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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卡洛·拉蒂,马修·克劳德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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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城市试读：

我们的天命

是建造未来，而不是[1]

献祭未来。——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1969年

1900年12月24日，《波士顿环球报》对千年交替之际的波士顿进行了一番畅想。在文章中，作者托马斯·安德森以大量插图对未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描述，从自动人行道到翱翔在街道上方的飞艇，还有能够递送从报纸到食物等一切物品的气动管道。作者的预测宏大而乐观：波士顿将变得如此美丽，“贫民窟”一词将从城市[2]的字典中消失。

百年之后再来看这篇报道，虽然颇有几分喜感，但是作者当时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却仍让我们心动不已，陶醉其中。预测一直是推进小说和电影情节发展屡试不爽的重要手段，现在则凭借自己的独特优势自成一派，成为展望城市未来的固定套路。当然，预测的结果差别[3][4]很大，既有威尔斯严峻的反乌托邦，也有弗里茨·朗的《大都会》[5]或伪警察国家的《少数派报告》。不过，有句话说得好，“没有比旧科幻小说更过时的东西了”，不管它们在什么时间出版，也不管是用什么介质发行的。未来很快就成为“作古的未来”（paleofutures）——对未来的提前预测从未变为现实。

在这个埋葬了各种奇思妙想，而且还在漫无边际地扩张的墓地里，类似于本书这样的尝试——探索城市的未来发展——必然会受到一个关键问题的困扰：我们的预测能否逃脱安德森的命运？我们怎样才能避免也被扫入有关城市愿景预测的垃圾堆？更具体地说，思考未来——就本书而言，就是城市的未来——的行为，是否真有其内在价值和成效？

传统上来说，大多数有关未来的愿景都在试图准确勾勒未来的世界，而这也正是让这些愿景落空的原因所在。预测往往需要着眼当代世界的前沿，捕捉并分析那些微弱的科技信号，并将它们投射到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之后，进而获得未来城市的影像。对于在1900年畅想未来的安德森来说，他写这篇文章前不久，正好赶上飞艇旅游和气动输送技术等新鲜事物开始轮番登场。一时间，各种新技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似乎未来100年的城市发展就完全由这些科技进步决定。科技的发展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但也限制了他对千年之交的波士顿的描绘。

我们的设想截然不同：以设计的精神和方法对可能的未来进行系统探索与培育。我们的目标不是描绘将来发生的事情。相反，我们采取一种被我们称为“塑造未来”的方法：假设各种各样的未来情景（通常以“假使……将会怎样”的句式进行设问），饶有兴趣地研究各种情景的后果和迫切程度，并广泛地分享由此产生的各种创意，推动公开对话和辩论。换句话说，我们建议立足现实进行外推，并把自己置于一个虚构但可能发生的未来背景下，意图以设计师的身份，通过公共讨论来实现或排除这个未来。

这一理念基本是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的，但也受到之前一些思想观点的启发。例如，前不久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安东尼·邓恩和菲奥娜·雷比就提出了“预测性设计”的观点——将设计过程作为“重新定义我们与现实的关系的催化剂”，同时兼顾对事物未来发展过程的思考。更早一点的理论框架，还包括由标志性的发明大师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提出的，强调采用系统方法进行设计的全面超前设计科学（Comprehensive Anticipatory Design Science，缩写为CADS）。这套理论是富勒于195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讲座中形成的。在富勒的工作中不断激励他前行的，则是坚信设计、预测和科学能够携手并进的一种信念。“我所说的设计科学，目的是通过向环境中引入新的人造物来解决问题，其实用性会引导人类自发使用，并由此恰巧让人类放弃他们以前[6]引发问题的行为和器具。”

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宣示中蕴含着进化的理念。随着技术文化的进步，可以通过设计对客观对象进行制造和迭代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诱发突变，以改善功能或创造新功能。从更大的范围来说，这些突变共同促进了变化和发展。在1863年发表的《机器中的达尔文》一文中，作者塞缪尔·巴特勒提出了技术进化推论：以人造物代替有机[7]生物，并对人造物质界也进行属种分类。[8]

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又发生过多次演变。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就会出现一个中心问题：设计者怎样才能加速积极的技术变革？为了维持与生物界类似的进化过程，设计者是否要承担“造异”（produce anomaly，例如新的创意）的关键作用？设计者可以成为生物学中所说的“诱变剂”——诱导有机体突变的介质。当然，自然界的突变是随机的，而我们设计理念的指导思想则是主动去塑造未来。

最重要的是，塑造未来并不是要修补现在（一项艰巨的任务）或预测未来（令人失望的无用功），而是要产生积极的影响。设计者不必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世界，实际上，一个创意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通过阐述、探索和辩论，概念必然会产生影响。无论想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更好的衡量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引发争鸣，而不必纠结于这种想法成为现实的确定性有多大。为了面子上好看就把反乌托邦的愿景抹得干干净净，其实是在帮倒忙，这会排除避免这种未来的可能性。

根据长期以来的假设，人造世界（synthetic world）——人造物质界——会以迭代、小型突变和自然选择等类似于生物进化的方式演化。1852年，英国陆军军官、狂热的收藏家奥古斯都·亨利·莱恩–福克斯·皮特–瑞佛斯接受皇室委托，编写了一本关于火器的手册。在研究武器历史的过程中，皮特–瑞佛斯逐渐开始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工制品在技术上也会逐渐发展变化。这张照片中的物件是他收藏的原始武器，其排列体现了他所谓的“文化的演变”。皮特–瑞佛斯将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进化人类学”，通过广泛搜集的大量文物来验证“人造物进化”的概念。虽然现在人们认为他的假设因雕琢痕迹太重而略显牵强，但将进化理论用于研究人造世界的发展仍然不失为一个有用的解释工具。

就方法而言，塑造未来可以消除预测焦虑（prediction anxiety），开辟新的研究途径，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交付产品和系统。不过，设计者不能只兜售那些抽象的想法，看得见、摸得着的演示和证明对促进普遍讨论至关重要。放大到城市一级，这样做则能够推动与未来的使用者——人的交流互动，验证那些启迪未来发展的创意。具体的突变也要在城市空间进行测试，并要经过公开辩论，通过这个过程起到类似于生物学中“自然选择”的作用。公众最终会引导更加广泛的技术发展，创建最美好的未来。

应该注意的是，这个过程不会只局限于传统公认的那些在技术进步上保持领先的地区。在本书中，我们刻意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最前沿的新思想上，按照定义，包括每一种还没有开始向不同领域扩散的原始概念。这种传播和扩散，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者之前不存在类似技术的环境中，会形成“跨越式”的影响。例如，手机在短短几年内就在非洲大陆得到普及，而西方国家却从模拟信号的固定电话开始，经历了长期的持续发展才走到今天。有些国家没有现成的电信基础设施，但也可以跨过过渡阶段，直接使用最新技术。虽然这样的发展环境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我们认识到，它们可能是塑造未来这一发展伟业成果最丰富、效果最显著的领域之一。

根据定义，城市是多元的、大众的，也是生产力的汇聚之地。它们是社会发展自然形成的产物（除了一些特殊案例，例如巴西利亚或昌迪加尔这类经过整体规划兴建的城市），是文化的培养皿、进步的孵化器。人们既生活在这个空间，同时也在创造这个空间。“要实现变革”，用邓恩和雷比的话来说，“就必须解放人们的想象力，并将其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而细微。点睛设计，为人们提供各种新的选择，帮助人们构建探索不同价值观念的指南针，而不是按图索骥[9]的死地图”。

如果我们的工作不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并引起争论，那我们就是在做无用功，因为突变设计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创造。设计师制造突变，其中有一些会继续发展、演变，并形成真实有形的人造物，进而引发全球性的变革——通过群众的力量来实现。至关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取决于设计师向市民传播信息的渠道，包括公共传媒、博物馆、展览和出版物。本书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载体，是理念传播（idea propagation）的一部分，而理念传播则是塑造未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塑造未来的方法和功能可以通过具体案例来详加说明。“垃圾跟踪”是可感知城市实验室2009年的一个项目。具体设想是，在未来情景下，地理定位设备会变得极其小巧而便宜，几乎可以标记所有内容。以此为背景，研究人员提出一种设计方案，可以无线报告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的垃圾，并且建立了一个全规模的城市示范项目来进行测试。在数百名市民志愿者的帮助下，团队将数千个传感器部署到西雅图的垃圾管理系统中，观察这些打上标记的垃圾在美国境内的运输轨迹，并通过一组动画和视频，让垃圾处理链的低效大白于天下，借助展览、新闻和其他媒体的宣传报道广为传播，随之引发的探讨和辩论更推动垃圾管理公司进行系统改进，启发创业公司生产垃圾追踪器，最重要的是，带动那些愿意减少垃圾、加强回收的市民改变自己的行为。垃圾跟踪项目体现了设计师与公众之间的新关系，展现了塑造未来在影响城市发展方向上所具备的强大力量。

设计的根本任务，是挑战现状，尝试新的可能性，让突变成为现实，最终为公众实现心目中的理想未来铺平道路。赫伯特·西蒙在给爱因斯坦的回信中写道：“科学关心的是事物本来的样子……另外，[10]设计则关注事物应该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于事物应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关注，需要设计者进行各种各样的设计探索，从审美角度强调的光泽度到是不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设计者都要操心劳神。当然，许多心血不会白费，自有其宝贵的价值意义。审美是不是有格调，对于产品在市场上好不好卖至关重要，而有了解决问题的心态，则可以发现哪些地方存在不足，进而加以改善提高。不过，塑造未来的内涵可远远不止这些方法和态度。它的一只脚已经踏入未来，更加关心的是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塞德里克·普[11]莱斯关于建筑行业的一番逆耳忠言同样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我们也认为设计需要改变方法和目标：“像医药一样，设计必须从治疗向[12]预防发展。”未来才是我们的舞台。

对于创意能否成为积极变革的催化剂，设计者本质上是乐观的。然而，有意识的人为进化框架取决于是否与未来建立了清晰而明确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四大核心理念构建而成：对未来环境的阐述只是一种假设工具；对未来的预测只是这项旨在提供设计使能（enable）、激发设计灵感的进取事业的一部分；可能的未来根植于现在，而不是遥远的、理想化的、过于奇幻或离经叛道的愿景，这意味着要把握好颠覆挑战与持盈守成之间的平衡；最后，不要执着于想象的场景能否梦想成真变为现实，那并不重要。我们很清楚，未来看起来不会与我们“假设”的图画一模一样，但是向着我们预期的情境去设计，无疑能够引导我们走向那个可能的、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未来。

安德森对波士顿的愿景，就是因为时间框架与现实脱节而垮台。在他的时代，自动人行道似乎很有可能出现在百年之后的未来，但是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演变滋生出许多相互迥异的发展方向。安德森可以想象出自动人行道，但他想象不出优步。塑造未来的目标就是想办法让我们有关未来的眼界与我们实际能够实现的未来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

本书，以及我们的设计师工作，都要受到时间和主题这两大变量的影响与支配。本书每一章在叙事的时间轴上都包含一个定义较为松散的“不久的将来”。作为“现时”的合理延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舞台上，设计必须是立竿见影的，必须要有很强的关联性，同时还要有潜力对当今的城市演变产生条件反射式的影响。另外，本书每一章都会围绕某一具体主题进行深入探讨，测试和推演给定时间框架内的发展趋势，了解其前景及其最终效果。

在本书中，我们会讨论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将塑造当今比特和原子世界中城市的形式与功能。我们采取以人为本的方式，承认市民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动力，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城市信息流。我们将数据驱动模型应用于一系列城市系统，从交通运输到能源再到制造和学习。最后，我们回到市民本身：你们，我们所有人，共同构建起了生机勃勃的城市网络。黑客破城！

我们认为，在上述每一个领域，未来城市的孕育发展都脱胎于设计与公众的共生关系。在这些领域发生交叉碰撞的地方，我们可以共同想象、检视、选择和创造最美好的未来。我们请你们，所有感兴趣的读者，把本书当作一个汇聚各种突变的集合，进而引发争鸣，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即使这些突变没有实现，也能对未来进行测试，指导技术发展。“‘可能世界’的宇宙正在不断扩大和多样化，”《多相宇[13]宙》（Heterocosmica）的作者卢博米尔·多勒策尔写道，“感谢人类的思想和双手，让构建世界的活动永不停歇……这是构建世界这项创[14]新伟业最活跃的实验室。”通过塑造未来，我们试图总结可能出现的情景，并在城市空间中对其进行测试，广为传播，最终加速城市的进化。设计可以成为一种众包运行机制，在突变和选择的基础上创造未来。通过征求市民的想法、回应和行动，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设计，使社会向最理想的结局发展，成为“未来的祝福”（futur [15]souhaité）。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的标志性名言说得一点儿没错：[16]“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创造未来。”[1] L. Steven Sieden, A Fuller View: Buckminster Fuller’s Vision of Hope and Abundance for All (Studio City, CA: Divine Arts, 2012), 101.[2] Thomas F. Anderson, “Bost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Boston Globe,December 24, 1900.[3] 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当睡者醒来时》开创了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支系：反乌托邦小说。所谓反乌托邦，是指人类科技和文明的发展未必会为人类带来光明的未来，反而会带来各种威胁，乃至让人类灭亡。一般认为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都是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译者注[4] 《大都会》是乌发电影公司（德国）、派拉蒙影业（美国）发行的剧情类影片，由弗里茨·朗执导。该片于1927年1月10日上映，讲述在2000年，人类被分为两个阶层，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然而当大都会统治者的儿子爱上了地下城市中的女子玛丽亚时，巨变便开始来临的故事。该片乃默片末期科幻片的经典之作，也是科幻电影史的第一座丰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地位，其情节和桥段也曾多次被后来的科幻电影借鉴和效仿。——译者注[5] 《少数派报告》是美国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K.迪克所著短篇小说，2002年被斯皮尔伯格改编，搬上大银幕，拍成同名电影，汤姆·克鲁斯主演。故事讲述未来世界，三位具有感知未来能力的人成为制止犯罪的核心，在人犯罪之前，就会被犯罪预防组织的警察逮捕并判刑。然而主人公却受到这一系统的诬陷并因此想尽方法自证清白。——译者注[6] R. Buckminster Fuller and Kiyoshi Kuromiya, Cosmography: A Posthumous Scenario for the Future of Humanity (New York: Macmillan, 1992), 8.[7] Cellarius [Samuel Butler], “Darwin among the Machines,” The Press, June 13, 1863.[8] George Basalla,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9] Anthony Dunne and Fiona Raby, Speculative Everything: Design, Fiction, and Social Dream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44.[10] Herbert A. Simon,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69), 114.[11] 塞德里克·普莱斯（1934—2003）是英国的一位建筑师、建筑专业教师和作家，有媒体称其为“你从未听闻过的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英国伦敦的千禧巨蛋和伦敦眼都体现了他的创意和思想。——译者注[12] Cedric Price, The Square Book (Londo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1984).[13] 卢博米尔·多勒策尔（1922—2017），捷克文学理论家，“可能世界”理论（又称“虚构世界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捷克接受高等教育，师承“布拉格学派”，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领域造诣颇深。“可能世界”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认为“世界是可能事物的组合……可能事物有不同的组合，有的组合比别的组合更加完美。因此，有许多的可能世界，每一个由可能事物组成的世界就是一个可能世界”。多勒策尔则将“可能世界”理论运用到了文学研究中。——译者注[14] LubomírDolezˇel, Heterocosmica: Fiction and Possible Worlds (Baltimore, 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ix.[15] 艾伦·凯被誉为天才计算机大师，他是Smalltalk面向对象编程环境语言的发明人之一，也是面向对象编程思想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笔记本电脑最早的构想者和现代Windows GUI的最初尝试者。苹果操作系统Mackintosh和微软操作系统Windows等图形化的操作界面，均受到艾伦的Smalltalk编程语言的影响。——译者注[16] David Greelish, “An Interview with Computing Pioneer Alan Kay,” Time Magazine, April 2, 2013.第2章比特和原子

被称为“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的第三波计算浪潮，现在刚刚开始。第一波浪潮的标志是由很多人共享使用的大型机。现在我们处于个人计算时代（第二波浪潮），人与机器在办公桌上彼此张望，忐忑不安。第三波浪潮，也被称为平静技术时代，技术会融[1]入我们的生活背景。——马克·韦泽，1996年

一种新的传播交流形式在20世纪初横空出世，以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释放了人类渴求人际交往的本性，这就是大众传媒。此后，人类长久以来的交往模式——邻里亲朋之间面对面的对话——扩大了好几个数量级。随着这种放大，构成村庄的要素，无论是社会性的，还是功能性的，都呈现出新的反应属性，世界急剧缩小。社交媒体理论之父马歇尔·麦克卢汉将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交往范式描述为“地球村”：整个星球的人像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并在突然之间获得了在全世界发声乃至大喊的工具。人类连成一体，无论你身在何方。

然而，在麦克卢汉的那个时代，地球村的想法仅仅考虑了广播、电视等单向的大众传媒。这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对外流动，一端是独霸话语权的内容制造者，另一端是只能通过各种传播渠道被动接收的消费者。结果，全球传播的功能更像是一台放大了功率的传声筒，而不是电话机，加剧了社会固有的内在张力，而没有提升社会的凝聚力。麦克卢汉很快就认识到，“你把村子的环境建设得越好，就会制造越多的分裂、分割和分歧。地球村绝对在所有方面都能制造出最大的不和。我从未奢望统一和宁静会成为地球村的属性，它更多的是嫉妒和羡慕。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变成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深度交互的世界。部落化的地球村远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更加分裂，充满争斗。整个村子时刻处于一种深层次的裂变状态，而不[2]是聚变状态”。单向的大众传媒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争执和论战。

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麦克卢汉去世后不久，一种新的互联基础设施出现了，由此引发的变革简直可以用“横扫一切”“翻天覆地”来形容。这种被称为互联网的双向连接界面成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能量的汇聚之地。人们开始借助网络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分享与交流创意、思想、事业、癖好乃至各种“秀恩爱”，而这一切是以前通过电视或广播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媒体提供者形成的瓶颈被打破了（虽然还没有被彻底消除），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众化。媒体不再是自言自语的独白者，而成为各方交流思想观点的对话平台。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人类开始真正聚居在一个“村庄”里，共享彼此的文化、思想和思考。

人们被无处不在的“流空间”（space of flows）统一。“社会实践出现了一种新的空间形态特征，主宰并塑造了网络社会——流空间。”创造了这一术语的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卡斯特尔写道，“流空间是时间共享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通过各种流开展工作。通过流的作用，我了解了占据互不相交的物理位置的社会行为者之间有目的、可[3]重复、可编程的交流和互动序列。”也就是说，物理空间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它不能脱离其数字维度而独立存在。

这套新系统也不是中立的。流空间是指虚拟网络和物质空间的合并，在这个空间里，数字组态和物理组态之间会产生积极的相互影响。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流空间对实体城市会产生哪些影响？在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笼罩下，位置的特殊性还有什么重要意义？在人类文化史上的这个关键时刻，普遍的看法是距离将会消失。看起来，物理性似乎将失去所有意义，因为它已经交织在互联网的结缔组织中。

根据曼努埃尔·卡斯特尔的观点，流空间，也就是数字信息在整个空间中的传递，不能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分离。眼下的情况是由“占据互不相交的物理位置的社会行为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序列”激发的。下页图来自可感知城市实验室进行的一个名为“纽约通话交流图”的项目，将进出纽约的长途电话和互联网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从而揭示了纽约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交流关系。纽约如何与其他城市空间相连？纽约与哪些城市关系最紧密，这些关系又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世界其他地区如何成为纽约的比邻？纽约通话交流图于2008年首先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讲述了隐藏在全球流空间内部的人类故事。[4]纽约通话交流图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信息可以随时随地传递到任何地点，传达给任何人，那么所有地点都是等同的。只要我能建立起网络联系，谁还在乎我在哪里？“后信息时代将消除地理的局限性。数字化生活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少，地点本身的传输开始成为可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5]拉斯·内格罗蓬特写道。工作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能直接把家当成办公室，那干吗还要每天往办公室跑呢？

从娱乐到就业，地点的所有人居属性（human habitation）预计都会被互联网消灭，许多交互、商业和信息管理工具都将数字化与非物质化。它们变得更加高效，易于获得，而最重要的一点是非空间化（aspatial）。也就是说，它们与某一具体空间和地域不再相关，不再受其局限，也不再与之有任何联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顺着这一趋势推导出一个合乎情理的结论，公开假设“距离已死”。[6]互联网将开辟“传播的未来……到那时，距离将无关紧要”。

这些预测是那么言之凿凿，但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却已证明它们都是错误的。在过去的20年中，城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随着人类懵懵懂懂地跑入城市时代，城市空间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一些计算表明，现在，城市人口每天增加25万人，相当于每月出现一个[7]新伦敦。2008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在这一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数量达到全球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此后更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50年，75%的人口可能居住在城市。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城市人口就增加了5亿多人，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外加英国人口的三倍。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来看，[8]这也是这个星球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大且最快的人口变化。城市对人类的磁吸效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似乎在对网络的集体狂热中，主张“距离已死”的理论家们忘记了一样对人类体验至关重要的东西：人与环境之间实际互动的重要性。建筑师、学者威廉·米歇尔于1999年撰写的《伊托邦》（E-topia）对此多少有所悔悟。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下属智能城市小组的负责人，米歇尔用一个幽默的小故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故事说的是一名男子居住在山顶并在那里经营企业，虽然身处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他的工作效率却毫不逊色。但米歇尔最后问：“谁能忍受这样的工作？”这个故事发人深省，观点直观清楚，而且可以通过经验进行印证。可感知城市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电信数据和会议记录，发现进行数字化沟通的人们也倾向于亲自见[9]面交流。从根本上说，人们就是想要和别人待在一起，就是想住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就是想要住在这个地方的核心区。一句话，人，想住在城市里。“传统的城市模式不能与网络空间共存，但新的、以网络为媒介的数字时代大都市将获得永生。”今天的现实，是物理性和数字化之间的强烈碰撞，并由此使双方都得到增强，原子和比特都赢得了胜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扩展建筑和城市设计的定义，将虚拟[10]空间与现实空间、软件和硬件全部包括进来。”网络不是在吞噬和取代空间，相反，两者正越来越紧密地交融在一起。

简而言之，数字革命并没有杀死城市空间（离杀死还远着呢），不过也没有任由后者自由发展不受任何影响。互联网、流空间以及结缔组织等新事物的出现，虽然没有像从凯恩克罗斯到内格罗蓬特等一众理论家所预想的那样消灭物理性的比邻关系，但也确实对城市产生了深远影响。流没有取代空间，比特也没有取代原子，相反，城市现在成为两者交融的混合空间。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通过建设性碰撞融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相邻性和连通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化综合城市空间的新领域被称为智能城市。无处不在的技术充满了城市空间的每一个维度，将其变成一台可供居住的电脑（20[11]世纪初，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曾以其标志性的“居住机器”概念概括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而当今世界可谓柯布西耶理念的某种再[12]现）。新城市是一个根本不同的空间——数字系统对我们的生活体验、路径导航和社交行为产生了非常现实的影响。

今天在城市层面发生的事情与20年前在一级方程式比赛中发生[13]的情况极为类似。在那之前，赛道上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赛车的机械性能和车手的驾驶能力，但后来遥测技术完全改变了竞争。数字系统允许赛车与其保障小组进行即时通信，赛车成为“车轮上的计算机”，由数千个传感器进行监控，并实时优化性能表现。一级方程式的冠军车手现在与“智能”车辆一起工作，以闪电般的精度对比赛环境进行感知和响应。今天，在赛场上能否获胜，不仅取决于手握方向盘的车手，也取决于计算机后面的团队。

一级方程式赛车已经基本成为一套实时控制系统——一个配备了传感和执行组件的闭环。传感器不间断地提供关于环境和性能的信息，制动器反过来又对性能表现产生影响。传感器和制动器相互通报信息，共同努力优化整个系统。在一级方程式赛车上，它们应对的是天气状况和加速曲线，但现在，它们应对的则是城市。

遥测技术——无线即时数据传输——已经彻底改变了一级方程式赛车运动。今天，车架、发动机以及赛车本身的机械性能，甚至包括手握方向盘的车手，都只是这项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嵌入车内的一系列传感器对从轮胎压力到发动机温度的所有指标进行不间断监测。这些信息被传输给后台的地勤小组，由他们进行实时分析，优化性能并对赛车环境做出即时响应。下图所示的就是2009年5月9日西班牙大奖赛资格赛期间著名车手阿德里安·苏蒂尔的维修团队。数字技术整合了汽车的传感器和制动器，进而改变了一级方程式赛车运动，也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的城市。实时控制系统可以对整个城市进行监测和响应，与市民合作，对环境或人口的行为做出动态反应。阿德里安·苏蒂尔的一级方程式赛车遥测

早在200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指出，“由成千上万个传感器组成的网络可以监测环境、战场或工厂车间，包含成百上千个智能界面和智能设备的智能空间则可以提供对计算资源的访问”。[14]在智能城市中，由传感器构成的生态系统从城市空间收集信息，随即由一系列可以通过网络使用的制动器对空间进行改造。以数据驱动的反馈回路将城市变成一个具有反省能力的实验台和车间，用于在数字和现实空间相互交融的环境中进行联网居所的尝试，建立一个计算无处不在的通用平台。在智能城市领域，针对从公民黑客到数据管理再到可编程架构甚至自主感知空间等一系列重要课题，涌现出各种理论和实践方法，数量之多几成泛滥之势。

这一切都在数字空间中产生了影响：几乎每一项当代行动和互动都会创造数据。宽带光纤和无线电信网络正在为价格越来越亲民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提供支持。同时，开放的数据库——市民和政府之间的非正式合作——也在汇总和发布各种信息。由此产生的海量的城市大数据为研究、理论和实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那些在模拟时代只能通过基础调查或昂贵的观察性研究推断出来的结论，现在则可以在海量规模的数据基础上立即“感知”得出。从社会科学到数学再到经济学，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解决有关人类如何生活的深层次问题。市民也被赋予了思考、行动以及改变他们的公共空间的能力，他们正在创造一股城市创新风潮，这股风潮只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才有兴起的可能。我们正在目睹城市“知识和权力的重新定位”，其影响之深远，只有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凯尔蒂所描述的虚拟世界的变化[15]可以相提并论。这是一个新的地球村时代，是一个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沟通和居住空间。[1] Mark Weiser, “Ubiquitous Computing,” Ubicomp, March 17, 1996, accessed June 30, 2015, http://www.ubiq.com/.[2] Marshall McLuhan and Gerald E. Stearn, eds., McLuhan: Hot and Cool—A Primer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and a Critical Symposium with Responses by McLuhan (New York: Dial, 1967), 279.[3]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vol. 1 of 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6), 412.[4] 此图由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绘制。[5] Nicholas Negroponte, Being Digita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165.[6] Frances Cairncross, The Death of Distance: How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Press, 1997), 76.[7] Lord Richard Rogers, “Sustainable City, Lecture 1: The Culture of Cities,” Reith Lectures, BBC Radio 4, February 12, 1995.[8] “The Great Sprawl of China,” The Economist, January 24, 2015.[9] William J. Mitchell, E-topia: “Urban Life, Jim—But Not as We Know It”(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76; F. Calabrese, Z. Smoreda, V. D. Blondel, and C.Ratti, “Interplay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A Study Using Mobile Phone Data,” PLoS ONE 6, no. 7 (2011).[10] Mitchell, E-topia, 3, 8.[11] 勒·柯布西耶，20世纪著名的建筑大师、城市规划家和作家，现代建筑运动的激进分子和主将，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倡导者，机器美学的重要奠基人，被称为“现代建筑的旗手”、功能主义建筑的泰斗、“功能主义之父”。他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路德维格·密斯·凡·德·罗、赖特并称为“现代建筑派或国际形式建筑派的主要代表”。——译者注[12] Le Corbusier, Versune Architecture (Toward an Architecture), trans. John Goodman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07).[13] Carlo Ratti and Anthony Townsend, “The Best Way to Harness a City’s Potential for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s to Jack People into the Network and Get Out of the Way,” Scientifi c American, September 2011, 42–48.[1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Embedded, Everywhere: A Research Agenda for Networked Systems of Embedded Compute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01), x.[15] Christopher Kelty, 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 cance of Free Software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8), 2.第3章维基城市

城市是人类的实验室，

人们蜂拥而至，在这里追寻梦想，[1]

创造、建设和改造城市。——爱德华·格莱泽，2012年

未来城市的景象有一种钟表般的美感和律动，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令规划者沉迷和神往。1922年，勒·柯布西耶致力于打造一座精密复杂的效率之城，创造城市工程领域的壮举。他以诗一般的抒情文笔写道：“我想绘制一幅‘街’的图画，就好像在一个真正最新的城市里一样……你站在树荫之下，一望无际的草坪从你四周铺展开去……透过树叶向天空望去，几幢水晶般晶莹剔透的高楼大厦傲然矗[2]立，直入云霄，令地球上任何巅峰都望尘莫及。”

今天，近一个世纪以后，城市研究人员和理论家安东尼·汤森对“从现在开始几年以后松岛的某个暮夏傍晚”也进行了一番想象：“智能建筑会命令数百万台遥控电机打开窗户和百叶窗，让夜晚的海风吹[3]进来……城市的房间里充盈着新鲜的空气和金色的落日余晖。”几乎还是同样的理想。技术进步了，我们的世界也早已沧海桑田，但人们对城市的优化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却一以贯之，永恒不变。

智能城市传统上一直由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社会理论家主导，但今天一个新面孔正出现在竞技场上，使用新的工具追求同样的理想：跨国计算巨头。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思科、西门子、惠普和微软等一批跨国公司正在为建设（和规划）未来的城市而殚精竭虑，坚持不懈地追求提高效率和改善福祉的目标。正如当代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兴起催生出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Ville Radieuse）一样（尽管他的构想从未实现），今天的智能城市也被设计为一块又一块的计算机芯片，旨在满足可持续发展和效率等方面的迫切需求。

在科技公司通力协作下，创造所谓的智能城市似乎并非遥不可及。除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对新市场的预期也刺激了投资。思科大力参与2004年开始的韩国松岛建设。数字技术覆盖了新城市开发的各[4]个层面。松岛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个软件和硬件高度集成的系统，从交通运输到水、电、气等公用事业都能进行监测和控制。无论其成败如何，松岛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成为众多后续项目的典范。

政府与软件公司建立了新的以城市为导向的合作伙伴关系，竞相加入下一代智能城市的建设、创新和管控大军，在白板规划（tabula rasa planning）原则的指导下，希望能够在各个层次上整合技术，实现前所未有的优化和控制。在韩国松岛，所有建筑都在设计上力争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使用智能交通系统实时监控交通流量，通过气动垃圾系统将垃圾从每个家庭输送至中央分拣处理厂。即使这种完全自上而下的控制水平不能用奥威尔式的反乌托邦来形容，也够令人窒息的。我们需要这种全面的实验来了解智能城市的发展吗？下页图为松岛中央公园的景色（当然，还有集成的海水流量传感器）。松岛中央公园

对城市规划者来说，智能城市仍然充满诱惑力：让一个城市的每一种元素都协调一致、相互关联，让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像钟表那样有条不紊地精准运行。现在人们寻求创造的，已经不再是一台“生活机器”，而是一块城市级别的集成电路板，一台露天工作的大电脑，一切以效率为目标。今天的智能城市是工程师或计算机科学家梦想成真的标志。每一条信息都会立即得到显示，然后对城市机器进行控制和优化。依托如此之高的集成水平，信息技术公司正在寻求提升城市功能，城市优化竞赛因此正在全面展开。

简而言之，普适信息技术的出现，令当今世界领先城市的面貌为之一变，实现了实时联网、交互和通信。近一个世纪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大变革，无线电的问世，使信息以光速进行无线传输成为可能，一个新的通信时代就此拉开帷幕。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似乎只要“无线电得到完全应用，整个地球就将被转化成一个巨大的大脑”。[5]信息的即时传递，彻底打破了空间和距离，必将引起社会的革命化改造。[6]

1950年，数学家和哲学家诺伯特·维纳预测，未来“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注定要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得出结论说：“有效的生活，就是信息极[7]其丰富的生活。”将这一结论放大到城市规模，我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定义“智能城市”：居住与计算交汇形成的，永恒存在且无处不在的大量信息流。

这一信息流通常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仪表化：使用无所不在的传感器阵列测量环境条件和各种运动（人和物）。第二，分析：运用海量城市数据寻找模式乃至预测未来情景的各种算法。第三，执行设备：可以实时响应数据并影响现实空间的数控设备。这三大要素是统一的，全部采用管理数字化城市系统的标准协议。总的来说，这种软件和硬件一体化的结构催生了能够在建筑层面进行集成的、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技术——从入住率感知架构到资源节约型公用事业。

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普适计算，或者第三次计算浪潮。早期的大型计算机全都共享使用，用户不固定，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个人电脑。但是这种基于屏幕和键盘的交互界面现在却面临很尴尬的境地。创造“普适计算”这一术语的马克·韦泽认为，科技正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渐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搭建数字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沟通桥梁，而在这个过程中，屏幕将完全消失。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这位工程师的观点是“一种有关计算机世界的新[8]思维，更加重视自然人文环境，并让计算机本身逐渐融入幕后”。

一个普适计算的环境还可以为建立横跨多个现实空间的强大的机对机通信生态系统提供支持。“物联网”（IoT）的提法很有感召力，它意味着如果每个单独的物体都能配备数字联网功能，那么它们集合[9]在一起就能构成一个活生生的网络世界。任何东西都将拥有自己的识别标记，都能上网。冰箱可以和牛奶包装盒联网，以确定后者是不是满的、新鲜的。如果不是，它就会给最近的杂货店发送电子信号，让店里备上四五升有机物含量2%的同品质牛奶。一个充满了互联物体的世界将在现实空间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类互联网结构。物联网将把整个世界的地理空间进行网格化处理，对未来的商业环境产生全方位的颠覆性影响。

普适计算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彻底改变城市居民的基本体验。随着数字系统悄悄融入后台，全新一代的消费产品将形成一种“无物不在”（everyware）的消费环境。在我们的想象中，这种以直观、集成和隐形为特点，低调不抢眼的设备和系统几乎不会引起用户的任何关注，但却会建立一个“无物不在”的安静技术生态系统，深度融入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利用这种基础设施，城市及其建筑物的每一个元素都可以通过设计，以协调一致的系统性方式，实现资源效率的最大

[10]化。

一个建立在数字系统基础上的，“无论密度还是强度都越来越高[11]的信息环路”已经与城市优化的古老梦想无缝融合。城市正在技术的激励下大幅提升效率，使之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极限。如果勒·柯布西耶能看到城市运营系统实时优化智能城市的景象，他该乐成什么样儿啊！

但这种坚决彻底到毫不留情的系统性优化就是普适计算最理想的应用吗？像钟表一样精准运行难道就是指引发展的“智能城市”的唯一愿景吗？那个标志性的（同时也是讽刺性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12]“你的床得有多聪明，才能让你在晚上害怕睡觉？”

与此同时，数字普适计算和城市规模的数字网络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应用在同步兴起，而它所带来的城市愿景降低了对以技术为驱动的优化的依赖，更加强调以民众的赋能授权为基础。社交平台将个体联系在一起，把志趣相投（或者臭味相投）的人集合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社区。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的交流共享并不只在虚拟空间里说说就算了，而是会真的付诸行动。2011年，在网上煽动起来的戾气终于蔓延到大街上，一场所谓的“黑莓骚乱”把英国多座城市搅得人仰马翻、乌烟瘴气。“托特纳姆骚乱”（TottenhamRiot）或“伦敦骚乱”（LondonRiot）之类的词在推特等平台上广为传播，推波助澜。在5天时间里，放火、抢劫、与执法部门的冲突燃遍英国全境。“所有目睹这些可怕行动的人，无不震惊于它们竟然是通过社交媒体组织的，”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在下议院一次紧急会议上说，“我们正与警方、情报部门和业界合作，研究是否应当在我们知道有人策划[13]暴力、动乱和犯罪时，阻止他们通过这些网站和服务进行联络。”政府当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各种思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高速度、大规模和近乎狂欢式的传播。

然而，有关这次事件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推文——转发超过40900次——却在号召人们采取不同的行动。在暴力活动发生后，“清理骚乱现场”（RiotCleanup）建议市民们积极应对他们周围的混乱。几乎只是一转眼的工夫，“清理骚乱现场”就把同一条街上刚刚还为躲避暴力而四散奔逃的推特用户集合在一起。这股势头逐渐席卷英国各地，最终有9000多人参与了清理工作。现在已经停用的“清理骚乱现场”网站表示，这次运动“不是源自某个组织，而是源自一个想法，变社[14]会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清理骚乱现场”的成功证明，同处一个屋檐下的人自下而上，自发组织而形成的能量正在通过网络不断增长，并反过来重新注入现实空间。数字化平台推动了社区的发展，把人们组织在一起，共同创造和修复自己的城市。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工具——数字工具——用在我们身边的城市身上，会发生什么？如果与智能城市优化相同的机制使人们成为所在城市的主人翁，并进行居民梦寐以求的改进，又会发生什么？

如果关闭反馈回路，一些特定的民间智慧和局部行动，反而可能会直接影响城市政策。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提倡“汲取邻里之间点滴积累的知识经验并转化为成文制度，就像开了后门的‘维基解[15]密’那样……发动全体市民”。这就是“黑客破城”的有力主张：打开传统上一直保持封闭的信息系统，打破优化城市的旧思想和旧心态。最终，民众被赋予权力和能力，使之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发挥积极影响。使用开源技术，从广泛且多元的市民阶层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真正促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变革。

在城市规划的历史上，反复播种的还有非优化城市（nonoptimized city）的种子，这类城市不排斥偶尔的混乱，往往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活力。通过撰文著书、批判考证乃至直接采取激进行[16]动，简·雅各布斯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城市应该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质地、生活和魔力，那句著名的“城市是人的地盘”就是她的点睛之论。她主张交织杂处的规划理念，建议用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功能构成来创造多样性和异质性。通过打乱混合，许多相互作用的要素就会营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城市空间，形成所谓“自然监督”（natural surveillance）的现象。也就是说，城市本身会形成一种刺激结构，吸引人们随时随地走出家门，关心邻里，街上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大家的眼睛，自然就能保证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

雅各布斯因直面同时代人毫不妥协的行事态度而一跃成为市民城市的旗手，和她吵得最凶的莫过于主张以高速公路为基础提升城市效率的罗伯特·摩西。按照雅各布斯自己的话来说，她策动了“一场对现行城市规划和重建的攻击”，认为城市设计要有比促进交通流量提[17]升更高的目标。

摩西与雅各布斯在这些城市规划思想上的紧张关系，基本体现了在建筑设计、计算机科学和政治考量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总体上来说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论的分歧。这两种基本模式决定了横跨多个领域的信息流、决策和项目方向模型。自上而下的方法首先是从最广泛的普适层面对概念进行考量，然后再系统地将其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部分做微观评估。相反，自下而上的方法从最底层的原子化单位开始，并将其构建成越来越复杂的综合体。就城市规划而言，这种分歧的结果，就是先制订一项赏心悦目的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再在线路中间填满各种房子，还是先从房屋、商店和公园开始，并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城市。

智能城市提供了新的选择，可以把自下而上的模式结合进来——与人们的直觉相反，这种模式并非一定就与数据驱动的城市系统相抵触。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实现对现实空间进行高精细度的控制，当然这种控制首先是用于提升机械效率，但它也可以成为市民参与的工具，让更加广泛的人群积极参与决策和运营。例如，以无人驾驶车辆组成的交通系统可以通过优化实现最大的客流吞吐量，也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实现最大程度的共享，更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新颖性和惊喜度。考虑到对数字化集成的城市进行优化所依靠的变量是海量规模的，选择哪些变量予以重点优化不仅影响当前的功能，还会影响可能选项的后续排列次序。今天做出的规划决策，决定了我们明天的选择范围。

简单来说，这就是城市空间“塑造未来”的概念。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系统的合并可以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意味着解决方案的有效实施，进而创造理想的宜居城市空间。纯粹的优化很快就变得过时，带有某种混沌度的混合模式可能是可持续性更强的效率形式。

智能城市的思想应该进行重构，更加强调以人为中心——我们通常称之为“可感知城市”。融合了人性化考量的优化，就意味着我们追求的目标既不是大都市规模的计算机，也不是带有网络功能的狂[18]野西部。这是比特和原子的融合：系统和市民的互动。

在一个充满活力、相互促进的城市生态环境中，一直善变且难以驾驭的群众力量就可以集中起来，而那些动作迟缓的政商巨无霸则被其本来要服务的市民驱动。与免费软件（如计算机操作系统Linux）通过公开源代码开发而实现指数级增长一样，像钟表一样精准运行的城市系统在工程设计上也将受益于偶然闪现的灵感火花。普通人可以通过黑客手段破解软件，“市民开发商”也可以开始用黑客手段破解他们的城市。各种群众性平台已经证明大多数人的力量、才智、漏洞修补能力以及创意构思能力。如果由专家、业余爱好者、企业团队，以及一些出人意料的黑马参与者组成的广泛联盟，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就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取得巨大的成果。异质性是有益的，当然空间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城市不断向推动其发展的使动者明确提供新的信息，无论是通过挑战、合作，还是通过激发灵感。通过建立适当的框架，城市空间可以进行一场变革作用不亚于软件行业的开源革命。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空间和现实空间混杂的时代，尤其是在城市，但是虚拟网络、应用和平台又是如何让城市的物质现实发生明明白白的改变的呢？新的工具正在涌现，可以将人们联系起来，使他们发挥积极作用。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种名为“311应用”的新程序，市民可以拨打311，报告城市出现的各种问题，如路面破损、垃圾或涂鸦。可感知城市实验室按照损害的类型和报告总数对市民来电进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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