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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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与旧体制试读：
前言
新经济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为引领和支撑，以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根本保障，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等为主要内容，代表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意义和巨大潜力，2016年3月“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国通过大力发展新经济，完全有能力、有机遇实现弯道超车。
不容忽视的是，在新经济的导入期，新、旧经济形态摩擦加剧，传统的体制机制已经明显滞后于培育新动能的需要，存在着既得利益集团借体制“篱笆墙”展开利益博弈、制度缺失和监管手段新人穿旧衣、部门管理碎片化、有限资源分散化等问题，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不利于新经济的发育与成长。2017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探索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制度，对新产业新业态采取既具弹性又有规范的管理措施，促进新经济的健康成长。
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关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并资助了一系列相关公共政策研究项目。2017年5月20日，基金会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北京发起主办“2017综研基金·中国智库论坛”，并以“新经济与旧体制”为主题，就是要探讨如何突破传统监管制度的制约，建立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制度和治理模式，实现管和放的有机结合，为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讨论在生命健康、分享经济、互联网金融、跨境电商、新能源等新经济领域如何开放优化产业准入，规范行业标准，建立建全信用体系，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
本次论坛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银国际研究公司、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等多家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滴滴集团、个体化细胞治疗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产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等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共同研讨新经济行业发展、新型监管理念、新旧动能转换、包容性制度创新等议题。8月9日，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又在深圳举办了“新经济与旧体制：包容与创新”研讨会，邀请了商务部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市委党校、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阿里研究院、华大基因、研祥集团等国内专家学者及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家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新经济的健康成长。
本书就是以上学术活动成果的汇编，全书共四篇，分别为“转型篇”“政策篇”“产业篇”“观点综述”，希望能推动决策层、研究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新经济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第一篇 转型篇转换增长动力是实现转型发展的最大短板(1)张燕生
目前，转换增长动力仍是我国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实现转型发展的最大短板。一是自“十一五”规划期以来，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以下简称研发强度）始终未能完成预期目标。二是即便是我国研发强度高、研发活力强或研发效率好的领域，也面临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撑不够、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服务支撑不够、直接融资和创新软环境支撑不够的三大发展瓶颈制约。三是我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仍处于投资驱动或要素驱动发展阶段，南北方之间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差距仍然很大，转换增长动力的能力和条件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四是激励创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政府公共服务的责任和公共治理的能力、社会价值的取向和偏好仍不能适应创新转型发展的要求。五是开放创新、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和构建跨境创新网络，补关键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短板，尚处于探索阶段仍举步维艰。六是弘扬科学家精神、创新家价值和企业家才干的社会氛围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和营造。
因此，“补短板”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增长动能转换。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政府“有形的手”和社会“和谐的手”之间相互补位、形成合力的作用；需要有效发挥开放“万能的手”的作用，甚至包括“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向狼学习”；需要积极营造鼓励创新，激励技术进步，提升生产率增长贡献的制度生态环境。转换增长动能无疑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场根本变革。一、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之谜
2017年，“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一方面，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增长态势明显企稳向好，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2)的预期开始转向乐观。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仍很脆弱，全球不确定性随时可能逆转经济增长态势，逆全球化有可能是今后一个较长期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可以观察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3)全球新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同时却出现了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的趋势。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不但低于历史均值，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若以2000—2005年的年均全球劳动生产率为基准，2015年全球劳动生产率约为基准的七成。其中，发达经济体降至基准的33%，新兴经济体情况较好一些，(4)但也仅是基准的84%。
一些西方研究学者认为，短期看生产率减速拖累了全球GDP增速，是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艰难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全球生产率减速有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将大大降低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水平。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指出，过去120年，美国人均产出每年增长约2%。今后120年的增长率可能变成1%，甚至更低。关于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停滞的原因，学者们提出了技术创新被忽视、全球投资放缓、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全球资本过剩、全球人口结构恶化等，认为这些因素导致投入产出效率降低和资本效率降低。目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尚未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
近来，陈长缨副研究员的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都低于2%，其中，美国从2006年起跌入2%以下的低增长区间（见图1-1），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4%甚至更高的增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出现明显分化，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劳动生产率负增长不但时间较长，而且程度较深；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在6%以上（见图1-2）。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是引发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他的研究发现，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人均资本存量、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仍稳步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有较大的正向贡献，而TFP生产率、也就是广义的技术进步成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从表1-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2008—2016年，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都是负值。但同期，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仍保持在4%、1.4%和0.6%。2012—2016年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都是依赖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的，包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在2012—2016年中国年均7.5%的增长中，TFP的贡献率高达3.4%，对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是大国中唯一以增长质量为主的国家。图1-1 美国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资料来源：陈长缨.全球生产率“减速”与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R].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内部报告，2017-9.图1-2 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资料来源：陈长缨.全球生产率“减速”与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R].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内部报告，2017-9.表1-1 自2008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TFP增长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表1-2 自2008年以来主要发展中国家TFP增长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图1-3 1990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增长率资料来源：Wind资信，世界银行。
探讨世界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原因，必须进一步分析当时的国际经济背景。自1990年以来，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兴起、繁荣和衰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2001年是全球化的上升期。经历了信息技术革命从兴起到科技泡沫破灭的全过程，全球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为2.7%。第二阶段，2002—2008年是全球化的非理性繁荣期。经历了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从兴起到泡沫破灭的全过程，全球人均GDP增速8.8%。第三阶段，自2009年以来是全球化的间歇期，全球人均GDP增速下降到1.1%。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球化有几个基本判断：一是“历史上的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在世界历史上，开放期往往是经济增长的(6)黄金期。二是“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全球化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搭上这个开放期就能够获得进入兴盛期快车道的机遇；同时全球化也是发展的矛盾凸显期，开放风险应对不当，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三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逆全球化环境中，推动基于包容的全球化，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1990—2007年，美国经济经历了科技泡沫和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的连续冲击，产业结构也经历了高技术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金融、房地产、建筑的比重持续上升，美国经济和产业结构日益空心化的冲击。2001—2006年，美国主要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增长率大幅度下滑，这是导致美国自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年均负增长的主要原因。二、我国增长动能转变的现状和未来前景(7)
当前，我国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
一是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从速度和规模转变到质量和效益，产业结构将从低端提升到中高端，增长动能将从汗水驱动转变到创新驱动。这些变化可能需要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完成。
二是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的政策体系。明确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这个变化可能需要“十三五”甚至“十四五”规划期内完成。
三是确定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强调稳是大局，稳定企业家预期和信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样，“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一）我国提出了“三步走”的创新驱动战略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8)置。2017年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
中国创新驱动战略计划分三步走：
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2.5%。
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2.8%。
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见表1-3）。表1-3 创新驱动战略与现代化强国战略的比较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决胜三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望如期实现。然而，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实现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2.5%的目标，还需要做出艰苦不懈的努力和创新进取的措施才可能实现。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然而，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要做出艰苦卓越的奋斗。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应当承认，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我们还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2016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研发经费投入为10689.4亿元，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为68.2%。已基本具备向创新驱动过渡的实力和能力。然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研发经费支出分别为2378.1亿元、1944.3亿元和664.9亿元，所占比重分别为15.2%、12.4%和4.2%，尚处于投资驱动或资源驱动阶段。首先，如何缩小区域创新投入能力的巨大差距，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严峻挑战。其次，践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法无禁止皆可为”，各地区各部门目前的先行先试尚处于探索初期。再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形成与世界各国文化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氛围，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化的进程，仍在探索中前行阶段。最后，自2012年以来，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都呈现下降趋势。但近年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低于GDP年均增速，更低于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难度显著增大；基尼系数在2016年出现微小反弹，都说明全体人民共富指向的改革需要加大力度。下大气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既要公平分好蛋糕，又要高效做大蛋糕，是新时代提出的更高要求。其中，就要解决好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绿色发展。（二）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基本状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同时，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9)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当前，无论是研发强度还是发明专利申请量，我国已经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但综合实力、知识积累和领军人才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
旧金山联储的弗纳尔德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琼斯的研究(10)表明，提高或维持生产率水平需要提高对研发的投入。然而，自“十一五”以来，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以下简称研发强度），很难实现预期指标。如按照“十一五”规划的预期指标，2010年研发强度应达2.0%，实际只达1.75%。按照“十二五”(11)规划的预期指标，2015年研发强度应达2.2%，实际只完成了2.06%。按照“十三五”规划的预期指标，2020年研发强度应达2.5%，2016年只达2.11%。这个问题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企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往往高达75%~80%，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12)力度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企业传统增长方式长期以来都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来支撑产出增长，依靠低成本竞争优势在市场中取胜，依靠制造业代工嵌入跨国公司工序分工生产体系参与全球竞争。因此，企业研发创新投入能力不足和意愿不足成为增长动能转换的主要瓶颈之一。另一方面，在经历2003—2012年高速增长期以后，企业需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剥离非核心业务，调整传统产品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提高科技创新的投入和贡献率，这是一个中长期才能见效的调整过程。在没有强有力的结构调整资金、直接融资资金和其他长(13)期投资人的资金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的能力受限制。
自2012年以来，尤其2016年开始，研究与试验经费投入的总体形势开始发生新变化。一方面，我国GDP增长率分别在2012年“破八”，2015年“破七”，尤其是2016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率跌到一个相对底部，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等待只会走向死亡，早转型早主动早见效，开始加快进入转型发展的轨道。另一方面，一些优秀企业开始探索增加研发试验经费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位置，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渠道的比重，实现增长动能的转变。201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1.41万亿元中，企业科技经费投入规模超过了1.1万亿元。2016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增加到1.57万亿元，其中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规模达到12144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三）我国区域研发创新强度和增长动力类型
当前，我国区域研发创新强度和增长动力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资源驱动型经济。按研发强度衡量，1.0%以下的省份有11个，其研发经费总支出仅888亿元，占全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为5.7%（见表4）。其中包括黑龙江，研发强度为0.99%，2016年研发经费支出152.5亿元；吉林0.94%，139.7亿元；内蒙古0.79%，147.5亿元；广西0.65%，117.7亿元；海南0.54%，21.7亿元；贵州0.63%，73.4亿元；云南0.89%，132.8亿元；西藏0.19%，2.2亿元；青海0.54%，14亿元；宁夏0.95%，29.9亿元；新疆0.59%，56.6亿元。其中，黑龙江和吉林2016年的研发强度比上年有所下降，因此，跌入了这个组。研发强度比上年下跌的还有北京、天津、湖北、山西等省市。
二是投资驱动型经济。按研发强度衡量，1.0%~2.2%的省市有13个，其研发经费总支出为4958.6亿元，占全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为31.63%。其中，可以按研发强度分成投资驱动的不同阶段。研发强度在1.85%以上，已具备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过渡能力的省市包括陕西（2.19%，419.6亿元）；湖北（1.86%，600亿元）；安徽（1.97%，475.1亿元）。研发强度在1.5%以上，尚处于投资驱动中期的省市包括四川（1.72%，561.4亿元）；重庆（1.72%，302.2亿元）；辽宁（1.69%，372.7亿元）；福建（1.59%，454.3亿元）；湖南（1.5%，468.8亿元）。研发强度在1.25%以下，仍处于投资驱动前期的省市包括江西（1.13%，207.3亿元）；山西（1.03%，132.6亿元）；河南（1.23%，494.2亿元）；河北（1.2%，383.4亿元）；甘肃（1.22%，87亿元）。
三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包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山东、天津在内的7省市中，研发强度最低的是山东省，为2.34%，略低于OECD国家平均为2.40%，但已经超过欧盟15国2.08%的平均水平。下一步是逐步积累知识存量，量变到质变，发展越来越多知识型经济和产业。这个板块研发经费总支出已经达9829.9亿元，占全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为62.70%。2016年，广东省研发强度为2.56%，研发经费支出为2035.1亿元，其中，深圳4.1%，投入超过(14)800亿元；香港0.73%，155.49亿元；上海3.82%，1049.3亿元；浙江2.43%，1130.6亿元；江苏2.66%，2026.9亿元；2016年山东2.34%，1566.1亿元；北京5.96%，1484.6亿元；天津3.0%，537.3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比：广东（占13%）、江苏（占12.9%）、山东（占10%）、北京（占9.5%）、浙江（占7.2%）、上海（占6.7%）。表1-4 2015年和2016年中国各地区研发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情况续表资料来源：2015和2016年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由此可见，解决我国社会当前主要矛盾的关键环节，是如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推进增长动能转换，实现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快速扩大是推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测算，每天消费在10~100美元的群体为中等收入群体，2015年中国有44%的人达这个标准，约有5亿多人。如果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9万~45万元被认为是中等收入家庭，按此测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24.3%，(15)大概3亿人。随着中国富裕起来的中高收入消费群体的规模继续扩大（见表1-5），并呈现高质量、多样性、个性化的消费特征，尤其是“80后”“90后”“00后”新生代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进而带动我国供给质量和结构变化。表1-5 2016年中国部分省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呈现高端化、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一方面，新生代的新需求正引领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老龄化正创造大量新需求，正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精神需求日益增长的新需要，如2017年3月，财经杂志对博鳌论坛与会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最有成长前景的行业前七位的选择分别是养老健康、医药行业、旅游休闲、人工智能、新能源、教育培训和文化产业（见表1-6），这反映新需求诱导新供给变化的行业排序。如排第一位的养老健康产业，2016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2.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7%，65岁以上人口达1.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8%。我国目前居家养老的比重达93%，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比重共为7%。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的养老服务管理、养老护理器具、养老人才开发，将成为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三大要素。其中衍生扩展出来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密集型行业将成为我国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包括预防失能和痴呆的预防训练课程、运动和辅助活动等。表1-6 2017年最有成长性行业资料来源：《亚洲前瞻指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其中，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2020年，既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点，也是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创新型国家行业的关键时点。研究人员对2020年我国产业新增长点进行了实证研究（见表1-7）。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2020年，健康行业的产值规模预期将达14万~16万亿元；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的产值规模将达11万~14万亿元；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值规模将达8万~10万亿元；环保行业的产值规模将达8.5万~10万亿元；生物行业的产值规模将达10万亿元，分别是2014年产值规模的2~3倍。上述目标实现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软环境的营造，提升供给质量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表1-7 培育的新产业增长点 单位：万亿元资料来源：姜江，洪群联，等.十三五产业新增长点（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
创新驱动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而人才的特点是集聚在国际化、高端化、智慧化的城市。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见表1-8）、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处于现代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发展的第一阵营；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东北城市群处于发展的第二阵营；其他城市群处于发展的第三阵营。城市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成为驱动科技创新的强大推动力。尤其是一线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谁能够率先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世界城市、世界级经济和产业新增长极。城市群之间的较量，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质量和效益；二是知识、技术和人才密集型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三是经济国际化的格局和影响；四是投资环境的公平透明、营商环境的效率便利化、市场环境的规范监管；五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1-8 2015年湾区经济比较资料来源：CCIEE，《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研究报告》，2017年。三、加快推动增长动能转换无疑是一场管理革命（一）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既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的支撑”。
解决我国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的“瓶颈”，必须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目前，无论是中央、地方，还是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力度，加快提升发明专利等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效率，加速助推增长动能转换的生产率增长，正成为近年来供给侧改革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2016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金额达7761亿元（见表1-9），相当于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49.5%。其中，中央科技支出的比重为42.1%，地方为57.9%。在我国科技创新链上的四支重要的方面军，大学、研究院所、企业、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开发转让机构，财政科技支出不仅占全社会研发与试验经费支出的一半，而且科技经费支出的增长率达10.8%，充分表明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日益突现，对经济增长动能转变的促进作用在逐年增大。表1-9 2016年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情况注：本表中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的统计范围为公共财政支出安排的科技项目。资料来源：《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在我国科技创新链上，基础研究正在引起广泛重视。2016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达822.9亿元，比上年增长14.9%，所占比重达5.2%。而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重达17.4%，中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重相差12个百分点。因此，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与美国基础研究的差距仍很大。一方面，在我国目前最有创新活力的城市和省份，未来5~8年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而产生的创新发展瓶颈。另一方面，2016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增长率达14.9%。这种经费投入的趋势继续保持下去，我国基础研究的薄弱环节将得以改观。
2016年，我国应用研究经费投入达1610.5亿元，增长5.4%，在我国科技经费投入中的比重为10.3%。美国应用研究经费投入比重为19.3%，中美之间相差9个百分点。与基础研究不同，应用研究具有特定的实际目的或应用目标，重点是探索实现新方法、新知识、新原理、新应用、新途径。加强应用研究是现阶段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重大关键环节。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大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和机构、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公共技术和转让机构，应与各种类型的融资机构、国际科技合作机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升我国应用研究领域的协同创新能力和重大科技项目攻关能力。
2016年，我国试验发展研究经费投入达13243.4亿元，增长11.1%，经费投入所占比重为84.5%，美国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为(16)63.3%。试验发展研究重点是研究试验开发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最终转化为新产业、新市场、新商机。这种科技创新和转化功能主要依托于企业家的才干。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加大科技经费投入的趋势继续保持下去，势必将逐步从流量增长引发存量积累，量变到质变，将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比重趋近美国，从而为试验发展研究带来源源不断的科学技术来源。（二）我国制造业企业增长动能转型出现新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2016年，我国制造业的研发经费投入达10580.3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为1.0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2915.7亿元，投入强度为1.9%；装备制造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6176.6亿元，投入强度为1.51%。规模以上的企业中，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500亿元的行业大类有7个，这7个行业的经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重为60.2%；研究与试验发展（R和D）经费投入在100亿元以上且投入强度超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行业大类有9个。
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之一是制造业。2016年，我国制造业中民营企业的产值比重为61.2%、国有企业27.8%、外资企业11%。其中，民营企业涌现一大批创新型领军企业，如2016年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达5215.74亿元，苏宁控股集团4129.51亿元，山东魏桥创业集团3731.83亿元。进入民营企业500强的上榜门槛为120.52亿元，其中有16家入围世界500强。民营企业500强的海外投资额达515亿美元，进行海外投资的民营企业数量达314家，出口总额为1495.4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7.17%。有28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民营企业500强，占比57%，进入民(17)营制造业500强的上榜门槛为53.55亿元。排名前20强的民营大企业的来源地分别为广东（7家）、江苏（4家）、北京（2家）、浙江（2家）、上海（1家）山东（1家）、辽宁（1家）、新疆（1家）、海南（1家）。
目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大调整大分化大转型阶段。传统制造业的研发强度大多在1.0%以下（见表1-10），如农副食品加工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仅0.36%，纺织服装业0.45%，家具制造业0.49%，食品加工业0.64%，全行业一年投入的研发经费大多是几十亿元到一两百亿元。这些传统制造业的中小企业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们是充满创新和发展活力的经济主体。但在增长动能从汗水驱动转向智慧或创新驱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制造代工转向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这些企业面对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缺品牌、缺渠道、缺转型经验和能力等因素制约。他们需要以英雄断腕的勇气告别传统结构，转向创新结构。一些地方，如广东佛山的传统制造企业开始对标德国和欧洲，探索像德国企业当年那样，通过促进工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一些企业中，如美的开始寻求通过跨国并购（德国机器人公(18)司库卡）的方式，建立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的技术和结构。表1-10 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情况资料来源：《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三）发挥双引擎作用助力增长动能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19)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意味我国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基础。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保证。由此可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无疑是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
我国科技创新已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创新的领头羊，在全球130个经济体中排名22位。比上年提高了3位，比前年提高了6位。我国在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方面获得高分，在研发公司全球分布、商业企业的研发人才、专利申请量和其他知识产权相关变量等表现优异。但比发达经济体还有不小的差距。李克强总理曾提出“双引擎”的观点。一个引擎是“双创”，即激发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另一个引擎是“双公”，即增加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激励创新和创业，需要营造一个有效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提高创新环境的效率和便利化。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需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改革，践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阶段，解决中小企业缺技术、品牌、人才、渠道、资金和转型能力困境，增加“双公”似乎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在国家创新链上，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开发转(20)让项目、机构和机制建设，为中小企业解决工艺、材料、关键零部件等技术瓶颈提供公共服务。又如，为企业培养更多合格高素质员工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为社会引进、培育和吸引更多创新性人才和团队需要营造更宽松便利的国际化、知识化、生态化的创新环境等。
打造全球化开放的创新链需要构建跨境创新网络。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一方面，由于当今世界的科技、研究和创新活动越来越多呈现跨地域、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的特征，需要开放创新，营造跨境创新网络；另一方面，由于当前世界的科技、研究和创新活动具有高度竞争、高度动态变化和高度复杂性系统网络特征，即使是我国创新强度最高、创新活力最好、创新投入最大的企业和地方，也不具备独立完成重大创新活动的能力，也需要构建跨境创新网络。因此，创新链与人才链在全球范围内对接，构建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创新网络体系，是我国增长动能转换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体制创新。(1) 张燕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研究员。(2) 2017年IMF连续三次上调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期，连续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WTO、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也上调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率预期，世界银行、OECD等机构也发表较乐观的全球经济预测报告。(3)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全球生产率的稳定提升作用长达数十年甚至超过百年。第三次工业革命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包括核能、航天、电子计算机、遗传生物学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互联网发明和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始于2015年，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新工业革命沿着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逐步向前发展。(4) 陈嘉慧.“三期叠加”还有加强版世界经济面临“三元风险”[EB/OL].财新网，2016-06-30.(5) 陈长缨.全球生产率“减速”与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R].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内部报告，2017-10.(6) 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历过三次开放期。一是1870—1913年，这个时期创立了国际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体系，带来了人类社会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基于规则的开放期。二是1950—1973年，这个时期创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GATT/WTO和联合国体系，是人类社会第二次基于规则的开放期。三是自1990年以来。这三次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7)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党的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第四场记者招待会上发言说，“这套经济政策框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2017年10月21日。”(8)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7年1月17日。(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10) 《生产率增长之谜》，FT中文网，2014年7月7日。(11)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核实结果，201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调整为2.06%。参阅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17年11月10日。(12) 2016年，我国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7.5%、14.4%和6.8%。(13) 近年来，国家明显增大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但如何提高公共研发试验经费投入的合理分配、高效使用、透明监督、效益显著的体制机制效率，仍是需要迫切解决好的大问题。(14) 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研发投入预计为2190.59亿元。香港特区政府宣布，2022年研发强度将达1.5%，研发支出将增至450亿港元。2016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研发经费投入4206.8亿元。2016年京津冀地区研发经费投入2441.3亿元。(15) 《2017年社会蓝皮书》，2016年12月。(16) 《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17) 2017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揭晓，2017年8月24日。(18) 2017年前7个月，我国生产的机器人数量同比增长了50%以上。在对工业机器人需求拉动下，跨国并购以解决企业技术来源的案例明显增加，如2016年美的公司收购了德国的库卡公司（Kuka）。据预测，交易完成后，库卡公司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超额完成其设定的实现40亿~45亿欧元收入的宏伟目标，而其中有10亿欧元的收入将来自中国市场。然而，在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形势下，美的并购库卡的案例有可能成为最后一个机会窗口。(1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所做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20) 被称为大学、科研院所、企业以外的第四只科研创新力量。(1)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2)金 碚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正在遭遇新的挑战，走在需要理性抉择的路口上。为了应对人类发展所导致的环境和气候问题，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走低碳发展的道路，但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或者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美国要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尽管他有自己的理由，认为美国签署《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意味着限制传统产业，特别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将会减少600多万人的就业。但是，人类必须理性反思：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要以怎样的新理念进行怎样的行为调整？这涉及人类发展的核心议题：第一，经济发展的本原性质，即为什么要发展经济？第二，怎样实现经济发展？以往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可否持续？第三，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以怎样的新理念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严峻挑战？一、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
人类经济活动数万年，文明史数千年，而真正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现象，迄今为止仅仅300年左右。也就是说，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和发展史上，快速经济增长是个相对很短暂的时期。据估算，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全世界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有学者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初，全世界人均产出增长率只有0.02%，统计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经济增长显著加速。从全球范围来看，工业革命及工业化现象从西欧国家及其移民地，扩散到东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各地，人类中越来越多的人群进入“工业社会”，世界面貌因此而巨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迄今为止，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现象。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我们说“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时，通常是要表示实现了以货币单位计算的人均产出量（人均GDP）的增长，并将人均产出量所达到的水平视为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志。而其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究竟是什么呢？其潜含的意思实际上是：人是可以改造自然，使自然物为己所用的，这种被人改造了的物质在经济学上就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产出）。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年代中，人类生存于地球，但地球上的大多数物质对人类是没有用处的，准确地说，人类没有能力使这些物质产生（对人类的）用途；同样，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也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甚至是人类无法到达的。那时，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是，在非常有限的地理区域（一定纬度、一定海拔高度的有水源之地），采集、猎取或捕捞可以直接供人消费的有用物，通常称为采集狩猎社会。后来，人类开始将原先的采集、猎取之物进行培植、饲养，成为种植物和家禽牲畜，即以人类活动（劳动）促进植物和动物生长，使自然（生命）过程按人的需要产生更多对人有用之动植物，这称为农业社会（以及与之并行的游牧社会）。再进一步来说，人类力图用自己的劳动，并使用越来越复杂的工具，直接参与以至控制自然物质的形态变化过程，将越来越多原先无用的物质改造成对人直接有用的物品，这就是工业制造，当以手工工具为主的工业制造转变为以机器为主的工业制造，发生“工业革命”，人类就进入工业社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工业原材料，就需要大规模获取地球物质，即进行矿物采掘，在此过程中，还需要使用更多物质，如木材、煤炭、石油等，作为工业生产活动（机器生产）的能源。当前，全人类发展在总体上正处于这样的工业社会时期，有的国家已进入工业社会，其他国家正在向工业社会迈进。所以，所谓经济发展，其实质就是人类通过自己的行动（生产劳动），把地球上原来对人类没有用的东西转化成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把原来不适合人类居住，甚至无法到达的地方变成人类可以到达和居住。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本真性。也就是说，人类就是为了将地球物质从无用变有用，才进行经济活动，被改造的物质越多，改造自然物质的过程效率越高，我们就说经济越发达。简言之，所谓发达社会（工业化社会或工业化国家）就是能够将自然物大规模地、深度地转变为可为人类所用的物品社会。所以，经济发展本质上首先而且永远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其实，更彻底地说，人类本身归根结底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就其同人类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物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并相应地形成几个基本概念：第一，自然物质。离开同人类的关系，自然物质无所谓有用或无用，因而也谈不上是资源还是废物。那不过就是地球上的自在之物。但是，如果从其同人的关系来看，自然物就可以区分为有用物和无用物了，前者称为自然资源，相对而言，后者就只是非资源之物。当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使用的需要具有稀缺性时，就会对其进行估价，就可以称为自然财富，如，水源、矿藏、森林、草原等。而存在量极大（几乎相当于“无限”）的物质，如阳光、空气、海水等，由于稀缺性不显著，无法估值，一般不计为自然财富（当然，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能力的提高，过去的非稀缺物也可能会变为具有稀缺性，如太阳能产业的发展使阳光具有稀缺性，风电的发展使风力具有稀缺性，海水利用的发展使海水具有稀缺性，那样，阳光、空气、海水等，以及“空域”“空间”等，都可以进行估价，成为自然财富）。
自然资源或自然财富是具有潜在有用性的自然物质。当人类将具有潜在有用性的物质，通过人的行为（生产劳动，加工制造）将其转变为现实有用的物品，可以视作在自然物质中加入了人的因素，就可以称为“人化财富”，一般称为物质财富。
以上关于物质的分类有一个关键，即什么物质是自然物，什么是自然资源、自然财富？什么是物质财富？都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工业技术的水平的高低，即人类转变物质形态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类具有多大的工业能力，可以把自然界的物质转化为对人类有用之物，决定了物质分类的概念内涵及外延。一般来说，或者原则而言，科技水平和工业技术水平越高，物质中的“资源”和“财富”部分就越大。在这一意义上，“资源”实际上也是由人类活动（工业技术）所创造的，人类生产活动（主要是工业），首先创造“资源”，其次消耗资源。从极端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如果科技水平和工业技术水平充分高，地球上以及人类可达至的宇宙太空中的所有物质，都可以是自然资源和成为人化财富，并没有绝对的“废物”。当然，这只是极而言之的可能性，而现实中，科技水平和工业技术能力总是有限的。所以，在一定时间内，自然物质经人类施加作用而转变为物质财富的量也是有限的。那么，人类尽最大努力以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是否应予肯定，即是否正当呢？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往往被认为是不正当或不道德的。许多宗教教义都反对信众收敛财富。例如，基督教的传统教义说，富人进天堂就像骆驼要钻进针眼那么困难，意思大致是，富人收敛财富，为富不仁，死后必受惩罚而不得进入天堂。按照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直到发生宗教革命，才转而认可追求财富的正当性，即认为人们追求财富而致富也是遵循上帝的旨意（Calling）。并主张富人拥有财富后不应挥霍浪费，而是要“节欲”，或者“延迟消费”，不断将当期未消费掉的财富投入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生产活动。十七八世纪，西欧的宗教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相互影响，解放了财富观念。所谓启蒙运动，对于经济领域而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人类应拥有追求财富的自由（权利）。此前，神权、王权、特权压抑了人权，而启蒙运动以后，大力主张人权，而且是人人应有平等人权，因为，人权是“天赋”的权利，与生俱来，人人有份。所谓天赋的平等人权，除了有政治、法律、伦理的含义之外，就经济权利而言，实质上就是追求财富的自由选择和平等权利。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最能确保追求财富的自由选择和平等权利的制度和社会机制就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神权、王权、特权都不能压抑自由追求财富的平等人权。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所谓启蒙，就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等价交换和积累财富的观念觉醒，是人人有权发财致富的思想解放。
回顾中国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历，也有十分相似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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