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桑兵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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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试读：

自叙

令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大惑不解的问题之一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小传统千姿百态，根深蒂固，国家政权又相对简小，对社会控制也不严密的中国，何以能够经历分合治乱的循环往复而凝聚愈紧，久不衰竭。而世界历史上单靠强权控制社会的大帝国，生命力鲜有持久者。纵览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人对于国家、民族、政府、地域的见解及其合群结社活动，可以悟出几分道理。近代人认为，亡国并不可怕，只要知识者的人心不死，国魂尚存，终有复苏振兴的一日。哀莫大于心死，国殇即是知识人心死的祭日，那时中国文化将变成化石。中国知识人的使命的确任重道远，特别是在时代纪元新旧交替之际，他们如何在自我脱胎换骨的同时令民族重现生机，其心路历程值得深入探索。

然而，由于界定的含混，泛泛而论，未免失之空洞。中国近代新知识群主要由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以及接受西学的开明士绅三部分人组成，我的上一部习作即以晚清国内学堂学生为对象，这一部则以世纪之交的留日学生与新学之士为主，围绕他们的结社活动来探测其群体意识的形成及其如何活化国魂，维系国体。

对近代新知识群的分类定性，容易受时政与教条的影响而简单化。深入史实，发觉戊戌之际汪康年、叶瀚等江浙士绅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摩擦冲突，不能完全纳入洋务与维新矛盾的框架，而从维新到革命之间，并非只有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后来也不单演化为共和与立宪的分歧。许多当事人都提到过那时趋新势力包含若干政见利益渊源千差万别的派系，其中多数人既不归附保皇，也未加入革命。夏曾佑称之为革政派。他们大都是受过不同程度西学熏陶的开明士绅，面对甲午战后“大局日非，伏莽将起”的严峻形势，感到“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他们担心国家陷入内乱外祸，一般不肯轻易诉诸极端形式。但如果朝廷官府一意孤行，弃黎民百姓于不顾，那么无论他们的思想学术多么正统，出身仕途多么纯正，都会暗中联合江湖草莽，断然实行暴力变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曲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矣。否则事不阅历，跬步荆棘，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岂不惜哉。”总之，只要能救国，不排除任何方式。

在此宗旨和策略原则下，他们与各种反清离异势力广结善缘，尝试使用各种方式，只是在排满一点上，觉得没有必要。套用改良或保皇的政治框架，很难涵盖其灵活多变的策略方针与广泛复杂的社会联系。如果要找一个共同基点，那么必定是由传统士人天下己任的抱负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国民主体意识交织而成。这种情况到1905年后依然存在，革命与立宪的对立，不能完整地表达新知识群错综复杂的政见分歧与派系关系。深入一层将甲午至乙巳间新知识界的变化发展从人脉上循序厘清，更能具体把握前后的联系与区别。

重现复杂的历史，必须从史料入手。史学本应首先仔细准确地揭示丰富生动的史实，然后加以归纳，而不能从主观演绎，甚至削足适履地牺牲史实以求吻合抽象的原则。本书对于史料史实，穷搜深究，不厌其详，并不以早有定论作为躲懒的借口。我想借以表达的是自己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理想化观念（以前及现在研究的晚清国内学堂学生和近代传播业，寄托了我的另外两种理想观念），它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有的学者认为，考据和编年是史学的最后堡垒。在当代社会人文科学正日益分解化合史学的功能，因而令一些人彷徨于危机袭来之际，找到史学不能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基因，并大力发挥其潜力，实属必要。因为，与此同时，许多社会学科也正在从史学领域寻找创新的动力。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史学伴随古今中外的各种文明度过漫长岁月而历久不衰，其中必然蕴藏着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价值。认真领悟史学大师陈寅恪关于史料与史学的种种精辟论述，如预流与未入流，真材料与伪材料，多数汇集与少数脱离，真了解之同情与穿凿附会之列等，谁能说作为历史学基础和命脉的史料学只是简单堆砌，史学没有深邃内涵？这种“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而得的“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具有民族与史学的两重不可替代性。只有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浩瀚史料，而重史信史又导致史实变形的环境里，才能产生史学的独特认识价值。拾遗补阙，辨伪求真，了解移情的过程，也正是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程。从中发现和揭示的是历史固有的内在联系，而非外部强加的架构，可免“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之弊。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大师无不与史学相关，个中原因，除新学建立的时代潮流使然外，学科本身具有的超越与深邃，也昭示这是一片孕育大师的沃土和托载哲人的磐石。

其二，史学的这一不可替代性功能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尤为重要。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明清以前部分，在传统史学度过正名、资治的混沌阶段后，从乾嘉汉学到近代新学，侧重发掘学术的独立价值，经历了数百年许多代人对于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排比考校，进而澄清史实，探求脉络，为分析阐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由此树立了可供后人仿效运用的学术规范。相比之下，近代史的研究起步晚，又与时政、思想缠绕纠葛，而且史料庞杂，未经充分地发掘整理。因此，研究者处理自己的课题更应慎之又慎，尽可能穷尽有关史料，并做足排比考校功夫，对史实的来龙去脉及各方联系了然于胸，再下论断，切不可以论代史，观点先行。否则，轻率结论只会令历史在不断增多的形形色色见解中日益失真。

况且，就学术价值而言，论证的过程往往比结论更为重要，因为前者更能体现学术的规范性，更易于测量学术贡献的程度。任何一种选编过的资料，在推动和方便研究工作的同时，都难免或多或少地产生制约导向作用，甚至被视为取巧的捷径。而学术批评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更助长了以臆念和二手资料拼装成果的不良学风，史学的严谨功夫和基本规范被忽略，甚至有关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最典型的事例是关于军国民教育会的属性，早在1962年，金冲及、胡绳武先生就做过详细考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多数著述仍然重复以往的误说。以两位先生的声望和《光明日报》的显要，这种有违于起码学术规范的疏忽实在令人费解。与某些所谓热门论争趋之若鹜的情形相比，反差更为明显。

在没有经过认真清理的史料上构筑中国近代史的大厦，好比沙上筑楼，基础很难稳固。常用近代史料中有相当部分为回忆录，受时间、政局、人事等因素的影响，错误、疏漏，甚至有意掩饰夸张扭曲之处在所难免。保皇会的勤王运动，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即是显著事例。而大量原始资料又往往夹杂隐语代号，难以释读，容易引起错解，造成死结。更多的情况则是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一次性去伪不一定能还原史实，正气会即为一例。另外，美国的谢文孙教授曾以长篇专著审查分析史书，认为孙中山在辛亥时期的声望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新旧正统史学所重构。这固然澄清了问题的一面。但重新查阅当时的各种史料，发觉孙中山的确得到新知识界，特别是激进分子们的普遍拥戴，只是带有几分偶像化色彩，而这种偶像化色彩后来被进一步渲染。由此可见，把领袖捧上神坛，不得不以真实价值为牺牲。而后来者在正本清源之际，应切忌偏执一端。

由丰富史料带来的大量细节，对人物事件感同身受，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在近代史研究中更为重要。以外在观念解释拼装，势必重蹈清代经学与近代古史研究之弊。如随着研究领域在时间和层面的不断下移，地缘性越来越多地支配了学术眼界。然而，这种受社会学与人类学影响的观念方法，并非由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成。作为大小传统长期并存互渗的文化集合体，中国的知识人早有天下观念和大文化意识，并以此凝聚维系国运族体。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而为外部人难于理解。将近代知识界社团的地缘性由次要服从地位夸大为支配因素的解释中，不难察觉学者自身的乡土意识（来自学术渊源与社会关系两方面），实际上是套用观察分析上古初民或近代部落社会的方法观念看待中国文化的错位。

有人认为，史学只能重构而非重现历史。按照克罗齐的看法，历史总是人们心中的历史，因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即使不受克罗齐的影响，也早有人批评乾嘉汉学的考据后来失之烦琐。如果将问题的一面引向极致，我们不能不同意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然而，从另一角度探查，见解可能大相径庭。描述一段历史的代表性版本，如果细节上存在过量的错漏、含混、歧异之处，势必引起对整体可信度的怀疑，表明研究尚处于有待于完善深化的成长阶段。随着众多具体问题的填充补白，纠谬匡正，总体格局很可能会相应改观。庚子年那一幕大戏的底本与流行版之间的差异，便是有力例证。诚然，对历史的认识永远不会与历史本身完全重合。这里要强调的是，差距越大，研究的成熟度越低，发展潜力越大。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仅层面亟须扩展，即使就政治史而言，也远未见底。只要做足史学的基本功夫，心中的历史与古人的历史就可以不断接近沟通，而免于清代经学与近代古史研究的流弊。

其三，不论克罗齐如何说，求真始终是史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促使认识与史实的不断接近，而是那样一种追求体现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崇高境界。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将文史哲作为真善美的载体，从中发掘人类价值的极则。无独有偶，西方哲人马斯洛也以真善美为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而华夏先贤则视文史哲为致圣之道。孔子影响后世既深远且广大的《诗经》、《春秋》、《论语》，以现代的分类，即分别代表文史哲。春秋笔法固有其伦理标准，但孔子只是依据当事各方的身份地位，通过表述隐寓褒贬之义。东西贤哲所体现的，是永恒与短暂的抗衡。古往今来，任何需要牺牲史实才能维护的准则，或迟或早总要调整变更。而包括求真在内的对永恒的追求，正是知识分子坚持社会良心的基本规范。背离于此，便仅具躯壳。

20世纪中国人追求过太多的短暂，到头来盛极一时无不化作过眼烟云。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本身必定蕴藏着大量永恒的基因以及表现永恒的形式，能够反映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就史学的学术性而言，考据编年不仅有作为规范化史学最后堡垒的消极永恒，更有以求真达到人类终极境界的积极永恒。与其分心于那些轰动一时，快意片刻，而很快便时过境迁，弃如敝屣的短期效应，不如返璞归真，从基础功夫中探寻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独步当世的内在价值，以免在亢奋与忏悔的轮回中痛苦一世，或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游戏人生。这并非排斥求新创意。只要我们按照严谨规范老老实实地继承前人（史学常青与永恒的唯一秘诀便是传承），从而理解和运用地道的西学与地道的中学，就能够领悟并且进入学问无所谓中西新旧有用无用的意境。

弃短暂而求永恒，是我对于社会、人生、宇宙的领悟。尽管短暂多于永恒，我却有幸沿着历史与史学的纽带把握住永恒，并由此捕捉到中国知识人的使命与史学功能价值的结合点。

幸而在求真的荆途上并非孤身跋涉。我先后在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受惠于几位学问风格堪称楷模的导师的教诲，并且承蒙他们赐福，得以和许多师长同人朝夕相处，请益切磋，又结识了海峡两岸众多的前辈同行，更得到海外学术界师友的关怀帮助。他们的指教、勉励、督促、提携，成为我专心向学的动力、依托和凭仗，令我对世人视为畏途的茫茫史海钩沉发生莫名所以的沉迷与执着，从中领略到人生的极大喜悦。我要特别感谢日本亚细亚大学的容应萸博士、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教授、神户学院大学的中村哲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故李宗一副所长、王学庄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陈匡时教授，本书几章中的一些关键资料，是他们慷慨提供或指引迷津，予以方便，否则便难以解开死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那种对于后学的支持和对于学术的热衷，成为我将学问当成目的而非手段来追求的精神支柱。第一章兴汉会的前因后果

兴汉会是庚子前兴中会与长江流域秘密会社结交的组织形式，又与汉口自立军密切相关。但有关资料多属事后回忆，因而长期语焉不详，且多舛错，很难据以判断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宗旨策略及其与各方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上村希美雄先生根据东京对阳馆所藏与会人员当时的题词，撰写了《从旧对阳馆所藏史料看兴汉会的成立》一文，对该会的成立日期、与会人员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我在参与编辑《孙中山年谱长编》时，利用上村先生赠给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的对阳馆藏史料照片，参照其研究成果以及其他资料，对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在《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一文中略加论述。近年来，围绕此事的新史料不断有所发现，在排比考校的基础上，对兴汉会的缘起、组成、演变、归宿及其内外关系进行综合论述，已有可能而且必要。一、缘起

兴汉会由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组成。此事缘起，据林圭说：

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于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

中峰，即孙中山，安兄，即毕永年，当时其易名为安永松彦。两人是兴汉会成立的关键人物。

戊戌前孙中山主于外，含义有二。其一，孙中山一直主张利用和改造民间会党武装进行反清革命。1896—1897年滞留伦敦时，他“每日入图书馆，考查欧洲会党发达之历史，思为本国人谋其改良进步，知其不可以压制除也，冀有以利导之”。他认为：“我国虽式微，即彼野蛮会党，其初起时曷尝非政治上之目的，抑亦有种族之观念存也。”与之关系密切的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对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形相当熟悉。伦敦蒙难事件后，记者曾向他采访对中国会党的看法，他说：“中国私会在在皆是，推原私会之起，大半因政府所致。官长贪暴，故百姓结成私会，为自护计。”“其中最强者为哥老会。此会结成已久，入会之人，现在约计一兆名。其结会之意，专与官长相敌。而会势之所以强者，以会首有所晓谕，会中之人莫不唯命是听，而生杀之权，操自会首一人。”孙中山可能与他讨论过哥老会的问题。据南方熊楠称，他最早就是从道格拉斯处得知孙中山其人的。

其二，孙力图将兴中会的组织与活动扩展到长江流域。兴中会虽以粤籍人士为主，但孙中山决非自囿畛域，其大中华观念使之从一开始就以建立全国性组织为目标，以拯救中国为目的，兴中会章程明确表达了这种意向。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一度想把发难之地向北推移。1897—1898年间，他与宫崎寅藏讨论过四川、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地利人和，虽然认为广东利于聚人，但也同意海州利于接济和进取。同时他还注意到湖南的社会变化，既觉得湘鄂“多是粗蛮之人，虽富豪子弟，亦不读书，多尚拳勇之徒”，又赞叹：“湖南一省昔号为最守旧之地，今亦改变如此，真大奇也。”

作为鼓于内的关键人物，毕永年“八岁即随父叔来往军中”，又夙具种族观念，早已暗中与会党有所联系。戊戌之际，康梁等幡然变计，独毕氏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与湖南各地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往来，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政变前夕，康有为以其为会党好手，命他率兵督袁世凯军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毕认为袁不可信，予以拒绝，离京至沪，闻政变“自断其尾，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然后径赴日本，见孙中山，入兴中会。不久，唐才常亦东渡日本，由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结识，商议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计划。

是年11月，唐才常奉康有为之命归国运动起兵勤王，临行告诉平山周，湖南哥老会有起事之兆。毕永年虽不知湘中实情，也接到湖南“飞电急催”，感到形势“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告诉犬养毅：“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回因西后淫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并请求犬养毅鼓动日本政府出面干预。平山周闻讯，以为起事应四方同时并举，独湖南一隅兴师必不利，因而与孙中山等商议。孙乃趁机派毕永年、平山周赴湘鄂考察哥老会实力。出发前，诸同志为其设宴饯别，席间毕永年赋诗叙怀：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族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暴如虎豺。湖湘子弟激愤义，洞庭鼙鼓奔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今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瞚看玉帛当重来。

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情绪和坚定的赴义决心。11月15日，宫崎寅藏特赴横滨为平山等人送行。

毕永年、平山周经上海行抵汉口，与林圭相会。平山对林十分器重，赠以宝刀，并偕游长沙、浏阳、衡州等地，访晤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李堃山、张尧卿等人，向他们讲解兴中会宗旨及孙中山生平。毕永年“因谭（嗣同）死而九世之仇益横亘于胸中，遂削发往来江湖间，欲纠集同志。林尝左右之，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为一大变”。以前“林囿于欧（榘甲）说，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至见闻既广，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真为井蛙夏虫。由是废弃文学，以实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畅于理想之一途。乃与毕氏谋纵火于长沙，因而袭取之，沿江而下”。一些史料和著述称毕、林偕游及谋攻长沙发生于毕氏东渡前，其实政变后毕即径赴日本，上述事件应在其从日本返国之后。可惜林圭年少，阅历不足，而毕永年理想虽高，却缺乏条理，计划不克成就。行动失利，毕氏到汉口任《汉报》笔政，等待孙中山的指示。毕、林之谋表明，湖南人士曾一度想独力举兵，未达目的，更加重了对孙的寄望。

毕永年活动于湘汉之际，平山周回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哥老会龙头多沉毅可用，毕永年所说属实，而且会党均翘首以待义军。如兴汉会揭竿而起，必定天下响应。孙遂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是年夏，毕永年再次赴日，奉孙中山之命二次内渡，偕各龙头赴香港与陈少白协商合作办法。这时粤港兴中会员静极思动，屡请行动，孙中山传令不得轻举。其用意显然是想突破1895年广州起义囿于一隅的局限，掀起全国大风潮。为此，他提议先派兴中会员去菲律宾“参与阿氏军队，帮助他迅速成功，然后将余势转向中国大陆，在中原发动革命军”。这里中原并非泛指，而是对湘鄂有所布置期望。

1899年7月11日，宫崎寅藏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广东视察地方帮派情况，7月28日抵香港。这时陈少白接到毕永年来信，知其“将率领哥老会的首领数人到香港”，因而让宫崎暂缓进入内地。9月，哥老会首领持毕永年介绍函先到，其中两位骨干主动向陈少白等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我国岂能故步自封？”提议合并三合、兴中、哥老三会以及拥立孙中山为首领，并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况，所以，对孙先生期待甚切。希望毕先生到后共商此事。”宫崎闻听之下，大喜过望，立即汇款给因阮囊羞涩而滞留上海的毕永年，促其速来。

10月初，毕永年赶到香港。几天后，举行了合并会议。与会者共12人，其中哥老会7人，三合会2人，兴中会3人。属哥老会者为李云彪、杨鸿钧、辜人杰、柳秉彝、李堃山、张尧卿、谭祖培，属三合会者为曾捷夫、郑士良，属兴中会者为陈少白、毕永年、王质甫。因事先酝酿成熟，很快便接受毕永年的提议，决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名忠和堂兴汉会，以兴中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为总会政纲，并歃血盟誓，刻制印信奉呈孙中山。

10月11日晚，为庆祝合并成功，宫崎寅藏在香港的日本饭馆设宴招待众人，出席者除参加合并会议的12人外，另有4人。席间宫崎按日本武士出征的礼仪，为每人摆上一尾生鲤鱼，并解释道：“现在诸位已将三会合而为一，行将一举推翻满虏，岂不也是要走上新战场吗？”遂与众人大杯豪饮尽欢。宾客纷纷为宫崎题词赋诗作画于短外衣上，王质甫诗曰：

英杰聚同堂，诗酒记离觞。从今分别去，戎马莫仓皇。

陈少白诗为：

温温其人，形影相倚。昔有书绅，今昧此意。

毕永年诗：

金石之交，生死不渝。至情所钟，题此襟裾。

柳秉彝诗：

将相之才，英雄之质。至大至刚，惟吾独识。

李权杰诗：

牡丹花伴一枝梅，富贵清闲在一堆。

莫羡牡丹真富贵，须知梅占百花魁。

辜人杰诗：

负剑曾来海国游，英豪相聚小勾留。

骊歌一曲情何极，如此风光满目愁。

张灿（尧卿）诗：

久聚难为别，秋风咽大波。

柔肠君最热，离绪我偏多。

恨积欲填海，心殷呼渡河。

如胶交正好，此去意如何。

谭祖培诗：

天假奇缘幸识荆，话别愀然万念生。

感君厚意再相见，且将努力向前程。

湘鄂会党首领多为粗人，而与会者除杨、李两位山主外，个个能诗，应是经过刻意挑选，以便与知识人居多的兴中会打交道。但这样一来，代表的权威性便要打些折扣。

兴汉会成立后，与会者分三路赴两粤、闽浙和上海，将结果向各地同志汇报。宫崎放弃了进入广东的计划，于10月21日与陈少白离开香港，返回日本，以便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呈献兴汉会会长印信。11月9日，舟抵横滨，两人径往孙的寓所。善于把握机会的孙中山趁势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的位置。广州起义前，兴中会内部两派曾就这一位置发生纠纷，杨衢云虽然当上会长，但在海内外的影响远远不及孙中山，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视孙为首领。伦敦被难事件后，陈少白在日本《神户新闻》撰文《中国的改革》，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谢缵泰即致函转载该文的《中国邮报》，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这种名实不副与内耗的情况，不利于兴中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孙中山的要求与杨衢云的让步，都是顺乎情合乎理之事。二、维新派介入

兴汉会的缘起，与维新派也有一定关系。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一批维新人士亡走东瀛。孙中山屡次主动前往拜访，希望洽商合作事宜，均遭康有为拒绝。先此，1898年7、8月间，东亚同文会的井手三郎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中西正树、池谦让菊、神鞭知常等频繁往来，“商议联合各派力量”，试图利用变法维新之机，加紧对华行动。因而孙康合作也一度为日本人关注支持。无奈康有为十分顽固，担心与反清人士交往，有损其忠臣形象，危及权力来源。早在政变前，他就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荐的毕永年，令毕觉得“殊可笑矣”。到日本后，康有为又因毕永年先访孙中山，且不赞成保皇主张，而“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双方矛盾日趋尖锐。据说康因毕永年在某报播扬其阴谋，“益深切齿毕，欲得而甘心焉。尝使其徒某在横滨一带地觅亡命，曰：‘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双方可谓势不两立。

然而，唐才常的介入使关系复杂化。唐虽有种族意识，但对康有为十分钦佩。戊戌后，他力主起兵勤王，并希望联合各派势力大举兴师，游说孙中山接受两党联合进行的建议。孙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唐才常得到这一允诺，邀梁启超同向康有为进言。尽管后者固执己见，联合努力一再受挫，孙中山却未就此放弃。他一面与唐才常订约合作，一面努力争取梁启超。而唐、梁等人在合作问题上并不以康有为的顽固立场为然，比较热衷于联合。1898年11月24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这显然是指唐才常。同时，“由于自私和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这里则是指草堂系师徒。

谢缵泰从1896年起就与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有所接触，洽谈过联合与合作。无论从宗旨的分歧程度还是声望的高下着眼，康有为都宁肯接受杨衢云而避开孙中山。在谢缵泰的劝说下，他表示赞同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等与兴中会的交往明显增多。尽管在组织合并方面仍存在诸多分歧，但双方关系日渐紧密。湖南维新派与兴中会的成功合作，对于梁启超无疑有所触动。而孙、梁关系的发展，又对唐才常、毕永年的交往产生影响。

唐、毕二人的宗旨立场明显有别，因此杨衢云称前者为湖南维新派，而后者为湖南革命党。但两人都是谭嗣同的旧交挚友，政变后一勤王一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要为谭烈士复仇还愿，实现其未竟夙志。同时，他们彼此也堪称生死之交。政变前夕，毕永年请康有为急催唐才常入京，与自己同担捕杀西太后的重任。仅此一事，可见两人肝胆相照的互信程度。毕虽与康有为反目成仇，对唐才常却深信不疑。而唐为实现大举计划，既要借重康有为的声望资财，又要依靠毕永年的会党武装，同时还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开明士绅等各种政治派别沟通合作。1898年11月，毕永年与平山周抵达上海后，得知唐才常与康有为保持联系，颇为不满，但并未因此产生戒心。次年10月他赴港前羁留上海，当与唐才常接洽，甚至可能就住在唐的寓所。兴汉会成立后，宫崎、陈少白赴日途经上海，曾登岸拜访唐于其寓所，并将史坚如托付给他，请其设法引至湖北。所以，毕永年联络湘鄂会党成功的消息，唐早应获悉。

当然，保皇会中对合作一事反应积极的只是梁启超等人，兴中会对于康有为一派染指兴汉会的企图不无警惕。毕永年到港，而合并会未开之际，湖南哥老会首领师襄也从上海赶来香港。师襄字中吉，尝从谭继洵仕清，以军功保都司，任谭的卫队长。后弃官随谭嗣同四处奔走，戊戌后改投唐才常。他素为会党中人，是哥老会的股肱，但兴中会怀疑他私通康派，欲将其排斥于会议之外，经宫崎劝说才改变态度，好意款待，以促成合作大局。

会议前夕，师襄忽然潜往广东，此行极可能是与当地保皇会或澳门总局接洽，归来后即诈称在粤接到急信：“说我党已在长江一带起事。目下众首领皆在此处，而部下竟轻举妄动，若不赶紧前去领导，只怕要惹起不测的祸患。”使得同寓的会党首领人心惶惶。幸而宫崎当即指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谣言”，才稳住军心。宫崎察觉到师襄“勾结康派，企图从孙派手里夺取这些帮会的领导”的用心，与陈少白商议，以托其照顾内地同志为名，将他支走。师襄临行表白：“心里并没有孙、康之别，只愿能同心合力早日起义。”此去即赴上海，参加唐才常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正是通过上述途径得知兴中会与湘鄂会党结盟的确信后，函邀林圭等人归国筹备起事的。先此，林圭“以急激故，亦为乡里所不容”。1899年7月，应梁启超之招赴日，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因费用仰给于粤商，横遭他人白眼，又受日本报刊辱骂中国人的刺激，加上他以实行为目的，读书非其所好，遂向梁启超请求归国。恰值唐才常函邀，于是顺势踏上归途。11月13日，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等人在东京红叶馆为其饯行。是日上午7时，孙中山和陈少白由横滨赶赴东京，与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会晤后，出席红叶馆送别会，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也在座。席间各人举杯预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林圭出发前亲诣孙中山请益，孙为之介绍在汉口俄办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员容星桥。这时孙已经接到陈少白、宫崎送来的印信，是以兴汉会总会长的身份与会。而林圭回国的目的，正是到湖南联络会党。所以，孙中山允诺提供帮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红叶馆送别会出现于孙、梁合作的高峰期，当时双方正进入洽商联合组党的关键阶段。但唐才常虽与孙中山订约合作起兵，也只限于殊途同归。而孙、梁关系不断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在康有为阻挠、华侨中两派冲突及诸同门掣肘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态度时冷时热，不仅曾明确表示暂时不愿合作，甚至一度“踪迹不得不疏”。况且梁本人也有宗旨利益私见。因而双方联合中竞争时起，共事时摩擦不断。

唐才常让林圭回湘，显然是想利用毕永年取得的成果，增强己方实力，与兴中会保持均衡。本来毕永年赴湘联络会党，即与唐才常协商确定，只是他不满于唐与康有为来往，而奉孙中山为领袖。所以唐才常也不便直接找毕，要拉林圭代为出面。但唐并未到湖南从事过组织发动，只能提供一纸计划，而无任何实际准备。孙中山虽然答应与梁、唐合作，可是组织合并尚未实现，他不会轻易将刚刚到手的成果拱手送人。他答应向林圭提供的，只是外部帮助，而不是奉上兴汉会的组织系统。

红叶馆送别会后，林圭当晚乘船前往神户，与田野桔次同赴上海。和他同时接到唐才常邀请的“尚有四人，十日前已先发”。此四人应为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唐才中。宋恕日记载：己亥十月，“晤湖南自东回田、李诸君。”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称：“唐既有志于湘鄂，以林与会党素有关系，乃约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国大举，复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粤人黎科、闽人郑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林圭等人系高等大同学校同学，行动自如，而傅慈祥等分属成城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和日华学堂，不能无故离校，直到次年暑假才归国参与自立军事。据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自立军之失败》记，林圭“偕行者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钟浩、长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另据黄中黄（章士钊）《沈荩》：“己亥冬，林圭乃返国，偕之者五人，即李炳寰、田邦璇之流也。”而秦力山《说革命》称：他于旧历腊月往天津，次年2月，经上海至汉口，似不在同行之列。

林圭抵沪后，与唐才常、张通典相会，在唐的寓所住了一星期，然后与沈荩等一起出发赴湘。唐才常于1899年11月21日手书一函，托林圭带到汉口面呈东亚同文会支部长宗方小太郎，函谓：“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次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此行真实目的，三年后田野桔次在所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中予以披露：

湖南以长沙为首府，掘湘江之委流，帆楫殷阗，百货充斥，固支那革命之一大市场也。爰拟于此设哥老会之中央本部，以为革命之运动。惟哥老会名目，不可公然发表，而为满清官吏之所侧目，故使予开学校，并设新闻社，暗中盛为运动。

他们准备途经汉口时，知会张之洞，利用其为保护。不料“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也，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所谓“三愚物”，当指白岩龙平、宫阪九郎和荒井甲子之助。据前引唐才常致宗方函：“顷悉白岩、荒井、宫阪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由于白岩等人从中拨弄，“因不能笼络张之洞，倘往湖南，则予辈之生命，恰如风前之灯，其危险不可言喻”。林圭只好放弃原定计划。直到这时，唐才常与兴汉会的关系，仍是相当表浅的外在间接联系。如果认为林圭等人一开始就以汉口为目的地，则不免夸大唐派勤王计划的组织准备程度。实际上，戊戌后唐才常只是短期回乡省亲，因遭顽固党纠集无赖围殴，即匆匆离去，并未与会党建立密切关系。其主要活动舞台是上海。三、意外之果

田野桔次说：

予于湖南计划之运动既为三愚物所破坏，其反动之势力遂转而成两方面，一曰汉口之旅馆，二曰上海之正气会是也。

这两方面都导致唐才常、林圭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的加速结合。

湖南之行既不果，少年林君留汉口，谋为哥老会之所寄宿者。开一旅馆，平时以为生业，而阴以便其党徒，实以为会合商议之聚点。盖哥老会员常集于此，以计东西之联络也。

林圭临时改变计划，原来的中转站成了目的地，一时间财政上“穷无所告”，人事上无从措手，不得不求助于毕永年和容星桥。本来孙中山介绍容星桥给林，不过是便中相助，现在却成为林圭的主要依靠。而容星桥也积极施助。他和毕永年分别捐助林圭三百元、二百元，以解燃眉之急，使之站稳脚跟。又与林屡次商议，认为“必大合而后能办妥”，在汉口设立公所一处，一则为群兄议会团聚之地，以免人心涣散，二则掩人耳目。开始容星桥欲将公所设在租界，因房价太贵，改在僻静的老官庙择上首小房一所。同时，林圭还与容星桥、张尧卿计划开银矿轮栈以筹款聚人，并派人到各路探险联络，以“义群公司”名义相号召。本来唐才常邀林圭回湘，既有利用毕永年所招会党势力之意，又想通过师襄等以本派名义重新聚合。至此，则只能依靠兴汉会的现成力量了。好在毕、林原有合谋长沙之议，而兴汉会又因毕永年移居汉口而将活动重心转到湖北。

与毕永年、容星桥的联系使林圭等人得以结识兴汉会的湘鄂哥老会首领。1899年12月下旬，辜人杰、张尧卿及其他同志26人在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宴请田野桔次，其中半数以上是会党头目。他们刚刚从香港聚会归来，一见田野桔次“即奋呼曰：‘日本豪杰来！’”以玻璃大杯豪饮数十杯。田野以此非中国习俗，不胜奇异，乃叩问张尧卿。张大笑答曰：“此是香港流行之饮酒法也。吾尝在香港，与日本豪杰宫崎滔天会饮，即是滔天之传授也。”酒至酣时，哥老会员“裂眦大骂，放歌高谈，颇有无赖汉之状。惟张君震声高吟亡国之诗云：‘神州若大梦，醉眼为谁开？湖海诗千首，英雄酒一杯。’”

这一结合对双方均发生重要影响。林圭方面，开始将自己与孙中山、兴汉会相联系，认为所从事的是继续两年以来由孙中山筹划，毕永年、平山周实行的事业，遥奉孙为首领；派张尧卿与容星桥一起专程赴日，向孙中山汇报有关情况，请其务必商定办事的方针规则，以便加速开展活动；人事安排上也十分重视孙的态度意见。孙中山方面，林圭的转向和汉口的进展，促使其相应调整对策，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尽管在具体方针上与张尧卿等“所商尚无一定之规”，但已不仅是从旁协助。至此，双方都倾向于真正的合作大举，并将长江中游作为重心。

然而，正气会的成立却对汉口方面林圭与兴中会的合作产生牵制作用。湖南计划放弃后，唐才常召沈荩回沪，加紧筹办正气会。先此，唐在沪已开始联络各方人士，其寓所中“海内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续而来”。只是因为行动重心定在湖南，暂时未在东南一带筹建组织。湖南计划受阻，唐才常决定汉口、上海并重，发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会党和革新志士，由林圭负责汉口，运动湘、鄂、皖、豫、川各省，他本人则负责上海，主要运动江淮地区。

1899年12月下旬，正气会成立于上海。关于该会成立的时间及成员，历来说法不一。1984年胡珠生发表《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利用《宋恕日记》等资料，力证《正气会序》为丁惠康所撰，强调丁惠康、汪康年在创立正气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在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人记载之误的同时，忽略了许多当时的文献资料，过分侧重于从宋、丁相交的角度立论，完全否认唐才常的地位作用，不免以偏概全。对此，陶季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正气会的创建者不能排除唐才常。但其考证仍嫌粗疏，特别是未能从时间、组织上划清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界限。此事关系到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倒戈”的时间及程度，有必要详加考论。

据直接介入唐才常等人活动的田野桔次称，正气会是林圭等湖南之行受挫的产物之一。其筹划或早已开始（《正气会序》写于1899年夏），但未付诸行动。湖南之行不果，唐才常加快了组织步伐。

正气会之宗旨，以纠合爱国正气之仁人君子为主，此虽空空漠漠之主意，然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期合群。于时天下英雄来集者甚众：其由哥老会来者，即张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由革新派来者，即周某、汪某、欧某、丁某、叶某等也；而湖南青年党首领唐才常及沈克諴，实膺此会首领，沈为事务员。

哥老会之人应为张灿、辜人杰等。兴汉会成立后，部分成员奔赴上海，风闻唐才常得到康有为的资助，掌握海外华侨大笔捐款，不免心有所动。而且辜人杰驻防江宁，联系便利。革新派人士应为周善培、汪康年、丁惠康、叶瀚，欧或指欧阳柱（石芝），但宋恕说此人不赞成开正气会。唐才常的首领职位，正式名称应为干事长。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致函汪康年，谈到正气会事务时问：“浩务任干事长，绂臣顷复何如？”则正气会前期干事长为唐才常，后改由叶瀚担纲。

正气会成立的时间，《宋恕日记》有如下记载：“（光绪己亥十一月）是月下旬，汪穰卿送《正气会章程》来，我不敢入会。”“十二月初九日（1900年1月9日），侯穰卿，劝勿开正气会以免风波。同日，侯石芝，石芝所见与我同。访丁叔雅，次日丁来访，均未晤。”而1899年12月30日宋恕致孙闿书称：“丁中丞之公子叔雅者，在上海与汪君穰卿等创立正气会，已刊章程，其意欲联络海内志士共图振兴中国之策。曾以章程见邀入会，弟力谢之，不敢列名。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且力阻诸君之从速解散，未知诸君之肯从忠告否也。”一人两说，先劝其“解散”，又阻以“勿开”，令人对该会成立与否大惑不解。

宋恕并未参与正气会，认识丁惠康又在1900年2月，其记载只能证明他本人何时与该会成员发生何种程度的联系，而不能确证正气会成立的具体时间。因此，与会诸人的行踪成为判断的重要依据。周善培，字孝怀，思想新颖，议论豪爽，历任数省督抚幕僚。1899年秋奉川督之命到日本考察学务，由梁启超介绍访晤孙中山。同年12月19日，梁离日赴檀香山，周善培也归国抵沪。适逢唐才常等筹组正气会，他虽然预料会务难以扩展，仍欣然加入。而且此后不断与汪康年等通信，关心正气会的活动，对于“正气不张，不幸如仆往日所料”感到“太息”。并设法调解内部纠纷。周于1899年12月26日离沪，次日曾在镇江舟中致函汪康年，告以“相别至耿耿”，请其代收遗落之物汇寄汉口。正气会成立应在此前。

唐才常的行踪更为关键。据田野桔次记，正气会成立后，“邱菽园深爱唐才常之人物，赠金三万元，曰：‘此金虽微，如可以充于天下之用，则请用之。’唐才常即日出发而赴香港，由香港银行受领此金。由是正气会一时繁昌，革命之光愈益闪烁于眉睫间矣。”

据查，己亥冬唐才常确曾赴港。唐才质所编《唐才常烈士年谱》记：（己亥）十二月初三日（1900年1月3日），师中吉自湘来，拟在湘组织机关，与汉口相接应。公以经费无着，乃谋至香港筹款。初五日买船票，狄葆贤拟买二等票，公云：“我辈个人用费，宜省得一文是一文。且我既任此等事，尤宜以吃苦为前提，不可图舒服也。”于是乃购三等票三张。船客多，已无余位，只得在船尾近舵之货舱角落，借以安身。又值风浪大作，师中吉生平未坐海轮，呕吐不堪。三人皆三日夜未进食也。在港华侨无以为意者，再三设法，仅得二千元。香港用小角，实仅千八百余元也。直至明年庚子七月，新加坡邱炜萲（菽园）始汇二万元来，此时沪款已将罄矣。公乃亲携此款往汉，后又凑一万元由禹稽梅带往。

此说时间与田野桔次所记吻合，且有周善培致汪康年函为旁证。1900年1月3日，周于九江函询：“拂尘行乎？”当指其香港之行。1900年9月3日康有为致康同薇书也提到，唐“去年十二月来盘桓数日，今遂永诀。”至于筹款情形，唐才质似有所渲染。邱菽园赠款给唐才常，沪上人所共知，唐也以此自傲。夏曾佑曾对汪康年说：“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其他不足惜，所可惜者，此三万块头耳。”则田野所记较近事实。由此可见，正气会应成立于1899年12月22—25日之间，所以宋恕在12月30日函中才会提及力劝与会诸君从速解散之事。而他在1900年1月9日劝汪康年勿开正气会，意思应是让正气会停止活动。

唐才常匆匆赶建正气会目的之一，是便于赴港之际向华侨及港澳人士募捐，以吸引会党豪强。而他担任正气会首任干事长，除个人影响和实际作用外，强劲的财政后援无疑是重要因素（后来中国教育会也曾因经费问题而改选黄宗仰为会长）。当时汪康年、丁惠康、叶瀚等人经济上均感拮据，维持生计尚可，出钱搞政治活动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财政优势不仅扩大了正气会的组织声势，吸引哥老会首领归附，也使林圭等人更加倚赖唐才常。因为财政困难恰好也是兴中会的一大弱点，很难在这方面展开竞争。师襄鼓动唐才常去香港筹款，目的之一就是在湖南组织机关，与汉口接应。他已被排斥于兴汉会之外，只能借助于海外捐款与旧日同党沟通。否认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得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难以解释。

至于宋恕的记载，只能说明他本人所知道的事。唐才常为人“深鸷”，“固非轻卒举事之人，常取沈重之态度，决不至为众人所煽动也”。正气会务分为内圈、外圈，唐才常主要关注内圈的人与事，以举兵勤王为职志。他虽与宋恕相识，但也知其为人怯懦，缺少胆识，不肯与之深交。两人自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结识，整整4个月后，9月23日宋恕致函梁启超时还说：“拂尘信不愧复生之友，但得见尚希，其深未悉。”只能从其所著《内言》中窥见性情见解。唐才常当然不会因这种泛泛之交而出面联络。所以，争取宋的使命由汪康年承当。而汪与唐矛盾甚深，言语间自然多提丁惠康，使宋恕产生错觉。宋恕连正气会是否成立，具体何时成立亦不知其详，所记只可证实丁、汪的作用，而不足以否定唐才常。“义群公司”和正气会的设立，形成长江流域革新势力联合大举的雏形，也奠定了唐才常等人在趁时而起的中国各派革新势力中的中枢地位。四、天平倾斜

证实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作用，可以说找到了正气会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联系的关键。正气会的目标，并非如公开文字所表述的，只讲“爱国忠君”，意在恢复清议。唐才常等人是要借此聚人筹款，密谋起义。领到邱菽园三万金赠款后，唐于1900年1月“蓬蓬然归于上海”，并携归海贼三十二三人，计划一面由田野桔次率海贼入京，“期于正月之祝节杀北都西太后，并逐尽所有奸人”，“打碎北京政府”，一面率辜人杰等会党首领于“来月下旬，一举而屠南京，再举而略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图天下”。内圈之事大张旗鼓。唐才常在江淮地区依靠的会党，一是徐宝山、张金山、宋刚涛、黄金满等地方豪强，二是辜人杰、杨金龙等驻防湘军中的将领。而辜正是结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之一。

正气会成立时，毕永年亦参与其事，这说明兴汉会成立前逐走师襄，主要是反映兴中会的态度。这种差异客观上为哥老会首领与唐才常结缘创造了条件。不过，毕永年对唐才常坚持忠君爱国，反对顽固党而拥戴光绪的宗旨强烈不满，与孙中山一样，他强调排满革命的重要性。而且他与康有为的关系势同水火，坚持要求唐才常改宗旨为排满非君，断绝与康有为的联系。唐坚不肯从，会党首领又转而事人，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早与佛门有缘，起初不过剃发绝清，伪装和尚，后在香港邂逅同乡前辈释紫林，与结弟子之缘。这时更愤而弃事为僧，易名悟玄，贻书平山周志别：“弟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他声称：“日内往浙江普陀山，大约翌年华三月，由五台、终南而入峨眉。从此萍踪浪迹，随遇可安，不复再预人间事矣。”打算云游四海，老此一生。

毕永年出家入山，除了与唐才常及会党首领的冲突外，别有隐情。1900年1月26日林圭在致容星桥书中谈及此事时说：“知者以安兄之急于办事，一有不获，则不免于躁，而出此无益之为，然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不知者以安兄如此热肠，尚欲弃而为僧，其事必有因，则难免因而解体。”个中原因，1903年秦力山写《庚子汉变始末记》为毕氏作传时，曾有所提及：“顾毕尝与兴中会事，其后亦卒不合。”可见他深知其中底细。

1901年，秦力山在《国民报》上发表《中国灭亡论》，对保皇、革命两派均予抨击，显然是针对庚子之事而发。他指责“以颠覆政府自命者”为“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大势不能允许改朝换代，另立新皇，“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其证据是，华盛顿、鸦军阿度等倡革命求自立，而不亡他邦匿异国，其人却“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一人当之”，“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己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这番话很可能是代毕永年传言。其后秦对孙中山的认识加深，又读了《三十三年落花梦》，心目中的孙文已由“广州湾之一海贼”变成“异乎寻常之志士”，于是写《庚子汉变始末记》时有意隐去毕氏因误解而生的责难。此说若能成立，则毕永年出家的原因之一，当为其急于办事，而孙中山则“尚无一定之规”，疑心后者不敢举事，故意拖延。

孙中山虽然对兴汉会的成立感到欣慰，委任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又殷切款待远道专程来见的张尧卿，但对于将组织活动重心转向湘鄂，的确没有充分准备。其本意在于扩张势力影响，以广东为立足点，而以长江为响应。加上关于张尧卿有不少流言蜚语，毕永年又弃事为僧，更不敢倾全力投向长江。孙中山与湘鄂的联系主要得力于毕永年，他听说毕“愤世远遁，如失左右手，尝四处访寻不获”。从自立军后来失败的情形看，孙中山的谨慎并非事出无因。但如此一来，开始倾向兴中会一方的林圭，不得不再次调整对策，平衡于唐才常、孙中山之间，以维系共同大举的原案。由于双方实力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平衡政策必然有利于强劲的一方，无形中增强了唐才常的影响，使保皇会的支配力相应增长。加上1900年1月令海内外震动的废立之争骤兴，起到动员整个革新势力的积极作用，使勤王声势暴涨，长江流域的活动更加向着保皇会一方倾斜。

然而，正气会的外圈之事却时生阻隔，会中唐才常和汪康年两派之间一直不和。双方分歧的原因，主要不在宗旨策略，而在派系人事，特别是与康有为关系的亲疏。唐才常以正气会联络各方，密谋兴师，与汪康年等人并无矛盾。甲午之后，中国迭遭重创，戊戌一线曙光又被扼杀。开明士绅受传统民本观念和天下己任抱负的熏染激励，加上近代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对皇权的离异心增强，而民权的代表性扩张。从《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可见，当时与之交往的士人官绅普遍怀有怨清反清的意识情绪。夏曾佑称：

观官场之习，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此只可归之为政府之末流。举国之民分数大支，今不过可决政府一支之必死耳，其他之人尚不忍尽弃之也。

身为留学生监督的钱恂，认为中国士气扼于满人压制，1901年年底拒俄运动兴起时仍说：“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以彻底变革为图存先机。他还指刚毅等顽固党为“中国之忠臣”，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反激出新政议论，甚至说：俄国“近来学生囚三百余人，请看五年之内，俄国必有起色。”“去年汉口止杀二三十人，故士气不振。若尽杀容闳、严复、张通典、陶森甲辈，今日士气必大盛。”孙宝瑄也说：“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

经元善的一番话表述得最为明确，他说：

堂堂中国政府，惑邪肇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志，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

他们纷纷采取行动，以拯救危亡。其不顾朝廷禁令，毅然集会结社这一事实，已经表明了独立立场和行动方针。

在争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他们试图结交下层社会势力，以达到政治目的。尽管多数人不赞成排满，主张以革政代革命，却并不否定使用武力，也不排除宪政，甚至可以接受共和及联邦体制。用《正气会序》这类公开文献来否认有关组织或个人反清密谋的可能性，甚至否认中国议会成员的武装勤王宗旨，都不免忽略了政治文件宗旨与策略的两重性，低估了绅权与皇权在相互依存之外还有彼此制衡的一面，由此产生的忠君观与圣王观也是互为联系约束。正气会之下，不仅唐才常努力联络会党豪强，汪康年、叶瀚、周善培等也积极发动江淮川鄂的民间武装。其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历代士大夫每逢国难当头之际常规表现的重演，只是受西方近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增加了新的取向。他们觉得保皇、革命均有所偏颇，虽然奉光绪为趋新象征，但并无保皇派的固执，既可推之为总统，也准备弃而另选其他有声望之人。康有为的存在，反而成为他们任意发挥的障碍。

正气会内部的派系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组织分化，对该会同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由于正气会组织发展艰难，唐才常不久即将干事长一职让给叶瀚，自己为避免行动掣肘，避开汪康年等人，全力经营内圈之事。以后又将正气会务一分为二，另立自立会，专门负责联络长江会党，设中国议会联络开明士绅。汪康年等则自行其是，仍在川、鄂、皖、江淮等地与其他会党联络。因此，后来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主要是与唐才常等联系，而与江浙派士绅的关系较少。

一时冲动而弃事的毕永年果然“终无死心”，再度“起而救世”，参与筹划自立会之事。因唐才常仍坚持与康有为保持关系，毕永年又一次愤而离去。据说曾一度参与兴中会的惠州起义密谋，终因不合，跑到广州，卖掉西服，着僧装，寄身某禅林。留书同志曰：“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实寓革命于僧界中。”不久以病殁，葬于广东罗浮山。民国成立后，1913年1月，由其后人徙骨殖返湘。途经上海时，同志曾假湖南会馆开会追悼之。

毕永年离去后，孙中山与湘鄂哥老会的联系大为削弱。同时，由于康有为的阻挠和康门弟子的傲慢，两派合作组党计划一再受挫，孙中山更集中力量筹备惠州起义。不过，孙看出康与梁启超、唐才常之间有异，将他们区别对待，又希望联合大举成功。即使从策略上考虑，他也需要多一条办事途径，以为回旋余地和政治筹码，而不能死守惠州一隅。这是自身力量严重不足的孙中山在风云诡谲，各派纷起竞逐的庚子政局中，保持独立地位，并设法追求实现宗旨目标的要诀。而林圭等人的态度及其与容星桥的协调合作，使孙中山感到汉口仍有可图。因此，尽管新加坡宫崎等人被捕事件使孙康两派势如水火，但直到惠州起义前夕，兴中会仍然试图争取澳门保皇会总局的支持。汉口自立军更包含于兴中会的战略计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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