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仲玉英,陈桃兰,艾乐,夏雪源
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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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画传试读：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续编）》编写说明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十卷本获得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同时也存在缺憾：原来考虑到取整数，选了十位教育家，而依据史实，当时属于同一层面的教育家客观上并不止十位。在十卷本的编写过程中，通过各卷作者们的相互讨论，我们意识到确实还有几位教育家应该列入20世纪中国教育家的范畴。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作为丛书主编，又征集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教育史专业工作者意见，经过慎重考虑，选定叶企孙、陈寅恪、梁漱溟、蒋梦麟四人为续编传主，并得到四川教育出版社支持。《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续编）》仍然坚持主题与作者“双优选”的原则：《蒋梦麟画传》作者仲玉英教授长期从事教育史专业研究，又得身在蒋梦麟家乡的资料和文化理解便利；《陈寅恪画传》作者徐卫红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从事教育史研究十余年，任《教育史研究》常务副主编；《梁漱溟画传》作者吴洪成在教育史研究领域长期耕耘，对梁漱溟研究经年；《叶企孙画传》则由我来撰写。续编的创新点在于：（1）对习近平主席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多次作出的重要指示进行了深入学习领会，尽可能服务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需要，服务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需要，贯彻十八大以来的中央文化教育方针政策。（2）续编所选叶企孙、陈寅恪、梁漱溟、蒋梦麟四位传主，由于各种原因，此前教育工作者对他们的教育贡献知之甚少，但他们确实对中国近百年的教育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专业精神、教育业绩等方面与前十位传主难分高低，续编的编写，将使这一教育家群体更为完整。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角度来看，完成续编更能体现客观、公正、无偏见。从对现实教育的影响而言，像叶企孙的列入，填补了中国百年来大学理科教育历史表述的空白，弥补了教育史专业对理科教学研究不深入的短板；陈寅恪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以及中西文化融合上的典范作用，已是学界共识；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和办学，以及教育哲学领域的成就铸就其教育家地位；蒋梦麟在北大的管理和中西融合上贡献杰出。我们寄希望于续编的出版，能够比较完整地向读者介绍四位传主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办学实践，能够向读者彰显他们的教育家精神。但限于多种条件，书中难免存在不尽如人意甚至错讹之处，敬希读者谅解并给我们提出批评改进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完善。储朝晖2015年12月总序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要提倡教育家办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急需教育家却又缺少教育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明确提出：“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然而，现今即使是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怎样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却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与时任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长安庆国在编写一套《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丛书的想法上不谋而合，这对传承、传播中国20世纪教育家的办学理念，弘扬其教育精神和优秀思想，促进教育家办学的早日全面实现十分有益，也十分必要。这套丛书所选择的十位传主是经过教育史专业的学者海选而产生的，他们是王国维、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黄炎培、徐特立、陈鹤琴、晏阳初，我认为他们确实代表了20世纪对中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家群体。这套丛书突出传主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办学实践，尤其凸显传主的教育家精神；注重以史料为依据，对传主的教育贡献作客观评价，实事求是，还原历史，避免主观，不做有意拔高；全书插入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历史画卷，使得丛书具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收藏价值以及观赏性和可读性。同时，丛书主编精心挑选各位传主研究方面的专家担任各分册作者，较好地保证了整套丛书的编写深度和质量。其中黄延复研究梅贻琦、宋恩荣研究晏阳初、梁吉生研究张伯苓、戴永增研究徐特立、金林祥研究黄炎培、储朝晖研究陶行知都有二十多年了。我与储朝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他拿着一封方明的信来找我，正是为了查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陶行知研究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邹新明研究胡适、西南大学教授谢长法研究黄炎培、陈鹤琴外孙柯小卫研究陈鹤琴、青年传记文学作家窦忠如研究王国维，他们也都是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堪称黄金组合。这套书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领会各位教育家的精神真谛。希望这样一套难得的好书，能激励有志教育的人成为教育家，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教育家办学进程。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节选）
蒋梦麟中国近二十年来之变动，多类似西欧。论其时，不过二十年；论其地，则南自滇粤，北至满蒙，无不受其影响；论其思想，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宗教、法学、政治，无不受根本上之动摇；全国思潮，受完全之变迁，势将脱离遗传习俗之羁绊。余敢曰：此二十年内，旧主义奄奄待毙，近世精神已蒸蒸日上，非数辈顽固学者所得而摧折矣。此精神惟何？曰：欧西所有之思想，或已澎湃而不可息，或已成雏形而晨夕滋长矣。十八世纪，欧西称为“光明时代”者也。其最彰明较著者，为“法国之大光明”（即法国大革命时French Illumination）。其消极思想之趋势，固得而言之。其在政治也，曰推翻专制；其在文学也，昌言扫除人民之苦痛；其在宗教也，曰诛杀恶僧。苟无假善名行绝恶之徒杂其中，则法国革命党徒之行为，得代表法兰西之完美精神。此精神维何？曰：民赫斯怒，振臂一呼，推翻腐败之贵族，顽固之政府，龌龊之教堂，而造成光华灿烂之法兰西。吾国于改革以前之十年中，“法国大光明”时代之思想，充塞青年之脑海。卢梭（Rousseau）之民约论传入中国，“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名词，成为口头禅。无论知与不知，莫不喜言之，以为如尽将旧时种种机关扫除，则中国便成极乐土。此所以武汉起义，全国响应，不数月而产出中华民国也。教育思想，必与其所处时代之思想相共进行。当法国革命时代，“顺天然”主义为时代之思想。以之言政治，则持民约论。以之言学术，则重科学。以之言人生观，则重“自由”，重“天赋人权”。以之言教育，则重自然教育。卢梭曰：“天生成的都好，人造的都不好。”故其教育主义，主张儿童自然之发达。中国当昌言“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时，学校之主持人，大都与此等精神居反对地位，故酿成罢学之风潮。后之政治革命，实于此已兆实行之端矣。过渡时代，以消极思想为标识。一般思想之趋势，大都属于破坏的。人民厌旧喜新，对于旧时道德，多抱怀疑。希腊之诡辩学者（Sophists），十八世纪之思想家，可为消极学派之代表。吾国近年来之新思想家，亦多在此列也。中国自有史以来，变迁之速，未有甚于今日者。以短促之时间，千奇万变之经验，相与并来。社会基础，因之动摇。时代不仁，横肆要求。大势所驱，无可为力。嗟夫！我国人，其将何术以使中国与世界之时势相调和乎？欧化横来，思想错杂，学术衰微，民智昏蒙，尊孔复辟，欧化共和，吾民其知之否乎？此就政治言也。若就社会言，家族主义渐破，个人主义日益萌芽，习惯之道德渐衰，个人之道德尚无标准，怒潮汹涌，荡舟其中，回望故乡，已出视线，前望彼岸，杳无所见。中国之前途，其谁知之？其谁知之？虽然，中国之前途固无人能言之，吾辈凿空悬想，推测将来，其谁能禁之？然后事之结果，或将与今日所悬揣者大相径庭。“础润而雨，月晕而风”，简单粗劣之比喻，不足为推测国家文明前途之具。现今科学世界，不容预言家置喙。预言家饱食终日，空谈将来。科学家则不然，终日勤劳，无时或息，广求精确之事实，以为研究之基础，以归纳之方法，使事实与真理相证明，为之虽不易，舍之实无他道。中国旧时各社会机关，如家庭国家职业等，衰落破坏，为势之所必然者；若欲恢复旧日状况，势必不能。旧日已逝，不能复返，欲登正道，惟有积极前进而已。社会种种征象，由来已久，非一日所可扫除；吾辈惟积极进行，以能力所及者为之。证诸史乘，过渡时代之告终，必赖有积极思想。希腊过渡之代表，为诡辩学派，消极者也。苏格拉底，代表积极思想者也。苏氏学派出，希腊自过渡时代而达积极时代矣。欧西十八世纪，过渡时代也。如卢梭，如伏尔泰（Voltaire法国哲学家），代表消极思想者也。十九世纪之诸大学者，如康德（Kant德国大哲学家），如孔推（Comte法国哲学家），如达尔文（Darwin英国哲学家），斯宾塞（Spencer英国哲学家），代表积极思想者也。由是言之，中国如有积极思想之大学者，而后始得自过渡时代而达积极时代。旧者已去，而欲挽之，愚也。不从积极建设着想，而徒事消极破坏，不过为过渡时代之产出物，为过渡时代之代表而已。吾人之泥古，几若第二天性。故与其弥补破烂之旧物，孰若消极而攻击之？然而消极攻击，不若积极建设之为愈。积极建设之道将奈何？厥有五种：（一）定标准 标准不定，前后参差，民无所适从。有积极之标准，然后能将新思想传布国中；否则千言万语，人不知其用意之所在。昔孟子曰仁义，朱子曰穷理，陆子曰明心见性，阳明子曰良知，皆为便于传道而立之标准，提纲挈领，便学者之易于适从也。（二）定中心问题 一时之内，虽万事纷纭，实则必有一中心点在。此中心问题为万流归源之所。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是孔子以德为政之中心问题也。中心问题一定，则民得合群心而趋向之，犹众星之拱北辰也。（三）新陈交换 凡破坏一旧思想，必求一新思想以代之。如我国旧有之家族道德既被摧折，必立个人道德以代之。（四）适社会生活之需要 凡思想或道德之所以为社会所信仰者，必适应社会之需要。旧思想旧道德之所以失其势力者，以不合时势也。若新思想新道德于社会之需要无关，必不能生存也。（五）方法 除旧启新之最要者为方法。良法美意，往往因方法不善而难于推行。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善哉言乎！中国与世界交通后，必不能不应世界之潮流而图进化。故欲言内部思想之改革，当先察世界之大势。而欧美近世文化中荦荦大者，厥有二端：（一）科学之精神 近世西洋学术，莫不具科学之精神。科学之精神云者，好求事实，使之证明真理是也。凡凿空臆度之学说而自以为真理者，与科学精神相反对者也。（二）社会之自觉 西洋之文明，根乎希腊之个性主义。个性主义云者，发展个人固有之能力，不使为外界所压迫，养成一活泼强健灵敏之个人是也。西洋修身之基础在乎此。结合多数之个人而成社会，故社会之兴衰，个人之幸福系之。人人对于社会有自觉心，即社会之分子，自觉对于社会负责任是也。此即所谓社会之自觉心也。如何得以养成上述两种之精神乎？厥有五端：（一）科学发达，使人力得制天力。（二）进化（即天演）学说，使人知发展生长有天然律存。（三）历史精神，使人知文明之进化为接续的，徒事去旧不足以启新也。（四）审问事理，使人尽其心力而求真理，不为无思考的信仰所羁绊。（五）民权主义之发达，使人知万事之本位为自然人，不以职位财力而定人之价值。中国如欲出此过渡时代，当于上列诸点加之意焉。中国之教育，当与近世之精神相谋而并进。泥古之教育，为过渡时代以前之教育，不可行矣。消极破坏之教育，而无积极之进行者，为过渡时代之教育，可暂而不可久。若为今日之教育图长久计，当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通新陈交换之理，察社会要需，采适当之方法以推行之。本文一部分意思采自Amstrong’s Transitional Eras in Thought。载《教育杂志》第10卷第2期（1918年2月）一 早年求学
余姚蒋梦麟故居。中国历史在晚清遭遇“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中，英国的炮舰击垮了大清的自尊，曾经的天朝上国开始在风雨中飘摇。伴随着欧风美雨，西方的舶来品开始在中国的集市上买卖，西方的铁甲炮舰开始在中国的江河里横行，西方的科学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一切都刺激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蒋梦麟的早年求学就是在这“西潮”来临的过程中进行的。幼年时代
自隋唐之后，江南地区就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书香门第、私塾书院云集。而钱塘江畔的余姚更是圣贤辈出、文化灿烂，初唐大家虞世南、明代硕儒王阳明、明末学者黄宗羲等都发轫于此。蒋梦麟就出生在余姚的一个小村庄里。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生于余姚蒋村。蒋村位于钱塘江边上，相对于汹涌的钱塘江潮，蒋村显得安宁、静谧。纵横的河道、泛青的石板路是蒋梦麟对蒋村最真切的记忆。童年的故乡是最难忘的，在蒋梦麟的回忆里，蒋村有着太多的美好。河汊上的石桥，石桥边的杨柳，杨柳下嬉戏的鱼虾，在每个季节里都呈现出别样的趣味；除夕夜的鞭炮，宗祠里的祭礼，存在于每一岁的记忆里，拨动着他的心扉。蒋梦麟是蒋家最小的孩子，他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据说在蒋梦麟出生的前夜，他的父亲梦到一只熊到了家中，而在当时这被认为是男孩降生的预兆。第二天，这个梦果然应验了，蒋家又添了个儿子。蒋梦麟的大哥降生前，他的父亲梦到了兰花，所以被取名为梦兰；他的二哥也是以同样的原因被取名为梦桃；蒋梦麟降生后理所当然被取名为梦熊。后来，在考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时，才更名为梦麟。蒋梦麟故居在余姚的地理位置。图片来源于余姚蒋梦麟故居。蒋梦麟手迹。图片来源于马勇著《蒋梦麟传》。蒋氏从元朝末年开始就定居于蒋村，至蒋梦麟这一代已是第十七世了。[1]蒋村人不谙世事，晚清时政跌宕起伏，但乡民们似乎只对太平军的故事感兴趣，充斥于茶余饭后。蒋梦麟的祖父蒋斌润大概就是太平天国时期在上海经营钱庄并积累了一些资产，但不幸因腿伤而丧命。蒋梦麟的父亲蒋怀清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使得蒋家在日后的生活中不用为了生计而奔波。蒋怀清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为人忠厚，生活勤俭，并且乐于助人，热衷于慈善，受到当时周围人的尊敬，曾被推举为县议会议员、县商会总董。因投资上海的钱庄，蒋怀清经常要前往上海，因此较早接触到西方的物质和文化，思想也比较开明，尤其是对创造发明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经自己画设计图，建造了一艘轮船。船虽然完工了，但始终没法达到他所期望的速度要求，几经尝试，一些技术难题仍然无法解决。后来他听说了瓦特和蒸汽机的故事，自叹不如，最终放弃了。也正是从这时起，蒋怀清萌发了让儿子们接受现代教育的想法，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能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而且，蒋怀清不反对孩子们学习西洋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这样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正是父亲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蒋梦麟 ——“我父亲的道德人品对我的影响的确很大，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2]好好学到父亲的榜样”。蒋梦麟的生母经氏是一位姿容美丽、有教养的女人，在蒋梦麟七岁的时候因病不幸离世。母亲的七弦古琴是留给蒋梦麟最美的记忆，母亲抚琴晓歌的画面也长驻蒋梦麟脑海。晚年的蒋梦麟竟还可以记起母亲最喜欢唱的那支歌——《古琴引》。后来，蒋梦麟的父亲又娶了宋氏，这位继母长于治家，待人和气，但是不久也同样因病去世。之后，蒋梦麟的父亲就没再续弦。[3]蒋梦麟家世图。[4]蒋梦麟父亲绘制的蒋村图。蒋梦麟所在的村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自治传统。族长是全村辈分最高的人，村里的事情都由他们来处理，包括监督敬先祭祖的礼仪以及评断族中的争执。此外，村中人大多都老实、朴素、本分，除了崇拜祖先外，还崇尚灵魂与鬼神的传说。村中的祠堂、寺庙以及逢年过节的活动都因与鬼神相关而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村中人平时生活很平淡，但过年过节却是非常热闹。除夕时的年夜饭、元宵节的花灯、端午节的龙舟、中秋节的满月，以及赛神会、戏班表演，对孩子来说都是充满了欢乐、喜庆和兴味的。蒋梦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余姚蒋梦麟故居。“童年时代和青春时代的可塑性最大，因而家庭影响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期中所养成的习惯，不论[5]好坏，将来都很难根除。”蒋梦麟认为大致来说，他的童年生活是幸福、快乐的，他所受到的家庭影响是“良[6]好而且健全的”，这为他以后个性的塑造、良好习惯的养成奠定了基础。童年教育
蒋梦麟六岁的时候进了家塾。家塾不同于现在的学校，里面没有黑板，没有时钟，也不分班级。从清晨到日暮，先生总是端坐在家塾内，学生自然也不敢乱蹦乱跳。对于六岁的孩子而言，这种生活是沉闷而无趣的。蒋梦麟入学后最先开始念的是《三字经》，虽然他能把《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直至晚年还能背出大半，但他当时并不明白那些三个字一串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每天吃饭读书，孩子们跟着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摇头晃脑地诵读着不知所云的书，午饭之后就要静下来习字，直到日落西山。家塾的课程中没有体育项目，学生们必须保持“体统”，慢慢行走，不许奔跑竞技，这让蒋梦麟觉得毫无生气。这种死板的教学方法令蒋梦麟恨透了家塾生活，他觉得“家塾不好，先生不好，[7]书本不好”，甚至说要放火烧了家塾，杀了先生。虽然家塾生活对于蒋梦麟而言沉闷得像个监狱，但是并没有浇灭他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自古以来，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正是熬过了寒窗苦读才功成名就的吗？正是抱着这样的朦胧信念，才支撑他熬过了那段无趣的求学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识字量的增加，先生开始把课文的意思解释给学生听，这时念书才不像以前那么吃力乏味了。念书的时候，先生要求学生做到“三到”，即眼到、口到、心到，警告学生不可巧取强记，因为勉强记住的东西易忘，“三到”才可以减轻记忆力的负担。背书背不好就要吃先生的“栗子”（弯曲中指在别人头上敲击），算是惩罚，这在蒋梦麟看来，是对学生记忆力和耐力的训练。家塾。相对于教室里的沉闷乏味，蒋梦麟的课外生活丰富、有趣得多，他喜欢在大自然中玩耍和观察，喜欢在游戏中触摸和理解大自然。春风和煦的日子里，蒋梦麟放学后会和小伙伴一起去放风筝，风筝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样式各异，大小不一，晚上就更有意思了，和小伙伴们一起将灯笼随着风筝送上夜空，通常是七八个灯笼一起飞上天空，他喜欢看风筝在天空盘旋的样子，觉得它们是在找伴儿呢。星星满天的夏夜里，蒋梦麟就和小伙伴一起四处捉萤火虫来玩。在玩耍中，蒋梦麟得到了许多启发，有一次，他注意到长在皂荚树上的甲虫头上长着鹿一样的角，这些角和皂荚树的刺简直一模一样，别人告诉他，这些虫是从树上长出来的，所以角和刺是一样的，但他不相信，心想，如果皂荚树能长出甲虫的话，那甲虫卵也就可以长成皂荚树了，但这明显是不可能的，直到后来看到有鸟在皂荚树上捉虫，但是长得像刺一样的甲虫却幸免于难，他才恍然大悟：甲虫的角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鸟吃掉才长成刺的样子的。蒋梦麟对自然的好奇以及天性上的好动都被先生看作是“个性上的祸根”，觉得他难成大器，然而恰恰是童年这种对自然懵懂的探索激发了他的求知欲，培养了他善于观察、善于探索的能力，为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正如蒋梦麟自己所评价的：儿童时期对自然的研究虽然粗浅，但“这种粗浅研究的根基却可以移接现代科学的幼苗。如果我生长在草木稀少的大城市里，那我势将失去非常重要的自然训练的机会，我的一生也可能完全改观。每一个小孩子所具备的感受力、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等等天赋，都可能被我童年所受[8]的全凭记忆的传统训练所窒息”。童年的蒋梦麟还喜欢听故事，在故事中了解村里的掌故，知道了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知识。诸如清兵入关、天下大乱的时候，蒋村还是一片安逸，直到圣旨到了村里命令男人们留辫子，大家才知道改朝换代了。剃头匠奉旨到村里强制剃头编辫，如果有人抗旨就有可能被杀头，村里的男人们只好乖乖地伸出脑袋任由剃头匠剃头了，第一次留辫子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滑稽，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习惯了。这样的历史故事在家塾里是学不到的，蒋梦麟也爱听这样的故事，觉得十分有趣。此外，蒋梦麟还听到了关于人类学的传说，比如我们的祖先是像猴子一样长着尾巴的，介于人和猿猴之间，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尾巴才慢慢掉了。还有许多关于江湖技艺的传说，蒋梦麟和小伙伴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这些故事也就成了蒋梦麟课外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给了他无限遐想的空间，甚至为他“在欣赏[9]现代文学方面奠立了基础” 。家塾时期的学习和生活还是给蒋梦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慢慢了解了做人处世的准则—— 要从修身立本开始，然后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懂得了“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简单又励志的道理 —— 立志通过求学考取功名成为童年蒋梦麟的梦想。蒋梦麟曾说：“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10]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蒋梦麟的童年教育是成功的，至少确立了他继续求学的志向。入绍兴中西学堂
早在家塾读书时，蒋梦麟的父亲就问他，将来是愿意做生意还是想做官。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自然做官的诱惑力更大。余姚临近上海，很多人到上海讨生活，其中从商的并不少见，他们经常从上海带回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比如小洋刀、哨子、皮球、洋娃娃、气枪、手表之类的洋货，这些东西虽然能引来一些羡慕的目光，但是在老百姓眼中的地位远不如做官的—— 有了功名，家庙就能悬挂一面金碧辉煌的匾额；中了举人，家庙前面还有高高的旗杆；做了县太爷更是威风凛凛，不仅手握大权，出门办案还能乘坐四人抬的大轿，前面有一对铜锣开道，所经之处，老百姓都得肃静回避；再一级一级往上爬，当了大官还可以在北京皇宫里饮御赐香茗。这在年幼的蒋梦麟看来，也是无比荣耀的事：“自己一天比一天神气，功名步步高升，中了秀才再中了举人，中了举人再中进士，终于有一天当了很大很大的官，比那位县知事要大得好多好多，身穿蟒袍，腰悬玉带，红缨帽上缀着大红顶子，胸前挂着长长的朝珠，显显赫赫地回到故乡，使村子里的人看[11]得目瞪口呆。”因此，虽然童年的受教育经历让蒋梦麟觉得枯燥乏味，但他仍决定继续求学以完成科举及第、金榜题名的梦想，加之他的两位哥哥都决定走仕途，时入绍兴中西学堂求学，蒋梦麟选择和他两位哥哥同样的路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余姚当时隶属于绍兴府，距离绍兴大约20公里。绍兴是一座风景秀丽且拥有浓厚文化底蕴的水乡古镇，曾是古代越国的都城，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故事家喻户晓；也有南宋皇帝的陵寝；还是“出产”遍布全国大小衙门的“绍兴师爷”的地方；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哲学家、诗人、书法家更是数不胜数。19世纪末年的绍兴虽然还是一个守着古朴之风的宁静小镇，但随着西学东渐，新学已在这里悄然兴起。绍兴中西学堂是由徐树兰先生捐资兴办的一所新式学校，于1897年3月3日正式开学，依程度分为三斋，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开设有国学、外国文、算学等课程。蒋梦麟当时入的是第一斋，相当于高小，在此他最早接触了西洋学科。绍兴中西学堂旧址。图片来源于余姚蒋梦麟故居。蒋梦麟在进绍兴中西学堂之前，对于西方的认识大体只限于进口的洋货，进了学堂之后，接触了最初的科学教育，原有的一些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蒋梦麟一直都认为地球是平的，通过学堂的学习知道地球是圆的；小时候听大人讲，闪电是电神的镜子里所发出来的闪光，学堂的先生告诉他，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通过基本物理学的学习，他还知道了雷、雨、火等知识，原先的雷神、龙王、火神等形象就像雪人在科学光明的照耀下，一个个轰然倒塌，怪力乱神的信仰也在蒋梦麟的思想中逐渐被剔除。蒋梦麟入学的第二年秋天，蔡元培因愤于慈禧太后对维新派人士的镇压，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由北京回到故乡绍兴，开始从事教育。光绪二十五年九十月间，蔡元培任总理接办绍兴中西学堂，成为蒋梦麟的老师。在蒋梦麟当时的印象里，蔡元培是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记得我第一次受先生的课，是反切学。帮、○、旁、茫，当、汤、堂、囊之类，先生说：你们读书先要识字。这是查字典[12]应该知道的反切。”蔡元培因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一直深受刺激，他主张向日本学习，接办绍兴中西学堂后又增设了日文课程，请日本人中川任教。在外国文课程中，原先有英文和法文，学生可任选一门修习，蒋梦麟选修的英文。但当时英文老师比较缺乏，任教英文的老师发音错误也很多，甚至连字母都读不标准，比如会“把字母Z念成‘乌才’”。为此，在后来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蒋梦麟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修正这些读音。学校增设日文课程后，蒋梦麟又选修了日文，他认为学校开设日文课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是吸收了西方学术的结果，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由于学堂的课程主要以文科为主，而蒋梦麟又不喜欢读读背背，因此，他的学习成绩经常居中等以下。绍兴中西学堂不仅是蒋梦麟接受新学的开端—— 学习了外国语，了解了最基本的地理、历史、物理常识，在这里，他还与日后与其事业联系紧密的蔡元培结下了师生情缘。蔡元培。颠沛游学
正当蒋梦麟慢慢习惯中西学堂的学习生活时，他的学业却因一场洪水遭遇波折。江南的水乡平静时如一幅水墨画，洪涝季节却也波涛汹涌，经常引发灾难。一个秋天的下午，当蒋梦麟完成了课业，嬉戏于田野的时候，突然听闻河道决堤了。面临即将到来的灾难，人们都陷入了恐慌之中，蒋梦麟拼命跑回家，一路上把这一消息不停告诉碰到的人。洪水奔涌而至，在村庄里徘徊了一周才慢慢退去。虽然人们事先准备了船只、浴盆等，可以使家人暂时存活下来，但洪水却毁坏了村民家中的口粮以及村庄外的稻田，使村民的生活难以为继。洪水引发的粮食危机，给平静的乡村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蒋梦麟家生活富裕，不缺粮食，本是不幸中之万幸。但是蒋家的粮仓却被饥饿的村民们惦记上了。在洪水退去以后，人们开始叩响蒋家的大门，最初还是很有“礼貌”的，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抢，而是“借”，虽然也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到后来，这种“借粮”就变成了抢劫、杀人。随着饥荒的加剧，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邻村孙庄的一个大户，在一个凛冽的冬夜，不仅被抢走了家中所有财物，而且主人也被沉河。这种悲剧的接连发生，使蒋家夜不能寐，为了守卫家人，为了保住粮食，蒋梦麟的父亲从上海购得手枪和长枪，蒋家大大小小都开始练习放枪，火枪的威慑力使乡民们不敢轻易上门。但这样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蒋梦麟的父亲决定离开家乡，举家迁往上海。位于上海外滩黄埔江畔的外国领事馆。1899年的上海并没有太多的灯红酒绿，而仅仅是一个有着洋泾浜口音的小城。蒋梦麟到上海后，进入一间天主教学校学习英文，但由于对学校里法国教师口音不满，很快就离开了这所学校。父亲为满足他学习英文的愿望，就将他二哥安排到一个美国家庭中去学习英文，再回家转授给蒋梦麟。虽然蒋梦麟对这种方法很不满意，但父亲却因为这个方法省钱而高兴。当上海的生活慢慢开始正常的时候，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是明确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洋人的，上海这个洋人聚集区自然被认为是首当其冲的危险地。蒋家为了躲避灾祸，又匆忙举家搬离上海，回到了余姚蒋村，这一年蒋梦麟15岁。短暂的上海生活使蒋梦麟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感受到了西方的文明。他后来曾回忆起当年对上海的印象：居留的外国人也只不过三四千人，但是这些洋人却都趾高气扬，自视甚高。市政倒办得不错，街道宽大清洁，有电灯，也有煤气灯。我觉得洋人真了不起，他们居然懂得电的秘密。他们发明了蒸汽机，又能建造轮船。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新的神，原先心目中的神佛在我接受科学新知之后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有时候他们又像魔鬼，因为他们不可一世的神气以及巡捕手中的木棒使我害怕，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犬居华人之上，这就很够人受的了。在[13]我的心目中，外国人是半神半鬼的怪物……蒋梦麟故居。蒋梦麟余姚城区居住地旧照。图片来源于余姚蒋梦麟故居。而此时的蒋村已不再是蒋梦麟记忆中的美好故乡了，土匪暴民之势愈演愈烈，蒋家准备再次搬迁。蒋梦麟的父亲之前曾计划搬入余姚城中，此时，在余姚北城武胜门路东侧建造的新居已经落成，于是举家迁入。蒋梦麟进入余姚城中达善学堂学习英文和算术，此外，其父又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在家中给他补习国文。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一年多，直至其前往杭州求学。省城求学
据蒋梦麟回忆，大概十六岁时，也就是1902年左右他来到杭州求学。杭州是浙江的省会，是吴越和南宋的故都，名胜古迹众多，风景如画，潮起钱江，西湖如镜，古寺山色，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杭州历来人才辈出，一汪西湖水引得多少文人骚客沉醉其间，湖滨的文澜阁收藏有《四库全书》及其他要籍，更是当时莘莘学子向往的求学胜地。在文化气息浓厚的杭州，蒋梦麟误打误撞进了一所非常落伍的教会学校。学校的校长是个美国传教士，木匠出身。这位校长为传教而来，主持教会学校也是出于对宗教的热忱，《圣经》是他教授的唯一课程。中国的学生们在“士农工商”等级区分的传统影响下，对木匠出身的校长多少抱有轻视的态度。加之除《圣经》之外，校长并没有显出有什么让学生钦慕的学问，因此学生们对校长并不膺服。蒋梦麟起先认为在这所洋人办的学校里至少可以学好英文，但事实却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学校里的英文老师俗不可耐，蒋梦麟觉得难以忍受，甚至厌恶到不想看到英文老师那张嘴，认为他可以进“拔舌地狱”。教会学校的学生每天早晨必须做礼拜，还要唱中文赞美诗。蒋梦麟虽然按时参加每天的礼拜，但心灵就像“禁闭双扉的河蚌”，默默地拒绝一切精神上的舶来品。在宗教方面，蒋梦麟一直是个“不可知论”者，不信神仙鬼怪之说，也不接受其他宗教信仰，认为“与其求死后灵魂的永恒，不如[14]在今世奠立不朽的根基”。这也正符合传统儒家的基本观念。教会学校的设备十分简陋，学生的住宿条件也很差。学生们有时在低矮的像鸽笼一样的土坯房宿舍上课，有时在破破烂烂的食堂上课。学校里唯一像样的建筑就是礼拜堂和校长宿舍。学生们有时会出于好奇，到校长宿舍附近散步，可校长不愿受学生打扰，常常把学生撵出去。有一次，还因此引发了学潮。事情的起因，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肯离开校长宿舍附近，因此与路过的一位教员发生了冲突，引来众人围观。那个学生说先生打他的耳光，并在人群里放声大哭，引起了围观者的同情。这件事情瞬间闹得全校皆知，学生对此非常愤懑。经学生会决议，大家要求校长立即开除打人的教员，但是校长断然拒绝，并表示如果学生不喜欢学校可以卷铺盖走人。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学生的不满情绪，在不到两小时内，满怀激愤的学生打好行装，集体退学，走出了学校。看似一件小事，之所以会引发学潮，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清朝末年，自从开办新式学堂以来，学生们通过学习西文西艺，阅读国内外书刊，逐步接触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开始萌发反对专制、反对压迫，要求民主、自由的思想。1902年11月，南洋公学曾发生了被称为中国学运史上“一声霹雷”的“墨水瓶事件”—— 上课时，文科教习郭镇瀛发现教师座位上摆着一只洗净后装满清水的墨水瓶，认定是学生有意捉弄嘲讽他胸无点墨，随即勃然大怒，责骂学生不敬师长，并疾言厉色地追究肇事者。追查未果，学校下令开除三名无辜学生并给同班其他同学记大过一次，全班同学向校方提出抗议，学校不仅不重视学生意见，还宣布开除全班学生。此举激怒了全校学生，遂全校学生决议集体退学，以示抗议。“墨水瓶事件”以后，学潮逐步蔓延至全国各地，青年学生血气方刚，经过几年的新学启蒙，已经让他们从懵懂少年变成了自由民主的倡行者，他们用“学潮”来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顽固与守旧。蒋梦麟就读的教会学校也就此解散，对于早就厌倦了的每日的赞美诗，学校的散伙可谓正合了蒋梦麟的心意。离开教会学校后，学生会自行筹办了一个学校，叫做“改进学社”，给学校起名字的正是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先生。取名“改进”，含有改良和进步的意义，这正好符合这群年轻学子们对新学校的憧憬，他们还期待着能把学校办得和牛津、剑桥等名校一样显赫。然而，不到半年这种幻想就破灭了，学生们只得四处寻找新的出处，各自散去。1903年，蒋梦麟进入 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浙江高等学堂的前身是著名的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求是”是其办学的主要精神，课程中也包含一些外语和科学科目。1901年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次年改称浙江大学堂，1903年又改称浙江高等学堂，是浙江省的最高学府，也是全省文化运动的中心。学堂当时刚好经历学生罢课学潮，正在重新改组。而蒋梦麟也因为之前的学潮入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不能参加入学考试，于是改“梦熊”为“梦麟”，并被顺利录取。浙江高等学堂与绍兴中西学堂相比，所学科目更多，所学内容更深，先生教学也更注重方法，甚少要求死记硬背。在蒋梦麟的印象中，浙江高等学堂已经粗具现代学校的特征和规模了。求是书院旧址，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进入浙江高等学堂之后，蒋梦麟的眼界豁然开朗起来。比起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时，在中西文化之间的苦苦摸索，浙江高等学堂给了蒋梦麟更广阔的天地。在书本学习以及与师友的探讨中，蒋梦麟的历史知识日见增长，通过学习，他不仅了解了中国近四千年历史的朝代兴衰更替、名人典故，还发现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中日战争中台湾的割让、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历史等等。在这里，还激起了蒋梦麟对西洋历史的浓厚兴趣，他开始阅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慢慢了解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这为他以后从事西洋历史的比较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03年前后，各种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大都以爱国救亡为主题，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宣传开民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宣传科学，主张实行地方自治等。《新民丛报》即是当时影响非常广泛的一份刊物 —— 创刊于1902年，是梁启超在东京出版的一份综合性刊物，内容十分丰富，小说、历史、地理、政治、教育等无所不包，而且刊物上的重要文章大多出自梁启超之手，其文笔深入浅出，文风生动、通俗，很受青年学子欢迎。蒋梦麟正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他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15]的智慧源泉。”除了《新民丛报》，学生中间还传阅着《浙江潮》等更为激进的刊物。由于清政府禁止发行鼓吹革命的刊物，许多进步刊物只能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同情革命者或谋求利益者再把这些刊物走私到其他城市。这些刊物有的描写清政府的腐败，有的斥责满人对待汉人的不公平，有的大肆鼓吹革命，凡此种种。当时，浙江高等学堂内就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杂志、书籍和小册子，学生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中汲取进步思想。校门内外，学生们亲见清廷的各种腐败。杭州城内有一个城中城，里面住着监视汉人的“旗兵”及其子孙们，这些旗人子弟领着政府的俸饷，却整日无所事事，对战事一无所知，只每天拎着鸟笼四处游荡，老百姓不小心得罪他们，就会有挨揍的危险。在浙江高等学堂内也有一些旗人子弟，他们对于革命的声势都持着装聋作哑的态度，在蒋梦麟看来，他们堕落、腐化、骄傲，过的完全是一种寄生虫的生活。这些旗人引起青年学生极大的反感和憎恶，更加激发了广大学生的革命志向。蒋梦麟虽然深受学校革命氛围的影响，但还是保持着理智与冷静，他认为革命宣传虽盛，但革命的到来似乎还遥遥无期。而科举考试在当时依旧是参加政府工作的唯一途径，为求万全，蒋梦麟决定参加科举考试，以步入仕途。郡试及第
郡试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地点在绍兴。1903年初秋的一天早晨，蒋梦麟从杭州出发去绍兴赶考，他渡过钱塘江，穿越桑林和市集，再坐上船，辗转一天一夜，于第二天清晨抵达绍兴，寄宿在一个制扇工匠的家里。郡试那天，凌晨四点钟左右，几千名考生就已经聚在试院的门口。考生们头戴没有顶子的红缨帽，手里拎着一个灯笼和一只考篮，紧张地等候监考官点名。监考官是绍兴知府，穿着朝服戴着红缨帽端坐在考试大厅的长桌子后面。那时候郡试需要有一定身份的人作保，考官需要同时核实考生与保人，确认无误之后用朱笔在考生的名字上加上红点，这样就是点过名了。点过名的考生一一进入考棚候考，通过编号找到自己的座位。科举考试中防止舞弊的制度还是十分严格的，考生进入考场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搜查，衣服帽子里里外外都要仔细翻看，以防夹带抄袭。试卷上交时，考生的信息是密封的，只有等到录取确定之后才能拆开，以防徇私。考试的题目是黑色的字写在一个方形的白罩子灯笼上面，灯笼里面点着蜡烛，字迹很清楚。有人专门负责提着灯笼在考生的座位之间来回走动，这样就能让所有的考生都看到题目以便作答。考试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考生们要想取得好成绩必须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因为蒋梦麟早年在家塾和绍兴中西学堂期间对此已经下了一番苦功，因此考起来并不觉得难。临近中午时，办事人员开始核对考生的进度，给每一份试卷的最末一行盖上印子。考试交卷分为三次进行，第一次是在下午四点左右，场外炮声一响，鼓乐跟着奏响，交卷的考生伴着吹奏的乐曲走出考场，接着大门会重新关上以防其他考生受到干扰；第二次交卷时间大概在一个小时后，与第一次的形式相同；而最后一次交卷则是在傍晚六点钟左右，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最后一场不再鸣炮奏乐。郡试过后要等十天左右才会放榜，在等待放榜的这段时间，考生们可以放松心情，四处游玩。蒋梦麟喜欢去附近的书铺看书，经常在书店里遇到当时闻名全省的举人徐锡麟，因为徐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教算学，所以蒋梦麟认得他；偶尔会去街上的酒楼饭馆喝点小酒，花三四毛钱点上几份小菜，就能吃得心满意足；城里还有流动的戏班子，有时也会去听听戏。放榜的时间到了，在试院大门口有堵高墙，一大群人就挤在高墙前面守候。放榜的仪式非常隆重，鸣炮奏乐。榜上用黑墨大字写着的是录取考生的号码，因为排名不分先后，所以一串串考生号码围成圆圈。考生们心情紧张地围在考试院的围墙外寻找自己的号码。蒋梦麟发现自己的号码赫然在列，喜出望外，可是想到还有接下来的复试，也不敢掉以轻心，继续好好准备。复试在放榜几天之后举行，要在初试录取的人员中再淘汰一部分，所幸蒋梦麟又顺利通过。与前两场考试相比，第三场考试虽由学政亲自监考，但要求并不严格，只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除了要求考生写一篇文章外，名义上还要求默写一段《圣谕广训》，但是允许考生带一本册子入场，只要老实地照抄一遍即可。这场考过之后，郡试也就真正结束了，各位考生只需回去等待结果。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就有试差敲锣打鼓地带着捷报到蒋梦麟寄住的地方来报喜 —— 蒋梦麟顺利地考取了余姚县学附生。所谓“县学”只是一所空无所有的孔庙，由一位教谕主持，并不设帐讲学，交五十元的贽敬，可能连老师的面都没见着，就算入学了。贡院放榜图。蒋梦麟收拾东西准备回杭州时，听闻同住店里的一个考生对于他能考取附生表示愤愤不平，那个考生认为蒋梦麟是个目不识丁的家伙，而自己才是真正的人才。听到这些话，蒋梦麟只是默默地笑了笑，心想考试本来就有运气的成分，何必计较。后来有一次，同样是秀才出身的陈独秀开玩笑地问蒋梦麟：“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梦麟答道：“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独秀笑答：“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梦麟故意作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16]值钱。”[17]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程序图。参加完郡试，蒋梦麟回到浙江高等学堂，继续接受新式教育。学校生活是繁忙且充实的，蒋梦麟一边忙于各门功课的学习，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与同学交流时政问题。从参加科举考试回到激荡着革命思想的新式学堂生活，蒋梦麟感觉恍若隔世。学校放寒假期间，十九岁的蒋梦麟回到乡间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好几百亲朋好友一连吃了两天的喜酒。蒋梦麟的父亲自然是最高兴的，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走上仕途、步步高升，最好能做到宰相。然而，对于年轻的蒋梦麟来说，新与旧的冲突时常让他感到迷茫 —— 是选择科举仕途的老路，还是追求革命的道路 —— 他难以抉择。在家乡待了三个礼拜之后，蒋梦麟又回到学校专心读书，临近暑假，他的思想斗争越来越激烈，新与旧、立宪与革命的冲突一度使他寝食难安。随着革命运动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孙中山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清王朝已摇摇欲坠、危在旦夕，这让蒋梦麟意识到：不论立宪维新还是革命，西化潮流已经势不可挡。于是，蒋梦麟决定寻找一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一天早晨，他谎称自己的母亲生病，向学监请假回家，征得学监同意后，他就回宿舍收拾行李，离开了浙江高等学堂，当日即乘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前往南洋公学参加入学考试。求学南洋公学
20世纪初的南洋公学。南洋公学1896年创建于上海，由清政府创立、盛宣怀督办，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因学堂地处南洋（当时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故定名为南洋公学，是现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是中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学校里常年绿茵的足球场、带有钟楼的高大建筑等都呈现出西洋的设计风格。南洋公学的预科是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的，很多课程直接用英文教材，有些学科直接由外国人教授。这种办学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英文，也便于他们直接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尤其对于想留学美国的学子来说，南洋公学“是升入美国大学[18]的最好阶梯”。清朝末年，许多西方的思想及科学文化知识，都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当时，国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能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国情，清政府也开始仿效日本，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使得留学日本成为热潮。蒋梦麟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但他认为应该直接向西方学习。为此，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写信来跟他辩驳，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蒋梦麟到南洋公学求学就是“想给自己打[19]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直接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1904年，蒋梦麟顺利考入南洋公学，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学业，从此打开了与以往迥异的知识视野。当时，包括德智体三要素的斯宾塞尔教育原则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了一些影响。蒋梦麟在南洋公学求学期间，也主要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对自己作严格要求。南洋公学鼓励学生进行体育运动，学生们对体育运动也都很感兴趣。蒋梦麟向来体弱，进入南洋公学后发现强健的体魄是高深学问的基础，于是每天都进行轻度的运动。他每天早上起床就锻炼半个小时的哑铃，晚上睡觉前再练习一刻钟，这种方法坚持了三年，身体逐渐健壮。身体好，心情也自然愉悦。德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关于德育的学习，蒋梦麟认为可以从四书中汲取营养，所以继续研读传统经典。同时他认为，中外名人在德行上必有其过人之处，于是开始研读宋明时期的哲学家以及历代中外名人的传记。在学习过程中，他惊喜地发现，虽然中西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但是中西方贤哲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却是惊人的一致。当发现中西方文化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相似或相同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按伟人先哲的标准去做；当发现有不同见解时，他便认真进行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并进行甄别。他在学习、践行中西方道德时，无意间对中西方的道德行为标准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这样的学习，蒋梦麟逐渐学会如何在道德观念中区别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以及基本的与浮面的东西。[20]从此以后，蒋梦麟对于如何立身处世有了更为肯定、自信的见解。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蒋梦麟逐渐开始融通中西，他认识到中西文化的整体性，体会到宋代学者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同时他也认识到紊乱之中所蕴含的统一，即中西方文化看似纷乱复杂，但其中所蕴含的基本道理却是有限的，通常干扰人们认识的是一些旁枝末节，做学问就是要抓住要点，舍弃细节。这对于蒋梦麟而言，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他开始注重培养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的信仰。蒋梦麟还认识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但“思而不学则殆”，想法太多反而会一无所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学思结合，并从经验中学习如何思考。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蒋梦麟认为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根基，救国必先救己，于是下定决心努力读书、思考、锻炼身体，“有了良好的身心修养，将来才能为[21]国服务”。除了在南洋公学学习课本知识外，蒋梦麟还通过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获取书本以外的知识，尤其是社会时政。周末，蒋梦麟经常去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喝茶，当时上海很多学生都喜欢到那里喝茶。茶馆是各种信息集聚、传播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时政及各种新闻。茶馆里有一位常客，被称为“野鸡大王”，他总是一身破旧的西装，顶着灰色的满是油垢的鸭舌帽，每日都在茶馆兜售新书，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租界当局虽然禁止贩卖这类书籍，但如果你想要，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儿买到。上海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风向标，也是当时革命文化运动的中心，蒋梦麟在那里能深深地感受到国内时局的风云变幻。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俄国，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由此确立了日本的世界强国地位，日本的野心也由此壮大。受日俄战争的触动，清政府进行改革以强大中国，1905年毅然宣布废除科举，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官员选拔制度彻底终结，从此也切断了年轻一代企图通过科举入仕为官的梦想，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间接学习西方、直接学习日本的新的教育制度。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标志性的大事—— 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革命声势进一步浩大。国内局势风起云涌，上海学生也卷入其中，各类反帝爱国运动中皆有他们的身影。1882年美国签署《排华法案》，清政府曾不断对美国迫害华侨提出抗议，但敌强我弱，不仅未取得进展，反而步步退让，并于1884年与美国签订新的条约，十年内禁止华工赴美。1904年 4月，美国国会通过将所有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的议案，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上海是反美爱国运动的发轫地，1905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的运动，上海学生和部分商人联合劝告广大商户不要售卖美国货。游行大会上，大家都积极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来反对排华法案。翌年，上海的学生又与江浙地区的士绅、商人联合起来反对英国人投资修建苏杭甬铁路，他们组织游行，举行街头演讲，要求把路线改为从上海经杭州到宁波，以上海代替苏州，以此来避免苏州受到外国的影响，并开始筹集本国资金修筑铁路。这些抗议迫使英国人对路线作出让步，铁路于第二年开始动工。这段时间，与前些年动辄爆发罢学风潮相比，学生们与学校当局的矛盾冲突事件明显减少，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饭厅。当时上海学生的伙食费是每月六块钱，比内地多三块钱，但饭菜的质量却不好。学生们对伙食非常不满意，不是抱怨米太粗糙，就是抱怨蔬菜太差，有时候他们要求加菜，有时候就以砸碗碟甚至殴打厨师出气。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学校没有[22]“饭厅风潮”，南洋公学自然也无法幸免。20世纪初的上野公园。1907年7月6日，在安徽省城安庆，警务督办徐锡麟同两名亲信马子夷、陈伯平带领学生军及警察部队刺杀了安徽巡捕恩铭，占领军械库，爆发了安庆起义。但因准备得不够充分及势单力薄，在激战四小时后，起义失败，徐锡麟等被捕，慷慨就义。这次革命离蒋梦麟可谓一步之遥。徐锡麟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担任过算学老师，蒋梦麟自然认识，与他更熟识的是徐锡麟的两名亲信。马子夷跟蒋梦麟是浙江高等学堂的同学，在与陈伯平从日本归国去安庆时，曾经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都去找蒋梦麟，大谈革命运动，认为革命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还试图邀请蒋梦麟一起去安庆。但一位当钱庄经理的堂兄劝蒋梦麟先去日本一趟，蒋梦麟觉得先去开开眼界也无妨，于是决定暑假跟一位朋友一起去东京，顺便参观一个展览会，就在他赴日的前夕，马子夷陈伯平他们三人在一枝春酒楼聚餐话别，随后各自启程，分赴日本和安庆。没想到这一别竟是诀别，蒋梦麟到日本约一个星期，便从报纸上获悉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感慨万千。至于赴日的见闻，对于第一次乘坐轮船远航、第一次到异国他乡的蒋梦麟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日本茶道的礼貌周到、抽水马桶的无比奇妙、长崎的优美风景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感触最深的是上野公园的展览会，他参观了好几十次，日本的工业发展让人惊叹。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中，他看到了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这些耻辱使他倍感羞愧。晚上的公园灯火通明，非常热闹。日俄战争已经结束两年了，但日本人仍沉醉于战争的胜利之中，欢呼的游行队伍时常可见。看到这些，蒋梦麟不禁潸然泪下。蒋梦麟在日本停留一个月就回国了，他对于日本的印象整体良好 —— 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花园，城市清洁，日本国民也衣装整洁，待客有礼。回国后，蒋梦麟又继续忙于学业。[1] 据《兰风蒋氏宗谱·蒋氏世系排行》记载，蒋梦麟为第十六世；据蒋梦麟1943年的《西潮》记载，蒋梦麟为第十七世。[2]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3] 来源于余姚蒋梦麟故居。[4] 来源于余姚蒋梦麟故居。[5]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6]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7]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8]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9]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10]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3页。[11]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12]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页。[13]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1页。[14]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15]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16]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17] 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9页。[18]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19]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20] 蒋梦麟：《西潮·新潮》，华文出版社2013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