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勇,薛建中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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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试读：
前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西柏坡时期是党的历史上的光辉时期，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着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这一时期的解放区文化工作者和广大军民，积极投身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精神不断丰富，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文艺运动蓬勃开展，新闻出版事业空前繁荣，科技事业逐步兴起，城市文化建设初步展现，文物古迹保护、电影事业等文化建设新领域进一步拓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保障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强化了国民精神的塑造，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柏坡时期的文化建设不仅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积累了丰富经验，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必须坚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等等。
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的历程波澜壮阔，文化建设的成就堪称辉煌，文化建设的经验弥足珍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的伟大历程，总结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汲取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第一章 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背景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西柏坡时期的文化建设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西柏坡时期是国共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承转时期，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性质、内容、特点、作用及发展方向。一、国共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高潮，也是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共双方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也相应地呈现出鲜明的战斗性特点。
自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领导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开始，在很长时期内，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反动势力异常强大，使中国革命斗争异常艰苦，在战略上长期处于防御地位。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从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国民党都明显超过共产党，使得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叫嚣“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在这种严峻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自卫作战中不断赢得胜利。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革命力量日益壮大，到了西柏坡时期，革命力量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此时，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一伟大胜利，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从1947年7月开始，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一年中，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2万人，收复和解放了拥有3700万人口的15.6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64座中、小城市，为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东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转移到了华北。这时，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大变化，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进一步研究制定彻底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方针。特别是1948年九月会议的召开，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为最后打倒蒋介石、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随着济南战役的发动，战略决战拉开序幕，中央军委因势利导，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及其他几个重要战役。这些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向前发展，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其中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它连同济南战役和1948年7月以来进行的其他战役，共歼敌230万余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这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创造的辉煌和奇迹。
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是党中央、毛泽东正确战略决策指挥的结果，是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共同谱写的人民战争的光辉篇章。它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超指挥艺术，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充分显示了人民力量的伟大作用和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党中央在西柏坡部署和指挥的战略决战，是一场决定战争双方命运的严峻斗争，实际上是长达22年之久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大决战，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和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的一次总决战。以三大战役为主要标志的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最终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西柏坡时期的文化建设正是在这一战略决战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它必然要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服务，带有鲜明的战斗性。这一时期的文化作品、文化活动大多集中于解放战争的主题，着重揭露国民党政府反共、内战、独裁、卖国的本质，反映解放区军民战争、土改、支前和生产等革命活动，讴歌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的事迹，歌颂解放区民众踊跃参军支前的热情，鼓动解放区军民的革命精神，坚定解放区军民的必胜信心。无论小说、戏剧、诗歌、美术等文艺形式，还是报纸、刊物、宣传品等出版物，以及歌咏、秧歌、曲艺等文化活动，不仅都能够迅速地反映解放战争中的每一个事件，紧跟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的步伐，而且有效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到广大军民之中，把革命精神和思想散播在广大民众的头脑之中，充分发挥了统一军民思想、凝聚军民力量、动员教育群众为战略决战服务的作用。虽然有些作品明显带有应急的色彩，缺乏艺术上的斟酌和推敲，致使在材料充实度、艺术感染力方面表现欠佳，但是，这些作品毕竟是战争环境的产物，适合解放战争环境的需要，具有强烈、有效的宣传鼓动作用，也自然符合西柏坡时期文化发展的方向。二、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以转折性的特点载入党的光辉史册。这一时期，虽然中国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胜利的曙光已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随着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党的工作重心、任务、目标都将发生重大的转变。与此相适应，西柏坡时期的文化建设也呈现出显著的转折性特征。
第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村。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自古以来，城市就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中国工人阶级又主要集中于城市，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也将成为必然。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需要在农村时就在农村，需要在城市时就转到城市。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夺取大城市，掌握铁路、工厂、银行等。他还说，像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召开八大。到西柏坡时期，随着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中国共产党要巩固人民政权，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实现进一步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政策，就必须树立起城市领导农村的新观念，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把工作重心及时由农村转向城市。因此，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他强调，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刘少奇也指出，城市接管得好，还要建设得好，改造得好。把城市建设起来，生产发展起来，就是管好了，就使农民和工人接近起来了。
第二，党的主要任务由领导革命战争向领导和平建设转变。自近代以来，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反侵略、反剥削、反压迫的英雄壮歌和革命乐章。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此，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革命战争，以武装斗争推翻反动政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西柏坡时期，中国的革命战争已处于全国性胜利的前夜。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规模的战争就要结束，和平建设时期即将到来，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革命胜利后，我们必须把精力投入到大规模的和平建设中去，使“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为此，党中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泽东一再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尤其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第三，中国社会发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发展也就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即“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目的。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到西柏坡时期，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全面崩溃大势已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问题。因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形态的转变，未来的路会更加漫长，责任会更加重大，对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大考验。
毛泽东曾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与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也呈现出显著的转折性特征。譬如，随着一些大中城市的解放，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由农村转向城市，文化建设也相应开始向城市转移，开始清理、接管旧有的新闻广播事业，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整合力量、奠定基础；对城市高校进行接收、管理与改造，积极探索高等教育正规化的办学路径；组建、整合科技文化社团组织，指导它们开展活动，为新中国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组织基础；着手建设和完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图书馆、人民文化馆事业有了初步发展，不断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对城市知识分子进行团结、争取和教育，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积蓄人才、凝聚力量。又如，适应由革命战争环境向和平建设环境的转变，利用新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老解放区更加稳固，文化建设环境进一步好转的特点，进一步拓展文化建设新领域，开展文物古迹保护，注重流散文物的收集整理工作；党领导下的电影事业有了初步发展，一些作品填补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空白，等等。所有这些成就，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承转时期
文化具有传承性，一定时期的文化建设总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是先进文化建设总能继承前人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并结合时代特点、顺应时代潮流开拓前进。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亦是如此。西柏坡时期的文化建设，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阶段，它是在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引下，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展开的，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奠基探路，表现出明显的承转性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日益成熟、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逐渐完善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密切相关的。
第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日益成熟。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在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理论结晶。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随着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这一理论在实践中日益丰富完善，更好地发挥了指导作用。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分水岭，在“五四”之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是为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在“五四”之后，情形则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中国的新文化已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与此相应，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因此，毛泽东一再强调，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的科学界定，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化，除了其领导者是无产阶级之外，还在于其内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种文化是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是批判地接受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批判地兼收并蓄的，是具有民族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文化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旧道德和封建迷信思想，是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种文化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主张文化作品能反映民众的真实生活、真实思想，主张言语必须接近民众。毛泽东等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的科学阐述，回答了“五四”以来新文化建设目标上的种种争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文化建设目标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主意识。这个目标，得到全国进步文化界的一致认同，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迅速发展。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前途。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其发展前途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动摇这个前途和方向，那就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因此，“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应当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虽然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第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逐渐完善。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策策略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方式，是完成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奋斗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一贯重视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同样，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文化政策。随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日益成熟，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在实践中也逐渐完善，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实际上，新民主主义文化，正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文化。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张闻天也指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是全中国所有文化人与知识分子的共同任务，所以它要同一切愿意为新文化的胜利而斗争的各种派别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进行各种各样的统一战线”。这一政策的制定，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是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文化战线上的具体应用。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要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创设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后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再次指出，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这些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大大促进了解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艺政策。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文艺工作者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文艺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文艺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即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忽视这一点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这些重要的指导方针及文艺政策的提出和制定，极大地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对以后文艺工作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此后，随着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日益成熟，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逐步完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蓬勃展开，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化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不断深入。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亲身表率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在延安蔚然成风，广大干部按不同文化程度，分别编班学习。在当时延安已有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还创办了一所专门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马列学院，希望以此推动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为了启发大家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张闻天还提议成立了由中央机关干部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讨论。为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中央还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延安在抗战时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就有30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此外，还重新校译了一批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如《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等，翻译质量比30年代初期的译本有很大提高。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的现实针对性，这一时期还编译出版了一些专题文集，如《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与此同时，通俗哲学和历史读物的编辑出版也很盛行，如艾思奇编辑的《哲学选辑》、徐立群的《中国史话》、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都深受读者欢迎。
二是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相关，解放区教育事业也蒸蒸日上，有了很大发展。在干部教育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为了加速培养军事和建设需要的大批干部，各抗日根据地除了继续办好各种专门的干部学校以外，还规定中等学校和高级小学为干部学校性质的学校，同时还大量设立地方干部训练班，以培养中级与基层干部。在社会教育方面，贯彻执行“民办公助”政策，根据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原则，发动群众自己办学，实行以民教民，政府在方针上加以指导，在物质上给以一定的补助。群众根据当时农村分散的特点，结合当地斗争和生产的需要，照顾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切身利益，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如识字班、识字组、夜校、冬学、个别教学、炕头教学、“送字上门”、巡回教学等等。在儿童教育方面，民办小学有了迅速发展，群众还创造了适合当时抗战形势和农村特点的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学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由群众自己来决定。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大体有以下几种：群众自己办，自己管，自己教的学校；由群众中积极分子倡议，经政府积极支持和帮助而办起来的学校；在识字班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学校；新式的巡回学校；旧式轮学和家庭学校等。其中有的是全村男女老幼分班学习的一揽子村庄学校。这种学校，不仅是教育儿童的场所，同时又是一个村宣传、推动、组织文教运动的中心。在文化教育运动中，教师和学生经常深入群众，帮助群众开展识字运动，出大众黑板报，成立读报组，既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教育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了自己。
三是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空前繁荣。以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陕甘宁边区为例，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文化界协会的领导下，延安涌现出众多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组织和文艺社团，其中文学方面的社团有18个，戏剧演出团体有18个，音乐社团有11个，美术方面的社团有7个，电影团体有4个。这些文艺社团成立后，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发展革命文艺，配合政治形势、重大节日和各种纪念日，举办各种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和纪念会、报告会，极大地丰富了边区文化。与此同时，延安的文艺期刊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据统计，延安时期先后创办了21种文艺刊物，如文学方面的《文艺突击》《山脉诗歌》《文艺战线》《大众文艺》《文艺月报》《草叶》《谷雨》等，音乐方面的《歌曲月刊》《歌曲旬刊》《民族音乐》《音乐工作》等，戏剧方面的《戏剧工作》《边区戏剧》等，美术方面的《前线画报》《美术工作》等。
这些文艺刊物的创办，一方面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发表的园地，使其能够发挥更加广泛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激励了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促进了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贯彻讲话精神，全心全意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使文艺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延安文艺出现崭新局面，涌现出许多为工农兵所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如戏剧工作者在民间秧歌的基础上，吸收了话剧等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一种反映劳动人民新思想、新生活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刘二起家》《夫妻识字》等，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此时，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涌现出一批表现新题材、新主题、新人物的优秀作品，如李季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比兴手法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用评书等民间文学形式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在当时都引起很大反响，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在其他解放区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地，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也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
四是自然科学和科技事业有了一定发展。为了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在解放区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还特别强调研究自然科学和发展科技事业的重要性。1940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941年4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强调要优待科技人才，尽可能购置他们所需要的科学设备，在战时要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1942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制定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边区政府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条例。由于中共对科学研究的强调与重视，以及解放区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的科技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农业、工业、医药、军工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通过科技研究，晋察冀的工人学会用化学方法从植物油中提炼煤油、汽油的代用品；陕甘宁边区的科学工作者解决了磷的实验，实现了火柴工业原料的自给；胶东化学研究室从1941年至1945年，完成了军工、医药、普通工业品等70多种化学原料的实验与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解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提倡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提高生产力。这都使得重视科学的观念在解放区蔚然成风。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制定和采取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鼓舞了军民精神，改造了社会面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而且为后来西柏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章 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的丰富实践
伴随着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文化工作者和广大军民积极投身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精神不断丰富，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文艺运动蓬勃开展，新闻出版事业空前繁荣，科技事业逐步兴起，城市文化建设初步展现，文物古迹保护、电影事业等文化建设新领域进一步拓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一、政党精神的丰富
政党精神是政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精神，是党对自身所处时代条件、肩负使命、面临任务、奋斗历程等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世界观、价值观在行动中的集中体现，是党生存、发展和事业成功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精神，既体现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又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又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既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又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既遵循科学求实原则，又体现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本色，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主要体现在政党精神里。
中国共产党政党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拓展、日益丰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特点鲜明的革命精神，如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井冈山精神，以“只见公仆不见官”作风著称的苏区精神，以坚定信念、不怕牺牲为特质的长征精神，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内核的延安精神等。无论在革命发展顺利之时，还是身处逆境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理想信念的力量，秉持崇高精神的力量，百折不挠，攻坚克难，创造出了无数个“精神变物质”的历史奇迹。到西柏坡时期，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在党的工作重心即将发生历史性转变的重大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执政地位的历史前夜，我们党铸就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包含着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深刻传承，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是继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之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树立的又一座精神丰碑。（一）西柏坡精神的形成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引领伟大的时代。西柏坡精神是在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伟大产物，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思想渊源。
西柏坡精神包含着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深刻传承。民族精神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成果，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作为具体体现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使得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而且生生不息、连绵不绝，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正是传承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加以创新和发展，使之闪耀出时代的光芒。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深深植根于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把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是中华民族精神最具时代价值的宝贵财富。
西柏坡精神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借鉴历史经验、总结自身经验并不断提高进步的政党。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存亡兴衰之道，众说纷纭，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看执政者是否能够始终如一地谦虚谨慎，始终如一地艰苦奋斗。败，固要不馁；胜，尤须不骄。翻开中国历史，大胜利带来大骄傲，大骄傲带来大失败的例子并不鲜见，如秦以“骄”亡，隋以“奢”败。历史上王朝的更迭、社会的变迁，无不验证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名言，揭示了“滋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的至理。历史昭示后人，启迪来者。如何跳出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从延安到西柏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深入思考，从著名的“窑洞对”到“两个务必”的提出，答案也越来越明晰，这就是：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西柏坡精神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艰苦是思想境界的体现，奋斗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艰苦奋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延安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再到西柏坡新中国的奠基，无不体现和贯穿着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只有坚持艰苦奋斗，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才能保持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如果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贪图享乐，不愿再做艰苦的工作，对群众的疾苦漠然置之，就必然会脱离群众。
西柏坡精神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与消极腐败现象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也深知腐化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化对政权的破坏力。因此，在即将走上执政地位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郑重提出了“两个务必”，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两个务必”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个重要治党原则，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关键环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此外，根据毛泽东提议，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六条重要规定：一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只有坚持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保持清正廉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才能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才能保证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走出一般执政党由胜而骄、由骄而贪、由贪而腐、由腐而亡的怪圈，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西柏坡精神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生存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将一事无成。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无论是苏区干部的好作风，还是陕甘宁边区的“十没有”，都是我们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展现，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和必然结果。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坚持群众路线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形成和得到充分发扬的时期。正是由于群众路线的正确贯彻，“两个务必”的作风保障，西柏坡精神的激励，这才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推进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普遍改善，这才出现了“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感人场面，保证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只要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就会无往而不胜。（二）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内涵
西柏坡精神孕育产生于党在西柏坡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凝结和升华，是中国共产党政党精神发展的新阶段，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战略大决战中所形成的一种宝贵的革命进取精神。西柏坡时期，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已经处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高潮中，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比以往更加激烈、残酷，形势瞬息万变。敢不敢于抓住时机，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大决战，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历史课题。面对国民党气势汹汹的进攻，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而是把握了战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和勇气；面对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没有错失良机，而是运筹帷幄、因势利导，将革命由局部胜利引向全国胜利；面对蒋介石“和谈”的花招，中国共产党没有丧失警惕，而是针锋相对、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面对革命胜利后的建国方略，中国共产党没有慌不择路，而是经过长期酝酿和慎重思考，满怀信心地把建设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重担放在了自己肩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是压倒一切敌人的精神力量，是迎接未来挑战的精神财富。
二是依靠群众、立党为公。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了群众，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涵，是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西柏坡时期，既是中国革命处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进行最后决战的关键时期，又是承前启后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斗争异常激烈和复杂。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充分发扬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调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为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要依靠和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而要发动农民，首要的是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正如刘少奇所说：“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正因为颁布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正确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并及时纠正了土改中损害群众利益的工作倾向，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以空前的热忱投入到生产和战争中去，以浩浩荡荡、排山倒海之势摧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独裁统治，继而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大道。
三是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西柏坡时期是党的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乡村转到城市，党的主要精力即将由领导革命战争转到领导和平建设。长期处在革命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否领导好经济建设，能否使中国走向富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必须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他强调，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正是靠着这种实事求是、善于学习的精神，全党应对新挑战新考验的能力有了极大提高，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此，邓小平曾称赞道：“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四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容。在中国革命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如何使全党同志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必须及时地、郑重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使全党同志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西柏坡精神核心的“两个务必”，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在西柏坡时期的整个革命实践活动中，表现在军事斗争、统战工作、群众工作、政权建设等方方面面，主要包括戒骄戒躁的谦虚态度，锐意进取的奋斗作风，清正廉洁的自律品格，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开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巨大精神力量。
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亲手培育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我们党树立了精神与道德的楷模。他们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简朴的生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影响和感染着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毛泽东深入百姓家访贫问苦、指导老乡种水稻，刘少奇下马扶麦苗，朱德到田间同老乡一起劳动、谈心，周恩来给房东还梨、冒雨抢救战士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体现着老一辈革命家牢固的群众观念、深厚的人民情怀和一心为民的优良作风。“两个务必”的提出和“六项规定”的制定，更是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升华，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和行动更加自觉而坚定。正是靠着这一传统和优势，我们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顺利走上执政地位并巩固了人民政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二、教育事业的发展
教育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边区群众文化就会有很大提高。他强调，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到西柏坡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的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更加多样，质量不断提高，并逐步走向正规化。（一）干部教育
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离不开干部教育。特别是在西柏坡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推进，解放区迅速扩大，不仅需要训练大批南下干部，而且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培养人才也迫在眉睫。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通知提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948年8月，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也指出：“要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我们现在懂技术的干部很少，能管理工厂的干部更少，这是一个大问题。”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央又特别强调提出了为新中国尽快地大批地训练形势急需的各类干部和管理人才的任务。各地党的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开办了大量的各类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治国理政的干部，培养了大批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需要的人才。
中共中央于1948年7月24日发出《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为了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任务是比较有系统地培育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刘少奇为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中央还决定调杨献珍任马列学院教育长，调艾思奇任马列学院的哲学教员，调王学文任政治经济学教员，调何其芳任语文教员。1948年11月8日，马列学院在平山县李家沟口村开学。期间，刘少奇院长在学院讲演：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他要求学员既要有实践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还要求学员学一些地理、历史知识。从1948年7月党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到1949年3月移驻北京办学，中央马列学院卓有成效地展开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理论干部和宣传干部，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的党校教育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1948年5月，为加强军事政治干部的培养与训练，为华北战场乃至全国各战场培养大批高中级指挥人才，中央军委决定在石家庄成立华北军政大学。它是由原晋察冀军区的军政干校、步兵学校和晋冀鲁豫的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等五个单位合并而组建的，属于华北军区建制。叶剑英任校长兼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校长，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家述任教育部部长，李钟奇任校务部部长，陶汉章任教育部副部长。学员主要是来自于各部队的从旅团到连排长职务的干部，有军事指挥员、政工人员、通信员、警卫员、地方武委会干部，还有一部分战士，也有刚从敌军中解放过来的青年军官。1948年7月1日，朱德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指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不但在数量上要求有大批的干部去开展工作，而且在质量上也要有很大的提高。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有见识，有能力，更要有好的作风和坚强的党性。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华北军政大学为人民解放军培养输送各兵种骨干和军政指挥员1.4万余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后来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6月，党中央决定将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长由吴玉章担任，成仿吾、范文澜任副校长，钱俊瑞任教务长。校址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城。1948年8月24日至27日，华北大学举行成立典礼。吴玉章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指出，华北大学最主要的是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即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著作及我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华北大学根据实际情况下设四个部和农学院、工学院、图书馆、评剧院等单位。华北大学自成立至结束，历时一年多，共培养出毕业生16928名，为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师资。
1948年6月，为迎接全国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为新中国培养外事人才。学校校址设在石家庄市获鹿南海山村，校长由原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院长浦化人担任。因叶剑英是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同时又是中央外事组的组长，故外事学校党和行政的领导关系都在华北军政大学。校长下面设有组织、教育、总务三个科。中央外事组派温剑峰任组织科长，余森任教育科长，张子丰任总务科长，政治助理员是霍明。外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初级翻译和外事干部，教育方针是在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业务学习。学习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个人学习和集体互助相结合，业务学习时间占70%，政治学习占30%。学制原订为本科二年、预科三年。实际上，由于工作需要，不到一年绝大部分同学都陆续分配到外事部门工作。
1948年6月，中央青委提出了青年团干部的训练计划（草案），决定创办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校。成立团校的目的在于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青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学习，培养出具有新思想和新作风的青年团干部，以准备担任城乡的建团工作，为新中国的青年团建设打下坚实基础。1948年9月，中央团校在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两河村创建，校长为党中央青委书记兼平山县委书记的冯文彬，教育长荣高棠，副教育长张凡。第一期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共有708人，编为10个班，大多数年龄只有20多岁。中央团校设立两个处，一是教务处，二是校务处。当时没有专职教员，也没有教研室建制，只在教务处下设一个研究室，研究室下设两个教研组：时事教研组和业务教研组。授课老师有中央领导同志，如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彭真、邓小平、邓颖超等，还有各方面的专家、党内有名的专家学者，如杨述、于光远、黄华、刘燕铭、师哲、廖承志、薛暮桥等同志。教学内容围绕帮助学员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展开，主要是学习政治理论。1948年11月底，第一期团校学员接到中央青委的指示，要求团校全体人员参加接管平、津的工作。1949年5月，参加平、津接管的学员出色地完成了接管任务，陆续回到了学校，经过短期学习于7月毕业。
除上述中央举办的党校、军校、团校等外，各解放区也根据中央指示开办了大量各类各级干部学校，着手培养面向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人才。华北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了相当的规模。晋察冀边区到1946年7月有中等以上学校134所，包括华北联大、白求恩医大、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边区行政干部学校、抗战学院、抗大二分校、内蒙古自治学院、冀东建国学院等。后又开办了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冀中建国学院等。晋冀鲁豫边区有军政大学、新华大学等。1948年夏，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晋察冀边区北方大学与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汇集起整个华北解放区工业科技教育方面的精兵强将，在石家庄市矿区成立华北大学工学院，为革命事业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在华中解放区，1946年1月开办山东大学，学校设有财经队、文化队、合作人员训练班和附属中学等，学员多数来自新解放区及青岛、徐州、济南等大中城市。1946年3月与苏皖边区的华中建设大学合并，设政治、经济、文艺、教育、医学等系科。苏北有苏中公学，为抗大九分校。1947年成立华中公学，1948年12月华中公学改为华中大学，分三个部：第一部招收知识青年，着重进行政治理论和革命人生观教育；第二部培养区、乡干部，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并重；第三部是年轻的初中程度的学生，以文化学习为主。苏皖边区文教事业比较发达，有中等以上学校近百所。
在西北解放区，延安的抗大、医大等学校，抗战胜利后相继迁往东北解放区。1948年后在临汾成立了西北军区人民军政大学，另有西北医专、妇女职业学校等。晋绥区有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建新中学、雁门公学、吕梁公学等。
在东北解放区，延安抗大搬到东北后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培养了几万名军事、政治干部。另有东北公学、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也大量招收学员，培养新中国急需的人才。
以上各所学校都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提高干部的能力素养等放在了重要地位。广大党员干部发扬毛泽东倡导的“挤”和“钻”的学习精神，努力掌握治国理政和建设新社会的各方面的政策和知识，提高了素养，增长了才干，为夺取革命事业胜利，为开展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对不脱离生产的成人进行的继续教育，是直接面对社会广大民众的教育。社会教育是解放区教育中受教育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一部分。从教育对象来说，包括农民、工人、市民等；从教育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教育、民族教育、国防教育，也包括科学文化教育、生产教育、移风易俗等；从教育形式和教育方法来说，有冬学、民校、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以及读报组、俱乐部等。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的社会教育紧紧围绕为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边区生产建设服务的总任务，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1.农村社会教育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凭借以往社会教育的深厚基础和丰富经验，以冬学、民校为主的农村社会教育更加广泛蓬勃地开展起来。在老解放区，农民教育把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经常化，形成制度；在新解放区，农民教育以时事政治教育为主，帮助群众逐步树立蒋军必败、人民解放军必胜的信心，调动广大民众参军支援前线的积极性，掀起参军、支前、土改和生产的热潮。同时，广泛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对农民进行生产知识、卫生知识教育，提高群众的卫生健康水平。在教育形式上主要以冬学和民校为主。这一时期，冬学运动深入开展，根据群众的需要办学，坚持学用一致，大家办学与英雄模范带头办学相结合。不论是入学人数，还是学习的经常性和学习效果，都超过了以往，不少地区还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和学习模范，推动了各项工作和群众斗争的开展。为了使群众常年坚持学习，各地积极推动民校的发展。民校也叫民众学校，是群众常年进行学习的场所。它有较严密的组织，有固定的教员和教材，学习计划性较强，能系统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各解放区都加强了对民校的组织和领导，教学内容更为丰富，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在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发展生产、推动各项工作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城镇职工、市民教育
在抗日战争时期，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农民。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到西柏坡时期，随着大批中小城市及大城市的解放，工人、商人、市民的教育日益提到社会教育的日程上来。广大工人、商人、市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生活得到改善，迫切要求学习文化。这是工人、市民业余学校蓬勃发展的群众基础。
在职工教育方面，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工人群众中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教育工作要有计划地在三五年内把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切实提高一步，从工人群众中培养出大批有高度阶级觉悟和相当文化水平的干部。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九四九年华北区文化教育建设计划》也明确要求，在大中城市成立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同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关于恢复和建立工人区学校问题的决定》中又提出，在一切工人住宅区，人民政府应协同有关企业部门协助企业职工工会开办业余补习学校，以逐步提高工人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各解放区各个城市的市委、市政府均十分重视职工教育，积极创办工人学校，开办工人训练班，加强工会干部教育，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劳动纪律教育和生产技术教育。据1949年8月统计，仅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唐山五市就有工人夜校、学习班377个，学员达17163人。
在市民教育方面，解放以后各大中城市的市民教育主要通过市民学校和民众教育馆进行。为了开展对市民和商人的教育，一些城市普遍建立了市民民办学校。如1948年8月初，石家庄市不仅办起了市民业余学校，并在市内设立了100多个市民学习小组，对群众进行政治文化教育。1949年，一些全日制小学附设了民校，学员大部分是市民，也有一部分工人和机关干部。同时，对城市的工人、店员、市民和商人的教育，因其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多按生产部门组织实施，一般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并组建各种工人夜校、补习小组、店员小组、业余民校等经常性的业余学习组织；还以设图书馆、书店，办书报阅览室、公共阅报栏、黑板报、播音组，开通俗演讲会等形式教育民众。民教馆建馆初期主要是开展形势教育，改称人民文化馆后，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三）师范教育
抗战胜利后，为提高教育质量，各解放区对师范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把师范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如山东省政府在1946年2月21日就指示各地“在发展中等教育上，应掌握首先开办师范学校，在普通中学中亦应设立师范部或师范班，以便大量培养师资。”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也要求，边区中等学校“在普通班内应按可能专设师范班，各校地干班内应按可能附设小学教员训练”。苏皖边区政府在1946年3月召开的宣教大会上，由中等教育组专门研究了各类师范学校的教育方针、学制和课程问题，确定了统一的制度。但全面内战的爆发，致使相当一部分师范学校暂时停办，广大师生都投入了参战支前的工作。1948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广大解放区成了比较稳定的后方。在这种形势下，东北和华北两大解放区于1948年8月先后召开了东北第三次教育会议和华北中等教育会议，率先确定了新型的正规教育制度，对于师范教育的制度和课程也作出了统一的规定。
东北解放区第三次教育会议规定：“中学师资，主要靠东北大学培养，小学师资，要靠各省自己有计划地办师范学校培养。目前急需师资的地方，可办简易师范学校，或在师范学校里，或在中学里附设简易师范科。为着长期打算，就应办师范学校。”华北中等教育会议确定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与提高小学师资及初级教育行政干部”，“为了确实加强文化教育，必须减少学生的社会活动和过多的政治教育”。会议还通过了《师范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其中规定了各级师范学校的修业年限：短期师范为1年，以县或联县为单位设立；师范学校为3年，以行署及直辖市为单位设立；短期师范和师范学校均可设置不满1年的师资训练班。还规定了根据地师范教育课程标准，提出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试制度，学生入学、升学、毕业的考试应该严格，在教学方法方面应该重视课堂教学以及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继东北和华北两大解放区之后，其他解放区在实行正规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对于师范教育的正规化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部署。同时，对于新解放区刚刚接收的旧师范学校的改造问题，也都及时地采取了措施。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县以上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在办师范学校。这其中既有高级师范学校，也有中级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师范班和师资训练班；既有原有的师范学校，也有新办的师范学校，还有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办的师范学校，如苏皖教育学院、东北大学、华北大学第二部、太行区长治师范学校、太行区邢台师范学校、山东省文登工读师范、太岳师范、东北萌芽师范学校等等。这一时期的解放区师范学校，在继续发扬解放区师范教育优良传统的前提下，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为各级学校培养了大批师资，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新中国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在近代中国的师范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四）中小学教育
中小学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基础，担负着普及文化知识，培育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革命青年的重要任务。这一时期的中等教育还担负着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的中小学教育得到恢复和长足发展，逐步走上正规化办学的轨道。
解放战争初期，各解放区继续执行“干部教育第一”的政策，培养小学师资和各方面所需干部成为中等学校的主要任务。各解放区不少中学附设地方干部训练班和师范班，培养地方行政、建设干部和小学师资。根据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1948年各解放区先后召开了中等教育会议，作出了中等学校正规化的决定，对中等学校的课程、学制等作了明确规定，进一步整顿和加强中等学校教育。1948年10月14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对各解放区中等教育正规化发展的方向给予肯定。与此同时，小学教育也逐步走向正规化。
东北解放区第三次教育会议指出，要建立正规教育制度，办正规学校，小学用四二制，中学用三三制，规定了始业、毕业、上课、放假、考试等制度。在课程方面加重文化课的比例，中学文化课占90%，政治课占10%。在教育方法上，要注重因材施教，深入浅出。山东解放区第三次教育会议提出，必须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建立新型正规学校，强调中初级教育中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学习。会后，制定了恢复教育工作的各种条规，建立了中小学及师范的以教学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和教育领导体制，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学制度，同时强调在吸收学生上，应注意吸收工农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入学，以工农为主体，但对于地富出身而愿意学习进步者，应允许其入学。1949年5月底至6月初，在北平召开的华北小学教育会议，对小学教育的制度、师资、课本、经费、领导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形成《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和《小学教师暂行服务规程》等文件。这些制度和措施，为解放区中小学教育迈向正规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些制度和措施的规范指导下，这一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如据不完全统计，到1948年10月，散布在华北解放区各地的中等学校有144处，学生达2.4962万名；到1949年3月底，山东解放区中等学校（包括师范）恢复发展到67所，在校学生达3万人以上，教职员为2200余人。在小学方面，华北解放区，1949年有小学51900多所，学生325万多人；东北解放区，1949年有小学36061所，学生达3692749人。这期间，大多数小学都注重吸收贫苦儿童及职工子弟入学。这一时期不仅中小学校数量和入学人数有了大幅提升，而且师资队伍素质和教学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教学和管理制度逐步完善，使中小学教育走上了正规化的办学轨道。（五）高等教育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高等院校不像现在的正规大学，而是一些新型的短期干部培训班，是培养训练干部的主阵地和主渠道。西柏坡时期，如前所述，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为培养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需要的人才，中央和各解放区举办了一批高等院校。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既存在一些老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及时解决和应对，不断探索高等教育正规化的道路。
关于大学生的收录与毕业分配问题。针对有的高等学校借口没有房子及经费而拒绝收录投考学生的问题，194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尽量收录知识青年入我所办学校的指示》中指出，“对于来投考的学生只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一律收录，不得拒绝”，房屋问题由各大学自己到乡村及各县去设立分校解决，财政部应发给各大学充足的经费。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去向问题，中央要求，主要地应分配他们到各种学校及训练班中去，担负教育参加我们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及旧职员与工人的工作，和随军南下到新解放的大城市去组织学校，从事训练工作。不适宜做这些工作者，或个别做其他工作有特殊作用者，方可派他们做其他工作。因为目前处于革命高潮，参加我党我军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及旧职员，将有数万至数十万人，而对他们必须给以初步的政治教育，大学毕业生大部可作为从事这种教育的干部。
关于新解放区高校的接收与改造问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新解放区的大学即将回到人民手中。如何对大学进行管理和改造，中央指出，所有各大学的校长教职员，均须从各学校原有人员中选择调整，由适当机关加以任命。“在原有人员中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者及坚决的反动分子，必须撤换，新任命的负责人员亦必须是忠实愿意执行我们的教育方针，并为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所赞成者。”中央强调，大学教育是需要加以改革的，但改革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和群众基础。要向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说明目前政府财政经济的困难情况，向他们征求意见，待探知群众中多数的意见后，再适当提出我们的意见，经大家讨论，并取得绝大多数赞成后，再实行改革。这样既有利于学校的稳定，也可以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利于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教育方针。
关于高等教育的整顿问题。在这一方面，东北解放区率先进行了探索。1949年8月1日，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指出了整顿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及方针。接着《东北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今后高等教育必须按照精干与正规方针办理，必须将办正规大学与训练班加以区别，必须将高等教育与一般职业学校分开，不要只求数量。”同时，还指出：整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集中人力财力，实事求是地办好高等教育，使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能真正成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与高级技术人才。《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和社论发出之后，解放区各高等学校纷纷贯彻落实，并根据本校具体实际作出相适应的整顿方案，如区分高等学校与一般职业学校，把正规大学与训练班划拨开来；对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工作人员进行整顿，对人员和岗位实行编制定位；对在籍的学生进行甄别，按照学生实际文化程度编入本科或者专科；对教师进行等级的评定，提高教师的薪资待遇；从各学校的自身实际出发，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对学校的经费管理工作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解放区的高等教育开始走上正规化的道路。三、文艺运动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革命文艺运动，一直把它作为对敌斗争、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有力武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广大文艺工作者以革命文学艺术作为手中的有力武器，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建设运动。到西柏坡时期，解放区文艺运动空前繁荣，在动员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培养新中国文艺人才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文学创作
解放战争时期火热的战斗生活、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剧烈的社会变迁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广大文艺工作者全心全意投入到火热的现实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围绕新主题、表现新题材、反映新时代、塑造新人物，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1.小说创作
在小说创作方面，解放区作家们深入农村、工厂或军队，创作了大批反映时代特点和现实斗争、生活的新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如表现农村土地改革题材的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等，其中前两部长篇小说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表现解放区生产生活题材的有：柳青的《种谷记》，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我在乡下》，俞林的《家和日子旺》等；表现工业生产题材的有：杨朔的《红石山》，李纳的《煤》，草明的《原动力》，康濯的《工人王大虎》等；表现革命战争和英雄人物题材的有：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方纪的《副排长谢永清》，管桦的《雨来没有死》，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这一时期，著名作家刘白羽还创造了描写部队真实生活的新闻体小说，如《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等。此外，在国统区，左翼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如巴金的《寒夜》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
2.报告文学创作
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这一时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解放区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是伟大时代的历史记录。当时，许多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都写报告文学，其内容侧重点是表现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的英勇斗争事迹和解放区的新社会生活。由于事迹感人，描写真切，使其独具魅力。当时一些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小说，其实更像报告文学。华山、刘白羽、韩希梁、朱襄等都在创作上取得显著成就。如华山的《英雄的十月》是写辽沈战役的，写出了在全国胜利前夕部队的高昂士气、强烈而急切的求战心情、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刘白羽的《红旗》写的是锦州战役的英雄事迹，《光明照耀着沈阳》写的则是沈阳解放的头几天人民欢欣鼓舞的场景和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曾克的《挺进大别山》描写了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的英勇、艰苦的战斗状况；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记述了华东部队歼敌王牌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六十八天》则记述了淮海战役的历程；苗康的《老子英雄儿好汉》通过农民出身的父子在部队中的巧遇，写出了农民与军队的关系；朱襄的《天水岑群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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