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善增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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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善增经典文集（下卷）试读：
伟大的情人墙
无我之境
外滩，上海的长廊中国古典园林，很重视长廊的布置。若北京颐和园、无锡蠡园、苏州留园等，一廊逶迤，如线串珠，如脉贯身，熙熙然景物回巧，灼灼然境界全出。长廊就像元宵的舞龙，端阳的赛舟，能牵住你的目光，激发你的游兴。
外滩，就是上海的长廊。
外滩这条长廊，始建于一个半世纪之前，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规模，但直至九十年代，才可以说是进入了真正的成熟期。
然而，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外滩已经成为上海的标志，上海人心目中的骄傲。电影、电视剧中，只要出现外滩的空镜头，出现原市政府大厦古罗马神庙式的圆顶，出现海关大钟，出现和平饭店熠熠生辉的紫铜仿金字塔夹顶，出现苏州河口外白渡桥的钢梁，就毋庸置疑地把观众带进了上海。也许不是每个身居上海、路过上海的人都知道外滩是万国建筑博览，从外白渡桥堍上海大厦到金陵东路口，三公里的路段上，集中了欧洲古典主义、折衷主义到早期现代派等各种风格的高楼阆宇；但几乎人人都知道，像南京路、淮海路、人民广场这样的景观，别处可能还有，可能还更好，像外滩这样的景致，别说走遍中国找不到可以与之相称的，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当外滩改造工程上马，当浦东开发，沿黄浦江东岸规划、兴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时，有些老上海心中是颇有疑虑的。新外滩工程能否和江畔那些多用整块花岗岩巨石砌成的雄浑大气的建筑相呼应？东岸崛起的新军，能否与这些旧贵族相匹敌、相媲美？能不能相得益彰，锦上添花？会不会狗尾续貂，弄巧成拙？
这些疑虑并不是多余的。上海虽然有许多年没有搞楼宇建设，让二十四层楼高的国际饭店占据上海第一高度将近半个世纪，但到一九八三年，便有高过国际饭店的上海宾馆出现了，以后这第一高度的纪录就频频被打破。从建筑风格上来说，流线形结构、全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很快风靡沪上；隽拔的线条、明快的色彩，像穿着大红大绿、朝气蓬勃、叽叽喳喳的少男少女，突进人们的视野。人们始而惊羡，继而欣赏，逐渐司空见惯，却又感到不满足。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用音乐来譬喻，圆舞曲、小夜曲固然使人心旌摇荡、脚下生风，但到底是交响乐让人回肠荡气、回味无穷。上海人品位很高，上海人对外滩又爱之弥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原有的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对面，要建一个新时代的建筑博览，老上海有这样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只不过五、六年的时间，新外滩一期拓展工程完成，更加上东岸的建筑像雨后春笋般地连片而起，一个焕然一新、光彩照人的新外滩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一扫珍爱外滩的老上海心头的疑云。新外滩是全新的，但新得有底蕴，不浮夸，没有那种暴发户炫金耀玉的俗气。新外滩是张扬的，但扬的是真情，不矫饰，没有那种毛孩子目空一切的骄狂。现为中国第一高楼的金茂大厦，草白色的墙面，主体穿空，像一座隋代无檐的古塔，裙楼像一条在浪尖上颠簸的渔船；我仿佛看到，淡淡的月光下，一位皓首银须的老渔翁，正在向儿孙们述说当年吴淞江边那个小渔村里发生的故事。这种情调丝丝扣着我的心弦。紧靠在黄浦江东岸边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深栗色的砖墙，像一座古堡，又像一座高大的厂房，与楼前滨江大道临水的一排黑漆铸铁栏杆，以及平台上巨型的铁锚雕塑融成一体，我仿佛听到穿过时空传来的历史悠远的钟声。陈列铁锚的平台，原来是求新造船厂的码头。这家船厂成立于一九○二年，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企业之一。这样的氛围，使我流连往返。新外滩就是这样，一头牵来历史，一头通向将来，继往而开来；这样的现实，就丰厚、灵动，生趣盎然，意味隽永。
新外滩最美的时刻是在夜间。当华灯齐放，魔幻般的泛光照明，把浦江两岸的新老建筑照得玲珑剔透，宛若琼楼玉宇。灯光映在江面上，江水流光溢彩。人们闲步在宽阔的滨江道上，犹如步入仙境。据在黄浦江畔摆摄影摊的朋友告诉我，除了严寒的冬季，一年的春、夏、秋三季晚上，这里还是青年情侣的胜地。新建的防洪墙旁，依然一对对密密相伴，间不容拳。浦东的滨江大道，情侣们稍少些，但也把固定的石凳与不固定铁椅给占满了。我在一九九三年发表的《话说上海人》一文中，将一对对紧挨着排在外滩防洪墙边谈情说爱这种文化现象命之为外滩“情人墙”。这些年来，外滩“情人墙”的说法已广为流传，但我一直以为，这种文化现象应已成了明日黄花。想不到今朝的沪上青年，包括本地长住与外来闯荡上海的，还是不约而同地奔“情人墙”来。不是开了那么多咖啡馆、跳舞厅、茶室、夜总会吗？摆摄影摊的朋友脱口回答我说：“在野外谈自有野外的味道。”外滩这样的都市中心，繁华通衢，变成了野外，乍听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这正是上海人特有的思维、情感的自然流露。我立刻想起一位搞艺术的朋友，曾请我到共和新路边去吃夜排档。夜排档的菜价不比装潢一新的饭店里便宜，朋友邀我去吃的就是那种野趣。而所谓野趣，就是小圆桌和简便的铁管椅放在共和新路快慢车道的绿化隔离带旁，用餐时，一边有汽车隆隆驶过，另一边有自行车、助动车粼粼擦过，因此，助餐的便有灰尘和车辆废气，但我们真觉得有了野趣。上海人太缺少可接近的自然了，故而野趣成了美的代名词。上海人不自觉地把外滩视作到野外，也就是把它当作游览景点，对它的美，给予很多的评价。
但新外滩确实是当得起这份高度评价的。站在这里，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与葱郁的森林的交流，可以听到庄重的慢板与轻盈的快板的唱和，可以感受到沉甸甸的历史与充满希望的未来的衔接；这样的胜处佳境，何处去寻，又何劳去寻？
外滩，上海的长廊，它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上海的文化，这就是将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有机糅合、创新、发展的卓越能力。浦江两岸的旧楼新厦，就凝固着这种文化的恢宏交响。伟大的情人墙除去一般城市居民的心理特点，又除去中国南方人群的心理特点，上海人身上还能剩下什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素质呢？我想来想去还有一点，就是文化创造能力。凡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反过来说，凡人群必有文化创造能力。但这是从广义上说的。从狭义上说，个人与个人，人群与人群，时代与时代，文化创造能力的强弱高下自有很大的不同。这里说的文化创造能力，是指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都具有明显创意的行为指向。这些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传统没有明显的借鉴与继承关系，在同时代中也往往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不为其它地区的人所认同。倘联系到中华民族是个背有沉重的历史包袱的民族，是个拒斥创新，习惯于“代圣人立言”的民族，以往的许多文化上的革新运动常常打着复古的旗号，那么，上海人这种敢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在我所看到的表现上海人这种文化创造能力的现象中，外滩的“情人墙”是最为典型的。前不久，赵忠祥在《正大综艺》中还提到了“情人墙”，但“情人墙”在今日上海已是历史的余响。然而，在文化史上，“情人墙”的意义将永葆其青春。我与同时代的上海人都曾做过“情人墙”上的一块砖。只有置身到这样的情境中，才深感到上海人文化创造能力之伟大。产生“情人墙”有这样两条客观原因：一是上海人生存空间的狭小。上海人普遍住房条件窘迫，两代人或三代人同住一室习以为常。男女青年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如果上对方家里去，就必须在那些家人的目光关注下呢喃低语、眉目传情，其尴尬可以想像。没奈何只能到户外去。公园除了盛夏，晚上一般都不开门。夜公园开放期间，黑灯瞎火的地方也经常有纠察、联防队员来巡逻，以保证公共场所不受污染。那时又没有咖啡馆、酒吧、舞厅可泡，故而情侣们大量涉足的活动场所只有马路，于是“荡马路”就成了谈情说爱的代名词。情侣们荡马路自然愿意荡到人迹稀少、灯光昏暗的所在，这样又引出了第二个条件，社会治安情况较差。到冷僻角落容易遭到抢劫或流氓阿飞的侮辱，或者纠察过分热心的保护，不管情侣们是奋力反抗还是拔脚逃走，结果总是留下一段心有余悸的记忆，因此上海的情侣们不约而同地要找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地方，众志成城，外滩“情人墙”就慢慢地自然形成了。这里的安全是不言而喻的，而隐蔽却是上海人用心灵共同搭建出来的。客观条件也有一些。趴在防洪墙上，脸朝着黑黝黝的黄浦江水，局外人，包括赵忠祥在内的许多外地观摩者，只能看到背影，给熟人认出的概率少了许多。但重要的是一种集体的心心相印，一种共同参与创造适合生存（谈情说爱乃生存一大内容）氛围的勇敢精神。初到外滩“情人墙”里占一个位置，大多数人心理上还不能习惯，尽管知道左邻右舍都忙着自家的事务，无暇旁顾，到底心怀鬼胎，作茧自缚。经过几次锻炼，才能达到旁若无人的境界，专心致志地在情感天地里遨游，随心所欲，耳鬓厮磨，相濡以沫。“情人墙”是上海人在寸草不生的水泥地上，用精神造出来的一片浓荫如被的大森林，让热恋中的情侣得以圆其仲夏夜之梦。点石成金，化陈腐为神奇，我觉得怎样赞美“情人墙”都不为过。
以上是我写于一九九二年底，发表于一九九三年五、六月间的《话说上海人》一文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我为外滩“情人墙”命名，并发掘出这种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外滩“情人墙”现象，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中渐成规模的，文革结束以后却越来越兴盛。引起我对这一现象关注的，是八十年代初，与北京来的两位编辑的对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位是工人出版社的牛志强，另一位叫刘孝存。他们问我往外滩去怎么走，我提出陪他们到外滩去观光，他们说白天不去要晚上去。我说晚上江边没什么灯，墨幢幢的大楼无景可看。他们说，我们不去看大楼，大楼以前我们来上海看过，我们去看人。尔后他们嬉笑着问我，听说到了晚上，外滩防洪墙旁都被一对对男女占满了，相互之间插不进一个拳头去，是不是这样？我说，这有点夸张，但也差不多。他们不禁大惊小怪地问：“那可怎么谈对象呢？”我一时被他们问得茫然起来，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从那时开始，我才知道这个在上海人看来十分自然的现象在外地人（哪怕来自首都北京）心目中却是很怪异的，足以吸引他们兴致勃勃地去参观、验证。以后，我对此事留了心，发现并非这两位文化人特别好奇，大多数外地人对此都有浓厚的兴趣，其兴趣恐怕不亚于日后人们蜂拥去看穿比基尼泳装的健美表演。只差没把它编成顺口溜，例如可编成：“上海一大怪，处对象江边挨个排。”
赵忠祥提到“情人墙”应该是在一九九二年，当时《正大综艺》轮流到各地做节目，这话是在以上海为话题的节目中说的。内容与牛哥和刘哥的意思差不多，也是曾由人推荐，到外滩去观过这道独特的风景，但话中肯定没有说过“情人墙”这三个字。因为当初我在撰写这段文字时，在怎样给这一文化景观命名的问题上颇费过一番踌躇。无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般都只说到“外滩”去。我在一九八七年写作《正常人》下部队时，也只是这样写道：“我和小岑在外滩散步。防洪墙边被一对对情侣占得几乎没有空隙。平时我不上这儿来，它使一个超过晚恋年龄的单身汉感受到世俗幸福的巨大的压力。”“情人墙”还没有被命名，而我对“情人墙”之文化意义的看法，那时已大致形成。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参加《人民文学》社召开的部分省市青年作者座谈会，会上，我便以对此现象的看法作了一个发言。一方面，要转换角度，站在外地人的立场上，可以从上海人熟视无睹的现象中看出新意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观察不能停留在猎奇的层次，要从特异性中看出内在的合理性，看出深层的意义。那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转变文学观念”，我以此来表达我认为文学的观察与一般的观察的不同。到我写作《话说上海人》时，可以说是上海人在经济新旧转轨中信心跌到最低点的时期。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证明“上海人特别有文化创造能力”的意义就凸现了出来。它被我选来作为说明上海人的文化性格特质的第一个事例，命名就不能回避了。命名一定要响亮、上口；之所以选用“墙”而不用“堤”，除了“墙”比“堤”响亮外，还因为有“巴黎公社墙”与“哭墙”这些名胜在，容易引起联想。但到底叫“情人墙”还是叫“情侣墙”，却叫我颇伤脑筋。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在引用的那段文字中，我只说“情侣”，没一词说“情人”，因为“情人”在上海话中有婚外恋人的意思，而“情侣”指的是合法、正当的恋爱伙伴。但“情侣墙”太书面化，上海人的口语中没有“情侣”这词眼。经反复推敲，决定用“情人墙”，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得到了普遍认可。
一九九五年我应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在《话说上海人》的基础上，写成《上海人》一书，这段文字，也扩充为书中一节，名为《伟大的“情人墙”》。“情人墙”还需打引号，因为它还刚出炉不久，有待社会认可。这节文字，后来单篇为一些杂志转载，报刊上“情人墙”的提法渐渐多起来，后来电视台又拍了专题片，“情人墙”成了一个大家习称的词汇。据马尚龙说，作家出版社的女编辑张懿玲曾把我送给他的《上海人》一书借去，供赵忠祥在写作《人·岁月·生活》提及“情人墙”时参考，至今书还没还他。我一直没空把《人·岁月·生活》找来读，但若有这本书为“情人墙”扬名，为上海人叫好，我当然感到高兴。石库门的有名
我家几十年住在石库门房子里。
上海的石库门是那么有名，就跟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但我敢说我对石库门的研究，要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描写过它的作家。石库门为什么那么的有名？每当我踏进破庙似的灶披间，看见被十几只炉子熏得像古旧的泼墨山水画似的墙壁；每当我像瞎子一样，凭着裤管的感觉，摸索走向那道被我的朋友戏称为“煤矿”的楼梯时，我总要问，石库门为什么那样出名？
它既不是上海数量最多的民房，更不是水准最高的住宅。艺术上平衡得简直谈不上风格，从居住条件来说又非常的不实惠，而且不像四合院那样找得到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可一提起上海的房子，首先想到的便是它，真要把那些典雅秀美的花园洋房气死。
某天，我忽然悟出了两条有力的根据。一、兴业路“一大”会址是石库门。二、石库门是旧上海小康人家居住的房屋。要住上这样的房子，往往得付一根两根条子的订费，赤贫的扛包子、拉车子、扫垃圾、倒马桶之士无力问津。小康之家，我们叫小资产阶级，国外现在叫中产阶级或“白领”。这部分人，是整个社会中最叽喳的芸芸众生。对地位更高的人们，他们有羡慕也有不满，想进身又怕失身；对地位更低的人们，他们有同情也有鄙夷，想援手又怕湿手。他们鼓鼓噪噪，叫叫嚷嚷，时而如此，时而那般，结果在有意无意中，把属于他们的一切宣传成天下最中庸、最合理、最实际、最理想的东西。更阔的人们，很乐于鼓励这种安分守己的陶醉；更穷的人们，则不敢嫉恨这点可怜巴巴的优裕。因此，属于这一层次的生活标准、享用物品、兴趣爱好，往往得到全社会的公认，获得一种全民的知名度。与石库门情况相仿的，上海还有老城隍庙奶油五香豆。它比三北盐炒豆要高级，却又不像巧克力圣代、掼奶油那么高贵，所以曾是沪上第一名特产。挤车交响乐
车身贴着人群慢慢地挤过来，人群贴着车身不情愿地向后退去。一片“嗒啦嗒啦”的响声，几百颗钮扣在车侧钢板上欢快地跳跃，像暴雨第一阵砸在地上的雨点。引擎已停止吼叫，喇叭也沉默着，无声的惯性威严地向人丛中挺进，把片刻前纷乱的怨言咒语都碾得粉碎，嵌进轮胎浅浅的花纹里。司机是个老手，尽管那指甲涂得红红的。她知道惯性巨大的震慑力，每个血肉之躯表面的紧张、激动与愤怒，在钢铁的外壳面前，都只是玩具冲锋枪里喷射出来的红火。站牌外人头占满的宽两米长十米的地带，悠悠地被推进的惯性削去了将近一半。
三个车门前，虬结着的人群就像巨大的章鱼，伸出无数条彩色的触须。在这样的状态下，似乎每个人的个性都被那个有目的整体淹没了，除了挤上车去，再不可能有别的意志显露出来。然而，这只是表象。如果你的观察力不愿浅尝辄止，陶醉于那个整体散发出来的闹哄哄的气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目的整体正是利用观察力的这种惰性，来造成它十分强大不可一世不可击破的神秘效果），那么，你就会发现，个性在几乎不容思考的瞬间，在四面八方没头没脑的挤压之下，不仅没有被淹没，而且以一种经过压缩更为精神更为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章鱼的每一条扬起的触须，都吟唱着一支古老而新鲜、美妙而惆怅的歌。
你看那穿着浅棕色牙签条粗花呢西装的男青年，显然对赢得同龄异性的目光有特别的敏感。他踏上车门第一级踏梯，就侧过身子，背部顶住了车门的一边，伸直的双臂撑住了车门的另一边，作了一个长达两秒钟的停顿。在这个停顿中，在他前面的人进入了车厢的昏暗中，成了与他有一小段距离的背景。在他后面的人跨不上踏梯，晃动的人头变成了模糊的前景。他凸现了出来，他完全知道自己优越的位置，又很潇洒地将身子往上弹了两弹，脸侧向车外有个小小的亮相。然后带着他捕捉到的异性欣慕的目光消失在车厢里，矫健的背影还昙花一现地闪示了他的满足。
在这一幕轻喜剧的映衬下，下一幕的悲剧就更令人悚然心惊。一个“骑士”护卫着他的“公主”好不容易在人丛中冒出头来。“公主”的前脚刚踏上车，娇躯突然往后一仰，倒在“骑士”的怀里。这种软弱无力的身姿是极其自然，极其优美，极易叫人悯生爱怜的。“骑士”的胯部不禁扭动了两下，富有节奏感，用时兴的话说，还真他妈的有男子气。似乎是出于无意或由于惯性，一只女性的筋脉隆起的纤瘦的手朝那牛仔裤臀部铜牌上狠推了一下。“骑士”在突然的打击下身子侧弯成一个弓形，填补这个空间的是一个倔然地升起来的女人的瘦削身影。头发披散着，也许是刚在厂里洗了澡。一件邮递员制服颜色的绿呢上装，一条黑白大格相间的毛料长裙，中跟皮鞋。那女人在临拐进车厢前突然回过头来，也许是听到了此时已落到她身后的“公主”或“骑士”的嘟哝。那张从车厢黑糊糊的底色里探出来的脸叫人倒抽一口冷气。那对尖利的眼睛，额头、眉心深深的皱纹与刀削似的瘪陷下去的两腮，活脱脱一个复仇女神。他们肯定素不相识，但他们也肯定跟冰炭一样不能相容。那女人的眼睛里有血丝贯瞳，红红地好像要杀人。那女人一扭头，披散的黑发甩过来，消失了。
戏还在继续上演。一个穿着米黄色滑雪衫的硕实的身躯堵住了车门。滑雪衫显得短了些，从款式和颜色看，肯定是厂里发的工作服。也许还是那老头的女儿或者毛脚女婿单位里发的。短短的花白头发，后颈上折叠多层的肥肉，那人年轻时可能是干体力活的。现在他却十分吝啬自己的力气，赖在那里不肯用劲，任后面的许多手推搡他的背部与女人似的肥臀。他似乎感到很舒服，跟被按摩一样，连往上挤的表示也不高兴做。即使两臂往上举举，也像伸懒腰似的。
这时，一支小号忽然激越地奏响，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在人丛中艰难地浮沉。她的一条手臂像划水似地在人们的头顶上一扬一落，另一只手把孩子侧着高高地举起来，以减少阻力。那是个小男孩，穿着鲜红的尼龙滑雪衫，戴着顶前面缀着个大熊猫头的姜黄色的圆顶绒帽。孩子的两条手臂抱住母亲细长的脖子，并不太紧，头转来转去，那个大熊猫的脑袋也跟着转来转去。看来他对那种场面已司空见惯了。母亲反没有孩子那么超然。从鲜红的臂弯里露出来的脸，仍然以它的酡红引起别人的注目。这是活的燃烧的红，红的边缘的白皮肤似乎发出一晕白炽的光来，看得到血流的澎湃，有波动与涨落。那母亲身边猛地向前一倾，像米隆的雕塑“掷铁饼者”的姿势，又像劈波斩浪的船头。就这么拚命地往前拱动了几下，竟让她冲到了车门前。这时，一个从车门口后撤的中年男子似乎跟她说了句什么，也许是劝她等下一辆车。她突然张开了嘴，仿佛要狠狠地咬那人一口。雪白的牙齿在渐浓的夜色中一闪。她怀中经验丰富的小家伙“哇”地哭了起来。她将空着的左手与左脚，向闭合拢来的车门中直直地插进去……影响我性格的桌子
我家住的石库门三上三下，是石库门中结构最为庞大的一种。一幢房子里共有十二家住户，我家是除了二房东外最早的住户，租的是公私合营时成为“倒挂户”的二房东原先住的二楼西一个统厢房，朝南朝东，还有全堂齐顶的护壁板，是整幢房子里面积最大条件最好的一个单元。而我家又一度是整幢房子里经济最拮据的一户，这一度至少度了十五六个春秋。在其它十一家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邻居相形之下，一间大大的空屋加上两个文物般的老人，总使我们产生一种衰落大家的幻觉。
屋子由一排镶有车料毛玻璃的木门隔成前后两间。后间约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个堆杂物的地方。进门右首靠板壁就是一只煤球炉。与那只炉子相对，靠在玻璃门那边的是一只巨大的黑漆八仙桌。桌面是由三块已经裂缝两公分的木板拼成的。桌腿呈八字形向外絜开，是那么有力，最大限度地承担着它的使命。桌面上挤放着热水瓶六个，钢精锅一套，砂锅数只，陶钵几尊，还有酱油瓶、油瓶、醋瓶、料酒瓶、盐罐、糖罐、味精袋，漱口搪瓷杯。牙刷几支、固齿灵牙膏一枚，大碗两叠、小碗一叠，筷筒、瓷匙、饭勺、锅铲、铁爪篱，红药水瓶、紫药水瓶、消治龙软膏、明星牌花露水以及抹布。桌面底下桌腿的横档之上还搁着板，内放铁锅，肥皂、肥皂粉、阯头、斧头、柴刀、旋凿、老虎钳，废旧电线、漆包线、保险铅丝，橡皮膏，木衣夹子，完好的与半截的塑料的或木头的梳子，百雀灵面油、蛤蜊油，浸梳头刨花水的小碗，旧的铁钉与木螺丝，大大小小的旧软木塞子等等。再下面，着地放着煤球箱，柴爿，引火的废纸，留着扎拖畚的碎布，铅桶、木盆等等。
正是这张桌子，对我一生性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我的一生中，唯有一个堪与伟大导师媲美的习惯。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中写到，“他（马克思）放置书籍时并不注意外表的整齐”、“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整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去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它们只是表面上混乱而已，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须寻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少年时代的我，在图书馆里读到这段话时，欣喜若狂。后来，我就要求母亲为我买了一本《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这本书就成了我最早的藏书之一。邂逅的梦
这样的奇景，在农场四年里，我只见过一次。
奇景只是对我而言，并不像峨嵋的佛光，或者二百多年一遇的日环食，是举世公认的。但日环食再稀奇，却有无数的人同时瞻仰到，包括我才上幼儿园的儿子。而这样的景象，我一直希望全世界只有我一人有幸看见。
这是冬天一个极普通的下午。崇明岛的冬天，这样的天气太多了。既不放晴，又不下雨，天空均匀地涂着一层薄薄的云膜，要费心寻找，才能找到太阳——一个油迹似的光晕。阳光透过云膜，把大气层染成新鲜鸡蛋似的颜色，表面似乎还蒙着层粉质的白霜。我在四面望不到头的黑褐色的旷野里行走，蛋壳黄色的苍穹压在我的头顶上。苍穹压顶，并不是天低云垂，给我以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像雷雨前那样；天上看不出有云团，说“压”，是因为我的眼球不敢往上抬。我的内耳平衡器有毛病。在大自然里，我发现只要受冷，眼球就不能随便往上抬。这种天气我本不该出门，焐在被窝里读书，我又带了一旅行袋的好书下来。但是，难得一个场休日，不出来走走总觉得是白白浪费了。如今，许多人还是愿意在节假日出门旅游，花钱到路上买罪受；但与我那时靠两条腿在西北风中往返走五、六个小时相比，到底不及我悲壮。崇明的西北风，在天气预报只有“风力四到五级，阵风六级”的日子，你将铁蟜往地上一戳，它也能吹得竹柄像洞箫似地发出呜呜的鬼叫。
风裹掖着我。不能说朔风呼啸，天地间充塞着风，风已经不是一阵一阵，而是无始无终的一片。阵发的呼啸已然化为持续的高频振荡。这声音不仅通过耳膜，而且通过脑神经渗透到你的体内。这种高频振荡有催眠作用。内和外的界限正在消失，我和风融为一体。整个人体只有小腿以下的部分让你感到最实在。每一步踏下去，脚底下硬梆梆的触觉反馈上来，使你不致忘记自己正指挥着两条腿搬动全身的重量往前走。不仅身上的绒线衫、厚绒球衫、海虎绒夹里的大衣像是镂空的，就是皮肉骨头也像是镂空的。现在你不敢作任何这样的想像，否则你将听到风把你的五脏六腑吹得呜呜直响。
我两眼平视，一心一意地赶路。一无遮拦的荒野，被一条条支渠与明沟隔成很宽很宽、长里见不到头的大田块。土被深翻过，鱼鳞似地一片盖着一片，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据说经过一冬的严冻，来春就会松酥。现在我和这些泥土一起在经冻。我挑过泥，知道这样一片“鳞”少说有一二百斤。机耕路边间隔着有几蓬发黄的枯草，它们是旷野脸颊上的泪痕。有了它们，雄浑无言的大自然暴露出纤弱的一面。我听见了大地深处的呜咽。
这时，在距我约二百米远处，有一个黑点，从右上方的天空中，向左下角斜着飘落。紧接着，几乎从右上方的同一点（我不敢抬眼细看）一个接一个的黑点，依次斜射而下，落成一条东西向的轴线。第一条线站满后，黑点在其后平行地排出第二条横线。接着第三条线、第四条线……一点接着一点，都是前一点着地，后一点从空中的同一位置射出，很快排成一个方阵。那么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从小学起就练队列操，直到农场的民兵训练还是队列操，但要我们这么迅速整齐地列成方队，还未必能够做到。这一切，鸟儿在一二分钟里干净利落地完成，几百只鸟！我看不清鸟儿的体形、面目，只觉得它们都面对着我。我想它们大概是野鸭子。听说崇明岛上冬天有很多的野鸭子，有的老职工半夜到沟渠里去撒些拌了农药的稻谷，第二天凌晨往往能拎一两只回来。想不到成群的野鸭子是那么的训练有素，气势不凡。它们也许到田里觅食遗落的稻谷，但我不见它们移动位置。它们静静地匍伏着，好不容易才能将它们与黑土区分开来。天阴，能见度低，而我又戴着不够度数的近视眼镜。
我满怀着对它们的亲切感向前继续走着。这个寒风充塞的孤寂的世界因为它们的降临一下子变得生趣盎然。我想，如果我写诗的话，该怎么描绘这番景象。我大约向前走了六七十米，那只头鸟，突然踮起脚，翅膀一拍，斜着冲天而起，飞向空中那个点——那个刚才由此降落的点。其余的鸟，依着降落时的顺序，一只接一只地腾空，飞向那个点。飞到空中的黑点，随即排成“一”字队形，向着东方进发。不断腾空的黑点与空中逐渐延伸的队形，组成一个立体的倒“V”字。我目光追踪着这群飞鸟。只见它们飞了一段路，忽而又排成了“人”字形。大雁！我小学一年级就知道它们，没想到直至今天才有缘见到。但是，它们到崇明岛来干什么？这儿的冬天未必比北方暖。它们一定飞岔了道。我发现自己已不知不觉抬头眺望了一阵。刚这么一想，立刻有一阵眩晕从天外向薄薄的脑壳袭来。我连忙低眉垂眼。大雁的去踪再不能关注了，但我觉得应该有所反应，这样也能排遣对眩晕的恐惧。我一下子强烈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曹植、李白那样的天才，我张开口只能对着一片昏昏沉睡的天空与莽原喊两声：“好！好极了！”我尽可以发疯似地狂吼乱唱，极目之处再没有一个人影。但我喊了两声已觉得足够了，觉得有些酸溜溜的怪味。我没想到喊“美”、“美极了”。“美”是个准违禁的字眼，我一点也没想到要用它来形容大自然的魅力。我使自己挺起胸，尽管这样风能够更自由地从大衣领口的窟窿往里灌。那些大雁（也许还是野鸭子）的出现应该是有某种意义的。唯其如此，那一幕情景就值得被记住，甚至值得被载入史册。我在书本里还没见到过对大雁的起落有这样的描绘。这比苏格兰王见到的蜘蛛织网要壮观得多。
余下的路程，我就觉得好对付多了。
我的阳历生日对应的西学星宿是天秤座。关于天秤座，一张贺年卡上这么写：
男性，天性仁慈、大方、忠心、有吸引力，有时很容易就生气，有时则非常有耐心。他们很不高兴琐屑的事和不公平。除了感情之外，其他方面似乎都很聪明。是天生的寻梦者，对自个儿脑中的小构想常欣欣自喜。
我不知道这些话对其他的天秤座男性是否确切，对我，则好像是百分之百。如果让我对自己的性格作一番描述，未必能有它那么全面与中肯。最绝的是“天生的寻梦者”，第一眼看到，我就像被一道光照亮。以后反复寻味，越来越觉得它可以成为我整个人格的概括，整个人生的写照。寻梦！知梦为何要寻，梦向何处去寻？个中的奥秘，匪夷所思，但我深深知道。
那些多年来一直在我心头列队起降的大雁或野鸭子，其实不就是个梦境？一个邂逅的梦。古董与时装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让我感到人生的虚妄、无常的，是当年我溜进一家古董店。我看见橱窗里两三寸高的暗沉沉的玉佛，长着绿锈的小小的铜罗汉，甚至一个灰不溜秋的象牙挂件，标价都是几千乃至上万。我开始还以为自己漏了小数点。那时我家里欠着四百来元的债，阿爷阿娘天天像敲木鱼似地念叨，要我长大后赚了大钱去还，成千上万对我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想到有人居然能花那么多的钱把这小玩艺买去摆在客厅的一角作点缀，我立刻觉得这种人生境遇比天堂离我还要遥远，顿然心里发空，浑身无力，像肚子饿极了似的。也许别人会因为这样的刺激而奋起，决心要混出个人样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我却从此生活在这些古董的阴影之下，这一定是跟遗传基因有关。
今天，能唤起我类似感觉的便是时装店。
当然，时装比起那些古董来跟我的生活要贴近多了，虽然标价成百上千，毕竟币值跟五六十年代是大不相同了。然而以我的经济实力，还是不敢去玩名牌。若玩名牌，倾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怕买一套从头到脚的美装还不够。我曾设身置地地想过，若花几百元钱买一双飘马球鞋或正宗意大利软皮鞋来穿在脚上，我感到的肯定不会是舒服而是紧张，说不定还会因此而扭了脚。如果看到一星黑泥沾到白鞋面上就不免心惊肉跳，还是趁早识相不去追求那份潇洒的好。以我长期来形成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没有十万以上存款决不会贸然下海去“票”名牌。因此，那些谈笑自若地出入时装店的俊男倩女们的心态对我便是个谜。因为不懂就多加一些注意，久而久之对中国式的时装情结似乎有所发现。发现的东西叫我感到欣慰也感到失望，因为掩藏在花花绿绿对称与不对称、裸露与宽松、典雅与性感、异国情调与民族特色等等之下的，还是我们老祖宗的那一整套，也就是“克己复礼”。
现在人们都津津乐道法兰西与意大利等国对时装如何重视，罗马搞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居然先让时装模特儿绕场一周。其实要说重视时装的作用，莫过于我们中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闹得国内沸沸扬扬，在上层展开了一场要衣服还是要国家的大讨论。结果赵武灵王侥幸押宝成功，于是成了千古的文化名人。他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史上因服装改革而永垂不朽的第一人，这样的人只能出在我们中国。唯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坚持把服装与人的等级紧紧挂起钩来，让人一目了然。啥等样人穿着啥等样颜色，啥等样官服绣啥等样图案，搞错了就要吃屁股或者搬脑瓜。中国有句古话，勿以衣帽取人，说明国人历来习惯于以衣帽取人，这比以气质、风度、谈吐等等取人要方便省心多了。由于这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满清的繁忙的革命活动中，不忘抽出时间来发明中山装，这比青天白日旗对民众的影响更大。
我曾请教过深谙玩名牌之道的朋友，穿名牌有何功利意义？他告诉我，在美国，如果穿着不是名牌，一些高档子的俱乐部就走不进去。穿什么意味着你是哪个圈子里的人。呜呼，美国人哪一天把我们的国粹偷学去了。曾几何时，他们不是以两膝与臀部发白的帆布牛仔裤为时髦的吗？不过我怀疑是那些玩名牌的朋友臆想或夸大出来的政治依据，没有政治依据他们就玩得不够踏实。我稍稍回顾一下我所知道的时装演变史，发现在中国（外国情况我实在知之甚少，不敢妄议），哪一种哪一类时装走红或遭到激烈反对，都并非因为审美的原因而是出于潜在的政治动机。中华民族实在是个非常自觉地关心政治的民族，融化在血液中，渗透到了衣食住行各方面。有那么多的人，几千万乃至几亿人一夜之间忽然想到要穿西服结领带，有那么多的人涌去看穿三点式的健美比赛，都是受到一种非审美因素的推动。时装与文学在轰动效应这一点上是极其相似的。
然而据说时装的精髓完全在于个性，在于独特，在于审美；那么，据此我可以预测，尽管在中国时装生意会历久不衰，如火如荼，但要在中国形成名牌或推出名设计师则非常困难。阻碍中国名牌时装与名设计师成功之路的乃是老百姓有意无意将时装与某种价值观挂钩的文化积淀。捷径是有的，要出名牌就去搞中外合资或干脆挂外商牌子，要成为名设计师必然到巴黎或纽约去镀镀金，最好得个无论什么名称的外国奖，能混个外国国籍回来最好。丹纳早就说过，什么样的群众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时装艺术是通俗艺术，更要顺人心而不能拂人意。我们只能买了炮仗给别人去放，然后出口转内销。书法廊赞
在拙著《上海人》中，我提出，上海人是特别有文化创造能力的新人群。一百多年来，最伟大的创造是一种新方言——上海话。上世纪后五十年，上海人又创造出了外滩情人墙、恋爱角、外语角等文化景观。千年之交，上海人又有什么新的文化创举呢？
我觉得，值得一书的有“歌组合”与“书法廊”。
歌组合是在以往公园里三五成群的“戏曲大家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给那种颇有传统的民间活动注入了许多现代思维与形式，而书法廊则完全是全新的创意。
当初，乃一位老先生右手执笔，左手提桶，以笔蘸水，弯腰书斗方大字于公园甬道的自娱行为，不几日即有仿效者。经月余，公园里作水书者已有十数人。工具也有改进，有人以苕裹纱布作毫，插于1升雪碧塑料瓶上端即成自来水笔。器利则工益善，由是参与者更多，从耄耋老翁到学龄前女娃，自日出至晌午，几百米走道上，龙飞凤舞，正草隶篆，蔚成一道文化风景线。此景转眼已有几年。水笔初写，墨色淋漓，似法帖饱满；当其渐干，又如碑刻剥蚀。……碑帖相融于大地，千年演变在顷刻，伫立观之，能不感慨系之？水书者，既是文艺又是体育；既甚高雅，又极平易；文武兼备，雅俗共赏，“圣者，通也。”创此意境者，我上海人，不亦圣乎？上海生态第一大变故怀旧
朋友来约我写点上海怀旧的文字，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足迹基本未出过上海版图的老上海，应该是义不容辞的。但问题是上海的旧本来不多，这几年刮起一股怀旧风，大家一齐来怀旧，把角角落落的旧像大扫除一样怀了一遍，几乎跟当年文革初期扫四旧一样彻底，如今怀旧要怀出新意来真的太不容易了。
正在我搜肠索肚怀旧之际，儿子救了我。
今年刚上高中的儿子突然问我：“爸爸，臭虫是什么样的？”
这话像当头棒喝，叫我茅塞顿开。或者像以前小说里常写的，“打开了我回忆的心门”，“勾起了我绵长的思绪”，“我不禁陷入沉思之中”……
时光倒退三十余年，那时如果有个三岁的上海孩子，问出这样的问题，家长一定大惊失色，怀疑小孩是否有智力障碍。上海的三岁小孩可能没见过蚂蚁、蟑螂、跳蚤、蜈蚣却一定认识臭虫。这是从皮肤上一个个红疱上认识它的，是从难熬的奇痒中深刻记住它的。每天半夜痒醒，翻过枕头，细觅席缝，必定能够找到几只吃得滚圆的臭虫。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楚记得，手揿上去时，臭虫的肚子爆裂，发出卟的一声，这比打死蚊子时有快感多了。只是随着变黑的鲜血流出，同时散发出一股臭味，有点煞风景。臭虫要是没那股特殊的味儿，上海人也许会像北方人抓出白虱，把它放在嘴里嗑崩嗑崩地嚼。这就是它臭的造化了。
当年上海人对付臭虫，真是费尽了心机。每年夏天将临，每家每户都要把棕棚、木棚、床架搬到弄堂里、晒台上或马路边，用煮沸的开水浇涣杀虫，又用调成糊状的六六六粉嵌木缝、涂木面。我家那时用嵌口长条护墙板，每条板缝都用毛笔蘸了六六六糊（后来用敌敌畏液）涂过，这是我的活。我想这对我今天悬腕写书法一定大有帮助。这样折腾过，满屋子都是药味，熏得人头昏脑胀，对臭虫却作用不大。每晚还要起床捉检数次，早晨还要把席子卷起往地上狠跺几下，几乎都能抓到几个饱得动弹不了的臭虫。隔半月一月，又要把床架等搬出去浇一下涂一番。那日子对孩子是个小小的节日，这景象也是沪上一道民俗风情画。
人与臭虫大战，看上去是人屡屡主动出击，实际上是疲于应付，颇像当年美国佬陷在越南。好在臭虫是季虫，夏天一过，全线撤退，非常守信。如果人圈定的害虫中要评费厄泼赖绅士的话，非臭虫莫属。
不知怎么一来，臭虫灭绝了。
一个曾经子孙繁衍、不可一世的物种，突然灭绝了，这是多么了不得的大事。人们居然没有震惊，没有去研究，甚至没人去怀旧，却去关心不知多少年前恐龙的灭绝，人的理智是不是有点出毛病了？还是这本来就是人的理智的特性，什么都是大的好，连绝种也是大的好。
抛砖引玉，我期待能引出篇“臭虫灭绝与上海生态环境关系”的学术论文来，也不枉我怀旧一通。解构谈恋爱
中国的用语有时是相当的精确。
譬如说：“谈恋爱”，这三个字，概括了一般从介绍认识到结婚的男女之间感情发展的全过程。
开始是“谈”；双方一方面要向对方介绍、表白自己，一方面又要从对方的话中尽量捕捉信息。在这个阶段，双方一般都是比较紧张的，唯恐一句话说错给对方留下坏印象，又怕太谨慎让对方觉得不真诚。尽管心里翻腾着热烈的感情，面部肌肉和声带却常常控制不好分寸。两只眼睛想看对方又不敢看对方，手脚想动又不敢动。往往一方像做报告一样眼睛望着正前方讲得起劲，另一方头点得起劲，谈两个小时回家头颈都很酸。
第二个阶段是“恋”；语言在那时失去了主要地位，对对方是好是坏已经在整体上有了把握，而且往往都把对方看得没有十全十美，也至少有九全九美。两个人只要坐在一起，就充满了幸福感。双方身体任何部分的接触，都能比话传达出多得多的情意。两个人只要呆在一起，只希望呆在一起的时候地球停止转动。热天两个三十七度紧紧贴在一起，比在空调房间里吃冷饮还凉爽。冬天坐在公园空落落的长椅上吃西北风，比围着暖锅吃涮羊肉还热。
第三个阶段是“爱”；头脑发热的时候过去了，双方都冷静了；各自的缺点也都显露出来了，小冲突、小口角也有了；我爱你，爱得你茶不思饭不想，这种话也不愿轻易说了；双方要为今后共同生活的现实打算打算了。那时候，产生了种种不满意，失望，甚至想摆脱，结果却发现骨子里两个人已经连在一起了，其实是找不到比对方更理想的人了，那就是“爱”。静气逼人
静气逼人……
看陆廷的画，我首先感叹的是中国先辈文人用语的精确。“逼真”，那个“逼”字下得何等的妙！以前我仅浅层地理解“逼”的含义，即为非常接近自然真实，直逼自然物，“逼”字使这种反映自然真实的努力显得有动感、有力度。面对陆廷的静物与风景画，我不由自主地屏息静气，也在这宁静的心境中，我恍然颖悟“逼”的深层意蕴，一股无形的力量自画幅向人逼来。逼得你正襟危坐，逼得你肃穆敛神，逼得你洗心革面，逼得你超凡脱俗。
也许我把艺术欣赏活动形容得太一本正经，太严肃庄重了；但是，我真不愿把看陆廷的画称之为“观赏”。当然，真正优秀的艺术品莫不给人带来巨大的欢愉，欣赏艺术佳作时的心情是最轻松最舒适最惬意的，可是，艺术杰作有时也会带来灵魂的强烈震撼，这不仅与欢愉不矛盾，而且这种过电般的欢愉是最难得的。然而，我不愿把获得这种审美感受的途径称之为“观赏”，就像宫殿前的台阶不应仍称台阶。但若用“瞻仰”就不免滑稽可笑了，我更不愿以礼仪的神圣来亵读艺术的神圣。我只能承认自己词汇的贫乏，只能用“看”——最普通又最多义的词来称之。勉强地还能用“瞠视”——瞪大了眼睛看，既因惊讶，又唯恐遗漏某一细节，看陆廷的画自然而然地令你不得不瞠视，静静地瞠视。
看陆廷的画，尤其是那些静物油画，往往使你对一些细部赞叹不已。翻开的大楷习字簿那从元书纸背面透出来的墨痕，旧考篮漆面上岁月的积垢和新蒙的浮尘（《琴棋书画》）；大红缎面上花鸟刺绣的密密针脚，古瓷碗中半盏黄绿的茶水（《珍品》）；饱含鲜汁，似乎透光的葡萄、芒果（《葡萄季节》、《水果静物》）；还有老家八仙桌上金黄的油条、雪白的蒜头与等着盛粥的龙眼青花小瓷碗（《老家》）……但是，生活中这些实物摆在你的面前，不说“不屑一顾”或“熟视无睹”，至少不会给你如此摄神动魄的美感。在你赞叹画上物件这般逼真的时候，已不知不觉换成了画家的眼光，融入了他的心境；在你细察作品的笔触如何精到时，已潜移默化地体会到了画家在一笔笔表现他所发现的“美”时，那种无可名状、无可取代的兴奋。美就在你身边，美就在你心中，美就在日常生活里。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用不着长途跋涉，去浏览什么人间胜景；用不着刻意布置、营造什么优雅氛围；我们如果有画家那样善于发现的眼光，有画家那样宁静致远的心境，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不是无时不刻可以处身在如画的现实中吗？
这就是陆廷画中的静物、风景所具有的震慑力，像水一样既柔和又有冲击力；这就是真正的艺术所要传播的福音。
能作这样的画的人是有福的，能读这样的画的人也是有福的。乐于吃亏
前两天，有朋友来，谈起儿子的教育问题，颇为烦恼。他儿子不是不出色，而是太出色。在市重点中学读书，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担任班干部，工作认真负责；老师对他各方面的表现赞不绝口。但是，他在同学中的人缘却不大好，这次班干部改选，竟把他选了下来，叫班主任大为吃惊。班主任特地上门来对他表示安慰，说，你儿子真的没什么错。若硬要说有什么错，就是人太正，不太注意工作方法，但这是不能苛求孩子的。希望家长一定要注意保护他的积极性，不要责备他。
那位朋友说，我很理解老师的意思。儿子的不足之处我一目了然，因为他脾气像我，不通世故，做人太方正，不圆滑。我为此吃过不少苦头，到现在棱角磨掉了不少，总算日子也好过了些。我要不要教他学得世故些呢？不教他吧，眼看他今后可能处处碰壁，不忍心；教他吧，老子教儿子学世故、学圆滑，往他纯洁的心灵上染黑，又不忍心，真是左右为难。
那位朋友的惶惑，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疑虑。我们成长在一个理想过热的时代，踏上社会后，虽然差不多都经历了一个幻灭的心路历程，但毕竟心还未死，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些许对理想的美好憧憬。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觉得世故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人在世不可取的下策。要我们将此人生下策去授给后代，不啻是件痛苦的事。就像染上了烟瘾，有事需提神或无聊要排遣，必得燃上一支，让精神有个寄托；虽说也有“赛过活神仙”的快乐，但绝不想小辈步己后尘。我们对世故也作如是观，尽管世故的实际效用要比香烟大得多。但难道眼看子女在吃亏、碰壁方面步己后尘，而让我们用鼻青眼肿乃至头破血流换来的宝贵的前车之鉴白白浪费吗？
对这个问题我是想了又想，终于想通了。就算子女接受了我们身、言并重的世故教育，而且能学得很乖，以后一辈子时时、处处都不吃亏，什么好处也少不了他，活得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但到一生算总账时，你会发现，他可吃了大亏了。何以见得？因为能活到这种水平，必定是个聪明人，但又必定是个庸人，皆为他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分散用到日常的那些蝇头小利上去了。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反过来说，皆有所为必有大不为。这不是反而消耗了他的聪明，耽误了他的前程了吗？从这一意义上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真理，只要我们不把“人上人”狭窄理解为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而理解为品格高尚、意志坚强、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才就可以了。那么，“苦”就自然包括碰壁、吃亏的痛苦在内，吃亏、碰壁是造就一个杰出人才的必不可少的训练科目，尤其在世故传统深厚的中国。
既然我们的孩子可能具有成为杰出人才的潜质，那我们又何必对他们会吃亏这一点耿耿于怀呢？树大招风，难道我们要把松柏都修剪成低矮的冬青丛吗？乐于吃亏，何烦之有？石拱桥留石榴树
站在朱家角的石桥上，不由你不生思古之幽情。
记得前不久读到一篇文章，说历史上的中国，特别是中原与江南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树木成林，所以营造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容易搭建修葺，但也经不起多年风雨的侵袭剥蚀，更不用说战火破坏，因而，几百年过后，所剩无几。目前，保存完好的明清时代的江南民居，已是稀罕之物。而欧洲，特别是其北部，历史上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故所造城堡、民居多用石垒，历数百年而不坏，成为文化遗产。这真可以说是“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变奏。而古镇的石桥，却因当年修建时就考虑到要非常坚固，为千百年之大计，故虽然当地不产石料，也要用船从远方运来，结果，从石桥落成的那天起，在连通两岸的同时，也从现实搭向了未来。桥在中国的建筑文化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保留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体现在建筑方面的高度的智慧与精湛的工艺，这些智慧与工艺由于大量优秀土木建筑的毁损破坏而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它也见证了历史上的文明盛况、繁荣景象。朱家角镇的放生桥，建于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全长70*9郾8米，宽5*9郾8米，高7*9郾4米，是华东地区最长、最大、最高的一座五孔石拱桥，由此桥的规模，可以想见朱家角在明清时代重要的经济地位。站在放生桥顶，可以望见北大街鳞次栉比的黛瓦粉墙。北大街是上海市郊保存得较为完整的明清建筑街。近年来那些古建筑经过整修，似乎回到了四五百年前新造的模样，与石桥相映成趣，使人有时光倒流之感。
朱家角镇由漕港河与其支流（当地人称之为市河）分割成大小不等的5块区域，“才”字形的河道上曾建造了36座桥，至今保留完好的石拱桥、石板桥、砖木及混合结构的古桥还有20多座，几乎每一座古桥都有一段美丽的传说或故事，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今天正在发生的泰安桥上石榴树的故事。泰安桥俗称何家桥，始建于明代万历十二年（1584年），为单孔拱形石桥，是全镇最陡的一座桥。泰安桥还有一道独特的景致，就是两侧桥拱上长着两棵枝叶茂密的石榴树。在镇上其它的古石桥，像放生桥的两侧也有几丛石榴树，但没有泰安桥那样茂盛。这种独特的风景，与当时独特的造桥工艺有关。那时，工匠用糯米粉浆拌石榴籽来砌石缝，取“石留”之义。有生命力特别顽强的石榴籽就从石缝中发芽、生根，长成一大丛树，树根紧紧抓住石块，真起到了固石留石的作用。石桥与石榴，浑然一体，此树之龄也有四百多年。最近，泰安桥因石块风化，需要重修，文物部门提出，修桥就需去树，而朱家角人舍不得，再说，四百多年的古树也是需要保护的“文物”，能不能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但愿有。然而，抓紧时间去朱家角看一看长在石桥上的石榴树，或许也是值得的。“石拱桥留石榴树”，我觉得是条很好的上联，可以用来征集下联。书店的书卷气
我理想中的书店，当然要有优雅的环境，要有真正称得上书的值得收藏的书籍出售（目前书店大量的书，特别是畅销一时、热过以后便像中秋节后的月饼似的无人问津的书，其实只能算杂志，可能连杂志也够不上），这些方面，我想与一般的读书人差不多。但根据我个人的特殊经历，我更要求在理想的书店里有高素养的营业员。
我对书籍的热爱、对知识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因素，因为家与母亲供职的书店近，我小时候在课余时间经常直接跑进书店的库房里去看书，接触到的优秀书籍比同时代人要多；更因为受到母亲勤奋好学榜样的耳濡目染。母亲是非常敬业的，她文化水平不高，正规教育，恐怕连小学也没读完，而她的业务水平却是同侪中的佼佼者。就因为她业务水平高，所以单位里每次调整工资，哪怕只有一两个名额，她都能轮上。她就靠这凭本事涨来的几元工资，来抚养日益长大、开销日增的我们三兄妹。因为业务水平高，她曾调到内部书店当负责人，为首长和有关部门领导服务。我看到过她读电视大学中文系时所作的笔记，工工整整，密密麻麻，几乎把半本书摘抄了下来。她还买来、借来《作家与作品》、《世界文学史》、《文学评论》合订本、全国图书总目录等书籍、杂志，作了大量的笔记。大概因为售书人特别爱书的缘故，她看书从不将书页折角，从不在书上划线，而是作笔记、摘要，这习惯影响了我许多年。我即使现在偶尔在书上划线、作眉批，也一定要用铅笔，还是这影响在起作用。每天晚上，忙完家务，她就在灯下做“功课”，勤能补拙，她以她的身影将这条道理深深刻入我心中。母亲还有许多读者朋友。那时，书店的营业员习惯将顾客称为“读者”，很有文化味。这些读者朋友上我家来，母亲和他们的话题都围绕着“书”。他们谈些什么，我都记不起来了，然而，一个总的印象，书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书是最值得谈论的话题，都已经把我的灵魂整个地笼罩了。所以，我的家，不是书香门第，胜似书香门第。
现在，书店的营业环境，比当年是优越得多了；书的数量、品种当然更是比书荒年代多得多得多；营业员的文化水平（文凭）与我母亲一代比，也高出一头；要查本书，营业员噼噼啪啪一敲电脑，立刻就有答案，不用像母亲当年那样全凭脑子去记。但是，我总觉得那些书店营业员身上缺少点什么。好像今天只要识字、能敲敲电脑，谁都可以立刻在书店里上岗干活，无所谓业务熟悉不熟悉。我作为读者，没有和书店营业员交朋友的欲望。如果我与书店营业员有交谈，多数也是关于书价，而不是关于书，更不要说讨论书了。缺少可以被读者引为朋友的营业员，硬件再温馨的书店，好像还是冷冰冰或纯生意的。我理想中的书店应该充满书卷气。化妆间里的电视机
2002年的11月上旬，我都到美琪书苑去听程振秋、施雅君夫妻档的新编长篇弹词《天平侯》。两小时的书听完后，经常到他们的化妆间去坐坐，与他们交流意见。这天，我刚坐定，就有一青年来敲门，送来一包东西。施雅君说：“总算送来了。”连忙去接。原来是电视机的一副室内天线，这东西，在目前的上海居民家中是很少见的了。施雅君说：“他（程振秋）要看16大新闻，我女婿去搬了台旧电视机来，但这里没有有线电视的接口，只能想办法去借一副天线来。”我这才注意到化妆间里有台大约19寸的电视机。他们夫妻原住在龙门路的一幢石库门里，居室虽然相当狭小，但在上海总算是有家可归。如今这旧房拆迁了，他们到上海来演出，就以书场为家了。美琪书苑的剧场条件不怎么好，但化妆间却较为正规、宽敞，我想是他们这次回上海演出的条件最好的一个“家”吧，尚且有差点不能亲睹盛会的困难。想到他们夫妻连同他们的女儿程艳秋（放单档）长年在江浙一带农村城镇坚持演出，条件更加艰苦，我不禁对他们更加钦佩。
程振秋今年已67岁。青年时代曾遭无妄之灾，流放青海2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恢复艺术生命。他真可谓要把损失的时间加倍补回来，在二十余年里，新编了6部长篇弹词，还创作了像《包公审妻》等中、短篇。《天平侯》是他今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停接码头生意，集中精力一气呵成的。基本情节移植自《基度山恩仇记》，但在使法国生活中国化，小说样式弹词化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使移植十分妥贴，像中国土生土长的一般。因此，此书一经推出，就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听说在城隍庙附近的一家小书场上演时，额定座位只有90只，结果加座到140只，把隔壁居委里的椅子、凳子都借来了。美琪书苑的座位也只有140只，最多时加到180只以上，一般都在170只左右。有的老听众，上午就来占座。有的是在城隍庙那边听过，再远道赶来听第二遍的。
面对观众这样的热情追捧，程振秋感到很欣慰，再苦再累也值得了。他说，今天的评弹不是没有市场、缺乏观众，而是缺少新书。老首长陈云同志指出，出人出书走正路，是评弹发展的方向。我今天编书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编的新书已足够我自己说了，我和施雅君早过了退休年龄，也有条件享享清福了。我是要为评弹事业多编几部好书，希望新编的书能超过以往的水平，能满足观众的需要。所以我一直坚持在码头上做长篇，尽管一个月的收入可能还不及参加一场会演的出场费。深入基层、面向观众，与时俱进，不断编演新书，是评弹的正路，在我有生之年，要多为评弹留点东西。
难能可贵，我在程振秋先生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借问漫画何处有
从报上看到，第四届子恺杯全国漫画大赛的入选作品展在中信泰富广场举办，我特地从家里乘车赶了近两个小时前往参观。我从小就爱看漫画，至今乐此不疲，报刊有漫画的那几页我一定先睹为快。虽然也时见佳品，会心一笑，但总觉得现在的漫画有三多，一是借助文字的多，二是意义浅露的多，三是粗糙匆促的多。像连载漫画《涩女郎》，离了文字，从画面上几乎一无所得，而那些对白独白，从插科打诨角度来说，也属中下水平，实在不知为何能风靡一时。想来以丰子恺先生命名的漫画大赛，能满足我对漫画的渴求。另外，据说中信泰富广场是以此来代替店庆活动，这种商家对文化的襄助，我辈对文化有所需求者应该踊跃响应，这样，可以使有识之士更乐意办这样的善事义举。
展厅虽然在商场的地下层，但条件相当出色，不亚于正规的美术展览场馆，使优秀的作品在这样的环境中更见光彩。在展览中我见到不少构思表现俱佳的漫画，像见到久违的老朋友那么高兴。像毕克官先生的《借问球迷何处有》，画一牧童趴在水牛背上，牛角上挂一半导体收音机，正在播放某场足球赛的点球决战，牧童神情专注，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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