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成林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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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广州学评论(2017年第1期总第3期)试读：
发刊词
当今世界，国际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城市间的竞争，而城市间的竞争最终是“以文化论输赢”。故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不断涌现，并逐渐从特色城市研究（如敦煌学、延安学）过渡到对重点城市的综合性研究。于是，以国际知名城市或特色城市为研究对象，深入城市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问题，试图构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尝试，在国内外不同城市和地域迅速展开。国际上出现了“伦敦学”“东京学”“巴黎学”等学科研究，国内则有“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武汉学”“成都学”“泉州学”等方兴未艾，渐成声势，并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
然而，当我们反观广州这个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时，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作为长期雄踞国内综合实力第三位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海内外学界对广州的研究虽然汗牛充栋，但直到前些年仍鲜有人提出研究“广州学”的明确倡议，也很少见“广州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这不仅与广州当下在国内的总体实力和城市地位不相称，也与广州自秦代以来一直是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和综合门户城市的地位不相称，更与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地位不相称。可见，在当前国际竞争格局、城市发展趋势和广州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开辟“广州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必要，而且及时。
值得欣慰的是，广州在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虽然城市定位与功能多有变化，但其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化，这使得广州在中国对外商贸、对外交流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如果我们以“Canton”为关键词搜索海外研究广州的资料和成果，就会发现关于广州的史料和研究卷帙浩繁，不胜枚举，特别是近400年来国际学术界不乏研究广州的高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再加上国内千年以来特别是近现代学界广州研究的浩瀚成果，不仅为“广州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广州学”的成熟确立了国际视野，开启了“广州学”无限发展的可能。
因此，就有了研究“广州学”的倡议和探索，就有了“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的制度建构与安排，它将扭转和改进当下广州研究中研究机构条块分割、专家学者各自为战、研究成果重叠分散的现状，从学科高度和学术框架来统摄广州研究的不同方面，并遵循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广州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规划。
因此，就有了“广州学论坛”的举办，就有了《当代广州学评论》的诞生，它将作为“广州学”协同创新的公共平台，汇集海内外“广州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努力汇聚和传播“广州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打造“广州学”研究的高端学术品牌。
衷心期望海内外学者关注和参与，让我们共同见证《当代广州学评论》的发轫、成长和成熟。《当代广州学评论》编辑部2015年10月
学科建设研究
[1]地方学研究的内生力与增长点
——以“广州学”的建构与发展为例[2]涂成林摘要：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城市竞争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彰显，地方学出现了新的复兴。这一复兴有四种内生力，即城市竞争主体地位的确立、城市自我意识的觉醒、城市管理的多元发展和城市文化的认同。这可以“广州学”近年来的发展为个案，“广州学”较为充分的学科建设与平台拓展，显现了地方学研究的四个增长点，即地方学研究的应用化、学科化、国际化和大众化。以“广州学”为代表的地方学研究必将走向协同创新的深入和深化，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地方学 城市研究 广州学
与早期地方学（如藏学、徽学、敦煌学等）诞生于地域文化的独特历史人文环境之中不同，晚近以来以城市学为核心的地方学发展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一改方志、谱牒传统，将研究视角锁定在城市发展的具体方面，如城市规划、城市历史、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领域，充分显现出全球化时代以城市发展为国力竞争突破点的新趋势。这一趋势聚焦城市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学科划分取向，即依托于原有人文、社会、自然学科基础上，采其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从多个角度对一地（城市）内的各个领域发展状况进行揭示与探索。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以来形成的学科细分趋势应该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一种地域性或称在地化的统合。这种统合以“地方学”的形态表现了出来。
何以地方学能够在全球化时代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新的学科增长点呢？其学科的内在动力和创生意义何在？本文尝试以“广州学”为例，讨论地方学研究的内生力与增长点问题，力图为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地方学复兴提供一种趋势性参照。一 内生力：地方学何以复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东京学”为起点的国际地方学研究得到了复兴。这一轮复兴与传统城市史（如欧洲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罗马学”）不同，它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1985年日本的《东京人》月刊创办，使得此前以矶田光一的《作为思想的东京：近代文学史论札记》、海野弘的《摩登都市东京》和阵内秀信的《东京的空间人类学》等零散专著而形成的“东京学”有了较为集[3]中的学术“阵地”。从“东京学”的诞生语境可以看出，晚近以来的地方学研究复兴有两点特征：首先，其出现的社会发展阶段基本是国家经济经历了相当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或称后现代阶段）的产物。这一点，从“伦敦学”“首尔学”等地方学的发生学意义上也可以看出来。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居民，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再次发生了情感上的探索兴趣，以及规划和管理上的再构造之热情。就哲学角度而言，这是“人”与人性的复归。其次，地方学的复兴是以城市人文研究为起点的。如“作为思想的东京”“东京的空间人类学”等议题，都是从形而上的层面对城市研究做出的归纳与总结。
仔细分析上述两个特征，不难发现地方学研究的复兴与“城市”的重新“发明”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对地方、城市文化进行认同的冲动。因此可以说，地方学的复兴具有某种必然性，也就是它内在具有强烈的生发力。概论来说，地方学的复兴具有至少以下四种内在驱动力。
第一，城市竞争主体地位的确立导致城市竞争内容多元化。随着后现代社会出现，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人口的全球流动中变得更加模糊。相比之下，城市的竞争主体得到了新的确认。在社会交往中，北京、上海、广州、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民族国家主体，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与资本。他们的目标是某个具体的城市，而非抽象的国家。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中的城市竞争内容也出现了多元化特质，经济产业与地理禀赋不再占据主导；相反，生态、教育、医疗，乃至生活方式都可以成为城市竞争的内容。尤其是城市文化（包括地方民俗、城市美学、城市精神等）之间的差异化，使文化竞争成为除经济实力竞争之外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城市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城市“寻根热”，并由此推动了城市的特色化、个性化发展。城市的“重新发明”是在社会经济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而当社会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其城市往往“千城一面”，因为人们无暇顾及城市之“根”的历史渊源，也无暇塑造城市的特色与个性。而在社会经济进入稳定期之后，城市自我意识才开始自觉，由此带来的地方文化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前现代阶段，城市因区域地理而出现的某些特质（如岭南文化的“实利重商”倾向）才有得到学理化和社会再关注的可能。
第三，城市管理者的多元发展思维必然会转向文化寻找新的增长点。正因为城市发展经过了一个必要的、多元化的开放阶段，在城市意识觉醒之后，城市管理者必然会转向文化，以寻求城市发展的新增长点。这是因为资源和产业优势是有限度的，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今天，这种转向文化产业和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是相当明显的。另外，“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的重要性必将得到凸显，因为只有文化才能使不同取向得到某种平衡。
第四，城市的发展需要激发底层草根资源，需要寻求文化认同。城市发展的后劲在于文化，而这种文化深深根植于社会（或称民间）。它既是城市“寻根热”的产物，也是其诞生的缘由。大量与城市相关的民俗、非遗现象在得到保护的同时，更需要学理化和文献化。而这一工作必须由地方学来完成。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区域联动前所未有。而这种趋势带来的跨国经济、国际政治、大众传媒、现[4]代科技等多种手段，合力打造了一个日益“压缩的世界”，使得许[5]多现代城市“拥有一套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正是出于对这一框架的反思和警惕，人们在享受全球一体化发展所带来成果的同时，才开始担心全球化进程会导致区域发展趋于同质化，区域多样性会遭到破坏。而这意味着曾经的文化生活、社会习俗将会被吞噬改变，区分人们的地域属性、民族特性等文化传承也将永远消失。正是这样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促使人们开始找寻一条可以兼顾发展与保护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学理化表述，以及道路探寻的经验化表达，就是本文所言的“地方学”（或城市学）之表现。二 “广州学”作为地方学的建构案例“广州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典型的“地方学”，也是“城市学”之代表。“广州学”的诞生同样有上述四个方面的影响。而事实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众多城市都受上述四个方面的影响，但以城市为名而进行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却并不多见。然而，“广州学”通过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创新性的学科建设，在不长时间内，已形成了一整套独立的地方学建构框架。这一框架在操作层面上也可以认为是“广州学”进行运作的基本经验。它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以协同创新构建特色学科。“协同创新”是管理学术语，它指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这是学术研究的新趋势，也是地方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基本方式。“广州学”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应以高校研究团队和研究平台的建立开始算起，其中以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为主要领军力量。广州发展研究院通过整合学校科研资源，形成了“广州学”研究的主力团队，包括广州发展综合决策咨询团队、文化安全与文化软实力创新团队、广府文化研究团队、岭南音乐美术研究团队、十三行研究团队、广州社会工作研究团队、广州文献资源研究团队等。同时，广州大学以协同创新工程的方式成功申请了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学’协同创新重大项目”、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为“广州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确立了强大的体制机制保障。而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与校外协同单位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市政府文史研究馆等进行的协同创新研究，迄今已有多项成果。
第二，以平台建设整合学术资源。通过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以及“‘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等平台，广泛与校外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合作，构建了“广东发展研究院”“广州城市民族关系研究中心”“广州社会建设研究基地”“广州城市经济研究中心”“广州公权力观察研究中心”等协同创新平台。从目前来看，这些平台运作效果良好，已有多项成果出现。
第三，以课题招标聚集科研队伍。以“‘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为依托，与广州市社科联进行了“广州学”研究的第一批课题招标。经过招标，在全省范围内立项了“广州学”重大课题5项，一般课题10项；全省近10家单位中标。
第四，以丛书出版彰显研究成果。在“广州学”的学科名义下，策划出版《当代广州学评论》、“‘广州学’研究丛书”、“广州万象丛书”等丛书专著。目前，已出版的有《当代广州学评论》第1辑和第2辑，正编辑出版的第3辑，同时，还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分别签订了“‘广州学’研究丛书”10种、“广州万象丛书”10种的合同，相关选题正在落实中。另外，广州文史馆也发表了一批“广州学”研究论文和国内第一本《广州学引论》。
第五，以学术交流打造地方品牌。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积极营造“广州学”的外部影响力，邀请全国各地相关研究专家举办“广州学”论坛。现已召开两届“‘广州学’论坛”，一是广州市政府参事室、文史馆与广州大学“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于2014年12月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广州学”论坛（报告会）；二是广州市政府文史馆于2015年8月、广州大学于2015年12月分别举行的第二届“‘广州学’论坛”。另外，还举办了“广州发展论坛”十届、“桂花岗论坛”十四届和“广州学讲坛”七场。
第六，以决策咨询提升社会影响。目前，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已出版支撑广州现实问题研究的“广州蓝皮书系列”33种；已呈报研究广州现实问题、服务政府决策的《决策内参》98份，获得省市领导近300人次的批示，其中关于开展“广州学”研究的两份建议，均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要批示和部门采纳；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已被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确定为广州市新型智库建设第一批试点单位。而与省体改委共建“广东发展研究院”，与市民宗局共建“广州城市民族关系研究中心”，与市社工委共建“广州社会建设研究基地”等平台基地，更是直接与城市管理部门合作，提升了“广州学”现实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三 地方学研究的增长点：以“广州学”为例
地方学研究在上述内生力的驱动下，蓬勃发展而愈趋细密。其作为学科建制，具有多个领域可以开拓和创新。以“广州学”为例，地方学研究与城市发展的步骤、速度相适应，也与全球化进程相联系，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富有前景的研究态势。这种态势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地方学研究的新增长点。
第一，地方学的应用化。工业化流水线带来了城市的千篇一律，而缺乏精神内核的发展模式将导致城市发展走向外强中干。正是在经过了高速发展之后的广州，需要以深入推进学术的应用性研究来支撑地区全面发展，已是知识界的共识。特别是在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唯GDP论”的发展思路导致城市发展过快，突出表现为大城市病。这就为地方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特别是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交叉融合发展，可以取得应用研究的高效率、重实效等特征，使地方学培养出“经世致用，内外兼修”的学术品格，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学科为引领，将广州精神、广州价值、广州文化等价值层面的意识贯穿于“新广州”的建设实践之中，实现地方学研究与地方发展的无缝对接。
第二，地方学的学科化。自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城市的综合发展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早期析缕分条的专门化研究，逐渐形成衔接整合的发展趋势，整合创新的呼声与日俱增。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广州学”进入高校就使得它从单个的课题研究转变为系统的学科研究，而这恰是“广州学”前期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广州学”的研究资源整合，就是从一些独立存在的学科知识中找到相关的要素，通过“广州学”形成内部或外部的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学科研究资源的共享和协同；根据学科发展与现实发展需要，将学科资源进行系统性提炼整合，实现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最终形成有学科价值的一个整体。这在高校之中可以依托课程体系，培养后继人才，来加以实现。课程体系可保证“广州学”研究的连续性与系统性，通过本科阶段通识教育课程和研究生阶段专业课程的设置，有助于培养学科后续人才，并在原有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生长点。如伦敦大学的“伦敦学”专业系列课程，包括“探索伦敦”“了解伦[6]敦”“伦敦历史”等，都是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有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广州学”学科生态系统。而高校与地方科研机构的合作，更可以将“广州学”打造成独树一帜的地方特色学科。
第三，地方学的国际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城市纷纷开始建立系统的地方学科，如前文提及的东京学、首尔学，以及巴黎学、纽约学等。广州作为国内经济实力第三、国际有广泛影响的城市，不但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深厚文化底蕴，也有着与世界比肩的现代文明和别具一格的独特发展轨迹。因此，在晚近一轮的地方学发展热潮中，“广州学”有必要也有责任迎头赶上，积极融入这一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中。通过自身体系建设，搭建“广州学”研究平台，形成与国内外地方学研究平台的交流对话机制，使“广州学”成为国内外地方学研究的重要个案与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地方学研究，并最大限度地展现本土研究的延续性与主体性。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7]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只要充分彰显“广州”一地之特殊意义，就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介入，真正实现以地方学支撑国际学术交流的目标。
第四，地方学的大众化。城市是市民的城市，而在地方学的视野中，城市文化的形成更是市民文化的再造与确认。以岭南文化、广府文化为特征，广州一地的地方文化可以引领城市文化的认同，特别是城市民俗、非遗，以及地方艺术传统等，都可以且应该成为构建地方研究和城市学研究的有效资源。如岭南画派的折中中西，岭南园林的西洋规划与布局，以及粤剧等文化形式，都可以成为构建“广州学”与形成新广州认识的传统资源。而这不仅是传统纵向划分的人类学增长点，也是当前以地方学研究为趋势的学科块状划分的“广州学”的重要增长点。
大体而言，“广州学”的研究从萌芽、初创到发展，历经十余年，其丰富的实践研究成果在学界与城市管理界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知识界对“广州学”这一概念已逐步达成共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的系统的整体，仅以单独学科开展研究是不够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广州学”的倡议并非是对其他学科的否定，而是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对城市各方面研究进行整合，从多学科协同的整体视角来研究城市的活动规律。由此而言，“广州学”的提出与深化乃是一个协同创新的大工程，它呼唤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社会等多种力量的深入参与。
[1]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学协同创新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广州市教育局“文化安全与文化软实力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2]涂成林，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城市文化及城市综合发展研究。
[3]〔日〕小川和佑：《东京学》，廖为智译，台北：一方出版社，2000。
[4]〔英〕科恩、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5页。
[5]〔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5页。
[6]严昌洪、汤蕾：《国内外城市地方学研究综述》，《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7]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81页。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地方史料的多维呈现与多样利[1]用[2]谭苑芳
摘要：广州学的文献基础从西汉开始得到积累，自明清以来而蔚为大观。这一基础经过明清至近代、近代至现代两次传统更新，以及海外广州学研究积累，而逐渐具有了多维的现代性意义。在明清至近代的两个历史阶段中，广州学文献以黄佐、杜定友为代表；而在近代至现代的发展历程中，广州学文献经过了楼馆转化和商学合力两种更新形式，逐渐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基础。而海外广州学文献可以分为历史和社会两大类型。这些文献对广州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广州学 文献 图书馆学
在传统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中，文献是立论的基础。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说明“于文献有所据”，乃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不过，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许多新兴学科的建立都以不再依凭传统文献基础，而以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切意向作为学科建立的标志。“如传播学的建立，是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将自己各自关心，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域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传播’作为学科的研究机制与教学传承。在此基础上，学科再重新梳理文献史脉络，将人类学术史上关于传播的各种论述收入囊中，如古希腊的修辞学、中世纪的宗教传播、但丁对俗语的论述、卢梭论语言的起源等，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3]学科史。”与这两种学科建立取向都不同却又都有关系的是城市学的发展与建立。以广州学为例，这是一门以现实问题为出发而建立的学科，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积累大量相应的文献。
一方面对某一问题的追溯，往往要从历史的纵深维度寻找答案；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经过学术史的积淀，最终也会成为该学科历史上的文献，或称“前人研究成果”。因此，“广州学”作为一门以地区或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不但具有纵向的历史文献基础，也具有横向的文献参照。只要是发生于广州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或虽未必发生于此，但却与广州有所关联的人和事，而形诸文字流传至今者，都是其文献。这样浩如烟海的文献，应该如何呈现与利用呢？本文尝试从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入手，讨论其古今中外的表现形态，以期为广州学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提供富有参照意义的线索和增加知识的可能。一 地方史料：“广州学”文献的古代与近代
广州学是一门以地方命名的学科，其文献基础显然应立足于地方。正如李江涛所言：“广州学研究，首先需要了解广州发展的基本[4]脉络。”因此，“地方史料”或“地方文献”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广州学者骆伟将出版物分为三类：一是内容完全涉及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出版物，二是内容部分涉及一个地区的出版物，三是内容仅是一般性问题或科学理论的出版物。他认为，地方文献只能包括第一[5]类和部分第二类的出版物。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出版社一直坚持“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方针，至1979年[6]才有“立足本地、面向全国”之说。因此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地方出版社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物可以列为“地方文献”。而在这之前，地方史料主要是方志。
编纂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至今不衰。明清以后，各地纷纷出版以地区为范围、专收一地文献的丛书，如浙江的《绍兴先正遗书》、江苏的《常州先哲遗书》、广东的“岭南丛书”、江西的“豫章丛书”等。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专事收集、编纂地方文献的地方文化团体和机构，如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印了“东北文献丛书”、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撰了“山右丛书初编”、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出版了“吴中文献小丛书”以及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组织整理了“广东丛书”等。可以说，编撰地方文献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兴盛的社会风气。因此，考察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其国内部分也可以分为古代（明代以降）与近代（民国）两个阶段。
在这两个阶段、长达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前后有两位值得一提的代表性文献学家，即黄佐和杜定友。黄佐（1490～1566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家学深厚，晚年曾师事王阳明，得其充分肯定。黄佐不但是岭南儒学的集大成者，也是重要的地方文献编撰家。正德年间，他撰成《广州人物传》24卷，分门别类记载广东历代先贤近200人；嘉靖年间又纂成《广州市府志》70卷，另外还主纂《广东通志》，历时三载，成书70卷，以及《罗浮山志》、《志雍志》24卷、《广西通志》60卷、《香山县志》8卷。其中，《广州人物传》辑录上始汉代、下至明朝的广州先贤事迹，分门别类记载人物传记近200则，其“凡例”曰：“先哲凡德业文章有闻者，无论隐显，皆为立传”，对今人挖掘广州文史作用极大；而《广州市府志》50余万字，更是有作有述，从秦至元代的史事都以史书为据，而明洪武年间至嘉靖年间的史事，则据其所见所闻而写成。这些富有规模效益的典籍丛书，都是今天研究“广州学”的重要文献基础。
就近代文献研究而言，杜定友（1898～1967年）是其典范。他是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曾历任广州市立师范学堂校长、广东省图书馆馆长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他增设“图书馆学”为广州师范学校的必修课，为国内首创，为广州地方文献的保存和现代整理、利用树立了学科规范；又创办“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为岭南地方文献的保存与开放做出极大贡献。可以说，由明朝至民国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省地方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如火如荼，乃引一时之风潮，甚至女性学者也投入其中，为岭南文化增添了具有性别意识的现代色彩。例如，广州著名女学者、诗人冼玉清（1895～1965）执教岭南大学时撰写了《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艺文志考》《广东印谱考》《广东之鉴藏家》《广东丛帖叙录》《近代广东文钞》《广东释道[7]著述考》《粤人著述过眼录》《广东文献丛谈》等著作。再如，明代郭裴编撰《广东通志》《粤大记》《岭海名胜志》《西樵山志》《粤东名臣志》《岭南诸夷考》，屈大均编撰《广东新语》《广东文选》《广东文集》；清代温汝能编成《粤东文海》与《粤东诗海》，罗学鹏编著《广东文献》；以及今人黄荫普撰有《广东文献知见录》，李景新编了《广东研究参考资料叙录》等。屈大均在《广东文选》的自序中说：“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文在吾之[8]乡，斯在于天下矣。”由地方（吾乡），而达世界（天下），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观念。二 传统更新：“广州学”文献的近代与现代
从明代到近代，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基本仍以广州地方文献为主体。在从近代至今的发展史上，广州学的重要文献经过了多次编辑、整理、点校、注释和出版，已经形成了蔚为大观之势。但这一学问必须在现代学科建制中得到延伸和转化，才能为新的学科建设所服务。换言之，地方史料传统必须经过更新，产生新的、富有现代意义的广州学文献，才能实现传统“文献学”的现代性转化。“广州学”的文献积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近代史上，它长期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在文献收集、整理和现代转化方面发展迅速，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广州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现代图书馆的建设
在古代中国，文献主要依托地方藏书楼而存在，如浙江宁波天一阁、山东聊城海源阁、福建福州饮翠楼、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八千卷楼、广东佛山岳雪楼等著名藏书楼，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但藏书楼往往“重藏轻用”。晚清广州学者梁鼎芬（1859～1919年）率先提出了“书藏乃一府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的观念，被视为中国公共图书馆意识的滥觞。1910年，梁鼎芬将祖辈相传的私人藏书楼“葵霜阁”命名为“梁祠图书馆”对外开放；同年，广州还筹划以张之洞建立的广雅书局为基础，建立公共图书馆，因辛亥革命爆发，至1912年6月才建成，1917年更名为“广东省立图书馆”。1919年，梁氏后人将600多柜藏书捐出，成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收到的第一批私人捐赠图书。（二）商界与学界合力推动了现代广州文献诞生
清代嘉道年间，一代大儒阮元任两广总督。他以朴学为基，将广州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都建成岭南儒学基地，形成著名的“东塾学派”。“学术热潮涌动产生的连带效应是，清后期以省城广州为中心，广东刻书与藏书之风大盛，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是保存粤[9]邦文献。”当时，广州作为清朝唯一的通商口岸，外商与中国贸易[10]必须通过特许的“十三行”进行。广州“十三行”商人、藏书家伍崇曜与学者谭莹合作，商学合力，联手整理、校刻、重印了大批广东地方文献。他们在广州城西白鹅潭畔建粤雅堂，“遍收四部图书，尤重此邦文献”，先后刻印《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等广东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大型丛书《粤雅堂丛书》。《广东文征》载：“南海伍氏好刻古籍，延莹主其事。凡刻《岭南遗书》五十九种，三百四十三卷；《楚庭耆旧遗诗》七十四卷；又博采海内罕观[11]书籍，汇为《粤雅堂丛书》一百八十种，共千余卷。”
正是“楼馆转化”与“商学合力”使今天“广州学”的文献基础有了现实的可能，并大力地推动了“广州学”的进展，同时也为现代广州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从西汉陆贾所撰的《南越纪行》开始，广州地方史料文献就不绝于史。例如，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晋朝顾征的《广州记》，唐代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郑熊的《番禺杂记》等，在《宋史·艺文志》中都仅有存目，或在其他类书、丛书中有若干引文。以清代道光年间所修的《广东通志》为准，其所收录广东地方文献仅有194种，而大部分是佚书。这更显出广州学文献传统在近代与现代之间的两种“更新”之可贵。而经过这两种更新，广州学文献进入了现代阶段。
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初期，广州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编撰始终不辍，甚至抗日战争时期仍有《广东年鉴》出版。该书共26编138章，总计480万字，涵盖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最迟收至1941年，可谓包罗万象。其中“保卫编”之“防空章”，详细记录了当年的每日防空情报，还有每年度的敌机空袭损失统计表等，精确至各县以及袭粤次数、机数，极为详尽。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文教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图书情报部门也纷纷建立，馆藏资源极为丰富。三 海外视域：“广州学”文献的多维价值
由于广州的特殊地理历史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Canton”一词被海外人士用以指代广东。但从其使用可以看出，英文世界曾以“Canton Province”指称广东省，而用“Canton City”指代广州市。在“一口通商”时代，信息闭塞加之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东方想象，广州成为许多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象征；另外，由广州而向西方国家输出的中国劳工移民，也逐渐遍布世界。因此，在相当程度上，通过“Canton”一词可以来定位广州学相关研究在海外的文献积累情况。
研究者通过哈佛大学图书馆善本特藏、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数字图书馆、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现代中国研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数据库，以“Canton”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大量关于广州地方历史、人文、经济、社会、教育、法律等相关研究的原始材料。这些资料讨论内容广涉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法律、教育、建筑、政治等各个方面，从近百年来西方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可以看出现代广州学的多种维度，以及对广州学文献使用的多种视角。大体来说，海外广州学文献的使用维度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历史文献
海外广州学的历史文献有两类。1.基于回忆录、日记等史料性文献所进行的史学研究
这类研究多以以往史学研究所不重视的材料为依据，爬梳历史细节。特别是在史料采集上，它不仅重视文字资料，对图像、文物等物质文化也颇有认可，是从历史多个维度出发，探寻对真相的研究。
前者如美国学者徐光秋（音）的《美国医生在广州：中国的现代化，1835～1935》就将研究视角聚焦在19～20世纪中国广州的医学[12]传教运动上。关于基督教在广州传播已有大量研究，但这部著作的视角创造性地把现代西方医学和宗教的关联，放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广州语境中进行讨论，发现美国传教士在广州所进行的宗教传播并不成功，而他们带去的现代医学却扎下了根。
后者如中山大学教授范岱克与香港艺术博物馆馆长玛丽·莫克合[13]作的《在艺术中读史：广州工厂的历史影像，1760～1822》。两位学者搜集了世界各地公共与私人博物馆中关于广州工厂与商业区街道的绘画作品，以广州对外贸易的历史数据对其加以匹配，用图画来印证他们从各种档案中收集来的年度数据，从而使冰冷的史料带有了艺术温暖的人文关怀。而这一研究与范岱克此前的《广州贸易：中国[14]海边生活与企业，1700～1845》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广州学历史研究从“传统史学”向“新文化史学”的转变。2.关于广州商业史中“十三行”或重要商人家族的研究
这在海外广州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广州商行：中西贸易中的中国商人，1684～1798》就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为研究对象，深入讨论了二者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并非传统上一贯[15]认为的单向殖民与剥削。这一研究虽然与一般主流叙述有所出入，但它淡化了历史的悲情色彩，为广州奋勇进取的国际形象提供了支撑。（二）社会研究
在近代，广州往往被西方国家当作中国的缩影。而在这种东方学的视野中，其缩影性想象也难免带有西方“前见”。在相对严谨的学术研究文献中，辨析“前见”对广州国际形象的影响和塑造作用，是当前“广州学”研究的重点话题。从这一视角出发，检索海外广州学研究的文献，尤其是对社会、文化与民间的研究，大体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视野和分析立场。1.从域外视角观察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例如，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广州三角区的女儿：南中国的婚姻模式与经济策略，1860～1930》，就是美国学者珍妮丝·斯托卡德（Janice Stockard）的重要研究著作。作者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对19世纪珠三角普遍存在的传统婚姻制度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延迟出嫁”（delayed transfer marriage）的概念，对珠三角地区新娘婚后仍与父母同住至少三年的婚姻状况进行分析。作者认为，这一民俗的背后乃是珠三角农业（丝绸与水稻）因素，正是经济基础决定了海上丝[16]绸之路的起点具有的特殊文化现象。2.从海外人的本土视角观察广州籍海外华人的社会文化
在全球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要语境的今天，人口流动的社[17]会文化现象也逐渐得到重视，尤其以国际移民的研究为典型。广州作为重要的侨乡，其移民研究是东亚华人全球离散的重要一环，关于其历史与发展的重要文献十分丰富。例如，《从广州餐馆到熊猫快餐：一段中国餐饮在美国的简史》，就是从广东劳工到美国加州淘金[18]开始，一直写到当前在美中国餐馆的诸多变化。
概括来说，之所以要重视“广州学”的文献，是因为作为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广州学虽与东京学、北京学、首尔学等“首都学”一样，主要是讨论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但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学学科体系，就不得不充分尊重、发挥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述诸多传统地方文献，甚至其他述及广州的大型类书、方志、丛书，乃至佛藏、道藏等典籍，对于广州学的构建都有深远的意义。首先，从文献发展史上可以爬梳厘定出“广州”的概念史，对广州地方沿革做纵向的历时性分析，从而构建出“广州学”的学科发展史；其次，尽管大量关于广州变迁的历史文献、地方文献的记载已“时过境迁”，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传统文献对于当代广州学建设可以发挥“以古鉴今”的作用；再次，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量电子数据库涌现，而其主体内容正是传统文献。早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研发的“广东地方文献数据库”就获得了国家高度评价。而“广州学”研究也应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数据库，这些传统文献对其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最后，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兴起，地方性知识成为相当重要的知识类型与知识观念，而传统文献可以为保存人类智慧与地方性知识传统而发挥作用。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人类学家格尔兹就曾指出：“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假冒的、宽容的那种客观化的胸襟才会出现。如果阐释人类学家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其位置的话，他就应该不断申述这稍纵即逝的[19]真理。”以此而言，广州文献正是这“稍纵即逝的真理”之汇聚。
[1]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学协同创新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广州市教育局“文化安全与文化软实力创新团队”的研究成果。
[2]谭苑芳，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宗教文化、宗教社会学、城市发展研究。
[3]涂成林：《“广州学”的学科基础：文献、思想与社会文化——以〈广州大典〉为视角》，载涂成林主编《当代广州学评论》（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李江涛：《论广州学研究的现实关怀》，载涂成林主编《当代广州学评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5]骆伟：《论地方文献》，《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3期。
[6]宋木文：《“立足本省 面向全国”方针考》，《中国出版》2003年第11期；汪诚：《关于出版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编辑之友》1989年第1期；袁春华：《“立足本地”好处多》，《中国出版》1984年第2期。
[7]王美怡：《冼玉清与广东文献整理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8]屈大均：《广东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7页。
[9]王美怡：《冼玉清与广东文献整理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10]冷东：《十三行研究在广州学中的地位》，载徐俊忠、涂成林主编《当代广州学评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1]吴道镕：《广东文征》卷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1979，第11页。载王美怡《冼玉清与广东文献整理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12]Guangqiu Xu，American Doctors in Canton：Modernization in China，1835-1935（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11）.
[13]Paul Dyke，Maria Mok，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1760-1822：Reading History in Art（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5）.
[14]Paul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
[15]Weng Eang Cheong，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Surrey：Curzon Press，1997）.
[16]Janice 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7]Bonacich，Edna and Lucie Cheng，“Introduction：A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to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eds.），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Asia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orld WarⅡ，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8]Haiming Liu，From Canton Restaurant to Panda Express：A History of Chinese Foo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5）.
[19]〔美〕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9页。广州学与区域禅佛教研究[1]陶乃韩
摘要：广州禅学或禅佛教研究，在广州学的建设中应有一席之地。广州学需要以广州禅佛教为对象进行宗教方面研究的拓展。同时在佛教研究框架里面，区域佛教研究应是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主要梳理勾勒广州禅佛教的历史发展脉络，指出广州禅佛教的意义，并进一步做出开展广州禅学、禅佛教研究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广州学 禅宗 禅佛教
广州学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广州学术研究具有其个性的研究方法和体系，二是以广州为对象研究。二者相辅相成。一个完备的区域性学术研究，离不开宗教学研究的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对广州禅学或禅佛教研究，在广州学的建设中就必然会占有一席之地。其入手点就是以广州禅佛教为对象进行研究。事实上，就在佛教研究框架里面，区域佛教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文主要梳理勾勒广州禅佛教的历史发展脉络，指出广州禅佛教的意义，进一步做出开展广州禅学、禅佛教研究的初步设想。以下，禅宗是指禅佛教行为的主体，禅佛教是强调禅的佛教性质，二者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视若等同，禅佛教的外延大于禅宗；禅学和禅佛教研究不做特别区分，都是关于禅宗及其有关现象的学术研究。本文主要勾勒广州禅宗的发展和意义，为建构广州学视野下禅佛教研究做准备。一 广州禅宗发展的主要历史脉络
禅宗之为禅宗，与佛教的禅法并不等同。虽然从禅宗历史的追溯上，依旧溯源到佛陀本人，但禅宗作为佛教的宗派，实际上应该是从达摩祖师自海路来华，登陆广州现今华林寺一带，从而在中国揭开这一独特的发展历史，进而影响到全世界的佛教发展。按禅宗的叙事，相传禅宗在西天有二十八祖，达摩是禅宗东土第一祖。在达摩之前，就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可以定义为前禅宗时期。从达摩到五祖弘忍大师，学界称为禅宗的准备期，或者认为是禅佛教发展的如来禅阶段；到了六祖慧能大师开法传灯之后，是禅宗的正式形成和发展阶段，即进入禅佛教发展的祖师禅和分灯禅阶段。（一）广州早期的传法译经佛教活动
从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路径来看，除了西域和西南的陆上丝绸之路传播以外，佛教的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尤为重要，甚至可能是最早的直接途径。这与历史上广东航海业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东汉后期，印度就曾派使者从海道进入中国。现今光孝寺和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六朝地层中出土有相当多的莲花瓦当，砖面有莲花纹样。南朝墓葬和遗址中也出土有青釉瓷净瓶、佛塔、狮形莲花器座等佛教色彩浓厚的器物。这些都是达摩到中国活动前，早期佛教在广州传播的重要考[2]古证据。
大致在汉桓帝“建和”（公元147～149年）年间（所谓“汉桓之初”），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译师之一——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入华，到达中夏洛阳。他主要弘传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之毗昙学和禅定理论，[3]“其所出经，禅数最悉”。东汉末年，安世高避祸江南，到达过广州，留下具有佛教因果报应情节的传说。在安世高自己的叙述中，安世高的前身即到达过广州。在这个叙事结构中，出现了前生与今生交织的故事，联结点即是曾经杀过他，最后又因为他而笃信佛教的广州客。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在安世高的潜在记忆或有意叙述中，他的来华经历早于他一生中实际来华的时间，而且是在广州。广州应该就是佛教入华在海外僧众集体记忆的重要关节点。或者说，有可能在早于安世高之前即有人来过广州弘法，但环境危险。二是广州客参与的因果报应说，浓墨重彩地书写在具有广泛影响的《高僧传》里面。这是早期佛教传播历史中，关于广州一则广为人知的故事。广州客作为故事联结点，故事主角，神异证人，这应当是广州民众在佛教初期传[4]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隐喻。
自东吴起至梁武帝初年，不断有西域僧人到广州等地译经、建寺、传教，继而北上。西晋武帝时，西天竺僧伽摩罗在城内建成三归寺和王仁寺，这是广州最早的两座寺庙。北天竺高僧昙摩耶舍（法明），[5]在东晋隆安年间（公元397～401年）来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佛教的先行者。他在虞苑旧址，兴建伽蓝，名之为王苑朝延寺，又曰王园寺。奉敕设立译场，又弘法课徒，徒众有85人。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僧求那跋陀罗改此地为制止道场。制止王园寺就是现今广州光孝寺的前身。广州民谚有云，未有广州，先有光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广州城市发展和佛教寺庙渊源之深。南朝齐建元三年（公元481年），僧伽跋陀罗到广州，分别在广州朝亭寺、竹林寺译经。
另外在达摩到华后，六祖慧能前的禅宗准备期广州的传法译经活动也在进行。其特别显著者当属南朝梁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有中国古代三大译师之称的印度高僧真谛抵达广州，而后在中国辗转译经传教。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再度乘船至广州，自天嘉[6]四年（公元563年）起，真谛陆续在广州制旨寺、王园寺内翻译《摄大乘经》同其释论义疏，以及《唯识》《俱舍》等；太建元年（公元569年）真谛在广州入寂，其前后在华23年。真谛在广州期间，吸引来众多衲子前来广州学法襄助，广州成为佛教义学发展传播的显耀重镇。
值得一提的是，与真谛同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的义净，在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于广州乘波斯商人的货船前往印度。又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经广州前往洛阳，广州是求法的重要节点。在义净所译书中，《南海寄归内法传》介绍了古代印度生活情况，《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叙了唐初往西域诸国求法僧人的事迹，成为早期佛教传播的重要历史资料。（二）达摩与西来初地
佛教史相传，东土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望中国有大乘气象，遂航海而来，登陆广州，时在南朝，通常说是梁普通年间（公元520～526[7]年）。据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华林寺开山碑记》记载：“法乳渊源，西来一脉，我华林寺，实肇其基焉。……旧称西来庵，地曰西来初地。乃萧梁大通元年达摩尊者自西域航海而来，登岸于此，[8]故名。至今三摩地，西来古岸，遗迹犹存。”华林寺所在的西来初地在今天广州的下九路附近，此处到大德路一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珠江沿岸，西来初地和坡山两个内港码头为广州商贸港。达摩能在所谓西来初地登陆，与海上丝绸之路存在密切的关系。
菩提达摩在广州期间，留下一则逸事，凸显达摩了祖师的智慧和慈悲。相传广州城内当时因海水倒潮而水多咸卤，达摩对民众说光孝寺前身王园寺某处有黄金，居民争相挖掘，不见黄金，唯见清泉。由此在光孝寺内曾留有一口达摩井。明人在井壁刻铭曰：“水由天生，心由水悟；卓彼老禅，待神而喻。”寺内还留下了相传为达摩洗钵处的洗钵泉。相传达摩传禅到广州之后，梁武帝曾经专门派员到广州邀他前去弘法。中国禅宗正是从广州，从菩提达摩，开始发展壮大，成为影响全世界的一大宗教系统。（三）中国禅宗发展到六祖慧能大师
六祖慧能大师开法于今广州光孝寺，弘东山法门，创立以顿悟为特点的南宗禅，从而花开五叶，重塑了中国佛教史的发展进程，具有中国特点的禅宗至此正式形成。慧能大师的传法记录，发展出具有“经”文地位的《坛经》，这是极为特殊、极为重要的中国佛教史个案，与时人将慧能大师弘法度众叹呼“何其岭南有佛出世”一脉相承。这标志着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慧能大师具有如同西天佛祖一般的崇高地位。此后，中国禅宗的发展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佛教的绝对主流宗派，绵延千载，建立起五灯相传独特的中国佛教发展谱系。
据《坛经》记载，慧能大师从五祖弘忍大师处接法以后，于四会避难于猎人处15年，“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成为一则传颂千古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的禅宗公案，并由此被“僧俗宰官士绅礼请开法”。
六祖惠能大师选择广州作为弘法初地，并且在今光孝寺剃发，意义非常重大。这一方面表明广州在唐代及其之前，作为佛法重镇的现实意义，也表明禅宗的存在与发展同广州与岭南的文化性格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佛教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甚深的因缘。慧能大师当时在光孝寺开法，受到省城宰官士绅信众的欢迎，说明六祖阐扬的禅宗顿教法门以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直截特征，为时人所乐意接受，机缘契合。六祖的顿教法门、一乘顿教、最上乘，从佛教自身的学理脉络来看，这些不能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而是佛教根据不同时间、地点以及人群机缘而展现出的特殊形态。六祖顿教法门，首先在广州开展，显示出广州地缘民众的文化性格具有领受禅宗最上顿教的特质。这与广州在海路佛教传播过程中接受浓厚的佛教熏陶有相当关系。民间传说的“未有广州，先有光孝”虽非实情，但也凸显佛教道场与广州城市的关系。离开着这种浓厚的佛教氛围，难以想象，六祖惠能大师在广州初露锋芒，就能受到各方佛教受众的充分重视。广州海洋性的文化品格，通商通洋的商业传统，也使得广州民众更注重实践和实际，这与禅宗的性格较为吻合。（四）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经历“三武灭佛”等法难和其他文化调适，禅宗以其简易直截、与中国文化的洽合，递代流传，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明清时期，中国禅宗名为五宗，基本上就演变为临济宗和曹洞宗中分天下的格局。广州由于地处边缘，以及本为禅宗发祥地，在明清佛教发展较为黯淡的时期，反倒是光芒四射。1.憨山大师流放岭南期间
明代初期佛教发展由于政治等原因处于停滞阶段，到了中期有所发展。嘉靖年间，由于儒学意识形态的干扰，广东官学系统“大毁寺观淫祠”，要僧尼还俗，禅宗发展基本属于停滞状态。自万历年间开始，明朝出现了一个学界称为晚明佛教复兴的时期，其显著者有憨山、[9]云栖、蕅益和紫柏晚明四大师。憨山德清与广东、广州关系甚深。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憨山大师时罹难，以私创寺院罪遣戍雷州。春时到达广州后，得大将军王总镇释缚款待，寄寓海珠寺。与阳明再传弟子大儒周汝登论死生昼夜之道。八月得总镇府邀请到广州，寓演武场，时与地方官员、南贬士人往来，如丁右武、邹元标等人。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广州地区旱灾严重，饥民死伤严重，憨山令人收拾掩埋暴露骸骨，建立普济道场七昼夜，超度亡灵。憨山德清说，在此之前粤人不知佛，自此翕然知归。在广州期间，憨山通过讲经说法，引得周汝登门下士子来归，得其法助，法化大开。在光孝寺为众人讲《法华经》，著有《法华击节》。刻有《楞伽笔记》，为众宣讲，印百余部送给海内法门知识，以及护法宰官。做盂兰盆会，劝令放生斋会，到处可见。这些做法极大地推动了禅佛教在广州的发展。以广州作为基点，憨山通过他的佛法修持、个人魅力、关系网络，为晚明时期岭南佛教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足迹遍布广州、雷州、惠州、海南、韶关、端州等岭南各地。特别是复兴了六祖慧能大师道场曹溪南华寺，意义重大。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冬，安南（今越南）徭僮侵犯钦州，在明朝驻守官兵已经溃败情[10]形下，憨山大师用幢幡宝盖，前去说降，退却来兵，挽救全城。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憨山在曹溪南华寺入灭，肉身至今与六祖惠能大师、丹田和尚肉身一起奉在南华寺。
憨山在岭南期间培养僧才，对其后广东佛教的振兴功不可没。比如，在广州永庆庵出家的栖壑，崇祯年间开法鼎湖山庆云寺，蔚为名
[11]蓝。2.曹洞宗博山下天然一系僧团
明末清初之际，在广州出现了曹洞宗博山下天然一系的重要僧团。天然函昰禅师座下有“十今”弟子，开创或建设了包括广州海云寺、海幢寺、无著庵，韶关丹霞别传寺等著名寺庙，负有盛名。由于当时是明清鼎革易代之际，出现了较为突出的遗民现象，许多学士大夫缙绅也就是当时的文化知识层逃禅，以此躲避清王朝的迫害，或者追寻生命价值的安顿，形成一群以天然函昰住持的海云寺为据点的禅宗团体。著名的清初岭南文人屈大均即曾拜在天然门下，法名今种。天然的师父空隐道独是晚明禅宗大师博山无异的接法弟子，天然及其门下，皆自称为曹洞宗博山下多少世，并且按照“道函今古传心法”排辈递代相传。有人称彼时天然禅法之盛仅亚于六祖大师住世之时。[12]天然和尚及其门下著述甚丰，除禅师语录外，还有专门的别集和经解注释行世，如天然和尚的诗集、《楞严直指》等著疏，即海幢寺主法者阿字今无的《光宣台集》，以及大名鼎鼎开辟了丹霞山别传寺的澹归今释和尚的《遍行堂正集》《遍行堂续集》等。另外天然的同门师兄弟千山函可，身为尚书之子遁入空门，又横遭清人迫害，远戍辽宁，在塞外开禅宗法门，以忠义节气名闻内外。陈寅恪的名著《柳如是别传》，与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著作。这些都是清初佛教和政治史、遗民史的重要一段内容，可进一步研究。3.禅僧石濂大汕
清初与天然和尚大约同时期，广州有一位著名禅僧石濂大汕，享有盛名，亦颇多争议。大汕是明末崇祯年间生人，在世约70年。大汕自中年始住广州，自称是觉浪道盛禅师的法嗣。觉浪道盛嗣法晦台元镜，宗宝道独学法博山无异，同属无明慧经法脉，其门下皆多遗民僧，为曹洞当时两大支系。大汕擅书善画，多才多艺，与广州文坛屈大均等学士名流交往甚好，并且得到了当时广东平南王尚之信的支持，成为长寿寺的住持，居广州达30年之久。大汕在长寿寺内设有离六堂，故其文集号为《离六堂集》。广州长寿寺、清远飞来寺、澳门普济禅院，成为大汕传播佛教的三个主要基地。
大汕在清初佛教、广州佛教乃至佛教东南亚发展史上占有特别一席之地的原因在于，大汕在清初曾经应越南顺化政权阮主邀请前往越南说法。十六世纪末，越南黎朝分裂为郑氏和阮氏两大政权。阮主一方面延揽中国人前去开垦定居，另一方面需要阐扬佛教，于是派人到中国求高僧。听说大汕饱富禅学，英宗阮福溱、显宗阮福周先后三次书请大汕前去传法。阮福周与大汕谈禅教，爱其精博，甚为宠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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