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建明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田园课程：情愫与文化试读：
提升课程领导力 学校课程变革的恒久命题与核心内涵
于课程改革而言，课程领导问题无法回避，不可或缺！
因为，提升课程领导力是学校课程实践的恒久命题，也是课程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
早在1952年，哥伦比亚大学帕索教授（A.Harry Passow）就写了《以集体为中心的课程领导》的博士论文，并进行过一个为期14个月的课程领导项目研究。1976年，尤鲁（Glenys G.Unruh）在《课程领导的新内涵》一文中提出了课程改革的关键在课程领导之观点，引起课程理论与实践界的热议。进入20世纪80年代，整个时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主、合作氛围，人们在质疑、批判的同时也开始寻找符合时代特点的课程管理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课程领导的理念越来越受到青睐，许多教育类书籍开始频频涉及课程领导话题，如罗梭（L.E.Rossow）的《校长：教学领导中的尺度》，布雷斯（Blase）等人的《教学领导手册：真正优秀的校长如何促进教与学》、Allan A.Glatthorn 的《校长的课程领导》、詹姆士·G·亨德森等人的《革新的课程领导》等。这些著作对课程领导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课程领导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关于课程领导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已经深入到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课程领导模式，如美国的课程与学校改善模式、加拿大的课程开发共同体模式、英国的学科领导者模式等。
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起，已开始课程领导的研究，成果颇丰，仅2001—2005年间，以“课程领导”为学位论文标题者，就有28篇，其中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26篇。此外，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还有不少课程领导方面的研究专著。从总体上看，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关于课程领导的研究已进入实践层面，已经关注到了课程领导的具体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大陆地区对课程领导理念的认识已经取得共识，其中有些研究成果颇具前瞻性，如提出“教师即课程领导者”，这与课程领导研究的若干前沿观点是一致的；又如认为课程领导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队，这为构建课程领导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有必要加强课程领导问题的研究。提升课程领导力是推进、深化课程改革极其重要的举措。
于课程改革而言，课程领导问题无法回避，不可或缺！
因为，提升课程领导力是学校课程实践的核心内涵，也是学校课程品质凝练的基本保证。“课程领导”并不是“课程管理”概念的简单替换。“课程领导”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术语上的改进，它折射了民主、开放、沟通、合作的基因。从课程实践的角度看，课程领导是一种角色，更是一个过程。
——课程领导是一个持续变化、充满活力的互动过程。其间既关注学校领导者的专业参与、决策和发展，也关注学校情境因素对教师和学生参与学校课程的影响。课程领导力是个体在与群体互动中，对群体提升课程品质的影响力。提升课程领导力意味着提升对课程的判断力、理解力、规划力、执行力和评价力。
——校长作为课程领导者是学校课程实践的诉求。校长进行课程领导的主要措施是：厘定学校课程哲学，规划学校整体课程；健全课程开发组织，监控课程实施过程；创造自己的高效教学经验，推动以有效学习为中心的变革；组织合作的教师团队，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教师作为课程领导者是教师专业化的要求。教师进行课程领导的主要措施是：根据课程方案，通览学段教材；参照课程标准，拟订学期教学计划；编拟学习单元，整合课程资源；充实课程内容，创造自己的课程；推进课堂教学，评价课程效能。
——学生具有参与学校课程变革的能力。共享学习权力是学生参与课程变革的本质。学生成为研究者，是参与课程变革与创生的关键。
——课程领导对学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课程领导促进学校发展的具体表现是：优质教育理念的确立、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文化的重塑、学校管理的优化以及相应课程连结的创造。
总之，探讨课程领导的理据、途径、措施和条件等问题，确立校长、教师和学生领导学校课程变革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揭示中小学课程领导力提升的基本规律，为校长、教师和学生成为真正的课程领导者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技术，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于课程改革而言，课程领导问题无法回避，不可或缺！
因为，提升课程领导力是课程研究的应然诉求，也是学校课程实践的实然状态。
学校课程发展是一项合作的事业，需要校长、教师、专家、学生、家长和社区各方面力量的参与。构建课程领导共同体，让课程参与者共同承担课程领导的责任，分享共同的价值观，是学校课程变革的必然要求。着眼愿景创建、环境创设、行动创生之过程，把握制度建设、文化更新、观念变革、技术革新之路径，采取开放、参与、共享、多元之策略，是学校构建课程领导共同体的基本思路；成立课程发展委员会，加强教研组和备课组的课程慎思，强调领域和主题的课程统整，创建完全的课程连结，规划学校整体课程，创造自己的高效教学经验，是学校构建课程领导共同体的基本方法。“变革的课程领导丛书”是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基础学校课程领导共同体的构建研究”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校整体课程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之终期成果，也是合作研究学校之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倡导校长、教师和学生共享课程权力，共同领导课程变革之观点。根据课题研究需要，我们采取或“理论先行，实践验证”，或“实践探索，总结提升”，或“理论与实践互动，形成模式”之研究路径，着力探讨以下问题：为什么要倡导校长、教师和学生共享课程权力，领导课程变革？校长、教师如何进行课程领导，学生如何参与课程变革？需要什么条件？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克服？如何提升中小学校长、教师的课程领导力？如何增进学生参与课程决策能力？课程领导力如何测量与评价？课程领导力与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关系如何？课程领导力提升了又是如何推进学校课程变革的等等。
本丛书从“变革”的视角，以“变革”的哲学看待课程领导的理论与实践，分析、解决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系列问题，主要包括《学校整体课程规划的7个关键》、《创造自己的高效教学经验》、《百草园课程：架构与创生》、《无边界课程：框架与实施》、《阶梯式课程：设计与实施》、《课程统整：后绿色学校的想象力》、《磁性课程：当文化与儿童相遇》、《涟漪式课程：逻辑与路径》、《“更儿童”的课程：阶梯式课程的深度实施》、《特色学科建设：理论与实务》、《大拇指课程：沉思与生长》、《新田园课程：情愫与文化》等。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民生教授、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胡兴宏研究员担任丛书学术顾问。他们对后学的扶持，让我们由衷敬佩！
感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对我们研究工作的鼎力支持，感谢各位合作者及其学校的长期合作，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我们研究成果的高度信任，是他们让我们的思想得以分享！
真诚希望广大专家、同行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pujiaosuo@163.com永远期待您的声音！杨四耕2014年4月22日三稿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代序）陶行知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它要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它其实要叫学生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上去运用环境的活势力，以培植他自己的活本领。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它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它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它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以后看学校的标准，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乃是学生活力丰富不丰富。村中荒地都开垦了吗？荒山都造林了吗？村道已四通八达了吗？村中人人都能自食其力吗？村政已经成了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活动吗？这种活的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联合，才能有希望成功。那应当联合中之最应当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所以第一要教育与农业携手。那最应当携手的虽是教育与农业，但要求其充分有效，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教育与银行充分联络，就可推翻重利；教育与科学机关充分联络，就可破除迷信；教育与卫生机关充分联络，就可预防疾病；教育与道路工程机关充分联络，就可改良路政。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惟一可能的中心！它对于改造乡村生活力量大小，要看它对于各方面势力联络的范围多少而定。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四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我们教育界同志，应当有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我们以至诚之意，欢迎全国同胞一齐出来，加入这个运动，赞助它发展，督促它进行，一心一德地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本文系陶行知1926年12月12日邀集上海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举行的乡村教育讨论会上的演讲词。原载1928年4月《中国教育改造》）第一章一所学校的悠远记忆田园心语
回首，一步一步走过的路，从蒲滨学堂至曹王小学，百年岁月里沉淀了一百一十个深深的足迹。回望，一个多世纪荆棘载途、曲折磨砺的历程，坚守在这片祖辈生活的土地，坚守生命本源的质朴，坚守火红的信念，坚守农村教育的独特价值。
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有值得回忆的地方。
绿水清清蒲华塘，蒲滨学堂源流长。墨池书香，人文启蒙，日月华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周安仁先生创办了嘉定疁东地区第一所私立学堂——蒲滨小学。一百年来，学校八易其名，由蒲滨小学到第二国民小学，沿至今日的曹王小学。一百年来，平等民主的教育思想就这样在一个简陋的学堂萌芽、发展、传承……第一节 由“曹王”说开去
曹王地理位置为北纬31°23′，东经121°15′，平均高程为4.1米。曹王地处嘉定区东北部，距上海市嘉定城区8公里，东与宝山区罗泾镇、罗店镇以界泾为界；南隔练祁塘与宝山区罗南镇相望；西部大理港以南隔蒲华塘、北隔华亭泾与徐行镇为邻；北与华亭镇接壤。南北纵深6.1公里，东西横贯4.4公里。
曹王地区在嘉庆十一年（1806）后为曹王庙和范桥厂。宣统元年（1909）后为曹王庙乡和范桥乡。民国时期曾是第十五乡，又先后是疁东乡第三区的一部分。解放后隶属徐行区，后又分别隶属于徐行乡和华亭乡、徐行人民公社和华亭人民公社。1961年10月，析徐行公社和华亭公社的一部分成立曹王人民公社，这是曹王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基层行政区域建制之始。一、“曹王”究竟是谁“曹王”的由来与“曹王信仰”有着密切关系，“曹王信仰”为上海嘉定地区的民间俗神信仰。曹王禅寺原是曹王庙，应属道教系列。相传曹王庙始建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原名曹王祠，又名曹王庙，后于文革中被毁。1995年10月经批准为临时宗教活动场所，1999年3月批准移地重建，占地7.7亩，改曹王庙为佛教曹王禅寺，今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潘桥路198号。图1-1 曹王禅寺正门
综合起来，历史上关于“曹王”是谁的说法共有三种：一是曹操的儿子曹植，二是唐太宗的十四子（一说十三子）李明，三是西汉丞相曹参。
上海社会科学院夏金华博士撰有《曹王禅寺的曹王究竟是谁》一文。他通过检阅古代的相关史料，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形判断，建于南宋时期的曹王祠是为奉侍西汉丞相曹参的。他的主要依据有两点：其一，该地区立有猛将庙一座，供奉汉丞相萧何，借以锁摄江潮，曹参作为萧何的继承人，又有“萧规曹随”的美誉。因此，当时的平民百姓建曹王祠供奉曹参，希冀以其神力抵御潮水的侵害是完全有可能的；其二，宋元时期，吴淞江潮水肆虐，时人称之为“霸王潮”，当地百姓为了抵御潮患，曾在吴淞江沿岸陆续建起大批汉代功臣庙宇，借以镇压“霸王潮”，曹王庙的建造时期与这一说法的流传时期相吻合，由此推断“曹王”是曹参的可能性较大。二、从曹公庙到曹王信仰
据明代韩浚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魏东阿王曹公庙，在县治东四都，永乐八年里人李彦诚重建。”李彦诚何人也？民国《嘉定疁东志》收录的一则轶事可作参考：“明永乐年间曹王庙黄二十三图旗杆下宅有李彦成者，善理财，富闻全国……当经营巍峨富丽之大宅前，亲至木山选购……李乃运巨量木材回乡经营大规模之住宅。”关于李氏家宅与曹公庙有这样一些记载：曹公庙位于曹王乡黄二十二图曹王市东部，李氏家宅位于黄二十三图；八一三兵燹中，李氏家宅全部焚毁，曹王庙毁去一半尚有遗迹留存。上述资料表明，李氏家宅与曹公庙建于同一时期，位置相邻。这一点似乎不能说明什么实际问题，但若将其放入相应民俗背景之中进行研究则发现，明清时期苏松地区家族与地方信仰的交流相当密切。这种交流首先表现在家族祭祀与地方寺观之间的关系上，其一便是寺观与家庙设置。其中又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将家庙立于家宅附近的寺观或寺观附近；二是有些民间寺观在事实上成了某些家族的私产、祖产，一些家族资助寺庙乃至世代修护某一庙宇。换言之，在家宅旁建造庙宇是明清时期苏松地区家庙设置的重要特征。所以，曹公庙是李家的家庙，李氏希冀通过建庙祭祀来保佑家族科名的兴盛。
虽然，曹王信仰的最初形态是以曹公庙为载体的私家祭祀，祭祀目的是为了谋求家族科名的兴盛。但是，此后曹公庙并未因此种私家祭祀形态限制停滞不前，而是以此为契机逐步发展，经过村庙的过渡成为地方性庙宇，并在宗教力量的有力推动下，最终以曹王庙为名统领一方，由此曹王信仰逐步发展为全境的中心信仰。三、庙产兴学与毁学运动
自戊戌维新以来，清政府推行庙产兴学政策，“改淫祠为学堂”，利用各地的僧道庙产兴办新式学校。清末新政兴起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兴学原是清廷的自救之举，但是蹙于国库空虚、经费紧缺，于是寺庙财产就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以庙产兴学正是化无用为有用的美法良策。1903年，张之洞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责成各村学堂董事，查明本地不在祀典的庙宇乡社，可租赁为学堂之用。此号令一出，庙产兴学的风潮开始弥漫全国，形成一时风气。
随后，全国各地因庙产兴学而涌动着一股毁学暗流，农村民众毁学现象迭出。对于这种狂热的革新运动，曹王庙全乡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漠然，全乡上下的庙堂全部得以保全。这种异质或许与整个嘉定地区历来庙堂兴盛不无关系。早在三国时期佛教已经传入嘉定，明清以后受各种宗教思想的影响，全县各类宗教场所数目骤增，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杂糅。据统计，到宣统三年（1911），嘉定全县共存有寺观庙宇三百十三所，这还不包括各个村落中的五圣庙、土地庙。全县三十四个乡、镇，无一没有庙宇。以此反观曹王地区庙宇的留存，这与整个地区崇祠重祀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当地的传统力量有效抑制了庙产兴学的兴起。
另一方面，地方精英与民众之间长久以来的矛盾是各地民变不断激化的一大因素。不能说曹王地区不存在这种矛盾，但有赖于地方精英对曹王庙“正统性”的极力追求，希冀以曹王信仰正统性实现对周边乡村的控制，庙产兴学对于他们而言如同自毁前程，自然不会积极响应，因此并未将矛盾激化出来。
综上所述，清廷的庙产兴学政令由于占据庙宇，捣毁神像而破坏了民众的信仰系统，这对于一直以来敬奉曹王信仰的百姓来说自然不会答应。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庙宇是民众生活的一个重心，是民众精神深处的皈依所在。人们依据自己的所需，向神灵祭拜，祈求各种希望和祛灾免祸。通过各种祭拜活动，庙宇将民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况且在生活艰难的乱世，这种精神的皈依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民众对于庙产兴学表现出漠然或极力反对也不足为怪。当然，民众反对庙产兴学的目的不在于阻止兴学，而是在于保卫自身信仰的神像。
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难想象，正是广大百姓对曹王信仰的虔诚，对当地庙宇的保护，庙产兴学未能在曹王地区兴起，这使得本地区的学校未能成为庙产兴学的产物而引发毁学运动，曹王小学也因此在当地有志人士的创办下得以保全并逐步发展。第二节 “蒲滨学堂”的百年记忆
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前，行私塾制，男六七岁，有力者设塾于家，延师教读，谓之开蒙童；无力者附读之，俗曰附学。对塾师甚尊敬，俗曰爱子敬先生。女则绝少入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科举，行学校制，前进青年有求学上海者，回则设置私立小学于乡。民国元年（1912）始，有乡立小学之开设，非但男可入学，女亦有入学机会。一、蒲华塘畔的兴教之风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曹王虽地处乡僻，但文教事业颇得风气之先。据《嘉定疁东志》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即有里人周安仁在曹王庙河西（蒲华塘畔）于私宅创办了蒲滨小学。这是该地区最先设立的私立学校。开办之初，风气未开，目为洋学堂，而办学者激烈硬性宣传，遭群众反对、破坏，翌年秋竟遭捣毁。创办者周安仁则不以身受重伤而气馁，继续奋力进行。宣统二年（1910）正月，嘉定县教育会开办单级教授练习所，周安仁与范桥乡范祥善，徐行乡张世雄，曹王厂何嘉猷、吕颂嘉、吕舜祥，范桥乡杨文苑，徐行厂宜庆昌、赵宗震、朱永耀、陈益三，新庙厂陈自华、金左廷等勤道有志青年入学，毕业后各回本乡开办私立初级小学，部分学校见下表所示。表1-1 晚清曹王地区小学情况表
自此，本区私立学校渐多，地方有志革新者亦效而筹设，大有风起云涌之势。
宣统元年（1909）在曹王庙后殿办当地第一所国民学校，名第十五乡第二国民学校。民国三年（1914）县署学务课令蒲滨小学并入该校。民国六年（1917）改名为曹王乡立第一初级小学校。民国十二年（1923）省令本县实行新学制，小学一律改为六年制，实行“四二”分段，乡国民学校一律改为初级小学，此后初级小学相继建立。民国十七年（1928）实行中心小学制，曹王初级小学属徐行中心小学区。
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军入侵，曹王沦陷，绝大多数学校毁坏殆尽，教学受到严重破坏。此时，周安仁和诸多曹王人民一样深知被军国主义铁蹄蹂躏之苦，而富有反抗外来入侵的斗争精神。
以下是周先生在抗战初期的感人事例。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队在淞沪地区发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侵华战争，曹王地区均首当其冲。其中“八·一三”事变的蒲华塘战役，即在曹王境内。
1937年8月13日，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由此爆发“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撤出市区后，国民政府组织第二道防线，而曹王镇正处在第二道防线上。不少人都避难出走了，可这时周安仁的父母病卧床上不能行动，周安仁只能把家中其他人疏散到上海租界，自己及一个老家人留下来照顾缠绵病榻的父母亲。
这时，镇里来了不少支援抗战的后续部队，这些部队都是从外地昼夜兼程赶来的。士兵们脚穿草鞋，身背箬帽，连日行军使得草鞋都已破损。周安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到自己家乡曹王镇一带本来是出名的蒲鞋村。周安仁就组织留下来的老弱村民连夜织出700多双草鞋，送到军中。
部队布防，需要熟悉本地民情地理的人士配合侦查，这个任务非他莫属。周安仁协助部队勘察地形，构筑工事，并组织村民献出门板粮草，支援抗战。正当战备紧张时，周安仁的父母在家中病故了。为了抗战，周先生没能在父母临终前见上一面，他效学汉代的姚期那样，孝三年，改三月，孝三月，改三日……那时前线军队中的最高指挥官是张治中将军，命令全体将士原地为周安仁的父母默哀三分钟以表敬意和谢意。
最后，曹王防线没有发挥作用，中国军队奉命撤退了。日寇进占曹王、嘉定，鉴于周先生在地方上的名望，日伪当局指派周安仁负责地方治安，周先生说道：“让我做汉奸，休想！”
民国二十七年（1938）2月，周安仁坚持办学，并复校于其私宅，其孙女周人杰16岁起在该校任教一二年级。当时学校还聘请了赵进安、陈鼎和担任教师。抗战胜利后，学校先后复课。
民国三十六年（1947）周温德（周安仁之孙）、周浩然（周安仁之弟）、周友斐（周安仁之弟）三家共捐校基3.7亩，由地方人士李纯一、吕舜祥等人募捐经费，在曹王庙西、蒲华塘东岸建造一字形新校舍6间教室。校舍落成后，改名曹王乡中心国民学校。从此，脱离徐行中心辅导区，成为完全小学。至解放时，曹王地区共有5所小学，具体见下表。表1-2 1949年解放时曹王地区各国民学校情况表续表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曹王乡中心国民学校及潘桥、张家堰、吴村、蒲滨等5所国民学校。至1951年，在本乡相继创办了培初、金王、冯口等3所学校。1956年，曹王中心小学校（前身为曹王乡中心国民学校）猛增至15个班级。此后，又陆续办了永兴（潘桥）、华东、向阳3所小学，同时撤消了冯口、金王2所小学，分别并入和桥、红星等小学。1966年，曹王公社共有9所小学，55个班级，1925名学生，教职员工92人。1968年，潘桥、红星2所小学开设初中部。1976年，先后撤销华东、向阳2所小学，学生并入曹王小学（前身是曹王中心小学校）及和桥小学。1987年，全乡共有小学7所（下半年和平小学停办），其中4所公办，3所民办。曹王中心校（前身是曹王小学）、潘桥、红星、和桥、俞湾等校为完全小学，培初小学为初小。学校从解放时的5所增加到7所，学生从594人增加到1520人，教职工17人增加到102人，普及了小学教育。1989年8月，潘桥小学停办，其学生和教师均转入曹王中心校。
从蒲滨小学开始，曹王地区逐渐出现了像周安仁一样的有志青年创办的私立学校，并不断增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地区重教之风盛行。民国政府接手之后，蒲滨小学经历了与国民学校合并、抗战时期校舍被毁停办等事件，此时的周先生“心不死”，即使在他去世前的三年时间里，仍在其私宅中办学。病逝后，其家族后人捐地重新建造校舍，为解放之后曹王小学的重生打下了基础并燃起了新的希望。
在清末民国的年代里，封建礼教之风犹存，西学受到激烈排斥，但周安仁及其同道之人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是毋容置疑的。可以说这是对教育理想的一种追求，即反对封建教育伦理，倡导西式教学。从本质上看，教育追求也就是文化追求，追求什么样的教育理想，形成什么样的教育价值观，选择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方式，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或者说无不在文化基因的控制之下。周先生创办学校就是这样，他身先士卒，孜孜以求、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的教育理想，携手同道中人共同激荡起蒲华塘畔的新式教育之风。二、劫难中的历史记忆
清朝末年，嘉定先后设立过私立小学98所，大多仅维持三年五载即停办，而曹王的蒲滨小学历经劫难而延续至今，发展为今日的曹王小学，周安仁先生及其后人功不可没。
曹王小学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身是蒲滨小学（私立）。民国三年（1914），蒲滨小学与第十五乡第二国民学校合并，校址在曹王庙后殿，校名为第十五乡第二国民学校（公立）。民国六年（1917），校名改为曹王乡立第一初级小学校。后改名为曹王小学校。民国十七年（1928），县实行中心小学区制，曹王国民小学校属徐行中心小学管辖。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学校一度停办。翌年，周安仁复校于私宅（私立），校名为曹王小学校。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改名为曹王国民学校。民国三十五年（1946），改名为曹王乡中心国民学校。民国三十七年（1948）春，校名沿用曹王乡中心国民学校，但学校从此脱离徐行中心校区管辖。1950年，校名更名为曹王中心小学校。1968年，曹王中心小学校改名为曹王小学。1978年，曹王小学改名为曹王中心校，各大队小学归属中心校管辖。1984年，学校新建校舍，搬迁至曹王镇北首，蒲华塘东岸，周家宅套口桥塘南（即前曹公路328弄28号）。2006年，曹王中心校复名为曹王小学，沿用至今。表1-3 曹王小学校名、校址等变化表续表续表
综上所述，曹王小学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久远的历史带给我们太多的记忆。我们应当看到，在学校的发展历史上，历经守旧势力、抗战、文革等劫难，从私立到公立，校名不断更改，校址在动荡中变迁，学校犹如襁褓中的婴儿在磨砺中不断成长，在步履蹒跚中艰难前行，延续至今实属不易。梳理学校的历史脉络不难看出，周安仁及其一批有志人士坚持办教育的理想是矢志不渝的。这些勤道人士扎根一方水土，竭尽全力创办学校，遗惠桑梓，哪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周先生们仍胸怀教育理想，脚踏实地前行，并使得其后人坚持不懈，为延续乡里的教育一路前行。第三节 追寻先人教育的足迹《孟子·滕文公上》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光绪三十一年（1905）周安仁以“曰庠”之名考功名，取得末科秀才。图1-2 曹王小学创始人周安仁先生画像一、桑梓之地矢志办学
曹王周安仁先生（1878—1941），一生热心教育事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动员族人斥资在曹王庙西首私宅创办蒲滨小学，招收学童十几人，自任教师。周安仁先生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伦理，兼收女生，招来守旧者的激烈反对，曾被打得头破血流，以致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曹王地区虽地处穷乡僻壤，但古有云：“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母亲河蒲华塘养育了这一地方的勤劳人民。这里民风淳厚朴实，待人接物以诚为先，敬老爱幼；邻里和睦相处，待客如宾；尊师重教之风尤盛。虽然在当时有一批以周安仁的秀才老师何辰甫为首的思想保守派，毫无顾忌，恣意妄为地阻止兴学校。但周先生力排众议，坚守自己的一方教育圣土，即使受到了私塾那一套陈旧的教育，但他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思想开放，勇于革新，倡导女生亦可入学思想，这不难看出周先生其人意志之坚强，性格之刚烈，行为之坚定。以下史料摘自周安仁先生哲孙周温德写于1941年的哀启行述：
先生父讳曰庠，字其济，号安仁。代业农商，世居嘉定东乡曹王镇。清光绪甲辰科试入邑庠。时清廷鉴于外患频仍，世变日亟，不得不变法以图强，于是下诏废科举，兴学校。先王父即蹶然起。丁未秋，与乡之先达同志昕夕谋创立蒲滨小学，辟余屋为校舍。曾祖王父亦慷然斥资以助其成，虽荜路褴褛而先王父之壮岁精力颇耗于此。其志行之卓立，亦肇始于此。盖其时清廷改革政令尚未孚于草野，乡之先进亦多囿于旧习。自先王父创校后，群目为怪士，肆意诋毁，且造作讹言，鼓煽摇惑。先王父抱见义勇为之志，屹然不为所动。人有以告者则一笑置之。破坏者以计不得逞，乃嗾使莠民哄然暴动，突于深夜纠众持械拥入校内，欧人毁物，先王父以猝不及避，被莠民以铁锤猛击，中及囟门，洞一孔，血流如注，命几殆。凡校舍校具及家用物具亦捣毁一空。事后经县教育会劝学所及嘉定学会纷请大吏，檄县严逮首要惩治外，一面并派员调查真相。而肇事者颇惶惧，爰相聚谋抵制，复纠众于深夜追截调查员于浦桥舟中，投以巨石乱砖。调查员仓皇自舟中跃出，凫水而遁，匿于禾田蒲苇间。舟子亦相偕弃舟匿水中幸得免。于是公愤益激昂。时知县事者为南阳张孚襄，本狡吏而仇视新学，因纵容酿祸，受舆论之非难，惧获谴，乃阴令肇事者诬以勒捐起衅，并诡以调查员为外来匪盗，捏词呈县，复砌以危词，张据以据以朦详省吏，以图委卸。省吏惑之，案延不办。时长教育会者为耆绅张味荪先生，呈屡上，力争其诬，置不省。张以年高气衰，忧愤成疾。终是案，仅得偿赔损毁，以不了了之。先王父子案了伤愈后，仍本其初志，继续搘柱迄于今，沥江蒲华之间，人文蔚起弦歌不绝，皆以是校为嚆矢也。
八一三沪变猝发，日军自川沙登陆，战火延及邑境，宝邑居民于月黑深夜之时扶老携幼仓皇遁走，哭声震野。吾乡首当其冲，人心惶恐，秩序紊乱。曾祖王父母老病龙钟不能远离，先王父虽公私交迫，而汤药之奉及浣涤之事均以一身任之，未尝稍有废离。当乎危急之时，或劝之以暂行离去，则曰：“吾身本当为国家父母之身，事已至此，吾唯有以身殉之耳，何去为！”曾祖王父母终于吾军西撤前三日相继弃世，曾祖王父母生前所置之棺椁衣衾已于纷乱之际毁失一空，先王父于仓皇急难中犹勉为措办，虽草率成殓，卒能尽哀尽礼。驻守之将士见之以为唏嘘泣下，益重先王父之为人。
及回故里，但见一片邱墟，荒凉满目。孑遗之民咸有无家可归之叹。先王父收拾余烬，编蓬为帐，掘土为炊，幕天席地，藜藿糟糠以苟延性命者五年于兹。归里之翌年，先王父鉴于环境之险恶，悯灾童之失学，爰因陋就简，设立曹王小学，延里中有志行学问之教师以课之，而己亦躬亲训教，于国难教育尤三致意焉。其用意所在，冀格椎埋于无形而维正气于将坠。
病革之日，仍命不孝前立而诏之曰：“余生平无愧怍，卅余年来，凡所负谤怨、历艰险、毁祖业俱为国家、为地方、为公道，决非为个人恩怨私立于其间，耿耿此衷，可质天日。今余将不起矣，尔其识之以告后人，知我罪我，听诸公论可也。”当弥留之际，犹询及时事，殷殷以国运前途及不孝之读书为人谆嘱丁宁，有不胜呜咽悲愤之情，言已即溘然而逝。
先王父笃于儒家之说，抱胞与之怀，具宏济之愿，外似迂阔，内实纯明。不幸生当叔季，贤者厄之，不肖者忌之，不克展其所志，致终其身于艰危偃蹇，虽至摩顶放踵，谤毁交加而先王父处明夷之地，秉坚贞之德，能随时事推移而通其变，不以众人好恶而易其志，气度学养有非庸俗所能知，亦非挽近所易得，彼世之恣睢暴戾、巧取豪夺、假公以济其私者往往享盛名、被讴歌，乃如先王父之惇笃明允，以身殉乡邑，而生则有负俗之累，甚至生不得养、殁无以殓，此则默默以终岂有幸与不幸存其间欤？呜呼痛哉！宣尼有云：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史迁有云：要死之日而后是非乃定。今先王父已长逝矣，是非其将定乎？不肖既不敢溢美以称述，亦不忍湮美而不称。虽孤愚幼弱，未能述祖德于万一，但以所闻于庭训及检先王父所遗之残篇断简敬述其一二，以告于世之长者。二、“新式学校”的梦想
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引进西学，推广新式学校。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张百熙等人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癸卯学制。该章程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它根据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几个阶段的划分，对学校教育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它的颁布以及随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打破了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教育行政体系，并为结束科举制创造了条件。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宣布自次年起，科举制度废止，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地方科举考试停止以后，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
周安仁先生是清代末科秀才。他虽然受到了旧式思想的教育，但在青少年时代，就立志办教育以建设家乡改造社会，深信唯有教育才能拯救乡里。清政府在上世纪初废止科举停办庠学，倡导西学，他积极响应并动员族人集资创办“新式学校”。周先生认为，第一，教学课程不教四书五经科举诗词，代之以现代数理科技知识；第二，尊崇梁启超男女平等都应受教育的思想，兼收女生，男女同校。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随着国体的变更，教育的方针、政策、内容、要求等等自然随之变更，小学课程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关于小学课程方面的最大变革就是废止读经科。表1-4 民国元年（1912）蒲滨小学课程表
上表反映出清末小学课程中“读经讲经”科目被修身、国文、算术、手工等取代。读经科对于小学生来说枯燥乏味，深奥难懂，弊多利少。废止读经科，是对儿童身心上的一次解放，可以说这是继废科举之后教育上的又一大进步之举。从上表可以看出当时曹王地区的小学课程设置顺应了民国政府教育改革的要求。表1-5 民国十八年（1929）曹王小学校课程表
1923年5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刊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曹王地区的小学课程设置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文改为国语，教材以儿童文学为主，编写形式注重儿童化；算术教材以切合儿童生活为主体，低年级用游戏进行教学；各科教材用语体文编写。这些都是从儿童角度出发，以儿童为中心。教学时间方面也是如此。以前小学各科教学时间采用钟点制，每节课按时计算，这对于低年级儿童来说，时间过长。这次改用分钟制，各科授课时间可视科目性质的难易，儿童接受程度的高低来支配，每节课可以30分钟为度适当伸缩，较为灵活，便于照顾到低年级儿童注意力不能持久及好动的特点。
同时，在课程中出现了“党义”科目，可见自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后改称三民主义教育），追求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相统一。在1929年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实施方针中，首条便要求“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1928年、1929年两次对小学课程的规定，列有三民主义或党义。表1-6 1949年下半年曹王乡中心国民学校课程表续表
上表反映出当时的小学课程注重综合联络，即主张尽量合并教学。如自然、地理和历史归并为常识科；图画、劳作归并为工作科；音乐、体育归并为唱游科。这种综合课程较合乎儿童学习心理，特别有利于低年级儿童学习。表1-7 1959年曹王中心小学校教学计划表1-8 1963年曹王中心小学校教学计划（草案）
上述两表可以看出，当时曹王小学的课程设置既保留了如语文、数学、自然、体育、音乐等课程，又新增了生产知识等课程，并明确了每周的具体课时数。由此反映出，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全国来不及编写统一的教材，而教育的发展又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国家不是全盘否定旧中国的教育，而是采取了改革旧课程，继承吸收有用成分的课程改革策略。
综上所述，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新式学校”思想逐步确立，正由于此，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学制日趋完善，课程不断变革。蒲滨小学创始人周安仁先生的办学思想与“新式学校”不谋而合，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创办伊始一改过去陈旧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提倡革新社会，崇尚科学，在不断变革中才得以发展。同时，在教员方面，不少接受了新思想的优秀人才走上讲台，向学生灌输新知识，宣传新思想。在教学内容方面，开设的课程愈加丰富多彩，也让人耳目一新。新式学校成为当时传播新思想、培育新人才的主要场所。
薪火相传110年，抚今追昔，曹王小学所走的每一步无不延续着先人办学的足迹。思先贤，勇担当，敢超越，如今，“新田园教育”的确立是对先人教育追求的最好回应。第二章让孩子们在田园里放飞梦想田园心语
百般徘徊，我们找到了农村素质教育的新范式：新田园教育。“有梦想，会学习；亲乡土，会生活；爱科学，会探究；能生存，会合作”，“新田园教育”让每一颗“种子”都有成长的时空和充足的养料，让每一个孩子在田园里放飞梦想。第一节 寻找学校变革之路
漫步在蒲华河畔，站在这一片国际大都市上海与江南农村的接合地，现代文化与江南乡土文化共同展现着它们的生命力。看着蒲华塘岸的一草一木，脑海顿时浮现儿时与小伙伴在河边你追我打的一幕幕，感受着这条河如何穿越了百年岁月，想起这所百年老校在新世纪之初所面临的教育薄弱挑战，想起近年来的徘徊、困惑与种种尝试……一、即将“消失”的百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陶行知先生80余年前如是说。
80年后，这一乡村教育惊人相似的一幕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80年代起，曹王小学确立“手捧金钥匙，开启科技门”的科技教育发展思路，探寻出一条适合农村学校科技教育的新思路，并于1997年被命名为“嘉定区科技教育特色学校”。
然而，作为一所近110年历史的农村老校，历史的久远并没有给曹王小学带来什么眷顾。随着新课程改革，学校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地理位置偏远，资源相对匮乏，大批有能力的本地居民“南迁”到城里；
现学校的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已超过80%，家长文化层次普遍较低；
这里的孩子，不仅是“零起点”，甚至不少还是“负起点”；
一年流失骨干教师8名；
这所百年老校一度处在被合并的边缘；
综合评估连续几年居全区末尾……
面对新课程改革，身处国际现代化大都市郊区的百年农村老校一时失去了方向。
新农村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农村教育。我们的孩子虽身处新农村却是疏离新农村生活实际的，现行农村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教育目标的错位：相当部分的农村教育仍然把升学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农村教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教育现实显示一部分农村学生今后因诸多原因中断学业后却不能很快融入当地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和盲目流动。
我们，也曾用尽心力百般自我尝试，千方百计地借鉴、移植区、市的先进办学模式，然而我们依旧在困境中久久徘徊。我们的生路在哪里？二、百年老校的真实困境
我们不断追问：办学方向究竟是什么？如何缩短与城区学生学习成绩的差距？如何争取更多对农村学校资金和硬件的支持？事实告诉我，若单纯以提高学业成绩为目标，显然走不通，也没有多大前途。
新课改的行进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中国教育的转型性变革的时代，这是百年老校百年历程中一个最迷茫、最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最有机遇、最有发展的时代。
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我们教育的困境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一）走进孩子需求与学习能力的真实
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大多是“出身农家不识农”。随着新农村进程，家长大多已脱离了农业劳动，农作物几乎不认识，农活更是一窍不通，农村对于农家孩子来说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然而，同时身处偏僻的农村，他们的眼界又不如城里孩子开阔。他们已不是我们曾经以为的农村娃样式，淳朴憨厚、勤劳懂事等。他们身处城市与农村交界处，正逢城市繁华与新农村发展相遇之时。近些年在追求城镇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和民俗文化逐渐被忽视，中国的乡村经历着一场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劫难。尤其是外来务工随迁子女从小跟随父母离开家乡往大都市迁移，大多数的孩子没有上过幼儿园，没有相对稳定的学前教育。父母忙于生计的无暇顾及，他们生命缺失了温暖；远离家乡，他们失落自己的根；身处异地，他们缺少足够温暖的陪伴。许多时候，这些孩子都是自己一人在父母租来的简陋的房子里独自度过，或者周边有限的范围呆着，或是自己看电视，或是打游戏，或是隔壁伙伴一起不知所然地玩着……
因而，不难看到他们身上那些种种我们找不到教育经验的教育问题：一是，行为上随心所欲，不懂遵守规则，经常违反学校常规。二是，学习上不感兴趣，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作业存在抄袭、草草应付、甚至根本不做的现象。三是，生活上不讲卫生，很多同学不剪指甲，不常洗澡、不常换衣服等。在数年深度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他们其实需要更多的关心与引领，更为丰富的学习经历，才能建构起学前缺失与现有课程标准要求的桥梁。
唯有，暖暖的生命能量，满满的信心动力，层层的知识与生命的链接才是他们向上生长的真正需要。（二）走进教师需求与专业能力的真实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中，骨干教师流失严重。青年教师引进较多。学校现有35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师22名，教龄10年内的有21名（占专任教师的52.1%），其中教龄5年内的就有11名。难能可贵的是，在严峻的教育现实的挑战中，我们的教师竭尽全力努力解决问题：每天早早到校看护早已到校的孩子，费尽心思面对紊乱难以控制的课堂纪律，陪护等待父母很晚来接的孩子。每一天早出晚归都是精疲力竭，而无论课堂教学与学校常规仍旧处于紊乱之中。同时，教师们也不断体验着现实种种困惑、无助与倦怠。于是，常常会听到一些消极倦怠的声音。
教师是实现课程改革目标的关键和保证，教师需要更多专业引领。然而，我们的办学现实加之新课程改革对教师传统的、习以为常的教育观念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的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就更加大了。一是，面临较为挑战的教育现实信心不足，不知如何解决眼前层出不穷的教育问题；二是，学校位置相对偏僻，与外界交流互动不够，教师专业发展所需的理念、知识技能等，得不到针对性的培训与指导，无法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专业发展体系。（三）走进家长愿望与家庭教育
由于本地居民已大量向城里迁移，学校生源大多数是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和少数未迁移的本地居民子女。无论本地家长还是外地家长，明显存在家庭教育薄弱且过于依赖学校的问题。这是造成学生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的关键处。
究其原因，一是家庭教育能力有限。我校家长大多为底层的打工者，有的只一方有工作，有的一家两地打工，为了生计无暇顾及孩子。或他们心有余力不足，或他们家庭教育的局限，很多时候家庭教育往往不得当，或打，或骂，或在放羊与控制的两端来回，难以真正陪伴孩子身边，与孩子面对面，听听孩子说话，以及孩子内心需要的究竟是什么。长此以往，在这样简单粗暴的家庭教育下，孩子身心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往往出现了不少的行为等方面的问题。
二是，一部分打工者有着拼命打工后回老家计划开始新生活的打算。又因知道孩子无法在本地参加中考与高考，也对孩子的未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期待。孩子健康成长与未来，他们或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或以为这样就是“顺其自然”了。有些务工者对于孩子也会抱很高的期待，但现实中对于孩子的帮助又不能满足真实需要，如缺乏良好的教育环境，家庭教育方法简单，严而无格、宽而无度的偏颇，家长本身种种局限等。
形成我校家庭教育现实的分析，给予家长真正有效的指导，一起确立孩子成长的方向，端正孩子成长的目标，与家长达成共识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四）走进地方需求与资源状况
我校位于嘉定区徐行镇，徐行镇所在地嘉定区是一座科技卫星城，区内的七所国家级科研院所和多所高校培育了大量现代化、高素质人才。徐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草编、盛创科技园、工业园、特色蔬菜生产基地、万头羊——永辉羊业、万金观赏鱼养殖场等为徐行镇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实乃教育实践的大好天地。如此得天独厚的社区资源，急需一大批建设家乡的小能手，学校更应责无旁贷地为嘉定区、徐行镇的腾飞培养德才兼备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了解家乡的乡土文化，吸收乡土文化的营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能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同时，我校教师、家长大多来自农村，或多或少都有从事农业的经验，有的还是家乡的种田能手。这些都为将为我校办学方向定位，教育资源的开发、学生培养目标的确定奠定坚实的基石。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蒲华塘的河水声，犹如一曲沧桑而又华美的乐章。这百年学堂，历经沧桑，谱写着自己生命的旋律。百年来、弦歌不辍。如何让这百年教育生命的诗篇，成为新篇章的精神图腾，在百年传承中超越与发展……第二节 从“丫丫农场”到“小神农课程”
面对新课程改革严峻的挑战，面对苦心经营的科技特色几乎荡然无存的现状，我们陷入了思索：我们的新课改之路究竟在何方？该如何减少与城区学生学习成绩的差距、争取更多对农村学校资金和硬件的支持……若以提高成绩为目标，而现实中一部分农村学生往往会中断学业。
这所百年农村老校应该何去何从？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等待不会给问题以满意答案！
痛定思静，我们应从现代公民素质要求中明确育人目标。而今，无论城里还是农村，人们都不希望看到没有生命梦想、取而代之的“被动”与“厌学”在孩子的精神深处被“培养”成形的教育。一、丫丫农场，绿色宫殿为你打造
阿基米德有一句古老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在低谷徘徊的曹王小学一直在试图找到“适合学生成长的一个支点”。
2010年，曹王小学在闲置的半亩土地上建起了丫丫农场，以培养“有梦想，会探究；能生存，会合作”的创新人才为目标，形成“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的新农村教育载体。
此后，丫丫农场全面覆盖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充分利用校内外的教育资源，是一个开放性的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丫丫农场由“一室一馆一长廊”以及“四个实践基地”组成。“一室一馆一长廊”由“农耕文化陈列室”、“现代农业馆”、“神农架”组成。走进“农耕文化陈列室”，一件件富有乡土气息的农具，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了农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农业馆”，是一座一年四季生机盎然的绿色玻璃大宫殿，是让孩子们了解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的一个窗口；“神农架”下，孩子们走进了古今中外农业的发展与变迁的历史中。“四个实践基地”由“奇妙观察窗”、“开心试验田”、“温室试验田”、“校外实践基地”组成。“奇妙观察窗”设置于每一间教室，它是孩子们触手可及的农业科技的百草园。我们还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区丰富的农业资源，将徐行黄瓜、万金观赏鱼养殖基地等作为“校外实践基地”。在校内与校外之间架起了走向未来的能力桥梁……
如今踏入校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教学大楼相近的，用钢结构和玻璃构筑的长方形建筑——“现代农业馆”。透过玻璃，你可以看到管道栽培、立柱栽培和桶式栽培的模样。在阳光的折射下，庄稼一片翠绿。
而穿过10多米的绿阴棚架，沿室外台阶而上，迎面就是“农耕文化陈列室”。在百平方米屋内，陈列在两侧、“沉睡”的几十件早年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农具和生活用品，似乎在诉说着自己“被劳动”的往事，“复活”着农耕文化。“农耕文化陈列室”和“现代农业馆”，在一所小学中建成，这绝不仅是“蒲华塘”边新建的一种“风景”，而且是“新田园教育”聚集的一种“风范”，更是“创新办学”探索的一种“风尚”。二、小神农课程，最美好的梦
不久，我们就发现，丫丫农场成了学校课程改革的引擎。随后的“小神农课程”连接了农村孩子的“科学世界的教育”与“生活世界的教育”，点燃了学习科学的“火花”，引领孩子们为最美好的梦而学习，为最美好的自己而发现。“小神农课程”分为“智慧小神农”和“小农场大课堂”。“智慧小神农”是根据小神农创新实验为课程基地而精心设计的特色校本课程，它分为四个模块：“古代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未来农业”；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而进行设置，每个年级一主题，让孩子的成长与知识的螺旋上升密切结合起来。“智慧小神农”的运行机制方面，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思考。如“智慧小神农”探究课，我们强调“动手”学习；“智慧小神农”拓展课，我们强调“感受”学习；“智慧小神农”实践活动，我们强调“体验”学习。三、这里不是一个“学农”基地
创办丫丫农场，不是开辟一个学农的基地，而是运用一种先进教育理念进行实践的载体。不是为了简单地增加学生农业生产知识，而是培育具有时代意识和发展能力的一代新人。我们期待着和孩子们一起发现一条规划自己成长的路。创办丫丫农场，是将新农村本土资源视为可供“知识迁移”的学习实践生态圈，有效改变现有课程与农村孩子生活经验脱离的状况，为解决农村新课改提供一种有价值的选择。因此，在“智慧小神农”教育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小农场大课堂”的建设，实现丫丫农场与各年级各学科的课程调整，将学科知识点与丫丫农场有机地结合，从知识嵌入点、教学目标、教学步骤、学生互动、教师指导、评价视角等方面为执教者提供了全面而完整的范例。“小神农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我们给予了具体的课时保证。
丫丫农场点燃了孩子的生命火种：
五（1）班的庞赟婧同学说，我见证了丫丫农场从一片荒芜变成乐园的过程，有了它，我们的生活可不一样了……
四（3）班的高怿君同学说，这次丰收节，我的乐园教会了我许多道理，如：斗智不斗力，离心力、惯性的运用等，小神农创新实验室是我学习的导师。
三（2）班的李斯伊同学说，在丫丫农场，我们畅想了“能预报健康的植物”、“有记忆的植物”、“能自由变形的植物”……这些美好的畅想让思绪放飞，让学习更加有趣。
2011年，在创办丫丫农场的基础上，学校提出了“新田园教育”理念。“观念的改变与更新、教学行为的转变与优化、学习效果的科学与持续”是丫丫农场带给我们的。
正是上海市基础教育转型变革的巨大能量，使得一所一度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百年农村老校，开辟了一片充满希望的教育新田园。
让创新的种子在这里发芽，让创新的种子在教育的每一片田园里发芽！第三节 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教育
丫丫农场，引入本土性的农村文化资源；小小神农，植入农村儿童生存与发展的本领，为新农村娃孕育了一块明媚的新农村教育的新田园；“新田园教育”，泥土里散发着生命成长的芬芳。一、聆听“新田园”的声音
回溯起来，我们学校的变革路径历经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特色项目——土生土长的“丫丫农场”；第二层次：特色课程——适合每一个农村孩子的“小神农课程”；第三层次：特色学校——极富生命气息的“新田园教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