会价值以及世界观是否会促成一次战略 “大妥协”,就像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推动的中美缓和一样。
这两个纠缠的巨人会发现，它们越来越难以共存——但它们不得不那么做。无论多么复杂和令人担忧，这是一场不能拆散的婚姻。中美关系中有一点早已是老生常谈：两者的关系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它总是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只要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中国和美国就应当继续经营它们这段复杂的关系。两个巨人将继续纠缠下去。 第2章 美中关系的演进唐耐心 (Nancy Bernkopf Tucker)
一个多世纪以来，让国家强大起来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和民众的雄心抱负。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泽东令人难忘地宣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认为，中国的落伍 “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随着中国摆脱这场浩劫，中国将再度成为 “伟大、勇敢、①勤劳的民族”。
不那么明显的是，中国强大起来——统一、繁荣、安全——也是美国在与中国结交的大部分时间的目标。1979年，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访华时，令人们想起西奥多·罗斯福，目的是让接待他的中国东道主对华盛顿的良好意图感到放心。
如果任何国家变得稳定繁荣,能够维持境内的和平,强大到让外界不敢侵略它,那么这对其他国家就是有利而非不利。我们衷心希望中国取得进步,迄今为止,通过和平且合法的手段,我们将竭尽其能地进一②步推动中国的进步。
中美愿景的重要差异是，美国假设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应该并且将对美国友好，甚至与之结盟。
要看清楚这一点，先理解中美互动的历史十分重要。在1949年之前，美国人把他们对中国强盛起来的支持看作行善，这一姿态可以便利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受外国列强的掠夺。正如历史学家韩德 (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打造了美中 “特殊关系”的神话，这种关系包括 “美国人大发慈悲、中国人心存感激，③相互间存在良好意愿”。美国人祝贺自己没有试图改变中国，相信通过把中国变得更像美国而使中国变得更美好。他们希望阻止中国崩溃，担心如果中国出现混乱，就会让外国列强争先恐后地将其殖民化，从而造成秩序紊乱。但是对华盛顿而言，直到20世纪末，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欧洲的更广泛、更认真的博弈中的有④用兵卒。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中国为“四警察”之一，在二战后维持和平——但是在温斯顿·丘吉尔看来，这只不过是罗斯福通过变相合法手段取得投票权，从而能够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翻云⑤覆雨。虽然美国人哀叹中国的疲弱，但中国还没有重要到能够招致认真补救行动的地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虽然美国人或许不像英国人或者日本人那样贪得无厌，但他们仍然是帝国主义者，对遏制中国遭剥削毫无益处 (除非他们要保护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此外，随着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美国与毛泽东的对手并肩作战，称他们是 “自由的中国人”——尽管蒋介石对台湾的统治专制、腐败和无能。历史学家杜维明认为，“美国人是科学和民主化身”的早期形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形象是：贪婪、暴力的国家，千方百计地要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富有、⑥最强大的国家”。北京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华盛顿决意要⑦遏制和改变中国大陆，使其疲弱不堪、四分五裂。
所有这一切今天还引起特殊的反响，因为美中关系已崛起为21世纪 “最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从经济上、战略上、环境上和⑧政治上而言均如此。正如罗斯玛丽·福特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所展示的那样，美中是相互依存的社会，文化不同，在国际体制中竞相制订各自的标准。中国的崛起——其演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许还是超级大国——对美国人来说是否是件好事还未可知。中国的崛起不仅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和行为作出必要且无可避免的调整，而且还要求中国人分担美国为世界事务承担的责任。今后几十年的一个特点就是，华盛顿愿意优雅地后退，而中国有能力承担这些任务，而又不会试图利用其实力来主导东亚乃至全世界。1949－1969年：动荡和怀疑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它决心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强大且繁荣的国家，这一决心在美国普遍引起不安。美国鼓励中国改革和现代化，但是 “新中国”展示的实力却构成了威胁，因为意识形态倾向让它与苏联结成盟友。华盛顿担心，中国日渐增强的力量将被用来进行破坏稳定的干预行动，引发革命——并最终演变成军事对抗。美国认为，与其鼓励中国强大起来，还不如确保中国仍然疲弱。
敌意或许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意识形态、文化和私利使得敌意难以避免。比起和解，对抗更适合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目的。对中国人来说，要消灭帝国主义，动员庞大的人口支持革命，击败和消灭国民党，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和民族自尊，煽动反美情绪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方面，美国政府、传教士、商人和军人提供了几十年的援助被弃如敝屣，中国撤退到 “铁幕”后面。
华盛顿对 “红色中国”的成功感到沮丧，但这并没有反映出他们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的腐败无能持有的天真态度。美国人已发现，蒋介石的部队在抗日方面表现差劲，国民党政府对困扰着中国人民的贫困、饥饿和疾病麻木不仁。一些人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更受欢迎，他们盛赞它能够更加奋勇地抗日，更致力于为中国数百万人谋福祉。华盛顿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更接近于抛弃该党，与北京建立关系。事实上，总统哈里·杜鲁门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预料蒋介石的政府将会倒台，中国的内战将会结束，北京和莫斯科可能会分道扬镳，1950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的时期将是与中国展开贸易和⑩外交交流的好时机。
朝鲜战争拯救了蒋介石，建立美中关系的任何主张都被搁置起来。华盛顿立即向韩国伸出了援手，并且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尽管杜鲁门政府本打算临时蹚一下浑水，但事实证明进去容易出来难。195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跨过鸭绿江，向美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战场上的血腥令此后二十年双方难以实现和解。北京为中国的安全感到担忧，而华盛顿则得出结论认为，它在亚洲的所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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