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悬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书立方》编委会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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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悬案试读：

前言

泱泱大国，5000年的灿烂，奏响了一曲钟鼓雅乐。站在时光的源头，倾耳似乎能听闻时空长廊的回响，那是先民的呼唤。纵目蚕丛建立的巴蜀，在创造了青铜文化的另一辉煌之后，这一充满谜团的神奇国度却突然消失。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令人疑窦顿生的“天书”，其中怪异的图画和符号蕴含着至今仍然无法破译的信息。

为大汉帝国驱逐而被迫北走的匈奴人，是否便是欧洲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这位让曹植梦牵魂系的女神，她的原型又是谁？自古红颜多薄命，杨贵妃魂断马嵬坡，却也由此演绎出了一段离奇的生死之谜。

清末名噪一时的刺马案，是为仗义，抑或只是一场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政治游戏？诉讼数载，无辜蒙冤终得雪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冤案？奇案？怪案？种种令人拍案称奇，事事令人不胜唏嘘。

那些曾为前人视为日常的存在，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随着时光流逝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最终成为悬案。徜徉于传奇投射的光影之间，走过先世的遗迹，一一抚摸它们留给我们的沉思和疑惑，穿过千年迷雾透视遥远的过往，久久意难平。

第一章　谜团重重的文明故址

神秘微笑的女神

在中国远古神话中，有一位用黄土造人、用五色石补天的女娲娘娘。几千年来，她被奉为华夏始祖，但历史上是否真有“女娲”其人，人们又是从何时起开始崇拜她的，一直是个谜。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终于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见到了“女娲”。统观点认为，华夏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或者说是黄河、长江流域。然而，当以坛、庙、冢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被发现的传时候，她那丰富的文化内涵、高超的发展水平，不仅震撼了人们的双眼，也震撼了人们的思想。人们意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辽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女神庙和女神像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有一条缓缓流淌的牡牛河，因此这里得名牛河梁，这一位置刚好位于红山文化地点在分布的中心位置。1983年，考古学者在牛河梁主梁的北山顶发现了一座庙堂遗址。这座庙堂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多室建筑中有中心主室，其他房间在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和另外的附属建筑一起，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的殿堂。在建筑物墙壁的残块上，绘有赭色与黄白色交错的三角纹几何图案，被认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壁画。◆红山文化·勾云形器

这座庙堂供奉的是谁呢？人们在庙西侧发现了许多人物泥塑造像的残块，包括头、肩、臂、手、乳房等器官。显然，这些是女人像的残块，而且分属6个个体。她们的形体有大有小，或张开手臂，或曲肘握拳，但都呈盘膝坐姿。根据塑像大小和体态的差别来看，这些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塑像似乎是有中心、有层次排列的女神。

其中，有一尊和真人大小相当的彩塑女神像。她的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却保存完好。她的眼睛是用5片淡青色圆饼石做成的，看起来炯炯有神，极富生命力和神圣色彩。她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接近。在女神上臂的空腔里，人们发现了一些被火焚成的灰渣，专家推测，这些灰渣有可能是人骨渣。古籍记载，女娲的第一大功劳就是“抟黄土做人”，而牛河梁女神带有肢骨的塑件，似乎与古籍记载有某些相似。如此看来，牛河梁女神群像是中华文明幼年时期的艺术高峰。在女神像的身上，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了用黄土塑造成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红山文化·玉兽形

据推测，牛河梁女神可能是上古人对女娲的一种回忆或崇拜，或者是当时族群里的权势者的象征，更或者是受到崇敬的祖先。而传说中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祭祀活动——“郊”、“燎”、“火帝”也可能在这座供奉着女神的庙里举行过。

这里还供奉着许多动物塑像的残块，包括猪龙和禽爪。猪龙的头顶以及身体的大部分已经残碎缺失，只剩下头、耳、吻及前身、下肢部分，但人们仍能感觉到它昔日的风采。那尊禽的塑像，只剩下了趾爪，关节突出，趾尖锐利，表现力极强，在做奋力抓攫状。猪龙神和禽类神的出现，意味着牛河梁人已经超越了对自然的崇拜阶段，进入到了图腾崇拜的时期。金字塔形积石冢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人们还发现了4座积石冢，它们的特点都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其规模之大世所罕在见。在墓室里，排列着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石棺墓群，它们是探讨东北亚地区石棺墓形制起源的重要资料。在架子山顶一号冢中心大墓里，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他的头两侧有两个大耳环，胸部有勾云形玉佩，双手握着一对雌雄玉龟，手腕上还戴着玉镯。人们推测这位墓主人生前是这个部落的领袖，统治着这个富有的族群。

在距离女神庙4千米外的转山，人们还发现了一座“金字塔”式的大型建筑遗址。这座金字塔建筑占地近万平方米，使用夯土石砌的圆形台阶的形制，基部直径100余米，残存高度20余米，顶部堆积大量坩埚片，下部中央位置埋有骨架。这座巨型建筑，使用了大量的巨石，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怎样把它们从远处搬运来的。牛河梁发现的这座金字塔，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最庞大的金字塔。美国、法国、日本和印度的一些学者，在实地考察后，也都惊叹红山文化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河摩亨·佐达罗古文化相媲美的世界性发现。神采奕奕的玉猪龙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不仅以女神庙和积石冢闻名遐迩，这里出土的精美的玉猪龙同样震惊了世人。牛

过去，人们对龙的形成说法不一，一般认为龙的形状来源于蛇、蜥蜴、鳄鱼等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组合。然而，在牛河梁发现的这条玉“龙”，似乎是猪首蛇身的组合体。这样一来，人们才把龙的形成和猪联系在一起。这枚猪龙形玉饰，整体扁圆，体卷曲如环，大耳，吻部前突，口略张开，体型厚重、光洁，体现了牛河梁人独特的玉器制作技法。从工艺水平上看，人们很容易认为它们是商周时期的器物，然而，牛河梁文化时期却比商代早了两千年。因此，专家认为玉猪龙不仅与宗教有关，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或权力的象征，已具有“礼”的雏形。五千年前的祭坛◆红山文化·玉雕神兽了牛河梁的女神庙和积石冢，考古工作者还在喀左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东山嘴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祭坛遗除址，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宗教遗存。遗址坐落在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四周是开阔的平地。遗址的核心部分是一座大型方形台基，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在祭坛上部，堆积着黑灰色的碎石片层，下部用黄土堆积，底部为平整坚硬的黄土层和大片的红烧土层。在祭坛前端，有一座圆形台基，直径2.5米，是在黄土的基础上用石块砌成的，周围镶上了石片，石片里铺了一层大小相近的河卵石，应该是当时的人们从山下的河里特意挑选的。这组石建筑在石料加工和砌筑技术上相当讲究，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意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之分，具有中国传统的南北方圆呼应的建筑特色。从祭坛建筑的规模来看，其规模之大是罕见的，所用石材之多也是惊人的，这绝不是一个氏族或个别部落所能为的，应该是若干个部落联合营建的。

在基址的内部和周围，还出土了大量的器物。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还有双首璜形的玉饰和鸭形绿石饰物等。在这里，人们又发现了20余件红泥陶女人塑像残块。这些塑像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型的孕妇的裸体立像，她们腹部突出，臀部肥大；另一类是大型的人物坐像，逼真自然，富有动感，而且符合人体结构比例，其大小约相当于真人的1/2。这是一组形态各异的陶塑人像群，发现它们的地点不是人们居住的遗址，也不是墓葬，而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这说明它们与祭祀有关，而祭祀的性质，有的人认为是祭地母神、农神和生育神，也有的人认为是祭祀山川。无论怎样，它们标志着红山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东山嘴祭祀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前宗教研究扩大了视野，开创了新的领域。

从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到东山嘴祭坛遗址，从女神像到玉猪龙，人们不难感受到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虽然蒙在它们身上的神秘面纱还未被完全揭开，但它们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它以辽河流域中的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约20万平方千米。◎红山文化早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当时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这一社会形态发展到晚期后逐渐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红山文化内涵丰富，其遗址出土了大量造型生动别致的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的玉器。其中，内蒙古赤峰红山出土的大型碧玉C形龙被誉为“天下第一龙”，这件作品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

突然消失的文明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蜀道的尽头，曾经摇曳着一只光彩夺目而又神秘莫测的王国之舟。虽然人们能够在战国以后的古籍中，看到这只王国之舟在挣扎中沉没的片段，却无法看清它所拥有的千年辉煌。海经·海内经》里有一段描写：在西南的黑水之间，有一片叫都广的地方，后稷就葬在那里。那是一个充满农业文明色彩的山国度。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的记载。晋代文人郭璞则认为“都广之野”即是扬雄提到的“广都”。那么这传说中的“广都”究竟在哪里呢？古国现身西平原东北部的广汉三星堆，位于沱江上游的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邻龙泉山脉，西接岷山山脉南麓，属于冲积平原的二川级阶地。这里水源密布，土壤肥沃，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中心。千百年来，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片土地下，竟然掩埋着距今5000年～3000年的古代蜀国的辉煌历史。1929年，人们在四川省成都市以北40千米处的月亮湾发现了玉石器。1986年春，一号、二号祭祀坑也相继出现，三星堆在沉睡了数千年之后，惊现在世人眼前。

考古专家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根据出土的文物和几十年来的发现，可以还原古蜀文化的序列：月亮湾极有可能是宫殿区，三星堆区域是祭祀区，鸭子河一带可能是手工作坊区，如果把那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看做城墙的话，古时都城的轮廓就可以勾勒出来了。◆三星堆出土的大型人面具这个青铜面具形体巨大，造型粗犷，两眼球凸出眼眶外约30厘米，为迄今中国发现的最大的青铜人面。“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这首著名的《蜀道难》，似乎道出了巴蜀文明流传的时间，但它显然是以神话传说为基础，极尽文人的夸饰。如今，科学工作者在三星堆发掘出土的青铜凸目大面像、金面罩、青铜神树等珍贵文物，证明了它们跨越的时间涵盖了距今4800年～3000年的漫长岁月，而且在这1800年间，古蜀文明一直在这个地方发展，没有间断过。那么，这里的古蜀人来自哪里？他们的青铜器是否说明这个民族与中原文化有什么渊源呢？

根据最早的文化层堆积，可以推测出4800年前，这里逐渐形成了一支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的氏族部落群体。当时，他们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许多氏族在三星堆、月亮湾、西泉坎、大堰村等台地上定居下来，过着渔猎、农耕和制陶相结合的生活。人们自给自足，慢慢积累起一定的财富，逐渐在月亮湾台地形成聚落中心。◆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人头铜像像高48.5厘米，人头像为圆顶，面罩与面部结合紧密，倒八字长眉，杏核状眼，蒜头鼻，阔口，闭唇，宽方颐。长方形耳廓，饰云雷纹，耳垂穿有一孔。

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根1米多长的金权杖，上面刻着一个圆脸的人物雕像，他面带微笑，头顶“玉冠”，身份似乎极为特殊。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权杖上刻着鱼和鹰的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代表着这根权杖的主人——鱼凫王。他为什么叫鱼凫王？他所统治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鱼凫王国的盛衰据考古学家推测，距今4000年～3600年，当中原地区进入奴隶制国家时期，建立夏代的同时，这里也进入到早期蜀文化时根期。当时川西平原水泽广阔，从岷山等地迁徙到这里的蜀人与土著人融合，既会在平原地区耕种，也会驯养鱼凫捕鱼。这些蜀人以鱼凫为图腾，被称为“鱼凫氏”。

随着财富的积累，古蜀人的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当中原进入商代早期的时候，川西平原也进入了奴隶社会。鱼凫部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以月亮湾古城堡为中心，扩建起三星堆城市。根据出土的有龙的神树、大立人像以及双手反缚砍头的人牲石像，可以想象出古蜀人开始进行祖神崇拜等宗教仪式。伴随着具有神秘宗教色彩的古蜀王国的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机器已经形成。

从三星堆晚期地层出土的密集的房址和大量精美的文物来推断，距今3600年～3200年，是三星堆古蜀王国最繁盛的时期。古蜀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青铜冶炼和黄金制作工艺十分发达，逐渐发展成为雄踞一方的文明中心。蜀王成为西南夷各地族群的领袖。出土的大青铜人像代表着蜀王，小青铜人像则代表着西南夷各地方族群之长。

当中原的朝代更迭进入到商末周初时期，三星堆的巴蜀文明也日渐衰颓。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动，使得三星堆近4平方千米的古城突然变成废墟。有人认为三星堆古城毁于特大洪灾；也有人认为和蜀国内部政治更迭、开明氏取代杜宇氏有关。古蜀国都废弃的真实原因至今没有定论，神秘消失的古蜀人又去了哪里呢？金沙遗址星堆都城废弃后，古蜀国的都邑到底迁至何处？这个问题似乎必须要由文字记载来回答。然而文明辉煌的古蜀人和现代人开三了个玩笑，他们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

2001年2月，在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当地工人在开挖工地时偶然发现了金沙遗址。这里出土了1200多件珍贵的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和象牙制品。考古界称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古蜀文化发掘工作中的又一重要发现。

目前确认的金沙遗址的规模已超过4平方千米，在这个范围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不相连属的居住区、墓地以及宗教祭祀活动中心。这里出土了两件商代石磬，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石磬。石磬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而这两件石磬的发现，表明这里的古蜀人在祭祀活动中，可能已经有了比较成形的礼乐制度，演奏规模也非常庞大。在一枚人像图案的玉璋上，刻着四个对称的人像，他们肩扛象牙，跪坐着，好像在进行祭祀活动。从出土的这些用于祭祀的礼器分析，这不是一般性的遗址，只有古蜀的都邑才配得上，而这些礼器的造型也与三星堆的风格颇为接近。有人认为，这里是商周时期巴蜀文明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许是古蜀人建的另一个都城。

如果这里真的是古蜀国都，它和三星堆是否存在先后继承的关系呢？有的学者认为，金沙只是与三星堆同时存在的古蜀人的次级城市，这里并不是古蜀人在三星堆衰亡之后迁徙至此所建立的国都，而是三星堆文化在金沙地区的延续。当古蜀王国的国都三星堆在商周之际衰亡后，金沙政体仍然在延续着三星堆鱼凫氏文化的余脉。但为时不长，杜宇氏彻底灭亡了鱼凫氏，西周以后金沙遗址中三星堆文化内涵的消失，展现的正是鱼凫王朝与杜宇王朝更迭的景象。船棺墓葬000年7月，在成都市商业街发现了战国早期的蜀王墓葬。墓葬里有大大小小的船形棺木，被称为船棺。据考证，制作船棺要先把2一根整木的纵面锯去约1/3，雕凿成独木舟的形状，再把尸体和随葬品装殓在里面。这里最大的一口船棺长18.8米，是用直径达1.5米左右、生长了上千年的楠木制成。这种独特的船棺最早是在1954年被发现的。那么，蜀国人是从何时开始选择船棺作为葬俗形式的呢？

考古学家认为，春秋中叶以后，巴蜀文明在经历了三星堆和金沙的辉煌后，开始衰落，直到进入战国时期，开明王朝定都成都，巴蜀文明才恢复繁荣。这一时期的巴蜀文明，青铜文化重新兴盛，并且完善了文字制度和社会制度。船棺墓葬就流行于这一时期。而到了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之后，船棺墓葬的形式也不复存在了，这在时间上是与古蜀王国的灭亡相伴随的。古蜀国的灭亡于古蜀国的灭亡，当从蜀人与楚人的关系说起。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宗教上，蜀和楚都密不可分，这就得出了“得蜀则得关楚”的结论。据《史记》记载，秦国曾派李冰在蜀治水，李冰于南安（今四川省乐山市）凿离堆，疏通岷江，在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火烧蜀王兵阑（今江中大石滩）。今人推断，李冰来到蜀地，除了治水以外，还有观察战略位置的目的。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末代蜀王，在带兵北伐遭遇失败后，仓皇遁走至武阳，后为秦军所害。古蜀国从此消失。◆三星堆戴冠饰簪人头像

没有留下文字，却留下了几千年的疑问。巴蜀文明神秘的面纱虽然已被慢慢掀起，但人们还是没能完全看透它。

刻在甲骨上的神秘符号

几千年前，它们是统治者占卜祸福、驱遣百姓的工具；几千年后，它们成为治疗疑难杂症的神奇灵药。什么才是它们真正的历史使命？又是谁发现了它们，将一句句的上古诉说大白于天下？“龙骨”上的发现◆“众人协田”牛骨刻辞长14.8厘米，宽12.5厘米，河南安阳出土，这块卜骨上面有商王命令“众人”进行协田活动的记载。00多年前，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村民们在春耕挖掘土地的时候，挖出了许多骨片，发现上面刻有许多奇怪的符号。人们不知道这1些符号是什么东西，却发现如果把这些骨片磨成粉末，对治疥疮和外伤有特效。于是，一些村民开始收集这样的骨片，并把它们卖到城里的药店。药店的先生从《本草纲目》里找到一条有关“龙骨”的记载：龙骨是古代哺乳类动物的骨骼化石，能治疗健忘、疟疾等病，于是收下了这些骨片。农民们还把这些骨片磨成粉末，拿到集市上去卖。就这样，“龙骨”很快被转卖到各地，甚至进了京城的各大药房，或成块入药，或碾成粉末，成为医治疑难杂症的奇药。对于骨片上的符号，人们没有一点兴趣，甚至觉得有些碍事。据说，当年药商在收购骨片的时候，要求要么加工成粉末，要么把上面的符号磨去。没有人知道，他们抹去的是可以证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珍贵资料——甲骨文。今天，甲骨文已经为人们所了解，然而，在那个年代，究竟是谁发现了它们的价值？

很多人认为当时在清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担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王懿荣（1845～1900），山东烟台人，字正孺，又字廉生、莲生，晚年自号养潜居士，谥号文敏。王家有着正统、规范、严谨的教育传统，所以王懿荣从小就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对考古学、金石文字学有着广泛、深入的研究。他曾到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汉印、石刻、碑刻等古物，潜心考订，著述颇丰。

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经历，还有一个故事。1899年的一天，王懿荣在北京东城锡拉胡同11号的家中感染了疟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叫“龙骨”的药。家人从药房抓回药来，王懿荣发现，在“龙骨”的碎片上，有一些奇怪的刻痕。他很想知道这些龙骨是从哪里得到的，就在药房老板的引见下，见到了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当初，这位商人到河南安阳、汤阴一带去收购青铜器的时候，没有什么收获。听当地人说这里有“龙骨”，为了不白跑一趟，他就收购了12片。王懿荣看着这些骨片上的奇怪符号，推断这是比钟鼎文更古老的文字，就以高价买下了这12片甲骨。以后的岁月里，王懿荣开始在京城各大药店大量收购甲骨，还请商人帮助他四处寻找、收购。两年里，王懿荣收集的甲骨就多达1500多片。可是他的研究还没来得及深入下去，便于八国联军入侵时以身殉国。

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他究竟有没有给甲骨文做出断代呢？大多数人认同给甲骨文断代的人就是王懿荣这一说法。王汉章在《古董录》中说他“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王守信也说，王懿荣是“第一个将其（即甲骨文）时代断为商代的”。王懿荣兼具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身份于一身，当他在这个偶然的机会遇见甲骨文时，他所具备的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再加上他独到、敏锐的眼光，使他有能力拨开“龙骨”的尘埃，发现甲骨文。

也有人认为甲骨文是天津的秀才孟定生和王襄最早发现并断代的，而且比王懿荣早一年。这个故事同样和那位姓范的古董商有关。王襄在所著的《簠室殷室》里讲述，范姓商人在天津出售古董时，曾拿着甲骨向孟定生和他讨教，孟定生推测这可能是商代的文字，请他去发现地收购。1899年秋，范姓商人把一批甲骨带到天津，想以一字一两白银的价格卖给孟定生和王襄。可是当时两人资金不足，只能收购其中一部分。而剩下的甲骨是后来才被王懿荣买走的。◆宰丰骨宰丰骨刻辞是一片帝乙至帝辛时期的刻辞牛骨。此片刻辞文字共两行，两行字数不等，其字体大小长短自然而然，其起、收笔，方、圆、尖皆备，竖笔收笔多为尖形，短竖笔多粗壮。起止运转非常清晰，遒美丰腴，含蓄浑厚，已有明显的书法气息，可看做商代书法艺术成熟的标志。

王懿荣死后，刘鹗对从王懿荣那里购买的以及自己搜集的5000多片甲骨进行拓印，挑选了1058片精品，于1903年著录成《铁云藏龟》一书，共6册，以“抱残守缺斋”的名号，于1903年10月出版。这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刘鹗在自序中说：“不意二千余年后，转得目睹殷人刀笔文字，非大幸欤？”有人说这里提到的“殷人刀笔文字”是对甲骨文的最早断代。也有人说，王懿荣1899年发现甲骨文时，刘鹗正在北京，他俩通过仔细鉴定和研究，共同认定“龙骨”上的刻字是商代文字。这种种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甲骨文的诉说从甲骨文被发现后，便成为学者、古董商和外国侵略者追逐的对象。如今，出土的甲骨已经超过15万片，广泛收藏于世界自上1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被发现的甲骨越来越多，对甲骨文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了。刘鹗根据从王懿荣处获得的甲骨，写成了《铁云藏龟》一书。罗振玉著有《殷墟书契》和《殷墟书契后编》，董作宾根据后来从殷墟发掘出的甲骨，撰成《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由郭沫若和胡厚宣分别担任主编和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80多年来发现的10多万片甲骨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整理，并对其进行分期、分类。全书收录甲骨约4万片，编成13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家所藏的甲骨，也已著录成书并出版。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使我对甲骨文的研究越来越深，对正处于文明发展萌芽阶段的商代先民的生活习惯也渐渐了解。

甲骨文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遗物（前14世纪中期～前11世纪中期），距今已3000多年。甲骨上的文字最长的有90多个，短的仅仅一两个字。在已被发现的5000多个文字中，绝大部分是象形文字。象形、指事、转注、假借、会意、形声的“六书”构字法在此时也已形成，由此可见，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

甲骨上一道道裂纹，一个个文字，向人们描绘出一幅幅充满浓郁宗教色彩的历史画卷。“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商代的宗教分为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商王为了管理好国家，驾驭好人民，就要树立君权神授的威严。于是设立了“巫”的官职，作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每遇到战争、天时、收成、田猎，甚至个人的疾病、生育这些事，巫就在甲骨背面钻凿之后进行灼烧，根据正面裂出的一道道裂纹来定凶吉。最后把占卜的过程和卜象诉说的内容刻在甲骨上，作为卜辞，也就是今天称为甲骨文的文字。商王就根据卜辞所反映的吉凶来决定做与不做。

例如，在一块长20.5厘米、宽14厘米的牛肩胛骨上刻着：“……贞：甲子，王大于大甲：燎六小卯九牛？

癸丑贞：甲寅，大自上甲：燎六小卯……

上甲不遘雨？

大乙不遘雨？

大丁遘雨？

兹用。

庚申贞：今来甲子，王大于大甲：燎六小卯九牛，不遘雨？

庚申贞……（反）

……丑贞：不……（‘贞’、‘卯’）”（《甲骨文合集》32329正）

这片甲骨描述了商王为了祭祀先公先王，先后四次问卜的过程。第一次，大王贞问祭祀大甲是不是应该在甲子这一天举行，可否用燎牲的方法。第二次，他们又在癸丑这一天占卜了一次，贞问：“如果要祭祀自上甲以下的先公、先王，是否可以在甲寅这一天举行，并且用燎牲的方法？在祭祀上甲时不会遇到雨？在祭祀大乙时不会遇到雨？在祭祀大丁时会遇到雨？”第三次，他们在庚申这一天占卜，贞问：“在甲子日祭祀大甲的时候，大王燎牲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雨？”他们在庚申这一天又占卜了一次，卜辞残缺掉了，内容应该也是贞问对先公、先王祭祀会否下雨。从这些占卜的情景能感受到，在甲骨上占卜为商代的宫廷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着预测和行动依据。

人们根据它们身上显现出的信号，发动战争、颁布国策。也许当年统治者曾经利用过它们来驱遣百姓；也许当年的王公大臣曾经用它们来迎合大王的好恶。不管怎样，几千年后，这些“龙骨”又担负起了向后世诉说历史真相的使命。◆商代狩猎甲骨文河南安阳出土的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是商王武丁时期一块牛胛骨记事刻辞。骨片巨大完整，正反两面共有160余字，除了有“来云自东，有虹自北”的记载以外，还记录了商王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狩猎活动，是有关商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在烈火中永生的人间美梦

千百年来，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电影，阿房宫总是一处可以让人发挥无限想象的处所。在这座宫殿里，黄金为地，翡翠为栏，珍宝成山，美女如云，可以发生任何你能想象出来的事情。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一切仅仅是一种幻觉，从未发生过，你会不会相信呢？“龙骨”上的发现◆陕西西安阿房宫遗址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晚唐大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为后世展现了秦始皇营造阿房宫的壮观景象。人们相信，六阿房宫是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殿堂，它反映了秦帝国海纳百川的气魄，六国的珍宝美女尽汇聚于此；它见证了秦帝国的辉煌，是当时建筑的最高峰；它也伴随了秦帝国的谢幕，为了建造它，耗费了难以数计的人力和物力，激起天下人的反抗。时过境迁，阿房宫早已不复存在。人们越想了解它，它身上的神秘色彩就越浓重。阿房宫为谁而建说，阿房是一位美丽的民间女子，秦王嬴政爱上了她，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和她在一起。为了纪念这位他深爱过的传女子，嬴政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建了极度奢华的宫殿，并以她的名字来命名。

之所以会产生这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是因为人们对为什么阿房宫以“阿房”命名不理解罢了，其实史料中从未有过关于这位女子的记载。在古代汉语里，“阿”的本义为高大的山峰，“房”与“旁”是通假字，意思是“广大”。所以“阿房”二字是“像山一样高大宽广”的意思。

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修建阿房宫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对外扩张。秦始皇时期，秦国在都城修了很多宫室建筑，包括兴乐宫（汉长安城之长乐宫）、章台宫、建信宫（后改为极庙）等，从渭河北岸一直绵延到南岸。随着天下归于秦国，秦始皇不能满足都城仅限于咸阳，他要把整个关中地区都作为秦都，让黄河作为东边的城门，千河作为西边的城门，从中央向外修筑宫殿140多座，后宫的宫女数以万计。可见，阿房宫并非为他人而建，而是仅为始皇帝一人而建。在他所营造的众多离宫之中，阿房宫只是最大的一座而已。阿房宫印象照“阿房”字面上的含义，它的规模应该是相当庞大的了。《阿房宫赋》中说它“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当年的阿按房宫真有这么大规模吗？

清代，皇家要兴建圆明园，要把举国上下最豪华的宫殿和最美丽的景致都吸纳到这座万园之园中。设计者需要大量可供借鉴的素材，很自然就想到了阿房宫。圆明园能否与当年的阿房宫相媲美？这时，有一位画家画了一幅《阿房宫图》。他想表现秦代的阿房宫，可是画里的那些亭台楼阁看上去却更像清代的皇家园林。有人看着这幅画，突然冒出一个疑问：规模庞大的阿房宫究竟是宫殿还是苑囿呢？《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秦汉时期，上林苑是皇家园林的名字。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王室建立苑囿，里面有大片的森林、草场和成群的野生动物供王侯贵族们狩猎。◆云纹玉杯杯高14.5厘米，口径6.4厘米，陕西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玉杯深腹圆筒形，上阔下狭，下有豆形矮足。杯外壁雕琢精细，口下饰一周以柿蒂纹为中心的装饰图案，其下壁面满布勾连云纹。

从200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进入陕西，开始对阿房宫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他们发现许多宫殿建筑是秦统一中国前建的，应该与阿房宫没有关系，这里应该就是秦统一中国以前的上林苑遗址。这也证实了司马迁关于“阿房宫就坐落在战国时秦国的上林苑上”的说法。也有专家认为，阿房宫本来就是一座由宫殿和林苑合而为一的建筑群。那么，真正意义上的阿房宫宫殿有多大呢？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王嬴政打算在上林苑建造朝宫，这座朝宫就是阿房宫。它既是统一全国的象征，也是为了取代使用了140年之久的咸阳宫。其中前殿“东西五百步（693米），南北五十丈（116.5米），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经勘探，阿房宫夯土台基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现存最大高度（从台基北边缘秦代地面算起）12米左右，夯土台基的面积是54.1万平方米。但是司马迁还说，这座暂时取名为阿房宫的宫殿并没有建成，只建成了前殿，所以阿房宫实际上并没有建成，也没有投入使用。难道杜牧所说的阿房宫的壮观华丽只是他想象出的空中楼阁？

经考古学家发掘，那座前殿的面积只相当于整个阿房宫夯土面积的1/7，还有6个相当于前殿面积大小的空间，没有宫殿的遗存。从这一点上看，司马迁说的是事实。

阿房宫地区的宫室建筑早在秦惠王时期就开始兴建，历经秦始皇、秦二世，时间跨度达120年。而真正意义上的阿房宫的始建时间，司马迁有两个说法：“二十八（年）（前219，《史记·表第三》）”和“三十五年（前212，《秦始皇本纪》）”，多数人把前者看成秦始皇意欲新建朝宫的时间，把后者当做阿房宫的始建时间。

公元前212年，秦朝征发70余万刑徒来修建秦始皇陵和阿房宫。可是，阿房宫的建造过程并不顺利。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逝，9月入葬骊山陵墓，正在建设阿房宫的劳力被征调到陵墓进行覆土。公元前209年，安葬工作结束，秦二世于4月继续修建阿房宫。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数十万起义军攻入函谷关，秦王朝危在旦夕，就连修建骊山陵墓的刑徒也武装起来反抗暴秦。当时阿房宫的建设有没有停工，史书上没有记载。那么，阿房宫最后是继续建完还是半途而废、毁于战火？它的结局究竟是怎样的呢？项羽可曾焚阿房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是在阿房宫遗址上兴建的。◆秦阿房宫六宫门及广场果以故事的形式演绎阿房宫的历史，它应该是与秦始皇的荒淫无度联系在一起的。秦始皇奴役六国的百姓来兴建阿房宫，又如驱遣六国的女子，乘车辇来此，整日伴随在他周围，成为秦国的宫人。六国的珍奇异宝被抢掠到此，堆积成山。最后，戍卒不堪忍受劳役之苦，各地的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西楚霸王项羽进入咸阳后，因爱妾虞姬遭秦氏侮辱，为泄其愤，杀秦王子婴，火烧阿房宫。大火烧了三个月而不灭，阿房宫成了一堆焦土。

据前文讲述，阿房宫根本没有建成，所以也就不会有宫女和珍宝藏于此处的道理了。然而杜牧的一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使千百年来的人们都相信阿房宫的毁灭乃项羽所为。这又是真的吗？秦始皇陵◎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嬴政即秦国国王位，随后不久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从全国征调70万人到骊山继续修建陵墓，直至他50岁去世，历时36年的秦始皇陵才修筑完成。秦始皇陵坐西朝东。陵内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墙，象征着都城中的皇城与宫城。外城南北长2513米，东西宽974米。皇陵的内部极为复杂华丽。地宫石料加工非常精细，石块之间还用铜、锡熔液灌注。地宫中还用水银做成长江大河，墓顶有夜明珠镶成的天文景象，还用油脂做成长明灯，象征秦始皇万寿无疆。毫不夸张地说，秦始皇陵就是一个地下王国。

项羽对秦王朝是恨之入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可见，依项羽的性格，火烧阿房宫，他是做得出来的。然而，他所烧的宫室包括阿房宫吗？

带着这个疑问，考古专家们对咸阳遗址进行了大范围的勘察。在秦咸阳遗址和秦始皇陵遗址，到处可见红烧土和木炭的遗迹，这正是项羽“烧其宫室”的物证。可是，在阿房宫遗址0.35平方千米的勘探范围内，却没有发现焚烧的迹象。这里的工程仅仅完成了宫殿的地基夯筑和东、西、北三个边的围墙，前殿和其他建筑尚未建造。这也说明项羽想烧阿房宫也无房可烧。

其实，司马迁的《史记》、南宋程大昌的《雍录》都指出了阿房宫并没有建成，阿房宫的规模和样子只存在于设计图纸和模型之中，不过这种说法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人们更愿意相信世间曾出现过那么一座华丽壮观的宫殿。现在看来，阿房宫并没有满足秦始皇好大喜功的虚荣，反而满足了芸芸众生对人间天堂存在的心理追求。

东方“庞贝城”

就像古罗马的庞贝、南美洲的玛雅一样，古老的中国也有一个城邦，在历经繁盛之后，悄然地淹没了。这座古城有一个充满西域风情的美丽名字——尼雅，茫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掩盖了她宏伟的城垣，也带给了她1600年的安宁。901年，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人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尼雅河畔探险时，发现了一些规模不等、残存程度不一的房屋遗址。1从样式上看，有的像佛塔、佛寺和墓地；有的像场院、田地、果园、畜圈；还有的像陶窑和冶炼遗址。斯坦因马上意识到自己发现的可能是一座古城的遗址，于是开始了初步发掘。5年以后，这位探险家又来到尼雅河畔，进行了第二次考察和发掘，并对遗址进行了测绘。斯坦因在这两次发掘中共挖出废址53处，获得卢文木简721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以及武器、乐器、毛织物、丝织品、家具、建筑物件、工艺品和稷、粟等粮食作物。他把从这里挖掘出的文物装满12个大箱子，带回了英国。数年后，当这些封存了千年的珍贵文物作为考察成果被公布后，西方史学界震惊了，他们称这座古城为东方的“庞贝城”。当时的人们只能用“尼雅古城”或“东方庞贝城”来称呼这座遗迹。那么，这座古城在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身份？它起初的名字是什么呢？古城的真实身份到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博物馆等单位才开始组织专业队伍对尼雅遗址进行系统科学的考察和发掘。从地理位置上看，尼雅古直城位于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古尼雅河谷之中，南北蔓延25千米，东西蔓延5千米～7千米，形成一个狭长的带状格局。这里的先民信仰佛教，古城就是以佛塔为中心。在古城发现的各类遗址有70多处，当时的人们居住在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的房屋里。大多数房屋都有地梁作为基础，而地梁所用的方木一般选用粗大的胡杨树，或只将圆木一面砍平，然后平铺在地面上。地梁向上的一面每隔1.5米～2.5米，就凿一个方形的榫孔，用来安装壁柱，再在壁柱上方接横梁。当构成一个完整的框架之后，再用红柳、芦苇等干枝编成篱笆墙，固定在壁柱之上，搭建成一座结实的木屋。从文字木简、建筑方式和宗教信仰上看，尼雅古城似乎和中原王朝有着一定关系，但又有着突出的非汉族特征。从地域上看，它属于两千年前西域三十六国的范围。那么，它会不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呢？

1959年，考古人员在这里的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两具干尸和一批珍贵文物。据鉴定，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夫妇合葬墓。墓中还有蓝底花染棉布残片和棉布裤，被认为是中国迄今所见的最早棉织物。1989年，新疆文化厅与日本小岛康誉为首的有关学术团体，开始有计划地对尼雅遗址进行联合考察，取得了许多重要发现。通过综合调查，人们发现尼雅遗址所在的尼雅河末端，曾经是一片绿洲，经过几千年的气候变迁，这里才被黄沙湮没。而经多数学者考证，尼雅古城就是历史上的“精绝国”。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是位于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一个小国，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它虽然国小，却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年的精绝国气候湿热、芦苇茂密，并不是一个沙漠国家，而是一片绿洲。人们在沼泽里行走，由于植物茂盛，还会经常迷路。精绝国的国王属下有将军、都尉、驿长等官员，统治着480户，3360人，还有一支500人的军队。东汉时期，名将班超为抗击匈奴稳定西域，曾投笔从戎，带随从驻扎西域数十年。他利用杰出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联合当时的西域三十六国反抗匈奴的侵略，威镇西域数十年，维护了中央政权在西域的统治。这精绝国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然而，到了公元3世纪以后，史书中再也没有提及精绝国，直到斯坦因发现了它，人们才意识到它早已经消失在这瀚海沙漠中。尼雅古城的衰亡个梦幻般的古代文明是如何衰亡的呢？为什么璀璨的绿洲会变成滚滚黄沙之中的死亡废墟？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不解。许多这人认为，精绝国之所以最终被废弃埋没在沙海之中，是因为他们一度大肆砍伐树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以至水源枯竭、风沙肆虐、绿洲消失，最终被淹没于茫茫沙海之下。可是，也有许多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

为了揭开这千古之谜，1995年10月，中日两国考古学家再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尼雅遗址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察。这次考察出土文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震惊了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收获最为丰硕的一次考察。考古学家除了发现大量保存完好、颜色鲜明的织锦，还发现了大量写有卢文的木简函牍。

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印度，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全称“卢虱底文”。这种文字最早在印度西北部和今天巴基斯坦一带地区使用，公元l世纪，开始在中亚地区出现。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卢文也消失了。到18世纪末，卢文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这种文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距离印度遥远的精绝国？人们还不得而知。但至少，要想解开这个问题乃至拨开尼雅古城衰亡的迷雾，需要依靠这些刻在木简上的卢文。令人庆幸的是，早在1837年，英国学者普林谢普就探明了卢文的奥秘。人们可以用现有的语言知识来研究卢文木牍的内容。

根据对木简函牍的解读了解到，精绝国曾长期受到来自西南方的一个叫SUPIS的王国的威胁与入侵。尽管史书上从来没有关于SUPIS人的任何记载，也无法知道这个民族是如何的凶猛好战，但人们可以从木简中感到，他们带来了恐怖和死亡，一种大难临头的情绪在当时精绝国人的心中弥漫着。而精绝人正是这样忧心忡忡地度过了最后的日子：“SUPIS人对我们的威胁令人十分担忧，我们要对城内的居民进行清查。”战争的信号传来，城里一片混乱，紧接着，有人带来了重要的消息：敌人就要向我们进攻了！战争爆发了，精绝人不愿坐以待毙，然而弱小的国家无法经受起猛烈的进攻：“显然，我们无法抵御强大的SUPIS人的进攻。”后来，“敌人把马抢走了”，“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奴隶”……这也许是一个火光冲天的夜晚，这也许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屠城。今天，考古学家们在这个沉睡了1600年的废墟上，看到了宅院四周的累累尸骨，内部各种遗物四处散落，房门敞开或半闭。用来存放卢文的陶瓮密封完好没有拆阅，储藏室里仍有大量的食物，甚至纺车上还有一缕丝线。这一切似乎告诉人们，精绝国在面临长期的入侵威胁后，遭到了惨重的致命一击，甚至没有来得及留下最后的一句话。

据考证，这一事件发生于东汉末年。那时候，中原的汉朝国力衰弱，长期陷入割据与战乱之中，已经无力经营西域。东汉势力撤离了西域之后，这里出现了政治真空，各国之间也开始了弱肉强食的杀伐战争。弱小的精绝国，没能在这场厮杀中幸存，最终被淹没在战火中。

草原雄鹰

曾经，中原各国为了防御一个叫匈奴的少数民族，建起了最早的长城。如今，泱泱华夏56个民族中，却没有匈奴的名字。关于他们的历史记载虽然早在汉代以后就没有了，但是人们仍然相信，匈奴族并没有消亡，他们的子孙就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繁衍生息。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奴是曾经活跃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5000年前，他们和山戎、猃狁、荤粥等少数民族一起，过着游牧生活。匈奴人匈性格粗犷，擅长骑射，被誉为草原雄鹰。他们曾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西域诸国都臣服于他们。与汉族融合的南匈奴奴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秦汉之际发展到鼎盛。冒顿单于建立了匈奴单于国，并且灭东胡和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及周边匈26族，控制了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到辽东、西逾葱岭的广大地区。那时候，汉朝贫弱，不得不以和亲的政策维持与匈奴的和平关系。

汉武帝时，汉朝对匈奴展开了长达15年的战争。兵强马壮的汉军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夺取了祁连山、焉支山的大片土地。公元前119年，汉朝派卫青、霍去病向匈奴发起总攻。卫青深入匈奴腹地五百里，伊稚斜单于仓促应战，遭到大败。霍去病率部深入沙漠一千余里，突袭匈奴，杀敌七万余人，一直追到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自此，匈奴族再也无法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了。◆荒漠与古城揭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也留下了许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

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进一步加强了在西域的势力。匈奴内部也发生了争斗，分裂为南北两个单于国。南单于臣服于汉朝，北单于继续与中原对抗，经常袭扰汉朝北部边境。

南匈奴归属汉朝后，汉朝每年赏赐给南匈奴贵族大量珍宝，并且向南匈奴百姓提供粮食。南匈奴的贵族子弟纷纷来到汉都洛阳学习汉文化，百姓也开始与汉族通婚。

南匈奴经历了单于比、单于长的统治时期之后，到第三代单于休利（128年～140年在位）末期，内部发生了叛乱。在汉朝五原太守陈龟的逼迫下，休利单于与弟弟左贤王自杀而死。于是，汉朝改立当时正在洛阳学习的南匈奴王室近亲兜楼储为单于，在位5年后去世。147年，居车儿单于继位，在位25年，传位给他的儿子（名字不详），这位不知名的单于在位6年后去世，传位给儿子呼征。两年后，呼征单于又被汉中郎将经修斩杀，改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汉朝对南匈奴的干涉较多。这样，南匈奴便不断被汉族和汉文化同化，甚至有的南匈奴贵族还以汉朝皇族后裔自居。在中国历史上，傀儡政权的最终结局往往是被改朝换代，那么南匈奴的命运到底又如何呢？

汉朝末年，黄巾起义爆发。羌渠单于在汉朝政府的命令下，派儿子于扶罗率军前去镇压，但南匈奴内部有很多人反对出兵，于是发动了芙稷政变，羌渠单于被杀死，须卜骨都侯被立为新单于。于扶罗率军留在汉朝境内，本希望汉朝廷能够出面裁决，可正在这时，汉灵帝驾崩，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汉朝廷已经没有余力来管南匈奴之事。就这样，于扶罗不能归国，一直居住在河东平阳。216年，曹操当权的时候，新单于呼厨泉来朝，被曹操留在邺地（今河南省临漳县），后改派右贤王去卑回到南匈奴监国。这时，有人担心南匈奴在塞内居住久了，人口越来越多却不缴纳赋税，难以控制。于是，曹操就把南匈奴人分为左、右、前、后、中五部，每部的贵族为部帅。自此，南匈奴就不能称为一国了，但他们的王室血脉还在延续。到了五胡十六国的时候，一个叫刘渊的人灭掉了西晋，建立了汉国。而他的高祖父就是当年南匈奴的单于羌渠，他被称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匈奴人。◆鹰形金冠顶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高7.1厘米，重192克，带径16.5厘米，共重1.0224千克。冠顶傲立展翅雄鹰，中部为浮雕四狼与四羊图案，下部为浮雕虎、羊、马的冠带。该器工艺精湛，雍容华贵，为匈奴遗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神秘消失的北匈奴南匈奴比起来，北匈奴的命运似乎要悲惨许多。公元89年，汉朝大将窦宪在稽落山击败北匈奴主力，单于逃走，20余万跟人投降。两年后，汉朝大军一举消灭了北匈奴军队，北匈奴单于被窦宪的军队击败，仓皇向西逃走。在汉朝、南匈奴、鲜卑部落的多重攻击下，北匈奴灭亡了。可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北匈奴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并且再也没有见到有关他们的记载。

有人推断北匈奴政权灭亡后，幸存的北匈奴人可能被中原汉族同化。可是，为何历史上没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记载呢？那么，那些幸存的北匈奴人到底又去了哪里呢？在遍寻结果不着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相信北匈奴西迁的说法。

18世纪中期，法国东方学家德经提出了一个观点：战败的北匈奴人西迁到了欧洲，成为西方历史上的匈人。这两个民族的名称听起来有些相似，活动地域也正好在古丝绸之路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们发源于同一个民族。著名历史学家吉本把德经的想法写进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从此这种观点便在欧洲学术界流行起来。可是，匈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他们真的是匈奴人的后裔吗？

关于匈人的记载，大约起始于374年。当时，他们渡过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打败了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东哥特人向匈人屈服了，西哥特人为了逃避马上就要来到的匈人的入侵，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随后而来的匈人又占领了阿兰人的领地，一部分阿兰人也开始向西迁徙。匈人的西迁和入侵带给罗马和日耳曼世界巨大的恐惧。

东哥特人和阿兰人的臣服以及西哥特人的离去，使匈人占据了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整个草原。紧接着，他们又占据了匈牙利平原，并由此扩张到多瑙河沿岸。5世纪，匈人进入阿提拉的统治时期。

阿提拉是匈人杰出的国王，他个子很矮，眼睛小而深邃，扁鼻梁，皮肤黝黑。在匈人百姓心中，他慷慨大度，公正廉洁，对那些真正臣服于他的人很和气。但是他对外族却是十分谨慎、残暴。441年，阿提拉向东罗马宣战。他渡过多瑙河，沿今天的摩拉瓦河逆流而上，占领了尼什，将菲利普波利斯、色雷斯、卢累布尔加兹等城邦洗劫一空。448年，东罗马帝国再也忍受不了阿提拉的进攻，与他签订了合约。东罗马割让多瑙河以南地区给阿提拉，一个崭新的阿提拉王国建立起来了。◆统万城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北约80千米处，是东晋时期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俗称“白城子”，是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的北方少数民族王国都城遗址。

451年，阿提拉率领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各族向高卢发起进攻，在进攻奥尔良的时候，与当地的罗马行政长官埃提乌斯遭遇，受到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的顽强抵抗和阻截，最终撤退到多瑙河畔。欧洲历史在赞扬这一仗的时候说：它几乎算不上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然而它却拯救了西方。

452年春，阿提拉又入侵意大利，占领了米兰和帕维亚，迫使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仓皇逃离罗马。然而，这时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出来劝阻阿提拉，答应他交纳贡赋，并把罗马公主荷罗丽娜嫁给他。这是阿提拉最后一次征战，他于453年死于班诺尼亚。随后，阿提拉王国迅速解体，被占领的其他部族相继反叛，东哥特人和吉别达伊人在班诺尼亚的一次大战中打垮了匈人。匈人的兴盛王朝虽然如昙花一现，但他们所引发的欧洲人大迁徙却改变了欧洲的历史，罗马帝国终于因为抵挡不住大批突如其来的外族野蛮人而灭亡了。

有人赞同匈人就是北匈奴人后裔这一说法，因为史料里记载他们的容貌与蒙古高原的人很相似，并且性格粗犷，生性耐寒。他们从小学习骑射，所使用的箭也与欧洲不同，带着铁头。尤其在提起阿提拉的时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草原上的另一位统治者——成吉思汗。但是，也有人说西方的匈人只是借用了匈奴的名称，至于他们到底是不是匈奴人的后裔则没有充分的根据。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匈奴人到底去了哪里，没有人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相信，在匈奴人驻足过的地方，都有值得他们骄傲的后裔。

谁为敦煌上了把锁

曾经，有一处宝藏在敦煌莫高窟的佛窟之中隐藏了八百年。直到一名道士的到来，它才重见光明。人们从中发掘出了成堆的经卷和宝器，于是把它叫做藏经洞。打开藏经洞，就好像打开了一座知识的宝库，敦煌学从此诞生。然而，随着宝库之锁被打开，一个个谜也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史上的敦煌是辉煌的，它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河西走廊的军事重镇。唐代的时候，这里商旅往来如织，经济、文化历非常繁荣，出现了朝市、昼市、夜市等繁华的商业场景。从五代到明清，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已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来敦煌的商旅日渐稀少。莫高窟没落了，孤独地躺在苍莽荒凉的戈壁滩腹地。而曾经信众云集的窟寺，也烟火断绝，再不见当年佛教圣地的兴盛与荣光。发现藏经洞897年，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到了莫高窟。他看到圣窟一片残破，无人护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愿承担起守护莫高窟1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很快，他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住持”的身份自居，并在这个佛教圣地建了一座气派的道观——“三清宫”。◆莫高窟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千米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王道士雇了一位叫杨果的书生，在这里抄写道经，接待香客，兼收布施。1900年初夏，杨果坐在第十七号佛窟的甬道里，返身向北面的墙壁磕烟锅头，突然听见有空洞回音。他怀疑这里面有密室，就去告诉王道士。5月25日深夜，他们凿开了这个墙壁，走进密室，看见里面堆满了经卷、印本、画幡和铜佛。就这样，藏经洞被发现了。

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向当地官员报告了这件事，也给官员们送去了一些宝物，希望得到重视。可是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省学台，这些老爷们尽管得到了实惠，却没有一个人重视此事。王道士陪伴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

1907年，一个叫斯坦因的西方探险家来到了莫高窟。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斯坦因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却避而不见。后来斯坦因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宗教信仰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也达到了骗取藏经的目的。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经卷更有价值。伯希和先在北京将部分经卷装裱，在六国饭店进行了展览，然后把它们运往法国。

6年之后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买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也先后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大量的经卷。这些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的外国学者，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然而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前来。

直到听说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后，清朝廷这才意识到这些藏经的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保护它们，而是千方百计想把它们窃为己有。1910年，清政府决定把剩余的藏经洞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会失窃一部分，这是藏经洞经卷最大的劫难。

藏经洞的发现，让敦煌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它和殷墟甲骨、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而藏经洞的文献，无论是从时间、内容方面来说，还是从数量和价值等方面来说，都堪称举世无双。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把这些东西封存于一所小窟之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或目的呢？归义军晚期避乱说义军是851年～1036年的沙州地方政权。沙州即汉至隋的煌郡，唐初改名为沙州，下辖煌、寿昌二县，州治煌（今甘肃敦煌县归城西）。

初期，归义军的节度使是张氏，914年，沙州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取代了张承奉。之后，曹氏子孙相继，延续了七代，统治沙州将近90年。其间，敦煌地区经历了从动荡不安到繁荣稳定的历史过程。曹氏归义军努力改善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积极恢复与中原王朝的统属关系，奉中原正朔，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中的声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

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随后政权迅速衰落，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力量却迅速发展，不断和沙州政权发生战争，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1020年和1023年，曹贤顺曾两次向宋廷进献贡品，随后曹氏归义军政权就从史籍中消失了。那么，归义军是被哪个少数民族政权取代的呢？藏经洞是否与这时期的变乱有关呢？◆敦煌莫高窟双塔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提出，在归义军晚期，西夏军队侵袭沙州。莫高窟僧人为躲避战乱，准备逃走。而这里的经籍文书、铜佛法器不便携带而又不忍丢失，于是僧人们将其封藏于密室，并在封墙上画上供养菩萨像，以遮人耳目。

有学者认为，如果藏经洞封闭于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后，在敦煌一定有写着西夏文字的文献。可是，藏经洞中没有出现西夏文本，最晚的一份文献时间是在1002年。人们猜测当时的情形是，在1035年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前，敦煌的僧人们不知道西夏人的信仰，害怕他们来了之后对佛教进行破坏，就把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物分门别类，用白布包起来，整整齐齐地放在洞窟之中，然后封闭了洞口，又抹上一层泥壁，再绘上壁画。尽管进入瓜洲的西夏人也信奉佛教，但他们的信仰主要以藏传佛教为主，佛教重地也从莫高窟转向了安西榆林窟。因此时间一长，藏经洞也就被人们渐渐地遗忘，一直封存至今。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归义军发动战争的不是信奉佛教的西夏党项人，而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黑韩王朝）。这个王朝是由突厥和回鹘民族建立的，统治着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缘，对新疆地区的伊斯兰化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们所到之处毁寺逐僧，敦煌僧侣们感到了威胁。更为直接也是最大刺激和促使敦煌僧人们进行佛经等佛教宝物封存的原因是1006年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被黑韩王朝灭亡。于阗与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是友好的外交盟国，关系极其密切，两家互相联姻，常年使节往来不断。既然如此，黑韩王朝灭掉于阗，对信仰佛教的沙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敦煌的僧人们为了以防万一，于1006年对各寺院的佛经文书及佛教艺术品进行了有计划的封存。

藏经洞洞口的甬道墙壁上绘着西夏风格的壁画。有的学者认为，藏经洞封闭之时，敦煌已经被西夏占领。公元11世纪末，为了防备黑韩王朝进攻，摧毁瓜洲、沙州的佛教文物，西夏派驻当地的军、政、僧界官员封闭了藏经洞。1097年初，黑韩王朝的军队曾经攻克沙州等地，将西夏的军、政、僧界官员及家属俘虏而去，因此，藏经洞封闭之事不再被人所知。后来，西夏收复沙州，在封闭的石窟上绘上壁画，从而使遗书遗物沉睡了八百多年。排斥吐蕃说一说法认为藏经洞的封闭时间为归义军统治前期。786年至848年，包括沙州在内的整个河西地区处在信仰印度佛教的吐这蕃王国的统治之下。藏经洞保存有大量极为详细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佛教资料，包括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尽管如此，在佛教界，敦煌地区僧官体系的重要职位大多由汉人把持，所以基本保持了汉族禅宗在敦煌的主体地位。直到归义军起义，推翻了吐蕃在敦煌的统治，人们为了消除吐蕃统治时期的影响，决定把吐蕃统治时期的资料一并封存，而选择封存的地方正是吐蕃统治时期最为活跃的“吴家窟”。供奉还是废弃于当初人们设立藏经洞的目的，有学者认为这是佛教徒供养佛教法物的地方。通常，佛教寺院都有藏经的地方，一部分典藏对于寺院的藏经楼，一部分供养或密藏在特殊的地方，如石龛、石窟等处。二者虽都是寺院藏书，但是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敦煌藏经洞的经书，最早可到西晋十六国时代，时间跨度很大，而且，这些经书没有系统，构不成一部完整大藏经的经目。这样的经文，通常作为供养经处理。寺院的供养经或供养法物，都要放在不易碰到的地方，这种处理方式称为“装藏”，一般是装经入佛像或佛塔，但是由于此次规模太大，于是就装进一所洞窟。但为什么要选择第十七窟呢？

莫高窟是佛教圣地，第十七窟是高僧洪生前的禅堂，又是他死后的影堂所在地，完全符合寺院供养法物的要求。这种装藏是与佛的法身舍利等同看待的。另一方面，敦煌藏经洞内经藏的包裹方式，以及堆放的层次关系，都完全符合佛教装藏或供养法物入藏的仪规。

也有人说藏经洞的宝物并非供养物，而是当时的佛教废弃物。此说以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为代表，当他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时，曾看见过当地僧人把破旧的所谓“神圣废弃物”装好，恭恭敬敬地埋藏起来。在克什米尔等地，人们也发现过装着写在桦树皮上的佛经的坛子。在藏经洞发现的佛经、文书等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碎片或残片。有些书卷似乎是被人们随意地当纸使用的，一面是原有的佛经，而另一面却是有关社会经济等事务的文书。有些纸张是草稿、手稿、练习本、杂写杂画等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的东西。

到了宋代，国内纸张的产量大增，敦煌一带的纸张不再紧缺。同时，朝廷颁赐了金银字大藏经，四川一带的刻本佛典也传到敦煌地区，使敦煌的佛经典藏大为丰富。于是敦煌人不想再继续使用以前的破旧写本，而是以新代旧。大约在曹氏第七位节度使曹宗寿时（1002～1014），敦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寺院图书清点活动。佛教不准毁灭经典，所以人们将一大批无用的残卷和各种文书与破纸，放进洪的影堂（17窟），然后砌墙封存起来，并在外面重新画上壁画。由于是一堆废弃物，自然不会有人把它们放在心上，也没有人再提起，就这样，一直封存了下来。

根据以上几种说法，藏经洞封闭时间可分为曹氏归义军前期、西夏占领敦煌以前和西夏占领敦煌之后三个阶段。由于无法找到明确的时间记载，也无法充分证明其封闭的原因，因此藏经洞之谜很有可能成为永远解不开的历史悬案。◆发现于藏经洞的“降魔成道”壁画

第二章　神秘玄妙的古迹文物

最珍贵的化石

坚硬的石层终于挖完了，下面露出了较软的土层。裴文中和工人们找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甚至还有牙齿——“北京人”的牙齿。裴文中觉得希望越来越大了。正在这个关头，北平发来了电报，要求裴文中立即停止发掘工作，返回北平。裴文中不想半途而废，“再坚持几天吧”，他对工人们说。12月2日，裴文中在开挖地方的北部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他兴奋起来，让几个工人用绳子送他下洞。在昏暗的洞里，他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亮，仔细地观察里面的东西。这里就像一个大宝藏，有很多动物骨骼化石，可是，在这些化石中很难找到类似人的骨骼，他决定先上去，再做下一步安排。工人们在洞外一下一下地拉着绳子，裴文中一边往上升一边用手电筒照着洞壁看。这时，他看见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圆圆的、黑黑的东西，他十分好奇，出洞后立即组织工人把洞口开大了一些。当他们把那个圆形的东西挖出一大半的时候，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得直直的——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展现在了他们眼前。

裴文中带着头盖骨化石标本回到北平后，考古学家们对它进行了研究，最后确认它就是“北京人”的头盖骨。消息一经传出，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国。北京人头盖骨同周口店遗址中发现的众多古人类、古动物、古文化化石一起，成为研究人类进化史的重要资料，是世界遗产中的无价之宝。离奇“失踪”936年，裴文中和同事们在周口店又发现了三个成年“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经过比较研究，考古学家对“北京人”的模样有1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生活在距今70万年～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平均脑容量1088毫升，头骨厚度在10毫米左右。由此推算，成年男性“北京人”的身高为156厘米，女性为150厘米。他们是最早使用火的人类，他们还懂得加工石器，捕猎大型动物。不过他们的寿命都很短，多数活不过14岁……

考古学家们迎来了对周口店猿人发掘和研究的黄金时期，可是一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开设的私人医院，而且美国是中立国，所以日军占领北平之后，裴文中、胡承志等研究人员把化石转移到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里继续研究。可是到了1941年，日美关系紧张，日军开始对美国驻在北平的一些机构实施占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面临被日军劫掠的危险。

有人提出把头盖骨运到重庆，有人提出在北平就地掩埋，大家都觉得只要战争不结束，“北京人”头盖骨就不会安全。于是，有人提出了第三种方案：运往美国。在国民政府的协调下，美国方面同意接收这批珍贵的化石，并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派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将其运往美国保存。“北京人”头盖骨被研究人员精心包裹，遮上了神秘的面容。可是，从那天起，再没有一个中国人看到过它们，它们奇迹般地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1941年12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押运着27个行李箱，从北京搭乘火车抵达秦皇岛美军兵营，准备第二天乘“哈德逊总统”号轮船回国。这次行动十分保密，因为弗利知道，他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在这27个行李箱里，有两箱装着中国的国宝——“北京人”化石。他在兵营里彻夜未眠，盼望第二天能顺利上船。但是第二天，没有船到的消息，却传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噩耗。随后，秦皇岛的日军向美军兵营发动进攻，并且很快就占领了这里。弗利成为战俘，被押送到天津。虽然几天后，弗利收到了从秦皇岛兵营送来的行李箱，但他查看后却大吃一惊：“北京人”头盖骨不见了。难道是日本人乘乱把它们给夺走了？几件奇怪的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大肆掠夺资源和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本土。人们怀疑“北京人”化石就是第此时被日军抢走的。

1942年10月2日，一艘日军“里斯本丸”号运输船在途经中国浙江省舟山市附近的海域时遇难。多年以后，一名曾经在这艘船遇难时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说：“在这艘船上装载着大批黄金和文物，‘北京人’化石很可能也在船上。”近年来，舟山市有意打捞“里斯本丸”号，谜案会在此解开吗？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一艘名为“阿波丸”号的日本远洋油轮在行至福建省牛山岛以东的海域时被美军潜艇击沉。船上除了装载着从东南亚返回日本的日本军官和要员外，据说还有很多资源和文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把美方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在“阿波丸”号上这条线索作为礼物送给中国。1977年，中国对沉船“阿波丸”号进行了一次打捞，由于打捞不彻底，没有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却发现了几千吨锡锭和大量北方的宝物。

这条找寻“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漫漫旅程还在继续，它牵动着考古学界，也牵动着所有华夏子孙的心。人们焦急地等待着它们的归来。◆“北京人”第一头盖骨发现处在中国境内的人类遗址中，材料最丰富也最系统的是北京人遗址，它位于北京市西南郊周口店的龙骨山，距今70万年～20万年。

一部悬疑五百年的天书

贵州省关岭县，因境内的关索岭得名。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古时属于“鬼方”、“夜郎”，其地势险峻，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康熙帝称其为“滇黔锁钥”，并题匾挂在古驿道的御书楼上。关岭县7千米之外，就是有亚洲第一大瀑布之称的黄果树瀑布。这里人杰地灵，充满奇特的神话韵味。清代田雯在《黔书·关索岭》中记载，红崖所在的“关索岭”是乌蒙山的支脉，关索的得名据说来源于关羽之子关兴。蜀汉立国后，诸葛亮南征蛮夷，七擒孟获，作为大将的关兴，被这里的百姓赞为“关帅”，“帅”与“率”是通假字，后来又误把“率”写成了“索”。红崖山又称晒甲山，相传当年蜀军与孟获交战，曾败退到红崖山。士兵们卸下铠甲在山坡上晾晒，晒甲山由此得名。后来，山里的彝人常能听见山洞里有铜鼓之声，看见崖上有红光如火，于是大家就每年都到这里拜祭。传说固然是传说，然而这里的古驿道上，至今仍有诸如孔明塘、关索洞、马创井、孟获屯这些与蜀汉南征故事有关的地名。

14世纪之前，很少有关于“红崖天书”的文字记载。到了明代，一位名叫邵元善的诗人四处游玩，途经这里时发现了“红崖天书”。他被“天书”深深地震撼了，感慨之余写了一首《红崖诗》。诗中写道：“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至此，“天书”才为世人所知。解读天书这首作于1546年的《红崖诗》中，诗人形象地描绘了红崖天书的各种神秘符号，并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将天书与蜀汉时期在诸葛亮南征的传说结合起来，描绘了诸葛亮在崖壁之上教南人图谱、歃血为盟的故事。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几百年后的清朝。田雯的《黔书·碑》写于清朝初年，书里说“黔永宁有诸葛公碑”，指的就是“红崖天书”。清道光年间，关岭进士杨茂材写了一首《红崖诸葛碑》诗：“晒甲晴霞共石壁，上有凤鸾飘泊迹，州忱淋漓血凝碧。梯云耕拭重摩挲，骇疑篆隶惊蚪蝌，风雨不衰神灵呵。”因此，人们都以为这红崖天书就是诸葛碑。

然而，到了清朝咸丰年间，考据之风盛行，对古迹文物的考订已从简单地从史料书文中取证向实物考古的方面发展，使得人们对红崖天书的破译也结合了实践的精神。于是，便有郑宣辉、庄病况和张焕文等人开始对“诸葛碑”的说法提出质疑。郑宣辉在《红崖碑》中写道：“谁人岩畔写真形，篆留书成勒鼎铭。疑说武侯宣秘籍，应教钝汉傲图经。”他在诗中流露出对“诸葛碑”说法的否定，重新对天书的起源时间发起探讨。学者邹汉勋认为红崖天书“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石”，他首次把天书里的符号含义解释为：殷高宗攻克鬼方之后，东还经卤，此地郡长归顺，殷高宗又分兵两路，东进义播，南去自由。还有人认为红崖天书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把黑水引入三危（地名）归南海之后留下的纪功碑文，名曰“三危禹碑”。清代庄善则认为天书形成的时期，应该属于《山海经》中提到的上古赤水古国。◆享有“中华第一瀑”盛誉的黄果树瀑布◆这些赭红色的神秘符号，非雕非凿，历经数百年风雨剥蚀，却依然色泽如新。

从天书发现的年代来看，最早是在明朝嘉靖年间。而在此之前，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有的学者从文字角度对符号进行分析后，得出几个字来：“允”、“丙戌年”。当这几个字与明代的历史联系起来的时候，立刻会浮现出一个谜一样的故事：1402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他的孙子、21岁的朱允炆继位，史称建文帝。可是，这引起了他的叔叔——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的不满。不久，朱棣带兵攻打南京，四年之后，攻下南京。建文帝则在宫中的大火中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一年是1406年，农历丙戌年。建文帝的下落一直是个谜，有人根据天书上的片段痕迹，猜测他也许来到了贵州。更有人根据这段故事，破译出“天书”的内容是建文帝所颁的一道“伐燕诏檄”。文中列出燕王朱棣篡位的罪状，号召天下臣民拯救社稷，讨伐燕王。由于当时锦衣卫在全国范围内搜寻废帝，所以作者不得不用巧妙隐晦的“天书”形式发布檄文。

正当大多数学者还在中原汉字文化的范围里考据的时候，清代学者赵之谦提出了天书符号是“苗民古书”的说法。他认为，关岭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苗民”就是千百年来居住在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任可澄发挥了“苗民古书”的观点，认为“兹地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即今彝族）居地，或竟出至于此族”，即“天书”并非汉族文字。

有一位彝文学者，提出了红崖天书是“原始彝文”的说法。他根据对天书的“翻译”，讲了一个故事：陋、侯两个部落出兵攻打古糯（即贵阳），士兵多得像密密麻麻的松林，勇猛善战，掳获了很多妇女和羊群。后来，他们又联合德余部落攻打南边的濮人，占领了濮人的城池。从那以后，住在各地的彝人和汉人，互相尊重，共同生活。这个故事充满原始蛮荒气息，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部落之间战争频繁，不过获胜的部族却能够与周围的居民们和平共处。◆黄果树瀑布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位于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自治县境内，除了黄果树瀑布，享有“千古之谜”之称的红崖碑也极为著名。

也有研究彝族的学者认为，当地的彝族，自古以来就有奉鬼祭神的习俗，天书可能是彝族巫师涂写的除鬼避邪的咒语，以祈福消灾。巫师把古老的彝文进行变形，为其增添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和神秘气息，以达到对信奉者的威慑作用。有些人把天书与彝族流传下来的巫师“符咒古书”相对照，发现两者之间竟然有微妙的相似之处。

无论是“诸葛碑”、“三危禹碑”、“苗民古书”还是“伐燕诏檄”，这些观点都证明了红崖天书的人文价值，即把天书的内容描绘成一段史迹或传说。随着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一部分人完全摒弃了天书属于文字的猜测，开始把视线转向大自然，转向地理勘探领域。这部分学者认为红崖天书并非人力所为，而是大自然的杰作。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符号，是岩石中的朱砂、水银之类的矿物质历经岁月沧桑所显示出的自然花纹。所以，这个奇观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可称为古迹，却不可称为书迹。所以对它的法定称谓应该叫“红崖古迹”。

红崖天书到底藏了什么天机，让众多学者花费几百年的时间对它百思不解？也许在这些假设中就有一个是历史的真相，也许天书压根儿就是“好事者”的杰作，也许直到有一天天书被大自然永远地抹平，人们也不会从中找到什么秘密。索性，就静静地端详它，感受它带给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把自己的解读讲给别人听吧。

上古遗存天下奇迹

如果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同时派生出很多谜团，但人们却连一个谜团都没有得出让自己满意的结论，那么“悬棺”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也许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想过出这样一道难题来考后人，但他们确实将太多的谜留给了我们。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有一种古老而神奇的墓葬形式，就是在悬崖上凿孔，然后钉上木桩，把棺木悬放在上面；或者是把棺在木的一端置于崖穴中，另一端架在钉在绝壁上的木桩上，人在崖下就可看见棺木。棺因何而悬棺葬在中国的川、黔、滇、湘、桂、粤、浙、赣、闽、皖等省都有发现，不过主要存在于福建武夷山地区和四川与云南交界悬的珙县、兴文、筠连、镇雄等地区。各地发现的悬棺，年代各不相同。福建武夷山地区的悬棺多系整木挖制的船形棺，属春秋、战国时期。四川珙县、兴文一带的悬棺多系整木挖制的长方形棺，其上为人字坡盖，属元、明时期。由于建造这一工程极为艰险，所以人们推测这种葬式主要在古代贵族中盛行。那么，这种神秘的丧葬形式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四川珙县人悬棺高悬在绝壁上的棺木，多年来一直吸引着考古工作者不断探究的目光。

生活在福建的畲族人，有一个关于悬棺葬由来的传说。上古时，畲族的始祖盘瓠王与高辛帝的三公主成亲，生下三男一女。后来，他们全家迁居凤凰山生活。因盘瓠王是星宿降世，生不落地，死不落土，所以他去世后儿孙们就用车轮和绳索把棺木置于凤凰山悬崖峭壁的岩洞中。这种葬法被他的后代沿袭了下来，形成了古代畲族人的悬棺葬习俗。畲族的“畲”字，古时写成“”，讲述的就是盘瓠王去世后，人们用车轮把他的棺木悬挂在峭壁岩洞中安葬的故事。这个传说道出了当地古人使用悬棺作为葬式的由来，然而南方广大地区所共有的悬棺葬不会都是源于这个原因。那么悬棺葬产生的真实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有人认为悬棺葬并不是为了“死不落地”，而是落土葬习俗的自然发展。它与新石器时代的土葬墓有密切关系。悬棺岩洞墓的出现，实质上是把深入地下的洞室及其棺木抬升到高山岩洞上的一种变化形式。

有人想到原始人的生活以穴居为主，认为悬棺葬与穴居有关，因此推测当时人们的心理，即祖先既然住在岩洞里，死后就当葬回原处。

还有人认为古代越人与濮人大多生活在高山僻壤中，把高山险峰、崇山峻岭视为生活的居所，或因其难以接近、难以了解而产生神秘感，进而把它们作为灵魂的居所或通天之路，所以，人死后如果把灵柩放在高山峻岭的崖穴之间，可以使亡魂接近或更易于登上神仙天国。

悬棺葬遗存分布在临江面水的悬崖绝壁上，而葬具形式则以船形棺和整木挖凿的独木舟式棺为主，这就与悬棺葬的民族“水行山处”的生活特点相吻合。所以有人认为，悬棺葬习俗是从鬼魂崇拜的原始宗教中发展起来的祖先崇拜观念的反映。这些习于水上生活并以善于造船和用船著称的民族相信，祖先死后，灵魂虽然离开了身体，但并没有离开生前生活的环境，他们会继续与自己的家人和后代在一起，并保佑整个族群繁荣兴旺。所以船形棺或独木舟式悬棺的主要含意在于满足祖先在幽冥中的生活需要，而且为了尽量避免人兽或其他因素对尸骸的伤害，就把棺木高置于陡崖绝壁，这样才能使祖先的灵魂得到永久的安息，后人也会得到其在冥冥之中的赐福和保佑。

人们对悬棺墓葬的产生进行了许多推测，然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悬棺是怎样被安放在悬崖峭壁之上的呢？悬棺怎样悬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南朝人顾野王，而他的解释又是充满神话色彩的。他把武夷山中搁置悬棺的崖洞称为“地仙之宅”，最意思是神仙的安息之处。神仙有腾云驾雾的本领，悬空置棺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后人对此说很难理解：神仙既然是长生不死的，他们怎么会像凡人一样死去？当然，如果换个角度思考就只能是，当顾野王看见这些悬棺的时候，赞叹不已，认为悬棺靠常人的力量是难以凌空悬挂在悬崖上的，除非有神仙前来相助。

到了唐代，有一位叫张的人在《朝野佥载》中记载了古人在临江的悬崖峭壁上开凿石穴安葬死者的情形。他们使用的办法是从山顶上放绳索把棺木吊下来。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曾使用这种方法，用辘轳自山顶上放下钢绳，从武夷山白岩洞取下一具完整的悬棺。但是，今人所实践的吊绳索取棺木的办法，并不能回答古人在置放悬棺的过程中的所有细节问题，比如人们怎样在崖壁上凿孔？怎样打入木桩搁置棺木？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棺木钩拉到预定的位置上？实践证明，就算使用今天的技术，完成这项工程的难度之大都是难以想象的，何况3000年前的古人，怎么可能拥有足以吊起数百公斤重量的钢绳呢？

1989年，上海同济大学及江西等地的专家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美国学者合作，采用绞车、滑轮等机械装置，在江西贵溪仙岩把一具重约150公斤的棺材仿制品吊进了一个离上清河水面约20多米的悬崖洞中。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两千多年前古人吊装悬棺正是用了绞车和滑轮等工具。但是有人反对说，这种实验脱离了距今千百年的社会历史背景，因为对古人采用绞车、滑轮等工具的猜测是缺乏有力证据的。

清代的许瓒曾在《东还纪程》中记载，湖南常德沅江流域有一个“倒水岩”，高大的石头立在水中，石壁上凿有10个洞穴，其中有一个洞穴里面藏有5具棺椁，相传是“沉香棺”。如果这些棺椁真的是用沉香木制作的话，它们的质量一定比一般木棺重。这样重的棺椁，又是怎样被抬升进壁穴里去的呢？许瓒曾便向当地人请教，当地人给他讲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当年，人们趁沅江涨水之时，由“健鬼引而上”，也就是说，利用水位抬高，以船载棺而将之运进预先看好的天然洞穴或人工凿成的崖洞里，等水位降低后，便有了石壁悬棺下临绝壑的奇特景观。如果此说属实，就说明还存在一种与从山顶上吊下棺木正好相反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还没有被现代学者实地尝试过，但有人从研究地貌变化的角度说明它是有可能的。

悬棺葬遗存，多处于临水的山崖上，时间最久远的，距今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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