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斯卡德系列：刀锋之先(侯孝贤、梁朝伟等为之迷狂的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硬汉派侦探小说标杆劳伦斯?布洛克杰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劳伦斯·布洛克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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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斯卡德系列：刀锋之先(侯孝贤、梁朝伟等为之迷狂的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硬汉派侦探小说标杆劳伦斯?布洛克杰作。）试读：

1

2

我在一间下等酒吧坐着

就在第五十二号街，

心神不定且忧惧，

当狡狤的希望终结了

一个卑劣欺瞒的十年：

愤怒与恐惧的电波

在地球光明和晦暗的

陆地间往来传送，

纠缠着我们的私生活；

死亡那不堪提及的气味

侵扰了这九月之夜——W. H.奥登

每次想象这件事，我脑子里总是一个完美夏日，太阳高高地挂在明亮的蓝天中。当然，这是在夏天，但我无从知道天气，或甚至是不是发生在白天。某个跟这件事有关的人提到了月光，不过他也不在场。或许他的想象中出现了月亮，就像我的想象选择了明亮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飘散着的棉絮般的白云。

他们待在白色农舍敞开的门廊上。偶尔我会想象他们在屋里，坐在厨房的松木餐桌上，但我更常想象他们坐在门廊上。一个大玻璃壶里装满了葡萄柚汁掺伏特加，他们坐在门廊喝着“咸狗”鸡尾酒。

有时我想象他们在农场散步，手牵着手，或者搂着彼此的腰。她喝了很多酒，因此变得话多而亢奋，脚步有些不稳。她对着牛哞哞地叫，对着鸡咯咯地喊，还朝着猪发出哼哼的叫声，然后嘲笑全世界。

或者我会看到他们穿过森林，出现在溪水旁。数百年前有位法国画家，笔下总是理想中的乡村景色，赤足的牧羊人和挤牛奶女工在大自然中嬉戏。我想象中的画面可能就是他画过的。

现在他们在溪边，一丝不挂，然后在凉凉的草地上做爱。

我的想象在这个地方受到了限制。或许只是对别人隐私的尊重而已，反正我脑中只有她脸部的特写画面。她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然后他们就像梦中的报纸文章一般，在我可以看清楚之前就已经变形模糊了。

他亮出刀子，她睁大了眼睛，然后他们两个的影像变模糊了。一片云飘过来遮住了太阳。

这是我的想象，我并不认为我的想象跟实际情况很接近。怎么可能接近呢？即使是目击证人的证词也是出了名的不可靠，何况我根本没有亲眼目击。我没见过那个农场，甚至不知道那儿是不是有条小溪。

我也从没见过她，只看过照片。我现在就看着其中一张。我好像可以看到她脸上表情的变化，还有她睁大的眼睛。不过我当然看不到这些，根据这些照片，我只能看到时光冻结的那一刻。这不是魔术照片，你不能从中看到过去或未来。如果你把照片翻过来，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和电话，不过只要再翻过去，就永远是那个姿势，她嘴唇微张，双眼看着镜头，谜一样的表情。你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可是照片不会告诉你任何秘密。

这点我明白。我已经看得够久了。1

纽约有三个著名的演员联谊团体，几年前一个名叫莫里斯·詹金斯-劳埃德的演员曾给这三个联谊会作了个简单的注解。“‘戏剧家’是绅士，”他拿腔拿调地说，“却要装成演员。‘羔羊’是演员，却要装成绅士。至于‘修士’呢——‘修士’是两者皆非，却要装成两者皆是。”

我不知道詹金斯-劳埃德属于哪一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多数时间都醉醺醺的，却假装自己很清醒。他常去阿姆斯特朗酒吧，就在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他总是喝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可以喝上整天整夜而面不改色。他喝了酒从不提高嗓门、从不出丑、从不会摔下椅子。到了夜深时分或许说话会有点不清楚，但也不过就是这样。戏剧家、羔羊，或修士，他喝酒像个绅士。

死得也像个绅士。他死于食道破裂时，我还在酗酒。一般来说这不会是酒鬼的头号死因，不过好像也没听说过哪个不喝酒的人会因此而死。我不确定造成食道破裂的确切原因，也许是多年来从食道灌酒下去累积的恶果，也许是每天早上总要吐一两次造成的食道紧绷所致。

我已经很久没想到莫里斯·詹金斯-劳埃德了，现在想到他，是因为我正要去参加匿名戒酒会的聚会，地点就在一栋建筑的二楼，那儿曾经是羔羊俱乐部的会址。这栋位于西四十四街的高雅白色建筑，几年前成为羔羊俱乐部无法负担的奢侈品，于是他们卖掉房子搬到中城，和另一个社团共用办公室。有个教会组织买下了这个产业，现在成了实验剧场，并提供给其他教会活动使用。星期四晚上，匿名戒酒会的“新开始”团体会象征性地付点钱作为会议室的使用费。

聚会从八点半到九点半。我提早十分钟到那儿，向会议主席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倒了咖啡，坐到他指定的位置。这个长方形的大会议室里放了十张六脚桌子，我的位置离门很远，就在主席旁边。

到了八点半，大约有三十五个人围着房间里的桌子各自坐下，用一次性杯子喝咖啡。主席宣布会议开始，念了匿名戒酒会开场白，然后叫一个人念了《戒酒大书》第五章里的一部分。他又宣布了几件事——周末上西区有一个舞会，默里山有一个团体的周年庆，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成立了一个新团体，第九大道犹太教堂的那个团体因犹太假期取消下两次聚会。

然后主席说：“我们今晚的演讲人是马修，来自‘戒酒很简单’团体。”

我很紧张，那是当然的。一踏进这个地方我就开始紧张，每回我当演讲人之前都会这样，不过紧张会过去。他介绍我时，全场响起一阵礼貌的掌声，掌声停息后，我说：“谢谢，我名叫马修，我是个酒鬼。”然后紧张感就消失了，于是我坐在那儿开始讲我的故事。

我讲了大约二十分钟，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基本上你就是讲以前如何如何，接着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现在如何如何。我就是依样画葫芦，不过每回讲的内容都不一样。

有些人的故事极富启示性，有资格上电视。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以前在东圣路易斯如何贫困潦倒，如今他们是前途光明的IBM总裁。我没有这类故事可讲。我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做原来的事情维生。不同的是我以前喝酒现在不喝，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启示。

我说完后，另一轮掌声响起，然后大家传递篮子，每个人在里头放个一块或两毛五或什么也不放，算是场租和咖啡费用。休息五分钟后，会议重新开始。每个聚会的形式不一样，这个聚会是全场每个人轮流说两句。

会议室里我认得的人大概有十个，还有六七个看起来眼熟。有个方下巴的红发女人从我曾经当过警察的事情说起。“你可能来过我家，”她说，“警察每星期来我家一次。我和我丈夫喝了酒就会打架，有些邻居会打电话报警，然后警察就会跑来。有个警察连续来了三次，我们就搭上了，他跟我也打架，又有人打电话找警察。那些人总是打电话叫警察来找我，就算事情是因为我跟一个警察在一起所引起的也一样。”

九点半我们念过主祷文后结束聚会。几个人过来跟我握手并谢谢我带头发言。其他大部分人都匆匆忙忙冲出大楼，急着去抽烟。

外头是凉爽的早秋。溽暑已过，凉快的夜晚令人舒畅。我向西走了半个街区，有个男人从路旁的一个门洞里走出来，问我能不能给他点零钱。他穿着不配套的长裤和西装外套，脚上是一双破球鞋，没穿袜子。他看起来三十五岁，不过可能更年轻。街头生活会让你变老。

他需要洗个澡、刮个胡子、理个发。他所需要的远超过我所能给的。我给他的只是一块钱。我从裤兜里摸出来，放在他手心里。他谢我并说上帝保佑我。我又开始走，快走到百老汇大道转角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转头，认出喊我的是一个叫埃迪的家伙。他刚刚参加了那个聚会，我偶尔也会在其他聚会上碰到他。他急步跟上我。“嘿，马修，”他说，“想不想去喝杯咖啡？”“我开会时喝过三杯了，还是直接回家吧。”“你往北走？我跟你顺路。”

我们从百老汇大道拐到四十七街，穿过第八大道，右转继续朝北走。沿路有五个人跟我们要钱，我拒绝了其中两个，给了其他三个每人一块钱，并得到了他们的致谢和祝福。第三个人拿了钱并祝福我之后，埃迪说：“天啊，你一定是全西区最心软的人了。你怎么搞的，马修，没办法说不吗？”“有时候我会拒绝他们。”“不过大部分都不会。”“大部分不会。”“我前两天看到市长上电视，他说我们不该给街上的人钱。他说他们半数都有毒瘾，只会拿那些钱去买毒品。”“对，而另外一半会把钱花在食物和住所上。”“他说本市会免费提供床和热的食物给任何需要的人。”“我知道，这让你想不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睡在街边，翻垃圾箱找东西吃。”“他也想严厉对付那些擦玻璃的人。知道吧？就是那些帮你擦汽车挡风玻璃的家伙，也不管玻璃脏不脏，擦完了就伸手跟你要钱。他说他不喜欢那些家伙把街道弄成这样，难看。”“他是对的，”我说，“他们也都是身强体健的人，完全可以出去作奸犯科或袭击卖酒的杂货店，这样大家就看不到了。”“看来你不怎么支持市长。”“我想他还可以，”我说，“虽然我觉得他的心眼只有葡萄干那么大，但或许这是担任市长的一种必备条件。我尽量不去注意谁是市长，或者他说了些什么。我每天都送出几块钱，如此而已。损害不了我什么，也帮不了别人太多忙，不过就是我这阵子在做的事情罢了。”“街上总是少不了讨钱的人的。”

的确，整个城市都可以看到他们，睡在公园里、地铁隧道里、公交车和火车的候车室里。有些有精神问题，有些有毒瘾，还有些只不过是在人生的赛跑中踏错一步，就再没有容身之处。没有住所就很难找到工作，很难在面试时让自己保持体面，不过其中某些人“曾经”有过工作。纽约的公寓很难找，也很难负担得起；有房租、管理费和中介公司的佣金要付，可能得花两千块以上才能住进一所公寓。就算你能保住一份工作，又怎么能存得了那么多钱呢？“感谢上帝我有个地方住，”埃迪说，“你大概不会相信，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公寓。往北走一个街区再左转穿过两个街区，靠近第十大道那儿。它不是我最早住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已经消失了，整栋楼拆掉，盖了所新的高中。我们搬出那儿是在我，记不清楚了，九岁吧？一定是，因为那时候我三年级。你知道我坐过牢吗？”“三年级的时候，不会吧？”

他笑了：“不是，那是再后来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在绿港监狱的时候我老爸死了，我出狱后没有地方可待，就搬去跟我妈一起住。我不常在家，那儿只不过是个让我放衣服和东西的地方，不过后来她生病了，我就留在那儿陪她，她死后我继续住着。四楼，有三个小房间，不过，马修，你知道，那是因为房租管制。一百二十二元七毛五一个月。城里像样点儿的旅馆，妈的，一个晚上就得付这么多钱。”

而且，让人惊讶的是，那一带都开始高级起来了。地狱厨房百年来一直是个险恶、粗悍的区域，现在地产商改口称此处为克林顿，而且把出租公寓改成共管公寓，每户卖六位数的价格。我永远也想不明白穷人去了哪里，或者有钱人是从哪儿来的。

他说：“美丽的夜，不是吗？当然我们还来不及欣赏，就会抱怨太冷了。有时候你会被热个半死，紧接着又忽然发现夏天怎么就过完了。夜里总是冷得特别快，呃？”“大家都这么说。”

他三十好几了，五英尺八或五英尺九，瘦瘦的，皮肤苍白，黯淡的蓝色眼珠。他的头发是淡棕色的，不过现在开始秃了，后退的发际线加上龅牙，让他看起来有点像兔子。

就算我不知道他坐过牢，或许也猜得到，虽然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看起来就是像个混混。或许是综合印象吧，虚张声势加上鬼鬼祟祟，那种态度表现在他的双肩和犹疑不定的眼神里。我不会说这些看起来很显眼，不过第一次在戒酒聚会上注意到他，我就想着这家伙以前干过坏事，他看起来就像会走上歪路的那种人。

他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我一支，我摇摇头。他自己拿了一支，擦了火柴点烟，双手拢起来挡风。他喷出烟，然后把香烟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瞧。“我应该戒掉这些操蛋的小毛病，”他说，“不喝酒却死于肺癌，概率有多大？”“你多久没喝酒了，埃迪？”“快七个月了。”“了不起。”“我参加聚会快一年了，不过花了好一阵子才停止喝酒。”“我也不是马上就戒掉的。”“是吗？呃，我挣扎了一两个月，然后我想，我还是可以抽大麻，因为，该死，大麻不是我的问题，酒精才是我的问题。不过我想在聚会里听到的那些事情逐渐产生了影响，然后我把大麻也戒掉了。现在我已经快七个月完全不沾了。”“好厉害。”“我想是吧。”“至于香烟，据说一口气想戒掉太多东西，不是个聪明的办法。”“我知道，我想等我戒满一年再说吧。”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头烧得亮红。“我家就往这儿走，你确定不过去喝杯咖啡？”“不要了，不过我跟你一起走过第九大道吧。”

我们走过穿越市内的漫长街区，然后在街角站着聊了几分钟。我不太记得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在街角时，他说：“主席介绍你的时候，说你所属的团体是‘戒酒很简单’。就是在圣保罗教堂聚会的那个吗？”

我点点头：“‘戒酒很简单’是正式名字，不过每个人都只叫它‘圣保罗’。”“你常常去？”“偶尔。”“或许以后我会在那儿见到你。唔，马修，你有电话什么的吗？”“有，我住在一家旅社，西北旅社。你打到前台他们就会转给我。”“我该说找谁？”

我盯了他一秒钟，然后笑了。我胸前的口袋里有一小叠皮夹大小的照片，每张背面都用印章盖上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掏一张出来递给他。他说：“马修·斯卡德。这就是你，呃？”他把卡片翻过来，“可是这不是你。”“你认得她吗？”

他摇头：“她是谁？”“我在找的一个女孩子。”“难怪你要找。如果找到两个的话，分一个给我。这怎么回事，你的工作吗？”“答对了。”“美女一个。年轻，至少拍照的时候如此。她多大？大概二十一吧？”“现在二十四了。照片是一两年前拍的。”“二十四，真年轻，”他说，又把照片翻过来，“马修·斯卡德。真滑稽，你知道某个人最私密的事，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是指姓。我姓邓菲，不过说不定你已经知道了。”“原先不知道。”“等我有了电话再给你。一年半前因为没付电话费被切断了，这几天我会去办理恢复通话。跟你聊天真不错，马修。或许明天晚上我会在圣保罗见到你。”“我大概会去。”“我一定会去。你保重。”“你也是，埃迪。”

等到绿灯亮了，他快步过马路。走到一半又转头朝着我笑，“我希望你找到那个女孩。”他说。

那天晚上我没找到她，也没找到任何女孩。我走完剩下的路回到西五十七街，停在旅社前台前。没有留话，不过雅各布主动告诉我，有三通电话打来找过我，每隔半小时一通。“可能是同一个人打的，”他说，“他没留话。”

我上楼回房，坐下来打开一本书，没看几页电话就响了。

我拿起听筒，听到一个男人说：“斯卡德吗？”我说是。他说：“赏金是多少？”“什么赏金？”“你是在找那个女孩的人吗？”

我可以挂了电话，不过我说：“什么女孩？”“一面是她的照片，另一面是你的名字。你没在找她吗？”“你知道她在哪儿？”“先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赏金是多少？”“可能很少。”“很少是多少？”“要发财还不够。”“说个数字。”“或许两百元吧。”“五百元怎么样？”

价钱其实不重要，他没东西可以卖给我。“好吧，”我同意，“五百元。”“妈的，可真不多。”“我知道。”

停了一下，他爽快地说：“好吧，你照我说的去做。半个小时后，你到百老汇大道和第九大道的交叉口，在朝着第八大道的那个街角等我。身上带着钱，没钱的话，你就不必来了。”“这个时间我没办法弄到钱。”“你身上没有那种二十四小时的银行卡吗？妈的。好吧，你身上有多少钱？你可以先给一部分，其他的明天再给，不过可别不当一回事，因为那个妞儿明天可能就换地方了，懂我意思吧？”“你不会知道我有多懂。”“你说什么？”“她叫什么名字？”“什么？”“那个妞儿叫什么名字？”“找她的人是你。难道你他妈的不知道她的名字？”“你不知道，对不对？”

他考虑着。“我知道她‘现在’用的名字。”他说。这是最蠢的耍诈手法。“或许跟你知道的不一样。”“她现在用什么名字？”“呃——这包括在你要用五百块买的消息里面。”我买到的将会是勒住我气管的手臂，或许还会有把刀子抵在肋骨间。真有消息可以提供的人绝对不会一开始就问赏金，也不会跟你约在街角。我觉得够了，该挂他的电话了，可是他可以再打来。

我说：“你先闭上嘴。我的顾客没有提出任何赏金，要等找到那个女孩再说。你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卖，所以也休想从我这儿挖到一个子儿。我不想跟你在街角碰面，就算要去，我也不会把钱带在身上。我会带一把枪、一副手铐，外加一个帮手。然后我会把你带到哪个地方好好修理一顿，直到我确定你什么都不知道为止。然后我会再继续多修理你一下，因为我很生气你浪费我的时间。这是你想要的吗？你还想在街角跟我碰面吗？”“操你妈的——”“不，”我说，“你搞错了，你妈才被操。”

我挂上电话，“混蛋。”我大声说，也不知道是对他还是对自己。然后我冲个澡，上床睡觉。2

那个女孩名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我并不真指望能找到她。我曾打算照实告诉她父亲，不过告诉别人一件他们没有心理准备听到的事是很难开口的。

沃伦·赫尔德特克有个大大的方下巴和一张大脸，一头像钢丝一样的胡萝卜色浓发已经泛灰。他是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斯巴鲁车商，我可以想象他自己当电视广告的主角，指着一堆汽车，面向镜头告诉人们，在赫尔德特克的店里买斯巴鲁最划算。

保拉在赫尔德特克家六个小孩中排行老四，毕业于曼西市当地的鲍尔州立大学，“大卫·莱特曼以前也念过那个学校，”赫尔德特克告诉我，“你大概听说过吧，当然那是在保拉之前好久的事情了。”

她主修戏剧艺术，一毕业就去纽约了。“要走戏剧这条路，在曼西或这个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前途，”他告诉我，“你得去纽约或加州。可是我不知道，就算她不是想当演员想疯了，我想她也还是会走的。她有那种逃走的冲动。她的两个姐姐都嫁了外地人，可是两个人的丈夫都决定搬到曼西来。她哥哥戈登和我一起做汽车生意。我还有一儿一女还在念书，谁也说不准他们以后会跑去哪儿，不过我猜想他们还是会住在这附近。可是保拉，她有流浪癖，她能留在本地念完大学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她在纽约进修表演课程，当女招待，住在西五十街，此外她不断参加各种选角面试。她曾在第二大道一个商店的店前广场参与《城市另一边》的展演，还参加过西格林威治村一出叫《亲密好友》的台词排演会。他把一些演出的戏单拿给我，还指着演员表下头她的名字和简单的介绍给我看。“她演戏没有酬劳，”他说，“拿不到的，你知道，刚起步都是这样。那些戏是让你有机会表演，让某些人认识你——经纪人、选角指导、导演。你以前听说过那些演员的高片酬，哪个人演一部电影拿五百万片酬之类的，不过大部分演员演很多年都只赚一点钱，甚至拿不到钱。”“我了解。”“我们想去看她演的戏，她妈妈和我。不是念台词那出，那只不过是一群演员站在台上照剧本念念台词，听起来没什么意思，不过如果保拉希望我们去，我们也会去。但是她连那场演出都不希望我们去看，她说那出戏不怎么样，而且反正她只是演个小角色。她说我们应该等到她演个像样点儿的戏再去看。”

她最后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是在六月底，听起来她过得还不错。她说可能会出城去避暑，可是没有谈到细节。过了两星期没接到她的消息，他们就开始打电话给她，不断在她的电话答录机里留言。“她很少在家，她曾说她的房间又小又黑又丧气，所以她很少待在那儿。前几天去看过之后，我了解为什么了。其实我没真去那个房间，只是看了那栋建筑和楼下前厅，可是我可以了解。在纽约花一大笔钱住的房子，换成别的地方早就该拆掉了。”

就因为她难得在家，所以她父母平常很少打电话给她，而是有一套暗号系统。她每隔两三周会在星期天打叫人的长途电话回家，说要找她自己。他们会告诉接线员说保拉·赫尔德特克不在家，然后再打长途电话回去给她。“这也没有真占到电话公司的便宜，”他说，“因为打叫号电话回家的电话费是一样的，可是采取这个暗号的话，电话费由我们付而不是由她付，她就不会急着挂电话，所以实际上电话公司还可以多收点钱。”

可是她没打电话，也没有回复答录机里的留言。到了七月底，赫尔德特克和他太太还有小女儿开着一辆斯巴鲁，北上到达科他旅行一星期，在牧场骑马，还去恶地国家公园和拉什莫尔山看了四个总统的岩石头像。回家时是八月中，他们打电话给保拉，这回没答录机了，而是一个录音通知他们这个电话号码暂停使用。“如果她出门避暑，”他说，“有可能会为了省钱而停掉电话。可是她会不通知任何人就走吗？这不像她。她可能会一时兴起去做什么事，可是她会跟你保持联络，让你知道她的情况。她很有责任感。”

不过也不尽然，她并不是凡事可靠。她从鲍尔州立大学毕业后的三年，偶尔也会超过两三个星期没打电话回家。所以她可能是去哪儿避暑，玩得忘了该跟家里联络；也可能她试着打电话回家时，她的父母正骑在马上，或者正在风穴国家公园徒步。“十天前是她母亲的生日，”沃伦·赫尔德特克说，“结果她没打电话回家。”“这种事她不会忘记吗？”“从来不会。也许她会忘记，没打电话回家。但如果是这样，她第二天就会打。”

他不知该怎么办。他打电话到纽约跟警方联络，却没有任何结果，这也猜得到。于是他跑去找一个全国性侦探社的曼西市分社，他们的纽约办公室派了一个调查员去她最后一个住所，确定她已经不住在那儿了。如果他肯再付一大笔钱，那个侦探社很乐意再继续追查。“我心想，他们拿我的钱做了些什么事？去她住过的地方，知道她已经不住在那儿？这些事我自己也可以做。所以我就搭飞机赶过来了。”

他去过保拉以前住的那栋套房出租公寓。她在七月初就已经搬走了，没留下转信的地址。电话公司拒绝告诉他任何新消息，而且问题是电话也早就被停掉了。他去她曾工作过的那家餐厅，发现她早在四月就已经不干了。“说不定她跟我们提过这件事，”他说，“她到纽约之后，至少换过六七个工作，我不知道她每次换工作是不是都告诉过我们。她会因为小费太少，或者跟同事合不来，或者因为老板不让她请假去参加试演而换工作。所以她可能辞掉最后一个工作去别的地方了，只是没告诉我们，或者她告诉过我们，我们忘记了。”

他想不出自己还能怎么办，于是就去找警察。得到的回答是，第一，这并不在警察的工作范围内，她显然没有通知父母搬家的事，但她是个成年人，她有法定权利这么做。警方的人也告诉他，他耽搁得太久了，她已经失踪将近三个月，即使原来有任何线索，现在也都已经很难追查了。

负责的警官告诉他，如果他想继续追查，最好去找私家侦探。照规定警方不能建议任何特定的侦探，不过，那个警官说，或许他把自己要是碰到这种事情会怎么处理的方式告诉他也没关系。有个家伙叫斯卡德，事实上，他以前当过警察，住的地方刚好离赫尔德特克先生的女儿以前的住所很近，而且——“那个警官是谁？”“他叫德金。”“乔·德金，”我说，“他人很好。”“我喜欢他。”“是啊，他人不错。”我说。我们坐在西五十七街的一家咖啡店，隔着几个门面就是我住的旅社。我们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餐时间，所以我们就进去喝了点咖啡。我已经续杯了，赫尔德特克面前摆的还是第一杯。“赫尔德特克先生，”我说，“我不确定我能符合你的需求。”“德金说——”“我知道他说些什么。事情是这样子，你找以前用过的那家侦探社，就是在曼西市有分社的那家，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服务。他们会多派几个人手来调查这个案子，而且他们的调查报告会比我更清楚。”“你的意思是，他们会做得更好？”

我想了想。“不，”我说，“不过或许他们会让事情看起来是如此。有一点，他们会提供你详尽的报告，把他们做了什么事、跟哪些人谈过、发现了些什么都告诉你。他们会记下详细的费用，把他们花在这个案子上头的每个小时都列入账单。”我啜了口咖啡，把杯子放回托碟里，身子前倾。“赫尔德特克先生，我是个相当不错的侦探，但我一点也不照章行事。你想要一个本州发的侦探执照，我没有，也从没想过要花心思去申请一张。我不会详细列出我的费用，不会记录我花了多少个小时，也不会提供细节的报告。同时我也没有办公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喝咖啡。我真正有的，就是这几年所累积的一些当侦探的直觉和能力，我不确定你想雇用这样的人。”“德金没告诉我你没有执照。”“其实他可以讲的，这又不是秘密。”“你想他为什么会推荐你？”

我一定是迟疑了一下，或许我不是很想接这个工作吧。“部分原因是他希望我给他介绍费。”我说。

赫尔德特克的脸色一暗。“他也没提到这个。”他说。“我不意外。”“这样很没职业道德，”他说，“不是吗？”“没错，不过首先他推荐任何人都不太符合职业道德。而且虽然我会给他一点佣金，但除非他觉得我是适合你雇用的人选，否则他也不会向你推荐。他或许是觉得我对你有好处，而且不会跟你耍花招坑你。”“你是吗？”

我点点头：“不耍花招的一部分，就是事先告诉你，你很可能会浪费你的钱。”“因为——”“因为她可能会自己出现，或者永远找不到。”

他沉默了一会儿，想着我刚刚说的话。我们都还没提到他女儿已经死了的可能性，而且看起来大概都不打算提，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轻易地避免想到这一点。

他说：“我会浪费多少钱？”“我想你应该先给我一千元。”“那是订金还是聘请费之类的？”“我不知道你想怎么称呼它，”我说，“我没有每日固定费用，也不会记录我花了多少时间。我只是去做些我觉得有机会的事情。一个案子要起头有一些基本步骤，我会从这些步骤开始，不过我并不指望真出现什么有用的线索。接着就会有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会知道能不能追下去，或者该怎么追。等我觉得一千块钱花光了，我会再跟你要钱，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付给我。”

他无奈地笑起来。“不怎么有条理的方法。”他说。“我知道。恐怕我不是个很有条理的人。”“你的方式很特别，让我有了些信心。一千元——我想你的开销是额外计算的吧？”

我摇摇头：“我不太动脑子考虑费用的事情，而且我宁可自己付钱也不替客户记账。”“你要不要在报上登广告？我想过自己去登，可以在寻人栏登启事，或找张她的照片登广告悬赏。当然这部分不包括在给你的一千元里头。要登广告的话，可能同样要花一千元，或者更多。”

我的建议是不要。“登广告寻找失踪儿童她显得太老，”我说，“而且我不确定在报上登广告是个好主意。这样只会招来一些无聊的人和专门骗赏金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只会找麻烦。”“我一直在想她可能得了失忆症。如果她在报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或某个人看到——”“嗯，有这个可能性，”我说，“不过我们先看看情况吧。”

最后，他给了我一千元支票、几张照片，还有他所有的资料——她最后一个地址、工作过的几家餐厅的店名。他还给了我那两张节目介绍单，我确信他手上一定还有很多份。我记下他在曼西的地址，还有家里和汽车展示店里的电话。“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他说。

我告诉他，除非我有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可说，否则我不会打电话。但只要有需要，我一定会打。

他付了我们两个人的咖啡钱，又给了女招待一元小费。到了门口，他说：“我感觉很好，我想我踏出了正确的一步。你很诚实很坦白，我很欣赏这一点。”

外头，一个“三张牌芒提”的摊子旁围了一小群人，庄家要大家注意红色牌，他自己则注意提防着警察。“我看透那种牌戏了。”赫尔德特克说。“那不是牌戏，那是种小骗术、小欺诈。去玩的人从来不会赢的。”“我就是看透这一点了，不过还是会有人去玩。”“我知道，”我说，“真让人想不通。”

他走了之后，我拿了他给我的其中一张照片，到复印店印了一百张皮夹大小的副本。我回到旅社房间，找出刻有我姓名电话的橡皮图章，在每张照片后头盖章。

保拉·赫尔德特克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是一个专门出租套房的公寓，这栋脏兮兮的红砖建筑位于五十四街，离第九大道的交叉口只有几户远。我赶到那儿的时候刚过五点，街上挤满了返家途中的上班族。入口大厅有个门铃盘，总共有五十来个按钮，角落有个标示着“管理员”的铃。按这个铃之前，我先检查了其他门铃上头的标签，没有保拉·赫尔德特克的名字。

管理员是个很高的女人，瘦巴巴的，有张三角脸，宽宽的额头往下收成个窄小的下颚。她穿了一件印花家居服，拿着一根点着的香烟。她先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说：“对不起，现在没空房，如果你找不到别的地方，过几个星期再来找我。”“有空房间的话，房租是多少钱？”“一星期一百二十元，但是好一点的房间还要贵一点，包括电费。没有厨房，但你可以弄个小电炉，无所谓的。每个房间都有个迷你冰箱，很小，但可以放些牛奶之类的，免得馊了。”“我喝黑咖啡，不加牛奶。”“那你大概不需要冰箱，不过也不重要，因为现在根本没有空房间，而且我想短期内也不会有。”“保拉·赫尔德特克有电炉吗？”“她以前是女招待，所以我想她是在工作的地方吃饭。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以为你是警察，可是接着由于某些原因，我改变了想法。几个星期前有个警察来过，前几天又有个男人跑来，说是她父亲。长得真不错，满头亮红色的头发刚开始泛灰。保拉怎么了？”“这正是我想查清楚的。”“你想进去吗？我知道的都告诉过第一个警察了，后来也都告诉她父亲了。不过我想你另有些问题要问，一般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随着她走进里头一条长廊，楼梯口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信封。“大家都在这儿拿信，”她说，“邮差不会把信投进五十四个不同的信箱，而是把一大叠信就扔在这张桌子上。信不信由你，这样更保险，其他公寓的门厅会有信箱，不过常会有嗑药的来偷，找福利津贴的支票。我就住这儿，左边最后头的房间。”

她的房间很小，可是收拾得异常整齐。有一张大沙发床，一个直背木椅和一个扶手椅。还有一张有掀开式桌面的小枫木书桌，一个上了漆的抽屉柜，上头摆着电视机。地板上铺了拼花油毡布，在那上头又铺了一块椭圆形的镶边地毯。

她打开书桌翻着房租账册时，我找把椅子坐了下来。她说：“找到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她最后一次来交房租的时候，七月六日。那是星期一，她固定在这一天交房租，她付了一百三十五元。她的房间不错，就在二楼，而且比较大。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没看到她，到了星期三我就去找她。一般要是到了星期三，房客还没交房租的话，我就会去找他们。我不会因为迟交两天房租就赶人，可是我会去找他们要钱，因为我遇到过一些人，如果我不去要，他们就永远都不付。“我敲了她的房门，没人应，后来我下楼前又去敲了一次，她还是不在。第二天早上，应该是十六日星期四，我又去敲她的门，没人应，我就用我的备用钥匙进去，”她皱起眉头，“我为什么这么做？她早上通常会在家，不过也不一定，要是房租晚了三天没付，她就不会在。噢，我想起来了！有一封她的信放在那儿好几天都没拿走，我看到那封信好几回了，加上她的房租一直拖着没付——反正，我就开门进去了。”“你发现了什么？”“不是我害怕发现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很不希望用这种方式进门。你是警察，我就不必多说了，是吧？那些人单独住在连家具出租的套房，你很怕打开他们的门会发现那种事情。感谢上帝，这次没有，她的房间是空的。”“完全空的吗？”“现在想想，倒也不是。她留下了寝具，房客得自备寝具。以前我会提供的，但后来我改变做法，呃，应该是十五年前的事吧。她的床单、毯子、枕头都还在床上。但柜子里没衣服，抽屉也是空的，冰箱里也没有食物。毫无疑问她搬出去了，走掉了。”“我不懂她为什么要留下寝具。”“或许她要搬去的地方提供寝具；或许她要离开纽约，没办法带走太多东西；又或许她只是忘了。你收拾行李打算离开旅社房间的时候，不会把床单和毯子带着，除非是想偷走，住在这儿就有点像是在住旅社。之前有几次我还得要求房客把床单留下来。老天在上，他们想拿走的可多了。”

她还打算继续讲，但我转移话题问道：“你刚刚说她以前是女招待？”“是啊，她就靠端盘子维生。她是个演员，或者应该说想要成为演员。我们这儿的房客很多都想进演艺圈，都是些年轻人。还有几个老房客住了好多年，靠养老金和政府补助过日子。我有个女房客，每星期只付我十七块三毛，你能相信吗？而且她住的是这栋房子里最好的房间之一。还有，我得爬五层楼去跟她收房租，有时候我连爬上去都懒得爬。”“你知道保拉离开前那阵子在哪儿工作吗？”“我连她有没有在工作都不知道。就算她告诉过我，我也不记得了，而且我怀疑她根本没跟我说过。我跟房客不太熟，你知道，顶多只是闲话家常而已，因为他们来来去去的。老房客会住到上帝叫他们回老家，不过年轻人一直搬进搬出、搬进搬出。他们可能受挫后搬回家，或者存了点钱换个普通公寓，或者结了婚搬走，诸如此类的。”“保拉在这儿住了多久？”“三年，快满三年了。她刚好是在三年前的这个礼拜搬进来的，我知道是因为她父亲来这儿的时候我查过。当然她两个月之前搬走，所以不算满三年。即便如此，她也算是房客里面住得非常久的。除了那些有房租管制的老房客之外，有几个住得比她久，不过并不多。”“谈些她的事情吧。”“谈什么？”“不知道。她有些什么朋友？她平常做些什么？你观察力很敏锐，一定会注意到一些事情。”“我是很敏锐，没错，不过我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懂我的意思吧？”“应该懂。”“我有五十四个房间出租，有些房间比较大，由两个女生合租。我一度有过六十六个房客。我只计较他们安静不安静、好不好相处、交房租准不准时。我不计较他们靠什么赚钱。”“保拉接客吗？”“我没有理由这样想，不过我也不敢在《圣经》前面发誓说她不接。我打赌我的房客里至少有四个是用这种方式赚钱，可能还更多，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几个。要是哪个女孩起床出门去工作，我不会知道他们是去餐厅里端盘子，还是去按摩院做别的事，或者随便大家怎么称呼的那种事情。我们这儿的房客不准带客人来，这是归我管的；他们在外头做些什么，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你没见过她的任何一个朋友吗？”“她从没带过任何人回家，规定不准。我不笨，我知道大家偶尔会偷偷带人进来，不过我管得很紧，所以不会有人试图天天带人来。要是保拉跟这栋公寓里的女孩或任何小伙子很要好，那我也不会知道。”“她没给你任何转信地址吗？”“没有，自从她最后一次来交房租后，我就没再跟她讲过话。”“那她的信你怎么处理？”“退回给邮差。上头写个‘已迁居，无转信地址’。她的信不多，只有电话单，还有每个人都会收到的那些垃圾邮件。”“你跟她相处得还好吗？”“我想是吧。她很安静，讲话很有礼貌，不会惹麻烦。她会付房租，三年之中只有几次交晚了。”她翻翻账本。“有回她一次付了两星期的房租，还有一次她几乎一整个月都没交房租，接下来她就每星期多付五十元，直到前面积欠的房租还清为止。如果跟房客处得比较熟，知道他们这方面信用还不错，我就会让他们用这种方式分期还清。不过不能让他们养成习惯就是了。有时候你得帮帮别人，因为每个人都偶尔会有手头紧的时候。”“你觉得她为什么不跟你说一声就搬走了？”“我不知道。”她说。“没有任何想法吗？”“你知道，有些人会这样的。就这么消失了，半夜里提着行李箱偷偷跑掉了。不过这么做的人通常都是拖欠了一个星期以上的房租，而她还没拖这么久。事实上，她可能已经付清了房租，因为我不确定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她最多也不过晚了两天，但据我所知，她星期一付了房租，隔天就走掉了，因为我记得在她最后一次付房租之后，和我用备用钥匙进她房间之前，中间我有十天没看到她了。”“她什么都没说就走掉，看起来好像有点怪。”“唔，或许她走的时候时间很晚，她不想吵到我。或者可能时间并不晚，但我不在。你知道，我一有机会就出去看电影。我最喜欢在工作日下午去看电影了，那时候电影院几乎是空的，只有你和银幕。我曾考虑弄个录像机，我就随时都可以看我喜欢的电影了，而且也不贵，租一部片只要两三块钱。可是那不一样，在自己的房间看自己的电视，屏幕又小小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好像在自家祈祷和在教堂祈祷一样不同。”

3

那天晚上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在那个套房公寓挨家挨户拜访，从顶楼开始一层层往下。大部分住户都不在。我跟六个房客谈过话，一无所获。谈过话的房客中，只有一个认得出照片里的保拉，但她根本不知道保拉已经搬走了。

我结束访问，临走时停在管理员的门前。她正在看一个电视猜谜节目，一直等到广告时间才招呼我。“这节目不错，”她说着，把电视声音关小，“他们找来上节目的人都很聪明，反应都很快。”

我问她保拉的房间是哪一个。“她以前住十二号房间，应该是吧，”她查了查，“没错，十二号，就在二楼。”“现在应该不是空的吧。”

她笑笑：“我不是告诉过你，现在没有空房间吗？还不到一天就租出去了。我想想，那个姓普赖斯的女孩在七月十八日租下这个房间。我之前说保拉是什么时候搬走的？”“不确定，不过你是在十六日发现她已经走掉的。”“呃，查到了，房间是十六号空下来的，十八号租了出去。或许是在十七号租出去的，但房客第二天才搬进来。空房间根本不用去推销，我的单子上就有半打排队等着要租的人。”“你刚刚说新房客姓普赖斯？”“乔治娅·普赖斯。她是个跳舞的，过去一年多我的房客里有很多是跳舞的。”“我想我会去看看她在不在。”我给了她一张照片。“如果你想到什么，”我说，“背后有我的电话号码。”

她说：“这是保拉，照得很好。你姓斯卡德？等一下，我给你一张名片。”

她的名片上印着：弗洛伦斯·艾德琳，套房招租。“大家都叫我弗洛，”她说，“或者弗洛伦斯，都可以。”

乔治娅·普赖斯不在家，那天我也敲够门了，就在去戒酒聚会路上的一家熟食店买了个三明治边走边吃。

第二天我把沃伦·赫尔德特克的支票存进银行，提了一些现金出来，包括一百张一元钞票。我在裤子右侧兜里塞了几张。

走到哪里都会被讨钱，有时候我会拒绝，有时候我会伸手到口袋里拿一元给他们。

几年前我辞掉警察工作，离开妻子和儿子搬进现在住的旅社。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去，不管是什么样的收入，我都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我刚好碰到的随便哪个教堂。有一阵子我常常去教堂，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寻找什么，也说不出自己是否找到了什么，但把我从随便什么人身上赚来的十分之一交出来，似乎让我有种莫名的安心。

戒酒之后，我又继续把十分之一收入捐给教堂，但那不再让我觉得心里好过，于是我就停了。可是这样心里也不好过，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把钱捐给匿名戒酒会，可是匿名戒酒会并不募集捐款，他们会传帽子让大家丢点零钱以支付开销，可也只希望你每次聚会交个一块钱之类的就够了。

所以我开始把钱散给街上来跟我乞讨的人。这样似乎并不会让我安心，可是我还没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确定某些人把我的施舍拿去买酒或买毒品，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会把钱花在你最需要的东西上头。一开始我逢人就给，可是很快就放弃这种做法了。一方面是我觉得这样好像太嚣张了，同时感觉这样做好像成了一种工作，一种瞬间侦察的形式。我把钱给教堂的话，就不必去查明他们怎么用那些钱，他们花钱也不必经过我批准。就算他们拿那些钱去给教会的某个高层人员买凯迪拉克，我也乐意得很。那为什么我现在不乐意替毒贩的保时捷提供赞助呢？

我带着散财的心情，走到中城北区分局，拿五十元给乔·德金警探。

我先打过电话了，因此他在集合室等着我。我已经一年多没见过他了，可是他看起来还是老样子，胖了一点，不过还好。长年喝酒的影响已浮现在他的脸上，不过没理由戒酒，谁会因为几根血管破裂、脸颊微微泛红而戒酒呢？

他说：“不知道那个本田车商找到你了没。他有个德国名字，可是我不记得了。”“赫尔德特克。另外他是斯巴鲁车商，不是本田。”“是哦，还差得真多。管他的，马修，你还好吧？”“不坏。”“你看起来不错。过着干净的生活，对吧？”“那就是我的秘诀。”“早睡早起？多吃高纤维食物？”“有时我会去公园把树皮啃下来。”“我也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他伸手顺了顺头发。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接近黑色，而且根本不需要用手去捋，梳好以后就能一直在头皮上服服帖帖的。“看到你真好，你懂我意思吧？”“看到你真好，乔。”

我们握了手，我手心里放了一张十元和两张二十元的钞票，握手时移到他手上。接着他的手不见了一下子，然后又空着出现了。他说：“我想你从他那儿可以得到一点好处的。”“不知道，”我说，“我从他那儿拿了点钱，敲了几户门。我不知道这么做能有什么帮助。”“你让他安心，就这样。至少他已经尽力了，你懂吧？你又没坑他的钱。”“是没有。”“我从他那儿拿了张照片，拿去停尸房比对。那儿有几具从六月至今都无人指认的白人女性尸体，不过都跟她的特征不符。”“我猜到你会这么做。”“是啊，我也只能做这些。这又不是警方的责任。”“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介绍他去找你。”“我知道，很感谢你。”“这是我的荣幸。你现在理出什么头绪了吗？”“现在还太早。只得知一件事，她是搬出去的，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带走了。”“哦，那很好，”他说，“她还活着的可能性增加了。”“我知道，但还有很多事情没头绪。你说你去停尸房查过了，那医院呢？”“你猜她是昏迷了？”“有可能。”“她家人最后一次跟她联络是在什么时候？六月？这也昏迷太久了吧。”“有的人会昏迷好几年。”“唔，那倒是真的。”“她最后一次交房租是在七月六日。所以算起来，总共是两个多月。”“还是很久。”“对昏迷的人来说不算久，眨个眼就过去了。”

他看着我，他的淡灰色眼珠一向没有什么表情，不过现在带着一点恶意的戏谑。“眨个眼就过去了，”他说，“她从公寓搬出来，然后就搬进医院了。”“只需要一点巧合，”我说，“她搬出来，在搬迁途中，或者一两天之后，发生了一点意外。一些‘热心’的市民趁她失去意识时偷走了她的皮包，于是她身上没有证件，现在用简·多伊的名字住在哪个病房里。意外发生得太快，她还没来得及打电话给父母说她搬家了。我不是说她发生了意外，只是说有可能。”“我想是。你去医院查过了吗？”“我想我会去附近的几家医院查一下，比如罗斯福医院、圣克莱尔医院。”“当然意外有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我知道。”“如果她搬走了，就可能搬到任何地方，所以她可能在市内的任何一家医院。”“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想你应该印了些她的照片，哦，你的电话印在背后，那就很方便了。你应该不介意我帮你发一些出去吧，问问那些医院有没有没名字的人。”“那会很有帮助的。”我说。“一定会的。花一件外套的代价可以查到不少。”

一件外套，这是警方的黑话，表示一百元。一顶帽子是二十五元。一磅是五元。这些术语是在多年前开始流行的，当时衣服比现在便宜多了。我说：“你要不要再看清楚一点，我刚刚只给了你两顶帽子而已。”“老天，”他说，“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真他妈的小气？”

她不在医院，纽约五个区的各级医院都没有。我也没期望她会在医院里，但这种事情还是得去查一下。

我一方面通过德金的渠道查，另一方面自己也去别的地方探探消息。接下来几天我又去拜访了几次弗洛伦斯·艾德琳的公寓，又敲了几扇门，也跟那些在家的住户谈过。公寓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纽约人也有外地人，不过艾德琳太太有一大堆像保拉·赫尔德特克一样的房客——年轻女性，来这个城市不算太久，期望太多，钱太少。

虽然他们大半都认得保拉的照片，或至少以为自己认得，可是没几个知道她的名字。就像保拉一样，他们大半时间都不待在公寓，即使在也是独自锁在房里。“我觉得这里应该像那些四十年代的老电影，”一个女孩告诉我，“俏皮女房东和一堆小孩聚在客厅，谈着男朋友和试镜，互相帮忙做头发。这儿以前有个客厅的，不过几年前隔成两个房间租出去了。有几个人我见了面会点点头笑一笑，不过这栋公寓里我真正认识的人一个都没有。我见过这个女孩——她叫保拉吗？不过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连她搬走都不知道。”

一天早晨我到演员平权协会的办公室，在那儿我确定了保拉·赫尔德特克从来不是这个组织的会员。帮我查名单的那个年轻人问我，她是不是美国电视与广播艺术者联合会或美国演员工会的会员，我说不知道，他就很周到地帮我打电话给这两个工会。两家工会的名册上都没有她的名字。“除非她是用别的名字，”他说，“以她的姓来说有可能。事实上，这个姓光是看还挺好的，可是很多人会念错，或至少会没把握念对。她会不会改成保拉·霍尔登或其他比较好念的姓？”“她没跟她父母亲提过。”“这种事情不会急着跟父母提的，特别是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姓氏有强烈的情感的话。做父母的常常会这样。”“你说得没错，不过她曾使用她原来的姓参与过两场戏剧演出。”“我可以看看吗？”他把那两张戏单拿过去，“噢，这可能有帮助。是了，找到了，保拉·赫尔德特克。我这样念正确吗？”“没错。”“太好了。事实上，我想不出其他的念法，不过总觉得不确定。她可以改成别的拼法，不过看起来就不对劲了，是吧？我看看，‘保拉·赫尔德特克毕业于鲍尔大学，主修戏剧艺术。’——噢，可怜——‘她曾参与《桃花盛开》和《格雷戈里的花园》的演出。’《桃花盛开》是奥德茨的作品，可是《格雷戈里的花园》是哪个鬼的？我看是学生作品吧。这就是关于保拉·赫尔德特克的所有介绍。管他的，这是什么？《城市另一边》，店前广场的展演挑这出戏真奇怪。她饰演莫莉。我不太记得这出戏，不过我想这不是主角。”“她告诉过她父母亲，她演的是个小角色。”“我想她并没有夸大。这出戏还有其他人吗？哦，‘演员平权协会的阿克塞尔·戈丁’，我不知道他是谁，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他演奥利弗，所以他大概是很有资历的了，可是展演很难说，演员阵容往往很出人意料。她喜欢老一点的男人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亲密好友》，戏名不坏，他们在哪儿演？樱桃巷？奇怪我怎么没听说过。哦，那是个念台词的排演，只有一次演出。戏名不坏，《亲密好友》，有点暗示性，但是不下流。哦，是杰拉尔德·卡梅伦写的剧本，他很棒。我很好奇她怎么有机会参与这出戏。”“这很不寻常吗？”“噢，可以这么说，我想这种戏通常没有公开选角。是这样的，剧作家很可能想知道他的作品演出效果如何，所以剧作家或指派的导演就会找些适合的演员，让他们念念台词，可能会找些有意赞助的人，也可能没有。最近某些念台词的排演会变得相当复杂，还有相当正式的排演和很多舞台动作。否则一般就只是演员坐在椅子上念念台词，就好像演广播剧似的。导演是谁？哦，我们走运了。”“你认识的人吗？”“没错。”他说。他找出一个电话号码，拿起电话拨了号。他说：“请找大卫·匡特里尔。大卫吗？我是阿龙·斯托沃斯。你好吗？哦，真的？是啊，我听说了。”他掩着话筒，眼珠子朝上盯着天花板。“大卫，猜猜我手上现在拿着什么。不，别猜了，是《亲密好友》舞台排演的节目单。后来这出戏台词排演通过了吗？我懂了，是，我懂了。我没听说。哦，那真是太糟

了。”他的脸色暗了下来，沉默地听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大卫，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现在我这里有个家伙，他在查这出戏舞台朗读会的一个演员，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戏单说她负责念马西的台词。能不能谈谈你为什么刚好会找她演这个角色？我懂了，哦，这样吧，你看我的朋友可不可以过去跟你谈一谈？他有点问题要问，看来我们的保拉从地球上消失了，可想而知她父母亲快急坏了。这样可以吗？很好，我让他马上过去。不，我想不是。要不要我问他一声？哦，我明白。谢了，大卫。”

他挂上电话，两个指尖按着前额中央，好像在试着抑制头痛似的。他的目光回到我身上。“那出戏还没正式演出，因为杰拉尔德·卡梅伦在台词排演之后还想改，可是他没办法，因为他病了，”他看着我，“病得很重。”“我懂了。”“每个人都快死了，你注意到了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这些的。大卫住在切尔西，我把地址抄下来给你。我想与其让我当传话人，你宁可自己去问他。他刚才想知道你是不是同性恋，我跟他说我看不是。”“我不是。”“我猜他只是出于习惯问一下。毕竟，是不是又有什么差别？谁也不能怎么样。你也不必去问谁是同性恋谁又不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个几年，看看谁还活着。”他看着我：“你看过那些海豹的新闻吗？”“对不起，你指的是什么？”“你知道，”他说，“海豹。”他的手肘紧贴肋骨，双手同时拍击像海豹的鳍，还学海豹把球顶在鼻尖上的样子。“在北海，沿欧洲的海岸线，那儿的海豹都快死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原因。哦，他们得了一种病，可是有好些年了，那是一种引起狗瘟疫的病毒，不可能是因为某些罗威纳犬跑来跑去咬海豹。一般猜测那是由污染引起的，北海污染得很严重，专家认为海豹的免疫系统因此减弱了，使得它们无法抵抗任何随之而来的病毒。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怎么想？”“地球自己得了艾滋病，我们都快乐地卷入了垂死星球的空虚之中。同性恋只是照样过日子，像他们以前一样无耻地赶时髦。就连死亡都要领先一步。”

大卫·匡特里尔住在西二十二街一栋厂房改装的仓库式住宅的九楼。那儿有个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大块木板铺成的地板漆成亮白色，墙壁则是暗黑色，还有几笔色彩鲜明的抽象油画。家具则是白色柳条木，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

匡特里尔四十来岁，身材矮胖，头大半秃了。还剩下的一点头发留得很长，自然卷，长度盖过衣领。他边抽着欧石楠烟斗，边试着回忆有关保拉·赫尔德特克的事情。“那几乎是一年前的事了，”他说，“我之前或之后都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她怎么会参加这出戏的演出？是因为有人认识她，可是是谁呢？”

他花了几秒钟试图触发回忆。他原来是找了另一个叫吉妮·萨克利夫的女演员演马西。“后来到了最后关头，吉妮才打电话给我，说她得到一个演《跷跷板》的机会，两个星期，在一个该死的地方，巴尔的摩吧？也不重要了。反正，她就说她有多爱我等等，又说她表演班上有个女孩，她发誓很适合演马西。我就说我会见她，后来她就来念了台词给我听，还可以。”他拿起照片。“她很漂亮，不是吗？不过她的脸没有那种天生的吸引力。她的舞台表演也是，不过还过得去，我反正也没空拿着玻璃鞋追来追去，到处寻找灰姑娘。我知道真正演出的时候我不会用她，我会挑吉妮演——如果其他演员足够默契，我到时候又已经原谅她临时跑去巴尔的摩鬼混的话。”

我问他该怎么联络吉妮，他打了电话给她，没人接，接着打到她的电话联络处，才知道她在洛杉矶。他打给她的经纪人，问到了她在加州的电话，又打了过去。他跟她聊了一两分钟，然后把电话转给我。“我不大记得保拉，”她说，“我是在表演课认识她的，我只是一时觉得她会适合演马西。她有那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你认识保拉吗？”我说不认识。“你大概也不晓得那出戏，所以你也不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那以后我就没见过她了，我连大卫用了她都不知道。”“你和她在同一个表演班上课？”“是啊，我并不真的‘认识’她。那是凯莉·格里尔主持的进修课程，每个星期四下午两小时，在上百老汇大道一个二楼的工作室。她在课堂上曾经演过一幕戏，两个人等公交，我觉得她演得很好。”“她在班上跟谁走得比较近？有男朋友吗？”“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我甚至不记得跟她讲过话。”“你从巴尔的摩回来后看过她吗？”“巴尔的摩？”“你不是去那儿演一出戏演了两星期，因此无法参加舞台朗读会吗？”“哦，《跷跷板》，”她说，“不是在巴尔的摩演两星期，是在路易斯维尔一星期、孟菲斯一星期。至少我在孟菲斯看到了猫王故居雅园。之后我就回密歇根的老家过圣诞节，回到纽约后，我又花了三个星期时间演了一出肥皂剧，那是意外捡到的机会，可是占掉了我星期四下午的时间。等到我有空了，又有个机会去上埃德·科文的表演班，我想上他的课好久了，于是我就再也没见过保拉了。她碰到什么麻烦了吗？”“有可能。你说她的老师是凯莉·格里尔？”“对。她的电话在我的旋转名片夹里，放在我纽约的书桌上，所以帮不上你的忙。不过我确定电话簿里查得到。”“我相信我可以查得到。”“好啊，我很好奇保拉还会继续跟她学吗？一般人不会老待在同一个进修班的，通常学几个月就走了，不过或许凯莉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我希望保拉没事才好。”“我也希望。”“我现在想起她的样子了，在那幕戏里摸索着走路。她好像——该怎么说呢？容易受伤吧。”

凯莉·格里尔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个子女人。一头灰色鬈发，棕色的眼睛奇大。我在电话簿里查到了她的名字，直接到她公寓找她。她没请我进去，而是在靠八十几街的百老汇大道上找了一家乳品餐厅跟我谈话。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点了百吉饼和咖啡，她要了一份奶油荞麦炒面，又喝了两大杯的酪乳。

她还记得保拉。“她没做出什么成绩，”她说，“她自己知道这点，多了这点自知之明，她算是赢过他们大部分人了。”“她没有任何好的地方吗？”“她还可以。他们大部分都还可以。哦，有些真是没希望，不过大部分能走到这一步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能力。他们都不坏，可能还挺好的，甚至相当好。可是这样不够。”“还需要什么？”“你必须棒极了才行。我们总以为重要的是要得到适当的机会，或者要靠运气，或者要认识适当的人，或者要跟适当的人睡觉。不过事实上不是那样。非常棒的人才能成功。只是具有某些天分是不够的。你必须能够积极发挥，必须能在舞台或银幕或电视荧屏上燃烧。你必须散发光芒。”“而保拉没有。”“嗯，而且我想保拉知道，或至少知道一半，但我不认为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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