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志远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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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必知语文学家的故事试读：
前 言
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汉语言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它既是语言文字规范，又是文化艺术，同时也是用来积累和开拓精神财富的一门学问。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为了适应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必须从小要在心理、性格、思维、修养等内在素质铸造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等才能方面也要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语文素质的培养，直接关系到学习质量的好坏。叶圣陶认为，“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打好语文基础，帮助学生通过学习语文知识提高理解其他学科的能力”。由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学习语文的重要性。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成熟、长大，将来才可以自由地翱翔于世界的大地和蓝天。
客观地说，语文作为基础性工具学科，想要学好并不容易。它体系博大，内容浩繁，融思想、知识与艺术为一体，需逐步培训良好的感知与接受能力。但在学生阶段，需要学习扎实的文字、语言功底，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顺畅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而达此目的，有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特地编写了这套“启迪青少年的语文故事集”丛书，包括《青少年培养语文兴趣的故事》《青少年必知语文学家的故事》《青少年必读常用词语的故事》《青少年必懂常见成语的故事》《青少年必学古文名句的故事》《青少年激发写作爱好的故事》《青少年应知唐诗名句的故事》《青少年应知宋词名句的故事》《青少年应知文学名著的故事》《青少年必听语文之谜的故事》《青少年必读著名作家的故事》《青少年必读著名诗人的故事》12册，丛书重视语文的基础知识训练，选编了常用词语、好词好句、古文名句解读，谚语、歇后语集萃，还有语文趣味故事、语文之谜以及语文大家的故事等等，目的是使中小学生在快乐的阅读中逐步提高语文知识，增加文学素养，为将来走出社会自立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书选材严谨，取舍得当，对学生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对教师教学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和收藏。
仓 颉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号史皇氏，生于陕西省白水县杨武村鸟羽山，享年110岁。我国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我国官吏制度及姓氏的草创人之一，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
相传当初仓颉也用结绳记事，绳结虽有大小和形状区别，但年久月深，难于辨识，曾造成黄帝同炎帝一次谈判的失利。为此仓颉深感愧疚，遂辞官出游，遍访智者，寻求记事的好方法。几年之后，他返归故里，独居村西深沟之中，仰观奎星环曲走势，俯看龟背纹理、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手掌指纹，从中受到启迪，根据事物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
当时的仓颉在黄帝手下做官。黄帝分派他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渐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仓颉犯难了。
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这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了。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挺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叫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也统统叫仓颉管。仓颉又犯愁了，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怎么才能不出差错呢？
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头头是道。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就形成了文字。
仓颉造了字，黄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称赞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仓颉头脑就有点发热了，眼睛慢慢向上移，移到头顶心里去了，什么人也看不起，造的字也马虎起来。
这话传到黄帝耳朵里，黄帝很恼火。他眼里容不得一个臣子变坏。怎么叫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黄帝召来了身边最年长的老人商量。这老人长长的胡子上打了一百二十多个结，表示他已是一百二十多岁的人了。老人沉吟了一会，独自去找仓颉了。
仓颉正在教各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后，和别人一样认真地听着。仓颉讲完，别人都散去了，唯独这老人不走，还坐在老地方。仓颉有点好奇，上前问他为什么不走。
老人说：“仓颉啊，你造的字已经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至今还糊涂着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仓颉看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这样尊重他，很高兴，催他快说。
老人说：“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有四条腿吧？，而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仓颉一听，心里有点慌了：自己原先造“鱼”字时，是写成“牛”样的，造“牛”字时，是写成“鱼”样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颠倒了。
老人接着又说：“你造的‘重’字，是说有千里之远，应该念出远门的‘出’字，而你却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过来，两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该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远门的‘出’字。这几个字真叫我难以琢磨，只好来请教你了。”
这时仓颉羞得无地自容，深知自己因为骄傲而铸成了大错。这些字已经教给了各个部落，传遍了天下，改都改不了。他连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
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诚恳地说：“仓颉啊，你创造了字，使我们老一代的经验能记录下来，传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住你的，但你可不能骄傲自大啊！”
从此以后，仓颉每造一个字，总要将字义反复推敲，还拿去征求人们的意见，一点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说好时，才定下来，然后逐渐传到每个部落去。
仓颉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
程 邈
程邈，秦代书术家。字元岑，下杜人；一作下邳人。他首先将篆书改革为隶书。蔡邕称其“删古立隶文”。
程邈当时是秦朝的一个小官，曾当过县狱吏，负责文书一类的差事。因他性情耿直，得罪了秦始皇，被关进了云阳狱中。他在狱中度日如年，无事可做，白白浪费时光觉得实在可惜，心想，何不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求赦免罪过？
可是，在狱中能干什么事业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程邈。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其时政务多端，文书日繁，用小篆写公文固然比以前方便许多，但小篆不便于速写，还是费时费事，影响工作速度和效率。
程邈以前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公务，若能创造出一种容易辨认又书写快速的新书体，不是更好吗？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程邈便绞尽脑汁地琢磨，于是乎，他在监狱中一心钻研字体结构，做起文字学问来。
程邈把流传在民间的各种书体搜集在一起，潜心研究，一个一个加以改进，把大小篆的圆转改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经过加工整理，十年后，终于创造出书写便利、又易于辨认的三千个隶字来。他把这一成果呈献给秦始皇。秦始皇在年轻时，工作便非常认真，是一个非常讲究工作效率的人，统一天下后，要推动的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改革又那么多，他更是日夜不停、废寝忘食的工作着。秦始皇每次批示的文书，是以石（一百二十斤）为单位，不批完一石，便不休息。当时纸尚未发明，公文都刻于竹简上，一百二十斤的竹简码起来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而且自我要求，不批示完，即使已到深夜也不能休息，可见秦始皇的确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秦始皇看了程邈整理的文字，非常高兴，不仅免了程邈的罪，还让他出来做官，提升为御史。由于程邈的官职很小，属于“隶”，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文字叫隶书。同时，“隶人”也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也被叫做“佐书”。这种隶书的特点是扁阔取势，结构简单，笔画平直，有了波折，与小篆相比，书写方便，易于辨认。后来为了和汉朝的隶书区别开来，就称之为秦隶。
秦隶的出现，是我国文字史乃至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我国文字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字体结构也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但秦朝初创的隶书，结体和用笔都带有篆书的意味，长扁不一，波折也不明显，可以说只是篆书的潦草写法。到了东汉，隶书才有了大的变化，结构向扁平发展，笔画出现了雄健的波折，更趋于工整精巧，从而形成了汉朝隶书的独特字体。汉隶结体用笔富于变化的特点，又影响和促进了楷书和其他书体的形成及风格的多样。直到如今，隶书仍然是一种常用的字体，并作为一种书法艺术而存在。
程邈那种历经坎坷而矢志不移、精勤奋进、自强不息、好学不已的精神更值得肯定和赞赏。人生在世，谁无挫折？有的人遭受挫折而萎靡不振、自暴自弃，有的人却在逆境中“愿保金石志，无令有夺移”，把苦难和挫折当作一块垫脚石，结果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了超越自然的奇迹。正如一切幸运并非没有烦恼一样，一切厄运也决非没有希望；人在顺利时不能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不要一蹶不振，这便是程邈献字赎罪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扬 雄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西汉学者、辞赋家、语言学家。
扬雄在小的时候勤奋好学，博览多识，特别喜好辞赋。可是他口吃，说话不清楚，不善于与人交谈，但他对什么事都爱深思，小小年龄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由于家里贫穷，从不贪图荣华富贵的生活。
在他40岁以后，便开始周游京师。当时大司马王音把他召为门下，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其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后召为大夫。《三字经》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在辞赋方面，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
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实，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沈 约
沈约（441～513），字体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以诗、文、史学著称于世，历史上习惯地把他看作梁朝人。
沈约祖父沈林子，仕宋官至谘议参军、建威将军、河东太守，卒于永初三年（422），追赠征虏将军。父沈璞，仕宋累官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皇室内部斗争中被武陵王刘骏（即宋孝武帝）所杀，时年三十八。自此，沈约家世一度中衰。
少年时代的沈约是在“流寓孤贫”中度过的。他曾乞求于宗族乡党的帮助，得米数百斛，因不能忍受同族之人的侮辱，乃“覆米而去”。沈约在孤贫之中却能“笃志好学，昼夜不倦”。他的读书方法是“昼之所读，夜则诵之”。他母亲担心他用功过度，有伤身体，常以减少灯油、息灭炭火的办法来限制他的夜间读书。沈约后来自述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他深知父亲死于皇室纷争之中，自己一时难得仕进，但并不因此而荒废学业。经过刻苦读书，他“博通群籍”，又写得一手好文章。
沈约入齐以后，仕途畅达。齐初，为文惠太子属官，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不断升迁，至齐武帝时官至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这期间，沈约曾有机会校阅皇家所藏四部图书，这对他的撰述晋史大有裨益。自宋明帝泰始初年始撰晋史，至武帝永明五年（487），已历二十一二年了，撰成《晋书》120卷，自谓“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并在永明初年丢失了第五卷。从齐高帝建元四年（482）起，就被敕撰国史，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又奉命撰次起居注，实已不能专心于晋史的撰述。
沈约有浓厚的门阀意识。永明八年（490），他因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璋之一事，上书奏弹王源，认为：王源虽然“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他建议以此事而免去王源所居之官，“禁锢终身”，即永远禁止其参与政治活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士庶与门第之别，是政治和婚姻中的大事，这是门阀时代的社会特点。沈约的思想，突出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特点。
齐明帝时，沈约任国子祭酒。齐末，为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他跟萧衍过往甚密，被引荐为骠骑司马，所任将军如故，做了萧衍的属官。
齐、梁更迭之际，沈约是萧衍谋取帝位的主要策划人物之一。他甚至引用谶语“行中水，作天子”，以证萧衍（按“衍”字即是“行”中有“水”）上应“天心”、下符“人情”，当作天子。萧衍称帝（即梁武帝）后，沈约始终受到重视，不断升迁。天监九年（510），他做到左光禄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后又赠特进，地位显赫。
在这期间，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一次“神灭”和“神不灭”的激烈的论争。沈约是“神不灭”论的积极维护者。
南朝时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现了反佛的斗士。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是一位无神论者，“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确信“天下决无佛鬼”。萧齐时，竟陵王萧子良“精信释教”，而他的属官、无神论思想者范缜则“盛称无佛”。萧子良质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还进一步批评佛教的“因果”论，阐述他的“无佛”思想，以问答的形式，写出著名的《神灭论》，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此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范缜还表示绝不“卖论取官”。
梁武帝天监六年（507），范缜的《神灭论》公诸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梁武帝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他动员王公朝贵六十余人著文围攻范缜，范缜在理论上终不后退，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坚定性。
在这次激烈的思想辩难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文。沈约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论，良用骇惕。”（《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他在《神不灭论》中辩解说：“生既可夭，则寿可无夭，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形、神之别，斯既然矣。然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较，岂无其人。自凡及圣，含灵义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圣。圣既长存，在凡独灭。”沈约用寿、夭来说明形神之别是一种诡辩；宣扬“养形可至不朽”，更是荒谬之论。但他说的“神不灭论”却又带着浓厚的世俗等级色彩，即“圣人”之“神”可以“长存”，而“凡人”之“神”还是要堙灭的。这显然是为了用“神不灭论”来“证明”现实等级社会的“合理”。宗教观念和等级观念在这里是结合在一起了。沈约所撰的《内典序》、《佛记序》等文，也都是在反复宣扬这些观点。这种观点在《宋书》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灵验的故事出现的，有的是以“天命”所归的说教出现的。
另外，沈约所撰《宋书》，是在继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补充而成的。
前人著述所得，主要包括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和徐爰的述作。早在宋文帝时，科学家何承天以著作郎身份撰写国史，写出了一部分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后来，有山谦之、苏宝生相继撰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续作宋史，撰成65卷，上起东晋之末，下迄大明年间，奠定了《宋书》纪、传的基础。沈约对《宋书》纪、传的整理、补充，一是确定了“立传之方”，对晋宋之际的人物入传有所取舍；二是补叙了宋前废帝永光以后十余年史事。《宋书》本纪十卷，记武帝、少帝、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后废帝、顺帝八朝共五十九年史事。它的上限，从东晋隆安三年（399）写起，下限写到萧齐建元元年（479）顺帝之死，时间跨度首尾达到八十年。《武帝纪》占了三卷，是本纪中记载最详尽的。它称赞宋武帝“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认为这是他“光有天下，克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它又从东晋的“君道虽存，主威久谢”的政治局面，分析了宋武帝成功的必然之势。《文帝纪》称赞宋文帝统治时期“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这些评论，说明了作者能够从政治得失的一些重要方面来看待刘宋的统治。《宋书》的传共六十卷，其中杂传四十九卷，类传有《后妃传》、《孝义传》、《良吏传》、《隐逸传》、《恩倖传》，此外还有《索虏传》、《鲜卑吐谷浑传》、《夷蛮传》、《氐胡传》、《二凶传》以及作者《自序》。《宋书》的传开创了家传的形式，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以往的“正史”，于列传中一般很少附记传主的后人和亲属。《宋书》一改此例，首开以子孙之传附于父祖之传的风气。如卷42《刘穆子传》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祐”等人的传记；卷77《沈庆之传》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兄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子从弟法系”等人的传记。这种家传的传记形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崇尚家族之史和谱系之学在历史编撰上的反映。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说明他的家族地位的显赫。
沈约为《宋书》确定“立传之方”，这是主要的一点。《宋书》的类传首创《孝义传》，标榜“孝行”、“孝廉”。《孝义传》的序和后论说：“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这里表面是讲忠、孝，但《宋书·孝义传》本身却是撇开了“忠”而大讲“孝义”。这一方面反映出来在门阀地主统治时代，门阀家族的利益往往是摆在皇室利益之上；另一方面，魏晋以来，“禅代”频繁，统治者讳言其“忠”而提倡“以孝治天下”，《孝义传》正是继承了这种遗风。即使如此，沈约站在门阀地主的立场上，对于忠义之风的衰败也发出了感叹，《孝义传》后论末了说，“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立孝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可以说，这是沈约不自觉地揭露了门阀地主提倡忠孝的虚伪。《宋书》作者蔑视北魏皇朝，为它立《索虏传》，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民族观和正统观及作者的时代局限。但《索虏传》记载了北魏史事以及南北间的战争、通好、互市，大致写出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其后论，还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反映了作者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以上这几点，是《宋书》列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宋书》的志比起《宋书》的传，在史学上的价值要突出一些，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继司马彪《续汉书》志之后的重要撰述。《宋书》志包含律历三卷、礼五卷、乐四卷、天文四卷、符瑞三卷、五行五卷、州郡四卷、百官二卷，共八篇三十卷。志之首有《志序》一篇，略述志的由来和演变，交代《宋书》志之所本及补撰的情况，反映了6世纪初中国史家对于制度史撰述的重要性已逐步发展到具有一定的总结性的理论认识。《志序》最后写道：“宋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书》志跟司马彪《续汉书》志以至《史记》八书、《汉书》十志的联系，反映了作者贯穿古今的自觉要求和撰述思想。其《律历志》、《礼志》、《天文志》、《五行志》、《州郡志》，都叙自曹魏；《乐志》从秦汉讲起；《符瑞志》为其首创，上溯于上古；《百官志》通叙秦汉魏晋至刘宋官制沿革流变。这样，它基本上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和当时诸家晋史尚无定本的不足，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和好评。
宋人叶适评论说：“迁、固为书志，论述前代旧章以经纬当世，而汉事自多阙略。蔡邕、胡广始有纂辑，陈寿、蔚宗废不复著。至沈约比次汉魏以来，最为详悉，唐人取之以补《晋记》，然后历代故实可得而推。”近人余嘉锡称赞《宋书》志的撰述方法是“史家之良规”。
具体说来，《宋书》志包含不少具有科学史价值、社会史价值的记载。它的《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以及祖冲之同戴法兴的长篇论难，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的宝贵文献。《乐志》以“乐随世改”的撰述思想，叙述了歌舞乐器的起源和演变，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一些乐章、歌词、舞曲，有独创的风格，为前史乐志所不及。《州郡志》更是一篇力作，其烦难程度如《志序》所说：“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兗，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它记载了汉魏以来区域建置的变动，写出了东晋以后北方人口南迁的趋势和侨置郡县设置的具体情况，是反映晋宋之际人口迁移、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地理文献。其他各志，大多也写得丰满而有序。《宋书》志在文字份量上占了将近全书一半，在各“正史”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宋书》在历史思想上的突出特点，是在许多地方宣扬天命、佛教、谶语。《符瑞志》申言：“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王玄谟传》记载：诵观音经千遍，即可免灾，证明佛教的灵验。前文所引“行中水，作天子”的谶语，以证萧衍即将为帝的说法，等等，反映了沈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基本倾向。天命、佛教、谶语的结合，是他的唯心史观的主要特征。
沈约同时代人中，还有不少史家：江淹、吴均、刘昭、裴子野、萧子显等，都各有撰述。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沈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宋略》已佚，北宋司马光主持撰写《资治通鉴》，采用了它的十余首史论。萧子显因所撰《南齐书》传世，得与沈约齐名，同为南朝萧梁时有影响的史家。
沈约一生著述很多，除《宋书》100卷外，还有《晋书》120卷、《齐纪》20卷、《高祖纪》14卷、《迩言》10卷、《谥例》10卷、《宋文章志》30卷、文集100卷。他还撰有《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而梁武帝却“雅不好焉”。他问旁人：“何谓四声？”被问的人回答说：“‘天子圣旨’是也。”梁武帝仍不以为然。沈约所著书，只有《宋书》流传至今。
颜师古
颜师古（581～645），字籀，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儒家学者、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
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父亲为颜思鲁。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
隋文帝仁寿年间，由尚书左丞李纲举荐，任安养县（今湖北襄樊）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其年少，问他：“安养剧县，子何以治之？”颜师古回答：“割鸡焉用牛刀。”杨素惊其夸口。后来果然以政绩突出闻名。后因坐事免职居长安，十年不得官，家贫，以教授为业。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入关，颜师古从父至同州朝邑长春宫谒见，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职。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王朝，拜颜师古为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掌机密，专典皇帝诏敕。军国政务等重大诏令皆出于颜师古之手，其文才当时未有敢于与其相比者。颜师古勤于政事，又擅长文辞，其所拟制诰册奏之工整美好，名冠当时。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颜师古被擢为中书侍郎，封琅琊县男。后因坐事两次被贬。颜师古聪敏好学，精于训诂。
太宗当朝，为了适应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为了国子监经学教育之亟需，重视对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因古籍久远，且辗转传抄，文多讹误，贞观四年（630），着手进行五经版本的统一和整理，“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旧唐书·儒学传》序），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五经文字从来未曾校定过，师法、家法各异，今文、古文不同。东汉末的蔡邕曾“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奏请“正定六经文字”，但在乱世中除留下熹平残碑外，不可能做到“正定文字”。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更使经学呈各种变异形态。官学体制繁杂，时开时停，各有师承，因袭旧说，在流传过程中以讹传讹，形成了各有所本、各有所师的复杂情况。当时，颜师古正坐事免官，闲居在家之际，奉唐太宗之命，潜心于五经的考定。师古利用“秘书省”珍藏的大量经籍图书，以晋、南朝宋以来古今本为依据，悉心加以校正。这实际上是对汉魏两晋南北朝及隋朝以来，五经版本与文字的一次大清理。历时两年多，选校了《周易》、《尚书》（今文、伪古文混合本）、《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种为“五经定本”，并呈献给唐太宗。
太宗看后非常满意，给予了重视，特地请诸儒评议，当时诸儒因受传习的束缚，争相非议。颜师古乃广引晋、宋以来典籍，一一加以解答，援据详明，皆出于诸儒意外，自此莫不叹服。唐太宗知道以后，“称善者久之”。
贞观七年（633），“颁其所定书（指《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者习焉”（《贞观政要》卷七）。稍后孔颖达等奉敕编撰《五经正义》，也是以“五经定本”作为其底本的。这样，颜校的“五经定本”以封建王朝法定的经典形式，颁行全国，作为中央官学至地方州县各级学校的标准教科书，成为朝廷取士的圭臬，直至宋代数百年间，士人谨守，无有异议。这是空前的盛举，对于学习者来说，克服了求经无所适从的苦恼。
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颜师古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定古书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说明其本源。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颜师古奉诏与博士撰写成《五礼》，进爵为子。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注《汉书》。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书成，进秘书监，以文学入选崇贤、弘文两馆学士。《汉书注》是颜师古晚年力作，在审定音读、诠释字义方面用功最多，成绩最大，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当时即有“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之称誉。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颜师古随从太宗征辽东，途中病故，终年65岁，谥曰“戴”。颜师古一生著述很多，与人合撰的有《五经正义》百余篇、《隋书》八十五卷、《大唐礼仪》一百卷、《令》三十一卷。自撰的《急就章注》一卷、《汉书注》一百二十卷、《匡谬正俗》八卷、《颜师古集》六十卷。此外还有《安兴贵家传》和《玲图》等。现存于世者仅有《匡谬正俗》和《汉书注》等。在颜师古的著述中，《匡谬正俗》、《急就章注》和《颜氏字样》，承祖先之余绪，启三唐之门户，作为唐代正字学的先驱者而永垂史册。《匡谬正俗》、《急就章注》，皆为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专著，训释与考据都颇为精当；《汉书注》为历史学名著。
颜师古并不看重官场的利益，对自己的潮起潮落也没有任何怨言，他没有为此而灰心，一心放在文学上面，使得自己的一生绽放光彩，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著作。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汉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他著述的一生，也是动乱的一生。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五月，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临即帝位，改元顺治，命豫亲王多择率大军征服江南。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立福王由崧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年号弘光。
京师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为避战乱，顾炎武率家人东躲西藏，到年底，迁往高旧居80余里的语濂经暂住。经昆山县令杨永言（字岑立，云南昆明人）举荐，行朝诏用炎武为兵部司务。
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用尽心思，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画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
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群英四起，斗志昂扬；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炎武悲愤欲绝，将母亲的遗命谨记心田。
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幸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召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一时难以赴任，只能在梦中就职，但他仍然积极投身抗清复明的斗争。
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于，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炎武也是参预了的。
顺治四年夏，事情败露，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炎武还往寻咸正，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次归来，都要到洞庭把消息告诉振飞之子泽溥，海上机会比较大，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田地荒芜，赋徭猖集，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乔装打扮，改作商贾，离开昆山出走。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
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当张名振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之际，炎武为之欢欣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吴炎、潘柽章、王锡阐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是“故国遗民”“优游文酒”，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万寿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
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支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炎武耿介不阿的性格于此可见。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炎武之家，把值钱的东西尽皆掠去。这之前的几年当中，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炎武45岁。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顾炎武不仅是一位爱国的英雄，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到了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古韵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
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顾炎武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戴 震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字东原，安徽休宁人。进士出身，曾任纂修、翰林院庶吉士之职。
他曾提出“光照说”，认为心之认识如同火光照物，光小照得近，光大照得远，这实质上是一种朴素直观的反映论。在伦理思想方面，认为人“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他主张要区别欲与私的界限，认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要“理存乎欲”，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满足，而不能只“存理灭欲”。他还提出“以情洁情”的主张，反对道学家的伪善，“以理杀人”。
戴震幼从塾学，遍览诸经及小学之书。自十七岁时即有志闻道，已尔精通《十三经注疏》，“谓当先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以通六经之语言。考诸篆书，由《说文》以观古圣人制作本始。更念《尔雅》为承学津筏，又殚心其书，旁推交勘，尽得古画古义古音声。有一字不准六书，一解不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自言曰：“余于疏不尽记，经、注则无不能背诵也。”
至二十岁，在郡城紫阳书院从师徽派朴学的创始人江永，与程瑶田、金榜、郑牧、汪肇龙、方矩等同学于歙县西溪不疏园，学问益进。其后至京师，与王鸣盛、钱大昕、朱筠、纪昀、卢文绍、王昶、惠栋等知名学者交往，共同研讨学问。此外常与洪朴、洪榜兄弟等相与交游。戴震的周围聚积了诸多良师益友，他们之间学术方面的切磋探讨对其学识建树大有俾益，并使他得以与当时考据学的主流相往还。
戴震生平无嗜好，惟喜读书，博闻强记，于小学、经学、哲学、天文、数学、机械、历史、地理都有研究。
戴震治学志存闻道，领域广博，有着强烈的经世色彩，从考据出发而又不囿于考据，在考据的基础上阐发义理，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戴震在小学研究方面始终贯穿着一种既注重汉学师承又锐意创新的精神，以“精专”为最高的学术追求，“贵精专不贵博，与其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而为真”，开乾嘉朴学精专学术风尚，发明六书“四体二用”说，提出声转说，作“转语”以补“尔雅”、“方言”、“释名”之缺，阐释“训诂声音，相为表里”的训诂原理和“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证之”的音义互证方法，主张以字考经，以经考义，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训诂与校勘密切联系。
戴震治学反对孤证，重证据而不轻信，以书证书，纵横考索，卓然称考据大师。在哲学上，肯定世界是“气”之变化过程，而“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即为“道”、“理”。“气”是“阴阳五行”，也即“道”之实体。又以为《易·系辞》所谓“形而上”之“道”，即“未成形质”以前之“气”；“形而下”之器，即“已成形质”以后之物，反对理学家“理在事先”等说。
又提倡从具体考察事物中认识事物规律，即“理”，“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以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其“理存于欲”之命题，一反理学家“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教，以为“后儒以理杀人”，与“酷吏以法杀人”无本质区别。
在天文学方面，戴震借用西洋新法评述各家学术、考订流变，或与古人辩难，立论自较清楚，亦有所创见。
在数学方面，戴震对古典算书作了认真的整理和校勘工作，先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周髀》、《九章》、《海岛》、《五曹》等九部算经，以及收集到的影宋版张《丘建算经》、《数术记遗》，校勘后一并收入《四库全书》，使许多古算经失而复得，为中国古代数学的存亡续绝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其影响下，《测圆海镜》、《四元玉鉴》、《杨辉算法》等数学名著又陆续被发现整理，自此掀起了乾嘉时期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高潮。
在机械考工方面，所著《考工记图》记述了对古代百工之事的科技名著的最杰出研究，并绘图详加注释，时人称为奇书。戴震又是一位精博于地舆之学的著名学者，主修《汾州府志》被时人尊为“修志楷模”，精校《水经注》更是有口皆碑。
此外，戴震对生物学和医学也有涉猎，所著《雅经》记述动植物四百多种，成为一部辞典式的生物学专著。据《扬州画舫录》载，戴震撰有《金匮要略注》，洪榜《行状》言尚著有《气穴记》、《藏府象经论》。这些著作皆散佚。
可见，戴震不仅孜孜以求于《疏证》此类正人心的哲学著作，同时广泛地刻意钻研科技并进行比较专精的探索，本着“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的原则，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训诂考据的方法论作为其治经闻道之本，从而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徽派朴学始于江永而成于戴震，戴震是皖学的集大成者，他创造性地构建阐发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并融会贯通于声韵训诂、名物制度、经籍考证、天算地理研究等诸多方面都成就斐然卓越。其主要著述有《声韵考》、《六书》、《声类表》、《方言疏证》，测算方面有《原象》、《迎日推策记》、《勾股割圜记》、《历问》、《古历考》、《续天文略》、《策算》、《诗经二南补注》、《毛郑诗考正》、《尚书义考》、《仪经考正》、《春秋即位改元考》、《大学补注》、《尔雅文字考》、《经考》、《水经注》、《九章补图》、《屈原赋注》、《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中庸补注》、《考工记图》、《水地记》、《绪言》、《直隶河渠书》、《气穴记》、《藏府算经论》、《葬法赘言》、《文集》，共计50余种。
戴震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代宗师，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其学生的王念孙、王引之、
段玉裁
，都是这一学风的传人，其思想深度和学术水平无疑是中国十八世纪的高峰标志。孔广森
孔广森（1753～1787）清朝学者。字众仲，一字撝约，号顨轩，堂名仪郑，以希追踪郑玄。山东曲阜人。孔子七十代孙。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
孔广森出身望族，他的祖父孔传铎，是孔子的第六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父亲孔继汾，官至户部主事。
孔广森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喜爱读书，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乡试中第，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官拜翰林院检计。
孔广森不仅博学多闻，入了官，还是孔子的后裔。这令许多人仰慕不已，一时受到大家的喜爱，都愿与他交往，但他生性淡泊名利，专注于著书立说，不喜欢与各方达官显贵应酬往来，遂以养病为由告回故乡，筑“仪郑堂”，闭门谢客，终日以读书著作为业。
孔广森一生博涉群经，曾问学于著名经学家戴震、姚鼐，创作了经学《春秋》和《大戴礼记》。《春秋》，为孔子所作之鲁国编年史，儒家六经之一。后来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相继为之作传，史称“三传”。三传之后，历代经学家均有为之训解者。
孔广森通览诸家，认为“《左氏》旧学，湮于征南，《谷梁》本义汨于武子。王祖游谓何休志通《公羊》，往往为《公羊》久病，其余炎助、赵匡之徒，又横生义例，无当于经，惟赵方最为近正。”于是，旁通诸家训说，兼采《左传》、《谷梁传》，择善而从，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是书以发明《公羊传》义例为主，对《公羊传》“公羊三世”、“三科九旨”等微言大义提出了不同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见解。例如，何氏把《春秋》十二公分为三世：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之世”，文、宣、成、襄为“所闻之世”，昭、定、哀为“所见之世”。
孔广森认为，《春秋》鲁襄公二十三年“云邾、畀我来奔”与鲁昭公二十七年云“邾、快来奔”，其文相同，宜划归同一世，故将孔子生后，即襄公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以断为“所见之世”。再如，何氏以亲周故宋，以《春秋》当亲王为“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为“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为“三科九旨”。
孔广森则认为《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埋人情，此为“三科”，所谓天道，一指“时”，二指“月”，三指“日”；所谓“王法”，一指“讥”，二指“贬”，三指“绝”；所谓“人情”，一指“尊”，二指“亲”，三指“贤”，此九者为“九旨”。此外，对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中的错失也做了许多裨损，以成一家之言。《清史列传》称其“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能融会贯通，使是非之旨不谬于圣人”。
孔广森在经学上的成就，除著有《春秋公羊通义》外，还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礼学·厄言》六卷，《经学·厄言》六卷，《诗声类》十三卷。著名经学家姚鼐称“其将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虽康成犹不足以限之”。
孔广森除了在经学上的成就外，还精通于数学和文学。在数学上，他传戴震的“测算之学”，对古代数学中解“方田”及“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勾股”、“赢不足”等都颇为精通，著有《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该书是专门研究商次方程的解法和应用的专著，对整理和发展中国传统数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孔广森在文学上的成就是擅长写骈体文，《仪郑堂骈丽文》三卷著有其文对偶工整，词藻华丽，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与袁格、孙星衍、洪亮吉、刘星炜、曾昱、邵齐焘、关锡麟一起被称为清代骈文八大家。
钱大昕
钱大昕（1728～1804）清代史学家﹑汉学家，学者，诗文家。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钱大昕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弘历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又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十二子书。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又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及《天球图》诸书。后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居丧归里，引疾不仕。
嘉庆初，仁宗亲政，廷臣致书劝出，皆婉言报谢。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
钱大昕在晚年时，自称潜研老人。其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虽主张从训诂以求义理，但不专治一经，亦不墨守汉儒家法。同时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著作。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
钱大昕对宋、辽、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为专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著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
钱大昕不仅研究史学，还涉猎其他文学，多有成效。《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为其研治天文历算学的代表作，深为同时学者推重。“古无轻脣音”“古无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韵学上的卓见。精心所荟，则有《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之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赞钱氏为“一代儒宗”。
钱大昕并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据学者，他往往以考史论学的形式，隐寓对清廷弊政的不满。所著《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所反映。乾嘉时期，首重经学，力倡治史，既博且精，对转变一时学术趋向影响甚大。一生著述甚富，后世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
钱大昕长期研究元史，精通蒙语。史载清廷得元代蒙古碑文，无人可知，于是由国师章嘉多必吉译之。后抄录成册之时，钱大昕独能指出其谬误所在。博学强记，冠绝一时。
他的书法源于金石之学，善写汉隶，用笔古茂，奇趣纵生；楷行苍逸朴健，具有宋元的书法风致，脱胎于学问之厚养。
钱大昕可谓是博学多识的人，精于多方面的文学，还是伟大的书法家，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段玉裁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市人。生于雍正十三年，卒于嘉庆二十年。中国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乡试，入都会试，屡不中。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后又为四川富顺、南溪和巫山知县。
段玉裁在京时，得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55岁时，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乾嘉时代汉学昌盛，段、王两家在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贡献极大。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多有成绩。其中《六书音均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段玉裁用了30余年时间完成了《说文解字注》，其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比勘二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第二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其三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第四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第五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其后钮树玉作《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作《说文段注匡谬》，王绍兰作《说文解字段注订补》，徐灏作《说文段注笺》，虽各有发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谬为谬者，转增烦扰。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其在《经韵楼集·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有论：“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
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他说：“转不若多存其未校订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
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其分析为：“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按当指立说），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末易定也……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这些议论，给校勘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
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頲、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
段玉裁一生的主要著作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经韵楼集》、《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录》、《戴东原年谱》等。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在文字音韵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郝懿行
郝懿行（公元1757年～1825年）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卒于宣宗道光五年，年六十九岁。
郝懿行从小刻苦好学，早有文名，十九岁入县学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受到提学使赵鹿泉的赞赏。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郝懿行以优秀的成绩，被推荐保送入国子监学习。这时的清朝统治者，一面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统治，一面又提倡整理考订古典文献，转移人们反清斗争的目标。
在当时的文化界，读书治学大都脱离现实，而埋头于古书古学，并逐渐形成对经书古义的考据学风，这种学风到乾隆、嘉庆时期最为兴盛，历史上称为“乾嘉学派”。
在考据风气的影响下，郝懿行也偏爱训诂，喜欢阅读《三仓》《尔雅》等文字训诂方面的书籍。郝懿行后来能成为为时人所推崇的经学家，客观环境对他有很大的影响。郝懿行无意功名利禄。乾隆五十三年开“恩科”，他参加了山东的“乡试”，考取了举人，却没有再继续考进士。
十年以后，他才又参加了一次进士考试，没有想到竟考中了。中了进士，按说就可以做官了。可是在当时官僚队伍已非常臃肿的情况下，考试合格后的郝懿行却无缺可补，只好做了个在户部挂名的“额外主事”。郝懿行一生的信条是“自守廉介”，避开腐败的官场，这也正好符合他的夙愿。
郝懿行为人谦逊和蔼，但却不愿多与人交往。他所遵循的又一个信条是“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所以他平时总是显得沉默寡言，若遇亲戚故旧来访，他陪伴座饮，有时半天竟无一句话，当然也有例外，如果谈论起经学来，他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个没完。
郝懿行“性嗜学”，最喜欢读书。郝家原是个文人世家，藏有万卷古书。郝懿行做官后所得俸钱，也全用来买书。他一生履行这样四句话：在家，以读书为孝爱；做官，以读书为忠勤，修身，以读书为卓德；立名，以读书为奇勋。所以，平时总是手不释卷，即便出门，也不忘记带书。有一次外出，路上光顾读书，竟忘记了看路，头一下子碰到了树干上。他不仅酷爱读书，更勤于著述。每天读书写作总是到半夜，几十年如一日。
郝懿行和妻子王照囱时常“以诗答问”，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竟成《诗问》七卷。王照囱也很有文才，涉猎经史，自著有《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正》、《晒书堂闺中文存》等书。当时文坛上把郝懿行夫妇和江苏高邮有名的经学世家
王念孙
、王引之父子相提并论，有“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的说法。郝懿行学问渊博，治学严谨，造诣最深的是经学。他的代表作《尔雅义疏》《尔雅》是我国古代解释语辞和名物术语的一部训诂专书，成书于汉代，唐代列为经典之一。由于它的说解过于简略，很难让人掌握每个词的具体意义，从东汉至清代，有不少注疏家为它作注。在郝懿行稍前，就有著名经学家邵晋涵撰《尔雅正义》。但是郝懿行认为，邵晋涵的《尔雅正义》，虽然搜集资料较广，可是在音韵、训诂方面还有许多地方讲不通，也没有多少新的创见。因此，他立志对《尔雅》作进一步的疏解，不仅能明其然，更要明其所以然。
郝懿行本人“精训诂”，长于音韵，他曾在乡下居住过多年，早就留心草木虫鱼等各种动植物，作过详细的考察研究。每当他遇有疑难问题，总是细心地询问当地老农和知情的人，回家后再翻检书籍，一一对照。他把这些多年的调查研究用于《尔雅》的注疏。同时，他还经常和妻子以及好友进行商讨，注疏中的许多见解就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尔雅》注疏草稿写成以后，曾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直到晚年才最后修订定稿，这就使《尔雅义疏》超过了以往各家注疏。书成以后，王念孙特意校点了全书，并把书交给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校勘学家阮元刊刻行世。
此外，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也是为时人所推重的一部书。《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秦汉两代陆续有所增删；内容主要是记述各地的山川、道里、部族，物产、祭祀以及原始风俗等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和史地文献资料，自东汉以来有不少注家为这部书作注。郝懿行在前人的基础上，广征博引，正名辨物，刊正疏谬，进一步从音韵训诂方面作了不少补正，他的补正超过了当代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和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等书，被称为“实事求是之学”。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年已六十六岁的郝懿行奉旨补缺，任户部江南司主事，三年以后就病故了。
郝懿行一生的著作很多，有《尔雅义疏》《春秋说略》、《易说》《书说》、《诗说》《郑氏礼记笺》、《诗经拾遗》、《汲冢周书辑要》《竹书纪年校正》《苟子补注》、《山海经笺蔬》《宋琐语》《晋宋书故》《宝训》以及《蜂衙小纪》、晒书堂《笔录》《笔记》、《诗文集》等，已刊和未刊者合起来约有六十多种。
他在整理我国古典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的著作“精博邃密，足资考证”，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财富。他把毕生精力贡献于祖国文化事业，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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