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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荣贵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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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试读：

解读编

三是强烈的批判精神。该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学术批判精神。在学风颇为浮躁的今天，学界缺少的和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像该书的第五章，作者力陈“核心期刊”滋生的七大负面效应，条条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也令人深思。再如书中对“核心期刊”负面效应成因的揭示，作者实事求是，不遮不掩，掷地有声；对期刊政府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作者也是有一说一，进言献策，并不走“中庸路线”。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学术良知和学术勇气的。我知道，作者高校毕业后即从事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至今已有15年的光景，我想正是由于这种学术经历和学术磨炼才铸就了他的学术使命感、责任感和学术忧患意识。读他的文章以及在与他的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这对一个年轻学者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四是抽丝剥茧的思维方式。“核心期刊”问题很复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涉及学界、刊界，甚至地方政界管理部门和高校主管部门的许多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混沌之物”，怎样才能理得清、辨得明、说得透？作者的思维方式可说是一种循序渐进、抽丝剥茧、刨根究底式的。如该书对“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剖析，先从内因谈起，继而分析更为复杂的外因，在综合考察内外成因之后，揭示出问题的症结。这里不妨引用书中的一段文字：“在‘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生成的问题上，非常明显地透视出这样一条哲学原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长期以来，科研评价体制的不健全，导致科研评价‘历史地’选择了‘核心期刊’。‘核心期刊’被赋予了科研评价功能之后，其负面效应便沿着三个方向迅速滋生、泛滥。其一，直接导致科研评价的异化，加剧了科学研究浮躁之风的形成，也使学术腐败进一步恶化。其二，迅速转化为‘核心期刊’遴选的巨大推动力，直接导致‘核心期刊’遴选的节节升温，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混乱，甚至还干预了国家某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三，进一步导致期刊价值取向的偏离，严重干扰正常的出版秩序，对学术期刊的发展极为不利。由此可见，‘核心期刊’被粗暴用于科研评价，是‘核心期刊’负面效应滋生、蔓延的症结所在。”这种思维方式，可说是作者拥有的一把锋利的“解剖刀”，书中对许多复杂问题的剖析切中肯綮、一针见血，常令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疑窦尽释的快慰。

五是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就拿作者资料收集和处理的情况来说吧。如果从1934年算起，国际上“核心期刊”的研究已有70多年的历史。国内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核心期刊”的相关研究，迄今也有30多年了，研究资料数以千计，且驳杂纷呈。据作者统计，仅国内的相关资料就逾2000件，这些资料，作者几乎网罗殆尽，从书末所列“参考文献”看，书中直接引述的中外文资料就达近400种。对这些资料，作者都做了认真的研读和分析，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这里只举一例，便可知其大概。国内学界对“核心期刊”理论中最为原始的经典定律（也就是国人常说的“布拉德福定律”）一直多有引述，但亲眼见过定律原文并细加考订者，凤毛麟角。国人的相关引用多为相互转述，人云亦云，谁都没有怀疑过这种表述有无问题。但作者没有迷信这一点，多方寻找布氏1934年发表在Engineering杂志上的原文“Sources of Information Specific Subject”，终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的相关引述存在着严重缺陷。事实上，并不如人们常常引用的那样“都可以划分出”核心区和相继各区，而只是“有可能划分出”核心区和相继各区。可以引为佐证的是，国内外“核心期刊”的遴选实践也证明了并不是所有学科（或专题）的论文在期刊上的分布都存在着“核心区”，更不是一切期刊都能够划分为“核心”与“非核心”的。恰如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言，对于传播媒介来说，“既没有核心，也没有边缘”。期刊与期刊之间的关系如同这一块马赛克与那一块马赛克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共同砌成一面墙，就是马赛克式的墙；它们共同铺成一条路，就是马赛克式的路。对治学而言，资料的收集是否全面、考订是否周详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学者治学的严谨程度。这本书正是由于作者充分占有了这些资料，才使得全书有了批评的力度和深度。

六是充满活力的论述语言。书中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说是精彩纷呈，并不为过。读者只要看一看每章的提要文字，相信就会有与我同样的感觉。比如，在该书的第7章，作者写道：“‘核心期刊’的概念及相关理论传入我国之后，就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磁场，吸引了一大批学者的参与，也吸引了众多的部门为之‘奔走呼号’，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计量。‘核心期刊’研究也似乎成了一个怪圈和陷阱，一旦陷入则难以自拔，且越陷越深，纠缠于计量方法是否准确。但从实际效用来看，‘核心期刊’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功能，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却不断被泛化、异化，负面效应滋生、蔓延，是典型的‘得不偿失’和明显的‘弊大于利’，严重异化的‘核心期刊’现象必将走向终结！”如此充满活力的语言，书中俯拾即是，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并不像一般学术书的语言那样，四平八稳，少有生气。事实上，时下盛行的“核心期刊”制，确已成为一种“荒谬”之举，成为“寻租”、“谋私”、腐败学术、腐败职称的“罂粟”，未成熟的青果中含有的汁液，正慢性毒化着我们的期刊理念，也妨碍着科学的期刊理论的建立。

我为荣贵同志这部著作的问世感到由衷的高兴。建设科学的期刊理论，道路还长，难度也大，但该书已走出了第一步。我想，在“核心期刊”这一事关重大、事关长远的问题上，这本书无论是对学术界、期刊界，还是对图书情报机构、科研管理部门，抑或职称评聘部门，乃至高等教育部门都会起到积极的纠偏作用。荣贵同志年富力强，知识面宽，有很好的科研能力，又善于捕捉重大选题，希望他在今后的治编、治学道路上走得更好。

是为序。王振铎2005年11月30日于开封解读编

第1章 国外“核心期刊”的理论源流

近年来，“核心期刊”越出了初期揭示文献的期刊分布特征、优化期刊馆藏的疆界，已普遍成为津贴评定、职称评审、论文评奖、期刊评价、学位申请的一项硬性指标，有时甚至是惟一尺度。在这种情况下，“核心期刊”每每与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核心期刊”使用价值的这种裂变与分化，滋生出诸多负面效应，对学术界、期刊界、教育界的危害，有目共睹，不容置疑。

那么，“核心期刊”概念的真切要义是什么？这一“舶来品”在我国“登陆”后沿着什么样的轨迹发展？“核心期刊”是怎样遴选出来的？“核心期刊”的遴选是否等同于期刊的质量评价？“核心期刊”是不是就意味着刊载论文的高质量？“核心期刊”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负面效应，并波及整个学术界？其症结何在？又该如何消除……如此等等，均需作深入的探讨。这对人们正确认识和合理使用“核心期刊”，消除其负面影响，净化学术空气，改变“重量不重质，重刊不重文”的科研评价机制，甚至对打击学术腐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里，有必要先对国外“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做些梳理。

一、布拉德福（S.C.Bradford）和文献离散定律

表1、表2中，A栏表示“期刊数”，B栏表示“文献数”。如表1中第1行A栏、B栏表示，在调查期的4年内，有1种期刊载有93篇“应用地球物理学”主题文献。C栏为“期刊累积数”，如表1中第10行“13”，表示在调查期内，刊载16篇以上（含16篇）“应用地球物理学”主题文献的期刊数共有13种。D栏为“文献累积数”，如表1中第10行“493”，表示载有16篇以上（含16篇）“应用地球物理学”主题文献的期刊，在调查期内，刊载该主题文献的总数为“493”。具体算法是，第10行A栏数字乘以B栏数字后，再加上上一行的“文献累积数”429。E栏表示“C栏期刊累积数的常用对数”，如第10行“1.114”，即为C栏“13”的常用对数，log13=1.114。

需要指出的是，布拉德福的这一列表设计得甚为巧妙，B栏“期刊数”降序排列，C栏、D栏、E栏均为升序排列，此表有利于深入分析期刊与文献之间的数量关系，这也是国内外学者半个世纪以来因袭此表做法的原因所在。

布拉德福对上述列表进行了深入分析，他首先将涉及“应用地球物理学”、“润滑”这两种主题的期刊分别划分为3个区，具体做法是，平均每年刊载相关主题文献在4篇以上（不包括4篇）的期刊为1个区（a区）；平均每年刊载相关主题文献在1～4篇（不包括1篇；包括4篇）之间的为1个区（b区）；每年刊载相关主题文献小于、等于1篇的为1个区（c区）。由此得出下列对应数据：

就“应用地球物理学”而言：（统计时限为4年）

a区：期刊数是9种，对应的文献数为429篇；

b区：期刊数是59种（68-9=59），对应的文献数为499篇（928-429=499）；

c区：期刊数是258种（326-68=258），对应的文献数为404篇（1332-928=404）。

就“润滑”专题而言：（假定统计时限为两年）

a区：期刊数是8种，对应的文献数为110篇；

b区：期刊数是29种（37-8=29），对应的文献数为133篇（243-110=133）；

c区：期刊数是127种（164-37=127），对应的文献数为152篇（395-243=15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a、b、c三个区“文献数”大致相等，“期刊数”却甚为悬殊。b区大体是a区的5倍，c区也大致是b区的5倍，这种数量上的对应关系如下：2

9∶59∶258≈1∶5∶52

8∶29∶127≈1∶5∶5

这样，布拉德福就得出了下列结论：“如果把科技期刊按登载某一领域论文的多少依次排列，这些期刊就可能被分成对该领域论文有显著贡献的核心区，以及与该区论文数量相等的几个区。此时，核心2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数量成1：n：n……的关系。”（n为常数，约等于5）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具有“经典意义”的布拉德福定律（Bradford's Law of Scattering）。布氏定律也由此成为遴选“核心期刊”最为原始的理论基础。

布氏还以“期刊累积数的常用对数”为横坐标，以“文献累积数”为纵坐标，绘制出曲线图（见图1）。布氏根据曲线还进行了数学推导，从而得到了布拉德福定律的图形表达法（见图2）。现兹引如下，不作细析。图1 论文的期刊分布曲线（A：应用地球物理学；B：润滑）横坐标：期刊累积数的常用对数；纵坐标：论文累积数资料来源：S.C.Bradford，“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Subjects”.Engineering.Jan.，26，1934：86.图2 布拉德福定律的图形表示资料来源：S.C.Bradford，“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Subjects”.Engineering.Jan.，26，1934：86.

1934年，布拉德福将上述研究成果以《关于特定主题的文献源》（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Subjects）为题，发表在该年1月26日的《工程》（Engineering）杂志上，以期引起广大科学工作者的注意。但事与愿违，这一定律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直至1948年，也就是布拉德福去世的这一年，他的专著《文献工作》（Documentation）出版。这篇著名的论文被略作修改，定名为“文献的紊乱”（Documentary Chaos），收作该书的第四章。这才引起图书情报界的广泛关注。布拉德福的同胞、英国著名的文献学家维克利（B.C.Vickery）率先撰文，高度评价布拉德福的研究成果，并首次将这种专题文献的期刊分布特征，界定为“布拉德福离散分布”，将这种文献的期刊分布规律称之为“布拉德福分散定律”（Bradford's Law of Scattering）。他还对布拉德福的相关理论作了补充和修正。此后，各国的图书情报学者对这一定律的讨论此起彼伏、经久不衰，人们在充分肯定布拉德福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同时，也对布氏定律中存在的一些明显的问题，诸如核心区曲线的上翘（通常称作“Eto上翘”）、游离区曲线的下垂（通常称“Groos drop”）等，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发展和完善。这些研究，直接推动着1948年以后文献计量学的发展。也正是这种旷日持久的讨论，才奠定了布拉德福在文献计量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布拉德福定律也由此成为“文献计量学史上最负盛名”的经典定律。

二、加菲尔德（E.Garfield）和他的引文分析理论体系

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美国著名文献学家，国际著名情报机构——美国科学情报所（Institute for Science Information，简称ISI）的创始人，科学文献计量学的开山鼻祖。二十世纪中期创立了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引文索引系统和引文分析理论体系。1962年加菲尔德在其创办的美国科学情报所的共同努力下，正式出版《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这是科学文献计量学（Scientometries）宣告成立的标志性成果。1971年，加菲尔德对“SCI”1969年第4季度收录的2200种期刊上的“参考文献”进行统计，结果发现：24%的参考文献来自25种期刊，50%的参考文献来自152种期刊，75%的参考文献来自767种期刊，85%的参考文献来自2000种期刊（见图3）；被SCI收录的500种来源期刊的文献量占到了2200种来源期刊文献总量的70%（见图4）；250种来源期刊提供了50%的参考文献（见图5）。由此可以看出，被引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同样具有布拉德福所揭示的聚散特征，“核心期刊”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也可以说，布拉德福定律不仅适用于文献的期刊分布情况，而且也适用于引文在期刊上的分布情况。这是加菲尔德对布氏定律的重大突破和发展，由此奠定了加菲尔德在科学文献计量学上的突出地位。加菲尔德将被引文献来源较为集中的152种期刊定名为“核心期刊”，从而开“核心期刊”遴选之先河。图3 被引期刊的引文分布曲线表明：占少数的152种核心期刊其引文数大约占所有引文数的一半，而2000种左右的期刊才提供了所有引文数的84%。图中横坐标为：被引期刊数（种）；纵坐标为：累积引文数（%）资料来源：Eugene Garfield，“Citation Analysis as A Tool in Journal Evaluation——journals can be ranked by frequency and impact of citations for science policy studies”.Science，1972，178（11）：475.图4 1960年被SCI收录的2200种期刊的文献分布状况曲线表明：少数的核心期刊（Cores of journals）集聚了多数的期刊文献。图中横坐标为：1969年SCI收录的来源期刊数（种）；纵坐标为：累积期刊文献数（%）资料来源：Eugene Garfield，“Citation Analysis as A Tool in Journal Evaluation——journals can be ranked by frequency and impact of citations for science policy studies”.Science，1972，178（11）：475.图5 1969年被SCI收录的来源期刊参考文献的分布状况曲线表明：少于300种的来源期刊提供了所有参考文献的一半。图中横坐标为：1969年被SCI收录的来源期刊数（种）；纵坐标为：来源期刊的累积参考文献数（%）资料来源：Eugene Garfield，“Citation Analysis as A Tool in Journal Evaluation——journals can be ranked by frequency and impact of citations for science policy studies”.Science，1972，178（11）：476.

后来加菲尔德又证明，布拉德福定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文献和引文的分布情况，还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1973年加菲尔德又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1978年出版《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从而较为完备地建立了他的引文索引系统和引文分析理论体系。

上述三种索引SCI、SSCI、A＆HCI，尤其是SCI，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权威文献索引工具，加菲尔德所开创的引文分析方法，也已成为国际通行的科技论文、科技期刊计量评价的最为重要的方法。纵观加菲尔德开创的引文分析理论体系，对于期刊的定量评价主要有三项引文指标，那就是“期刊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当年被引指数”。

期刊被引频次（Citation Frequency of Journal），是指一定时期内，某种期刊上的文章被引用的绝对次数，也就是被引用的总次数。这是一个基础性指标，可以显示某一时段某一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加菲尔德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被引用的情况分析，发现大量的被引用的文献出自少数期刊，而少数的被引文献则分散在大量的期刊上，这个“大量的被引用的文献”的数量约为75%。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简称IF），又称“影响系数”、“效果系数”，日本则称之为“知名度”。该指标是指某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次数与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总篇数之比。用公式表示即为：IF=（n+n）/（N+N）。其中：n代表上年k-1k-2k-1k-2k-1文献的被引次数，n代表前年文献的被引次数；N代表上年该刊的k-2k-1载文总数，N代表该刊前年的载文总数。如Science杂志1995年发k-2表的论文数为1037篇，1994年发表的论文数为1054篇；1995年该刊发表的论文在1996年被引用的次数为24189次，1994年该刊发表的论文数在1996年被引用的次数为25170次，那么，1996年Science的影响因子（IF）=（24189+25170）/（1037+1054）=23.605（次/篇）。采用影响因子指标，主要是为了消弭载文量较大的期刊在只计算期刊被引频次时的不公正。这一思想的理论前提是美国著名学者普赖斯（D.Price）的“研究峰值”（Research front）理论。普赖斯认为，文章发表后两年内被引用的次数最多，然后逐渐减少，进入半衰期、老化期。“影响因子”指标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提出的，它能够有效地评价期刊的整体学术影响力和文献被利用的程度，因而逐步成为国际通行的一种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指标。

当年被引指数（Immediacy Index，简称II），又称“反应速度”、“即时指标”、“立即索引”。在某一年的统计数据中，某刊当年发表的论文被当年“来源期刊”引用的次数与该刊当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用公式表示即为：II=n/N，其中n表示某刊当年发表的文章被kkk当年来源期刊引用的次数，N表示当年的该刊载文总数。如Sciencek杂志1996年发表的论文数为1095篇，1996年发表的论文在1996年被来源期刊引用的次数为5297次，那么，该刊1996年的当年被引指数（II）=5297/1095=4.837（次/篇）。“当年被引指数”用以测度期刊出版后学界的反映速度，反映刊物是否处于学术前沿，能否为读者及时关注，是否具有学术冲击力。期刊的出版周期、发行量以及论文内容的先进程度等都会影响期刊的当年被引指数，出版周期越短、发行量越大、论文尖端化程度越高的期刊，当年被引指数的值就可能越大。

三、普赖斯（D.Price）的文献增长规律与文献老化指数

普赖斯（Derek de Solla.Price），1922年生于伦敦，犹太后裔，物理学博士，美国科学家和情报学家。尽管普赖斯在天钟、风塔等物理学领域素有研究，但奠定他在科学史上地位的是在文献计量学领域中取得的杰出成就。概括起来讲，他在文献计量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发现科学文献的指数增长规律

1949年，普赖斯在研究新加坡拉费尔斯学院收藏的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哲学汇刊》时，敏感地发现“一叠叠的《哲学汇刊》靠墙竟堆成了一条完美的指数曲线”。继而，他对这种世界上创办最早、保存完备的学术期刊进行了统计。他惊喜地发现，在过去的200多年间，科学期刊、科学文献的数量几乎是每50年增长10倍。为了验证他的这一初步结论，普赖斯还对文摘性杂志上的文献进行了统计，结果同样表明，文摘性杂志上的文献也是严格地按照50年增长10倍的规律增长的。因而，他坚信：“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任何正常的、日益增长的科学领域内的文献是按指数增加的。”1959年起，普赖斯开始主持科学指数增长规律的系列讲座。1961年普赖斯正式出版《巴比伦以来的科学》（Science Since Babylon）。他在该书中完整地阐发了科学杂志以及科学杂志所刊文献呈指数增长的规律。他满怀信心地写道：“如果依据《世界学术期刊目录》提供的数据，我们已经向值得纪念的10万学术杂志的里程碑迈进。”他以年代为横坐标，以科学文献量为纵坐标，绘制出文献指数增长曲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赖斯曲线”。普赖斯还用函数形式描述了科学发展的“指数bt增长律”，即：F（t）=ae。其中F（t）表示科学的增长指标（科学文献量）；a表示环境条件常数，即为统计的初始时刻（t=0）的文献量；b表示时代常数；t表示年份。1963年，普赖斯出版了他的另一本学术名著《小科学大科学》（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在这本书中，普赖斯对文献指数增长规律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也许科学研究就是具有承传性，任何一个伟大的发现都不是孤立出现的。早在普赖斯提出文献指数增长规律之前150年（即1798年），英国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就提出了人口自然增长的模型，其数学表达rt式为：N（t）=Ne。我们无需深入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模型的0数理内涵，仅从这一数学表达式的外形，就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在普赖斯发现科技期刊、科技文献的指数增长规律之前的100年，恩格斯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科学是按累积式规律增长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和人口的增长速度一样；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数量成正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正成比例。”当然，这一论断还带有感性认识的成分。普赖斯第一次用科学计量的方法印证了这一论断，并且给出了相对完善的数学表达形式，其在科学计量学史、文献计量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容抹杀的，且影响极为深远。后来普赖斯还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文献的增长并不是无极限地按指数规律增长，在文献增长达到一定极限时，文献便会达到饱和状态，科学文献的增长即由指数增长转为线形增长。前苏联科学家弗拉杜茨和纳米莫夫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用“逻辑斯蒂曲线”（Logistic curve）来修正和重新描述文献的增长过程。（二）提出衡量科学文献老化程度的计量指标：“普赖斯指数”

科学文献无论是按指数增长，还是先按指数增长再按线形增长，这些均是指文献绝对数量的增长，也就是指文献累积数量的增长。与生命体一样，文献在绝对数量增长的同时，原有文献也有一个逐步老化的过程，这并非指文献物质形态的消亡，而是指文献利用价值的减退。当然，对文献老化的确切含义，学界理解不一，通常就是指文献内容的过时和文献利用价值的衰退。“文献老化”（Obsolescence）这一概念，最早由高斯纳尔（Cosnell）于1943年提出。1958年英国学者J.D.贝尔纳（Bernal）率先借用化学中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Half-life）以及“引文中值年龄”这两个概念，来形象描述文献的老化过程和老化速度。1971年，普赖斯提出了衡量文献老化的量化指标：“普赖斯指数”。

所谓“普赖斯指数”，就是在某一统计期内，发表时限不超过5年的文献被引用的数量与引文总数之比。具体计算公式为：普赖斯指数（P）=近五年出版的文献被引用的数量/被引用的文献总量×i100%。一般说来，普赖斯指数的值越大，相关文献的老化速度越快，该学科发展也就越迅速。普赖斯在对《科学引文索引》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并不是所有文献的老化速度和老化程度都是相同的，普赖斯指数在22%～39%之间的为“档案性文献”，75%～80%为“有现时作用”的文献。不同学科文献的老化期来临时间也不相同。一般而言，物理学和化学文献的普赖斯指数在60%～70%之间，x射线学的和放射学的指数在55%～60%之间，社会科学文献的指数在40%～45%之间，植物学文献的指数在20%左右，语言学和历史学文献的指数则小于10%。这说明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其发展速度要比历史学、语言学快，这是符合人们的普遍认识的。需要指出的是，普赖斯本人认为“普赖斯指数”这样一个衡量文献老化程度的指标，不仅可以用来对学科发展进行评价，还可用来对期刊、科研机构、学者进行评价。

普赖斯还发现，一般科学文献在发表后的第二年，被引用的频次达到高峰（Research front）。有些价值不大或者不适合引用的文献被引用的时限小于两年，而一些学术价值较大的“档案性文献”被引用高峰期的来临则要高于两年。普赖斯的这一“研究峰值”（Research front）思想在此后的引文分析中有较为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在“核心期刊”遴选中引文数据采集的时效性上，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总之，“核心期刊”的概念，最初属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es）的范畴。上述三大理论既是文献计量学的重要原理，也是“核心期刊”遴选的理论基础。普赖斯所揭示的科学文献、科学期刊的指数增长规律，是“核心期刊”研究和遴选成为必要的现实前提。文献的迅速增长，客观上需要人们对文献的产出、收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对专题文献分布较为密集、文献质量相对较高的“核心期刊”进行遴选，需要对现有文献进行科学评估，需要为治学者提供“门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有力推进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布拉德福的文献离散定律则首先揭示出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为人们从文献数量的角度来寻求特定主题的“核心期刊”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加菲尔德所创造的引文索引系统和引文分析理论体系则又为人们从文献质量的角度遴选“核心期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量化测度指标。脱胎于布氏定律和加菲尔德分析体系的“载文量”与“被引率”，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一直是“核心期刊”遴选的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量化测度指标。尽管国外“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甚为繁复，但如果我们去粗取精、削繁就简，就可以看出上述三大理论，即“文献离散定律”、“引文分析体系”、“普赖斯指数和研究峰值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核心期刊”理论体系，影响相当深远。

第2章 国内“核心期刊”研究三十年

一、移植期（1973～1980年）

1973年，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国外书讯》创刊。该刊本着“洋为中用”和“勤俭建国”的方针，创刊之时即率先“进口”“核心期刊”的概念及相关理论。该刊1973年第9期摘译了英国的一篇题为《世界重点科技期刊》（1968年）的文章，文中援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篇报导：化学和物理类的几家主要文摘杂志社发现一条规律是：他们所摘用的论文中有75%是来自10%的期刊……这说明其余90%的期刊价值不大。因此，我们认为……确立一批核心期刊的设想不是不可思议的。

该文虽然没有对“核心期刊”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但可以看出，他们认为的“核心期刊”就是那些文摘量较大的期刊。在他们看来，这些期刊是期刊群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期刊中的“核心”。这可能是国内传播媒体首次提及“核心期刊”的开篇之作，也可看作是国内译介和研究“核心期刊”的肇端。

1973年至1980年前后，国内“核心期刊”研究以引进国外核心期刊理论和翻译国外各种科技类“核心期刊表”为主，可称之为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移植期”。这一时期，对“核心期刊”的译介较为集中分布在《国外书讯》、《情报科学》等几家杂志上，但译介较为零散，不成系统，细析可看出大体脉络。（一）译介、验证西方“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1.什么是“核心期刊”？

关于“核心期刊”的概念，在初期的译介中并不明显。上述的一篇文章，虽然提及“核心期刊”的概念，但在文题中尚未使用“核心期刊”一词，而是使用了“重点期刊”的字样。结合文中的相关叙述，“核心期刊”的含义当为“重点期刊”。《国外书讯》1973年第7期发表《环境科学研究常用期刊》一文，该文使用了“常用期刊”的概念，从文章中也可看出，“常用期刊”的含义与上述“核心期刊”的含义相似，也是指一些文摘量较大的期刊。同年，该刊第11、12期合刊发表《世界化学类核心期刊》一文，在文章题目中首次出现“核心期刊”字样，细观正文，“核心期刊”的意思仍然是文摘量最为集中的那部分“值得注意的期刊”。1975年该刊第7期发表译自美国的《医学核心期刊分析》一文。此文对“核心期刊”的理解是“最常用”的期刊。1979年《国外书讯》第1期载有《机械制造工艺学的核心期刊》一文，文章谈到苏联称“核心期刊”为“基本期刊”。由此可见，我国早期对“核心期刊”概念的理解，还是比较模糊的，大体相当于“重要期刊”、“常用期刊”、“基本期刊”、“重点期刊”等等。

1981年陈光祚先生首次对“核心期刊”的概念作了明确界定，他认为：所谓“核心期刊”，是一个相对概念。“就某一主题的研究来说，通常以该主题的论文作为期刊的中心内容，这种期刊称为‘核心期刊’”。也就是说，某个期刊如果刊发的主要论文属于某个学科或专题领域，那么这个期刊就应是这个领域的“核心期刊”。这是当时对“核心期刊”概念一种较为明确的界定，也是“核心期刊”最为原始的确切含义，对今天人们认识“核心期刊”，纠正人们对“核心期刊”的错误认识，仍然具有指导意义。1981年第6期《国外书讯》（B辑）出版，该期特设“核心期刊”、“常用期刊”两列，这才较为明确地把“核心期刊”与“常用期刊”的概念区别开来。2.为什么要遴选“核心期刊”？

译介国外“核心期刊”表，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73年前后国内经济凋敝，文化式微，图书馆经费更是拮据，在这种情况下，译介国外各科技领域核心期刊表，其意义就在于帮助图书馆了解国外科技期刊，以期国内图书馆能以“最少的经费订购最为有用的国外期刊”。1981年陈光祚先生对早期译介、遴选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意义作过精要的概括。他说：“科学地确定核心期刊的范围，对于获得高密度的情报源，对于专业图书馆建立基本藏书，对于广大科学工作者重点浏览本专业期刊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里的三个“对于”即为初期译介、遴选国外核心期刊的本意。至于遴选期刊的视角为什么首先投向国外，这不难理解。70年代国外期刊激增，资料显示，1969年世界科学期刊约6万种，1980年增至8万种。仅1979年，国内就从不同的途径引进外文期刊17000种。而这个时期，国内期刊正值中国期刊发展史上的最低谷，1966年为191种，1967年为27种，到1969年仅剩下20种，尽管1974年国内期刊的数量“反弹”到194种，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绝对数量对于一个泱泱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世界期刊数量的猛增，中国期刊的锐减，这便是国内图书情报界之所以将视角投向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原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核心期刊”在我国出现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3.“核心期刊”遴选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国内对西方“核心期刊”理论和代表人物的译介，晚于对“核心期刊”概念的引进。《情报科学》1980年第2期发表《布拉德福简介》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布拉德福的生平、业绩。同期发表王津生《浅谈布拉德福定律及其应用》一文，该文对布拉德福的文献离散定律以及在“核心期刊”测定中的具体应用，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此后不久，武汉大学陈光祚指出，布拉德福定律在测定“核心期刊”中存在着局限性，“布拉德福定律‘偏袒’大型期刊”，“对小型期刊不‘公正’”。他根据他人“将布拉德福定律和百分比分布的计算方法结合起来”的提议，具体提出了用有关论文的相对数量即载文率，来补充“核心期刊”的建议。他认为，“凡百分比在50%以上者，均作为核心期刊”。这个建议与他对“核心期刊”概念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

布氏定律和加菲尔德的引文分析理论是遴选“核心期刊”的两大基础，由这两大理论派生出来的载文量（或载文率）、引文量（或引文率）也一直是遴选核心期刊的主要指标。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在对这两大理论的引进不是盲目的照搬照抄，而是对这两大理论科学性也做了大量的验证。温斯托克（M.Weinstock）曾对引文动机（citation motivation）作过条文式的阐释，杨廷郊先生并不满足于此，他对引用和被引之间的必然联系，作了细密的学理阐发，这为人们深入认识和不断完善这一方法起到了很好的导引作用。不仅如此，他还选取了引文率较高、引文量较为稳定的《激光》、《激光与红外》、《激光与化学》三种期刊，对其1974～1981年8年间的引用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从而得出了与Martyn、Gilchrist相类似的结论，即在期刊文献引用、被引方面同样存在着聚散规律，这与加菲尔德（Garfield）的某些结论也甚为接近。4.怎样选取“核心期刊”？

杨廷郊《论核心期刊的科学选择》（上、下）是这个时期的一篇重要论文，能够反映当时国内“核心期刊”的研究水平和主要特征。该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着力推介测定“核心期刊”的引文分析方法。他还总结出遴选“核心期刊”的7种具体方法，即采样法、学科影响因数法、引用被引并用法、影响因数法、文摘摘录法、期刊的精密分类法（综合法）、载文率统计法。尤其可贵的是，该文还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引用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这又为国内“核心期刊”研究实现从“国外科技期刊”向“国内科技期刊”的视角转换奠定了基础。（二）译介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

国内“核心期刊”研究初期在“移植”相关理论的同时，大量译介国外科技领域的各种“核心期刊表”，包括“常用期刊”、“重点期刊”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外书讯》杂志1973～1980年就译介国外各种科技期刊表近20种，其中以美国、英国、日本、苏联为主。其目的就在于“洋为中用”，引导国内图书情报界了解和订购国外相关领域的重要期刊。也正是这种“拿来”，“核心期刊”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才悄然“登陆”，并逐步走上“本土化”历程的。

二、适应期（1981～1984年）

大规模地自行研制“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

这一特征发轫于《世界图书》（B辑）1981年第6期。该期为“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专辑”，公布了国外88个科技领域的“核心期刊”表，其中明确标明“核心期刊”的有79个领域，另有9个领域“或是依据似有不足之处，或是计算方法稍欠严谨”未能排出相应序号，故统一编入“常用期刊”。此次遴选，《世界图书》杂志刊有广告，也有书评，影响较大。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早期学者对“核心期刊”和“常用期刊”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还是略有不同的。这些“核心期刊”表的研制（也包括部分译介），主要方法是“文摘法”和“引文法”，亦有两法兼用，杂取他法者。所依据的资料大多来自国外，最为常见的为《最新目次》（Current Contents）、《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 Annual）等，也有少量的国内专题索引。此次大规模的遴选国外科技期刊，意义相当深远。其一，这是国内学者“自力更生”首次大规模地自行研制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改变了早期以译介为主的局面，大大增强了国内研究的“造血”功能，推动了“核心期刊”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其二，此次遴选量大面广，涉及学者众多，从而开国内遴选“核心期刊”团体精神之先河，也使“核心期刊”的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为90年代国内几次大规模的“核心期刊”遴选积累了初步经验。“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专辑”出版之后，受到图书情报界的广泛关注。《世界图书》（B辑）又于1983年集中刊发了13个专题的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这两本杂志出版后，“受到了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的欢迎”。有些“核心期刊”表因依据资料的不同，选取结果悬殊，引发了一些争鸣。为了能将研究引向深入，《世界图书》从1983年第7期起，又陆续发表了20余种国外的科技“核心期刊表”。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遴选“核心期刊”的资料来源，虽仍以国外为主，但国内资料的比重明显增加，研究方法也更为丰富、多样。

值得提及的是，1984年毕家正在《世界图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国外地学核心期刊》等三篇文章，详细介绍《现刊目次》（Current Contents）公布的加菲尔德选出的“核心期刊表”。这些“核心期刊表”，采用的均为“引文分析法”。他在《国外昆虫学核心期刊》中将加菲尔德的遴选结果与国内某学者遴选的结果进行了比照，结果发现入选期刊甚为悬殊，这倒不是因为研究方法不同，而是由于所依据的资料不同。这为人们遴选核心期刊、科学认识和合理使用“核心期刊”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在上述的几篇文章中，还出现“繁用期刊”的概念，这一概念相当于后来国内使用的“来源期刊”的概念，他们都是获得相关引用数据，进行引文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视野触及人文社科领域，也是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国外书讯》发表《国外人类学核心期刊》一文，公布了国外人类学核心期刊50种。尽管人类学兼有文理性质，但该文是美国费城科学情报所（ISI）利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选出的“核心期刊”，其遴选方法也是根据期刊的被引次数。这是国内首次介绍国外社会科学领域“核心期刊”的研究情况。也可认为，这是国内“核心期刊”研究首次触及社会科学期刊领域，拓展了国内“核心期刊”的研究视野，为此后国内进行大规模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研究，作了前期准备。

纵观我国早期的“核心期刊”研究，可以看出这样的初步轮廓，从全盘引进到国内自行研制，既大胆移植又小心求证，基本接触到了“核心期刊”研究的一些主要方面，回答了“什么是核心期刊”、“为什么要研究核心期刊”、“核心期刊遴选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怎样来遴选核心期刊”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地自行研制“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不仅填补了国内文献情报研究相关领域的某些空白，而且为进一步研究和遴选国内期刊积累了经验，为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渐长期（1985～1989年）

国内“核心期刊”的研究，经过了10年的移植、适应之后，逐渐在本土生根、发芽，1985年前后，国内“核心期刊”研究步入了生长期。

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研究的显著特征就是研究视野的大转换。研究对象由前期的国外科技期刊转向国内的科技期刊；遴选的来源资料也相应地由国外的权威资料如SCI等，逐步转向国内的一些主要的文摘刊物以及国内各专业权威期刊。“本土化”构成了这一时期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具体表现在：（一）来源资料的本土化

1985年陈凯铃较早使用国内资料来遴选港口机械类“核心期刊”。其来源资料为《水路运输文摘》、《公路水路文摘》、《工程机械文摘》、《中国工程机械文摘》、《起重运输机械文摘》。这5种刊物均为国内专业文摘刊物。同年，柳晓春选取《湖南医学院学报》作为资料来源，来遴选中文医学“核心期刊”。正如该文所说的，这种单一的资料来源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这种用国内资料遴选“核心期刊”的探索，也体现出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一种新趋向。1987年第2期《情报业务研究》发表张志明《法学核心期刊初探》一文，这是一篇较早运用国内文献来遴选国内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文章。该文选取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法律》专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新华文摘》、《法律文摘》等4种国内二次文献，遴选出国内法学专业“核心期刊”11种。1988年第6期《情报学刊》发表伍宗韶等《我国生物科学专业核心期刊试选》一文，该文同样运用了国内文献资料来遴选“核心期刊”，惜仍采用单一的来源资料。1988年靖钦恕、线家秀选取了我国出版的10种学术水平最高的期刊，以此为资料分析的来源，遴选出国内自然科学的“核心期刊”。这些来源资料均为我国自然科学各主要学科最有代表性的期刊，它们是《中国科学》A辑B辑、《科学通报》、《数学通报》、《物理通报》、《化学通报》、《植物学报》、《动物学报》、《地质学报》及《地理学报》。此后，左正洪运用人大复印资料《图书馆、情报学、资料工作》专题，遴选出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12种。董焱运用《大学图书馆通讯》、《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等测定出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37种，等等，这些均构成了核心期刊遴选来源资料的“本土化”特征。（二）遴选对象的本土化和大类化

上文提及的诸多文章，其遴选的对象均为国内科技期刊，这与早期研究明显不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国内科技期刊的遴选也呈现出由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甚至还不能称之为独立学科的相关专题，向学科大类转变的趋向。这方面，《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一文堪称代表。该文的两位作者，以手工方式辑录卡片15000多张，编制出1980～1986年《中国自然科学引文索引》，这是国内较早的科学引文索引，是一种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提供检索后受到了较好的效果，其研究精神令人敬佩。该文运用国内资料，采用“引文分析法”，首次对我国出版的科技期刊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遴选，研制出《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104种。这104种期刊的排列非常类似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期刊引文报告”（JCR），从而弥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打破学科界限，全面遴选国内出版的科技核心期刊，又将国内“核心期刊”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核心期刊”研究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国外向国内的视角转换，得力于前期的研究积淀。国内期刊数量的激增客观上也需要对国内期刊进行遴选，这个时期国内文摘刊物已有相当规模，又为运用文摘刊物遴选国内“核心期刊”提供了现实可能。倪延年指出当时国内编辑出版的文摘报刊有152种。“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仍然是国内图情界致力于“核心期刊”研究的主要动力。需要指出的是，视野由国外转向国内是这一阶段核心期刊研究的主要趋向和“主旋律”，并不是说国内就终止了对国外科技期刊的遴选。从相关文献的数量来看，这一阶段，遴选国外科技期刊仍占较大比重。与国内期刊的遴选相比，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研究似暗流涌动，绵延不绝，从而为1991年国外科技“核心期刊”遴选的第二次高峰期的来临积蓄力量。

国内“核心期刊”研究视角的大转换也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遴选方法的不断探求。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深度引进和修正“引文分析法”

载文量、被引量是早期遴选“核心期刊”的两种基本方法，但这两种方法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整体而言，刊文数量较多的期刊，引文量也相对较多，反之亦然。王崇德、邓跃刚发表文章，系统介绍加菲尔德首创的“影响因子”这一指标，并对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质疑，提出“最大引文时限对不同学科来说是变动的”，“最大引文年限受多种因素制约”，“引文的时效性目前均以年为单位来计算这未免失之粗疏”的观点，这对如何使用“影响因子”来遴选期刊有启迪意义。此后，杨卫东曾尝试用“影响因子”（该文称“效果系数”）这一指标，来测定国外通讯工程“核心期刊”。（二）综合测定法的提出与完善

1987年罗式胜提出运用综合法测定“核心期刊”，即以布拉德福定律、引文分析法、百分比法分别测定出三个“核心期刊”的子集，然后对这三个子集进行对比合并，取这三种子集的交集为“核心期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指标遴选核心期刊的局限性。差不多在同时，王伟在《情报学刊》上发表文章，系统介绍国外S.M.Dhawan等人综合筛选“核心期刊”的模型。这种模型采用了引文法、文摘法和期刊的利用（阅读、借阅、申请、复制等）三个指标，进而分析出这三个指标之间形成的7种交叉关系，由此列出了评价和选择期刊的程序。1988年高潮柱尝试运用借阅统计与文摘相结合的方法来遴选“核心期刊”，具体做法是，先用借阅法遴选出“核心期刊”，再用文摘法遴选“核心期刊”，然后取相同部分为最终确定的“核心期刊”。这样的一个综合还是停留在一个简单的层面上。1989年李锡初认为罗式胜提出的方法是可取的，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不足之处在于将这三种子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他继而提出了加权综合法、模糊线形加权变换法两种综合测定核心期刊的方法，来弥补罗文的局限性，从而使这一方法的运用向前迈进了一步。同年，吉林工业大学王秀成提出了综合测定“核心期刊”的新模型，他首先确定出“核心期刊”的三个遴选指标：影响因子（I）、载文量比例数（F）、期刊利用次数或利用率（U），继而赋予了这三个指标不同的权重系数（P1、P2、P3），从而建立起综合法的新模型：R=I·P1+F·P2+U·P3。尽管这些指标是否科学、合理尚需研究，但这种综合法遴选核心期刊的数学模型，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罗式胜提出的“平行综合法”，李锡初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加权综合法”以及王秀成提出的“加权综合法”的新模型，为运用综合法多指标遴选“核心期刊”提供了具体方案，为提高“核心期刊”测定的准确性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上的突破，避免了以单指标或少数指标测定核心期刊的尴尬，至今仍然是“核心期刊”测定和遴选的总体思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综合法的提出和完善主要得力于模糊数学，模糊数学的相关原理广泛运用到“核心期刊”遴选领域，是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理论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三）其他测定方法的寻求“核心期刊”研究的生长期，综合法的提出应该说是这一阶段方法研究上的主要创获，但“核心期刊”的遴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人们并没有停留在已有的一些方法上，而是不断探索一些新的遴选方法。1988年曹绪葵尝试用译文统计法，来确定外文“核心期刊”；1989年秦立富提出价值分析法（Value Analysis）；同年，顾兆麟将控制论的相关原理引入了“核心期刊”的研究领域，提出遴选“核心期刊”的“黑箱方法”，如此等等。尽管这些方法未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拓宽了人们的认识视野，促进了“核心期刊”遴选方法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四）遴选手段的现代化构想

1987年邵坚钢运用模糊数学相关原理，建立起选择“核心期刊”的数学模型，并建立起计算机运行框图。这样一个设想，为此后人们运用计算机来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提高“核心期刊”遴选的准确性，实现“核心期刊”遴选手段的现代化。

在这一阶段，国内“核心期刊”研究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1.上文提到的《核心期刊VE选择法》一文，试图用“价值分析”的方法来测定“核心期刊”，研究的视角是很新颖的。文章中所列“期刊质量评价标准表”，其指标颇为繁复，包括政治标准、科学标准、情报标准、编辑标准、出版标准、反馈标准。从这些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出，秦立富对“核心期刊”的理解与前期人们的认识有着明显的不同。前期对“核心期刊”的理解侧重期刊文献的累积量、文献被引用率，而此文则是对期刊的整体质量的评价了。这种理解是否妥当，恐怕值得商量。如按此文理解，则“核心期刊”与“优秀期刊”的含义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恐怕也就没有必要再遴选什么“核心期刊”了。

2.1989年谢安荣从分析“核心期刊”测定方法开始，提出了“核心期刊测定对实际工作无多大指导作用”的否定命题。尽管此文在逻辑上不尽完善，却是国内较早对“核心期刊”的研究意义进行深入反思的文章。这对人们认识“核心期刊”研究的应用价值、学风问题，均有启迪意义。

总之，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研究，实现了研究视野的转换，方法探求也进一步深化，并注重及时总结。《世界图书》、《情报学刊》、《图书馆学杂志》等刊物发表一批介绍“核心期刊”研究方法、总结“核心期刊”遴选方法的文章，引导着人们继续从事“核心期刊”的研究，为进入“狂飙突进”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基础。

四、突进期（1990～1998年）

正如上文所述，对国外“核心期刊”的遴选是从科技期刊开始的。1995年3月至1996年6月，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40多位专家率先大规模共同研制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表，其成果《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199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遴选共选出“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1455种（去除跨学科重复，则为1249种）。学科分类主要以《杜威十进分类法》（DDC）为依据，同时也参照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分列出的10个一级学科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文地理学”、“文学艺术”、“语言学”。各个一级学科下分列出若干二级学科，同时列出这些二级学科的核心期刊表。此外，“图书情报学”、“传播学”、“体育”、“档案”合为一编，也分别列出了相应的核心期刊表。此次遴选的主要指标为“被摘量”、“引文量”和“影响因子”。其遴选程序是：（一）列出文摘总量占70%的期刊，得到第一个备选期刊表；（二）以引文量指标，测得第二个备选期刊表；（三）按影响因子的大小排序，列出第三个备选期刊表；（四）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列出统计值矩阵，引入隶属度概念，作加权平均，综合出核心期刊表；（五）听取专家意见，做必要的增删，得到最终的核心期刊表。统计分析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国外的一些权威的引文分析数据，辅之以手工统计。这次遴选是我国科技人员较为全面的对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的首次核心期刊遴选，在我国30年的核心期刊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至此，国内全方位遴选国外科技、人文核心期刊的局面形成。（三）“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百种表（1990～1991）”的确定

我国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的整体遴选始于1988年。是年，兰州大学靖钦恕、线家秀发表《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一文，公布了“1980～1986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表”（104种）。1992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课题组（署名徐瑞亚）公布了“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百种表”（100种）。该表的研制沿用了“引文法”和“1980～1986年核心期刊”的10种来源期刊，同时新增来源期刊11种。这11种来源期刊为《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地质科学》、《药物学报》、《化学通报》、《生理学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植物生理学报》、《遗传学报》、《物理》、《气象学报》、《中华医学杂志》。此次遴选运用了IMBPC/XT微机对上述来源期刊1990～1991年的引文（参考文献）进行了统计，并用dBASEIII+软件建立了含有“引用期刊名”、“被引用次数”、“名次”的数据库。根据各刊被引次数的多少排序，截取出前100名，作为“1990～1991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如果将上述两表进行对比，就可发现73种期刊是相同的，有37种期刊是新增的，这些新增期刊大多是学报和医学杂志。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还探讨了“来源期刊”的数量对“核心期刊”遴选结果的影响。（四）“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

迄今为止，国内共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中文核心期刊”遴选。每次遴选结果均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形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分别为1992年版、1996年版、2000年版和2004年版。这里先就1992年版、1996年版的有关情况作以评介。

1.1990年11月至1991年1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首次大规模联合研制“中文核心期刊”表。1992年研究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总览》第1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研究有几点值得注意：

研究主体集团化 此次遴选工作汇聚了41所高校的231位研究人员，学科鉴定专家419位，统计文献条目150万条，编制出核心期刊表131个，其中文科61个，理科16个，医科17个，农林11个，工科26个，入选的核心期刊2174种（已去除重复，如不去重则为2253种）。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我国中文期刊进行“核心期刊”的全面遴选，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在“核心期刊”研究领域“史无前例”，研究成果代表了国内当时“核心期刊”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也是国内“核心期刊”研究史上由“个人学术研究”转向“集体联合攻关”的标志。

遴选领域空前扩大 此前国内的“核心期刊”研究，无论是译介西方成果，还是自行遴选国内期刊，均以科技期刊为主，偶尔涉及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此次遴选将范围扩大到国内公开出版的万余种中文期刊，既包括自然科学期刊，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不仅如此，此次遴选还将大量的非学术性期刊纳入了遴选视野，从某种角度讲，这是对西方“核心期刊”理论的突破和发展。因为，此前国内、国外遴选的核心期刊均为学术性期刊，非学术性期刊如科普类杂志、文艺作品类期刊，是不在“核心期刊”遴选之列的，是核心期刊遴选的“禁区”。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学术性、学科性是核心期刊的两个主要特征，而此次遴选却冲破了这一疆界。这是与北图遴选“核心期刊”的初衷相一致的，因为图书馆和读者不仅需要学术期刊，同样也需要非学术期刊。

评价体系相对完备 此次遴选对“核心期刊”的概念、意义、遴选指标、遴选程序等均作了系统的阐释。本次遴选采用了多指标综合遴选的方法，三个指标为“载文量”、“文摘量”和“被引量”，各自的权重为0.2、0.3、0.5，取70%的累积值以上的期刊为“核心期刊”。各刊所占分值是通过下列公式求得的：

V（A）=［V（A）×0.2＋V（A）×0.3＋V（A）×0.5］123

其中V（A）为A刊被索引的百分比，数据来源为《全国报刊索1引》，具体计算遵循下列公式：（1988～1990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A刊该学科论文条数/同期《全国报刊索引》收录该学科论文的总条数）×100%；V（A）为A刊被摘录的百分比，来源资料为中国人民2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或《新华文摘》，具体计算公式为：（1988年所用文摘对A刊该学科文章摘录的条数/同期该文摘期刊对该学科文章摘录的条数）×100%；V（A）为A刊被引用的百分比，来源资料多3为《报刊复印资料》，计算公式为：1988～1990年所选引文源对A刊该学科文章引用的次数/同期该引文源内该学科文章的引文总数×100%。之所以说这样一个体系相对完备，是相对于此前的研究情况而言的，此前“核心期刊”研究局限于个人学术研究的范围，不用说用多指标遴选“核心期刊”，就是用单指标也十分耗时费力。从这角度说，大规模、多指标遴选核心期刊，也只有依靠群策群力，个体研究往往会力不从心。在当时计算机尚未广泛运用到“核心期刊”遴选领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此次遴选，尽管今天看来尚有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此项研究成果能够代表当时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最高水平。《总览》第1版是当时“核心期刊”研究的集大成者。值得注意的是，《总览》第1版对“核心期刊”概念的界定、对“核心期刊”遴选意义的阐释，与此前人们对“核心期刊”的理解有着较大的不同。如认为“核心期刊”就是指“刊载与某一学科（或专业）有关的信息较多，且水平较高，能够反映该学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受到该专业读者特别关注的那些期刊”。

2.第二次大规模遴选“中文核心期刊”是在1995～1996年6月。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总览》第2版”）。此次遴选在下列主要问题上作了较大改进：

缩小核心区 前次遴选统一采用70%的方法来截取核心区，入选期刊为2174种（如不去重，则为2253种）。这一数量显然过大。原因是不同学科期刊文献的聚散程度不同，有些学科并未形成明显的核心区，70%的比例导致这些学科的期刊进入核心区的数量过大。此次遴选打破70%的常规做法，不再按照累计值的70%来截取核心区，而是按各刊的综合隶属度大小由高到底依次排列，截取的数量规定以上次入选数量的75%左右为限，从而有效地减小了“核心期刊”的入选数量，此次共得各学科“核心期刊”1596种（如不去重，则为1988种），比前次减少了578种。“关爱”综合性期刊 综合性期刊是“核心期刊”遴选的一个难点。这类期刊绝对载文量较大，但相对载文量（按某学科或某专题划分）却很小，采用载文量、文摘量、引文量三个指标进行遴选，综合性期刊必然“吃亏”，尤其是“载文量”和“引文量”这两个指标，对综合性学术期刊极为“不利”，因此前次遴选综合性期刊如大学学报、省社联、社科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入选数量明显过少，致使不少重要的学术期刊漏选，由此也引起了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不满”。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次遴选增加了两个指标，这就是“平均被摘率”和“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另外强行规定每个学科中藉以引文分析的“来源期刊”，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综合性期刊入选，这样可充分利用综合性期刊的“自引”，提高综合性期刊的入选率。从遴选结果来看，情况有所改观，综合性学术期刊入选127种（含补遗18种）。

改进综合评价法 前次遴选采用以百分比来构成评价矩阵，并以此来做为加权平均的基础，这一方法的缺陷是各评价指标统计总量相差很大，致使加权平均的基础就不等权，也就使加权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此外，这种方法得出的数值差距不大，相近的数据往往集中在一起，不易将各刊区别开来。本次遴选成功地运用了模糊数学的相关原理，尤其是引入了隶属度的概念，各刊的隶属度既控制在0～1之间，同时又使各刊的隶属度明显地区别出来，从而避免了数值相近的刊物过于集中在一起的尴尬，便于在加权之后，依次截取核心区。改进后的综合遴选程序如下：①先求得各刊的指标值（此次遴选采用了6个指标），由所得的原始数据构成“指标值矩阵”；②求得各刊指标值的隶属度，由此构成“隶属度矩阵”；③征得专家意见对“隶属度矩阵”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各刊的最终得分；④由高到底，对各刊依次排列，取上次入选数量的75%左右为“核心期刊”。这种改进后的综合评价法突破了百分比法的诸多局限，同时也更有利于核心区期刊的截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专家参与在此次遴选中有了质的改变，前次是在初步遴选之后，此次则是贯穿始终，尤其是在权重的确定上，学科专家的意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对遴选结果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初选之后的微调层面上，从而大大提高了遴选的质量。

总之，此次遴选评价程序更为合理，评价方法趋于科学，也更易操作。自行研制统计软件使数据处理更为准确可靠。学科专家参与力度的加大，尤其是专家参与权重的确定，使得遴选结果更为可信。（五）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信所”）开始利用国际重要检索刊物对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引文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1989年中信所受国家科委委托，着手进行“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的研究。中信所相关数据的获取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对国际重要检索系统（如“SCI”、“EI”、“ISR”、“ISTP”等）收录我国科技论文的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二是从国内公开出版的科技期刊中遴选“来源期刊”，从中获得相关数据。当时“来源期刊”的选取大体遵循下列几个原则：

1.经国家正式批准出版的期刊，即具有CN号的刊物；

2.只涉及反映科研产出的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业技术方面的学术类和技术类期刊；

3.符合要求的中央及各部委定点单位的期刊，以及质量较好的地方学术类和技术类期刊。

限于当时的条件，在“来源期刊”遴选之初，中信所未能建立“来源期刊”的遴选体系。具体遴选时参照了国外检索刊物对我国刊物的收录情况，以及1988年兰州大学靖钦恕、线家秀选出的我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104种，伍宗韶、孙国英、张息珍选出的我国生物科学专业核心期刊97种。中信所最终选出1988年来源期刊1189种，其中包括基础学科期刊275种，医药、卫生类期刊193种，农林业期刊129种，工业技术类期刊560种。此后，中信所每年对“来源期刊”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期刊文献的同行评审”、“期刊文献计量指标”、“期刊的社会和学科影响和作用”、“期刊文献是否反映了本学科的研究成果”、“照顾新兴和高技术学科”以及“适当的地区性考虑”等。（六）“医学核心期刊”的遴选

1997年卢黛琳主编《医学核心期刊指南》一书由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较早由高校自主研制、主要供校内使用的核心期刊表。此次遴选目的在于“指导读者的阅读和投稿”，为“职称晋升、评选重点学科和学科带头人”，“评价论文的质量和图书馆订购医学期刊”提供参考。《指南》对“核心期刊”的遴选是以当时上海医科大学硕士学位点的设置为基础的，分列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中西医结合、药学、综合等六大门类、53个二级学科，共选出医学核心期刊703种，其中中文医学核心期刊237种，英文医学期刊466种。此次遴选，对中、英文医学核心期刊采用了不同的遴选程序和遴选指标。

中文医学核心期刊的遴选程序是：（1）以《全国报刊索引》为依据，统计出学科论文总数和各刊学科论文数，并以各刊学科论文数的多少为序，依次列出53个学科各刊的载文量统计表。（2）从上列载文量排序表中选出各学科名列前茅、且具有足够引文的3～5种期刊进行引文量统计，同样依次列出各刊的引文量统计表。（3）求得各刊的“载文率”和“引文率”。计算方法是：载文率=（某学科某刊被1994～1995年“索引”收录的论文条数/同期“索引”收录该学科论文总条数）×100%；引文率=（某学科某刊被1994～1995年引文源引用的次数/同期引文源内某学科期刊论文的被引总条数）×100%。（4）赋予“载文率”、“引文率”不同权重，“载文率”的权重为0.4，“引文率”的权重为0.6，计算出各刊的总分值。依总分值大小排序，以累计值70%或明显的分界线为界，初步划出各学科的“核心期刊”。

英文医学核心期刊的遴选，则采用专家选择和检索工具收录情况统计相结合的方法。1.先由学科专家从SCI收录期刊中选出备选期刊。2.统计上述备选期刊在国际重要生物医学检索工具的收录情况，这些检索工具是美国《医学索引》（IM）、荷兰《医学文摘》（EM）、美国《化学文摘》（CA）和《生物学文摘》（BA）。上述专家划定的备选期刊同时被3种以上的检索工具收录，则初定为“核心期刊”。根据学科专家的意见，对上述两类入选期刊进行微调，最终确定出“核心期刊”。

该体系遴选思路清晰，方法简便，虽未采用即年指标、影响因子等深度测定指标，但学科“引文率”指标的采用可以清晰地反映某刊某学科在同类学科中的学术影响力。此外，对英文核心期刊的遴选，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削繁就简，采用国际著名检索工具收录情况比照、统计，取其交集的做法，值得遴选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时借鉴。

该体系的主要不足之处：一是指标过于单一，对中文医学核心期刊部分的遴选只采用了两个指标，难以克服单个指标本身的局限性。二是统计源过少，在载文量、载文率统计时，只采用了“全国报刊索引”一个统计源；在引文量、引文率统计时，每个学科只采用了3～5种源刊，“核心期刊”遴选靠的就是大规模的计量统计，统计数据过少，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遴选的质量。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6大系列10余次大规模“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的集体遴选外，个人学术研究也相当活跃。个体研究和群体研究并重，国外期刊和国内期刊的遴选并举，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国内“核心期刊”研究波澜壮阔的场景，“核心期刊”研究炙手可热，几成“专学”。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的个体学术研究文献众多，限于篇幅，这里拟分专题进行述评。（一）模糊数学方法的运用

此前“核心期刊”的遴选多用单指标测定法，这些指标或为载文量，或为引文量，或为文摘量。但单指标的测定方法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人们便开始尝试多指标遴选“核心期刊”的方法，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统称为“综合评价法”。综合评价法的遴选程序通常有下列几种，一是以某一指标为主，初步确定出入选期刊，再借助其他指标对入选期刊进行“微调”，从而最终确定出“核心期刊”；二是将各个指标放在同等平行的位置上，按各个指标分别遴选出入围期刊，然后取其相互交叉的部分（即同时入围的期刊）为“核心期刊”；三是先用单指标算出各刊的分值，然后将各刊的分值乘以不同的权重，算出各刊的综合得分，再以得分的高低为顺序，从高到低排列各刊，取累积值的70%或80%之上的期刊为“核心期刊”，《总览》第1版即用此法。但这一方法的权重值由遴选者“人为”裁定，这就使加权平均的基础并不等权，从而使这一方法失去了科学性。1988年前后学界开始尝试用模糊数学的矩阵理论来综合遴选“核心期刊”，用“隶属度”取代各个指标的“权重”。国内“核心期刊”研究进入“突进期”之后，人们继续探讨这一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进行了“核心期刊”的遴选。

1990年陆刚肯定李锡初提出的“模糊线性加权变换法”在测定“核心期刊”中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指出，李文在前后推导过程中存在着逻辑错误。费卫亭、张健菁初步建立起评价指标体系的模糊数学模型，包括因素集和权重集，文章还提供了评估实例。1991年吴明新也建立起自己的单因素评判和整体评判的数学模型。同年，钱兴澍开始尝试运用模糊数学模型来遴选中医药“核心期刊”；刘晋源等运用模糊数学遴选出建筑科学“核心期刊”21种；曹建儒等运用此法遴选出旱作农业“核心期刊”21种……如此等等。个人的这些有益尝试，最终也启发和促成了北图第二次大规模遴选“中文核心期刊”方法的改进，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现已成为国内大规模测定“核心期刊”的主流方法。（二）对“引文分析法”的质疑“引文分析”源自引文索引思想，而这一思想的最初源头是1873年美国出版的《谢泼德引文》。1962年《科学引文索引》（SCI）诞生，“引文分析”便作为一种评价方法被广泛运用到科学文献的计量研究中。1964年左右我国开始零星译介《科学引文索引》（SCI），同时也开始系统介绍引文分析方法。1980年后，引文分析法较为广泛地运用到我国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领域，人们开始尝试运用这一方法来进行“核心期刊”的遴选。1990年前后国内学者较为集中地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短短的两三年间，《情报学刊》、《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业务研究》、《情报学报》等就发表了10多篇专论引文分析法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并不着力于“核心期刊”的遴选问题，但也有不少文章旗帜鲜明地对运用“引文法”来遴选“核心期刊”提出质疑。1991年邓福泉著文指出，在“核心期刊”的遴选中，引文分析法只适用于基础研究，不适用于技术科学；只适用于理论性较强的期刊，不适用于实用性较强的期刊；引文受多种因素制约，不能真实反映期刊的被引用情况。1992年，李健生从哲学的角度，列举了大量的史实，指出运用“引文法”选刊的五个方面的不科学：被引频次的不可靠；引文分析的无层次和类型单一；忽视了学科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最终导致引文分析的结论似是而非；将量的区别等同于质的区别；理论依据不足。1993年，徐瑞亚、戚畅对李健生的上述观点进行商榷。认为李健生的四个主要的观点均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研究引文分析具体方法的文章，如何荣利探讨“引文量”、“统计时间”的问题。高庆云对何文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如引文量、统计时间、“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界限等提出了质疑。2000年何荣利指出，科学引文确实存在离散性和集聚性的分布规律，但通过引文分析来确定“核心期刊”会有偏差，对大多数期刊而言适合，对个别学科来说并不适合。对引文未形成明显的离散区和集聚区的期刊而言，意义不大。……这些文章大大促进了人们对“核心期刊”遴选中“影响因子”、“被引量”等指标的深入认识，同时也使人们更加坚信，运用单指标遴选“核心期刊”不可靠。（三）对“核心期刊”概念的总结

早期人们对“核心期刊”的认识是“专题文献较为密集的期刊”，这种认识主要是以布拉德福定律为理论基础的，因为这一定律就是在统计期刊上相关主题的文献量而得出的，当时布氏并未考虑文献本身学术价值的大小。随着“文摘法”（文摘量、文摘率）、“引文法”等方法的介入，人们对“核心期刊”的认识除了上述特性之外，又多出了“学术质量较高的期刊”这一特性。即使到了“核心期刊”研究的“突进期”，究竟什么是“核心期刊”，仍然没有一个较为公认的定义。这一时期对“核心期刊”概念的认识大体有如下情况：1.不少学者仍坚持“核心期刊”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重要期刊”、“常用期刊”，如吴秀贞、王崇仁、邹青山等，都持这样的观点。2.部分学者认为，相对模糊一点的定义比精确的定义可能更具活力，可能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他们并不拘泥于如何给“核心期刊”下定义，只是从多角度揭示“核心期刊”的一些特征。如于鸣镝认为“核心期刊”是个特定的、客观的、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具有刊载本学科文献量大、文献质量高、利用率高的特征。3.部分学者认为“核心期刊”除了专题文献密度大、刊载文献质量较高的特性之外，还应当能代表本学科当时的最新水平，反映该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的特征。较有代表性的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概论》等，如《总览》第1版就认为，“核心期刊”是“刊载与某一学科（或专业）有关的信息较多，且水平较高，能够反映该学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受到该专业读者特别关注的那些期刊”。叶继元在综合多数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对“核心期刊”的概念作了这样的界定：“核心期刊是刊载某学科文献密度大，文摘率、引文率相对较高，代表该学科现有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期刊”，并进一步归纳出“核心期刊”的三大特征：学科性、集中性、代表性。这些定义是“核心期刊”研究“突进期”的主导定义。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带有量化性质的定义。绳宝满认为，定量研究贯穿“核心期刊”选择的始终，“核心期刊”的概念就应当具备量化的特征，因此他提出：“核心期刊是含情报密度大、占本专业全部期刊论文的33.3%～50%，学术水平高，文摘率、引文率、借阅率较高，而且使用寿命长、权威性高的期刊。”他还指出“33.3%是布拉德福的统计定律，50%则是普莱斯的统计定律”，当然这一依据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祝义森也认为，“核心期刊应该是本学科或专业期刊中情报密度比较大，发表文章比较重要，使用寿命较长，代表着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当时最新水平和发展趋势，为本学科或专业用户或读者所重视，利用率较高，可满足用户和读者60%的需要的期刊”。60%的比例从何而来，祝文未做交代。（四）个人学术专著的出现

期刊评价的复杂性，决定了“核心期刊”研究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一种“核心期刊”的遴选往往要耗费作者数月甚至盈年的时间，而成果形式又往往只是一两篇文章，同时即便是同一主题或学科，不同的遴选方法、不同的来源资料、不同的遴选程序等，都会得出不同的“核心期刊表”，因此个人遴选的可靠性不强，遴选成果难以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因此在“核心期刊”研究中浅尝辄止、改弦易辙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这也是“核心期刊”研究30年来，学界少有个人学术专著出现的主要原由。199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叶继元先生的专著《核心期刊概论》，代表了当时个人“核心期刊”专题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是国内第一部“核心期刊”研究的个人学术专著，同时也是“核心期刊”研究“突进期”的主要创获之一。该书由“核心期刊的相关概念”、“核心期刊与文献计量学”、“核心期刊与论文投稿”、“核心期刊的评选”、“国内‘学术榜’与核心期刊”、“核心期刊与期刊收集”、“核心期刊与最优化”、“核心期刊与信息的最佳利用”、“核心期刊与资源共享”等八章内容构成，凡35万字。著名学者包忠文先生为该书题写序言，充分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他说：“我总是在想，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应当坚持民族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反对照搬外国的‘横移’的态度，也要反对死抱传统、不求更革的‘拟古’态度，走一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道路。那么，什么样的新理论，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呢？在我看来，这个新理论的规范是否应该是：既不落后于当代世界的新思潮，又不失中国固有的血脉。”这样一段话，对“核心期刊”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惜未引起过国内“核心期刊”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国内遴选“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遴选指标、遴选方法大多沿用国外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成果，尚未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期刊评价体系。叶继元《核心期刊概论》出版后，国内发表了一些书评。如于鸣镝《刊苑新花又一枝》、陈安阳《评〈核心期刊概论〉》、邵晶《核心期刊研究的新成果》等，都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五）“馆藏核心期刊”概念的提出

为馆藏期刊提供参考，这是“核心期刊”研究的最初用意，也是“核心期刊”研究的基本目的。但是，不同的图书馆，有着不同的读者群体，统一遴选出的“核心期刊表”对于某一图书馆来说，参考意义或许就不大。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核心期刊”都应成为各家的馆藏期刊。如果每家图书馆都订阅同样的“核心期刊”，图书馆也就没有什么特色可言，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发展潜力了。相反，各家图书馆应根据自身特点，建立自己的特色馆藏，形成其他图书馆无法取代的馆藏优势，这样才能有利于自身的发展。1990年胡小元率先提出了“馆属核心期刊”的概念，他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核心期刊”是“学科核心期刊”而不是某家图书馆为读者频繁使用的“馆属核心期刊”。确定“馆属核心期刊”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期刊采访有了客观依据”、“对图书馆的文献开发，情报服务划出了明确的范围”。“馆属核心期刊”的概念提出后，得到了图书馆界的重视。差不多在同时，雷兵提出了确定“馆藏核心期刊”的几个原则：层次性原则、少而精的原则、量力性原则、使用高频原则、系统性和连贯性原则。刘玉明也初步建立了他的测定体系，其方法大体使用了多指标交叉鉴定的方法。聂家星也细辨“学科核心期刊”和“馆藏核心期刊”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章大多是在1991年发表的。可知，这是当时“核心期刊”研究的热点。（六）“核心期刊”的形成机制分析

期刊在自身发展中何以形成“核心区”，形成“核心期刊”，也一直是研究者不断探索的问题，布拉德福当年只是发现了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聚散特征，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一特征，并未作进一步地阐释。国内大多认为是“马太效应”作用的结果。“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一词，来源于科学奖励制度的一个讽喻，由美国学者默顿（R.K.Merton）提出。他在《科学中的马太效应》一文中，首次援引了《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回来。”以此来说明科学研究和科学评价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偏离心态。他说：“对已被社会承认的作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来说，社会对他的信任程度将会增加，而对于那些尚未作出贡献的科学家来说，社会则将剥夺对他们的信任。”其实，类似的说法在我国早期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老子《道德经》中就有“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奉有余”。曹禺《日出》揭示的也就是一个“损不足奉有余”的主题。人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就是这个意思。尽管“马太效应”带有经验性质，但比较真实地揭示出社会行为的某些价值趋向。在“核心期刊”研究进入“突进期”后，有学者试图运用“马太效应”来解释“核心期刊”的形成机制。如粟慧认为，具有优势地位的期刊，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作者和优秀稿件，从而形成“堆加效应”，成功就会产生成功，最终形成“核心期刊”。也有学者认为，“核心期刊”的形成是受“省力法则”影响的结果。如王崇德在《图书情报学方法论》中就认为作者在投稿、编辑在选稿过程均受省力法则（求近律）的作用，从而不断孕育期刊的“核心区”，从而形成了某一学科或专题的“核心期刊”。也有学者不满足仅仅用“马太效应”和“省力法则”来解释“核心期刊”的形成机制问题。他们认为，这两种理论不能解释期刊最初优势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不解决，这种推断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因而，他们在更广的视野上深入探索“核心期刊”的形成机制问题。1997年粟慧从进化论、耗散结构论和编辑学的角度，探讨“核心期刊”的形成过程。他将“核心期刊”的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二是脱颖而出上升到出类拔萃。他继而认为，在第一阶段主要是由内因即期刊的编辑推动；第二阶段则主要是由外因即“马太效应”推动。杨列勋用协同学的相关理论对“核心期刊”的生成机制作了深入的阐释。他认为，“核心期刊效应是各种期刊协同作用的结果”；“核心期刊的协同效应是个自组织过程，无需外部指令而形成核心期刊，同时又是由无序向有序进化的过程”。他还运用了“熵”这个概念，来解释“核心期刊的利用率则远大于期刊系统其他期刊的利用率”、“核心期刊的数量远小于期刊体系总数”等问题。1998年何荣利也用协同学的理论来揭示“核心期刊”的成因，他认为，“某一学科的期刊系统的运动状态由各要素的独立运动和各要素之间关联引起的协同运动共同决定。由外部环境输入期刊系统的负熵流作为控制参量影响着系统内某个微观参量，并使其突出起来形成主导参量，从而决定系统的序参量，使各要素之间关联能量大于各要素独立运动的能量，这时各要素的独立运动受到约束，服从由关联形成的协同运动，期刊系统从无序状态走向宏观有序状态”，“核心期刊的形成就是期刊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七）“核心期刊”的数量问题

入选数量是“核心期刊”研究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早期的学者往往从布拉德福定律出发，认为对某一主题而言，每30种当中就有1种是“核心期刊”。1992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1版）出版，收“核心期刊”2174种，占期刊总数的23%。出版后不少学者指出，入选期刊过多，致使许多质量不高的期刊进入了“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收“核心期刊”1578种，占期刊总数的16%。“核心期刊”的数量究竟以多少为宜呢，人们在不断探求。1999年张其苏、蔡蓉华在《核心期刊数量的界定》一文中，详细考察了中外学者界定核心区的方法，认为：“核心区与非核心区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核心区是人为划定的，‘核心期刊’数量的多少是任意的。”划定“核心区”的总体原则是“不能只追求期刊数量的‘少’，还要照顾评价量的‘大’”，两者应当兼顾。同时文章也提出了截取“核心期刊”的比例以在10%～15%之间为宜。（八）新方法的继续探求

国内“核心期刊”研究30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核心期刊”测定方法的探索。也可以说，方法探索一直是“核心期刊”研究的主要内容。“突进期”这种探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1993年侯晓军将灰色系统理论引入了“核心期刊”遴选领域，对“引文分析”、“文摘分析”、“流通分析”三种方法进行了综合，从而构建起“核心期刊”遴选的“灰色关联度模型”。他还以畜牧兽医为例，具体比较了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与其他方法测定“核心期刊”的区别。他认为“应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确定核心期刊，既弥补了单一分析法的不足，又较模糊综合评判法科学合理、分辨率高，同时又具有以下特点：方法物理概念清晰，计算程序简便、可行，统计得出的所有数据对核心期刊的确定均产生影响，丢失信息少，确定的结果直观、可靠。”1995年徐捷、尤韬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核心期刊”测定方法：AHP（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是1973年美国学者Saaty提出的，上述两同志把它移植到“核心期刊”的遴选领域。他们首先构造了“核心期刊”测定的层次分析法模型，这一模型分为四个层次，这就是：目标层（测定“核心期刊”）、准则层（由三个要素构成，分别是“期刊刊载信息的质量”、“期刊刊载信息的数量”、“期刊报导信息的速度”）、指标层（由“准则层”的三个要素进一步细分而来）；方案层（待评价的期刊）。然后通过建立判断矩阵，分别比较每一个层次内各个元素两两相对的重要性，继而将所得数值乘以权重后排序，取某一值为基线，高于此值者即为“核心期刊”。另外，王引斌提出“主成分分析法”，何志明尝试运用模糊优先理论来遴选“核心期刊”。稍后，还出现了一些总结“核心期刊”遴选方法的文章，如陈氢总结出“核心期刊”遴选的16种方法。（这些方法有重复、交叉，更多的应称之为遴选指标）。（九）遴选质量的测度与评价“核心期刊”的遴选，往往受遴选指标、遴选程序、统计时限、来源期刊等因素的制约。遴选质量如何，需要客观评价。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核心期刊”的遴选，社会影响大，更应如此。1995年何荣利率先提出这一理论问题，并做了初步探讨。他指出，“核心期刊”质量指标Z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核心期刊累积信息百分比a，即累积载文率，也就是某种以载文率为遴选指标的“核心期刊表”，它是截取“核心期刊”的载文率的基线。该值越高，说明所含信息量（文献量）越大。二是在统计范围内核心期刊占所有被引用、被摘录期刊总数百分比b。Z与a成正比（即a值越高，文献量越大），与b成反比（即b值越大，期刊的入选比例越小），那么通过公式“Z=a/b”，就可以计算出Z值，Z值越大则该“核心期刊”遴选的质量越高。1997年何荣利又将Z界定为“一个学科核心期刊信息集聚程度”，并且指出这一指标是检测“核心期刊”学科质量的重要指标，Z值越大，那么这个学科的“核心期刊”质量越高，文章还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各大类“核心期刊”的信息聚集程度进行了测度。“核心期刊”研究30年来，遴选出来的较有影响的“核心期刊表”数以百计，究竟这些“核心期刊”表的科学性、合理度有多大，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惜何文提出的问题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十）“核心期刊”的时效性研究

尽管人们对“核心期刊”的概念认识不一，但对“核心期刊”是个动态概念少有疑义。那么究竟以多长时间遴选一次为宜，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核心期刊”研究的早期并未凸现出来。进入“核心期刊”研究“突进期”以来，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研究课题组相继公布了“1990～1991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百种表）”、“1992～1993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300名表”。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6年版），这才使人们开始关注“核心期刊”的时效性问题。1997年李炎等开始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他们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1、2版）入选期刊作了比较后认为，当前“核心期刊”遴选时间间隔过小。“多数核心期刊都是连续出版十年以上的，各年载文重点不同，但办刊方向（办刊宗旨）不变。那些每隔三四年就变动办刊方向的期刊，根本就不应该成为核心期刊。”因此他们认为，“统计年限应该较长，最好达到两个出版周期（7～8年），特别是自然科学期刊应做到这一点，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期刊办刊方向变化的影响和期刊文献被引高峰滞后的影响”。与此同时，刘国顺、何荣利对“核心期刊的时差”概念作了界定，即“某种核心期刊从反映其学术质量指标（被引用、被各种检索工具收录等）的那一年开始到以各种形式公布于众为止的这段时间差”。“核心期刊”的时效直接影响指标数据的质量，遴选指标不同时效也不相同。从近年来“核心期刊”的遴选来看，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各家对其理解也不相同，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十一）“核心期刊”应用研究

关于核心期刊的应用问题，由来已久。毫无疑义的是，前期的“核心期刊表”主要为图书馆订购馆藏期刊提供参考。后期则主要应用于职称评审、论文评奖、津贴评定等领域。但见诸文字的应用研究，多为通过分析“核心期刊”的地域分布，来评价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一方法，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尔中先生介绍加菲尔德利用引文分析法来评选人才的研究。1981年吴尔中发表《文献计量学与人才评价》一文，介绍美国科学情报所（ISI）利用“科学引文索引”（SCI）及引文分析方法来对人才进行评价的情况。该文列出了1950～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及医学获奖者文献被引证的情况表，得出的结论是，上述获奖者1961～1975年文献被引证次数平均为2877次，而一般的作者在这期间文献被引次数平均仅为50次以下。这说明，可以通过被引证次数的统计，来评价一个人的科研水平和论文的学术价值（当然仅能是评价的指标之一）。1982年吴尔中先生又在《情报科学》上发表《加菲尔德以引文统计评选人才的研究》，该文在介绍加氏相关研究之后，得出的启示之一就是“引文法是可以客观地评价科学家的成就，在几千万条资料中是可以反映出真理来。制成的名单可以给评选工作以真实可靠的参考资料”。甚至有学者认为SCI是“评价诺贝尔等国际奖的主要依据刊物（见下文）。尽管吴文介绍的还是“引文分析法”的应用问题，但是当引文分析成了“核心期刊”遴选主要指标之一后，人们也尝试运用“核心期刊”来研究和评价其他领域。1992年胡小元、曹双云认为，“核心期刊”的地区分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水平。他们对1984～1990年6年间《世界图书》上刊载的35个“核心期刊”表中的1324种期刊进行统计分析，排出了各国“核心期刊”拥有量的次序。1994年党亚茹《从入选核心期刊看新疆科学的发展》一文，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1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1988、1989、1990年度分析报告）为依据，详细统计新疆出版的期刊入选“核心期刊”以及被引用、被收录的情况，以此来分析新疆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初步提出了新疆科技发展以及期刊格局调整的策略。同年，内蒙古科技信息研究所刘东维、尹晓红也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1版）为依据，详析内蒙古科技期刊入选“核心期刊”的情况，以及“核心期刊”在内蒙古的分布格局，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1997年李金荣、陈学芬也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期刊工作手册》为依据，统计分析“核心期刊”在各省的分布情况，认为“一个地区核心期刊生产能力与该地区经济、科技和教育的综合实力相一致”、“核心期刊的地域分布与布拉德福定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核心期刊的高生产量与高生产率相一致”；“核心期刊”是一个地区综合多种因素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标志。同年，郭紫虹同样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为资料来源，对入选该书的788种文科“核心期刊”作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核心期刊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学术水平在空间格局上严重存在着分布不均的情况”，并进一步指出了这种不均带来的一些问题，从而提出了提高地方刊物质量的一些建议。（十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年版）专题研究《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1版）出版后，在图书情报界、学术界、期刊界，均产生了较大反响。人们对《总览》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对《总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推动着国内“核心期刊”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1994年何荣利等认为来源期刊直接影响“核心期刊”的遴选质量，从而提出“引文源必须是核心期刊”；来源期刊在“核心期刊表”中还必须靠前的观点。他指出《总览》第1版在某些学科领域就忽视了这一点。李华、周爱民、蒋太真指出，《总览》第1版在累计百分比的截取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该书规定累积百分比70%左右以上的期刊为“核心期刊”，但在实际遴选中最高的达到了86%，最低的却低到了17%。张献指出，《总览》第1版入选比例过大，从而使某些学科的入选期刊失去了“核心期刊”的意义。1996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出版，再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一批专题研究《总览》第2版的文章。这些研究大体沿着四个方向发展。其一，介绍和补遗。《总览》编委会发表文章，详细介绍第2次“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过程。本着“对学术界、出版界及广大读者负责”的态度，编委会还对第2版作了补遗，补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10种和“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8种。其二，专题书评。如任俊为《千峰秀色到手底 万苑春光来眼前》等。其三，比较研究。如马爱芳在《情报资料工作》上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二版的对比》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总览》与其他体系的比较研究，如吴韬信《对我国两次核心期刊评定的思考》等。其四，指陈不足。如何荣利《关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期刊简介中的几个问题》、缪家鼎《对第2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数据分析》、赵伟《美玉之瑕——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几点质疑》、余德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等。

五、变异期（1999年～）

1999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相继实行岗位津贴制，这在全国高校中产生重大反响。各高校纷纷效仿，由此在全国高校中掀起了一场“薪金革命”。这场“革命”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对教职员工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学术论文进行评价。绝大多数的高校都采用了“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即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价论文学术水平的高低。凡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即被认为是高质量的成果，否则就是低质量的。在衡量论文学术质量上，“核心期刊”是至上权威，拥有“生杀予夺”的特权，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此后在职称评审、学位申请、科研评奖中，“核心期刊”粉墨登场，同样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你认为合理也好，不合理也罢，你都无法无视“核心期刊”的存在，无法完全置“核心期刊”于不顾。此等做法，直接刺激了国内“核心期刊”遴选的节节升温。此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及各省新闻出版局虽都举办过一系列的期刊评奖活动，但在学术期刊界的影响力远不如“核心期刊”。“核心期刊”被赋予了科研评价功能之后，便走上了异化的发展之路。这一时期，国内各体系“核心期刊”遴选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批评、抨击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下面拟从三个方面进行综述。（一）有组织的集体遴选

这一时期，国内大规模的“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多达10余次。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过两次“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先后出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和200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先后编辑出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0年版和2004年版。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遴选“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出版《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0年版和2004年版。此外，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公布“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亦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也差不多每年公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也于2003年编制出版了《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概览》，等等。1.“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

199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此次遴选的基本理念、遴选指标、遴选程序、遴选方法与第二次大致相同，共从全国近万种期刊中遴选出7大类“核心期刊”1571种（已去除跨学科重复），研究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版）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前遴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

检索工具电子化 此次遴选普遍运用了电子文献数据库，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书本式检索工具，作手工统计。使用的电子文献数据库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数据库”、“中文报刊社科资料索引数据库”、“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中国科学院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在国内均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能够为“核心期刊”遴选提供较为翔实的原始数据。电子文献数据库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和数据处理的效率。

大范围调整类目 三次遴选均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为参照，第一、二次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为依据，第三次遴选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为参照，分类上还是一脉相承的。第一、二次遴选类目数为131个，此次遴选做了较大调整，由131个压缩到75个，压缩比例达到43%。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简单调整，而是有效地克服此前“小类目容易使水平不高的刊物进入核心区，大类目容易淹没新兴专业的优秀期刊，造成漏选”的弊端。“个案”处理综合性期刊 前文已述，第一次遴选综合性期刊入选数量过少，特设的“综合性文科”、“综合性自然科学”、“综合性医学卫生”、“综合性农业科学”、“综合新兴工业技术”等五类期刊并未使用“核心期刊”的名称，而是采用了“重要期刊”的字样。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一次遴选已经注意到了综合性期刊的问题，只是未能得到解决，专设“综合性重要期刊”还只是“存疑”待解。第二次遴选已充分考虑综合性期刊的问题，《总览》第2版中综合性“核心期刊”的入选数量为109种，此后又以补遗的方式在《大学图书馆学报》1997年第3期发表专文，增补了18种，但仍未得到彻底改观。此次遴选专设综合性期刊模块，将综合性期刊分入“文科综合”、“科学技术综合”、“医学卫生综合”、“农业科学综合”四个类目进行“核心期刊”的遴选，结果综合性期刊入选152种，比上次遴选增加了25种（上次为127种，含增补的18种），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综合性“核心期刊”的遴选问题。

进一步界定“核心期刊”的概念、性质和用途 《总览》第3版特设“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报告”，这不仅让我们能够全面了解“中文核心期刊表”的研制过程，而且该报告对“核心期刊”概念、用途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如指出核心区与非核心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中文核心期刊表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尤其是在评定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自己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等等，这些特别“交代”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正确使用“核心期刊表”提供了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总览》（2000年版）遴选指标的单一性依然相当明显。75个类目中，完全没有采用引文分析法（即没有采用“被引量”指标，也没有采用“影响因子”指标）的类目有22个，占29.3%。这些类目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宗教”，“统计学、社会学、人口学、人才学”，“民族学”，“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中国政治”，“法律”，“经济理论”，“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经济计划与管理”，“会计”，“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贸易经济”，“财政、国家财政”，“货币、金融、银行、保险”，“文化事业、信息与知识传播”，“教育”，“文学”。也就是说，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中，均未能采用引文分析法。另有32个类目，在引文分析时，只采用了“被引量”指标，没有采用“影响因子”指标。在“核心期刊”遴选中，比较公认的遴选方法是引文分析。引文分析的指标通常包括“总被引频次”、“被引率”、“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自引率”、“他引率”等等。《总览》（2000年版）所采用的六个指标中只有两个是引文指标（被引量、影响因子），但就是这两个指标，在实际遴选中也未能被完全采用。此外，不少类目的遴选只采用了两个指标，指标的单一性相当明显。这些都大大影响了“核心期刊”的遴选质量，《总览》（2000年版）选出的“核心期刊”（尤其是人文社科期刊），与客观可能存在的“核心期刊”究竟会有多大的吻合度，不得而知。

2004年7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问世。此次遴选共选出各类核心期刊1789种，分属7大编74个学科类目。采用的遴选方法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与前3次遴选相比，此次遴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诸如定性评价的力度明显加大、定量评价指标有所调整、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入选数量明显增加等。此外，该版《总览》还对“核心期刊表”的用途作了进一步的框定。尽管如此，此次遴选还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出版不久即遭到学界的质疑。如钱荣贵发表《质疑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文，从6个方面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提出了质疑。（后文详述）2.“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遴选

1995年3月至1996年6月，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40多位专家率先大规模共同遴选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表，其成果《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199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事隔三年，国内再度大规模遴选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此项研究被作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的一个子课题，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研究成果《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仍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版由9个一级学科、12个二级学科的“核心期刊表”组成，其中，有8个一级学科细分为75个下位类“核心期刊表”。除去入选期刊的跨学科重复，共遴选出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1427种。此次遴选的方法、指标、程序与第1版大体相同。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版的第九编，即文学艺术类。首先是该编没有像第1版那样使用“核心期刊”的名称，而是采用了“推荐期刊”的名称，据研究人员所言，这主要是因为来源资料及统计数据的不足。（见该书第329页）。其次，第1版该编先列出“核心期刊总表”，再列出其二级学科的核心期刊表，包括“文学与修辞”、“美洲英语文学”、“英国与古代英语文学”、“其他语言文学”、“艺术”、“音乐”、“电影”、“舞蹈”、“戏剧”、“其他”等。而此次则参照Magazine for Libraries（《图书馆期刊指南》）将文学艺术类期刊分为“文学评论及文学作品”、“电影电视”、“戏剧”、“艺术评论”、“音乐”、“舞蹈”及“摄影”等7种。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遴选

200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社会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编制出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该书“说明”中指出：“鉴于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在社会科学论文的成果评价中，亟需确定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作为成果的参考依据，我们根据历年来的研究结果和数据分析，确定了1999年度的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范围，并编制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这是对编制目的和用途的交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对“核心期刊”遴选意义的认识，已不再局限在“核心期刊”遴选的原始初衷，“核心期刊”的意义已突破图书馆学、文献计量学的范畴，甚至突破了期刊评价的范畴，“核心期刊”肩负起科研效绩评价参考依据的“重任”了，这可能是“核心期刊”负面效应蔓延和加剧的主因之一。

此次遴选从全国3000余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选出“核心期刊”506种，“是中国科学院认定的学术研究核心期刊，也是我国统计分析和文献评价研究的重要信息基础”。此次遴选的原则正如该书中指出的：“1.国家正式批准出版的刊物，即必须有ISSN国际标准刊和CN国内统一刊号。2.有较高学术性和理论性，探讨和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有关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期刊。3.全国检索类期刊收录频率和引用频率较高的期刊。4.全国省市自治区及各专业学会评比中获奖的学术期刊。”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次遴选对核心期刊的理解与此前有所不同。尤其是第四条原则，显然是期刊的整体评价，而并非是对期刊质量的局部评价。我们知道全国、省市自治区和各级学会对期刊的评价是全方位的，有多重指标。如全国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获奖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入选期刊”，各省的“（双）十佳期刊”、“优秀期刊”、“一级期刊”等，各专业学会如“全国首届双十佳学报”、“首届全国百强学报”、“首届全国优秀学报”等，这些评选均是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对期刊进行评价的，其中社会效益又包括“政治标准”、“学术水平”、“编校质量”等。可见，这种评价是对期刊整体办刊质量的评价，并不是对期刊质量的有限评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此来作为“核心期刊”遴选的原则之一，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样的“核心期刊”遴选与各类期刊评奖除了名称不同之外，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核心期刊”不就等同于“优秀期刊”吗？以期刊的级别来评价论文的学术价值，其“参考”价值本来就有限，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出的“核心期刊”对论文学术价值评判的参考价值又有多大呢？

200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文献计量学研究室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正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版《要览》全面采用了引文分析的遴选方法，这也是该体系与其他遴选体系明显的不同之处。从入选期刊的数量来看，较第1版明显减少，仅有344种期刊入选。该版本还对“核心期刊”的概念作了新的界定，认为核心期刊是“某学科（或某领域）的‘核心期刊’，是指那些发表该学科（或领域）论文较多、使用率（含被引率、转载率和流通率）较高、学术影响较大的期刊”。这就意味着入选的“核心期刊”是学科核心期刊，这些期刊具有学科论文数量较多、使用率较高、学术影响较大三个方面的特征。鉴于第1版《要览》对“核心期刊”用途的不恰当表述，该版明确框定出“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核心期刊“适用于读者和作者据此选用期刊，以及馆藏和文献数据库的选刊”。这一界说较为切合“核心期刊”的遴选初衷，对现实中科研管理部门任意泛化“核心期刊”的用途，有一定的纠偏作用。此外，该版还将“核心期刊”遴选与期刊质量评价区别开来。当然，该版也未能解决“核心期刊”遴选中统计数据相对滞后、指标还相对单一的通病。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遴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项目编号：99JBZD870001），由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研制。尽管“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的概念不尽相同，但在遴选指标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也由于“CSSCI来源期刊”的选取影响较大，对我们深入认识“核心期刊”也有参考价值，故在此一并作些述评。“来源期刊”直接影响评价的质量。南京大学CSSCI课题组为此制定了较为严密的选刊原则。（1）入选的刊物应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最新研究成果，且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学术刊物；（2）入选的刊物必须是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且具有ISSN或CN号；（3）入选的刊物其所载的学术文章应多数列有参考文献；（4）凡属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献类的刊物不予收入；（5）译丛和以发表译文为主的刊物，暂不收入；（6）通俗刊物，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的各种文艺刊物，暂不收入。

CSSCI课题组确定了1998年“来源期刊”496种，1999年来源期刊506种。2001年3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确定出2000年“来源期刊”的具体方法和遴选程序：（1）CSSCI的来源期刊总数应在500种左右；（2）各学科的刊物原则上应按各学科正式出版发行刊物的15%～18%选取；（3）刊物的选取主要依据影响因子（权重95%），其次要照顾到一级学科的完整性、学科的规模、地区因素、人力资源等因素（权重共约5%）；（4）项目组根据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收集、整理出各项基础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CSSCI（2000）来源期刊分学科应选期刊数。”南京大学根据上述原则和方法，通过几轮讨论，广泛听取各学科专家意见，逐步缩小入围圈，最终确定入选的2000年来源期刊为419种。其中管理学22种、马克思主义11种、哲学10种、宗教学5种、语言学16种、中国文学13种、外国文学4种、艺术学15种、历史学21种、考古学6种、经济学70种、政治学32种、法学17种、社会学8种、民族学11种、新闻与传播学13种、图书情报与档案学18种，教育学29种，体育学7种、统计学3种、心理学7种、社科总论30种、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35种、人文经济地理7种、环境科学9种。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2000年来源期刊的学科分类是以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92）为依据的，这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中图法》分类明显不同。同时，CSSCI还参照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增选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环境地理、心理学等与社会科学联系较为密切的期刊，并结合中国国情列出了“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等类目。

2001年、2002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与2000年相同，仍然为419种，只是另外增加了海外华文期刊16种，这16种海外华文期刊为《二十一世纪》、《人文中国学报》、《文化中国》、《文化杂志》、《中外论坛》、《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中国研究》、《信报财经月刊》、《社会理论学报》、《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亚洲研究》、《澳门研究》、《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新亚学报》、《岭南学报》和《族群研究论丛》。

2003年7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西宁会议就“CSSCI来源期刊”的调整方案进行研讨，达成的意见是：来源期刊的数量应保持相对稳定，删除不符合CSSCI选刊原则的《当代宗教研究》（不具CN号）、《世界电影》、《世界美术》（多为译文或原创剧本）；调整《教育信息化》、《南开管理评论》、《世界经济与政治》、《战略与管理》等4种来源期刊的学科归属；删除2000、2001年平均每篇论文引用文献量少于0.4篇的部分来源期刊（保留《求是》和一些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增补部分2000、2001年平均影响因子在分学科排序中靠前的部分期刊。

此次调整实际从2002年度CSSCI来源期刊中删除了因停刊、合并及不符合CSSCI收录原则的期刊18种，增补了所删期刊相应学科中影响因子位次较前的17种期刊，这样最终确定的“CSSCI来源期刊（2003年度）”为418种。从CSSCI公布的2003年度来源期刊表来看，2000、2001、2002年度增补的16种港澳台及国外华文期刊此次未列出。

如果我们把2003年、2002年的“CSSCI来源期刊”表进行比照，可以看出2003年度新增的17种来源期刊是：《科技管理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中国道教》、《书法研究》、《涉外税务》、《金融论坛》、《国际经贸探索》、《税务与经济》、《财经论丛》、《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财经理论与实践》《俄罗斯研究（原名：今日东欧中亚）》、《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原名：东欧中亚研究）》、《科技与出版》、《编辑之友》、《科学·经济·社会》和《江淮论坛》。5.“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的评选

2002年2月1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发出了《关于评优秀社科学报、优秀社科学报主编、优秀学报编辑及优秀编辑学论著的通知》。通知指出：“在评出一、二、三等奖的基础上，同时评出‘中国高校社科学报核心期刊’。”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所进行的“核心期刊”遴选与“优秀期刊”的评选程序和标准大体相同，只是“优中选优”再产生“核心期刊”。这里，“核心期刊”的含义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核心期刊”似乎与“优秀期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核心期刊”的遴选也就等同于对期刊办刊质量的整体评价了。此次评选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目前通行的主要按学科载文量的计算的做法，不适合高校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类学报”，“定核心期刊除了根据文献计量学所提供的有关数据外，还应组织专家成立有权威的评委会，对刊物的方向、编校质量、出版印刷质量等重要指标作出全面评价和鉴定”。具体的指标和评估办法可以从该通知公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质量标准及评估办法”中看出。该办法列出四项标准：“政治标准”（取权重，K=0～1）、“业务标准”（50分）、“编辑标准”（30分）、“出版标准”（20分）。其中，政治标准最为重要，每个期刊的最终标准以其他三个标准的总分乘以政治标准这个权重得出。而一般意义上的“核心期刊”，其遴选的主要指标“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在这次评选中仅只占20分，即便能得满分，如“政治标准”权重得不到1，20分也会大打折扣。因此，这一体系与其他体系对“核心期刊”的理解有着明显的不同。2003年，《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概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共有154家高校社科学报入选。这154家“核心期刊”是此次被评为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和少数虽未能进入上述两个范围但已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列入“核心期刊”的学报。6.“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的遴选

与国外一样，国内“核心期刊”的研究和遴选也是从科技期刊开始，逐步扩展到人文社科期刊的。1981年，《世界图书》B辑第6期推出“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专辑”，首次较大规模地对国外的科学技术期刊进行了遴选。尽管此次遴选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遴选范围、统计数据、遴选指标等都还很有限，但在当时确为国内全面了解、认识、订阅国外科技领域的重要期刊提供了一本很好的参考工具书。1991年，国内再次大规模地遴选国外科技“核心期刊”，55名国内科技情报界专家参与了“核心期刊表”的研制，成果《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此次共选出145个大小学科的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普遍采用的遴选方法是布氏定律法和加氏引文分析法。

2003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全国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联合编制的《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2003年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出版。正如该书“研制报告”中所指出的，该书既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的姐妹篇，也是上述《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专辑》（1981年版）、《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1991年版）的续编。《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2003年版）采用了数据采集、综合筛选、专家评审的遴选程序，主要的遴选指标是“被摘量”、“被引量”和“影响因子”。在进行综合筛选时，采用了构成矩阵、求隶属度、加权平均的方法。学科分类的依据是国际流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DDC），并适当参照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该书共选出国外“物理学”、“力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医药卫生”、“林业科学”、“水产学”、“仪器仪表学”、“能源与动力”、“电学”、“电子技术与通讯”、“化学工业”、“纺织学”、“食品科学”、“水利工程”等21个一级学科的“核心期刊”2596种，去除学科交叉重复入选的期刊后，实为1987种。

该书是“首先利用统一的筛选方法、统一的格式，借助计算机，进行大规模系统筛选外文科技核心期刊的一种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今后逐步完善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遴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该书也有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是学科覆盖不全，由于工程巨大，人力、物力投入过少等原因，拟选的“数学”、“生物”、“农学”、“矿业”、“冶金”、“石油与天然气”、“机械”、“武器工业”、“自动化”、“建筑”、“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等13个学科的核心期刊表未能编入此书，这就大大影响了该书的使用价值。如果图书馆仅据此选择、订购外文期刊，可能还会导致更多的负面影响。二是统计数据过于滞后。该书“研制报告”曾指出，此次遴选“被摘量”、“被引量”两个指标的统计时限是1998～2001年，“影响因子”是各刊2001年的影响因子。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具体遴选中并没有严格做到这一点。如“物理学”的遴选，“被摘量”的统计时限是1995～1997年、“被引量”的统计是以1996年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为依据的。再如“力学”的期刊遴选，“引文量”和“影响因子”两个指标，其数据来源是1997年的《期刊引证报告》，而“被摘量”指标统计则是1995～1997年的数据。如此等等。该书的出版时间与数据统计的时间相距长达8年之久，统计数据的明显滞后，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期刊遴选的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研究报告”客观地指出了“核心期刊”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特别是“核心期刊”的论文评价问题。现将相关论述转录如下：“一般说来，核心期刊有着严格的审稿制度，因此，核心期刊上论文一般好于非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但并非核心期刊上的文章篇篇都是高质量文章，反之，非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并非质量皆不高。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指标，只是从一些侧面来评价期刊的质量，并不能完全代替期刊的质量的评价，更不能代替期刊中的论文评价。实际上，各种核心期刊之间、同一种核心期刊上不同论文之间、非核心期刊之间、同一种非核心期刊上不同论文之间均存在着差别，忽视这些差别，将核心期刊的部分评价功能过分夸大，则不能完整、公正、准确地评价论文质量。”这里，编者肯定了“核心期刊”的部分论文评价功能，但也提醒人们不要任意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这对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对待“核心期刊”的论文评价功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遴选体系本身首先必须较为科学，也就是说如果选出的“核心期刊”与客观存在的“核心期刊”较为一致的话，选出的“核心期刊”才具有一定的论文评价功能。如果遴选体系本身就不科学，遴选出的“核心期刊”得不到学术界、期刊界的普遍认同，那么，“核心期刊”的这种部分论文评价功能就会大打折扣。

此外，《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中附有“南京大学SCI.JCR期刊综合评分等级区域分类表”。虽然没有使用“核心期刊”的名称，但等级的划分采用的是布拉德福区域分析法。相关数据来自南京大学图书馆JCR光盘数据库，即2001年JCR公布的2000年的相关数据。此次分级共对JCR中被引用的5684种期刊按JCR原有的169个主题学科进行了分级，每个学科的期刊都被分成三个等级区域。总的分级思路是，先对各刊的被引次数、影响因子进行加权处理（影响因子权重为0.6，被引次数为0.4），根据各刊所得的分数由高到低依次排列各刊。然后把每类期刊划成三个区域，划分的依据是每个区域的期刊总分值大体相等，即每个区域的期刊总分大体等于该类期刊总分的三分之一。这种划分区域的方法，类似于当年布拉德福的划分方法，三个区域类似于布氏所说的“核心区”、“普通区”和“边缘区”，只不过布氏统计的是载文量，此处分析的是影响因子和被引次数。需要指出的，此种做法有可取之处，一是遴选程序简便，投入不大；二是遴选方法的理论依据明显；三是数据较新也较为可靠；四是学科划分较细，针对性强。这些都值得今后国内遴选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提供了借鉴。（二）个体的学术研究1.对新的测定方法的继续寻求

蛛网图法。2002年，黄瑞金提出了一种新的“核心期刊”数值优化选择方法，即蛛网图法。这种方法与目前“核心期刊”遴选中的计量方法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直观地表明“核心期刊”之间的差异，也有利于在遴选中辨别综合评价值相近期刊之间的优劣。作者指出，这种方法不仅为“核心期刊”的遴选提供了一种新的辅助工具，同时也适用于其他一些评价领域，诸如论文质量测评、图书评估、干部考核、教学评估，以及销售情况分析等。

逼近理想排序法。这是一种系统工程中的决策方法，其优势是能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排序，从而优选出最接近理想的方案。这种评判方法的基本程序是“基于标准化后的原始数据矩阵，找出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然后获得某一方案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的距离（用差的平方和的平方根值表示），从而得出该方案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并以此作为评价各方案优劣的根据”。2003年李子丰首先将这种方法引入馆藏核心期刊的遴选领域，并用这种方法对广东医学院图书馆馆藏的830种中外文医学期刊进行了综合评价。在模糊线形加权变换法评价中，各指标的“权重”通常根据专家意见赋予，这就难免会带有专家的主观随意性。采用“逼近理想排序法”（TOPSIS），避开了“权重”这一概念，评价结果就显得更为客观。

主成分分析法。这是一种统计学方法，“它以不丢失或很少丢失原有信息量为前提，可将分析问题的多个指标综合成尽可能少的综合性指标。这些合成的综合性指标既能充分反映原来多个指标反映的信息，又能使指标之间互不相关”。2003年管进等人提出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来对期刊进行评价，指出在“核心期刊”评选中运用这种可以“减少原指标信息的重迭，又不失去原指标信息的总含量”，并以广东医学院所藏期刊为样本，对这种方法的使用程序作了演示。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各主成分的权重是通过定量计量的方法求得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专家意见的主观随意性。但作者也指出“有时赋权结果可能与客观实际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后，最好再结合专家的意见，作些微调。2004年管进等人再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广东医学院图书馆订阅的生物医学类外文期刊进行综合评价。2.对增加“网络引文”指标的建议

2003年王恺荣对网络引文文献对“核心期刊”遴选的影响做了系统分析。作者对1997～2001年5种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网络引文数量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指出在过去的5年中网络文献以7.72%的速度递增，这就为核心期刊遴选提供了一个新的指标，国内“核心期刊”的遴选应与时俱进，及时接纳“网络引文”指标，这样才能增加核心期刊遴选的准确性。2004年，东方也进一步提出在“核心期刊”遴选中增加“网络引文”指标的建议。3.对核心期刊形成机理的继续探索

这一时期，对核心期刊形成机理的探讨仍然是热点问题之一。佘广和总结前人的观点，指出核心期刊形成的四大原因，即“马太效应的影响”、“省力法则的导向”、“学科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协同效应的自组织行为”。2004年宗承玉、姚敏两人对此也作过相似的概括和总结。凤元杰则认为，核心期刊的形成机制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宏观上来看，自组织理论可以解释核心期刊的成因，二是从微观上看，期刊编辑因素起决定作用，这当中主编意识、特色意识、编辑意识、规范意识、宣传经营意识是期刊成功的关键。1999年何荣利、王翠英指出，期刊信息的集聚与离散性是核心期刊形成的根本原因，而这种聚散性主要受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制约。科学技术领域的相互联系和渗透使得学科愈分愈细、愈分愈多，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愈来愈复杂。这种学科间的互相联系和渗透必然导致期刊信息异常分散的特点。2000年何、王两位还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为依据，对40个学科的科学引文进行统计，进一步验证了科学引文具有聚散性特征。他们同时指出，“对于期刊文献尚未形成明显的离散区和集聚区的学科不宜用引文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其核心期刊”。总体看来，这一阶段对核心期刊形成机理的探讨，基本上没有超出前期的成果。4.特定专题核心期刊的遴选

学科性（专题性）是核心期刊的本质属性，目前较有影响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等多数是按学科遴选出来的，由此遴选出来的核心期刊对公共图书馆订阅学术期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并不能满足专业图书馆、特色图书馆订阅期刊的需要。2000年，代丽等人运用“文献累积百分比法”，测得我国枣树研究核心期刊25种。2001年，王旭萍等运用布拉德福法，测得国内外高原医学文献核心期刊55种。同年，张帆等运用引文分析法，测得防震减灾学科核心期刊20种，其中中文期刊7种，外文期刊13种。熊芝兰等翻译了国外《物理治疗核心期刊》一文，该文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运用引文分析法，测得47种国外物理治疗领域的核心期刊。赵玉珍运用布拉德福定律测得我国沙棘文献核心期刊10种。陈仁英运用引文法并参照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测得中医学相关国外医学英语核心期刊11种。汪人山等运用文摘法、引文分析法和专家审核法测得纺织学科核心期刊56种。张云秋等运用载文率法测定国内外药学核心期刊66种，其中国外期刊55种，国内期刊11种。5.对入选期刊引文状况进行分析

引文是文献与文献、期刊与期刊之间联系的纽带之一，通过对引文进行统计、分析与比较，可以知晓各刊之间引文指标上的差异。这一时期，特别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2年版）出版之后，不少学人选取某一学科领域入选期刊来进行引文分析。这些引文分析大体分为自引分析和互引分析。如，2000年薛万新等对图书馆学核心期刊的引文分析与互引分析；2002年曹志梅等对我国情报学核心期刊的互引分析；蔡濂等对我国医学、预防医学、卫生学核心期刊互引分析；崔月琴对图书馆情报学核心期刊的自引分析，等等。6.核心期刊分布研究《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出版之后，不少学者对入选期刊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作者分布等进行研究。1999年周黎等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为依据，分析山东省期刊的入选情况，结论是山东省入选的“核心期刊”的“数量较少（23种）”、“排名居后”且“分布不均”。2001年姜春文在《甘肃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这种越来越突出的不平衡，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形成一些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期刊，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平衡对落后地区的学术发展不利。1999年张西方等对教育类核心期刊的作者分布进行研究，指出我国的教育科研成果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研究的“主力军”在高校。2001年，姜春林指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以北京为全国中心，以东部为区域中心，以区域内又形成各自的中心”的特征，而这一特征的形成原因在于办刊主体的“行政级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拥有大学的数量和水平。2003年张进等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依据，按期刊主办单位的性质，把入选期刊分为教育系统、科学院、政府部门、出版机构四大类。然后对入选期刊进行分类统计，结果表明：教育系统核心期刊入选数量最多，计383种，占24%；科学院215种，占14%；政府部门215种，占14%；出版机构43种，占3%。2005年，张立惠对黑龙江科技期刊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中的各学科分布情况进行统计，黑龙江共有38种科技期刊入选，分布在23个不同学科，作者还对黑龙江科技期刊在四个版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入选情况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一些创建核心期刊的建议。7.滞后性分析

前一时期，已有学人对此进行研究。2001年何荣利指出，我国“核心期刊”遴选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如“1990—1991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百种表”滞后4年以上，“1992—1993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百种表”同样滞后4年以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则滞后至少7～8年。何先生主要还是从文章的发表时差、引文最佳时限等角度来看待滞后性问题的。如果我们将核心期刊表的使用有效期考虑在内（比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每4年出版一次，使用有效期当为4年），那么，核心期刊表的滞后时间还要超出这样一个数字。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主编蔡蓉华等曾做过这样的解释：“一是《总览》采用的评价指标统计源数据库滞后，一般都要滞后1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数据；二是核心期刊的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进行多指标的数据采集、数据整理、定量筛选、定性评价等多项工序，工作量大，质量要求高，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三是缺少准确的期刊书目数据库，数据整理、核心期刊著录、总审等工序难度大，进度慢。”8.《要览》后续研究《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每4年出版1次，每次新版问世，都激起了学人的广泛研究兴趣，专题讨论《总览》的文章也随之涌现，或指陈得失，或提出具体改进措施。2000年，余德华就《总览》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排序问题、补遗问题、高校学报类核心期刊与非学报类核心期刊的关系问题，以及《总览》与其他核心期刊的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2001年，孙宁等指出《总览》（2000版）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综合性期刊入选偏小，二是入选标准存在局限，三是统计方法与现行的期刊分类不协调。2002年钟旭指出，《总览》（2000版）选择的指标数量明显少于1996年版，势必造成遴选结果的变化；《总览》对社会科学期刊的遴选基本没有采用影响因子指标，在引文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2004年，《总览》新版问世后，钱荣贵率先发表专文认为，《总览》（2004年版）并没有取得人们期待中的进展。相反，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诸如定量指标，本末倒置；数量截取，人为划定；统计数据，明日黄花；非学术刊，忝列其中；数据公布，半开半掩；定律理解，失之毫厘。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对《总览》某一类入选期刊进行分析、评价的文章，如曹天守等对物理类入选期刊的评析，杜云祥等对医学卫生类入选期刊的分析，等等。9.比较研究

这一时期，核心期刊遴选异常活跃，体系众多，指标各异，新的名称层出不穷。如“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等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年来也组织了一些期刊评优活动，如“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国家期刊奖”等。各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还进行了期刊分级和评优活动，如“双十佳期刊”、“优秀期刊”、“一级期刊”等。此外，各学会组织的行业期刊评奖活动也如火如荼，涌现出一些新的名称。面对如此众多的期刊遴选、期刊评价，不用说业外人士，就是业内人士，要说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他们之间究竟有何不同，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时期，期刊评价体系间的比较研究也渐成热点。这些研究大体可分成几类：一是期刊遴选体系间的比较研究。如缪家鼎等的“中文核心期刊”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之间的比较研究，王睿等的“中文核心期刊”与“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比较，风元杰等的“中文核心期刊”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之间的比较研究。二是同一体系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李娜等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二、三版进行的统计与分析。三是“核心期刊”遴选与“中国期刊方阵”之间的研究。如张新平、张玉霞、王云娣、杨一琼等。四是“核心期刊”与“优秀期刊”之间的比较研究。10.对“馆藏核心期刊”的继续研究“核心期刊”遴选的初衷就是为图书馆订阅期刊提供参考。但是，不同的图书馆，有着不同的读者群体，统一遴选出的“核心期刊表”对于某一图书馆来说，参考意义或许就不大。如果各家都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订阅期刊，那么势必造成“千馆一律”的状况，这既不符合图书馆的藏刊宗旨，也不能满足特定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20世纪90年初期，就有学人很有见地提出了“馆属核心期刊”的概念（习惯上称“馆藏核心期刊”）。但此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颇为沉寂。“核心期刊”进入“变异期”后，人们进一步反思这一问题。2001年解争龙等提出，高校图书馆有必要自建“核心期刊数据库”的问题，马亚敏对馆藏外文核心刊与非核心刊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2004年，徐贵军重新提出高校图书馆应该确定馆藏核心期刊的建议。同年，李子丰对馆藏核心期刊的统计源和评价指标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馆藏核心期刊”概念的提出是很有见地的，它破除了馆藏期刊依靠《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认识误区。图书馆在期刊订阅方面，应该百花齐放，为既定读者服务。在目前情况下，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11.高校学报与核心期刊

从数量上讲，高校学报无疑是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力军。但从目前几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来看，高校学报的入选比例不高，甚至还相当少。在社会各界普遍崇尚“核心期刊”的情况下，高校学报就不得不关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1999年，叶岗指出，高校学报“置身于来自作者、读者的压力和期刊自身所面临的竞争条件下的生存状态，能否进入核心期刊行列，就决定了每家期刊的命运”，“普通高校学报要改变现状，争取进入‘核心期刊’行列”。范军对高校文科学报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的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指出文科学报“要有质量意识、精品意识，还要有竞争意识、忧患意识”。李凤棠对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进行统计和分析，指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入选核心期刊的比例较低，只占入选总数的9%，入选期刊只占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总数的2.6%。2002年，汝炳荣指出，高校学报入选核心期刊数量偏少的原因主要在于学报缺少特色，“千篇一律”、“千刊一面”，学报应该走特色化、专业化发展道路。2003年，孙品一等对我国西部高校学报入选核心期刊的情况进行分析，指出西部高校学报进入核心期刊的共有37种，仅占全国高校学报入选数量的19.79%，占入选核心期刊总数2.36%。同时指出，在空间分布上，西部高校学报入选并不平衡，有5个省份没有1家学报入选。颜向红对高校学报如何进入核心期刊提出了一些建议，诸如开放办刊、完善审稿制度等。

上述认识，无疑都是把“核心期刊”作为高校学报改革的“指挥棒”或“参照系”的。2001年孙景峰对这种认识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指出“高校学报改革的目的在于在建立优胜劣汰机制的基础上优化学报的地域布局和层次结构，实现高校学报‘从以规模数量为主向以优质高效为主’的阶段性转移，以更好地使高校学报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更好地扶植学术新人”，“将进入核心期刊作为学报改革的目标是不适当的，是对学报改革目的表面化和简单化的理解”，不仅“缺乏说服力”，也“不利于学报事业的健康发展”。12.专题文集的编辑出版

据笔者统计，自1973年“核心期刊”的概念传入我国之后，国内“核心期刊”（“来源期刊”）主题文献已逾2000篇，大型的工具书20余部。在“核心期刊”进入“突进期”后，也出现一些“核心期刊”专题文集。

2002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期刊上网项目组编印《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文集。该书选编了80年代以来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核心期刊”的文章47篇，分编6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士师昌绪、邹承鲁、蔡睿贤、杨雄里及赵东旭、武夷山、叶继元等作者专题讨论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文章。此外还收录了王振铎、张林祥等宏观讨论“核心期刊”的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无论是对SCI、还是对“核心期刊”，国内学者的意见都极为不一，甚至是截然相反。如蔡睿贤院士认为，对SCI、EI等要有清醒认识，不要太迷信，SCI不过是为供科技人员检索文献用的，并不具备科研评价的功能，不能将之作为科研评估的绝对标准，许多国外权威学者也都认为入选SCI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在我国“却将其视为试金石，使得我国的科研方向实际上被西方的民间文献机构牵着鼻子走”。他大声疾呼，“在科教兴国的今天，国家要重视这种现象，予以纠正”。杨雄里院士却不以为然，他认为SCI“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对于衡量基础研究的水平，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客观指标”。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孰是孰非？收入第二部分的8篇文章着重讨论期刊“影响因子”及“核心期刊”在科研成果（特别是论文评价）中的作用问题，意见也不统一。第三部分的8篇文章，着重讨论“核心期刊”的测定方法和评选标准问题。第四部分着重介绍美国科学情报所（ISI）及其科学引文索引（SCI）。第五部分主要介绍国内学术期刊的计量评估和遴选体系。第六部分是一些讨论我国学术期刊如何走向国际化的文章。这本文集大致反映了20年来国内学者对“核心期刊”的基本态度。

2003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以“科学、完整、准确地测评核心期刊，建立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推进期刊国际化、网络化”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期刊界代表与会，应征论文达91篇，汇编成《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文集》（纸质版和光盘版）。其中专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有13篇，13篇当中有6篇是大会的主题报告，他们是蔡蓉华、史复洋《核心期刊评价与文献学研究》、刘筱敏《核心期刊的起源与变化》、张玉华《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选取和调整》、姜晓辉《社科引文数据库与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依存关系》、邹志仁《颇具特色的社会科学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曾建勋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的建设》。

2004年6月，第二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与会代表400多名，应征论文69篇，其中10篇是专论“核心期刊”的文章，编印成《第二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论文集》。这些文章是丁康、张燕《再论“核心期刊”对我国学术评价和期刊发展的负面影响》、钱荣贵《国外“核心期刊”的理论源流》、陈冠初《对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价的探讨》、党亚茹《来源库对作为科研成果评价工具的核心期刊选择的影响》、王经武《核心期刊提法的是与非》、金永勤等《核心期刊与编辑》、牛燕平等《对核心期刊存在价值的理性思考》、陈通宝《核心期刊测评体系与方法研究》、黄开颜《核心期刊作用小议》、温娟等《对核心期刊的评价的思考》。这些论文或抨击“核心期刊”制的严重危害，或系统介绍国外“核心期刊”遴选的相关理论，或对“核心期刊”的是是非非作辩证观照，或对完善“核心期刊”遴选体系提出自己的见解，此外，也有不少文章虽非专论“核心期刊”，但与“核心期刊”、期刊评价息息相关。

2005年9月，第三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4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应征论文80余篇，编制成《第三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会议录》。提交论文中有15篇文章是专论“核心期刊”的，这些文章是俞志华《论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竞争力的构成和提升》，张瑛、徐晓红《核心期刊的渊源及功效分析》、郑植友《体育核心期刊网站建设现状及期刊可持续发展分析》，王健《核心期刊与科研绩效评价》，李敬远、曾因明《论核心期刊及其评价功能》，刘家锋《对改进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的几点建议》，谢子书、陶欧《对“核心期刊”立论的商榷》，颜忠民《核心期刊功能浅析》，石鹤峰、张大名《关于核心期刊的若干“错位”》，昌炎新《核心期刊的渊源及功效的利弊分析》，张大明、陶珠《网络与数据库上的核心期刊现象》，王经武、王娟《核心期刊遴选是期刊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邹庆红《核心期刊的功效和利弊分析》，翁菊梅《核心期刊刍议》，丁绿芳《如何提高〈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权威性》，以及马智的《核心期刊功能异化》。这些文章当中对“核心期刊”现象持批评态度的占较大比重。

此外，2005年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还先后编印了《论影响因子专集》和《核心期刊导引》两本文集。前者摘编了近年来国内发表的专论“影响因子”的论文22篇。后者对“核心期刊的概念”、“核心期刊形成的机理和测定指标”、“核心期刊测评体系和方法”、“核心期刊测评状况”、“核心期刊效应的思考”进行了介绍和阐述。尽管该书列有“如何正确运用核心期刊概念”一节，但文字过简，对“核心期刊”引发的负面效应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中可以看出编者的某种倾向。

从上述六本核心期刊文集及三次全国核心期刊会议来看，目前“核心期刊”仍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且热力不减。可以预见，只要科学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学术论文评价体系不建立，只要“核心期刊”仍然被用作论文和学术期刊的评价尺度，“核心期刊”热就会“高烧不退”。13.“核心期刊”与“优秀期刊”关系辩正

国内初期的“核心期刊”遴选并没有对学术期刊产生多大影响，期刊界并不在意刊物是否“核心”。但随着“核心期刊”被广泛运用到科研绩效评价领域，特别是成为论文学术水平评判的标尺之后，是否“核心”便成了人们心目中评判学术期刊优劣的主要尺度。“核心期刊”对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也由此超过了期刊的政府评价，人们更为崇尚“核心期刊”。那么，“核心期刊”的遴选是否就是对期刊的质量评价，“核心期刊”是否等同于“优秀期刊”，“核心期刊”的遴选能否代替期刊评优？针对这些问题，编辑出版界进行了广泛讨论。

2000年，王振铎对“核心期刊论”是“科学真经”还是“谬种流传”提出质疑，他认为“科技文献来源统计不能引申出一套期刊理论”，并以此作为“评价所有刊物的标尺”；“刊物既没有核心，也没有级别”；“‘核心期刊’论不符合期刊管理要求，造成误导，引发流弊”。2001年，孙景峰认为，“核心期刊”的遴选与优秀期刊的评比过程之间存在着不小差距，把进入“核心期刊”作为高校学报专业化改革的目标缺乏说服力，是对学报改革目的表面化和简单化的理解，不利于学报事业的健康发展。2002年，钱荣贵指出，“核心期刊”遴选与期刊的质量评价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两者的吻合程度不高，“核心期刊”遴选只是对期刊质量的一种不完全评价，而不是对期刊质量的整体评价，选出的“核心期刊”并不等同于“优秀期刊”、“重点期刊”，更不是期刊群中的“重中之重”、“优中之优”。一味去迎合“核心期刊”的遴选指标，只能以牺牲刊物的自身特色为代价。2003年，李诗信也指出，“核心期刊”与“优秀期刊”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的评价指标不同，“核心期刊”的使用必须回到图书情报学范畴。同年，刘守旗指出办学报不能跟着“核心期刊”转，而应在办出特色方面下工夫、做文章。需要指出的是，来自编辑出版界的反思，相信会越来越得到学界包括“核心期刊”遴选者们的广泛认同。2004年，姜晓辉指出，“一般说来，优秀期刊的评选应包括政治质量、学术水平、编辑质量以及出版发行状况”等指标，而“核心期刊”评选“并不是从多层次、多角度对每种期刊作优选比较”，“还不能算作期刊的全面的综合评价”。姜先生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的主要负责人，能如此客观地辨别和表述“核心期刊”与“优秀期刊”之不同，难能可贵，让人欣慰。14.国家期刊管理权威部门的表态

2002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就学术期刊、“核心期刊”相关问题作出答复。《答复》的出台一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学术期刊界在如何认识和对待“核心期刊”这一复杂问题上需要听到政府部门、权威部门的声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目前学术期刊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混乱现象。《答复》就5个问题进行了答复，这5个问题是“期刊有无国家级、地方级的区别”，“有些期刊在封面上刊载‘XX省一级期刊’、‘XX级期刊’等字样，与期刊的学术水平有关吗？”“‘核心期刊’是怎么回事”，“目前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有无制定衡量学术期刊质量的权威标准”以及“新闻出版总署近几年举办过国家期刊奖、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中国期刊方阵等期刊方面的评奖活动，是否可以认为获得这些奖项的期刊中的学术期刊质量是比较高的”。其中对“核心期刊”问题作了如下答复：“‘核心期刊’是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确定的。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某些大学图书馆制定的，而且各学校图书馆的评比、录入标准也不尽相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也未参加过此类评选活动。”这样的答复对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或改变目前学术界、学术期刊界对“核心期刊”的误用和滥用状况。15.“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引发争议“核心期刊”研究属文献计量学的范畴，同时兼有目录学、图书馆学、统计学、期刊管理等学科的某些特征。在世纪之交，“核心期刊”的功能不断被异化，“核心期刊”跨出了原先揭示文献的期刊分布特征、订购和管理馆藏期刊的疆界，进入了科研绩效评价领域，尤其是在职称评审、津贴评定中，科研管理部门已普遍将“核心期刊”作为评判论文学术价值高低的主要依据。由此引发出来学界的激烈争议，在“核心期刊”能否成为论文评价的依据上，学界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思潮。1999年，党亚茹指出，核心期刊“具有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学术成果和评价论文作者的水平的特点”，“对学术论文评价的第一要素即为‘发表在核心（重要）期刊上’”，但又同时指出“用核心期刊去参与评价，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2000年马爱芳、马天云指出：“核心期刊”的科研绩效评价功能是研究者始料未及的。《总览》的权威性决定其具有很强的科研绩效评价功能，而在具体应用中，应当“删除科普类期刊”、对“核心期刊”进行粗略分级、避免“一刀切”，以充分发挥“核心期刊”的科研绩效评价功能。薛万新竭力主张充分发挥“核心期刊”在科研绩效评价的导向作用，并认为在职称评审中，给核心期刊以名正言顺的地位，有利于扬长避短，理顺关系。2003年赖君荣等认为，“核心期刊”的评定有助于期刊之间的竞争，会给期刊带来前进的动力，也有助于期刊论文的质量评价和期刊质量的提高。2004年，秦毅认为，以“核心期刊”来判断论文的学术水平，从发展趋势上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比完全的主观评价增加了许多客观性。与此相反，众多学者持不同意见。2000年徐兴余指出，《总览》不具备对期刊学术质量和论文学术水平进行评价的效用，“以期刊是否进入《总览》所列的核心期刊表，或论文是否在该核心期刊上发表，作为评价期刊的学术质量和论文的学术水平的惟一标准是不科学的”。2001年叶继元、朱强指出“论文评价不等于期刊评价”。在如何对待两者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认为，论文评价与期刊评价是有关系的，“完全否认二者的联系，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但是也不能把二者的联系绝对化，不能用期刊的评价完全代替其所发表论文的评价，不能认为凡质量好的或名望高的期刊上的论文篇篇都是好论文，都好于一般期刊上的论文”。2002年，徐兴余进一步指出，以核心期刊来评价论文存在一系列的悖谬性，这种悖谬性表现在学术的“评价概念”、“评价时间”、“评价方式”、“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及“评价效用”上。邢东田认为，即便“核心期刊”的遴选是科学的、公正的，发稿也是经过严格把关的，“核心期刊”也不能用来作为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工具，因为核心期刊根本就不具备这一功能。钱荣贵指出，“以刊论文”（即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判论文学术质量的高低）的评价方式“硬伤”累累。首先，期刊质量与论文质量之间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一种期刊的整体质量高并不能说明每篇文章的质量都高、都一样高。期刊的整体质量与论文的个体学术质量之间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推来推去的“可逆反应”。其次，“核心期刊”不是纯粹对期刊质量的评价。再次，“核心期刊”的专题性、滞后性特征也说明“核心期刊”不能成为论文学术水平评价的依据。钱荣贵还指出，“以刊论文”是一种与科学精神相悖的评价方式，看似简捷、客观，实很荒唐、可笑。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讲求严谨、求是的科研成果，深受其害的恰恰是科学研究的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缺失”。2003年，黄红梅指出，“核心期刊”使用价值的泛化，对学术期刊的危害是巨大的，对此，作为综合性学术刊物的高校学报有切肤之痛：“浪费了有限的出版资源”；“恶化了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助长了浮躁的学风”；“败坏了编辑出版行业的职业道德”。2004年，龙协涛指出，种种问题并不是核心期刊惹的祸，“时下在科研评价工作中过于热衷量化，把根本不能量化的东西硬性量化，在标榜‘简便易行’、‘可操作性’下掩盖不负责任的可怕惰性，这是在学术腐败面前束手无策无可奈何采取的下策”。方宁指出，“表面上所呈现的学术繁荣，背后凸显的却是学术的贫乏。有‘利益’驱动的‘学术’，又岂是‘核心期刊’所能改变和挽救得了的”，“当学界趋之若鹜地向所谓‘核心期刊’要学术产量的时候，其实却蹈入了一个致命的误区”。16.学界对“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责难

世纪之交，国内“核心期刊”研究极度繁盛，“核心期刊”的功能也极度泛化。“核心期刊”成了科研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重量不重质，重刊不重文”的学术之风、科研评价之风越演越烈。对出版界而言，“核心期刊”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期刊的评价上，不少期刊尤其是学术期刊，将“核心期刊”视为期刊质量评价的惟一尺度，“千方百计”去迎合“核心期刊”的遴选指标，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学术界时有批评和责难。现将部分代表性观点综述如下：

2000年，王振铎指出“核心期刊这个幽灵，已经闹得我国编辑出版界搔首踯躅。学术界与教育界在申报专业技术职称和科研评奖时，更为之莫名难奈”。翁贞林认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用作成果评价的依据不科学，“导致期刊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不利于文献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2001年，周祥森指出，“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堪称影响恶劣，祸莫大焉！”“是另类的‘血统论’、‘出身论’”。周先生还以自己执编的《史学月刊》为例，列出了“核心期刊”论对编辑出版工作的六大危害：“第一，严重制约了主编年度选题计划的实施。第二，严重阻碍了编辑人员主体性作用的正常发挥。第三，造成了同类刊物之间稿件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匀状态，也造成了大量高质量稿件的无谓积压，影响了优秀学术成果的及时发布。第四，影响了编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编辑人员与作者的正常关系。第五，无谓地耗散了学术期刊编辑人员的时间、精力。第六，严重影响了学术期刊板块的主题结构和专栏特色的体现。”黄安年认为，绝不能因为发表在哪级刊物就给什么奖励，而根本不看学术论文内容本身。这种形式主义的认定法实在是搞乱了科学研究，它导致人们只看重的是A、B、C三级期刊本身，而不是学术文章内容的本身。2002年，淮茗指出核心期刊已成了“一种流于形式的公害”，“所造成的种种负面效应，说它是一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也并不为过”，“围绕核心刊物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各类奇闻逸事，是完全可以写出一部很有分量的新儒林外史来的”。任东来先生指出，“学界、特别是拥有权力的人文社科研究的管理部门，忽视了核心期刊在论文评估方面的重大缺陷，过分热衷于确定各自的核心期刊，可以说患上了一种‘核心期刊幼稚病’”。以核心期刊作为论文评价的依据可能“造成一些学科间的不公平的竞争，人为地制造矛盾”，“相互间的竞争变成了一种非常残酷的你失我得的零合博弈（zero-sumgame）”，同时也可能“扼杀学科整合和边缘学科的发展”。论文评价不能依靠情报界，同行专家才最有权威来对论文质量作出相对可靠的判断。2002年，王华生指出，学报、综合性期刊真正的出路在于抓质量、上档次、求生存、促发展，为了迎合“核心”期刊而单单改变稿件的集结方式这种外在的形式，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钱荣贵指出，“核心期刊”引发不良刊风和学风。“以刊论文”不仅直接导致了科研评价的异化，而且与科学研究本身所崇尚的严谨、求是的科学精神相悖。在许多人看来，现在做学问、写文章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全然无暇顾及了。2004年，周保欣指出“核心期刊”被广泛引入学术评价体系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国内学术期刊界和学术队伍内部不同程度的分化。学术刊物被拦腰切割分成了三六九等；学者据此排定坐次；研究生逼迫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否则无法取得答辩资格。“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被充分神化。在这种学术环境下，人们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关注“说些什么”的学术研究的本质性问题，而是非常看重“在哪里说”的形式意义，“这不能说不是学术研究的‘异化’和本末倒置，也是学术的悲哀”。桑穆则指出，任意推崇核心期刊和任意贬低非核心期刊的做法，不利于学术期刊的繁荣和推动学术刊物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学术腐败，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导致经济寻租，学风浮夸，难保学术期刊的质量”；“二是加剧了学界开后门、拉关系的不正之风”、“三是导致主办单位导向偏颇，有碍学术水平的提升和科研氛围的形成”。乔明国认为，“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造成了学术水平认定的简单化、独断化和行政化”。这种评价方式的流行对学术自由、知识创新无疑是一种贬损和侵害，核心期刊具有的行政权威，“助长了将无视学术内容和学术造诣的行政指令的凌驾于真实学术价值之上的作风，与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李诗信指出，“‘核心期刊’像细胞已经扩散的毒瘤，严重毒害着中国的学术界和期刊界，造成了极大的学术混乱”。“许多优秀稿件集中在‘核心期刊’编辑部而失去时效，造成了非‘核心期刊’的萎缩和停滞，造成知识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而最终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和学术腐败。王忠双指出，以刊物是否核心期刊来评价刊载论文的良莠，必然导致学术上的怪圈，诸如“不公平竞争”、“学术垄断问题”、“假核心期刊现象”等。邢东田指出“现在科研管理体制中最大的弊端，是形式主义泛滥，只认衣冠不认人，甚至发展到了文不对题的地步。其中，最为荒唐的，就是经过数年不遗余力的推行，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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