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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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试读：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2005年1月
致谢
我的夫人对本书的观点至少负有部分责任。我对她表示无限的感激。
我的朋友小巴林顿·穆尔通过他的批评性意见给了我很大帮助；在长达数年的讨论中，他促使我去澄清我的思想。
罗伯特·S·科恩、阿诺·J·迈耶、汉斯·J·迈尔霍夫和戴维·奥伯，在不同阶段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美国学术委员会、路易斯·M·拉比诺维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给我以惠助；他们的惠助大大促进了本书的完成。
导言 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
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防止这一灾难的种种努力掩盖了对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的潜在原因的探究。这些原因还没有被公众所认识、揭露、抨击，因为公众在一切来自外部的即东方对西方、西方对东方的极其明显的威胁面前退却了。同样明显的是，必须进行战争准备，必须生活在战争的边缘，必须面对挑战。我们不得不和平地生产毁灭的工具、不得不极度地浪费、不得不接受防卫训练，这种防卫使防卫者和他们所防卫的东西成为畸形。
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一危险的原因同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其成员的方式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会立即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在使这种危险永恒化的同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庞大、更加美好。社会的防卫结构使为数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更加舒适，并扩大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把特殊利益作为所有正常人的利益来兜售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社会的政治需要变成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它们的满足刺激着商业和公共福利事业，而所有这些似乎都是理性的具体体现。
然而，这个社会作为总体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对各种平息（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不同于在我们的社会之前的较不发达阶段的压抑；它今天不是由于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况而起作用，而是依靠实力地位起作用。当代社会的力量（智力的和物质的）比以往大得无可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也比以往大得无可估量。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
研究这些发展的根源，考察它们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之一。这一理论根据社会已被利用的、尚未被利用的或被滥用的改善人类条件的能力来分析社会。但是，这样一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价值判断肯定起着作用。已确立的组织社会的方式是相对于其他可能的方式而得到评价的，也即是说，是相对于那些被认为对缓解人的生存竞争提供了较好机会的方式而得到评价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实践是相对于它自己的各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而得到评价的。因此，从一开始，任何社会批判理论都会遇到一个历史客观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两点，而对这两点的分析都暗含着下述价值判断：1. 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或者可能是和应当是值得过的。这个判断
是一切理智努力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前提，否定它（这是完
全合乎逻辑的）就是否定理论本身；2. 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改善人类生活的特殊可能性以
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殊方式和手段。批判的分析必须证明这些
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这种证明又必须在经验基础上来进行。已
确立的社会，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可供利
用。这些资源怎样才能被用来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要和
才能，并把辛劳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呢？社会理论是历史的
理论；而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因此，在组织和利用那
些可用资源的各种可能方式和实际方式中间，哪些为最佳发展提
供着最大的机会呢？
回答这些问题要求一系列初始的抽象。为了辨明和确定一种最佳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对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利用中，从这种组织和利用的结果中来进行抽象。这样的抽象拒绝把事实的给定领域当作有效性的最后根据，而对事实的这种“超越”性分析，是按照它们被阻碍和被否定的可能性来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抽象和分析适合于社会理论的结构本身。它由于“超越”的严格的历史性而与所有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上述“可能性”必须处在各个社会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它们必须是实践的可以确定的目标。同理，从已确立的制度中进行抽象必须是对一种实际倾向的表达——这就是说，制度的改变必须是作为根基的民众的实际需要。社会理论涉及这样的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些替代性选择常常作为颠覆性的趋势和力量出没于已确立的社会。当它们由于历史实践而被变成现实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就变成了事实。那些理论概念则随社会变化而告终。
但是，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当代社会似乎有能力遏制社会变化——将确立根本不同的制度、确立生产发展的新方向和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的质变。这种遏制社会变化的能力或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为突出的成就；在强大的国家范围内，大多数人对民族目标和由两党支持的政策的接受，多元主义的衰落，企业和劳工组织的沟通，都证明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既是发达工业社会取得成就的结果，又是其取得成就的前提。
把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目前的情况作一个简要的比较，也许有助于表明批判的基础是怎样被变更的。在19世纪上半叶它刚刚起源并制定出一些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最初概念时，工业社会的批判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需要与目的之间的历史调和中得到了具体实现。这种历史调和存在于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两大阶级仍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使他们不再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因。维持和改善现制度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先前的敌手联合起来了。技术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吸引力，质变的概念就以多大的程度在一种非爆炸性发展的现实主义主张面前退却。由于缺乏社会变革的明显动因和代理者，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这里没有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的基础。甚至对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极其经验主义的分析看起来也是一种不现实的思辨；对它们的赞成与否则是一种个人（或集团）爱好的问题。
那么，这种缺乏是否驳倒了批判理论？面对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的分析仍然坚持认为质变的需要像以前一样迫切。谁需要质变呢？回答还是一样：整个社会，因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增长着的生产力和增长着的破坏性的统一；毁灭的外交冒险政策；思想、希望、畏惧对现政权所作决定的屈从；前所未有的富裕中保留着的痛苦，这一切都构成了最为公正的控诉——即使它们不是这种社会存在的根据而只是它的副产品：它那在广阔范围内促进了效率和进步的合理性，其自身就是不合理的。
绝大多数人接受和被迫接受这个社会，并不能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性，使它少受指责。真意识与假意识的区别、真实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别仍然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区别本身必须是有效的。人们必须看到这种区别，并找到从假意识到真意识、从眼前利益到真实利益的道路。人们只有生活在这样的需要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否定那种肯定的东西并对之加以拒绝的需要。而已确立的社会设法要压抑的正是这种需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履行诺言”，它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科学地征服自然用于科学地征服人。
面对发达工业社会成就的总体性，批判理论失去了超越这一社会的理论基础。这一空白使理论结构自身也变得空虚起来。因为批判理论的范畴是在这样的时期得到发展的，在这个时期，拒绝和颠覆的需要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行动之中。批判理论的范畴实质上是一些用来规定19世纪欧洲社会实际矛盾的否定概念和反对概念。“社会”这一范畴本身曾表示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尖锐冲突，社会是一种与国家对抗的东西。同样，“个人”、“阶级”、“私人”、“家庭”曾经是指还没与已确立的生活条件一体化的那些领域和力量——紧张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日益发展的一体化，这些范畴正在丧失它们的批判性涵义，而趋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术语。
那种想重新获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性内容并理解这一内容如何为社会现实所抹掉的企图，似乎一开始就是一种倒退，即从参与历史实践的理论向抽象思辨倒退：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向哲学倒退。批判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导源于下列事实：它的分析是站在“超乎”社会中肯定的和否定的、建设性的和毁灭性的东西的立场上勉强进行的。当代工业社会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同一——这是一个成问题的总体。同时，理论的立场不可能是纯思辨的立场。就它必须以既定社会的能力为基础而言，它必定是历史的立场。
这种含糊不清的情况包含着一种甚至更为根本的含糊性。《单向度的人》将始终在两种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不定：（1）对可以预见的未来来说，发达工业社会能够遏制质变；（2）存在着能够打破这种遏制并推翻这一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并不认为能够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着，甚至一种趋势就存在于另一种趋势中。第一种趋势是主要的，并且任何可能存在的推翻这一趋势的先决条件都正被用来阻止它。或许，一个偶然的事件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但除非是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认识扭转了原来的意识和人的行为，否则即使是一场大动乱也不会带来这种变化。
分析的焦点是发达工业社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不是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在这一社会中，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看起来还在另外的意义上维护着自己：把自己扩展到世界较不发达地区甚至前工业化地区，并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与共产主义发展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
一个社会用以组织其成员生活的方式，涉及在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所决定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之间进行一种初始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发生作用的结果。它预定了改变和利用人以及自然的特殊方式并排斥其他的方式。它是在他者中自我实现的一种“谋划”。但是，一旦这种谋划在基本制度和基本关系中得以实现，它就趋向于变成排他性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世界，是实现一项特殊历史谋划的最后阶段，即在这一阶段上，对自然的实验、改造和组织都仅仅作为统治的材料。
随着这项“谋划”的展现，它就形成为话语和行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范围。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讨论发达工业社会这些为人熟知的趋势时，我很少注明具体的参考文献。本书的材料是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所收集和叙述过的，这些文献论述了技术、社会变化、科学管理、合作企业、工业劳动的性质和劳动力方面的变化问题。有许多对事实进行非意识形态分析的作品，诸如伯利和米恩斯的《现代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第76届国会国民经济临时委员会关于《经济力量的集中》的报告；美国劳联-产联关于《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的各种出版物；此外还有在底特律的《新闻与通讯》与《通讯》杂志。我想强调一下C·赖特·米尔斯著作的根本重要性，强调一下人们往往因其简单化、过甚其词或新闻式文字而对之表示不满的那些文章的根本重要性：万斯·帕卡德的《隐藏着的说客》、《想往上爬的人》、《制造浪费的人》；威廉·H·怀特的《驯顺的职员》；弗雷德·J·库克的《战争国家》，都属这一类型。诚然，这些作品由于缺乏理论分析而使所描述状况的根源被掩盖和保护起来，不过所描述状况的根源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状况足够说明问题了。或许大多数有力证据都可以通过下述办法来获得，即在几天之内连续收看电视或收听调频收音机一小时，不用中断广告节目，不时调换一下频道即可。
我的分析集中于当代最高度发达的那些社会。在这些社会内外还有许多地区并没有流行上面所描绘的趋势——我要说，尚没有流行。我是在设想这些趋势并提供一些假设，仅此而已。
单向度的社会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
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说实在的，下述情况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制；个体企业集中为更有效、生产效率更高的大公司；对设备不平衡的经济单位间的自由竞争加以调节；削减对组织国际资源起阻碍作用的各种特权和国家主权。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
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和早期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现在它们却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而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正如它们曾经促进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念，是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用以取代已过时的文化的观念。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经制度化，便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这个社会共命运。成就取消了前提。
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随着这种自由逐渐增大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属于较低生产率阶段的各种自由相应地失去其先前的内容。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制度来满足需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对制度本身采取不顺从态度，看来对社会是毫无助益的；当它给社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利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时，就更是如此。的确，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一定要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性协作来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设施。
企业活动的自由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不是工作的自由就是挨饿的自由，它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艰辛、不安和焦虑。假如个人不再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他自身，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可能使个人的精力释放到一个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将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这时，个人将会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如果生产机构能够组织起来，并致力于满足生命攸关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还是充分地集中起来为好；这种控制并不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会使它成为可能。
这是发达工业文明有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技术合理化的“目的”。但实际上在发生作用的却是相反的趋势：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当代工业社会由此而阻止了有效地反对社会整体的局面出现。不仅某种形式的政府或党派统治会造成极权主义，就是某些特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也会造成极权主义，尽管后者很可能与党派、报纸的“多元论”以及“对等权力牵制”等等相一致。
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这种生产率动员起整个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机器在物质上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趋势是可以逆转的；机器的能力实质上是人的能力的积累和表现。工作世界在什么程度上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并依此而被加以机械化，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新的自由的潜在基础。
当代工业文明表明，它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由社会”已经不再能够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样一些传统概念来说明。这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它们过分重要以致超越了传统模式。因此，需要有符合新的社会能力的新的表述方式。
这些新的方式只能用否定的字眼来加以表达，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对现行方式的否定。经济自由因而意味着摆脱经济的自由——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争、免于谋生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同样，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起取消。这些主张之所以听起来不现实，并不表示它们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而是说明阻碍它们实现的力量相当强大。反对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斗争形式，是灌输那些使生存斗争的过时形式永恒化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
我们可以把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加以区别。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才能的发展的话，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因而结果是不幸之中的欣慰。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和增强；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
抑制性需要的流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是人们在无知和失望中所接受的事实，同时也是为了个人幸福、为了所有以痛苦为其满足代价的人的利益而必须加以消除的事实。只有那些无条件地要求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即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包括粗俗需要和高尚需要在内的一切需要的先决条件。
对于任何意识和良心，对于任何不把流行的社会利益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经验，已确立的各种需要和满足都应以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一尺度来加以检验。这些尺度完全是历史性的，它们的客观性也是历史性的。在一定条件下，对各种需要及其满足的评价涉及一些具有优先地位的标准，这些标准指的是最充分地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这些资源是可以计算的。需要的“真实”与“虚假”在下述意义上指明各种客观条件：根本需要的普遍满足和辛劳、贫困的逐渐减轻成为普遍有效的标准。但是，作为历史的标准，它们不仅因地区和发展阶段而异，并且只能在同现行标准（或多或少）相矛盾的意义上来加以说明。那么，什么样的法庭可以自称拥有决定性的权威呢？
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一切个人自己来回答，但只是归根到底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并当他们确能给自己提供答案的话。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同样，没有任何法庭能正当地自认有权来决定哪些需要应该发展和满足。任何这样的法庭都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尽管我们强烈地坚持这一看法并不排除下述问题：人们自己既然已经是颇有成效的统治的对象，又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呢？
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像。的确，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是一种荒谬而又有害的观念，但嘲笑这种观念的社会却把它自己的成员变成全面管理的对象，这样做的正当性是大可怀疑的。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发展的过程往往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预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
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在这里，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对于抚慰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状态的缓和方式的需要；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这些自由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圈套之间的自由选择。
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自由选择的准绳绝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对的。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如果商品和服务设施维护对艰辛和恐惧的生活所进行的社会控制的话，就是说，如果它们维护异化的话，那么，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就并不意味着自由。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我们对控制的深度和有效性的看法会招致这样一种异议，即认为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新闻媒介”的灌输力量，认为人们自己会发现和满足如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需要。这种异议忽略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我们的前提并不是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大量生产出发的，也不是从集中对它们加以控制出发的。人们早就已经适应于这种控制的接收器。决定性的差别在于把已有的和可能的、已满足和未满足的需要之间的对立（或冲突）消去。在这里，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诚然，在当代社会最高度发达的地区，把社会需要移植成个人的需要是如此地有效，以致它们之间的差别似乎纯粹是理论上的事情。人们当真能对作为新闻与娱乐的工具和作为灌输与操纵力量的大众传播媒介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制造公害的汽车和提供方便的汽车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实用建筑的恐怖与舒适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为保卫国防和为公司营利的手段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提高生育率方面私人的乐趣和商业上、政治上的功用作出区分吗？
我们又一次面对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方面，即它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能，它的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品的潜力，它的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都表明现代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不错，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制形式：生计的丧失，法庭、警察、武装力量的管辖。情况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毫不奇怪，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社会控制已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也受到影响。拒绝“随大流”的思想情绪显得是神经过敏和软弱无力的。这就是下述政治事件在社会心理上的反映：在工业社会前一阶段似乎代表新的生存方式之可能性的那些历史力量正在消失。
但“潜化”一词或许不再说明个人是以什么方式自动重复社会所施加的外部控制并使之永恒化的。潜化使人联想到自我把“外部的”移置为“内部的”那一整套相对自动的过程。因此，潜化意味着存在一种区别于甚至敌对于外部要求的内心向度，即能把公众舆论和行为撇在一边的个人意识和无意识。“内心自由”的观念在这里有它的现实性，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借以变成和保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间。
今天，这一私人空间已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和削弱。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中，潜化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即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
这种直接的、自动化的一致化过程（它也许曾经是原始协作形式的特征）再现在高度的工业文明之中；但这种新的“直接性”是高级的、科学的管理和组织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这种内心向度本是否定性思考的力量也即理性的批判力量的家园，它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压制和调和对立面的物质过程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应。进步的冲击使理性屈从于现实生活，屈从于产生出更多和更大的同类现实生活的强大能力。制度的效率使个人的认识迟钝，使他对不表达整体之压制力量的事实视而不见。如果人们发现自己身处构成其生活的那些事物之中，那是他们接受而不是创造了事物的规律的结果，不过这一规律并非物理规律，而是社会规律。
我刚才提到，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这里存在的只是一种向度，而且它无处不在、形式多样。进步的成就蔑视思想意识的控诉和判决，在它们的法庭面前，它们的合理性的“虚假意识”变成了真实的意识。
但是，把思想意识吸收到现实之中，并不表明“思想意识的终结”。相反，在特定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以某种富有争议的形式，该命题揭示出现行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成分。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的变化。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它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
这种趋势可能与科学方法即物理学中的操作主义和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的发展有关。其共同的特征是处理概念时的总的经验主义；这些概念的意义被局限在对特定的操作和行为的描述上。P·W·布里奇曼关于长度概念的分析是对操作主义观点的很好的说明：如果我们能够说明任一物体的长度，那么，我们显然知道我们所谓的长度是什么意思，对物理学家而言，没有必要作更多的解释。要确定一个东西的长度，我们必须进行某种物理操作。当测量长度的操作完成后，长度的概念也就确定了，就是说，长度的概念正好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确定长度的一整套操作。总之，我们所说的任何概念其意思就是一整套操作；概念等同于一套相应的操作。
布里奇曼已经看到这一思想方法对整个社会的广泛影响：采用操作主义观点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概念”意义的理解，而是意味着我们整个思想习惯的深刻变化，意味着我们不再容许在思想概念里把我们不能用操作来充分说明的东西当作工具来使用。
布里奇曼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这种新的思想方式在今天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趋势。许多最令人困惑的概念由于不能用操作或行为给予充分说明而正在被“排除”。激进经验主义的猛烈攻击（我将在第七、第八两章里考察其自称为经验主义的理由），就这样为知识界对理智的反驳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辩护。这就是实证主义所起的作用，它否定理性的超越因素，因而是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在学术上的对应物。
在学术范围之外，“我们所有的思想习惯中的深刻变化”就更为严重。这些变化有助于使思想和目标同现行制度的要求相协调，有助于把它们包容于制度之内，有助于拒斥那些与制度格格不入的东西。但这样一种单向度现实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起支配作用，也不意味着精神的、形而上学的和狂放不羁的市场消失殆尽。恰恰相反，“这星期一起去做礼拜”、“为什么不求求上帝”、禅宗、存在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等等大量地存在。不过，这些抗议和越轨的方式不再同现状相矛盾，不再是否定的。毋宁说，它们是实际的行为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对现状无害的否定，因而它们作为健康的养料之一部分而为现状所迅速地消化。
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它们的论域充满着自我生效的假设，这些被垄断的假设不断重复，最后变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义和命令。譬如，在自由世界里运转或被运转的制度是“自由的”；其他那些超越这一模式的自由方式不是被定义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被定义为宣传。一切不通过私人企业本身或政府契约来侵占私人企业的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的”，诸如普遍的和综合的健康保障，防止自然完全彻底的商品化，以及建立可能损害私人利益的公用事业。这种既成事实的极权主义逻辑在东方也有所反映。在那里，由共产主义制度建立的生活方式是自由的，其他所有超越这一模式的自由方式则是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或左倾宗派主义的。在这两个阵营中，非操作性观念就是无法付诸实施的、起颠覆作用的观念。思想的运动被停止在表现为理性自身的界限的障碍面前。
当然，思想的这种界限并不是新的。正处于上升阶段的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既是思辨的又是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了如下鲜明的对比：即一方面用极端批判的激进主义态度对待科学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又用毫无批判性的无为主义态度对待已确立的、正在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于是，笛卡儿的“我思”便对“伟大的公众团体”置之不理，而霍布斯也主张“现存的应当永远是可取的、被维护的和最好的”。康德则同意洛克的观点，认为革命是正当的，如果并当革命能成功地把整体组织起来并防止颠覆的话。
然而，这些使人感到亲切的理性观念总是为明显的痛苦和“伟大的公众团体”的不公正以及有效的、多少有意的反抗所抵制。引起并允许同已确立状况发生真正分裂的社会条件曾是存在的；某种既是私人的又是政治的向度也曾是存在的，在这个向度里，检验其目标的力量和有效性的游离因素可以发展为有效的对立。
随着这种向度逐渐被社会所封闭，思想的自我限制就显出更重要的意义。科学—哲学的进程和社会进程之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背后”表现了出来。社会禁止各种对立的行动和行为；结果，有关这些行动和行为的概念被说成是虚幻的和无意义的。历史的超越表现为科学和科学思想所不能接受的形而上学超越。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作为一种广泛的“思想习惯”，变成为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需要和愿望领域的观点。“理性的狡计”正如它往常的所作所为那样，是有利于现存的力量的。于是，关于操作和行为概念的主张转过来反对使思想和行为从既定现实中解放出来的种种努力，反对为了其他那些被压制的可能性而解放思想的种种努力。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学术上的行为主义和社会上的行为主义在共同的基础上汇合了，即在使科学和技术进步成为统治工具的发达社会的基础上汇合了。“进步”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术语；它是有特定前进目标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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