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发展与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哲学思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毛世英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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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与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哲学思考试读：

近年来，“你幸福吗？”这一问题曾风靡国内媒体，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这类词语业已成为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它体现出处于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的广大民众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深层发展要求，因而成为各级政府实施民生工程的口号，也成了许多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但如何有效提升人民幸福感呢？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幸福和幸福感。

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千百年来就为东西方的学者专家研究和论述，如我国传统文化以德性为幸福的思想、西方视快乐为幸福的思想等。其实，简单来说，幸福是指一个人对人生的事业或生活中的某种重大需求获得满意的一种较稳定的主观感受或心理体验，包括满意、快乐、愉悦、兴奋、惊喜、舒畅、爽快、安详等心态。我国研究幸福理论的学者孙英指出：“幸福概念深刻而复杂，它主要有三层含义：（1）幸福是人生重大的快乐；（2）幸福是人生重大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的心理体验，是人生重大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3）幸福是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某种完满的心理体验。”她随后又进一步指出，构成幸福的元素有两个——主观元素和客观元素，前者是快乐的心理体验，是幸福的主观形式，后者是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之实现和生存发展之圆满，是快乐的心理体验的客观内容。从科学辩证法的角度看，幸福范畴实是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辩证统一。一、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

呈现为主观感受或心理体验，这是幸福范畴所具有的最为突出的特点，正是在这一性质上，我们可以将幸福说成是幸福感。一个人讲幸福，也就是在说他的幸福感。相反，对需求不满意、不快乐的感受，包括失望、痛苦、忧郁、沮丧、悲哀、遗憾、无奈、愤怒、抵触、嫉妒、不安等心态，则属于不幸福感。

关于幸福感是主观心理体验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故事来说明。1924年，罗素到中国四川旅游。他和陪同人员坐着两人抬的竹轿上了峨眉山。当时正值夏天，天气闷热，几位轿夫累得大汗淋漓。作为思想家的罗素，见此情形已无心观赏峨眉山的美景，反倒思考起几位轿夫的心情来，他想：这些轿夫一定会痛恨坐轿的人，大热天的，还要抬着他们上山；或许他们会想，为什么我是抬轿子的人，而不是坐轿子的人呢……到了半山腰，陪同人员让轿夫停下来休息，罗素也下了竹轿，细心观察轿夫们的表情，并想去宽慰他们。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看到轿夫们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丝毫没有埋怨天气和坐轿人的意思。他们还饶有趣味地给罗素讲自己家乡的笑话，好奇地问他一些有关国外的事情。他们还给这位大哲学家出了一道智力题：“你能用11画写出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吗？”罗素回答不能。轿夫笑呵呵地说出答案：“王一、王二。”罗素陡然心生一丝惭愧和自责：我凭什么去宽慰他们？我凭什么认为他们不幸福？后来，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一文里引述了这个故事，并得出一个著名的人生观点：用自以为是的眼光来看待别人的幸福是错误的，快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罗素的观点其实就是说明了幸福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对于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感。人与人在主观性上的差别，莫过于在信仰、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的人，包括在人生不同阶段思想观念有所改变的人，其对幸福的定义或看法都有所不同。例如，有人以一掷千金、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为幸福，有人则以生活节俭、恬淡寡欲、不求奢华为幸福；有人把争权夺利、高高在上、凌驾于人视为幸福，有人则把服务民生、讲求公正、平等共享视为幸福；有人以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作为生存之道，有人则以举荐贤才、甘当人梯为荣耀；有人贪财无度、惜财如命，以聚财为乐，有人则知足适度、乐善好施，以助人为快……

从伦理角度说，君子与小人、贤者与凡夫、善人与恶人、清官与贪官等等，对人生幸福的看法和追求也都各有不同。如历史上孔子的大弟子颜回，为参学求道而甘居于艰苦的生活境遇中，孔子也赞扬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过苦日子当然不好，但对颜回来说，获得内心的恬淡和安宁才是更重要的，也才能拥有真实和稳定的幸福感，其行为体现着儒家“安贫乐道”的幸福观。

此外，还存在着许多人或人群共同认可的幸福或幸福感。如古今中外具有各自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导向的民族、国家，在许多事情上往往都有共同或相似的兴趣、喜好或幸福感，这可以说是主观幸福感在人群的扩大。

就整个人类来说，追求幸福可说是体现人类根本利益和真善美慧理想的共性要求，是人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事实上，2012年6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今后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决议指出，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是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望，在公共政策目标中对此予以承认具有重要意义。这其中就体现着人类共同的主观幸福感。二、幸福具有客观性

幸福感作为人们的心理体验，也并非完全是主观的，它也有着客观性。事实上，幸福感作为人们对人生重大幸福需求的满足和实践，仍然有着相应的客观内容，要遵循和服从一定的客观规律，要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制约。因为人本身作为大自然的产物，有着自然属性，人的生存和发展又依赖于人类社会，人又是一种社会存在，因而人也有着社会属性，因此，人的生存和发展要受到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身心理规律等多方面客观规律的控制和制约。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可分成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大类，这五大类需求本身的存在就体现着不受人们意志左右的客观规律的作用，体现着不受人们意志而左右的客观性。人们感受幸福的内容，本身意味着对人生重大幸福需要或欲望的某种满足或实现，而后者无疑是不受人们的意志所左右的，这就说明了幸福的内容是客观的。而且，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要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或约束，不受客观环境影响的幸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例如，关在监狱里的罪犯，其对幸福的追求显然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其幸福感当然就与正常人有着显著的不同。同样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也会有不同的幸福感。这也说明了幸福有着客观性的一面。

我国古代有“五福临门”的说法，这最早源自《书经》。《书·洪范》中最早指出：“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寿，是指生命长寿；富，是指钱财富足；康宁，指身体健康、心灵安宁；攸好德，指心性良善，乐于助人；考终命，指善终，年老后安然死去。这五福，是从大量的人生经验中归纳了人类幸福需求中较有普遍性的五种类型，同样有着客观性，因为人们要获得这五福无疑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而且要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制约。

当然，还存在着没有客观内容的幸福感，诸如人们在幻想中感受到的快乐，精神病人的快乐臆想等等，这类虚幻的、不真实的幸福感，如同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但严格说来，绝对没有客观内容的幸福感并不存在，即使是精神病人臆想的快乐，也是对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反映，曲折地反映着其对现实中美好事物的追求和眷恋。

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也揭示出幸福感既有客观性、绝对性、统一性的一面，也有着主观性、相对性、差异性的一面。三、幸福的本质是矛盾双方的辩证统一

如上所述，幸福感既是一种主观心理体验，同时也具有客观性，实际上，幸福体现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辩证统一。从科学辩证法的角度看，就像整个世界都是由矛盾组成的一样，幸福范畴也同样是矛盾的，是一个辩证理性范畴，内部包含着各种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幸福的这种辩证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幸福与痛苦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提起幸福，它总是相对于不幸福或痛苦、烦恼而言的，没有苦痛烦恼，也就没有对幸福的追求。现实中，人们总是在有所不满、感觉不幸福的状态中追求着各种幸福，而幸福感也总是在痛苦和烦恼中争取到的。尽管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总是在以各种方式努力追求着幸福，并也多次获得了幸福感，但获得的幸福感不久就被各种各样的苦恼所取代，后者总是时不时地浮现在人们的心头，令人们内心难以感到快乐和满足。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幸福与痛苦二者是一种辩证矛盾关系，二者相互包含，并且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我国道家始祖老子早就指出了幸福与痛苦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可以说，幸福感与不幸福感构成一个客观存在的矛盾，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其二，幸福感涉及多种辩证矛盾关系

幸福感来自于人对需求的满足和实现，但人的幸福需求是多样化且相互矛盾的。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可分成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大类，依次由较低的物质生活层次到较高的人际关系乃至精神需求的层次。显然，人们对这些需求都有着满意与不满意这两种感受，具体来说，则包含着各种二元对立的心理感受，诸如：饥饿与满足、安全与不安、认同与反对、受尊重与受侮辱、成就感与失落感等等。而且，还存在着对高低不同层次的需求有所满足同时也有所不满足的复杂矛盾情况，例如，物质需求满足、精神需求欠缺就是当今国民存在的最常见的一个矛盾情况。

概略来说，除了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矛盾关系之外，依据人们对不同需求的满足情况，幸福感还可分为多种二元对立的辩证关系类型，例如：（1）幸福感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幸福感常常体现为个体对事业或生活方面各种需求的满意度的感受，其中的满意显然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因此，幸福感还可说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2）幸福感是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的统一。如前所述，幸福感是人的主观感受和内心体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幸福感，即幸福感有着个体性；同时，由于每个人都具有社会性，都生活或工作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因而又具有群体性或类本性，一群人的幸福感也有着相似性，因而幸福感可以说是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的统一。从这种辩证统一的角度看，外界给予的幸福——“被幸福”，因其缺乏个体性、主观性，因而不是真正的幸福，难以令人产生真正的幸福感。（3）幸福感是结果幸福与过程幸福的统一。人类一切有所追求的活动，都是既有结果也有过程，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也是如此，幸福感不仅体现在结果，还体现在过程。就是说，既有结果幸福，也有过程幸福，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前者体验强烈，但却是一次性的、短暂的；而后者则持续存在于整个过程中，因而是漫长的。尤其是在创造性工作中，人们能体验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还有与同事合作所带来的种种乐趣。（4）幸福感体现为消费性幸福与创造性幸福的统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如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都是由劳动创造的。从远古时代发明和使用青铜器，到近代蒸汽机等大型机械的发明和普及；从发电机、电话、电灯等电器的大量问世，到飞机、火箭、航天飞机的升空；从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到计算机的发明和普及，人类能够享用的一切幸福成果，无不凝聚着无数劳动者诚实、辛勤和创造性的劳动的汗水。人类在创造社会价值和物质成果的过程和结果中，能够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从中获得一种幸福的体验，这种幸福感就是创造性幸福。相对于创造而言，单纯地消费文明社会的成果——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此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幸福需要和欲求，从中获得心理上的愉悦、满足和快感，这种幸福感就是消费性幸福。

此外，幸福感还包括短期幸福与长期幸福、相对幸福与绝对幸福、自力幸福与外助幸福、德性幸福与非德性幸福、历史幸福与现实幸福等类型的辩证矛盾关系。要获得和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我们首先要把幸福作为一个辩证关系范畴来认识和理解，用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把握幸福感的本质，否则就难以获得正确、合理的认识。

总的来说，幸福感是一个辩证关系范畴。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以及追求满足的困难和更高的追求，决定了人们对幸福需求的满足往往是有限的、局部的、相对的，且往往体现为一个过程。诸方面需求都得到满足的那种绝对的幸福，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情况。而相对来说较圆满的幸福感，则往往体现为各种需求得到满足的均衡、适度或知足的情况，用辩证法的术语说，幸福感的成立就体现为有一个保持各种需求、尤其是矛盾性需求之间获得满足的“度”。

真实的幸福感，就应该是获得满足的各种矛盾的幸福需求之间的辩证统一，如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统一，消费性幸福与创造性幸福的统一等。相反，不合乎“度”的行为，如满足需求上的过度或不足，都不会令人感到幸福，只能给人带来痛苦和烦恼。要获得或提升幸福感，我们必须首先要用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把握幸福感的多样化辩证矛盾关系的内涵和本质，使各种矛盾的幸福需求之间达到一种辩证统一的和谐关系。第二章传统经济模式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感一、GDP增长并未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主导思想就是以GDP增长为宗旨的传统经济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把经济增长简单等同于发展，把国民财富的增加等同于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把消费和享乐看作是促进GDP增长的基本手段，根本不考量片面追求GDP增长对资源、环境、社会、文化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物本主义发展观，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在GDP发展观影响下，人们普遍把幸福单纯地从物质层面来理解，把GDP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看作是人生幸福的标志，以为只要拥有了金钱和物质财富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甚至把尽情消费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意义所在，这种幸福观是一种物本幸福观，当今西方社会盛行的消费享乐主义就是其突出表现。

然而，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GDP的增长与人的幸福感并不完全具有正相关性。当人们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人们的幸福指数会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但随着收入增长，幸福感与GDP增长的关系慢慢呈现弱相关状态。例如，美国的人均收入近几十年来提高了4倍，现已达人均4.4万多美元，但近十年来国民快乐指数不升反降，感觉快乐的美国人从34%下降到了30%。这说明了靠金钱并不一定就能换来幸福和快乐。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就发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的不一致性问题，即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伊斯特林悖论”或“财富悖论”，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出现过这种现象。许多研究也证明：富裕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感。如最早提出“幸福感”理论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莱恩的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非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增加幸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也指出：高收入的人对生活会比较满足，但不会因此而比其他人更幸福，他们甚至更容易紧张，也不太会享受生活。

实际上，从当今人类的处境来看，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未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而且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造成了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贫富两极分化并持续加大、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加剧、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现象加重、失信现象泛滥、信仰空虚、道德滑坡、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大量增加，等等。这类问题在我国也普遍存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当严重。事实上，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飞跃式发展，大大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但仍应看到还有许多国民感到不幸福。例如，在2011年两会期间，社会人士大谈幸福话题，但有的学者指出还应看到现实中有许多人缺乏幸福感：“大致来说，有几种情形。1．全国还有贫困人口1.5亿，工薪族收入偏低，在物质上不幸福；2．社会就业难，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无固定职业的不幸福；3．部分人虽已脱贫，但仍感种种之不公，情感上不幸福；4．学生负担过重，两亿中小学生一想起考试就不幸福；5．已进入老龄社会，空巢老人门倚黄昏，精神上不幸福；6．腐败严重，国财私用，纳税人心中有气，不幸福；7．改革尚有许多未竟课程，忧国之士，心急情迫，不幸福；8．表达不畅，少数多年上访者，心中有冤、有怨，不幸福。”

其中提出的主要的几点不幸福感都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以GDP增长为宗旨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给人民带来的苦恼。二、GDP主义导致我国经济模式背离民生幸福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其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片面强调追求经济利润、重视经济增长，其作用突出体现为政府在决策和管理上的GDP主义政绩观，或称为GDP政绩观。这种GDP政绩观偏重于GDP增长指标，可说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为核心的理念，曾经长期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尊崇，我国也不例外。事实上，长期以来，GDP政绩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对政府决策和管理起着主导作用，也构成指导和考核政府干部和职员政绩标准的政绩观。政绩观，作为指导领导干部创造政绩、考核政绩的一种基本观念，是既关系着政府部门对人民利益和幸福感的合理关怀和社会责任意识，又关系着干部群众升迁等个人切身利益的重要价值标准，能够直接引导、规范和激励干部的动机、情绪和干劲。正确合理的政绩观，必然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环境、资源、文化的协调发展。然而，历史的实践证明，GDP政绩观显然有着致命的缺陷，它偏重经济指标，无视生活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不考量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或浪费情况以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不考量如何改善经济发展与自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无法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或浪费情况以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缺乏关于经济增长对提高大多数人民福利水平情况的准确了解和把握，严重忽视了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幸福和快乐情况。

由于GDP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不能切实考量民众的需要和欲求，在实践上必然导致经济发展背离了民生幸福的利益要求，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正是如此。拿与国民生活极为密切的房地产业来说，违背民生利益的现象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业（这里包括建筑等相关行业）对我国经济的GDP增长贡献最大，然而，它也是最受国民诟病的产业，有着十分严重的民生问题。比如房价畸高不下、持续上涨，就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价竟高涨到广大消费者难以支撑、望而却步或勒紧腰带攒钱的地步。据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显示，2010年中国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高达8.76，比2009年又上升了0.46，相当于普通城镇居民家庭8.76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套房，这也意味着85%的需购买新住宅的城镇居民家庭无力购买。其中所说的“房价收入比”是指一个地方的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国际上公认的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区间是3～6倍，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显然已远远超出，特别是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城市，房价收入比已达到十几甚至二十几倍。持续快速高涨的房价不仅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益，限制了我国居民在各个领域的消费能力，使不少购房居民不堪重负、成了房奴，加剧了一些有钱有权者的投机倾向，而且对我国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经济、推动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都构成严重障碍。它反映着我国近年的房地产经济在指导观念、方针政策及制度安排上在相当程度上走入了偏离民生价值导向的误区。

再拿诚信缺失问题来说，这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中已成为一种严重损害民生利益的重要问题。诚信是维持一个规范、有序、文明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石，是市场经济必须遵守的基本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不讲诚信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但遗憾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就不时出现，近年来情况更为严重，在各行各业中都出现了种种不讲信用的现象。诸如：制假售假、短斤少两、标价不明、价格欺诈、合同中设霸王条款、违规收费、逃废债务、偷税漏税、乱改规划、走私骗汇、虚假报表、黑幕交易、官商勾结、背信毁约、囤地炒地、捂盘惜售、股票盗买、金融欺诈、违规放贷，等等。在行政部门出现的虚报政绩、面子工程、欺瞒公众等行为；在教育领域中出现的考试作弊、论文剽窃、雇用“枪手”、买卖文凭等行为，也都属于失信现象。个别企业不讲诚信、造假售假的现象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仅拿食品安全领域来说，就出现了“毒奶粉”、“毒豆芽”、“染色馒头”、“地沟油”、“瘦肉精”等一系列恶性事件。个别企业以制假售假、坑蒙拐骗来牟取暴利，又带动了同行一些企业如法效仿，真相曝光后，不仅毁掉了相关企业，而且也连带毁掉了同行业民族企业的信誉，如此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例如，三鹿集团的毒奶粉事件，不仅葬送了本身作为一个有50多年历史的中国顶尖企业，而且彻底毁掉了国产奶粉产业的信誉，导致大陆奶粉市场为国外品牌高价垄断，国产奶粉至今都走不出低谷。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造成的各种损失达到2000亿元。在生产安全领域也同样存在不讲诚信、不负责任的现象。拿我国近年频频发生的矿难事故来说，不少矿业老板为牟取暴利而不顾安全规则疯狂生产，导致死亡数十人以上的恶性安全事故不断发生。这反映出一种只知追求效益、利润，而将人身安全置之脑后的违背人性的发展观，一种以钱为本、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从战略角度看，信用是企业极重要的无形资产，信用缺失必将导致品牌贬值，进而导致品牌战略失败，由此造成的在销售服务、创新合作、引进外资、出口贸易等方面战略上的经济损失更是大得难以估量。可以说，失信现象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因而也构成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所要攻克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此外，在我国各行各业还普遍存在着不少背离民生理念的各种不良社会现象，诸如模仿名牌、只图挣快钱的山寨式经营现象，盲目攀比、炫耀消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消费享乐主义现象，还有行贿送礼、拉帮结派、行潜规则、任人唯亲、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款吃喝、贪占公物、投机钻营、阳奉阴违、跑官要官等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还有环境污染问题、群体性事件等等。

这种GDP政绩观作为对干部职员政绩考核和升迁的标准，客观上导致了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主观动机上将政绩考核作为个人升迁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对为人民造福、提高群众满意度的政绩的考核，结果导致“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形式主义、不重实效的风气泛滥，导致急功近利、浮躁冒进的不良心态在干部队伍中盛行，导致决策上出现无视客观规律而片面追求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而轻视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错误价值导向，导致一些干部在片面追求GDP政绩的过程中养成了好大喜功、盲目攀比、奢侈浪费、上骗下瞒、说空话大话、报喜不报忧、做表面文章、做事挑肥拣瘦、遇难题绕着走等不良工作作风，直接败坏了政府官员的官德，甚至使得一些官员蜕变为昏官、贪官、坏官，在实践上则导致了大量不利于可持续性发展、不考虑百姓实际需要的不正当做法。例如：一些政府领导为追求政绩大搞劳民伤财的各种形象工程，项目决策上缺乏足够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好高骛远，投机取巧，不按客观规律盲目上项目，甚至留下一堆胡子工程，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有一些政府领导班子片面追求本届政绩，只要能列入GDP增长指标就不惜大拆大建，甚至推翻上届政府已投资完成的代价昂贵的工程项目，或是有钱就花、花光花尽，不惜给下届政府留下负债累累的包袱。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GDP政绩观本质上是一种以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它实际上是把金钱、物质财富、名利的获得看作是发展获得成功的标志，体现了传统经济模式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导向，必然会将人们的思想引向物质主义、消费享乐主义的方向。它不仅不能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而且它使得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创政绩更多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缺乏面向民生利益和幸福的伦理目标和内涵，没有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幸福感放在第一位，由其引导的经济行为必然是短视的、不可持续的。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人的幸福取向出现偏差

从满足人的多方面发展需要的角度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天生的缺陷。按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人有着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既包含着物质需求，也有着精神需求。依据这一理论来看，若只是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人还是不会获得全面的幸福感，而要都满足这五个层面的需求，显然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有着深浅程度的不同。

而且，如前文所述，真实的幸福感体现为幸福需求所包含的各种矛盾之间的辩证统一，如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消费性幸福与创造性幸福的统一等。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理念和行为原则，片面强调追求GDP的增长，强调对金钱和物质财富的追求、拥有和消费，结果使得经济发展的结果只能是满足人们物质层面的需要，顶多为满足更高层面的需求创造物质条件，但并不能直接满足理想追求、人际交往等精神层面的需要。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在精神层面上导致人们的幸福取向偏向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从而使广大民众在物质需求、人际关系需求、精神需求等方面的满足上出现了缺陷和不足。

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在满足幸福需求的价值取向上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重视物质幸福，轻视精神幸福。这是以GDP主义为主导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经济社会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在GDP主义影响下，从政府到企业，都把促进经济发展、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放在首位，而对人们在身心健康、人际交往、权利公平、职业生涯、理想信仰、责任使命、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则不够重视。国人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严重失调，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宁愿将大好青春用于娱乐享受、男欢女爱，也不肯静下来钻研学问。许多人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身心健康却出了问题，精神上空虚寂寞，价值观念混乱，心理紧张和失衡现象普遍严重，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患者人数不断增加。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平均来说，每13人中就有1人是精神病。另有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人。一些企业在管理上缺乏人文关怀，员工工作压力加大，焦虑、抑郁、厌倦等心理疾病增多，过劳死现象不断增加，个别企业如富士康公司甚至出现了员工连续十几次自杀的恶劣现象。“年轻时用命换钱，年老时用钱换命”，就是具有这种心态的一类人的生动写照。

2．重视结果幸福，轻视过程幸福。如前所述，幸福感包括结果幸福和过程幸福，二者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在传统经济模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原则指导下，各行各业的社会共同体都过分看重业绩、看重功利，往往把结果看得比过程更重要，客观上导致了各种投机取巧、不择手段、违规钻空、造假作伪、损人利己等风气出现，从而使得人们在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也要感受相当的烦恼和忧虑，圆满的幸福感难以升起。

3．重视当下幸福，轻视长远幸福。这是在当今社会各行各业普遍流行的一种急功近利、浮躁贪婪的心态的反映。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如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子工程项目上的拍脑门决策、一窝蜂而上，一些企业为牟取暴利不顾安全规则的疯狂生产，一些高校出现了教师、学生为应付考核而粗制滥造、低级重复甚至抄袭剽窃的现象，有些人不顾自身经济实力而超前消费、过度消费，——这些短视浮躁的行为都是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从长远来看必然要带来相当的痛苦和烦恼。

4．重视消费性幸福，轻视创造性幸福。20世纪中叶以来，传统经济模式已演变成为一种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全球化经济模式。受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国民也把迅速发财致富、消费享乐放在第一位，不劳而获、一夜致富、相互攀比等不良心态迅速滋长，消费性幸福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而凭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而获得的幸福感就不受重视。一些企业只重视引起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而不重视消化吸收和创新，设备老旧后再买国外新产品，以致技术上总是落后于人，产品的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因而不能以创造性劳动造福于社会。如此只重视对幸福的消费和享受，必然难以获得更长久、更深层的创造性幸福感，自我实现等更高层面的精神幸福需求就更不用提了。

此外，还有因偏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人与人之间盲目攀比等原因而给人带来的幸福感缺失。四、消费主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和烦恼

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发展为一种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追求GDP指标的传统发展观突出体现为消费主义发展观。这种经济模式主张通过大力刺激人们多赚钱、多消费，来加速从生产到消费的周期循环，以推动扩大再生产，促进资本的快速周转，从而摆脱周期性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现实中基于消费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一定限度内解决了资本主义周期出现的经济危机，因而消费主义在二战后被西方各国政府视为振兴经济的法宝，也因此，消费主义逐渐发展成为大众所认可的一种据有主导性、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直接导致了西方各国消费社会的形成。然而，消费主义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感。

1．消费主义导致消费异化

尽管消费主义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它毕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种种问题的灵丹妙药。随着以消费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本身具有的片面性、局限性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各方面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常提起并予以批判的消费异化，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主义导致的负面效应的一种深刻揭示。

所谓消费异化，是就消费背离了消费的原始意义而言的。消费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原本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但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购买商品已经不是为了真正满足自己必要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是出于别的目的，是出于追赶时尚、显示身份、炫耀阔气、满足虚荣、超前享受等等与真正生活需要毫不相关的欲望，如购买豪华轿车、花园别墅、高档家具、时尚服装、名牌手机，等等。这样，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同时，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则出现了价值上的“增值”现象，即除了原本具有的使用价值之外，它又被厂商附加上体现时尚、地位、身份等象征性内容的符号价值，且后者在价值上通常远远大于前者。如我国一些厂家生产的高档化包装月饼，就体现出消费主义倾向。一些月饼厂商为获取超过月饼本身价值之外的价值，不惜成本地将简单的月饼包装搞成了木盒、玉盒等高档包装，有的还装上金戒指、金项链等贵重礼品，价钱甚至高达数千元。这类高档化的包装成了少数富人炫耀身份、财富的象征，其符号价值远远超过了月饼本身的使用价值。

由消费主义引导的这种体现时尚之类的符号消费，必须有大众化的大规模需要作为前提，为达此目的，由商家制造的虚假需求就相应出现了。如商家通过在电视、广播等传媒上采取广告轰炸、消费报道等方式对其产品做密集性、诱导性的宣传，在大众中人为制造虚假需求，以拉动产品消费。而享乐主义，因其鼓吹尽可能地通过物质消费来满足人们感官上的种种欲望、享受，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虚假需求的有力鼓吹者。虚假需求是对人的真实需求的背离，它必然要引发人性与社会文明的种种异化。

2．消费主义引导人们走向享乐主义

但从满足人民的幸福需求角度看，由消费主义所主导的发展观，旨在通过鼓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人为制造持续保持高效益经济增长的“生产—消费”循环，而且不惜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由于这种经济发展循环是从纯粹经济角度考虑的，根本不考虑其对环境、社会、文化诸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它将发展的目的只限制在满足人的物质利益，特别是诱导和满足人的与真实需要无关的种种主观欲望上，这直接导致在发展目的上走向狭隘、错误的享乐主义歧途，而无视对人类生态利益的破坏，以及对人的精神幸福需求的破坏。因为消费主义在发展上必须导致虚假需求的出现，而虚假需求不同于人的物质需要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一般是与人们的主要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消费主义通过虚假需求引导人们从满足客观上的需要转向满足主观上的欲望，即从传统的“需要”、“该要”转变为“想要”，追求的是“享福”而非“惜福”，这就直接导致人们在思想动机上发生最为危险的质的转变，即引导人们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幸福目标瞄向了享乐主义，一种可怕的人生目标。

从科学发展观来看，人类发展的目的只能且必须是有效促进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协调发展。而享乐主义作为一种把对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追求作为人生幸福和快乐的唯一目标的价值观，在20世纪消费社会兴起后，恰好满足了消费主义所竭力鼓吹的过度消费、时尚消费、超前消费等主张，构成劝说人们进行高消费的一个重要生活理由，乃至成为消费社会人们拼命赚钱和消费的一个基本心理动力。它与消费主义在现代消费社会实际上已经组成一对亲密无间、相互配合和支持的意识形态伴侣，不能单说一个而不提另一个，有人甚至将二者合称为消费享乐主义。二者共同成为西方消费社会的精神支柱，在它们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影响下，“生活就是消费和享乐”已经成了消费社会的口号，人生的幸福则被理解为“消费更新、更多和更好的商品”；而且，它们在无限制地放大和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的同时，在社会精神生活的领域里也在大力传播其价值观念，大大地压抑了人们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精神追求，并完全立足于物质消费层面来理解和构筑人类的精神需求，甚至把人的尊严和价值与消费和享乐画上了等号，从而曲解和贬低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崇高理想、道德原则，造成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分裂。

3．消费享乐主义压抑和破坏了人们的精神幸福

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尽管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繁荣物质生活，但它们并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精神上的幸福。事实上，如美国学者艾伦·杜宁指出的：“生活在90年代的人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他们的祖父们平均富裕四倍半，但是他们并没有比祖父们幸福四倍半。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更糟糕的是，人类满足的二个主要源泉——社会关系和闲暇，似乎在奔向富有的过程中已经枯竭或停滞。这样在消费者社会中的许多人感觉到我们充足的世界莫名其妙地空虚——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从历史上看，享乐主义对人的精神幸福的追求乃至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十分有害的。古人所谓“欲壑难填、玩物丧志”、“乐不可极，极乐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等名言，就是对享乐主义危害的揭示。无数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和占有并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因为幸福的基础不在于金钱和财富的积累，它更多包含的是家庭成员闲暇时的天伦之乐、亲朋好友间的沟通和帮助、志同道合者之间的理解和关怀、个人潜能的自由发展和自尊的满足，乃至超越物质欲望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等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实际上是与资本主义追求最大利润的无止境的物质贪欲相配合的文化价值观，必然对人类精神文明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事实上，人的欲望是永远难以满足的，放纵欲望、过度享乐必然会降低人们对精神层面幸福需要的追求，消磨人的意志和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精神，使人变得自私自利甚至贪婪无耻。近十几年来我国政府部门不断出现高官腐败大案，而驱使那些高官铤而走险、贪赃枉法的重要原因，无疑是恶性膨胀的贪欲、对金钱美色财富的贪得无厌，这在思想上与享乐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

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都是人的需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关系，为满足这两种需求，人类社会才需要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般来说，物质文明构成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有着引导和规范物质文明向着使人在真、善、美诸方面实现全面完整的发展的使命。唯有在两种文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本理想才能得以实现。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模式，本身就有着偏向经济主义、物质主义的负面倾向，尽管它有着利用市场机制对资源作优化配置的优点，但其倡导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客观上也可能诱导或助长人们重利轻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恶劣倾向，甚至导致为赚钱不惜昧着良心去满足某些人低级、不道德的欲求，或使得一些人隐私权、人格、良心等人的精神价值方面的重要内容商品化、金钱化，从而使得崇高理想、道德原则等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的精神文明领域的重要内容受到轻视，导致“人被物役”的异化倾向。因此，对GDP主义、消费主义发展观，乃至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一切基于经济效益的价值观念，都需要接受精神文明的指导和规范，以限制和克服其忽视或压制人的精神文明需求的一面，从而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沿着正确、合理、健康的方向发展。那种受GDP主义影响的发展观，认为不需要建设精神文明、只要物质生活水平上去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跟上去的观点，是对精神文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自律性的粗暴否定，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辩证关系的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解释，与现实情况也是不相符合的，不可能真正满足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多方面幸福需求。

此外，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还有着挥霍和浪费资源，加剧环境污染的巨大负面影响。（详见第二篇第四章）第三章转型发展的关键是要树立民生导向的科学政绩观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这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但其终极目标是人民的幸福，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民众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诸方面不断增长的幸福需求，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使得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中华民族的幸福梦。从为人民谋福造福这一角度看，要成功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首先而且关键的任务就是要进行观念变革，即要彻底转变GDP政绩观，树立起以民生为导向的科学政绩观。一、破除GDP观念是转型发展中最难最关键的变革

1．破除GDP观念无疑是一场触及人的心灵的观念变革

2011年3月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其中，温家宝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的问题中讲到：你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所谓观念，就是要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在这里，温家宝总理实际上明确指出了观念变革是转变发展方式最难的一个方面。而且，后面所说第二条：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的变革，也是附属于前一条的，即只有观念变革了，机制和标准才能有所改变。

事实上，观念是一切行动的先导，在经济改革上的作用尤其如此，正所谓“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变革实际上是构成一切经济社会变革的首要前提，对于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来说，自然也不例外。这需要思想观念的自觉转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破旧立新。这首先要求我们破除作为传统发展观核心理念的GDP主义，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种种旧观念、旧思想以及旧的思维定式，同时树立起与新型发展方式相适应的各种价值观念以及相应的思维定式，这构成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的内在精神动力。

如前所述，GDP主义是导致传统经济背离民生利益和人民幸福需求的思想根源，本质上是一种把金钱、利润、资本、财富等经济利益看作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的物本主义，构成体现传统发展观历史局限性的核心理念，因而构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利益的最大障碍。在这种物本主义主导下，真正体现民生幸福的客观需要和主观欲求必然要被忽视，百姓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人的价值必然要被异化，人格的资本化、物质化、金钱化就不可避免，对真善美慧的理想追求必然要受到压抑和贬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就会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人本主义理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房奴、车奴、钱奴、权奴就会成为许多人不可回避的选择。因此，破除GDP主义体现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发展观从物本向人本方向的转变，就是要贯彻坚持以人为本价值观，真正以民生导向来取代GDP导向，这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思想观念上最根本的转变，是要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人的种种异化现象的纠正和克服，也是要真正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种种需求予以满足，对百姓的各种生存权益予以捍卫。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模式不仅属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且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从政府到企业，从干部到百姓，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思维模式还在思想和决策上起着相当大的作用，GDP政绩观，搞形象工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还有行政体制上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腐败文化，经济领域诚信缺失、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崇洋媚外、消费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盲自菲薄等恶劣的文化观念和风气……它们构成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思想障碍。因此，破除GDP观念无疑是一场触及人的心灵深处的观念变革。

2．破除GPD观念意味着思想范式的转变

从方法论角度看，破除GPD观念也意味着思想范式的转变。所谓“范式”，原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是指由一定的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也就是说，范式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言，其范式本质上是以GPD观念为核心、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其决定性的影响力遍及全社会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因此，破除GPD主义，也意味着必须破除陈旧、落后、狭隘的传统经济思维范式，建立起一种合乎人本理念要求、节省资源、低碳环保、关注代内代际利益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思维范式。显然，这种思想范式上的破旧立新，构成一场遍及全社会各个领域和行业的发展范式的变革，包括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决策方式、工作方式、消费方式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就其范围来说，横跨经济、政治、环境、资源、科技、文化、生活诸领域，涉及生产、消费、交通、能源、环保、林业、城建、房产、研发、法律、教育、公益、就业、办公等多个行业；从学科角度看，它具有跨学科性和综合性的特征；从社会工程角度看，它是一个需要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协调配合的系统工程。因而可以说，这种思想范式的变革必然是一个有着巨大的深度和广度的一个复杂、艰难、麻烦的一个过程，其中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变革和创新的思想内涵。

观念变革完成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现实中的改革的深度和范围。只有充分完成了观念上的深刻变革，才能以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引导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制度、行为等各个层面和环节的变革。因此可以说，破除GDP主义构成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中最为关键、层次最深、影响最大的变革。二、破除GDP政绩观须树立民生导向的科学政绩观

破除GDP主义是一个需要在思想和行为上破旧立新的艰难过程，尤其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树立起能够取代GDP主义、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幸福需求的价值导向，这就是党中央近年提出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价值导向。2011年我国政府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强调性地指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报告还在“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中强调：“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其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加强社会建设的重点要求，早在几年前就由中共中央提出来了，中共十七大报告就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可见，“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构成我国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在实践决策上的基本战略导向，构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价值导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党中央制定的转型发展新时期的方针战略，有着其必然如此的理由和根据。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1．树立民生导向的科学政绩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我们时时处处都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到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作为一切决策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发展人，把不断关注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放到首位。显然，这些偏向民生利益的基本要求，也构成科学政绩观的基本内容。民生导向的科学政绩观可说是在政绩观层面上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贯彻，也是对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依据这种政绩观来考核干部政绩，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政绩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政绩，要考查政绩是否有利于当代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子孙后代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经济与政治、社会、环境、资源、文化诸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是否有利于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等。

民生导向的科学政绩观，在经济效益上对应的是一种不同于过去单纯经济效益观的新型效益观，即一种能够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资源诸方面因素并致力于各方面利益最优化发展的效益观，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效益观。具体落实到经济上，它要求企业在谋取最大经济效益时，必须同时考量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考虑到子孙后代以及其他生命的利益，可说是一种“综合效益最优化原则”。与传统经济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相比，它可说是增加了环境、资源、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限定条件，力求以最小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以及社会诸方面成本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2．民生导向的科学政绩观构成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指导思想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包括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包括：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等；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等；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显然，这些要求都密切关系着民生利益，都需要以民生为价值导向来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树立起能够充分体现民生利益的新型政绩观。新的政绩观应当设置出能够全面反映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能够综合考核经济增长速度、就业水平、教育投入、环境质量、资源节约、舆论评价、群众反映等多方面情况，依此政绩观来考核干部职员的政绩。要看政绩是否有利于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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