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瑞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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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强可持续发展试读：
前言
传统的可持续发展观认为：只要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能够弥补各种自然资本的损失，则其就是可持续的。而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核心在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人工财富不能代替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本，特别是一些关键的自然资本，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约束的基础之上。强可持续发展是对传统可持续发展观的升华和凝练，是人类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后所做的自我反省和重新认识，其必然会得到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与实践。
城市是现代人类社会各种财富、文明的最主要聚集地，是各种自然资源最主要的消耗地，同时也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与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面对越来越严重、复杂的各种城市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交通拥堵、人口膨胀、土地资源告急、缺水、缺电等，现代城市特别是快速发展、扩张的中国城市何去何从、如何进一步实现科学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课题。基于此，在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本书首次把目前在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处于最前沿的强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城市发展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中，针对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紧扣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这一主线，系统介绍与分析了城市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由此为中国城市的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依据。
全书共分为7章。第1章为绪论，从上海世博会谈起，阐述了城市及其发展，城市发展所存在的普遍问题以及人类对此的反思和探索。第2章、第3章和第4章是本书的理论部分。其中，第2章论述了传统的发展观，详细分析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来龙去脉，由此为下文的两种可持续发展范式分析奠定基础。第3章从辨析相关基本概念入手，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两种范式，即弱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和主张，进而对两种范式进行了总结。第4章则以大量翔实的案例举证了自然资本是不可以完全替代的，由此指出了弱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的一面，从而证明了强可持续发展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意义。在前述各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第5章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中国城市，系统总结了中国城市自1949年以来的发展概况，指出了面临的问题，分析了中国城市未能实现强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基于未能实现强可持续发展的原因，第6章构建了中国城市实现强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体系，包括根本出路、宏观层面的策略、中观层面的策略以及微观层面的具体策略等。第7章是结束语，总结了本书的研究内容，归纳了本书的中心思想，同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综合的交叉研究命题，涉及经济学、生态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等相关学科领域。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尽力避免了复杂的数学模型分析，而代之以详细、深入的定性分析和大量人们耳熟能详的案例来说明一些复杂的道理，力图做到全面、系统和通俗易懂。这使得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可以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工作人员阅读参考以及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用书。同时，通俗易懂性使得本书还可供关心城市发展的社会公众阅读参考。1 绪论1.1 从上海世博会谈起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中国上海市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其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为主题，创造了世界博览会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多参观人数等多项纪录。同时，“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口号也传遍了世界各地。
上海世博会为全世界、全人类就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广泛而统一的交流、对话、协商的平台，世界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建设者在此平台上对城市发展进行充分的探讨。当再回忆上海世博会留给我们美丽壮观的景象时，人们不禁会问：上海世博会为什么要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城市是否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先不急于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再对上海世博会进行解读。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以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社区的重塑、城市和乡村的互动为副主题。其目标定位为：提高公众对“城市时代”中各种挑战的忧患意识，并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促进对城市遗产的保护，使人们更加关注城市的健康发展；推广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并进行成功的实践和技术创新，寻求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促进人类社会的交流融合和互相理解。
从上述上海世博会的解读中，可以看到“城市”、“城市时代”、“忧患意识”、“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等词、短语构成了一个主轴，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以城市为主的城市时代。但是城市时代面临着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对城市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挑战，因此人类必须要有“生于忧患”的意识，同时要创新城市时代的发展模式。在城市发展模式中，可持续发展理念处于最为核心的地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尤为重要。
进一步分析，上海世博会主题的精髓是和谐城市，即以“和谐城市”理念来呼应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通过构建和谐城市来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这样，通过建立“和谐城市”，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城市与生态环境的和谐，这在形式上则体现为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城市经济的和谐发展、科技时代的和谐生活、社区细胞的和谐运作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和谐互动，由此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主题。
通过上述对上海世界博览会主题要义的解读，可以明确，城市时代中城市健康发展的理念是可持续发展，途径是构建人与自然、城市与生态和谐的和谐城市，而目标就是让生活更美好！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思想和阐释本书的主题，首先要对城市及其发展进行分析和总结。1.2 城市及其发展1.2.1 城市
何为城市（City）？目前，尚没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城市定义，不同的学科专业对城市有着不同的定义。在百度百科中，经济学对城市的定义为“具有相当面积、经济活动和住户集中，以致在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产生规模经济的连片地理区域”，是“各种经济市场，包括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社会学对城市的定义为“具有某些特征的、在地理上有界的社会组织形式”；地理学对城市的定义为“地处交通方便环境的、覆盖有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结合体”。在中国古代，“城”是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城者，所以自守也”，“市”是商品交换场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事，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1998）把城市定义为“以非农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包括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和镇”。这里，城市是一类居民点，居民点是“人类按照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形成的集聚定居地点”，按性质和人口规模，居民点分为城市和乡村两大类。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颁布实施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把中国地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两大类，其中，城镇是指在我国市镇建制和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经本规定划定的区域，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其他区域。
如何划分城市，即划分城市的标准如何是另一个尚未统一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地区有着不同的划分标准，其中，人数是划分城市的一个核心标准。例如，丹麦把任何250人以上的居民集中地区都视为城市，加拿大把1000人以上的居住区视为城市，同样的标准在美国为2500人，在印度为5000人等。在《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中，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场、林场等特殊区域可以构成中国城市基本组成部分的镇。同时，中国根据城市市区（不含市辖县）的非农业人口数量把城市分为特大城市（＞100万）、大城市（50万～100万）、中等城市（20万～50万）和小城市（＜20万）。
尽管上述对城市的定义和划分标准各有不同，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可以把城市定义为由非农产业、一定数量的非农人口聚集而成的空间地域综合体，其是一定地域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应的，乡村则是由农业、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聚集而成的空间地域综合体。1.2.2 城市化
城市化（在中国也称为城镇化）开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是人类经济、社会、区域空间发展的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客观现象。概括地说，城市化就是乡村转变为城市的现象，是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社会的过程。
同对城市的定义一样，不同的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和定义也不同，例如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生态学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定义。对这些不同的定义进行归纳总结，城市化过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其次是经济产业从农业经济转向非农经济并在空间上集聚的过程；最后是区域空间系统、空间形态的一个复杂变化过程，空间是人口、经济产业的载体，城市化的空间过程即是从乡村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区域推进过程。其他的城市化过程还包括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区结构、财富分配等各个方面的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化过程。
城市化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它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使城市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又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使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而实现现代化。本质上，城市化就是重塑区域经济社会新秩序的过程，是现代文明的根本体现，也是城市的魅力所在。
但是，在赞美和推崇城市化的同时也应看到，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负面效应也被称为城市问题或城市病，例如城市空间问题、资源环境问题等。1.2.3 城市起源与发展
作为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和一个特殊的组织机构，城市已具有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正如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城市发展史》中所说的那样：城市，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在旧—新石器文化的社区之中。城市的作用在于，城市有效地动员了人力，组织长途运输，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阻隔，加强了社会交往，还在大规模发展实证工程的同时促进了发明创造，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城市文明是创造与控制的奇异综合，是扬与抑、张与弛的奇异综合。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城市是人类社会第二次劳动大分工的产物，即商业和手工业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而商业和手工业的聚集地则发展成为城市，这出现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根据考古发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自城市产生以来，城市一直在默默地、缓慢地发展着，并没有产生太多的问题，或者说是大规模的、足以影响其发展道路的、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在这一发展历史中绝大部分处于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而农业经济时代中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使得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这导致农业经济时代的城市是从属于自然的。这一点可以从诸多古代城市的选址、规划、建设情况上得到充分证明。
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十分重视自然地理条件对城市发展的约束和限制，这既是古代朴素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城市发展中的体现，同时也是面对自然的一种无奈。以水为例，古城选址建设要“择水而建”、要“相土尝水”，而古今中外的许多城市都依水而建，或依江河，或傍湖海。如英国伦敦位于泰晤士河河口，美国纽约地处哈德逊河河口，中国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杭州地处钱塘江入海口等（王建国，1998）。对自然条件制约的总结可见于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文献中，如《管子·乘马》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高度概括了城市选址建设要依山傍水，既要有用水之便又要有利于防洪。西汉学者贾让也提出：“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其意是选择用地时，要避开洪水，让洪水平缓下泄。
可以说，正是由于农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学技术不发达造成了古代城市对自然的绝对依附，此虽使古代城市发展缓慢，但却未造成人、城市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高度对立和冲突，即人、城市与其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是缓和的、不显著的，由此也可以说农业经济时代的城市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和谐的。
但城市的这种缓慢发展终止于18世纪。从18世纪开始，人类开始从农业经济时代过渡到工业经济时代。1765年，以珍妮纺纱机的出现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在英国乃至全世界爆发，此后的一系列技术革命促使人类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器大生产的历史性飞跃。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而城市具有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使之成为工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空间载体，工业化既促进了城市的快速扩张，又导致大量新兴城市的形成，从而开创了城市发展的新纪元。因此，1765年可以认为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历史节点，自其开始掀开了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化）的一页。
从1765年工业革命爆发至今只是短短的不到300年，这和城市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在工业经济、工业化的强力推动下，世界各地兴起了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工业革命直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把世界人口越来越多地引向城市地区。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早在1900年就已经是一个城市化社会。2008年，世界人口已经有50%左右生活在城市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的情况。因此，2008年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目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势头有增无减，持续而迅猛，而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已达到高度城市化。进入21世纪后，世界城市化进程仍然保持这种态势，因此，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城市化时代，21世纪的世界必然是城市的世界。
这也是上海世博会主题的时代背景之一，即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城市时代。1.3 城市问题
哲学原理告诉人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体或矛盾体，矛盾表现为一系列的问题和冲突。对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来说，城市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必然也存在固有的问题和冲突。事实上，城市也就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而得到发展、进步的。
城市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如人口问题、种族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土地问题、水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灾害问题等。随着现代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问题愈发变得复杂和棘手。而且，这些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城市问题正日益整合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统一体，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质和特点。以近期发生的英国骚乱（2011年8月6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开始的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为例，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次由暴徒制造的公然践踏法律的犯罪行为，但其背后的逻辑链条却是：经济不振导致失业率增长和人民福利大幅下降，社会不公正增加，城市社区贫富分化严重，种族仇视和对立心理蔓延等。最终，一次看似偶然的事件（黑人青年马克·达根被警方射杀）点燃了骚乱的导火索。因此，英国骚乱从根本上说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其根源在于经济、贫富和种族问题。英国媒体反复播放的一位骚乱参与者的呼声，“我们不要暴力，我们要社会公正，我们要工作”就非常深刻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实质。
从城市发展历史的整体看，尽管同样面临着人口、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但近现代工业革命前的城市问题（即农业经济时代的城市问题）不能成为真正的问题。原因在于那时的城市是从属于自然的，而其具有的问题尚不能影响到城市的生存发展，更关键的一点是没有造成人和自然的高度对立。其本质是自然主导下的城市问题，是人们利用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建设自己的城市中出现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城市问题产生于近现代的工业革命以后。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也是经济产业、社会结构、法律体系、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那样，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得以进入现代工业经济时代。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在城市中聚集并替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在革命性地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城市问题。煤炭和石油在为工业化、为逐渐扩张的城市的运转提供强大能量、动力的同时，其大量排放的污染物却远远超过了城市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雾都伦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同时，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城市人口给城市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造成了众多的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问题。这样，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大量排放的污染物构成了近现代城市问题的突出特征，此也是各种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所在。
总体上，现代城市面临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下述3个方面。1.3.1 经济问题
经济是基础，其为其他社会活动如科教文卫等提供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发展的支撑，城市的发展将成为空中楼阁。近现代城市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其动力就在于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提高，经济规模日趋庞大，城市所创造的经济总量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显著加大。以中国为例，截至2007年，中国共有655个城市，其中的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2007年的GDP共计157284.5亿元，占2007年中国GDP的63.0%，而中国在2007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2.93%。显而易见，对于那些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地区来说，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会更高，城市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城市经济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经济发展、经济利益的无止境追求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自然环境日趋破坏的基础之上，这造成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尖锐对立，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为了经济利益，城市“摧毁一切阻碍城市发展的旧建筑物，拆除游戏场地、菜地、果园和村庄，不论这些地方是多么有用，对城市自身的生存是多么有益，它们都得为快速交通或经济利益而牺牲”；同时，城市发展的规律是“坚决无情地扫清日常生活中能提高人类情操，给人以美好愉快的一切自然景色和特点”；为了经济利益，城市可以让“江河变成滔滔的污水沟，滨水地区甚至使人无法走进……”为何会产生这些问题，原因是城市中“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独立单位，这个单位把追求利润置于所有的社会义务之上，并高于一切”。1.3.2 空间问题
空间是城市经济社会的载体，是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的主要对象，也是城市形象的最直接体现。在农业经济时代，城市是以家庭作坊经济为中心，其空间布局通过长时间的积淀而成，较为简单、自然。而现代城市的功能多样，空间结构日趋复杂，工业、居住、商业、交通、基础设施等城市功能正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相互镶嵌的空间复合体系。同时，增长的人口、不断开发的各种工商业项目、道路交通的延伸又使得城市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展，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怪圈：城市空间扩展像“摊大饼”一样越来越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呈现出无休止的扩大。
城市空间发展的“摊大饼”问题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城市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大城市人口迅速发展，带来了住房建设的高潮。为适应这种需求，同时为避免给城市带来过多压力，首先在伦敦郊区建设了若干新城和卫星城（图1-1）。其意图是向这些新城、卫星城疏散伦敦市区的部分人口，但是这个目标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外来人口，由此进一步扩大了伦敦的城市面积。这种做法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如巴西圣保罗，22城市中心面积从1930年的180km扩大到1988年的900km多。图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伦敦规划“摊大饼”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城市周边乡村的大量消失，农田、森林、水体等快速地被城市的硬化路面、钢筋混凝土所取代，这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城市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的供应，增加了物流成本，引发价格上涨。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空间“摊大饼”式的扩张还造成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不可逆转的快速消耗，这必然会透支城市未来发展的土地资源，从而引发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1.3.3 资源环境问题“人与自然”中的“人”是人口及其经济社会，“自然”则是资源环境。资源环境是人类及其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人类的历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一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环境的历史，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环境的支撑，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本底。
资源和环境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环境是指人类所占有地球的空间和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及其总和。而资源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本书所讲的资源是指自然资源，并非所有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有用的事物。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表现为各种相互独立的静态物质和能量，如水、土地、森林、石油、煤、天然气等。环境与资源是密不可分的，它体现在许多自然资源本身就是自然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资源本身的开发利用对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国内外的相关法律及文献都把环境与资源并列起来进行论述，本书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农业经济时代的城市是从属于自然的，因此其没有产生资源环境问题或有但很轻微，不足以影响到城市的生存发展。但近现代城市在大规模工业化的驱动下，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和规模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导下，现代城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具体分析，城市资源环境问题可以细分为两类，即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
1）自然资源耗竭
城市化带来人均自然资源消费量和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急剧增长，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以及能源资源。以土地资源为例，随着世界各国城市面积的“摊大饼”式的迅速扩大，城市用地对农业用地的侵占愈发严重，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林地、草地的消耗速度迅速加快，有些国家、地区甚至到了告急的地步。水资源是另一个急剧消耗的自然资源，随着大量工业项目的兴建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水资源消耗的速度正在惊人地增长着，此点在城市人口增长率高、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
2）环境污染
城市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地方。工业革命以后，城市经济社会运行已经建立在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的基础之上，这首当其冲地造成了城市空气的污染。城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排放出大量的CO、2SO、CO等有害气体以及工业粉尘、烟尘，造成城市空气的严重污2染，形成了工业革命后一些新兴工业城市的“焦炭城”景观（图1-2）。同时，空气污染也对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了持久的伤害。例如，伦敦历史上的“毒雾”事件、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东京的柴油汽车污染事件等都给当地居民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其中，1952年伦敦被“毒雾”笼罩了两周，导致4000人死亡。城市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具体见表1-1。图1-2 工业革命后的焦炭城表1-1 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城市水体污染是另一个棘手的城市环境问题。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工业生产污水、居民生活污水大量增加，而污水处理设施的不完善造成大量污水直接排放到城市河流中，不仅影响城市供水的安全，还影响到城市居民的健康。1953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爆发了水俣病（即有机汞中毒，20世纪世界经典的八大公害之一），其原因是制氮厂的工业废水排进大海，流进大海的甲基汞通过鱼贝类的食物链逐渐浓缩，食用之后，人的脑中枢神经被破坏而导致中毒。患水俣病的市民达2300多人，死亡近500人，水俣市的市民因为企业的公害饱尝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更有甚者，近年来城市地下水也被污染或有被污染的风险，这更给某些城市敲响了警钟，因为地下水一旦被污染，其产生的危害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危及数代人。城市水体污染对人体的危害具体见表1-2。表1-2 水体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导致城市居民死亡的环境问题均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代谢机器，通过向自然变本加厉地索取而追求、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同时排出大量的废弃物，而城市的索取和排放都超出或即将超出自然的极限，由此造成城市的资源环境问题。因此，城市的资源环境问题就是城市与自然的问题，是人与自然问题的缩影，是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理念的一个刚性约束，是构建和谐城市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除了上述3个城市问题外，现代城市还面临着人口的膨胀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世界城市人口增长呈指数形式的快速增长态势。1900年以前，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的人口超过500万，1900年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1980年这个数字为21个，2000年则为60个以上，而2008年世界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世界人口的50%以上。
城市是为人服务的，是人所创造的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人口本身往往并不是问题，但其特殊性在于其通常是其他城市问题的根源。城市是人口高度集聚的区域，这既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但过度集聚就会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例如城市人口过多导致住房紧张、交通拥堵、资源能源消耗过快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城市必然要扩充其空间地域范围，多修路、多建房，卫星城、新城建设此起彼伏，这造成城市土地消耗加快，土地资源告急，进而造成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和扩张，成为一个个的城市“大饼”。又如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的饮水问题，必然要加大开采地下水、增加河流水体的取水幅度，这造成地面沉降、河流枯竭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因此，城市因人而兴，但又会因人而病。
城市经济、空间、资源环境问题都是为满足人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经济、空间、资源环境问题是现代城市面临的最基本的三大问题。当然，现代城市还存在着诸多其他问题，但这些其他问题都可以被分解而归于上述3个基本问题。例如，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都有交通拥堵的问题，其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一个“顽症”，不仅造成城市功能的非正常发挥，而且带来了巨大的金钱、时间、能源的浪费，同时汽车尾气也成为一个巨大的城市空气污染源，由此导致城市经济社会等功能的衰退和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尽管现代城市都在打造或已经打造立体化、复合化的交通体系（道路、高架、地铁、轻轨等），但对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效果不大，便捷、畅通的城市交通出行似乎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深入分析，城市交通拥堵的背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包括城市空间发展规划、以汽车为主导产业的经济政策、汽油燃料的生产和价格机制、关于汽车尾气排放的环境政策等。所以，城市交通问题是上述经济、空间、资源环境基本问题的复合，其解决之道必须从这些基本问题入手，单纯靠不断地“修路架桥”以扩充城市交通体系是很难取得满意的效果的。
现代城市问题也常被形象地比喻为现代“城市病”。产生“城市病”的根源在于现代城市是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城市与资源环境之间由农业经济时代的从属关系变成了尖锐的对立关系，这种高度的城市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已经深刻地危及现代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城市病”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和挑战，同时，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也日益严重，这降低了城市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威胁着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不可否认，现代城市创造了庞大的经济财富，带给人们高度发达的物质享受，但是其造成的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等负面效应却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试想，当人们为城市污浊的空气、河流而忧心，为受污染的食品而惊心，为高密度的钢筋混凝土森林而倍感压抑，为每日的交通出行而懊恼，为频繁发生的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而获取经济利益的事件而愤怒，为“逃离北上广”而庆幸时，凡此种种，人们不禁要问：“现代城市，你怎么了？”或者产生“城市能让生活更美好吗”的疑问。此时，人们更需要的是“天更蓝、气更净、水更清、地更绿、居更佳”的现代城市。
这就是上海世博会主题的时代背景之二，即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城市时代，但是却面临着更为复杂、棘手的挑战，而挑战来自于城市发展正在突破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极限，人与自然变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1.4 人类的反思与探索1.4.1 田园城市图1-3 田园城市规划平面
播，并成为研究城市的经典著作之一，而田园城市的规划平面也成为城市规划的经典作品之一（图1-3）。同时，田园城市运动也发展成世界性的运动。在霍华德的指导下，英国率先建设了莱奇沃思（Letchworth）（1903年开始建设）和韦林（Welwyn）（1919年开始建设）两座田园城市，奥地利、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美国等也先后进行了田园城市的建设实践。
田园城市提出的时代背景是：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运转模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这造成城市人口激增，城市公共设施严重匮乏，居住条件恶劣，各种恶性传染病在城市肆虐，如1830—1840年在英国及欧洲大陆蔓延的肺结核、霍乱等传染病，引发了全社会的恐慌。而工业废气、交通尾气等造成的城市空气污染则使城市的糟糕情况雪上加霜。在1898年之前的1873年、1880年和1891年，伦敦发生了三次著名的毒雾事件，死亡人数高达1800多人，而在1905年英国第三大城市格拉斯哥的毒雾事件中又有1000多人丧生。毒雾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是城市空气污染的产物。作为世界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英国城市的惨痛教训是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霍华德的历史贡献在于：当人们沉浸于城市的繁荣时，他敏锐地认识到大规模工业化驱动下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弊端，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即田园城市，由此开始了对现代工业经济时代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对未来城市如何健康发展的探索。1.4.2 其他的探索
继霍华德之后，一批城市规划学家、建筑师、社会活动家对未来城市如何发展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代表性的成果有：被誉为现代建筑鼻祖的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埃提出的“明日之城市”方案（1922）和“光辉城市”方案（1931）；“有机建筑”创始人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广亩城市（图1-4）。
其他的探索还有，西班牙工程师索里亚·玛塔于1882年提出的线性城市发展理论（图1-5）；20世纪20年代，首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思的规划师恩温在田园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城市发展的卫星城理论（图1-6）；现代城市研究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先驱者英国社会学家、生物学家格迪斯认为城市的成长和发展要强调人与环境、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把城市现状和地方经济、环境发展潜力与限制条件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而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则把格迪斯的思想进一步推向深入，从而形成了对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综合研究和区域规划理论。
此外，在城市发展理论方面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城市有机疏散发展理论。芬兰裔的美籍建筑师埃罗·沙里宁在他1942年出版的《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一书中提出了城市有机疏散的发展理论，其理论主张是通过“对日常活动进行功能性集中”和“对这些集中点进行有机的分散”这两种组织方式，使原先的密集城市得以实现有机疏散。城市有机疏散发展的思想成为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城市功能与空间重组的重要理论基础，芬兰大赫尔辛基规划（图1-7）、丹麦哥本哈根的拇指状规划（图1-8）、华盛顿放射长廊规划等都是有机疏散发展理论的集中体现（图1-9）。图1-4 广亩城市规划平面图1-5 线性城市规划平面图1-6 卫星城理论模式图1-7 赫尔辛基规划图1-8 哥本哈根拇指状规划
上述这些对城市发展进行反思和探索的思想或方案的特点可总结如下。（1）都是针对城市发展中某一方面的问题所提出的，缺乏对整个城市系统即城市经济、社会、自然的全面研究。例如，勒·柯布西埃的“明日之城市”和“光辉城市”针对城市的功能和交通问题；索里亚·玛塔的线性城市以城市运输问题为基础；卫星城理论关注的是如何把大城市密集的人口和工作岗位疏散到卫星城中。图1-9 华盛顿的放射状长廊规划（2）都是以某一国家、地区为研究的原型而构建相应的城市发展模式，缺乏普适性。典型的例子是广亩城市。广亩城市建立在美国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独特环境之中，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城市环境的不满和对工业化之前的人与环境相对和谐状态的怀念情绪。其思想基础是：希望保持赖特所熟悉的，19世纪90年代左右在威斯康星州那种拥有自己宅地的移民们的庄园生活。尽管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一些州曾把“广亩城市”思想付诸实践，但可以肯定的是，脱离美国独特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经济发达、汽车普及、国土辽阔），广亩城市是无法复制的。（3）都没有获得世界的广泛认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缺乏持久的生命力。这些城市发展思想或模式都产生于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广大的非工业化、非城市化的非发达国家而言，这些思想或模式尽管具有可供借鉴的积极意义，但并不能可以直接拿来用。例如，卫星城理论到了城市人口增长率较高的非发达国家后，反而造成了大城市空间发展的“摊大饼”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1.4.3 可持续发展
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足，上述思想或模式仍给进一步的反思和探索做了坚实的铺垫。那么，有没有一种全新的发展思想、发展模式能够被世界所接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模式。作为目前全人类所共同接受、共同探索和实践的一种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战略，是学术研究、政府管理、企业决策乃至各行各业关注的焦点。
城市是目前人类的主要聚居地，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物质、资金和技术的汇集地，是区域、国家、全球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与此同时，现代城市病的愈演愈烈使得城市从表面上看比以往更加繁荣，但实则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问题的复杂耦合使城市更加脆弱。从此点讲，只有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才会有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有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将在第2章进行详细分析。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其在城市发展中的应用（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现代城市治疗“城市病”以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一剂良药（注意：并不是万能药）。可持续发展以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共性问题为基础，强调城市系统即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普适性和广泛的接受性。
这就是上海世博会主题的时代背景之三，即城市发展模式必须要创新，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来迎接城市时代的各种挑战。“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巨著《城市发展史》的开篇中这样写道：当人们在为工业化、城市化的辉煌成就而洋洋自得时，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沉浸于对工业化、城市化的美好梦想并努力付诸实施时，当城市深陷“城市病”的痛苦中并苦苦探索未来城市的发展模式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施为未来城市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尽管现代城市是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耦合的复杂系统，对其复杂性的认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人们认识这个复杂系统的潜在特性提供了一个平台，只有在这个平台上，现代“城市病”的根治才有可能实现。
但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一个“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吗？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市发展真理吗？对像中国这样的具有独特国情的国家，其是否能够提供一个具体可操作的策略并达到预期目标仍是一个严肃的研究命题。如果说现代城市是一个背负着太多负担、压力的病人，那么对其治疗的最高境界是“治病必求于本”。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城市问题中，要探求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要针对根本原因而确定正确的治本方法，这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么，产生现代“城市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关系如何？针对根本原因又应采取什么对策？这些是本书后面各章即将深入探讨和分析的内容。2 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2.1 传统的发展观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巨大经济财富的同时，人口激增、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等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这些问题是地球上的每个人、每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独善其身的，因此，全球各国开始对传统的发展观或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具体来看，传统的发展观主要有经济增长发展观、“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观和零增长发展观。2.1.1 经济增长
传统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成为衡量发展最主要的或是唯一的指标。这种发展观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和悠久的发展历史，其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的代表作《政治算术》一书。他指出，工业比农业，而商业又比工业的经济收益多得多，正是这种收入差异推动了劳动力的转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现代经济学的鼻祖、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中全面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性质、因素以及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提出了劳动分工理论、货币理论、价值论、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此后，在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学者的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下，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完整建立。虽然现代经济学说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大体说来都是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产物。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可以看做是古典经济学说的继续和深化。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人类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进程。各个国家都千方百计地进行资本的不断积累，实行大规模的工业化集中生产，强调高消费和高投入，由此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在过去的20世纪中，人类经济财富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人们所享受到的丰富物质成果远远超过了此前多个世纪的总和。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经历的400余年的传统发展实践，美国著名资源经济学家阿兰·兰德尔（1989）进行了精辟的总结：“这400年的繁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和利用先进技术开发欧洲以外的资源的基础上的，依赖于开采全世界的资源为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的。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它是建立在开采非再生性资源和可耗尽资源的基础上的，资源保护并不重要。”进而，他指出：“这种繁荣在时间上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种资源现在使用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再也不能得到了。”同时，兰德尔还分析了这种繁荣不能持久的根本原因，指出：“这种繁荣是建立在生态系统不断和不可逆转的改变的基础上的，土地被用来生产而完全不管原有的植被和动物群落，农业和工业废料被排放而不考虑它们对生态的影响，因此，这种繁荣在生态上也是不能自立的。”可以说，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及由此引发的资源环境危机是传统发展模式留给人类最大的代价。2.1.2 先发展、后治理
尽管人们注意到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生态系统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但是在“经济先发展，生态环境后治理”的发展理念的驱动下，人们认为：如果经济不发展，不能创造出足够的物质财富，由此导致人们为了最基本的、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吃、穿等问题而奔波时，他们没有兴趣、也不会去关心生态环境问题，他们此时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饥寒冷暖。因此，“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观认为只有在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生态环境问题才能够得到重视并逐步解决。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工业化走的都是这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以日本熊本县水俣市（该市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水俣病）的水银污染治理为例，在1977年水俣湾海底25ppm以上水银含量2的污泥厚度达4m，面积多达210hm，水俣湾附近的鱼贝类体内也含有10ppm的水银，水银污染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水银污染主要来自于氮肥公司排出的废水。由于当地政府的“优先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总量，造福人民”的施政策略，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没有对该厂的排污行为作出规定，在水俣病确定之后工厂反而三四倍地增产，继续大量排放有机汞。1977年后，当地进行了长达13年的水银污染治理工程，总共耗费了485亿日元，从成本上看，如果当初投资几十亿日元防患于未然，也不会造成后来这样巨大的损失了。2.1.3 零增长
针对上述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根本目标”的发展观和“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观，容易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增长何时到头呢？也就是这种增长有没有一个极限。1972年，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教授指导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为标志，揭开了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反思，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即所谓的“零增长”或“均衡增长”发展观。《增长的极限》的主要观点是：人类社会的增长（人口、经济、污染等）遵循指数增长规律，其由5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发展趋势构成，包括加速发展的工业化、激增的人口、粮食供应、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这5种趋势的增长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过这个极限，其后果是人类社会将会突然瓦解和崩溃。“早在公元2100年到来之前，增长就会停止。”因此，人类社会经济的无限增长是不现实的，是不可实现的。为了避免人类社会经济的灾难，米都斯认为出路只能是：在1975年停止人口的增长，到1990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以达到“零度增长”的“全球性均衡”，即出路只能是人类自我限制增长，或者协调发展。简而言之，零增长发展观认为，如果人口、经济继续以指数规律增长，那么必然将导致资源耗竭，生态环境崩溃，从而使人类社会遭到毁灭性的灾难。因此，零增长发展观倡导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一个很低甚至是零的状态上，全球的人口、资本等要处于一种可以控制的均衡状态，由此使生态环境不至于恶化。“以经济增长为根本目标”的发展观和“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使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高速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物的肆意排放，进而形成严重的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危机。本质上看，这两种发展观都是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忽视了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关系，把经济发展同自然生态环境绝对对立起来。这样，人类在不断获得经济财富的同时，也逐渐把自己放到了大自然的对立面，生态破坏、环境恶化、资源耗竭等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这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而零增长发展观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不符合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一种典型的悲观主义的发展观。按其理论，为了维持自然生态环境的现状，人类必须停止发展，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应该被限制甚至是禁止的。如果这样，人类最好重新回到原始社会，因为“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最能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的现状。这显然违反了“经济是基础”的哲学原理，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同时，其还忽视了人在“人—自然”这个大系统中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这个主观能动性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意味着人能够运用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在自然生态环境所能承载的范围内进行适度的开发，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增长的极限》所预测的结果并未得到随后的实践检验，以其为代表的零增长发展观也未能得到实施。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成果，其历史意义在于，作为一个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告诉人们，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必定会存在“增长的极限”。这为沉浸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舒适生活中的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警告，可谓具有“当头棒喝”的作用；这迫使人们开始改变发展观念，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观由此进入历史发展的舞台。2.2 可持续发展观
传统发展观最大的弊端在于其未能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视为一种绝对的利用和被利用、征服和被征服的对立状态。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但传统发展观的理论是人类不断反思自身行为的思想成果，其为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2.2.1 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
可持续发展观（下文简称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在对传统发展带来的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后提出的全新发展观。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发展模式或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最初产生于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殆尽的忧虑。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可持续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生态学。在可持续发展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生态学研究已经广泛使用可持续的概念。
20世纪初期，生态学家发现，很多可再生资源如动植物、耕地、草地等生态系统和环境的变化遵循同样的规律，即外界的干扰在没有达到或超过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时，则干扰所带来的破坏可以得到自我修复，而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则这种外界干扰带来的破坏则无法修复，从而会彻底破坏生态系统的功能。典型的例子如河流污染，河流对污染有一定的自净能力，如果污染物排放被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下，则河流生态功能会保持正常，若污染物排放超过某一阈值水平，则河流自净过程就会变得极其漫长，甚至会彻底丧失自净能力而变为“死河”。为此，为了维护河流的正常生态功能，必须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使污染物排放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此时的政策称为可持续收获政策。
这种生态学的生态阈值规律给人们以极大的启发。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是生态环境，而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这种活动的强度长期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那么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势必会变得薄弱，进而可能会引起崩溃。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使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强度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从而使得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长期持续下去。
由上可知，生态学规律是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泉，而目前全球广为熟知和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提出、发展到最终确立则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多年中，西方各国经济迅速增长，人们普遍陶醉在建立于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中。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却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动力的繁荣背后所隐藏着的危机。这些人对未来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世界正进入一个人类帝国时代，难以驾驭的日益强大的物质力量正把人类自己导向困境，引入危机。由此，从这种担忧出发，人们开始了对新的发展观的探索，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可持续发展观。
1）寂静的春天
如果说《增长的极限》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组织、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给世界的第一个报告，给人类社会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第一声警钟，从而掀起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热潮，那么，另外一本思想巨著《寂静的春天》则标志着人类首次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调查使用化学杀虫剂DDT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后，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这本书中，卡逊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人类应该走“另外的路”。在此书出版以前，“环境保护”这个短语并没有出现在人类的社会意识中，因为，“征服自然”才是人们的主流意识，自然是开发、利用和征服的对象，不是需要保护的对象。事实上，人类的社会经济系统正是建立在这种“征服自然”的思想意识之上，没有人对此产生怀疑。蕾切尔·卡逊则通过《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对“征服自然”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由此引发了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寂静的春天》再版前言中所说的，“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寂静的春天》犹如狂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2）罗马俱乐部——从增长到发展《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1968年，一个对世界可持续发展观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组织——罗马俱乐部由意大利著名实业家、学者奥雷利奥·佩西和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金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成立。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性的学术研究团体和社会团体，聚集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国际组织高级公务员、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科学家、企业家等。罗马俱乐部开创了对当代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由于人类的失控引起的严重后果相互纠缠，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在唤醒与激发人类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方面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功绩。因此，在梳理、分析可持续发展观的发展历史时，罗马俱乐部及其学术研究成果必不可少。
罗马俱乐部自成立后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全球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由此奠定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些研究报告有：《深渊在前》（1969）、《增长的极限》（1972）、《人类处于转折点》、《前途如何》（1974）、《重建国际秩序》（1976）、《人的素质》（1977）、《超越浪费的时代》（1978）、《人类的目标》（1978）、《学无止境》（1979）、《未来的一百页》（1981）、《微电子学和社会》（1982）等。其中，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两部研究报告。
前文已经对《增长的极限》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介绍，此处对其进一步分析。《增长的极限》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工业革命的生态负效应及其严重后果做出的激烈反应，它指出：由于全球性问题（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问题）的制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期是“一个充满巨大幻想的时期”。如果这种增长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在今后几代，我们这个实际上很小的星球将要达到人类扩展的极限，从而使这个体系陷入无法控制的崩溃和瓦解的境地。这样的研究结论在当时是令人震惊的，陶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高增长繁荣的西方是无法接受的。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令西方的经济繁荣戛然而止，陷入了严重的混乱，西方流行的高速增长论的乐观调子难以为继，世界发展态势被《增长的极限》不幸言中，由此引发全世界都在讨论增长的极限问题。
1973年，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全球性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清楚地说明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针对这一现象，美国学者米哈依洛·梅萨洛维奇和德国学者爱德华·佩斯特尔1974年发表了罗马俱乐部另外一部著名的研究报告，即《人类处于转折点》。梅萨洛维奇和佩斯特尔认为人类必须走有机增长之路以让增长更持久，避免细胞分裂式的无差异增长、指数增长要走上一种新的发展道路。为此，首次明确提出必须发展一种“全新的全球伦理”。这种全新的全球伦理观的核心是：首先，人类如果想要避免未来的危机，现在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伦理价值观念，必须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树立新的自然伦理观，它的宗旨是同自然协调共处而不是征服，人类第一次被要求进行自我克制。其次，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道德感情，并准备拿自己的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如果每一代人都只顾追求自己的最大享受，人类几乎就注定要灭亡。《人类处于转折点》还有一个历史贡献，即有机增长的概念中蕴含了“发展”一词的含义，也就是在追求持续增长的同时要树立新的价值观、伦理观。传统的增长加上全新的伦理价值观就构成了有机增长，这为罗马俱乐部此后提出的发展概念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1977年，时任罗马俱乐部主席的佩西发表了《人的素质》，指出“人类在某些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和物质利益得到满足后，又提出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其他需要的欲望，渴望舒适安全，追求信仰、自我完善、社会地位和通常称为生活质量的东西。发展一词通常含有合理满足人类所有这些要求的意思，发展的概念正迅速取代增长的概念”。这样，罗马俱乐部就首次把发展同增长区别开来，发展中包含着经济增长，同时还包括人的各种生理、心理需求的满足，即发展不仅是以往单纯数量上的变化，更包括了质量上的变化，由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的概念。“发展”概念的提出，为人类找到了一把衡量进步的新尺度，打开了一扇展望美好未来的新窗户。罗马俱乐部终于找到了一种“能扭转当前局势”的新观念。“发展”一词很快就成为克服限制、满足需要、建立公平的世界共同词汇，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罗马俱乐部率先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全球人口、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建立在高消耗、高增长基础上的传统增长模式的系统分析，打破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无限增长的神话。进而，罗马俱乐部通过把增长、有机增长和持续性结合起来而提出了发展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同时对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这就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做了最完备的思想和理论积淀。可以说，罗马俱乐部在从增长到发展的研究中，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寂静的春天》恰似一声呐喊，使世界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罗马俱乐部及其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则使“开始关注”走到“高度关注并采取共同行动”。罗马俱乐部使生态环境意识成为世界的共识，同时以发展来代替增长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尽管罗马俱乐部成立之初时因对世界的预测有悲观主义的成分而受到批评，但其在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唤醒并树立人们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新的社会责任感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做出了最完备的思想和理论铺垫。因此，罗马俱乐部及其学术研究成果影响深远。2.2.2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在多个国际会议、政治文件的推动下才得以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是在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得到正式讨论的。这次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会议建议联合国大会将这次会议开幕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保护日”，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7届会议接受并通过了这一建议。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首次提出了要研究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有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同时还提出生态发展观，即要符合生态规律的发展，保证发展的持续有效。
1973年1月，联合国成立了环境规划署。197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贸易与发展会议在墨西哥召开了资源利用、环境与发展战略专题讨论会，会议指出：全人类的一切基本需要应当得到满足，但发展经济以满足一切的基本需要时不能超过环境的允许极限。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在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指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前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在这部著作里，布朗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一词，指出要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和开发可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1982年5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内罗毕召开，发表了《内罗毕宣言》。宣言指出了进行环境管理和评价的必要性，探讨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紧密而又复杂的关系，只有全球采取一种综合的、统一的办法，才能使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召见挪威首相格罗·哈勒姆·布伦特兰夫人，授命她成立一个独立的特别委员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负责制订“全球的变革日程”，提出长期的环境对策，特别是提出如何将对环境的关心变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之间合作的方法。委员会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宗旨来制定全球政策，经过3年多的努力，于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长篇研究报告，1987年11月，委员会向联合国第42届大会提交了这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总的观点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和一个世界，共分为“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大部分。报告提出：经济发展必须有使环境资源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环境的恶化将难以满足下一世纪的需求。因此人类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一条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而是一条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即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共同的未来》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并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其次要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最后要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这个定义对世界发展政策及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是最权威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我们共同的未来》也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一份经典报告，有力地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同时在该报告的推动下世界各国都掀起了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浪潮。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世界资源研究所、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了联合声明，声称“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的指导原则”，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来研究世界问题。
总之，《我们共同的未来》为全世界未来的发展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目标和途径，明确提出人类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个由政治家和学者所组成的委员会在各国的分歧中找到了合作的方法，找到了沟通不同立场的桥梁，这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旗帜之下的共同行动。这一切为五年后召开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创造了理论、思想意识上的条件。
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共有102个国家元首出席。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和共同行动，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新的发展观。《21世纪议程》要求世界各国制定和组织实施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为了具体落实《21世纪议程》中的各项要求，1993年2月联合国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在《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指导下，审查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组织实施《21世纪议程》的进展情况，以便在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2.2.3 可持续发展观的总结
从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到1992年联合国通过《21世纪议程》的整整30年的时间里，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的发展观完成了从萌芽、提出到完善成熟的全部过程。可持续发展观完全取代了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这样，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纵观可持续发展观这30年的发展可以在时间上划分为3个有一定重叠的阶段。首先，1962年至1968年，由《寂静的春天》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考。其次，1968年至1977年，以罗马俱乐部主导的一系列对全球问题的研究活动为标志，全球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以《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系列研究报告最直接的成果是以“发展”取代了“增长”，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最后，从1972年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会议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对可持续发展的探讨、研究的主导权由罗马俱乐部这一民间机构转移到了联合国这个代表全球的官方机构。其间，联合国主持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治文件、宣言。其中，1987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定义，1992年的《21世纪议程》等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同的目标和行动准则，由此可持续发展成为指导全球发展的根本理念。2.3 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2.3.1 概述
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可持续发展会得到约1亿个搜索结果，在谷歌上也能得到约3600万个相关结果，可见，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全球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之一，这也表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一个全球词汇。但也应看到，可持续发展一词也有变成一种“大众词汇”的趋势，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泛滥”的风险，即使和可持续发展毫不相关的领域、范畴也会用“……实现某某的可持续发展”等这样形式化的表达。这些应用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本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误解，因此，本节对可持续发展的本意、内容进行深入剖析。
可持续发展由两个词“可持续”和“发展”组成，其中，“发展”是核心，是主语，“可持续”则起到修饰限定的作用。“可持续”（Sustainable）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可以维持的、可以支撑的”、“使某人、某团体等免于失败或垮掉，使之存在，使之保持适当水平，维持其存在”，即可持续是指一个系统不论是否受到外界干扰总能维持自身存在的能力。在学术研究中，最早由生态学家使用了诸如“可持续收获”的概念，表达了人类社会、经济和环境共同发展的理念。截至目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这一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尽管有着最大限度的共同认识，但是不同的学科对“可持续”仍有着不同的定义、理解，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如此，“可持续”仍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得到了确认（陈德敏，2000），即：
①人类生命的连续支撑；②生物资源存量和农业系统生产力的长期维持；③稳定的人口；④有限增长的经济；⑤强调小规模和自依赖；⑥保证环境和系统的质量。
通过上述基本因素，可以发现可持续一词表达了人们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各种理想，而非一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蓝图，其强调了一种动态的连续过程，对于发展一词的理解则较为统一。发展源于经济增长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定时期内某个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水平的增加，或者是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增加。1977年，佩西在《人的素质》中提出了发展的概念，认为生活质量应成为发展的内容，发展必然要取代增长一词，首次把发展同增长进行了区分。Barbier（1987）给出了发展的定义，即发展是指在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不上升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增加的情况下，某国实际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过程。这里，人均收入成为发展的标志。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指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人的需求和其进一步的愿望，发展包含着经济和社会的有成效的变革。这样，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专有名词，而且还指经济、社会领域中具有成效的变革。世界银行在1989年的报告中认为发展应指在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中，经济体系的质的变化（Daly and Cobb，1989）。此处，发展的根本标准在于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牛文元（1994）则认为发展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的行为轨迹，发展将导致复杂系统朝着更趋均衡、更加和谐、更为互补的方向进化。在此定义中，强调了发展的不可逆性、广泛性以及关联到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性，即发展不再是人类社会、经济的问题，还包括自然这一人类生存的基础。
由于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因此，发展可以理解为：经济的增长，社会目标的实现（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社会福利），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最起码不恶化）。这样，发展的内涵要远比经济增长广泛得多，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包含了社会目标、自然生态环境目标的实现。2.3.2 基本属性
通过对“可持续”和“发展”的解释，可持续发展可理解为：要保证、维持由自然—社会—经济构成的复杂系统的存在，要实现复杂系统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要维持、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水平。如果从自然、社会、经济三个角度出发，可持续发展具有三个不同的属性，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朱启贵，1999）。
1）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属性
自然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广义的自然指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狭义的自然则指的是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物质世界，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属性要求必须维护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保护基因多样性，使得物种和生态系统得到可持续的利用（Brown，1987）。而Tisdell（1988）指出，如果要使经济发展可持续，其必要条件是经济活动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系统必须是可持续的。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属性还包括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因素，即环境可连续支撑的最大人口规模。此时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地球环境有限的容纳能力对人口规模的限制，即环境可持续性。这就要求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压力和干扰要控制在环境的承载力阈值范围以内，这样环境才能得到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总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属性强调了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间的平衡，可持续发展是不超越生态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发展，支撑人类生命所必需的生态环境条件要持续地保留和存在。
2）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属性
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属性强调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再是传统的那种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牺牲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指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Barbier，1987）。英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学者Pearce和Warfold（1993）在其著作《世界的末日》中给出了用经济学语言表述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即发展要能够在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使得后代人的福利减少。
3）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属性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属性包括社会价值、传统、制度、文化等各种社会要素的持续存在。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N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其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之情况下，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即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的发展环境。
此外，还存在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属性，这主要是从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定义。这种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的技术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而这就要求建立更为先进的生产体系，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本质上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属性就是以技术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尽可能地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2.3.3 核心要素
由上可知，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等要素构成的综合概念，是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共同构成的有机系统，是一种注重当前、谋划长远的人类发展新模式。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条件，以实现社会进步而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尽管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带有争议的概念，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对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理解，甚至多达几十种到100多种定义（Pezzey，1992；Pearce，1993；蔡守秋，2003）。但是，对可持续发展最广为接受、最具有综合性的定义仍然是《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与此定义相近的还有江泽民同志的定义：“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可持续发展通常包含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与发展一体化四个核心要素（Sands，1995），具体的，可以解读为以下5点。
1）前提条件
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永恒主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根本区别，发展是集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环境等多项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可持续发展仍然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提高当代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即福利水平）。和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可持续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此即可持续发展中的经济发展包括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两部分。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满足各种需要，包括各种社会需要和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的需要。同时，为满足基本需求，不仅需要那些穷人占多数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要保证那些贫穷者能得到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合理份额。因此，发展是全球各国的共同需要，是可持续发展的要义之一，邓小平把这种需要形象地概括为“发展是个硬道理。”
2）基础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矛盾。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离开了这一基础和条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可持续长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这就要求可持续发展是有限制条件的，人类要学会限制自己的欲望，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没有限制就没有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资源的耗竭速率低于资源的再生速率，必须使环境的自净能力得到保持，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问题。
3）两大主线
可持续发展的两大主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我们共同的未来》在其第二章“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结论中指出：“从广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指人类必须建立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要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人与人的和谐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公平，当代人在发展与消费时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同一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4）目标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体，在以经济发展为条件、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的同时，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则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全面的社会进步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教育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提供永不降低的人均福利的能力（Neumayer，2006），由此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5）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代内公平是指同一代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民族、区域等）在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和发展上具有平等的权利，都有拥有良好的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代际公平是指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和发展上具有相同的权利。代际公平最早来源于美国国际法学者Edith Brown Weiss教授的《行星托管：自然保护与代际公平》一文，其指出：“在任何时候，各世代既是地球恩惠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将来世代地球的管理人或受托人。”其核心思想是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地球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都是可持续发展所必须做到的，其中，代内公平是代际公平实现的前提和保障，代际公平则是代内公平的一种必然延伸。
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关系用江泽民同志的话就是“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全面论述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
通过上述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全面解读，再次总结如下：（1）从忽略自然环境保护而受到自然界惩罚，到最终选择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次历史性重大转折，是20世纪人类的世纪觉醒，是一种划时代的思想。工业化带来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森林萎缩、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物种消失等问题，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人类的行为不当而产生的，因此，选择致力于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历史的必然。（2）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有机统一，其深刻揭示了“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实践。（3）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同时也成为衡量国家、区域是否健康运行的标准。尽管对可持续发展还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规范人类自身的行为，保护自然环境，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良好”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准则和全球各国的共识。
可持续发展概念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获得了全球的共识，人们纷纷接受了其观点和方法，并迅速将其引入到规划编制、区域治理与全球合作等领域中，可持续发展也成为生态学、环境学、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和跨世纪的思想，可持续发展必将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发展进程。
总之，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其宗旨是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在21世纪，人们必须从整个人类和全球保持自然—社会—经济三者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做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同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相协调，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这就是可持续发展对当代全人类所提出的共同的历史使命。2.4 可持续发展在中国2.4.1 概述
中国政府高度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政策方略和战略规划中去。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制定了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1992年7月，中国政府组织50多个部门和300多名专家，经过近1年半的努力，于1994年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在全球率先推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第一部国家级行动纲领，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5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9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一起列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两大战略之一，并详细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2年3月10日，江泽民同志出席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强调“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始终拥有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条件，我们一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至此，“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两型”社会，即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3年7月，中国发布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总结了1994年颁布《中国21世纪议程》以来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成就和问题，提出了在21世纪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与原则，规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六大重点领域，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和能力建设，提出了六项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措施。这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在21世纪继续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
2004年3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而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则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要推进形成区域主体功能区，促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并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以生态文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必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2.4.2 实现路径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目标，而且也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困难重重，这不仅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已经使地球伤痕累累，而且急于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不由自主地步入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同时，还因为为了共同的未来大家都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但是却很难说服任何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减缓这种发展（晏路明，2001）。
尽管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其仍然是全球各国的一项必而为之的战略行动。对于此点，《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这样写道：委员会对未来的希望取决于现在就开始管理环境资源，以保证持续的人类进步和人类生存的决定性的政治行动。我们不是在预测未来，我们是在发布警告——一个立足于最新和最好科学证据的紧急警告：现在是采取保证使今世和后代得以持续生存的决策的时候了。我们没有提出一些行动的详细蓝图，而是指出一条道路，根据这条道路，世界人民可以扩大他们合作的领域。但是为了使后代有选择的余地，当代人必须从现在开始行动，而且一起开始。我们的信念是一致的：安全、福利和地球的生存取决于现在就开始的这种变革。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答案是：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能够同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当代的努力，能够同人类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本地区发展的努力，能够同为其他地区共建共享的努力相平衡时，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牛文元，1994）。具体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ECD）强调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途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满足社会对就业、食品、能源、资源、教育、卫生、住房等的基本需求，要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总体途径的深刻分析和对于人类发展规律的整体认识的基础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无一例外地都必须有序地通过三个基本台阶，实现三大基本目标，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上称之为三大非对称性“零增长”，即人口数量和规模（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人口质量的极大提高；资源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生态和环境恶化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生态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只有实现这三大非对称性“零增长”，才能真正地迈入可持续发展的门槛（秦大河等，2002）。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时将面临更大、更复杂的压力，达到上述三大非对称性“零增长”的时间将会更长。按照中国科学院2010年7月28日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中的预计，中国将分别于2030年、2040年、2050年依次跨越三大“零增长”台阶。唯有如此，才能标志中国真正地跨入可持续发展的门槛，并将在这个规范有序的合理门槛内更加有效地增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到205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与成功实现，将不仅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而且将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光辉典范，毫无疑问，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3 强与弱：两种可持续发展的范式
尽管可持续发展在世界上被广为传播，并且为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和对环境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接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愈发凸显，即由于对可持续发展有着众多的定义，造成了对它的理解变得模糊，这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时髦名词而容易流于形式，进而使得可持续发展难以度量而影响了其具体实施。这一点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olow于1991年6月14日在美国马塞诸塞州的海洋政策中心所做的题为《可持续：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学术报告中得到验证。Solow指出，已有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一种外行人听上去以为很重要但实际上无甚意义的术语或行话，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概念，因此它无法给政策以精确的指导，是一种完全无用的概念。在当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人都公开宣称支持可持续发展，因为“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如果谁不这样做，就是在反对这个时代，就会被推到时代的对立面，成为这个时代的敌人。
特别在中国，各种城市发展规划、区域发展规划纷纷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研究的依据和中心，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具体措施是什么，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在具体规划实施时如何协调等成为令人困扰的问题。因此，基于环境科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规划学等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明确化和具体化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明确化和具体化就涉及可持续发展的范式问题，本章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和分析目前可持续发展常用而又存在较大争议的两种具体范式，即弱可持续发展范式和强可持续发展范式，由此为本书的强可持续发展这个中心论点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3.1 基本概念
为了更好地对弱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这两种可持续发展的范式进行理解，在此首先对所要用到的相关基本概念进行解读。3.1.1 范式“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则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范式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个著名词语，要归功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62年，库恩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书中，库恩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库恩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不是靠知识的积累而是靠范式的转换完成的，一旦形成了新范式，就可以说建立了常规科学。所谓常规科学就是按照某个范式解决难题的过程，其进步过程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因此，库恩认为，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这里，范式成为库恩的有关科学发展思想中的核心概念。
库恩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其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代表了古代科学，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代表了近现代科学。进一步，库恩明确了“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的逻辑一致性。所谓“科学共同体”就是指探索目标大体相同的某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工作者，由于进行充分地交流、讨论和在专业方面达到的广泛共识，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东西。范式就是指科学共同体用基本一致的思考方式来研究同一领域的特定问题，简言之，范式代表了一种近乎固定的问题和解题方法，代表了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这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表述的那样：立场不同，看问题的方法就会不同，以及对什么是问题、什么是问题合适的解决办法等的看法上就会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观点，而这将产生不同的实践方式、政策措施。
库恩的范式论一经提出就被迅速地推广到各个领域，成为后现代主义主张价值多元性和社会多元性以及批判现代性的最有力的武器（王纪潮，2006）。综观各种有关范式的论述，范式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林学俊，1997）：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该学科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也可以说，范式是学说的坐标，是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是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是我们把握不同学科、同一学科中不同学派的定位、相互关系、发展规律、发展趋向的钥匙（陈世清，2010）。
可持续发展的两种范式，弱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就是两种不同的在可持续发展如何度量、如何实现等方面具有不同观点、不同主张、不同理论体系的研究学派，二者分属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团体。3.1.2 资本
在经济学中，资本（Capital）是用于生产的各种基本生产要素的集合，是能在将来生产更多物品的中间物品，一般包括三种类型：土地、劳动力以及人造资本。很多经济学家甚至忽略土地，在生产函数中只集中考虑劳动力与人造资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如货币、机器、厂房、原料、商品等。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目前，对资本更为广泛的理解是，资本泛指一切投入再生产过程的有形资本、无形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随着全球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发生，资本一词的意义和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Paul Hawken（1999）看来，一个健康的经济系统必须要有4种类型的资本才能正常运转：以劳动和智力、文化和组织形式出现的人力资本，由现金、投资和货币构成的金融资本，由基础设施、机器、工具和工厂构成的加工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资本。其余的还有如Costanza等（1992）认为资本应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Mehra和Torgensen（1997）把资本划分为：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生态或环境）资本。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资本是人们生活福利的源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持续发展要求留给下一代的资本不降低，此处的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机器、设备、厂房、基础设施等）和人力资本。3.1.3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然资本是否可以被人造资本所替代是两种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根本区别。传统的资本理论认为自然资源是可以无限供给的，所以只关注人造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是被忽略的。一直到了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时候，自然环境的价值才得到重视，自然资源才作为一种资本进入了研究范畴，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948年，Vogt首次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指出我们耗竭自然资源资本，就会降低偿还债务的能力。这是国际上对自然生态资源重要性的萌芽认识（陈曦等，2004）。Costanza（1991）定义自然资本为产出自然资源流的存量，是自身或通过人类劳动而增加其价值的自然物和环境，是生态系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即生态系统服务。Paul Hawken（1999）则认为自然资本可以被看做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既包括常见的为人类利用的资源（如水、矿产、森林、空气等），又包括草原、海洋、沼泽等在内的生命系统。总体上，自然资本是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自然资源及其所处的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产生自然资源流和服务流的存量，如土地、矿产、大气、动植物、微生物，及其所组成的生态系统和环境等（曹宝等，2009）。
自然资本具有自然和资本的双重属性。其中，“自然”指所有可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而“资本”则泛指一切投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自然资源是自然资本存在的源泉，所有自然资本都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但反之即所有的自然资源并不一定都构成自然资本。由于资本是稀缺的，是可以耗尽的，所以诸如太阳的光和热等自然资源不属于自然资本，因为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耗尽。自然资本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执行不同的环境功能（Mehra and Torgensen，1997）：首先是为产品的生产提供原材料；其次是对来自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物进行吸收和净化；再次是提供基本的地球生命维持系统，如大气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最后是提供健康福利功能，如良好的自然景观带给人们的美感等。而欧洲委员会发起的研究项目CRITINC（Making Sustainability Operational：Critical Natural Capital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 Strong Sustainability Criterion，关键自然资本与强可持续性标准）则指出，自然资本的环境功能包括：①源功能，为人类活动提供资源；②沉降功能，吸收、中和、再循环人类活动产生的废物；③生命支持功能，维持生态系统运行；④人类的健康与福利功能，直接造福于人类的健康与福利（Ekins et al，2003）。
承认自然是资本，是生态经济、环境经济领域从未有过的开拓性思维，这非常重要以至于几乎撼动了整个经济学的基础（郭沛源，2005）。如果承认了自然资本，那么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也随之要被修改，例如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的资本，意味着它将被消耗性使用而失去其存在价值，由此形成了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成本或生态成本。而现有的GDP衡量的只是所消费的金钱，而不是得到的价值，这样不仅掩盖了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还将这种破坏描绘成经济效益。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应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衡量系统（即要计算上生态环境成本），从而表现真实的价格、成本和价值，此时经济活动的净收益等于总产值扣除生产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之和后的净剩余。
自然资本观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其核心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本，尤其是某些关键自然资本，因为生态系统和环境是支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自然资本观体现了经济学中稀缺资源的经济价值，是环境价值的基础和依据。自然资本观认为享有健康和洁净的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权利，任何对环境的污染和排放行为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公共环境资本（曹宝等，2009）。提出自然资本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能把对自然环境问题的关注融入经济学的理论中进行思考，进而做出决策。由于这种决策考虑了自然环境的要求，从而能够说明自然环境及其提供的生命支持功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根本作用，由此可树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即人类和自然界在生物圈中共同演化（Berkes and Folke，1998）。
和自然资本紧密相连的另两个概念是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阿瑟·乔治·坦斯利首先提出了生态系统一词，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点、基础和角度。生态系统是特定地段中的全部生物和物理环境的统一体，是一定空间内生物和非生物成分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所构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大到地球整个生物圈、小到一片草地，都是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是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和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Holder and Ehrlich，1974；Westman，1977；Costanza et al，1997；欧阳志云等，1999）。生态系统服务既指生命支持功能（如净化、循环、再生等），也包括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它是维持为人类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基础，它清晰地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Daily，1997）。在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中，美国学者Costanza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领导的小组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了全面的研究。Costanza等（1997）发表在Nature上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和自然资本》一文奠定了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基础，认为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的福利作出贡献，将全球16个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归纳为：大气调节、气候调节、土壤形成、水土保持、物质循环和废物降解等17个大类。这一研究成果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热潮。表3-1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表。表3-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事实上，Costanza等（1997）也将生态系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并称之为自然资本。同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可以用货币具体度量的，这也反映了二者的统一性。如Costanza等（1997）的研究指出：全球生物圈目前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为16万亿～54万亿美元/年，平均值为33万亿美元/年。3.1.4 关键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可以说无所不包，为了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更具有针对性而产生了关键自然资本（Critical Natural Capital）的概念。所谓关键自然资本就是环境中对生命维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其他功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Turner，1993）；是担负着重要而不可替代功能、应优先保存的自然资本（Chiesura,Groot，2003）；其实际上是自然资本的一个亚族，包括具有生态意义的生命维持系统和不可替代的具有人文价值的人工制品（Costanza,Daly，1992）。Pearce（1993）认为关键自然资本具有两种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对人类的福利至关重要，其次对人类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只要在这两种意义上都重要的生态资产就是关键自然资本。例如臭氧层、全球碳循环、生物多样性等都是关键自然资本，因为这类自然资本的破坏将会威胁到生态系统的首要生命支持功能。
在欧盟的CRITINC研究中，关键自然资本被定义为“一系列发挥重要功能的环境资源，没有它们，人类就无法生存，并且各种人力资本、物质生产资本以及现存的其他自然资本都无法替代它们”。进一步，CRITINC根据关键自然资本的特点，提出了7条可持续发展原理（Ekins et al，2003）：①在全球的尺度上不能干扰气候变化；②不能耗竭臭氧层；③防止生物多样性损失；④污染物的排放不能超出标准，影响人类的健康；⑤可更新资源应该能够更新，并且随着不可更新资源的耗竭开发可更新的替代品；⑥采用预警原理，防止环境冒险；⑦保护珍奇景观。CRITINC认为，只有遵循上面7条原理，才能够实现关键自然资本的生态功能，从而实现强可持续发展。
英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学者Neumayer（2006）认为保护关键自然资本应该做到：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地球生命支持资源的全球环境，特别是气候和臭氧层；限制有毒物质的积累；限制过量耕作和保护饮用水源。其中，生物多样性是最基本的自然资本形式，是地球生态系统几十亿年进化的结果，其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生物越具有多样性，其进化的能力也就越大，留给后代的机会也就越多，同时，生态系统的弹性就越大，其可持续性也就越强。地球环境的生命支持资源，如气候和臭氧层都是根本性的生命支持资源，其破坏是不可弥补的，气候的变化、臭氧层的空洞必然导致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例如气候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一些岛国和沿海城市遭受灭顶之灾。有毒物质对环境的损害是长期而不可逆转的，比如核废料的辐射会达到数万年。过度耕作导致土地肥力下降，这将直接导致粮食减产而无法养活地球上庞大的人口，同样的，也要保护饮用水源，粮食和洁净水的可得性是保证提供不下降的福利能力的最基本要求。
对于关键自然资本还要明确一点，即关键自然资本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可能是不同的。上述对关键自然资本的界定都是从全球尺度来说的，这当然是每一个国家、地区所应当遵循的，但是除了这些全人类共同的关键自然资本外，每个国家、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同的，由此造成关键自然资本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例如，水是沙漠地区的关键自然资本，沙漠地区的水比油还要贵，而对于水资源丰富的热带雨林地区来说，其通常不是关键自然资本。对于美国、俄罗斯等国来说，人少地多，耕地资源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中国则人多地少，耕地是中国的关键自然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明确了关键自然资本的这种地域特点，对于制定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通过找出关键自然资本而可以抓住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从而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式地保护一切自然资本，这就可为实现自然资本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平衡找到一个基点。
总之，和广义的自然资本相比，关键自然资本是一个更为具体、更易理解和衡量的概念。尽管对关键自然资本的定义很多，但“不可替代的重要的生态与生命支持功能”始终是关键自然资本的核心所在。进一步，对待自然资本特别是关键自然资本的态度构成了弱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两种可持续发展范式的分界点。3.2 可持续发展的两种范式3.2.1 可持续发展总体模型
可持续发展是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模式，是在全球面临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问题的背景下，人类从自身生产和生活行为的反思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忧患中领悟出来的。按照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最原始、最本质、最权威、国际社会最广泛接受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主要包括三层含义（李志青，2003）：一是认为人类发展需要代际公平，因为后代人现在不能在任何政治和经济论坛中有所表示，因此现在制定出使他们利益受损的政策是不公平的；二是认为必须承认生态制约条件，经济活动必须在生态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保护变成了用以判断自然资源配置标准是否合适的唯一基础（Turner，1992）；三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必须有制约，以使环境的服务或废物的排放有不可逾越的限制。
到目前为止，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测度以及如何予以促进等问题，理论界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生态学家认为应该将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联系起来；经济学家则认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应在于维持和改善人们的福利水平。
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文献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关于确保人类福利的一些标准经久持续地发展，这要求当代人确保他们留给下一代的资本存量不少于当代的拥有量，通过人类福利所依赖的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资本提供生产福利的能力。这样，可持续发展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福利水平持续提高或至少保持稳定。影响人们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是社会财富状况，人类社会财富则由资本构成，资本包括三个部分：人造资本、自然资本（用货币单位表示的环境资源的总经济价值）和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供给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对不成问题，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总量便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
设C、C分别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则社会经济的资本总量：mn
C=C+Cmn
可持续发展要求C至少是不变的，当C减少时，则表示不可持续。若要保证C至少是不变的，在理论上可以分为3种情况：（1）Cm、Cn分别都不变；（2）人造资本Cm减少了x，自然资本Cn相应增加了x；（3）自然资本C减少了x，人造资本C相应增加了x。
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第1种情况不可能发生，第2种情况很难或不可能发生，因为经济活动的目标就是追求人造资本的增长，而这又建立在消耗各种自然资本的基础之上。因此，第3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
这样，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个为后代储备总生产能力的计划（Solow，1993），关键在于需要通过代际转移什么样的资本才能实现这一计划（Toman，1999）。生态学家认为自然资本有着在生产之外的用途，从而不能以人造资本予以替代，经济学家则认为所有资本包括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都是可相互替代的福利来源，只要当代人确保他们留给下一代的总资本存量不少于当代的拥有量（Solow，1974a），自然资源就可以由人造资本予以替代，从而用于消费。因此，基于对人造资本与自然资本之间替代关系的不同观点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不同衡量标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可分为弱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两种范式（Pearce，1993；丁言强和王燕，2005；Neumayer，2006）。3.2.2 弱可持续发展
弱可持续发展（Weak Sustainability）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基础上，是资源最优化的分析范式。弱可持续发展是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范式，也常被称为“Solow-Hartwick Sustainable”，即“索洛-哈特威克可持续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1974a；1974b；1986；1993）和著名资源经济学家约翰·哈特威克（1977；1978；1990；1992）的论著奠定了弱可持续发展范式的理论基础。
弱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转移给后代人的资本总存量不少于现有存量，即资本总量C至少保持不变。弱可持续发展所关心的只是由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构成的总资本存量，而不是自然资本本身。也就是说，要想使发展持续下去，就必须让自然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置换出至少不少于原来自然资本价值的人造资本，从而不能让自然资本“萎缩”。只要后代人所能利用的资本总存量不少于当代人就表明发展是可持续的，由此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某种自然资源的耗竭，可以耗尽自然资源和使自然环境退化。
弱可持续发展包括了两个基本假设条件：（1）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的高替代性；（2）不同自然资本的同质性，即不区分关键自然资本与非关键自然资本。其中，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是可以完全替代的、特别是人造资本可以替代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本是弱可持续发展范式的基石，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关心转移给后代的资本总存量的具体形式和结构（Pearce，1993）。笼统地说，根据弱可持续发展，现在这一代人是否用完了不可再生资源或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都没关系，只要造出了足够的机器、道路和港口、机场作为补偿就行。反之，如果用更多的湿地、绿地、森林等自然资本来补偿，则可以少建一些道路、港口和机场。因为自然资本被看做在消费品的生产中是可替代的，是效用的直接提供者（Neumayer，2006），所以只要资本总量至少保持不变就是可持续的。
为何主流经济学家接受和支持弱可持续发展范式？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自然资本是完全可以被人造资本所替代的，因此不用担心自然资源会被耗尽而出现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崩溃的灾难。在他们眼里，资源、环境没有什么特殊性，仅仅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而已，或者说是一种优质商品，经济发展对环境有好处，因此可以放心使用自然资源。对此，Neumayer（1999）进一步分析到，如果某资源A在经济意义上变得稀缺，其价格就会上升，从而引发4种并不互相排斥的效果：（1）另外一种资源B替代了资源A；（2）开采更多的资源A，或者循环使用资源A；（3）用人造资本替代资源A；（4）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资源A的使用效率。
上述4种情况将会使资源A的价格下降，从而缓解了其稀缺性。所以，弱可持续发展才认为：经济发展不必担心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因为要么是世界不会用完这种资源，要么是由于另一种资源或人造资本将起替代作用，即使用完也没多大关系。反之，只要没有什么经济用途，一种资源的存在就会在经济上无足轻重。很明显，弱可持续发展范式持有资源乐观主义态度。这一点可以从Solow（1974b）的话中得到体现：“前几代人有权利使用水池中的资本（当然是最佳地使用），只要他们向水池补充（当然也是最佳地进行）能再生的资本存量就行。”
综上，弱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本质在于其假定自然资本可以被人造资本替代，只要保持留给后代的资本总量不变（当然，增加是最好的状态），或者只要利用自然资本创造出足够多的人造资本并能弥补自然资本的损失，那么，即使自然资本的存量下降，也可以认为是可持续的发展。基于此点，Neumayer把弱可持续发展范式称为可替代范式是有道理的。3.2.3 强可持续发展
显然，单纯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强可持续发展（Strong Sustainability）范式和弱可持续发展范式是相对立的。强与弱，就好比是可持续发展轴上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图3-1），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不同衡量标准，进而决定了所采取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既然弱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观点在于自然资本是完全可以被人造资本所替代，那么，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观点又是如何呢？图3-1 可持续发展轴
总体上，强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提出要归功于Pearce,Daly,Turner,Barbier,Markandya等可持续发展研究学者的努力。Daly（1995）指出，在当今富有的世界经济时代，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关系发生了对转，即人造资本由历史上的稀少变成了现在的丰富，同时，自然资本则由历史上的丰富变成了现在的稀缺，因此，自然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一个约束性的角色。同时，Daly（1996）提出了支持强可持续发展范式的原因：如弱可持续发展所认为的那样，人造资本是自然资本的替代物，那么，自然资本也将是人造资本的替代物，这样，我们就没必要再去制造人造资本，因为自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近乎完美的替代物，而事实是我们已经制造了人造资本，这说明人造资本只能是自然资本的补充，是自然资本的物质转换。基于此，Daly认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基本上是互补的关系，而不可能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充其量是部分替代的关系。因此，尽管弱可持续发展有着广泛的支持，但是强可持续发展才是最终需要的概念（刘鸿明和邓久根，2010）。
正是由于自然资本基本上是不能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相互替代，以及自然资本内部的各种形式间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因而要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本的存量就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极限水平之上，否则就不是可持续的发展路径（Pearce，1993）。进一步来说，因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的替代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所以，当自然资本消耗殆尽的时候，人类是不可能再谈可持续发展的。这样，基于自然资本不能够被人造资本所替代的观点而产生了和传统的弱可持续发展范式相对立的另一种可持续发展范式——强可持续发展范式。
强可持续发展范式除了包含实现现代经济持续发展本身的内容外，还要求满足两个条件：（1）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不存在高替代性，即人造资本并不能完全替代自然资本，经济增长必然要付出一定的自然资本代价；（2）任何经济发展都客观存在着一个生态环境的临界价值，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考虑其特定资源环境的生态承载力。同时，对强可持续发展范式又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Goodland，1995；Hueting,Reijnders，1998；Neumayer，1999）。
1）第一种理解
强可持续发展要求留给后代的资本总量C不减少外，还应满足一个限制条件，即自然资本本身的价值C也一定不能减少n（Pearce,Warfold，1993）。在强可持续发展路径下，不仅需要在代际间保持总资本的存量水平，而且还必须在代际间维持或增加自然资本的价值水平，也就是在弱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本的消耗提出了额外的要求。这种要求并不意味着要按自然资源原样进行保存，而是在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同时发展可再生性资源，以保持或增加总的自然资本存量的总价值水平。显然，这种情况下的强可持续性中包含着弱可持续性，但对资本总量中的自然资本附加了一个额外而严格的要求。
2）第二种理解
对强可持续发展不按资本价值进行定义，而要求对某些生命攸关的自然资本形式的实际存量进行保存，对这种自然资本存量的使用不能超越它们的再生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们的生态功能。由于某些自然资本与其他自然资本之间不存在相互的替代性，我们还必须对某些重要的自然资本进行特别的维持，也就是对这些自然资本的使用不能超越它们的替代极限以及再生恢复能力，这种极限称之为生态极限（李志青，2003）。在强可持续发展看来，一些自然资本除了具有经济资源的功能以外，还承担着极其基本的和根本的生命支持功能，就是使人类生命在地球上成为可能的那种功能（胡宝清，等，2005）。更重要的是，这种功能一旦被破坏，将难以甚至是无法补偿。相比之下，这种生命支持功能比经济功能更加重要，因为即使获得了不断增长的经济，创造了很多的人造资本，也并不能补偿因此而造成的生态环境退化。臭氧层的彻底毁坏、大气层生化循环大规模的破坏、耕地的消失、地下水的污染等都是数代人甚至是永远难以补偿的，纵使增加了相应的人造资本也是枉然。Pearce和Barbier（2000）进一步把这种特别重要的即能提供有价值的非替代性环境服务的自然资本同其余的自然资本区别开来，将其作为关键自然资本，强可持续发展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关键自然资本存量不随时间而减少。此外，关键自然资本还有一个不可替代性，即不同形式的关键自然资本之间也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例如，耕地和地下水之间不能够相互替代，耕地提供粮食，地下水提供水源，二者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缺一不可，不能说耕地可以替代地下水，反之亦然。
需说明的是，第二种理解同样不要求对关键自然资本的原样进行保存，但一个刚性要求是对关键自然资本的使用必须保持在生态极限内，保持在其可以再生恢复的范围内。只有这样，关键自然资本所提供的生命支持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才能做到不减少。
正是由于自然资本的不可完全替代性、关键自然资本的不能替代性，保持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总价值不变的弱可持续发展范式就暴露出不可持续性的一面。Daly（1995）将建立在自然资本完全不可替代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称为荒谬的强可持续性，认为自然资本完全不减少是不现实的。从此点看，对于关键自然资本的实际存量做出保护，而不是维持总的自然资本存量的价值，这样做会更有意义，强可持续发展的第二种理解更为符合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逻辑。无论是哪种理解，相对弱可持续发展，强可持续发展最大的进步是至少要维持具有不可替代服务功能的自然资本存量，即关键自然资本存量不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强可持续发展路径显然更为关注我们转移给后代的资本结构，由于各种资本之间并不能完全替代，因而就必须在资本总量之外特别的关注生态环境。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危机现实也告诉我们，当代人对后代人发展需要的最主要威胁正是体现在环境的退化上。由于在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本之间不存在完全替代的关系，所以足以维持一定生产能力的这个自然资源在代际间的最优配置就构成了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特别地关注自然资本的消耗水平（李志青，2003）。总之，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在于其给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长期的生态约束和限制，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本的数量与流速要求不能超出特定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
弱可持续发展范式需要资本的总体储备，强可持续发展范式除了需要资本总储备外还需要关注生态环境，二者对立的焦点在于自然资本是否可以被人造资本所替代。强可持续发展范式认为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的原因基于以下观点（Pearce，1993）。（1）对于耗竭自然资本的可能后果，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把握或无法预测的。这也意味着人们对自然资本的作用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必然要求人们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然资本，特别是关键自然资本，从而维持生态系统的基本服务功能，这是一个必选的预防措施。（2）对某些自然资本损失后无法自我恢复的担心。有些自然资本一旦丧失就是永久性丧失，例如臭氧层、农田、湿地等。（3）有些形式的自然资本提供基本的生命支持功能，例如大气环境、全球碳循环等，这些自然资本的破坏或耗竭将导致生态灾难。
环保主义者或“深度生态”倡导者还持有一种观点，他们否认以生命支持系统为核心的生态系统的可替代性，强调自然给人类活动赋予的机会和附加约束，要求保护所有生态要素的完整性和可再生能力。这种观点让他们非常讨厌自然资本的损失，认为现在的污染就是对后代的可计算的压迫，这在性质上和折磨虐待后代一样。因此，必须给后代以不受代际生态环境损害的不可侵犯的权利（Spash，1993），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原则。
综上，强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本质在于其认为自然资本不可以被人造资本完全替代，而关键自然资本是不能够被人造资本所替代的。强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就是将自然资本存量维持在某个关键阈值之上，这说明了经济发展必须包括对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双重管理，人类的福利不但取决于制造的产品与设施等人造资本，而且更加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服务。基于此点，Neumayer把强可持续发展范式称为不可替代的范式。3.3 可持续发展范式总结3.3.1 本质区别
从以上分析可知，由于对各种形式资本之间的替代性存在不同的认识，导致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有着两种相异的标准，一种是弱可持续性标准，一种是强可持续性标准。前者强调经济的可持续，认为我们不需要考虑生态极限，人造资本完全可以替代所消耗的自然资本，又可称之为“可替代的发展范式”。后者更加强调自然资本的生态价值，认为自然资本不能够完全被人造资本所替代，自然资本不应受到损害，而且这种损害是无法用传统的经济投资、消费所补偿的。因此，强可持续发展强调生态的可持续，主张除了总的累计资本存量外还应当为子孙后代保留自然资本本身（至少是关键的自然资本），又可称之为“不可替代的发展范式”。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自然资本在本质上是可替代的，在保持后代产出能力不低于当代的过程中是否需要考虑自然资本消耗的生态极限，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不同走向。3.3.2 孰对孰错
围绕着可替代性问题而展开的强可持续发展范式和弱可持续发展范式之间的矛盾分歧一直贯穿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全部过程。进一步考察这两种可持续发展范式，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哪一种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目前理论界对此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事实是两种范式各有千秋，都有着自己固定的“科学共同体”。Neumayer（1999）对这两种可持续发展范式进行了较为中立、客观的分析，认为这两种范式都是有根据的，在科学上尚没有对哪一种范式有着更明确的支持，两种范式都有着特定的设想、假设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念，这造成人们难以断定、证明哪一种范式是正确的或虚假的。同时，Neumayer表达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弱可持续发展的可替代性假设在自然资本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投入上，即作为经济的源泉上得到更多的支持，而强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性假设在自然资本作为生命支持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上得到更多的支持。作为一种更有可操作性的策略，Neumayer指出那些关键自然资本是不能够被人造资本所替代的，因此，要对关键自然资本的实际存量做出保护，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资本总量的保持。这似乎表明强可持续发展范式有着更为合理的一面。
从两种范式的理论依据来考察，弱可持续发展范式建立在以主流经济学家Solow、Hartwick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就是把自然资本等同于人造资本，经济增长不必考虑自然资本耗竭而产生的生态问题。同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认为长期的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进步。这与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土地和劳动，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新古典经济学将资源稀缺作为一个既定的分析前提，或者将自然资源的供给视作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不再把人口、自然资源等因素当成限制经济增长的条件，而偏重于研究在此前提下的资源最优配置问题，认为技术进步、价格机制等因素可以使经济长期处于增长状态。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通常被认为只是资本、技术、储蓄率、就业等的函数，资源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能够相互替代或被“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的生产要素。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理论把“资源问题”演绎成单纯的“生产成本问题”，这成为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前提（张景华，2009）。当资源变得稀缺时，带来的是经济发展成本的增加。而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开采加工成本、循环使用或发现新的替代资源（参见前述4种情况的分析），从而降低成本。这样，资源问题就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增长仍然是技术、资本问题。
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技术进步有着充分的信心，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进步已经证明了技术的伟大，人类将继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未来发展中所遇到的任何问题，提高技术水平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通过资本总量的代际不变或递增实现人们福利的不减少，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弱可持续发展范式的理论依据所在。
强可持续发展建立在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之上。强可持续发展认为，维持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资源环境要得到保存，资本总量中的自然资本存量至少不能减少，而其中的关键自然资本则必须得到保存，后代人也必须享受到这些关键自然资本。因此，以生态保护为基础的强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提出，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单纯依靠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分析框架，将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环境生活力以及最低资源环境安全标准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把生态系统承载力作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限制条件，从而从理论上明确了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不破坏生态承载力为前提（孙陶生，王晋斌，2001）。
强可持续发展不排斥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其对弱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解决一切，技术进步可以补偿自然资本损耗”的信念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虽然在同样的生产技术水平下，技术进步带来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无疑对自然生态环境起到保护作用。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产出比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自然资源利用数量的减少（孙陶生，王晋斌，2001）。相反，许多提高技术效率的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增加了自然资源的净消费。其原因在于自然资本的消费量主要受到收入增加对资源需求弹性大小的影响，对某些收入需求弹性大的资源性商品，自然资本的消费总量必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出现较大的增加。因此，技术效率的提高对自然资本的利用与保护是有限的，单纯依赖提高技术效率来节约自然资本消费，并不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