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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抗抗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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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书试读：

第一辑自序跋

自由的灵魂

那六本散文集被拆成了一堆蓬松的书页，凌乱地摞在桌上。

为了编选这本散文自选集，我不得不忍痛把那些书肢解开来，像是拆卸着一片老旧的建筑物，然后从中挑选出尚可使用的砖瓦木料，试图再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一所新的房子。

连自己都很惊讶，这六本散文集的字数加起来，竟然有一百余万字了。

似乎并没有通常那种收获的欣喜。相反，心里倒是有几分说不出的滋味。

一个所谓写小说起家的人，却是如此不务正业。忙里偷闲，或干脆说是闲中偷懒，信手随笔、日积月累地炮制了这么些杂乱无章的东西。

可谓是无心插柳，种瓜得豆。不知是悲哀呢，还是惭愧。

心里却是喜欢着散文的。

尽管在俄罗斯正统文学的概念中，一直将戏剧和诗歌以外的文学体裁，统统称为散文；短、中、长篇小说，都划归于大散文的范畴内；叙事与抒情、写实与虚构，并无严格的区别和界限。然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由古代的文言散文嬗变而来的近代白话散文，或咏物或寄情或怀思，均与注重情节和人物的小说有着油水不可交融的排斥和隔绝。

小说就是小说。散文还是散文。创造了“天人合一”之宇宙观的中国的读者和作者，在文学样式上，似乎不赞成一元论。

也曾经有过散文体的优秀小说，也曾经有过讲述故事的好散文，却是偶然的个例特例。岁月流长，小说还是小说，散文还是散文。

它们彼此是那么不可相互替代，就像男人和女人，各司其职，各领风骚。如同男人和女人，彼此倾慕又相互戒备；彼此贪婪地吮吸对方，却又永远被无法逾越的那道“性沟”分割为独立的个体。他们即便婚恋，也不擅繁衍后代。

汪曾祺老师曾戏言说，长篇小说像是蟒蛇，而短篇小说，是这世上不可缺少的蚯蚓。汪老的这个比喻，令人会心。细想起来，无论晴天雨季，那小小的蚯蚓，滑润的表皮充满了弹性和伸缩力，不经意地介入人们的生活，将我们板结的土地弄得松软活跃。

那么散文呢？如果说文学评论是啄木鸟，杂文是鹰，散文就是燕子或黄鹂，随意而灵巧地在蓝天草丛中飞来飞去，唱着自己的歌。

还可说，散文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上清爽可口的冷盘，几乎任何“素材”，在专习“散文”的厨师手下，都可做成精致小巧的冷盘，或酸或甜或麻辣或酸甜。通常是一种材料一方风味，一碟碟同时展现着，决不混淆也不重复。素朴、清淡、简约得难以察觉厨师的功夫，甚至，看上去吃起来它们似乎不用调料。所以每当热菜上来时，冷盘常常仍被挽留在桌上，依然受着食客的青睐……

还可说，散文是庞杂缤纷的服装世界里，置于大衣夹克羽绒服西服裙服套装之外，陈列在橱窗角落的运动服或休闲服。

干脆就是紧贴着身体的内衣内裤，袜子手套凉帽围巾也说不定啊!

用一点裁衣剩下的边角碎料，再有一个构想，就能做点儿什么了，它从来都不是批量生产的，它只是剪刀下一个瞬间的火星。

最后还可说，散文是城市轰鸣污浊的机动车流中，穿街过巷的自行车；是远离城市的高楼之外，匿于山里的农舍或别墅；是林中的小草，是蒲公英是野荠菜是蘑菇……

这也许就是散文？——难以承担起史诗般画卷的重任，却又将这美丽而苦难的世界，丝丝缕缕点点滴滴地留在了笔下。故事已远去，人和物亦已淡然，唯有作者微弱的感叹和思绪，还萦绕飘散在空气里……

所以我不能不写散文。

散文于我，除去以上那种种天然与质朴之美的诱惑，更难以抗拒的，是它的诚实。

常常觉得一个写小说的人，像坐在一架纺织机前，竖纱横梭，日日编织着一个个并不存在的故事。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别人的想象；用虚构去满足愿望。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厌倦了这种编织——假如树叶能够采来直接制成衣服的话。又常常觉得写小说像是为读者造一座桥，将人们送去彼岸；或是造一条船，你得用手撑起竹篙，送人们过河。桥不能塌，船不能漏，上了岸，你须藏起自己，躲在树后，望着他们各奔东西。至于他们去了哪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而我却是一个更为关心自己将去哪里的人。

明知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我只是在世上行走。虽然四处都是前人踏出来的足迹，被散乱的脚印围困，却是越发地天苍地茫，歧路惶惶。

空旷荒凉的苍穹之下，独自穿过无声的原野，只听见自己寂寞的喃喃低语。是自己同自己的交谈，是头脑向灵魂的诉说。没有旁听者。

人除了对别人说话，还需要同自己说话。

也许，小说是为了讲给别人；而散文，是讲给自己。

那时便有了散文。

散文从笔下流淌出来时，倏忽间像是深吸了一口洁净的空气，心灵颤动着，像是被洗涤了一遍。

甚至，我也是一个性急而且没有耐心的人。

所以我常常放下手中的织机，走到屋外的树林里去。我宁可去寻找干草和树枝，哪怕是一根真正的麻绳。我避开了那座桥和那条船，既不想造桥也不想造船。我走到湍急的河边去，脱下身上沉重而累赘的衣服，赤身裸体地跃入水中，让清澈温暖的河水，漂起我的头发，洗涤我抚摸我无遮无掩的身体。

我希望着也相信着，定有些会游泳的人，跳下水来与我同行。我们不必乘船也不用过桥，我们顺水漂流或逆水迎浪，坦坦荡荡，无牵无挂。

那个时刻便有了散文。

散文是人生的一个忠实陪伴者。

它的忠实来自于你的真诚。投之以心，报之以腑。多少种人间情怀，无论哀伤悲愤欢乐激扬，我只是渴望着这世上有一条河流，能让我直抒胸臆。

小说是我，散文更是我。虚构的小说，真实在生活的本质；而散文，本应是一个里里外外透明的真实。

都说散文是美。而真正的美文，写在没有伪装更没有稿格的白纸上。

真诚永远只是一个存于心底的美好愿望。

很多的时候，或许由于懒惰由于懈怠，由于自己无法摆脱的某种虚假和局限，由于难以超越的束缚，以及在各种理由下不得不妥协的对付，于是在匆匆忙忙逝去的日月里，写下了一些平庸而拙劣的文字。

我能够容忍自己的粗糙，却不能容忍平庸。

我能够理解疏懒，而不能原谅伪善。

我依然向往着散文所深含的真知灼见，为着这苦痛而迷茫的人生。

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灵魂笔下，散文才会散溢和弥漫着思想的魅力。

还会继续写散文。是日后还能拆下重盖新屋的那种。慰藉我，也慰藉你。

1995年（本文系《张抗抗散文自选集》序，百花文艺出版社）

在写作中享受寂寞

十六年。四百万字。

这是从1979年开始发表的作品开始计算的，至1995年底。

短、中、长篇小说加散文随笔，三十余种单行本和专集。

是不是真的应该或者可以出文集了呢？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惴惴自问。

难的是没有衡量的标尺。除非进行读者和专家投票。

文集开始热起来时，我寄望于自己将来的年迈，一副我自岿然不动的样子。

直到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老总和编辑专程来了北京。梁晓声把李国文、叶楠老师和我推荐给他们，却一再强调说自己的文集还得等一等。于是，事情突然就变得责无旁贷了。

若是把自己十多年来的作品，从头到尾细细地梳理一遍——就像在冬天的菜窖干活，将储存冬菜的烂帮黄叶一层层丢弃；或是像苗圃的花匠，剪拔掉那些已经死去的枯枝，使得依然活着的生命越发鲜明茁壮；然后按写作时间先后、按体裁分类，将它们重新组合排列，那真是一件值得一做的事情。

于是就出现了一条流向清晰的河。

一条弯曲却可辨可识的路。

或者说，那是用书页压缩、凝聚而成的时间、人生和历史。

那是一个被浓缩了但依然真实的生命过程。

把岁月淘洗和过滤后，沉淀下来的作品，捧给关注你的读者——这是出版文集真正吸引了我的地方。

差不多花费了整整一个半月时间，来选择、校订自己十六年以来写下的作品。

面对自己多年的心血，虽是敝帚自珍，却更是下手无情。

到最后，四百万字只剩下了一百五十万字。被砍去了几乎三分之二。

那些被保留的，不敢说是精品，也不能说是最好或较好的，但至少得有一定的代表性。是我创作道路上一步一磕的脚印，是水准涨落的标杆，是每一条岔口、每一个弯道的探险纪录。或许偶有异峰突起，继而又低谷深渊；时而奔驰流泻，时而滞重羁绊。勿说才情勿说风格个性，人们若是在字里行间读出我的艰辛，我的心意，便已知足了。

那些被去掉了的，不提也罢。有的当年的激情之作，回头再看已是时过境迁；有的探索与尝试，却显得多少有些勉为其难；还有匆匆急就、应付稿债的粗陋之作，还有力不从心的好高骛远……重新阅读它们时，一次次脸红一次次羞赧，更多的是惭愧，愧疚自己居然制造了那么多的废品。严格说，是文字和语言的垃圾。

编选文集的愉悦尚未到来，率先到达的却是审视自己的痛苦。

若是能有资格出版全集，我当然愿意把自己的全部作品，无论好坏优劣，一无遗漏统统收入，坦率裸露于众人，一任后人评说。然而这不可能，不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以自己曾经的幼稚做借口，去浪费读者的时间。

篇目的选择十分艰难，许多次反复许多次迟疑，就此忍痛割爱了。

而校订这最终选入的五卷一百五十万字，更是一次阅读的苦旅。

前期的作品在语言上有一种忍无可忍的直白与粗糙。既然结构和人物都已是永久性定型，唯有文字尚可略作补救。有些句子读得自己大汗淋漓，万不得已提笔掩拙，终是改不胜改。面对稿页无地自容地扼腕：那真是我么？那时我怎么竟然会写出这样糟糕的文字？！

那时的写作是一条小溪，清澈见底。锐敏的思想激流在文中翻滚，却掩不住浅水中的杂草乱石。

后来那小溪流淌着流淌着便混浊起来，流成了一条河的模样。河床渐宽渐深，水流朦胧了厚重了，似能载舟行船、掀涛作浪了。回首溪边那曾经清丽的风光，心里哀哀地叹息：那真是我么？可惜我再也写不出那样纯净纯情的语句了……

却不知道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是应该这样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作品，除了错字以外，基本保持原样了。

走完这长长一路，眼见着自己头顶这一只青涩的果子，在十六年的时间里，慢慢地熟了起来。

许多年中，所有的好时光，就这样在写着小说和散文的日子里，飞快地逝去了。这样的日子也许可以持续一辈子。

那是一种很寂寞的人生。我说的是一种真正的寂寞。是心的寂寞。

如果是心的寂寞，便没有时间和地点。一个人的时候，只和自己的思想做伴，也许是很充实很热闹的时刻；许多人的时候，却时时地感到落寞和惆怅，那也许是很孤独很忧郁的时候。有人说那是当众孤独。当众孤独并非故作姿态，而是出于无奈；寂寞不是自寻烦恼，而是与生俱来；寂寞不是心情，而是一种状态。寂寞是一道绝缘的隔离层，隔绝喧嚣与世俗；寂寞是一架过滤器，沉淀浮躁与时尚。

写作的人在写作中享受寂寞。

书籍和文学都是寂寞的产物。

我依然时常怀恋许多年来那些心无杂物的安静日子。不是甘于寂寞，而是不愿失去寂寞。寂寞不应是一种被动而是一种主动。在固守的寂寞之中你会发现，你即使除了寂寞身边一无所有，你仍拥有一份写作的人最不可缺的心底的自由。

在寂寞中期待着文坛开放而宽容、中心与边缘并行、主流与非主流共存的多元状态。面对无数次失望与重振，我们终于已变得无话可说。要紧的仍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若无法要求别人，那么你唯一能够要求的便只有自己了。

要求一个作家的自律。

如今，在难以超越的意识禁锢和商业实利泛滥的夹缝中生存的写作人，绝望与出击似乎都已无济于事。我们不妨时时问一声自己：你还能否守住？

重读若干年中自己写下的那些至心至情的话语，无论是幼稚还是练达，是传统还是现代，茫然而苛刻的自省中，悠然浮上一丝欣慰，为的是自己终究仍拥有一份为人为文的真诚。

尽管真诚已是一个很不时髦的词汇。尽管真诚已被世故的阴影覆盖。

时时也不得不疑惑：若是真把这个世界和人，透心透肝地看了个彻底，那还有什么可值得一写的呢？怎么还能有写作的心情和欲望呢？

曾经写过和以后还将写下去，多半是因为不明白。一生都在问着为什么。然后把自己想过的，说出来给别人；也把自己想不清楚的，写出来再给别人去想。许多时候，像是把别人的事情弄得明白些了，却仍是永远弄不懂有关自己的事情。于是，写作就成为人生和生命的一种依赖、一种存在的必然方式。

如果仅仅是为了美文本身，就像为了让人欣赏美的形体、皮肤和肌肉，为了新奇的形式感觉，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写作。

人类的进化和变异，是从骨骼开始的。当血肉之躯不复存在时，最后留下的只是坚硬的骨骼。当然，还有灵魂。但灵魂是不可妄谈的。灵魂可以寄存、托生，可以飘飞出窍，可以升天入地。而普通人能触能感的，只有血肉深处的骨骼。

骨骼支撑着生命，使人能够站立起来。

骨骼即便碾磨成齑粉，也化为钙质。一个人缺钙易患软骨病或是骨折，另一种病态，就是卑躬屈膝或是奴颜媚骨了。今天中国的写作人，一边面临市场之海洋，一边背负思想之沙漠——腹背被围，何当自立？

所以心里永远仰慕着山峰。山是大地的脊背，是世界的梁柱。当然，不是平原上兀然一峰独秀，看上去雄伟陡峭，实际海拔却很低的那种；而是高原上逶迤的群山之中，悄然挺拔的小小一座山峰。

于是，最后决定还是把文集改称为自选集吧，给自己留一点天空。

1996年（本文系《张抗抗自选集》跋，贵州人民出版社）

“作”是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长篇小说《作女》将由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一本书能获得更多的读者，总是让人高兴的。自1998年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散文集《女人的极地》，2001年台湾宏文馆出版我的随笔集《女人向前走》以后，《作女》是我在台湾出版的第四本书。

海峡有岸书作舟，作者与读者，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对于台湾读者来说，“作女”也许是一个陌生的“外来”语词，但书中所写的现代“作女”生活，应是两岸三地的华人，或许都曾遇到过的身边之人之事。

在中国许多地方（上海、江浙、山东、北京、天津、东北）的方言中，把那类不安分守己的女人，有违常规、自不量力的那些行为，统称为“作”。“作”字，念平声，在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中，也许同源于“兴风作浪”“犯上作乱”“作孽”“作恶”的那个“作”。到了当下，还有“作秀”的“作”。“作”字专指女性（很少有人指责说男人“作”），“作”立足于男性价值标准，是男性强加于女人、带有贬义的动词。在我们以往的文化概念中，“作”是一个坏词。

我想为“作”字正名。对于现代社会，“作”其实是一个好词。

好作品不仅要吸引读者的眼球，更应触动读者的神经。

进入21世纪的自由经济时代，城市女性的境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业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为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使女性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以及女性自身的严峻挑战。

近二十年来，我发现在自己周围，有许多女性朋友，越来越不安于以往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的行为常常不合情理，为追求个人的情感取向以及事业选择的新鲜感，不断地折腾放弃。她们不认命、不知足、不甘心，对于生活不再是被动无奈地承受，而是主动地出击和挑衅。她们更注重个人的价值实现和精神享受，为此不惜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伤，直到头破血流，筋疲力尽……

我把这样的女人，誉为“作女”。

在我看来，如今“作女”的横空出世，是女性的自我肯定、自我宣泄、自我拯救的别样方式；是现代女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己能力的检测与发问。“作女”作为中国21世纪90年代的新现象，恰恰是中国女性解放的标志之一。女性的进一步解放，无法跨越女性个体盲目和狂热地“作”的这一历史阶段。“作女”群体的崛起与涌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必然。社会的进步诱发了女性强烈的“作”欲。这是对几千年男权社会所制定的种种戒律和道德规范的颠覆与反抗。封建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纲常伦理，在商业时代的逐渐弱化，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飞翔空间与更多的梦想。

但由于女性整体的能力和素质不足，女性身体和生理的局限性，使得女人只能以冒险精神和非常规的做法，对压抑束缚她们的一切做出本能抑或是极端的反应。她们的力气不够顶开头上沉重的盖板，所以只能一点点拱动，拱动就成为女人“作”的姿态与形状，恰如女人的身体曲线。“作”的欲望来自女人的身体深处，是女人与自己进行的持久战争。

由于女性的性别特质，她们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感性色彩。她们通常被感性所支配，往往做出非理性的情感判断。这是“作”的生理依据。“作女”不一定可爱，有时甚至令人讨厌。但一个社会若是缺少“作女”，我们的生活就会减少许多活力和色彩。“作”的过程会使女人获得心理上的种种快感，爆发出强大的内在冲击力。“作女”不同于“女强人”，她们并不看重最终目标，只希望通过“作”来使自己的人生有声有色。所以小说的女主角卓尔说：我“作”故我在。

一部分“作女”的成功与获利，具有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的“作女”。“作女”不一定能“作”成功，但不“作”的女人多半不能成功。机会与灾难，通常同时降临在“作女”头上。“作女”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女性对自我的过度张扬，造成家庭的不稳定以至解体，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女性为此将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一部分走火入魔的“作女”，甚至会走向犯罪。我对“作女”们抱着赞赏认同，却又不得不时时为她们提心吊胆的矛盾心情。

那些较低层面、低水平的“胡作非为”，暂时不在本书的关注和描述之列。“作女”群体实际上由各个性情迥异的“作女”个体组成。“作女”没有年龄限制——少女少妇中年老年，只要想“作”，随时都可以“作”。她们中有的人为物质生活而“作”，有的为精神追求而“作”；有人是先天性自发的“作”，有人是后天被迫的“作”；有人是阵发性间歇性的“作”，有人是持久性锲而不舍的“作”；有的真“作”，有的假“作”；有的明“作”，有的暗“作”；有的狂“作”，有的蔫“作”。尽管表现形式千姿百态，但本质上的共同之处在于：女性解放全靠我们自己。

如今，看看我们周围的女人，无论是在大陆本土还是在台湾，大家会发现“作女”们真是比比皆是。“作女”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不胜枚举。本书并非“作女”大全，只是写出了一个名叫卓尔的女人，和她的女友们，生气勃勃却又屡遭挫败的生活。我相信，这本书也是为台湾女人而写。但愿台湾的男性读者也能因此对今日女性多一点了解，并有所获益。

与此同时，我对那些温柔贤淑、勤恳敬业的女人，依然心怀敬意。

2003年（本文系长篇小说《作女》繁体中文版序，台湾九歌出版社）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通道

请带我走——是一个悬疑句。谁将带我走？要去哪里？我为什么希望被人带走？我难道需要被别人带走吗？我是否真的会跟那个人走？最后究竟是谁带走了谁？

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其实就连我自己，也不完全明白。

是故事，或者说是生活本身，引领着我的思维与笔，在行走。

他和她，究竟要去哪里呢？

或者说，去哪里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不能停留。

我们一直在试图往前走。前方或尽头，究竟是什么在等待，我们并不真正清楚。那是人类难以把握的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和期待，它也许或者至少能比昨天好些。

所以时不时需要回头看看。阳光若从前面来，只有回头才能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影子。

许多年过去，多少往事都被湮没了，我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些故事。岁月像是一条被荒草掩埋的小径，直觉告诉我，拨开那些荆条杂草走下去，前面一定曾有废墟与人迹。尽管那个年代似乎已经十分遥远，却又分明就在眼前。回忆往事不都是为了怀旧，而是因为往事仍在继续，从未在根本上结束。所谓的知青题材小说，不仅没有穷尽，也许才刚刚开始——那是由于我们对自己和历史的认识，始终在寻找新的起点。

近年来，晨起晚练的人们，流行一种“倒着走”的运动方式，就像后退那样的倒走，以增强腿力和躯体的平衡能力，据说对身体十分有益。说是倒走，其实只有走路的人知道，自己只是以脊背对着目标前行罢了，方向却没有改变。也可以理解为用眼睛查看自己走过的路——倒走反走与正着前行，明明同一条路，眼中的景观感觉确实是不大一样的。

有时候，我觉得那些零散的故事，像东一块西一块的石头一般横在路上，或者是像榫子一样，卯在我们生活的夹缝里，让你无法绕过去。它们不具备长篇小说的连贯性和起伏性，甚至连相关的逻辑性都差不多磨灭殆尽了。虽然它们已被岁月切割成一截一截的，散失或躲藏在城市街道的拐角。我仍试图寻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那一条条隐蔽的通道。每个生命个体都无法重活一次，就像火箭助进器，在空中燃烧产生巨大的能量，然后分离、融化，变成灰烬。但呼啸挺进的卫星，已被送上太空，在天际遨游。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最终谁也没有能带走谁，“我”和“他”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孤独而固执地运行，然后狭路相逢，殊途同归。

这部小说集收录的作品，是我在2003年年初至春天所写。我不想也不可能带走我的读者，我只希望同你们一起走。

2003年（本文系小说集《请带我走》序，华艺出版社）

另一个自我

女主人公曾把自己关于真诚和正义的理想，寄予自己的恋人。但婚后她发现了男主人公的种种性格缺陷，以及她最不能容忍的撒谎恶习。她为了维护自己的理想而毅然抛弃了爱情，却在离婚后寻求自主之路时，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虚伪和丑恶的……她在极度的痛苦与迷惘中，对以往奉若神明的“真善美”和人性本质发出了诘问，终于认识到每一个人的体内都有另一个终身无法摆脱、令人恐惧和震颤的“隐形伴侣”。人只有承认自我意识中的所谓“恶”，才能驾驭并超越“恶”……

对于今人来说，也许这仍然是一种无法和解、难以缓释的心理冲突。

写作者若是有勇气对人的灵魂与内心进行严厉的深度审判，文学将历经粉饰—伪装—蒙蔽—扭曲—毁灭—彻悟—重生，而得大自在。

2005年7月（本文系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典藏版跋，作家出版社）

悦人？悦己？

悦人还是悦己？

张爱玲的原话这样说：“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己，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

到了21世纪的女性这儿，却看出了其中大大的分别。

美的身体，首先应该是悦己的。悦己的同时，自然悦人——赏心悦目的悦。不能悦己的身体，只是“美的奉献”，生命自身的价值，就很可疑。过去总是认为美的身体是为别人准备的，在现代女性看来，就成了一个陷阱。

美的思想，自然首先也是悦己的。悦己的同时，面对外部世界，必然悦人。不能悦人的思想，只是孤芳自赏，生命之于社会的意义，也很可疑。过去总认为美的思想，对于女子，只能留给自己品味，在现代女性看来，这是一个误区。

近年来，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来而复去，令人无所适从。女性有了“主义”作为武器，反而将自己弄得更为烦恼苦闷，这也是奇怪的事情。

若是宣称，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曾经，显得多么没有“思想”。

于是想问：有了主义，就真的拥有了思想吗？

这本集子里收录的散文，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近二十年中，我陆续写下的有关女性生活、女性思考的札记和随感。女人爱美，女人恋家，女人育儿，女人读书，女人惜物，女人创业……无论女人做什么，都不再仅仅为了悦人，而是悦己——希望自己能够从中得到快乐。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主义作为工具，女人都明白，工具是为了摘取果实。果实是什么？是心灵的安宁，是那种通常被称为“幸福”的状态。

而我们今天遇到的难题，是究竟怎样以思想悦己。现代女性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唯有“思想”——是否已经特立独行？所以，我们常常只能悦人，而无法使自己的灵魂得到真正的欣悦。

为了女人自己，多思多想。一旦到达了“悦己”的境地，就算通透豁达了。

2007年（本文系散文集《悦己》序，中国青年出版社）

“写什么”与“怎么写”之我见

这部集子收录的，是我2000年以来，陆续写下的中短篇小说。

小说写到21世纪，究竟还能怎么写？

谁也不敢怀疑：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

问题在于，什么叫作“怎么写”？

某一种奇特的叙述方式？无人使用过的小说结构？绝对陌生或新鲜的人

物？繁冗累赘到无限重复、复制的语言？

如此等等，曾经，几乎让我困惑到无法动笔。

但我们必须不断给自己出难题，必须挑战，必须创造，创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小说奇迹。然而，世界上究竟是否真会有这样的奇迹？

就像“鸟善走还是善飞”这个命题——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伪命题，怎

么会有不善飞的鸟呢？既不善飞，为什么还要叫作鸟呢？但事实上，偏偏就有不

善飞的鸟。它从远古进化至今，变成了不必飞行、以步行代飞的鸟。这是没有办法的。不善飞而善走的鸟，仍是一种鸟。这就是鸟与鸟的不同之处。

这种鸟擅长在地面疾走炫技，而与天空无缘。

怎么写——写到最后，如果变成了一只不善飞的鸟，那么，在鸟类中，它肯定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品性。同时，它也忘记（或是回避）了自己作为鸟的特性。

当然，在我的那篇小说中，讲的不是这个内容。我的故事本来想说，如果鸟不会飞，快走也能到达目的地。现在我把这只不会飞的鸟借来用一用，不小心

就用成了另一个意思。

通常，我们写小说的人，就面临如上的困境和悖论。

所以，我只能牢牢记住这一点：我无论“怎么写”，最终都是为了把我心里那个“什么什么”写出来，写到位，让人看完以后，至少会掩卷想一想。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自己究竟要写什么，写的是什么。如果写小说的时候，一心想的是在地上走来走去地展示冠翅上的羽毛，表演跳跃的姿态，发出婉转的鸟鸣，而最终不能展翅飞到天上去，那么，这只善走的鸟，只能作为一种独特的观赏动物，终究难以让我们实现飞翔之梦。

无论怎么写，前方都有天空在召唤。那是超拔于地面之上的气流，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写“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的原因。

有了这个心理依据，我才会知道，怎样才能最贴切地表达出那个“什么”。

若是我们吸引读者在小说中穿过了故事和语言的华丽、曲折的长廊，走到尽头，最后却被他们发现廊内外均空无一物，那么，怎么“说”，也都是白说了。

我仍然老老实实地滑翔，让风渐渐托起羽翼，然后起飞。

2007年（本文系小说集《鸟善走还是善飞》序，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为“独白”的散文

这四五年来，散文和随笔写得不多，因为手头一直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本集子里的短文，大多是在长篇写作的间隙里，陆续插空写下的。攒了两三年，才攒下十几万字。

因长春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大家书系”，我将近年的新作加上部分旧作，勉强凑成一集，就算是送给自己，再转送给读者的新一年礼物。

也许，对于我来说，“自己”，是唯一重要的。“自己”意味着个人、个体、个性；意味着一个真切感受着世间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活体，一个热情地生活过、冷静地思索过而后留下的私人笔记。前几年我拒开博客，近几年远离微博，但我理解并赞赏博客与微博。我相信，那是由于人和人之间渴望精神的交流。人们需要在喧嚣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及隐秘的内心世界中，寻求对话交流的可能，或在彼此互换的信息传递中，使自己振作、充实。

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或许，变得愈加寂寞孤独……

然而，我依然按着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在散文和随笔这些相对自由的文字中，在这些不需要精心虚构人物和情节的篇章中，给自己开一扇透气的窗户。我曾产生过奇妙的感觉：天黑下来，窗户关上了，灯光投射在玻璃上，四壁变成了多棱镜，从镜面上可以看见无数双眼睛在一眨一眨……

如果说，小说通常是在替别人说话，对别人说话；小说中的“我”，大隐隐于“故事”；如果说，小说的叙述者是生活的“旁白”，那么，散文随笔便类似于“独白”了。在散文和随笔中，我是显形的，我只对自己说话——我行，我见，我读，我想，我爱，我恨……用坦诚率真的文字——我记下！

假如我始终把自己深藏在小说里，我会觉得憋闷、委屈、难受。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浮出水面来歇息。我不是一条遨游于深海的大鱼，而是热爱海洋和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

但愿读者能在这些散文和随笔中，看见我的喜悦、迷惘、虚静与忧思。其实，世上所有的人和人，在人性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如此强调坦诚而真实的“自己”，恰恰是为了寻找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异”与“同”。因为，每一个独立而具有尊严的个体，都是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的基石。

虽然深知自己至今仍然难以抵达我所向往的美文和哲思的境界，创造那种真正的大散文应有的自由而严谨的文体，写出深邃、洗练、简朴、优美的语言文字，但我仍对散文真情以待，痴心不改。

2011年10月30日（本文系散文集《君子不独乐》序，长春出版社）

静思与遐想

我们并不总是生活在“小说”的情境里，也不可能生活在电视连续剧里，更不可能生活在电影里。日子很平常，大多数时候，没有情节。

让生活的步子停一停，让紧张的节奏慢一慢。我们需要悠然看一看四周，需要安静想一想自己。

那样的心境下，就有了散文。

大概因为我不是一个专心沉湎于小说世界中的人，不是一个无条件热爱虚构故事的人。就像一个上着软件编程课的学生，目光偶尔从屏幕上游移开去，顷刻就被窗外的蓝天与飞鸟吸引了……

那个瞬间，有新鲜的凉风和奇异的花香袭来，不再用文字讲述或编织别人的故事，而是记下自己亲身感受的即时风景。

你被这些活的事物所吸引，或喜或哀或忧或怒，或震惊或沉吟，或疑虑或诘问——那是与你自身存在相关的思绪，是一种撞击或触动内心的情感。它们更真实更贴切，散文的世界里，文字与心灵之间一无阻隔，思维与表述相融一体。

在我看来，散文不仅仅是一种区别于小说的文体，而是一种审美趣味，一种心灵境界，一种人生哲思。若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常有美妙的“散文时刻”来临，那是何等的惊喜与惬意。其实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草地（或树林），用以静思、沉醉、遐想、反省……

在这个意义上，散文近似于不断句的诗歌。好散文，源于诗的意象。

它区别于诗歌之处，在于它行文的自由与松弛，却是“松而不散”“散而不疏”。尽管散文不需要遵从诗歌严格的音韵节律，但好散文的文字语言，当如诗歌般简练精致。

因而，小说写作之余，我常写散文。散文写作之余，亦写小说。

三十余年的文学之路，至今已出版了八九十种出版物。算起来，我的短、中、长篇小说创作和散文随笔写作的篇幅总量，几乎相等。

与读者分享散文，分享的应是那一份诚实与凝练之美。

这一本散文集《牡丹的拒绝》，由新地文学社出版，正合我意。

迄今为止，我已在台湾出版了六本书：1998年台湾业强出版社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散文集《女人的极地》，2001年台湾宏文馆的随笔集《女人向前走》，2003年九歌出版社的长篇小说《作女》（2009年再版），2005年九歌出版社的中短篇小说集《请带我走》。

此次新地文学社收录的这本散文集《牡丹的拒绝》，是从我几十年的散文作品中精选而成。此前曾在台湾版中收录过的女性散文，这一次不再重复收录。

为台湾读者筛选编辑散文集，颇费我一番心思。

曾经，拿起自己台湾版的繁体字小说或散文，字仍然是原来那个字，内容也明明是熟悉的，一俟化简为繁，骤然有了间离感，竟然好像在阅读一部陌生人的作品。

一海之隔，同是中华汉语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读者，在看似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却有不同的社会肌理，生出迥然相异的语境。

身在大陆，以往的许多作品，大多是写给简体字的读者。大陆读者阅读台湾作家的作品，“化繁为简”并无障碍。然而，简体字倏然跃过一道海峡，在热雨湿雾中化蛹为蝶，那浓聚并留存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正体”字，究竟传递出怎样的人生况味，才能与海那边的人心扉相通？

有点像是又一次检验，又一次考试。

我的散文中所迷恋所忧思的那些自然、风物、往事、艺术、书本，穿越海峡，在海浪中漂流洗濯，是否也同样能够得到台湾读者的理解与认同呢？

一字一句，一笔一画，这几千年传承的象形文字，难处并不在或繁或简的字形，而是一题一文构成的词意文心，应是两岸读者共同拥有的人类良知。

若是我们能在“化简为繁”中互相懂得，便是对我写作最大的褒奖了。

我期待。

三十多年前，新地文学社的创刊人郭枫先生，差不多是最早踏上大陆的台湾作家。那时的诗人郭枫将近中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结交了当时活跃于大陆文学界的多位作家，并成为终身文友。郭枫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两岸文学交流，推介了许多大陆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人缘口碑俱佳。记得郭枫先生当年曾说过，计划在台湾出版我的作品，我亦喜亦盼。再以后，诗人消失在海那边，只是偶尔从诗歌里传来诗人遥远的叹息。

三十年过去，诗人老了，诗心依然茁壮。

诗人再次出现的时候，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来了令人欣喜的信息。一个三十多年前的承诺，一个几乎已经被我忘却的承诺，在海风中悄然登陆——今年秋季在台湾举办世界华文文学第二次高峰论坛，为此将编撰出版一套华文文学丛书。

诗人以他青春依旧的激情，向大陆文友履约，三十年，不晚。

为了文学，为了那些用汉字母语书写的华文文学，无论天涯与海角。

这恰是我所向往的散文意境吧。

郭枫先生以半生心血，坚守新地文学季刊，犹如守护那片美丽的海岛。台风海浪暴雨过后，望得见海上远远的新地，文学新芽新枝新蕾，蓬勃葱郁。

特以此序，为海内尚存的情谊、诚信与执着——向郭枫兄长，向新地文学社，向华文文学的友人们，一并致意并致谢。

2012年8月8日（本文系散文集《牡丹的拒绝》繁体中文版序，台湾新地文学社）

情爱的审美意识

距199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丛书”出版我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目前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该书的第六种再版本，我颇感欣慰。

时间往往使生活中的爱情破碎或是变得麻木，但时间会留下那些关于爱情的美好文字。

因为爱情原本就活在我们的梦想中。

梦想，是激发人类去创造生活、改变生活的一种基本动力。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商业时代，残存的爱情理想主义，多多少少能唤起人们对物质、财富、功利的质疑，填补人们的精神空白。也许能够抵御或是拒绝低俗与污浊，使心灵和情感得到些许净化。没有梦想的人生，即便富裕阔绰，也会显现出苍白的底色。

不同的阶层会有不同的理想。《情爱画廊》表达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部分白领阶层、一部分艺术家，还有一部分向往高尚生活的普通人，心灵深处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人性的天性是憧憬完美的。艺术的真实不能简单等同于生活真实。文学作品若是在“梦”的语境中表现、表达爱与美，会发现读者潜在的心理和审美需求，并将其内涵与外延得到拓展。

千百年来，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进入21世纪，种种刻骨铭心、凄美决绝的爱情故事，仍然打动并征服着读者。尽管文学世界中的爱情版本永无穷尽之时，但作品中叙述与表达爱情的语言，似乎正在一日日枯竭与衰退。在这部小说中，我试图用艺术家的绘画语言，来替代小说中通常的文学叙述。当读者穿过这道长长的画廊，用眼睛欣赏那些被爱情催生、同时又催生着爱情，诉说着爱情、同时又被爱情诉说的画面时，在那些绚丽的色彩、奇异的光线、怪诞的构图面前，你们是否同时能感觉到书中人物内心激情的震荡，喃喃絮语中的温情，深沉的苦痛，以及最终战胜自我的理性光芒？《情爱画廊》以女性的审美立场，表达了“性”意识。在人类文明史上，“爱”与“性”始终是难舍难分又若即若离的，它们时时呈分裂状态，又常常重叠与聚合。有爱的性与有性的爱；被爱所激发所驱动的情欲和“性”行为，两情相悦所创造的欢娱和快感，是超然于实利和世俗之上，生命中最美好最壮丽的时刻之一。爱与性的同步，正是为了抵抗流行文化企图将“爱”与“性”拆解的浊流。书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体之美，只有在成为自己精神象征的前提下才是有价值的。为了彻底摈弃父权历史强加给女性的文化遗传，女主人公舍弃了原有的家庭，离开了女儿，传统的“母性”和女人的“自我”发生了猛烈的冲突，亲密无间的母女关系不再构成文化意义上的承继关系，而是背离、中断，还原成生命独立的个体。如我的女主人公秦水虹那样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美”，不再是被男性本位文化所掌控的女性形象，而是在今天开放的社会背景与生活形态中，重新苏醒的女性自我。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烟雨朦胧的江南小城与粗犷的北方都市之间。这也许隐伏着某些文化观念上的碰撞与交融。也许更为含蓄地表达了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固守与行走、喧嚣与宁静、排斥与宽容、沉潜与浮漾的矛盾。

文化被历史和人塑造。20世纪持续至21世纪的“爱情”观大震荡，有助于社会的细胞更新和基因修复。我相信，两性关系平等和谐的理想，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升。更为人性化的书写，一定同人类灵魂深处的梦想有关。只是，它需要时时刷新。《情爱画廊》在经历了二十年时间的淘洗与验证后，能够再次与读者见面，我很高兴。世界的变化太快，但书中的故事，依旧与我们心里的梦想悄然合辙。

2016年6月（本文系长篇小说《情爱画廊》二十年再版序，当代中国出版社）

第二辑创作谈

我写《北极光》

从学习写作以来，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小说作法，也很少读名人创作谈之类的文章。我只读过几本小说，脑子里留着一点这些曾经打动过我的小说模糊的印象。因此，我写小说，只是由着自己的思绪和情感，由着内容需要，变换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并无一定之规。每每是构思到写作完毕，甚至直到发表，听到许多不同的反映和意见，自己才悟出一点道道来。于是，及时整理自己思想，分析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一部以主人公思想性格发展为主要线索进行构思的小说，主人公思想发展的几个主要关节点，左右着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因此，把握这几个关节点，对于整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北极光》的关节点，主要表现在陆芩芩遇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男青年后所产生的几次大的思想动荡及发展变化。第一次是在业余大学教室里碰到费渊，费渊对社会深刻的剖析及慷慨激昂的言辞吸引了她，她不自觉地将傅云祥与费渊做了比较。小说一开头就铺垫了芩芩对傅云祥的不满，于是她才产生了想同费渊交谈、向他请教的愿望。这时候的芩芩，思想处于从麻木到清醒、从盲目到深思的变化的前兆，这种即将到来的思想急骤变化，为小说的故事发展铺设了一个深而湍急的旋涡。陆芩芩并非偶遇费渊后才不爱傅云祥，而是同费渊的交谈接触，帮助她意识到了自己一直以来苦恼的根由。她需求的恰是精神上的援助。没有什么法律规定，一个已婚女子不能同异性交谈，只要她没有超越法律许可的范畴。如果说，芩芩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从曾储身上看到了自己追求的人生希望所在，使她认识到同一个自己所不爱的人勉强生活在一起，是一种对他人和自己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行为，那么这种不道德行为所给予她的痛苦，实际上已超过了同傅云祥决裂所招致的“不道德”的指责带来的苦恼，以及如果为了维持虚伪的道德，而对傅云祥继续隐瞒自己的思想，赋予他虚假的感情，造成真正的不道德行为的痛苦。当然，究竟哪一种道德观念更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尚有待于芩芩和她的朋友们在正在前进和变化的生活里进一步得到实践的检验。

第二个关节点是曾储的出现，使芩芩在费渊之外又看到了另一种人。他充满生气和热情，对社会上不合理现象的批判不耽于口头，而是付诸实际、平凡、具体的劳动。芩芩在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必然会对她所能遇到的年轻朋友们新鲜的思想见解发生兴趣，渴望能从中得到解答或是解脱。曾储为她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引她站到一个较之牢骚和不满、叹息和批评之上的新的高度，来看待现实的人生和所处的时代。于是小说在这里又发生了分叉，进入了三种不同的青年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人生哲学的思想线纵横交错的较量阶段。芩芩的内心由此面临着更为复杂、激烈的斗争。她尽管已明确地看到了自己不应当苟且于原来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挣扎、挽救自己的愿望，以至于导致了照相馆出逃这一场灵魂的搏斗，但她在纷繁的社会思潮面前，却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和惆怅之中，一度表现为她对费渊寄托的希望，以及对极端个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理论的区别辨析不清。

这两次大的起伏已将小说推进到了第三阶段，即芩芩对费渊的失望和对曾储更深入、全面的认识。这也是全书关键性的关节点和转折点。一次无可奈何的呼唤所得到的冷酷无情的回声，终于让芩芩看到了费渊自私的本质和扭曲的心灵。她又一次校正了自己人生的罗盘，从苦闷和狭隘中走出来，在曾储与他的伙伴们身上找到了生活的希望，从而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假如没有这一次具体而又尖锐的矛盾对费渊的考察和检验，芩芩也许还难以做出清醒的判断，恐怕也难以在较短的时间中正确地认识曾储这样朴实平凡的青年的价值。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而相同的经历、年龄和遭遇的人之间的差异，更有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芩芩对三个青年逐步的认识过程，也是芩芩的思想演变、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些关节点的串联构成的线条，就成为《北极光》构思的主体。

在我读过的为数很少的文艺理论著作中，艺术大师和前辈作家们告诉我们，小说创作的基本要求是反映人的社会活动，也就是说，表现人们在“做什么”和“怎么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大抵可以归结为这六个字所提出的要求。

然而今天的读者似乎已不满足于仅仅表现人物做什么和怎么做，他们希望知道人物为什么这样做以及他们究竟怎么想。我理解这是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我国来说，除了人民群众思维能力、欣赏趣味、文化修养的普遍提高之外，还有十年动乱所造成青年的信仰危机、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当人们感到自身的苦闷在生活中无法排解时，他们希求在小说中寻找出路。刚刚跨入人生大门的青年读者尤其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处于苦思之中。因此，反映当代人生活的作品是不可能回避这种客观现实的。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致力表现人物“为什么”这样做和“怎么想”，并将过去传统写法中表现“怎么想”所采用的潜台词，变成直接的心理描写和对内心世界淋漓尽致的刻画。所以，有的作家借鉴“意识流”手法的某些作品受到了读者欢迎。《北极光》亦是一次剖析人物心理的粗浅的尝试。首先，一部小说的表现形式取决于它的内容。《北极光》是一部反映当代青年对人生、理想的思索、追求为主题的小说，通过芩芩对三个抱有不同人生态度的青年的选择，体现她对生活道路的抉择。前面已经谈到芩芩的思想发展线。当一部小说不以描写丰富、精彩的故事和人物的外部动作为主要目的时，自然，反映各种人物的精神、思维活动就成为它的主要内容。《北极光》中“怎样想”的具体表现，是以主人公芩芩“怎样想”，以芩芩的心理活动为圆心的。

但这种心理活动的描写，如果全部处理成国外现代派不连贯的、跳跃式的“意识流”写法，不仅有违中国广大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难以读懂，而且也容易使人物失之于玄虚空泛。比较的结果，我以为选择目前这种叙述与内心独白相结合、人物的思想性格发展推动情节发展的互相兼顾的方法较为自然合理。当然，心理描写的手法是多样的，在《北极光》中，芩芩的心理活动有时是剖析自己灵魂的回想；有时是对他人合乎逻辑的猜想、推想；有时是触景生情的联想；有幻想、苦思冥想、扪心自问……还有一种“想象对话”，例如：

他似乎也在默默地注视着她。他在嘲笑她吗？嘲笑她刚才的眼泪，或者是想问：“你从哪儿来呢？以前我怎么没见过你？”“我也没见过你呀。”“噢，我知道，你是业大日语班的，借附中的教室。”“我也知道了，你是这个大学的学生，虽然你没有戴校徽，可我会看……”“你刚才为什么哭呢？”“不，没有，我没有哭。”“哭了，我听见的，你有什么伤心事？”“伤心事？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很快乐，我就要结婚了。人家介绍我认识他，他对我很满意，他家里对我也很满意，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不不，不是这样的，你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句话是讲不清楚的，你别问了，我不认识你……”

以下紧接着的一段，费渊什么也没有说，芩芩从想象中醒悟过来，同他重新开始交谈。这一段想象对话，实际上将此时此地两个人的身份，彼此的心境和基本性格特征，都在一起交代清楚了。

这几种不同方式的心理描写，交织成芩芩内心丰富而剧烈的思维活动。目的在于由此激起读者心中的波澜，击中读者的心弦。如果芩芩所想，恰是一部分读者所想；芩芩所思，亦能引起部分读者所思，那么便达到了作者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的统一。

当然，作者所想与读者所想毕竟还是有距离的，并不能以作者所想代替读者所想。《北极光》有几处理念大于形象、思想多于行动的败笔，以“想”淹没了“行”，人物就难免有单薄之感了。

有的同志在谈到我以往的小说时，认为其中有一大不足，就是对人物的褒贬过于鲜明。我自己也深感刻画人物最大的难度，在于写出每一个人的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和客观性。因为每个人都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矛盾状况下生活，而人物在作品中的行动，正是这种种社会矛盾的反映。每个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或生来丑恶的。一个基本倾向好的人，也难免犯错误；而一个已被社会毁坏的人，也可能依着一定的条件向另一个方面转化。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看问题，应该认识到我们笔下创造的每一个人不但应当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每一个人的气息应当是不相同的，同一个人身上也不只有单单的一种气息。只有本身充满矛盾的人物，才是真实可信的活生生的人。《北极光》发表以后，争议较多的人物是陆芩芩。芩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有的人说她朝三暮四，喜新厌旧；有的人说她放任自流，利己主义；有人说她是个中间人物，既不崇高也不优秀；但也有人说她单纯美好，充满了对理想的追求。还有许多人写信给我说，她们在陆芩芩身上看到了自己，《北极光》中的四个青年形象，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缩影。

我们先来看一下芩芩在小说中所处的社会环境。《北极光》第四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当一九八〇年隆冬的严寒笼罩了这个城市的时候，由于河床的突然开阔所给人带来的朦胧而又忽远忽近的前景，青年们所苦恼和寻觅的，就远比四年前要更丰富深广了……

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十年浩劫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后果，其中突出表现为青年一代自我否定与重新确立自我的思考、迷茫、彷徨的混乱状态，以及经济建设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为有志于改革的开拓者们铺开了一个新的战场。陈旧的意识、传统的观念正在逐渐地被质疑、摈弃；先进的、健康而又充满生气的思想正在蓬勃生长、壮大，渗透到各个领域中去。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广大青年对因袭的旧习深恶痛绝；对新鲜的思想观念如饥似渴。然而，由于他们的信念未曾如老一辈人那样在长期的斗争中经受反复的磨炼，而在生活中心灵丧失的美与善又确实要比得到的多些，即使对于现实大量、深刻的发问，也苦于没有正确有力的思想武器而寻不到自己起步的路口。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党的方针路线，为我国走向四化指引了一条宽广的大道，每个中国公民都充满了这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否每个人都能走上这条路，同时代的潮头一起前进，是否每个人都能找到通往自己心灵的小径，显然是差异甚大的。这便是作品的大前提和大背景。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才出现了作品中所刻画的几种不同的青年形象。

我们同代人中的“老三届”青年，经历的磨难较多、觉醒较早，其中有些人沉沦得也较早，到1980年，思想演变大部分完成。三十岁上下的这批青年，思想普遍定型，费渊和曾储是两个不同的代表。他们在生活中得出了各自的结论，并将这种理论付诸自己的实践。傅云祥也是如此。当然思想的成熟与否并不能以年龄划分，不少年长的读者写信给我，谈到芩芩执着的追求时说，好像写的是他自己。但除了费渊、曾储、傅云祥以外，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还有像芩芩这样处于自身命运(例如恋爱、婚姻、工作等人生重大问题)的选择关口，刚刚踏上社会不久的青年，她们看见了一些丑恶，却是片面的；感到了痛苦，却是短暂的；立下了向上的志愿，却是摇摆的；思考着人生，还是肤浅的……她们在时代的感召下，有奋发成材的愿望，但又无时不受到社会和自身的束缚。她们在挣扎中、在搏斗中、在寻求中，沉沉浮浮，飘忽不定。有时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但有时那目标又被薄雾弥盖，甚至自己也看不清脚下的路。这是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所提供的“规定情景”。因此，从朦胧到清晰，从彷徨到觉醒，从寻求到投身，这就是陆芩芩的性格基调，也是《北极光》的性格基调。陆芩芩是生活中理想的追求者，也是《北极光》的灵魂。没有陆芩芩，就没有《北极光》。陆芩芩如果那么坚定、完美，也无须苦苦寻找北极光，小说也不是现在这个主题了。

所以，我并无意在《北极光》中塑造可供效法的当代英雄的形象，我只是塑造了几个普普通通的当代青年，让青年读者们自己去比较鉴别。傅云祥绝不是一个坏蛋，费渊也有所长，我无须贬低或丑化他们。即使曾储，我心目中较为理想的人物，亦有缺点和不足。我试图写出每一个青年今天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傅的庸俗、费的自私都有其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们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但这种生活准则是否正确，笔者的态度也是十分清楚的。我写《北极光》，内心深处抱着一种美好的祝愿，愿青年们能在理想的召唤下，看到希望，增强自信力，从而由彷徨、犹豫、朦胧走向光明。“比较”是一个中性词，任何人，任何时代，任何事物都需要比较。重要的是比较的标准。

人们心目中憧憬的理想、希望，当并不表现为一个时期须努力达到的具体目的时，当然是抽象的，或者说是朦胧的，不像傅云祥要找一个好的工作或打一件家具那么明确。希望常常就广义而言，只是心灵深处对于未来美好的向往。精神和物质既不能截然分开，又不能混为一谈。共产主义应有土豆加牛肉(以前连这也不予承认，当然需要拨乱反正)，但土豆加牛肉决不等于共产主义社会。

同样，男女之间的感情、心与心的呼唤，当尚未落实为某一具体对象时，自然也是朦胧，甚至是虚幻的。(除非这个人所要求的只是一个附有工资数目、身材尺寸、父母职业、本人工种的详而又详的条件说明清单的配偶。)茫茫人海，芩芩的社交又如此有限，她如何为自己设计出一个标准爱人的模式来呢？她在寻求中只能依据自己在同对方接触了解中的直感来做出判断。当对方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芩芩的人生追求和感情追求也就随之明朗起来。虚飘恰是心灵苦闷和不甘沉沦的反映，由虚到实，由飘到定，正是芩芩弄懂北极光的真正含义的过程，也是她成长的必由之路。有的同志连什么是爱情小说都没有搞清楚，或者说并不认真研究作品的主题，也不尊重原作的真实，就主观武断地下结论，这种做法确实令人遗憾。

似乎因为我们传统的文学作品很少用一些处于复杂的矛盾心理状态的人物做主人公，所以有的同志对这种尝试有点少见多怪。可在我收到的大量的《北极光》读者来信中，青年们谈得最多的，恰恰是陆芩芩。他们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她心里找到与自己心灵相通之处。有一封读者来信这样写道：“您笔下的芩芩(她的经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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