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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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历史（上）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杂谈历史
最让世人震惊：蒋经国并非蒋介石所生！
1997年9月23日，蒋纬国在台湾刚刚逝世不久，一家名叫《商业周刊》的杂志，便最先刊发了一条有关蒋纬国生前的秘密，其中最让世人震惊的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所生！
原来，台湾中兴大学教授范光陵，在蒋纬国临死之前，曾有幸携带一架小型录音机，数次来到“荣民总医院”蒋纬国的单人病室里，面对面与蒋家第二代惟一健在的传奇人物交谈，并留下了八盘录音带。《商业周刊》在引述范光陵教授所提供的录音资料时，曾加编者按语说：“蒋纬国先生曾在1994年夏天亲口对范光陵说过：蒋介石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但是他确实是因为狗的咬伤，从而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个按语最能吸引读者。蒋纬国将蒋介石多年不肯露出的底子，一下子给揭了出来。《商业周刊》专文指出，若从蒋经国登记的出生时日推断，其母亲在受孕之时，蒋介石当时正在日本，怀孕期间蒋介石并没有回国，而毛夫人也没有远行赴日本，因此蒋经国的身世便留下了不可解开的疑团。另外，该刊也举证说，蒋介石生前曾经娶了四位妻子，但却只有蒋经国这一名子嗣。
该刊在引叙蒋纬国的说法时，直指毛氏夫人与婆婆王采玉与同族亲属××的关系密切，特别是在蒋介石留学日本时期两人的关系更是非比寻常，也因此才招致了蒋介石的休妻之举。但是有关蒋、毛的仳离，各方说法不一。也有人认为蒋经国是抱养来的，并非出自毛氏。《商业周刊》的文章说，由于此事涉及毛夫人的名节，范光陵教授极为谨慎。他对记者说：蒋纬国也许会忘记或错记，但是决不会说谎。范光陵表示：此事蒋纬国曾经多次向他们这帮朋友们提及，也曾一度要求他不得公布出来。然而，在蒋纬国死后，他们觉得有必要让真相公布于世。范光陵说。蒋纬国对蒋经国并没有恨意。但对蒋经国的生母颇有一些微词。范光陵说：哥哥对他的不快，多次是起因于毛夫人向蒋经国反复灌输的对姚夫人和他（蒋纬国）的敌意。
该刊的文章表示，范光陵与蒋纬国生前极为熟悉。蒋纬国生前在病榻上曾多次对他提及身世问题，并留下了八盘录音带，范光陵说：蒋纬国的这些遗言，并不是想诬陷某个人，他只是想澄清外界的传言，以及为什么与蒋经国之间不睦。
具有苏州人性格的蒋纬国 临终不再“忍”
1994年夏天，范光陵获悉老朋友蒋纬国病重住进“荣民总医院”的消息以后，他作为学者也作为朋友，希望为蒋纬国录下一些日后可供史家们研究的资料。在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荣民总医院”的六病区——那个蒋家辉煌年代不准普通患者随便进入的特殊病室。如今物换星移，蒋纬国所住的房间里空空荡荡，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治病的地方，甚至连普通患者的病房也不如，冷冷清清。范光陵正是见到这种处境，更认为有必要为不久于人世的蒋纬国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所以他那以录音留存历史见证的想法变得更加强烈了。
范光陵在那段时间，多次与蒋纬国以聊天的方式，了解到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蒋家内幕。其中特别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的亲生！以及蒋介石在四岁时，被野狗咬坏了生殖器，从而失去了男人的生殖能力等事情。
范光陵十分了解蒋纬国的为人，一生都是最讲“忍”字的，他认为蒋纬国具有苏州人的性格。而关于兄长蒋经国，从前蒋纬国是从来不敢有任何微词的，即便是在最要好的朋友范光陵面前，蒋纬国多年以来也是谨言慎行，从不敢多说一句话。
范光陵迄今还记得，蒋纬国是以一种多么艰苦的心情，向他娓娓说出积郁在心里数十年不敢向外人倾吐的往事。凭着范光陵的直觉，他认为蒋纬国对他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真话，决不会有任何图报复和泄私愤的成分，那是他的感情的真实流露！
风波迭起的记者招待会
不久之后，孔祥熙的后人孔令仪公开站出来质问蒋纬国，并且否认蒋纬国对范光陵所讲的那些话具有真实性。这一消息，对范光陵来说当然是打击最重的。因为任何人的否定他都可以不加理睬，可是惟有孔家的人出来说话非同一般。因为宋美龄的讲话最让世人信服，而孔令仪恰好是宋美龄在纽约居住时身边最亲密的人士之一，也可以说孔令仪就是宋美龄的代言人。
范光陵急忙去看台湾《联合报》上登出的发自美国纽约的电讯：“孔祥熙的长女、宋美龄的侄女孔令仪在纽约指出，蒋经国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毋庸置疑，外间传闻实为无稽。”“孔令仪指出，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27年12月结婚后，宋美龄曾经怀孕。但因意外不幸而流产，之后宋美龄便不曾再次怀孕。孔令仪此说，推翻了近日外界所称蒋介石早年即已丧失了生育能力的传闻。”“孔令仪说，几十年来，蒋、宋、孔、陈家人从未闻听过蒋经国不是蒋介石所亲生的说法，外间各种推测实为穿凿附会。”“至于蒋纬国的身世，孔令仪说，她记得早在祖国大陆时，蒋介石有一天即当着宋美龄的面，将蒋纬国找到眼前，对他说出他的真正身世。”“蒋纬国的亲生父亲为戴季陶。此事是确实的，早年蒋、孔、宋家人即了解，但仍视蒋纬国为一家人，宋美龄尤其爱护蒋纬国。”
范光陵虽然握有足以让世人相信的证据——蒋纬国生前最后岁月对他的谈话录音，可是那些谈话到底能否在孔令仪的只言片语面前站得住脚呢？他不能不感到有些忧虑。
1997年10月4日午后在台北凯悦大饭店记者招待会上，范光陵第一次面对如此众多的台湾记者，难免有些紧张。因为孔令仪在美国的发言，对他来说十分被动。就连刊发他提供录音带的《商业周刊》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这不能不大出范光陵的意料之外。
等会场里的杂声渐渐消逝以后，范光陵说：“1994年7月，我有幸从月初开始，断断续续地和纬国先生在‘荣民总医院’进行过多次秘密的交谈。许多内幕我过去也不知晓，现在我可以公布这八盘录音带中的有关部分。希望各位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一定以纬国先生的谈话原意为准，不要随意改动纬国先生的原意才好。”
会场上一片寂然，一台录音机开始传出蒋纬国那淳厚但却有些沙哑的声音，那些平日熟悉蒋纬国的记者们，马上就从录音机传出的声音里，断定讲话的就是蒋纬国本人！
记者们默然倾听着。蒋纬国是以闲聊的方式，先谈他本人的身世，接着，他又谈了自己在奉化乡间所度过的童年。以及当年与兄长蒋经国之间的友谊。特别是当蒋纬国谈到他与养母姚夫人来到奉化以后，住在柴房里面，又要受到毛福梅的虐待之时，记者群里发出了惊愕的嘘声。当录音机里传出蒋纬国那苍凉的语调，谈到他和姚夫人在奉化时的苦难生活，特别是在有关蒋介石夫人毛福梅不守妇道，产下蒋经国这个私生子的情节时，黑压压的记者群里顿时发出意想不到的惊讶叫声，接下去就无人再说话了，会场上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开关录音机时的轻响、笔在记事本上的沙沙声和低微的喘息声。“范先生！”突然，一位官方记者从人群里站了起来，“现在外界传说的，都是有关蒋经国先生并不是蒋介石所生，以及蒋介石不具备生育能力这两件事。可是，你所提供的蒋纬国的录音中，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一敏感的问题啊！这又何以正视听呢？”“对，请问这两个问题的出处何在？”又有几位记者问。“这……”范光陵急忙欠身向台下解释：“是这样，这段非常重要的谈话内容，根本就不在录音带上。”“为什么不在录音带上？”“是这样，请大家不要吵！”范光陵见大家七嘴八舌地追问情由，只得说出当时的真情，以解释这八盘录音带没有上述内容的真正原因，他说：“当时，纬国先生在谈到上述这一重要情节的时候，示意我必须在关闭录音机以后，才能够说出真情来。”
记者们听了这话，再次发生了波动。人们一哄而起，大声向范光陵质问道：“这不可能！既然纬国先生想对你说出历史的真相，那么他就决不会让你关闭录音机！”会场上嘈杂四起，一时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
范光陵边用帕子拭汗，边对记者们说：“纬国先生对我讲有关毛夫人和经国先生的关系时，曾经悄悄叮嘱过我，说这件事情很敏感，一定要我关闭录音机，但又允许我可以用笔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当我把纬国先生讲的话都记录下来以后，又当场给他读了一遍，最后纬国先生对我说：‘好吧，将来这段话也要保密。’但是，如今纬国先生病故了，我认为有必要让这些鲜为人知的内情都公布于众，所以才有了《商业周刊》上刊载的那些内容。我敢保证，我把纬国先生当时对我谈的话，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了新闻界，也从来不敢歪曲纬国先生的原意。我相信我的所有谈话，都忠实于已故的朋友纬国先生，他在九泉下有知，也会为我提供证明的！”
范光陵继续不慌不忙地对记者们说道：“诸位先生、女士，纬国先生有关蒋经国先生身世的谈话，内容本身究竟是真是假，因为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资格去评论它，我也不想评论。我只是想替死去的纬国先生尽一点朋友之心，把他当年想说却又不好对世人说的话，都一一向世人披露出来，因为这是我的责任。至于在座各位相信与否，世人相信与否，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好在世人对是是非非，均有公断，又何必怀疑我录音带是否作伪呢？再说，我又为什么作伪？所以，我劝各位，不要再从鸡蛋里找骨头了，谢谢各位。”
当记者们还想继续向他提出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时，忽然发现范光陵不知何时已经不辞而别了。他那八盘录音带也随之拿走，由于记者们采取了群起发问的不恭形式来对待这位被采访者，致使那八盘录音带只有一小部分内容公开披露，更多的部分则被范光陵永远藏之于密室，从此秘而不宣了。
民国女子：陆小曼的奢侈生活
如果说唐瑛是旧上海交际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那么有着南唐北陆之说的陆小曼，则是老北京当之无愧的头牌交际花了。
陆小曼接受了那个年代最好的教育，精通英语法语，会弹钢琴，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绘画、朗诵、唱戏无一不通。加之一副天生的好模样，用胡适的话说：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据说陆小曼不上相，见过她本人的都说，陆小曼在生活里是让人惊艳的。更有文献记载：“北京外交部常常举行交际舞会，陆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欢。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了陆小曼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以为快。而陆小曼的举措得体，发言又温柔，仪态万方，无与伦比。”
就是这样一个名媛，几乎是让每个男人看了都爱慕的。但这样的女子也往往是不可得的，得了也要为之付出代价的。说陆小曼的前夫王庚就因生活方式上无法忍受她，而时常发生两人间的争吵，让感情不睦。
陆小曼被父母娇纵，自小交际的都是贵族小姐。陆小曼爱打扮，喜欢夜生活，有着贵族小姐的任性与奢华。情商又很高。所以王庚仅仅物质的满足根本无法让陆小曼开心，当徐志摩出现后，陆小曼便义无返顾地与王庚说了再见。
徐志摩爱陆小曼爱得失去理智。结婚后，一味地纵容着陆小曼的各种喜好。要说他们也是有过轰轰烈烈爱情的，电光石火般的爱情平静之后，徐志摩看到的则是供养这样一个头牌名媛的不易。
陪陆小曼去唱戏也就罢了，虽说徐志摩不愿，也还是纵容了她。陆小曼需要漂亮的衣服，吃精致的菜肴，赶夜场的舞会，听戏打麻将。徐志摩还是很配合的，在外租了一套豪华的公寓，每月100大洋，14个佣人进进出出，其他的花销还要支出，陆小曼身体不好，又抽上了鸦片，徐志摩不愿看她病痛时难过，也就默认了陆小曼抽鸦片。这又是一笔庞大的开销。
徐志摩与陆小曼感情吃紧，大部分也来自于经济。那时陆小曼每月至少要花掉五六百大洋，也就是现在25000-30000元。这样庞大的开支让徐志摩挣扎得很辛苦。徐志摩自己舍不得买衣服，一件衣服穿到破了洞，这还是一个有名的诗人呢，成天穿着破了洞的衣服。徐志摩授课、撰稿，倒卖古董字画，奔波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可是这些钱还是不够陆小曼花。
徐志摩钱挣得辛苦，却很轻易被陆小曼花掉，徐志摩后来沦落得四处问朋友借钱，拆了东墙补西墙，颜面扫地。这样过日子，再好的感情也磨没了。在一次争吵中，徐志摩离开陆小曼，却在外出途中飞机失事，死得很惨。
不能说是陆小曼杀死了徐志摩，但徐志摩的死与陆小曼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陆小曼这个老北京的头牌交际花，不是一般男人能够驾驭的。陆小曼需要物质的满足，还要精神的富有，一样不可少。
把这样一个美女养在家里，可真辛苦啊！
徐志摩不过陆小曼一个舞伴而已。
陆小曼被称为上世纪初第一个敢为爱情离婚的交际花，可让人实在不清楚她理想中的爱情模本是什么？
陆小曼与前夫结合也是出自意愿的，婚后经济上得到完全的满足，可是在交际之余，她又嫌孤独，觉得精神上无以依靠。她认为徐志摩才是她要找的真爱。
一度他们恋得水深火热，被发现后，徐志摩的压力最大。这时他收到泰戈尔病中的消息，为了避这浪尖上众人的指责，他只好以探望泰戈尔为名，暂时离开陆小曼。临去时，他致信给陆小曼：“想你，疼你，安慰你，我人虽走，我的心不离开你——你这回冲上去吧，死了也是成功！有我在这里，放大胆子，上前去吧，彼此不要辜负了。”
可在这之后，陆小曼做了什么呢？
徐志摩托胡适照顾小曼，两个人却擦出火花。陆小曼用英文给胡适写情书：我这几天很担心你，你真的不再来了吗？我希望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不会依你的。
另一封：只希望你很快地能来看我。别太认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吧。
可见，除了徐志摩之外，陆小曼与胡适也是有着无法解释的私情的，只不过胡适惧内，他不会如徐志摩那样粉身碎骨去争取。
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之后，两个人常为在北京还是上海居住发生争执。徐志摩为了陆小曼，每天忙于赚钱，陆小曼却又搭上唱戏的翁瑞午为她推拿，陪她吸食鸦片。两人之间的暧昧虽无证可考，但旁人看了，总会为徐志摩抱不平。徐志摩对此竟为他们开脱道：“夫妇的关系是爱，朋友的关系是情，罗襦半解，妙手摩挲，这是医病；芙蓉对枕，吐雾吞云，最多只能谈情，不能做爱。”连徐志摩都如此说，旁人还能说什么？
但徐志摩与陆小曼却是再也没有婚前那种感情了。陆小曼所要的爱情也许只是激情，她在情感上是一辈子都闲不住的人。陆小曼何曾想过去爱徐志摩？去为徐志摩分担压力，不要让他陷于经济的压迫中而无法写诗。陆小曼想的只是从他那里得到爱，不如意就发脾气。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因为生活压力，与翁瑞午同居。胡适曾经提到让她离开翁瑞午由他来负责她的生活费，被陆小曼拒绝，理由是他们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现在翁瑞午身体不好，她不能赶走他。
纵观陆小曼的一生情爱，再想想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事实上真如张幼仪所说，在徐志摩的那些女人里，只有她，最爱他。
但是爱情这回事有谁能说清呢？自认为轰轰烈烈的感情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徐志摩不过是陆小曼舞场上一次转身的舞伴而已，他却当了真。
脱胎换骨：八路军部队里的末代贵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仓皇出逃，把家眷丢在通化临江的大栗子沟煤矿，其中有“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溥杰妻子嵯峨浩、溥仪的乳母以及族人和太监侍女共百十号人，几经周折，在临江遇上了八路军，从临江到通化再到长春，她们在八路军部队里整整呆了半年，尤其是由平民女孩成为“贵人”的李玉琴，又一次经历了不平凡人生的重大转折。
一个小战士要求贵妃给织件毛衣。
溥仪在伪满皇宫宣读完“退位诏书”，如丧考妣的捱到8月16日，当晚在发表一番“训谕”之后，带着其弟弟溥杰并三妹夫、五妹夫及一帮族侄、随从，乘飞机离开刚刚落脚两天的临江大栗子沟煤矿，在准备逃往日本的过程中，却在辽通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至此，包括“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及太监侍女百余号人被丢在了大栗子沟这个与朝鲜一江之隔的深山老林里，内眷们在极度恐慌中度过了百来天，后在管事严江桐的周旋下，花钱请来国民党杂牌军队将她们护送回了临江县城。
有一天临江县四周响起了枪炮声，两天以后，八路军的队伍开上了临江大街，临江解放了。
临江刚解放的那段时间，出于好奇，经常有些新参军的战士背着部队领导去看“娘娘”，婉容是个鸦片鬼，且患有精神病，形容枯槁，看了的战士都很失望，便转而去看贵人李玉琴，当时李玉琴正好17岁，出落得像一支花，每天有不少人去看她。开始时李玉琴很不适应。渐渐地，李玉琴胆大了些，有时候还同来看她的战士说上几句。有个小战士很有趣，头天来看李玉琴的时候愣愣地站了好半天也没说一句话，临走的时候才轻声的问李玉琴，她身上的毛衣是谁织的，李玉琴说是自己织的。第二天，那个战士又来了，这一次，他站在门口对着李玉琴说：“你能给我织一件毛衣吗？”小战士的这个请求可吓坏了李玉琴，按照宫里的规矩，“贵人”是不能跟除溥仪之外的男性说话的，更不用说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织毛衣了。当晚，李玉琴就找到溥仪的二姐，这个二姐是溥仪给李玉琴安排的宫中礼仪老师。李玉琴刚把话说完，溥仪二姐就劈头盖脑的一顿斥责，说她不守宫里规矩。李玉琴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担心那个战士来找她织毛衣，幸好那个小战士以后再也没来找过她，直到她们离开临江。
贵妃与八路军官兵同桌吃饭
1945年的农历腊月中旬，八路军先后把李玉琴、婉容、嵯峨浩母女、溥仪的乳母及伪宫的部分重要人员送到了通化，把一些想回家的太监宫女和一般职员在临江就地解散了。这样一来，原来百十号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一半了。在通化的八路军司令部里，部队的领导很热情的接待了她们，并给她们安排了住处，还送给李玉琴一条上等香烟，给婉容一块烟土。生活上，给婉容安排的是病号饭，安排李玉琴每天到楼下与八路军官兵一起用餐，其余人等在食堂打饭吃。对于男女同桌吃饭，李玉琴很不习惯，端了碗就往一边躲。看到这些，每天与李玉琴同桌的一位八路军姓刘的科长就帮助她说，八路军男女平等，一起工作，一块吃饭，一同娱乐，并交代照顾李玉琴的随身宫女敬喜要细心照料她。当他听说李玉琴等人住在八路军里有不安全的感觉，马上在几个女眷住处的门外设置了岗哨。时间长了，李玉琴渐渐感到八路军是一支很好的队伍，每次吃完饭就主动想和大家多呆一会，她认为他们“当官的没当官的架子，而且对小兵是那么和善；小兵在长官面前也随便说说笑笑，真好象一家人，根本看不出官兵区别……此前不敢想象会有这么好的军队。”后来，刘科长又给李玉琴介绍了一位姓杨的女科长，杨科长为人极为热情真诚，性格也极其温和，她常给李玉琴讲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讲八路军和老百姓鱼水情深的故事，分析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原因。渐渐的，李玉琴开始对自己“贵人”的身份产生了动摇，对自己从一个平民女孩变成“贵人”这段经历开始怀疑。
一个八路军小战士让贵妃失眠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玉琴逐渐喜欢上了八路军部队，也渐渐放下了“贵人”的架子。她喜欢跟八路军部队里的年轻人一起玩，学会了打扑克，下跳棋，甚至跟大家一起学会了打腰鼓，还跟那个收发室的女八路学会了解放区的进步歌曲。李玉琴的嗓子好，唱歌很动听，每当大家聚在一块或者有什么高兴事的时候，都鼓掌让她来一首，李玉琴也大大方方的就唱上一曲，这无疑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她越来越感到革命队伍里的乐趣和温暖。
特别是当刘科长指着那个女收发员说：“你看到她没有？共产党主张的就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她自己找的对象，俩口子恩恩爱爱，又都在革命队伍里工作，多有意思。”那个女收发员是李玉琴的朋友，她的丈夫30来岁，很帅气的样子，也在一个部队里工作，俩人时常趁人少的时候嘻嘻哈哈的。听到刘科长这样一说，李玉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哀，刘科长这番话，对她的震动很大。她在自己的回忆里写到“再看看我自己，皇上比我大二十岁，身体还有缺陷；虽然在宫里时还不十分明白，但隐隐约约似乎觉得他不正常；我不敢想，更不敢问。更何况跟他在一起一点平等也没有。”
有一次，李玉琴因病没下楼吃饭，刘科长就叫厨房给做了病号饭，还特意吩咐李玉琴的随身宫女敬喜按时给她吃药。过了两天，李玉琴的病好了，当她从楼上走下来时，大家都来问长问短，这让李玉琴又一次感受到了革命队伍大家庭的温暖。尤其是那个小文书，跟李玉琴一般大，他身材模样都很好，李玉琴常跟他们几个一起玩，他每次见到李玉琴都会脸红。等大家都问候过了，他才红着脸走上去问：“你的病好了吗？”看到对方的眼神和窘迫，李玉琴也害羞地低下头轻声答到：“好了，谢谢！”有一次，李玉琴与收发员、小文书等几个人在一起唱歌，唱完了就哈哈大笑，收发员说李玉琴笑的声音很好听，唱歌更好听，就建议她参军当文艺兵。这时小文书就轻声的对着李玉琴说：“等你参军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李玉琴当时脸都红了。李玉琴在后来的回忆里写到“他很聪明，什么都会玩，字也写得好，他这样一说，我心里就七上八下，不知道如何是好。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何长工司令员让贵妃参加文艺兵
李玉琴等人在八路军的队伍里不知不觉就到了1946年春节。
除夕晚饭过后，刘科长找到李玉琴，说何长工司令员要见她，让她一个人去。跟刘科长一起来的那位同志把李玉琴领到何长工同志家里时，那里已经坐了好几位八路军干部战士。何长工夫妇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玉琴。李玉琴刚到一会，溥杰的妻子嵯峨浩也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到了。何司令员的妻子拉她们一起坐下，不停的往两人手里塞糖、水果、花生，请她们抽烟、喝茶。何长工关切地问李玉琴，娘家还有什么人，都做什么工作，入宫前后和宫里其他一些人的情况。李玉琴一一作了回答，并说自己入宫后家里并没得到溥仪的半点好处，父亲仍然做厨师。听完李玉琴的介绍，何长工对李玉琴说：“你和溥仪不是一个阶级，他是皇帝，你是穷孩子。选你进去不过是做他的玩具，皇帝能把一个穷孩子当回事吗？”而嵯峨浩一直很害怕的样子，不吃东西，也很少讲话。问一句答一句。李玉琴却一点也不怯场，说话时常引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看到嵯峨号的样子，李玉琴还安慰她不要怕，说八路军只杀坏人，没有糟践中国人的日本人是不会被杀的。
何长工又给李玉琴和嵯峨浩介绍了许多中共领导人的事迹，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还有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故事，这些革命领袖是李玉琴以前从未听人说过的。何长工夫妇爱怜的对李玉琴说：“你本来是穷人家的孩子，被骗入宫也是迫不得已……溥仪当傀儡皇帝，跟着日本人干了不少坏事，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何长工夫妇动员李玉琴与溥仪划清界限，要她趁年轻，勇敢地摆脱溥仪的阴影，参加八路军。何长工司令员打量着李玉琴说：“你的条件，当个文艺兵很合适”。
在与何长工夫妇交谈的过程中，李玉琴还不习惯别人说溥仪不好，惹得何长工夫妇和在场的同志都笑了起来。不管李玉琴怎么说，何长工夫妇也不生气，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帮她提高认识。一晃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临别的时候，何长工夫妇送给李玉琴和嵯峨浩每一大包糖果瓜子。
一次战斗中，贵妃受伤了
1946年正月初一，关押在八路军通化司令部的日本战俘举行暴动，从凌晨五六点钟起，“噼里啪啦”的枪声就响个不停，住在通化司令部的末代“后宫”们觉察到危险就在周围，纷纷穿衣起床想跑出屋外，为了安全起见，八路军的战士早已守在门外，并对屋里的人喊话，说外面危险，命令屋里的人一律不准出来。天亮以后，枪声才渐渐的稀少下来。突然，一发炮弹刚好打在司令部办公楼对面的房顶上，炮弹爆炸过后紧接着就传出一阵悲痛欲绝的哭声，几个八路军战士立即朝那边奔去，有人喊，二嬷不行了！住在司令部办公楼二楼的末代“皇妃”李玉琴一直担心住在对面楼里的“皇后”和溥仪的乳母（二嬷），听到喊声便站起来贴着玻璃窗户一个劲朝对面望。这时远处一枪打来，啪啦一声，玻璃被打破了，李玉琴顿时满脸是血，这下可急坏了侍女敬喜，敬喜一拉门就跑到走廊上大喊起来：“快来人啦！贵人受伤了！”一队八路军抢救员很快把李玉琴抬到了后楼。何长工司令员亲自派出自己的卫生员来给李玉琴包扎，稍后还在战俘中请了一个日本医生一起会诊。那位日本医生说“贵人”脸上没有弹片，修养几天就会好的。实际上这块弹片在李玉琴脸上一直隐藏到1966年才被发现取出。战斗很快结束了。溥仪的乳母二嬷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皇后”婉容精神受到刺激，病情更加恶化，李玉琴脸部受伤，其他人并无大碍。
这一次战斗过后不久，八路军就把所有住在司令部的溥仪家眷和部下统一安排在一栋楼里，实行食品供给制，让所有的人不要再分奴才和主子，大家轮流干活做饭。李玉琴不仅自己动手劈柴做饭，还主动照顾重病的婉容，为她洗被褥，按时喂药。李玉琴的这些变化得到了八路军的干部的多次表扬和肯定，而对于伪满一些顽固分子来说，李玉琴的劳动无疑乱了纲常，就连一个太监也冷嘲热讽的对李玉琴说：“贵人真能干，以后回到宫里可以自己做饭了。”
要她和皇帝离婚，贵妃声泪俱下
1946年4月，长春迎来了“四·一四”解放，李玉琴和伪满内眷旧属被八路军送回了长春，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员被先行遣散。而李玉琴等主要内眷必须有一定程序才能妥善安置，所以李玉琴随八路军到长春后并没有被通知马上回家。在部队住了几天后，几位八路军干部集体找她谈了话，这一次谈话的人已经不是通化的那几个干部了，他们说话的语气很尖锐，态度也更坚决，目的就是要李玉琴写声明，表明立场，与溥仪离婚，同汉奸划清界线，他们说只要写了声明就可以送她回娘家，重新回到人民大众中去。不管部队的同志如何晓之以礼动之以情，李玉琴就是不答应，末了她一边大哭一边说：“我曾经发过誓，好女不嫁二夫郎，我怎么能离婚呢？我就是不同意！”几位八路军干部只得着罢。
第二天，八路军干部又来找李玉琴谈话，而且还把李玉琴的父亲叫了来。几位干部说，只要李玉琴写个离婚声明，就可以跟他父亲带回家了。李玉琴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厨师，也是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人，他对八路军干部说：“当初我们不愿意让她进宫，是皇上硬要去的，现在她已经是皇上的人了，叫我怎么办才好呢？”还是跟着李玉琴父亲一起去的一个亲戚有些文化，他看八路军态度很坚决，就说：“那就离婚回家吧。”李玉琴顷刻泪流满面，大哭道：“皇上在难中，我怎么能丢下他呢！”弄得八路军干部面面相嘘。经过八路军干部反复教育和那位亲戚的哀求，李玉琴才一边哭一边很不情愿的写了“离婚声明”。临走的时候她从溥俭手里讨要了一件溥仪的皮大衣作纪念。
李玉琴离开部队的时候，嵯峨浩已经被送回了日本，其余大部分人员都已经散尽，她只到婉容的床前去跟她告别，婉容虽然脑子不很清晰，但似乎也预感到了这是一场生死离别，她带着哭腔的嘴里发出了“哦哦呵呵”的声音，而李玉琴则流着眼泪无声地离开了部队。部队的同志要求李玉琴把婉容带走，但李玉琴考虑到家里住房和生活条件及其他原因，最后没有答应下来。后来婉容在跟随八路军转战的过程中死在了敦化。
宋美龄曾离间蒋介石蒋经国关系
王世和，蒋介石第一任侍卫长，曾与蒋出生入死20年之久。他毕生低调谦冲，从不对外炫示功绩，外人鲜有知晓者。而若蒋介石身边没有王世和，不仅蒋介石个人历史有可能改写，连国民党党史也可能大异其趣。
家乡子弟兵随身护卫
王世和是蒋介石的表侄，其祖父与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系堂姐弟关系。浙江奉化溪口镇葛竹村地处偏远，人口寡少，营生条件艰困。王采玉嫁到蒋家后，她的堂弟曾在蒋家“玉泰盐铺”当店员。若干年后，堂弟之孙王世和年方弱冠，一直待业在家。王采玉受堂弟请托，代觅营生职业。世和虽仅私塾文化水平，但秉性忠厚纯朴，反应机灵，手脚勤快，遂被安排在“玉泰盐铺”当学徒，顺便在蒋家听候差遣。蒋介石元配毛福梅既要侍候婆婆，又要帮忙照管盐铺生意，忙进忙出，遇有杂务，即吩咐王世和代为操办。王世和年纪虽轻，但总能把事办得妥贴，甚得蒋家上下欢心。
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返家奔丧守制期间，玉泰盐铺暂时歇业，王世和遂无业在家。守制期满，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墨绖从公，来粤助战”。此前，蒋介石与粤军将领矛盾甚深，深恐此行粤军对他采取不利行动，因而打算挑选忠贞可靠的家乡壮丁，组织一支小规模近身侍卫队。他见堂侄王世和长得精干结实，反应灵活，便命其广招体格健壮、吃苦耐劳的家乡青年，又挑选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三名蒋姓宗亲侄辈，担任近身侍卫，组成四名成员的侍卫小组。王世和是年22岁，较其他蒋姓侄辈年长，蒋介石遂命王世和为首。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全面叛变，孙中山急电蒋介石返回岗位救援。当时，孙中山已率众退出广州城，广州城区及近郊均为陈炯明部队占领。抵达广州城郊后，知悉孙中山已登上永丰舰，蒋介石即派王世和化装成商旅，到黄埔岛一带了解情况。王世和以重金租了一条民船，偷偷越过陈炯明部队哨兵，让蒋介石与随员成功登上永丰舰。
上舰之后，蒋介石得知船上食物果菜几近耗尽，连孙中山的日常饮食都成问题，即命王世和利用舰上小舟摸黑到对岸，向民家采购日常食品。小船行至半途，被陈炯明岸上部队发觉，立即以探照灯照射，一路炮击。永丰舰官兵见状马上以炮火掩护。枪林弹雨中，胆大心细的王世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成功购得粮食与蔬菜。
其间，陈炯明的岸炮不断朝永丰舰等舰只轰击，孙中山率众发炮反击，舰上官兵在战斗中颇有死伤，甲板上血渍处处。完成任务后的王世和又扶助伤员到舱下裹伤，并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毅然加入战斗。有了几次共同作战默契之后，王世和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紧密。他烧得一手好宁波菜，经常在随侍转战期间照顾蒋的饮食。在广东、福建期间，蒋介石与陈洁如夫妻尚属新婚燕尔，情感甚笃。陈洁如时常教王世和学文化，对王世和的忠厚笃实甚为信赖。1923年底，孙中山有意委派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陈洁如向蒋介石建议：侍卫随从年纪尚轻，为日后前途着想，应鼓励他们学习文化。今总理既有意兴办军校，何不令世和堂侄进入军校第一期就读，毕业之后仍能为你服务，有了军校学历，你才方便为他谋一官职。蒋介石听从了陈的建议。1924年5月3日，王世和被录取为黄埔一期生。与之同属一期第四队、日后平步青云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有胡宗南等人。
王世和进入黄埔军校后，将军校学来的基础军事训练（移植自苏联红军）知识，用于侍卫工作中。例如，他规定侍卫人员着军服及硬式打钉皮鞋，并规定夜间卫兵换班交接时，一律以正步行换班礼。这样，侍卫行走及行礼时，会发出“咔、咔、咔”的声响。据闻蒋介石夜里喜听侍卫换班的脚步声，并积沿成习，数十载不变。
1942年，俞济时（亦为黄埔一期生，就职前任七十四军军长）接任侍卫长，恐怕侍卫脚步响声扰人清梦，命令值夜一律穿着布鞋。接任第二天，蒋介石就把俞济时叫到跟前斥问：“为何卧房门口昨夜没有侍卫值班？”俞济时未明所以，一脸骇然，立刻下去查问，方知蒋靠听鞋声辨识是否有卫兵值班。1926年7月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正式发动北伐。北伐部队编制上有8个军，还编组了一个警卫团，王世和任营长。1929年8月12日晚间，于蒋介石上海爱多尼亚路十二号寓所担任“外卫”的警卫排某员，受人鼓动贿赂，入蒋寓所准备行刺，被王世和领导的“内卫”拦下盘问并当场识破，随之发生扭打，后刺客被制服，凶器当场缴获。蒋介石认为行刺事件事出有因，若非王世和领导的侍卫人员机警，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下令改组警卫，在总司令部成立侍卫班，任命王世和为上校侍卫长。
卷入蒋家内部恩怨
王世和与蒋介石荣辱相依、生死与共，自不可避免地进入蒋的核心世界，卷进蒋氏家族恩怨的漩涡中去。其中，尤以蒋介石几房妻妾彼此间的较劲纠葛，最令王世和左右为难。王世和是出身农村的旧派人物，受人点滴，涌泉相报。在玉泰盐铺当学徒期间，王太夫人（王采玉）待这位堂侄甚为宽厚，王世和对王采玉的媳妇毛福梅自然是忠心耿耿，有事必办。
毛福梅成为蒋介石的下堂妻以后，王世和不免有同情弱者心态，对毛氏格外带着几分怜悯与报恩之念。这个悲悯之念日积月累，成为宋美龄长期误解王世和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黄埔军校颇得人缘、被军校学生称为校长夫人的陈洁如，也成了下堂妻。王世和曾私下里对人说，陈洁如个性笃厚，没有心机，不搞权谋，事事为蒋介石设想，照料蒋无微不至。对待下人，陈洁如也和善慈悲，从不疾言厉色。相较之下，宋美龄则巧于智谋，工于算计，且处处流露出“千金”的骄矜，对下人的脾气很大，公馆服务人员都畏惧她的威严。
1937年4月，蒋经国自苏联回国后，曾在上海、杭州等地等候多时，却无缘即刻得见父亲。其实，蒋介石并非不爱经国，而是唯恐表现得过于急切，反令经国遭宋美龄的忌恨。于是蒋介石交代经国回乡读书。这些情景，王世和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王世和对身边的人说，夫人（宋美龄）对经国、纬国初期皆心存芥蒂，但这本不足为怪，毕竟她当初曾希望育有一男半女。宋美龄担心经国、纬国独占了蒋介石子嗣之爱，所以竭尽可能离间蒋氏父子，这是年轻时的宋美龄“多一个心眼”的算计。
1937年五六月间，蒋经国返回奉化后，蒋介石命毛福梅在丰镐房为蒋经国、蒋方良补办中国式婚礼。蒋介石心细如发，唯恐经国婚礼太过张扬引起宋美龄不悦，故私下命王世和回乡操办杂务，并要毛福梅单独主婚，自己则隐身幕后。尽管婚礼十分低调，依然被远在南京的宋美龄察觉。这场在奉化举行的婚礼像一根针似的，不断扎着宋美龄的心房。1939年，蒋纬国自德国辗转经美国回国。
当时，纬国的身世问题成为报章花边新闻渲染的焦点，传到宋美龄耳中，自然引发她的极度不悦。她质问蒋介石纬国究竟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如果不是，为什么要代为照管；如是亲生儿子，生母是不是负责带大纬国的姚冶诚；如果生母不是姚氏，那蒋介石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宋美龄质疑蒋介石违反基督教“十诫”中不说谎的戒律。对于纬国的身世，蒋介石实有难言之隐，但越是神秘，越是引人揭发底细的兴趣。
王世和尝与人云，纬国尚在少儿时期，就常由姚冶诚带来广州到黄埔军校探望蒋介石。党内大员夫人均甚喜爱蒋校长这位眉清目秀的二公子，茶余饭后，不免八卦闲语。某日，吴忠信夫人王唯仁、居正夫人钟明志等姐妹一起打麻将，4个女人便聊起纬国的母亲是不是姚冶诚。钟明志说，纬国的生父不是蒋介石，而是戴季陶，生母自然更不可能是姚冶诚。众女追问她是听谁说的，她说，这事是姚夫人亲口告诉她的。钟明志所言不虚。纬国的日籍生母，当年千里迢迢抱着纬国来到中国，将孩子交给蒋介石。但蒋一个大男人，忙于“奔走革命”，哪能照顾纬国，故托付姚冶诚照管。
蒋常令王世和往返苏州，为姚冶诚及纬国送钱送信，采办生活用品，代为照料生活杂务。宋美龄明知王世和乃系奉蒋命办事，但仍把忌恨之气出在王的身上，视他为眼中钉。1939年12月12日，日军轰炸奉化，投弹击中丰镐房附近，毛福梅当场被炸死。当时王世和原本奉蒋介石之命，正准备兼程赶返故里接出表婶毛福梅，讵料不及赶回，已发生意外。
1943年间，宋美龄又为家中小事发脾气，一气之下跑到美国。后宋美龄怒气渐消，通知蒋介石她将于某日返回重庆。王世和身为侍卫长，有职责向蒋汇报行程安排。在宋美龄返国前数日，王世和特意提醒蒋介石，某日某时夫人搭机返国，请委员长排出时间前往接机。蒋介石闻言不置可否，王世和猜蒋可能还在生宋美龄的闷气。到了夫人回国当天，蒋介石依旧纹风不动，王世和深知蒋的脾性，亦不敢主动提起。蒋介石派座车前往机场，本人则执意不去接机。宋美龄从机场返回官邸，怒问蒋介石为何不去迎接。蒋介石不消分说竟抡起拐杖朝王世和打去，并责问：“为何不告诉我夫人今天要回来！”王世和被打得晕头转向，却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只有吞下这口窝囊气。宋美龄与王世和之间的误解，不免再度加深。
护卫二十载避争退乡里
为大局计，王世和依旧忍辱负重，坚持做好分内的事。他最后两次重大任务，一是在1942年2月陪同蒋介石夫妇出访印度，二是1942年4月5日随侍蒋介石夫妇访问缅甸。这趟缅甸之行，蒋介石一行人差点命丧九霄云外。4月5日当天，蒋介石乘车前往缅甸夏都梅苗开会，行程情报可能被日军侦悉。蒋抵达不久，20架日本轰炸机即飞临上空投弹，王世和等侍卫员马上护卫蒋宋二人，找掩体避难。迅雷不及掩耳，一枚炸弹就落在蒋介石夫妇近身50码处，所幸炸弹并未爆炸，否则蒋宋二人即便不粉身碎骨，也要身受重伤。
从缅甸回国途中，蒋介石座机刚从缅甸机场起飞10分钟，即接获地面警告，日本驱逐机18架，分为3小队袭来，但因未辨方位，正在云层中找寻蒋座机位置。机上每位乘客与机组人员均配发有降落伞，一旦座机被日机炮火击中，只有跳伞逃命。幸运的是，那天云层很厚，座机躲进云层中逃过一劫。几分钟后，座机飞临我国领空，中国空军机群随即起飞掩护，日机才掉头逃走。蒋介石对王世和的忠诚深信不疑。然而，王世和在安全保卫工作上的主张和安保措施的安排，还是经常遭受各方或明或暗的挑战。蒋介石近身的内卫人员，起初清一色是他在奉化的邻里戚党，统归王世和差遣调度，对蒋死心蹋地，唯命是从。
王世和全盛时期的职务是侍卫长兼侍卫总队总队长，虽仅为上校衔，却握有过滤会见蒋介石名单的大权，连军统局戴笠要见蒋介石，也要对王弯腰哈背，礼数备至。戴笠第一次到黄埔路官邸求见蒋介石，王世和见戴其貌不扬，行动鬼祟猥琐，以为又是刺客，还闹出把戴笠撵出官邸的笑话。戴笠尽管怀恨在心，但王世和是“天子人马”，他也拿王莫可奈何。戴笠派了一个军统特务混进侍卫总队，想在蒋介石身边安个眼线，好随时向他通报老头子的言行举止。没想到王世和粗中带细，特务才安插进官邸没两三天，就被王识破，当众揪了出来，二话不说，当下就叫他滚出官邸。此事不仅让戴笠颜面尽失，也让他在蒋介石面前栽了个大跟头。
从1921年蒋介石召集溪口乡亲当近身侍卫到1942年惊险的缅甸之行，20年来，王世和跟随蒋介石片刻不离，历经无数艰险，虽称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克尽职守，无怨无悔了。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宫廷内斗，王世和想暂时回乡，不再过问蒋家的是是非非。虽然蒋介石陆续发布他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等职，他依旧避居奉化老家，过着不问俗务的乡居生活。回看王世和追随蒋介石的20年岁月，其最大贡献是秉持愚忠，不避危险，竭尽全力护卫主人的生命安全。此外，蒋介石乃至早期国民党高官的安全护卫体系，也是在王世和手里建立并完善起来的。蒋介石的侍卫最后甚至发展成为一支代号“精忠部队”的庞大卫队，最膨胀时期号称拥有一个军。
一言得罪蒋经国从此难见旧主人
时光推移，江山易手。1949年4月25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薄暮夕照之下，挥别老家，挥别祖先庐墓、亲族乡党，挥别奉化溪口故里。临行前，蒋介石密令夏功权（曾任蒋介石专机座机驾驶、空军武官）前往访谒王世和，劝他跟随蒋去台湾。王世和告诉夏功权：我已年过半百，无心仕途，再跟先生已无意义。夏功权说，请你撤退是先生亲自下的命令，你追随先生多年，假如不走，先生担忧你性命不保。勉为其难，王世和答应离乡。4月底的一天，一艘国民党海军登陆艇停泊在奉化外海，王世和一家人收拾起简单行囊，扶老携幼，航向台湾。
暂居台北之初，许多国府高官流落孤岛，无所事事。那时流传的笑话是，巷子口卖烧饼油条的，过去在大陆说不定还是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王世和毕竟沾上点“皇亲国戚”的边，蒋介石还是派给“国防部高参”官位，待遇比照中将衔，是个按月发饷不用上班的闲差。但是，在异乡人海茫茫，举目无亲，单靠一份薪饷，怎么养得活一家十几口人？百无聊赖之下，王世和想再找一份差事贴补家用。1951年9月，王世和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的同学、蒋介石的头号爱将胡宗南，被蒋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还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驻守大陈岛，指挥国民党军残部，在浙江、福建与广东沿海从事骚扰破坏活动。
王世和被任命为胡宗南的副手，担任“副总指挥”。只是王世和对打游击完全缺乏兴趣，久经阵仗的他心知肚明，国民党“反攻大陆”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此，他根本没有到任，也从不曾执行“副总指挥”的职务。一年多后，1953年6月24日，解放军进占大陈岛，所谓“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自此撤销。在为胡宗南重新安排职务的同时，蒋介石也为王世和安排了新职，蒋经国代表父亲征询王有没有意愿接任台湾省警务处处长。当时，假如蒋介石走出官邸，沿路经过的军警宪特全要听从侍卫长统一指挥。
到台湾初期，蒋介石的侍卫长是俞济时，俞是王世和的后辈。想到这里，王世和毫不迟疑地推辞：“我最看不起警察、律师，我还是干我的‘国防部高参’吧！”蒋经国起初有些大惑不解：“阿哥，你不是嫌没事干，闲得发慌吗？这会儿怎么又推辞了呢？这是阿爸的一番好意啊！”事后，蒋经国想通了王世和的顾忌，特意给王世和在“国防会议”安插了“设计委员”的闲差。当时，蒋经国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等于是国民党军队和情报单位的太上机关。蒋经国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是总绾兵符的人，所有军方事务、情报业务均得经过“国防会议”核准才算数。王世和对军事参谋、情报工作向来缺乏兴趣，毕竟“设计委员”只是一份酬庸性质的职务，根本无需“设计”。但是，在担任这个位高无权的“设计委员”期间，王世和有更多机会了解蒋经国不为人知的一面。他逐渐从不同渠道听闻有关蒋经国的风花雪月、蜚短流长，类似的流言也正在军政要员之间传播。
王世和暗忖：自己身为兄长，有义务规劝蒋经国，制止传言进一步扩散。某日，趁蒋经国到家里来串门，王世和正襟危坐告诉他：“经国啊！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不要给‘总统’和你自己惹来麻烦……”话还没说完，蒋经国脸色就阴沉了下来。蒋经国趁当天去士林官邸，把侍卫长俞济时拉到一旁，表情严肃地说：“从今天起，王世和如果要来见‘总统’，一律不准他见！”俞济时不知道王世和什么事得罪了蒋经国，也不好多问。蒋经国不让王世和见蒋介石，是担忧万一王世和见父亲漏了口风，捅出大麻烦。
为解决生计问题，王世和急欲上士林官邸见蒋介石，求情帮忙。他追随蒋介石二十几年，对蒋的生活作息了如指掌，可说也奇怪，每次抓准了蒋介石一定在官邸的时间求见，都给侍卫长挡了下来，理由不是“总统不在”就是“正在处理要公”。去士林官邸不下10次，回回都吃闭门羹。1960年7月，王世和卧病在床，宋美龄得知他恐怕不久人世，特地派秘书游建文到王家探视。游建文告诉王世和及王太太：“夫人要我转告世和侍卫长，请您放心，夫人完全不计较过去的恩恩怨怨了，她已经完全释怀，谅解您的一切了，请您安心养病。”
听到这些话，卧床的王世和流下两行热泪。他难以言说的是，来台10年，始终无缘单独见蒋介石一面，这才是他心头的最痛。蒋介石曾是他拿性命保护过的主人呐！两天后，王世和阖上双眼，走完了他61年的人生道路。
第二章 探秘历史
日记揭秘：影星阮玲玉之死
我手上有两本日记，一本是王素（化名）所记，王素家住上海，是记于1936年的日记，时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一本是王素的姑舅表妹侯华（化名）日记，侯华家住镇江，时在小学任教，也记于1936年。
此时，王与侯正热恋中，两人日记时间和叙述的事儿相互映照，真是心心相印，遥相呼应。
日记中有他们认为的“大事件”，有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有爱国的热忱，有青春的追求、向往、冲动与烦恼。阮玲玉女士之死也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大事件”。看来，大学生王素还是阮玲玉的“粉丝”呢！他说，“我个人始终是崇拜阮女士的。”他用较多的笔墨，记录了阮玲玉之死。
在此，摘一部分，原汁原味，看看七十多年前的青年男女是怎样恋爱，怎样生活和工作，怎样对待“第三者插入”，也看看70年前青年男女是怎样“崇星”和“追星”的。
王素1936年1月1日零晨写到：动乱的1935年是过去了，现在正是1936年的开始。我们中国旧历的岁尾年头，我又提起笔来。题目是，“新年感言”，我的意思却是新年的计划。今年本来想另外再买一本“文艺日记”，可卖完了，只有“生活日记”，为华买了一本。好在我这本1935年的“文艺日记”还没填满，让我今年把它填满也行。
别了，过去的一年。我由上海到了杭州，又由杭州返回上海。像是生活在上海的便永远不能离开它。
侯华1936年1月1日写到：醒来时天已亮。抬头看床外，仍在下着雪，鹅毛片儿不断地飘着，屋上已经积了数寸厚。没有披衣就爬起来开了房门，觉得寒气逼人，竞有发抖，就赶快再钻进被褥里，不肯出来。
七时半庶母到我床前送来一本书。大概是素托父亲带来的，打开来原来是一本“生活日记”。送给我很适宜，一定是新年的礼物了。这是新的日记本，我愿我的生活也和这新的日记本一样，刷新一回，开一个新纪元。从今天元日起，我一定把我的生活很忠实地写在上面，写完这本日记，似乎才不负他送这本日记的美意。
1月7日侯华写到：早上起的早，所以晚上八时就上床了，看了一册《大众生活》第八期。听杏姊说《大众生活》第九期起停止出刊了，为文字太激烈。如果真的停刊，实在可惜，那实在没有什么杂志可看了。
十时就寝，但终睡不着，窗外的盼月很亮，看着屋里的皎洁月光，琐事又上心头，素为什么这好多天还不写信给我？大考吗？心里好念。
1月9日侯华写到：啊啊，想起人生的变化真是变幻无常，当我初到镇江时候，带着万分的前程希冀，何尝预科！现在呢，父亲没给我好好的教育机会，如果继续的给我求学，我现在已大学一年级了。想不到在半途便中止了，断送了我的前程与希望。
感觉我走到了山穷水尽的人生末路了，想振作，振作不起来，社会上不允许我立足，到如今没有一个相当的职业。我真恨，为什么没有背景就不能干到事情？是不是受了命运的播弄呢？
1月12日侯华写到：《大众生活》第九期已经送来了，无疑地是没有停刊。封面是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中受伤的一部分，心里很感叹，这许多青年学生牺牲了真太可惜，里面有一封给上海学生的公开信，看过后我被它感动了，大有和爱国青年同声一器的必要！
1月19日王素写到：接到华一封信，真有趣，只八个字，“为什么不写信给我？”
1月21日侯华写到：今晚接到素的信，心里很兴奋。从未接到他的信没像今天这样快乐。他说，我们都是孩子，的确我很愿意做个孩子。想着前天写给他的信只有八个字，现在想想更有趣味。我将这信看了又看，明天预备无论如何抽空写信给他。
1月23日王素写到：下雪了，冒雪归来，接华信。她说收到我前几天一封信最开心，我想说，她的那封信最不快意了。她说寄给我八个字后便即接到我的信，自己也想笑了。这个大孩子的妹妹呀！
1月24日侯华写到：今天因为父亲回来了，家中人都忙着弄菜，我一个人悄悄地躲在屋子里给素写信，心中很高兴，一会儿涂了六百字。
写好了就自己出去寄，今天是旧历初夕，他接到信恐怕在元旦日，该要多么快乐哟。
晚上爆竹声不断地响着，每个人都别有一种神气，进香、吃酒都必不可少的事情。一直到十时半才睡觉。
第二天没有天亮爆竹放的像开了战火一般，我也从朦瞳中醒来，打开一个红纸包吃了一些糖、枣之类的。这是祖母给我的，说是初一吃了讨个吉利。
起来后，见窗外积雪数寸，知是昨夜又下了雪，北风怒吼，今天又是奇冷。
1月24日王素写到：今天是大年初一。咋晚跟父亲睡在一起，早上一同起床，天下雨。跟母亲互道恭喜后吃吃东西，敷衍了一个上午。
下午冒雨赴融光观电影《恭喜发财》，邻座有两个杂种女子，脸庞是中国式，而说的却是英语，对着我嘻嘻哈哈笑个不停，我疑心是笑我的，仔细听她们又像不正常的英语语音，只好由她。一个是颇有西班牙味的，又像是犹太人，颇具幽娴风趣。
1月30日王素写到：今天舅父酒吃的很多，原来他的目的要发表他的“施政方针”，说是因为大家都嫌他用钱过紧，所以特此告诉我们他目前的负债一千几百元，预备在年内拨清，所以不得不紧。临了，他又特别提出，不可受制于女人，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等到将来我把他的女儿管的利害，他可不能干涉的呀。
2月1日侯华写到：今朝是我有职业的第一天，早晨起来，觉得心里特别的高兴和快乐。吃了点东西，跑到敏姊那里，约她送我到公输小学去。
女教师只有我一个，男性连校长三人。我担任一年级，单室级任，只有两个教室，其余是二、三合级。我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自己总要虚心的努力下去啊。
回到家中，仍然一个人，就提起笔来给素写信，写了不到四张结束。
2月1日侯写到：午后从学校回家途中，忽然大雪纷飞，街上行人没有一个不是努力奔跑。
晚接到素信一封，知道他己到了学校。觉得这一次的信感情似稍进步了。看完了，心里很兴奋。为了他如此的努力，我怎能不向前呢？
2月8日王素写到：咋夜做了一个绮丽的梦，梦中说是和华结婚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进了大学也有半年多了，年令是已经二十岁了，生活的孤独常常加深对伴侣的需要。
昨夜“梦遗”了。
从我和华近十次的通信中，觉得她不错，她鼓励我安慰我，她懂的人情事理比我懂的多。虽然瑛也是一个好女孩，恐怕她的欲望太高了，懂的太多了，我只有放弃。
2月9日侯华写到：今天又是星期日，吃了早点，感觉没有事做，就提起笔来和素谈谈这一次的来信，叫我猜猜他的梦想，什么梦想呢？我虽自信猜着了，但在今天的信上没有答复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猜着了。
2月13日王素写到：这两天精神上总是很疲倦，虽说是晚上睡眠很正常，没有不正经，然而到了晚上做功课总是没劲，身体究意应当怎样锻炼呢？
晚上总希望华或瑛来入梦，做一些甜蜜的梦，可是总不能，啊！青春的需要。
瑛的信写了没寄，今天补了一个条子寄了，又致华信一封寄了。
2月17日王素写到：星期三的晚上有中央委员刘健群来校讲中日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演讲。他演讲口才非常之好，材料也透彻。他吩咐我们记在脑中，不要笔记。我也只能说他分析了国际形势，然后谈中日战的必然性和时间性，末了谈到准备问题。
近来北平闹的已不是反宋哲元等等。而是学联的共党活动等等，这的确有些实在。师大物理系主任杨立奎宣布了这件事，并希望学联自动声明反共，但学联只说“我们救国，我们不反对任何党派，只要它救国”这几句话很显然的滑头。于是清华又闹起来了，为了要求免除补考而教授一起总辞职。普天之下，似乎还是交大清净些，交大救国会宣布组织国防研究会，时事讨论会，举行升降旗礼，我希望这些都切实的干去。
星期四晚上上中校友会开会。有意义的还算赴京代表黄士提的报告。据他看，他说，周佛海也说，1936年是中国复兴之年。政府确有准备，张伯苓并说，我们要反问自己有了准备没有。这是真好，现在所关心的即是准备问题，我们真惭愧啊。
其次他又说，上海各大学代表只在争盘差费的多少，旅馆的好坏。真实靠上海人救中国是不成的了。
2月19日王素写到：近来常觉得有许多对华不忠的地方，这真不该。配偶间应当坦白忠诚，应该互守贞操，后者我固然谈不到，我对她却说了很多假话！
2月23日王素写到：也太奇怪，晚上睡不着，不知为什么事，我唯一的法门便只好手淫一下，久已戒绝了，今夜精排得特别多。除了不得已时，我不应该采取这个法儿，保养吧，珍重。
不知怎么的“女性”在我脑内特别盘旋得利害，我不知旁的同学怎么着，看来很多好象都是鲁男子似的。
2月27日王素写到：同英文系的女生同学半年，印象最好的以沈朱二女士为最。今天上机画途中遇见朱，头低下去了，回来又碰到，我先对她招呼一下，她也才扭捏一下。看样子似乎在转着是招呼好还是不招呼好的念头。那还是我大方！装模作样么，笑话。惹不得女性。心理的需要更殷切了，然而是不敢尝试的。
3月9日王素写到：中国影坛不幸的消息！阮玲玉女士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她是为了张达民的控告才自杀的。可惜呀，新女性！
我个人始终是崇拜阮女士的。一来是她是很标准的美人，一来是她的表演超过于任何之一的女星，胡蝶是什么东西！
胡蝶与阮玲玉
这样一个天才的艺人，竟在她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死去了。像胡蝶快三十岁了，还在活动着，才羞呢！《寻兄词》是阮玲玉在她主演的电影《野草闲花》中和金焰合唱的，多美呀！
从军伍，少小离家乡；
念双亲，重返空凄凉。家成灰，亲墓生春草，我的妹，流落他方！
兄嘉利，妹名丽芳；
十年前，同住玉藕塘；妹孤零，家又破散；寻我兄，流落他乡！
风凄凄，雪花又纷飞；
夜色冷，寒鸦觅巢归。歌声声，我兄能听否？莽天涯，无家可归！
雪花飞，梅花片片；
妹寻兄，千山万水间，别十年，兄妹重相见，喜流泪，共谢苍天！
女人在今日的地位最不稳固。一个女星的私生活自然是不健全的。但这还不是有人在支配着她？自从张达民的控告发生后，她一定饱受着种种的攻击和危词，名誉上生了污点，怎能叫她不伤心呢？
然而，她最后的一句话还是向唐季珊说的，“请给我一点安慰好吧”，终究是脱不了男人的。
观到玩女士的死，想起“新女性”便更有意义了。不用说，在张达民开审时，都市人那种疯狂的要求，旁听席便能十足表示出这国人的思想。马上便又会有许多地方利用死去了的阮女士作幌子了，不用说。太残苦了，这社会难道没有一点同情心吗？
上海民众送别阮玲玉
我默默言之。
3月13日王素写到：今天各报上依然是刊着阮玲玉的很多的消息。遗书发表了，说是，“我一死何足惜，不过是人言可畏罢了。”
人言可畏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
午夜致唐季珊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代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的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他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午夜
其一
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
季珊：没有你迷恋“XXX”，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唐季珊前女友），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阮玲玉的养女）。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啊！多可怜！上海有这么一群靠兴波作浪的人，希望社会上有特别的事态发生，尤其是那些新闻记者们。的确她是胆子很小的，她是爱名誉的。现在一来，她怎能再抓住那样拥护她的群众，她怎能有生存的意味呢。生活在过渡期中的女人，只能以自杀来替她自己辩白了。
这几天为阮玲玉的死非常的不满意。有时会自己突然的怀疑这样一个伟大的艺人竟会这样突然的死去，从此影幕上将没有她的倩影。以前还是很大宣赫的人物，不久也得被社会所遗弃了，有谁还记起被杀的史量才么？
3月19日侯华写到：放学回家，接到素信同时也接到联华信一封。是一期“悼玲玉”专刊。
3月27日王素写到：给华信一封，四页纸。精神似好些。
3月29日王素写到：早上没英文课，随便写了一点东西。瑛的信今晨写完它。在给瑛的信有很多的暗示。但我怕给她作进一步关系怕发生麻烦，看她的面貌也无甚可爱，但性情、文字都很不坏。好像爱她又无不可了。
5月1日侯华写到：今天是五月开始的一日，提到五月，有爱国思想的人，总要难受一下吧！回想一下吧！创伤的五月，你给我们深深地留下了很多的血痕。这血痕到什么时候才洗清呢？有人说，五月是国耻月，其实，中国不仅是五月，时时刻刻都有耻辱。
5月9日侯华写到：今天是中国最痛心的一日，也就是贪乱的袁世凯签订廿一条的一日。这一日，知识分子谁都觉得痛心呀！
5月20日侯华写到：早上带信纸，预备今天到校，利用课余给素写信。写了两张半回家吃饭，午后继续写，一直到上课才快写好。
6月2日侯华写到：晚上正在给素写信，孟君来了，又没写成。我也料到这时孟君会来，因为每天这会儿会来玩的。今晚突然感到每天跑来玩，似平不妥当，虽然没有什么作用，同时我因为大家都是同乡，将来都可帮助，究竟在异性间过于接近，在现在社会还是不允许的，以后还是少接近为妙。
家人都睡了，我给素写信，一直写到夜十一时，那时细雨蒙蒙，更增加了我对素的思念。
6月15日侯华写到：今天一早到校，见校役送来一信，警奇之下，不知是谁人的。拆开一看，原来是孟君的。我呆了半天，内心充满着气愤和忧闷，大家因为是同乡，所以这样的联络，彼此坦白纯洁的认识，为什么要给信于我求做朋友呢？我老早的猜孟君常常来总不妥当，我从来对于做朋友就不以为然。难道我由学生到社会上四年，自己还不认识了解社会的一切吗？决定从今后不敷衍他了，就当我从前没有认识这个人。
下午回家也没告诉母亲，一方面我怕母亲担忧，一方面我觉得说破了反觉不好，我只以后不和他接近就是了。
我想写信给素，告诉他这件事，顺便谈谈以舒我胸中之闷，借此也可讨论对这种人怎样应付。但是三思之后还是没写，天下往往因误会惹出许多奇怪事情，我并不是对他不忠实，不告诉他，其实这也是一件小事，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像孟君这祥的人，只好付之一笑。
6月16日侯华写到：下午回来，闷坐在房里看报，约半小时后，倒在床上睡觉，孟君来此，我始终没出去与他谈话。孟君大概知道了我气愤了，一声不响地溜走了。
6月17日侯华写到：中午回来吃饭，途中遇到孟君，他迎面对我：“请你不要误会。”我接着便回答：“我并没有误会，我只认为你没有写信给我的必要。”当时我直向前，便这样走了。他是怎样的表情，我却不知。
6月18日侯华写到：今天素还是不写信来，把我怨恨死了。我想他一定是在上海有女人了。上海地方很不好，有许多舞女、妓女和许多下流的女学生。
郁达夫老婆与戴笠的地下情
在民国年间，在现代文学史上，王映霞都是大名鼎鼎。她与郁达夫的故事，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王映霞当年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美誉，时人送她“荸荠白”的雅号，来形容她惊人的美丽。
王映霞一生中的两次婚事都轰动一时，初嫁郁达夫，再嫁钟贤道。其实在婚外，她还有两件隐秘的情事，与两大政客有染，一是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另一则是“特工王”戴笠。
王映霞与郁达夫
从“富春江上神仙侣”到劳燕分飞
王映霞1908年生于杭州，其父金冰逊很早就去世了，她随母亲住到外祖父——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并随母姓。她自幼跟着外祖父研习诗文，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1923年，考入了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她们中的一位佼佼者。她品学皆优，相貌又出众，在女师的名气很大。学生时代的王映霞爱好文学，对文坛的风云人物很关注。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后来才知道郁达夫，并对郁达夫的文才十分倾倒。
郁达夫是位风流才子，他十三岁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与比邻的“赵家少女”，就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恋情。留学日本期间，他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玉儿也是侍女。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期间多次嫖妓，并写下成名作《沉沦》。
1917年，二十一岁的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乡绅大户孙孝贞之女孙兰坡订婚。后郁达夫为孙兰坡改名为孙荃，意即孙家香草之意，爱惜与尊敬充盈其间。
1922年3月，郁达夫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他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其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此间，他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曾产生荒唐恋情，在北京与妓女银娣也有频繁交往。直至遇到王映霞，郁达夫才在情场上浪子回头，专心于对王映霞的感情。
郁达夫和王映霞相识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那是1927年，他三十一岁，王映霞才19岁。邂逅王映霞，郁达夫惊为天人，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这位青春美丽的才女也经不住自己崇拜的大作家的苦苦追求，于是两人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1928年4月，郁达夫、王映霞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两颗心走到了一起，共度人世风雨。
富春江畔，郁达夫名义上的夫人孙荃仍伴着郁老夫人苦守闺愁；上海滩上，郁达夫终抱得美人归。不管怎么说，这对美人才子的结合，在当时的文坛被传成佳话。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
郁达夫并未给王映霞隆重的婚礼。像一切纯情少女一样，王映霞醉在爱情的浓蜜中，顾不上计较。她对郁达夫也无尽地满意，甚至还在自传里写：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婚后王映霞发挥了妻子的柔情，除了竭尽所能与郁达夫共同建立一个爱的窝巢之外，并有目的地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想尽了办法要把丈夫的肺痨病体加以补养。郁达夫也以“日记九种”的形式把他对王映霞的爱登在报刊上，使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位贤淑、聪明、美丽的好妻子。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有加，过了五年甜蜜的生活。一九三三年，举家由上海迁到杭州，建了一座“风雨茅庐”居住下来。
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与其相识几十年的汪静之曾经说过：“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
对于自己当时的这一段生活，王映霞自己也回忆说：“（初回杭州），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亲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
王映霞之美，令时人叹为观止。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
作为新女性的王映霞很介意名分，从一开始她就希望郁达夫与孙荃离婚后再嫁，但郁达夫的矛盾与拖延使她这一心愿没能达成，勉强可算是个两头大的格局。在1932年郁达夫杭州养病题赠映霞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还有意无意中会将王映霞视为“妾妇”：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这里郁达夫以朝云比王映霞。朝云是苏东坡的小妾，也姓王，也是杭州人。苏东坡对朝云非常钟爱，在她死后曾作《悼朝云诗》寄托哀思，朝云因此以古代文人侍妾的代名词而名世。郁达夫此诗题名《寄映霞》，自然是有欠妥当，所以后来他又将“朝云”改为“霞君”。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王映霞的妾妇身份可谓“名至实归”：郁母七十大寿时，郁达夫曾带王映霞回富阳老家拜贺。寿堂前郁母高坐，原定由各门夫妻依次同拜，郁母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改由男归男，女归女，从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寿。郁达夫兄弟三人，他行三。轮到小房媳妇拜寿时，王映霞刚欲上前跪拜，孙荃见状从左侧快步插入，抢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了。郁母见小房媳妇孙荃拜过了，就从座位上立起身，以示拜寿结束。
达夫郁的赠诗及郁母与孙荃的态度都明白无误的说明在郁家王映霞不过是“姬妾”！这是王映霞所无法容忍的。思想上的距离、年龄上的悬殊、性格上的差异，使他们隔膜愈来愈多，不得已由王映霞外公王二南先生出面让郁达夫写了“保证书”和“版权赠予书”给王映霞。从此，郁达夫对王映霞产生了一个非常坏的印象，他觉得王映霞把金钱、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是一个未脱尽世俗的女子。于是“幻灭的悲哀”涌上心头。此后，二人误解日深，裂痕越来越大。
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又发现了戴笠与王映霞亦有染，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与“特工王”春风暗度，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
19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
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也全家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作了流产手术。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的回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郁达夫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频频造访，肯定要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发现王映霞与戴笠的奸情后，郁达夫愤怒已极，而王映霞却无所谓，干脆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带着王映霞远赴南洋。
王映霞到了新加坡后，难舍远方的情人，天天与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诗为证：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然而一切已无法挽回了。
后来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然而由于郁达夫儿子的坚决反对，两人未能成婚。
不久，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迫近新加坡。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娶了华侨少女何丽有为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郁达夫无缘无故地被人诱出杀害，尸骨无存，终年49岁。后来谣传又起，给郁达夫加上了一条为日本宪兵队任翻译的汉奸罪名。至今郁达夫之死，仍然是个迷，好事者猜测，多半是戴笠的军统趁乱世所为。
王映霞梅开二度再嫁钟贤道
王映霞回到重庆后，开始了新的生活。1945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军统头子戴笠的鼎力相助。
在外交部担任文书科上班的第一天，她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登三寸高跟皮鞋，加上她那“荸荠白”的皮肤，确实是艳光四射。她款摆腰肢走进办公室时，四座皆惊。
王映霞清楚地知道，红颜易老，青春不再，她必须有效地把握自己犹存的风韵，而且还要尽量摆脱“郁达夫弃妇”的阴影。于是努力重塑淑女的形象。除了化妆和衣着外，往日故交在重庆的反而很少往来，谨言慎行。不久，经过精心准备，她又重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商会会长王晓籁成了她的干爹。王映霞凭她的家世、学识、美艳、机敏，再加上岁月的磨炼、爱情的波折、饱经世故，已是人情练达，还有人见人怕的戴笠撑腰，真是左右逢源，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1942年4月，由曾代理民国国务总理兼外长、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贺客如云，极为排场，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郁达夫的朋友、专栏作家章克标在《文苑草木》中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著名作家施蛰存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阔别星洲四十年》（载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文中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一九四六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王映霞顿失凭依，辞去外交部的文书工作，急流勇退，过着朴实无华的主妇生活。随丈夫到了芜湖，生了一子一女。
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前他就对王映霞许诺要把她失去的年华找回来，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解放前夕，当时的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订的机票，留在了大陆。解放后，钟贤道到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经调查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既无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王映霞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王映霞安心静养，又带她到外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钟贤道对王映霞极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非常节俭，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感谢命运给了她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港湾。
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
对于自己婚姻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她在《王映霞自传》中对郁达夫和钟贤道都有所提及。只不过，全书一共五十四章，直接讲到钟贤道的只有五章，绝大部分篇幅还是围绕着郁达夫展开。这个男人曾让她心醉，也让她心碎，还让她到了生命终了也无法与其脱离干系。那个给她尘世幸福的平凡男人钟贤道，只是和她共同经历生活风雨，只是和她相互扶将，只是和她平淡度日，只是拿她当作宝贝宠着爱着，却没有留下更多的故事。
晚年岁月，风采依然。
王映霞的晚年，除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病外，并无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长期一人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们共同生活。
偶然间，她开始动笔写一些文章——关于郁达夫的往事，关于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庐隐等的交往。
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整理了郁达夫书信四十九通，结集成册，出版了《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又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1990年，已83岁的王映霞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和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之邀，以“杰出大陆人士”的身份访问了台湾。在台北三个月，她拜访了久违四十年的老友陈立夫、胡健中，参观了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畅游了阳明公园。
90岁之后，她身体日衰，生活不能自理，独居发生困难。儿女们盛邀她前往，她又不肯，便请雇工料理。一直到最后的岁月，因为不小心腿摔成骨折，她才不得不来到杭州与女儿住在一起。
杭州是王映霞从小生活的地方，女儿经常用轮椅带着她去西湖走走，走在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湖畔，常常会有游人情不自禁地赞叹：“竟有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张学良风流债：16岁被表嫂勾引
张学良少年即贵，英俊非凡，一生风流，是女人堆里的香饽饽。他的口述史，自然少不了这一段段的风流往事。张氏对自己当年的风流手段很有些得意洋洋的味道，对自己身边朋友像顾维钧叶公超等的风流情事也多有提及。以下是他回顾自己与十一个情妇的情爱史。
我有好多女朋友，我最奇怪的是这三个女朋友的丈夫，那一个比一个不用说了，他们大概明明白白知道我跟他们的太太（的事），可是装傻。不是没地位，都是相当有地位的，很奇怪的。我就说奇怪的人、奇怪的事情。
有一样啊，我有势力，和权势这也有很大关系，我并不是仗着我权势来，人家是因为我的权势而来，这也很有关系。还有我就不说了，我再说这个你就明白，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离开了。我要是年青人，我就开课了，讲怎么管女人的事情啊。
那三个女朋友是哪三个，我不说，我不说了。我告诉你这个，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国人，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我的情妇算一算有十一个。
我跟你说一段小故事，我说过吧，不是无名小辈啊。
我到上海的时候，我到人家里，她家请客。她给我写过一个纸条，我说过吗？纸条上写的：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不要走。我就给那个纸条改了两个字，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放我走。这是谁，这不能说，不能讲，这个人已经死了。
她是我表哥的姨太太，我表哥给我父亲做部下。
她并不是个好人，是个暗娼，我表哥娶了她，那我常到他家去玩去，那时我才十六岁嘛，有一天家里没人，她调戏我，所以我坏蛋就是从她身上学来的，我也因此看不起女人。
张学良少年即贵，英俊非凡，一生风流，是女人堆里的香饽饽。他的口述史，自然少不了这一段段的风流往事。张氏对自己当年的风流手段很有些得意洋洋的味道，对自己身边朋友像顾维钧叶公超等的风流情事也多有提及。以下是他回顾自己与十一个情妇的情爱史。
我有好多女朋友，我最奇怪的是这三个女朋友的丈夫，那一个比一个不用说了，他们大概明明白白知道我跟他们的太太（的事），可是装傻。不是没地位，都是相当有地位的，很奇怪的。我就说奇怪的人、奇怪的事情。
有一样啊，我有势力，和权势这也有很大关系，我并不是仗着我权势来，人家是因为我的权势而来，这也很有关系。还有我就不说了，我再说这个你就明白，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离开了。我要是年青人，我就开课了，讲怎么管女人的事情啊。
那三个女朋友是哪三个，我不说，我不说了。我告诉你这个，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国人，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我的情妇算一算有十一个。
我跟你说一段小故事，我说过吧，不是无名小辈啊。
我到上海的时候，我到人家里，她家请客。她给我写过一个纸条，我说过吗？纸条上写的：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不要走。我就给那个纸条改了两个字，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天晚上你放我走。这是谁，这不能说，不能讲，这个人已经死了。
她是我表哥的姨太太，我表哥给我父亲做部下。
她并不是个好人，是个暗娼，我表哥娶了她，那我常到他家去玩去，那时我才十六岁嘛，有一天家里没人，她调戏我，所以我坏蛋就是从她身上学来的，我也因此看不起女人。
延伸阅读：“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
张学良曾说，一生中有两位女性对他恩同再造，一是蒋宋美龄，一是赵一荻。西安事变发生后，原本与蒋介石关系兄弟般的张学良，瞬间成了蒋介石永不可饶恕的罪人。不杀而又要让这个血性男儿的心理被安抚，能居间起作用的，惟有宋美龄。张学良也坚持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不杀他，是有宋美龄这个保护神在。在《世纪行过——张学良传》中，张学良这样叙述这段细节：“我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蒋先生是要把我枪毙了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不知道，但是我后来看到一个东西，是美国的公使JOHNSON写的，他写宋（指宋美龄）对蒋先生说，‘你对那个小家伙，你要对他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走开台湾，我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布了’。这句话很厉害。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了解，她说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他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而张学良曾在被采访时表示，正是因为对宋美龄的尊崇，只要宋美龄活着，他便要把秘密守住。
在张学良的眼里，宋美龄是“绝顶聪明”而且“近代中国找不出第二个来”的人物。同样，或许当时找不到一个与宋美龄的关系密切程度和被欣赏程度可以与张学良相比的人。
1925年东北军打败孙传芳后，首次进入上海。张学良当时在上海是个花花公子，当他第一次和宋美龄见面时，宋当时未婚，在上海也是知名闺秀，有名的美女。少帅一见面，立刻为她出众的气质倾倒，称她为“美若天仙”，还与宋美龄约会了好几次，经常在一起跳舞、游玩。两个人当时都只有20多岁，感觉过得非常愉快。少帅曾对王书君说：“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这些蒋介石都不知道）。”那时蒋介石也在追求宋美龄，而且跟着去了东京。
后来蒋介石到北京第一次见到张学良，宋美龄也在场。宋美龄招呼张学良：“Peter（张学良的英文名），how are you？”蒋介石觉得奇怪：“怎么你们俩认识啊？”宋美龄1925年和张学良在上海相识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她是孙中山的小姨子，名媛。蒋介石当时只是个上校，且在军队里，根本碰不到她。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特邀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并把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请到了南京。由于以前的接触，宋美龄对张学良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同时令她惊叹不已的是这位“胡帅”之子——少年得志的马上英雄竟然有着西方所谓的“莱茵河畔的骑士”风度。当她追忆这位少帅临危受任，毅然决然地除掉亲日派元老杨宇霆和常荫槐，以及窥测战机，挥兵入关，一举结束中原大战的时候，又感到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英雄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欢迎于凤至的仪式也是由宋美龄一手承办的。于凤至一下专车，宋美龄便快步迎了上去，亲热地与之紧紧拥抱，充分显示出她作为中华民国“第一女性”之风采和魅力。当晚宋美龄在私邸设宴为张学良、于凤至洗尘。她几乎没有安排什么政治场面，一切都是家庭的、女性的方式。这使本来并不太善于交际的于凤至很快对她产生了亲密感。几天下来，两人穿梭交往，形影不离。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太太见三女儿同于凤至如此亲昵，而于凤至的品性又是这样的文雅娴静，便决意认于凤至为干女儿。宋美龄与于凤至亦结拜为干姊妹。由于宋美龄年少，故亲昵地称于凤至为干姊。翌日，蒋介石也主动地和张学良换了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我们对不起汉卿”
1936年12月，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为了民族大义，张学良毅然决然地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最后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事变落幕，少帅为了保全蒋介石的面子，要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蒋对张说：“我不能保障你在南京的生命安全。”宋美龄则坚持，“回到南京，一定要送汉卿（指张学良）回西安”。这个奉行“好汉做事好汉当”的铮铮铁骨的东北汉子，坚持送蒋，但此后遭软禁半世纪。
宋美龄之后对蒋介石说，“我们对不起汉卿”，未守承诺送少帅回去，但她却设法保住了张学良的活命，并努力在生活上对张学良关怀备至。事实上，张学良在后来亲自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也在追想事变之前的阴差阳错，说，如果夫人那时在西安，也不一定会发生西安兵变。
李讷在毛泽东逝世江青入狱后艰难再婚
韩桂馨和李银桥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认识的，当时李银桥是毛主席的卫士，而韩桂馨负责照顾主席家的小孩。两人经主席撮合，于1948年冬天在香山结婚。两人跟随着主席一直到1962年，李银桥被主席派到天津市公安局任副局长，1979年，李银桥被调回北京任北京市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当副局长。3年后，调入公安部工作。
我们是1962年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说：“银桥啊，你在我身边，地位很高，职务太低。我舍不得你走，但我还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到了新的岗位要尊重领导，夹起尾巴做人……”那次，毛泽东抱住李银桥，抚着他的背哭出了声，泪湿脸颊，李银桥更是放声大哭。毛泽东在中南海会客室同我们全家合影，赠送我们一笔安家的钱，赠送了我们他亲笔写的诗词。“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抄家抄走了李银桥保存的那份检查。这下子可不得了啦！说李银桥“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罪该万死”。李银桥被反复批斗，我们的家也被反复查抄。我们那时对“文化革命”认识并不清，只是从个人遭遇感到冤枉。我想找江青反映情况，请她为我们作说明，但是见不到。直到毛泽东视察工作，来到天津，向有关负责人询问我和银桥的情况，才知道我们为那份检查受了冤屈。他立刻指示，给我们重新安排了工作。
离开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要求我们每年看望他一次，并说：“我死后你们到我的坟前来看看。”我们按他说的话，每年去看望他一次。李银桥家乡遭灾后，毛泽东还送来一千元钱。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动乱，我们再没能见到毛泽东。再见到他老人家时，他已长眠在万花丛中。我和银桥泪如泉涌，放声大哭……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讷。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讷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讷，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讷。
当时，李讷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讷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讷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讷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讷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讷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讷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讷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讷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讷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讷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讷。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讷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讷，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当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讷。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讷，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讷，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讷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讷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讷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糖。他知道李讷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讷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讷书法、绘画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讷，照顾李讷，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讷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讷看病。他也帮李讷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50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讷家里串门。有一次，李讷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荞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讷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讷。因为王景清和李讷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讷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讷。
国民党断头将军陈中柱
陈中柱，原名陈为让，字退之。公元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九月初三，出生于今建湖县草堰口乡堰东村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父亲早逝，由寡母带领，耕种几亩薄地，艰难地维持生活。
陈中柱因家境贫寒，只勉强读到初中毕业。公元1925年（民国十四年）家乡灾荒，他和四弟陈为刚去上海谋生，四弟进纱厂做童工，他去当电车售票员。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渡江前夕，他弃职回家，策划接应。北伐军到达盐阜区后，他参与筹建国民党基层党支部和农会组织，准备与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作斗争。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陈中柱出走南京，经其堂兄陈独真介绍，入江苏省警官学校学习。1928年又转入南京军官研究班学习，1930年结业，编属黄埔军校第六期。因毕业成绩优良，分配在江苏省政府候差，深得国民党元老叶楚伧赏识。1931年到国立中央大学任军事教官，1933年大学军训结束，他先后到北宁铁路和津浦铁路任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他满怀抗日救国热忱，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津浦路沿线之铁路员工、学生和群众，成立战地服务团，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特种团第三总队少将团长。他曾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一次，他在徐州附近同日寇激战，伤亡惨重，队伍被冲散，得农民掩护才脱险。
1938年底，陈中柱接受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聘请，出任第四纵队少将司令，带领部队二千多人先驻军徐州附近，不久，又移驻淮阴王营子，司令部设在淮阴城里，后又移防安徽灵壁，在戚家围子与日寇激战一场，随后集中部队到睢宁，南下泰州。当部队路过盱胎县国民党军韩德勤部队防地时，遭到韩德勤部队堵截。部队停在那里三天，没有粮食吃，只好到洪泽湖里捕捉鱼虾充饥，几经交涉，才让通过。
1939年秋天，陈中柱率领的这支抗日部队到达泰州。部队驻在斜桥，司令部设在泰州城里。
这年年底，中共地下党员赵敬之在职业中学任教期间，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去皖东北受训，因国民党特务告密，被抓获关押在东台乌义巷的监狱中。事发后，我地党组织派赵敬之夫人陈静前去秦州找陈中柱，请他设法营救。他听说赵敬之被韩德勤部队关押，心急如焚，即派五弟勋武、三弟步平二人，星夜赶至东台，将赵敬之保释出狱，接至泰州，安排治病疗养。赵敬之病愈后，受陈中柱之请，曾指导过四纵队的宣传工作。不久，赵敬之即返回盐城。
1940年6月，新四军东进抗日，在郭村休整。李长江受韩德勤的挑拨，下令攻打郭村，并令陈中柱派兵出击，陈中柱迫于军令，派出部分兵力前去参战，损失了一个营的兵力。新四军停止进攻后，苏鲁皖地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和陈毅司令员在泰州文明旅社谈判，达成谅解，两军合作，一致对外。陈中柱参加了这次谈判，他对陈毅司令员的远见卓识、大将风度很为钦佩。谈判以后，双方交换战俘，陈中柱特派副官室主任率部推了十几车毛巾、鞋子等慰问品和十余箱子弹送到新四军驻地刁家铺，以表示友好情谊。不久，新四军撒出郭村，挺进黄桥，陈中柱奉命辜部移防江都塘头。后来，在韩德勤调兵攻打黄桥时，陈中柱信守诺言，按兵不动，间接支持了新四军坚守黄桥，赢得战役胜利。
1941年2月，李长江正式投敌的前一天，召集各个纵队的司令到泰州城里的西山寺，开紧急会议，四周架起机枪，密布岗哨，强迫各纵队司令对着菩萨磕头起誓，跟他投敌。当时，陈中柱迫于情势，也参加了“起誓”。会一散，陈中柱就秘密出泰州城把部队拉走，与李长江分道扬镳。李长江公开叛国投敌后，新四军讨伐李长江，打进泰州城，惩罚了汉奸卖国贼，伸张了正义，后又主动撤出。日酋南部襄吉率部占领了泰州，并不断派出日伪军下乡“扫荡”。陈中柱率领的第四纵队，同新四军相配合，在苏中一带打游击。
1941年6月初，日伪军分几路“扫荡”，包剿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坚持抗日的部队，主要矛头对着陈中柱指挥的第四纵队。由于敌人来势凶猛，李明扬总指挥未能及时把敌情通知陈中柱，致第四纵队遭突然袭击，边打边退，部队伤亡愈来愈多，最后被迫退到蚌蜒河一带，分乘小木船行动，同日伪军打了几天。一天，兴化老阁方向开来十几只敌军汽艇，武家泽的敌人又卡住前进道路，陈中柱当即决定，将妻子王志芳和六岁女儿让卫兵杨凤高领着转移，他带着卫兵去阻击敌人。因为他身材高大，拿着望远镜，冲在前头，被武家泽的日伪军发现，一梭子机枪扫过来，他身中六弹壮烈牺牲。敌人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他的尸体，把头割下带到泰州去向日酋南部襄告请赏，无头尸体，由当地百姓用门板钉了一口棺材下葬，并插上一块写着“陈中柱将军”的木牌。后来，他妻子王志芳通过关系从泰州找回头颅，这才重新安葬在泰州西门外西仓桥下一个唐姓地主的田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为陈中柱召开追悼会，于右任、吴铁城、陈果夫等人参加，会上追赠陈中柱为中将军衔，并出了纪念册，介绍陈中柱英勇献身的事迹。
1987年盐城市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批准追认陈中柱将军为革命烈士，并于同年将烈士墓迁来盐城市烈士陵园。
第三章 历史回忆
林晓霖：我的父亲是林彪
“文革”中，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一家成为老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但很少有人知道，林彪其实还有一个长女，名叫林晓霖，为前妻张梅所生。
为了采访林晓霖，滕叙兖费了两年时间。
开始时，他多次托校友捎话，但毫无消息。直到2001年春，他的同学刘豹告诉正在上海采访的滕叙兖：“这次林晓霖要来上海，就住在我家里，你来吧。”
刘豹是刘伯坚烈士之子、全国妇联原主席蔡畅的养子，与林晓霖是同一期学员。
林晓霖见到滕叙兖，第一句话是：“我听说你为了写书，把工作辞了，现在还有这样的傻子吗？”——滕叙兖为了写《哈军工传》，辞去工作，历时数年，采访了400多位哈军工人。
坐下后，林晓霖开始讲述。
结果，讲了4个小时，林晓霖哭了4个小时。
滕叙兖说，这是林晓霖第一次向外界说起自己的身世，说起林彪和叶群。
她也老了
林晓霖和林彪长得很像，特别是两道浓眉，像一个模子刻出的。
她的母亲张梅也极为漂亮，当年在延安时，被称为“陕西一枝花”，追求者众多。
独占花魁者，为时任红军军政大学校长的林彪。
1938年12月，林彪去苏联疗伤，张梅也同去。1941年，林晓霖在苏联降生，让34岁的林彪大为惊喜。
同年6月，接到命令的林彪独自回国，毫无音讯，张梅直到1946年才得知——林彪离开后的第二年就在延安与叶群结婚，他还托访问苏联的罗荣桓带信通知张梅，可以再嫁。
张梅成了单亲妈妈，林晓霖被送往苏联保育院生活，日子颇为艰苦。
新中国成立后，早已回国的张梅于1954年再婚，林晓霖被送到东北，与林彪见面。
当时13岁林晓霖头上长了疥疮，被剃成光头，小男孩模样，却穿了一条花裙，样子有些狼狈。可是见到女儿的林彪非常高兴，将她抱起坐在自己膝盖上。
两人对话要通过林彪妻子叶群翻译，因为林晓霖只会俄文。
结果，林晓霖说“很想爸爸”，被翻译成“你是混蛋”，林彪有些不相信，说“这孩子是不是乐疯了”，结果，又被翻译成“你爸爸说你没教养”。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此结束。
继母叶群对待林晓霖的态度，可见一斑。
据林晓霖讲述，叶群阻止她和爸爸见面，甚至他身边人也不可以。有一次，林彪秘书花了几块钱给她买了一件儿童泳衣，被叶群大骂。
林晓霖有一张她和生母的合影，背后写着“你还记得她吗？”一次她悄悄拿给林彪看，林彪看后很感慨说：“她也老了。”此事被叶群知道后，又是大骂，吓得林晓霖赶紧躲起来。
不过，林晓霖学习成绩很好，曾获得北京师大女附中学习优良金质奖章，报考大学时，她的第一志愿是哈军工，不过因为生母家在哈军工（继父徐介藩为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主任），军队有一不成文规定——“避嫌”，林晓霖去了西安电讯工程学院。
发配新疆
1962年，继父又调到西安，组建装甲兵工程学院。为了再次“避嫌”，林晓霖转学到哈军工，插班成为导弹工程系的第9期学员。
滕叙衮进学校后，没听说过林彪的女儿也在这所学校。“她很普通，非常低调。”滕叙衮说，“不过她的身体不好，‘大跃进’时得过肝炎，学校为了照顾她，不让参加户外活动。”
当时学习氛围紧张，有时换教室上课，因距离较远，需要整队跑步前进，但林晓霖跑不动，学校给她配了辆自行车，慢慢骑过去。
不过，这些在“文革”时被上了大字报，林晓霖被批为“搞特殊化”。“文革”期间，林晓霖是保守派组织“八八战斗团”的骨干，因为和林彪的关系，属于风云人物。
她的一鸣惊人，是在1966年8月6日，一场叫“小树林”的辩论会。
会场在学校里一片小树林，那天滕叙衮也参加了，不过是听众，他去得较早，离讲台很近。
就在那天，他第一次知道林晓霖的真实身份。“林晓霖第一个上台发言，上身是空军服，下身蓝裤子。她说话很有鼓动性，声音响亮。”
林晓霖的讲稿题目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观点为抵制造反，她认为造反会制造混乱，这会让党中央架空。
这篇讲稿迅速传播，人们争相传抄。
但这观点与“第二号人物”的父亲背道而驰。
林晓霖也没想到这件事影响甚广，甚至引起造反派到北京告状，结果正被叶群抓到机会，炮制出一份《林彪声明》，称林晓霖政治落后，表现不好，希望对她进行严肃的揭露、批评和教育。
这份“声明”，林晓霖并不知情。8月21日，她被告知，林彪已同意她去北京，林晓霖有些喜出望外，简单收拾一下就上了飞机。
结果，在飞机上，林晓霖被告知：她已经提前毕业，并分配到新疆参加工作。
飞机的真正目的地，是新疆的马兰基地。
骨肉情深
觉得自己“被绑架”的林晓霖用绝食抗议，4天后，由于虚脱昏迷被送去医院抢救。
在医院，她才得知《林彪声明》，并得知了“八八战斗团”也将她开除的消息。
她给林彪写信，将父亲大骂一通，并要求完全断绝父女关系。
出院后，林晓霖成了基地政治宣传处的一名干事，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
她逃过一次，结果十几小时后就被发现，又押了回来。
1967年冬，林晓霖被车撞伤脚，久治不愈，第二年她提出要去北京治病，被领导拒绝，称“北京有指示，不许回去”。
林晓霖再次决定逃离，这次很成功，她上了火车，终于到了北京，投奔了一个远房亲戚家。
3天后，她去了林彪住处毛家湾，给警卫一张纸条“我是林晓霖，我要见林彪”。结果被叶群得知，让林彪手下找其谈话，将林晓霖送到重庆某军军部治疗。
据说，为了能将林晓霖稳住，在叶群的授意下，一位已经有对象的青年干部和林晓霖结成夫妻，这属于“政治任务”，双方不能反对。
此后，部队调防，林晓霖夫妻去了云南大理，在基层养猪，而当时她已怀有身孕。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领导找林晓霖夫妻谈话，并要她交代问题，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当时还有人在她儿子脸上写字——“林贼之孙”。
这让林晓霖愤怒不已，“虽然我写了断绝父女关系的信，但这时候，骨肉之情就冒出来了。”
整整审查了她4年，直至“文革”结束。
此时的林晓霖已经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一家人又回到了北京，她被安排到国防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生活平淡而低调。
再次回到大众视线，是在2007年8月，退休后的林晓霖去广东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军三河坝纪念活动。
接受媒体采访时，她称“向受父亲迫害者谢罪”——当场引起轰动。
事实上，这些年她都在谢罪，对刘少奇的孩子、老舍的孩子、老红军的子女……甚至是林彪曾带过的一支部队。
不过，谢罪的同时，她也希望父亲林彪在战争岁月里的功绩能够得到肯定。
快70岁的林晓霖现在有时还梦见林彪。她一直认为自己像是一只灰小鸭，受后妈排挤，但“给我亲情、给我父爱的，也就只有我爸了”。
民国第一女刺客施剑翘
施剑翘（1905—1979），原名谷兰，原籍安徽桐城，从小生长在山东济南。其父施从滨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施剑翘自小受父亲宠爱，深居闺阁，缠过足，并没有受过新教育。1925年，施从滨在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孙传芳置不杀俘的公理于不顾，将施从滨斩首。当时年仅20岁的施剑翘立志为父报仇，手刃仇人。
她先后把报仇希望寄托在族兄和丈夫身上，不料都落空了，于是与丈夫离异。十年磨砺，数经周折，施剑翘终于探明了孙传芳的下落。在1935年11月13日等候到孙传芳去天津佛教居士林进香时，用勃朗宁手枪连发三枪将其击毙。消息传出，震动全国。
法庭上，施剑翘面对孙的家属的哭诉和孙旧部“请予严厉判处”的叫嚷，神色安详，泰然自若地诉说报仇经过。她供诉历时长达两个多小时，听者无不动容。经长达十个月的三级审理，判处施有期徒刑七年。进步舆论纷致同情。经社会各界和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出面救援，1936年，施在度过了11个月的囚牢生活后，获特赦出狱。从此，一代巾帼侠女，名扬神州。
出狱后，她一生都在为救国救民而奉献。特赦不久，她与母亲董氏一起居住在国民党部队供职的弟弟施中杰的长沙家中。这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入侵，国难当头。她急着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写了一封“我要求做抗战工作”8个字的信函。早就钦佩施剑翘胆量和毅力的张治中，随即接见了施剑翘，将她安排为省的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的职务。从此她不辞辛苦地为慰劳前线将士忙碌。1941年7月，施剑翘与母亲随施中杰到了四川合川县。目睹日本飞机肆意轰炸、百姓蒙受灾难的悲惨情景，她急着面见县长，请缨开展救灾工作。1942年，她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得到各界的响应，被选为献机委员会指导长。她不仅带头捐出了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并动员母亲和胞弟各捐献了1份。她还亲自到一些财主家里，广泛宣传，深入做工作，动员他们多献一些。经过施剑翘和献机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短短的几个月时间，献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其总金额足以购买3架崭新的战斗机。
在8年抗战中，施剑翘看到无数面黄肌瘦饱经苦难的少年儿童，心里很不好受。她想创办一所小学，让这些失学的孩子能读上书。冯玉祥支持施剑翘办学，欣然担任了校董事长，还介绍施剑翘去拜见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陶老夫子高兴地推荐了懂教学的苏州人士孔令宗协助办学，还请剧作家田汉为学校写了校歌。
1946年初，施剑翘倾注精力所创办的私立“从云小学”，在苏州南显子巷的安徽同乡会馆正式开办，施自任校长。“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也有部分孤儿和流浪小孩。学生从最初的7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
施剑翘在和周恩来、邓颖超的多次接触中，逐渐建立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施剑翘拥护和支持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不久，史良推荐了地下民盟成员金若年来校工作，施剑翘又同意金若年将“从云小学”作为地下民盟的活动据点，秘密印刷地下刊物《民工通讯》和《光明报》。在地下党和地下民盟将秘密电台设置在校内时，施剑翘又为此提供了方便。施剑翘多次表示，外面的事由她负责对付，她特将通过关系在苏州城防指挥部办到的盖有关防大印的“学校重地，禁止驻军”的牌子挂在门口。所以，在国民党吴县当局多次到校搜查时，她总是挺身而出，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49年4月27日，施剑翘与中共地下党、地下民盟的同志一起，扭着秧歌，迎来了苏州的解放。1949年9月27日至10月8日，苏州市在乐群社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施剑翘当选了这次会议的代表。这一年，她当选为苏州市妇女联合会的副主席。
1952年，她将倾其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拖延已久的疾病发作了，她感到异常劳累。于是，她赴北京到协和医院检查，在那里被诊断为子宫癌，手术后前往五台山疗养。旋又返回北京，在邓颖超的亲自关照下定居北京，安度晚年。期间，她被安排为北京市政协二至五届特邀委员。
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手术成功。不久，因尿毒症合并心肌衰竭，于当年的8月27日猝然去世，终年74岁，骨灰葬于苏州城西天灵公墓。
蒋纬国到底是谁的儿子？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广汉，是民国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才智过人，文笔优美，曾被蒋介石称为“笔杆子”，任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还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国史馆馆长等高级职务，曾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戴季陶曾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但旋即成为强硬的反共中坚。再加上戴季陶和孙中山、蒋介石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又风流倜傥，故事多多，所以一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人物。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情感细腻丰富，他的“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逢有感伤，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戴季陶常怀悲天悯人之心但又不能真正做到离尘出世，矛盾交织的痛楚导致他屡有自杀的念头和行为，也铸成他一生悲情命运。
双凤求凰暗结珠胎
16岁那年，戴季陶和马军武、宋耀如等人留学日本，遂和蒋介石有了交往。
戴季陶到日本留学后，就读振武学校。1908年春蒋介石到日本，进的也是振武学校。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府吴兴县，蒋氏向来注重宗族思想、同乡观念，何况在异国他乡，自是格外亲热。两人都胸怀驱除鞑虏、振兴中华之志，常常一谈就谈到了深夜。他们相见恨晚很快就结拜为兄弟，后来索性租了房子共居在一起。
据说，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结识了避难于日本的孙逸仙博士。当时，清政府促请日本政府当局协助逮捕孙逸仙。基于国家外交关系，日本政府表面上是答应了，但暗地里通知了孙逸仙，并指派“黑龙社”的帮徒保护他。陈其美、蒋介石、戴季陶便常到“黑龙社”的场所与孙逸仙会晤。在“黑龙社”里，他们邂逅了当时只有18岁的津渊美智子。
津渊美智子受雇于“黑龙社”当佣人。“黑龙社”表面上是个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带有半官方色彩。日本人知道孙博士的这些朋友都是中国的革命骨干，将来革命成功后也是国家的栋梁。为了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人放长线钓大鱼，想在这些革命精英年轻的时候花费力量影响栽培他们，消除他们对日本人的敌意，培养他们对日本的感情。一旦这群革命分子成了气候，成立一个新兴的中国，必然会报答日本对他们的恩情，到那个时候日本就能够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影响，在东亚乃至全球事务上能有更大的发言权。津渊美智子就是这样被有意无意地安排到中国留学生的身边。那段时间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人娶日本妻子的现象，中日青年恋爱成为一时的时髦现象。
津渊美智子可是“黑龙社”的日本人精挑细选出来的美少女，蒋介石与戴季陶又正是翩翩少年最难耐青春寂寞的时候，所以当戴季陶和蒋介石第一眼看见津渊美智子就被她的美貌所深深地迷住了，并且开始了热烈的追求。不过双凤求凰总该有个先后。戴季陶到底年轻几岁，相貌又英俊，脑子活络，很会讨女人欢心，他知道津渊美智子喜欢文学，就经常写些日文爱情诗给她，还经常晚上约津渊美智子去看电影，津渊美智子常常被爱情电影感动得泪流满面，戴季陶就乘机将美人揽入怀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津渊美智子对戴季陶情有所属。
津渊美智子所接触的这个戴季陶是如此地多情、浪漫、文采又好，所以她便不把别的追求者如蒋介石放在心上了。两人很快同居。蒋介石对盟弟的风流好事，心甚嫉妒，却又不便于插足其间，夺人所爱。倒是戴季陶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觉得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不能让一个女人疏远了他和蒋介石的兄弟情义，哪怕是他心爱的女人。所以当时的留学生中就有传言他慷慨礼让与蒋介石同欢共好。蒋介石年轻时，也是个长得五官端正的翩翩美少年，津渊美智子自然不会推辞，更何况她的使命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接近这些中国留学生，所以对蒋介石和戴季陶两个人应付得都游刃有余。
想不到春风一度珠胎暗结，津渊美智子有了身孕，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美智子的父母闻知此事，大为震怒，但怎奈生米已煮成熟饭，再怎样地长呼短叹也无济于事了。小孩生下来了，是一个很可爱的男孩子。关于这个男孩的血缘关系，成了后人很感兴趣的话题，传说多多。
有种传说这个男孩就是戴安国，后过继给戴季陶，戴季陶也十分乐意。而根据蒋纬国自己的说法，戴安国是戴季陶与一位中国女子所生，交由他的夫人抚养。戴安国的母亲到底是谁，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吧。
但更加可信的说法是，津渊美智子虽然在和蒋介石相好的时候生下的孩子，但那孩子却不是蒋介石的，而是她和戴季陶爱情的结晶。蒋介石自己也知道这件事，他知道虽然津渊美智子现在和他在一起，但心里却一直爱着年轻风流的戴季陶。他感激戴季陶把心爱的女人和他分享，并不因为津渊美智子生的孩子不是他的而生气，反而将津渊美智子又还给了戴季陶。
当时中国的革命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就在津渊美智子生下她与中国青年的爱情的结晶后不久，蒋介石接到孙逸仙的训令，不得不回到浙江。本来蒋介石对津渊美智子也只是一时的兴趣，所以回国后就很快把津渊美智子忘得一干二净，并且对这段风流韵事绝口不提，津渊美智子在蒋介石的生命中好比一颗刹那间划过的流星，只有瞬间的美丽。津渊美智子也知道蒋介石是靠不住的，她把希望寄托在和她爱得如痴如醉的戴季陶身上，她是有意跟随戴季陶定居中国的，但戴季陶和蒋介石一样都是个满心热血想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人，怎会为这些儿女情长而束缚手脚呢。更何况这时的戴季陶，已是有妇之夫。夫人比他年长四岁，性情暴烈，对这个“小弟弟”管得很严。戴季陶对她又爱又怕。当时曾流传一个笑话：戴季陶在大小会议上发言时，常常慷慨激昂，一说就很长，往往超过了主持人规定的时间。于是主持人就往往笑着友善地提醒他说：“你姐姐来了！”他一听，立即戛然而止。这足以说明他对妻子的惧怕之情。眼下在日本的这段错乱情缘，他岂能让“姐姐”知道？愿不愿要这个儿子，也就不言自明了。
千里寻夫难团圆
戴季陶回国后，在妻子面前绝口不提这段东瀛情缘。日子也就一天天地过去了。不料有一天痴心的津渊美智子竟带着儿子，千里迢迢，远涉重洋，到上海寻找她心爱的这个男人和儿子的生身父亲来了。
这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正好都在上海做证券交易生意。这天，蒋介石在环龙路44号，只听得门铃响了好几回，他开了门一看，我的天啊，原来站在面前的竟是美智子和一个小男孩。
蒋介石见了美智子就马上反应过来这个津渊美智子是来千里寻夫的，立即满脸笑容，连声请她进客厅。“你好吗，美智子？你何时到上海的？快请进来，我现在去叫戴季陶下来跟你见面。”
美智子照日本习惯，深深鞠躬，说道：“真是好久不见了，你还是原来的样子，而我都是个5岁孩子的母亲了，你看，这个小男孩就是戴季陶的骨肉，你觉得他像不像他父亲？”
蒋介石大概扫了那孩子一眼，的确眉目之间有几分和戴季陶神似，他替戴季陶有这么大的孩子高兴，就三步并两步冲上楼，大声地叫着：“季陶，季陶，你看谁来了？是美智子从日本来找你了，她还带来了你的儿子，那孩子长得还真像你啊！哈哈，儿子找爸爸，你真有福气呀！”蒋介石快乐的叫声在整幢房子里回荡着。
谁知戴季陶一听此言，立即脸色大变，一片惨白。他悄悄地跟蒋介石附耳低言，说：“我在日本的那段荒唐日子已经过去了。我曾经一度风流，但现在不愿再提起过去。如今我有了妻子和儿女，你也知道我那个老婆的厉害，如果这个事情让她知道了，还不和我闹翻天了，所以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跟美智子恢复以往的关系。我不想见她，也不想见那个小男孩，介石，我的好兄弟，请你替我找个借口，赶快把她和那个小孩弄走。你就说我不在这儿，或者干脆说我不在上海，只要弄走她就成。你还要告诉她，说你不知道我的地址，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我。”
蒋介石有些为难地问戴季陶：“难道你真的不想见你的亲生儿子？”
戴季陶不耐烦地连连摇头，皱起眉头，说：“我已有了家。我要美智子的儿子干什么？我的人生的那个阶段已经结束了！你明白吗，快让她走！”
蒋介石只有垂头丧气地下楼去，一直在想该用什么借口劝说美智子。虽然蒋介石已对和津渊美智子的那段感情没有任何感觉，但在蒋介石的眼里美智子是个温柔善良的女子，因为在那段过去的时日中，她总是温婉、大方、和善。蒋介石想不该过分伤害她的感情，因此，他回屋后便向她说：“美智子，我真是抱歉，季陶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何时会来这里。你有什么话，愿意让我转告给他吗？”
美智子本来满脸的期待，以为戴季陶会立刻冲出来和她见面，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见动静，她心里就凉了半截，等到看到只有蒋介石一个人从楼上下来就完全绝望了。面露苦色的她伤心得差点哭出来。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然后自言自语，细声道：“我此次来上海的决定错了。我原相信那个男人的甜言蜜语，以为他真的爱我。我以为我们可以恢复以前的关系，这是他离开日本时向我作的承诺，说一定能鸳梦重温，重获团圆。这就是何以我忍受苦难，旅行来此，给他看看他自己的小儿子。现在我知道了我多年渴求的欢乐重聚的美梦只是一场可悲的幻想，世上多的是痴心女负心郎。我心爱的男人竟也是个负心汉，我只怪自己是个痴心的傻瓜！”说完，她忍不住低头抽泣起来。
蒋介石实在是不忍心看到美智子如此地伤心就好言劝她说：“美智子，季陶是个好人，他是真心爱你的，他不是负心郎。只是他现在暂时还不能和你在一起，你要理解他的苦衷，请不要责备他，你只需保持耐心，事情也许会有转圜的余地。”“耐心？”美智子苦笑一声，然后疯狂地撕扯着嗓子，对蒋介石吼道：“不要又骗自己又骗我了，季陶既然连他的亲骨肉也不愿意相见，这表示他根本就不再要我们了。但是他不应该忘记他在日本革命的日子。他穷的时候，我把我的金手镯、金项链都给了他，帮助他，而现在他竟然这样报答我。这就是我所获得的结果。我盲目地轻信了一个背信忘义的男人，这完全是我的过错，如今我可以为我的愚蠢而哭了。”她望着窗外，边说边泪珠涟涟，双肩不住地颤抖。
哭了许久，即使哭干了她委屈的泪水也不能哭尽她内心的委屈和绝望。哭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现在已是欲哭无泪了。最后，美智子咬咬牙，下定了决心，狠心地对蒋介石说：“蒋先生，请代我告诉季陶，如果他不要他自己的骨肉，我也不要了！”说毕，她匆匆地吻了小男孩一下，发疯似地冲开了门，跑上街道……
蒋介石被她的突然动作吓了一大跳，就赶出去追她。但是没有用，她跑得好快，在霞飞路转弯后，就失去了踪影。蒋介石站在街上，不知所措，也不知道可以去什么地方找她。就这样，蒋介石收留了这个男孩，取名蒋纬国，后来同福梅及姚氏商量好，由她们轮流照顾这孩子每人3个月。
暗珠应是谁家子
蒋纬国名义上成为了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但蒋介石视如亲子，故修在谱中。蒋纬国到溪口后，受到蒋家的抚养、爱护，不亚于蒋经国。他称王太夫人为祖母。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如己出，蒋纬国对“父亲”的感情也极为深厚。蒋纬国只要说想父亲，蒋介石必接他到自己身边。人们常看到蒋介石把纬国抱在怀里，有时让他骑在自己的肩上，十分亲昵。和对蒋经国一样，蒋介石对蒋纬国的教育是很严格的。若干年后，男孩成了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1989年初，一些报纸刊出《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的报道，说蒋纬国表示“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并“希望能多找点资料弄清楚”云云。“蒋纬国是蒋介石领养的戴季陶之子”，这是民革奉化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炳岳先生亲闻当年教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学文化的陈志坚大姐说的。她还说，只因蒋介石对纬国视若己出，自家人讳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是以至今罕为人知。
据说，在修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只得告知他，这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30年再说罢。”过了30多年，1984年，当蒋纬国上将由联勤总司令被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他曾面告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另外，蒋纬国和戴季陶的儿子相貌很相似，而且两人关系甚好，当蒋纬国论及与戴安国关系时，他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这些话，证明了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能说出这些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另有传言说，津渊美智子并没有消失，她与蒋纬国保持着书信来往，一九四九年蒋纬国到台湾后，曾想奉养生母，然因宋美龄之故，未能实现。一九五七年二月，蒋纬国丧妻后与邱爱伦再婚时，曾由戴安国陪同到日本东京举行婚礼，主婚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生母亲津渊美智子。一九六七年，蒋纬国应邀访问日本时，念及母亲年事已高，便接她回台湾，以享天年。津渊美智子已于一九七七年亡故。
戴季陶之死
民国时期有许多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南造云子是其中非常有名的女间谍。这个南造云子于1907年出生在上海，家住虹口日租界。父亲南造次郎是一个老牌间谍。她13岁时被送回日本，进入一所间谍学校学习；18岁时，被派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931年，南造云子曾利用美色勾引了一个国民党将领，窃得好几份绝密军事情报。
据说这个国民党将领就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1935年春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在躲避军统特工的追捕时为戴季陶遇见，南造云子的美貌令戴季陶心旌摇荡。让戴季陶为之倾心。他明明知道对方身份可疑，却仍然收留她躲了几日，让她逃脱了追捕，以后两年里，戴季陶都在暗中保护着这个日本女间谍。
戴季陶可能没有想到他这样保护的女人却一直在利用他，并没有对他动真感情。“西安事变”发生后，一向和蒋介石关系亲如兄弟的戴季陶竟然主张不顾蒋介石的安危拒绝和谈主张武力解决。戴季陶的反常政治表现，与他受到南造云子的蛊惑与利用有关。可是他的主张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最后依然是用和谈的方法和平解决了事变。1937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长陈果夫对此向蒋介石作了专题汇报，蒋介石显然也对戴季陶的做法很不满，但他与戴的关系太密切了，还下不了裁处的决心，只是表示，以后中央高层重要会议暂不通知戴季陶参加，对其所阅中央文件作出限制。
1947年，上海正气书局出版了署名“仇章”的反谍纪实小说《别了，支那间谍网》。小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多次提到某“党国元老”的庇护，虽未点戴季陶的名，但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不少议论。
另据戴季陶的妻弟赵文田20世纪70年代在海外撰文回忆：1948年7月，戴季陶曾收到一个署名“徐叔平”的人来信。信中称，他任过中央日报军事记者，与仇章是密友。他已经掌握了戴季陶当年勾结南造云子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若干材料，拟写成书在海外出版。但考虑到他与戴并无仇怨，犯不着毁坏戴的一世名声，如果戴愿意出20根金条，他即可交出材料。戴季陶先是严词拒绝，后又同意照办，取回材料后，即付之一炬。从此以后他终日忧心忡忡，担心日后还有人捏着他的把柄来敲诈，精神几近崩溃……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长年罹患的神经痛发作得非常厉害，他辗转床笫，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
入夜，戴季陶像往常那样，吃了安眠药后微微睡去，到了半夜，他又被痛醒，无奈之中，他又拿起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
本来，妻子赵文淑一直陪伴着他，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和服药。但不巧的是那天赵文淑很不舒服，只有戴季陶一个人在卧房里，一夜过去，等到天亮推开戴季陶卧室的门，戴季陶早已离去多时了。
据说，戴季陶信佛教，对自己的大限之日是有感觉的，他在死之前曾写下遗书，嘱咐家人派人送给蒋介石，而后才自杀身亡的。为此，概括地说：“心病”是戴季陶自杀的主要原因，他并不是国民党政权的忠诚殉葬者。
沈醉之女：戴笠主宰我父亲命运
沈美娟，湖南长沙人，原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之女。曾在宁夏、内蒙古插队、工作14年之久。后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并在中国文史出版社任编辑多年，现已退休。曾为其父整理撰写回忆录《我这三十年》、《我的特务生涯》等；此外还发表了《暗杀大王——王亚樵》、《孽海枭雄——戴笠新传》、《此岸彼岸——沈醉和他的妻儿们》等纪实文学作品，共计150万字。其作品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多次再版。
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的名字，对我来说曾经非常陌生。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坠机身亡时，我还不到半岁。1949年8月，云南和平解放前夕，母亲带着我们6个孩子去了香港，当时我4岁。1949年12月，父亲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成“被俘战犯”交给了解放军，进了监狱，从此与母亲失去了联系。
我是在1964年上高中时，才听说戴笠的名字，知道他是蒋介石侍从副官，1930年建立了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我也听说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不过，当时我只认为父亲是戴笠信赖的心腹。直到“文革”后，我在帮父亲整理撰写回忆录《我这三十年》和《魔窟生涯》时，才认识到，戴笠对父亲的影响是何等的举足轻重。可以说，戴笠曾是父亲命运的主宰。
从高呼抗日到投奔特务
事情还要从父亲被抓说起。1950年，母亲让大舅带着我和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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