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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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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争鸣（上）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揭秘历史真相

曾国藩之子让俄国立国后第一次归还侵占领土

晚清七十多年的历史给人的记忆几乎都是灰色沉闷的，这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乏善可陈，鲜有亮点，太多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带给国人的伤痛难以回首。但也正是在这种如铅色的沉重之中，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使那时的中国出现过一抹亮色，赢得了一些尊严。也就是这位外交家从心底呐喊出：中国睡狮已醒。

这位外交家就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国藩被推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出身名门的曾纪泽可谓深得其父的真传。他牢记父亲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并在此基础上向着人生的最高目标“治国平天下”奋进。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曾国藩长子，中国清末外交官。他通经史，工诗文，精算术，又受洋务思潮影响，30岁起刻苦学习英文，潜心研究外交和国际政治，以“学贯中西”见称于时。1878年8月，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在中西对峙的国难当头之际，通过自身敏锐的观察和收复伊犁的谈判，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同时，他也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最早发出了“中国睡狮已醒”的惊世骇俗之论。

慈禧十分重视曾纪泽

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时，慈禧太后非常重视，在曾纪泽出使之前，于光绪三年和四年（1877、1878），两次召见了他，亲自询问了他的行程以及外国的外交体制等一些具体的问题。在史海中留下了慈禧太后与曾纪泽的对答：“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是。”“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名声，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曾纪泽在与慈禧的对话中不但为其父曾国藩赢得了最高执政者正当公允的评价，同时也恰当地表达了曾氏家教对自己的影响。慈禧还询问了曾纪泽对洋务的看法和外语水平。“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臣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于末了儿办过天津教堂一案。臣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不能全知。”“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臣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臣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臣还不能全懂。”“只知道英国的？”“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

在第二次的召见中，曾纪泽又强调了当时英语为国际商务用语，而法语为欧洲外交官方语言。曾纪泽在回答慈禧的问题时，还强调了翻译一职和办洋务的区别，提出朝廷在挑选洋务官员时不必把外语水平作为一条标准。“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

从曾纪泽和慈禧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求真务实、敢讲真话的曾纪泽。

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曾纪泽对英国人的傲慢之举予以严厉的反击，彰显了一个泱泱大国义正词严凛然不可欺的一面，赢得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和朝野的好评。

慈禧太后欣喜地赞叹道：“看不出，曾纪泽还真有些胆量！”

让沙皇把吞到腹中的领土再吐出来

同治十年（1871），沙俄趁清朝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收复新疆，沙俄拒不归还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为使臣赴俄谈判索回失地。昏庸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利诱威胁下，于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二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根据该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这座孤城，却丧失了大片土地，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要赔款500万卢布。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举国哗然。迫于压力，清廷不予承认和批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查办，令左宗棠做好战争准备，以防不测。沙俄恼羞成怒，派大军屯集边境，并调集军舰游弋远东。在此期间，由于沙俄国内出现了一些变故，俄方同意了清廷的重新谈判的要求。

光绪六年（1880）二月，清廷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修订崇厚先前所立的条约。曾纪泽知道自己要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义无反顾知难而进。曾纪泽决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曾纪泽认为伊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放弃伊犁等于放弃整个新疆。于是，他提出以金钱换土地的方法，即使多赔点钱也要收回土地——钱是可以再生的，土地失去则不能再回。这一外交策略在当时可谓卓有见识。

光绪六年六月，曾纪泽抵达彼得堡，开始长达半年的艰难谈判。与曾纪泽谈判的俄国代表是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这两人十分霸道蛮横强硬，坚持不改崇厚先前所立的条约。

他们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语气坚定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

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所订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我们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

曾纪泽毫不退缩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

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1200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

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

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国只好开战了。”

曾纪泽不卑不亢，针锋相对：“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

其时，俄国内有国事不宁，外有左宗棠有作战准备，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曾纪泽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以其非凡的毅力和坚韧，始终如一不为利诱，不折不挠，不屈淫威，“逐日争辩，细意推敲”，始终表现出“不肯苟且迁就之意”，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双方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寻的为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又归还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曾纪泽不辱使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英雄式的外交大臣。

光绪七年（1881）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双方重订《中俄伊犁条约》，此次签订的条约全称为《中俄改订条约》，用中、俄、法三国文字缮就定稿，中文约本有数页为曾纪泽亲手所书。

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沙俄归还其强占的中国伊犁地区，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伊犁等9城。但为安置“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河南北两岸的中国大片领土交由俄方管理。（二）规定“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籍者，均听其便”。（三）中国赔款900万卢布（约合509万两白银），用以“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补恤”俄商、俄民等。（四）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区贸易，照旧免税。（五）准俄国在肃州（指肃州所属的嘉峪关，在今甘肃嘉峪关市）和吐鲁番增设领事。《中俄改订条约》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条约是从沙俄已经到手的利益中挽回的，是虎腹取食，曾纪泽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签字之后，沙俄代表格尔斯握着曾纪泽的手说：“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并称他为“世界罕见的使才”。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钦差大臣、全权代表、中国驻俄公使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重新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正式对外发布。

此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椤当日向英国外交部电告此事时称：“奇迹！中国的曾纪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法国驻俄公使商西由衷赞叹：“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曾纪泽创造的都是一个奇迹！”法国籍军官日意格的评价则是：“我没有看错，曾纪泽确是我接触到的所有外交官当中最优秀的一个！”

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晚清学者俞樾用了十六个字评价了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伊犁谈判的成功，提高了清王朝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改中国近代以来“奴才外交”的懦弱形象。

中国先睡后醒论

法国对越南垂涎已久，光绪九年（1883），法军由海、陆两路挑起战争，威逼清廷就范，中法战争爆发。曾纪泽又与法国展开外交斗争，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他认为中国应取“刚严”之态，整军备战，以战求和。法国见曾纪泽不好对付，向清政府提出撤换曾纪泽为议和条件。迫于法方压力，清廷免除了曾纪泽驻法使节之职，由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将中国在越南的一切权益彻底放弃。曾纪泽闻讯，极为悲愤，斥责李鸿章“闻法不索军费，遂将全越让之”，完全是目光短浅之举。

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后仍为驻英、俄大臣。光绪十年（1884）三月，他几经周折与英国议定《洋烟税厘并征条约》，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的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曾纪泽在出使英俄期间，感到清王朝顺应世界潮流的变局已经到来，清王朝这头睡狮正在醒来，“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他用英文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于伦敦《亚洲季刊》上。文章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列强对中国的鄙视，指出外来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曾纪泽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满怀信心。

光绪十二年（1886），曾纪泽奉旨回国，虽先后在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兵部等部门任职，但并无实权，无所作为。他曾作诗自叹：“年来益觉名心淡，好梦时时在故乡。”在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晚期，曾纪泽的政治主张始终无法实现，这是他抱憾终身的痛楚。

光绪十六年（1890年2月23日），突患中风的曾纪泽卒于任，时年51岁。朝廷循例抚恤，加太子少保，谥惠敏。正当国家多难之秋，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一代外交巨子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曾纪泽的辞世是中国外交界的重大损失。

没有了曾纪泽的晚清王朝，在外交方面从此进入了“磕头时代”

揭秘：崇祯如何连番躲过魏忠贤安排的催情色诱？

在魏忠贤和客氏方面，却根本不想让信王朱由检当皇帝，甚至还另有图谋！为什么呢？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魏忠贤的耳目告诉他，信王的行为举止向来隐秘，说话不多而且滴水不漏。据《崇祯长编》卷一和其他史料（《三朝野记》卷四，崇祯朝纪事））说：“帝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据明代郑逵的《野史无文》卷三·烈皇帝遗事（上）说：信王朱由检在日常公开的活动中，“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由于信王朱由检一贯玩“韬晦”，在魏忠贤看来，信王心深似海，神秘难测，似乎不像熹宗那样可以轻易驾驭！

是否由信王继位，魏忠贤的态度是：既然吃不准，干脆就不要！

这是魏忠贤阻碍朱由检当皇帝的动机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魏忠贤对朝政有觊觎之心；有野心。这野心是什么？不外乎两点：一是取彼而代之；一是继续扶持傀儡，保持大权在握的现状。

关于第一点，取彼而代之。据谈迁《国榷》卷八十八·天启七年八月乙卯载：在熹宗病危时，魏忠贤曾召见手握宫廷禁卫大权的锦衣卫都督田尔耕，秘密商量发动宫廷政变的事。这事太可怕了，吓得田尔耕只能唯唯诺诺，而不敢明确表态。这期间，魏忠贤又同他的死党、兵部尚书崔呈秀商量此事，崔呈秀吓得不敢说话，再魏忠贤一再追问下，才说了一句话：“恐外有义兵。”大概因为崔呈秀的胆小怕事和消极态度，才使魏忠贤打消了政变夺权的念头。接下来，魏忠贤又会怎么样应对呢？

魏忠贤想，既然通过政变而夺权难以实行，那么，就采取第二种办法来继续掌控权力。这第二种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继续扶持傀儡，确保大权在握。魏忠贤知道，自己的问题成堆，在朝廷积怨甚多，如果不继续掌权，就是死路一条！既然发动政变不可行，那么，想办法维持现状就是惟一的出路了。怎样才能够继续掌权呢？一种方法是用狸猫换太子的办法“以假充真”。就是对外谎称张皇后已怀孕，然后把魏忠贤侄儿魏良卿的儿子抱进宫来，充当皇子，继承皇位。魏忠贤采取的办法就是：首先，说服皇后假称怀孕，然后把魏良卿的儿子过继给张皇后为子，再把这个儿子立为皇帝；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让张皇后站出来反对信王当皇帝，把福王确立为皇帝！

但是，这两种阴谋诡计都遭到张皇后的严辞拒绝！在威胁利诱之下，张皇后敢于拼个鱼死网破，对魏忠贤派来的人说：“从命是死，不从命也是死，一样是死，不从命可以见二祖列宗在天之灵。”（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三·天启朝纪事。》

这些都是当时的传闻，未必都可信，但是也不能就草率否定这些传闻毫无根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后来客氏被捕之后，在审问她时，她供出了一个惊天的大阴谋：这就是在她私自带进宫来的奴婢中，已经有八个女子身怀有孕。客氏把八个孕妇弄到内宫中干什么？很可能就是为了实施“狸猫换太子”的阴谋而预先安排的！

熹宗奄奄一息，命悬一线。朝廷中却人心惶惶。正当魏忠贤和客氏的阴谋在密锣紧鼓中进行时，张皇后也开始了拼死的一搏。在熹宗病危期间，张皇后经常陪伴在熹宗身边。张皇后趁皇帝身边无人的机会，向熹宗推荐信王，请熹宗当机立断。

在这紧急的情况之下，张皇后趁魏忠贤党羽不注意的时候，传旨召信王进宫。好不容易，信王朱由检进入了乾清宫探视皇帝兄长的病情。熹宗皇帝见到信王就直截了当地说：“来！我这个弟弟可以当尧舜！”信王朱由检只是叩头而不答话。熹宗还叮嘱他两件事：一是“善视中宫”；二是“忠贤宜委用。”就是叫信王朱由检好好照顾张皇后；继续重用魏忠贤。第二天，熹宗再次召见内阁大臣们的时候，向这些大臣透露了他召见了信王，并说明了委任信王即位的事。魏忠贤听说皇帝召见了信王，而且听说内阁大臣也都知道这次召见后，觉得事态严重了。就在熹宗死去的当天，张皇后当机立断，迅速传旨，命令英国公张惟贤等人迎接并确立信王朱由检进宫继承皇位！

张皇后拼死一搏是绝境中的反击，这一击，起到了一招致敌的效果。所以，《明史·后妃传》中说：“及熹宗大渐，折忠贤逆谋，传位信王者，后力也。”张皇后终于成功地打出了朱由检这张王牌。

这个朱由检，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崇祯皇帝。

自从进宫主政后，崇祯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宫内已被魏忠贤牢牢控制，朝廷已被魏忠贤党羽遮蔽。魏忠贤就是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被他炸得灰飞烟灭！崇祯明白，他必须清除掉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把宫内和朝政的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才谈得上治国安邦！这是崇祯当上皇帝以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尽管决策已定，但是，崇祯却依然不动声色，静观魏忠贤的行动，等待着清除魏忠贤的时机。“树欲静而风不止”。

面对崇祯皇帝临朝主政，魏忠贤打算怎么办呢？魏忠贤开始出招了！这次是致命的“温柔”的一刀！魏忠贤采取了“柔性进攻”的方式，他像章鱼似的伸展开了巨大而柔软的触臂，想通过“温柔”的进攻，把崇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魏忠贤采取的方法就是用女色当作征服崇祯的狠招。魏忠贤的这一招说明，魏忠贤很懂性别心理学，他深信哪一个耗子不偷油！哪一个男人不沾腥呢！

就在崇祯登基之后的几天中，魏忠贤就送上了四个绝色的、稚嫩的美女给崇祯享用。崇祯本来不想接受，但恐怕引起魏忠贤的疑心，就欣然接受了。这四个女子进宫后，崇祯叫人脱光她们的衣服，搜遍全身，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只见她们每人的裙带顶端里都佩有一颗米粒大小的香丸。这种香丸号称“迷魂香”，异香扑鼻。男人一闻到这异香，顿时就激发起强烈的性欲，就像现在的男人服了“伟哥”一样。崇祯马上叫人毁掉了这几颗“迷魂香”。

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晚上，崇祯同大臣们议论完政事后，一个人静坐在那儿思考事情。忽然间，他闻到飘过来的一股奇异的香味，他顿时感到一阵强烈的性欲冲动。他立即命令身边的太监寻找香气的来源。他们找来找去，都没有发现有人焚烧香炉。最后，才发现有一个小太监躲在宫殿角落的夹壁中，手持一支点燃的“迷魂香”来刺激皇帝。经过审问，才知道是魏忠贤派来的。崇祯听说后，一下子就明白了魏忠贤的用意，不由得深深叹息说：“啊！原来我的父皇和皇兄都是这样而堕入情天色海之中的呀！”

但是，魏忠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招居然对崇祯没有见效！魏忠贤讨好皇帝的这一把香粉没有抹在崇祯的脸上，算是抹在了崇祯的后颈窝上了！因为，崇祯并不贪欲女色，从不沉溺于淫乐，这是崇祯独有的优点，也是机关算尽的魏忠贤失算的地方！

陶渊明归隐真相：并非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一般认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诗人不能“适俗”的个性决定的。真的是如此吗？陶渊明与此相关的自述都是真话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陶渊明与东晋后期政治的关系。《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但束带面见上级长官，在晋宋时代是通例，为何陶公如此难堪？这能构成他辞官归隐的原因吗？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辞官归隐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属于重大的人生选择。我们试读《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相关自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一，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段序文意在表明：（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二）出任彭泽令是自己主动求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托了族叔陶夔的关系向“诸侯”求情。袁行霈先生说“家叔以余贫苦”的“苦”是“告”的讹字，极有见地，这正是校勘学所谓“理校”之法的妙用，而那位“诸侯”正是“告”的对象。按照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走后门”的行为是典型的违法乱纪，但在六朝时代却是惯例。所以从表面看，陶公此举实在未免俗气，与其不愿束带面见督邮并因而辞官的血性之举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坦诚地公开了自己谋官谋位的行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隐情（说详下文），我们不可遽下结论；（三）之所以请求作彭泽县令，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刚刚停止，天下还不太平，自己不愿远离故土，而彭泽县离家乡寻阳比较近；（四）作县令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公田种粮食酿点酒喝；（五）当官毕竟是违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这是辞官的精神原因；（六）正好赶上妹妹（嫁给武昌程氏，所以称为“程氏妹”）的丧事，所以就“自免去职”了，这是辞官的客观原因；（七）“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表明在他担任彭泽县令期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至于督邮下来巡视的事他根本就没提。

我们仔细审视诗人交待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其所述辞官归隐的种种理由都很难成立。试想：如果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就辞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动不自由就辞官，如果有亲人去世需要奔丧就辞官，天下还有官吗？事实上，我们看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期间的表现，可以发现与其说他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表演，尤其是和老婆商量种地的事，没有他本人的广泛宣传，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的笔下？如果这不是陶渊明故意施放的刘玄德种圃灌园式的政治烟雾，那就意味着他是求田问舍的许氾了——但是，八十多天后他便离开他和妻子精心伺候的土地——那三顷公田本来就不归他们夫妇所有！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关于魏晋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阮籍的记载：“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显而易见，陶公之求为彭泽县令不过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这绝不是王子猷种竹式的名士风流，而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运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种调节、缓和人事关系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说的为贫而仕，实际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辞，意在消弭当朝权贵对他在政治上的警觉。因为陶渊明早年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历数古代贤士的不遇，也寄托了深沉的政治感慨。因此，陶渊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当时，他认为晋朝必败，桓玄必胜，其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故有此种选择；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桓玄集团会被刘裕消灭，由此他仕于桓玄的经历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先后出仕共计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第五次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即赋《归去来兮辞》，永归田里。求为彭泽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准备，而这八十余日他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过去多数研究者大都认为，陶渊明第三次出仕是做了刘裕的镇军参军，第四次出仕是做了刘敬宣的建威参军。如此看来，陶渊明的政治选择是复杂多变的，简直就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的葛里高利——一个在历史的阵风中飘摇不定、昏头昏脑、乱杀乱砍以致最后一无所成、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在东晋末年的混乱政局中，看风使舵的人物所在多有，但是，他们并非葛里高利式的“傻哥”，而是善于捞好处捞便宜捞资本的投机分子——具有清醒的理性的聪明的头脑，故能够随着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而虚与委蛇，机捷多变，或与时俱进，或与时俱退，辗转腾挪，游刃有余，如著名的寒族出身的文人傅亮就是一个典型。《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义旗初，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参军。”他成功地实现了由桓玄阵营向刘裕阵营的角色转换，最后成为刘裕的佐命功臣之一。但陶渊明的情况与他不同，就政治选择而言，陶渊明自始至终都属于桓党，而不是刘党。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对这种政治立场的文字表达却是含蓄的委婉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而这正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关于陶渊明出仕桓玄一事，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年谱汇考》中指出：“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陶澍等人讳言渊明仕玄，故于其诗义亦曲为之说，实不足据也。”袁先生的主要依据是《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诗（以下简称为“《夜行》诗”）。事实就是如此，任何形式的遮掩都是徒劳的。陶渊明的这种仕宦经历是由浔阳陶氏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深厚的历史渊源决定的。《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将军竹头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细心收集的竹头，却成为桓温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于心的，其相与之深非同一般。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陶侃则是陶渊明的曾祖父。《晋书·陶侃传》：“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桓宣是谯国銍（今安宿县）人，属于谯国龙亢桓氏的别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谯国龙亢桓氏》及《谯国銍人桓氏》，中华书局2006年版）。

而在讨论陶潜的政治立场时，陈培基先生指出：

元兴元年壬寅（公元402年）二月，桓玄终于引兵东下，攻陷京师，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接着又自称太尉，总揽朝政。此行陶潜因其孟氏母去世在家居丧而没能参加……但是，从他在守丧期间为外祖父孟嘉所写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桓玄在京师的显赫一时是极之向往的……“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刘耽是桓玄的岳丈大人。《晋书》卷六十一有他的传：“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寻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桓玄给父亲的故吏与自己的丈人刘耽加官进爵的时间，正是陶潜为外祖父写传之前不久。所谓“本是三司人”者，就是讲：刘耽认为孟嘉如果还活着，也会当桓玄的三公之类的大官。这就十分清楚：正当桓玄显赫之时，陶潜特地为死去已经二三十年的外祖父写出这样一个传记，显然是有其深刻而奥妙的用意，说的是外祖父的事，表现的却是自己与桓氏集团的亲密关系。

从《孟府君传》可以看出，孟嘉与陶侃，孟嘉与桓温，孟嘉与刘耽、陶夔三人的关系，都非同寻常。我们再读陶渊明《夜行》诗：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江陵是楚国旧地，也是荆州治所。从诗题看，这首诗作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这一年是辛丑，诗题的意思是：辛丑年七月回家乡浔阳度假，返回江陵时夜行经过途口。“遥遥”句，唐李善注：“西荆州也。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李善注释又引《淮南子》：“宁戚商歌车下，而桓公慨然而悟。”以及许慎《淮南子注》：“宁戚，卫人。闻齐桓公兴霸，无因自达，将车自往。商，秋声也。”这条注做得好，因为陶公正是以贤人宁戚自比，而以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比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称桓温偏爱桓玄，“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所以依照晋人的惯例，桓玄也可称为桓公，正如桓温以封临贺郡公被人们称为桓公一样。《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载参军刘袭痛斥刘牢之反复无常，有“今复欲反桓公”一句话，这个“桓公”正是指桓玄。李善注又引《庄子》“卞随曰”云云以及《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和《周易》“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乃至曹植《辩问》“君子隐居以养真也”等语。卞随的话见《庄子·让王》：“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9页）陶渊明巧妙地吸收古代经典作为本诗的“底文”，形成了一套深隐的政治话语，诗人意在表明自己仕于桓玄手下，既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为伐人之国而出谋划策，其真正的情志寄托仍在于归隐田园，养真于衡门、茅茨之下，以求得永恒的善名。其实，这些话语不过是诗人的托词而已，他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因为这种言说不符合其“中宵尚孤征”的劬劳于政事的当下状况。如果将《陶渊明集》卷一《答庞参军》诗与《夜行》诗对读的话，我们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理解。这首四言诗作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冬。诗序说：“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这位庞参军当时隶属于江州刺史、卫军将军王弘（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29页）。本诗第一段：“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所表现的思想情绪与《夜行》诗“闲居”等四句以及“商歌”等六句是完全一致的。本诗第四段：“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以及第六段：“惨惨寒日，肃肃其风。翩彼方舟，容与江中。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与《夜行》诗“叩枻”等六句的描写也非常相似，尤其是“旧楚”的说法，直接来自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载桓玄在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人多离怨”，殷仲文建议他“宜弘仁风，以收物情”，玄怒曰：“汉高、魏武几遇败，但诸将失利耳！以天文恶，故还都旧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当纠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诗人写《答庞参军》诗，距桓玄于元兴二年（403）九月建号楚国之时，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诗人抚今追昔，深感物是人非，曰“依依”，曰“邈邈”，其对往昔岁月的眷怀昭然可见。《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也与桓玄有密切关系。在诗题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后人多据此认为陶渊明曾任宋武帝刘裕的参军。但《魏书》卷九十七《岛夷桓玄传》载桓玄的从子桓振在桓玄被杀之后，曾一度袭取江陵，“振自为都督八州、镇军将军、荆州刺史，谦复本职，又加江豫二州刺史”。陈培基先生据此指出：“这是一个重要材料。都督八州和荆州刺史是桓玄东下京师前的官职，由此可知镇军将军也是桓玄原有的将军名号。桓振袭用桓玄生前的官职和将军名号，显然是为了便于号召旧部，从而重整旗鼓。桓玄自任江州刺史之后，为进一步发展势力，曾派人四出与诸兄弟联系。当时他的从兄桓谦任吴国（今苏州市）内史。陶潜为替桓玄送信给桓谦而前往吴国，因此经过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他从寻阳出发，沿长江东下，到了京口（今镇江市）就转入运河，驶向吴国，中途遇风而在曲阿停留。《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是此行的记录，也是陶潜出仕桓玄所作的第一首诗，当时他已三十五岁。陶潜对此行念念不忘。后来在《饮酒二十首》之十还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从而可知，陶潜此行是到达了‘东海隅’的吴国，完成了联络桓谦的使命……陶潜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出仕桓玄时，所当的官乃是参军。至隆安五年冬，陶潜因孟氏母去世而离开桓玄军幕，其任期虽然不满三年，但却是陶潜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陶潜归隐真相新解——从陶潜与桓玄的关系说起》）他的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关注的。《宋书·陶潜传》还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陈先生认为，所谓“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这是史臣隐晦地交代了陶潜当过桓玄官吏的史实”，而“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是史臣明确告诉人们，陶潜的不复肯仕，是与刘裕有关”，这也是他文章中极精彩的一笔。

陶渊明出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也与桓玄有关。今《陶渊明集》卷三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乙巳岁为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据《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附子敬宣传》，刘牢之及其子刘敬宣在安帝元兴元年（402）三月归降于桓玄，所以刘敬宣也就当了桓玄的咨议参军，陶渊明结识刘敬宣当在此时，而出任他的参军，则当在元兴三年六月至元熙元年三月间。因为刘敬宣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在元兴三年（404）四月，此时刘裕在湓口之战大胜桓玄，进据寻阳，而桓玄于元兴三年五月败亡。刘牢之反叛桓玄，窝窝囊囊地自杀了，被桓玄“斲棺斩首，暴尸于市”，“及刘裕建义，追理牢之，乃复本官”（《晋书·刘牢之传》），所以刘敬宣对桓氏仇恨极深，而对刘裕则颇为感恩。事实上，刘敬宣任建威将军之时已经是刘裕的人。刘敬宣是陶渊明通向刘裕的一座桥梁，尽管如此，陶公却没有继续向前走，而是当了一个小小的彭泽县令，在八十多天以后，就彻底辞官归隐了。此后，特别是在刘宋建国以后，虽然朝廷屡有征召，他再也不肯出仕，因为仕于桓玄的政治经历毕竟是一个“历史污点”，无论是晋朝的皇室集团还是刘宋皇室集团随时都可能以此为把柄整治他，陶公对此当然是心存顾忌的。事实上，陶公求为彭泽令之举以及出任刘敬宣的建威参军的选择，无疑拉近了他与刘裕新贵集团的距离，足以解除刘裕对他的戒心；而随后的辞官归隐，又拉开了他与刘裕的距离，从而使自己从容淡出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作为业已覆灭的桓玄政治集团的一分子，或者说桓玄集团的余党，陶渊明必须妥善处理与刘裕集团和皇室集团的关系，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否则，他就要人头落地，乃至殃及九族，倘若如此的话，在人类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陶渊明这个响亮的名字了。事实上，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伟大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令人欣慰的是，陶渊明妥善地处理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他是成功的，当然也是愉悦的，所以在将归未归之际唱出了“归去来兮”那凄美、潇洒、激越的人生音调。《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陶公是深通这种“存身之道”的。当然，陶渊明能够免于荼毒之祸，不仅在于他善于自处，谋划有方，还与其曾祖陶侃将军对东晋王朝的卓越贡献以及族叔陶夔在朝中的呵护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祖先的这份荫蔽，如果他朝中无人，他想轻轻松松地洗刷自己的“历史污点”，他想随随便便地混个县令干干，他想平平安安地还乡隐居，吟诗作赋，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历史证明，陶渊明选择归隐的道路是很有远见的。从义熙三年（407）开始，刘裕对桓玄的余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诛杀，这种政治清洗是极其残酷的，有时不分青红皂白，难免扩大化，所以有很多人死于非命。而陶渊明早在义熙元年就已经摘清了与桓玄的瓜葛，并彻底脱离了桓、刘两党斗争的是是非非，正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他的轻松，他的喜悦，他的幸福，如果不了解上述的政治背景，我们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袁行霈先生对陶渊明的精彩论断：“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它的归隐，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这才是真实的陶渊明——被后人称为“乱臣贼子”的桓玄的幕僚和朋友——一条在大军阀刘裕（此人在后来在篡晋的前后谋杀了两位皇帝）的政治大清洗中侥幸逃生的小鱼。

冈村宁次被孙传芳痛打后为何称其“是条汉子”

纵观孙传芳的一生，只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好战成性，是其一大特点；机警投机，是其另一特点。而关键在于北洋军阀的时代烙印，使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折戟沉沙，为大浪淘尽。此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不打不相识

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4月7日生于山东泰安。早年贫寒，举家流落到济南。他二姐颇有几分姿色，经人说合，给武卫右军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做二房。孙传芳在姐夫的帮助下，入武备学堂步兵科学习。

1904年秋天，孙传芳赴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留学。

第一次列队时，一个长得精瘦但很干练的军人站在他们面前，自我介绍：“我叫冈村宁次，是你们的区队长，希望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请多关照！”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冈村宁次在进行晚点名时，发现新生中少了孙传芳、杨文恺、张群、周荫人等人，原来他们外出未归，这还了得！冈村顿时大发雷霆。

原来，孙传芳等人嫌军校的生活太清苦，平时只有豆腐白菜，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于是星期天结伴外出，租了一间房，买了几斤清酒和一副猪下水，几个人大吃大喝，没想到醉得一塌糊涂。等发现快到点名的时间，紧赶慢赶往学校跑，但还是晚了。

几个人东倒西歪地来到操场上，区队长冈村宁次已是怒气冲冲，劈里啪啦左右开弓，一个人揍了两个耳光。“巴格牙路！你们不是军人，纪律的不懂！”

孙传芳个头小，被冈村宁次一巴掌打在头上，把帽子打掉了，脑后的辫子抖搂出来。冈村宁次用手拉着他的辫子：“呛过罗！呛过罗！”日语为猪尾巴的意思。“支那人，一盘散沙，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还会打败你们！”

孙传芳受到侮辱，浑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头顶上来了，他仗着酒力，猛地抓过自己的辫子，往脖子上一绕，骂道：“老子今天就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接着他发疯似的蹿上去。冈村宁次是柔道好手，见孙传芳扑过来，用手一挡，身体往外一侧，就势来了个大背，把孙传芳摔落在地。

孙传芳咬着牙爬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又冲上去，冈村宁次闪转腾挪，一个反手擒拿，将孙传芳的脖子压在自己的皮鞋上。孙传芳真急眼了，照着翻毛皮鞋就是一口，冈村宁次疼得一咧嘴，稍稍分神，孙传芳死命往上一拱，冈村宁次猝不及防，被顶了一个仰面朝天。

孙传芳被张群拉住，气哼哼地还在高声大骂：“小日本，老子不尿你！有种再来！”

杨文恺等赶快上前把冈村宁次搀扶起来，冈村推开众人，对着孙传芳笑容可掬，伸出巴掌拍了起来：“哟希，哟希！孙君，你的胆量大大的！是一条汉子！”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孙传芳和冈村宁次成了好朋友。

1926年秋末，北伐军兵临九江和南昌，给孙传芳以致命打击。孙传芳为挽救残局，聘日本武官为“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便是其中一个。而孙传芳的这位师爷，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立志“研究中国”，一生与中国人民为敌。他在青壮年时，就18次潜入中国内地搞所谓“旅行调查”，偷偷搜集我国军事要地重要资料，为日军侵华做准备。此次他作为孙传芳的“应聘武官”是有“特殊使命”的。一为日本在中国培植亲日派，二为暗中搜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最主要的是他得知他的“学生”孙传芳军中，有一套比例为五万之一的中国机密的军事地图。日寇侵华，之所以能在华中一带横冲直撞，正是这套地图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提供了方便。

第二章　重新认识历史人物

毛泽东论史：没有只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

读史、论史、鉴史，是毛泽东很注重的一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不仅体现在他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也渗透在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毛泽东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谈史、论史，生动展示出他神游史海、以为政鉴的历史情怀，同时也给人以春风化雨般的启发、教育和激励。

初次见面谈历史，把讲解历史掌故作为拉近距离，促进交流的桥梁。学贯古今的历史涵养，加上精妙娴熟的用史之道，毛泽东跟人见面谈话，总是能够找到让对方轻松的话题，在短时间内拉近彼此的距离，为相互沟通交流创造愉快融洽的谈话氛围。比方说，有一次到了河南，他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姓关。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之所以讲这些历史掌故，目的“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这种富有特色的“开场白”，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薄一波回忆说：“1943年春，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他说话非常引人入胜，甚至他的话题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闲谈呢。他问我：你就是薄一波同志？我答是。这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口中反复地说着：‘如履薄冰，如履薄冰。’”接着就谈到汉文帝母亲也姓薄以及汉文帝曾分封在代国驻守山西的事。薄一波感慨地说：“我当时怔住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翻阅了《史记》，果然如此。”

毛泽东这种借助历史打开话匣子的谈话方式，让很多干部深受教益。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俄语翻译的师哲深有体会地说：“1940年3月底，我在杨家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见我有些紧张，就问：‘你是哪里人？’我说韩城人。‘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师哲说：“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此外，我还感到主席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去体会和理解。”曾任北京军区政委的陈先瑞谈到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同他的一次谈话时也说，毛主席“旁征博引，纵论古今”，“虽然什么都谈，但又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他那渊博的知识启发你，使你有一种求知的渴望，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熟悉和教育干部，这是毛主席教育干部的一种艺术”。

交谈中谈历史，有益于促进干部尤其是青年人增强提高自己文化素养的自觉性。1944年7月，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曾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毛泽东明确回答：“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和贺龙、徐海东两位将军聊天时曾说：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这种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推崇的历史情怀，表现在毛泽东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工作会议之余，还是外出巡视考察，他常常利用茶余饭后的机会谈论历史，增进领导干部和其他同志了解历史文化、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兴趣。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有一次对身边医务人员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曾担任中南海医疗组成员的汤沛回忆说：“主席兴之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段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考我们的场所，当然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此后，我们一有空闲就抓紧时间循序渐进地阅读古典名著，并努力将其中情节、背景、来龙去脉，以及其意义弄清楚，并熟记之。”

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在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的国度成长的中国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应当读史、知史、懂史，这是提升文化素养的必备基础。在一次外出考察途中，毛泽东曾同一位列车保卫员聊天，听说他是河南荥阳人，就问：“荥阳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头一关，你知道吗？”对方说不知道，于是就建议他“多看看《三国演义》”，并说“你们年轻人要多学习一些历史知识”。毛泽东还经常提出一些带有宏观性的历史问题启发人们思考。比方说，他曾向青年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想象一下500万年、1000万年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一些同毛泽东接触较多的专列组乘务人员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要求我们学习历史，说明主席“希望我们年轻人早日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有用人才”，同时，也是“在教导我们要学会用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批示中、会议上讲历史，把读史、鉴史作为领导干部提升领导水平和思想素养的重要渠道。通过开会、讲话、座谈、批示和文章等不同方式谈史、论史，是毛泽东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鲜明特色。除了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号召全党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外，日常工作中谈史论史可谓俯拾皆是。1965年，毛泽东在《汉书》的《李固传》、《黄琼传》上批示“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一阅”，“送陈毅同志阅”。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二人均以国事为重，并以耿直方正、忠言谏君著称，毛泽东推荐阅看他们的传记，意在为高级干部树立正气作借鉴。这些历史传记，曾在不少领导人手中传阅。据工作人员回忆，看到毛泽东批示后，“刘少奇立即认认真真地进行了研读”。如此注重读史和用史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独树一帜的工作方法，也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

谈历史，也是谈工作。毛泽东同领导干部论说历史，主要是为了拓宽思维视野、提高修养境界，以利改进工作。曾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回忆，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找他和胡乔木到中南海谈话。谈到如何办报纸时，毛泽东讲起了历史。他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称赞汉高祖刘邦会用人，认为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并当场背诵了《史记》中刘邦的“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一段话。毛泽东说，史家称颂汉高祖之后的文景之治，其实，汉文帝、汉景帝乃守旧之君，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拓展了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的父亲汉宣帝曾说过“乱我者太子也”。毛泽东认为，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1959年3月底4月初，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讲了秦始皇的故事。他说：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同时要学会走群众路线。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秦始皇并不是没有过错，给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还有重大的过错。历史上的秦始皇搞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一方面领导上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允许保留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方面领导要以身作则，提倡作自我批评。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个基础上集中起来，这是革命的“秦始皇”，集中统一就有了群众基础。

毛泽东把读史、鉴史作为提升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思想素养的重要途径，这种工作方法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口气读完了吴晗主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并建议我们买一套，浏览一下。之后，我照办了。读后感到很通俗、很生动、很受教益”。他深有体会地说，毛泽东“把阅读和研究中国文史作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是值得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人反复思考、认真学习的”。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听从毛泽东建议读了《通鉴纪事本末》后，对读史有了自己的感悟和体会，“以史为鉴，对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往往会有更深的感触和豁然开朗的感觉”，因此，用历史“指导实践”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把握好的一门艺术”。

在与一些学者的往来书信中谈历史，有助于他们自觉地把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毛泽东和不少学者都有密切交往，有的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间或书信往还，切磋学术，或秉烛夜话，说古论今，这是领袖与学者的沟通和学术对话。

1940年9月5日，毛泽东致信初到延安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他在延安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是“头一次”“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鼓励他继续史学研究。这封信让范文澜深受鼓舞，也促使他进一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此后，他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专著。《中国通史简编》出版时，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历史学家吴晗以研究明史见长，1948年底进入解放区，正在西柏坡为平津战役而紧张运筹的毛泽东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吴晗将先前出版的《朱元璋传》修改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仅很快阅读了书稿，还和他“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随后又专门致信讨论书稿并提议：“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毛泽东的建议对吴晗震动很大，以致吴晗由此想得很多，感到自己“具有知识分子的洁癖，孤高自赏，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毛泽东的谈话让他建立起著书立说也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1965年2月，花费了吴晗十多年心血的《朱元璋传》再次修订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也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有人评价，在“中国史学专著里，受到毛泽东如此直接和深入影响的，《朱元璋传》大约是首选之作”。

毛泽东对史学家的关怀、鼓励和支持，无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延安时期曾涌现出了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金灿然、叶蠖生、尹达、谢华、何思敬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史学事业奠定了骨干人才的基础。

毛泽东对历史知识、历史经验的娴熟驾驭和深入浅出的讲述，使得从党内到党外，从高级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到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等，许多人从中得到教益和启发，其影响是会长久地起作用的。毛泽东的历史情怀和历史智慧在一些外国政要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也说：毛泽东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末代明政府曾迫使大英帝国赔款道歉

17世纪初，葡萄牙人在远东的商业霸权已经衰落。他们的商船在远东屡次遭到荷兰舰队的的劫掠，也想联合英国人的力量以牵制荷兰人。英国人决定另辟蹊径，打开局面，企图借助于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葡萄牙人打入中国市场。16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果阿的葡萄牙总督达成协议，同意英商自由出入澳门从事贸易。同年12月12日，英王查理一世颁布训令，任命威德尔上尉为指挥官，率领6艘船舰前来中国。

威德尔船队于1636年4月14日从伦敦启航。6月27日，船队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英国商船的到来使葡萄牙人感到为难，他们在中国官员面前极力诋毁英国人，说他们就是荷兰人，企图前来捣乱，应予驱逐。葡人又从澳门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

威德尔见到澳门贸易已无希望，便于7月底启碇前往广州。8月8日，英船到达虎门亚娘鞋（Anunghai）停泊，虎门炮台守军鸣炮示警。威德尔蓄意挑起事端，下令扯下圣佐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架势，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英船继续深入广州内河，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广州当局的愤怒。9月10日，广东海防当局派出3艘战船冲向英国船队，发射火炮和火箭，迫使英船仓皇溜走。但威德尔对侵犯内河不仅毫无自责之意，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滥施暴虐。

19日，在虎门地区纵火烧毁了三艘中国帆船，焚毁一个市镇，抢夺30头猪。21日，又攻占并炸毁虎门亚娘鞋炮台，焚毁了大帆船一艘。当他在虎门犯下了如此罪行之后，也觉得不好同中国打交道，便将船队驶行澳门，请求葡人出面调解。

11月22日，英商在广州答应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30日，威德尔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行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12月29日，威德尔船队离开澳门，启程回国。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

第三章　不为人知的史实

中国古代两大“顶尖技术”被盗始末

瓷器与丝绸是中国的两大金字招牌，这两种东西，是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独门绝学”，既挣来成箱的黄金白银，也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天下谁不知道“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当然，这两条路并非中国人自吹自擂；而是西方学者的馈赠。“丝绸之路”，是一条陆地交通线，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是一条海上航线，起源于唐代中后期，当时，中外通商，依赖这条海上大动脉。瓷器跟丝绸不一样，怕碰，易碎，最适合海路，因此，“陶瓷之路”，又称“海上丝绸之路”。

工业革命来临之前，中国贸易几乎具备压倒性的优势，最牛气的，莫过于丝绸和瓷器这两件看家名品。可惜，风水轮流转，丝绸与瓷器作为国之瑰宝的技术绝密，先后被窃取。中国迅速从当时的技术强国、生产强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迅速滑落下来。那么，这两项国家级绝密技术，是怎样被窃取的呢？

先说丝绸

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就称我国为“塞里斯”，也就是“丝国”。其实，养蚕和缫丝，是丝绸制作的核心技术。既然这玩意儿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历代政权，对于丝绸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养蚕技术，控制得极其严密。西汉，桑子和蚕种根本就带不出边境，即便达官显贵也要仔细搜身，休想偷运一丁一点。难怪古罗马的大奴隶主，都把中国出口的丝绸视为无上珍品，直到五世纪，他们还不知道那些美丽、光柔的细丝是从蚕宝宝的嘴里吐出来的。

对于丝绸制品，历代朝廷也严防死守，甚至清王朝还严格限制出口。乾隆皇帝曾明确规定：洋商只准贩运数额有限、档次较低的“湖丝”，上等湖丝和丝绸制品，禁绝外运——说白了，就是好东西，自家人先用。这种酷似现在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做法：一流汽车供欧美；二流汽车归本土；三流货色才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穷哥们儿。即便三流货色，也比穷哥们儿的“国货”硬。生气也没用，这就叫店大欺客。近乎霸道的招数，古代中国人早就玩剩下了。

既是奇货可居，惦记这种技术的“外国人”就成千上万。处心积虑窃取到成果的，是西域人。

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记载：瞿萨旦那国国王很希望自己国内能栽桑养蚕，曾向“东国”去要桑种和蚕种，遭到严词拒绝。“东国”国王为了防止蚕种偷运出境，还命令关卡对出境的人严密检查。《大唐西域记》上没有明确“东国”是哪里，可能指瞿萨旦那国的东邻小国，或者就是北魏。为达到目的，瞿萨旦那国国王要求和“东国”通婚。获得应允后，派去迎娶的使臣便秘密地告诉公主，请她设法带些桑种和蚕种来。最后，公主把桑种和蚕种藏在帽子里。出境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公主，中国的丝绸制作的核心技术，被悄悄地盗出了边城。《大唐西域记》中还说：“现在麻射那座蚕神庙里的几株古桑树，相传就是东国王女带去的种子栽的。”

再说瓷器

瓷器的四大特性是：一，胎料必须是瓷土。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透明或半透明，胎体几乎不吸水。二，胎体必须经过摄氏1200～1300度的高温焙烧。三，表面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地。四，成品的胎体必须坚硬、细密，能叩出清脆的金属声。中国把这项神秘的技术，死死地攥了上千年。

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瓷器涌入西方，最风光的是龙泉青瓷在法国登场。龙泉青瓷，冰清玉洁的色彩和质地令法国人瞠目结舌，他们根本就弄不明白，这种珠圆玉润的宝贝是怎么烧出来的。

瓷器，始终是欧洲人的奢侈品。早在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就流传到国外。老欧洲们个个儿垂涎三尺，中国瓷器随即超过黄金的身价，成为财富、地位和品位的象征。据说，德国的奥古斯特二世曾做过一回“瓷器生意”：1717年，他用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算得上是倾国倾城了吧？

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始终做着“CHINA梦”。英国人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一书中说：“几乎整个18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当时，全世界掌握这项先进技术的，只有中国人，而且，早在东汉时代就拿到手了。

远足中国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春风得意地回来了。他最想干的就是著书立说，吹嘘东方的强大、繁荣和财富。《马可·波罗游记》1298年问世，这本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瓷器最基本的制作方法。欧洲人立刻急红了眼，纷纷挽起袖子，照葫芦画瓢。可惜，技术毕竟技术，哪能搬来就用？苦苦地钻研的400年，他们才刚刚摸到了瓷器制作的门径。1708年1月15日，一个名叫贝特格的德国人，总算烧出了真正的白瓷，这一天就是欧洲瓷器的诞生日。

丝绸和瓷器的国家绝密技术，彻底失守了。与此同时，一个经济强国、文化强国也缓缓地走进了历史的落霞晚照中……

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现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经》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文种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己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佞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幸传》，《汉书》中有《佞幸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佞臣传》。佞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佞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革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枕于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它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它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么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么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这“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Selfpreservation，一个很好的词，每个人都会Selfpreservation。我以为，既然每个人都会elfpreservation，官员们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无可非议。为什么和尚要把经念歪？为什么中间热不起来？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Selfpreservation。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年—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唯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有关蒋党历史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博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我的专业是园艺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于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文革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地饥渴，那样地迫不及待，那样地不顾一切，那样地不知羞耻，那样地不择手段，那样地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么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著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地有七情六欲，一样地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于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于“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大清王朝的GDP与甲午战争赔偿

近代中国是如何衰落的，最官方的版本，是清朝闭关锁国，西方列强打上门来，中国在割地赔款中逐渐落后于时代。似乎作为一个佐证，这些年出现一个被大量引用的说法，即清朝曾占据世界GDP总量的1/3。这个统计自然来自西方。关于此，一个较完整的表述是：“在中国清朝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1750年，即清朝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几乎是1/3；直到1830年，即清道光十年，也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十年，中国已从康熙盛世的顶峰衰落，但GDP仍占世界总量的29%。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里，清朝的GDP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巅峰。”

正经的专家学者，自然不会拿这个当回事，但一些特别聪明的笨人就会拿这个不断联想，于是诞生了一篇奇文，曰《谁弄残了大英帝国》，作者卢麒元职业不详，但看其文章，显然是个宋鸿兵式的金融专家。

他这篇文章有两个非常强悍的总结（以下均为其原文）：

一、历史跟英国人开了一个玩笑。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爆发了。有一个叫大清帝国的肥大国家，竟然接受了英国人鸦片换白银的游戏。不仅如此，这个国家愿意提供堪比大英帝国年度预算的战争赔款。聪明的英国人再聪明也搞不明白，世界竟然还有如此美妙的“商业模式”。於是，英国人开始放弃在工业领域的激烈竞争。他们收取天量的白银，向全世界放高利贷，将工业帝国变成了金融帝国。很遗憾，这种“商业模式”有历史的局限性，无法复制，不可持续。

二、历史这一次要跟美国人开玩笑了。又一个肥大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竟然接受纸币换资源的游戏。这一次，比鸦片战争还离谱。美国人不用去种鸦片，也不用派舰队，人家主动就将资源送来了。聪明的美国人与聪明的英国人一样，实在搞不明白世界上竟然可以有这样美妙的“商业模式”。於是，美国人只能拼命地印钱了。他们彻底放弃了在工业领域的竞争。美国人终于成为全球资本的提供者。又一个工业帝国变成了金融帝国。

这篇文章传播甚广，我这种无所事事的非专家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借他的文章澄清几个基本常识。

一、大清国是当年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么？

原本，这个问题根本不应成为问题，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早就说明了一切，但现在不但有一个清朝GDP占世界1/3的说法，这位卢麒元同志还提出鸦片战争赔偿堪比英国年度财政预算的说法。这就不得不稍微较真一下了。

先说一下这位卢麒元同志说的鸦片战争的赔偿相当于英国的年度预算收入。

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对英国的赔偿折英镑为600万英镑（2100万银元）。当时英国入侵中国的总花费，为100多万英镑，赔偿额为其实际支出的4倍多，但这个赔偿还包括商欠、行欠和鸦片本身的赔偿（鸦片款赔偿为600万银元），英国索取的战争赔偿，实际上只是保证其没有做赔本买卖而已，鸦片战争真正英国人赚到的一笔，是香港的割让。

当年英国与中国的财政实力对比如何？

事实是，1840年，大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接近9000万英镑，折成中国当时库平银，约为2.4-2.7亿两，而当时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则为4500万两白银，英国的财政收入约为大清的6倍，其年度军费预算正好与大清的年度财政收入相当。当时英国海军规模和实力可以是世界其他列强的总和，依赖的正是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财力。

不难计算出，《南京条约》大清向大英分4年交纳清偿的赔偿，比英国年度军费预算的1/3略高，与其年度财政收入相比，则远不足1/10。大清的赔偿怎么可能去养活大英啊？

大英帝国通过这种基本不赔不赚的战争，根本不可能发财。

当时，英国本土人口约为2万千，大清人口约为4亿。

但英国当时的GDP数字是否也和财政收入一样，是大清的6倍？当然不是。大清的GDP数字极有可能处于一个与英国相差不大的水准上。简单的说，如果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原始部落，每年可以猎获一千头鹿若干只野猪，采集若干吨野果子，这样的部落只要足够多，其经济总量依然是非常可观的，达到一个现代中型农场相差不远的水平，不算是难事。但是，一个完全处于自然经济的前现代国家，其社会可供政府吸取的财政资源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其生产能力极为低下，全社会创造的财富用于国民维持生存所需后，基本就所剩无己。这些部落加一块儿，虽然GDP可观，但可提供的剩余物资则远不如后者。

对一个处于自然经济为主的前现代社会，计算其GDP总量是无意义的，因为其财富积累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资可以忽略不计。仅就从财政角度来说，在鸦片战争时期，一个英国人的贡献能力相当于120个中国人。

当时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几个数字或许可以增加一点直观印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每年的海外投资总额达到了2亿英镑的规模，其本土的煤炭产量已达到千万吨规模，其生铁年产量已达百万吨规模，钢产量达到十万吨规模，它的经济实力与我大清的差距确实不是一般的远。

二、战争赔偿能让一个国家因此发达，让另一国家从此落后么？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西方国家是靠对外掠夺发达起来的，但问题是，瑞典、瑞士、挪威、芬兰、奥地利、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大票国家根本没机会参与对外掠夺，它们一点不比那些疯狂对外扩张的国家更穷，甚至比起西班牙之类的老牌殖民国家更富有。而沙俄这个扩张最凶狠的国家，一直就是欧洲最落后的。

被中国人认为是通过战争发财的典型，毫无疑问是日本。没错，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真正捞到了一大票赔款，远远超过其年度财政收入。我们先不说这笔钱对日本的实际贡献有多少，先只讨论一个问题，战争赔偿能让一个国家因此发达，让另外一个国家从此落后么？或者换成一个几乎被公认的结论：甲午战争的巨额赔偿葬送了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了日本的现代化，果真如此么？

我们不妨拿一个与中日高度相似的案例做比较。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1871年，普鲁士与法国爆发战争，法国战败，被迫向普鲁士支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这笔款子折中国的海关银约为7.2亿两，3年内清偿完毕。普法战争前，法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20亿法郎，普法战争时期，法国人的赔款与其支付能力，即赔款总额与年度财政收入之比，与我大清甲午战争时期刚好完全一致。

如果一笔巨额赔偿导致战败国从此现代化发展进程被中断，那么法国就会在普法战争后就会变成一个二流国家甚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但法国并没有因此被德国“绞杀”，而是很快恢复元气，依然是欧洲一流列强，四十年后，依然有资本与德国狠狠打一仗。而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的强大，不是来自赔款，而是来自民族统一，其人口、国土面积迅速翻倍，在总量上一举超过法国，但在人均上，战争前后没有什么变化，德国工业技术水平与法国工业技术水平始终处于旗鼓相当的水平。

回过头来看中国和日本。其实，有没有甲午战争，我大清都会迅速拉大与日本的差距，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维新的时间短于我大清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但日本在工业技术上迅速超过中国，大约可视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必然差别。中国当时洋务运动的所谓近现代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比我们今天的国营企业效率要低得多，因为我们今天的国企老总好歹还是内行，而当时几乎全部是不懂任何经营的官员在管企业，不但产品质量低劣，价格还比进口的更贵。

甲午战争，日本军费开支2亿日元，获各种赔偿3.4亿日元，除了造一家钢铁厂外，全部用于扩军，因为要应付沙俄。果然，10年后就用上了。日俄战争，日本军费开支17亿日元，很大一部分靠在英国证券市场筹集，但这次战争却是一分钱赔偿没拿到。如果按照战争赔偿致富说的逻辑，这么两场仗算下来——日俄战争几乎是甲午战争的必然延续，日本完全是做了一笔赔本买卖。中国史学家说日本拿拿笔钱干这干那，导致工业起飞云，在日本史中似乎未得相应佐证。

日本侵华和占领东北也差不多，我们说日本人掠夺了我们多少矿产资源，但日本留下的东西远比它能抢走要多（战争破坏除外），尤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工厂、技术人员实在要比地下的矿产更值钱。

至于甲午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因此日本人的工业摧毁中国民族工业这种调调，只有相信完全斯大林主义经济学的人才会坚持。马关条约其中一项是双方成为贸易最惠国，中国同样可自动享受英美与日本签订的种种贸易权力，如果当时中国的体制与日本一样，即便工业技术稍微落后，也不存在被日本摧毁一说，就如今天的中日经贸，中国技术落后于日本，但并未发生日本工业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工业，看上去相反，是中国迅速缩小了技术差距。

有意思的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日本的迅速崛起，不是因为中国在战争中败于日本，而是制度差距的必然，反而是在今天，日本因为甲午战争才成了暴发户，而中国则因为甲午战争而葬送了现代化，这种观点成为主流，我们今天的智识，比大清时还不如。

其实，甲午战争以及所获赔偿对日本的经济贡献，相当于日本实施了一次史上最凶狠的凯恩斯主义，日俄战争亦然。这种凯恩斯猛药推的效果，其实只要稍稍看一下历史数据，就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日本真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恰恰是不再有了这种凶狠的凯恩斯主义的战后。

相信战争掠夺可以让一个国家富裕，和相信抢钱可以发财致富一样，看上去抢钱比正经做生意来钱更快，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当今的富豪，可见过有谁是靠抢钱发达起来的？即使是窝在三不管地带的毒品大鳄，其财富也没一个能与正经做生意的相比。地下丰厚的自然资源，同样从来不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想当然的财富，倒是被地下财富葬送了机会的国家可以举出一大把，这个现象标准说法叫做“荷兰病”。受《环球时报》和CCTV影响的中国受众，会坚决地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伊拉克地下的石油。其实这个说法检验真伪很容易：1、美国的军费支出得从伊拉克白采多少年的石油才能捞回成本？2、为什么是中国的石油公司在那里疯狂投标中标开采石油？

顺带说一句，其实西方早期殖民帝国在海外搞殖民地的具体做法是重商主义的，与中国今天国有垄断企业海外扩张差不太多，多是特许垄断经营而妨害自由贸易的，它给殖民帝国本身带来的财富增益是非常可疑的，拉长历史时段来看，或许可以认为完全得不偿失，就像中国垄断国企在非洲扩张，并不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福利增益一样。

第四章　恬为人臣

商鞅：是帝国英雄还是历史罪人

电视剧《大秦帝国》，扬扬洒洒近五十集的巨型篇幅，把商鞅塑造成一位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国日益强大的英雄，一位主张以法治国的先驱，一位最后以身殉国的伟人。我们非常“佩服”编剧者的用心良苦与大胆构思，把商鞅打造成一位“高、大、全”的英雄。问题是剧本在对历史记载的处理方面太过片面，如果说对于渭水之滨一天杀七百多人的案子与太子诸案的具体案情由于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而给予作者一定的编造空间，那么对变法中许多祸害人民、阻碍社会进步的有具体历史记载的各项措施，剧中却大都回避，如对连坐法的专制、抑工商的反动、燔诗书与禁游学的愚昧……这一系列危害社会进步的改革措施在剧中基本看不到有多少用笔，为什么作者要如此阉割历史？以达到宣扬自己历史观的目的，这与革命样版戏的创作手法有多少差异？尤其要指出的是：商鞅那一套法家专制统治手段，能称作“以法治国”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商鞅变法的内容，约可分成五个方面：1、什伍连坐，轻罪重刑。什伍为军队基层编制，商鞅将它应用于民间村邑，即将民众置于严密的军队式组织控制之下，并开乡村邻里间告奸连坐之先河，用轻罪重刑等严酷手段，有效地加强了对全体民众的专制统治。2、奖励耕织，摧抑工商。主要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一举措不遗余力地摧残工商业，严重僵化了社会经济的运转机制，重农抑商遂成为此后统治者长期奉行的国策。3、奖励军功，严禁私斗。主旨在以极大的诱惑力驱使民众去为国家作战卖命，并按军功调整贵族爵秩，大大增强秦国的军事实力。同时增收军赋，保障军需。而统一度量衡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国家田租、军赋的征收，以及军功赏赐、官员俸禄的发放。由于变法基本禁止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摧抑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所谓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的客观作用实在微乎其微。4、推行县制，迁都咸阳。初步完成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并明确加强国家土地所有制，使它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下最可靠的经济基础。革除落后的戎狄风俗，也是要造就有利于专制集权统治的小农家庭基础。5、焚烧诗书，禁止游学。极端地将农、战需要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生活取舍的标准，用“燔诗书”诸野蛮手段竭力摧毁当时优秀的文化成果，把君主专制统治和加强军事力量建筑在牢靠的愚民政策之上。

综观上述变法的目的与各项措施，我们找不到任何要改革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容。也没有改变奴隶地位的任何动作，反而增加了一些奴隶制度。变法基本围绕秦孝公图强诏令的两个目的，在某些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创造性发挥，使秦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模式基本定型，并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立体运转完全纳入了军事轨道，可以说商鞅变法是由极端君主派法家领导下进行的一场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又带有相当军国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至于说它加强了秦国的专制集权统治与军事实力，乃至为后来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这点无须否认。然而我们认为，评价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其关键问题不在于此。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随着旧的宗法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个体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生产力在提高中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其中工商业市场经济尤其突出；政局在动荡中打破了僵化的等级秩序，阶级升降变动空前活泼；这样，荒野的大量开发，城市商业都会成份的增加，士人的参政议政，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各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社会开始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那么，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中，商鞅变法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经历了千余年的宗法君主制社会之后，人们在社会转型的动荡中，开始上下求索，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治政之路。其中虽然旧的文化传统仍有明显的烙印，但也不乏一些新思想新气象，比如许多士人提出了重视民众地位和藐视君主权威的思想。《左传》中师旷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还有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绝妙比喻等，都多少给当时的政治发展带来一些开明的取向。一些诸侯国统治者也采取了某些较为宽松开明的政策，从郑国子产“不毁乡校”，认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到齐国创建“稷下学宫”，汇集了当时的一些学人名士，“不治而议论”，专门为齐国出谋划策，评议时弊，讥谏朝政，进退自由。这些开明政策，应该说含有相当进步意义，给当时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然而法家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关键时刻，却竭力推销其赤裸裸的君主专制理论，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要求实行严刑酷法的恐怖统治。就连当时日益普遍的要求君主兼听、纳谏以制约专权的呼声，法家都不屑一顾。商鞅变法将这一专制理论付之实践，用连坐法、轻罪重刑诸残酷手段来治理、打击民众，用全面军事化的组织措施来对内强化控制、对外争霸战争。不允许民众有任何议政的权利，《史记·商君列传》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用流放边境的刑罚来压制舆论，哪怕改变初衷，赞成变法者也不例外。并用燔诗书、禁游学等野蛮措施来消灭不同政见，以完成“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篇》）这一专制统治模式。可以说，这样的政治改革方向，在社会发展中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

战国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时期，城镇工商业空前繁荣，货币经济也全面铺开，新兴起一个令人刮目的工商业阶层，部分富商大贾已可与贵族王侯分庭抗礼。商品货币经济得到这样高度的发展，必然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说它能促进私有经济的进一步深化蔓延，促进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进行贫富贵贱的合理调整，从而促发人性的逐步觉醒，改变人们价值观念的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发生社会格局崭新的变革。秦国在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然而就在这个起点上，商鞅变法中严厉的摧抑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扼杀在襁褓中。在东方诸国出现众多商业都会的情况下，秦国这方面的发展却几乎等于零。加上其强化土地国有制等措施，完全堵绝了当时的私有制经济发展之路，将其社会的经济结构完全封固僵化起来，极其有效地稳固了君主专制统治体制。抑商政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为统治者所长期奉行，极大地阻碍了古代社会的正常发展，由此而形成的轻商贱商不良传统，至今还需我们要花大力气给予纠正，而商鞅正是始作俑者。可以认为，抑商政策扼杀了社会中的变革因素，它是一项极为反动的经济政策。

一般都认为，商鞅变法奖励耕织的措施，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实这论点只看到事物的表面，是十分肤浅的。变法将农业生产发展建立在摧抑私营工商业和愚民政策等项措施之上，这必然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国家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套上枷锁，而这方面恰恰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商君书·垦令篇》要求：“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禁止正当的粮食贸易流通渠道。“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用提高关税来压制农民经商，从而杜绝农业方面的商品生产。“废逆旅”，禁止农民从事开设旅店等副业以增加收入，更是减断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壹山泽”，国家垄断山泽之利，不许人们开发利用。“无得取庸”，甚至不允许富裕人家雇佣帮工。只要农民“愚则无外交”，并在“重刑而连其罪”的强控制下专一农耕。这实在是一种极其狭隘的农耕经济观，是一种强迫生产力只得单一从事农业的短期行为。这种狭隘农耕观一旦实施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内或许会有些“效益”，有所谓“家给人足”之誉。但从长远来看，它必将窒息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会反过来阻碍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这种狭隘的农耕政策传统，直至改革开放前“以粮为纲”的政策口号，已经长期严重危害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难道这一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商鞅变法中没有任何改变奴隶地位的举措，恰恰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推行，乃至发展了一些奴隶制度。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按军功、家次分配“臣妾”，“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商君书·境内篇》）《商君书·垦令篇》要求：“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即官府录有商家奴仆的名册，令其按顺序到官府服役。如此等等的奴隶制度，都是商鞅的新举措，并非沿袭旧制的某些做法。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较普遍，这方面《云梦秦简》诸史料上有详尽反映，乃至秦、汉二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诚然，我们也并不由此而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而奴隶数量的大量增加，至少是社会奴役方式的局部倒退。这一倒退，虽还有其他社会因素，但与商鞅变法中的这些举措应有密切联系。《商君书·垦令篇》还规定：“使民无得擅徙”，任何人临时外出，也得有政府开验的证明文书，否则连旅店也不能借宿，“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史记·商君列传》）以此来禁止人口的合理流动，阻隔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将人们的视野局限在极其狭小的天地中。《农战》诸篇要求人们除了积极从事农业耕耘与参军作战之外，必须舍弃杜绝其他一切社会生计与文化生活，“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之类都在禁绝之例，与焚烧诗书、禁止游学诸措施配合，把民智、民力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简陋的世界里。这种政策使本来已日渐活跃、不断昌盛的社会再次封闭僵滞起来，要民众在相当蒙昧的状态下，听任统治者的摆布，无法萌发自己的创造力。这样的社会状况，在古代乃至近代给我们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各类劫难，难道还不够惨痛吗！《史记·商君列传》赞誉变法道：“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其实在严酷的强控制统治之下，一时取得这些“成绩”并不奇怪。在如此高压统治下所获得的社会暂时安定局面，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并不值得称道。尤其是商鞅那“天资刻薄”的个性，在秦国处境日渐孤立，每次外出都要“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史记·商君列传》）在如此严密残酷的统治之下，商鞅的神经还这样紧张，每次外出都如临大敌，害怕别人暗算已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其统治逾益不得人心的境况已不言而喻。孝公一死，商鞅即遭车裂之祸也就很自然了。由于变法对君主专制统治和增强军事力量都很有作用，所以“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做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篇》）而秦奉行商鞅之法，虽后得军事统一，却很快二世而亡，便是最好的注解。《荀子·议兵篇》、《汉书·刑法志》中的一些记载，将秦民生计穷隘，统治者专用刑罚和功赏去强迫利诱民众从战，以保持军事强国的概况，刻画得入木三分。在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灿烂多彩，经济不断发展繁荣，政治步入开明竞争的时代，商鞅变法却要把社会拉向一个极其愚昧单调、统治残酷、且军事色彩很浓的专制社会结构中，难道是值得赞誉的历史事件吗？我们认为，商鞅变法的成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中的一场悲剧。战国法家所完成的这一整套专制理论及其实践活动，不但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中产生极坏后果，而且日后一直萦绕在中华文明的中枢神经中作祟，将社会的丰富性异化为最简单暴戾的统治关系，而极难产生新的因素。长期以来，理论界、文化界不惜扭曲历史以肯定商鞅变法的做法，造成许多思想理论方面的混乱，需要我们去深刻反省，重新认识。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只有准确而认真地清理这笔文化遗产，我们才能从中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大步迈向现代化。

深受皇恩的权贵们真的爱朝廷吗

崇祯十七年三月（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部百万进逼北京，这时的京城，兵少粮缺，守备虚弱，己到火烧眉毛之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准备放弃宁远，紧急调吴三桂部队驰援北京。可打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行当，要吴三桂进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而此时的朝廷财力己是山穷水尽，国库存储仅有区区四十万余两。因此，能否及时地筹措银款就成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想要从老百姓身上征刮已没有充足时间也无充足地盘了。崇祯万般无奈，只得求助于文武百官捐赠。他希望自己的亲戚在危难之际起表率带头作用，于是密令皇后的老爸周奎率先纳银十二万两。可负责募捐的太监徐高到周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哭诉半天劝捐时，身为崇祯的岳父，当时最大的富豪之一的国丈爷竟然不为所动。以至徐愤然说道：“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崇祯知道后，退而求他捐十万两。周奎仍哭穷，道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一万两。崇祯认为一万两委实不够意思，至少捐两万两吧，便放出话来，说要查处岳父有无“贪鄙事宜、不法情事”。周奎急了，进宫向女儿求援，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五千两，可即便这出自于崇祯内帑的五千两，周奎也只拿出了两千两，笑纳了三千两。就是说周国丈名义上捐了一万二千两，实际上只拿出了七千两。宫里的太监以王之心最富，但也仅献万金。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首辅多年的魏藻德，知道一点钱不出说不过去，于是含泪捐了五百两银子。另外，还有少许官宦捐了些。但大多重臣官宦，尽管他们多数富得流油，却纷纷装穷喊贫，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出“此房急售”的字条，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到要卖房度日了，有些人拿出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器皿什物摆在市上兜售，表示己至倾家荡产地步。崇祯无奈，干脆来了个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干，山东出四千等等，个人的最高限额是三万，但满朝竟然无人达标。人家有钱不出，崇祯只好又改个法子，号召出力，令众人供输粮草官军，或赡养将士们的妻子儿女，使守城军队无后顾之忧，但反应更为冷漠，只好作罢了。

与此相对照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他把一生积蓄四百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当这位可怜的老人捐款出来走在街上时，耳闻李自成攻城的隆隆炮声，禁不住号啕大哭——他很清楚，崇祯王朝已无力回天了。崇祯潸然，特封老人为锦衣千户。然而这个忠心耿耿的老人只当了一天的锦衣千户。因为次日，历史的巨椽给大明朝划上了休止符。此外还有甚多小民百姓痛哭捐金，多者三、四百金，少则悉数铜板。

三月十九日晨，太监王相尧在宣武门，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正阳门，戚国公朱纯臣在朝阳门迎降，北京城陷，崇祯披头散发自缢于媒山，身边只有一个贴身太监陪殉。

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对达官显贵、富豪财主们的财物进行了极其残酷地抢掠搜刮，他们纷纷被打、被关、被绑、被杀、被抄。在周奎府中抄出现银五十二万，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在王之心家里，追出十五万白银及许多上品金银器物。魏藻德几十年来搜刮的财产全成了刘宗敏的战利品，他本人也被夹棍夹破脑袋，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当然，美女也不放过，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霸占，遂使吴三桂“冲冠一怒”，引清入关，从而改变了历史进程。

读到这些我很感叹乃有些愤怒：这些权贵们怎么了？当与他们生死攸关荣损相依的朝廷岌岌可危最需要支持帮助时；当最能表现他们对朝廷的忠心和爱心的情景来临时，权贵们却退却了，集体演出了一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拙劣的闹剧。他们把那些本是朝廷赋予他们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黄的白的花的什物看得比朝廷的生死存亡要重要得多！“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和爱心竟远不如那六十多岁的老汉及甚多小民百姓来得赤诚酣畅，孰优孰劣历史己给出了答案。

那个曾经给予他们无限荣华富贵的王朝在他们的冷漠目光中訇然坍塌了，而权贵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有财富包括漂亮的女人乃至自己的性命却都被“新权贵”掠夺得一干二净。他们的自私狭隘、冷漠矫情、爱心缺失终于得到报应——不仅葬送了崇祯王朝，也彻底玩完了自己！或许到这个时候他们才“觉悟”过来，可惜一切晚了，既有现在何必当初呢！

当然，追究起责任来，崇祯也是不可推御和饶恕的，自己就是个守财奴，不肯拿出全部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真是糊涂到家，咎由自取。但这不能作为权贵们为自己所作所为开脱的依据，你们毕竟是依附在崇祯王朝这个大鸟巢里讨活并充分享受着朝廷赐予福祉的达官显贵，岂能不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当然，这也真实地折射出了权贵们的心思，倘若你是真心实意地热爱这个朝廷，还会心痛几个钱吗？你看那些包养情妇二奶三奶的官员富豪们，对喜欢的女人是何等的有求必应何等的阔绰大方！所以对有些常拍着胸脯，把“忠君爱国，大公无私”等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权贵们，我是有些怀疑了，可信成色有几份？

我想起有人说过的的一句话：国难临头时，挺身而出的往往不是肉食者，而是那些原本与国家和政治离得极其遥远的引车卖浆者流。

杨度对话日本教育家：中国人普遍缺少“公德”心

一百多年前，旅日中国留学生与日本著名教育家之间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教育的坦诚对话。对话的全部内容，后以《支那教育问题》为题，被收录在当时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

事情的起因是：1902年10月，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的湖南师范速成班留学生，半年学习期满，准备启程归国。为此，弘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结合不久前他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对毕业学生发表演讲，以“将为支那谋兴教育”为目的，“定教育之旨”。

嘉纳治五郎的名字，在今天的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这主要是因为他是柔道运动的创立者——1882年，他设立讲道馆，将日本传统“柔术”与中国武术技法相结合，融合各派精粹，正式创立了现代柔道运动。其实，嘉纳还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大教育家，他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26年，东京高师在日本是培养全国中学教师的最高学府，他的教育思想对日本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当清政府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的时候，嘉纳就被确定为这一重大使命的具体承担者，专门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弘文学院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他亲手创办的。《支那教育问题》开篇即谈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本始以代兴教育自任。其明年，文部、外部合力创设弘文学院于东京，专教支那游学人士，以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主之。”

10月21日的演讲是以嘉纳“夫子自道”的方式开始的，地点就在位于东京风景秀美的江户川之畔的弘文学院。嘉纳先生首先阐明“教育之种类不一……以贵国今日之情势论之，其最宜急者，莫如普通、实业二种”，他尤其强调“德育”之重要，认为“国民有此德育之根基，则虽无专门之学，亦必不至为公众之累、国家之害。不然，则虽学问专精，亦只知为一身谋私利，而不知为一国谋公益。”关于德育的具体实施，他认为在中国“仍宜用孔子之道”，但是必须“由浅入深，由粗入精”，以适应儿童特点，“不可徒为迂远之论”，“不可令童儿背诵，以伤脑力”。他认为解决中国当时国势衰颓的根本办法，在于普及基础教育，在此过程中，“以小学校教员为最要最急。”“因国民教育之根基，皆由其所创造……不可不精其选也。”对于当时中国“各省皆奉诏立之”的高等学府，嘉纳则不以为然，认为虽然中国将来“终不可不立大学校”，但在当时看来，“既无教员，又无学生，徒慕他国，立此虚名，诚可不必也”，宁待时机成熟再作考虑，而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则应置于优先发展地位。

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嘉纳谈到他个人对中国时局深感忧虑之处，他反对以激进的方式推翻政府，认为“贵国今日之事局，必非一二省之乱可以颠覆政府者，亦徒以生内乱召外兵之蹂躏已耳。”婉言奉劝中国年轻一代应用诚心办事，“徐图大展其才”。

讲毕，在场湖南籍留学生杨度起立质疑：“敝国之官吏……本无心为国家办实事，为国民谋公益也。如此者既无办事之心，欲以诚心感之，而无心可感，则处此将如之何？”对此，嘉纳表示“贵国情形亦实如此”，这个问题，留待下次演讲作进一步阐述。

两天之后，嘉纳如约为留学生做第二次演讲，他首先讲到实业教育，认为中国发展经济不少原料、资本，惟有人才匮乏，“若能兴教育以植其基，将来奋发振兴，不患不为地球上一大工业国也”。他说：贵国之实业不兴，由于团力之不结，其根源在于爱国心之浅薄，此教育者所最宜注意者也。教育其爱国之道，先不可使其有一种骄傲心，亦不可使其有一种卑屈心。发扬与压抑，皆不可有所过。所谓己国皆是，他国皆非，则生其骄傲心；如谓他国皆长，己国皆短，则生其卑屈心，皆于爱国心大有妨碍者也……惟各举其有无长短，以相比较，徐言其当改革者，则人人皆有自保以求胜人之意，爱国之心，油然日生，和蔼亲洽，不抗不屈，而团力自然能结，国事自然能举矣。

这实际是间接回复杨度前次的质疑，嘉纳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内部一盘散沙，其根源在于爱国心浅薄。对于自己国家，既不应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大，而应在发扬本民族历史文化优势基础上，团结奋发，相互砥砺，未来才能进步发展，这正是教育者最应关注的问题。对此，杨度再次质疑，认为中国的问题并不如道理上所谈那么简单，权力掌握在道德败坏的人手里，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就没有前途。

嘉纳表示另约时间对话。10月30日、11月5日晚，嘉纳先后两次约杨度等中国留学生到自己家中，就前面提到的问题展开讨论。

这两次对话，是以双方相互答问的方式进行的，内容涉及当时中国内政、外交等方面及世界各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嘉纳谈话的主旨仍在于要通过教育提升国民素质，而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养成国民精神。他结合自己在中国考察观感，认为中国民众普遍缺少的是“公德”心，“凡教育之要旨，在养成国民之公德，故虽不可服从于强力，而不可不服从于公理。能服从公理而不服从强力者，其教育必为无弊”。“设使人人谋利己而不谋利群，必见公众之不保，而个人何有焉？故论事实，则必以公众相保因而人人获利为目的；论教育，则必以一人舍身而使一群获利为目的。此之谓公德。”他认为，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官员腐败，抑或商贾欺诈，都源于“无公德之教育，故有此不成人格之种类”。解决的办法，惟有通过精神教育“移其根性”。

杨度认同嘉纳所言，但他强调这种国民劣性，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隶性”使然。他说：“损人利己。为吾国今日社会之积习。先生所论公德之教育，实为对症进药。然此等根性从何而来？实亦其奴隶根性之幻象使然也。”由此，对话双方达成一致，认为公德教育应作为中国教育的“最大主义”，惟此，方可以振奋民族精神。

神医华佗在历史上并不存在　事迹都是后人虚构？

关于神医华佗，历史上一直都有争论。到底有没有华佗这个人？华佗是中国人、印度人、还是波斯人？

其实这类争论不难理出一个头绪，中国的神仙大多有过凡人身份，比如钟馗、张果老、吕洞宾……那些曾经存在于某朝代的神仙“肉身”，其实只不过是个载体，很少有后人去研究“肉身”的情况，大多只会给成为神仙的他们烧香磕头。同理，神医华佗已经成为了中医领域的神，那个曾经存在于东汉末年的“肉身”华佗也就不再重要了。

历史上大约确实存在过一个叫作“华佗”的人，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他是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据说华家原本是当地望族，到华佗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不过依然看得出是有学问的人家，要不名字怎么起得那么怪。“佗”，曾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字，乃负载之意，表明父亲期望他长大后能担当重任。

中国古代文人非常活跃，这使得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字资料远远多于其他文明古国。不过文人随意越界到历史、医学领域，常常帮了倒忙。对于华佗的过度炒作，就让他最后变成了让人怀疑的人。《后汉书·华佗传》描述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更有一些史料记载华佗寿至一百五六十岁仍保持着六十岁的容貌，这些神奇的文字显然连累了其他有关华佗记载的真实性。

除了超长寿命，华佗出神入化的外科手术也让人生疑。按照现有常识，东汉末年能进行内脏手术已经让人匪夷所思，用利斧做开颅更是天方夜谭。古时候没法化验血型，也不能输血，外科手术中病人失血如何补充？用斧头开颅，且不说力度如何掌握，没有吸氧设备，没有心脏起搏设备，手术成功率肯定为零。“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对于华佗神奇的外科手术，很多中医医生信了。他们的猜想是华佗曾经靠自学掌握了绝世医术，其外科手术能力也许跨版本达到了超现代水平。他能用口服麻沸散进行手术前全麻，能用针灸止血，术后能用某种神奇的草药消炎防感染……至于华佗之后，为什么中医外科手术水平大倒退了，那是因为华佗临死前将集毕生医功精华的《青囊经》传给狱卒，而这个窝囊废不敢接受，于是华佗将《青囊经》付之一炬，中医便大倒退了。

华佗没有师傅，完全靠自学成才，那么之后漫长的一千多年里，为什么再没有出现一位华佗式的中医外科高手？对此，如今有些中医的解释是受到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影响下，开肠破肚，终非孝道。可是假如华佗当年没有进行许多次人体解剖，他怎么可能掌握复杂的人体构造、大脑结构？在封建时代，他又是如何得到了那么多可供解剖的遗体？地方政府没有干预吗？没有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吗？

华佗医术的种种夸张之处，千百年来难免被众多非中医从业人员怀疑。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佗的事迹实际来自印度神医耆域的故事。联系到华佗同时代的“曹冲称象”也来自印度佛教传说，陈寅恪这种说法具有一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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