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萧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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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试读：

萧武将他的几篇文章汇成一本书，请我写序。多年前，偶然看到他对电影《朗读者》的分析，就喜欢上了他的文字，有社会关怀，视野开阔，有洞察力，坦诚，文笔犀利流畅。说是毕业于法学院，但没染上“以文乱法”——其实是“以法（条）乱文”——的毛病。这几篇自然如此。

浏览之后，我却有点诚惶诚恐，不敢置喙。因为这些篇文章在更大程度上从宏观角度切入，更多有关中国当下一些思想论争的梳理。不仅许多材料我不熟悉，而且，由于更关心具体制度的结构及其运转，喜欢知识和制度的谱系学，我不喜欢梳理，也不擅长讨论思想论争，好像抓不住，没有抓手。萧武的后两篇是典型思想论争的梳理和评析。第一篇谈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大致可以转化为新中国前30年（革命和建设）与后30年（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之间的联系。萧武概要历数了前30年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各种条件，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条件对于改革开放的制度意义，不仅支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规定和铺平了中国道路。萧武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思想论争的题目来处理。换一个角度，可以将这个思想论争转化为制度和制度变革问题的讨论。这样，我就可以说几句了。

萧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革命”正名。若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新中国前30年的话，确实只能用“革命”来概括；那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全面变革和革命的继续。但任何概括都有一定偏颇，因为任何概括都必然有所省略，“革命”这个词，因此很容易遮蔽那30年间，在我看来，回头来看，更重要的建设和创造。不错，通常理解的革命就是造反，是暴力，是流血牺牲，是“不破不立”。但人类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最成功的革命，又一定是以建设和创造来完成的，必须有所建树，“不立不破”。萧武在文中叙述了前30年的一系列成就，为改革开放奠基，展开了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如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用一段时间牺牲高等教育来促成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带来了较高素质、恰好适应改革开放的劳动力（这更多是说文化素质。其他素质，如集体行动和守纪律，除了与中小学教育有关，还与农业集体化、服兵役或民兵训练等制度有关）；技术管理队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强大决策力和组织行动能力等。

觉得应当对最后这一点多说几句。这一条对改革开放的意义太大了。有了这个强大的制度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几乎是一声令下，“不换脑袋就换人”，中国这个面积约等于整个欧洲的大国从上到下启动了改革。若没有这个制度条件，仅启动改革就得耗上许多年，一拖就会拖到苏联、越南和印度等国也开始启动改革，就会失去太多优势，中国就将“输在起跑线上”。如没有这个强有力的领导力，改革也还可能因进展太慢或太匆忙、措施不力、不配套甚至仅仅因顺序不对——路径依赖或棘轮效应——而失败，想想消失的苏联！至少效果不会像今天这么显著。

因此，为“革命”正名，不是指出当年为何必须砸烂旧世界，而是展示更具建设性、创造性，意义也更深远的“革命”：探索和开拓中国道路，为其展开和不断延伸创造最重要、最基础的条件。从毛泽东开始，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曾一再强调，这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事业，一定要有几代志士仁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计算大约100年才可能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有一些相互关联的重要制度，也都为中国道路的展开创造了条件。即便萧武都已在文中谈及，我也还想再说几句。

一是“两弹一星”。这是，却并不只是几件武器。它的最重要贡献不是科技，也不是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而是为中国人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长时期的国家安全。从此中国可以大大降低直接的军费开支，并将本来必须用于国防的大量人力物力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自然会有重大收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裁军并非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而是在“文革”后期。1975年，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首要任务就是“消肿”，“精简军队”，确定了3年内军队人数减少60万，精简26.2%的目标；一年后，全军人数减少了13.6%。1980年和1982年，邓小平提出我国要“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以及“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大裁军。有51万人的铁道兵以及基建工程兵集体转到地方，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直接参加了深圳等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基础建设。

二是国际关系的及时调整和布局。1949年中国同苏联结盟，在苏联的经济援助下，新中国有了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果依赖援助，长此以往将隐含一个非常重大的麻烦：长远来看，这不利于中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即成为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完全独立自主的大国。10年后，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之间展开了论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再过10年，1971年，珍宝岛边境战争，苏军大兵压境，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作废。有失有得，这就为后来也即今天中国作为世界一极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更直接更具体的是，1969年开始的中美关系缓和、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乒乓外交打破中美隔离20多年的僵局，以及促成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虽然正式建交还是在10年之后。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式发布了中美公报，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外交机构，中文名为“联络处”，但英文从来就是大使馆。中美关系缓和的同时，中国也在为进入联合国做准备。谷牧回忆，1972年，周总理利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缓和的时机，在外交取得突破的同时，让谷牧抓紧中国沿海的港口建设，必要时可进口一些大型设备，要求3年改变面貌；经济发展和外贸都需要加紧落实港口建设。这说明周总理早就有了长远的部署，如果中国不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外交取得突破的同时抓紧港口建设，谷牧说，“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将受到严重影响”。

三是创建科学技术导向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这是一个影响更深远的贡献。中国文化传统更偏人文，不是科技导向的。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都要求有更强大的科学技术。如何促成这一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变，不但重要，而且其深刻程度注定是一场“革命”。毛主席本人熟读中国传统经典，热爱古典诗词。但他却因自己的诗词“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不愿发表。“文革”期间大学一度停止招生，但毛主席1968年夏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这两件事曾令我长期困惑不解。许多年后，我才理解，这其中的意味是:1.确定引导社会文化投资方向的最终根据不能是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长远需求；2.在国家财力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只能，也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视理工科，就是要改造并创造中国文化传统，“补短板”，吸纳更多科学技术知识，进而把“五四”作为口号的科学变成社会实践，变成中国的社会“文化”。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即便“文革”期间，社会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77年恢复高考时，所有青年人只要可能，几乎都首选理工科。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有相当部分应归功于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传统的革命，大批中国青年因这一变革迈向了科学技术，何止丰富了、其实也是发展了现代中国文化传统。

这些分析都支持了萧武的基本论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展开和形成无法同中国革命切断联系。革命和建设是一个前赴后继的事业。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革命无法让人们当即，有时甚至一代人都不能够看到革命的果实，因此会有人误解革命，认为革命缺乏建设和创造，甚至指责和辱骂革命具有破坏毁灭性。萧武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这一梳理和这一叙事是重要的。借助历史距离提供的透视，他令我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中肯的判断。

萧武的贡献不仅仅是为“革命”正名，而且还了“革命”一个公道，让后来者懂得感恩。前辈的奋斗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为有人感恩，自然也不怕——即便有人误解，即便有人污蔑！萧武努力的另一个意义在于，他的叙述和讨论其实都是从社会科学的层面展示了中国的社会革命和建设作为长期事业的复杂和艰难。这个事业不是一个理想的绽放，一场激情的迸发，一些抽象逻辑的展开，一些宏大词汇的组合，不是纯而又纯的虚无缥缈。它是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中国社会条件的有效和有机组合。若没有，或缺了部分，那就要拾掇或创造，就得无中生有，像上帝创世纪那样，甚至比上帝更加壮烈——因为常常就只能“我以我血荐轩辕”。所有这些条件还都得有个轻重缓急，先来后到，排列得当，要有深谋远虑的水到渠成，也得有即兴发挥的巧夺天工。自然不会只是炫目的壮怀激烈，少不了隐忍、积累、等待，等待并抓住那恰到好处的时机。而这个时机也未必就在你打点了一切后就会到来，或随之而来。即便到来，有时，也许还得出于大局考虑，是否将重要且辉煌的这一步留给后人？！不是“扶上马，送一程”，更因为，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有些事只能由下一代人来做。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或今天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事业，需要一代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无怨无悔。

在让读者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伟大、复杂和艰难之际，萧武从容的文字似乎着意不追求感动读者，因为读者或许能从中获得一种如何做事、如何做成事、如何做大事的务实理解，对真实世界各种变量或条件的更有经验的把握，而不是概念或理想的逻辑演绎。这一角度的理解可能增强我们在真实约束条件下思考和有效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增强一个人的行动力。这也是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继续或一个必要补充。

本书是一种“通三统”的实践，重要的不是萧武在书中分析讨论了（新）儒家，革命以及改革开放这三个传统，而是贯穿在他分析讨论问题中的叙述方式！是的，无论我们怎么看，怎么理解，这三个传统都是我们不应，也无法跳过或放弃的。它们会活跃在我们的血脉中，塑造着我们，也塑造着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谢谢萧武！苏力2017年3月10日于北大法学院陈明楼第一部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部分主要讨论了在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对中国道路的形成起基础性作用的几个方面，并梳理了这些遗产在中国改革道路上所发挥的作用，指出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种逻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以及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同时，正是这两种逻辑的并存，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模式，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而目前的危机在于，社会主义的遗产正在逐步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过于强调向市场经济转型就是与欧美接轨，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像许多人所批判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本部分认为，应当警惕这种情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把握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

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全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引起了诸多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反思进路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30多年来在全世界的流行，过分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放任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失灵，这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一波新自由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强调生产要素和资源应当按照以资本为中心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尤其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要求金融和货币政策更加自由化，同时要减少国际贸易之间的贸易壁垒，加速要素自由流动和重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欧美资本向中国、印度等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而产品则通过全球化的贸易网络在全世界销售。由此造成了欧美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外流和产业空心化。与此同时，金融业却异常繁荣。由此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分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严重的危机。中东等地的伊斯兰教国家原本还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但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纷纷被跨国公司所击垮，从而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工业衰退，进而演变为政治危机。

国内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中国的人口规模巨大，工业基础较好，门类齐全，劳动力素质较高，因此，一旦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将会吸纳大量资本，使工业资本从世界各地流向中国，而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很容易转化为规模优势，以此来冲击那些工业基础较差、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国家的工业和市场。也就是说，中国虽然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但同时也将制造业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同时导致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工业规模，使中国不仅可以迅速占领低端产业，而且可以通过低端产业来完成资本积累，形成从低到高的完整工业体系。因此，国内有人批评中国是世界工厂的同时，国外则有人关注到，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人的失业率将随之提高。

这当然也是事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已经从服装、玩具等附加值较低的低端工业产品转向了汽车、装备等附加值较高的高端工业产品。中国出口的产品也不再只是为跨国公司代工生产，大量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无论是在资本还是在技术和生产上，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优势。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是华为的崛起。虽然三星、苹果等国际主流手机品牌的生产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出口的手机就只有外国品牌，华为、小米等国产手机已经开始冲击三星和苹果的市场份额。因此，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的现象，尤其是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此起彼伏，欧洲、美国都在不断进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并采取政策措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因此，中国反而成了世界上维护贸易自由最为积极的国家。

但国内一些人仍然认为，新自由主义并不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国家减少干预、市场力量壮大的结果，这是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主要经验。今天，中国要深化改革，就是应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对中国来说，改革最重要的议题仍然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加快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加快土地私有化，甚至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应当加快对私人资本开放，国家应当逐步从这些领域退出，同时放开资本管制，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

除了经济上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则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改变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应当向民主自由宪政法治改革。在文化上，则是鼓吹与西方普世价值接轨，开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的改革虽然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过多干预，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的力量却并不通过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来完成，而是由国家推动。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应当主要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可他们往往忽略了新自由主义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尤其是在政治上，虽然新自由主义者常常呼吁民主，但在涉及成千上万家甚至上亿家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却并没有过多考虑他们的权利。在农村问题上，他们则以少数城郊农民遇到的拆迁问题为理由，鼓吹土地私有化，而没有考虑到远离城市的农民的利益。在是否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积极拥抱全球化，而极少考虑这会给中国带来哪些负面影响。他们过度鼓吹私有化与市场化不仅局限于经济上，也包括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从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直到今天，新自由主义者仍然无视这些问题，仍然坚持认为，市场从来没有失灵过，只有政府和国家失灵。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也与新自由主义无关，他们认为，中国要真正走出危机带来的影响，就只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那么，中国经济的成就真的只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吗？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选择吗？中国改革的前提条件：革命红利

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叙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来自市场化改革。但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就已经有许多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它们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成就。有些国家甚至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走向了经济衰退和政治社会动荡乃至崩溃、社会发展严重倒退。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没有步那些国家的后尘，反而保持了长达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坚持的基本制度，所拥有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基本条件。

一个最为显而易见的差别是，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的漫长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虽然，苏联和东欧地区也曾经与中国一样，走过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这些国家并不相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革命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脱离了农业社会；而中国革命则是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与苏东国家完全不同的鲜明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完成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族独立的革命。

与苏东地区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革命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战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达28年。在这个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革命始终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以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保卫自己的生存，同时在已经控制的区域内不断坚持推动根据地建设，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造。由于革命面临的严峻外部环境，根据地建设主要是在农村进行，在尚未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对城市工作的经验较为缺乏，工业建设和管理则更加谈不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革命摸索出了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也就是毛泽东思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对于如何改造农村，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并进行了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同时，打碎农村原来的权力结构，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并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完成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革命性改造。通过土地制度革命，农村同时完成了多项任务。第一，彻底打碎了原来由地主、富农组成的农村统治结构，实现了农民翻身做主的愿望。第二，通过分配土地，将农民组织起来，重建农村社会组织，使原来一盘散沙的农民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第三，因为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给予女性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从而打破了旧社会的性别压迫，实现了女性解放。第四，在农村建立了集体生产组织，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的建设，从而改变了农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第五，在少数民族地区，奴隶主占有大量土地，通过在这些地区进行土地分配，推翻奴隶制度，打碎原有的宗教法权体系，从而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从宗教的精神控制和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使翻身农奴真正得到人身自由。

与土地革命同时进行的农村社会革命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因为它将农民组织了起来，建立新的国家治理机制，从中央政府到最基层的村庄都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党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彻底结束了旧时代“政权不下乡”、仅靠乡绅代行治理的局面，真正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全国广大基层农村，从而能够使国家政策在农村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实现党和国家与广大农民紧密相连的组织建制。在这个农村集体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国家又进行了土地的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农村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组织体系有了基础条件。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在当时整个国家都缺乏资金的条件下，要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只能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自身的积累。有了农村集体组织网络，农村才能建立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础教育体系，减少疫病、消灭文盲，并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在此基础上，农村大面积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善种植条件，提高粮食产量，从而保证了全国人民的基本温饱。历史地看，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主要是在进行组织建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在一些富裕地区则较早地开办了社办小企业，发展农村工业。

因此，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条件。

第一，中国革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晚清时期，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并不能带来国家的繁荣昌盛，在袁世凯被推翻后，中国军阀林立、割据混战，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1927年之前，北洋政府虽然名义上作为全国的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完全无法约束各地军阀，甚至经常出现地方军阀直接对中央政府开战的局面。历经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中央政府已完全沦为地方军阀的统治工具，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失去约束能力，反而经常以调停的面目出现。北伐战争之后，虽然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各地军阀只是改旗易帜，对中央政令并不完全服从，只是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服从，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不服从。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武装全部覆灭，中国才实现了自清朝灭亡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其中包括新疆、西藏也纳入了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国家政治稳定和行政管理统一是经济建设的前提，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实际上却非常重要。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名义上属于国家主权管辖的地区，实际上中央政府并不能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国家随时有可能陷入政治动荡和分裂的局面。

第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治理体系。通过革命，国家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不仅在军事上完成全国统一，而且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治理体系。政令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每一个村庄、厂矿企业都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明清以后，代表中央政府权力的皇权只能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交给地方乡绅、地主和宗族进行统治。辛亥革命以后，在军阀割据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暇也无力进行基层组织改造，代表中央政府进行统治的权力机关也同样只能延伸到县一级，部分地区可以到达乡一级，再往下则只能交给乡绅、地主统治。不过，与明清的县以下治理模式相比，民国时期的县以下委托式治理要更为彻底，但是税收却未能建立全国统一的体系，只能采取包税制，即由地方乡绅或豪强承包税收。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对全国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迅速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村庄、厂矿企业等单位的党组织体系及行政管理体系，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体系。由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将全国纳入同一个政令畅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状况常常被忽视，并不被认为是革命的重要成果。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央政府的指令只能贯彻到一定层级，再往下则完全无力进行有效的管理，基层社会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地主、私营企业主、宗教机构在基层的权力要远远大于政府。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完整的法律体系，但在基层出于宗教或民族习俗考虑，不经国家司法部门审判，直接将人处死的事情时有发生，国家对此也无力干预。

第三，基层社会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发展状态相对较为均衡，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国家政令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国家法律能够得到遵守和执行。全国解放之初，不同地区之间长期以来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部分边疆地区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占据统治地位，有些地区则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个少数民族区域按照各自的民族、宗教习俗生活，不同地区有各自的法律体系，无视中央政府法令。比如当时的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和宗教改革，国家废除了任何机构和个人对其他人采用私刑的权利，无论任何地区、民族、宗教，都必须统一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也就是说，各地区的基层社会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不再处于前现代状态。这是中国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之处。

第四，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格。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名义上并不是殖民地，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各大中心城市享有租界，香港和澳门则完全被别国占领。20世纪30年代，中国又经历了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得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完整。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自立于世界舞台。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始终对苏联干预中国国内事务保持警惕，坚持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在国际上，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中美建交，中国逐渐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当中国在1978年之后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姿态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此后，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在主权上的独立性始终是完整的。

第五，国家致力于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而不依附于某一特定阶段。名义上，中国的国家政权是中立的，而实际上并不中立。在封建社会，国家政权主要依靠的是封建地主阶级。进入民国时期之后，国家政权则依赖于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依靠工农阶层的。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则在各种公共政策上尽可能地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国家提出统筹兼顾的治国理念，在城乡关系上，不仅提出“城乡一体化”，而且不断增加支农投入，从而将城乡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在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国家尽可能保护少数民族的习俗和宗教信仰。由于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国家则通过转移支付，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布局。总之，保持各领域的平衡，缩小差距，从而保证国家的团结和稳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中国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建立了一个权力相对集中且相对高效的国家政权，从而能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尽可能地保持均衡发展。相比之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没有经历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国家政权往往依赖于经济上更为强势的民族、地区和社会阶层。或者说，即使国家政权有保持中立的意愿，实际上也做不到，就是因为国家政权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上。

第六，由于党的领导持续稳定，中国拥有相对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于保持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政治环境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国家政治社会稳定，才能吸引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而对那些政治环境不稳定、动辄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来说，投资随时都有可能血本无归，因为其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前提。在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前殖民地国家，国家政权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尤其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政权总是在文官政府、军队和宗教势力之间来回摇摆。苏东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剧变，由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转向资本主义模式，但很快因实行欧美提供的“休克疗法”方案而导致经济转型失败，原来的工业基础迅速被西欧和北美所摧毁，工业空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倒退，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倒退。乌克兰在苏东剧变之后经历了数次“颜色革命”，政局反复动荡，直至民选政府被街头革命推翻，国家成为东西方势力角逐的战场，经济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泰国，文官政府领导下的政府多次被政变推翻，过几年又恢复民主选举，建立文官政府，如此周而复始。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基本保持稳定，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的“革命红利”，一个受多数人民拥护的国家政权，国家建立了从中央到每一个乡村、企业的严密治理体系，并且能够妥善解决局部地区出现的问题，从而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第七，拥有相对比较健全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轻工业到重工业，都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中国90%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料和机器设备没有能力自己生产，必须依靠进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8年，国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9%，并建立了产品门类齐全的工业和研发体系。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外资还是私人资本，如果想在中国投资，都可以找到相应配套的工业生产能力。今天，虽然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却始终保持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并非照抄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并且不会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荡和危机所冲垮。在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工业产品通常以其优越的性价比占有较好的市场竞争地位。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起步，在30年内就完成了初步工业体系的建设，这同样离不开彻底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由于建立了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使得中国有能力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以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各省都建立了小规模的农机、化肥等支农工业，耕作机械和化肥农药等工业部门也已在70年代末纷纷建成投产，从而推动中国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从全国范围内看，通过内地三线建设等国家战略布局，以及在国家的推动下，除了基础性的高度依赖自然禀赋的资源型产业，各省基本上都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中国在对外开放后，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自主性的基础条件。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地方经济的活跃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

第八，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曾经一度将中国的经济奇迹解释为要素价格低廉所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劳动力价格较低，这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大的竞争优势。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甚至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家，同样人口众多，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拥有与欧美更接近的民主体制，但它们的经济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发展成就。这里面有制度因素、道路模式不同等原因，而且在人口要素方面，中国不仅比这些国家人口多，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素质比这些国家要高得多，更加适合现代工业的生产需要。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至少都接受过基础性的现代教育，因而更能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同。农耕时代对劳动力的要求是只要健康，有足够的体能完成体力劳动即可，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低，这符合了当时教育不普及的现实条件。现代工业生产时代与传统农耕、小手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不同，现代工业生产时代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高。如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招工，一般都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也就是说，要具备基础性的文理知识，能够较快地掌握工业生产的基本技能，成为熟练工人。而中国制造业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展开产业转型升级，高端装备制造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也是因为中国储备了大量具备高中及大专、中专教育程度的工人。

第九，基本完备的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十分匮乏、落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1978年，铁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2万公里增长到4.9万公里，公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8万公里增长到89万公里；实现了县县通公路，电信覆盖到乡村（尽管标准不高）。由此，电力工业粗具规模，并且有能力在本国制造业的基础上升级换代。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因存在基础设施短板问题而无法吸引投资，在当时国家严重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通过发挥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来完成。中国革命为中国建立了一套严密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从而使中国能够将大量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以极低的成本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他国家因为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也没有用极低的成本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能力，反而只能高度依赖资本投入，因而无法完成像中国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相对比较稳定的金融体系。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仅存在非商业化银行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建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建立发展了信托、证券、基金等行业，建立健全了金融体系。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货币和国际金融资本体系并未接轨，因此也就不容易受到国际金融体系动荡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中国不仅自身岿然不动，而且还以强大的国家能力支持了香港金融市场，帮助香港降低了金融风暴所带来的损失。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抗击金融风险能力受到考验，但仍然保持着货币主权，能够在应对危机时保持主动。

人们常常认为，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和黄金储备等，但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本身就是信用货币，而信用货币的最终担保是国家信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信用和完整的国家主权，货币不可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保持其独立性、主动性。

第十一，比较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研发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服务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国家还建立了从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的完备科技研发体系，并且培养了自己的研究团队，提升了研究能力。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也比较完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总体上能够保证源源不断地培养从人文社会科学到理科、工科、医学、农业技术等各方面的人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提供了大量低端产品制造和来料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的产品，这种初级水平加工业的规模优势支持了中国的科技研发，从而保证了中国有人才和技术能力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发展。而且，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很大程度上采纳苏联模式，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是按照苏联的大学模式进行改造、调整和建设的。因此，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从改革开放之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明显的偏重理工科发展的特征，更为重视发展理科、工科等应用型学科。尤其是在原来各工业部门均由国家设置的相应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的时代，几乎每个工业部门都有相对应的初级、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如纺织、煤炭、钢铁、铁路、交通、航空、金融、农业、林业等部门，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大学。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进行了多次高等教育改革，但是这个体系仍然基本保留下来了，只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的不同在不同时期进行调整。如2000年前后，随着国家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各地高校纷纷开始开办法学院。

第十二，相对比较成熟且完整的政府科层治理体系。虽然这套体系也曾产生过官僚化等问题，但是一直在通过政策进行自我调整和约束，因而能够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工作效率。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不能比较规范地建立这样一个科层体系，就无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很多人将这一点归结为中国悠久的精英主义政治传统和文官政治传统，但事实上，更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继承传统，而是中国的革命。否则何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在成熟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统治下，同样是采用文官政治体系，而且中央集权程度为历代最高，中国却在鸦片战争之后走向衰落？虽然这个科层治理体系内部也曾经有过多次自我更新和改革的努力，但最终却都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锤炼出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治理体系，具有较高的政治自觉，不断通过自我修复和纪律约束，避免了官僚主义产生的惰性。这个科层治理体系本身是按照现代治理理念建立起来的，同时，组成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基本的现代知识体系与理念。对各层级政府官员的选拔培养都有严格的制度和完善的培训体系。正是在这种体系下，中国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和农业化，为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准备了基础条件。新中国的干部是在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建设的锤炼中一步步成长、成熟起来的，并不是靠读书读出来的。

第十三，国家对经济事务具备有效干预的能力。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之下，国家过多干预经济运行是不应该的，而应该让市场自身的力量来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调节。但对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以国家力量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是不想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而是没有这个能力、做不到，而中国却能做到。因为市场的盲目性是客观存在的，在市场调节那只看不见的手失灵的地方，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进行补救。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贫富分化现象都是市场化会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甚至包括欧美发达国家。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来自市场化改革，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早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已经有许多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它们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成就。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没有步那些国家的后尘，保持了长达30年的经济增长？显然，中国市场化改革所拥有的基本条件，这些国家并不具备。因为市场的力量一旦形成，就是非常强大的，会按照自己的规则和逻辑运行，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又缺乏足够的政策工具来进行有效干预。对市场力量的警惕和对市场化可能弊端的警惕，是中国革命的传统之一，孙中山就曾提出了节制资本的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着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警惕，毛泽东主席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从而为改革开放之后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积累了理念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第十四，尖端国防科技工业。关于“两弹一星”，今天没有什么人会否认它对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提供了基本的战略反击能力，使中国免于核讹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此后他国对中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上被排除了。同时，由于“两弹一星”为国家自身的安全提供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从而使中国能够大规模裁减常备军的规模，有条件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幅削减军费、裁军，经历了苏东剧变的国际风波后，国家安全始终未受到明显威胁，这不能不说是“两弹一星”带来的安全红利。

第十五，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完整的覆盖全体国民的卫生医疗体系。虽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时的卫生医疗保障水平并不高，但如果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情况，或者与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就会发现新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那时动辄频发的大规模流行性疫病是困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痼疾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无论是封建王朝时期，还是民国时期，都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疾病防控体系。一旦发生大规模的饥荒、水旱、病虫灾害，就很容易引发流行性疾病，而国家也无力对此进行有效救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多次国家主导的群众性运动，我国基本上根治了传统农业时代频发的大规模流行性疫病，以及在特定地区发病率较高的常见疾病，建立起了有效的疾病防控体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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