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皓晖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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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试读：

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

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整体困境

从公元前3000余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开始，人类各民族相继进入了国家时代。

以国家为单元的人类文明的竞争演进，迄今已经有五千余年的历史。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灾难与收获的交互激荡中拓展伸延，已经由缓慢发展的古典文明社会，进境为发展速度骤然提升的工业文明时代了。但是，文明的进境与发展速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也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古典社会曾经反复论争的种种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创新而消弭。甚或相反，科学的发展，交通的开拓，信息的密集，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存资源更显贫乏，各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全面。

我们蓦然发现，当下的人类世界，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困境。

这个整体困境就是，人类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与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巨大矛盾。

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科学发现，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对宇宙空间的普遍探索，已经拉开了绚烂的序幕；我们对人类生命的微观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对复制生命的探索就会成为现实；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较为普遍的空前改善，世界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与享受方式，已经进展到令任何古典贵族都瞠目结舌的地步；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跨越国家政权的世界组织——联合国，我们几乎已经迈入了建立世界性文明秩序的门槛。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发展却停滞不前，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急剧下滑。

腐败与堕落的生活方式，充斥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另一极；巨大的浪费与极度的匮乏并存，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两极差别；对遍布世界的贫困、饥饿与天灾人祸，发达国家有着普遍性的淡漠，共同救援组织的所谓作为，始终停留在杯水车薪与虚应故事的层面上；人类的文明教育，对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无能为力，致使主要以这些地区为社会土壤所滋生的邪教组织以及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并与各个国家的分裂势力相融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的沙尘暴；作为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则日益沦为少数强势国家操纵下的某种机器，其主持正义与伸张公理的能力已经微乎其微；掌握最先进战争手段的强国，依然醉心于价值观的输出，醉心于意识形态的对峙，忙碌于对世界资源的巧取豪夺，忙碌于富裕集团对全球利益无休止的分割；结构与目的同样混乱的各种军事同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都在像堂吉诃德一样地盲目寻求与风车作战；曾经百余年领先世界，并曾以炮舰强权主导世界文明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已经在一场首先爆发于其心脏地带的经济大危机中，褪尽了“活力无限”的光环，显示出空前的国家疲惫与制度弊端；对“世界警察”的普遍不满正在不断地弥漫增长，在某些地区已经淤积为深刻的仇恨，并且以丧失理性的恐怖主义方式不断爆发出来。

面对种种灾难与整体性困境，我们的世界陷入了一种万事无解的尴尬局面。

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个时代，解决普遍问题的能力正在急剧衰减。极端化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实际争端无法解决，即对很小面积且有争议的领土与海域资源，大多数相关国家宁可兵戎相见，也不愿意接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开阔思路；另一个是文化争端，强权国家在炮舰时代通过侵略战争方式抢劫了大量世界级文物，无论被抢劫国家如何呼吁，强权者都只是颇有“绅士风度”地耸耸肩了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文明发展的主题与方向，丧失了一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主流精神。曾经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列强力量，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更无法以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平衡人类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冲突。这种曾经的主导力量，正在各种实际细节争夺与意识形态对峙中持续地沉沦下去。世界秩序失去了曾经的主导精神。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在迅速地模糊化、逆反化。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整体性困境，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文明危机，世界政治家阶层却是空前麻木，既没有自觉感知的理性揭示，也没有奔走呼吁的世界精神与天下意识，更没有高瞻远瞩、联手协力的主动磋商应对战略。频频举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会议、强国集团峰会，除了发明出种种时尚而庸俗的外交秀，在圆桌会议上争吵议论的，几乎都是中世纪地主一样的利益纠葛。整个人类所期待的着眼于解决基本问题的诉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视野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巨大的整体性困境，使世界文明的发展陷入了极其罕见的沼泽期——

无论是前进或是后退，如果我们盲目作出反应，我们就有可能全面沉陷下去。

结束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要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审视中，寻求我们的思维突破。

人类文明如何走出第一次沼泽期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时期的突破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讨论路径。

这个突破时期，就是人类结束第一次文明沼泽期——中古社会的历程。

中古文明沼泽期，在西方，是指罗马帝国后期及罗马帝国灭亡后一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东方的中国，这个时期开始得要更早一些，是指秦始皇创建的中国统一政权灭亡后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这样的文明停滞期，人类在技术层面上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尽管速度很缓慢；但在文明形态的发展上，却始终是徘徊不前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沼泽期，亦即文明史的停滞期。

这里，一个逻辑的环节必须清楚：什么是文明意义上的发展？

文明，是人类在“自觉的精神，自觉的秩序”意义上的整体生存形态。文明意义上的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点，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提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普遍改变，在于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主流精神的历史性跃升。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生产手段（技术）的局部更新，并不必然与文明发展相联系，更不必然等同于文明发展。古典社会在某个领域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达到当代技术无法复制的地步。但是，仍然不能由此而说，古典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比当代要高。因为，技术手段如果不能发生普遍性变革，从而达到激发整个社会文明发生普遍变革的程度，技术就永远是局部的生产手段，而不是文明的历史坐标。

中国在隋唐之后的历史现象，很能说明技术发展不能等同于文明发展的道理。

东方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两大发明——火药与印刷术，在公元10世纪前后的宋代获得了极大发展；中国的古典数学，在元代出现了新突破；中国的古典筑城技术，在明代达到了最高峰；中国的古典园林技术，在清代达到了最高峰。这些，都是古典科学技术的很大发展。但是，中国的宋、元、明、清四代，恰恰是中国文明严重下滑、社会严重僵化的时期。这四个时期，历时千余年，中国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出现了以扼杀思想活力与自由创造为基本诉求的文字狱，强化了以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为基本诉求的科举制，又衍生出弥漫社会的考据学风。由此，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书缝、考据细节为治学之正统途径；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甚或，宋明时期还对中国文明的历史遗产进行了全面清扫，连荀子这样具有客观立场的战国大师，也被请出了孔庙，并有了极其荒唐的“灭荀运动”。至此，中国的修史权力与对社会文化思想的主导权力，彻底全面地落入了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唯一一个学派集团手里。思想领域的客观公正精神，社会学派的多元发展，从此消失殆尽。如此“教化”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精神日渐委顿，另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便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古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沼泽期。

同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停滞期，西方社会的文明突破，取得了历史性成功。东方社会的中国，却陷在了文明沼泽期，长期不能自拔。无论这种差别的背后隐藏了多少历史的奥秘，我们都暂且搁置在一边。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的欧洲如何突破了中古社会的文明沼泽期，它给当代世界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

欧洲的文明突破，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历时四百年左右。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发端于14世纪而弥漫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最简单地说，就是欧洲的艺术家们最先深感中古社会的僵化窒息，开始怀念并召唤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鲜活艺术精神，并实践于当时的宗教艺术创作。由此滥觞，欧洲社会渐渐开始了对远古文明的重新思索，其文明目光高高越过了千余年的中古时期，而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直接实现精神对接！也就是说，欧洲社会思潮将自己所要继承的文明根基，确定在了已经远远消逝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而不是当时的中古文明传统。

应该说，这是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思维方式的突破。

第

二

从此，人类文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请注意，人类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泽期的基本方式，是诉诸理性的。

突破中古文明沼泽期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启示。

这一启示的核心方面是：要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就必须认真审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种文明形态的合理价值，不能以当下自己的本体文明为唯一的价值观；只有大大放宽文明视野，以超越本国文明、本民族文明、本时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有勇气与不同的文明价值观实现自觉比较、自觉对接，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其他文明的合理价值，才能完成对自身文明的创新与重建，才能找到新的文明出路，同时最大限度地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

东方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成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人类第二次文明沼泽期是如何形成并延续至今的

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时代，人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但是，很快地，人类就陷入了第二次文明沼泽期。

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仅仅只有百余年时间。对于一种新生的文明形态，这是很短很短的历史。由于生产方式的全面跃升，由于价值观念的重新构建，由于社会制度的创造变革，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一度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曙光。

可是，作为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有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这一缺陷就是：在对待国家关系与民族关系的价值理念上，资本主义以动物界的丛林法则为根基，而不是以人类合理的竞争精神为根基。由于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观，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群体出现的初期，就没有对普遍落后于它们的国家与民族，采取正当竞争的手段，以达到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前进的目标。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一开始成长，就立即利用自己的全面优势，对国内社会开始了残酷的原始积累，对外部世界则开始了战争征服、暴力掠夺与残酷杀戮。

在资本主义生命的本质结构中，没有担负世界道义的基因。

资本主义文明的最主要基因，是将实力征服理念尊奉为国家关系的核心价值观。

在文明的人性根基意义上，这是人类的恶欲文明。

由于这一本质因子的迅速裂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初便骤然降临了！

此前，资本主义对全世界无比宽广丰厚的“无主”财产，包括尚未以国家领土形态存在的陆地与海洋，通过“发现”“开发”“购买”等方法，已经大体完成了争夺式的分配；对全世界落后国家中潜藏的物质财富与商业利益，则通过局部战争、炮舰通商、毒品通商等方法，完成了对世界殖民地势力的划分。至此，举凡人类可以居住的地球环境，已经基本上都变成了国家形式的“有主”财产。

可是，实力与恶欲一起膨胀的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就此满足，争夺的范围迅速转向内化——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征服与争夺大规模地展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中心，波及全世界，从1914年打到1918年，牺牲人类生命两千多万。战后的人类世界，开始了弱肉强食的混乱争夺，变成了战争胜利者对世界利益的瓜分。世界近代史上宰割弱国的绝大部分不平等条约，都是在这一时期“签订”的。

至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停滞不前的沼泽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文明沼泽期更趋恶化了。持续恶性膨胀的资本主义文明，孽生出了最大的文明灾难——法西斯主义。短短21年后，以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中心，世界

三

经过这次极其惨痛的人类全面战争，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终于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文明反思。这一反思的基本点是：真正对人类存在构成毁灭性灾难的，是资本主义文明自身孽生的无限度的国家恶欲，而不是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以“争夺生存空间”为目标，以种族灭绝为手段的法西斯主义，是整个人类的极恶势力，其膨胀的结果是毁灭包括资本主义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类；要防止这种整体毁灭的灾难，必须建立某种世界秩序。

于是，世界出现了联合国，人类有了大体的秩序，发动战争的难度加大了。

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这次文明沼泽期出现了。

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是与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对立的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这种思想体系的最早根源，产生于对资本主义极恶作为的严厉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与混乱，迅速在全世界普及，并相继产生了一系列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根基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国家。

从文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体系立足于穷困人群与落后国家的自由解放，具有天然的人类文明胸襟；从文明的人性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是人类正义与良知的觉醒，是人类的善性文明，与资本主义的恶欲文明直接对立。社会主义文明所诉求的人类境界，社会主义文明所秉持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价值原则，都比资本主义要更高。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逻辑，并保持不间断的发展，人类在这两种不同本质的文明体系的对立与竞争中，完全有可能达到新的突破，新的平衡，新的发展，出现类似于人类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泽期那样的文明理性的历史跨越。

但是，社会主义出现了历史的变异，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消散了。

这种“解体”式变异的最根本原因，潜藏在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原发理论体系的矛盾之中。按照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其国家形态必须建立在比资本主义工业与科学更为发达的社会基础之上，才能有效实现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文明，才能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健康方向发展。可是，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极恶掠夺，促使受害方必须最快地寻找到反抗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于是，社会主义恰恰诞生在许多贫困落后的国家。正是由于实践方式与理论本质的相对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历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异。

这一历史变异，给资本主义重新崛起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

人类文明的发展，失去了总体制约，失去了总体平衡。资本主义重归“垄断”，其恶欲本质立即重新膨胀起来。曾经的文明突破的希望，迅速地湮灭了。我们这个时代，又迅速回到了几乎没有中断的文明沼泽期。

当然，这次沼泽期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沼泽期，不是完全相同的。

新沼泽期有所变化，其基本点是：

1.少数几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以各自不同的历史形式存在着，社会主义文明仍然以某种不断改革的方式继续发展着。

2.资本主义对待国家关系的丛林法则，有了多种形式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发动战争的主要诉求，演变为人权与民主。战争胜利之后，一般不再提出直接的领土要求，而代之以种种方式的利益置换。

3.整个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经过了很大改造，资本主义原教旨的丛林法则被隐藏起来，其核心价值观被限定在“科学、民主、人权”三个方面。改造后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出了多元而强大的文化载体，向世界各国进行强大输出，某种程度代替了经典的炮舰政策，代替了直接的战争掠夺。

4.核威慑、常规高科技军事力量威慑、经济制裁三大手段，成为谋取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并维持强权的主要实际方式，某种程度地取代了野蛮的直接侵略；对各种世界组织的精致操作，取代了赤裸裸的要挟；对世界资源分配的操作，具有精致的“商业方式”，某种程度地取代了“横刀立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粗野方式。

资本主义文明体系，戴上了白手套，挎上了金手杖，以绅士风度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了。

可是，整个世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理解却在日益加深，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不信任有增无减。甚或，局部地区与民族对资本主义最强势国家的仇恨，变得更加深刻，更加不理性。由此产生的恐怖主义势力与各国分裂势力相融合所掀起的文明沙尘暴，几乎成为普遍灾难。世界任何重大的基本问题，都得不到有效的磋商和有效的解决。世界任何声音，都失去了让整个人类认真聆听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矛盾，整体困境。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准则的改变是突破文明整体困境的基本点

依据人类的基本哲学观，任何矛盾的主导方面，都在强势一方。

在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还依然主导世界进程，社会主义文明还处于相对缓慢成长期的总体格局下，我们要讨论世界文明走出整体困境的历史突破点，其第一个着力点，一定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奉行的国家关系准则作出反思。

在国家时代，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永远依赖于国家关系层面上的首先突破。

人类世界目下面临的这种文明困境，其最基本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表面理论与实际作为的极端矛盾性。这种极端矛盾的实际表现形式是：一方面，资本主义强势国家集团，以经过重大改造的价值观体系为旗帜，大力向全世界输出“科学”“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在不间断的局部战争中，任意入侵、肢解与自己有文明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国家；对与自己有实际利益冲突的国家与地区，则毫无商量余地，坚决以战争方式解决；对所谓的“利益相关地区”，则绝对地以自身价值观念为唯一法则，进行以军事威慑为后盾的“会谈”，如若不从，则战争随后；对不服从于自己的小国，对有文明差异的落后地区，则以强势制裁为主要手段，拒绝平等对话；对“潜在对手”国家，则竭力以敌对军事同盟包围等手段全面遏制；即或是商业进出口贸易，也绝对地以褊狭一己的国家利益为准则，动辄祭起单方标准的“制裁”手段，全然不顾平等的通商原则。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自相矛盾，意味着一种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强权征服价值观，依然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并没有因为论说形式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如此发展下去，人类文明要走出这一沼泽期，希望是很渺茫的。

资本主义强势集团的国家关系准则，如果能发生真正的改变，则这种文明突破的进程无疑将会大大加快。至少，以下的

四

其一，抛弃意识形态对立，抛弃文明差异歧视，不以军事同盟围堵遏制这些国家，而是与全世界国家展开真正的良性竞争，给世界不发达国家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二，对各个地区国家间的实际利益争端，包括有争议的小面积领土与海域，若必欲介入，应该以真正公平的精神做真正的仲裁者，譬如组织庞大的历史学家、科学家集团进行全面调查，向全世界公布调查结果，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定，而不是一力维护同盟国家，压制不发达国家或“潜在对手”。

其三，对资本主义的原罪，应该全面清理。至少，应该将在炮舰时代公然抢掠各国的世界级文物归还本国，并作出赔偿。

其四，对主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土壤滋生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思潮，应该严厉禁止；不能只对不发达国家滋生的恐怖主义严厉出击，而对滋生于人类自身的更大的恐怖主义思潮采取怪异的容忍政策。

一种文明体系核心价值观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资本主义文明，能否成为人类走出整体困境的主要动力，尚需历史给出答案。

资本主义文明，如果错过了这次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承担道义的历史机遇，其前途必将是全面黯淡，全面衰落。在此期间，无论它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技术发展，都难以逃避文明整体衰落的历史命运。

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

一

世界各个文明民族、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独有的历史意识。

这种历史意识，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明历史所拥有的基本共识。这些共识，至少包括四个基本方面：1.该国文明成熟定型或达到高峰（原生文明）的历史时期；2.该国文明成熟定型时代的最主要历史坐标——代表人物、重大事件、重大思想体系等；3.该国文明历史在成熟定型之后的演变脉络，文明发展主要的历史阶段；4.该国文明形成发展的主要历史经验、主要历史教训等基本评判。是否具有这种历史意识，以及这种历史意识是否清晰，是判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自我认识方面所达高度的重要标准。历史意识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未来的历史过程中是否心中有底，是否具有清醒的历史方向感。

我们不能说，世界所有文明国家，都具有清晰明确的历史意识。但是我们可以说，世界最重要的一些文明国家，都具有这种清醒的历史意识。

在世界文明大国中，只有中国民族的历史意识是一片沼泽地，烟雾泥泞、重重交织。在表现为上述四个基本方面的历史意识中，我们没有一个方面是清楚的。不是说所有人都不清楚，而是说，我们在上述四个基本方面，缺乏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我们的问题事件、问题人物、问题时代层出不穷。譬如，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依据现代文明理念评判，是我们的原生文明高峰期，是我们的原典时代，是我们的文明圣土，可是，两千余年来的二十五史，却一直在咒骂指斥这三个时代，当今社会也对这种陈腐的咒骂指斥有着广泛的共鸣。譬如对秦始皇帝，譬如对孔夫子及其儒家，等等，我们都还陷在最基本的长期争论之中。在俄国，指斥彼得大帝的人，绝对是极少数。在美国，指斥华盛顿的人，也绝对是极少数。可是在中国，指斥秦始皇帝的人，绝对不会是极少数，甚或可以说是大多数。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民族要走出历史意识的沼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世界现存国家中，我们这个国家太过古老。唯其古老，唯其漫长，也就必然会有许许多多“老年病”。在1840年鸦片战争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老年病”几乎导致了我们文明的灭亡。那时候，我们成了世界列强的一块历经漫长岁月腌制的丰厚的“古老肉”，任人宰割，任人鲸吞。时间过去170余年，我们的城市生存方式，已经在表面上跨入了当代物质生活水平的前列。可是，我们的文明发展程度，依然是农业文明的根底，种种严重问题上下头疼。我们广大农村世界的大部分，更是“淘洗正未有穷期”的残农业文明生存状态。我们的整个社会，陷入了沉渣已经被搅起，却没有过滤方法的严重困境。

中国文明向前发展，方向何在？

从国家高层到中国公民，每个人都面临着“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的严峻考问。

历史给不给我们时间，并不由我们决定。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二

我们这个国家，陷入严重的历史意识沼泽地，有着种种深刻的历史现实原因。

就既往传统说，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

其一，我们蓬勃多元的思想体系，在西汉武帝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

这个重大转折，是中国骤然由多元化（百家争鸣）的不同思想形态，转入了宗教式的一家“独尊”，转入了一元化形态。由于被“独尊”的儒家，是诞生于春秋时代的一个坚定的复古学派，对当时社会的种种新潮变革，持强烈的否定与反对态度，对当时社会种种偏离王道礼治的新变化，也持强烈的否定立场，因此，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变成了时代潮流的弃儿。

这一深刻的历史原因，导致儒家学派对遗弃自己的三大文明高峰时代怀有极深的偏见。在此后占据文化霸权的历史条件下，儒家对三大时代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与否定。这种攻击与否定，伴随着对三大时代社会求变与创造精神的否定，伴随着教化人民恭顺服从皇权统治的保守内敛思想，而这些思想却被历代皇权政治奉为圭臬。于是，对三大时代的否定，与皇权制度对儒家保守思想体系的需要相结合，就渐渐演变为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评判。自此，我们的历史意识出现了第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实际继承了中国统一文明的框架，理论上却彻底否定了诞生中国统一文明的时代，形成了历史意识沼泽地的畸形生态。

其二，自“独尊”时代开始，我们的修史大权，就被儒家全面掌控了。

自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修史的评价选择权，就属于儒家思想了。我们尊重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儒家学人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系统整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儒家以孔子的“春秋笔法”为修史模式，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领域专史等，都仅仅以儒家价值观衡量取舍，并进行直接评价。由于儒家的文化霸权，这种评价与取舍，迅速演化为官方标准，又迅速演化为入仕的取舍标准。及至科举制出现，这一标准又演变为国家制度与文化政策。自此，学人研究历史、陈述思想，必须以儒家标准为标准，否则只能被国家遗弃。

那么，儒家的历史价值观，是否具有现代文明可以继承的基本面呢？

如果有，当然万幸了。可惜的是，儒家的历史价值观非但与现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即便与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相比，也是陈腐的。简单举例说，《史记》有先秦人物传记28篇，涉及人物数百。举凡对文明发展有重大贡献，对国家社会敢于负责、敢于牺牲的英雄伟人，《史记》都给予了种种批评。譬如对文仲、吴起、商鞅、吕不韦、蒙恬、秦始皇等，都是如此。与此同时，《史记》对明哲保身、身在国家却不敢临难负责的人物，却作出了高度褒扬。譬如对范蠡、赵良、蔡泽、张良等，都是如此。赵良说商鞅的说辞，蔡泽说范雎的说辞，都充满了保守萎缩的逃避主义，《史记》却大篇幅记录，全面并正面评价。此后的史书，更是充满了此种类型的儒家式评价。

客观地说，西汉之前，中国文明的价值观体系是多元的。先秦时代，有儒家史观所认可的临难苟且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但更有重义轻生的国家大义与社会正义理念。最简单地说，商鞅对赵良的反驳，范雎对蔡泽的反驳，就是这样的大义理念的体现。战国法家政治家为当时的变法运动作出的众多牺牲，更是这样的大义理念所支撑的。可是，儒家修史，唯以一家理念取代多元价值观，对曾经居于时代主流的众多大义行为与正义言论，都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并且变成了官方立场，又渐渐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历史意识。

儒家的这种治史理念与史观，对中国文明史是不公正的。

沉积两千余年的儒家史观，已经使我们的历史意识严重沼泽化。演变的结果，使许多进步思想家与外国研究家，都对中国文明产生了严重误读。鲁迅说，中国书可以不读。柏杨说，中国文化是酱缸。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更是秉持“黄色文明落后论”。这都是误读中国文明史的典型例证。

凡此误读，以及对中国古典文明的一揽子否定，都是基于我们的文明在西汉“独尊”之后的保守性、萎缩性、陈腐性、阴谋性、混乱性说的。因为，在西汉之后的中国文明价值观中，阳光的、积极的、健康的、创造性的、变革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已经被儒家钝刀一丝一缕地阉割了，已经被烟雾泥沼深深地遮盖了。

这种泥沼，是两千余年一层一层涂抹出来的。三

自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中国文明史又形成了新的误读。西方理念对中国文明史不适当的清理总结，又形成了新的泥沼烟雾。“五四”时期将西方文明概括为两个基本点：一曰科学；二曰民主。用这两个基本点衡量中国的文明传统，产生了一种最简单的评判：中国文明一无是处，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这种被中国人大大简化了的西方文明体系——“德先生”和“赛先生”，既不能全面认识中国文明历史，又不能合理解释中国文明历史。于是，在对中国产生新思潮冲击的历史作用的大形势下，又形成了新的历史意识泥沼。

这个思潮群，为中国问题寻找不到妥善的解决之道而破罐子破摔。于是有了百余年经久不散，甚或愈演愈烈的“全盘西化”思潮。这一思潮的实际操作，就是要我们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完全脱离中国文明的根基，全面走向以西方民主制为轴心的社会生存方式。对于一个有五千余年历史的独创的庞大文明体系，这种构想，这种历史选择，显然是丧失理性的轻率谋划。

与“德先生”“赛先生”思潮不同的，是唯物史观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另一种误读。

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初，对中国文明历史基本上是总体否定的。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曾经风靡中国思想界。此所谓社会发展史学说。后来，这种认定又被严重政治化，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一种新的文明史评判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发展，人类所有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是基于共同法则发展的；西方文明史是五阶段发展，中国文明史也是五阶段发展。

可是，随着当代文明史研究的日益深化，我们蓦然发现，中国文明远远不是唯物史观五阶段论阐释的那种样子。那种样子，只是西方欧洲社会的文明历史。至少，最基本的三个社会阶段，已经被证明是误读了。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基本不存在。封建社会，在中国则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基本概念，它所表述的社会状态，在中国从战国到清末都没有存在过。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更是从来没有过。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普遍研究已经证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独立发展的特殊形态，就与西方的欧洲是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上，中国文明体系曾经表现出远远高于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但是，她又不是西方文明那样的阶段发展形态。这就是说，唯物史观对中国文明形态与中国文明发展史作出的阐释与评判，实际上是将仅仅适用于欧洲的理论当作普遍原理在中国套用所发生的误读。

我们的历史意识泥沼，似乎越来越没有边沿了。四

我们的文明史意识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一个基础的传统与基础的现实是，以中国历史学界为基本阵地的中国人文研究，长期陷入技术主义境地。所谓技术主义，就是注重事件、年代以及种种历史具体元素的考据，注重编年叙述，而忽视以文明大视野审视历史，回答历史意识的若干基本问题。虽然，这种传统与现实的形成有种种历史原因，但是，中国学界学人自身的治学精神日益萎缩，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因。这种治学意识，既使我们抬不起头，也使我们直不起腰。

当代以来，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文明研究理念，也有了一些以考古呈现为主的文明史著作，但是，我们期待的具有理清中国文明史意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或者说，这种文明史清理意识，还只是闪烁在史学家著作的字里行间，还远未形成具有真知灼见并集中深刻论述的文明史大著。世界各国历史意识形成的经验告诉我们，各国历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所获得的共同结论，是一个国家历史意识形成的基础。从这一点看，我们的这个基础还远远没有形成。

中国文明史的真相，始终埋藏在扭曲的史观和琐碎的具体记载里。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大部分还都是一堆集成的碎片。

中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我们的历史意识还非常之不适应。

中国的历史机遇，并不仅仅是有可能成为经济军事强国；更根本的历史机遇，在于我们正面临一个有可能出现的新文明跨越，一个真正从根本上强大自己、发展自己的转折点。这个新文明，就是工业科学与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这个历史转折，就是中国从农耕文明形态发展到工业科学文明形态的跨越。应该说，这是我们历史机遇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一个机遇。既往，中国文明曾经有过两次历史大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由洪水时代跨入国家文明时代；第二次大转折，是由青铜文明跨入铁器文明。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说，第二次大转折就是由邦联制与联邦制文明，跨入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文明的大转折。

当代，我们面临着第三次文明大转折——由农耕文明跨入工业科学文明。要实现这种历史大转折、大跨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这个机遇与希望，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显现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就要作出自己的努力。至少，我们应该为未来的文明跨越做些先期的基础工作，完成“第一棒”使命。

所谓先期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寻求我们这个民族新的强大的精神资源。

这个精神资源，就是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重建我们的历史意识，理清我们的文明历史根基，使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价值理念体系，足以成为我们子孙前进与跨越的精神根基。本书所作之努力，尽在于此。

永续不朽的历史奥秘：中国文明的三大历史特质

人类世界的国家文明历史，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程。

在国家群落的纷纭兴亡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兴衰荣辱。

不变的事实是，中国跋涉到了最后，成为世界第一期国家群中唯一一个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古老国家。原生族群没有变，国土基础没有变，文明架构也没有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人类最古老的国家文明的唯一活体存在，是6000余年前的东方人种文明创造力的永恒骄傲。为此，研究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历史性课题，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性课题。

人类世界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有创建更高文明形态的历史方向。这一历史方向，不可能抛开既往国家文明发展所呈现的历史轨迹，更不可能抛开既往国家文明在生亡兴灭的历史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我们既要尊重历史，我们又要修正历史轨迹的延长线，抛弃历史留下的垃圾遗产，进而尽可能明晰地确立我们未来的文明发展方向。

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类世界要无视唯一的一个从最古老时期一直有效存活到进入现代世界国家之林的文明大国的生命智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无论当代世界如何以暂时居于强势的西方文明为主流，而有意识地忽视，甚或有意识地轻慢一切有关中国的话题；关于中国文明生命力的重新发现，重新开掘，重新整理与重新总结，都会以无可阻挡的现实脚步，迟早会成为整个人类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的最重大的探索课题。

无谓的骄傲是浅薄的。无端的自卑是猥琐的。

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

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取决于自身生成时期的历史特质。

这些历史特质，不是上天神灵赐予的，也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相反，它是我们的远古祖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出来，并且经过了严酷的历史实践的检验而定型，并最终构成国家文明根基的那些最基本的文明架构与文明元素。从理论上说，这些具有“天赋”基因意义的创造物，就是那些一旦在静态出发点时期被设定，此后便永远不可能变更的历史元素。这些最基本的文明元素，就构成了我们进入国家文明成熟期的历史特质，就变成了不可变更的国家文明基因。

什么是静态出发点时期？

从理论上说，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决定事物本质的生发、成长及其定型的时间阶段。举凡自然创造物与社会创造物，都是如此。一个物种，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胚胎生成阶段及生命体的成长阶段、定型阶段，就是它的静态出发点时期。某种海中生物，一旦上陆历经成长时期并定型为某种动物，其生命的本质结构便已经完成，其后无论如何演化（某种功能器官的进化或衰退），其作为某种动物的特殊本质，都不会改变。一种型号的汽车，其设计阶段及依据或修正设计图产出定型车辆的阶段，就是这一型号汽车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一旦问世（上市），其后无论如何修改外形，或增补内饰，或增强功能，都不可能改变其本质——根本结构。同理，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群，在特定时期创造出一种国家形态，并历经一定历史时期的成长，定型为一种稳定的国家文明形态，这个国家文明的生成期、成长期与定型期，就是它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决定它的本质结构的时期。此后，无论这个国家文明形态如何因为种种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变强大，或者变弱小，或者最终灭亡，或者一直走到最后，它的那些特定的本质都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原生文明时期。

我们已经看到，在世界国家文明的历史发展实践中，除了倏忽生灭的许多小国家，世界各地区的主要大国，都有自己的原生文明时期。古希腊有，古罗马有，古埃及也有，古巴比伦与古印度同样有。虽然，因为历史黑洞太多，它们的原生文明时期并不那么清晰；但是，它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生成期与定型期，这是毫无疑问的。以相对清晰的古罗马为例，其生成期是公元前数百年的“狼孩”传说时代，直到罗马人的国家政权创立；其成长期与定型期，则由罗马早期共和制，直到执政官独裁制形成并定型；其后的皇帝制的罗马帝国，只是独裁制的进一步发展，是古罗马文明定型后的国家历史形式而已。也就是说，从公元前700余年的罗慕路斯兄弟建造罗马城而创建国家，直到罗马共和国定型为执政官独裁制（前三雄时期），前后历时700余年，是罗马帝国的原生文明时期。其后，罗马帝国生存发展到公元300余年时两分，欧洲的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00余年时灭亡，最终结束了欧洲最大古典国家文明的生命历史。

那么，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应该在哪里？

中国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原生文明时期。历史实践的呈现是：从舜帝时期的大禹治水到夏王朝建立，是中国国家文明的生成时期，大体100余年；从商周两代到春秋社会，是中国文明的成长变化时期，大体1000余年；从战国到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定型时期，大体300年左右。从总体上说，这三个时期，包括了舜禹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七大历史阶段，都是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原生文明时期。

从秦帝国之后，中国文明进入成熟期，始终以统一文明的历史形态矗立于世界国家文明之林。所谓一种文明形态的成熟期，就是这种特定的文明形态已经没有了剧烈的形态结构变化，而进入了常态发展的历史时期；此后，决定这种常态发展生命力强弱的，就是那些在原生文明时期已经形成的历史特质。对这一历史演化过程的详细论说，我已经在3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呈现出来，请有心深入的读者读之品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原生文明时期，中国文明形成了鲜明的三大历史特质。

其一曰实践发散性思维方式，其二曰强势生存，其三曰多元均衡。

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原生文明最重要的三个基本方面。这三个基本方面，是中国文明最深层的原生设定。也就是说，所有具体领域（政治文明、战争文明、经济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等）的结构方式与核心价值观，都是在这三个原生设定所规范的框架内运行的，都是服从于这三个方面的原生设定的。

从这三个基本方面的关系而言，它们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如同个体生命中的基因排列组合方式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原生文明三大历史特质的有机联结方式，就是中国文明历史特质的一部分。没有深厚的历史哲学意识的民族，是“读”不懂文明元素联结方式的重大历史意义的。

抽象的根基是具体。我们先来最简约地说说三大历史特质。

实践性与发散性的思维方式

国家文明的主体基础，是特定民族或民族群。

因此，主体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于它所创造的国家文明，无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必须强调的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思维方式，不是立足于今天的国家民族群智慧海洋而言的，而是立足于5000余年之前创造国家文明时期的族群思维方式而言的。那个时期生存在中国大地的先祖族群们以它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创建了我们最早的国家形式；因此，它们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覆盖了我们国家文明的方方面面，成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国国家文明的历史特质。

揭示原初时代的族群思维方式特征，神话比较是一条路径。

神话是什么？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所以形成的想象（创世）。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她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生存环境创造的最原初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民族永远有着不同的远古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古希腊神话，是最为鲜明的具有两极对立意义的两种神话体系。对这两种神话体系的分析比较，能够相对充分地揭示两种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的本质性特征。

古希腊神话对人类史前世界的想象是被动的，是不包括人类的实践奋争在内的。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人，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与天神雅典娜创造的；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文字、家畜、车船，医药等，同样是天神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天神朋友赐予的；爱情是天神掌管的，阳光是天神普照的；连人类的种种灾难，也是另类女神潘多拉释放的。总而言之，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第一出发点，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天神，是与人类不同质的生命存在，他们生活在大地之外的未知空间；人类就是人类，天神就是天神，两者具有不可逾越、不可转换的生存特质。显然，这种关于神人关系的想象力，渗透出一种区隔分明且静动有界的思维方式。

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截然不同。

在中国神话里，人类自身生命，人类生存环境，包括一切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器物，都是半神半人的远古英雄创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创造了与整个人类世界相对应的大自然环境。女娲氏造人，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出发点。

盘古氏与女娲氏，都不是希腊神话里具有完整神性的天神，而是神性与人性统一的中国神话里的“人神”。而人类一旦开始了生命历史的活动，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便有了更为鲜明的差别。这一差别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点，都是人类英雄创造的，而不是天神赐予的。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遍尝百草，后稷氏创造农耕；黄帝时代创造了衣裳、弓箭、指南车，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造出了文字，蚩尤发明了兵器，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辆，共鼓、货狄发明了舟船，夷鼓发明了战鼓，伶伦发明了音乐，隶首发明了算数……

在中国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就变成了永远被人群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神”——从开拓生存的众生中走来，从创造生活的英雄中走来。在中国神话中，人类生存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结果。神是人类个体英雄在族群精神中的神圣化；神可能成为人，人也可能成为神；神以人为根基，人以神为升华；人与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与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也是具有同质性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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