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小南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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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路——邓小南学术文化随笔试读：
上篇 序引·导读·致辞
涵沐于勃勃生气中
——《朗润学史丛稿》自序和其他学者的自选集不同，这本论集的编纂，完全是在学生的推动下进行的。
我自己尚未酿就收拾旧作的心情，觉得还不到值得总结的成熟时机。这或许是因为，自己在学业上起步很晚——被称为“老三届”的我们这一代人，较我们的前辈、后辈，学术生命要短许多。在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的前辈师长早已经典迭出，著作等身了；比起著述丰厚的同辈，自己也距离颇远。总感觉还没有深刻领悟学术的真谛，没有走出有特点的学术道路，没有真正形成学术的自觉。而尽管顾虑重重，还是在学生集体建议下勉力拿出这些文稿，是希望藉机进行阶段性的整理回顾，给读者提供一些可能的方便，也得以就教于诸多方家。一
197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在高考恢复后首次招生，我在班级里算是年长的（可以引为安慰的，是一向有“大姐”之称），当时自己的感觉，是赶上了末班车，很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再追回来”。读书期间，各门课程中名师云集。不仅是本系的老师积极上讲台，校外的刘乃和、王利器、宁可、漆侠、胡如雷、蔡美彪等先生都曾先后应邀前来授课。在“科学的春天”这样一种大环境下，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珍视这种机会，心气很高。
大学二年级，我选修了敦煌学课程，在王永兴、张广达二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下，阅读《资治通鉴》与两《唐书》等史籍和陈寅恪先生等前辈著述，开始体味到“研究”二字的份量，有志于寻其门径，窥其堂奥。从本科高年级到研究生期间，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宋代历史，突出地觉察到时代间的内在延续与更革变迁，不满足于依朝代起讫切割时段的研究方式。与此同时也深切感到，宋史学界在对于材料的敏感、议题的致密及分析的深度等方面，应该取法于魏晋隋唐史学界。
本科期间，开始尝试发表考订性的文章。先后刊出的两篇，即《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表〉辨伪》和《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都是课业中的札记、作业。值得一提的，或许是自己投稿被拒的经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写两宋之交的传说“泥马渡康王”，当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考订与“泥马”相关的崔府君其人。文章曾经向南方一家刊物投稿，却始终没有回音。10年后拿出来再看，不由得很感谢当初拒用的编辑，留给我重新认识与改写的机会。此时的思考方向有了明显的不同，关注重点落在了与该传说相关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南宋初期发生的政治影响。《关于“泥马渡康王”》一文在我本科毕业13年之后，于1995年底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
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受到唐史方向一位师兄的启发，准备做宋代的考课制度。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感觉宋代文官的考选升迁是一复合式体制，单纯抽出考课一项，不足以准确定位、从整体上予以把握。于是将论文题目调整为《北宋的考课与循资——宋代磨勘制度研究》。1990年代初，在漆侠、吴宗国、王曾瑜等先生的鼓励下，修订补充，写成了《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一书；先父邓广铭欣然为之作序。2000年秋，在日本东洋文库的一次会议上，中岛敏先生郑重讲到该书对于日本学者译注《宋史·选举志》的帮助，看着先生手中已经篇页散乱又精心补缀过的这本小书，我在感动之余，竟一时无语。
1985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宋代的政治史、制度史，前者包括当时的政治文化、政治群体和政治事件，后者主要涉及官僚选任、官员考察和文书处理机制。二是宋代的社会史，包括女性史、家族史、士人网络与基层社会组织。研究过程中，经常感觉到不同课题之间的关联与历史内在的融通，也希望能自专题入手，对研究中的界域和屏障有所突破。具体议题的选择，有些是读书期间的学术兴趣引导所至，像有关文官课绩、选任和资序体制的诸篇，有关政绩考察和信息渠道的研究，大体上是这一脉络延伸的结果；有些受到集体性研究项目的引领，像对于吐鲁番女性的研究，对于苏州朱长文、龚明之家族的研究，对于山西洪洞用水秩序的研究等等；也有些选题，是在教学过程中得到了启发。
任教25年间，个人对于历史的观察体悟时时渗透在课堂中；而研究的一些选题，最初又是来自教学中的感受。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使我有更多机会思考不同朝代间的衔接与变迁，像《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等文章，即试图突破王朝断限，以期较为完整地把握研究对象。《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后来发展为《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内容的展开也是受益于教学：自从80年代后期讲授宋辽金史专题，有关赵宋“祖宗之法”的问题就一直在脑际徘徊。《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议题的出现，是在指导学生论文的过程中注意到，对于宋代内廷高端的文书处理方式，认识至今含混模糊；《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也是在带领学生搜讨研读材料的实习中，有感而来。《宋代历史再认识》、《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和《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等诸篇笔谈，都是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写成。《走向“活”的制度史》一文，本来是2001年提交给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主持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研讨会议的短篇，其后发表在《浙江学刊》，当时并未料到会对青年学子产生影响。感到汗颜的是，此后我几乎不再敢写制度史的文章，担心个人实际从事的研究，无法令读者和自己满意。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对于制度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关联，对于何谓“活”的制度史，有着不断的反思。我曾经对学生说，所谓的“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活”是产生于沃土的生命力。新议题、新视角可能导致动态鲜活，传统议题诸如官僚机构、制度条文，也可能贡献出通贯深入的新颖见解。新材料的牵动，能使研究“预流”；深读“坊间通行本”，也可能发人所未发。也就是说，盈覆载之间无非是道，而进退之宜、运用之妙，则存乎一心。对于宋代尚书内省的研究，算是对于该认识的一次实践。
在写作实践中，学人通常是“顺着”历史事实自有的发展逻辑摸索叙述；而议题的浮现，其实往往受到现实问题的刺激和现有研究的启迪，而生发出“逆向”的回溯。研究过程中，经常感觉到历史源流对于“今日现象”的意义，希望能够触及这表象背后的脉络与由来。
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本身，无疑是具有历史性的。历史的真实场景一过即逝，而对于这种“真实”的追求，却是漫长而无止境的过程。学人之所以会乐此不疲，是由于其中充满着往复对话，充满着新材料、新思维的刺激，充满着再认识的兴奋。这种“再认识”，本质上是批判性的：既有敏锐的观察，又有沉潜的琢磨；既包括对于个别史料、史事的审视辨析，也包含着对于学术路径的探索与反思。
历史学不是能够急功近利的学科，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睿智博通的学问，带给我们深邃的人生体悟。当今的中国，自历史中走来；无论个人具体的追求是什么，总要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今日与明天。这种丰厚的积淀，是我们心灵中的“魂”与“根”，是精神上充实感的由来，也是历史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二
在提及自己的学史经历时，我最怕听到的是“家学渊源”。在这方面，我清楚自己的差距太远。我是在而立之年才真正接触到历史学科。我知道，我走上史学道路，父亲是感到欣慰的。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父母从未刻意培养或限制我的兴趣；对于我的志向选择，也从未过多干预。这是出于父亲的开明，或者他心中可能曾有什么顾虑甚至难言之痛，以前我从未想过。回头来看，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应该说是熏陶渐染的“平日不言之教”。生活在一个艰难与期望并存、坎坷与憧憬共生的时代，从前辈到我们，都有诸多无奈，也有不甘放弃的奋争。“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老庄的哲思，稼轩的慨叹，时常在心中盘桓。
我经常感觉到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即便是在“文革”期间那艰难的岁月中，北大荒的老职工们也曾用宽厚的胸怀包容着我们“知青”。研究生毕业后，我有幸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受到前辈师长的扶掖，得到朋辈学友的温暖。我所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980年代初由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宿白、王永兴等学界前辈共同倡导建立，筚路蓝缕，发展为如今的学术重镇。在这一研究群体中，旨趣各不相同的学人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切磋琢磨。开阔的视角、敏锐的思绪，时时映入眼界。这种纯净自然的学术氛围，润物无声的滋养沃泽，使我受益匪浅。
这些年来，学生们经常是我文章的第一批读者。他们活跃而犀利的评论，常能予人启发，也使我看到日后学界的希望所在。我从1970年代边疆农村茅草土坯校舍中的小学教师，到80年代站上北京大学的讲台，环境条件有巨大变化；不变的是：面对学生澄澈无邪而渴求真知的目光，时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和学生在一起，作为一名教师，是我毕生的幸事，也是对于自身能力素质的锻炼及挑战，这种经验使我感受工作的意义，享受人生的价值。
我明白，与前辈、同辈相比，自己的知识结构有明显欠缺，研究面相当狭窄；意识到应该拓宽，却又感觉力不从心。回首看看这些年的经历，应该说，自己的“道路”是边摸边走，而不是规划好蓝图，胸有成竹，再按部就班去建设的。在有限的活动范围中，我希望效法前辈的精神气象，也争取做得切实。朱子说“学者悠悠是大病”，这不仅是用以提醒学生的话，更是经常告诫自己的箴言。
八年前，我所敬仰的前辈李埏先生，在赐赠大著文存的同时，引述了陶弘景的诗句“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老先生虚怀若谷、洒落旷达的境界与襟怀，面对旧作之审慎郑重态度，使我非常感动。我理解先生那寥寥数语中，寓含着对于后辈的叮咛；也清楚地知道，学人的表现，最终要靠文章说话，作品一旦完成，自我解释就显得多余。今天，自己的论文将要结集面世，心中十分忐忑，不知奉献给读者的，是否称得上合格的作品。三
这部文集，大体上呈现出我个人的一些学史心得。而这些“学史”文稿的丛编，以“朗润”命名，既是因为自己歆慕学人治史的清朗润泽、温和蕴藉气息；也是因为大概可以说，我的学史生涯自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开始，也在朗润园得到延展。从1961年随父母入住朗润园，到2001年我和先生、女儿迁居蓝旗营，除去中间在北大荒将近10年，前前后后在燕园这静谧的角落里生活了30多年。八九十年代的朗润园，被称为“北大的中南海”，曾经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在2001那一年，我所工作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又迁入了朗润园。如今的这片天地，有中古史中心，也有国家的发展研究院，传统的屋檐下，洋溢着活力与生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涵沐于这派勃勃生气之中。
论集中收录的文章，内容基本维持原貌，少数篇章的文字略有调整。现在读来，感觉内容阐发不准确、不到位处颇多，如果是重新研讨重新结构，会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及表述方式。文章中涉及的不少问题（例如司马光文集的版本问题，例如崔府君信仰的问题，等等），学界已经有了更为专门细密的研究、更加确当深入的成果，敬请读者参照。文章中原本注释方式各不相同，学生们不惮烦劳，帮忙做了补充统合工作。征引文献版本，未予通同统一；有些出处，为便于读者查阅，更新为近年来正式出版物的刊发信息。
最后，要感谢中华书局多年来对于学术事业的鼎力支持。非畅销的学术读物得以面世，仰赖于出版界同道的热心与扶助。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承蒙李岩、徐俊先生关心过问，王传龙先生检核沟通，付出了许多心血，谨致以由衷谢忱。2010年5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原载《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
一路走来
——《宋代历史探求》学术自述面对“学术自述”几个字，感觉十分忐忑。我们这一辈人的学术经历，与我们的前辈、后辈颇不相同。我个人已经年逾耳顺，事业却仍然乏善可陈。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曲折路途中的“家常”体验。一
我家中姐妹三人。我出生时，父亲邓广铭、母亲窦珍茹都已经年逾四旬。没有和姐姐可因、可蕴排行，而是起名为“小南”，我长大后一直感觉父母当时可能强烈地希望要个“小男”孩儿。这使我很怕自己会辜负了他们。印象极深的是，我还童稚未脱时，先母就叮嘱我，作为一名女性，事业上一定要自立。
我从王府大街小学、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初中，一路自由自在地上学读书，当时的个人理想是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作家。13岁时母亲去世，无忧无虑的小天地似乎褪去了绚烂的色彩。两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骤然间改变了无数人生活的轨迹。学校停课，老师遭受批斗，父亲被打成“反动权威”，关进牛棚，“红卫兵”几度抄家，室内灰尘弥漫，书柜上下贴满了封条。
我的青年时代，从18岁到27岁，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的。下乡时，简单的行囊中除去毛主席著作、鲁迅杂文选，几乎没有其他的印刷品。北大荒的广袤天地接纳了我们。尽管“出身不好”，1973年、1975年，连里、营里的老职工们还是两度投票推选我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但终于因为父亲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问题而政审未能通过。
1977年我回到北京，曾经在172中学（今人大附中）做初中政治课的代课教师。能够引为自豪的是，我们教的那一届初中毕业班，在海淀区中考的政治课总成绩名列前茅。但初中毕业生教初中，自己始终心虚。当年恢复高考，我十分心动，却并未报名。父亲曾经自高校教师的角度质疑说：“初中生要是能考上大学，那还是大学吗！”的确，边疆农村生活9年，初中时学过的知识早已淡忘，何况大学接纳的原本应是高中毕业生。半年之后，看到首次招生的结果，在同辈朋友的劝勉激励下，才决定一试。终于在将近而立之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进入“文革”结束后首次招生的中国史专业。
四年的大学生活，紧张而丰富。刚从深痛创伤中复原的历史系，千方百计拨乱反正，尽力回归学术中心。为保证教学质量，不仅本系老师传道授业，校外的许多名家也登上了北大的讲坛。伴随着当时思想解放的热潮，人文学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78级中国史班，可以算是生逢其时，个个心气高扬。同学们年龄从16岁到32岁，有的阅历单纯，有的经验沧桑，有的谦逊中渗透出才子禀赋，有的青涩本真而好学颖悟。在这样的氛围中，真正感觉到“水涨船高”的含义。
考研究生，我选择了宋史方向。这不仅是因为先父长期从事宋史研究，也是由于在当时着意于古代史研究的同学中，想学宋史的似乎不多。我们本科时期没有开设正式的宋史课程，而且，宋代被视为屈辱内缩的历史时期，对青年学人的吸引力也不如汉唐。
当时已经年近八旬的父亲，是我的硕士导师。在我求学的路途中，先父对我干预不多，影响却是切近而深刻的。他早年提出的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即年代学、目录学、职官制度和历史地理，此时不断被学界提及。三年研究生阶段，大体上奠定了日后的方向。记得父亲送给学生们的第一部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布置我和同门阅读的第一部史籍，是南宋史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安排给我们的第一篇作业，是读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的研习札记。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还允许研究生借阅线装书，我们时常抱着蓝色函套的《长编》回宿舍，间或路上遇见，不禁相视会意而笑。
研究生阶段后期，已经34岁的我，有了女儿林杉。孩子的出生，带来了无尽的欣喜、无尽的家务，更增添了沉甸甸的责任。她清澈好奇的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世界，纯净欢悦的心灵感染着身边的亲人。在我父亲晚年，祖孙之间的亲情带给老人无限的快慰。那些年里，家中有老人有孩童，自己端坐桌前的时间少了，所思所想头绪多了，读书写作时却不由得更为专注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宋史之路，是从唐史之路开始的。父亲曾经说，“照实说，小南并不是在我的指引之下，而是在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教授的加意指引之下而掌握了治学途径的”。我在本科期间曾经跟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读敦煌文书、读《唐六典》、读《唐书》职官（百官）志，由此开始关注唐代制度。当时面对着一个个陌生的词汇，随着先生们层层次次追索展开，感觉十分新鲜，甚至莫名的激动。研究生期间的选题，实际上是顺着唐代制度延伸下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青年学生在硕士阶段以制度史研究为题，有利于凿实基础，是不错的选择。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北宋的考课与循资——宋代磨勘制度研究之一》，答辩时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郦家驹、王曾瑜研究员。答辩前夜，紧张得难以入睡，我先生林宗成几乎陪我坐了一宿。在答辩委员会老师们的鼓励下，我开始考虑将这篇原本是纲目体的论文改写成书。8年后，仰赖漆侠先生推荐，纳入《宋史研究丛书》，在1993年作为《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一书面世。二
1985年硕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迄今已经是30个年头。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从开初的“惨淡经营”，到如今成为海内外瞩目的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我们见证了这一过程，也成为直接的受益者。同侪们志趣关怀相近，彼此切磋砥砺，朗润园古雅的院落中充满着学术的活力。
阅读前辈学者的著述，常有一种感觉，即无论研究什么具体问题，他们胸中纵横的大局观、前瞻性的视野总是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材料辨析过程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贯通融汇能力，令人感叹不已。这种境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我个人的研究方向，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宋代的政治史、制度史，包括当时的政治文化、政治群体和政治事件，以及官僚选任、考核、按察乃至文书处理机制。这类议题延续了就学期间的关注，近年来也有一些基于阅读与阅历的体悟。中国专制集权的帝制阶段长达两千年之久，其政治影响是扩散性渗透性的，绝非仅限于官僚机构、仅限于社会上层；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任何重要问题，即便看似与政治无关的经济、文化、环境、科技、性别、社会生活等等，一经深入展开，便摆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这种弥漫式的政治影响力，至今也还存在，这让学人体会到政治史研究的意义所在。二是宋代的社会史，包括女性史、家族史、地方性士人网络等等。这一方向的选择，是受到90年代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潮流的推动，希望对于当时的“社会”有所了解。这些年来，我所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像“宋代政治制度史专题”“唐宋妇女史专题”，基本是围绕这两个方面。研究与授课过程中，一方面感觉分身乏术，另一方面也领悟到不同课题之间“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关联，领悟到历史内在的融通，希望能自专题切入，对研究中的畛域和屏障有所突破。
有不少学者指出，好的问题，是成功研究的开始。所谓“问题”，可能从个别疑惑、点滴体悟中产生，却不是零碎想法的堆积。真正有意义的议题，要经过沙汰梳理，在材料的基础上，体现出逻辑的指向。所有宋史学者，在研读过程中，大概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赵宋王朝所谓的“祖宗之法”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宋代史料中有“迸发”式的涌现，近千年来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与评说。1986年，先父《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文发表。其后，我在历史系开设“宋辽金史专题”课程，曾经准备讲授有关“祖宗家法”的内容。备课中我才发现，相关问题像纷繁叠套的纽结，牵涉广泛，凭自己的学力尚无法解开。从那时起，这一问题便总是盘桓在我的心头。直到2006年，《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才在三联书店出版。书中，我试图将学界讨论多年的“祖宗之法”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既观察当时的“说法”也观察其“做法”，进而从整体上观察宋代的政治生态环境。
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与它所面临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诱导我们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是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也是历史学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者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必须从议题的厘清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
从根本上说，历史学是一门注重反思、注重辨析与评判的学问，其意义不能止步于鉴赏与弘扬。学人对于史实的不懈追索，对于既往的殷切关注，重心不仅仅在于纷纭斑驳的“说法”；其“核心关怀”凝聚在对于趋势、道路的探求，对于民族性格、文化底蕴的洞察。真理自实践而来，靠实践检验。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正是这实践的过程；世间的创新，也是在不断“试错”的实践中完成。学习历史，不是寻求回应现实的百宝箱，而是经过实践的萃取提炼、认知的累积升华，得以启人心智。三
建设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优质“品牌”，是同事们和我多年的愿望与追求。世界一流，引领方向，是所谓“品牌”的实质意义。这一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击所能奏效。秉承历史系传统的低调风格，大家都是少说多做，实实在在地向这一目标努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长期担任教学工作，包括北京大学文科实验班、历史系本科一年级的主干基础课“中国古代史（下）”、全校通选课“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高年级的选修课“宋辽金史”“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妇女”；同时也担任历史系和国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例如“宋代政治制度史专题”“宋代文献选读”等。这些年里，也曾先后应邀到韩国高丽大学，德国维尔兹堡大学、图宾根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地授课。在教学实践中，陆续积累了一些感想。“教”与“育”是一个整体。青年学子从成长到长成，是一自然的过程，也是需要激活与引导的过程。就普通教师来说，当前的教学体制虽然使我们有诸多无奈，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发挥个人能动性，使自己的教学意识和教学手段具有时代性，努力造就养育良好品格的环境。要以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严谨深邃的学术风格浸染学生，和学生共同营建向上向善的氛围。学生们在燕园的几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学养的积淀、人生的追求、品格的塑就，都离不开这关键的几年。他们选择了北大，我们有责任给他们创造最有利的成长机会，要对得起他们宝贵的青年时代——这应该是北大教师严肃的承诺。
学生们发自内心的肯定，是对于教师最好的回报。每次走进教室，看到坐得满满的学生和走道上的加座，就感觉到一种责任。2000年，我教一年级文科实验班，课间一会儿功夫，讲桌上多了一张字条，刚劲规整的字体写着：“小南老师，我们爱戴您！”看着这简单朴素的一句话，竟至一时语塞。
我指导的研究生，包括宋史方向和唐宋妇女史方向的博士与硕士，至今已经毕业30名。多年来，学生们形成了开放性的“团队”风格。大家只要聚在一起，就会七嘴八舌地讨论争议，犀利的质疑批评中，时而碰撞出敏锐的新见。这种积极互动的热络氛围深深地感染着大家，以致于因故暂时离开集体的同学会感觉“失落”。有学生说：一人走，会走得比较快；而大家一起走，会走得更远。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怀抱着学术标准、团队精神，去向四面八方。这里又不断有学友充实进来，有博士后、研究生、本科生，有本系的、外校的……大家在积极互动的整体环境中逐渐学习成长。
学生带给我们活力，使得我们“年轻”。能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学生的青春年华，我感觉愉悦而充实。曾有校外老师告诉我，有北大学生在陈述愿望时，说希望“做个像邓老师那样的人”，我真感到十分幸福。在台湾任教时，有学生高兴地自称是“邓老师的台湾儿子”。成功大学历史系和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的学生，都多次追问：“邓老师什么时候再来？”这深厚的情谊使我感动不已。有时会想，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是选择做教师吧。
1994年，《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那是“拨乱反正”之后先父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整整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有幸忝列于首师大出版社的“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感觉到的不止是荣耀，更是学术事业薪火相传的责任。
自己的学术生涯起步很晚。教学科研三十年，时时感觉到前辈师长的勉励与扶掖，感觉到同辈友朋的支持与推动，感觉到后辈学生青出于蓝的“倒逼”，也感觉到亲人们的理解与期待。自己著述不多，唯一能够告慰于大家的，是学术上如履薄冰，不敢苟且。
我个人主要的学术领域是宋代历史。之所以将这部小书以“探求”为名，和这些年来的内心感触分不开。面对浩瀚的历史资料、无际的追索空间，体悟到自身的渺小，深怀敬畏之心。曾经读到陆游的诗作《抄书》：“皇坟探八索，奇字穷三苍。储积山崇崇，探求海茫茫。一笑语儿子，此是却老方。”这种“山崇崇”“海茫茫”的崇峻苍茫，决定了“探求”的永无止境。古人探求圣贤本意，探求造化之机；今天的人文学者，亦希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断叩问着历史。
探求，是集体性的事业，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无论“学者”还是“教师”，都是纯洁神圣的称谓。为前辈，为自己，也为后人保留一方学术的净土，这种坚持，在今天不应该成为奢侈。2014年4月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原载《宋代历史探求：邓小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问题的提出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序引作为儒家礼制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与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宋代，这种原则与实践凝聚为所谓“祖宗之法”。围绕“祖宗之法”，在宋代曾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提法，例如“祖宗法”“祖宗家法”“祖宗之制”“祖宗典制”，等等。诸多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本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之追念与推崇。
赵宋王朝的所谓“祖宗之法”，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遵行“祖宗之法”，说得浅白一些，就是“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这一类寻求既定方针的思维方式，执行者对于既定方针的界定修饰，以及在“既定方针”的说法下各行其是的做法，自古至今的人们都并不陌生。
距今千年之前，宋代的士大夫们对于“祖宗之法”有过许多诠释与阐发。宋人议论中这一提法出现的频率之高、应用之广泛，使得无论做宋代哪一方面研究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从明清到当代，都有对于赵宋“祖宗之法”的评判，相关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千年。
近些年来，关于宋太祖、宋太宗的创法立制以及赵宋“家法”的形成，关于这一“家法”在宋代政治史上的深刻影响，特别是负面影[1]响，学界有不少直接或间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者很有启发。但以往的一些讨论，受到二元评判模式的局限，尚嫌简单化。时至今日，对于这一问题，应该有更为复杂丰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形成，显然有赖于我们对于整个宋代政治史的理解与把握。一、关于政治史研究：以宋代为例（一）“问题意识”：政治史的研究导向
政治史研究，通常注重时代的走势，注重整体性的把握，是大陆学界的传统优势所在。近些年来，伴随着对于既往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的反思，伴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的升温，相对于多元研究取向的发展，该领域的研究面临着寻求学科生长点的迫切问题。宋代政治史也不例外。
如所周知，学术领域中实质性的进展，并不仅仅由成果的数量决定；只有表层的平推、扩展远远不够。依照某种现成的模式，我们可以填补很多“空白”；但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对于结构性的社会文化环境、政治体制，对于产生一系列人物、事件、制度的时代之深入理解。描述性的研究提供了再认识的基础，但满足于此，则会造成学术史意义上的停滞不前。如果我们批评宋代的政策政风，还只痛愤于因循保守；剖析宋代的官僚制度，还只斥责其冗滥与叠床架屋——这与宋代士大夫们的认识相比，究竟有多少提高？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倒退。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怎样才能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实现认识论意义上的进步？我个人觉得，回应这一挑战，首先需要在“问题意识”方面有所突破。对于“问题意识”的强调，有利于寻找学术前沿、减少浅表层次的重复，有利于促进论点的提炼与思考的深入。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研究者需要通过思考提出问题，把握问题，回应问题。“问题”决定于眼光和视野，体现出切入角度和研究导向，寓含着创新点。突出“问题意识”，就要以直指中心的一系列问题来引导并且组织自己的研究过程。这样的研究，才会言之有物，具备洞察力；才会致力于探索事物发展的实在逻辑，而不以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
对于“问题”的关怀，作为研究中的导向，使得各个研究领域的切分界限不再清楚，有利于调动诸多学术门类的研究力，实现多学科的交叉与结合。就宋史研究的不同领域而言，笔者个人曾经接触过宋代政治、文官制度、区域性家族、妇女史等方面的一些论题，在感到捉襟见肘、分身乏术的同时，也体悟到课题之间的关联。历史现实本来没有那么多的界域和屏障，人为地将其拆解开来是为了研究的专门与方便，而这种“拆解”却可能造成理解中的隔膜与偏差。近些年的学术实践使我们看到，以“问题”为中心组织研究，是跨越学科界限、促进交汇融通的有效方式。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牵动力的议题。如何突破以往各自为战的叙述框架，将政治与社会氛围、与文化环境、与思想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把貌似抽象的政治结构、政策取向“还原”到鲜活的政治生活场景中加以认识，赋予政治史研究以应有的蓬勃生命力，我们需要新的问题、新的视角；与此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2]该更加关注提问与回应的方式。
略加注意即可发现，在有关宋代研究的大量著述中，作者本人的预设常会或隐或现地显露出来。二元论的认识方式，我们时时可能遇到：对于新政、变法等重大事件，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评价特定群体政治倾向时，笼统的“改革”或“保守”；此外，诸如“前进—倒退”，“传统—现代”等等，迄今仍未完全摆脱贴标签式的简单化提法。当然，我们也颇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对于“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等范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仅注意其对[3]立，亦注意其参差交错与衔接，出现了更为丰富切当的分析。
任何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模式，任何一种评价体系，都需要由微见著的考订论证作为其逻辑支撑，都需要追求问题设计的层次化、细密化。就政治史的讨论而言，要注意鼎革、突变，更应该探求渐次过渡、承接递进的脉络；既要看到时代变迁的影响、制度之间的差异、行为选择趋向的不同，也应该辨识其内在理路的传承与融通。也就是说，要注意前与后、彼与此之间的衔接与区别、延续及断裂，不仅注意演进的端点，还要探究关键的环节、过渡的层面，这或许有助于提出更为新颖而富于启发性的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所追求的，不是非此即彼的一锤定音，而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开放空间，是研究者的坦诚合力，以期臻于更富活力的学术境界。（二）过程·行为·关系：政治史讨论的对象
有学者指出，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国家的统治机构、制度，[4]国家意志与政策，重要政治事件，政治主体、政治势力。而如果我们试图把握政治史跳动的脉搏，则需要注意政治体制的运作实践，注意使诸多要素活动起来、贯穿起来的线索。
事件、人物、制度，始终是政治史研究所关注的内容。近年来，研究者试图摆脱“人物—事件史”的窠臼，超越“就制度讲制度”的描绘式叙述，转而寻求“事件路径”（“人物路径”“制度路径”）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不再把个别事件、人物、制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透视时代政治的研究取径和视角，去观察探求社[5]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在这种研究路径之下，政治过程、运作行为、互动关系等等，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就“过程”而言，如今，从事政治史研究的学者们无不注意到长时段研究的必要性。以赵宋开国以来的政治历程为例，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在朝代更易的框架之下认识问题，则可能注意到，中晚唐、五代乃至北宋初期（太祖、太宗朝至真宗前期）应该属于同一研究单元。新因素的出现，并不一定与新王朝的建立同步。我们不能跟在宋人的说法后面亦步亦趋，将自己的思路限制于“（本朝）祖宗创业垂统，[6]为后世法”。
所谓“历史过程”，实际上是涉及多方面、起讫点不一、内容性[7]质不一的多种演变过程交错汇聚而成。这些过程，或与王朝递嬗同步，或与朝代更迭参差。这样的动态过程正像川流的汇聚，像转动的链条，是由不同的源流、不同的环节与阶段连续构成的，不追寻环节就看不清演进。习惯上，讨论宋代政治，我们首先会讲到宋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讲到皇权专制主义分割宰相事权，导致行政、军政、财政权的分立。这无疑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再对这些制度的渊源稍加考察，那么我们还将发现，北宋前期中枢体系之所以如此设置，是晚唐五代以来历史发展、制度变更一环环过程的结果；而北宋建立之初的改革措施，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宰相的事权。此外，备受重视的防弊之政问题、文武关系问题、稳定与变革问题……诸如此类，无疑都需要置于长过程大背景下予以思考。
政治史是丰富鲜活而非干瘪抽象的。这种鲜活，集中体现在它对于政治过程中人的“行为”的关注。在政治史研究中，事件与人物固然是行为的组合；体现为“过程”的制度，其形成、运作与更革，亦与“行为”密不可分。政治原则正是产生于、行用于现实政治行为之中。特定的时间环节、空间位置上发生的行为，即构成政治运作的动力与经过。在以往过分关注“宏大叙事”的抽象概括方式下，曾经有意无意地筛漏掉许多活生生的行为，遗失了无数宝贵的历史信息；而这种抽象本身，又可能受到某种主观意识的支配，不过是某种“历史想象”的表达。当然，如果考虑到我们用以研究的材料的可靠程度问题，事情实际上还要复杂得多。
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以特定形态体现出的社会关系。“关系”像贯通肢体骨骼的经络，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制约着人的行为。即使是规整成文的制度，亦是由牵涉的各类关系、由关系与制度间的张力，决定着运行的实际曲线。
宋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本身即是对于“关系”的探究——例如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文臣与武将的关系、制度与人事的关系，等等。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有充分的条件来重新思考宋代官僚政治与制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诸多重大事件如何围绕政治秩序、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展开；在诸多规章制度、诸多设施措置、诸多利益群体背后，发生着协调制约乃至主导作用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关系组合？以“关系”网络为关注点，使我们得以观察公开规则与潜在规则的效用，观察“行为”与“制度”的互动。
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过程、行为、关系的研究，必然促使研究者注意到与政治史交汇的相关层面。在中国古代，制度的构建与意识形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兼具官僚与文儒特质的士大夫们的实践转化为政治行为，表现为决策、实施过程以及诸多政治事件的交错演进。在这样一种整体背景之下，企图认清复杂政治现实的任何一个片段、任何一个层面，都不是容易的事。政治运行所牵涉的，并不仅仅是行政组织的发达程度问题；活跃的政治人物、纷纭的政治事件，也不仅仅是直接因果关系的推演者与铸成物。导致政治变迁更革的因素、动力都是多元的。这里有王朝的政策选择及倾向问题，有不同政治集团的构成及性质问题，也有体制的传承以及内外压力造成的运行机制转换问题。“话语”体系也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政治生活中具有象征性的仪制乃至“说法”，都可能左右人们的行为，影响事件的过程。正因为如此，需要将更加丰富的内容，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三）学术创新：学人永远的追求
近些年来，急功近利的不正之风日益引起学界同人的警惕与焦虑。学术成果数量大增的同时，一般水准却未能相应提高。对于这种状况的强烈不满，促使人们把审视的目光转向学术活动过程。为保证学术品质，推动研究深入，需要强调学术规范，加强严肃而有锐气的讨论与交流。
强调学术规范，有助于寻找本领域的前沿，激励学术创新。所谓“规范”，不仅是一系列技术标准，更是使学术受到应有尊重、取得实质进展的保证。学术规范要求研究者自我审视，自我质疑。它所反映的，事实上是学术路径、学术意识、学术境界；其份量来自“学术”二字，来自思想的内在力量。它反映既有的研究、个人的贡献——包括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材料、立论的依据与阐发的方法，充分体现认识演进的过程。
对于学术创新、学术水准的追求，无疑体现为艰苦的历程。只有通过自觉的、群体性的持续努力，创造更加开放的讨论空间，形成坦率密集而具有锋芒的学术交流风气，宋代政治史研究才会真正有整体性的明显突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推进学术的责任感。大陆宋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研究无疑有着深厚的基础，这既是我们的长项，又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满足于自说自道而忽略了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如若我们今天还不注重“问题意识”，还不注重学术创新与学术水准，则将愧对我们在相关领域中的同行，愧对从事宋史研究的前辈与后人，也将无以保证历史学的学术尊严。二、关于宋代的“祖宗之法”（一）“祖宗之法”：宋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
有关“祖宗之法”的讨论，涉及宋代政治史上的核心问题。两宋对于“祖宗之法”（“祖宗家法”）的强调相当自觉，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宋代历史上许多问题的纽结正在这里。离开对于“祖宗之法”的深切认识，就难以真正透过表层问题揭开宋代政治史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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