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汪建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试读：

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快速发展和更新换代的阶段。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上大学的社会学人，已经陆续到了花甲之年。中国空前巨大的社会变迁所赋予社会学研究的使命，迫切需要推动社会学界新一代学人快速成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面临拨乱反正。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以紧迫的语气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所以必须急起直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此后，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通过恢复、重建而走向蓬勃发展和逐步规范、成熟的全新时期。

社会学在其恢复和重建的初期，老一辈社会学家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并继承了社会学擅长的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费孝通先生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带领的课题组，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小城镇的发展对乡村社区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和提出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议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也随之成为中央的一个“战略性”的“大政策”。社会学研究所第三任所长陆学艺主持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形成了100多卷本调查著作，已建立了60多个县（市）的基础问卷调查资料数据库，现正在组织进行“百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集体撰写了第一本《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提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的同时，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在社会学研究所的主持下，从1992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社会蓝皮书”，至今已出版20本，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我主持的从2006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社会综合状况调查，也已经进行了三次，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变迁数据库。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大机遇。2005年2月21日，我和我的前任景天魁研究员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解后，胡锦涛总书记对我们说：“社会学过去我们重视不够，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你们应当更加深入地进行对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2008年，一些专家学者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加大对社会学建设发展的扶持力度，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批示：“专家们来信提出的问题，须深入研究。要从人才培养入手，逐步扩大社会学研究队伍，推动社会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目前，在恢复和重建30多年后，中国社会学已进入了蓬勃发展和日渐成熟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国内其他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现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都有社会学家的参与。中国社会学已基本建立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系。

回顾和反思30多年来走过的研究历程，社会学的研究中还存在不少不利于学术发展的问题。

一是缺乏创新意识，造成低水平重复。现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有一部分“成果”，研究之前缺乏基本的理论准备，不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不找准自己在学科知识系统中的位置，没有必要的问题意识，也不确定明确的研究假设，缺少必需的方法论证，自认为只要相关的问题缺乏研究就是“开创性的”“填补空白的”，因此研究的成果既没有学术积累的意义，也没有社会实践和社会政策的意义。造成的结果是，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也是目前很多研究的通病。

二是缺乏长远眼光，研究工作急功近利。由于科研资金总体上短缺，很多人的研究被经费牵着鼻子走。为了评职称，急于求成，原来几年才能完成的研究计划，粗制滥造几个月就可以出“成果”。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人产生浮躁情绪，跟潮流、赶时髦，满足于个人上电视、见报纸、打社会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顾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训练，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不考虑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对于课题也是以“圈”到钱为主旨，偏好于短期的见效快的课题，缺乏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

三是背离学术发展方向，缺乏研究的专家和大家。有些学者没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方向和专业学术领域，却经常对所有的问题都发表“专家”意见，“研究”跟着媒体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政策意见，往往离现实很远，不具有操作性或参考性；而发表的学术意见，往往连学术的边也没沾上，仅仅是用学术语言重复了一些常识而已。这些都背离了科学研究出成果、出人才的方向，没能产生出一大批专家，更遑论大家了。

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织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主要是由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成果构成，但其主旨是反映、揭示、解释我国快速而巨大的社会变迁，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创新，特别是推进新一代社会学人的成长。李培林2011年10月20日于北京序言一郭于华

本书力图从工人的生活经历与社区生活实践讨论世界工厂的劳资关系，分析社会关系与生产政体如何影响工人的生活与抗争行动。

裴宜理、韩起澜等人的著作，已经关注到植根于乡土的文化、血缘、地缘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民国劳工的抗议政治，比如，由各地移民形成的帮派、行会，成为劳工运动动员所能借助的基础性力量。而当今中国，在城乡之间往返迁移的农民工群体，其抗争政治是否与工厂之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同样也是劳工研究的重要聚焦点。

作者的研究表明，地缘网络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中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动员资源，甚至在有些企业，在工作岗位安排、职位升迁等方面的竞争及劳资冲突中也交织着地缘群体的激烈对抗，这与裴宜理笔下分裂的团结颇为类似。但本书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现代化、市场化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地域之间的差异，行会、帮派在社会主义政权下的生存空间也极其有限，反而是经济、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地改变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境遇与生活方式，因而代际差异成为塑造工人关系形态及其抗争政治的重要维度之一。

围绕新生代工人的研究都注意到了代际生活经历的变化给世界工厂带来的可能挑战。改革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为方式、生产体验、发展期望等方面与老一代非常不同，但是城市和企业并没有为他们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空间，这成为近年来劳工抗争不断兴起的重要根源。本书作者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与老一代长期从事艰苦的农业劳作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直接从学校进入工厂，超过半数受过中、高等教育；他们对手机、电脑等信息技术产品的运用程度也是老一代工人无法比拟的。相对较长的教育经历不仅为新生代工人提供了朋辈同学网络，更给他们带来一整套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和新的交往方式。他们会将大量的工休时间投入与朋辈群体的玩乐中，当然更普遍的情形可能是，他们独自在玩手机、上网。在集体抗争行动中，作者发现，一方面，如潘毅预言的那样，相比老一代工人，新生代工人更有可能提出增长型的利益诉求，包括增加工资、组建工人自己的工会、落实集体谈判制度等；另一方面，他们的行动往往是线上（QQ群、论坛、微博、微信动员）与线下（同事、同学、同乡联络）相结合，这与老一代工人的地缘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大部分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仍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无论老一代还是新生代工人，“野猫式罢工”仍然是最常见的集体抗议形式。在此，本书作者引入工人社会生活形态的另一个决定性维度——生产政体。工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正常的社区生活只有在如南海本田那样的“准专制工厂政体”中才有可能出现。这类合资或外资企业或在日常管理和再生产安排中照顾工人的社会需求，或在劳动过程中保留一定的技术含量。反之，在一般的世界工厂中，工人往往出于对“专制工厂政体”下薪酬待遇、劳动体验、管理文化、工作环境、发展空间等方面的不满而离职，从而形成“短工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人难免成为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他们缺乏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区生活，他们的行动缺乏默契与策略，迅速聚集又迅速瓦解。有时候非人性的生产管理制度甚至引发工人的极端反抗行为，如富士康反复出现的跳楼自杀和群体性骚乱。

从生活领域和社会关系角度探讨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动力，其意义在于：首先，在国家制度和工厂管理体制中，工人并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组织资源，生活领域则更有可能为工人自主行动和自组织力量发育提供空间，虽然其不能完全避免权力与资本的影响；其次，城乡往返迁移、社会转型、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等要素，共同造就了农民工群体在工厂生活中复杂多变的体验、诉求、认同、关系形态、互动方式，这与布洛维提出的“霸权政体”下的美国工人非常不同——稳定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弱化美国工人群体间的差异，而中国的劳工政治远非“生产政体”框定下的“自足游戏”；最后，在极端异化的劳动体验中，工人更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寻求“修复”或“补偿”，无论是集体性的社会交往还是原子化的信息消费，都将给工人的行为与行动方式打下烙印。

工人的抗议行动也进一步在制度层面对世界工厂产生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和省、市层级的工会开始顺应工人的抗争浪潮，推动一些企业重组工会和落实集体协商制度。例如，深圳市总工会在近几年推动数百家工会直选，其“职业化工会干部制度”、自下而上“推动企业民主工会建设”的实践值得学界持续关注。就企业层面而言，许多企业在工人各种形式的抵抗下，开始部分收起其专制的面孔，在工作和生活场所给工人让渡更多的自主空间。工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信息媒介的帮助下，工人越来越善于扩大行动的社会影响。劳工NGO、律师、学者、学生等社会团体也开始不断介入工人的集体维权行动。

当然，作者并没有对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前景持盲目乐观的态度。由于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劳工群体和劳工研究者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情势，这也是以往劳工研究理论不曾面临的挑战。正如我在《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劳资关系的紧张冲突和劳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与资本的强强联合，在这一权力格局中，工人的极度弱势恰恰缘于他们公民权利的缺失，这些权利包括最基本的知情权、结社权和表达权。农民工不是作为公民而存在意味着整个社会公民权利的缺失，劳工的制度性位置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与表达方式，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正式抗争，利益诉求的表达缺少正式和有效的渠道，工人往往只能采取例如以脚投票等相对消极的反抗，甚至自杀这种极端方式的表达。”

在本书中，上述结构性制约下劳工抗争政治的张力随处可见。比如，老一代工人的地缘关系为新工人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宝贵的团结纽带，但又限制了工人阶级的认同，甚至使其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化；新生代工人频繁的消费活动促进了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提升了其信息技术动员能力，强化了其在城市发展的期望，但是消费文化同样可能缓解工人生产领域的紧张，并降低其社会化需求和批判反思的能力。这种张力更体现在作者对工人团结文化的分析中。针对“守法抗争”与“阶级团结”两种判断，作者认为，一方面，工人的行动能够借助日常生活的经验、关系资源、信息技术形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洞察利用，并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抱团、相互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简单地将自身的利益等同于抽象的阶级利益，其抗争行动总体上是一种务实的、为改善生活境况的斗争，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家制度和全球资本体系。但是，“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同样能够为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转型注入强大的动力。即便是以改善生计为目的的朴素行动、以落实国家法律文本为旨趣的制度诉求，也足以对世界工厂的秩序构成颠覆性的挑战。恰如斯科特所言，即便是“向后看”的保守观念和行动也同样可能导致革命性的后果。

从工人的日常生活经历和社会生活形态出发，本书作者力图寻找“中国特色”世界工厂转变的动力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这一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对一位青年学者而言无疑是值得嘉许的；而作者也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包括较长期的田野工作，大量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以应聘方式进入工厂参与观察，与工人们工作生活在一起进行直接互动交流等。探讨工人的微观生活形态与宏大的抗争政治、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作者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若能在行业和地区层面进行拓展，并且有更为深入细致的民族志研究作为基础，则更能进一步说明工人的社区生活形态与劳工抗争政治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形成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概而言之，中国的新工人不再是被指定的“领导阶级”，而应当是能够主张自身权利的“自为阶级”；不是“未完成”或者已完成无产化的弱势群体，而是逐步成长为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社会力量；不是被组织或未组织的劳动人群，而是能够自组织并且在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中成长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2014年10月3日序言二沈原

汪建华的著作《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即将出版。著作基于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相当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关于当代中国劳工的一些新观点，如“实用主义团结”等，对于分析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阶级意识和群体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拓宽思路的意义。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农民工大流动现象以来，农民工就成为社会学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多年来，大量的研究探讨了农民工及其流动的方方面面，所累积的文献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也应当看到，在新世纪以前的主要文献中，社会学家多半是运用一些比较传统的理论范畴，如社会流动、社会问题、社会融入等，来观照农民工现象。社会学家并没有运用劳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即运用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和方法处理农民工问题，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最应当加以探讨的主题，即农民工参与的劳动生产过程及其社会成果被放置在一旁，大量的笔墨聚焦于探讨农民工的迁徙过程和日常生活，特别是研究他们在流入地如何利用人际关系网络谋取资源以便立足的生存策略。当千千万万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转离农村和农业，投入东部新兴工业化地带和大中城市中，在全球化浪潮造就的世界工厂中经受工业生产的烈火锤炼，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之际，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却似乎漫不经心地绕开了这个重心。鼓槌高高地举起，却没有敲到点上。

世纪之交，麦克·布洛维一系的劳工社会学理论视角被引进，这推动了中国社会学，至少是其内部一个小小的分支——清华社会学，率先实现了“生产中心性”的转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李静君教授对推动这一转向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她对劳工社会学的系统介绍，以及她本人关于深圳女工劳动过程的著作，都成为推动这一转向的动力。当社会学家开始把注意力放置在农民工的劳动生产过程及由此造就的“工厂政体”之上时，这些农民工也就不再被简单地概括为面目不清的“流动人口”，或者仅仅是蜷缩于城中村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经营者了。现在，他们是“大工地”上的建筑工、“富士康”流水线上的普工、村落工厂中的“家户工”、汽车生产车间中的装配工等。农民工首次被放置在有关工人阶级的社会学理论透镜下加以审视。随着“情感劳动”概念的引入，研究视角又进一步扩大到各种服务业，展示在大家眼前的有校园中的男女保安、饭馆中的“大姐”和“小妹”、城镇边沿的猪场经营者等。与这些各具特色的劳动过程相匹配，描述各种工厂政体的范畴，如“关系霸权”“准军事专制”“霸权和专制混合政体”等，也在逐步锻造成型。这些范畴当然还很稚嫩，需要进一步加工和深化，但是毫无疑问，它们的提出确定了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并且逐步在“农民工生产体制”的范畴下汇聚起来。

布洛维一系的劳工社会学当然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下展开的，但是这种劳工社会学的力量在于，它不是把马克思的理论简化成抽象的教条，而是努力形成具体分析的框架。马克思的理论必须与“工厂民族志”方法结合起来，才可能具有深入实际、具体分析的效能。当研究者借助“工厂民族志”，深入各种劳动场所开展田野调查的时候，日复一日所获得的鲜活经验，带领研究者前进，丰富和深化马克思的经典命题，甚至还会修正、突破它，形成新的见解。例如，当研究者发现，在现实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经典意义上的“阶级”往往与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范畴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时，就会自觉地从马克思“阶级优先”的立场进一步走向更为现实主义的分析立场，引导曾经被马克思所忽略的那些社会范畴，如种族、性别和公民权等，返回到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框架中，就此实现了从“抽象工人”走向“具体工人”的升华。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世界工厂中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是农民工，这就意味着他们除了工人这一重身份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作为移民的农民。他们的家庭在空间上和制度上都是分裂的。因此，要想全面地把握农民工，仅仅关注他们在工厂中的劳动过程，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虑及他们在生产线之外的生活，虑及他们的衣食住行、社会活动如何塑造了他们的意识。特别是当研究重心逐步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时，这个方面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厂的时间还不长久，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和反抗对他们的塑造也还没有那样强固有力。与此相比，倒是他们在踏进工厂的大门之前，作为“流动儿童”或者“留守儿童”，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弟小学或乡村学校的经历，或者是他们年龄更大一些时，在各类职业学校中接受规训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工余时间的活动和交往，对他们的行为和意识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就表明，世界工厂中的农民工和布洛维笔下的芝加哥联合工厂的工人很不相同。当布洛维的工人退出车间，走出工厂的大门时，工人阶级就从他的眼界中消失了。工人的日常生活是私人领域，已经不在他的探讨范围内。但是，对农民工来说，当他们退出劳动过程，返回到工厂宿舍和城中村的住所时，他们展现的是这个独特的工人阶级的另一侧面——日常生活的侧面。

潘毅最早注意到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这一侧面，并且以“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对之加以概括。此后，相关的田野调查日渐增多。从整体上看，社会学的农民工研究至此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向，用一句老得不能再老的话来说，就是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或者叫作实现了“螺旋式上升”：最初的起点是对农民工大流动及其在流入地日常生活的描述；而后，由于欠缺对劳动过程的描述而遭到扬弃，研究的重心挪移到对农民工在不同工厂政体之下的具体劳动过程；再往后，当研究者发现，单方面注重车间内部的劳动生产过程，对于理解作为移民工人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仍然有其局限，必须将视野放大到车间以外，放大到农民工在社区、学校和宿舍的日常生活中去。这就似乎返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际的原初起点上，但这却是在更高的层次或阶段上的返回——这一次研究的不是脱离了劳动生产的社区生活，而是从对农民工劳动过程的分析出发，进一步走向对其日常生活的分析，换言之，是从对生产的研究走向再生产的研究，并尝试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当代农民工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而汪建华的著作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转折点，并且大力推进了这个维度的研究工作。通过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汪建华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田野调查素材。他的著作不仅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工厂中的劳动生产和抗争活动，而且还分析了他们在车间以外，在社区日常生活中的活动，甚至追溯到他们在职校中的生活。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该研究“致力于从工人日常生活经历的变迁中寻求其抗争政治转变和劳资关系转型的动力”。布洛维曾提出“生产的政治”这一概念，他的名言是“我们的分析由生产始而以政治终”，他的意思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就蕴藏着国家与工人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意识和抗争能力的秘密。套用他的话，汪建华提出了“生活的政治”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说，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也蕴藏着他们的政治意识、组织能力和抗争策略的秘密。因此，必须把“生产的分析”和“生活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研究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汪建华的著作具有相当的开拓性。我写这篇序言，也是希望为他的这部著作在农民工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做一个定位，明确这个研究是从哪里起步，到哪里终结的。当然，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汪建华的研究必定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通过日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加以补正。但是，立意已臻高远，修订和充实细节还会是很困难的事情么？2014年10月16日第一章导论一[1]新工人：从治理的对象到变革的力量

近几年新工人各种形式的抗议，不断引发学界和社会对劳工问题的关注。学者长期以来在劳工问题治理上的兴趣，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对劳工团结的关注和讨论。研究的问题意识曾长期停留在迁移、求职、融入、流动、收入获得等主题上，但是，在强大的结构约束面前，奢谈个体流动与融入的可能（Burawoy，1976），可谓本末倒置。新工人作为户籍制度被排斥的群体与全球资本体系产业链末端廉价劳动力的双重存在，更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个体主义问题意识和治理兴趣的[2]合理性。

没有工人抗议声势的发展，便难有这种问题意识的转向。大量的统计模型，未能为中国的劳工问题提供具有穿透力的洞见，反而是工人自身的团结行动，一次次将傲慢的资方拉回谈判桌，逐渐迫使其正视工人的利益和制度诉求，并为制度变迁提供动力。不是新工人的行为引发了社会治理的问题，而是制度的不公正导致了工人的困境；不是学者的陈腐建议和当政者的主动改良改善了工人的境况，而是工人的抗争和团结推动了制度的变革，引领了学者的研究与思考。新工人的集体抗争，带来的不仅仅是权益诉求的部分满足和常规议价机制的[3]缓慢建立，在冲击“拆分型”的“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努力之外，他们的行动和成果本身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育的重要基础。笔者的研究，便是在新工人正式组织资源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致力于从其群体内部，挖掘工人团结形成和宏大制度结构演变的动力。二变化的抗争政治

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近几年劳工各种形式的抗议，已然给予学界和社会公众一种强烈的信号，即世界工厂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新工人的挑战。本田事件引发的罢工潮、富士康相继出现的连跳和骚乱事件，作为劳资关系转型的标志被经常提及。许多学术研究文献试图对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变化做出概括或预测，如抗争规模的升级和行动倾向的增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从底线型（或称“权利基础”）到增长型（或称“利益基础”）诉求的转变（Chan，2011；蔡禾，2010；陈峰，2011），阶级形成图景的浮现（Chan & Pun，2009；Leung & Pun，2009；Chan，2010；Pun & Lu，2010）。

这种劳资关系的变化在笔者的田野案例中也随处可见。笔者将先行引入几组新工人的集体抗争场景，希望借此大致勾勒出世界工厂多样的抗争模式，并展示近几年劳工抗争政治的变化与延续。相对于上述文献的宏观概括，这些微观场景还时刻提醒笔者，新工人抗争的基础与其发展前景还存在诸多未曾触及的盲区。（一）与“日”俱增[4]

2010年5月21日晚6点，汽新厂变速箱组装科中班的傅晓和其他几位老员工，找来轴物加工科的几位同事，筹划在当晚进行新一轮的罢工。4天前，变速箱组装科的员工就曾发起过一次罢工，要求公司给工人加一些工资。从2007年公司正式量产以来，工人每年的工资涨幅平均每月只有30多元，这让公司的很多年轻员工连日常的生活花销都不够。再说工人觉得现在公司的效益可观，也应该让工人分享一些发展成果了。不过在资方的分化和安抚下，工人暂时复工数日。公司原定在21日和工人进行一次谈判，但是工人代表并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加上这些天在QQ群和论坛中的各种传言，如公司准备开除罢工者、去湛江等地大量招人、公司不愿真正给工人加薪、想通过加班积累库存等，很多工人已经不再相信资方的诚意。傅晓等人决定先发制人，带领自己的同事罢工。

罢工很快波及全厂。迅速集结的中高级管理层，根本无法阻挡工[5]人的游行队伍。日方高层想通过拍照威胁工人，但是工人也很聪明地拿起手机拍对方，并默契地戴上了口罩。随后，他们又拦下了晚班[6]同事的通勤车，完成了罢工交接事宜。

自此，工人每天坚持三班倒罢工。公司的分化、利诱、威吓、阻拦都没有阻挡住工人的集体抗争行动，反而是在与资方的斗争中，工人越战越勇。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网络舆论的普遍支持，也在不断提升工人的士气。工人还在罢工过程中不断更新自身的诉求——工资增幅要求不低于800元，公司工会应该重组。

工人长达半个多月的团结行动让公司在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方面都遭受重创。公司只得答应和工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谈判。除工资增加500元外，工会随后进行了重组，工会代表工人，每年分别针对年终奖和工资增幅，与公司进行两次集体谈判。无论如何，这样一个结果都远远超出了汽新厂工人的最初预期，更让工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行动引领了一波遍及全国的罢工潮。

汽新厂工人的罢工曾一度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兴趣，笔者也是在该案例的吸引下开始了田野研究。事实证明该厂罢工事件中展现出来的工人的行动能力远远超出了笔者的预期。在没有外界组织力量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和平有序且富有战斗力的集体抗争行动让人惊叹，工人自主提出的大幅度加薪、重组工会的诉求在以前的代工厂罢工中也极为罕见。

和许多新闻媒体一样，在田野中的发现使得笔者对汽新厂的抗争模式抱有很大期望，类似的集体抗争确实也出现在笔者调查的其他一些汽车零配件企业案例中。但是，当笔者接触一些电子企业的罢工案例后，发现世界工厂传统的抗争模式一再出现，工人的抗议带着羞涩、恐惧和犹疑不定，资方的分化和威胁很容易使他们的行动瓦解。（二）守卫底线

2011年6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杜武超和往常一样，从附近的出租屋准点步行到工厂上班。很快他从门口聚集人群的衣服看出，这是他[7]们联电厂的工人在罢工。公司最近的很多做法不得人心，很多制度违反法律规定。前一天晚上公司广播一条旨在削减工人加班工资的规定时，很多工人便开始起哄，现在既然有这么多人在门口抗议，杜武超也顺势加入其中。不过还是有很多工人因怕事而进到了工厂中。在外面的工人也各自和生产线的同事围成一圈，以防公司事后报复。

之后公司出来找工人进去谈判，但是带着恐惧的工人都不愿意做代表。当成群的工人挤在办公室和公司谈判时，公司又觉得工人的诉求很凌乱，因此谈判很难达成一致。工人一度联系了深圳当地的一家劳工NGO，但公司拒绝让NGO介入谈判。在僵持一段时间后，公司领导向工人宣布了几条决定，大意是废除几条不合法的公司规定。随后工人稀稀拉拉地进厂复工了。不过，一个星期后，与联电厂在同一工业园的兄弟企业也发生了罢工。

多年以来，这种“野猫式罢工”在世界工厂中突然发起，但又很快平息。农村的土地、有限的议价能力、工作的高度流动和威权体制对工人结社权的压制都破坏了老一代工人的团结（Lee，2007）。但在有些罢工案例中，工人的抗争行动也表现出很强的韧性。（三）毕其功于一役[8]

2011年11月初，表辰厂化学部的卢越找来了样板部的老乡佟沛，以滚雪球的方式他们又找来其他部门一些比较有威望的老员工，旨在落实各部门工人的委托书签名。为了向工厂要回自2005年以来5年的每天40分钟的加班补偿，工人之前已经进行了约半个月的罢工，但在资方和当地政府的强力压制下被迫复工。复工后工人仍然坚持怠工。卢越也联系上了深圳一家专门致力于推动工人集体谈判的律师事务所，该所负责人表示可以推动表辰厂通过谈判为工人争取权益，但是得有工人签名的委托书。

卢越和其他几位工友随后在各部门征集到了一半以上工人的签名，并挑选了一些行事稳重的工人代表和律师事务所接洽。资方也在随后几天迫于工人怠工的压力，答应和工人进行集体谈判。谈判过程比较艰难，为了有效达成目标，工人代表还在两轮谈判的间歇期发动工人集体拒绝加班。最后，公司答应以工人2011年加班工资的70%为标准，结算工人每天40分钟的加班补偿。

如以上三个案例所表明的那样，世界工厂的集体抗争，尽管战斗性和组织化程度各异，工人诉求的层次也不尽相同，但基本都严格以法律为界限，保持一种和平的劳资关系。但正当笔者结束珠三角的田野调查时，某代工企业半个月内发生的两起大规模骚乱又一次将中国代工厂的劳工问题推向舆论关注的中心，笔者也据此得以重新评估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可能走向。（四）反叛工业帝国

2012年9月的一个周末，山西籍男工许欣在紧张的赶工之后，像往常一样跑到公司南边的南窑村网吧玩了几个小时。回公司宿舍的路上，他远远看见一支闹哄哄的队伍，很多人高喊着：“专打保安！其他人不管！”在保安迅速逃窜之后，游行的队伍接连砸掉了公司的所有治安岗亭。因为担心自己的山西口音被他人误认为保安，许欣选择回到宿舍7楼继续观看事情的进展。

到凌晨2点多，许欣在半梦半醒中听到下面有人大喊：“商业街！商业街！”随后的乱象更让他目不暇接，商业街的网吧、超市、蛋糕店和很多公共设施被砸坏，包括警车在内的很多车辆被掀翻，激动的工人甚至在夜幕中冲击警察队伍。许欣在第二天进一步得知，有手机店被骚乱人群洗劫，几十人在混乱中伤亡。

裕电厂是台湾某知名电子代工集团在太原的分厂，规模庞大，订单不断。这一次骚乱起因于保安与前来支援太原厂区赶工的山东、河南籍员工的打斗冲突。工人早就恨透了飞扬跋扈的保安，“工业帝国”中压抑的生产生活也在更深的层面上为工人的愤懑情绪提供了温床。于是，工人与保安的冲突一开始，便很快集聚了大量起哄造势的人群，随后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在10多天后，郑州分厂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质检员是罢工事件的主体，其不满来自一些工人对他们的殴打和人身威胁，而造成工人这种行为的原因则可追溯到高质量标准和高劳动强度带来的压力。（五）迷思：工人抗争政治的走向及其形成动力

如果对照以往的集体抗争场景，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变化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工人早期的罢工被描绘为分散、自发的（Leung，1995），有时这种“野猫式罢工”带有一种对侮辱和不公的强烈的情感反应（Lee，1999）。更多的反抗停留在非正式抵抗的层面（Lee，1999；Pun，2005）。1990年代中期《劳动法》的颁布，同时促进并约束了工人的集体抗争，法律既唤起了工人的权利意识，又限制了其抗争路径和诉求。同时，工人的团结在“去集权化的法律威权体制”下，难以超越企业和城市的范围（Lee，2007）。在笔者调查的抗议场景中，工人的诉求有些已经开始突破法律的限制；在缺乏正式组织的情况下，一些工人的行动却不乏协调、策略并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工人斗争的范围亦开始超越单个的厂区，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呼应，这种呼应不仅来自其他地区、其他企业，也来自媒体、网友和其他社会团体。

但是，这种抗争图景的变化，又不同于上述文献的乐观预期和线性叙事。工人的抗争，很多时候仍然沿袭以往组织性差、诉求低的特点，有时又似乎充满变数，裕电厂的骚乱仿佛新工人抗争政治发展的变奏曲，暴力、愤怒和混乱充斥其中，没有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诉求，只是寻求一种情绪的发泄。工人的抗争行动，是走向更大范围的团结和互动，还是停留在一种松散、无序甚至分裂的状态中？是发展出一套明确的制度诉求，还是停留在暂时利益的追逐中，抑或在一种全面的压抑中只求一时的宣泄？工人的团结和诉求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国家制度、工厂体制甚至全球资本体系的变革？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近年来工人抗争政治的变化，其动力来自何处？新工人抗争中的默契、策略、互动如何形成？其内生的制度和利益的诉求来自何处？其行动又如何得以穿越工厂、城市甚至社会阶层的藩篱？只有挖掘工人团结和抗争的形成动力，才能进一步评估其抗争政治的走向、团结文化的性质及推动制度变革的可能性。三新工人团结的谜题：基于经典理论的重新审视

如果让马克思来考察30多年来中国新工人抗争形态的发展，他很可能会将近年来抗争政治的变化理解为一种阶级形成的前兆。潘毅（Pun Ngai）等人基于长期的田野观察和行动经验，也抱着这样的信念。不管以前工人群体中存在多少种分化、多浓厚的压制工人认同的意识形态迷雾，当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无法缓解时，很容易就在特定时刻统摄于阶级认同中，马克思强调的经济基础具有“最后的决定性”作用（Pun & Lu，2010）。（一）自在到自为：阶级形成的宏大叙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广为流传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工人从自在到自为的预言，有着最为明确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1978）。资产阶级在技术上的进步和不断扩张市场的兴趣，将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资本主义文明中。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上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寡头，各种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都不可避免，劳动过程也将随着机器和分工的广泛推行而日益变得简单化。无产阶级化和去技术化的过程最后将产生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利益、生活状况、经验、认同将会逐渐趋于一致，而源自性别、年龄、肤色、国别上的区分都将不再重要，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大联合终将实现。工人从自在到自为的历程，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推动：交通工具的发展有利于将工人的地方性斗争迅速汇聚成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在追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者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或在竞争中被甩出，进而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的一部分群体，也将给工人带来丰富的教育和理论资源（马克思，1961，1963；马克思、恩格斯，1978）。

后来的劳工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将自己研究的旨趣投入到“阶级形成”的关怀中，但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视角和阶级形成图景的乐观预言，却抱有不同的态度。有学者坚持阶级利益对立的至关重要性，但对工人作为整个阶级团结的前景抱一种或然性的态度，转而关注不同结构力量、制度设置下，工人认同的发展和反抗的频次、强度、表现形式（Burawoy，1979，1985；Katznelson & Zolberg，1986；Silver，2003）。汤普森等人则描绘阶级形成的动态过程，但力主超越马克思的结构化约主义，指出工人阶级认同的发展乃是基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阶级经历（汤普森，2001；具海根，2004）。另外一些学者则同时抛弃了“经济决定论”的视角和阶级形成的目的论图景，探讨工人在国家、文化乃至动态的行动中身份认同和团结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Fantasia，1988；Chakrabarty，1989；Lee，2007）。（二）劳工的力量：从结构利益到结构力量

在席尔瓦（Silver，Beverly J.）等人看来，与其强调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和统一阶级认同的发展，不如分析劳资较量的具体情境。工人能否有效地形成对资本的反抗，取决于工人拥有的结构和结社力量（Wright，2000；Silver，2003）。在席尔瓦的分析中，工人存在从个体到集体的行动可能，但工人群体绝不是铁板一块，因为基于工人群体内部的国别、技术、种族、性别等因素的划分，既符合资本和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贵族工人的利益。“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推断，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认为工人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工人自己就会自愿放弃他们非阶级性的身份”（Silver，2003：22）。因此她的核心旨趣在于，探讨资本在空间、行业、技术上的重构对不同工人群体在市场和工作[9]场所议价能力的影响，及工人抗议强度的相应变化。

在席尔瓦看来，资本的全球转移将导致资本流入地工人市场议价能力的增强，从而带来相应的抗争行动的增加，她也因此预言中国工人尤其是汽车业工人抗争浪潮的出现（Silver，2003）。中国外来投资的不断增加和工业化扩展的另一面却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以至于近些年来在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刘林平，200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户籍制度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城市青年很少考虑那些收入低、没保障、劳动强度大、前景差的外来工聚集的工作，企业主也不太愿意招收这些不太驯顺的青年。高等教育的迅猛扩张使得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过剩，来自社会和文化上的期望使得这些年轻人也不太可能从事蓝领职业。高等教育扩张和户籍制度的存在加剧了“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Gallagher，2011）。这样一种结构性视角分析了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何导致新工人群体市场议价能力的增强，并预言了工人不断增强的行动倾向和罢工潮的出现。

席尔瓦对工人结构力量的分析，简洁且具有穿透力。但是，结构力量的增长，充其量只是工人抗争的前提。工人的结构议价能力的存在，与工人的认知和行动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尤其是工作场所的议价能力，在全球分工的体系下，中断某类零部件的供给或切断运输体系中的某个枢纽，一般需要集体的协同行动才能实现，而这依赖于工人对自身战略位置的认识和集体的组织能力。结构力量上升但处在自在状态、缺乏团结基础的工人，并不能保证集体抗争行动的发起和推进。更重要的是，工人还要考虑发展主义地方政府压制集体抗争的可能性，工人如何通过行动有效地瓦解或降低这种风险，将自身行动合法化，都需要有效的协调和策略。因此，在缺乏强有力的外界动员和正式组织的情况下，工人团结纽带、认同、经验的发育和发展，即从自在到自为的实现路径，仍然是左右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关键因素。席尔瓦的分析回避了这一问题，但另外几种视角则从不同的方向对其做出了回应。（三）国家的规制：从代言阶级到操纵阶级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是阶级斗争形塑了国家性质而非相反（马克思、恩格斯，1978）。但是，在斯考切波等人的著作中，国家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所谓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是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仅仅作为法律与秩序的裁判，为各社会集团的竞争提供平台。国家有着自己的兴趣、利益和目标，它也能够有效制定政策并实现自己的特定目标，从而进一步影响各社会阶层的利益格局与行为方式。他们因此力主将“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Skocpol，1979；Evans，et al.，1985）。对劳工政治的许多研究贯穿了这一视野，国家的强弱、普选权的实施与否及国家的其他制度安排，深刻地造就了工人运动的激烈程度、工人的阶级身份认同及其斗争的层次。比如，在美国，相对松散的国家组织，加上普选权的迅速推行，避免了美国工人运动的激进化，工人被有效地吸纳到政党政治中，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公民身份而非阶级身份（Nettle，1968；Katznelson，1985；陈峰，2009）。

在中国，国家政权如何形塑劳工政治，更是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在计划体制下，因为各种资源基本被国家垄断，国企工人不可避免地陷入“组织性依附”中，“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在工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华尔德，1996：13）。因此从纵向上看，工厂形成了“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和“上下间施恩回报”的实用性私人关系，横向上则造成了普通工人与积极分子之间的敌对和分裂（华尔德，1996）。在整个社会，纵向的、分割的单位政治代替了横向的、联合的阶级政治（张静，2003）。随后的市场改革又催生了工人阶级三种不同的转型模式：流动农民工的形成、社会主义工人的再造和下岗工人的消解。国家新确立了支配性工程——依法治国，试图通过法律程序逐步规范工人的阶级冲突。同时，国家也通过法律和社会政策建构工人的类别图像并灌输契约、责任等观念，从各个层面上培育、加强了工人的市场意识。因此，急速的市场改革只是遭遇到工人零星的集体反抗，大部分的抗议只是表现为斯科特所谓的“非正式抵抗”（Lee，1999；郭于华，2002；斯科特，2007）。通过在中国更进一步的田野调查，李静君在随后的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规制方式对劳工政治的影响。中国“去集权化的法律威权体制”，造就了工人“以地方政府为目标、以法律为武器、蜂窝状的行动”。这在新工人（很多时候，李静君仍然称之为“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新工人在行动中大多数时候是以法律赋予的公民身份，争取自己的法定权益。只有在司法维权途径失效之后，新工人才可能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新工人的集体抗争行动很少超越企业的边界。农村的土地和国企的房子进一步缓和了新老工人的抗争（Lee，2007）。在李静君看来，在国家强有力的规制下，新工人基于阶级的认同和团结都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视角和乐观预言似乎都被抛弃。

国家对工人集体行动的限制性措施还表现为：阶级话语从官方意识形态消失（Lee，1999，2007；潘毅、陈敬慈，2008），以官方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压制工人自主性的组织和行动（陈峰，2011）。

但是对国家规制方式的考察，只能解释新工人集体抗争的长期沉寂，并不能解释近几年抗争浪潮的兴起和抗议形式的变化。尽管潘毅等人指出，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保护领域的双重撤退，可能会激发世界工厂的矛盾，而随着年轻一代的工人进入工厂，这种冲突可能越发激烈（Pun，Chan and Chan，2009）。这样一种预测，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视角一样，假定阶级认同和阶级行动会自动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进程中产生。从潜在的矛盾到大规模的工人团结之间，工人认知的变化、认同与共识的形成、团结纽带的发育，所有这些过程都处于黑箱之中，潘毅等人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形成机制。既然结构性的市场环境和国家制度安排都难以有效解释工人团结文化和抗争政治的发展，那么对工人内部抗争和团结微观动力基础的挖掘或许值得尝试。（四）生产的政治：从生产关系到生产中的关系

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之外，将微观的、反复操演的“生产中的关系”视为工人意识和行动形成（或消解）的重要基础。在国家干预、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和劳动过程四个维度的组合中，统治集团将微观生产过程建构成或精致或粗略的游戏，即所谓“生产中的关系”。正是在具体的生产制度安排或曰游戏规则而不是在抽象的生产关系中，形成了工人的日常体验、意识、认同和社会关系。资本家在各种“工厂政体”下以不同的方式“攫取并掩盖剩余价值”，但这也同样可能引发工人各种形式的抗争。必须透过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效果理解工人的抗争政治（Burawoy，1985）。

在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劳工政治的研究中，世界工厂中盛行布洛维笔下的“专制政体”。工人的工作简单重复且强度大，工作中的时间安排和身体的空间移动被严格管控，管理者的规训和电子眼的监控无处不在，人格羞辱、身体侵害、工伤、职业病时有发生（Lee，1995；Pun，2005；郑广怀，2005）。工厂的生产体制往往通过强化工人地域、语言、性别、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实现对工人的分化和控制（Lee，1995；Pun，2005）。在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中，工人在“威吓”统治下往往显得过于驯顺、沉默，甚至连女工的痛经、晕倒、梦魇、尖叫都被视为反抗的标志（Pun，2005）。当然，过分的羞辱和虐待也可能激发工人的情绪，偶尔导致突发的集体反抗（Lee，1999）。

全球资本市场组织链条和排斥性的户籍制度共同催生了“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工人自身的日常生活维持和代际劳动力更新分别放置在打工城市和农村老家（Burawoy，1976；任焰、潘毅，2006a）。农村的土地（Lee，2007）和城市中的工厂宿舍（任焰、潘毅，2006a）共同支撑了“拆分型”体制的运行。除农村土地对冲突的缓和效应之外（Lee，2007），宿舍劳动体制对于工人抗争的复杂影响也经常被提及。一方面宿舍便利了资本对工人的管控和监视，并能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劳动；另一方面宿舍体制的临时性安排妨碍了工人稳定社区的形成和有效组织、制度的建立（任焰、潘毅，2006a）。但是宿舍体制也可以强化和扩展工人原有的性别、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并为工人在其中建立共识、制定发展策略以及采取集体行动提供条件，是动员工人抗争的社会和空间基础（Chan and Pun，2009；任焰、潘毅，2006b）。

由此可见，工人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似乎没有太多形[10]成团结和认同的资源。在专制工厂中，在高强度的劳动和严苛的规训管制下，工人的社会关系和主体意识都很难发展，加上职业的转换非常频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a），在生产、生活中工人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认同的发展都是非常有限的。在国家干预方式的影响下，如前所述，新工人的组织、认同、话语和行动本身都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在全球资本体系产业链末端的尴尬处境，也导致了世界工厂普遍的低利润。在有限的让步空间中，资本和权力采取严厉回击的可能性，也进一步给工人的抗争行动预期蒙上一层阴影。

对生产政体的考察，旨在挖掘微观生产过程中控制与反抗的艺术。但在这一类视角下，我们更多地看到控制而非反抗。因为生产政体建构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统治精英手中，所以学者的研究往往能从中挖掘一种精致的治理术，在其中，工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团体和其认同都被巧妙地分化。后来的研究虽然将工厂之外的性别、公民身份、地缘等维度引入生产政体，但这些因素无一不被转换为资本用来分化工人、削减成本、建立控制的工具（Thomas，1985；Lee，1995；闻翔，2008；何明洁，2009）。但在工厂之外，工人往往能够逃离资本和国家的控制。在宗教的组织活动中，在学校的教育经历中，在老乡的相互支持中，在外来动员者的宣传中，在社区生活中，在以信息技术为介质的互动中，工人能够突破狭隘的工厂生产经历的限制，获得重新反思自身处境、锻炼组织能力、建构团结网络等多方面的丰富资源。汤普森在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历程的研究中对各种社会、文化资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细致的钩沉。追随汤普森的研究路径，一些学者也从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中找到工人团结的资源。当然，这并不是劳工政治图景的全部，有时候文化相比生产场所的精巧设置，可能给工人的认知解放带来更浓厚的迷雾。（五）社会—文化的构建：从工厂影响社会到社会影响工厂

汤普森并不反对生产关系对工人的认同、体验和团结在更深层面上的约束。但是，要理解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能力的发育，需要将视野转移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需要将分析拓展至漫长的、动态的、复杂而又矛盾的阶级经历中。汤普森广泛考察了英国人民的各种思想传统——“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认同、清教非国教派伦理、底层的道义经济观和雅各宾派思想，也详述了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压迫体验，尤其不厌其烦地向读者钩沉了工人在宗教、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和各种有组织的反抗经历。正是在这些思想传统、生活体验、政治参与和反抗经历中，英国工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别人不同，阶级就产生了”（汤普森，2001：2）。

汤普森的视角不仅在后来者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研究中得到了继承，在对后发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这一视角也显示了强大的穿透力。比如在具海根的《韩国工人》一书中，作者指出，在压制性的儒家文化和敌对劳工的右翼威权体制中，要理解驯顺的、无组织的韩国工人为何能迅速转化为极具战斗性的群体，同样需要到政治、文化情境中寻找答案。结构性的条件，即韩国快速的、空间集中的工业化进程，固然是工人形成认同和团结的重要因素，但是，工人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愤恨感，教会、大学生对工人的启蒙和动员，以及与民众运动的结合，都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和组织资源（具海根，2004）。在中国国企工人的抗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集体生活经历、阶级话语、道义经济观、社区关系如何提升了工人集体的认同、组织性和战斗性（Chen，2000，2003，2006；Lee，1999，2007；佟新，2006）。

然而，同样基于对文化情境和工人生活经历重要性的认识，对另外一些工人群体的研究却反驳了汤普森等人阶级形成的目的论图景。查克里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笔下的印度黄麻工人，臣服于传统的社群等级关系，自视为“贱民”，很少有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公民的概念，更不用说形成广泛的阶级认同和行动（Chakrabarty，1989；李洁，2005）。童根兴对北镇家户工的研究也持类似的观点。利用空间区隔和拟家庭共同体的文化伪装，传统的家户体系成功地赢得了工人的服从，家户生产的共同体网络进一步阻挡了外部权利话语的进入，因此，“面向全国生产乃至国际市场的工业生产并不必然导致阶级或者阶级形成的逻辑”（童根兴，2005）。前工业时期的文化赋予工人对工业关系不同于阶级的认知图式，但基于这种文化的团结并非不可能。裴宜理对民国时期上海工人罢工历史的考察发现，虽然语言、生活习惯、经济背景、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区隔造成了各地工人的分裂，并且这种分裂边界进一步被产业和党派政治所强化，但是各个工人群体内部高度的认同、频繁的互动及利益的一致性也促进了各自有组织的团结行动。正是这种分裂的团结造就了上海工人在民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工运场景（裴宜理，2001）。

如果说马克思和席尔瓦等人的结构视角有利于我们从宏观背景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