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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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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幽灵试读：

“西马”视域下的赵树理研究

赵勇是我最看好的学者之一，也是当年我们《批评家》编辑部青年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虽然最终他没有调来成为我们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他大学毕业后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十几年前，我写《董永新论》的时候，赵勇的《透视大众文化》已经出版，他赠我一本。那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大众”一词并不生疏，过去经常说，但“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却是

二

三

赵勇的这本新著，分两辑。第一辑是有关赵树理的，第二辑是谈山西其他作家作品的，都属于当代。在这篇序文里，我着重说第一辑，它是赵树理研究上的一个重大成果，它把对赵树理作品的阐释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本书确实用了新的方法，主要是从法兰克福学派撷来的。赵勇攻读博士学位就是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在中国建立大众文化学的努力，乃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实践的成果。近年来，他继续从事大众文化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又出版了《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和《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等著作。显然，赵勇已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我国的重要传人。

赵勇第一篇有关赵树理的论文是《可说性文本的成败得失———对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传播方式和接受图式的再思考》。

不说别的，只就提出“可说性”，把“可说性”当作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特点这点说，就显示了赵勇眼光的敏锐。我本人研究赵树理，看到的赵树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可说性，我当时指出，赵树理诉诸接受者听觉而不是“五

四

五

不言而喻，我谈赵树理，大都在事实层次，没有提高到理论上去认识。赵勇却是从理论上阐明。赵勇在说了“五四”新文学一方面在“启蒙”，一方面这种“新小说的话语方式大大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接受能力”之后说：“关键的问题是在‘五四’文学大师和民众之间缺少一种中介式的人物，在‘五四’新小说和普通读者之间缺乏一种中间性的文本。而当新小说在农民读者那里的遇挫最终使赵树理具有了一种沉入民间、面向民众、走上‘文摊’的朴素愿望之后，不管他意识到没有，他实际上都成了那种中介式的人物，他的作品也成了那种中间性的文本。因此确切地说，长期以来，赵树理所扮演的角色是以一个被启蒙过的知识分子身份去启蒙农民，所做的工作是以一种通俗化的形式去翻译、转述和改写‘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而正是由于他和他作品的这种桥梁作用，新小说当中所蕴含的精神意向才一定程度地走向了民间；也正是由于他显在的对话者身份，‘五四’文学大师才与民众之间进行了一次潜在的对话。———我以为，赵树理的主要意义应该体现在这里。”这样说明赵树理文学的价值，是比较深刻的。

赵勇接着谈到在文本中“作者与叙述者是什么关系，叙述者以什么样的身份或面目出现”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最为简便的解决办法是作者与叙述者的合二为一。”赵树理就这样做了，“于是我们看到在他成名之后的所有小说中，不仅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而且还往往在小说的开头就拟定了‘我讲故事’的叙述套路，从而以或清晰或含蓄的暗示把读者置于一种‘你听故事’的规定情境，以避免误导。”赵勇指出，这种叙述策略，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模式”，“赵树理从古代话本中拿来了说书人的角色，也就决定了他不得不顺便拿来与说书人角色成龙配套的叙事手段乃至说讲手段，于是，赵树理的小说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故事好、意义少、情节意蕴薄的局面。”赵勇最后说：“由于‘怎么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最终要影响、制约到‘说什么’的内容，所以，‘五四’启蒙话语经过了赵树理的‘翻译’后，其精神意向也就必然趋于下滑，其丰富意蕴也就必然走向单一。”

这篇文章是二十一年前写的，可见其起点很高，他一下子就抓住了赵树理小说的特点，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

前不久在《文学评论》发表的《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是赵勇前述观点的发展和提高。赵勇说他这篇文章是在他的导师童庆炳先生提议下写出的，童先生要他“把‘西马’这面照妖镜用起来，东照照，西照照”，他就写出了这篇文章。“西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简称，赵勇所钟情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派别，翻开《当代马克思辞典》（雅克·比岱、厄斯塔什·库维拉基斯著），“概貌”所说的第二个学派就是“法兰克福学派”，赵勇《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一书中说到的好几个人，就都是“西马”的重要人物，赵勇研究赵树理所用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西马”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对赵勇这本书需要认真看待的原因之一。

那么本雅明的“视角”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本雅明看来，写小说和讲故事是不同的，“讲故事的人诞生于手工业”时代，“手工业作坊就是传授故事艺术的大学”，“讲故事的人所讲的是经验：他的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通过讲述，他将这些经验再变成听众的经验。而长篇小说家却是孤立的……”本雅明着重评析了俄国作家列斯科夫。赵勇说，把本雅明论列斯科夫的那段话“换成赵树理也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把赵树理看作小说家，固然也能确认其写作特点，却依然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之处。如果把他定位成讲故事的人，就不但让他与那些小说家有了区分，也拉大了我们重新打量他的距离”。赵勇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其根据就在赵树理本人从来没有把他的那些我们通常称作“小说”的东西称作“小说”，而是叫“故事”。

这篇文章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赵勇这篇文章把他二十多年前说的赵树理的“可说性”归结到赵树理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又以本雅明的理论说到赵树理创作的特点，他的成就及其原因，当然还有他创作的不足，等等。

赵勇有关赵树理的研究文章中，有很重分量和需要认真看待的是谈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的《在文学场域内外》。此文是谈身份的，却又跟前边所说“讲故事的人”身份不尽相同，它是从另一个角度说的，是对整个人的解剖。

赵勇说：“在赵树理研究史上，席扬很可能是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赵树理‘知识分子性’的第一人。”引用了席扬两次论述以后，赵勇又说到戴光中和钱理群，但是还不满意，有必要“接着说”。“因为深入辨析赵树理的身份问题，很可能是我们进入赵树理心理世界和文学世界的一个入口，也是我们确认赵树理文学价值乃至它在‘十七年文学’中价值属性的一个重要参照。在他们的启发下，我也把赵树理的身份一分为三。其一是政治身份：党员／干部；其二是文化身份：作家／书生；其三大体上可看作民间身份：农民／农业问题专家。”

虽是三重，其实每一重又分作相似而不完全相同的两个。赵勇逐次做了分析，并不时跟一些“西马”人士的论述相对照。赵勇看到，“把赵树理的文化身份代入这两种语境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两边不靠。他虽然也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但他与鲁迅那代人的知识分子性相比，已处在一种弱化的状态。虽然他那种为民请命的举动颇有‘对权势说真话’之风，但就其知识和价值谱系而言，他所接通的主要还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那个传统。另一方面，又因其农民出身，他似乎也不在毛泽东所反复批判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之内……”针对这种现象，赵勇认为“有必要引入芮德菲尔德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分进一步分析。在芮氏看来，‘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因此，在对赵树理书生身份的塑造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一并发力的结果。”同时，“即便在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内部，也无法不形成一种矛盾冲突：当他面对文学之外的现实景象时，他会奋笔疾书，发出‘把人不当人’的痛斥，这时候书生本色便跃然纸上；当他回到文学之中准备营造他的小说时，‘劝人’的理念又会主导他的思想，这时候作家兼宣传员的角色扮演就会被一次次唤醒。而这种矛盾，也恰恰构成了赵树理及其小说的迷人之处和失败之处。”

赵勇指出，在赵树理的诸种身份中，农民身份占据重要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洁非才把农民看作是赵树理的‘宗教’。”但这跟党员身份发生矛盾。“在此情况下，赵树理就必须做出究竟是站在党这边还是农民那边的二难选择。选择前者是安全的，不会面临受批之苦和牢狱之灾，但他的良心却会感到不安；选择后者是冒险之举，需要胆量和勇气，其结果是捍卫了心中的道德律令却无法与党同心同德。这是讲政治和重民意的矛盾，是党性和人性之间的冲突，甚至是赵树理心中‘自我’与‘本我’的交战……”

经这样“拆分”以后，论述确实好得多了，赵树理作品中和生活中的一些难解之谜也得到了很好的解说。但事物是复杂的，赵树理尤其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赵勇最后引用赵二湖所说的他父亲有两个底线不能突破的话，说：“这种尴尬与痛苦表面上是身份的撕裂与缝合问题，实际上是价值立场和写作立场的坚守与摇摆问题，最终则演变成了赵树理小说文本中的种种症候：故事的走向不再清晰，主题的呈现比较含混，政治话语既跟不上节奏，民间话语也踩不到步点……这样，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也就成了那个时代‘成问题’的典型文本，他本人则成为作家队伍中除不尽的余数，成为‘同一性’美学与文学中‘非同一性’的顽固堡垒。时至今日，他的所作所为依然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从赵勇文章中我们得知，二十多年以来，“身份、身份政治、身份认同、自我认同等等已成为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显学。在身份理论的观照下，许多问题获得了新认识和新理解。但当我们面对赵树理的身份问题时，依然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这意味着赵树理的身份既有彼时彼地的复杂性，又有无法被西方理论框定的中国特色”。以我对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片面了解，能够像赵勇这样对赵树理的身份做出如此全面又深刻分析的不多，这就可见它的可贵了。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是必然的，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发表，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引起一场大论战，新时期也一度引发了许多议论。赵勇梳理了新时期这篇小说的阅读史，并且说到了我，在前不久我们两人的通信中，我也着重说到这篇小说，现在还想多说几句。

我于1978年开始研究赵树理。当时最费斟酌的就是这篇小说，其次是好几十年不得见面的《邪不压正》。我必须承认，当年这篇小说发表，我可能有些“左”，虽然不同意武养把小说当“毒草”、当反动作品看待，但总觉得小说中写“黑暗面”太多。进入新时期，虽然知道文艺路线要调整，但绝对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情景。我最初想对这篇小说的评价“留个尾巴”，就是在肯定它的成就的同时指出它写黑暗面太多，对社会主义有“抹黑”之嫌。但是当读了赵树理1956年那封信和他早期一些作品之后，我的想法变了，在所写《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即后来的《赵树理评传》）中，我不仅没有给它“留尾巴”，而且给予极高的评价，把这篇小说跟前期的《李有才板话》说成前后两个“高峰”。这个认识大概产生在1979年后半年。不久，广东的《当代文学》创刊，要山西提供一篇有关赵树理的论文，马烽收到由欧阳山出面的约稿信后要我承担这个任务，我很快写出了稿子。在《赵树理的创作道路》的初稿中，我说了这篇小说跟作者本人思想上、行为上存在着几个矛盾，那么如何调和呢，我以为赵树理采取的办法，是把所有他看到的农村的有关现象，所有“问题”，全都“摆出来”，“摆出来”就是他的叙述策略，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借用一个女人的外号“摆出”了人们“吃不饱”的现状，“摆出”了一些干部“把人不当人”的现状，等等。我当时认为赵树理写出了各种人性，当时已朦胧感到，作家有什么样的人性观，对其创作起着巨大的作用，而赵树理具有先进的人性观，这是很了不起的。我把这篇小说说成他后期创作的高峰，原因就在于此。赵勇说到我《赵树理评传》印刷日期和出版日期不在同一时候，这是我向出版社提议的。这本书定稿后就制了纸型，由于缺乏印刷资金，一直没有开印，过了几年才印，这期间没有对书稿做过任何改动。意思是，这本书中的观点是八十年代前期的，不是印刷之时的。

赵勇说到陈思和的文章。我一向不大留心和注意他人怎么说。陈思和文章发表后，原来《批评家》编辑部有人叫好，因为是谈赵树理的，是谈赵树理民间意识的，我决定在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办的会员通讯上刊发，并由我给陈思和写了信征求他的同意，刊物印出后又给陈思和寄去样刊。记得校对是谢泳搞的，我是否读过全稿不一定，要读，也是很粗糙的，所以对陈思和文章的内容没有一点印象，只记得题目是《民间的浮沉》，这次读赵勇书稿，才知其主要精神。

我重视赵树理1956年那封信，既在于它写到赵树理的人性观念，更在于这不是偶然的一笔，而是赵树理一贯思想在这个特定时期的集中表现。我说赵树理是他那一茬作家中唯一具有先进人性观的一位，也是指他一贯的思想，并不是仅仅这一篇。往前说，赵树理三十年代写的几个乞丐，都是很有人性尊严的。1941年在《抗战生活》和《中国人》上发表的《世道》《“和平”“治安”和“监狱”》等文，也都以捍卫人性为出发点。《“和平”“治安”和“监狱”》明确说：“人固然要活，但更要活得像人。”这不就是“人要活得像人”吗？这不就是要把人“当人”看吗？《创举》《根据地怎样实行民主》《民主歌》等写了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并且对用种种借口不实行民主的现象给予了批评。《根据地怎样实行民主》说根据地的人民“在一个会议上议事，大家都是平起平坐，无拘无束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意见有时不尽同，但并不是谁来压迫谁”，是根据地人民当家做主和所有人一律平等的生动表现。过了几年，赵树理写了名为《福贵》的小说。我上高小时老师说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改造二流子”。1978年我读这篇小说，认为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对福贵高扬人性的强力歌颂。不久收到日本学者釜屋修著《赵树理评传》，他用一章的篇幅谈这篇小说，题目是《还我做人的权利》，我以为非常好。我对釜屋修先生这部书评价高，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往后看，就是1956年以后。赵树理创作有个特点，是写当前生活，但后期有三部小说例外。写《灵泉洞》是因为各个行业、各条战线都在“大跃进”，文艺家也要“跃进”，赵树理不能落后，他原来想写《续李有才板话》，因为没有那样的生活，就把四十年代写的剧本《两个世界》搬出来，改写作“长篇评书”了。另外两篇是《杨老太爷》和《张来兴》。读这两篇小说，必须跟《“锻炼锻炼”》联系起来，否则，你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阐释。原来，赵树理是拿张来兴这个旧社会给人当厨师的“下等人”在新社会受到崇高待遇跟《“锻炼锻炼”》中的两个落后妇女受到杨小四等人的作弄和欺凌相比较，拿《杨老太爷》中的村长耐心细致地做杨老太爷思想工作的情形跟杨小四的粗暴作风相比较。我的《赵树理评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福来做思想工作的过程，同杨小四等人的做法做一比较，不就可以看到，作家是用党的优良传统对生活中的杨小四进行教育吗？”写这两篇用的小题是《回到过去》，但它却是针对现实的，它的现实意义是给杨小四等人竖起一面镜子，教他“以人为镜”。这两篇小说跟另外几篇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开，我在《赵树理评传》中用《后期八篇》把它们捆在一起。

总之，赵树理一生，有明确的、无可怀疑的人性观指导他的创作。九十年代，王富仁先生在《太原日报》连续发表现代作家印象记一类文章，其中缺赵树理，编辑要我凑一篇，我把酝酿多时的一个意思写出来，就是收在《赵树理论考》里的《为了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我把这句话当作赵树理一生写作的总主题。我一直认为，我这篇文章虽然不像论文，却抓住了赵树理创作的关键。

说到杨小四“诱民入罪”，我再三回想，我后来用这个成语，跟陈思和的文章无关。从二十世纪末，我重点研究胡适和李敖，读他们和有关他们的书多。蒋介石偏安台湾以后，胡适等人在大陆筹办的跟共产党斗的刊物《自由中国》，到台湾以后把斗争对象转变为国民党和蒋介石了，他们斗争的第一回合，是他们发表的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引起蒋政权的大大不满，开始了对这个刊物的问罪和镇压。这篇文章留给我的印象深刻，后来就用在一篇批评之中顺便谈杨小四一段了。

赵勇的《〈“锻炼锻炼”〉：从解读之争到阐释之变》，是一篇好文章，它梳理了半个世纪的《“锻炼锻炼”》阐释史，对各种不同观点的优劣以及来龙去脉做了分析。最后说：“《‘锻炼锻炼’》作为‘问题小说’，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揭示了当时现实中存在着怎样严重的问题，而恰恰在于它是一篇‘成问题’的小说。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篇小说都意味着他晚年写作困境的开端。从此之后，他虽然也勉为其难地写过几篇小说，但基本是在‘不批评他认为该批评的东西，但要歌颂他要歌颂的东西’这一写作框架中运行的。这是赵树理写作的悲剧，也是一个作家在那个时代所能完成的最后使命。”这个总结基本符合实际。

赵勇有关赵树理的论文，共有十几篇。在没有谈到的篇章里，赵勇同样有很好的想法，就都不说了。我读赵勇的赵树理研究论文，总的感觉是，在过去的研究中，包括我的那些文章和专著，我们所描绘的赵树理是大众文学家，他的形象是浅的，明白如画的，一眼可以看透，清澈见底。而在赵勇笔下，赵树理不同了，复杂了，深厚了，赵树理像山间一潭深水，你必须穿上潜水服或游泳衣，钻进水里去，仔细摸索，才能够大体看清他的面目。我个人的研究，如前所述，基本上是在事实层次，赵勇则上升到理论层面。赵勇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为基本参照系，把赵树理当作一个“讲故事的人”，又以赵树理的三种身份，以流行在中国的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和主流文化三种文化做框架，建立起他自己的赵树理研究大厦，相信会在开辟研究新领域、推进赵树理研究等方面担负重要角色。

在这本书里，赵勇对当前一些新作做了释读。那些新作，分布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好几个领域。不同的文学样式，需要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解读方法。在谈赵瑜的报告文学的《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里，赵勇说到了文学的公共性：“……八十年代业已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谓的‘文学公共领域’，而所谓的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这个公共性，无疑成了赵勇观察赵瑜报告文学的切入点。由公共性引出作家的角色扮演，又引出作家的“问题意识”。由于赵瑜是写“政论式的报告文学”，又带出文风问题。这样一层一层推进，就使文章的论述呈现一种螺旋式深入的状态，分析有了深度。进入九十年代，我国报告文学创作呈现下滑趋势，赵瑜的报告文学写作处于调整期，赵勇指出，赵瑜此后追求公共性和文学性平衡。这里举了《马家军调查》和《寻找巴金的黛莉》两部作品为例。这样看待赵瑜的报告文学，显然是明智的和深刻的。

赵勇有多篇文章说到聂尔。说聂尔是“在散文的时代里诗意地思考”，抓住了聂尔散文的本质特点。说聂尔是“高调地笑，低调地写”，既概括了作品，也描摹了作者本人。赵勇“通过本雅明的视角重新认识聂尔写作的意义。今天这个时代既是全面提速的时代，也是许多事物被现代化这架战车碾成碎片的时代，于是历史失去了连续性，生活失去了稳定性，心灵也失去了黑格尔所说的‘忠实于自己的情致’的坚定性。在现代性的碎片面前，宏大叙事已成虚妄之举，而生命、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很可能正是隐藏于那种片断、偶然、悖论、反讽、断裂的缝隙、混沌一片的虚无之中。生存于这个时代的作家如果还想写作的话，他必须捕捉和审视这些东西，让它们为我们的生存底片显影”。这不仅是对所评作者说的，也是对所有作家说的。

鲁顺民是在文体上有创造性的一位散文作家，赵勇用《“在地性”写作，或“农家子弟”的书生气》做题谈他读鲁顺民作品的感想，概括准确而深刻。

赵勇在他的批评文章中多次说到文体，显然他很注意文体。有人把当前的文学批评分为学院派批评、协会派批评和媒体派批评几种。我读赵勇这些文章，不知道应该归入哪一派。其所以如此，就在它有自己的特点。由于所观照的那些作品的作者，大都是熟人、朋友，故而这些文章大都有叙有议，在叙述中带出对作品的赏鉴意见，倾注进作者的感情，亲切感人。他不是以批评家的面目出现，而是像老朋友那样，在吃茶中闲聊，在闲谈中品味。如果要问赵勇这些批评文章的特点，我想可以这样说，赵勇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批评的批评文体，这才是他这些文章的真价值。

本文开头说赵勇是“当年我们《批评家》编辑部青年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又说“最终他没有调来成为我们编辑部的正式成员”，是怎么一回事？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编《批评家》，先后调来三个年轻人。赵勇那时在大学读书，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以为很好，就同意他来帮助工作。到快毕业时，我向省大学生分配办公室要来一个名额，点名要学校把赵勇分派到我们编辑部，但学校却硬把赵勇分配到一个师专，而给我们塞进另一个我们毫不了解的人，我当然不会接受那个人。这样，赵勇就离我们而去了。他后来考研考博，终于达到目的。我们刊物行世五年，早早停刊。如果赵勇能到我们这里，他考研考博可能会更早一点。

能够跟赵勇相识，应该庆幸。2018年1月12—14日

十年一读赵树理

一

我的出生地是山西省晋城县（现为泽州县），这个县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接壤。我出生后的第三年，赵树理离京返乡，担任晋城县委副书记。一年之后，“文革”爆发，他被晋城的红卫兵揪斗出来，从此开始了最后几年被批判、受折磨的岁月。我家乡那带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但我小时候却从未听说过，或许那时的他因其敏感，已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了吧。

大概是1974年前后，我家的西小屋里多了一个大纸箱。箱子是长方形的，宽约半米，长约一米五，样子不新不旧，颜色不灰不白。那个年代，这种纸箱子并不多见，但它究竟来自何处，我却说不清楚。箱子里堆放着一些旧书旧报旧杂志，乱糟糟的，却也颇为可观。杂志我记得有《红旗》，还有《无线电》。那时我父亲在公社做电话维护工作，《无线电》这本杂志我记得他订了多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能够读书了，而且常常处在无书可读的饥渴状态。于是过一阵子，我就去那个箱子里倒腾一遍，看是否能有些收获。无功而返的时候，我也会瞅一瞅报纸上的“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语录”，但那些文字对于一个小毛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倒是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写的一封信，那几句话文绉绉的，颇让我感到新奇。来来回回读几遍之后，居然一下子就记住了：“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那是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下乡知青李庆霖的回信。如今我说起那个纸箱，首先想到的竟然是那封信。

不知是第几遍倒腾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书的封面、封底已不知去向，一前一后的书页也残缺不全，封脊秃噜了之后裂成了几道缝，上面自然已找不到文字。但读了几页，我还是很快被它吸引过去了。那是发生在一个山洞里的故事，洞外面是兵，兵荒马乱，一片喧嚣；洞里面却仿佛成了桃花源。男女主人公被堵在洞里出不去，只好在里面过家家。黑灯瞎火，日夜不分，饿了做饭，困了睡觉。后来，他们终于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拎着枪进了洞，他们拎起手电筒往洞里的深处走，往高处爬。忽遇一条水桶粗的蟒蛇，白花花的，动静还挺大，两人吓得够呛，缓过神来才意识到是一股泉水。就这样，他们摸索着、帮衬着也鼓励着，一直朝着那个可能的出口走去，一路是山重水复的紧张与刺激，柳暗花明的激动和欣喜。终于，他们走出了那个山洞，但长时间在黑暗中蜗行牛步，一见太阳，晃得他们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个故事有意思，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那里面有我还读不懂的朦胧爱情，更有我看得懂的探险之旅。它们交织在一起，真真切切又奇奇幻幻，仿佛后来的少年儿童读《哈利·波特》。这本没头没尾没封脊的书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它成了我的启蒙读物之一。

但是，许多年里，我却不知道它的作者和书名。直到后来有一天我读小说，忽然惊叫起来：天哪，《灵泉洞》！赵树理！这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那本书吗？那一刻，我像遇到失散多年的老友一样兴奋。但它究竟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如今我已记忆模糊。

这就是我阅读赵树理的开端。萨义德说，一件事情的“开端”很重要，而且，“开端”又总是产生于回溯之中。如今，当我回顾对赵树理的阅读时，如此隆重地确认下这个“开端”，或许也不无意义吧。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开端”，才让我有了所谓的“赵树理情结”？———情结？当我闪出这个念头时，忽然才意识到不对。用“情结”拽大蛋做甚？分明是“赵树理疙瘩”嘛！说成心里长了颗“疙瘩”，才符合赵树理式的表达，才算是接上了晋城、沁水的山药蛋地气。记得尘元（陈原）先生说过，把“complex”译成“疙瘩”，简直妙不可言！

然而，整个七十年代，我也就读过那本缺胳膊少腿的《灵泉洞》。我上小学的时候，赵树理已被“批倒斗臭”，含冤而死，课本里自然是不可能选他的作品的。我父亲说他年轻时读过《三里湾》，但我怀疑那是一本过路书。否则，在我翻箱倒柜找书看的年代里，为什么它却不见踪影？有一位叫范巨通的晋城老乡回忆说，“文革”之初他回乡务农，苦闷之余读闲书，居然找到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他很幸运，或者是那个时候赵树理的书还没被扫荡。而在“文革”后期，这些“大毒草”却很难在农村找到踪影了。例证之一是1975年那个春天我烧伤了腿，养伤期间我曾让我父亲四处找书，但他找回来的却只有《虹南作战史》之类的作品。

1978年10月，赵树理的冤案平反了，他又可以被公开谈论了，他的《田寡妇看瓜》《小二黑结婚》也将再度进入中小学教材。而那时我也即将高中毕业，准备告别七十年代了。

八十年代我是否读过赵树理的作品？如今已记不清了。可能的情况是，上大学期间我也浮皮潦草地读过一点他的代表作，却并未留下太深印象。那个时候，现代文学史的课程由王德禄老师主讲，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鲁迅那里，整个文学史似乎就成了鲁迅专题。他讲过赵树理吗？我现在已印象全无。讲授当代文学史的是邢小群老师，她是北京“老插”，赵树理似乎也不入她的法眼。我记得她在课堂上拿上党梆子举例，说，上党梆子太高亢，嗷嗷嗷吼着，直眉愣眼就窜上去了。她连说带比划，笑眯眯地摇摇头，那是听不惯的表情，也仿佛是颇有点不屑的调侃。这番评点我不但不反感，反而是正中下怀。上党梆子是我家乡的地方戏，赵树理爱它爱到了骨头缝里，但我却对它没什么感觉。我是听着有线广播中的革命现代京剧长大成人的，这很可能意味着，在我幼小的心田里，不仅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而且播下了京剧这一剧种。而我现在却越来越意识到，不熟悉上党梆子，理解赵树理就缺了一块重要内容；或者至少，我们会与他作品里那些被上党梆子滋养过的成分失之交臂。

关于赵树理，整个八十年代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搜索记忆，似乎只剩下郑波光先生的那篇文章了。郑文名为《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刊发于《批评家》1989年第3期。承蒙《批评家》正、副主编董大中和蔡润田二先生厚爱，从创刊至停刊我就能期期收到这本杂志，似已享受着专家待遇。而这期杂志中的这篇文章，我是在第一时间读完的。如今打开这期杂志，见此文勾勾画画的部分不少，那应该是阅读时的现场记录，可见当时读得多么仔细。

郑波光这篇文章中说了些什么？只要把我勾画过的部分略加呈现，就大体清楚了。他说：“中国农民的文化水准是很低的，是一个低文化层，赵树理对这个低文化层是一味迁就的。”他还说：“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大多是扁平型的人物，像三仙姑、二诸葛，多少被夸张和漫画化了，在赵树理的全部作品中，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典型人物。”他更刺激的话是：“被动地适应，消极地迁就，严重地限制了赵树理的艺术视野，限制了赵树理艺术才能更大的发挥。……从文学的观念和艺术的水准上衡量，赵树理创作较之他的前辈们，是个倒退，是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现代文化的高层次，向农民文化的低层次的倒退。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赵树理的艺术成就不但不能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等人相比，而且比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有所逊色。”———厉害了我的哥！多么让人血脉偾张的文字！尽管今天看来，此文已把问题大大简化，但我当时却读得心潮澎湃。我觉得郑波光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给了赵树理一个合适的定位。

现在想想，这种观点其实是与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捆在一起的。一方面，在新启蒙运动的浪潮之中，知识界接通的是中断多年的“五四”新文化传统，自然，鲁迅等人的写作无疑便被视为标高与正统，而相比之下，赵树理的作品也就成为等而下之的东西了。戴光中那时撰文，甚至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是一股“逆流”，显然也是以“五四”新文学为参照系的。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是“向内转”———回到文学自身，倡导艺术自主。赵树理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曾经被标举为“方向”，这大概是“向内转”时学界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接受的。于是把赵树理拉下神坛，一切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加上八十年代后期有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赵树理既反“五四”新文化传统，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他就更成了“经典重构”活动中的倒霉蛋。那时候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很可能大有把赵树理请出文学史的冲动，或者，起码是想把他打发到文学史中的一个低位，以免他太扎眼而让大家都跟着他丢人现眼。

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我经受了一场身心世界的全面洗礼。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拉开阅读赵树理的架势，却仿佛已有了对其作品的初步判断。而这种“预判”或“前见”，无疑关联着八十年代的精神遗产，也将伴随在我对赵树理的正式阅读之中。二

我对赵树理的真正阅读始于1996年，本来我可以提前六年，但或许是天意，我并没有赶上那班车。

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又回晋东南师专工作。师专在上党古城长治市，而这座城市既是赵树理年轻时求学的地方，又是他后来活动的根据地之一。或许就是因为这层关系，这里的人们对赵树理都不陌生，有点文化的人说不定就是赵树理研究专家。我所在的师专中文系，尤其是搞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一说起赵树理，似乎人人都有两把刷子。

那一年的12月，由山西省作家协会、晋城市文联和沁水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在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举行。据我的大学同学陈树义写的会议综述，这次会议有一百多人参加，还有来自日本、美国、苏联、罗马尼亚、挪威等国的学者与会，但我却没能成行。可能的原因是，会议通知寄到了中文系，由系主任分配参会名额。名额给了四五位老师，却没有我的份。

我现在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关联着我的一个情绪记忆。我读研的时候，已与所在学校的姜静楠老师混成了朋友。他参会了，而且要找我叙旧，顺便慰问一下我这位回到革命老区的战友，却没想到我躲在二百里开外，愣是不见他。于是姜兄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回去之后他便写过信来，问罪于我。我只好赶快解释，言其处境，请他谅解。我说，我哪里会想到“蒋委员长”（我们上学时对他的戏称）要大驾光临啊，若知你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我就是连滚带爬，也得前去拜见。

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没参加成这次盛会，我对赵树理的阅读也延宕了整整六年。我的设想是，假如我去开会，肯定是要提交论文的；若要写论文，自然就要读赵树理的书。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链条。如今，我把没读成赵树理的书怪罪于没开成会，似乎有点蛮不讲理———你怎么就那么功利？不开会就不能读读老赵的书了？但也许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那时候的赵树理并不在我的关注视线之内。我需要外力推动，才能启动对他的阅读。

或许是与这次创伤经历有关，六年之后我与山西大学合作，亲自操办了一次有关赵树理的会议。1996年是赵树理诞辰90周年，那个时候我在晋东南师专已混出点模样，就琢磨着借机开会，弄出点动静。开会是一个花钱的事情，所幸得到了时任校长王守义先生的大力支持。会议在当年6月举行，名为“山西省高校纪念赵树理诞辰9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我虽然遍撒英雄帖，参会者也只有二十多人，这固然与我的号召力不够有关，却似乎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九十年代，赵树理研究已进入萧条期。

这次会议从省外来了两位年轻人，我需要在此提及。一位是来自武汉《通俗文学评论》杂志社的钱文亮，另一位是山东师大中文系的白春香。我当时并不认识钱文亮，为什么能把他“忽悠”过来呢？说不清楚了。但就是因为这次参会，他相中了我们的三篇论文，我的文章《可说性本文的成败得失———对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传播方式和接受图式的再思考》也在其中。这是我研究赵树理的首篇文章，此文见刊后，很快又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全文转载，让我小激动了一番。但其中有一处改动，却让我不甚满意。我在文章的起笔处写道：“现在看来，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形式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以一种‘反革命’的话语方式创造了一种有意味的小说形式。”文章见刊后，发现“反革命”变成了“非革命”。一字之差，味道已大不一样，我所需要的修辞效果也化为乌有。另一个不满意的地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八十年代的“text”有“本文”与“文本”两种译法，又因为我引用的文字中有“可写的本文”之说，便干脆选“本文”而弃“文本”，其中的标题和关键词自然也成了“可说性本文”。而实际上，后来通行的却是“文本”而非“本文”。这个事情怨我，与刊物并无任何关系。我与文亮兄那两年还偶有联系，后来就相忘于江湖了。只是去年要推送他的一篇译文，我才转圈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借此机会，我要向他说一声谢谢。

白春香当时还在读研究生，师从于我的硕导李衍柱老师。李老师得知我在办会，就把她推荐过来。导师发话，我自然是满接满待，以尽地主和师兄之谊，她则提交了一篇不错的文章：《深厚的“农民情结”———赵树理创作心态分析》。几年之后，她来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一不留神又成了我的师妹，可谓“二重反革命”。而她写博士论文最终决定与赵树理较劲，是不是与她当时参加过那次会议有关？2008年，她把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赵树理小说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送我一本，读得我两眼放光。此书由董大中先生作序，是国内第一部从叙事学视角研究赵树理的专著。我觉得她功夫下得足，也把赵树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而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收获是，因为那次会议，我真正开始了对赵树理的阅读。那个时候，我手头还没有《赵树理全集》，只好把北岳文艺出版社版《赵树理全集》从图书馆借回来，挨个儿读他的小说，第四卷的“文艺评论”部分尤其读得细。也买回戴光中的《赵树理传》，配合着此前董大中先生送我的《赵树理评传》来来回回读。经过大半个学期的阅读和琢磨，我写出了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文。

今天回看这篇文章，我依然不觉得它有多寒碜。但是我也必须指出，由于八十年代所形成的那种“前见”，我这篇文章的核心观念中显然弥漫着一股精英主义的气息。我的题目中是“成败得失”，而我更想弄清楚的恐怕还是“可说性文本”“败”在哪里，“失”在何处。这当然不是故意找碴，而是我们这代读者阅读赵树理的必然感受。我把赵树理的作品归结为“可说性文本”，意味着他的写作初衷是要作用于人们的听觉器官，但我们毕竟已非古典听众，而是被八十年代欧风美雨的文学洗礼过的现代读者。而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有了所谓的先锋文学：马原玩着“叙事圈套”，余华写得血呼拉碴，洪峰在《奔丧》，莫言正《爆炸》……读过这些作品再去读赵树理，就觉得他那些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小说确实土得掉渣，拙得可爱，很难给人带来审美愉悦与心灵震撼。或许也可以说，赵树理的作品本来是写给那些没有多少阅读经验的农民读者“听”的，如今却与我们这种读了不少现代小说的读者狭路相逢，这时候，文本与读者很可能就会双双扑空，错位也就变得在所难免了。

大概，这就是我真正阅读赵树理时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陪伴我多年，直到我后来多了一些“了解之同情”。

那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实际上又写出一篇关于赵树理的文章。记得开会的一项任务是出专辑，发论文。而在当时，通过正常渠道集中发表一批关于赵树理的论文几无可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找一家杂志合作，我们出钱，他们出版面。可能还是通过校长的关系，我开始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陈建中先生联系，为此还专门跑了一趟临汾，敲定了在这家学报出增刊（名为“纪念赵树理诞辰九十周年”）之事。这期增刊一家伙刊发论文27篇，可谓赵树理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但我的论文已被钱文亮拿走，必须重写一篇才能补上这边的窟窿。也是因为这次会议，董大中先生送我一套《赵树理全集》，他又赠送给与会者一批《赵树理年谱》。这些书在我写第二篇文章时已派上了用场。经过一番思考，我在收看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过程中完成了关于赵树理的第二篇论文：《完美的假定 悲凉的结局———论赵树理的文艺传播观》。此文自然首发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但因为是增刊，那一期好像成了内部刊物，文章似也妾身未明，委屈得紧。于是五年之后，我只好打发它重新上路，让它在《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上正式亮相了。

这就是我琢磨赵树理的起点，或者也可以说是我真正阅读赵树理的“开端”。

但我并非坚定不移的赵树理研究战士。写完这两篇文章之后，我就移情别恋，等再一次面对《赵树理全集》，已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三

因为读过一番赵树理，我后来谈及他时便有了一些底气。比如，读博期间，我在北师大继续教育学院讲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用的教材是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讲到赵树理的“现代评书体”小说时，我立刻就来了情绪。又比如，从2003年起，我们八九位弟子跟随导师童庆炳先生编写高中语文教材。教材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必修教材中，我力主让《小二黑结婚》重新进入课本，理由是让学生体会一下说书讲故事的魅力。选修教材我负责《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读》，于是《登记》又成为其中的一课。为编好这两篇小说，那一阵子我又开始跟赵树理较劲。或许是正在编写教材的兴头上，或许是也正好读了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位教育硕士找不到毕业论文题目，我便给她布置一道：考察一下《小二黑结婚》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出没情况。在我的想象中，《小二黑结婚》阅读史说不定比《故乡》阅读史更有写头。

我需要提一提席扬先生的《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了。席扬是赵树理研究专家，也是我在山西时就认识的一位朋友。1996年我办会时，曾邀他出席，他不但参加了会议，还给师专学生带去了一场精彩讲座。但自从我北上京城，他南下福州，我们就断了联系。他这本书刚一上架就被我发现，并立马请回家来，既是因为赵树理，也是因为与他的那份友情。记得拿到这本书时，我先是翻阅一番。见他反驳范家进先生，其中引用我那两篇文章的观点作为论据，达一个半页码之多，让我顿生他乡遇故知之感。但随后我又读范家进文，觉得他虽稍嫌偏激，却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席扬驳他既有些吃力，似乎也有点情大于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席扬不仅是赵树理的研究者，还是他的铁杆粉丝，可谓名副其实的“学者粉”（scholar-fans）。如此双重身份，他眼里哪能揉得下沙子？

更需要提及的是这本书中收录的另一篇文章：《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此文力论“赵树理所恪守的身份并不是‘农民性’和‘干部性’，而恰恰是‘知识分子性’”，读后让人感觉分量很重，可谓席扬研究赵树理的一篇力作。但我读着既有共鸣，也有一些疑惑。赵树理固然坚守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但因此就能说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吗？如果把他看作知识分子，我们该从哪个层面释放其义涵？是毛泽东所论的这一层还是萨特倡导的那一层？在“知识分子性”面前，赵树理的“农民性”和“干部性”又该如何摆放？或者在席扬所谓的三“性”之中，它们究竟是何种关系？是相互支援还是相互制衡？当它们成为一股合力时，又给赵树理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200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当我困惑于如何给赵树理定位时，我又读开了席扬的这篇文章，以至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一年多之后的一个深夜，我偶然读到昌切先生的《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此文开篇便说：“谁是知识分子？鲁迅还是赵树理？赵树理还是卫慧？卫慧还是张承志？张承志还是韩东？仔细想想，问题大了。”这一连串设问煞是有趣。而当我读出“赵树理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官员型作家”这层意思时，却又吃惊不小，很受刺激，便立刻找出席扬的这本书复习，又是一番思前想后，结果失眠至凌晨四点。

但2006年前后，我并没有把赵树理的身份问题搞清楚，待琢磨出点眉目，已又过了一个十年。遗憾的是，我的思考结果已无法与席扬兄分享了。他在2014年那个冬天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实在是令人痛惜！

就是在这种断断续续的关注中，我跨入了2006年，那一年是赵树理诞辰百年，赵树理研究界可谓动静不小。记得2005年秋，傅书华先生已张罗着为《山西大学学报》组稿，计划在来年推出一组研究赵树理的文章，以作纪念。他邀请我加盟，我答应得痛快。当时我刚进一套《汪曾祺全集》，又差不多把汪老的作品通读一遍，就觉得可以在赵树理与汪曾祺之间做文章。于是我搬出《赵树理全集》，第二次面对他的作品了。

又一次读赵树理，我主要关注的是他的语言。赵树理的语言是独特的，这方面的文章已谈得不少。但他的语言观又该如何理解，却鲜有人谈及。而汪曾祺作为卓有成就的作家，其语言不仅同样独特，而且形成了一种稳健的语言观。这样，把两位作家的语言观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似乎就有了充分理由。我在后来形成的论文摘要中说：“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出现于现代文学语言成型的第二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文学语言中盛行的书面化、西洋化来说，它是一次必要的否定。但由于这种语言观独重口头／民间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致使文学语言失去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出现于第三阶段的汪曾祺，其文学语言观既借助口头／民间文化传统又依靠书面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并完成了第二次否定。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现代文学语言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形式。”此文最终确定的题目是《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给了傅书华老师之后，他在邮件中连夸我是“大手笔”。傅老师也是赵树理研究专家，他如此给我“阳光”，我岂有不“灿烂”之理？于是，我立刻就找到了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感觉。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似无多大动静，倒是我紧接着写出的《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刚一发表，就被《新华文摘》转载了。

后来，我在课堂上谈到文学语言问题时，这两篇文章已变成了一次课的个案分析。每当我报出《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这个题目时，学生们就哄笑起来，仿佛那是一对好“基友”的话题。但实际上，我要谈论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沈从文的学生，当汪曾祺写出那些“散文化小说”时，他是如何看待赵树理的“评书体小说”的？而“看待”的基础，既有汪曾祺写的那两篇怀念文章（《赵树理同志二三事》和《才子赵树理》）撑腰，也有人们不太在意的散见于汪文中的其他文字打气。怀念赵树理的文章我差不多都读过，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孙犁的那篇《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其次就是汪曾祺这两篇和严文井的《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中国作家》1993年第6期）了。谈到赵树理爱唱上党梆子时，汪曾祺还将了严文井一军：“严文井说赵树理五音不全。其实赵树理的音准是好的，恐怕倒是严文井有点五音不全，听不准。”严文写尽了赵树理在北京的憋屈，但在五音全不全的问题上，我觉得汪曾祺说得更靠谱。他可是与京剧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司机”啊。

除以上二文外，我在2006年还写了篇《民间进入庙堂的悲剧———以赵树理为例》（《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但实际上那只是篇半拉子文章。那一年的年初，我读洪长泰著、董晓萍译的《到民间去》，读霍长和与金芳合著的《二人转档案》，实际上是想写篇《脆弱的民间》的大文章。我想象中的副标题是《从赵树理小说、东北二人转与长沙歌厅看民间文化的真实处境》。记得读过《二人转档案》后，我给霍长和先生写邮件请教，我说：“二人转是正宗的民间文化，但因为它的粉词脏口却几乎遭殃。后来倡导绿色二人转，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策略。我没看过原汁原味的二人转，但似乎能想象到一点它的性话语和性表演给人们带来的欢乐。也许这正是民间文化的魅力所在，巴赫金所谈到的民间文化就是这种样子。只有这种样子的民间文化才是生机勃勃的，而去掉了所谓的粉词脏口，二人转就像去势之后的大老爷们，男不男女不女的，不成样子了。”霍老师则这样回复我：“你对二人转问题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二人转离开了‘脏口’，就像相声没有了讽刺，一点看头也没有。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曾想多搜集一些民间的没经去势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但十分困难。……‘绿色’二人转纯属胡扯，就像反对盗版光盘一样，完全是做给人看的。”这番讨论之后，我动笔了，却只是写出了第一部分内容。大概还是准备工作不足，后面的内容并没有跟上趟。

就是因为这次琢磨，我又想到个好题目：《从赵树理到赵本山：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演变轨迹》，以此谈论农民文化的更新换代，谈论革命群众文化如何转变成了商业大众文化。这个问题若想谈透，应该是一本书的规模，于是我又马上想到该去做怎样的前期准备。这个题目让我激动了一上午，此后的十年，我也不时会想起它，玩味一番，甚至在2010年还买了有关赵本山的几本书和一堆碟，但是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而就在这十年中，赵本山也盛极而衰，变成真正的赵“老蔫儿”了。四

过完2006年，《赵树理全集》就被我请到了踩上梯子才能够得着的最上一层书架，一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架势。

实际上，那时候我已有了两套《赵树理全集》。一套是五卷本，黄皮，软封面，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五卷出版于1994年）；另一套是六卷本，精装，硬封面，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放到书架最上层的是六卷本全集。2006年9月，“纪念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100周年大会暨创作研讨会”在晋城举行。我回家乡赶赴这次盛会，参加赵树理文学馆开馆典礼，又一次参观赵树理故居，甚至还在某领导的讲话中听到一个句型：“我们缅怀赵树理同志，就是要……”这个句型反复出现，马上就弄成了“高大上”的排比，像是法拉利组成的豪华车队。官方话语的铺张或排场由此可见一斑。

六卷本的《赵树理全集》就是这次会议的赠书。董大中先生在这套全集的“编后记”中说：“二十年前，在开始编《赵树理全集》的时候，我心目中的《赵树理全集》就是现在读者看到的这个样子。它不分体裁，完全按写作时间编排次序。人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书也就怎样编排。我们读着书，就像站在历史的大道旁，看着主人从这头走到那头，从年轻走到年老。”这一“编后记”我当时就读过，我也非常理解董老师如此编辑“更适于研究者阅读”的用心，但我还是把它束之高阁了。也许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赵树理的研究者，也许我更喜欢平装书而不是精装书，总之，这套书高高在上，一搁就是十年。

十年之后的那个春天，现任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9月开会一事，嘱我写文章参会，我很感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对赵树理的思考却依然停留在十年之前。我也想立刻投入到对赵树理的再阅读中，无奈琐事缠身，待我打开《赵树理全集》，已是开会前夕了。

这一遍读，我终于启用了六卷本全集，果然就意识到董老师所谓的编年体的好处。我从后三卷读起，又逐渐向前三卷游弋，不仅重读他的全部文学作品，而且也反复读他的非文学文本。因为这种里里外外的打量，一些想法也在我心中潜滋暗长。我在《2016：阅读遭遇战》（《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4期）中说：“这次重读赵树理，最让我兴奋的发现其实是在文学场域之外。赵树理的小说固然是值得分析的———事实上，这么多年来研究者感兴趣的无疑还是他的小说；但是，小说之外的各类非文学文本（如各类会议的发言或讲话、书信、检讨书等）却更耐人寻味。我以为，要对赵树理做出全面解读，仅仅面对他的文学创作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重视的是他在文学场域之外的所作所为。因为赵树理不仅是文学中人，更是组织中人和农民中人，许多时候，赵树理其实并不以作家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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