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晓敏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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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评论.2009 2试读：
中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及影响因素——基于随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钟晓敏 高 琳 刘 炯摘 要：本文利用最新的随机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t和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方法实证分析了个人参与捐赠和捐赠水平的各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人因素、地区因素及捐赠渠道等都会对捐赠行为产生影响，经济行为人是否参与捐赠以及捐款多少实质上是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基础上对这些外生变量进行权衡取舍的结果。我们的研究对慈善政策的制定以及慈善机构提升劝募策略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个人慈善捐赠；捐赠参与；捐赠水平；影响因素
*钟晓敏：浙江财经学院，E-mail：zhxm@nju.edu.cn；高琳：浙江财经学院，E-mail：fujtx@163.com；刘炯：浙江财经学院，E-mail：sunnybird007@yahoo.com.cn。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汶川震后，慈善捐赠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在理论界，已有相关研究，如黄学敏等（2008）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出发，研究认为，在社会重大紧急情况下，企业应采用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社会责任模式以适应公众期望而进行策略性捐赠；而山立威等（2008）则从经济动机的角度实证研究得出企业会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捐赠，政府和公众不应强行要求企业捐赠。两篇文章极大地丰富了企业捐赠的研究文献。以上文献都是针对企业捐赠的，而个人慈善捐赠作为捐赠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见到相关文献。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表述将慈善事业进行了官方定位。我们认为，要实现慈善事业的社会保障功能，对我国普通公众慈善捐赠潜能的挖掘十分重要，研究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具有重大意义。
国外文献对个人慈善捐赠的研究由来已久。理论上，研究的出发点是：在市场经济下，一个自利的人为什么会把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慈善捐赠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化的利他主义行为，从而区别于亲缘利他。）基于这种思路，学术界研究慈善捐赠的立足点是个人效用。Becker（1976）起初构造了一个“纯利他主义模型”，即他人的消费（效用）是个人效用函数的一部分；随后，Warr（1982）和Roberts（1984）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路，他们把他人效用拓展成公共利益纳入个人效用函数中，在这种模型下，慈善捐赠就成了一种私人提供的公共品了。但是，这两种理论模型并没有给出个人慈善捐赠动机和行为的强解释，同时也与经验证据不符，因此，Andreoni（1989、1990）基于“非纯利他主义”动机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温情效应”的捐赠动机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人慈善捐赠除了能享用捐赠带来的公共利益外还可以获得额外的个人效用（利益），这种假设使得我们可以像分析私人品一样研究个人慈善捐赠（Andreoni，2007）。
在经验研究上，主要是对个人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Taussig（1967）最早用美国的纳税申报数据进行了定量研究。他的研究得出捐赠价格（在慈善捐赠的经济学文献中，捐赠价格即指捐赠的税收价格（=1-边际税率），直接的含义是捐赠的税收扣除力度越大，其价格越低；反之，亦反。）对捐赠水平几乎没有影响。Taussig的研究使得收入和价格成为最初研究个人捐赠影响因素的主要内容，而且数据来源主要是纳税申报数据，但纳税申报数据存在缺陷，（如纳税申报表中的收入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捐赠者的收入能力，收入和捐赠价格变量可能与人口特征（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有关。）使得收入和捐赠价格的估计结果有偏差，（估计结果偏差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捐赠价格对捐赠水平的弹性差异上。）基于此，Feldstein和Clotfelter（1976）采用了家庭调查数据，开始将财富及一些人口特征也纳入回归模型，突破了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只限于收入和价格的局限。后来的研究者根据数据的可得性，继续拓展个人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选择范围，将一系列人口经济社会特征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进行研究。此外，研究者对来自慈善机构方面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研究，Freeman（1993）、Schervish和Havens（1997）、Bryant et al.（2003）以及Y rük（2006）等人的研究表明慈善机构的劝募可以增加人们的捐赠概率或者（和）捐赠水平；在慈善捐赠过程中，人们对慈善机构的评判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方面，Chhaochharia和Ghosh（2008）研究发现人们更偏好于信息公开、运行高效的慈善机构，慈善机构的排名对善款的筹集有明显影响。Bekkers（2004）、Wang和Graddy（2008）研究了社会资本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发现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对捐赠行为有明显影响。研究还发现一国不同地区的捐赠行为有差异，如Kitchen和Dalton（1990）对加拿大的研究，Jones和Posnett （1991）、Schlegelmilch et al.（1997）对不列颠的研究。
在个人捐赠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中，对“0”因变量（没有捐赠）的处理非常重要，这涉及估计方法以及研究的全面性问题。早期的研究，要么只对捐赠水平用“log-log”法估计，如Taussig（1967）、Feldstein和Clotfelter（1976）等；要么对“0”因变量加上一个很小的正数，再用“log-log”估计，如Boskin和Feldstein（1977）等。这两种处理方法均不能对捐赠行为进行全面解释，Reece（1979）等人开始采用标准Tobit模型进行回归，从而将捐赠参与也纳入模型，但是该方法假定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是相同的，仍然不能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做出优良解释。因此，随后的一些研究在估计方法上继续改良，如Jones和Posnett（1991）使用了Double-Hurdle模型（双层围栏模型，即一般化Tobit模型）、Lankford和Wyckoff（1991）使用了经Box-Cox转换后的标准Tobit模型、Carrol et al.（2005）用了一个经双曲转换（IHS）的Double-Hurdle模型。
国内目前对个人慈善捐赠的研究多局限于宏观理论探讨，尚无系统研究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所用的研究方法也较简单。在笔者检索范围内，杨高举等（2006）通过一个对高校学生的小范围调查进行了研究；李芹（2007）基于一个村庄捐赠活动的个案调查统计分析得出村庄社区捐款水平不一定取决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组织化程度、领导者倡导以及社区人文传统往往占据重要位置，村庄社区的参与机制、激励机制以及宣传机制在捐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个人捐赠行为展开系统研究，基于最新随机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t和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方法，实证研究了个人因素、地区因素和捐赠渠道等对个人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的影响，一方面希望促成我国个人慈善捐赠实证研究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试图从特定事件中挖掘出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一般性经验证据，为今后政策部门规划个人慈善捐赠事业以及慈善机构如何设计增加慈善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的策略提供一定参考，以此促进我国个人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
本文第二部分建立理论模型和估计方法，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二、理论模型和估计方法
（一）个人捐赠行为的理论模型建立在Andreoni（1989、1990）的个人捐赠动机理论上，我们将其发展成Andreoni（2007）所说的私人品范式，并结合文献中已发现的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经济行为人在受约束条件下最优捐赠行为。假定gi是经济行为人i的私人消费品，di是i对捐赠的消费，ci为i的个人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ai刻画了i所在的区域特征；oi表示捐赠者选择的捐赠渠道、方式。那么，经济行为人的最优捐赠选择行为可表示为：
max{μi（gi，di，ci，ai，oi）|pgi+qdi=mi}（1）
约束条件中，mi为经济行为人收入，p和q分别代表私人消费品和捐赠的价格。国外的相关研究往往将捐赠行为面临的约束条件显性化表达为私人消费品价格、捐赠税收优惠的函数。但是，我国税法目前对个人慈善捐赠税收扣除的规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况且我们调查样本中很多人并没有进入纳税管理系统。因此，我们将q设定为1，即便在我国存在着捐赠“价格”现象，我们也可以将q设为1，而将p视作私人消费品和捐赠消费之间的相对价格。
假定效用函数μi对gi和di连续、递增和拟凹。那么，最优捐赠行为可表达为价格、收入、个人特征、区位特征和捐款渠道、方式的函数。即
di=hi（p，mi，ci，ai，oi）（2）
考虑到上面的最优化问题可能存在角点解，即经济行为人可能不捐赠，因此，捐赠函数可表示成：
di=max［0，hi（p，mi，ci，ai，oi）］（3）（二）估计方法
根据（3）式，我们将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分离为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两种情形，分别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参数估计。然而，我们的调查数据所观察到的捐赠行为都是离散性变量，因此，不能直接使用Tobit模型或“类Tobit”模型（即是指综述中所说Double-Hurdle model（Generalized Tobit）、Box-Cox standard Tobit model等模型。）进行估计，这些估计方法对捐赠水平是连续型变量且存在大量的“0”捐赠时具有优良的解释力，但不适用于我们的数据。考虑到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没有实质性差异，况且Logit模型所假设的随机效用分布形式更适合于效用最大化时的分布选择，所以我们采用Logit模型。针对涉及捐赠行为的两个层次——是否参与捐赠和捐赠多少，我们分别用Binary Logit和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本计量模型分别为（4）式和（5）式：
P（y1）=G（z1）+μ1=（α0+α1Xi+α2Ri）+μ1（4）
P（y2）=G（z2）+μ2=（β0+β1Xi+β2Ri+β3Oi）+μ2（5）
其中，μ1、μ2服从逻辑斯蒂分布，假定它们独立。y1表示是否参与捐赠，为0～1变量；y2为参与捐赠者的捐赠水平，在本文也称为离散受限因变量。z1和z2是观测到的影响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组成的向量，具体而言，z1包含了个人因素Xi和地区因素Ri，z2还加入了捐赠渠道因素Oi。μ1和μ2分别是两个模型下不可观测因素或随机扰动因素。G（z）是一个取值范围严格介于0～1之间的函数，即对所有实数z，都有0＜G（z）＜1，在这个Logit模型中，G（z）=exp（z）/［1+exp（z）］。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数据说明数据来源于调整后的个人捐赠问卷调查。限于篇幅，问卷题目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笔者索要。）问卷调查从2008年8月1日开始至2008年10月10日截止，（我们选择汶川震后发放问卷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此时社会各界对慈善捐赠讨论非常热烈，估计人们会较积极地参与我们的问卷调查，提高问卷的有效率；二是这种特殊情况下所采集到的信息可以让我们更充分深入地研究个人捐赠的影响因素，找到一般性证据。）总共发放2809份问卷，其中纸质卷发放2500份，网上发放电子卷309份，收回问卷2436份，回收率86.7%。样本抽样采用了分层随机方法，全部发放在城市，主要是杭州、南昌、武汉和西安四个省会城市，（杭州市发放700份、南昌市发放500份、武汉市发放500份、西安市发放700份。）此外在上海、天津、江苏、河北、河南、广西、甘肃也发放了少量问卷。在作回归分析前，必须剔除信息不全的问卷，做此处理后，我们最终得到2125份有效问卷，有效率87.2%。
因变量：捐赠参与（反映被调查者截止到调查时刻是否参与了捐赠）；捐赠水平：（反映那些已经参与了捐赠的被调查者的捐赠金额）。
解释变量：
收入：在Andreoni（1989、1990）的“非纯利他动机”下，捐赠作为一种无偿的经济行为，捐赠者向他人捐赠一定量的收入，必然会减少自己的收入，因而会降低自己的效用水平，对高收入者而言，捐出一定的收入对他的效用几乎没有影响，但对低收入者而言，他的收入维持他的效用很重要，因此，个人收入水平越高，捐赠参与的可能性越大。在都参与捐赠的前提下，根据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收入水平越高的人，越有可能捐赠得多。因此，我们预期收入水平对捐赠水平有正的影响。
年龄：一般来说，年龄越大的人经历越丰富，社会交往越频繁，更有可能产生亲社会行为，因而参与慈善捐赠的倾向越大；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较好的财务状况也保证了这些人更有能力进行捐赠。因此，我们预期年龄对捐赠行为（这里的捐赠行为同时包含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下文中的变量预测如无特别说明均与此类似。）有正的影响。
性别：国外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女性参与慈善捐赠的意愿更强，因此，我们预期女性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更大。但是性别对捐赠水平的影响没有一致性的结论，影响方向不明。
受教育程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有意识认识到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感越强，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力度也大（Carrol et al.，2005）。我们预期受教育程度对捐赠行为有正的影响。
职业（身份）：Bekkers（2004）、Wang和Graddy（2008）等人关于捐赠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具有多样化社会交往关系的个人，往往趋于更加开放、尊重以及信任他人，在面对慈善问题时会表现出更强的慈善动机，而这种多样化的社会交往关系往往可以通过所从事的职业表达出来。另一方面，社会归属感较强的人群，如中产阶级或者说主流社会阶层，通过慈善捐赠来追求自身的社会声誉或者自我尊重的动机（Bénabou和Tirole，2006）越强。因此，拥有更加多样化人际关系的职业或者越接近中上阶层的职业，捐赠意愿越强，捐款水平也越高。
慈善意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经常用他们过去的行为来诊断他们的深层次偏好（Bem，1972）。据此，一个平时经常实施捐赠的人，在地震后这种特定社会事件下，为了表明他是热衷慈善事业的人，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并投入更大力度的捐赠。因此，我们预期慈善意识对捐赠行为有正的影响。
市场化程度和地区慈善网点密度：这两个指标主要是为了度量地区因素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各地市场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社会经济学理论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时间更长，社会化交往更频繁，形成了一些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价值观念，如诚实、合作、互惠、社会信任（这里的信任是指社会总体的信任水平，前文不同职业者的信任是在个人层面上的信任水平。）等（福山，2001；杨秀香、腾瑜，2008），有助于社会化互助倾向的形成。因此，我们预期市场化程度对捐赠行为存在正的影响。各地的慈善网点密度也可能对捐赠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各地的慈善氛围和捐赠网点的可获得性，我们预期它对捐赠行为有正的影响。
捐赠渠道和慈善机构信息：人们进行慈善捐赠，在捐赠前，必然会考虑捐赠渠道的便利性以及是否值得信任，捐赠后，人们希望慈善机构能够主动公开款物的使用信息，希望自己捐的款物能够发挥作用。可以预计，一个便利、值得信任的捐赠渠道以及款物使用信息公开、透明的慈善机构会吸引更高的捐赠水平。（三）回归分析结果
1.捐赠参与分析
回归模型中自变量较多，可能存在相关关系，我们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分析（相关系数矩阵太大，我们没有报告）。相关系数矩阵显示，捐赠参与和捐赠水平中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没有超过0.7的门槛值，不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Lind et al.（2002），多重共线性存在的门槛值为0.7。）。我们首先利用Binary Logit模型对捐赠参与进行回归。为增强回归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法，由于Binary Logit回归结果的系数并不就是某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因此，我们基于显著性因素计算了相应变量的边际效应。计算方法为：对于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慈善意识级次，利用响应概率的定义公式，可以预测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情况下每一档次的概率，然后手动计算得出边际效应。职业（身份）是定类型离散变量，其边际效应反映了某一类职业相对于对照组参与捐赠可能性的高低。
，我们发现，影响捐赠参与的显著性因素主要是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慈善意识及职业（身份），市场化和慈善网点密度虽然有正的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我们猜测，这很可能与我们的研究情景有很大关系，特大灾难后各地区的捐赠积极度普遍较高。撇开这个因素，我们可以大胆预测这些因素将是显著的，当然，这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收入越高，参与捐赠的概率越大且各收入级次的影响效应递减。可见，我国的个人慈善捐赠行为整体上证明了“非纯利他动机”的合理性，而“纯利他动机”难以得到验证。（捐赠的纯利他动机表明，个人捐赠出一定的收入反而会增加个人的效用，如果存在大量的纯利他行为，那么收入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将不显著。）
受教育程度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因素。边际效应表明，受教育程度从初中以下提升到高中时，参与的概率提高达16.98%，从高中提升到大学本科以上时捐赠概率提高6.01%。
职业（身份）对捐赠参与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相对于其他人员，高校学生、商业服务者、公司白领及党政军事业单位人员参与捐赠的概率分别提高了4.84%、2.1%、5.9%和8.12%。我们分析，高校学生、商业服务者、公司白领这些人群参与捐赠的行为较好地契合了我们理论分析中捐赠的社会资本理论；而党政军及事业单位人员则从追求社会声誉或自我尊重的动机可以得到更强的解释。在本文的研究情境中（大地震后），高校学生、公司白领以及党政军事业单位人员还可能出现捐赠的从众或攀比现象，即捐赠的团体参照（Andreoni和Scholz，1998）。离休人员和产业工人的参与意愿较低。
年龄对捐赠参与有显著负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处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青少年人群更易于形成慈善理念，中老年人群则倾向于将慈善事业归为政府责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主办的一项针对上海市民的慈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解释。见2009年1月6日《文汇报》文章《问卷调查：96.5%上海市民捐过善款》。）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参与捐赠，但统计上不够显著。
慈善意识对参与捐赠影响显著。我们的概率预测发现没有慈善习惯变为有慈善习惯参与捐赠的概率可以提高达27.49%，这验证了理论分析所认为的人们既往形成的慈善习惯会对当前的慈善行为形成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暗示了培养人们的慈善习惯非常重要。
2.捐赠水平分析
对捐赠水平的回归，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捐赠水平的每个等级内的间距是不同的。常规意义上的ordered logit模型隐含着应变量各取值之间，自变量的影响系数是相同的假设，即等比例系数或者平行系数假设（parallel regression assumption），它暗示经济行为人在选择较高等级因变量时，各自变量的影响与选择较低等级因变量时产生的影响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在Stata10.1用brant命令对此进行检验，发现年龄、商业服务者及党政军事业人员违反了等比例系数假定。为准确分析各变量对捐赠水平的影响特点，我们采用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generalized ordinal logit模型是由Notre Dame大学的Richard Williams开发的，这个模型的思想是将原始ordinal logit模型拆解成数个binary logit模型。每个模型表示经济行为人在低等级因变量与较高等级因变量水平之间进行二项选择。这样，我们的模型就拆解成以100元、300元和800元为界点的三个binary logit模型。）对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参数估计，我们也报告了对各因素的概率预测。
男性的捐款水平显著高于女性，而且，随着捐款水平的上升，这种差异性越明显，表现在我们的回归结果中，男性的回归系数从0.219→0.275→0.535，处于急剧上升状态。男性选择高水平的捐赠概率与我国男性在社会事务中的影响力比女性大有重大关系，可以认为，男性一旦参与社会事务，整体上比女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年龄对捐赠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验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测，这种影响也体现了边际递增的特点，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年龄越大者，选择高水平捐赠的概率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60岁以上者有3.05%的可能性捐款800元以上，是各年龄段中最高的。虽然前文发现年龄越大者参与捐赠的概率是下降的，但这里的发现是他们一旦参与了捐赠则表现出非常强的捐款力度。
从系数上看，收入对捐赠水平的影响相对而言较“平滑”。概率上，收入在2500～5000元的人捐款100元以下的概率是19.02%，捐款801元以上的概率是6.95%，而收入在5001元以上的人对应的概率则是8.84%和17.03%，这表明，收入一旦跨越一个临界点（比如2500元），捐款将出现明显的“厌少”现象，而进入更高的临界点（比如5001元），捐款又会出现明显的“喜多”现象。
受教育程度对捐款水平有显著正影响。有趣的是，不同于年龄和收入，教育对捐款水平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回归系数在三个模型中分别是0.45→0.379→0.16，选择高捐款水平时，教育的影响力度迅速减弱。
不同职业对捐款水平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以“其他人员”为对照组，其他职业（身份）的捐款水平大都不及这一人群，我们注意到，“其他人员”是由原始问卷中的自由职业者、自我经营者等合并而成的，这些人群参与捐赠后的捐款水平可能比较高。撇开“其他人员”，我们分析所关注的职业（身份）发现，离休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捐款水平最低，且他们的系数都较显著，其次是高校学生和商业服务人员，公司白领和党政事业单位人员的捐款水平最高，反映在概率上的情况就是，离休人员和产业工人选择低水平捐款的概率相当高，而选择高水平捐赠的概率相当低。
慈善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且较稳健。这表明，慈善意识不仅对捐赠参与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捐款水平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地区因素中，慈善网点密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市场化对捐款水平有显著正影响，边际效应测算表明市场化水平提高1个单位，捐款在101～300元的概率可以提高2.57%，捐款在301～800元的概率可以提高1.43%，捐款在801元以上的概率可以提高0.146%。
慈善机构信息公开是捐款水平的显著影响因素。它的影响特点是：不在意信息是否公开者选择100元以下捐款的概率高于在意者；捐款在101～300元在意信息公开者选择这个捐款水平的概率要高于不在意者；但800元以上两者的差异不明显，在意者比不在意者的概率只高出0.47%，对此的解释是高额捐款者更有可能通过捐款追求声望、地位和认可等目标，对捐款使用绩效缺乏敏感性。
在捐赠渠道中，尽管不少回归系数不够显著，但仍然能说明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注意到的是民间机构，系数和预测概率均表明，在选择801元以上的捐款时，它的可能性最大。我们认为原因很可能是这些捐赠者与民间慈善机构形成了长期的信任关系，民间慈善机构往往具有较好的社会亲和力。（见：中国式慈善的困境与出路.第一财经日报，2009-04-15.）这向我们透露的政策意义是慈善政策非常有必要重视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再看单位组织和社会组织，整体上看，它们的捐款水平都显著低于官方机构与民间机构，对于单位组织，由于它具有动员性甚至是强迫性，尽管它对捐赠参与的影响非常显著，但选择它时捐款水平要低于自愿捐款（官方与民间慈善机构）。而通过社会组织的捐款水平低的原因在于捐赠的间接成本过高，如时间、精力或者精神上的损耗过高（指信任度不够）（彭腾，2008）。四、结 论
本文利用最新随机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的一般性证据是：个人因素、地区因素及捐赠渠道都会对捐赠行为产生影响。经济行为人是否参与捐赠以及捐款多少实质上是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对这些外生变量进行权衡取舍的结果。
鉴于我们的实证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慈善政策要充分考虑到对个人捐赠行为进行激励，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如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个人捐赠免税政策，加大捐赠税收政策宣传、简化税收扣除程序，（虽然我们的问卷中没有调查捐赠的税收扣除问题，但是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对北京市民众进行的拦截访问，显示了这两个问题相当重要。见http://www.gongyishibao.com/nr.asp?newsid=12079＆SmallClassName=%B6%AF%CC%AC%CF%FB%CF%A2。）调动捐赠积极性，而不能一味地以道义、爱心来鼓励慈善行为。（2）慈善机构在劝募和慈善捐赠广告上要更加“勤奋”些，形成良好的社会慈善氛围，培育人们的慈善意识、形成捐赠习惯。同时，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慈善机构的监管，建立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信用评价，慈善机构要及时向捐款者及社会公众发布善款使用信息，以增加人们的信任，巩固捐赠者的捐赠意识。对民间慈善组织要加大力度制定有利于其成长的政策。（3）慈善机构为了增加未来慈善收入，应充分挖掘那些捐赠参与概率大而且捐赠水平可能更高的捐赠者，如加大对那些社会交往频繁、社会归属感强、社会地位较高、追求社会声誉的人群进行宣传和劝募的力度。
本文仅仅是初步的微观实证研究，限于调查数据的缺陷，使得回归结果略显粗糙。未来为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的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可以采集家庭数据以及针对慈善机构的专门调查，在此，我们建议国家统计局在家庭入户采集数据时设置捐赠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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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we use a latest individual random survey data of donations through employing Binary Logit model and （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model.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eterminants of individual charitable participation and charitable expenditure.We find that personal，regional and donation channel factors all affect individual charitable giving.Whether people give and how much to give depend on individual utility.Current study provides a prominent implication to charitable policies，moreover，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can form desirable strategies to prompt charitable participation and expenditure from this paper.
Key Words：Individual Charitable Giving；Charitable Participation；Charitable Expenditure；Determinants扩大内需过程中腐败引致的政府投资效率损失风险研究◎张雷宝
*本文是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扩大内需背景的政府投资作用与效率研究”（课题编号：09CJY003）的阶段性成果。张雷宝，浙江财经学院，E-mail：la_bor@zufe.edu.cn。
摘 要：以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扩大内需保增长政策为背景，本文对我国政府投资领域的腐败引致的效率损失总量进行了分析和估算，并在理论上区分了腐败引致的政府投资规模效率损失风险、政府投资结构效率损失风险以及政府投资产出效率损失风险等三种不同情形，并具体探讨了腐败引致上述效率损失风险的路径机制，强调作为带有高成本特性的“暗税”特征的腐败，客观上会导致区域内私人投资偏离社会期望的适度投资率，人为地增大区域政府投资规模、扭曲区域政府投资结构，并降低区域内政府投资的产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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