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乐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金声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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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乐河试读：

作者简介

李金声，1956年9月生于哈尔滨。1970年因“三线建设”，随家迁往江西乐平。先后毕业于江西省政法学校、中国政法大学。在江西工作期间，担任过江西省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2000年调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担任过《检察日报》社长助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主任、监察局专职副书记，二级高级检察官。

青年时候喜欢诗歌，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新诗30余首。中年时候专研法学，发表过法理学、刑法学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获奖。在不长的媒体工作时间里，发表过法治评论、杂文100余篇，获得过中国法治好新闻一等奖及其他新闻奖项。

内容提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战争脚步日益迫近的形势下，中国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

三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以一个三线企业为背景的历史报告文学。史料丰富，思考深刻，情感炙热，值得一读。

序一：细节：历史宏观叙述的宝贵素材

老友李金声经过多年努力、用心完成的书稿——《遥远的乐河》就要出版了，通读一遍，像是一部很好看的纪实性文学作品；然而，在聆听作者讲述一件件往事的同时，思绪又不可避免地被拉向已经渐行渐远的峥嵘岁月。那字里行间再现的真实故事情节与秉持的客观分析态度，分明是在冷静而生动地记载着一部穿越时空的历史章节。

历史的发展当然有其规律性，有关宏观叙述不仅有例可援，且广为人们所熟悉。但是，官修史书囿于制度性约束，基本定型于相对固化的范式，一般都比较注意对事件的编年记录，重要人物的概括性介绍，各种典章制度的记载。而对于有关事件运行的细节，各种力量的牵制扯动，当事人的内心感受，民间百姓的心理反应，过程中各种偶发因素及其对事态发展的影响等，则往往被有意无意“忽略”。

其实，历史进程总是伴随着多样性的，人们从多层面、多角度地观察微观细节，才比较容易寻觅到影响社会运动的重要线索，把握带有方向性的历史发展脉络。细节若被完全舍弃，真相便可能被虚化甚至淹没，人们会因视野偏狭扭曲或因视距任意放大而不得要领，无法从中得到正确的认知。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当代史中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缺乏从触摸“平民物事”中补充了解常见而生动的细节，难免使一些历史事件的记录缺少生气甚至失去可信的依据。《遥远的乐河》是一部反映三线建设题材的纪实性书稿，在我看来，作者李金声实际是在对这一重大题材做历史细节的“补充作业”。他所讲述的三线建设故事，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中国内部的经济建设刚刚从“大跃进”的惨痛经历中逐渐恢复，而中国外部的国际环境又同时受到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强力挤压。在毛泽东看来，战争威胁正步步逼近，形势已非常严峻。据此判断，他对正在制定的“三五”计划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要搞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

从1965年开始，中国东部的重要制造业，特别是涉及生产军事装备的企业，纷纷遵令由东到西、从北向南拆分迁徙至交通不便、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作者李金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父母从黑龙江来到江西，在远离家乡的乐河边上，他亲眼看见、亲身参与了那个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苦建设过程，也亲自体验了那个工厂后来逐渐由盛而衰直至消亡的悲壮结局。

乐河机械厂曾经是中国直升机研制、生产的重要基地，但生产要素不合理配置造成了它的先天不足，市场经济大潮无情冲击又形成了它的后天失调，两种因素的叠加效应，使它经历了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多次折腾，令人扼腕叹息。但从微观角度上看，乐河机械厂应是中国三线企业发展史研究一个很典型的样本，“麻雀虽小，五脏六腑俱全”，那里举凡生产建设的大致情境与职工生活的种种情节，无疑也是江西40多个三线企业的缩影。当然，用更深远的历史目光检视，作者娓娓叙说的一个个小故事，更折射出了全国三线企业在那个年代曲折发展的一道道深刻印记。

我与作者李金声相识相交数十年，他为人热情坦诚，行事严谨认真。年青时钟情诗歌、散文、小说，有过不少优秀作品发表，曾被誉为“青年诗人”的雅号；后来从政又在多个岗位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处理过好几起在全国都很有影响的大事。有着这样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综合训练以及把控操作能力，加之视野开阔，思路敏捷，使得他在写作本书时，思绪能在历史与现实中自由穿越驰骋，也使得书稿行文举重若轻，叙事生动有趣、平中见奇，论人有血有肉、亲切自然，兼具了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和史学论著的沉着感。

金声现已退休并定居北京，虽然地理上与他曾生活工作过的江西很有一段距离了，但乐河并不遥远，往事并不如烟。相信读者一定能从阅读这部书的细节中，捕捉到那段特定年代丰富的文化信息，体验到作者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担当，更品味出文学与史学相衔相融的特有味道。

是为序。2018年1月5日

序

二

从1976年相识，我与金声相交至今已经42年了，从青年，走到中年，再走到老年。金声的新著《遥远的乐河》问世，嘱我写序，我是有很多话要说的。

一

我与金声相识于上饶地区诗歌音乐创作学习班。那是1976年的12月，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整个中国沉浸在巨大解放、巨大欢乐的时候。我与金声都是诗歌爱好者，他当时是插队落户的知青，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民办教师，我则是一家工厂的工人。我们在冥冥中都有一种模糊但又强烈的感觉，我们人生的转机就要到来了。

由于对文学的爱好，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都已经进到了南昌。我在省直一个机关工作，他则在高考中考取了江西政法学校。同在南昌，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他在我的办公室里，以办公桌面为案板，包过一次饺子。我们谈着诗歌，喝着高度但劣质的白酒，飘飘欲仙。

再接下来，从学校毕业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江西省检察院工作。这时候，他的诗歌在江西已经很有知名度了，曾经作为江西十大新星诗人，在《星火》杂志上发表过多首诗作。

然而，在时代伟大的转折中，更加火热、凝重的社会热点吸引着我们。他转向了法学，我则转向了经济学。由于诗歌创作带给我们的文学训练，使我们在学术领域中有了一种文学表达的优势。他在法学领域中的研究，以及他担任公诉人时滔滔不绝的口才，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那种求新思变的浓厚社会氛围，他迅速地出类拔萃，成为当时司法界一位很有影响力的青年检察官。他也正是因为优秀，从江西走进了北京，走进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大门。

金声的人生经历是很有说服力的，中国改革开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似乎是物的革命，但其最本质的意义是人的革命。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予人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平的成长机会。可以不问你出身、不问你档案、不问你学历，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就有获得成长成功的可能。尽管这样的体制还不成熟、还不完善，但已经形成了一种雏形，造成了一种态势，金声就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我们在对现行体制进行批判的时候，的的确确可以揭露出许多依靠金钱贿赂、依靠投机取巧、依靠唯唯诺诺取得成功的例子，但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依靠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事实。尽管他们成功的道路是漫长的，有的甚至是曲折的、艰辛的，但他们毕竟成功了。人的解放，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最深刻最伟大的变化。二《遥远的乐河》很耐读。这本书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展示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一段历史。在宏观层面，金声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探寻“三线建设”的决策、过程和结果，试图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出一个历史判断。但金声毕竟是一个诗人，于是他以他成长的摇篮乐河为叙述对象，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真实的细节中，对“三线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出直观的、形象的、生活化的演绎，所以这本书既有思辨的理性，又有可触摸、可感知的故事化描述。

关于“三线建设”，学术界是有分歧的。一种观点认为，“三线建设”是一个错误的决策，总体来说，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线建设”改善了中国的生产布局，推进了中国的国防建设，强化了中国制造业水平，功不可没，并且举出了许许多多成功的例子。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如果停留在某些细节、某些个案、某些片段上，并以此做出结论，显然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方法。当我们把视线放到20世纪60年代国家在外交上实行“两面开弓，四面出击”指导方针的时候，当我们把视线落到当时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当我们把视线集中到当时所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这一体制具有强烈的命令经济性质的时候，就可以从总体上对“三线建设”这一事件得出另一个结论。这就是“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基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编制者在形势判断出现严重偏差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在总体上这不可能是一个科学的决策，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在总体上取得成功。当20世纪80年代大量的军工企业实行大规模搬迁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结论。因此，金声在《遥远的乐河》中对“三线建设”的看法，我是支持的、赞同的。金声用宏观与微观、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创造手法，公正而又形象地得出他的结论，表现出一个三线子弟对这段历史一种特有的责任感。三

金声尽管比我小，但也年过六十了，我们都步入了老年。怎样使自己的老年生活快乐？金声似乎又回到了他的原点，回到了他的文学情怀上。

文学是一个抒发心灵情感的窗口，是一种不需要金钱就可以给人带来无限享受的生活形式。你可以嘻怒笑骂，也可以热泪涟涟；你可以大气磅礴，也可以小桥流水，一支笔，一张纸，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胸臆。所以，文学是人类创造的最文明、最可爱的养老方式。金声没有沿着法学的道路再走下去，而是回归到了文学青年的角色。《遥远的乐河》是他老年的第一部作品，我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养老方式是那么多姿多彩。我期待着他有第二部、第三部作品的问世，我相信他会过得很快乐、很健康、很满足，因为他的心灵中还荡漾着40年前一个文学青年的情怀。

自序：一段不能淹没的历史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春月秋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明代杨升庵的这首《临江仙》词，把怀旧者的沧桑感、兴亡感和哀伤感都写尽了。《遥远的乐河》写完了，我也把这首词放在我的自序之首。所有阅读、忆旧、述史的人，内心无不怀有吟诵这首词时的心境，我也不例外，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心头也常常回响着这首千古绝唱。

岁月真的是那么无情吗？乐河一代人的苦难就这么风轻云淡地过去了？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就这么成为笑谈了？我不相信！如果历史总是伴着浊酒成为笑谈，那人类就将永远生活在蒙昧之中。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因为它是一本教科书，前人的失足、莽撞、愚昧、任性，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它提醒后人路该怎么走？桥该怎么过？

1．千里去寻故地

2017年4月，草长莺飞的季节，我从北京出发，再次奔赴乐河，做了一次“不忘初心”的行走。

车过临港，我的心跳开始加速。道路比昔日破旧了很多，一些地段已经被民居挤得很窄。到了夏家村附近，进入乐河的那座门户山已经被采石场削为平地，当年熙熙攘攘的乐河夏家居民小区不见了踪影。

再往前走，汪家岩南坡的乐河厂青年职工集体宿舍还在，不过已经是一栋即将倒塌的危楼。楼梯已经断了，窗栏全被拆走，露出一个个黑黑的大窟窿，远远望过去，像一只只迷茫的大眼睛。

从乐坜公路转到汪家村，那幅巨大的、破旧的、屏风似的水泥宣传墙映入我的眼帘。墙上的图画已经看不清楚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上面留下了或黑或灰的痕迹，看上去像一张饱经风霜的老人脸。

车在当年乐河厂的大食堂前停下。我屏住呼吸、任心脏怦怦直跳，慢慢地向它走近。47年前，我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就是在这里下车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栋房子还在，基本样式没有变，这让我有点意外。千里来寻故地，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从大食堂离开，我转到大食堂对面的那片树林子里。这里是乐河五七学校旧址。我曾经在这里上过两个月的课。当时，三个班级、100多学生，上课自带小凳，膝盖当桌子，黑板挂在树干上；鸟儿在头上蹦跳，老牛在身边漫步，那真是一段奇特的学习经历。如今，林中的各种树木都长高了、长粗了，头上的枝叶更加密实，阳光几乎射不进来。我找到自己当年曾经靠过的那棵大树，回忆当时上课时的情景，手抚枝干，欲说无言。

我又来到当年的五七广场。主席台已经千疮百孔，几成废墟；广场上泥泞不堪，人不能步行，车子也很容易陷进去；两侧的家属房都已经不见踪影，一人多高的蒿草十分茂盛，广场的边角处还有几座新坟。此情此景让我很难相信，当年这里曾经是人声鼎沸的欢乐之地，是发生过很多重大事件的重要历史遗址。

最后，我开始寻找自己家曾经的居所。当年，从下石粮站向馒头山方向走，大约100米，就到了我们家那趟房子的房头。由此再向西数第三个院子，就是我们家。如今，下石粮站还在，但是已经破败不堪，几乎辨认不出来。门前原来是一个小广场，现在下石村东扩，村民的房子已经建到了粮站附近，东一栋，西一栋，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格局。那条我曾经无比熟悉、闭着眼睛都能走到家的大道已经没有了。村民的房子后面，是茂盛的蒿草，芦苇一人多高，连一条羊肠小道都没有，我彻底地迷路了。

本来还有一个辨别的方法：我们家西边200米，是临港乡中学，以临港中学的房子为地标，大体上也能找到我们家的位置。可是，临港中学也已经搬离，附近一大片家属区，有的房子被农民拆除了；有的自己倒塌，只剩下残砖断瓦；其余的地方就是野草丛丛，地形地貌全变了。

转了几个圈，我用尽各种方法，还是无法确定自己家究竟在哪个位置。找了几个地方，粗粗看着都很像，细细琢磨又都不是。转了40分钟，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在不远处，找到一栋破房子，和我们家当年的房子格局一致。我在门前照了几张照片，自欺欺人地证明自己来过了。这种照片，除了我自己知道是假冒的之外，就是我爸爸妈妈也看不出来。

这就是乐河。47年前，4000名职工、4000名家属，合计是8000名老幼人员，从哈尔滨、南昌，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驱赶走野兽，盖起了竹棚，挑来河水，开始了乐河的建设。从此，馒头山告别了往昔的空寂，迎来了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几年以后，汪家岩山洞里，建起了一座四层楼高的厂房，附近山坞里建起了十几个车间，一条大道贯穿乐河东西，整个乐河像一个瓜蔓，一根藤上结出了大大小小很多的瓜。

从1970年到1987年，整整十八年的时间里，乐河人在这里餐风饮露，战天斗地。先后试制、生产出几种型号的飞机发动机，尤其是测绘、试制出的直升机涡轴式发动机，为我们国家直升机动力系统升级换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战争的硝烟渐渐远去，中国军事工业面临着艰难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三线企业九死一生。幸运活下来的，也是伤痕累累。乐河厂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军品优先的前提下，大力研发民用产品，通过“军转民”获得了重生。1984年第一次扭亏为盈，生产的长江750摩托车发动机等一系列民用产品，获得过很多优质奖章，极大地提升了相关民品的技术含量和品质，与此同时，企业自身也走出了困境。

1987年，企业再迁，远赴江苏常州，为自己的蹉跎岁月画上了句号。

馒头山下重新平静下来。除汪家岩山洞被一个单位征用外，洞外的厂房一间一间地倒塌，渐渐成了野兽的栖息之地；家属区像被轰炸过，遍地残砖断瓦。

随着岁月的流逝，乐河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故事，成为一个似真似假的传说。附近农村，乐河走后出生的孩子，只知道乐河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到处有倒伏建筑的垃圾场。在老一辈人的心中，当然忘记不了往昔的乐河，只是不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要来？后来为什么又要走？

一段历史，像沙滩上的脚印，几阵大风过去，很快由深变浅，由浅变无，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乐河机械厂曾经是江西40多个三线企业中不多的几个央属大型企业，是航空工业部在准备大搞直升机时的重要战略部署，在中国直升机研制、生产的历史上，曾经书写过闪闪发光的一页。它的诞生与发展，挣扎与离去，印证了中国三线建设一段十分重要的历史。

一位乐河厂的老领导对我说，当年从哈尔滨东安机械厂调来的近1500名老职工，离世的已经大半；从福州军区退伍转来的500名战士，也已经“走了”200多人。剩下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对自己曾经的经历很少谈起，致使他们的晚辈，所知寥寥。

死者默默，生者不言，曾经的牺牲、苦难、煎熬、泪水，渐渐地全被遗忘了。

几十年来，我走遍了全国各地，参观过各种类型的纪念馆：包括青海原子弹基地纪念馆、新疆石河子农垦战士纪念馆、江西共青城创业者纪念馆……以及众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念馆……俯瞰展柜，凝视展品，经常心潮起伏，热泪盈盈。

我也瞻仰过很多纪念碑。抗日战争纪念碑、筑路烈士纪念碑、抗洪英雄纪念碑……伫立在碑前，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在乐河，我面对的是残砖断瓦，是茅草萋萋……

因此，我决定要把自己在乐河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主题就是我在书的封皮上写的三句话：向三线人的青春致敬！向三线人的热血致敬！向三线人的牺牲致敬！我要用我的文字，为乐河的建设者建一座纪念馆，筑一座业绩碑……

2．从历史深处走来

三线建设曾经是国家机密。从1965年开始，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之战以后，中国东部的主要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几乎都拆分西迁。几百万人由东到西，车轮滚滚，尘土飞扬……人迹罕至的大山里，迎来了身着各种工装的建设者。

但是，这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报纸上没有字，广播中没有声，电视上不见影。迁进深山老林里的企业，厂名都是代号，像一个神秘的天外来客。如，乐河机械厂的厂名叫“国营370厂”。从这个厂名中，你不知道这个厂子坐落在哪里？不知道它的主管单位是谁？不知道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除外，这些工厂大都还有一个掩人耳目的邮箱。比如，乐河厂的邮箱是：“江西省上饶市934信箱”。一般人还以为乐河厂在上饶市，或者在上饶市郊。其实，乐河厂距离上饶市100多公里，中间横跨几个县，选择这个代号作邮箱，为的是声东击西，把人的注意引向他途。

三线工厂的职工家属，经常要接受保密教育。外人如果打听关于厂子里的情况，他们大都选择王顾左右而言他，让听者一头雾水。如果听者再问下去，回答一定是：“保密工厂，不要再问了”。

1978年，我考入江西省政法学校。这所只在省内招生的学校，学生们讲的都是带有江西各地方言味道的普通话，同学们对我这个说东北话的人感到有几分不解。我向同学们解释说，我生在东北，长在东北，是因为三线建设才随父母来到江西的。他们不知道三线建设是怎么一回事情，我需要再解释一番。那个年代，三线建设还没有解密，有的能说，有的不能说，因此，经常是越说越乱套，最后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011年，《读库》上发表了一篇“三线人”的文章。这是我见到的、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写三线建设的文字。作者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在三线工厂里生活过几年，熟悉三线企业里的生活。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勇敢地打开了一扇厚重的大门。

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三线风云》，这是一本回忆录、访谈录、研究文章的合集。该书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三线建设，从决策、规划、实施到90年代调整改造的全过程。生动具体地描述了“三线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风云壮举，同时也披露了部分鲜为人知的奇闻趣事。书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国三线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

该书分为回忆录、访谈录和学者研究文章两个部分。前者是当事人的回忆，后者是学者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分析和评价。在第一个部分，当事人绘声绘色的讲述，带着读者走进了三线建设的现场，让读者与当事人一同激动、一同哀伤、一同惋惜、一同惆怅。其中，作家莫言哥哥管谟贤的回忆文章“浦沅之忆”写的最为生动。管谟贤回忆莫言去看他们一家时写道：“莫言出发前，发了一份电报给我，邮局收到电报先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去取。因为那时老母亲常年有病，听到有电报，我就以为老母亲病危，于是浑身冒虚汗，脚下瓣蒜走不动路了。挨到邮局，邮局的黄淑华大概看到我的脸色难看，赶紧说，没别的事情，就是有人来看你。我这才恍然大悟”。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撰的《小三线建设》。该书以访谈的形式，全面追忆了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过程。访谈对象有上海市一级领导、有三线企业负责人和一般干部职工。内容包括：决策、选点、搬迁、建设、后方支援、职工队伍管理等。甚至还包括解决大龄青年婚姻问题、开通每周一班往来上海的班车、企业迁走后财产移交等，全景式地展示了上海三线建设的整个过程，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了上海小三线人的辛酸苦辣。

2015年年底到2016年年初，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一辑、第二辑。书中除保留前述的《小三线建设》的特点之外，还选编了几个人的日记。日记作者有的是三线企业负责人，有的是三线调整改造办公室负责人，都是工作在三线建设一线上的领导同志。日记真实地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带着读者如目击一般地走进了三线历史。

除外，一些企业还编辑出版了自己工厂的厂史资料。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人民厂——江西“小三线”9333厂实录》、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线军工岁月——山东民丰机械厂（9381）实录》，等等。实际上远远不止我列的这几本。

学术界是三线研究宣传的主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东林，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等，长期关注三线建设，踏寻故地，查找档案，发表了若干很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已经成为三线建设研究权威式专家。

3．欲说“得”“失”好困惑

对于三线建设决策是否正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从上到下一致的看法是：在面临强敌入侵的严峻形势下，改变已有的工业布局，让出敌人具有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多山、交通不便的西部建立工业基地，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是当时唯一能做的正确选择。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及历史文件的不断公开，对于三线建设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当前，关于三线建设决策正确与否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多数学者对三线建设的决策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认为，“凡事预则立。尽管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希望看到战争，但也绝不因畏惧战争而放弃一寸领土，因此，把战争伤亡和经济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的预防，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当年制定三线建设和前后方防御方针，不是一时权宜之计，更不是错误判断了当时国际形势的冲动，将在中国国防战略中起到长久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战略后方是国家战时对前线作战和后勤供应的主要基地，是坚持战争、争取胜利的主要依托，也是和平时期保障经济建设、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那种以为建设三线的决策是过高估计发生战争可能的说法，认为事实上仗并没有打起来，而证明建设三线决策是错误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也是不严肃的。战争爆发和制止战争从来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所准备也是制止战争的因素之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做出和开始实施，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的必然结果，取得了伟大成绩，奠定了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三线建设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国防工业，加强了反击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能力，具有预防、遏制战争以及保证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段娟：“近20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三线建设是合理的、应该的。但是，后来由于‘文革’时期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由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由于林彪集团的破坏和干扰，由于上马过急，规模过大；加上过度强调隐蔽、分散的原则，因而造成了不顾国力负担和经济的综合平衡，突出战备，使得经济建设实质上转向半战争状态，使得经济布局变成了军事布局，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效益差；二是加剧了经济比例失调；三是工业布局不是以经济技术合理、交通便利为标准，而是以靠山、分散、隐蔽为原则，因而布局不可能合理；四是追求自成体系，不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造成重复建设、盲目发展，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如三线地区钢铁工业，平均每亿元投资建成的炼钢能力为3.69万吨，比全国平均4.87万吨少24.2%。电力工业每亿元投资建成10.5万千瓦，比全国平均12万千瓦少12.5%。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平均每公里造价三四百万元，比一线、二线高出几倍。由于要求过急，抢速度，许多工程质量差，给正式投产造成困难。据统计，在1966—1978年的12年中，损失、浪费以及不能及时发挥效益的资金高达300多亿元，占国家投资“三线建设”18%以上。由于投资转向三线，一线、二线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影响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还由于比例失调，三线地区农轻矛盾突出：1957年，三线的8个省，共调出粮食87亿斤。到了1971年，不仅调不出粮食，反要调入粮食；1957年，三线地区轻工业比重为23%，到了1971年下降到21%，低于全国同期增长水平。从整个宏观经济看，由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大量投资集中于效益低的地区，使沿海地区投资不足，进而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这是除“文革”社会动乱之外，造成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效益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睦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历史启示”，《咸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也有的学者认为，过高的估计战争危险，源于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60年代初，世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形势大好，但并非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而中共领导人对世界革命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把世界革命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当作现阶段政治行动的指南，必然造成一种紧迫感和急于求成，表现在行动上，一方面，对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道义上、物质上，尽一切可能，给予全面彻底地支援；另一方面，对于国内，则做好了与‘帝修反’大打一仗的备战工作，从而在主观上强化了对战争可能爆发的警惕。”（黄荣华：“试论1964—1978年的‘三线’建设”，河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1年5月）

不仅仅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三线建设，国外的一些研究单位和学者也在关心这一问题。在欧美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学家巴瑞•诺顿被称为欧美研究中国三线建设之父，所有后来的研究者都要引用诺顿的书籍或论文，在诺顿的观点基础上阐述自己的看法。诺顿表示：面临美国、苏联、印度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威胁，中国当局下决心发动三线建设，这个政治经济选择，在原则上“利”没有大于“弊”。尽管中国中西部的经济取得了进步，但是总体上来说，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存有许多弊端。在经济层面上看，主要原因是：工业布局太分散，交通不便，成本太高且经济建设缺乏计划，政府需要几十年、花上大把的银两方可使三线企业由亏转盈。再说，当时的经济政策忽略东北与沿海原有工业基础与交通路线发展，造成两个地理条件相对有利的地区经济条件每况愈下。（何尚哲：“从欧美观点看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571页）

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那么，三线人自己是怎么看的呢？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个三线厂的原总工程师说，当初自己报名支援三线，毛泽东的一句话起了巨大作用。他回忆，动员文件上有这样一句话：三线建设搞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的他，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忧国之心。他说，领袖如此殚精竭虑，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当然要万难不辞，于是自己报名去了三线。

说完这段话之后，总工程师幽默地说，三线建设搞起来了，毛主席睡没睡好觉不知道，但是他自己再也睡不好觉了。建厂初期，睡在山洞里，到处流水，浑身起疙瘩，一夜一夜难以入眠。后来，睡觉的条件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工厂长期不能投产，压力之下也睡不好觉。再后来军转民步履艰难，找不到产品，职工发不出工资，不搬迁等待死亡，搬迁又会不会去找死呢？总之，在三线的那些年，他基本上都睡不好。

原国家科委专职委员，曾经担任过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任总工程师的陈祖涛同志说：“当时一切为了战备，一切服从战备，一切让位于战备，再多的钱也花，再难的事也干，再大的苦也吃，但是就是不讲科学……最后企业陷入绝境，不是一两个，而是成百上千。国家投资几千亿元，其结果最终还是国家损失。工人兄弟们苦啊，一家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都窝在山沟里，真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所以，我认为，当时提出的‘军民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上，是错误的，已经成为历史的教训”。（《三线风云》第14页、17页）

4．乐河厂自费搬迁

市场化取向改革开始以后，三线企业面临着双重的困难。一是军工订货大幅度削减。几乎所有军工厂都面临着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对三线企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二是“军转民”无比艰难。三线军工企业就是为了生产军工产品而建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机器设备都是以军品生产为中心，企业从来没有关注过市场，让他们弃军转民，犹如把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人扔进了大海里，不是能否学会游泳的问题，而是生和死的问题。

乐河厂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好经历了这个过程。航空部把乐河厂划为“关停并转迁”中“停”的行列里，所有基建停止，一年只给15万元基建维修费。军品生产任务像一块很小的蛋糕，乐河厂只能在远处看一看，连气味都闻不到。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更是与乐河无缘，乐河厂领导到航空部开会，只能坐在很靠后的位置上。

乐河人慢慢明白了，改变困难局面，挽救企业败局，唯有搬迁重建一条路。一次，厂长田泰武到航空部开会，利用难得的机会找部里的领导陈述搬迁理由。领导的办公室门没有关，田厂长一说到动情处时泪流不止，引来了几个在走廊里经过的干部驻足旁听。当说到一个老工人病危，工厂派车到省城取药，司机开出了平时不可想象的速度，但还是没有跑过死神，药还在路上，老工人的心脏就已经停止了跳动。田厂长无奈地搓手摇头，像是自责，又像是无奈。这一幕给旁边的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多少年之后，其中一位还记忆得十分清楚。

经过多方的工作，航空部、江苏省、江西省终于为乐河脱险搬迁开启了绿灯。1984年，乐河厂与无锡市直升机动力研究所合并通过了一系列审核，乐河八千父老的梦想实现在即，不曾想，因为国务院下拨给三机部的三线调整改造资金不足，还有更困难的企业排在前面，乐河厂搬迁的计划再次搁浅。

当常州市向乐河厂伸出橄榄枝时，乐河人眼中出现的不是一段含苞待放的花树枝，而是一捆救命的稻草——抓住了就是一线生机，失去了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全厂上下众志成城，“八仙过海，各显神威”。在很短的时间里，再次做通了航空部、江苏省、江西省三个方面的工作。

此前，三线企业搬迁的很多，但是自费搬迁的还未曾有过。把一个几千人的大厂，搬迁到千里之外的常州，厂房需要重建，职工住房也要重建，运输车辆都要数千次地往返，哪一项开支能少呢？钱又从哪里来呢？

此时的乐河，领导的威望和职工的团结都是空前的。他们抓住长江—750摩托车这个产品，加班加点，日夜生产，大战50天，大战100天，扭亏为盈，也从中赚到了“第一桶金”。

厂里把所有能集中的资金全部集中起来，然而还差得很远，再向银行贷款1500万元，还是不够，只好发动全厂职工凑钱。工人们节衣缩食，把家里能拿出来的钱都送到了工厂，一共筹集了200万元。乐河没有富户，很多职工家庭没有一分钱存款，为了筹款，只好向亲戚朋友伸手。听说筹集迁厂的钱，乐河职工的亲戚朋友也都义不容辞，这家借200，那家借500，200万现金的每一张都有着职工的体温。

搬到了常州以后，因为还银行贷款，乐河厂长时间缓不过气来。厂领导以办公室为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抓民品，抓盈利，抓速度，抓还贷，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家属房一时还建不起来，职工只好分散地租住在附近农民的房子里，三代一间，四世同堂。低廉的工资什么也消费不起，当地农民给蓝翔人（此时乐河厂已经更名为蓝翔厂）编了一段顺口溜：“工作服，蓝翔帽，进菜场一块豆腐，进饭店一碗面条。”工作服说的是蓝翔职工的工装，蓝翔帽说的是蓝翔人手织的毛线帽子。“进菜场一块豆腐，进饭店一碗面条”，说的是蓝翔人的贫穷。

5年前，我和一个省级领导交谈此事，他说，该省准备对历史上为国家做出特殊牺牲和贡献的四种人发放补贴。四种人是“老战士，老支边、老军工、老知青”。其中，“老战士”是指抗美援朝老战士；“老支边”是指五六十年代支援边疆建设，老了以后回到老家的同志；“老知青”专指50年代末、60年代初下乡的知识青年；“老军工”指的就是三线人。当时，我紧紧地握住这位领导的手，激动地说：“谢谢，谢谢，国家不应该忘记这些人”。

5．为后人留下一段述说

我算不上真正的三线人。作为三线职工的后代，我在三线厂生活过8年，只能算是一个旁观者。最初，我踏上汪家岩那块土地的时候，那一带还是荒山野岭，汪家岩山洞还正在清理，那座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还未见雏形，我和第一批拓荒的乐河人一起餐风饮露。此后，我与乐河一同跋涉，见证了它初建、发展、蹉跎、挣扎的过程。我的一家人，父母姐弟，除我之外，都是这个工厂的职工，通过他们，我始终和这个工厂同呼吸，共心跳。

2011年，我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开了博客，主题写乐河往事。写了大半年，一共20多篇，每篇点击量在300到1000左右，有很多留言让我感动。一个吉林通化的读者给我留言：“你写的东西让我这样的三线人流泪。去三线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并不后悔。但是希望我的后代，希望年轻人要记住，他们的父辈是有理想的一代，曾经为这个国家做出过巨大的牺牲，你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一个乐河厂的中层干部留言说：“你为乐河厂和乐河人代言，写出了他们的苦难和梦想，不愧是乐河人的后代，我向你表示感谢”。

2017年元旦过后，我开始写作《遥远的乐河》。写好前四章，我发给了几个乐河人征求意见。好朋友宦民把其制作成了配乐微信，发到了常州蓝翔机械厂的公众号上。一周之内疯转起来，点击量过万。微信的特点就是不受空间限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几天以后，乐平、南昌、哈尔滨等地都热转起来。贵州的一个“三线人家”网站，分4次转发，把影响推向了全国。我已经多年没有联系的中学老师，在沈阳给我打来电话，多个和我熟悉或者不熟悉的老乐河人也主动联系我，甚至一个哈尔滨东安机械厂已经退休多年、90岁高龄的老领导也通过他的孩子向我转达他的致谢和问候。老人说：“1970年去江西的那批人走了以后，我一直心存挂念。一有机会就打听他们的处境，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情况。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只报喜不报忧，说好话的时候多，说不好的时候少。通过你写的文章才知道，他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

这些鼓励化为鞭策，给了我极大的力量。于是我决定，要把乐河的那段历史写出来。要客观地、真实地、多角度地，把乐河厂和乐河人的那段经历再现出来。

清末民初史学大家梁启超说：“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账薄，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学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账薄及城乡间贫富旧家之账薄数种，用科学的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材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1页）

梁氏这番话，对于我们认识平民之史的价值，有极大的启迪。首先，平民的物事绝不可小觑，那里面包含着最切近社会本质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大的历史问题，如时代优劣的判定，威权人物的臧否，都有基础性的认识作用。其次，梁启超提示我们，要用历史家的眼光来考察这些平民物事，才能看出名堂，找出其中的历史意义所在。

胡适在《中国书的收集法》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老百姓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平民历史。”我理解这“老百姓自己的东西”，既可指真正反映老百姓生活的东西，又可指老百姓生活中产生的东西，而后者中，就包含着普通人所写的关于自己的经历和生活的文字。对于前者，胡适举出了反映明代商人生活的《金瓶梅》和反映清代男娼风气的《品花宝鉴》；对于后者，我觉得可以举出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账本和孟元老写的《东京梦华录》。

既然“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账本都是历史，乐河生活的流水账当然也可以添列其中。三线建设史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深度，但是宏观叙述的多，微观解剖的少，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部写某一工厂的生活记录。我愿意做这种尝试，哪怕是不成功的尝试。中国有一句俗话：“抛砖引玉”，我希望我的《遥远的乐河》能成为那块引玉的砖块。

我写的这本《遥远的乐河》，不能算是乐河厂史。关于生产方面，我几乎完全忽略。一是涉及保密。乐河厂毕竟是一家军工大厂，其产品、设备、技术，都曾经是高端机密，到现在有的也没有到解密期，如果我冒失地发布出来，可能给国家和企业带来损失。二是我也不懂。一个发动机厂的生产环节很多，涉及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机械加工、材料处理等多个方面，我几乎什么都不懂，即使是照抄文件也会抄错。《遥远的乐河》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回忆录。我参考了乐河厂建厂时期的一些文件，查找了《中国航空史》《中国航空人物志》《中国航空企业志》《江西省军事工业志》《乐平市志》等一批资料书。写的时候虽然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叙述，但并非是个人生活鸡毛蒜皮的汇总，乐河厂历史重要节点上的重要事件，我都没有遗漏。就文体上而言，它是一本具有文学特点的史学小册子。

我没有办法给出让各个方面的人都满意的历史全貌。我甚至认为，没有人能知道全貌。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事件，那么复杂的过程，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瞬间和永远都无法复原的记忆，全貌究竟有没有？究竟在哪里？

所以，我只能是以偏概全，写出来的只能是我经历的、知道的、记得的、听说的、感受到的东西。

面对大历史，包括乐河的历史和三线建设的历史，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的勇敢之处在于我敢说出来，我敢先说出来，敢不怕出错地说出来……

书名定为《遥远的乐河》。遥远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空间上。如今我居住在北京，距离江西乐平乐河故地2000多公里，乐河对我来讲，已经是很遥远的地方了。二是指时间上。1970年乐河始建，距今已经快半个世纪。当初的束发少年，如今已经白发苍苍，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乐河往事已经相当遥远了。

乐河还有过一个名字：“八面山”，是“文革”中江西省的一把手程世清给命名的。如今还经常有人说起这个厂名。我之所以采用“乐河”而不采用“八面山”，两点理由：第一，八面山的厂名只用了两年多，与十八年的厂史相比，只占了九分之一时间；第二，八面山借用的是井冈山哨口的名字，是极左思想指导下程世清讲政治的表现，有着浓重的那个时代的色彩。因此，我不能采用那个厂名，不能把《遥远的乐河》写成《遥远的八面山》。

前几年，在一次乐河五七学校的同学聚会活动上，我写了一首小词，抄录在这里，作为结尾：

风卷云波，思绪漫漫流向下石河：林中上课，竹编茅舍，山中柴郎吆喝；门前菜园，辣椒番茄，半工半农生活。残阳如血，岁月多蹉跎。

走出弯弯山道，叩开城门，双鬓已落雪。十八春秋，难回首，咬碎牙齿含着。再看乐河，楼宇残破，蒿草把人没，一段人生，只能醉后痛说。第一章战云密布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中苏界河——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枪炮一响，形势巨变，国内“文革”中产生的所有矛盾立即退居第二位，防范侵略，准备打仗成了头等大事。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这一思想也成了不久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而后，全国开始“深挖洞，建设人民防空工程”活动，许多大中城市疏散人口，三线建设换挡加速。

在哈尔滨平房区的一间普通职工宿舍里，我们一家还不知道中苏冲突与我们家有什么关系，还不知道一年之后，我们将举家南迁，走向那个三千公里之外的赣东北山坞。1　珍宝岛打仗了

1969年3月2日，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人，在珍宝岛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乌苏里江是中国与苏联的“界河”。珍宝岛不到1平方公里，枯水季节与中国大陆相连，只是一个半岛。按照国际惯例，以河流为国境线时，通常以主航道为界。但是，20世纪初，沙俄利用清政府的软弱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内乱，事实上占据了乌苏里江上700多个岛屿中的大部分，单方面把边境线划在了中国的江岸线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延续了沙俄的划界，中方多次交涉未果，珍宝岛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两国关系好的时候这种半岛并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反目后就成为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把两国关系引爆。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对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认识不一致，中共和苏共反目为仇。而后，苏联单方面中止援华合同，撤走专家，两国之间渐渐走向对抗。1964年之后，边境摩擦越来越多。中国坚持按照国际惯例，坚持国境线以主航道为界，边防军经常登上位于我国一侧的岛屿上巡逻。苏联人认为这是挑衅，开始时对巡逻的中国边防战士推搡和扭打，后来发展为挥舞棍棒殴打。刘志青：“珍宝岛事件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三期。）

这种对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仅限于肢体扭打格斗一类的非武装冲突。苏联人人高马大，一对一对抗，中国军人很难占到便宜。后来，原沈阳军区选调了一批散打好手，经过训练，派到岛上巡逻，再有对抗苏联人就处于下风了。苏联人不甘心吃这种“哑巴亏”，开始炫耀他的武器装备。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上岛，当场撞死、轧死中国军人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12月27日，苏军再次出动装甲车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刘志青：“珍宝岛事件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三期。）

据中方披露的有关资料，史称“珍宝岛事件”的过程是这样的：

1969年3月2日8点40分，我边防巡逻队30人分成2个组，一组在前，一组在后，登上珍宝岛巡逻。第一组刚一上岛，苏军侦查哨就发现了，他们立刻从两个方向驶出一辆卡车、两辆装甲车、一辆指挥车，总人数70多人，上岛围堵中国这一组边防军。9点17分，围追中国边防巡逻队第一组的苏军置反复警告于不顾首先开枪，中国军人有准备地开始还击。第二巡逻组听到枪声以后，从苏军后面冲过去，给苏军以严重杀伤。半个小时战斗结束，苏军来的70多人仅逃回去不到10人，其余的全部或死或伤。

3月15日，中国军队和苏军都做好了充分准备。中国军队夜里上岛，在苏军经过的道路上埋下了反坦克地雷，而后，选择有利地形埋伏下来。凌晨3点钟，苏军也准备偷袭早上要上岛巡逻的中国边防军。苏军出动6辆装甲车，30多人上岛，埋伏在中国边防军巡逻的必经之地。实际上，这时中国边防军是一队诱敌，一队埋伏在苏军的外围。战斗打响以后，我边防军占据有利地形，人数上又优于苏军，很快就击毁敌人装甲车2辆，将其余的苏军分而歼之。9点40分，苏军在岸上的炮火掩护下坦克先行，发动第二次进攻。我边防军沉着应战，又击毁装甲车2辆，击伤1辆，炸坏坦克1辆。下午3点30分，苏军再次出动坦克10辆、装甲车14辆和步兵100多人向岛上进攻。他们先用炮火对我岸边阵地进行一番狂轰滥炸，然后成一路纵队杀上珍宝岛。我边防军队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把敌人放到50米才开枪开炮。岸上的火炮向苏方对岸哨所和边防站进行一阵猛轰。战斗结束以后，我边防军大获全胜。（刘志青：“珍宝岛事件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三期。）

2006年，我从长春回京，在火车上，见到一位老人。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拖着拉杆箱，坐在了我的对面。他行动吃力，尤其是一只腿不能打弯，基本上是一只腿拖着另一只腿。我立即起身，帮助他把拉杆箱放在了行李架上。

老人说了几句感谢我的话之后，拿出一个军人残疾证，递给我。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证件，好奇地翻看。证件上负伤时间和地点一栏里写着“1969年3月，黑龙江省虎林县”。这个信息太独特了，这不就是“珍宝岛之战”吗？我立即坐在老人身边，听他详细解释。

老人姓郭，转业之前在部队官至团长，到地方以后任过一个市的公安局副局长，去年刚刚退休。他说：

他1960年参军，一直在吉林部队服役。1968年底，原沈阳军区选调一批人到黑龙江省虎林县的边防部队，他是其中之一。当年年底和次年初，中国边防军与苏联边防军在珍宝岛的多数战斗他都参加了。他当时任副连长，与著名的战斗英雄孙玉国在一个连。1969年3月15日，他和战友一起潜伏到珍宝岛上。战斗打响以后，苏联人冲到他们潜伏的阵地前，完全暴露在他们的枪口下。他们十多分钟就打退了苏联边防军的进攻，苏军几乎没有活着回去的。不幸的是，他在带领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被躲藏在对岸的苏军冷枪击中，腿部中了5弹。

他被抢救下来以后，直升机把他送到了哈尔滨。“文革”中一些业务好的医生已经被下放到农村，一时难以调回。哈尔滨医院仅仅为他进行了一般性的外伤治疗，然后又用飞机把他转送到上海。

在上海的华山医院，医生在他腿中取出5颗子弹。因为时间耽搁的太久，手术不是很成功，不得不截去右腿的五分之四。当时假肢技术也很落后，安装上的假肢膝关节不能打弯，导致他以后只能靠拐棍行走。

他说，中国边防军之所以几次埋伏袭击苏军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军人更能吃苦。苏军恪守一个规定，人在没有热源的情况下，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最长只能坚守4个小时，因此，苏军设伏只提前4个小时。而我军战士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往往提前十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当然，这种不讲科学的作战方式，也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3月2日和3月15日两次战斗，中国边防军非战斗减员都很大，其中很多人在战斗打响后根本就站不起来了。

此后，我和他成为朋友。他每次来北京，我们都要一起喝茶叙谈。他向我讲述了珍宝岛之战中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听他的讲述，一方面，让我对中国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充满了敬意，另一方面，也让我开始重新认识那场战争中的很多问题。2　我参观了“苏T-62坦克”

珍宝岛之战，因为准备充分，中国边防军大获全胜，战斗中还缴获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战利品“苏T-62型坦克”。这种型号的坦克，苏军还是第一次应用在实战，中国军人不惜代价缴获一辆，为中方研究苏军的武器，采取相应的对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坦克从虎林县运回以后，在哈尔滨展出过几天，我有幸参观了这个庞然大物。

那是4月中旬的一天，松花江还没有开江，我还穿着棉衣。东安机械厂组织部分干部工人前去参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给了我们小学几个名额，我也因此挤上了参观人员的汽车。

坦克摆放在哈尔滨南岗区靠近火车站附近的一处空地。参观的人很多，排着整齐的队伍，缓慢地在坦克车前走过。一个解放军军官站在旁边，向参观的人讲解。我经过的时候，这个军官还特意地向我点了一下头，可能是在参观里的人群里，我的年纪太小，引起了他的注意。

与中国的坦克相比，苏T-62又高又大，炮筒可以旋转，几乎没有死角，履带又宽又厚，比我们常见的拖拉机履带宽厚很多。负责讲解的军人说，这种坦克最先进的地方是外壳，一般的枪榴弹对它完全无效，击中以后只能留下一道痕迹，形不成什么损伤。这辆坦克是撞在了中国边防军埋在江面上的地雷，被炸断了履带，才被我们缴获。

在回去的车上，工人们议论的都是坦克的钢板。一个人说：“钢板至少6厘米厚吧？不然炮弹怎么炸不开呢？”另一个可能是技术人员，说：“那根本就不是普通钢板，肯定是合金钢，至于钢材料里合进去了什么其他金属，需要化验以后才能知道。”

几十年以后，我在一个参战军人的文章中得知，缴获这辆坦克其实相当不容易。珍宝岛之战打响后，紧急从原沈阳军区前去支援的作战参谋张书全回忆说：

3月15日凌晨4时左右，我潜伏部队发现苏军出动6辆装甲车，掩护30余名步兵，从北端偷偷登上珍宝岛，在东北部树林中隐藏起来。前指（前线作战指挥部）判断，苏军想悄悄进入岛内，等中国巡逻队上岛以后，实施两面夹击。可苏军万万没有想到，几百米外早已潜伏了中国军队，他们已经走进了中国边防军的包围圈。

早晨，为了欺骗苏军，中国边防军巡逻队改变了原来的巡逻路线，从南侧上岛，经过中方的设伏阵地以后，折返往回走。苏军以为中国巡逻队要收兵，立即开火，并以6辆装甲车配合步兵发起冲击。中国巡逻队边还击边撤退，把敌人引向了我们的伏击圈。苏军越走越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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