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赢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巴西）保罗·柯艾略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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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赢家试读：

写照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仍有独裁者大权在握。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侵略了中东某个国家。恐怖主义的支持者日渐增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势力大增，甚至当选了总统。某些教派公然宣称要获取“绝对意识”，将精神追寻玩弄于股掌之上。大自然动怒了，有些城市整个从地图上消失。一位知名美国学者的调查表明，不到六千人手里，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权力。

每块大陆上，都有成千上万无辜者遭受着牢狱之苦。酷刑重回人间，成为审讯手段之一。富国封锁了边境。穷国的子民加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出走，希望借此找寻到黄金国的入口。在非洲，种族屠杀至少曾在两个国家上演。经济制度已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大笔财富被挥霍一空。雇佣童工再次成为正常事件。上亿人生活在赤贫线以下，核扩散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新的疾病不断出现，而旧的疾病仍在肆虐。

我们生活的世界，难道就是这幅写照？

当然不是。我想记录时代的全景，于是写下了这本书。

凌晨3：17

一支伯莱塔Px4紧凑型手枪只比手机略大一点儿，重约七百克，可容纳十发子弹。这种小口径武器轻便小巧，放在包内不露行藏，优势显而易见。尽管子弹无法洞穿受害者的身躯，却可以击碎骨头，炸毁弹道范围内的一切事物。

受到这种武器攻击而能侥幸生存的几率显然也很高。如果动脉没被打穿，受害者尚有时间作出反抗，缴下攻击者的枪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只要射击者水平不是太差，就可以选择让对方痛快地死——瞄准眉心或是心脏，还是慢慢地受罪——把枪口抵住两边肋骨中间的三角区，然后扣动扳机。人被击中，但一时死不了，可以反击、逃跑或是求饶。好处就在于，有足够的时间看清谁杀了自己，同时气力一点一滴地耗竭，直至倒在地上，也不会流很多血，更不会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对于行家里手来说，这支枪可算不上趁手。“女人拿着倒合适，间谍可没法用”，这话出自第一部007影片，英国情报系统的人收缴了詹姆斯·邦德的旧手枪，换发一件新式武器。不过这样的评价适用于职业杀手，他知道，对于他要干的事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武器了。

他是在黑市上买的这支伯莱塔，以免有人追查手枪的来源。弹膛中有五枚子弹，但他只想使用一枚，他用指甲刀在弹头上划了一个“X”。这样，一旦子弹射出并打中固体，就会碎裂成四瓣。

不过，除非万不得已，他断然不会用枪。灭绝世界也罢，毁灭宇宙也罢，总有其他一些办法，反正他确信当第一位受害者被发现，她就会明白他发出的信息。她会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爱，他不会后悔，愿意不计前嫌等她回来，绝对不问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个月以来的精心计划要到明早才能最终落实，他希望能够一举成功——任愤怒女神，这希腊神话中的神祇扇动着黑色的翅膀，降临到这片白蓝两色交相辉映的风景中，降临到这个被华美钻石与肉毒杆菌包围的城市。这城市车很多，车速也很快，但却没什么用，因为这些车从来没有让什么别的乘客搭载过。权力也好，成功也好；名声也罢，财富也罢，只要他突然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玩意儿，一切便都灰飞烟灭了。

他本可以先回房间的，因为晚宴十一点十一分才开始，而且他已经准备好等待更长时间。男人进来了，那位美丽的女士陪在他身边，两人身着晚礼服，晚宴后的派对比任何电影的首映礼都更加争奇斗妍。

伊戈尔假装没看到那女人。他拿起一本法语杂志遮住了脸（俄语杂志会引起怀疑），不想让她看见。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她从不旁顾，女人们总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女王。她们站在那里，熠熠生辉，不去看别人穿戴什么，因为无论她们在服装和配饰上花了多少钱，别人多戴几颗钻石或穿一件新鲜衣服，都会让她们沮丧、恼怒、自怨自艾。

男人一头银发，衣冠楚楚。他来到吧台，点了一杯香槟，这是必要的开胃酒，之后的这个夜晚他要签很多合同，听很多美妙的音乐，海滩和停锚游艇的一应美景正在翘首等待。伊戈尔看到他彬彬有礼地对待服务生。香槟送来的时候，他说了声“谢谢”，给小费也很大方。

他们三个人认识。伊戈尔感到肾上腺素涌进血液中，兴奋莫名。第二天，她会知道他来过。某一时刻，他们将会相遇。

只有上帝才知道相遇的后果。伊戈尔是东正教徒，在莫斯科的教堂里抹大拉的圣骨（曾在俄罗斯首都停留一个星期，以供信徒膜拜）前，他曾许下愿望。他排了整整五个小时的长队，临到自己，才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僧侣们编造的谎言，但他不想错过发愿的机会。他请求她保护，让他不必牺牲太多便能达成愿望。如果一切顺利，如果他可以重新踏上故土，他许诺会奉献一幅金质画像，请一位隐居在新西伯利亚修道院的知名画家亲自绘制。

凌晨三点，马丁内兹酒店的酒吧里充溢着烟气与汗臭。吉米的钢琴演奏已经结束（他的两只脚上穿了不同颜色的鞋），服务生已经筋疲力尽，酒吧里的人却迟迟不愿离去。他们必须待在大堂，至少待上一小时，最好待整个晚上，直到某些事情发生。

然而，戛纳电影节已经开始四天了，什么都没发生。人们坐在不同的桌子旁，想着同一件事：遇到贵人。漂亮女人们等待着制片人到来，他会爱上她，给她在下一部电影中安排一个重要角色。一些男演员也在彼此谈笑，仿佛置身事外，目光却时不时地溜向门口。

有人会来。

有人必须来。

科班出身的新晋导演有着奇思妙想，带着学生时代的作品在此等待。他们曾不知疲倦地大量阅读有关摄影和导演的文章。他们期待着命运的垂青。还有人从派对上归来，找到一张空桌子，叫上一杯咖啡，点燃一支香烟，尽管对造访同一个地方感到厌倦，却依然满怀信心迎接新的冒险。

多么天真啊！

如果一切真会发生，那么，这些人唯一想听的就是“这是一个没人去实现的新构想”，然而绝望欺骗了绝望者。偶尔，上流社会的人走进大堂，四处张望一下便径直回到房间。他们从来不会不安，因为知道自己不需要害怕。上流社会的人不能原谅背叛，也清楚自己的底线——不必像传说中那样，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话说回来，若是真有什么意外之喜或是惊世之作，电影也好，音乐也好，时尚也罢，都应该通过调查来获得，不能寄望于酒吧的偶遇。

此时，上流社会的人正与姑娘们寻欢作乐，她们侥幸跻身于晚宴宾客之列，因此什么条件都肯接受。这些上层人士卸了妆，看着脸上的皱纹，寻思着去做一次新的整容手术。他们上网浏览新闻，查看日间所做宣传的反响；服下不得不吃的安眠药，喝下号称不费力就能奏效的减肥茶；点好早餐，填好送餐单，然后把单子放在门把手处，同时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他们闭上眼睛想：“快点睡吧，明天早上十点还有个约会呢。”

但是马丁内兹酒吧里的芸芸众生坚信贵人就在这里。只要贵人在，他们就有机会。

他们从来不去想，贵人只和贵人交谈。上流社会的人会时不时地碰个面，一起吃吃饭喝喝酒，他们为宴会锦上添花，为错觉增光添彩：所有的人，只要有勇气执著于一个理想，那么豪奢与魅惑便唾手可得。如果战争不能给他们带来利润，他们便不会发动战争；如果国家与国家、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敌意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大权势或更多金钱，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他们假装是快乐的人，其实不过是成功的人质。为了增加财富、扩大影响，他们永不懈怠，因为上流社会的虚荣在于与自己竞争，最终独领风骚。

想象的世界里，上层人士会与演员、导演、设计师或作家交谈。这些人熬红了眼，心里盘算着怎么回到遥远的出租屋，明天再来上演这场请求、偶遇与接纳的拉锯战。

真实的世界里，上层人士已经关上房门，查看电子邮件，抱怨晚会总是千篇一律，朋友的珠宝比自己的大，或者竞争对手购买的游艇上某个装饰品怎么居然是孤版？

伊戈尔找不到人聊天，反正他也不感兴趣。赢家总是孤独的。

伊戈尔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一家俄国电信公司的老板。一年前，他便订下了马丁内兹酒店最豪华的套房（无论住多久，都必须付足十二天的房钱），今天下午他乘坐私人飞机抵达，先洗了个澡，然后下楼，为的正是欣赏这幕简单却又一成不变的场景。

偶有演员或导演打扰他，但他准备好了一个绝妙的回答：“对不起，我不会讲英语。我是波兰人。”或者：“对不起，我不会讲法语。我是墨西哥人。”

有人试图用西班牙语搭讪，但伊戈尔还有一招。他在一个本子上记数字，这样看起来既不像记者（记者总是对所有人都感兴趣），也不像电影人。而且他身边还放着一本俄文经济杂志（反正大多数人分不清俄语、西班牙语和波兰语），封面是一位企业家，让人一看便兴味索然。

酒吧里的人觉得已经识破了这个家伙，很快便放弃了他。他们估计他应该是个阔佬，来戛纳就是为了找情人。有几个人以“没有其他空桌了”为借口，坐在了他身边，然后点上一瓶矿泉水。等五个人坐过之后，谣言不胫而走，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孤独的男人不是电影界或时尚界的人物，他被当作“香水”丢弃一旁。“香水”是女演员的行话（或者叫她们小明星，这是电影节期间女演员的美名）：换个牌子很容易，有时也会碰上真正的宝贝。如果连一个电影人都碰不到，她们就会在最后两天搭理一下“香水”。因此，这个一副阔佬做派的奇怪男人还可以再等等。她们都明白，离开这里的时候，有个情人总强过两手空空。情人有一天还可以变成制片人，否则她们又得奔向下一个地方，重复整套仪式，喝酒、微笑（微笑尤为重要），假装不看任何人，心却在剧烈地跳动。钟表的指针一圈一圈旋转，庆典仍在继续，没人邀请她们，而“香水”们却受到礼遇。

她们知道“香水”们会说些什么，都是些陈词滥调，不过她们假装相信：

1.我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2.很多女人想坐在你的座位。

3.眼下你还很漂亮，但是好花不常开……是时候做长期投资了。

4.我结婚了，但是我的妻子……（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结尾：她病了，或声称如果我离开她就会自杀，等等。）

5.你是位公主，配得上公主般的待遇。即便我不知道有你存在，也会等着你出现。我不相信什么巧合，我想我们应该给对方一个机会。

对话总是千篇一律，只有礼物（珠宝最受欢迎，因为可以变卖）的数量在变化。她们会接到一些游艇派对的邀请，收集到更多名片，重复同样的对话，然后想办法来到一级方程式赛车的现场，同样的一些男人会在这类比赛中现身，也许更大的机会就在眼前。“香水”也是年轻男演员对富婆的称呼。这些富婆们依赖肉毒杆菌，一次次地整容。她们比男人聪明得多，从不会浪费时间，总是在最后几天才到。她们非常清楚：成功引诱猎物的窍门在于挥金如土。男“香水”们则大错特错，认为那修长的大腿、娇美的容颜会任其诱惑，任其摆布。而女“香水”们只相信硬通货的威力，并且绝不逾越这个原则。

伊戈尔第一次来这里，对此一无所知。他刚刚证实了，这里其实没什么人对电影感兴趣，当然，酒吧里的人除外，这真出乎他的意料。他翻了翻杂志，打开一个信封，里面是秘书帮他放进去的重要宴会的请柬，但连一份首映礼的请柬都没有。来法国之前，他曾试图搞清楚哪些是参赛影片，而搞到这类信息并不容易。可有一天，一个朋友对他说：“忘掉电影吧。戛纳是场时尚的盛会。”

时尚。人们怎么想呢？他们觉得时尚会随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从五湖四海而来，就为了炫耀自己的衣服、鞋子、珠宝？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时尚。“我和你是一个世界的人”，“时尚”不过是说出这句话的一种方式。你军队里的制服，我也穿在身上，不要向我这个方向开枪。男男女女在酒吧熟络起来以后，时尚便成为他们唯一的话题，即便彼此互不相识。穿着方式相同，便是同一部落的人，我们联合起来，打败弱者，这样才能幸存下来。

但这里的人们认为“时尚”就是一切。每隔半年，他们便要花掉一大笔钱，做点小小的改变，以便继续留在富人的部落中。要是他们来到硅谷，看到信息产业界的亿万富翁戴的是塑料手表，穿的是破洞牛仔裤，也许会发现那里的世界和他们的完全不同。人们仿佛都出身于同一个阶层，没人会去注意钻石的大小、领带的牌子，或是皮包的款式。实际上，在那个世界，皮包、领带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而离这个世界不远的更强大有力的好莱坞，尽管日渐衰落，却让天真的人相信高级时装、翡翠项链和加长豪华轿车的魔力。即使广告费动辄上百亿美元，宣传的东西也没什么用处，可既然报刊杂志乐此不疲，又有谁能痛下决心，摧毁这个有着上百亿美元广告业务的产业呢？

真是太荒唐了！伊戈尔毫不掩饰对这些人的憎恶，他们的决定影响着成千上万劳动者的生活。那些诚实的劳动者日复一日地过着有尊严的生活，因为他们拥有健康、容身之所和家人的爱。真糟糕！当一切井然有序，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共进晚餐，上流社会的幽灵就会出现，兜售那些无法实现的梦想，念起奢侈、美丽与权力的咒语。家庭分崩离析。

父亲不眠不休地工作，只为给儿子买一双新款跑鞋，不然，他在学校会被同学疏远。妻子默默流泪，因为朋友穿了名牌服装，而她却没钱买。少年人不了解信仰和希望的真正价值，只异想天开地要成为演员。内陆的女孩子们失去了自我，寻思着是不是该去大城市赌一把，只要有珠宝，她们什么都能、也都敢接受。世界本该寻求公平，却总围绕着物质旋转。而仅仅半年时间，所谓的时尚就都会过时，更新换代。如此周而复始，戛纳那群家伙才能一直引领世界潮流。

当然了，伊戈尔不会让这种足以毁灭一切的力量影响自己。他从事着世界上最让人忌妒的工作，一日的进项比一年享尽荣华富贵（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的开销还要多。勾引女人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即使对方不知道他是个阔佬。他试过几次，屡试不爽。他刚刚四十岁，身材保持得不错，每年都进行体检，没发现任何异样。他没有债务，不穿名牌，不固定在某个餐馆吃饭，不去大家都去的海滩度假，也不肯因为某个成功运动员的推荐而去买一只手表。他可以用一支几块钱的笔签署重要的合同，穿着舒服优雅、看不到标签的外套，那是在他写字楼附近的小店做的。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不用向任何人炫耀自己的富有。他的工作很有趣，他对自己从事的行业很有热情。

也许这便是问题所在：他对自己做的事总是很有热情。他觉得正因如此，后来走进酒吧的那个女人才没有选择坐在他的桌旁。

他继续思考，想把时间打发过去，又向克里斯蒂要了一杯酒。他知道这个女服务生的名字。一小时前，酒吧里的人渐渐稀少（大家都去用餐了），他点了一杯威士忌。女服务生说他看上去很悲伤，应该吃点东西，振作一下。他感激她的关心，有人真正为他的精神状况担忧，让他很开心。也许他是唯一知道服务生姓名的人，其他人只想知道坐在桌旁或沙发上的人的姓名，如果有可能，甚至想知道他们的职位。

他还想继续思考，但已过凌晨三点，那位美丽女士和看上去跟他很像的优雅男士再没出现过。也许他们直接回了房间，现在正在做爱；也许他们正在某个游艇上啜饮香槟，其他宴会已接近尾声时，他们自己的庆祝才刚刚开始；也许他们正躺在床上，读着杂志，看都不看对方一眼。

这一切都不重要。伊戈尔孤独且疲倦，他需要睡眠。

上午7：22

伊戈尔醒了，尽管身体还想再睡一会儿。他还没能适应莫斯科与巴黎的时差。如果现在是在办公室，他早就与下属开完两三场会，并准备与新客户共进午餐了。但是他在这里有新任务。他需要找到一个人，以爱的名义，献祭了他。他需要一个牺牲者，这样伊娃才会在早上明白这个信息。

他洗过澡，下楼吃早餐。餐馆里几乎所有的桌子都空着。然后，他沿着酒店前的海滨大道散步。没有车来车往，大街的一个方向戒严，只有官方许可的车辆才能通过；另一个方向空空荡荡，城里的居民还在做上班前的准备。

他不后悔，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那时痛苦和仇恨让他夜不成寐。今天，他可以理解伊娃的态度了。总而言之，一夫一妻制本就是一个神话，人类被迫服从。他看过很多相关文章，人们背叛伴侣并非因为荷尔蒙过剩或虚荣心过强，而是基因形态决定的，所有的动物都如此。研究并没有错。科学家给鸟、猴子和狐狸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发现，尽管这些生物有着类似人类的婚姻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忠实于伴侣。百分之七十的幼崽是私生。伊戈尔牢记着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大卫·巴拉什的这段话：“有人说天鹅是忠诚的，但这并不是事实。唯一不会通奸的物种是一种叫奇异双身吸虫的生物，Diplozoon paradoxum。还是幼虫时，它们便会和伴侣相遇，然后身体纠缠在同一套器官里。其他一切生物都会背叛。”

因此他不能责备伊娃——她只是顺从了人类的天性而已。但由于社会成规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此时此刻，她可能会自责不已，并认为他不会再爱她，也不会原谅她。

正相反。他一切都准备好了，甚至不惜毁掉其他人的世界，只要能把信息传递给她，让她明白他欢迎她回来，问都不会问一句，就把过去默默埋葬。

这时他看到一个女孩正在街边整理要卖的物品，都是些品位不高的手工玩意儿。

是的，她就是牺牲品。她就是必须发出的信息。他确信，一旦这信息抵达目的地，伊娃就会立即明白它的含义。他走向那女孩，温柔地看着她。女孩并不知道，过不了多久，如果一切如他所愿，她的灵魂就会飘升到云端，永远地摆脱这份愚蠢的工作，这份永远不会让她实现梦想的工作。“多少钱？”他操着熟练的法语问道。“您想要哪件？”“都要。”

那女孩应该还不到二十岁，笑着说：“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了。接下来您会说：能陪我散散步吗？您这么漂亮，怎么能在这里屈就呢，怎么能卖这些东西呢？我是——”“不，我不会这样。我不是搞电影的，不会让你成为演员或改变你的生活。我对你卖的东西也没什么兴趣。我需要的是谈心，我们可以在这儿谈谈。”

女孩看着另外一个方向。“这些东西是我父母亲手做的。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总有一天，会有人经过这里，认识到这些工艺品的美妙。请你往前走，找其他人说话，并不难。”

伊戈尔从兜里掏出一沓钞票，轻轻地放在她身边。“请原谅我的粗鲁。我说都要，只是想让你卖得便宜点儿。很高兴认识你，我叫伊戈尔·马勒夫，昨天才从莫斯科来，还没倒好时差。”“我叫奥莉薇娅。”女孩说，假装相信了伊戈尔的谎言。伊戈尔未经允许便坐在了她身边，女孩往旁边靠了靠。“你想谈什么？”“你先把钱拿好。”

奥莉薇娅犹豫了。但是，她环视左右，觉得不需要害怕。车辆单向行驶，年轻人向海滩走去，一对老年夫妇沿街走来。她数也不数，便把钱放进兜里，生活给了她太多经验，她知道这绝对够多了。“谢谢你接受我的馈赠。”俄国佬说，“我想谈什么？实际上，没什么重要的。”“你肯定是因为什么才来到这儿的。这个季节的戛纳，市民也好，游客也好，通通忍受不了，没什么人会来这里的。”

伊戈尔看着海，点燃一支烟。“吸烟有害健康。”

他对这劝说置若罔闻。“对你来说，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他问。“爱。”

奥莉薇娅笑了。能够谈谈这些，真是美好一天的开始，比聊聊手工艺品的价格或人们的穿戴可深奥多了。“那么，先生您又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也是爱。但过去我觉得有钱也很重要，这样才能让父母明白我是个赢家。我做到了，如今他们为我自豪。我遇到一个完美的女人，建立了家庭。我想要个孩子，想尊崇、敬畏上帝。不过，我们却迟迟没有孩子。”

奥莉薇娅真想问个究竟，但又觉得尴尬。这个四十来岁操一口流利法语的男人继续说：“我们想收养个孩子。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事儿。但是我的生活总是动荡不安：旅行、宴会、会谈、谈判……”“您刚坐下和我谈话时，我想您不过是个猎艳的古怪阔佬。现在我很高兴和您谈谈这些。”“你想过未来吗？”“想过。我觉得我的梦想和您的没什么差别。我当然也想要个孩子。”她停顿了一下，不想伤害这个不期而至的同伴。“如果有可能，这是当然的。不过有时上帝却另有安排。”

他好像完全没有留意这个回答。“参加电影节的全是些阔佬吗？”“全是，觉得自己是阔佬的人，想成为阔佬的人。这些日子城里就像俱乐部，人人都摆出大人物的谱儿，那些真正的大人物却无比亲和，完全不同，因为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这些人不常买我的东西，但至少面带微笑，亲切地跟我说话，尊重地看着我。那先生您又是为什么来这儿呢？”“上帝六天便创造了世界。但世界是什么？是你和我看到的这一切。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世界的一部分便坍塌了。这个人感受、经历并思索的一切，便都与他一同消失了，就像眼泪消失在雨中。”“就像眼泪消失在雨中……是的，我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这句话。不过我记不得是哪部了。”“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哭。我来这里，为的是给我深爱的女人发个信息。为此我必须先摧毁部分世界。”

听到这话，奥莉薇娅非但不害怕，反而笑了。这人相貌堂堂，穿戴考究，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个疯子。她对那些千篇一律的阿谀奉承简直腻歪透顶，什么你真漂亮，这儿简直埋没了你，这件东西多少钱，那件东西又是多少钱，太贵了，我先去别处转转，一会儿再回来（当然不会回来），等等。至少这个俄国佬还有几分幽默感。“为什么要摧毁世界呢？”“为了重建我的世界。”

奥莉薇娅本可以安慰一下身边这个男人，可她害怕听到那句陈词滥调，“我希望你能赋予我生命一种意义”，那样谈话就不得不结束了。对于未来，她有自己的规划。而且对她来说，教这个年长的成功男士战胜困难，听上去也不是个聪明的主意。唯一合适的做法是对他的经历再了解得多一点。无论如何，他为时间埋了单，而且给的实在不少！“你想怎么做呢？”“你知道青蛙吗？”“青蛙？”

他接着说：“一些动物研究表明，如果把青蛙放在一个容器中，里面装满池塘里的水，然后加热，无论温度升得多高，青蛙都依旧一动不动。青蛙对温度的升高和环境的变化毫无反应，等水开了，它会肿胀而又幸福地死去。可相反，如果把青蛙直接扔进一个装着沸水的容器，它就会忙不迭地往外跳，尽管被烫得皮开肉绽，但最终还能活下来。”

奥莉薇娅不明白这和毁灭世界有什么关系。他又接着说：“过去，我就像那只被煮熟的青蛙。有时候，生活让两个人分开只是为了让他们感到对方对自己多么重要。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看到我妻子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我知道她想回来，她还爱我，只是不敢踏出这一步。那些被煮熟的青蛙认为最重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对抗。有能耐的人下命令，明智的人服从。而真理又在哪里？还不如皮开肉绽地逃出来，至少还活着，然后反击。我想完成这个任务，相信你绝对可以帮上忙。”

身边这个男人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奥莉薇娅能猜出一点。怎么会有人忍心抛弃一个这样有趣的人呢？他所谈的是她以前从没听过的。只能说，爱没有逻辑可言。尽管她年龄不大，可还是了解这一点。比如吧，她自己的男朋友有时候就很粗鲁，时不时地把她暴打一顿，可是她就是离不开他，连一天都不行。

他们谈的是什么？谈的是青蛙，谈的是她能帮上忙。她当然帮不上，所以还是换个话题吧。“你想怎样毁灭世界？”

伊戈尔指了指海滨大道上的单行线。“这么说吧，要是我不想让你去参加宴会，我不会直接说。我会等到交通拥堵的时候，把车停在路中间，不到十分钟，海滩前面的这条路就得堵死。开车的人会想，大概是发生事故了吧，然后把不耐烦按捺下去。十五分钟后，警察就会开着拖车来。”“这种事发生过几百次了。”“我还可以从车里出去，在前面撒些钉子或其他锐器。我会很小心，保证没人察觉。我很有耐心，早把那些东西涂成了黑色，这样它们就会和柏油路面融为一体。没等拖车靠近，轮胎就先被扎漏了。现在，事故不止一起了，这么一个小城市，估计都可以堵到你住的近郊了。”“这个主意倒是有创意。不过这最多能让我耽搁一小时罢了。”

这回轮到伊戈尔笑了。“好吧，如何让交通更加恶化，我可以说上几个小时。等人们都过来帮忙的时候，我可以在拖车下面扔点东西，比如烟幕弹什么的，所有的人都会吓跑。我钻进车里，装成绝望的样子，发动引擎，同时在汽车箱盖上洒些打火机的燃料，点上火，然后再跳出来观赏这出好戏：车不久便烧着了，汽油缸点着爆炸了，后面的车也遭了池鱼之殃，这是连锁反应。不过是报废了一辆车，用了些钉子，一颗随便哪个商店都能买到的烟幕弹，以及一小瓶打火机液体燃料而已。”

伊戈尔从兜里掏出一只小瓶，里面还有一点液体。“这点用量就够了。伊娃离开的时候，我就应该这样做。我应该拖延她的决定，让她再考虑考虑，权衡一下后果。如果人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将要作出的决定，一般来说都会退缩。跨出那关键的一步，需要太多的勇气。但那时我太骄傲，认为一切都是暂时的，她会觉察到的。我毫不怀疑她现在很后悔，想回来——我说了不止一次了。因此我得摧毁一部分世界。”

他的表述方式发生了变化。奥莉薇娅丝毫不觉得这个故事有趣。她站起身。“好了，我得工作了。”“但我付了钱，让你听我说话。就算你一天不干活，那钱也够了。”

她把手放到兜里，想把他给的钱掏出来，就在此时，她看到一支枪正指着她的头。“坐下。”

她想逃跑。那对老年夫妇正慢慢地走近他们。“不要跑，”他说，好像能读懂她的想法，“如果你能坐下来，听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开枪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并服从我的命令，我发誓绝不会开枪。”

奥莉薇娅的心里乱极了，她想逃跑，但是很快发觉自己的腿已经瘫软了。“坐下！”男人再次命令道，“如果你照我说的去做，我不会开枪。我保证。”

的确是。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大街上车辆渐渐多起来，行人呼啦啦地向海滩走去，交通越来越拥堵，还有些人在小路上散步。还是按这男人说的去做吧，因为实在没有反抗的条件。她几乎已经晕在地上了。

她顺从了。现在她需要说服自己这不是胁迫，她要听听这被遗弃的丈夫的絮叨，向他保证自己什么都不会做，等有警察巡街的时候，她再扑倒在地，高喊“救命”。“你在想什么，我全都知道。”男人出了声，试图安慰她。从古至今，人类害怕的表现始终如一。过去人们面对猛兽会瑟瑟发抖，今天依旧如此。血从脸和皮肤上消失，流进身体，保护着身体，希望能避免这场血光之灾，这就是苍白的由来。肠子放松下来，排泄出所有的东西，寄望于毒素不致侵害到机体。身体则一动都不敢动，以免激怒敌人。瞧见可疑的动作，他会开枪的。

就像做梦一样，奥莉薇娅想。她想起了父母。这个早晨，本该是他们在这里，可头天他们一整夜忙着做这些小玩意儿，因为今天会是热闹的一天。几小时前，她与男友在做爱。她认为他是她一生的男人，尽管他有时候会对她动粗。他们两个几乎同时达到了高潮，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早上吃过早饭后，她忽然决定不冲凉了，这与以往不同。她感到快乐，感到精力充沛，对生活十分满意。

不，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还是要冷静一些。“我们谈谈吧。您买下了所有的货，我们就该谈谈。我不会起身离开的。”

他拿枪抵住女孩的肋骨。那对老年夫妇走了过来，看着他们两个，没觉察出丝毫异样。这个女孩，这个葡萄牙移民的女儿，眉毛浓黑浓黑的，笑起来一派天真，总会吸引住男人。而且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看见她和穿戴考究的陌生男人在一起了。

奥莉薇娅死死地盯着他们，好像目光能够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身边的男人轻快地开了腔：“早上好！”

老夫妇一言不发，就这样走了。他们不习惯和陌生人搭话，也不想和沿街商贩打招呼。“好吧，我们来谈谈，”俄国佬打破了沉寂，“我不会破坏交通，只不过举个例子。等我妻子收到信息的时候，便会知道我来过这里。我不想去找她，不想做得那么明显，我想让她来找我。”

一丝曙光出现了。“我可以捎口信给她，如果你愿意的话。只要告诉我她住在哪家酒店就可以。”男人笑了。“你这年龄的人都有这个毛病，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我要是把你放走了，你一定会去报警的。”

她的血凝固了。难道要她一整天都坐在这条长椅上吗？她认得他的脸，他会开枪吗？“您说过您不会开枪的。”“只要你表现成熟，尊重我的智商，我保证。”是的，他说得对。成熟的人应该谈谈自己。或许可以利用一下这个疯子残存的同情。她得把自己的境地说得很糟糕才行，尽管并不属实。

一个少年从他们面前跑了过去，耳朵里听着iPod，甚至没向旁边看上一眼。“我和一个男人同居，他把我的生活变成了地狱，可我却没法离开他。”

伊戈尔的眼神变了。奥莉薇娅相信自己找到了逃离这个陷阱的方法：要聪明起来，要去面对，多想想身边这男人的妻子。要听起来像真事一样。“他不让我和朋友们接触，整日疑神疑鬼，尽管他自己身边的女人不计其数。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批评一通，说我办事没能力，就连我卖东西挣的那么一点钱他都要严格控制。”

男人一言不发，看着大海。路上人潮汹涌，倘若她起身逃跑又会怎么样？他会开枪吗？枪是真的吗？

不过，她知道自己不该胡思乱想。最好不要冒险做傻事——她还记得几分钟前这男人的声调和眼神。“就这样吧，我离不开他。就算世上最好最富有的男子出现在我面前，我也不会离开他。我不是受虐狂，被羞辱时我也丝毫不会觉得快乐，但是我爱他。”她感到枪管又一次抵住了自己的肋骨。她说错话了。“我和你的混账男友可不一样，”男人话里充满了仇恨，“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辛苦打拼来的。我勤奋工作，经受了无数次打击，才获得成功。我真诚地战斗着，尽管有时候不得不冷酷无情，但我一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有些有权势的朋友，但从来不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总之，我做了一切该做的事。“在前进的路上，我从未毁掉一个人。我总是尽可能地鼓励妻子做她想做的事，可结果却成了孤家寡人。是的，我的确在一场愚蠢的战争中杀过人，但我并没有失去理智。我不是身心受创的战争老兵，跑进一家饭馆，用机枪扫射。我也不是恐怖分子。我觉得生活对我很不公平，它夺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也许女人有的是，爱的痛苦迟早会过去。但我需要行动起来，不想做被煮熟的青蛙。”“既然你知道还有其他女人，痛苦总会过去，那为什么还如此痛苦？”是的，她现在真的成熟了，异常冷静，想让身边这个疯子平静下来，这真让人惊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许是因为被抛弃过太多次吧。也许因为我要证明给自己看，我很了不起。也许因为我弄错了，根本没有什么其他女人，只有一个而已。我有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和你说过了。摧毁一部分世界，直到她发现她对我多么重要。她会知道为了让她回来，我什么都敢做。”

警察来了！两个人都注意到一辆警车慢慢行驶过来。“对不起，”男人说，“我本想和你多聊一会儿，生活对你也不公平。”

奥莉薇娅明白这是死亡的判决。现在，她已浪费不起时间，便作势起身逃跑。这时，俄国佬的手搭上她的右肩，仿佛亲密地拥抱着她。

徒手防身术，亦称桑博，俄国人熟悉的徒手杀人术，出手迅如闪电，受害人甚至察觉不到死亡的降临。这种技术源于赤手空拳面对侵略之时，历经几个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苏联时期它曾被广泛使用，不动声色地干掉过许多敌人。一九八○年，莫斯科奥运会本想把它列为武术项目，但因过于危险而遭到否决。

非常好。这样只有少数人明白它的招式。

伊戈尔的大拇指抵住奥莉薇娅的咽喉，血便流不进大脑，同时另一只手紧紧按住腋下的一个部位，造成肌肉麻痹。没有遭遇到一点儿反抗。现在只要再等两分钟就可以了。

奥莉薇娅倒在他怀里，如同睡熟了一样。警车行驶在封路的那一侧，经过他们面前，甚至没注意到这两人的存在。那天早上，他们有其他要关注的事情，要保持交通畅通，这项任务可很难完成，所以不敢大意。他们刚刚接到报案，一位阔佬好像喝多了，开着加长轿车撞在离这儿三公里远的地方。

伊戈尔一边扶着那姑娘，一边弯下腰去，用另外一只手收起长椅前铺的布，品位低俗的小玩意儿们摆在上面。他熟练地叠着，把它叠成一个枕头的样子。他看看四周无人靠近，便轻轻地将这具没有生命迹象的身体放在长椅上。女孩宛如睡熟了，或许在梦里，她会记得这美好的一天；或许那是一场梦魇，因为她想起了自己粗暴的男友。

只有那对老夫妇注意过他们两个。如果他们发现这是一场谋杀，一定会去报案，告诉警察凶手是金发还是黑发，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人。伊戈尔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一切简直天衣无缝，丝毫不必担心，人们从不会在意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

离开前，他亲吻了睡美人的额头，小声说：“你看到了，我履行了诺言，没有开枪。”

他走了几步，感到头痛，剧烈地痛。这是自然的，刚刚从一种极为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血突然涌进大脑，这是自然反应。

尽管头很疼，但他感觉很幸福。是的，他成功了。

是的，他了不起。他越发觉得幸福，因为他从那具羸弱的身躯里，从不敢反抗胆小鬼男友施暴的懦弱中解放了灵魂。如果那种病态的关系持续下去，过不了多久，那女孩就会沮丧、焦躁，失去自尊，然后越发被男友的控制欲支配。

伊娃可不这样，她总是自己作决定，想开高级服装定制店，他便给她足够的精神与物质支持；想旅游，便随时可以动身。他是个好男人，好丈夫。可即便如此，她还是犯下错误——她不懂他的爱，也不懂他的宽恕。但是，他希望她能收到信息，因为在她出走的那天，他说过，为了让她回来，他会摧毁一部分世界。

他拿出新买的手机——里面只存了极少的话费，随时准备扔掉——发了一条短信。

上午11：00

传奇是这样造就的。一九五三年的戛纳电影节，一位年方十九岁的法国女郎，身穿比基尼，伫立在沙滩上，供无所事事的摄影师拍照。当时这女郎默默无闻，不久之后却跻身巨星之列，她的名字成了传奇。这就是碧姬·芭铎。现在，人人都认为自己也能这般幸运。没有人真正理解什么是演员，美貌成了唯一要义。

金发女郎晃动着修长的大腿，飘扬着染过的秀发，不远千里万里而来。她们可不是为了在海滩上消磨时光，而是为了让人欣赏、拍照，让人发现。她们想从所有女性都不免坠入的陷阱中逃脱，不想成为家庭主妇，整晚为丈夫准备晚餐，每天送孩子上学，日复一日地过单调的生活，只能把邻人的隐私当作朋友间的谈资。她们希望声名显赫、光彩照人、魅力无穷，想看到家乡邻居眼中的妒火和少男少女艳羡的目光。人们曾经以为她们是丑小鸭，从未想过她们有一天会变成天鹅，变成人人都想采撷的鲜花。这条梦中的康庄大道，正是她们努力的方向，不惜为此负债累累，把硅胶填进乳房，或者买一些能诱惑人的衣饰。不去上戏剧课吗？用不着，有美貌和人脉就够了。电影可以让一切美梦成真。

只要你能挤进电影圈。

一切都是为了摆脱内陆小城的平庸生活，逃离日复一日的无所事事，即使很多人并不在意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来参加电影节的人早已把担忧抛在脑后，准备承受一切。该行动的时候毫不犹豫；该撒谎的时候毫不迟疑；把年龄改小，向仇人微笑，面对没什么意思的人，也会装得很感兴趣。她们轻易说出“我爱你”，丝毫不会考虑后果，在背后中伤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只因为那人成了竞争对手。她们总是勇敢向前，无怨无悔。因为报偿值得一切牺牲。

声名显赫。

光彩照人，魅力无穷。

这些思绪让加布列拉心烦意乱，一天以这种方式开始，似乎并不美好。而且，她有点宿醉未消。但是，至少还有一丝安慰：自己没有在五星级酒店醒来，身边的男人让她尽快穿衣离去，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比如买卖什么影片。

她起身，看了一眼周围，想看看女友是否还在。当然不在。不是去了海滨大道，就是去了酒店的游泳池或酒吧。要么就是上了游艇，与某人共进午餐，或者在沙滩上约见什么人。合租的狭小公寓，房租高得离谱，地上零乱地铺着五床被褥。铺盖旁边，衣服没有叠，随便堆着，鞋横七竖八地扔着。衣架掉了一地，没人有工夫把它们挂在衣橱里。

在这里，衣服比人需要更多空间。当然，她们谁也穿不起艾莉·萨博、卡尔·格拉菲尔德、范思哲、加利亚诺这样的牌子，带来的都是必要的普通衣服，比基尼、超短裙、T恤衫、平跟鞋和无处不在的化妆品装满了小小的公寓。有一天，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不过现在，还需要一个机会。

为什么她需要一个机会？答案很简单。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最好的，尽管在学校表现一般，尽管不断让父母失望，尽管不停地面对挑战，她还是要向自己证明可以战胜困难，战胜失败和痛苦。她生来就是为了战胜别人，为了光彩照人。对此她毫不怀疑。“当得到想要的东西时，我知道我会问自己：他们爱我是因为我这个人，还是因为我有名气？”

她认识一些舞台上的天王巨星。与想象的不同，他们内心并不平和，反而非常不安，总是满腹困惑，舞台之外的时光，一点都不幸福。他们之所以想成为演员，是因为不想扮演自己。他们生活在恐惧中，总怕行错一步，前途尽毁。“但我不一样，我一直是我自己。”

真的吗？或者，像她那样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她起床做早餐。厨房很脏，没人费心打扫。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醒来后会如此哀怨，如此多疑。她对自己的工作有清醒的认识，也全心投入，但好像没人赏识她的才华。她也认识一些人，主要是男性，在这场必胜的战役中，他们会成为她的盟友。而她已经二十五岁了，不久就会老去，再也无法从事这份梦想的事业。她知道：

1.他们不如女人那样善于背叛。

2.他们不会注意我们的衣着，因为他们只想用眼睛将它们脱掉。

3.丰乳、肥臀、美腿、蜂腰，这些就够了。凭着这些，便可以征服世界。

因为这三点，再加上她知道其他竞争对手也争先恐后地展示着自己身体的优点，她就将重点放在了第三项。她健身，保持身材，控制饮食，但穿着却与大家想象的不同——很朴素。到目前为止，这是有效果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希望在戛纳也会奏效。

丰乳、肥臀、美腿。如果这是必要的，就让他们暂时去注意吧。迟早有一天，他们会知道她无所不能。

她喝着咖啡，开始明白愁绪的来源。地球上最美丽的女人现在都围在她身边！尽管她不觉得自己丑，但与她们竞争却没有任何赢的可能。她需要作个决定。下决心来这里并不容易，钱都是数着花的，她没有多少时间了。前两天，她去了不少地方，派发简历和照片，得到的不过是一份参加节前宴会的邀请。那是家不入流的餐馆，音乐喧闹，上流社会的人从来不会在那种地方出现。她饮酒，放任自流，喝到五脏六腑都无法负担了，忽然发现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所为何事。一切都显得光怪陆离：她在欧洲，人们的穿着打扮千姿百态，语言五花八门，所有宾客都挤出虚假的笑容。他们本希望得到更重要的活动邀请，现在却待在这个鬼地方，听着闹哄哄的音乐，吵吵嚷嚷地谈着其他人的生活，抱怨着有权有势人的不公。

加布列拉厌倦抱怨。就是这样，句号。有权势的人选择想要的人，没必要让所有人都满意。正因如此，她才需要一个计划。很多女孩怀着与她相同的梦想（当然了，她们不一定有她那样的才华），应该也会分发简历和照片。参加电影节的制作人都被公文袋、DVD和名片淹没了。

怎样才能与众不同呢？她需要想一想。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因为她花光了所有的钱才来到这里。而且，她在老去，这才是最为恐怖的。她二十五岁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她边喝咖啡，边向小窗子外面看，窗子朝向一条死胡同。她只看到一个烟摊，一个女孩正吃着巧克力。是的，她最后的机会。希望能与第一次有些不同。

她的思绪飞回到过去。十一岁时，在芝加哥的一所学校，她平生第一次演戏。就是在那个城市最昂贵的学校里，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父母、亲友、老师都去看她演戏，然而并不是到场观众的喝彩成就了她后来的好胜心。

恰恰相反。她扮演的是《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疯帽匠，这是剧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很多孩子竞演，她胜出了。第一句台词是：“你该剪剪头发了。”然后，爱丽丝回答道：“这说明您对客人很没教养。”

翘首以盼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为了那一刻，她排练了不知多少次，可她太紧张了，说错了台词，她说的是“你该长长头发了”。演爱丽丝的女孩依旧发表了针对教养的言辞，观众本来并没察觉，但加布列拉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于是她忘词了。由于疯帽匠是演出进行下去必需的人物，而孩子们又不习惯在舞台上即兴发挥（尽管在真实生活中，他们常这样做），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面面相觑良久之后，一个老师开始鼓掌，宣布休息，让所有人退台。

加布列拉走下舞台，哭着离开了学校。第二天，她得知疯帽匠的戏份被删了，直接进行王后玩扑克牌这场戏。老师说没关系，因为《爱丽丝漫游仙境》的故事本身就是错乱的。但是休息时间，所有孩子都围上来，打了她一顿。

这不是她第一次挨打。她早已学会奋力反抗，甚至能击倒一些更弱小的孩子。但是这一次，她却不发一言，默默承受着，一滴泪都没流。她的反应让人吃惊，不一会儿，殴打便停了下来。其实同学们无非是想看她痛苦，听她大叫。她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他们也就失去了兴致。

那一刻，每挨一下打，加布列拉都在想：我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演员。所有的人，都会后悔今天所做的一切。

谁说孩子没有能力决定一生要做的事？是成人没有这个能力。

当我们长大，我们相信孩子们更为智慧，他们掌握着真理。很多孩子都饰演过疯帽匠、睡美人、阿拉丁或者爱丽丝，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但在那一刻，他们决定永远地抛弃聚光灯与掌声。加布列拉十一岁之前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场战役中失手，她是班上最聪明、最美丽、成绩最好的学生。冥冥之中，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现在不奋起，那么我将永远失败。

她挨了打——也知道打人是什么滋味，今后的日子也许会永远背负着失败。我们都知道，每个孩子都会面对这类问题：刚开始演戏便犯了错误，舞跳得不如其他同学好，头太大，腿太细，但是不同的孩子会有截然不同的后果。少数人决定复仇，在别人认为他们不行的领域做到最好。有一天，你们都会忌妒我，他们这样想。而大多数人接受了自身的局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糟糕下去。他们长大了，没有自信，百依百顺（尽管总是梦想着有一天有能力和自由去做想做的一切）。女孩们结婚是因为不想被别人说长相丑陋（尽管她们自认为长得很丑），生儿育女是因为不想被别人说无法生育（尽管她们从心底里想做母亲），穿戴打扮是因为不想被别人说穿得不好（尽管她们知道无论穿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

只过了一个礼拜，这段插曲便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而加布列拉却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重返这所学校——那时候，她会成为世界知名演员，在助理、保镖、摄影师和众多影迷的簇拥下衣锦荣归。她将为孤儿院的儿童演出《爱丽丝漫游仙境》，这会成为大新闻，她童年的朋友会说：“当年我们和她在一个舞台上表演过！”

母亲希望她读化工专业。中学毕业，父母便将她送到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读书。她白天学习蛋白酶体途径和苯环结构，晚上则徜徉在易卜生、科沃德、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她用父母寄来买衣服和参考书的钱报了一个戏剧培训班，向最好的老师和职业演员们学习。很多人称赞她，给她写推荐信。她曾在一个摇滚乐队当主唱（父母不知道），也曾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扮演肚皮舞娘。

她什么角色都接受，这是件好事：也许某一天，一个大人物会偶然出现在观众席中，让她参加真正的试镜。而那些奔波的岁月，那些为了聚光灯下的一个位置而奋力争夺的岁月将就此结束。

时光就这样飞逝。加布列拉拍过牙膏广告，做过模特，甚至有一次差点没经受住淫秽组织的诱惑，那时候她真的缺钱——她需要把照片印成册子，寄给美国最重要的几家模特和演员经纪公司。但是上帝救了她——她从未失去信仰。就在那一天，她接到一个角色，在一位日本歌手的音乐片中饰演配角。该片在横贯全城的地铁上拍摄。报酬远远超过预期（因为有外国乐团出演，制片们争取到了一大笔钱）。她用这笔钱制作了相册，花费也远远超过了预期。

她总对自己说还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尽管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时光飞逝而过。上戏剧课的时候，她可以在《哈姆雷特》中饰演奥菲丽娅，如今生活给她的却净是些除臭剂或护肤霜的广告。她去过经纪公司，给人看她的照片，以及老师、朋友和同事写的推荐信。在等候室里总会遇到一些和她一样的女孩，她们相互微笑，彼此敌视，为了得到哪怕一点点东西，一点点专家们称为“可塑性”的东西，她们什么都肯做。

等了很久，才轮到她。那段时间，她总会读一些让人心思沉静的书，思考一些积极的事。终于，她坐在了一个人——男人或女人——面前。他们不在意推荐信，直接看照片，而且不做任何评论，然后记下她的名字。终于，十次中的一次，她成功了，被召去试镜。可无论她自认为多么才华横溢，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摄像机旁无礼的人。他们总是冲她大喊：“你自然一些，笑一下，往右转，低头，润润嘴唇。”好了，一种新式咖啡的又一张宣传照拍好了。

一开始没收到试镜通知时，她只觉得自己遭到了拒绝。但不久之后，她便学会了安之若素，她明白自己在经受必要的考验，是毅力和信仰在考验她。戏剧课、推荐信、充斥着无关紧要小角色的履历，其实这些通通都没有用，但她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手机响了。

……没用。

手机继续响着。

她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了，看着那烟摊和吃巧克力的女孩子，居然想起了过去。她接了电话。电话一端的声音说，两个小时之后，来试镜。

试镜！

这就是戛纳！

她千辛万苦横渡大洋，来到这个城市，旅馆都住满了人。在机场，她遇到几位天涯沦落人（一个波兰姑娘，两个俄罗斯姑娘，一个巴西姑娘），费尽周折才以高昂的价格租到了这个小公寓。如今，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在芝加哥奋斗了很多年，偶尔会去洛杉矶，约见更多的经纪人，接更多的广告，也品尝了更多的拒绝。而欧洲才是她的未来！

两个小时之后？她不可能坐公交车去，因为不熟悉路线。她住在山顶，到目前为止，只下过两次山——一次分发她的相册，一次参加那个无足轻重的节前宴会。等下山之后，可以搭陌生人的顺风车，通常是些开着漂亮跑车的单身男子。大家都知道戛纳很安全，女人们也知道在这中情况下，自己的美貌可以帮上不少忙，但也不能单凭运气，她还是自己解决问题的好。演员试镜要严格遵守时间，这是所有经纪公司要求的第一件事。可是，她第一天便看出这城市经常堵车，所以能做的只剩下穿戴整齐开跑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她得抵达那里——她记得制片人下榻的酒店，昨天下午去“朝圣”过，她想得到一个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她一直必须面对的：该穿什么衣服呢？

她愤怒地和衣箱战斗着，从中挑选了一件产于中国的阿玛尼牛仔裤，是她在芝加哥郊区的黑市两折购买的。没人会说这是件假货，因为它真的不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厂商把产品的百分之八十送到了专卖店，然后出售剩下的百分之二十，连税都不用上，这些商品称为尾货。

她穿了一件白色T恤，唐可娜儿牌，可比裤子贵得多。这副打扮符合她一贯的原则，越简单越合适。千万不能着短裙、爆乳装，因为其他获邀试镜的人肯定都穿成那样。

化什么妆好呢？她犹豫不决，最后只涂了粉底，描了嘴唇。就这样，她失去了宝贵的十五分钟。

上午11：45

人永远不会满足。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想得到一些东西；有了一些之后，想得到更多；什么都有了之后，又希望和什么都没有时一样幸福。但走在这条路上，其实无能为力。

难道人们不知道幸福很容易实现吗？那个穿着牛仔裤和白T恤衫飞奔而过的女孩去干什么？什么事那么着急，竟让她无暇欣赏这晴日的风景，看看蔚蓝的大海、推车里的孩童、沙滩上的棕榈？别跑，姑娘！任何人都逃不过人生的两大现实，那就是上帝和死亡。你每跑一步，上帝都跟随着你，他很生气，因为看到你对生命的奇迹置之不理。死亡呢？你刚刚经过一具尸体却浑然不觉。

伊戈尔几次经过谋杀现场。突然，他意识到自己这样走来走去会招致怀疑，便决定谨慎一些，躲在两百米外观看。他面朝大海倚着栏杆，戴着一副墨镜（这不会招致怀疑，因为阳光刺眼，而且在这个名人聚集的地方，墨镜是身份的象征）。他觉得有些奇怪，已经快中午了，这个世人瞩目的城市的主干道上有一个死人，却没有任何人注意。

一对夫妇走向长椅，看起来很生气，他们冲着睡美人大吼大叫。他们是那姑娘的父母，看到她没干活，忍不住骂了起来。父亲使劲摇着女儿。突然，母亲蹲了下来，挡住了伊戈尔的视线。对于之后会发生什么，伊戈尔心里非常清楚。

母亲喊叫起来。父亲激动地从兜里掏出手机，走开去一点儿。母亲摇晃着女儿，可她的身躯没有一点反应。路人纷纷靠近。现在他可以摘掉墨镜凑上前了，他不过是一个看客而已。

母亲哭着抱起女孩。一个年轻姑娘推开她，想进行人工呼吸，但随即放弃了。奥莉薇娅的脸已呈淡紫色。“救护车，救护车！”有几个人拨打了同一个号码，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用，很重要，很尽责。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叫声。母亲的呼喊越来越悲怆，一个姑娘想拥抱她，让她平静下来，却被她推开。一个人扶起尸体，让其保持坐姿，另一个人又让他把尸体平放在长椅上，然而，一切都于事无补了。“肯定是吸毒过量，”身边的一个人评论道，“这姑娘堕落了。”听到这话，其他人点头称是。伊戈尔依然无动于衷，只是看着救护人员到场，看着他们从车里拿下救护设备，给女孩做心脏电击。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全程监护，却不发一言，因为他知道做什么都没用了，只是不想被人指责玩忽职守而已。他们抬起女孩，把她安置在救护车上，母亲紧紧地抓着女儿。医生与她谈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让她上了车。救护车飞驰而去。

从夫妇两人发现尸体到救护车离开，不过五分钟而已。父亲犹自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去哪儿，又该做些什么。说姑娘吸毒的那个人走到他面前，全然不管对方是谁，向他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先生，别担心。这里每天都发生这种事情。”

父亲眼神涣散，没有反应。手机开着，还握在手中。或许他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或许他不知道每天都在发生什么，或许这打击太大了，让他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空间，那里不存在痛楚。

就像从无到有一样，人群很快散去。只剩下父亲，手机犹自开着。旁边还有一个男人，手里拿着墨镜。“您认识受害人吗？”伊戈尔问。没有回答。

还是像其他人一样，继续走在海滨大道上吧，看看戛纳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到底能发生什么。他和那位父亲一样，全然没有感觉。他摧毁了一个世界，尽管它曾拥有一切力量，但一经摧毁，便无法重建。伊娃真的值得如此吗？奥莉薇娅，他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她已不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这让他很难过。也许从这姑娘的肚子里，会诞生出一位能够治愈癌症的天才，或者一个制订出世界永久和平条约的伟人。他杀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还有所有繁衍而生的后代。他做了什么？爱，不管多么热烈，多么强大，难道会让这杀戮变得合理吗？

他杀错了第一个人。她不会成为新闻。伊娃永远不会接到这个信息。别去想了，已经发生了。你已经作好了长远准备，那就往前走吧。那姑娘会明白她没有白死，这是大爱的牺牲。看看四周，看看城市里发生了什么，你要表现得像个普通市民，因为你依然在经历生命的痛楚，该享受一些舒适和宁静了。

好好利用电影节吧。你已经作好了准备。

即便身着游泳衣，去海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酒店占领了大片沙滩，摆放着椅子和标牌，还有很多服务生与保镖，想接近这块区域得出示房卡或其他宾客身份的证明。白色的篷布占领了沙滩其他地方，电影、啤酒或化妆品厂商正在那里搞活动，他们称之为“午餐”。人们穿戴得很正常，所谓“穿戴正常”指的是把一顶帽子戴在头上，男人身穿花衬衫和浅色裤子；女人珠光宝气，衣着清爽，短裤刚到膝盖，脚穿低跟鞋。无论男女都戴着墨镜，不露一丝峥嵘，这些上层人士已经过了爱自我炫耀的年龄，对他们来说，那是可笑的，甚至是愚蠢的。

伊戈尔又注意到一个细节：手机。这是最重要的配饰。

人们每分每秒都要收短信、接电话，或者中断谈话接听并不紧要的电话，编写很长的SMS，忘记了这种服务的初衷是快速发送信息，反而把小小的键盘当成了打字机使用。打字又慢又不舒服，甚至可能对拇指造成伤害，但这怕什么呢？那一刻，譬如“心肝，早上好，我想着你醒来，我很开心，你在我的生命中”、“我十分钟之后到，给我做午饭，再看看衣服是不是送到干洗店了”、“这个宴会无聊透顶，可我没其他地方可去，你在哪儿”之类的消息占领了戛纳，攻陷了整个世界。

写这些话需要五分钟，说这些话却只需十秒钟，可世界就是这样。伊戈尔对这东西了如指掌，他之所以能挣到几亿美元，就因为手机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是一线希望，一种使自己不觉得孤独，告诉大家自己有多重要的方法。

这个机器把世界带入癫狂之境。总机每三分钟给客户发送一个短信模板，这个天才创意始于伦敦，一个月仅需五欧元。如果你正和一个人交谈，想向他施加压力，只需要提前拨打某个号码，激活系统就可以了。恰当的时候，提示音响起，从兜里拿出手机，打开短信，迅速瞄上一眼，然后告诉对方这个短信不急（当然不急，上面不过写着“按照您的要求”和时间而已）。这样，对方会觉得自己备受重视，事情也会飞速进展，因为他知道面前的这个人很忙。三分钟后，谈话又一次被新短信打断，压力再一次增强，用户可以决定是关闭手机十五分钟，还是借口很忙从这场不快的会面中解脱。

只有在一个场合手机必须关闭。不是正式晚宴，不是在剧院，不是一场电影最扣人心弦的时刻，也不是一首咏叹调最精微美妙的地方，在这些场合我们都曾听到过手机响起。只有一个场合，人们真实感受到手机的危害：飞机上。你会听到这个永恒的谎言：“飞行期间请关闭手提电话，因为可能对飞行仪表造成干扰。”所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按照空乘人员的要求去做。

伊戈尔知道这个神话的出处：很多年前，航空公司想在坐椅上安装一种电话，靠通话服务牟利。这种通话系统与普通手提电话别无二致，费用却高达每分钟十美元。尽管航空公司最终没有得逞，谣言却不胫而走——起飞之前空姐宣读的安全指示中忘了删去这一条。有一件事大家都不知道，每一架航班中总会有两三位乘客忘记关闭手机。飞机上的电脑上网和手机使用的是一个系统，可从未有一架飞机因此坠落。

而今，航空公司试图略微修改这个神话，又不想吓坏乘客，同时依旧收取高额费用：只要使用飞机航行系统，就可以拨打手机，费用是原来的四倍。没有人能清楚地解释什么是“飞机航行系统”。但如果人们情愿上当受骗，那问题就在于他们自己。

他继续走着。之前，他看了那女孩最后一眼，感到非常不安，但他宁愿不想这事。

更多保镖，更多墨镜；沙滩上更多比基尼，午宴中更多华服美钻；更多人匆忙行走，仿佛要去做重要至极的事；更多摄影师隐藏在角落里，试图抓拍没有人拍过的新鲜画面，即使这不太可能；更多杂志，更多报纸，刊登着电影节期间发生的一切；更多派发小广告的人向无缘进入帐篷的可怜的凡夫俗子推荐山顶的饭店，那里远离喧嚣，听不到人们谈论海滨大道上发生的一切，那里模特们暂时合租公寓，等待着永远改变她们一生的试镜机会。

这一切总让人如此期待，这一切仿佛近在眼前。如果他现在进入某个“午餐”现场，没有人会去鉴别他的身份，因为时间尚早，推广商唯恐活动人气不旺。到了中午就不好说了，保镖接到命令只让漂亮的单身女性进入。

为什么不试试呢？他服从于冲动——无论如何，要去完成使命。他沿着一条海滩通道走下去，但没去海滩，而是来到一座大帐篷前，白色的帐篷，塑料的窗子。帐篷里有冷气，浅色桌椅摆放在空旷的场地上。一个保镖问他有没有请柬。他回答说有，然后做出在包里翻找的样子。一位身穿红衣服的女接待员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他把名片递给接待员，上面印有公司的标志，伊戈尔，董事长。他声称自己受到邀请，但大概把请柬落在酒店了，因为之前有很多场会面，所以就忘带了。接待员向他道了声“欢迎”，请他进入，她早就知道先敬罗衫再敬人的道理，还知道无论何处，“董事长”这个称谓意味着同一种人。而且，他居然是一家俄罗斯公司的董事长！大家都知道，有钱的俄国佬恨不得全天下都看到他们在钱海里游泳。没有必要去对照名单了。

伊戈尔走到吧台前。这里可谓设施完善，甚至还有个舞池。他要了杯不含酒精的菠萝汁，因为这果汁的颜色与环境很配。更因为在这个嵌着一把蓝色日式小伞的杯子中央，有一根黑色的吸管。

很多桌子空着，他挑了一张坐下。人很少，其中有个男人大概五十来岁，头发染成栗色，皮肤晒成古铜色，一副好身材，一看就知道是在承诺永葆青春的健身会所里辛勤锻炼出来的。这男人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衬衫，与另外两个男人坐在一起。那两个人身着无懈可击的高级定制西装，正对伊戈尔坐着。伊戈尔转过头，在墨镜的伪装下注意着那张桌子的一举一动。两个穿西装的男人犹自揣测着这位新来者的身份，但随即便失去了兴趣。

伊戈尔对他们却依然兴趣盎然。穿衬衫的男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旁边的助手却在不停地接听电话。

这样一个衣着寒酸、汗水淋漓、相貌丑陋却又自认英俊的男人被放进来，居然还给了他一张最好的桌子。他的手机关着。一位服务生时不时地现身，询问他是否需要点些什么。他甚至不屑回答，摆摆手便打发了。伊戈尔知道了，这男人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伊戈尔从兜里掏出五十欧元，递给正要往桌子上摆放餐具的服务生。“那位先生，就是蓝衬衫洗得发白的那位，是谁？”他的眼睛瞟向那张桌子。“雅维茨·怀尔特。一个大人物。”太好了。与海边那个默默无闻的女孩相比，雅维茨这样的人实在是理想的目标。尽管名字并不如雷贯耳，却是位大人物，能决定把什么人置于聚光灯下，自己却不抛头露面，因为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是操纵提线木偶的人。木偶们以为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大概不会想到有一天，线绳会毫无理由地被剪断。木偶坠落在地，没了气息，没了权势。

他是上流社会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有虚假朋友及很多敌人的人。“再问一个问题。以真爱的名义去摧毁别人的世界，可行吗？”

服务生笑了。“您是上帝吗？还是同性恋？”“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感谢你这个回答。”他知道自己错了。首先，他不需要别人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确性。他坚信，既然地球上所有的人迟早都会死，那么为了一些更伟大的目标，某些人可以牺牲生命。从原初到现在，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为了挽救整个部落，男人们献出生命。为了平息火龙或神祇的愤怒，处女们把自己献给祭司。其次，他表现出对那个男人的兴趣，会招致陌生人的注意。

服务生会忘了的，但没必要招惹是非。他暗暗对自己说，这种场合，一些人打听另外一些人的身份再正常不过了，而且这类消息还会得到报偿。在世界上不同的餐厅里，他已经这样做过上百次。这次是同样的交易——给服务生一笔钱，打听那个人是谁，找到一张好桌子，小心地送出一条消息。这类举动服务生虽然并不习惯，却又不无期盼。

不，服务生什么都不会想起来。他就坐在下一个牺牲品面前。如果计划进展顺利，警察问起服务生，他会说那天唯一奇怪的是，有一个人问他是否能以真爱的名义摧毁别人的世界。也许他连这句话都想不起来。警察会问：“他长得什么样？”“我没注意。不过不是个同性恋。”法国的知识分子总爱挑选酒吧做一些复杂的测试和分析，比如某电影节的社会学分析之类，警察们早就习惯了，然后便会放过不提。

但是有件事让他不安。

名字。是名字。

之前他曾使用武器，或利用祖国独有的技术杀过人，不知道究竟杀了多少，他从未看清过脸庞，也不曾，绝对不曾问过姓名。因为知名知姓便意味着你面前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敌人。名字使人变成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个体，承载着过去，寄托着未来，上有先祖，下有后代，有胜利的快乐，也有失败的痛楚。人是名字，人因为名字而自豪，并因为这些名字获得了身份。一生之中，这名字会被叫上千万遍。名字是人们继“爸爸”、“妈妈”之后学会的第一个词。

奥莉薇娅、雅维茨，伊戈尔、伊娃。

而灵魂没有名字，只是一个纯粹实在，驻扎在某个躯体内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抛弃躯壳而去。终极审判时，上帝甚至不会问一声“你是谁”，而只会问：“你活着的时候爱过吗？”生活的本质便在于此：爱，而非护照、名片或身份证上的名字。伟大的隐修者常变换自己的名字，甚至永远抛弃名字。人们问施洗约翰：“你是谁？”他这样回答：“我是沙漠中呼喊的声音。”耶稣在遇到教会的创始人后，不顾对方一生被人称作“西蒙”，而改叫他“彼得”。摩西问上帝的名字，上帝回答：“我是我所是。”

也许他应该寻找另一个目标。奥莉薇娅，一个有名字的牺牲者就够了。但是，尽管他决定再也不去问将要摧毁的生命的姓名，却觉得自己不能退缩。不肯退缩是因为不想对那位可怜的海边女孩不公平，她那样无助，那样甜美，那样轻易地遇害。而他的新挑战，这个满头栗发，体壮如牛，大汗淋漓，眼神里写满倦意，掌握着无限权力的男人并不好对付。旁边那两个西服革履的男人可不是摆设，时常左右张望，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态。如果希望这一切配得上伊娃，对得起奥莉薇娅，那就要拿出勇气。

他把吸管放入菠萝汁中。不久人们开始入场。现在只需等待会场满座的那一刻——不过要等很久。光天化日之下，戛纳主干道上，他未曾策划周详便动手摧毁了一个生命。此刻也是如此，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具体实施自己的计划。但是有种感觉告诉他，他选择了一个极好的地点。

他的思绪不再纠缠在海边那可怜女子的身上。肾上腺素快速地涌入血液，心跳加速，他很兴奋，很快乐。这不过是年年邀请雅维茨的无数宴会中的一场，他不可能把时间仅仅浪费在吃喝上。他在这里，应该是为了某件事或某个人。

他确信，这件事或这个人，就是自己不在场的最好证明。

中午12：26

雅维茨看着宾客纷至沓来，周围逐渐人声鼎沸，便有了心事：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并不需要这一切，也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什么都有了。熟悉电影行业的人都认识我。我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就有什么样的女人，尽管我很丑，穿戴也不讲究，但我是故意这样的。过去有一阵儿，我只有一件西装，根本得不到上流社会的邀请（尽管我曾经受过屈辱、质询，也曾得到过承诺），那时出席这样一个午餐会便仿佛是世间最重要的事。而今天，我知道唯一会改变的只有城市，至于其他的一切一定都非常无聊，这是可以预见的。

有人说喜欢我的工作，还有人称我为英雄，他们感谢我为被排斥的人提供机会。某些聪慧而又美丽的女人，没有被外表蒙蔽，会觉察到我的与众不同，问服务生我是谁，然后寻个法子来到我身边，以为性是我唯一感兴趣的。所有的人，绝对所有的人，都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因此夸赞我，谄媚我，把他们认为我需要的东西奉献给我。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独处。

这类宴会我参加过无数次。来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睡不着觉，尽管搭乘的是我自己的私人飞机。这高科技的奇迹在一万一千米的高空飞翔，从加利福尼亚到法国，中途不需添加燃料。我改变了客舱的面貌，尽管舒舒服服地搭载十八位乘客也没有丝毫不便，我却执意将它改成了六人舱，并把客舱同驾驶舱分隔开来。总是有人问：“我能和你一起去吗？”我也总是致歉：“没有位置了。”

雅维茨用四千万美元配置了自己的这个新玩具。里面有两张床，一张会议桌，淋浴间，米兰达环绕立体声系统（Bang & Olufsen的确设计新颖，但现在已经过时了），两台咖啡机，一个给团队用的微波炉，一个他自己用的电炉（因为他厌恶加热食品）。雅维茨只喝香槟，要是谁想邀他一起分享一瓶一九六一年的酩悦香槟，一定会被待为上宾。飞机上的空中酒窖各种酒应有尽有，足够招待宾客。还有两个二十一英寸的液晶电视，准备放映最新的还未面世的影片。

这种喷气式飞机是世界上最好的（尽管法国人坚持认为达索猎鹰质量更棒），可尽管他有钱有势，却无法改变欧洲的时间。现在是洛杉矶时间早上三点四十三分，直到此时，他才开始感觉到疲倦。他一夜未眠，从一场宴会赶赴另一场宴会，每一次谈话都以愚蠢的问题开始：“旅行感觉如何？”

雅维茨总是用另一个提问作答：“为什么？”

人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干笑一下，然后问下一个问题：“您要在这里停留多久？”

雅维茨又一次回答：“为什么？”这时，他装作接电话，请求原谅，然后与两位形影不离的朋友离开。

这里没有一个有趣的人。不过对一个买得起一切的人来说，又有谁算得上有趣呢？他曾尝试换朋友，交往一些非电影圈的人：哲学家、作家、马戏团演员、食品公司老板等。刚开始感觉宛如蜜月，直到某天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到来：“可以看一下我的剧本吗？”或者：“我有一个朋友，想当演员。您介意见见他（她）吗？”

是的，他介意。除了工作，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每月去一次阿拉斯加，走进第一家酒吧，喝得酩酊大醉，吃上一份比萨饼，在大自然中漫步，与小城的老住户交谈。每天他都在自己的私人健身会所锻炼两个小时，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超重，医生警告他心脏病随时可能发作。他不太在意外形，只想稍微减轻白日里每分每秒煎熬着他的压力，主动地沉思，治愈灵魂的创伤。在田间漫步的时候，他总是会向偶然相遇的人询问什么是“正常”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忘记很久了。答案并不统一，慢慢地他发现，尽管被人簇拥，在人世间他仍是孑然一身。

基于人们的所作所为，而非人们的回答，他最终制订出一份“正常原则”。

雅维茨看着四周。一个戴墨镜的男人正喝着果汁，仿佛与周围世界毫不相干，全神望着大海，仿佛它在远方。这男人很英俊，一头花发，穿戴考究。他是最早到场的人，肯定知道他是谁，却没有半点自我介绍的意思。而且，他居然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在戛纳，孤独是一种诅咒，那意味着没人对你感兴趣，意味着你没有能力或关系。

雅维茨忌妒那人。他看起来很独立，很自由，一定不符合自己那张揣在兜里的“正常原则”。他想和他交谈，但是太累了。

于是，他转身问其中一位“朋友”：“什么是正常？”“你有什么困惑吗？难道你做了不该做的事？”

雅维茨向一个错误的人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他的“朋友”以为他后悔自己的过去，想开始一段新的人生。可即便他后悔，想回到原点也太晚了。他知道游戏的规则。“我问什么是正常？”“朋友”茫然不知所措，另一位则继续观察着周围，监视他人的行动。“像没有野心的人一样生活。”雅维茨自己回答。他从兜里掏出那张纸，放在桌上。“我总是带着它，现在要加上几条。”

一个“朋友”说他现在不能看，得注意周围动静。这样另一个人才可以放松、安全地读上面的话。正常原则：1.一切让我们忘记自己是谁、想要什么的事都是正常的，这样我们才能工作，只为生产、再生产，挣大钱。2.战争也是有规则的（《日内瓦条约》）。3.为读大学耗费时光，结果却找不到工作。4.每日朝九晚五地工作，没有半点人生乐趣，如此三十年，直到退休。5.退休，然后发现自己已没有精力去享受人生，几年后死去，因为厌倦。6.注射肉毒杆菌。7.认为权力比金钱重要，金钱比幸福重要。8.嘲笑不追求金钱而去追求幸福的人，称他们为“没有事业心的家伙”。9.购买汽车、房子、服装，用消费定义生活，并不追寻生存的真正意义。10.不和陌生人说话。说邻居的坏话。11.总认为父母是正确的。12.结婚，生小孩，即便爱已消失，依然生活在一起，声称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仿佛孩子听不到长久的争吵）。13.批评希望过不同生活的人。14.把闹钟放在床边唤醒自己。15.相信所有印成铅字的文字。16.把一块彩色布条绑在脖子上，其外观毫无可取之处，却有个煊赫的名字——“领带”。17.从不直接问问题，即使对方知道你想问什么。18.想哭的时候，非要微笑。同情表达真情实感的人。19.认为艺术要么值大钱，要么一钱不值。20.轻视可以轻易获得的东西，因为没有“必要的牺牲”，就没有应有的回报。21.追赶时尚，买流行服饰，尽管看着荒唐，穿着也不舒服。22.坚信名人的财富可以车载斗量。23.过多投资于外在美，很少关注内在美。24.使用一切可能的资源证明自己尽管是个普通人，却无限地超越了其他人。25.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从不正视别人的眼睛，否则会被误认为勾引对方。26.进入电梯，身体正对着门，无论多挤，都装成自己是电梯内唯一的乘客。27.无论笑话多么可乐，都不肯在餐厅里纵情大笑。28.北半球，根据季节变换服装。春天穿短袖（无论天有多冷），秋天穿羊毛外套（无论天有多热）。29.南半球，在圣诞树上挂满棉花，尽管那里的冬天和耶稣的降生没有半点关系。30.人渐渐老去，认为自己是智慧的主人，却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31.参加慈善晚宴，以为为消除社会不公作出了贡献。32.每日吃三餐，不管饿不饿。33.相信别人在任何方面都做得更好：更漂亮，更能干，更富有，更聪明。超越自身局限是种冒险行为，最好什么都不做。34.把汽车当作无往不胜的武器和铠甲。35.堵车时咒骂不止。36.认为子女犯错误的原因在于择友不当。37.与第一个为自己提供社会地位的人结婚。爱情可以等等再说。38.总是说“我去试试”，但实际根本不去尝试。39.等到没有精力的时候，才去追求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东西。40.通过服药和看电视躲避抑郁。41.相信所征服的一切都是永久的。42.认为女人不喜欢足球，男人不喜欢装饰或烹饪。43.无论多么糟糕的政府，都姑息纵容。44.相信做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就意味着让别人以为自己软弱可欺，任人摆布。45.相信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出攻击性与不礼貌意味着强势人格。46.男人害怕做喉镜，女人害怕分娩。“朋友”笑了。“您该根据这些拍部电影。”他评论说。“再加一条。你们从来不想别的事情，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尽管与我形影不离。我从来不拍电影。”

电影总是由一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开始——制片人。制片人读了一本书，或者突发奇想，当时他正行驶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或者从郊区开往城市的路上，他很孤独，一心想把这个伟大的构想搬上银幕。

他要看看版权是否还在。如果已经卖掉，那就去寻找另一部作品——毕竟美国一年有六万部作品问世。如果还没卖，他会直接给作家打电话，提供的报酬却极低。作家一般都会接受，因为并非只有演员才痴迷于这个梦想机器。当文字变成影像时，所有作家都会认为自己变成了更大的人物。

他们相约共进午餐。制片人说要拍出“一部真正的电影艺术杰作”，说作家是位“亟待承认的天才”。作家则提出自己在这部作品上投入了五年时光，希望能够参与剧本创作。“不行，因为那是一种不同的语言，”这就是回答，“您一定会对结果满意的。”最后他说：“电影一定会忠实于原著。”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双方对此心知肚明。

作家决心这一次接受所有的条件，并对自己说下一次一定不会同意。从资金方面考虑，制片人表示将与一家大电影公司合作，主要角色将由著名演员出演——这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他乐此不疲，在诱惑别人的时候也总能收到效果。他买下了所谓的“优先权”，或者说预付出一万美金，获得了三年的版权。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好的。我们最终将付给你十倍于此的钱，你可以得到净利润的百分之二。”有关报酬的讨论到此为止，作家相信自己会从利润中获得很大的收益。但如果他咨询过朋友，便会知道好莱坞的会计师神奇无比，可以让电影从来没有任何利润。

午餐结束时，制片人从包里掏出合同，问能不能现在就签约，这样电影公司才会相信他手上真有一个计划。而一心惦着百分比（根本不会有）的作家，想象着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影院外墙的光景（同样不会有，最多出现一行字：“改编自某书”），便痛快地签了字。

虚荣中的虚荣，一切都是虚荣。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罗门王三千年前便说过了。

制片人开始敲各家电影公司的门。现在他已经有个题目了，一些电影公司会为他敞开大门，但并不总会接受他的方案。这时，他甚至不会费心邀请作家再次共进午餐，只消寄出一封信，说尽管他热情很高，但电影业目前还不能接受这类故事，因此要退回合同（当然了，他可没签字）。

如果制片人的方案被接受，他会直接去找整个产业链中级别最低、最廉价的人——编剧。编剧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删改数次，试图将原著呈现于大屏幕上。剧本被送到制片人（而不是书的原作者）手中，他想当然地否决了第一版大纲，认为编剧可以做得更好。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或者老气横秋的职业编剧——这里没有中间地带）几个星期几个月泡在咖啡馆，被失眠和噩梦深深地困扰，重写制片人否定或修改过的一幕幕脚本。编剧不禁自问：“如果他知道怎么比我写得好，为什么不自己写呢？”这时，他会想想薪酬，然后回到电脑前，再也不抱怨。

终于，本子快完成了。此时，制片人要删除涉及政治的内容，唯恐引起保守观众的不满；或者要求增加更多的吻戏，因为女性观众会喜欢。情节得有开端、高潮和结局，主人公的牺牲和奉献要惹得观众泪水涟涟。在电影开头，某人失去了至爱，结尾，必须重新获得。总而言之，大多数剧本可以用下面一行字来概括：

男人爱女人，男人失去女人，男人重遇女人。

百分之九十的电影是这行字的变体。也有脱离这个规则的，不过作为补偿，需要很多暴力场面或特效镜头取悦观众。这个公式历经千万次检验，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最好不要冒险。

已经有了一个写得很好的故事，制片人下一步会找谁？找提供资助的电影公司。但电影公司有一长串影片等着在日渐逼仄的影厅里排期上映，因此让他等等看，或者去找一个独立发行商，而在那之前，电影公司会让制片人签下另一份冗长的合同（甚至保障“地球以外”的专属版权），由他自己负责花销。

就在这个时候，轮到我这样的人出场了。独立发行商走在大街上没人会认识，但在电影界的宴会上，人人都不敢怠慢，虽然不是他发现题材，不是他改编剧本，他也没投一分钱。

雅维茨就是这样一个中间人——发行商。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雅维茨接待了制片人，（他有一架大飞机，有带游泳池的豪宅，世界上任何重大活动都会给他送请柬，而制片人甚至不配喝上一瓶矿泉水。）然后把一张电影DVD带回家，看上五分钟。如果他喜欢会一直看到最后——每一百部片子才有这么一部。这种情况下，他会花上十美分打个电话，约制片人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重新会面。“我们签一个协议，”他说，仿佛正在行善，“我发行这片子。”制片人试图讨价还价，想知道影片会在多少个国家、多少家影厅上映，条件是什么。但是问这么多纯属白费力气，因为他知道会听到一句回答：“这要看试映的反响。”看片观众由专业调查公司选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试映结果有专人分析。如果反响积极，雅维茨将再花十美分给制片人打个电话。第二天，他拿出三份冗长的合同。制片人希望多给一些时间，让律师先看一下。雅维茨说他并不反对，但是这一季的计划马上得制订出来，他可不敢保证等制片人回来，影片还能排上档期。

制片人只看了看可以挣多少钱那一条，满意了便签字。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多少年来，他正是这样与作家谈判的，不曾想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虚荣中的虚荣，一切都是虚荣。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罗门王三千年前便说过了。

看着大厅里熙熙攘攘的人群，雅维茨又一次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他掌握着美国境内五百多家电影院，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五千家影院签有专属合同。他提供什么，放映方就得接受什么，无论是否有收益。大家都知道，买五部没有观众的电影没多大关系，只要有一部票房优秀，就可以补偿回来。大家都仰赖雅维茨，这位鼎鼎大名的独立发行商，一位打破大电影公司垄断的英雄，一个业界的神话。

没有人问他是如何实现这个壮举的。这种问题根本不值一问，他保持着五部失败、一部成功的纪录（大公司九部失败，一部成功，成功率只相当于他的二分之一）。

不过，雅维茨自己清楚成功的原因。如果没有那两位“朋友”陪伴，他几乎足不出户。他们的任务是接听电话，预约会面，接受邀请，看起来貌不惊人，不如门口那几个猩猩似的保安膀大腰圆，实力却比得上一支军队。他们曾经在以色列受过训，在乌干达、阿根廷和巴拿马服过役。一个人接电话，另一个人便不停地环视左右，记下每个人、每个动作、每个表情。两人时而交换任务，像同声传译或飞行员一样。这项工作需要每十五分钟休息一次。

为什么要来这午餐会？本可以待在酒店睡觉的。他厌倦溜须拍马与无端的赞扬，厌倦每分每秒都要笑着说：别给我名片，我会丢掉的。如果有人坚持，他会礼貌地让他联系女秘书。（她下榻在海滨大道另一家豪华酒店，不过可没有权利睡觉，而是要接听永不停歇的电话，回复来自世界各地影院的电子邮件。尽管安装了不良信息过滤器，但总有阴茎增大或持续高潮的广告乘虚而入。）根据他发出的指示，其中一位助手会给对方秘书的地址或电话，或者告诉他名片发完了。

为什么要来这午餐会？雅维茨知道答案，但却不想接受：他害怕独处。在洛杉矶，他从宴会上回来总是到了睡觉的时候。他忌妒那个早早到来喝着果汁的男人，那人目光深邃，表情全然轻松，不太关注自己是不是显得忙碌或者重要。他想邀请那男人共饮一杯，却发现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这时，雅维茨感到背部被叮了一下。“蚊子。就因为这个，我讨厌沙滩上的宴会。”他摸了摸叮咬的地方，从身上拿下一根大头针。多么愚蠢的玩笑呀！他看了看身后，差不多两米开外，几位宾客正走过去，一个留着典型牙买加发式的黑人正在哈哈大笑，几个女人正看着他，目光中充满了敬意和渴望。

他太累了，不想接受挑衅，就把那黑人看成小丑吧——生活中如此行事才能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蠢货。”面对突发情况，两个“朋友”迅速作出了反应，这样才对得住每天四百三十五美金的报酬。其中一人把手举起来，皮套下有一支自动手枪，套着外衣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另一个人小心地跳起来（他们到底还是在宴会上），站在主人和黑人之间。“没关系，”雅维茨说，“不过是个玩笑。”他指指大头针。这两个蠢家伙谙熟火器、匕首与恐怖袭击。他们总是先走进酒店房间，侦察情势。有人佩带武器（在某些城市，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他们会有强烈的警觉，眼睛一眨不眨，直到最终判断那人并无恶意。坐电梯时雅维茨总夹在这两名硬汉中间，他们身躯相对，仿佛铜墙铁壁。没人见过他们掏枪，因为只要掏枪子弹就一定出膛。一般来说，他们只用眼神或温和的对话便能解决问题。

问题？自从交了这两个“朋友”，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只要他们现身，便仿佛能击退一切恶意和暴行。

一个人问：“那人。那个最早到的、独自坐在那张桌旁的人，他有武器，是不是？”另一个人嚅嚅地说：“可能。”但是那男人从正门离开半天了，而且他们一直监视着他，因为猜不透墨镜后的目光究竟瞟向何处。

现在可以放松了。一个人重新守护起电话，另一个死死地盯着牙买加黑人，而对方竟迎着目光，毫不惧怕。这家伙有点古怪，不过如果他再敢轻举妄动，就准备从此戴假牙吧。一切都将以最大程度的不动声色在沙滩上完成，谁都看不见，而且一个人就够了，另外一个人只需将手指放在扳机上。这类挑衅可能只是假象，目的是调虎离山。面对陷阱，他们早已见怪不怪。“一切还好……”“不好。叫救护车。我的手不能动了。”

中午12：44

真幸运！

整整一个上午，她都在等待（却没能和那个男人打招呼）。他会改变她的一生，对此她坚信不疑。他就坐在那里，与两个朋友在一起，一如既往地不修边幅。有权势的人不需要展示自己的能耐，甚至连保镖都不需要。

莫琳认为，戛纳的人可以分成两派：

A）古铜派。成日晒太阳的结果（实际上他们已经是赢家），他们带着这标记出入于宴会限制区。回到酒店，几份请柬正在恭候——大多数被扔进了垃圾桶。

B）苍白派。从一个黑洞洞的办公室奔向下一个，没完没了地试镜，亲眼看着美好的东西被白白浪费，因为供选择的实在太多；而一旦与某人签了真正的合同，可以在阳光下找到一个地方（跻身古铜派之列），却因此感到惊恐莫名。

雅维茨·怀尔特炫耀着一身的古铜，真让人忌妒。

电影节将在这个法国南部的小城举行十二天，此地立刻物价飞涨，车辆只有获得许可才能通行，私人飞机停满了机场，模特占据了海滩。戛纳有若干条通向主会场的红地毯，摄影师围绕四周，明星大腕摇曳生姿。戛纳不是时尚的聚会，而是电影的盛宴！

尽管奢华与魅惑更具视觉冲击力，电影节的灵魂依然是该产业的巨大市场：世界各地的买家与卖家共聚一堂，就作品、投资或构思讨价还价。通常一天就能放映四百部作品——大多是在短期出租的公寓中放映，观众坐在床的四周，感觉很不舒服，抱怨天热，要矿泉水，要求特殊待遇，而放映者则神经绷紧，笑容僵硬。他们必须接受一切，接受所有挑衅，毕竟，将历经数载才最终完成的作品呈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能走出旅馆房间，走进真正的影院放映，四千八百部新片正纠缠得不可开交。而梦想的世界踏上了一条歧路：新技术摧枯拉朽，人们因为疲惫不安越来越不肯出门，再加上有线电视的普及——不用付多少钱，每天可以选看五百部电影。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如今因特网使每个人都变成了电影人。专门网站有各种各样的视频：孩子学走路的、战俘惨遭斩首的，还有女人裸露身体的（在网络另一端，会有人感到瞬间的孤独的快乐，女人知道这一点，所以表演起来才快乐）。冰冻人、车祸现场、体育比赛、时装展示，隐蔽的摄像机将这些场景强制性地展现给对它们视而不见的人群。当然了，人们依旧出门，但是更愿意把钱消费在吃饭或名牌服饰上，而其他东西在电视屏幕、电脑里应有尽有。

电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前，人人都记得金棕榈大奖的获奖者。而现在，如果问起今年的获奖人，就连参加电影节的嘉宾都回答不出。“罗马尼亚人吧。”有人这样回答。“不，我敢保证是个德国人。”另一个人说。最后，他们查了获奖名单，发现居然是意大利人获奖——他的作品只不过小规模地放映过。

在与录像厅的竞争中，影院曾完全处于下风。后来情况稍微好转一些，而如今，电影又一次走向衰落。买份报纸，就可以获得一部老电影的DVD，网络下载无处不在，盗版来势汹汹，这一切都让电影发行变得疯狂无比：如果新片耗资巨大，发行人就会竭尽全力，让它同时占据所有影厅，不给其他新片空出位置。

少数敢于冒险的人会发现，仅靠作品的质量说话是行不通的。如果想让大城市的观众都知道该部影片，就得花上极为高昂的宣传费：在报刊杂志上整版整版地做广告，接待宾客，和媒体打交道，四处旅行宣传影片。人工费越来越贵，拍摄装备越来越精良，人手却仿佛越来越不足。最重要的问题是，找不到可以发行影片的人。

即便如此，冒险家们依然每年颠沛流离，寻觅机会。上流社会对一切都兴致盎然，似乎唯独对大银幕提不起任何兴趣。有些公司表现出了兴趣，可只愿出合理价格的十分之一，既然拍摄人从前不过是在电视上混饭的无名小卒，这个价格已经够给“面子”了。要求可谓五花八门，片子得再剪一下，不能诋毁家庭价值。诺言总是信誓旦旦（不一定会履行），说什么如果把剧本全部改过，或者做做别的题材，第二年一定会有合同。

人们听之受之，因为别无选择。上流社会是世界的主宰，他们的理由很动听，他们的声音很甜美，他们的笑容很动人，而他们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他们知道，接受或者拒绝，他们有这个权力。

权力不跟任何人讨价还价，只跟自己妥协。不过，也不是说一切都不可救药，在小说里，在现实中，总会有英雄出现。

莫琳仰慕地看着他：英雄就在面前。她辛勤工作了三年，梦想有所作为，几次前往洛杉矶，辛苦奔波，送礼、托人。前男友帮了她，他们曾是电影学院的同学。他最终选择在一家电影刊物工作，认为比那项容易丢掉尊严与金钱的工作更有安全感。“我会跟他说说看的，”前男友说，“但雅维茨从来不听别人的话，就连掌握捧杀大权的记者也从不理会。他高高在上。我们正考虑写一篇报道，探究一下他为什么可以掌控那么多影厅，可他的工作人员却不肯透露分毫。我会说说的，但一点压力也施加不了。”他说了，让雅维茨看了《毛孔的秘密》。第二天，莫琳就接到了发行商的电话，说想跟她在戛纳见一面。

其实到他办公室也就十分钟时间，可她连提都不敢提，而是即刻赶赴这个遥远的法国小城。她弄到一张飞往巴黎的机票，又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车来到这里，把预订单交给一家不入流的小旅舍里脾气暴躁的经理，然后住进一间单人房，每次上洗手间都要跨过如山的行李。通过前男友，她搞到了一些二流活动的邀请函，比如伏特加新品或新款衬衣的发布会等。她当然想搞到进入电影节会场的票，但实在是太迟了。这次旅行不但超出了预算，连续二十小时的行程也让她身心俱疲，不过终于有了十分钟的见面机会。

她相信自己会带着合同回去，大好的前途正等待着她。是的，电影业正在遭遇危机，可那又怎么样？难道电影（尽管只有很少一部分）不再辉煌？难道城市里没有贴满新片的海报？名人杂志拿什么作为谈资？是电影演员！电影已经被宣判过很多次死刑，可它依然存活至今，莫琳知道，也坚信这一点。当电视出现时，“电影完蛋了”；当因特网向盗版大开方便之门时，“电影完蛋了”。然而电影就在这里，在这个因电影节而闻名的地中海小城的长街深巷中。

现在，天赐良机，她得好好利用。为此，她会接受一切，所有的一切。雅维茨·怀尔特就在那里。雅维茨看过她的影片。片子具备一切成功的条件：主题是对性的探索，势必会引起世界性的反响，媒体也会广泛关注。在他控制的院线里放映这部《毛孔的秘密》，真是恰逢其时。

雅维茨·怀尔特，一个正义的反叛者，他改革了电影业，赢得了更多观众。演员罗伯特·雷德福为独立电影人设立了圣丹斯电影节，也想收到同样的效果，可即便雷德福几十年殚精竭虑，面对美国、欧洲、印度大电影公司动辄上亿美金的巨大投入，依然没有破解之法。而雅维茨·怀尔特是个赢家。

雅维茨·怀尔特，电影人的救世主，伟大的神话，弱势者的同盟，艺术家的挚友，新一代的保护人，通过一套睿智的体系（她对此全然无知，只知道的确收效良好），在全世界拥有影厅。

雅维茨·怀尔特明天将与她会面十分钟。这说明他已经接受了她的影片，剩下的不过是细节问题。“我接受一切，所有的一切。”她又说了一遍。

她从事电影业已有八年，耗费了过往生命的四分之一，短短十分钟，不足以把这八年的遭遇一五一十地都讲给他听。她上过电影学院，导演过几部广告片，拍过两部短片，在内陆小城的沙龙和纽约的影像酒吧放映过，反响非常不错。为了筹到一百万美金的拍摄资金，她抵押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房产。这是她唯一的机会，再没有其他房产可用于抵押了。不过，会谈时说这些没什么用处。

她了解其他同学的职业道路。奋斗良久之后，他们都会以拍广告为生，这是一条更舒服的路，因为广告片越来越多；或者在电视剧制作公司谋一个职位，碌碌无名却很稳定。可是她的作品得到过肯定，她就想获得更多成功，只是之后的道路就不是她所能控制的了。

她坚信自己担负着一项使命：为后代子孙的福祉，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她要把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团结起来，证明艺术并非只是一种娱乐手段。她要批评领袖的错误，拯救在非洲忍饥挨饿的儿童，揭露环境问题，消灭社会不公。

当然，这是一个野心极大的计划，但她相信自己的坚持会让她最终实现这个梦想。为此，她要净化灵魂，求助于四种引导力量：爱、死亡、权力与时间。要去爱，因为上帝爱着我们所有人；要有死亡的意识，为了更好地理解生命；要为了成长而斗争，但不要陷入权力的陷阱，那毫无意义。最后，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灵魂尽管不朽，但此刻却被束缚在时间的经纬里，有自由，也有局限。尽管灵魂被时间的经纬捆绑着，工作却可以给予它快乐与激情。她要把电影奉献给世界，去改变现实，改变人类。

莫琳的父亲去世时，抱怨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做想做的事。这让她当即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只有在危机时刻，才会有改变发生。她不希望结束生命时像父亲那样，不想对自己的女儿说：“我想做，当时也可以做，但却没有勇气去冒险。”得到遗产的那一刻，她明白了这笔财产的真正用意：让她完成梦想。

她接受挑战。像她这年龄的人都想成为名演员，可她不同，她的梦想是讲故事，让下一代人也可以去看，去笑，去梦想。《公民凯恩》是她的榜样。这是一位激进主义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试图批评垄断全美媒体的报业巨头。这部影片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仅因为剧情，更因为它用摧枯拉朽的方式触及了当时的伦理与技术问题。这样的电影永远不会被人遗忘，一部就够了。“他的第一部电影。”第一步一定要走好。尽管影片导演奥逊·威尔斯再也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迅即从银幕上消失，只成为了电影课的研究对象，但有一点很确定，会有人“重新发现”他的才华。《公民凯恩》不是他唯一的作品，但却向所有人证明了一点：一旦一鸣惊人，以后便不愁没有机会。

她珍惜这次机会，暗暗发誓不会忘记曾经遭受的痛苦，终其一生会为人类的福祉而奋斗。第一部将永远是第一部，她把所有的气力、祈祷与激情都集中在这一部作品上。朋友们都在四处邮寄剧本，介绍自己的创意，同一时间忙着干几件事，哪一件都不会有好结果。而莫琳不同。她全身心地投入《毛孔的秘密》的拍摄上。这部片子讲的是五位修女接待了一位有性怪癖的人的来访。她们并没有劝服他皈依天主，反而觉得对话的唯一可能在于接受他那个反常的世界。因此，她们决定献出身体，这样他才能通过爱懂得上帝的光荣。

她的想法很简单。好莱坞的女演员无论多么出名，一般到了三十五岁就会从银幕上消失。一段时期内，她们还是名人杂志的常客，慈善拍卖会和大型晚宴上还能看到她们的身影，依然踊跃地参加人道主义事业，但有一天，当发现聚光灯不再眷顾自己时，她们便会结婚，然后再离婚，制造些桃色新闻——可以再维持几个月、几个星期或几天的辉煌。在这段无所事事、星光黯淡的时期，钱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只要能重回大银幕，什么条件她们都可以接受。

莫琳接触的女星十年前还处在世界之巅，现在都似双脚就要触到地面了。她们迫切地希望恢复从前的地位。她把剧本寄给了她们的经纪人，经纪人竟然狮子大开口，她的回答自然是“不”。她亲自敲响了每位演员的家门，告诉她们拍摄资金已经到位，所有演员竟然都同意了，而且几乎不要片酬，只是要求她守口如瓶。

在这个行业里，不能有从卑微做起的想法。有时，奥逊·威尔斯的幽灵会在她的梦中出现：“要尝试不可能。不要从底层做起，因为你本来就处在底层。你要快速上升，趁别人还没把梯子搬走之前。如果你害怕，那就祈祷一下，但是接下来要继续向前。”她的故事非常棒，演员又是第一流的。她知道要做出为电影公司和发行人接受的片子，质量是一切的关键。艺术与商业的统一不但是可能的，更是必须的。

其余一切与她无关：批评家们善于意淫，只欣赏谁也看不懂的片子。小规模放映时，只有十几个人天天看，然后在酒吧里待到天明，一边抽烟一边评论一个场景（他们的理解与拍摄的初衷往往相距甚远）。导演参加座谈，向观众解释他们本该自己明白的事。工会组织活动，抗议政府忽视本国电影。知识分子在杂志上发表的声明、无休无止的会议，充斥着对政府不支持艺术的抱怨。著名报刊上发了一两条小消息，只有相关人士或相关人士的家庭才去阅读。

是谁在改变世界？上流社会。是上流社会的人改变着世界，干涉着大多数人的行为、心灵和思想。因此她喜欢雅维茨。喜欢奥斯卡。喜欢戛纳。

想实现这一切，仅依靠平常的思维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喜欢提供做一件事的最好方法，却不想冒任何风险，而莫琳却赌上了一切。她的摄制组是最好的，她在数月内几度重写剧本，还说服了才华横溢而又素昧平生的导演、造型师及配角演员。她几乎没有提钱的事，只是向大家承诺将来的成就。看到演员表上领衔的五位女演员时（这预算得多大呀），所有人都惊呆了。开始人们要价很高，后来都相信能参与这部片子，对他们的履历大有裨益。激情似乎为她打开了所有的通路。她被自己的想法感染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的纵身一跃，将造成真正的改变。作家或作曲家写出好的作品还不够，重要的是他们的心血不能在书架或抽屉里长毛发霉。需要被人看见！她动用了所有关系，只希望把作品寄给一个人，那就是雅维茨·怀尔特。她备受屈辱，但坚持前行；饱受忽视，但勇气倍增；屡遭白眼、嘲笑、排斥，但依然相信梦想会实现，因为这部刚刚完成的作品饱含着她全部的心血。最终她的前男友伸出了援手，雅维茨·怀尔特敲定了会面时间。

午餐时，她的目光不曾离开过他，提前品味着第二天的会面。突然，她发现他不能动弹了，目光十分空洞。他的一位朋友看了看后面，又看了看左右，手一直放在大衣里面。另一个人拿起手机，慌慌张张地拨号。

发生了什么？应该什么都没发生。附近的人依然在谈话、喝酒，享受着宴会、阳光、美女。其中一人想扶起他走路，但雅维茨看上去根本无法动弹。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大概是喝多了吧。或者太累了，压力太大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她千里迢迢赶来，而现在两人离得那么近……

远处传来了鸣笛的声音。大概是警察正在为某个大人物开路，戛纳的交通无时无刻不拥堵。一个人把雅维茨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架着他走向门口。鸣笛声越来越近。另一个人依然没有把手从大衣里拿出来，监视着四周。某一刻，她与他目光交汇。那人扶着雅维茨来到了斜坡，莫琳不由得惊奇，一个如此瘦小的人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背起那样一个健硕的人。

鸣笛声在帐篷外戛然而止。此时，雅维茨与其中一人已经消失无踪，另一个人向她走来，手依然揣在大衣怀里。“发生了什么？”她害怕地问。多年的导演经历让她觉察出眼前这个家伙面色冷峻，好像职业杀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人的口音让人很难辨认。“我看到他不舒服。发生了什么？”

那人没有把手拿出来。莫琳突然发觉，这件小事也许会造成严重后果。“我能帮忙吗？我可以到他身边去吗？”

那只手似乎放松了下来，但眼睛依然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我和你一起去。我认识雅维茨·怀尔特，是他朋友。”

男人一句话都没说，转身而去，向着海滨大道的方向疾行。这一切发生在一瞬间，于她却仿佛是永远。

莫琳的脑袋一片混乱：为什么他会说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又一下子失去了对她的兴趣呢？其他宾客丝毫没有留意到这一切，只听到了鸣笛声，也许以为路上发生了什么事。这鸣笛声与欢乐、阳光、酒水、美女、帅男、攀附、苍白和古铜肤色格格不入，它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车祸、心脏病、疾病、犯罪的世界，不会引起在场任何人的兴趣。

莫琳的大脑简直不能运转了。雅维茨一定出事了，这是上天提供的机会。她向门口跑去，看见一辆救护车正全速行驶在封路的那一侧，鸣笛声又响了起来。“他是我朋友。”莫琳对门口的保安说，“他会被送往哪里？”

保安说出了医院的名字。莫琳连想都不想便跑了出去，打算拦一辆出租车。十分钟之后，她明白了，城里根本就没有出租车，除非肯付酒店门童不菲的小费，让他们帮忙叫一辆。但她兜里没钱，于是她走进一间比萨饼店，拿出随身携带的地图。有人告诉她，去那个地方，至少要跑上半个小时。

她的前半生都在奔跑，这么一点路她根本不在乎。

中午12：53

真是料事如神。这里有五位姑娘，外表看起来极像，都浓妆艳抹，袒着胸，露着大腿，正忙着用手机打电话或发短信。

没有人交谈，因为她们彼此熟悉，就像孪生姐妹一般心灵相通。她们遭遇过同样的磨难，并且毫无怨言地接受，如今又面对着同样的挑战，也都相信梦想永远不会磨灭，生活很快会发生巨变，那美好的瞬间近在咫尺，而意志正接受着严峻的考验。

她们都曾与家庭作战，因为父母总担心女儿会堕入风尘。她们都曾登台演出，体验过面对观众的痛楚与欢愉，知道观众的眼睛正盯着她们看，感受到空气中电光闪烁，谢幕时掌声如雷。她们都曾幻想有一天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会坐在观众席上，演出完毕后去后台找她们谈些正经事，而不只是祝贺演出成功，索要电话或邀请她们共进晚餐。

她们都接受过几次晚餐邀请，可有一天才明白这只会把自己引向某个男人的床榻。那男人年长有势，征服欲丝毫不减。但和一切有趣的男人一样，他已经结婚了。

她们都有一个年轻的情人，当别人问起她们的婚姻状况时，却总是忙不迭地澄清：“我尚未许嫁。”她们都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局势，无数次听到有人夸奖自己才华横溢，只是缺少机会，而那个能彻底改变她们生活的人就在眼前。有时，她们不免相信了这鬼话，于是坠入过于自信的陷阱，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第二天却发现，电话只能打通脾气暴躁的女秘书的分机，而永远不会转接给老板。她们威胁要把上当受骗的事讲出去，卖给八卦小报。但没人真会这样做，因为“不能在艺术界坏了名声”，她们还处于在乎名声的阶段。

也许，她们中的两三位也有过“爱丽丝漫游仙境”般的历练，现在希望向家人证明自己比想象中的更能干。父母们在广告及贴满全城的海报上看到了女儿的身影。最初的战争过后，他们相信孩子的命运只能通向这里：奢侈与魅惑。

她们都相信，有一天梦想会实现，才华会被承认，可最后终于明白在实现明星梦的道路上，只有一个神奇的词汇：关系。

她们都派发过自己的相册，这样才来到戛纳。她们不停地查看手机，去所有能去的场所，尝试进入所有不可能进入的地方，梦想有人邀请自己参加晚宴或出席“大奖中的大奖”典礼，走上那条通往会堂假日宫的红地毯。但这想法仿佛太遥不可及，她们甚至不敢对自己明言，以免失败的情绪摧毁心境。而就算心中再阴霾密布，她们也需要时时刻刻表现得兴高采烈。

关系。

在经历过很多错误之后，她们终于遇上一个欣赏自己的人，因此才来到这里。而正是通过关系，一位新西兰的制作人找到她们。谁也没问要去做什么，要准时，知道这个就够了。时间谁也浪费不起，对这一行的人来说更是宝贵。有时间的只有等在这里的这五位姑娘。她们忙着打电话、看杂志，强迫症似的发着短信，想知道是不是有人邀请她们参加什么活动，想和朋友谈谈，却又不忘强调自己没有时间，因为要和一位电影制作人会面，这非常重要。

加布列拉排在第四号。前三位从屋里出来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加布列拉试图从她们的眼睛里读出一些东西，可她们都是……演员，习惯了隐藏情感，喜怒不形于色。她们果断地走向门口，语气坚定地祝福其他人“好运”，仿佛在说：“你们不用紧张，也不用患得患失。那个角色肯定是我的。”

屋子的一面墙上挂着一道黑色的幕布。地上，各种型号的电线缠绕着，照明灯放在铁架子上，前面摆放着一个酷似白色洋伞的工具。屋子里有音响、监视器，还有一台录像机。墙角放着矿泉水、金属箱、三脚架、散乱的纸张，以及一台电脑。一个三十五岁上下戴眼镜的女人正坐在地上翻看加布列拉的相册。“太可怕了。”那女人说，看都不看加布列拉一眼。“太可怕了。”她又重复一遍。加布列拉手足无措。也许该装作没听到，走到墙角——那儿有一群工作人员正在热火朝天地聊天，然后躲在某个人身后，点起一支烟。又或许就该杵在这儿。“我厌恶这张。”那女人接着评头论足。“那是我。”

简直没法控制自己的语言了。她绕着戛纳城跑了半圈，在等候室等了两个多小时，就是为了这可以永远改变她人生的一刻（从前，每思及于此，她都会兴奋异常，现在这种感觉却越来越少了），没有什么能把她打倒。“我知道，”那女人回答，目光甚至没从照片上移开，“花了不少钱吧？有人靠做做相册、写写简历、开开戏剧课就能过得很滋润，都是从像你这样虚荣的人身上挣钱。”“要是你觉得我的照片很可怕，那为什么还叫我来呢？”“因为我们需要的正是个可怕的人。”

加布列拉笑了。那女人终于抬起了头，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我喜欢你的衣服。我憎恨庸俗的人。”

加布列拉又要做梦了。她的心都快跳出来了。那女人给了她一张纸。“到那个标记那儿去。”然后，她转头对工作人员说：“把烟都给我熄了！把窗户关上，别影响音效。”“标记”，是地上一个用黄色胶带纸粘出的十字。工作人员指定好位置，让演员站在那里，这样光线就不需要重布，摄像机也用不着移动位置。“这里太热了，我出了不少汗。能去一下洗手间吗？我想补个妆。”“可以，当然可以。但是等你回来，可就没时间拍摄了。我们傍晚之前得把带子交上去。”先进来的那些女孩肯定问了同样的问题，也肯定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最好不要浪费时间。她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巾，轻轻地在脸上按了按，然后走到“标记”处。一位助理走到摄像机前，加布列拉正在争分夺秒，想在拍摄前通读一遍纸上写的东西。“第二十五号试镜者，加布列拉·谢丽，汤普森经纪公司。”二十五号？“开拍。”戴眼镜的女人下了命令。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不。我不相信你的话。人们犯罪都是有理由的。”“重来。你是在跟男朋友说话。”“不。我不相信你的话，人们犯这种罪，都是有理由的。”“‘这种’在本子里没有。你说那编剧干了几个月，难道没想过加不加‘这种’？他去掉‘这种’，难道不是觉得这词没用？肤浅？画蛇添足？”

加布列拉深吸了一口气。她什么都没了，但还有耐心。现在要做到最好，然后离开，去海边，或者回家小睡一会儿。她需要休息，这样晚上参加鸡尾酒会才能神采奕奕。平静突如其来，笼罩了她。突然间，她觉得自己一向深受眷顾，深蒙恩宠，还活着，要感恩。没人逼她来这里，没人强迫她一而再地忍受侮辱。很多年来，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拥有的能力，可从前一向认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不，我不相信你的话。人们犯罪都是有理由的。”“下一句。”这命令纯属多余，无论如何，加布列拉都会继续演下去。“我们还是去看医生吧。我觉得你需要帮助。”“不。”戴眼镜的女人友情出演，扮演了“男朋友”的角色。“好吧。我们不去看医生。我们出去走走，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在乎你，我依然在乎。”纸上的话念完了。全场仍旧鸦雀无声。一种奇怪的力量突袭了这里。“告诉等在外面的姑娘，她们可以走了。”戴眼镜的女人对在场的一个人说。

这难道就是她朝思暮想的事？“去海边，往左走，一直走到海滨大道的尽头，那儿有个码头，就在棕榈大道对面。有条船等着你，一点五十五分会准时带你去见吉布森先生。我们会把带子给他，但他还是想亲眼见见有可能一起工作的人。”笑容在加布列拉脸上绽放。“我说的是‘有可能一起工作的人’，我可没说‘一起工作的人’。”

即便是这样，加布列拉依然笑着。吉布森！

下午1：19

一张不锈钢台横在萨伏伊探长和法医之间，上面躺着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美丽少女，全身赤裸。而且全无呼吸。“您确定吗？”

法医走到同样是不锈钢材质的水池边，脱下橡胶手套，扔进垃圾桶，然后拧开水龙头。“完全确定。没有任何吸毒的迹象。”“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么年轻的姑娘难道还能心脏病突发不成？”屋子里只听得到流水声。“人们总爱看表面，什么吸毒啦，心脏病啦，都是表面。”他洗手的时间比需要的长了不少，一点点间歇对他的工作并无大碍。他用酒精给胳膊消过毒，把解剖用的东西扔进垃圾桶，然后走回来，让探长从上面看那女孩的尸体。“仔细看，别不好意思。要注意细节，这可是你的职业要求。”

萨伏伊仔细观察着尸体。有一刻，他伸出手，想抬一下那女孩的胳膊，但被法医拦住了。“没必要碰她。”

萨伏伊观察着女孩的尸体，从头看到脚。此时他对她已有了不少了解：她叫奥莉薇娅·马丁斯，父母都是葡萄牙人，有一个男友，是个无业游民，总喜欢晚上出来闲逛，现在他正在其他地方接受询问。法官批准搜查他的房间，搜出了一些小瓶的THC，还有六个信封，每一个里面装有一克海洛因。另外发现了一只带血的手绢，已经送交化验。最多是个小毒品贩子罢了。进过一两次监狱，警察认识他，可是从没有暴力犯罪的记录。

奥莉薇娅很漂亮，死后也是如此。那眉毛浓黑浓黑的，带有一点稚气，胸也很……“不能想这些，我是专业人士。”萨伏伊暗自警告自己。“我什么都看不到。”他说。

法医笑了，他的傲慢让萨伏伊有点生气。法医指着左肩与脖子之间的一个紫色瘢痕，很小，几乎看不出来。然后，他又指了指上身右侧，两根肋骨之间也有一个类似的伤痕。“用医学术语说就是：颈静脉与颈动脉同时堵塞，神经束受迫，这种压力引起了上半身的完全瘫痪……”

萨伏伊一言不发。法医明白现在不是炫耀知识或开玩笑的时候。他为自己感到难过：每天与死亡打交道，身边除了尸体，就只有严肃的人。孩子们从不评论父亲的职业，所以工作也成不了饭桌上的谈资，人们憎恶所有与死亡有关的事。他曾无数次自问，选择这个职业是不是错了。“也就是说，她是被掐死的。”

萨伏伊仍旧一言不发。他的大脑正快速运转：青天白日下，她居然在海滨大道上被掐死了。警察已询问了她的父母，这姑娘早上出门是去卖小工艺品——这不合法，流动商贩没有上税，不可以卖东西。流动商贩这事儿跟谋杀案又没关系，他暗想。“不过，”法医接着说，“这事有些蹊跷。如果是普通的窒息死亡，那么双肩都会出现伤痕，也就是说，一个人扼住受害人的脖子，而她一个劲儿地挣扎，这是我们熟悉的场景。但是这起案件中，是一只手，更确切地说，是一只手指阻止了血流入大脑，而另外一只手指造成了身躯完全麻痹。这说明此人功力高强，对人体构造相当了解。”“可能是在其他地方遇害，然后被运到那个长椅上的吗？”“如果是这样，拖动尸体时就会留下痕迹，因为似乎凶手只有一人。我首先寻找的就是这个，却什么都没发现，所以又去寻找手使劲按着腿和胳膊时留下的痕迹，但还是一无所获。不说术语，死亡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也留下了痕迹，比如尿液……”“你到底想说什么？”“发现她的地方就是遇害的地方。从手指留下的痕迹看，凶手只有一个人。她认识凶手，因为没人看见她试图逃跑。凶手坐在她左边。这个人应该受过训练，很有功力。”

萨伏伊点头致谢，然后向门口走去。回去的路上，他给审讯奥莉薇娅男友的人打了个电话。“跟吸毒无关。”他说，“是一起谋杀案。问问他会不会格斗术。我现在就过去。”“不，”电话那头的人回答，“你要去医院。我想我们又有麻烦了。”

下午1：28

这是一则童话。不过此时此刻，他正在天上，俯瞰着宝蓝色的海洋、豪华的游艇、蝼蚁般的人群、沙滩上的帐篷，还有起伏的山丘，左侧地平线的另一边便是非洲，那里总有这样那样的麻烦。须臾间，大地近在眼前。如果有可能，还是得从高处看人，他想，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人的渺小。

伊娃看上去兴味索然，甚至有些精神紧张。哈米德从不知道他的女人在想什么，尽管他们在一起已经两年多了。对所有人来说，戛纳都意味着一种牺牲。但是在计划好之前，她不能离开这个城市。想必她已经习惯了，她前夫的生活和他的没什么不同：不得不参加的晚宴，不得不举办的活动。变来变去的国家，变来变去的大洲，变来变去的语言。

她一直这样还是……她不像从前那样爱我了？不能这样想，还是想点别的事情吧。

发动机隆隆直响，没法谈话，除非使用耳麦电话。伊娃却连从座位旁边的挡板中拿出耳机的意愿都没有，他想央求她戴上，听他讲这句说了上千遍的话：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他不惜一切，只为与她共度这美好的一周，这是他的第一个戛纳电影节。可是不可能，正是着陆时间，耳机里只能听到飞行员的声音，而且伊娃讨厌当众示爱。

此时他们坐在这正在降落的巨型“玻璃泡”里，已经看到了那辆庞大的白色迈巴赫，奔驰公司的新产品。一会儿，他们将坐在车里，听听轻松的音乐，品品冰镇的香槟，喝上一杯世界上最好的矿泉水。

他看了看腕上的金表，瑞士沙夫豪森的一家小作坊出品。女人在珠宝上挥金如土，而男人不同，手表是有品位的男人唯一的珠宝。这些款式根本不会出现在奢侈品杂志上，只有真正识货的人才懂得它们的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精英：知道好货确实存在，而不像其他人只是听说过；而且要使用确实存在的好货，不像其他人只知道浪费时间评头论足。

已经下午两点了。在股市开盘之前，他需要先和股票经纪人谈谈。到了之后，他会打个电话——一个电话即可，给经纪人指示。他并不喜欢在“赌场”——人们这么称呼基金投资——里赢钱，但得装得在意那些基金经理们的一举一动。“酋长”保护着他们，支持着他们，监督着他们，而且还得表现得对情况了如指掌。

两个电话，没给出任何买卖股票的指示，他的精力集中在别的事情上：今天下午将会有两个演员在红毯上展示他的设计，一个如日中天，一个默默无闻。当然有助理照管一切，但他喜欢凡事亲历亲为。他要时刻提醒自己，任何细节都是关键，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建立起一个王国，不能忘记这一点。余下的时间，他想让伊娃好好地陪着自己，介绍有趣的人给她认识，与她一起在沙滩上散步，去城外的无名饭馆一起吃饭，或是手挽手，在下面那个依稀可见的葡萄园里漫步。

以前他总觉得除了工作自己不可能爱上任何东西，尽管在他成功猎艳的清单上，某些大名鼎鼎的女人赫然在列，真让人妒火中烧。但自从伊娃出现，他发觉自己变了一个人，两年时间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爱得更强烈，更火热。他深陷情网。

他，哈米德·侯赛因，世界知名设计师，奢侈与魅惑的世界中最为人熟知的面孔。他，与所有人斗，与所有事斗。他来自中东，信仰异教，却承受着人们的偏见，生存了下来，学到本领，并跻身于世界名流，将部落远祖的智慧发扬光大。或许有点出人意料，他并没有出身于一个石油巨富之家，父亲只是一个布商，在一个“美丽”的日子，因为没有遵从命令，酋长的“恩典”突然降临。

每当犹豫不决，他总会想起年少时上的那一课：要向“上流社会”说不，即便冒着很大的风险。绝大多数情况下，他赌赢了。而极少数输的时候，他发现后果也并非想象那般严重。

父亲未曾亲眼见到儿子的成就。在酋长大肆购买土地，准备在沙漠中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的时候，父亲鼓足勇气，对酋长说：“我不卖。我家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这里埋葬了我的先人，虽然气候无常，常有侵略者滋扰，但我们学会了如何生存。真主守护的土地不能出卖。”

酋长提高了收购价格，但还是一无所获，不由得暴跳如雷，准备铲除这个眼中钉。他不耐烦了，想尽快实施计划，因为国际油价节节飙升，得赶在储备枯竭之前，把钱用出去，否则即便修建了基础设施，也无法吸引外国投资者。

但是老侯赛因不为所动，坚持不肯出卖那份产业。酋长决定直接和他谈判。“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他对老布商说。“那就给我儿子合适的教育吧。他已经十六岁了，在这里看不到前途。”“你得把房子卖给我，这是交换条件。”

长久的沉默。老侯赛因看着酋长的眼睛，说出了一番令人不敢想象的话：“君主有责任教育臣属。我无法用过去交换我家庭的未来。”

哈米德依然记得当时父亲眼中的悲哀。“但如果能让我的儿子得到人生的一次机会，我愿意接受您的提议。”

酋长一言不发地走了。第二天，他通知布商，让孩子过去，他要亲自和他谈谈。哈米德穿过无数禁行的街道，巨大的起重机矗立在那里，工人永不停歇地干活，整个街区面临拆毁的命运。最后，他来到那个建在老港口旁的宫殿。

酋长直奔主题：“你知道我想买你父亲的房子。我们的石油不多了，在油井吐出最后一滴油之前，我们得改变对石油的依赖，另谋出路。我们要向世界证明我们不但可以卖石油，也可以卖服务。但在踏出第一步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些重要的改革，比如修建一个好的飞机场。我们需要土地，这样外国人才能到这里盖楼——我的梦想是正确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们需要金融领域的人才。你也听到了我和你父亲之间的对话。”

哈米德企图隐藏起害怕，还有另外十几个人聆听着这场对话。不过他心中自有答案。“你想做什么？”“我想学习服装设计。”

人们面面相觑，也许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想学习服装设计。我父亲购买的布匹大部分卖给了外国人，制成高级服装之后，利润会成百倍地增加。我相信我们也可以从事时装业，时装是一种消除外界歧视的方法。如果他们觉得我们的衣着和野蛮人不同，就会更好地接受我们。”有人窃窃私语。他是在说时装？那可是西方人的东西，那些人注重外表更甚于内在。“另外，我父亲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希望他能保有那幢房子。将来我会用上他的布匹，如果仁慈的安拉希望如此，我会实现我的梦想。就像陛下一样，我也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

人们大吃一惊，一个年轻人胆敢挑战最高首领，还不愿听从父亲的意愿。不过，酋长微笑着回答：“哪里可以学服装设计呢？”“法国、意大利。跟大师们实践。某些大学可以教，但什么都代替不了经验。这很难，不过如果仁慈的安拉保佑，我一定会成功。”

酋长要他傍晚再来。哈米德来到港口，走进集市，布匹刺绣五彩缤纷，让他目眩神迷——他珍惜每一次来到这里的机会，人们很快就会毁掉这里的一切。他感到悲伤，因为过去和传统的一部分会消失殆尽。有可能阻挠这一进程吗？阻碍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明智的吗？他想起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己曾在灯下描摹贝都因人的传统服饰图，因为害怕有一天，起重机和外国投资者会毁掉这些传统。

约定的时间到了，他回到王宫。更多的人围聚在酋长身边。“我决定了两件事。”酋长说，“第一件，我负责你一年的学费。对金融感兴趣的孩子很多，但来和我说想学时装设计的没有。我认为这很疯狂，不过大家也都说我是一个执著于梦想的疯子，因此我才有了今天的一切。我不否认我就是个榜样。“另外，我的下属和你说的那些人物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每个月我会给你一笔钱，以免你上街讨饭。回来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个赢家。你代表我们的国家，人们应该学会尊重我们的文化。动身之前，你应该学会你要去的国家的语言。是什么来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您的慷慨我感激不尽，但我父亲的愿望是……”

酋长打了个手势，让他别说话。“这是我第二个决定。你父亲的房子会保留下来。在我的梦里，摩天大楼包围着它，阳光无法透过窗子照进房子。他得搬走，但那栋房子会永远保留在那里。将来，人们会想起我，然后说：他很伟大，因为他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他很公正，因为他尊重一位布商的权利。”

直升机在空港尽头停下，哈米德收起了对往事的回忆。他先下来，然后伸出手扶住伊娃。他触摸到她的皮肤，骄傲地看着这个女人。她的另一只手轻扶着样式简洁的浅米色帽子，一头金发，一身白衣，身上闪烁着阳光。飞机在他们两侧排成列，他们朝汽车走去。司机已经把车门打开，等候在那里。

哈米德握着伊娃的手，向她耳语：“希望你喜欢那个午餐会。他们都是艺术品收藏家，给客人提供直升机，真是慷慨大方！”“我喜欢。”其实伊娃想说的是：我讨厌，而且害怕。我收到一条短信，知道是谁发的，尽管不认识那号码。

他们钻进了那辆只搭载两位乘客的大车，其他座位都空着。空调的温度很合适，音乐很动听，外面的噪音根本无法侵入这与世隔绝的空间。哈米德坐在舒适的皮椅上，手搭在木质扶手上，问伊娃想不想喝一杯冰镇香槟。不，一瓶矿泉水就够了。“昨天我们出门吃晚餐之前，我在酒店的咖啡厅里见到了你前夫。”“不可能。他在戛纳又没有生意可做。”其实她想说的是：也许你是对的。我收到一条短信。我们最好乘坐头班飞机，立即离开这个地方。“我确定是他。”哈米德注意到他的女人不太想聊这个话题。他懂得尊重爱人的隐私，便迫使自己想些别的事情。之后，他给纽约的经纪人打了一个电话，耐心地听了两三个句子，然后委婉地打断了有关市场动向的汇报。这一切没有超过两分钟。再然后，他给被选中即将执导他生平第一部电影的导演打了一个电话。那位导演正赶往游艇，准备与某位名演员会面。“是的，已经挑了那个女孩，下午两点到。”

他扭头看看伊娃。她依然不想说话，目光游离，漫不经心地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也许她有些慌张，因为在酒店不能停留很长时间，而她需要迅速换衣，去参加一位比利时女设计师的一场无足轻重的发布会。他需要亲眼看看那个非洲女模特，杰思敏，助理说那张脸简直太适合他下一季的设计了。他想看看那姑娘到底能不能承受住戛纳这场活动的压力。如果没什么意外，她将会成为十月份巴黎时装周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伊娃的眼睛盯着窗外，却对外面的风景视若无睹。她了解身边这衣冠楚楚的男人，这是一个态度温善、创意无穷、斗志昂扬的男人。她一向知道他对她的要求与其他男人对女人的要求不同，倒是和那个被她抛弃的男人有些像。她可以相信他，尽管他身边总是环绕着世界上最漂亮的莺莺燕燕。他诚实、勤劳、勇敢，战胜了无数挑战，今天才有资格坐上这辆豪华轿车，递给她一杯香槟或她更喜欢的矿泉水。

他很有权势，可以保护她免遭各类危险的侵害，只除了一样，那是危险中的危险。她的前夫。

她不想胡乱猜测，拿出手机，又读了一遍那条短信——几乎可以背下来了。“为了你，我摧毁了一个世界，喀秋莎。”她不明白短信的内容。但是地球上再没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叫她。

她要自己要去爱哈米德，尽管厌恶他的生活，厌恶无穷无尽的宴会，厌恶他的朋友。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成功了——有时候，她会陷入深深的沮丧，甚至想自杀。她只知道在曾经那个彻底迷失的时刻，自己在婚姻的罗网中越陷越深，他是唯一的救赎。

很多年前，她曾爱过一个天使一样的人。他有着悲惨的童年，后来应征入伍，参加了阿富汗那场荒唐的战争。等回了国，国家却又面临着解体。尽管如此，他知道如何战胜这重重困难。他开始努力工作，从危险人物手里借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之后又要夜不成寐地想着如何还钱。他默默地忍受着制度性贪污，每当为新项目申请执照，即便初衷是为了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得向公务人员行贿。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充满了爱心。白天，他是严明的上级，生活是他的学校，军旅生涯让他深刻地理解了等级制度。夜晚，他拥抱着她，求她给他保护，给他建议，为他祈祷，祈求一切顺利，祈求他能够从每天遭遇的无数陷阱里脱身。伊娃抚摸着他的头发，向他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他是个好男人，上帝会让正义得到补偿。

慢慢地，困境开始给机会让位。公司初创之时，他们哀求别人给他们合同，后来公司开始壮大了。在那个通讯设备严重落后的国度里，没人相信那能挣钱，而他们是为数不多的敢于投资的人。慢慢地，赚到钱了——开始不多，后来越来越多。两人不敢忘记曾经经历的辛苦，从不浪费一分钱。他们成立了慈善机构和退伍军人协会，生活并不铺张，梦想着有一天抛弃一切，颐养天年。如果美梦成真，他们就会忘记自己曾经被迫混迹于无德无行的人群中间。而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机场、飞机和旅馆度过的，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好几年都没有在一起共度过一个月的假期。

但是，他们共同守护着一个梦想：总有一天，这疯狂的快节奏会变成遥远的回忆，时光留下的伤痕将成为信仰和梦想的战斗勋章。无论如何，人之所以诞生，是为了爱，并和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形势开始好转。他们不再需要求人签约，合约会自动找上门来。一本著名的财经杂志采访了伊戈尔，照片刊印在封面上。社会名流开始邀请他们参加宴会和其他活动。人们对待他们如同国王王后，他们的财产也越来越多。

得适应新生活。他们在莫斯科买了一幢新房子，各种设施应有尽有。伊戈尔从前的合伙人——那些借钱给他的人，无论利息多高都锱铢必较——如今都进了监狱，原因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伊戈尔请了保镖，开始只有两个，都是他的战友，阿富汗战场的老兵。后来人数越来越多，小公司也变成了跨国集团，在不同国家七个不同时区内，都开设了分公司，投资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元化。

伊娃每天购物或者和女友们喝茶，聊些千篇一律的话题。伊戈尔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想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并不令人奇怪。其实，正是因为野心和不知疲倦的工作，他才有了今天的一切。她曾经问过他，是不是距离他的目标还很远？是不是还没到抛弃一切，实现那个梦想，只与她享受彼此之爱的时刻？他求她再给他一些时间。从那以后，她开始酗酒。一天晚上，她与朋友吃饭，喝了很多伏特加和红酒，回到家里，她终于爆发了。她说她再也没法忍受这种空虚的生活，她需要做些事情，否则会发疯。伊戈尔问她难道对拥有的一切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我很满意。正是这个问题：我很满意，但你却不。你也永远不会满意。你不安，害怕失去拥有的一切，就算得到了想要的，也不肯从战场上撤退。你会毁了你自己，也会毁了我们的婚姻和爱情。”这并不是她第一次这样和丈夫说话。他们之间谈话一向很诚恳，但她感觉已经到达了极限。她忍受不了逛街，讨厌喝茶，痛恨为了等待他回来而不得不去看无聊的电视。“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说我正在毁掉我们的爱情。我发誓我们很快就可以放下一切，不过你得耐心一点儿。也许你该做些事情了，你的生活如同在忍受地狱的煎熬。”至少他承认了这一点。“你想做些什么？”是的，也许这是一种解脱的方式。“时装。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丈夫很快便满足了她的愿望，第二个星期，交给她一串钥匙。那是一家位于莫斯科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的商店。伊娃很激动，她的生活有了新的意义，日复一日的等待，夜复一夜的守候，从此彻底结束了。她向伊戈尔借款。丈夫投了足够的钱，保证她获得应有的成功。

宴会、饭局，这些总让她产生局外人之感的场合，如今有了新的意义。由于交游广阔，不过两年时间，她就成了莫斯科时装业的翘楚。虽然与丈夫有一个联名账户，但她从不过问他挣了多少钱，而且坚持把借款还给他。她开始独自旅行，寻找独一无二的设计和品牌。她雇佣职员，学会了看账目报表，变成了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甚至出乎她自己的意料。

伊戈尔教会了她一切。伊戈尔是伟大的榜样，值得她追随效仿。就在一切渐入佳境的时候，她的生活却出现了新情况：照亮道路的阳光天使开始失去平衡了。

他们在贝加尔湖畔的一个小渔村共度周末。当时，公司已经拥有两架飞机和一架直升机，旅程再远也没关系，反正周一可以准时赶回，开始新一轮的工作。两人都不再抱怨共度的时光太少，但多年的芥蒂已然留下了痕迹。所幸他们知道爱比一切都强大，只要他们在一起，便不会有危险。

在伊尔库茨克一家饭店里，烛光晚餐刚吃到一半，一个醉醺醺的乞丐闯进餐馆，向他们走来，然后坐在桌旁和他们说话。他们远离莫斯科的生意，本想好好享受这单独相处的宝贵时光，现在却被破坏了。一分钟之后，店主出现了，想把醉汉赶出去，但伊戈尔却不让他插手——他要自己解决这件事。乞丐很兴奋，拿起桌上的伏特加，直接灌到嘴里，然后开始喋喋不休：“你们是什么人？我们这么穷，你们为什么那么有钱？”他不断地抱怨政府。伊戈尔忍耐了一阵儿。

忽然，伊戈尔起身离席，抬起胳膊把那家伙架到外面。饭店正好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街上，两个保镖等着他。透过窗户，伊娃看到丈夫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好像在说“看好我太太”，然后向旁边一条小路走去。几分钟之后，他笑着回来了。“他再也不会骚扰别人了。”伊戈尔说。

伊娃察觉到他眼神的变化。那目光中充满了极大的快乐，两人共度的整个周末，她都没见过他这副模样。“你做了什么？”

伊戈尔没有回答，又点了一瓶伏特加。两人对饮到深夜。他一直笑，很快乐，而伊娃只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他给了那家伙一笔钱，让他脱离困顿，伊戈尔对身边的弱者一向慷慨大方。

回到酒店房间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青年时代，我为了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理想，参加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那时，我便学会了这一点，人们的的确确有法子终结贫困。”

不，伊戈尔不可能在这里。哈米德一定搞错了。他们两个只见过一面，那是在伦敦的住所门口，他发现了她的行踪，哀求她回去。哈米德接待了他，但没有让他进门，威胁要报警。她一个星期不肯出门，推说自己头痛。她确信，从前的阳光天使变成了无恶不作的恶魔。

她又一次打开手机，读起那条消息。喀秋莎。只有一个人这样叫她。无论她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隐藏行踪；无论那个人怎样不得其门而入，他都曾在她的过去占有一席之地，并在余生中威胁着她。

从伊尔库茨克回来的路上，伊戈尔仿佛从巨大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开始轻松地谈起笼罩在他心里的阴霾。“没有人，绝对没有人可以威胁我们之间的感情。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更人道的社会，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已经够了。不尊重我们自由空间的人，我会找个办法让他们远离，而且永远别想再回来。”

伊娃不敢询问那个“办法”指的是什么。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不过有时候他就像沉睡已久的火山，会突然喷发，岩浆越来越急，汩汩喷涌而出。她还记得从前的那些夜晚，那时他们还很年轻，喜欢一起谈心。他曾提到，在阿富汗战争中，他为了自保被迫杀人的事。而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自责或悔恨。“我活了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晴朗的下午，一个山中雪后的清晨，或是一个我们自信控制了战争局势，在兵营喧闹玩乐的夜晚，我的生命都可能结束。而我的死亡全然不会改变世界的样子，只不过会成为军队里的一个统计数据，或是发给家人的一枚奖章。“但是耶稣帮了我——我总能及时作出反应。我通过了人类无法通过的最为艰难的考验，命运赐给我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事业的成功和我的爱。”

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作出反应是一回事，让一个穷困潦倒的醉汉“永远地离开”是另一回事。他不过是打扰了别人的晚餐，况且店主可以很容易地让他离开。这个念头一直在伊娃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以后几个月，她每天很早就去时装店里，回家之后，也总会在电脑前呆坐许久，竭力回避这个问题。她把日程填得满满当当，旅行，参加交易会，安排约会，出席慈善拍卖会，最后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她甚至觉得可能是自己误解了丈夫在伊尔库茨克讲的话，并为自己低下的思考能力自责不已。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问题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直到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参加一个在米兰最豪华的饭店举行的慈善拍卖晚宴。不过两人是因为不同原因来到这个城市的：伊戈尔要与一家意大利公司敲定合同细节；伊娃来参加米兰时装周，给自己在莫斯科的时装店采购货品。

在这个世界上最纸醉金迷的城市，西伯利亚的那一幕再次发生。这回轮到了她的一个朋友，那家伙也喝得醉醺醺的，没征得同意便坐在他们桌旁开起了玩笑，说了些两个人都不爱听的话。伊娃注意到丈夫的手紧紧攥着餐具。她陪着万分的小心与客气，才让她的朋友起身离去。那时，伊戈尔已经喝了几杯阿斯蒂起泡酒，意大利人喜欢像从前一样称这种酒为“香槟”，但因为“法定产区”的缘故，这个词已经不能使用了。香槟是在某种菌的作用下制成的白葡萄酒，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以及至少十五个月的窖藏，在瓶子内部产生气泡，酒以产区的名字命名。起泡酒其实是一回事，但由于葡萄园位于不同的产区，欧洲的法律不允许再用“香槟”这个法国名字给这种酒冠名。

他们开始讨论葡萄酒和法律的话题，她发现那个已经被她遗忘的问题又回来了，而自己却试图回避。他们一边聊，一边喝酒，直到有一刻她脱口而出：“有些失态的人打扰我们一小会儿，又有什么关系呢？”

伊戈尔的语气变了。“我们很少在一起旅行。我总是思考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让人窒息的谎言，人们更相信科学，而不是精神价值，社会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我们被迫用那些东西慰藉心灵，因为我们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知道我们被迫去做一些不曾计划的事，可是我们依然不能摆脱一切，把白天与夜晚奉献给真正的幸福，比如家庭、自然与爱。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得不做完已经开始的事，才能获得期望中的经济稳定，两个人才可以享受余下的日子。因为我们都有责任感。我知道你有时候觉得我工作太多，但那不是事实。我正在建设我们的未来，不久，我们就自由了，可以去梦想，并按照梦想生活。”

夫妇两人并不缺乏经济的稳定而且没有任何负债，完全可以拿着信用卡一走了之，把伊戈尔痛恨的世界全部抛弃，重新开始，不会有任何经济困扰。她已经和伊戈尔讨论了无数次，但他总是搬出刚才那番说辞：什么还需要一点时间。他总是需要一点时间。

而且，这不是讨论两人未来的时刻。“上帝把一切都考虑好了。”他说，“我们在一起，是他的决定。没有你，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有今天，虽然我还不十分明白你在我生命中的意义。是他让我们在一起，并借给我力量，让我在必要的时候保护你。他教导我，一切事情都在遵照一个既定的计划，我需要尊重每一个细节。否则恐怕我在喀布尔就命丧黄泉了，也经受不了莫斯科的穷途末路。”

起泡酒，或者香槟，无论名字是什么，都很有劲道。“那个西伯利亚的乞丐后来怎么样了？”伊戈尔记不得那件事了。伊娃重新讲了一遍那次餐馆里的遭遇。“我想知道后来的事。”“我拯救了他。”

她长舒了一口气。“我把他从污秽的没有前途的生活中拯救出来，那样寒冷彻骨的冬天，酒精慢慢地毁掉他的躯体。我使他的灵魂向着阳光飞升，因为在他闯入饭店、破坏我们幸福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恶灵控制了他的灵魂。”

伊娃感到心脏遭到了重击。他不用把“我杀了他”说出口，全都清楚了。“没有你，我也不会存在。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事，只要想把我们分开或者破坏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或许他是想说：都要去死。难道这种事从前就发生过，而她却从来没有察觉吗？他一杯又一杯地喝酒，放松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很少向人敞开心扉，因此非常珍惜和她的每一次谈话。“我们说同一种语言，”他继续说，“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同，认为彼此完美无缺，只有认为爱重于一切的人才会有如此体会。我再重复一次：没有你，我也不会存在。“看看我们周围的上流社会，人们自以为很伟大，很有良心。他们参加‘救助卢旺达难民基金筹款拍卖会’或‘保护大熊猫慈善晚宴’，出资购买毫无价值的拍卖品。对于他们来说，熊猫和饿殍可以等同。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正在做有意义的事。他们参加过战争吗？没有，他们制造战争，但从不参与。如果战果很好，他们会接受所有的祝贺。如果战果不好，责任是其他人的。他们只爱自己。”“亲爱的，我想问另一个问题……”

这时，一位主持人登上舞台，感谢大家出席，募集的资金将为非洲的难民购买药品。“你知道他没说的话是什么吗？”伊戈尔接着说，好像没有听到她的问话，“只有百分之十的资金会用于正途。其余的要支付活动组织的费用：晚宴、宣传、人员工资等。也就是说，所谓的‘绝妙创意’代价高昂。人们正在利用贫穷，以此作为一种致富的手段。”“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因为我们需要来这里，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不想拯救卢旺达或送药品给难民，但我有良心。其他人只是用钱来清洁自己的良心，消除内疚。当种族屠杀发生时，我资助了朋友的一小支部队，避免了两千多名图西族和胡图族人的死亡。你知道吗？”“你从来没告诉过我。”“没什么必要。你现在知道了，我也关心其他人。”

最先拍卖的是一只路易威登旅行箱，最后以底价的十倍成交。伊戈尔冷眼旁观一切，而伊娃喝着酒，思忖着是否应该继续问那个问题。在玛丽莲·梦露的歌声中，一位行为艺术家一边跳舞一边在画布上作画。拍卖会到了最高潮的一刻——居然拍出了能买下莫斯科一栋小公寓的价格。

又一杯酒。又一件拍卖品被人买走。又一个离谱的价格。她喝得太多了，伊戈尔搀扶她回了酒店，然后把她放在床上。可她还清醒着，突然有了勇气：“如果有一天我不要你了呢？”“你下次少喝点酒。”“回答我。”“这绝对不可能。我们是天作之合。”

她恢复了理智，但知道现在有个好借口，便佯装醉意更浓。“如果发生了呢？”“我会让你回来。我知道如何按我的心意行事。即便毁掉整个世界，我也在所不惜。”“要是我找了其他男人呢？”

他的眼神里不见厌烦，而是仁慈。“即便你找了全世界的男人，我对你的爱也只增不减。”

从此，护佑变成了噩梦。她嫁给了一个魔鬼，一个凶手。资助雇佣军来解决部落间的斗争，这算什么？为了不破坏他们两人的平静，又有多少人被杀？当然，他可以把责任推给战争创伤，以及他过去经历的艰难，但很多人都有过相同的经历，却不会异想天开，要替天行道。“我不忌妒，”每次她出门旅行，伊戈尔都会这样说，“因为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我也知道你有多么爱我。绝对不会发生任何事，破坏我们共同的生活。”

而她比任何时候都要确信：这不是爱，而是一种病态。她被迫接受这一切，余生都将充满恐惧，像囚禁牢中一般忍受煎熬。

或者等机会出现，然后尽早逃出生天。机会出现过几次。但她从未想过要与那个执著而坚持不懈的人发展稳定关系，那是一位震惊时尚界的设计师，现在名气越来越大。他的祖国出资帮助他，以求让世界知道他们那个民族除了少数人信仰的宗教外，还有其他永恒的价值。而这个称霸整个时尚界的男人拜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

每次交易会上两人相遇，设计师总会抛下一切，推掉所有午餐和晚宴，只为和她在一起，两人平静地锁在酒店的房间里，有时甚至并不做爱。看电视、吃东西、喝酒（只有她喝，他滴酒不沾），或者去公园散步，逛书店，与陌生人聊天。他们很少谈过去，也根本不谈未来，谈的最多的是现在。

她尽可能地抗拒他，也从来没有爱上过他。然而，当他求她放弃一切，与他移居伦敦时，她立即答应了。这是逃出地狱的唯一方法。

她的手机收到了另外一条消息。不可能。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了。“为了你，我又毁掉了一个人的世界。喀秋莎。”“谁？”“我也不知道，没有号码显示。”她其实想说：我很害怕。“就要到了。记住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豪华轿车费了不少工夫才最终抵达马丁内兹酒店的正门。警察在道路两旁放置了隔离带，各种年龄层的人站在后面。为亲眼见到某位名人，他们辛苦等候了整整一天，用自己的数码相机拍照，饶有兴致地讲给朋友听，还通过网络把图像发到视频网站上。他们竟亲眼见到了某位女明星，某位男明星，某位电视主持人。在这简单而又独一无二的荣耀降临的一刻，长久的等待便得到了补偿。尽管正因为他们，时尚产业才有了今日的辉煌，可他们却没有资格靠近一步。保安占据了所有战略要地，要求所有入住酒店或有约会的人出示证明。这时，你必须掏出钥匙卡，否则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扫地出门。如果你是来参加一个工作会议的，或被人邀请到酒吧里喝一杯，则需要把姓名告诉保安，然后在众人注视之下等待审查，看看你说的是真是假。保安会通过步话机询问接待处，时间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最后经过一番公开侮辱之后，你才被放行。

当然了，开着加长轿车的人除外。白色迈巴赫两侧的车门打开了——一侧由司机打开，另一侧由酒店的门童打开。照相机对准了伊娃，一阵狂轰滥炸。没有人认识她，不过她住的可是马丁内兹酒店，可是坐着一辆极为昂贵的车进来的，那她肯定不是普通人物。或者她身旁的男人是个名人。这样如果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偷情行为，就可以把照片寄给花边小报。况且谁又知道这位美丽的金发女郎不是某个外国名人，只不过现在法国还没有人认识？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在《人物》杂志上发现她的名字，大家会很开心，因为曾与她只有四五米的距离。

哈米德看了看隔离带后面挤成一团的人群。对此他一直不太理解，因为在他成长的地方，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有一次，他问一位朋友，这些人到底为了什么。“不要认为你面对的都是仰慕者。”朋友回答，“从世界诞生的那一刻，人们就觉得接近那些触不到的神秘之物会保佑他们。所以人们才会去圣地朝拜。”“戛纳也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只要有高高在上的名人在远方出现。他挥一挥手，就宛如把神的吗哪和佳肴洒向虔信者的头顶。“别的事情也一样。大型音乐会不过是宗教聚会的翻版。有人挤在剧院外面，等待戏剧散场，看着上流社会的人进进出出。有人来到足球场，看一群人在一个球后面跑来跑去。这就是偶像，这就是偶像崇拜。就像我们在教堂里看到的圣像画一样，明星变成了图片，在少年人的房间里供奉着，家庭主妇的房间里供奉着。甚至连企业老板的办公室里也供奉着它们，因为无论他们如何权柄在握，都始终深深地忌恨着名人。“区别只有一个：明星崇拜中，观众是最高评判。今天他们为你欢呼，明天却想在花边小报上看到你的丑闻。于是，他们就可以这样想了：‘幸好我不是他。’今天他们崇拜你，明天却可以向你扔石块，把你钉在十字架上，而没有任何内疚。”

下午1：37

为了这份工作，女孩们一大早便赶来了，化好了妆，做好了头发，可时装发布会五小时之后才开始。她们纷纷拿出iPod或手机，以此驱除漫长等待带来的烦闷。杰思敏却与众不同，正目不转睛地读着一本书。那是一本很好的诗集。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但我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条小路上，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啊，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她恰好选择了一条人迹更少的路。这条路代价高昂，但却值得。适当的时刻发生了适当的事。需要爱情时，爱情便来了，并持续至今。因为它，为了它，与它一起，她做了这份工作。更确切地说：为了她。

杰思敏原名克里斯蒂娜。简历里说她是安娜·迪特尔在几内亚旅游时发现的，但故意回避了主要细节，任凭人们去捕风捉影，臆测她如何在战乱中度过童年，忍饥挨饿，生活不幸。事实上，她尽管是个黑人，却出生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父母是从卢旺达图西与胡图族部落仇杀中出逃的难民。

十六岁时的一个周末，克里斯蒂娜正在帮母亲做那些没完没了的清洁工作，一个男人走近她，打招呼说自己是个摄影师。“你女儿美得独一无二。”摄影师对母亲说，“我想请她当模特，和我一起工作。”“先生，您看到我的负担了吗？这是我的清洁工具。我没日没夜地工作，为了让她上个好学校，将来能有个学历。她现在才十六岁。”“正是好年龄，”摄影师把自己的名片递给姑娘，“如果你改变主意，请通知我。”

克里斯蒂娜和母亲走开了。母亲注意到，女儿把名片收了起来。“不要相信，那不是你的世界。他只是想和你睡觉。”

这么说其实没有必要，尽管身边的女孩子对她忌妒得要死，男孩子千方百计想带她参加聚会，但她清楚自己的出身和底线。

同样的事情第二次发生时，她依然没有相信。当时她刚走进一家冰激凌店，一个年长的女人对她的美丽赞叹不已，说自己是位时尚摄影师。克里斯蒂娜向她道谢，收下名片，并承诺会打电话。但她其实根本不想打，尽管成为明星是所有同龄女孩的梦想。

世界上总有些事会重复发生。三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正在欣赏商店橱窗里的昂贵服装，一个人从店里走出来，看着她。“姑娘，你是做什么的？”“您应该问我将来会做什么。我想成为兽医。”“那就选错路了。你不想和我们一起工作吗？”“我没时间卖衣服。空闲的时候，我得帮妈妈干活。”“我可不是建议你卖东西。我希望你能为我们的产品拍一些照片。”

等到克里斯蒂娜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以后，这些邂逅本可以成为美好的回忆。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一切都改变了。

一天，克里斯蒂娜和几个朋友到舞厅跳舞，玩得很开心。这时，一群小伙子一共十个人，吆五喝六地闯了进来，其中九人手里拿着棍棒，棍棒前端插着刀片。他们吆喝着让所有人都离开。一阵恐怖气氛立即笼罩了这里，人们纷纷仓皇离开。克里斯蒂娜本能地保持不动，朝另一个方向看去，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还没等她把头转过来，就看到第十个小伙子走近她的一个朋友，从兜里掏出匕首，在后面一把抓过他，割开了他的脖子。然后这群人一哄而散，像来时一样猖狂。其他人喊的喊，逃的逃，有的瘫坐在地，哭成一团。有几个人靠近受害者进行施救，尽管知道为时已晚。而其他人都太过震惊，只是冷眼旁观，其中包括克里斯蒂娜。她认识受害人，知道谁是凶手，也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凶案（来舞厅之前，他们去过一家酒吧，与那伙人发生了一点冲突）。但是，她好像还没回过神来，仿佛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不久就会醒来，身上虽大汗淋漓，心中却很欣慰，因为噩梦终有结束的时候。

但这不是梦。

没多久她回过神来，开始大声喊叫，想让人们做些什么或者什么也不要做，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可她的喊声让人更加紧张，一时间舞厅仿佛变成了魔窟。警察拿着武器赶到，急救医生也来了。警察让这群年轻人沿墙站成一排问话，还要了他们的身份证、电话和住址。谁干的？为什么？克里斯蒂娜根本没法回答。尸体上盖了一张床单，被抬了出去。一个护士给她服了一片药，告诉她不要自己走回家，最好搭出租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第二天一早，家里的电话响了。母亲本想让女儿一整天都待在自己身边，克里斯蒂娜看上去仿佛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可警察坚持要和她面谈，要她中午之前到警察局找一位警探。母亲拒绝了，警察却威胁说，她没有其他选择。

母女二人在约定时间到了警察局。警探问克里斯蒂娜是否认识凶手。母亲的话一直回响在她脑海中：“什么都别说。我们是移民，他们是比利时人，我们是黑人，他们是白人。等他们出了狱，会报复你的。”“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从来没见过他。”她知道，在说出这番话的同时，自己便永远失去了对生活的爱。“你肯定知道，”警察反驳道，“别担心，不会出什么事的。几乎所有嫌疑犯都已经被捕了，我们现在只需要证人作证。”“我什么都不知道。事情发生时，我离得比较远，没看清是谁干的。”

警探绝望地摇着头。“在法庭上，你也得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在法官面前说谎可与谋杀同罪。”

几个月后，她被传唤作证。那一群人都在那里，身边有律师陪同，仿佛还可以寻开心。当天在场的一个女孩指认了罪犯。轮到克里斯蒂娜了。公诉人让她指认那个割断她朋友脖子的人。“我不知道。”她说。她是黑人，移民的女儿，政府奖学金的接受者。现在，她只想恢复生活的意愿，只想相信自己依然是有前途的。她曾几个星期盯着天花板发呆，什么都不想学，什么都不想做。不，那个她曾生活的世界再也不属于她了。十六岁时，她以一种最不堪的方式明白了自己无法保护自己的安全。她必须离开安特卫普，浪迹天涯，找回曾经的快乐和力量。

必须有两位证人作证，指控才能成立，罪犯才会为罪行付出代价。但由于证据不足，那群人被当庭释放。走出法庭后，克里斯蒂娜给那两位给她名片的摄影师打了电话，预约了时间。然后，她径直走到那家店主曾出来与她谈过话的高级时装店。但她一无所获——店员说店主在欧洲其他地方也有分店，实在太忙了，未经同意，他们不能把电话号码给她。好在摄影师们还记得她，知道她打过电话后，便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克里斯蒂娜回到家中，把决定告诉了母亲，不是哀求，也不想说服她，只说自己要永远离开这个城市。而接受模特工作是她唯一的机会。

杰思敏再一次看了看四周。距离时装秀开场还有三个小时，模特们正吃着沙拉，喝着茶，聊着下一步的计划。她们来自不同国家，年龄都与她相仿，十九岁上下，大概都只关心两件事：下午的工作和找一个阔佬。

杰思敏对模特们的习惯早已了然于胸：晚上睡觉前要使用好几种护肤品清洁毛孔，保持皮肤湿润，很早她们就乐此不疲，以至于肌肤必须依赖护肤霜才能保持紧致。早上醒来，涂上更多的面霜，更多的保湿品。她们喝黑咖啡，不放糖，吃蔬菜沙拉，摄入膳食纤维，这样日间消化的食物才能迅速通过肠道。出门工作之前，要做些运动，通常是拉长肌肉的练习。现在健身还为时尚早，但不健身身体就会像男人一样粗壮。她们一天称三到四次体重，大多数人旅行的时候也带着体重计，因为不经常住酒店，很多时候需要在廉价旅馆住宿。指针偏左或偏右，她们的心情也随之起伏。

大多数人只有十七八岁，身边总有母亲陪伴。她们从不肯承认自己爱上什么人——尽管每个人都曾坠入爱河——因为爱情会让旅途变得艰难而不堪忍受，也会让对方心中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正在失去自己爱的这个女人（或女孩）。是的，她们爱钱，每天能挣四百欧元，对于年龄刚够上大学或领驾照的人来说，这个薪水无疑是让人艳羡的。但是梦想并不限于此：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过不了多久，新面孔、新潮流会将她们扫地出门，她们必须展现出T台之外的才能。她们恳求经纪公司给找一些试镜机会，这样就可以证明自己也能做演员——这便是伟大的梦想。

当然了，经纪公司总是会答应她们，但要等一等，因为公司的事业也才刚刚开始。实际上，除了时尚界，公司没有任何其他合同，虽然占有一定市场份额，能与其他经纪公司竞争，但市场并非如此之大。所以，她们最好现在就争取可能的一切，过不了多久，模特们便会遭遇二十岁这个危险的年龄分野，那时，皮肤将会因为滥用化妆品而毁掉，身体被长期低卡路里的食物伤害，大脑也被抑制食欲的药片损毁，只剩下茫然无助的目光，空空如也的头脑。

与传闻不同，无论是旅费、住宿费，还是每天吃的沙拉，她们都得自己花钱。她们应邀试镜，或者说等待挑选，以决定是否能登上T台或拍摄这一季的照片。此时不得不面对一些脾气永远暴躁的人。他们运用少得可怜的权力，掩盖自己日复一日的失败，绝对不会吐出哪怕一个温情脉脉、催人向上的词句，“太可怕了”是最常见的评论。离开一个试镜地点，就要匆忙赶往下一个，手中紧握手机，仿佛它是救命稻草，是神的显现，是与至高世界的联系。那是她们拼命追求的世界，那里能让她们在千百张美丽面孔中脱颖而出，变成熠熠生辉的星辰。

父母们骄傲地看着女儿的发展，对曾经反对她们走上这条路后悔不迭。现在她们挣到钱资助家里。男友们妒火中烧，但努力克制，因为身边有个职业模特，让他们感到莫大的自我满足。女友们明里暗里地忌妒她们。经纪人同时管理十几个女孩，同样的年龄，同样的梦想，同样的问题。“我有可能参加巴黎时装周吗？”“难道你不觉得我有魅力在电影方面尝试一下吗？”他们的回答也同样一成不变。

她们去参加所有得到邀请的宴会，表现得不可侵犯，但心中明白，如果有人能够越过她们内心的藩篱，就会得到很好的对待。她们看着那些老男人，心中充满抗拒，又充满向往。他们兜里有一把钥匙，可以引领模特们前进，可她们又不想被看作高级妓女。人们总会看到她们手上拿着一杯香槟，但那不过是传达给众人的一种形象。她们清楚酒中有种物质会影响体重，所以更喜欢无汽矿泉水，二氧化碳不会影响体重，但会让胃变大。她们有理想，有梦想，有尊严，虽然有一天，当橘皮组织过早出现的痕迹无法隐藏时，这一切都将消失殆尽。

她们和自己有个秘密约定：绝对不去想未来。挣的钱大部分花在美容产品上，以求容颜不老。她们热爱鞋子，即便太贵，有时也会奢侈一下，买最好的回去。衣服是从朋友那里半价买到的。她们和爸爸、妈妈、正在上大学的兄弟、在图书馆或实验室工作的姐妹同住在小公寓里。人人都觉得她们挣了大钱，成天有人来借钱。她们愿意慷慨解囊，希望别人认为自己重要、富有而大方，与吝啬的凡夫俗子不同。可等去了银行，却发现户头总有赤字，信用卡也总被刷爆。

她们积攒了几百张名片，总会遇到一些衣冠楚楚的男人，承诺给她们工作。她们知道这些都是谎言，因此只不时地联系一下，以保持关系，也许有一天会需要他们的帮助，尽管代价不菲。所有人都陷入了罗网。所有人都期待着轻易成功，而之后总会明白那不可能。所有人，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尝尽了失望、背叛、屈辱的滋味。尽管如此，却依然相信那一切。

因为药物作用，她们睡眠不足。人人都听说过厌食症，这是这个行业里最常见的病。太过关注外表和体重而造成神经紊乱，最终身体拒绝接受任何食物。她们宽慰自己不会得这种病。可最初的症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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