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基思·佩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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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法）基思·佩恩著；李大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9.5
书名原文: The Broken Ladder: How Inequality Affects the Way We Think, Live, and Die
ISBN 978-7-5217-0211-8
Ⅰ. ①断… Ⅱ. ①基… ②李… Ⅲ. ①行为经济学－通俗读物 Ⅳ. ①F069.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2876号
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
著着：[美]基思·佩恩
译者：李大白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68千字
版次：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211-8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美]基思·佩恩 著李大白 译中信出版集团“比较译丛”序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1]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1]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引言一段两个小时的飞行，足以改变人的一生。在华盛顿飞往[1]杰克逊维尔的航班上，没人知道约瑟夫·沙基为什么忽然转身，一把夹住了身后那名乘客的头，也许是因为那名乘客说话声太大，也可能是他突然用脚抬高了沙基的座椅靠背。然而，据目击者回忆，当时这名乘客并没有挑起任何事端。这时，机组人员迅速出现，以制止这场骚动。但沙基并没有被吓住，他用膝盖抵住一名空乘的下身，胁迫他走到紧急出口处，试图在飞行期间打开舱门。最后，空乘和几位乘客制服了沙基，给他戴上了塑料手铐。飞机一落地，沙基就被捕了，他将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发生在头等舱的不良行为总是与众不同。2009年，在一架即将从棕榈滩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坐在头等舱的伊凡娜·特[2]朗普，为屏蔽邻座几个孩子叽叽喳喳的噪音，戴上了头戴式耳机。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大哭大闹的孩子让她忍无可忍，她忽然情绪失控、大发雷霆，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把她送下飞机，这时，她还在朝着孩子们嚷嚷：“你们这帮小兔崽子！”飞机是现实世界的缩影，我们每天遭遇的焦虑也在这里集中体现。我们被扔到一大堆陌生人中间，被迫把我们爱的人、普通同事等人压缩到同一级别的亲密关系之中。我们像是被塞进了一个狭窄的金属管道，在密闭空间中发酵的恐惧不断滋长，随时面临被引爆的危险。一旦飞机升入空中，你便无处可逃，而时间也似乎无穷无尽。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几千英尺的高空时，对高度的恐惧便被触发了。机身踉跄着，颠簸着，摇摆着，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这段被未知事物扭结的感觉。从出发到落地，我们一直身处这样一段“失控”的时空中，直到被允许使用电子设备后，这种“失控”感才逐渐消失。在飞行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等待着，并不确定与我们同行的人是谁，这趟航班的飞行情况如何？谁应占用哪个扶手？无论如何，我们时刻被自己的道德感提醒着，何种生命体验更具存在主义色彩？在飞行引起的焦虑之外，飞机还从另一方面构成了一个生活的“小宇宙”——飞机是身份等级的物理体现。他们是由铝合金和纺织品构成的社会阶梯——你所在的排数、机组和舱位代表了你所在的阶层。画一幅机舱内部的座位示意图，更便于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在机舱内攻击陌生人、诅咒小孩子。最近，一个由心理学家凯瑟琳·迪塞尔（Katherine DelCells）和迈克尔·诺顿（Michael [3]Norton）主导的研究显示：飞行中的身份等级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在飞行时的行为。为了弄清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空中发飙”的概率，研究者分析了数以百万计的飞行数据。首先，他们比较了有无头等舱的机型并据此推理：如果地位不平等会导致坏行为，那么我们应该会在有头等舱的飞机上看到更多的“空中发飙”事件才对。他们发现，有头等舱的飞机上发生“空中发飙”事件的概率，比没有头等舱的飞机要高出四倍。飞机晚点等其他相关因素当然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头等舱的存在的确增加了发生骚乱的可能性，它使事故发生的概率被提高到和等待9个半小时的航班延误一样高。验证这个推理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观察登机过程，来发现地位差异是如何被强化的。大部分有头等舱的飞机，都是头等舱乘客先登机，这就迫使经济舱的乘客必须拖着沉重的行李走过这些已经舒适落座的富人面前的过道，才能跋涉到自己的座位上。但是由于15%的飞机是从机身中部或尾部登机，就使得这些飞机上的普通乘客可免于这种“折磨”。如预测所示，在“前登机式”机舱内，“空中发飙”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其他登机方式的两倍，使事故发生的概率被提高到和等待6个小时的航班延误一样高。“空中发飙”的研究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但并不仅仅是由于它揭示了不平等如何像楔子一样插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让我感兴趣的是，“空中发飙”事件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时也会发生——一张普通的经济舱机票也得花上几百美元，“真正的穷人”中，很少有人能负担一次新式商用客机的旅程。然而，即便是在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其相关差异也会造成飞行过程中的责难和争吵。而且，争吵也不只是局限在经济舱。在研究中，当“前登机式”飞机的头等舱旅客与正在登机的“乌合之众”亲密接触时，他们也多次濒临“爆发”。上述伊凡娜·特朗普的行为证实，当地位之间的不平等大到无法忽略时，每个人的行为都开始变得不那么“正常”。但这种行为的“不正常”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不平等正以一种系统性的、可预见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情感。它让我们变得短视，喜欢冒险，情愿为了当下的满足，而牺牲确定的未来。它让我们更倾向于做出一些“自我攻击”的决定，它让我们相信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迷信般地执着于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而拒绝接受真实的世界。不平等将我们生生划分为因收入、意识形态和种族不同而不同的阵营，瓦解了我们对他人的信任。这种分层带来巨大的压力，让我们觉得既不健康，也不快乐。假定有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住的都是上述各个“阵营”的人群——短视的、不负责任的、做出了错误选择的人，被种族和意识形态隔离的、所谓“不值得信任”的人，没空听你讲理的迷信群众，以及面对日常生活的压力与焦虑时倾向于自我毁灭的人——这个社区画像中的形象，反映了贫困者的基本倾向，可以被用来描述任何城市中的典型贫困社区或沮丧的乡村活动住屋。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不平等在中产阶级和富人阶级中也会导致同样的倾向。关于“空中发飙”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不平等不等于贫穷，即便两者看上去有很大的重合之处。本书的主题正是关于这个现象的研究。即便有些人并不是真正的赤贫阶级，但“不平等”也会让人们“感到贫穷”或“表现得贫穷”。在我们的观念中，不平等与贫穷是如此相像，以至于世界上最富有、最不平等的国家——美国，其大部分特质也更类似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正如多数报道所言，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现今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掌握的财富，比这个星球[4]上最贫困的35亿人的财富总和还多。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美国，超过20%的财富被1%的人掌握。要综合分析如今美国经济不平等的范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就像试图测量一光年的距离，或者抓住大脑中的千亿神经元，或者测量这些神经元之间几百万亿的连接。这类数据显然非人力所及。因此，让我们首先在更加合理的框架下审视经济，同时探寻在这一框架之下，人们是如何看待其经济地位的。很多人类特征，譬如身高，可以粗略地描绘为一条“钟形曲线”（正态曲线）。这条曲线有一个巨大的中间部分——因为大部分人都集中在平均值区域，而两端的长尾呈坡状逐渐下降。这个模型也在很大范围内适用于其他描述。譬如指纹上波[5][6]峰的数量，爱尔兰啤酒的化学成分，或是苏格兰士兵的胸[7]围，等等。“钟形曲线”曾一度被认为是自然界的通用法则，而如今却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这个模型是如此通用，以至于很容易就能看出，为何早先的思想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人们衡量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时，似乎就是在一个“钟[8]形曲线”的参数中进行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起一项调查，要求美国人识别其所在的阶层。一个经典的“钟形图”便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是，约有89%的回应者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中间阶层”，只有2%的人把自己放在了“上层阶级”的位置上。可以说，在美国人的眼中，大家几乎全都是“中产阶级”。[9]让我们来看一下图1的实际收入分布，你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描述。把它置于全人类的范围，我已经为这个图表划[01]定了范围，最顶端的0.1%达到的高度是一个6英尺高的男人的头顶位置。纵轴表示的是年收入；横轴表示处于每一收入水[02]平的家庭数量。从横轴左边开始数一英寸的位置，对应的约是美国最贫穷的20%人口；到模特脚尖处，就达到了“中位收入”，美国的一半家庭收入在这一水平上，一半家庭收入在这一水平下。底部80%的家庭的年收入都在10万美元以下：如果你的家庭收入能达到6位数，那么你就是收入在前20%的人群，你所在的位置就是这条码尺的4英寸高处了。图形左侧的翼形意味着绝大部分人口挤在底部。向上延伸的细线说明收入达百万美元以上的人的数量极少。这就没有什么“钟形曲线”了，80%的家庭居于模特脚踝以下。图1 用人类身高来表示的美国收入分布图尽管图形顶端的上限是150万美元，其实有部分人挣得比这更多。如果把那些“超级富豪”计算在内，你手上这本书必须设计得更长、更高，以保持图表缩放在页面的范围之内，否则底部的99%就小到让人注意不到了。因此，就像大部分对于收入分配的表述一样，图1的表述遗漏了大部分像阿莱克斯·罗德里格兹（Alex Rodriguez）这样的专业运动员，也并没有把“名人榜”上排第一的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算进去，还忽略了那些对冲基金经理——如果这个图包含了当今最高薪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的年收入，那么它就不只是达到这个六英尺高的男人的头顶，而是应该达到一座塔楼的塔顶了。收入分配总是一边倒，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底部有一个天然的、更低的边界，因为你总不可能搞得比0还少——至少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第二，“钱”是能“生钱”的。因为财富是可以被投资的，也只有投资才能使财富成倍地增加。金钱创造了一个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富人更富，还产生了长尾效应，那些无甚可投资的人则不能加入这个圈子之中，只能一直聚集在收入曲线的底部。即便收入分配永远是倾斜的，在如今的美国，分配不公平程度已经比以前扩大了好几倍，而且比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更加严重。图2说明在过去50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在每10年中的变化，包括最富有的5%的人群（具体美元数根据通胀率有[10]所调整）。在图2中，你会看到图1中的长尾再度出现：富人变得更富，同时穷人变得更……好吧，就当穷人们正在做些有趣的事情。而美国人中最穷的那5%，已经在过去50年里变得更加稳居底部了。图2 1967—2015年家庭平均收入（2015年美元）资料来源：U.S.Census。你也许并不期望看到穷人落得这样的结果（也不期望看到中产阶级这样的结果，他们基本上原地不动），就像那句众所周知的格言清晰地表达的那样：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也是大部分人在新闻头条上获得的信息——美国的不平等正在扩大。我们耳边整天充斥着那些所谓“日益加剧的经济焦虑”、“日益加剧的绝望”和“对未来逐渐失去希望”。在最近的一次投票中，30岁以下的美国人有一半认为：“美国梦”已经破[11]灭。这种焦虑是真实的，而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充分地去了解它。但是即便依据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最穷的5%的人也仍然停留在1967年，那一年，他们被远远地甩在了大多数人身后。虽然穷人可能不会在事实上变得更穷，关于不平等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即便你待在原地不动，如果你周围的人一直在进步，你也会感到自己落后了。你是否经历过这种情况——你坐在一列静止的火车上，这时你旁边的火车开动了，你就会感觉自己在往后移动。当上层阶级稳步变富，中产阶级和赤贫阶级就会通过比较而感觉自己愈加穷困。这种感觉并不仅仅是幻影。就像我们即将在本书前几章看到的那样，这个“幻影”将产生致命的后果。论述经济不平等原因的书籍能放满满几架子，基本集中在大范围的历史趋势之中，譬如科技和全球贸易模式的进步，或者是税收和超前消费等政策上。本书并不涉及这些分析，相反，它将检视不平等对我们（作为人类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旨在研究“别人家的财富”——前5%、1%或者0.1%的那部分人的财富——如何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为什么富人的财富会影响中产阶级的生活呢？毕竟，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当然，我们身边运动着的火车与我们自己对运动的感觉之间也没有逻辑关系，但它确实产生了影响。这显然不能用火车的属性解释。相反，这些解释可以在人们的头脑中找到，它有能力把你的知觉“嘿！我们在动！”变为行动“抓住扶手！”。这是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在你“贫困”的日子里，是不是自己“感觉贫困”的时间比你“真正贫困”的时间还长？为什么你邻居房子的大小会影响你的应激激素？为什么财产不安全会让我们做出将自己推到更加不安全境地的决定？为什么你在财务上的成功会让你把那些不认同你的人当成傻瓜，而你却很难做到把他们当成与你持不同观点的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会改变收入分配的情况，这本书也不能提供新的政策建议，以改变税率或者改善社会保障。然而，它将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譬如有助于解释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现代高科技世界中的一些悖论——平板电视对你来说很便宜，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能获得财务安全。在这个平均住房面积达2600平方英尺的世界上，很多家庭仍负担不起一次[12]要花400美元现金的急诊。虽然评估不平等在宏观层面上的原因和经济后果是很重要的，但事实上我的目标更加个人化。这个目标就是把我们所知的收入分配与调查数据，同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个体的真实情况连接起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家人、朋友和同事，一同走向未知的未来，理解财富分配如何形塑我们的思想，可以让我们更加游刃有余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能够接受这些理念，它们就能够逐步减少不平等本身。现在，我们将从已经认识到的“飞机冲突”、“不动的车厢”以及“他人豪华的住宅”这些人类经验出发。所有这些经验都让我们感到，自己似乎正处于坠落之中。[1] “Virginia Man Arrested at Jacksonville Airport for Assault on Flight Crew,”Department of Justice,U.S.Attorney's Office,Middle District of Florida,February 1,2016,www.justice.gov/usao-mdfl/pr/virginia-man-arrested-jacksonville-airport-assault-flight-crew.[2] D.Garner,“Socialite Ivana Trump Kicked Off an Airliner After Foul-Mouthed Tirade at Noisy Children,”Daily Mail,December 28,2009,www.dailymail.co.uk/tvshowbiz/article-1238731/Ivana-Trump-flies-rage-cabin-crew-unruly-children-board-plane-say-police.html.[3] K.A.DeCelles and M.I.Norton,“Physical and Situational Inequality on Airplanes Predicts Air Rage,”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113(2006):5588-91.[4] “Working for the Few,”Oxfam International,January 20,2014,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bp.working-for-few-political-capture-economic-inequality200114-summ.en.pdf.[5] Francis Galton,Fingerprint Directories(London and New York:Macmillan,1895).[6] S.T.Ziliak,“Guinnessometrics: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Student's 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2008):199-216.The“bell curve”is usually used to refer to the normal distribution,but the brewer William Gosset discovered its close cousin the t-distribution by sampling Guinness.Both are generally bell shaped.[7] S.Stahl,“The Evolution of the Normal Distribution,”Mathematics Magazine 79(2006):96-113.[8] R.Morin and S.Motel,“A Third of Americans Now Say They Are in the Lower Classes,”Pew Research Center,September 10,2012,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9/10/a-third-of-americans-now-say-they-are-in-the-lower-classes/.Eighty-nine percent said they were either“lower-middle,middle,or upper-middle”class.[9] For other ways to make abstract economic ideas more concrete,see http://visualizingeconomics.com/.[01] 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合0.3048米。——编者注[02] 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合2.54厘米。——编者注[10] Data from C.DeNavas-Walt and B.D.Proctor,“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2013,”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U.S.Census Bureau,www.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14/demo/p60-249.pdf.[11] “Survey of Young Americans’Attitudes Toward Politics and Public Service,28th Edition,”October 30-November 9,2015,Harva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olitics,http://iop.harvard.edu/sites/default/files_new/pictures/151208_Harvard_IOP_Fall_2015_Topline.pdf.[12]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Households in 2014,”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May 2015,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data/2014-report-economic-well-being.us.households-201505.pdf.第一章 食堂阿姨经济学——为什么“感觉贫困”像“真的贫困”一样伤人在我印象中，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其实属于穷人，是在食堂新阿姨上任的那天，那时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在此之前，学校里的收银台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我知道有一些孩子领餐的时候付钱，但也有像我一样的孩子是不用付钱的。但是无论是否需要付钱，以前的食堂阿姨都会让我们顺利通过，毫无障碍，就像把塑料饭盒滑过光滑的铁轨那样爽快。后来，这位食堂阿姨离开了，接替她的是一个看起来不怎么好对付的年轻女人。当我拿着饭盒走过她身边时，她叫住了我，要收1.25美元的饭费。我感觉自己有点失衡了，就像站在一个极速前进又忽然停止的电梯上，由于惯性作用，马上要跌倒。我有点结巴了，但结巴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因为我一分钱也没有。在那个时刻，只要能赶紧逃离这个地方，给她多少钱我都愿意。这时，一个年长一些穿着粉色polo衫的高个女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带着发套的弗拉明戈舞者，靠过来在这个年轻女人耳畔低语一阵，我才被放行。最后，午餐队伍又归于平静。但是对我来说，在这个新收银员逐渐熟悉谁该付多少钱之前的一周，真是度日如年。我意识到我的免费午餐意味着什么的那一刻，一直伴随着我，在我回想这件事的时候还是会面红耳赤。现在我的家庭情况虽然比那时好太多了，但那个时刻的确改变了我的一切。我开始注意到自己和其他同学之间的不同。除了统一穿校服的时间，那些为自己午餐付费的同学看上去穿得更光鲜。也许是因为他们穿着好鞋吧？他们还留着更好的发型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去美发沙龙理发，而不是在家里用剪刀和碗比着头剪呢？我们的成长环境彼此只不过间隔着几公里，但是我们这些吃免费午餐的孩子都继承了父母拖沓的南方口音。而吃付费午餐的孩子则有着一般意义上的“播音腔”，你可以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好像是没有故乡似的。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害羞的孩子，在学校几乎永远保持沉默。我能跟谁说话呢？忽然之间，一个新的社会阶梯横亘在我面前，压迫着我。这个阶梯的横梁被鞋子、发型和口音打上了标签，就像用电报打出的密码一样，而我却一直试图在解码。然而，做这件事除了改变我的看法之外，对我的处境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即便到现在，我还是穷困的。如果你还是像会计师那样，只是单纯从财务角度考虑富有和贫穷，那么我的回答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的观察并不能改变我父母的收入，也不能改变我每个月的花销。除了改变我自己之外，我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能改变世界上的任何事。但是，通过改变我的关注点和看法，我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变化，而这最终改变了我的未来。为了弄懂我们是如何考量地位的，让我们来看看下一页的梯子图。设想一下，站在梯子顶端的人比别人强。他们拥有最多的金钱、最好的教育以及最高薪的工作。在梯子底端的人则是生活境遇最差的。他们的金钱最少，接受最低级的教育，从事最卑微的工作——如果他们还有个工作的话。现在让你来参考其他人的情况，评估一下自己的经济地位，你会把自己放在这架梯子十级阶梯的哪一级呢？这个简单的图是在主观社会地位评估中使用最广泛的模型之一。我们称之为“地位阶梯”。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声望，我们应该能够比较准确地预估出，他会把自己放在哪级阶梯上。图1.1 对于地位阶梯的图像描述，一般用来衡量关于相对地位的主观认知除非我们没有机会来做这件事。事实上，平均说来，有更高收入、接受过更多教育、从事更有尊严的工作的人，确实把自己放在这架梯子比较高的位置上。但是这个效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譬如有一千个人，一些人会把自己放在顶端，另一些人则会把自己放在底端，而大部分人还是会把他们放在中间的位置。但是，大概只有20%的人是根据自己的收入、教育和工作地位进行自我评估的。令人惊讶的是，在传统的地位划定与地位如何被主观感知之间并没有太大关系，这意味着有很多依据客观标准看比较富[1]裕的人，也会把自己置于比较低的阶梯上。类似地，许多在客观上很贫穷的人，也会把自己放在梯子的高处。标准的经济学分析也许会认为，人们对自我的概念，实际上是空虚无物的，仅仅像在两段广播之间轻微的、嘶嘶啦啦的噪音那样若有若无。如果主观感知不能与像金钱这种客观可衡量的数量相匹配，那么这些感知就会变得更差。可以肯定的是，金钱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但绝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情节。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对地位的主观感知，因为它们揭示了很多关于人类命运的故事。如果你把自己置于比较低的阶梯上，[2]你就更可能在未来几年遭遇沮丧、焦虑和长期的痛苦。你选择的阶梯越低，你就越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并在工作中发挥失常；你就越有可能相信超自然的事物和阴谋论，你面临体重问题、糖尿病和心脏问题的风险就越大。可以说，你选择的阶梯越低，你剩下的人生就越少了。让我澄清一下，我并不是在简单地断言。如果你是贫穷的，那么上述事情就更有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我正在论述的是，即便你是“感觉贫穷”而非事实上的贫穷，这些事情也更容易发生在你身上。当然，人们“感觉贫穷”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贫穷。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仅仅是故事的20%。对于其余，我们则必须看一看普通中产阶级人士的情况，并追问事情的原因。抛开真正的金钱本身不谈，他们中的大部分觉得自己只是在混日子而已，生活只不过是在支付上一张账单和下一张账单之间度过，如果邻居们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如果他们但凡多挣一点点钱，一切似乎都能变得美好一点。为了搞懂这个地位阶梯，我们必须站在超越银行账户的高度去看待这些人。我们都知道自己能挣多少钱，但是只有很少数人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挣够了”。这是因为我们判断到底“够不够”的唯一标准是通过跟他人比较。我们是如此习惯地与他人攀比，以至于我们甚至很少注意到我们正在“攀比”。当我们看到一个邻居开着一辆新车，我们通常不会对自己说：“他们都有一辆奥迪车了，我也得来一辆。”我们当然比这种想法更加世故和成熟些。我们可能会告诉自己：“我们邻居的好运气跟我们没关系。”或者说：“她工作那么努力，理应拥有这样的新车。”如果我们确实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动去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可能也会趁着这种想法刚出现的时候就赶紧打消。然而，当下一次我们上自己的车时，可能就比昨天没看见邻居新车的时候更加觉得：“我这车的座椅怎么这么破旧！”社会比较就是这么难以避免。在个人生活中，我们很难察觉到这种存在于工作之中的比较，因为它们发生在幕后，而我们却在台前体验着。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餐馆内部的噪声越来越大时，我们就会感到一起吃饭的伙伴说话的声音聊胜于无，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在伙伴的面部，而非周围环境。尽管我们对富有或贫穷的感觉基于我们所做的比较，但事实是，社会比较总是发生在幕后，从而产生了真实存在的“盲区”。让我们来想想，对你来说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价值观让你知道你到底是谁？什么是驱动你前进的动力？关于这个问题，近几年来，我询问了成百上千的人，通常的回答包括譬如爱、信念、忠诚、诚实和自尊等观念。尽管个人的答案有些出入，但一张名片大小的纸足以容纳所有答案。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北方人还是南方人，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大家都是类似的。然而，不管是从科学研究出发，还是仅仅从人之所以为人出发，都没人曾经提到过那些我们都知道的实情——“我渴望得到社会地位”。其他人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确实能在他们的行为中看到这一点。譬如从他们购买的衣服、居住的房子和送出的礼物中，我们就能观察到这一点。总之，我们能从持续变换着的、到底什么才能算作“足够”的标准中感知到这一点。如果你得到过一次升迁，几个月之内你就会适应这个新的薪水层级，然后再次感到自己仍然像以前一样，生活在不停付账单的日子当中。当你达到更高的成就时，你比较的标准同样也会升高。与组成银行账单的固定数列不同，地位总是一个正在移动的目标，因为它是以与他人的实时比较来定义的。我们总是在任何场合下，与所有各类人进行着社会比较，但我们总是神奇地在地位阶梯的上半段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自己，我们觉得把自己安放在此地是最舒适的。试想一下，你到底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你到底有多聪明？道德感有多强？你对朋友有多忠诚？你是一个好司机吗？接着数下去，你会发现自己在以上所有方面都比一般人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深深地知道，他们在大部分事情上都是比一般人强。但这种感知范围扩大到所有人身上的时候，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了。[3]这个发现被称为“沃比根湖效应”。在盖瑞森·谢勒虚构的这座小镇上，“所有女人都是强壮的，所有男人都是英俊的，所有孩子都是超群的”。这个效应在1965年的一次关于事[4]故幸存者的研究中被偶然发现。研究者花了六个月的时间采访西雅图医院里正在治疗车祸伤病的患者。他们把这些患者与一组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和同受教育程度的对照组进行比较。其中的一个采访问题，就是要求患者评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即便这并不是这个研究原本的主要意图，但该问题正是这一研究被人铭记至今的原因。因为这些住在医院里的车祸伤病患者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超过大多数驾驶员。事实上，他们的程度只不过跟那些对照组的成员，即没遭遇过驾驶事故的人差不多罢了。很显然，这些患者并没有仅仅因为在一次车祸中进了医院这件事，就影响他们对自己是一个好司机的自我认知。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事故的确不是出于这些患者的过错呢？调查者研究了每宗案件的警察局笔录，以确定到底是谁应该对事故负责，谁是不应被责备的受害者。在分别确认这些驾驶者中谁是肇事者之后，很显然，这些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受伤者是肇事者的比例，比其他任何人都高。关于“沃比根湖效应”的另外一个早期例子，是由主办美国大学生入学考试（SAT）的美国大学委员会在一次大规模调[5]查中发现的。差不多有100万在指定年份参加SAT的学生被要求把自己与“中位数学生”（在这一点上下，“更好”和“更差”的学生数量各半）相比较。这个定位不仅包括在SAT的分数表现，也包括诸如领导力、与人相处的能力等个人特质。7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力处于中位数之前那半段，有85%的学生认为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比另一半人强。在另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康斯坦丁·塞迪基德斯（Constantine Sedikides）与同事们要求一组志愿者从几个维[6]度评估自己是“多好的一个人”。志愿者们认为自己更具道德感、更和善、更独立也更值得信赖，而且也比普通人更加诚信，这是一个并不令人惊奇的结果，尽管这些志愿者曾经进过监狱，并被判过重罪。但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在大多数事情上优于其他人，只是在“遵守法律”方面稍逊一筹，但还是跟普通人差不多。试想一下，当他们做出这些判断的时候，他们正被关在监狱里，其客观性自然要大打折扣。此去经年，成百上千的研究已经重复证实了“沃比根湖效应”。这些研究显示，大部分人相信我们在智力、忍耐力、责任心和羽毛球技术等诸如此类的积极品质上要高于平均水平。我们越是看重某项特质，我们就会越夸大自己在这种特质上的能力。在这类研究中，我最欣赏的一个是在我所在大学的教授之间进行的，这一研究要求大家与其他同事相比，评估自己的教学能力，竟然有94%的人认为他们的教学能力在平均水平之[7]上！这种倾向转变成为所有偏见之母：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对[8]自己的评估是更加客观的，而且比普通人更不具偏见。自然，在脑海中把自己放在梯子的上部，并不是我们进行大部分社会比较的唯一途径。有时我们也会看低其他人。我最近在超市排队结账时听闻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正在变胖，多丽·帕顿（Dolly Parton）变得消瘦，而麦莉·塞勒斯（Miley Cyrus）正在挥霍她的才华。一些家庭主妇看上去也正在就此争论着。为什么这些名人的“新闻”就像碎纸屑一样撒得我们满身都是，但是我们从未看到当地暖通维修工戴尔与家庭保健护士布兰达之间的分分合合呢？答案自然是我们总被身居高位的人们吸引。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地位上升的人就被戏剧奉为英雄，因为只有高起点的人才有可能“斯文扫地”。与艺术一样，日常生活中的我们也把自己的眼睛盯在富人、名人的身上，而直接忽略了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为什么我们对地位如此在意呢？这一点在大部分关于此类争论的书籍中被称为“人类之所以在动物王国中独一无二的原因”。但是在下面这个例子中，对地位的渴望则不能把人类归于其外了。事实上，它是我们本性中如此古老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与其他具有亲缘关系的灵长类动物共有这种特性。看看狒狒或黑猩猩的公开决斗，那种残暴地为它们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而进行的体力争斗，有时会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当我们看到它们交配的时候会感到不适：人类看到它们的不雅行为时会感到尴尬，但又能确切地认识到，究竟是什么在驱使着它们的行为。在对名人的关注方面，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的表现惊人相似。在一项由脑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普拉特（Michael Platt）领衔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恒河猴看不同种类的图片，[9]同时，追踪它们眼睛的运动。第一组照片只包括它们所在领地的高等级猴子；第二组照片只有它们的低等级同伴。这些猴子每看一张图片，就可以吸一次果汁（对于一只口渴的恒河猴来说，冰果汁是一项丰厚的回报，比猴子们哪天的食物都强）。研究者系统地调整猴子喝到的果汁量：看低等级的照片会比看高等级的照片得到更多的果汁。猴子们的表现也很明晰。它们想看高等级猴子的照片，即便这种做法会让它们牺牲很多果汁。实际上，与看空无一物的屏幕相比，猴子们必须得到更多的果汁，才能忍耐着去看低等级猴子的照片。只有一件事能让雄性猴子比看高等级猴子的照片更有兴趣，那就是雌性猴子的生殖器。猴子们的这些行为与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人类[10]与恒河猴共享93%的基因。这显然意味着我们与猴子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你把对这些恒河猴的观察跟与其类似的专注于地位的那些与人类更接近的灵长类动物，诸如黑猩猩、狒狒等结合起来考察，就会看到一个持续不断的模式。恒河猴与人类最后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2500万年前，比在600万至800万年前才与人类分开的黑猩猩祖先要早多了。人类和恒河猴对地位有类似的迷恋，这意味着该特质很有可能早已在我们共同的祖先身上有所表现，是非常古老的一种特质。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我们进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从森林和热带稀树草原打猎和采集植物的小团体[11]中。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至少10万年，而且在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是高度平等的。我们从化石遗迹和在它们周围找到的手工艺品中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每个人身边的陪葬品都差不多。当后来社会变得更加阶级化时，国王和法老的墓葬里就会发现数量繁多的珠宝，有时还会看到他们最喜欢的狗、妻子或奴隶，而这时低等阶级的墓穴中基本就没什么陪葬品，如果幸运的话，有的人会裹一条毯子。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些“平等的采猎者”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我把他们想象成一些可爱的、平和的、乐于分享的人，就像缠着遮羞布的嬉皮士那样，还没有被现代社会的物欲所污染。实际上，采猎者之间之所以平等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比我们今天更慈善，而是因为采猎者很难比团体中的其他人积累更多的财富。设想一下，这个采猎者的团体在今天猎杀的战果和能保存到明天的浆果之外没有实在的财富，共享劳动果实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有好处的。如果我杀了一头乳齿象，应该怎么处理它的肉呢？存储这些肉的最好方式便是让它进入我家人朋友的胃中。这样就把我的善心转化成流通货币了，等到下次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同样地对待我。这种互惠共存的系统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人们记得谁得到了什么东西，以及每个人投入其中的努力，当有人比其他人得到的东西更多时，他们就会变得沮丧。一个关于卷尾猴（那种你曾经见过的，在街头咿咿呀呀地表演老式风琴的猴子）的研究提示，这种社会核算的才能也是古老的。像人类一样，猴子在没能达到其真正目的的时候也会“抓狂”。灵长类动物学家莎拉·布鲁斯南（Sarah Brosnan）为卷尾猴设计了一[12]种简单的交换游戏。首先，她会给猴子一颗小石子，然后伸出手来，当猴子把小石子还回来的时候，她就会给它递一片黄瓜。当他们进行这种交换游戏的时候，猴子总是会坚持用石子换黄瓜。在这项实验的关键环节中，布鲁斯南让两只猴子参与同一场游戏，让它们能看到彼此的交易过程。首先，布鲁斯南与其中一只猴子交换石子和黄瓜。然后她就与第二只猴子玩一遍同样的游戏，但是把回报换成了葡萄（换葡萄是因为考虑到对猴子来说，葡萄比黄瓜更可口）。布鲁斯南再回到第一只猴子身边，试图与它再次开始原初的游戏，以证实它是否会做出“理性”（从狭义的经济意义来讲）选择继续拿黄瓜，毕竟有的吃总比没的吃要好，或者它会采取更具社会智性的行动并抗议，放弃营养补充，以求行使一种平等的模式？然而这一次，这只被“欺骗”了的猴子没有拿黄瓜：它看了一眼黄瓜片，然后直接把它扔给了布鲁斯南。这个小单元在许多对猴子中实验了许多次。有时，被试的猴子直接就把黄瓜给扔了，有时会把黄瓜扔到实验者的脸上。有时猴子甚至连石子也不归还。猴子的心声：“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低收益的交换埋单？”当猴子们发现其他猴子得到葡萄时，在几分钟前还被它们欣然接受的黄瓜明显就不够看了。这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显示出猴子们更关心它们在与其他猴子的比较中处于何种位置，而不是它们实际可得到的回报。它们对公平的感知敏锐度远远超过我们此前的多番猜测。灵长类动物学家关心的不是如何从人类角度来描述他们所研究动物的内在状态。因此，当一只猴子上蹿下跳，龇牙咧嘴，充满攻击性地扑过来时，灵长类动物学家会把这种行为叫作“侵略性展示”，但是他们不会认为这只猴子是愤怒的。如果你观看了布鲁斯南的实验录像，那么，你就很难把猴子们的行为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情绪表达。猴子们把黄瓜扔回给实验者，然后抓住笼子的栏杆拼命摇晃，就像一个被囚禁者要掀起一场暴动那样大喊大叫。我不是灵长类动物专家，所以我可以说这样的话：“这群猴子疯了！”关于卷尾猴反对收到不平等报酬的发现与人类十分相似，说明这些倾向是进化而非习得的。如果人类是生而在意平等的，那么，即便在很小的孩子身上，我们也应该能发现此类证据。而且，事实上，3岁儿童就已经表现出与卷尾猴十分相像的行为了。举个例子，有一项研究要求几对孩子帮助一位实验者清扫几个街区。作为回报，实验者会给他们一些手指饼干。有时这些回报是相同的，有时一个孩子会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的手指饼干。即便他们还不能用言语描述这种不平等的分享行为是“不公平的”，但是当得到的手指饼干比同伴少时，孩子们的脸上还是会写满沮丧，就像所有学前班孩子家长了解的那样，孩子们并不需要被教导“得到同样数量是公平的，得到的数量少是不公平的”，这种观念似乎需要时间去学习，去计算，相反，他们似乎对不公平有着一种先天的认知。早期的人类组织几乎都有一定的地位等级，有一些人的级别高于其他人。但是，他们没有增加相当数量财富的能力。而且当时的人口数量是以几十计而非以万计，因此社会阶级的顶端和底端之间不可能有太大差别。就像人类的灵长类亲缘动物那样，早期人类也只会比较在意自己在各自所处的小团体内的地位。早期智人（现代人的学名）的自然社会结构是一个地位阶梯，但是一把很短的梯子。从那以后，变化的就不再是人类的本性了，而是非常实用的、具体的、晚近的——人类发明了农业。10万年间，采猎是人类唯一的生活方式，一万年前，农业几乎在地球的许多地方同时出现。在进化时间表上，一万年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人类破天荒地能够在一个地方定居生活，种植谷物，并把收获的谷物贮存在陶罐中。人类也开始豢养家畜，从牧人的角度来看，豢养就是一种用来存储走兽的肉的工具而已。大量食物一旦被积累起来，一些人积聚的粮食比别人多的情况就成为可能。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此后不久，城市就在古埃及、古中东、古中国、古印度以及美洲的一些地区兴起了。随着这些大规模的密集的农业社会的出现，财富不平等现象开始抬头。想要判定古代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是很难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猜测，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是相当高的。绝大多数大型古代农耕社会，都有一位国王或者其他形式的统治者，他们掌握着权势和大量财富。而在社会阶梯的低端，大部分普通人是农民，奴隶制被普遍采用。在现代历史上，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了最高点，随之而来的是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大萧条，直到现在，它都是人类收入不平等的历史最高点。如今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了与大萧条前的人类不平等峰值相当的地步。如果人类不是唯一关心地位的物种，我们就可以声称我们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之一，就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高的社会阶梯，使得我们灵长类亲缘动物和原始采猎者显得愈加矮小了。这些数量上的差别，为人类进化中的不平等程度和人类如今面临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差别奠定了基础。以上谈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如何理解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不平等。如果你询问人们是否相信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他们的回答会因其自身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充满偏见。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倾向于认为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很过分了，但是那些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会说，这种体制看上去运行良好。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确定：多大程度的不平等才算“太不平等了”？探讨此问题的重要视角形成于1928年巴尔的摩的一户上流人家。威廉·李·罗尔斯（William Lee Rawls）七岁的儿子约[13]翰得了白喉，这是一种与流感类似的呼吸道传染病。然而，跟流感不一样的是，儿童感染白喉的死亡率高达20%。但是，威廉的儿子能够享受金钱可以买到的最好治疗，因为他父亲是当时巴尔的摩最有名的律师之一。在持续的看护下，约翰痊愈了，但是他在痊愈之前把白喉传染给了他的弟弟波比。波比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死时还不到6岁。一年后，年幼的约翰又卧床在家，这次他染上了肺炎。后来他又痊愈了。但这回他把肺炎传染给了他两岁的弟弟汤米，同样，这个小男孩也未能幸免于难。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长大后，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自传中写道，两位弟弟令人心碎的离世，是他生命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也许他的弟弟们没有罗尔斯皮实，也有可能只是他们运气不好。罗尔斯本人不仅天生就有强大的免疫系统，还拥有聪明的大脑和坚定不移的自律品质。大部分人都认为以上令人钦羡的品质将帮助任何拥有这些品质的人进入精英管理型社会的顶层梯队。然而，约翰·罗尔斯对这种观点持有深深的质疑。他诘问道，为什么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会受到如此追捧？他不过只是幸运地、碰巧地生而聪明罢了。如果他同时具备对工作的强烈信仰，也只不过是偶然中了“努力工作”特质的彩票而已。而且，如果一个男孩足够强壮，他就能够从一场恶疾中死里逃生，而一个身体羸弱的孩子则会夭折。这仅仅是生活中残忍的事实。除了在这方面给予道德上的鼓励之外，罗尔斯并不觉得有什么其他因素在起作用。[14]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最著名的部分就是被称作“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试想一下，在一次星际航行中，你从深度睡眠中被唤醒，除了你自己，你想不起任何事。你不记得自己是穷还是富，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强壮还是虚弱，聪明还是愚笨。当你的飞船驶近一个新的行星时，你需要从这个星球上的很多社会中选择自己愿意生存的社会。问题在于，你也完全不知道在你选择的社会中，你将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继续设想下去。在这些外星球中，有些星球的不平等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奴隶制是很正常的事情。其他外星球看上去虽然没那么“不平等”，但实际上它们的不平等程度也是很高的。其中一些居民极端穷困，而有些人却相当富有。当然，也有一些社会的平等程度很高，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区别不是很大。在这几类星球中，你会选择哪一种呢？有些勇敢者可能会选择不平等社会，并准备在这片土地上搏杀出一片天地。但罗尔斯认为，任何理性人都会选择一个平等的社会，因为这样能够保证，即便出现可能的最差结果，也是可以忍受的。罗尔斯的洞见在于，如果你只是简单地询问人们，到底怎样的不平等是“正义/非正义”的，他们的观点将因他们的能力和私利而充满偏见。最强大、最聪明、最具竞争力的个人将会倡议更加不平等的结果，因为他们具有先天优势。同样，那些前景最差的人会要求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因此，与其说人们在表达他们认为的公平和正义，不如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什么能为他们带来利益，什么能够完全消除对他个人所处位置的偏见。罗尔斯认为，对于“无知之幕”的窥视，将会让我们比在其他情况之下看得更加客观。当然，“无知之幕”仅仅是一个思想实验，但是心理学家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和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15]（Dan Ariely）的一项研究已经把它应用于实际数据。他们把人口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20%做了五等分，然后要求一个包含5000多美国人的课题组样本，预估每部分人群分别占有了美国全部财富的多大比例。虽然参与研究的人能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但他们的回应极大程度地低估了不平等的严重性。譬如，他们判断最富有的5%人口拥有整个国家59%的财富，但实际上他们占有的比例是84%。然后，还是用这种五分法，这些研究者要求参与者描述他们心中“理想世界”的分配方式。这个实验课题给这个序列里最富有的20%人口分配了1/3的财富总量，最贫穷的20%人口大约分到了10%的财富（实际上，最贫穷的20%人口所占的财富总量也就是0.1%）。这样理想的分配看上去并不像是美国这个不平等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相反，这种分配方式像是在瑞典这个地球上最“平等”的国家。这项研究中最有趣的部分是研究者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们画出了一对饼图，以说明两种不同的财富分配方式。参与者并不知道其中一个代表了美国社会的真实分配情况，而另一个则是瑞典的情况。根据研究者的要求，如果参与者被随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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