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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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中的传奇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此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认识的形成较为晚近，从鸦片战争发生之时起，对其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有不同看法：“当时的人对于（《南京条约》）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清朝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民国时期蒋廷黻的这段话，道出了鸦片战争认识的发展。而鸦片战争在不同时期的“意义变化”，正反映了一定时代思想与社会情状。
一、“鸦片烟之战”：清末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述
认识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社会，历史教科书是个重要资源。历史教科书作为“新史学”出现后出现的史性著作，其学术史意义不可低估。它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通过政府审定和由政府颁行的教科书，代表了一个国家统治者的史观及立场，其编写反映了国家或政府、学者对历史资源的态度。
中国教科书是由西方教科书的传人而引发的。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到自行著述的过程，政府设有专门的教科书编写机构，但民间书局一直是编写发行的主流。清末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从日本编译过来的，影响较大的有《支那史要》和《东洋史要》等。《支那史要》的作者为市村瓒次郎。1888年，市村与人合著六卷本中国通史《支那史》，后将其缩写成两卷本的《支那史要》，作为教科书使用。《支那史要》与《支那史》分别于1902、1903年译介到中国，用做学堂教科书。其中，《支那史要》影响很大，稍后出版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1903年）、《新体中国历史》（1907年）等均改编自此书。
关于鸦片战争，《支那史》以“鸦片烟之战”为题作了介绍：“英吉利国，明时即通支那。清圣祖世宗时，来广东贸易，自是输入鸦片烟颇多，流毒极大。高宗仁宗二朝，前后再烧其函，其输入益盛。宣宗时，输入三万四千函。湖广总督林则徐疏论其害，帝以则徐为广东总督。”林则徐广州禁烟，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英兵遂进兵中国。英兵占领镇江后，南京大震，于是和英人议和。“帝初主战，至是知不可，乃起伊里布，与钦差大臣耆英，共赴英军议和，英等见英将，定条约七章，出银二千六百万两赔偿鸦片金，割香港为英国管辖，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港为互市场，互通俘虏，且约勿得擅刑英人。于是和议全成，两国均解兵。”这里提及了南京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和领事裁判权等内容，但没有分析其影响。《支那史要》的叙述也基本相同。
几与《支那史要》同时出版的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该书“可谓东洋史之善本”，首由东文学社于1899年印行，作为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广为流行。关于鸦片战争，《东洋史要》作了简要介绍。如江宁议和：“英索偿金二千一百万，开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口互市，割香港，用敌国礼，清诸帅闻英人扬言将攻城，皆胆慑，概许之。约禁鸦片章程，反一语不及。英人大喜，率船去。”对鸦片战争未作评说。《东洋史要》不仅讲述中国历史，还包括东洋其他国家。鸦片战争放在“近世期”中，近世期为欧人东渐时代，分三篇：第一篇“大清初业”，第二篇“大清经略塞外”，第三篇“英人东渐”，鸦片战争在第三篇。第三篇又分三章：帖木儿后中亚之形势与蒙兀儿帝国之盛衰；英并印度；鸦片之战至各国与大清立约。从该书章节安排和《南京条约》描述来看，鸦片战争只是欧人东来后的一个一般性冲突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1903年后中国开始自编教科书，首先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教科书”系列，姚祖义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其中一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过程叙述较为详备，但与巨人编写的教科书一样，对战争的影响也未提及。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另一种《中国历史教科书》以“林则徐禁毁鸦片”、“英兵来攻”、“宁波之战”等为题来讲述鸦片战争。如写南京议和：“复用伊里布、琦善驰援请和，遂令噗鼎查于江宁为盟书。其略曰：中国焚英鸦片，偿银二千六百万两，以广州、上海、福州、宁波、厦门为英国交易之区，香港永归英国。中英官吏，以同等交接。”这里也只是简要地介绍了南京条约的内容。而1907年宏文馆《中国历史讲义》，“鸦片战争”放在“欧人东渐”中。“欧人东渐”分三节：一是元代后欧洲人的东来，西方的算学、天文、炮术等输入中国，中国的罗盘针、印刷术等也西渡彼地。葡萄牙然占据澳门，荷兰人据台湾；二是与俄交涉，订《尼布楚条约》；三是鸦片战争。“欧人东来，与我通商，已非一日，然未有居留地也。迨英人得印度，欲扩商权于亚洲，苦心经营。康熙乾隆间，屡遣使来，终不得要领。是时鸦片输入已多。”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订立后，“由是国势遂衰，内忧外患交迫矣”。《中国历史讲义》认为从此中国逐渐衰落，是较早注意到鸦片战争对中国国势影响的教科书。
清末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大多认为它是清初以来中国诸多对外交涉事件中的一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中国历史进程也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时谈及中外订立的条约，也只讲述中英《南京条约》，与美法等国订立的条约多未提及。
二、“烟毒泛滥”：民国初年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述
民国成立，宣布共和，对教科书编写提出新的要求：“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民国刚成立时，部分教科书改编自前清，修改了教育部明令删除的尊崇满清、避讳抬头字样，以期养成共和国民。此期教科书，在鸦片战争叙述上，与清末有所不同。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新制本国史》，对鸦片之战争写道：“道光时申禁，英商勾结内奸，百计私售。宣宗命林则徐赴粤查办，以兵吓英商。”鸦片战争由是爆发，清朝战败，签订《南京条约》。“法美俄等国，皆援例缔约交涉始多，而鸦片之禁至咸丰时竟弛之，而征税矣。于是流毒遍于中国矣。”《新制本国史》是民国成立后较早的一部本国史教科书。相较与清末，这里对鸦片战争的叙述，有两处变化：一是在中外条约上，除了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外，还提到了法国与美国与中国订约。二是在鸦片战争的影响上，注意到鸦片战争未能禁止鸦片、以至于鸦片流毒中国。与以前教科书单纯描述战争经过和记录《南京条约》内容不同，开始注意到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玉森《共和国本国史》，该书详述了鸦片战争。关于《南京条约》，书中写道：“约既公布，法美亦援例缔约。独是中国全权及内外大停，对于战争原因之鸦片禁令，均未只字争及，于是臣民吸用之习蔓延益甚，英商鸦片之输入依然盛行，及文宗奕泞时，遂公然弛禁，以洋药之名征收关税，由是吸食鸦片之弊风，不啻为法律所默许，而诸外国人反而丑诋之，且或携我国一二烟具陈诸博物馆，以为清国人民风俗之代表矣。”1922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赵氏的《新著本国史》，该书教育部审定为：“取材列目斟酌合宜，敷议亦尚平正，可以疏论学生读史之心胸。应准予审定作为中学校历史教科书用。”《新著本国史》以“毒物的蔓延与通商大局的发展”为题讲述鸦片战争，持论与《共和国本国史》相同。鸦片战争影响主要是鸦片烟毒的泛滥，对于由此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形象深为痛心。
20世纪20年代初，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白话本国史》“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该书以“五口通商”为题讲述鸦片战争，注意到鸦片战争后中国外交上的变化，显示了与当时一般教科书编者的不同视界，但在论及鸦片战争的影响上，还是对没有约禁鸦片、导致鸦片泛滥表示惋惜。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陆光宇的《本国史》，以“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为题叙述了鸦片战争，分“鸦片之战”、“林则徐”、“鸦片战争后之中英南京条约”等几个层次，对《南京条约》的内容做了详述，认为“约既公布，法美亦援例缔约，而条约中关于战争原因之鸦片禁令，均未只字提及，于是国人吸食之习，蔓延益甚，英商鸦片之输入，依然盛行。文宗奕拧立，遂公然弛禁，以洋药之名，征收关税，由是吸食鸦片之风，不啻为法律所默许”。其中“战争原因之鸦片禁令，均未只字提及”一句，特别用着重号标出。陆光宇认为这是导致当今鸦片泛滥的主要原因，对此极为痛心。
192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李岳瑞、印水心《（评注）国史读本》，论及鸦片战争时，认为鸦片之战后“外患日迫”，“此次战争，本因鸦片而起，而议和时，中国全权大臣，及内外大僚，对于战争原因之鸦片禁令，故未只字争及，于是臣民吸食之风，蔓延益甚。英商鸦片之输入，依然盛行。及文宗咸丰时，遂公然弛禁，且从洋药之名征收关税，是吸食鸦片，不啻为清律所默许。而外国诸人，反从而丑诋之，或且携我国一二烟具，陈诸博物院，以为清国人民之代表矣。呜呼，辱国病民，不亦甚哉。”《（评注）国史读本》原为李岳瑞编著的《国史读本》，清末用做教科书，1926年印水心把它进行改编，加上了自己的评说。从印水心对鸦片战争的评论来看，基本是借鉴同时期其他教科书中的评说。
民国成立后一直到20年代后期，教科书中对鸦片战争的影响，主要是从“鸦片烟泛滥”方面来论述，尽管《南京条约》中有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内容，也提及法美等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但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现代意义”，对战争可能引起的其他社会变革没有注意。在清末民初史家看来，鸦片战争的最大遗憾是未能对鸦片烟有个限定，以至烟毒泛滥，流毒中国。
三、“帝国主义侵略之始”：20世纪30年代后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述
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实行新的教育政策，修订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趋于模式化。此后编写的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叙述与前有所不同。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金兆梓的《高中本国史》，即以“满清外交失败第一步：江宁条约”为题来描述鸦片战争，对战争的经过与《江宁条约》的内容做了详细介绍，其中“协定关税”对中国影响最大。与以前叙述不同的是，开始确立了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始：“中国自清代后半期以至今日之局面，皆由清政府与欧美日本各国所定不平等条约有以致之，而首定此项条约者则为英国”，“且自此约定后，法美等国，亦均援英例订约，于是满清之统驭力失坠，中国门户洞开，实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第一幕”。该书后经几次修订，有多个版本，都坚持了这一看法。
与金兆梓对鸦片战争的定位一样，1930年，北新书局出版杨人梗的《高中本国史》也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为我国外交失败之始，也就是帝国主义铁蹄加在我国人身上之始。”《南京条约》公布后，各国都相率派公使或领事来广东，法、美二国派全权公使，与我国定通商条约，外人在中国取得裁判权。鸦片战争“为鸦片而起，条约上反于鸦片无一字限制，于是英人利用协定关税，将鸦片大宗输入，直至今日，依然受鸦片流毒，言来实堪痛心”。这里突出了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第一步。
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郑昶《新中华本国史》分“欧人东渐”和“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两章来讲述鸦片战争。“一、中英鸦片交涉和江宁条约：第一个陷害我国于次殖民地地位、开不平等条约恶例的是英国人。（1）割让香港于英，五口为商铺，许英人居住贸易，并得派遣领事专事商贾事宜——这是各国在这个派驻领事的开始。（2）秉公议定关税则倒——又开了协定关税税则的恶例，侵夺我国的关税自主权。这条约定后，法美等国也都在后援例订约。从此中国门户洞开，实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第一页。”自从中英鸦片战争订下种种的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还是战败国寻常所受的辱；但如江宁条约中的规定的关税协定，使我国关税不能自主；天津北京两条约及芝罘条约，更增添领事裁判权、内地传教、内河行船等规定，这一来却使我国的主权不能完整，帝国主义者便可以处处置我死命了。郑昶认为，“种种不平等条约中，最可痛恨的要算片面最惠国条款的规定，各国利益一体均沾，中国如有什么举动，非得各国一致同意，而且此项最惠国条款，各国都是毫无条件的取得，可以坐享我的权利，不必向我尽任何义务，这真是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的了”。
1932年，开明书局出版周予同的《开明本国史教本》，以“帝国主义侵略的开端与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为题，从“英国产业势力的膨胀、鸦片的输入与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及其影响”等几个方面来讲述鸦片战争：“这媾和条约称为《中英修好条约》，亦称《南京条约》或《江宁条约》，实为中国与欧洲订立的第一次不平等条约。自《南京条约》签布后，欧美各国商人争请通商，以求与英国均势。公元一八四四年，成立中美条约，继又成立中法条约，对于民刑事裁判权也竟行让于。一八四六年，因广州延期开放，又与英国订舟山列岛永不割让与他国的条约。从此以后，外患内乱相逼而来，不仅清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即中国民族也随而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周予同另编著有《初中本国史》等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看法基本一致。
1933年，世界书局的《初中本国史》也认为，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外交史上平舔了一页损失的契券；而中华民族的身上又加上了一根牢不可破的铁链，这是多么痛心的啊”，“从此中国政府做不成天朝的迷梦，一切顽强自大的态度，只索变成异懦畏蒽的迁就政策了”。与民国初期教科书对鸦片泛滥深感痛心不同的是，现在痛心的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把中国现阶段的落后与困难归因到这场战争。
从上面的论述可见，20世纪30年代后，历史教科书大多以“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等为中心来详述“鸦片战争”，强调了中国战败和《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始，《南京条约》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近代史开端：“清初”的参照意义
对鸦片战争认识的考察，还须放诸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脉络中。今天讲述鸦片战争，很容易想到它是中国近代史开端。不过，从清末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历史教科书来看，近代史开端主要有“清初（明清之际）”、“元初”两种分法，30年代以后教科书统一以“清初”作为“近世”的开端。考察“清初”近代史开端对认识鸦片战争有个很好的参照意义。
民国初年，一些史家在划分时期时就声称：“所分时期，与东西洋史时期，互相参校，翼归一律，避免学生将来讲授东西史时，因分划之过差而生误会，引起教授上之困难（按历史普通分期之法：上古止于西罗马亡；中古止于东罗马亡。日本人所著东洋史，于中国时期，上古于战国，秦汉以下即为中古。夫西罗马之亡在南朝宋苍梧之时，上距六国之灭亡已六百数十年。东西相差之距如此，易致误会，而生错谬。今划国史时期与东西史时期务期大略相等。虽不能十分一律。亦须相差之度不甚悬殊，盖即历史每期事实亦不能毫无出入也）。”1926年，印水心改编李岳瑞的《国史读本》，李书未分期，印在改编时做了划分，“其时期划分，皆与东西洋史时期，互相参校。俾学者于研究东西洋史，不致发生误会”。这里是按照西方的历史分期来划分中国历史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学课程标准的历史分期也是如此，其划分中国历史为四个时期：上古、秦统一之前；中古、秦统一到清初；近世、清；现代、民国。此后，中国历史教科书都以“清初”为近代史开端。
通过与西方历史的参照来划分中国历史时期，就会把近代史的开端定在“欧人东渐”（或称西力东渐）的清初（明清之际），注重“西力东渐”对中国的影响，“西力东渐”在教科书中占有重要的篇幅。教科书对新航路的发现，欧人来到东方、特别是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占领澳门，荷兰人占领台湾等都有详述。1913年，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叙述了“新航路”开辟的原因：自元时跨有欧亚，东西交通，欧罗巴人慕中国之富饶，渐思东来。后来由于欧亚陆路通道受阻，于是欧人注意别辟新航路，而欧亚交通起矣。当明中世，葡萄牙人，先通商于印度，已而掠南洋诸岛恃为根基，进至中国与日本，广为贸易，遂握东方之商权。“葡人租借澳门为通商口岸，是为欧人在中国设有租借地之始。”欧人东渐，不仅仅是葡西商人的到来，还有俄国的东侵，“我们与欧洲列国正式之交涉，自清初之中俄交涉始。俄见黑龙江富饶，趁清兵入关时侵占雅克萨，筑城驻兵。圣祖毁雅克萨城。中俄和议，订尼布楚条约。我们交涉史上最荣誉之条约也”。欧人东渐后，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大门，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加强，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巨大变化，中国开始被纳入到世界舞台。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可以作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开端。清初（明清之际）的“欧人东渐”和清中叶的“鸦片战争”都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理由”。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在民国时就有明确的表达：“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原动力；故近世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以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此故”；“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选择“西力东渐”的清初还是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则反映了是在“世界历史”中还是在“中国历史”中安置中国近代史的问题。西方近代史开始于新航路的开辟，把中国近代史开端定于清初，可以与西方历史保持同步，把中国纳入西方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从而赋予中国历史现代性特征。“近代”是西方迅速发展并取得世界霸权的时期，而对中国史家而言，中国近代史最让他们焦虑。近代中国不再是往昔世界的中心，而退居边缘；富强复兴，是近现代当然的使命与希望。将中国近代史开端定于清初（明清之际）的“西力东渐”，可以与西方历史发展同步；但这个起点显示的是“世界”的中国近代史，而非“中国”的中国近代史，无法体现中国历史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以“西力东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无法为30年代以来日趋高涨的反帝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供正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性的“近代”起点与中国史家当初运用历史分期策略建构中国民族历史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始的鸦片战争，其地位需要重新界定。
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步引起注意。当时中国积弱，又陷于帝国主义国家压迫侵逼之下，先其所急，学者多致力于中外关系史、外交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外人在华特权利益、不平等条约、租界、治外法权以至种种丧地辱国之历史，颇以激励国人，唤醒民众为职志。研究近代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在此背景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迅速提升。
20世纪30年代，是鸦片战争取得重要意义的关键年代，鸦片战争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开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出现在多个史家著述中。此时出现的几种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如陈恭禄、李鼎声、蒋廷黻与李平心等所著的《中国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讲起，尽管他们持有不同的立场，对中国近代社会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化或反侵略革命的历史。“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是近代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确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经济上，在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李平心这段话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30年代出版的二十多种中国近代史著作大都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二是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始，如上所述。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对中学历史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强调初中要“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高中要“注重历代外交失败之经过及政治经济之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我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此时的“鸦片战争”正是以反抗西方侵略和中国民族觉醒的姿态出现在教科书中，它分欧人东渐后的“近世”为两个阶段：“近世史可分为两个小时期。西力业已东渐，而我国冥然罔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保守其旧样子，为前一期。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觉，不容我不起变化，为后一期。五口通商，就是前后两时期的界线。”北新书局的《高中本国史》也认为：“在近世期中，则以鸦片之役为划分时期的关键。鸦片之役以前，西力虽已东渐，但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尚能保守旧日的规模；鸦片之役以后，外力侵略日深，便不能不起到急剧的变化了。”30年代后，教科书仍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转折点”的看法逐步彰显。史家著述和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论述，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地位。
与国民党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与国民政府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却是一致的。持唯物史观的史家从经济与社会（生产方式）角度重新划分中国历史时期。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这四种社会经济形态，再加上必然到来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相一致，从而表明中国社会符合马克思在其关于欧洲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的“普世”法则。郭沫若的分期影响深远。稍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以社会矛盾为判断近代社会的依据，认为有史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变化，近代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它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分期方式更加强化了先前被国民党政府逐渐推崇的鸦片战争“转折点”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史学界基本接受了毛泽东的看法，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开端。
五、余论
对鸦片战争的讨论，必须面对的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即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鸦片战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民国时期的对中国近代史的划分，无论是以清初还是以鸦片战争作为起点，都注重通过与西方历史比较来进行研究，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体系中。这种分期方式所体现出的历史模式，与稍后出现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历史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冲击—回应”和“传统—现代”模式实为一致。近年来，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正越来越引起更多的关注，这种研究倾向于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于清初（明清之际）。其实，清初起点与鸦片战争起点所体现出的中国历史模式并无多少不同，所谓的清初起点也只是20世纪上半期的提法在今天的回响。
伴随着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的论争，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也开始从“革命史”向“现代化”转移，“新范式与旧范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仅仅视为一场‘革命史’”，其原因则是所谓的时代精神的不同。今天，‘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两种范式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有所不同，但对鸦片战争的关注却未稍减，都注意到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转折意义。和革命史范式将鸦片战争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始相同之外，现代化范式还认为鸦片战争开始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鸦片战争认识变化中不变的，是近代以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要求。
在国家认同建构中，民族的苦难与历史上的光荣同样重要。一个成功的民族史叙事，应该是兼顾光荣与挫折的双重叙事。一方面要发扬历史上的荣光，来形成民族的自信心，一方面要善于注意历史上本民族遭受的苦难，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光荣、也有屈辱，有征服、也有被压迫。可是真正能够巩固成员的感情和认同的，绝对是屈辱和悲情。”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论它是中国革命史——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帝反封建的开始，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对中国民族而言，它都意味着一场灾难，也是现世落后与抗争的一个原由，突出其中国历史转折点以致近代史开端的地位，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
但是，仅仅知道历史上的苦难可以共同为革命史或现代化范式提供支持，尚不足以了解两种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缠结。一个民族对历史上苦难及由此产生的悲情的不同态度，则关系到民族的不同走向。历史上苦难对民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痛苦和在痛苦中的迷失，一方面是对苦难的反思和重新振起，两者可以以不同的比重出现，也有不同的结果。对一个民族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民族灾难中获得新生。两种范式中同一的鸦片战争起点却有着不同的意味。对革命史范式而言，更注重鸦片战争给民族带来苦难的一面，但是，过多的注重民族苦难可能会将自己孤立，导致对世界的信任出现危机，从而将自身封闭起来，逐渐疏离于世界之外，最终会导致整个民族的迷失。现代化范式更多的是把这场灾难看作民族振起、实现现代化的起点。它不仅仅停留在感知苦难上，而是将苦难作为民族奋起的契机，并从中加强了自信，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这种评价差异成为两种范式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30年代后，一般史著多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历史教科书直至新中国建立前一直坚持“清初（明清之际）”为起点，尽管教科书突出了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重要一环的作用。这里要注意到历史教科书的特殊性。历史教科书“把既存的历史知识规训为既符合统治要求，又不违背竞争时代潮流的‘近代化’知识”。从知识传授的方面来说，很难对教科书与一般史著作出明确的区分；从教科书的性质来看，它传授的是经过选择的特定知识，代表了国家和政府的意志，与一般史著有着很大的区别。教科书与一般史著关于近代史开端的“矛盾”，可能恰恰是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对于国家来说，采取“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对于史家来说，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无论是“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也无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说”，实则是这一问题的一个延续。
鸦片战争与中国衰败
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两次鸦片战争使旧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日期：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
地点：中国。
结果：英国胜利。
直接原因：虎门销烟
根本原因：英殖民主义为了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开辟殖民地市场，倾销英国工业品，掠夺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工业原料。
英国胜利以后的要求：1.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2.赔款2100万银元。3.割让香港岛。4.与英国协商关税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走私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他把鸦片集中于虎门的海滩，于高处筑起围栏，挖下长宽各15丈的两个大坑，灌入海水并倒进生石灰，待水沸腾后投下鸦片，使之彻底销毁）。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和陆军4000人（爱尔兰皇家陆军第十八团；苏格兰步兵第二十六团；步兵第四十九团）海军2～3千海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殖民主义军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无力再战。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殖民主义的尖兵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帝国主义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
法国侵略者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下卷）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中华帝国顿时陷入半殖民地状态。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未受过如此巨大屈辱。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背景
一、鸦片战争前的国际国内形势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为什么爆发？中外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场战争爆发是由于“商务上的误会”，有的认为是导源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有的说这是一个纯偶然性的事件。鸦片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我们可以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演变中考察一下它的历史背景，也就是战前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历史概况。（一）国际
1、英国
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继17世纪40年代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8世纪英殖民主义者又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园。到鸦片战争前后这个时间，英国每年的煤产量达到3000多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40万吨；机械纺纱业所用的棉花量达到5亿二千多万磅；筑成铁路数千公里。当时英国已有2/3的劳动人口从事工业生产，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首都伦敦的人口发展到二百几十万。从对外作战所必需的海军力量看，到1836年时，英帝国主义已拥有大小船舰500余艘。
2、法国
法国当时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18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时代最大、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它一扫法国先前的封建秩序，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工业生产也得以比较迅速地发展。不过，鸦片战争前夕，从工业的一些主要指标看，还远远落后于英国。
3、德国
德国军国主义从19世纪30年代起资本主义工业也有较快地发展，但直到50年代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德意志联邦中包括普鲁士等三十多个独立国，各自为政，这样又使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4、美国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即1775-1783年取得反对英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从它建国到进入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仅短短的五、六十年的时间，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是迅猛可观的。特别是在19世纪初叶，迅速发展商业，获取巨额利润。在1805年，美国商人曾经掌握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善于把握时机进行竞争之一斑。总之，美国虽说后起，但显示出咄咄逼人之势。
5、俄国
俄国是一个长期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国家，直到19世纪前半期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沙俄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但它疯狂破坏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且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国家之一，早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它就把侵略活动推进到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著名的雅克萨战役、尼布楚条约即当时中国反抗沙俄侵略的事件或产物）。此后它一直觊觎对中国进行侵略。（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虽说已到了封建末世，新的社会因素渐多地进行了量的积累，在一度程度上呈现一种新旧交互渗透的过渡性状况。但是总的看来，社会的旧格局、旧面貌基本保持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这种矛盾较前更严重激化，封建统治面临危机。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但封建制度没有改变。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政治黑暗，国防薄弱，财政拮据，国势日衰，到了19世纪以后，嘉庆、道光王朝更呈江河日下之势。
1、落后的经济
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衰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土地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大量耕地集中在贵族、地主手中，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据1812年（嘉庆十七年）统计，皇帝直接或间接掌握的土地达83万顷。乾嘉之际的权臣和坤就占田8000余顷。道光年间的大官僚琦善则有地252顷。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广大农民在封建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下，陷于贫困破产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2、腐败的政治
清王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已腐朽不堪。皇帝专横独断，骄妄自大，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一般封疆大吏愚昧闭塞，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败坏。乾嘉以来，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僚当中，多次揭露出惊人的贪污案件，这不过是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揭发出来的一小部分丑闻而已。当时有人将清朝皇帝查办贪污案讽刺为“宰肥鸭”。贪污在清统治集团中成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流行病。结党营私，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也形成恶劣的风气。
3、废弛的军事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编制上虽有八九十万人，但缺额甚多，武器落后，其装备水平与清朝早期相比反而有所退步。而且军务废弛，缺乏训练，军纪败坏，国防力量十分虚弱，每年消耗饷银二千万两以上（占当时清朝年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都到了腐朽不堪的程度。
4、沉闷的思想文化
清朝统治者还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沿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大力提倡空疏的宋学即理学和脱离实际的汉学，并大兴文字狱，钳制和禁锢士人的思想。当时思想界处于一种相当麻木、压抑和沉闷的氛围中，但是龚自珍颇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势头。他长歌当哭，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抨击时弊。
5、闭关自守的对外关系
鸦片战争以前，尽管清王朝保持比资本主义制度落后了一个时代的封建制度，尽管它已经相当地没落腐败，但是，它却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还没有被外国控制。清王朝采取的对外关系政策是“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肇端于明朝的“海禁”，是明、清某些时候实行过的一种政策，闭关锁国政策它既有前后联系、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的时候，实施的背景、目的、具体内容、办法各不相同的一面，所以应作具体分析、我们这里要着重了解的也可以说特指的，是乾隆以后的闭关锁国政策，也就是限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这种政策。清统治者把闭关锁国政策当作外交的武器来使用，无异于一个人舞纸剑而自诩英雄。闭关锁国政策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人，但是从长远、从全局来看，这一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起到抵制殖民侵略的积极作用，反而限制了中国自己，到头来是作茧自缚了。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消极的、落后的、错误的政策。闭关锁国的主要原因：1、清朝统治者坚持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压抑、限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由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稳定，他们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无需同外国进行经济交流。2、当时西方的殖民者正向东方扩展势力，清朝统治者担心国家的领土主权收到外国侵犯，又害怕沿海人民同外国人交往，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二、非法的鸦片贸易和中国的禁烟运动（一）鸦片烟毒在中国的泛滥
1、鸦片烟毒泛滥的原因
●自然经济的抵抗
●闭关政策的影响
鸦片战前，因为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帝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量很有限，同时也因为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暂时了限制了对外贸易规模，这给英国商品的向中国输入以顽强的抵抗。英殖民主义输华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制品和从印度运来的棉花，后两种商品能够赚点钱但数量有限。大宗纺织品则亏损。而它又亟需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在若干年里，中英正常贸易，中国方面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出超额每年仍在200-300万两白银以上。英国资产阶级跟中国做买卖，目的是要赢利赚钱的，这种贸易格局当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要想办法找门路改变。他们找到了一件法宝，这就是鸦片贸易。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适应其殖民侵略的需要，其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扭转它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2、鸦片烟毒的泛滥及其严重后果
19世纪以后，英帝国主义开始将大量鸦片输入中国，它不惜采取贿赂官吏甚至武装走私等卑劣手段。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中，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平均约4000箱。30年代激增，到1839年就达将近40000箱。除了英国以外，这时还有美国商人从土耳其贩来中国鸦片，但为数较少。由于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数量的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它对华贸易总值中，鸦片就占到1/2以上，到鸦片战争时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由入超变为出超。
●中英的正常贸易发生了变化
通过鸦片贸易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变入超为出超，变劣势为优势，中国变出超为入超，变优势为劣势，原来英国在广州贸易中亏损，“1821年英商运至广州的天鹅绒，剪绒、印花布亏本60%以上，1826年增入的棉布也亏本10%左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整个进口生意中，几乎没有一年不亏本的”。但是鸦片贸易却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巨大利益。中英的正常贸易发生了变化。
●破坏了中国金融的平衡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外流量起码在一千万两以上。白银大量外流又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恶果：最直接的是造成银贵钱贱。当时清朝实行的是银钱并用的双轨制，白银外流国内缺少使得银钱比价变动，例如1794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到1838年时就需一千六、七十文铜钱，而向政府纳赋税时须折成白银，这样他们实际上要多交百分之六、七的赋税，大大增加了负担，受剥削更重了；由于银价上涨，各省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这样也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加深了清廷统治机构的腐败
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正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偷偷运进了天朝。”（《马恩选集》第2卷26页）统治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任意挥霍，最终必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阶级矛盾，这样就更加重了清朝的危机。
●损害了中国人的健康
从上至下吸食鸦片的人日增，鸦片的吸者当中，也不光是统治阶级及其附属者群体所属，也有些下层劳动者。他们本无吸食鸦片的经济条件，然而一失足便不易自拔，染上烟瘾后不但身体受损，甚至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往往伴随着品质、道德的沦丧。鸦片在当时对中华民族身心的危害是无法计量的。（三）禁烟运动始末
1、驰禁与严禁的争论
清政府主要是出于自身统治方面的考虑，早在鸦片尚未严惩泛滥的时候，自嘉庆朝以来，就多次提出禁烟的问题，但基本上流于空言，未见实效。但随着鸦片泛滥的日益严重，时至鸦片战争前夕的时候，可以说已经到了攸关清朝统治生死存亡的地步，于是禁烟问题提上了紧迫的议事日程，形成严禁派弛禁派对垒争持的激烈争议。
严禁派的代表人物是鸿胪寺卿（掌管朝祭礼仪之官）黄爵滋和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提出了具体办法，就是用严刑峻法，重治吸食：广传戒烟药方，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食者，平民处死刑，官吏加等罪——不但犯官治罪，而是其子女不准考试。邻里互相监督，对知情不举包庇吸食亦予治罪，对举报者则予奖励。
弛禁派的代表人物有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和太常寺卿（掌握祭礼乐的官员）许乃济提出取消鸦片禁令准其公开卖买，照药材纳税（不过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子购买，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白银外流）。并且提出国内种植鸦片不予限制，国产鸦片多了，洋商无利可图，外国鸦片即可不禁自绝。
道光皇帝经过一番权衡，倾向于严禁派，召见林则徐进京，深入讨论禁烟问题，最后于18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并节制广东水师，驰赴广州查禁鸦片。
2、林则徐领导下的禁烟运动
林则徐于1839年3月到达广州。林则徐与邓廷桢，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卖放的水师官弁。并且通过多方面的调查，掌握内幕情况。与此同时，他对外国鸦片贩子也采取严厉的措施，责令外商将趸船上所存的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林则徐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最后，英国鸦片贩子被迫缴出二万余箱。美国烟贩缴出1500余箱。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主持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使禁烟运动达到最高潮。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一）战前形势和战争爆发的原因
1、中、英双方的态度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决定武装侵华，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和措施进行战争部署，并且多次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
林则徐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一场战争，他在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进行战备。一是注意吸收敌方军事技术方面的长处，有的放矢地加强己方，主要是在船炮水军的建设上下功夫。另一是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认为“民心可用”。
2、战争爆发原因
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维喜案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消息传至英国，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女皇维多利亚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派兵侵略中国。同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也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是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后，英国为夺取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决意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二）战争的三个阶段
1、1840、6——1841、1（定海、大沽、广东战事；所谓《穿鼻草约》；英军强占香港岛）
2、1841、1——1841、5（广东战事；《广州和约》；三元里抗英）
3、1841、8——1842、8（厦门、浙东、长江战事）
具体战争过程如下：
1839年9月4日，中英在九龙发生冲突，英军首先开炮，英方参战五艘非正规舰只；清军出动三艘战船，有岸炮支援。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双方损失轻微。
1839年11月3日，中英穿鼻之战，关天培率领的水师被击退，英军无人员伤亡。
1840年6月22日，英军部分主力准备完毕，按计划开始以主力北上舟山。只留少数舰船在虎门执行封锁。
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华军后续部队到达广州海面，至此第一批侵华英军到齐，共计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轮船4艘，地面部队4000人，海陆合计7000左右。（另有辅助舰只）
1840年6月30日，第一批英军到达舟山。
1840年7月2日，英军后续舰队9艘（其中战舰三艘）途径厦门，英远征军司令命一艘战舰向厦门官员递交《致中国宰相书（副本）》，该舰驶入厦门南水道下锚。
1840年7月3日，驶入厦门南水道的英舰派翻译驾小艇登岸送信，被清军武力阻止，英战舰则向岸上开炮，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炮战。（此役双方损失轻微，上报到朝廷时变成了一场胜仗）
1840年7月5日，舟山海面英军开始进攻定海，战至黄昏，英军停止进攻。
1840年7月6日晨，英军攻入定海。定海知县投水自尽，总兵张朝发已于昨日战死。是役，清军参战仅1540人，伤、亡各仅13人。定海水师在九分钟内覆没，英军所有舰船仅中弹三发，无人员伤亡。
1840年7月20日，定海失守的消息到达北京。
1840年8月11日，英军抵达天津，并沿途留兵封锁中国沿海。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司令咨会，随后将《致中国宰相书》进呈道光帝。
1840年8月19日，道光帝收到公文。道光帝本无战心，又由于严重的误译，道光以为英军此来是为了“申焚烧鸦片之冤”，所以道光帝允许为之伸冤，“以折服其心”（所以罢免了林则徐，但英方并无此要求）；拒绝赔偿鸦片损失；拒绝割让岛屿。并令其：“反棹南还，听候办理”。英军当然不肯答应，双方继续交涉。但由于翻译和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双方无实质进展。
1840年9月15日，英军感到在北京地区作战并无把握，季风也将结束，同意返航。要求到广东继续谈判。
1840年9月28日，英舰队回到舟山，得知先前留在定海的英军疫病严重（至年底此处共计病死448人）。
1840年10月3日，道光派琦善南下广东，“怀抚”英夷。
1840年11月25日，在舟山和浙江官员谈判了一些日子后，不懂中国官场“潜规则”的懿律被当猴耍而不自知，发布了浙江停战的命令，率英军南下广东（不久以后英军就放弃定海）。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中英广州谈判开始。但由于双方开价差距悬殊，一开始就进入了扯皮阶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第一期奏折，得知英人的要求如此过分（和南京条约的内容相似），下令备战。
1840年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二期奏折，认为谈判已无希望，下令琦善“勿得示弱”，同时命令川、湘、黔三省向广东派援军。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三期奏折，下严令：“逆夷要求过身……非情理可谕，即当大军挞伐……逆夷再或投字帖，亦不准收受”，同时重新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等。在谈判期间，琦善不断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虎门兵力达到11000人。虎门也成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火力最强大的炮台。
1841年1月7日，英军发动进攻，虎门战役开始。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并击败清军水师。比起先前的表现，守军作战也很勇敢，共计战死282人，受伤462人，沉没战船11艘，直至炮台被打塌后才开始后退。英军仅受伤38人。
1841年1月8日，琦善要求重开谈判，英军同意，暂时停战。此后一直在谈判。
1841年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并要求割让（香港仍有清军）。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得知虎门战事，革除琦善职，授奕山为靖逆将军，南下统兵。大概也是这一时期，道光帝派“强硬派”的裕谦和颜伯焘分别负责两江和闽浙，两人到任后立即开始尽最大力度整军备战。
1841年2月24日，本来就毫无希望的谈判已经破裂，英军开始向虎门核心阵地布置进攻。26日清晨，英军正式发起进攻，到当天下午五时，英军击败全部8500名守军，关天培壮烈牺牲。由于主要在射程外炮击，英军损失轻微。
1841年3月18日，英军攻入广州西南的英国商馆，后来撤离。由于前两败，此战中国守军士气低落，未战先溃，英军损失轻微。新任参赞大臣杨芳在奏章里对失败绝口不提，反而说已屡败英军，唯恐其逃窜。
1841年4月14日，奕山到达广州，耗时达57天，被俄国武官当成笑料。
1841年5月初，各地援军相继抵粤，道光帝也反复下令“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留”，如果英军“闻风远遁”，惟将军是问。21日，奕山下令对英军舰船火攻，英军略受损失。24日，英军进攻广州，至25日，已经攻占广州城外主要制高点和炮台。此役英军战死9人，受伤68人。27日，清方向围城的英军要求谈判，于是又暂时停战。并且交纳赔款。从6月1日起，英军全部撤回香港。在此期间，奕山的奏折对失败只字未提，反而是打了大胜仗，并说英军举白旗乞和。道光得知大喜，允许其求和，同时命令沿海撤防（节省军费）。正好老天有眼，此时英军中瘟疫横行，英舰队又突遭台风袭击，损失惨重。因此老天无意中帮奕山圆了谎。
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民众与英军交战，其采用战术之成功足以使任何清军将领汗颜。但英军最终还是突围，英军战死5人，受伤23人。另有一名少校疲劳过度而死。31日，民众包围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时值停战期间，清方派主战的官吏余保纯将民众劝归。（这个倒霉的家伙在当时就被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了大汉奸，直到现在。）
1841年5月31日，英国外相认为义律对中国过于保守，改派璞鼎查接替中国事务。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到任。从伦敦到澳门，只用了67天，其中还有十天在孟买处理公务，所以路上只用了57天。
1841年8月22日，英军主力北上厦门，奕山隐瞒不报（他吹牛说英军已退）。幸亏奕山的牛皮早被厦门的颜伯焘识破，故颜伯焘一直抗旨不撤防。并且在厦门投巨资建立了中国沿海最坚固的防线——厦门石壁。炮台的火力也相当强大，有火炮四百余门，守军5680人（仅次于虎门，但远远比虎门炮台坚固）。
1841年8月26日，英军围攻厦门。英军战术无非是正面佯攻，侧面迂回，轻松绕开石壁。如此简单的战术，英军已用过多次，但是由于瞒报严重，颜伯焘和道光帝并不知情。守军一的开始抵抗也较为激烈，但是腹背受敌，且炮台失去作用，很快不支。到了黄昏，清军外围阵地已全部失守。英军也停止进攻。
1841年8月27日，英军攻打厦门城。守军已于夜里逃散，厦门失守。此役，清军阵亡总兵一名，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减员324名。英军战死一人，受伤16人。战后英军对石壁炮台的防御力评价相当高。战后道光帝首次得知：此次来华的英军中还有陆军。
1841年9月5日，主力英军（海陆军共计四千人）北上浙江。此时浙江由头号主战派裕谦主持，浙东防务与战前相比也已得到全面加强，降职的林则徐曾一度在镇海协助组织防务，经历了几次战斗的林则徐认识到定海必然守不住，应该主动放弃。这个建议当然不可能被采纳。
1841年9月25日，英军本来打算攻击镇海的主力海陆军四千余人受到风力影响，集结于镇、定之间的海面。随后的几天，定海清军与英军屡有交火，均损失轻微。
1841年10月1日晨，英军向定海发动总攻，至下午2时，五千多守军全部被击败。定海三总兵牺牲。英军战死2人，伤27人。
1841年10月10日，英军向镇海发起攻击，几小时后，外围阵地纷纷失守。此时战斗虽未结束，正在镇海东城墙指挥的两江总督裕谦已经知道希望全无，遂跳水自尽。
1841年10月13日，英军逼近宁波，负责此处的太子太保余步云弃城逃跑，宁波失守。
1841年10月30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监督正红旗宗室总族长雍正帝四世孙前黑龙江将军前盛京将军”奕经受封为扬威将军，调集八省援军入援浙江。
1842年3月10日凌晨，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之后，鸦片战争中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反攻在奕经的指挥下打响，四小时后，规模庞大的反攻宣告失败。
1842年3月21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十可虑”折，虽未明说，但暗示战争已毫无希望，且充满危险。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集结兵力准备沿长江向内地进攻。
1842年5月18日，英军2000人攻破乍浦，此役清军抵抗激烈，战败自杀者甚众。英军阵亡9人（其中一名中校），受伤55人。
1842年6月16日凌晨，乍浦的英军全部出动攻击吴淞。吴淞是江苏海防重点，新任两江总督牛鉴亲自坐镇于此。但战斗至中午12点，清军全部逃散。清军阵亡江南水路提督陈化成以下88人，英军被击毙两人，受伤25人。同日，英军第二期增援部队到达吴淞口，在华英军总兵力达到20000人。与清军相比，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都算是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
1842年6月19日，英军占领上海。
1842年7月5日，英军战舰十二艘，轮船十艘，运输船51艘，士兵7000人组成舰队从上海出发，直扑镇江。
1842年7月13日，清军开始增援镇江。
1842年7月21日，英军开始攻城。此时镇江城内驻军仅有1600人，城外2700人，火炮很少。而英军仅参加攻城的兵力就达6905人，英军占绝对优势。战斗开始后，英海军组织火力猛轰城外清军，城外清军缺少掩护也没有任何反击手段，很快便溃散。英军组织火力轰击城墙，可是城内驻军有1185人是驻防在此的京口八旗。他们安家此地已经200多年，所以仍然节节阻击。同时英海军组织小船沿水路攻击镇江西门，遭到城墙上清军火炮的有效轰击，狼狈退出。最后，占尽火力优势的英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守军一直坚持巷战到深夜。城内清军的伤亡率达30%。镇江的火力兵力远远不及虎门，城墙坚固远远不及厦门，战前动员远远不及定海，准备周密远远不及浙东，但是此役英军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3人失踪。多于上述四战役所毙伤敌军的总和。
1842年8月2日，英军离开镇江，准备进攻南京。在此之前，清方决定求和。
1842年8月31日，道光帝正式下旨同意签订条约。可是29日，摸透道光心思的前方大臣已经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9月1日，清朝负责谈判的官员向璞鼎查发出照会，对南京条约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这十二项自讨苦吃的内容为中国今后的苦难留下了隐患；也为下一次战争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北京的道光帝、杭州的刘韵珂都给南京的官员写信，内容居然也是要求作出类似的交涉，而这些信件还在路上。）
1842年9月7日，道光帝正式同意签约的谕旨到达南京，第一次鸦片战争早已结束。
1842年10月，奕山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且提议停止建造旧时战船，经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三）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
1、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时代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各级决策者错误频出，上层指挥简单低效，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导致不知己不知彼，对战局应变低效。两年的战争过程中，同样的决策错误在各地重复上演。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英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
2、具体原因
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
中国被迫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一、《南京条约》（史称《江宁条约》）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国军舰“康华利”号上同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内容有：
1.五口通商
2.割让香港岛
3.勒索赔款
4.协定关税
5.干涉司法
6.自由贸易
二、《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
1.领事裁判权
所谓“领事裁判权”，指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管辖的非法特权，按照正当的准则和惯例，居留国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管理外侨。《虎门条约》破坏了中国的这项正当的权益，规定英人。中华人的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办理。
2.协定海关税则
收海关税率大大降低（出口的61种货物和进口的48种货物税率比鸦片战前降低50%-90%，其他货物皆定为百值抽五的税率）。
三、《五口通商章程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
1.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中法所订条约也都有同样的规定。列强依此互相援引，共享侵略权益。
2.租界权
3.驻军权
四、《望厦条约》
1.扩大领事裁判权
2.协定关税权
3.税则
4.文化
5.修约
五、《黄埔条约》继美国之后，1844年冬，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黄埔条约》，这个条约使法国享有美国在《望厦条约》中取得的一切特权，同时还规定，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
六、其他
七、葡萄牙强占澳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部分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鸦片战争开启了之后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社会问题的加剧，清中叶自嘉庆、道光年间以后，中国社会已有种种严重问题，包括土地兼并、人口过剩、贪官污吏等，但在川楚教乱之后数十年的太平，使得当时的社会问题隐而不现，鸦片战争虽然直接影响的地区不多，但对于清朝的权威有所打击，许多社会上的问题逐渐浮现，造成较多的民变发生，间接促成了太平天国的兴起。
●对知识界的影响：从历史的宏观看来，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尤其是军事上）的巨大差距，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物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但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此外，由于五口通商使得口岸的商人（或被称作买办），反而较一般知识分子更先开始接触学习西方事物。（一）战后十年间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新变化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的出现
2、鸦片走私有增无减
3、外国商品倾销局面形成
4、自然经济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始解体
5、苦力贸易盛行
6、新阶级胚胎的产生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战前，中国经济上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有力地排斥着外国的商品侵略。战后，废除“公行”制度，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主权，外国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这种商品“重炮”，逐渐摧毁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使中国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二）鸦片战争后的经世致用社会思潮
1、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由来
19世纪初叶，中国封建社会已从“康乾盛世”的顶峰上往下跌落，封建传统思想的两大支柱“宋学”与“汉学”也逐渐走向穷途末路。而产生于明末清初由黄宗羲、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却受到社会的注重。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变革的主要表现。
鸦片战争前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技，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
2、经世派的群体与代表
战前——龚自珍；战间——林则徐；战后——魏源
3、经世致用社会思潮作用：士林风气的变化。
经学义理——经学致用
传统知识结构——近代知识结构
传统思维模式——变易思维方式
简要评价：
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交替时期思想界出现的一大进步。一方面，它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弊端和民族危机，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对国计民生具有积极作用，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风气，初创了“开眼看世界”的全新观念，迈出了向西方国家探寻真理的步伐，充当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启蒙的先驱，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它主要是服务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依然有着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方长技，却不能触及封建制度，“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这种将道势对立起来的观念，没有冲出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封建思想藩篱，也使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处在一个肤浅的初级阶段。’（三）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理论概括
1、社会性质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领土、领海、司法等主权遭破坏。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3、社会革命任务（革命对象）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漫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可以行使自己的主权而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的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从多方面被侵害，已经丧失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
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着统治地位；战后，外国商品源源不断的涌入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基础开始受到破坏，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失去经济上自立的地位。
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人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内容和格局，决定了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就开始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
4、结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二次鸦片战争
是英法资产阶级第一次联合侵略中国的战争。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而得名，亦称英法联军之役。
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是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过程
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初据理力争，但旋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此案迄未议结。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侵略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其时，清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广州陷落后，四国侵略者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谓“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份，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6月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所谓的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彻底的付之一炬。10月24日、25日，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所谓的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欣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勒喀什池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重读鸦片战争：落后就要挨打？火烧圆明园谁之耻？
鸦片战争，按照历史课本的描述，和这场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意象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是一个古老帝国沦陷的开始，更是中国近代史的被动开端。而在另一种历史叙事当中，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战争，更是两种不同文明的撞击，甚至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契机。当然，在更大众的认识当中，近代史或现代化都是过于遥远的话题，鸦片战争之所以被记忆，是因为香港的割让，因为租界的诞生，更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而产生的圆明园国耻。
今年是鸦片战争170周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及火烧圆明园150周年。站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回望，因鸦片战争而产生的国耻家恨，似乎都已经成了往事，在西方关于“中美国”和“中国征服世界”之类的想像当中我们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中至关重要的一极。
自鸦片战争以来，170年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几经反复，几经坎坷。因此在170年后回望鸦片战争，也就别有意义：170年来，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又错失了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报《书评周刊》上周刊出专题“重读鸦片战争”，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本周，我们将继续刊发朱维铮、钟叔河、陈方正等学者从各个不同领域出发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思。
朱维铮，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朱维铮教授熟稔史料，治学基础坚实，视野闳阔。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史学史，以及近现代史方面均具有深入研究，著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与《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著作。
落后就要挨打？
中国当时是东方文明的先进国家
新京报：关于鸦片战争，习惯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朱维铮：其实中国国门从来没有封闭过。不过就是到了乾隆的时候，把南方的其他几个口岸给封锁掉了，只开广州一个口岸。什么时候关掉过，不过就是开的门缝太小就是了。
新京报：门缝太小，所以不大能满足英国人的需求？
朱维铮：不只是英国人，当时在广州还有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人。那时候中国以农业经济为主体，GDP主要来自农业和手工业，尽管非常高，可是从中国本身讲起来，它还没有融入到世界的这个体系中间去。后来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就变成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你想关门也关不了了。
新京报：说到鸦片战争之败，很多人归结为“落后就要挨打”，你怎么看这一点？
朱维铮：这不符合事实。从经济方面来看，鸦片战争前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从体制上来看，欧洲刚刚改制不久，他们也未必显得很强，中国为什么失败，恐怕不能够单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的教科书只讲欧洲那时候如何先进，而不讲中国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停滞下来，像这种问题我想恐怕都得探讨一下。我对于近代中国的看法，不赞成从鸦片战争考察起，我赞成从明清，也就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一段考察。
新京报：我看到你有一个观点，说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多年，中国的政治是处于一个基本上比较停滞的状况。
朱维铮：对，它的体制腐败是一回事，经济发展又是一回事。当时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穷，我是不赞成唯GDP主义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拿GDP来衡量。那么经济合作组织的世界经济状况报告里面肯定，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超过了西欧，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十二国的总和。所以说中国落后，要具体分析。
我们可能打赢鸦片战争？
历史研究不接受假设
新京报：现在的学者在论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心里很矛盾。有人分析，即使清朝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也打不赢，另一方面谈到具体战争过程的时候，又说到如果怎么怎么样，我们还是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
朱维铮：我想历史不能够放在假设上头，因为中国失败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问题不是打赢不打赢，问题是要分析那个时候，中国在经济上面不落后，文明程度也不见得落后，却为什么输了，我想这个问题倒是需要我们研究近代或者是研究清史仔细考察的。历史问题不能够建设在假设的基础上，你只能够讲事实。比如说是谁最先睁眼看世界，我非常讨厌这个命题，因为在以前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人算不算睁眼看世界的人？包括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把传教士弄到宫廷里面去学数学，在学数学的时候，也跟他们谈论世界状况，并且他跟俄国谈判的时候，就派传教士跟着去，他是不是闭着眼睛看世界呢？这些人搞所谓近代的，1840年划一条线，然后1840年以前他就不管了，只管1840年以后，像这种研究方法我非常不赞成。
新京报：另外我觉得鸦片战争里面潜在的一个因素，有一点就是中国的礼法，儒家那一套东西，很大程度上成为阻隔中国对外交往的严重障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维铮：这个看法过去已经有人提了，美国费正清学派一位女士芮玛丽写了一本《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她认为同治中兴归根到底没有抛弃传统的儒家。这本书翻译过来了以后，很多人只注意同治有过一个中兴，没有注意这本书的结论，它说所谓传统的儒家文化，根本跟世界的趋势背道而驰。
另外费正清讲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从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里面，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
新京报：这个说法很严厉。
朱维铮：对，他说康熙给官吏的薪水低，你可以贪污，政府可以不太计较，后来雍正觉得不对，既然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把它体制化呢，所以他规定了养廉制度，就是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火耗。当时因为把铜钱变成银子，银子要火耗，由各个省来规定火耗，然后从总督巡抚开始，一直到底下的县太爷，大家按照等级来瓜分，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
我们现在做清史的人，对待这些问题好像有意忽视或者是见怪不怪。清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学支配的社会，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问题。
圆明园国耻的来龙去脉
咸丰皇帝“心愚而愎，计蠢而毒”
新京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抢劫后烧毁，很多人都说这是中国人的国耻，也有人说，圆明园是皇家的，和一般百姓没关系，圆明园被烧是皇帝之耻而不是中国的国耻。你怎么看？
朱维铮：我想是不是国耻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说。烧掉了圆明园确实是影响很大，从文化角度来说，圆明园的建筑是世界建筑史的奇观，从园林史来讲，它被烧掉，当然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巨大的损失，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巨大的损失。
你说到最大的问题不在火烧圆明园，在于圆明园被烧象征了所谓的大清帝国，开国以来第一次丢掉了自己的首都。这比火烧圆明园本身影响要更大。
火烧圆明园是对文明的破坏，但一手制造人质事件而给纵火者提供口实的是咸丰皇帝，心愚而愎，计蠢而毒，竟拿都城居民身家性命做赌注，结果玩火自焚。但我们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论著，多对咸丰皇帝独出下策招致的恶果，三缄其口。实际上，引狼入室的正是他。比如说对待俘虏，他抓了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谈判代表，抓进去了以后，结果没有多少天就整死了十几个，包括《泰晤士报》记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讲历史，起码要讲一个最简单的因果关系。
新京报：清朝开国以来，中国的首都首次被外国人占领，这种被占领对统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维铮：首先让清朝统治者被迫承认那些蛮夷好像起码不仅仅是船坚炮利。其次就是他们占领以后，订立了几个条约以后又主动撤退了。清朝人非常奇怪，你已经占领了怎么不继续占下去，就像他们当年占领北京一样？中国中世纪的规矩，受到西方所谓的资本主义规矩的冲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们开始懂得一点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已经有一些新的规矩代替旧的规矩。
新京报：第一次鸦片战争隔了二十年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二十年之间，从清朝的统治者到士大夫，知识精英阶层，好像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比较大的反省。
朱维铮：因为打败了，开了五口通商，当然有些人愤愤然。但是他们也没有想中间的意义，因为体制还是照常运转。这也跟清朝的统治政策有关，因为清朝从雍正、乾隆，十八世纪开始就说了，国家是我们满洲人管的，关你们什么事，很多人过问一下国事，马上就用文字狱来处理，这样养成了士大夫，最应该关心国事的这一批知识分子们，他们不是不关心，而是他们都不讲，也不说话。
新京报：第一次鸦片战争只在沿海一带打败了，第二次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抢了圆明园很多东西，这对统治阶层还是有触动的吧？
朱维铮：应该有触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失败的原因被归结为“蛮夷”船坚炮利，他们的认识也就是到此为止。有一些人很清醒，但是这些人不起作用，清醒的人包括湘军、淮军，这些人里面还包括当时在东南地区和太平天国战争有密切关系的那些知识分子，在太平天国战争里面出现了像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出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都已经接触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校邠庐抗议》里边就已经不仅仅是要购买西方的枪炮，器物，它里边提到了采西学，就是采用西学，他认为教育问题，文化问题，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症结，这方面不改造的话，不吸收人家的长处的话，中国是不行的。
第二章 鸦片战争后
三糊涂：走出鸦片战争
不得不承认，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费正清语）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鸦片战争，某些国人和学者还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姿态：宏观方面，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组织技术，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国家。微观方面，具体叙述上，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只要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坏，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这种民族情绪从表面上看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假设——大清制度的落后是有限的，多几个清官能吏就行；大清的经济落后也是有限的，政府加大力度反贪就行；大清的文化，咳，五千年文明，世界先进文化代表呢；大清的科技落后也是有限的，嗯，只是一时落后，差那么一点而已；大清的军事落后也是有限的，清兵拿出不怕死的血肉筑长城的肉弹精神就行……如此这般，大清这艘破船就可以继续自绝于现代文明与国际世界，顺着自己的老航道，一条道走到黑，用不着回头！
可以说，远在大清天朝尚没有创立的时候，它未来的对手英国，在都铎王朝（1485～1603年）时期就开始“十分想念”大中国了。个中原因可参见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书信。1583年发出的信中云：“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1596年发出的信中云：“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或某城贸易时，务请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且为我两国国君及臣民之互爱与贸易起见，愿对于贵国人民之入境贸易者，到处予以自由，加以保护。”
这些信没有传到中国皇帝手中。但英国所要求的很简单，自由贸易。问题是，在英国属于常识性的问题，在中国就是致命性的问题了——自由太可怕，贸易价更高；为了旧社会，二者皆可抛。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到伊丽莎白女王授予的东方贸易特许状，允许它垄断东方贸易，并可以维持自己的船舰、海陆军等武装力量，有权宣战或媾和。从此，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南洋、日本等地建立商馆，并且在与中国直接贸易方面作出各种努力。问题是大明的末世与大清初建时的海禁让这些努力都打了水漂。1685年康熙打开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四个通商口岸，1757年被乾隆否决，确立了广州贸易制度。所谓的广州贸易制度，就是清政府仅开广州一口通商。外商来到广州，只能与广东的外洋行做生意。外洋行，简称洋行，俗称十三行，乃半官方的对外贸易机构，产生于1686年。中国行商名义上由清政府委派富户担任，但是这些富户须向有关官吏大量行贿才能谋得行商执照。入行时还得由几家行商或者全体行商联合作保。行商最多时数目达到二十家，少时七八家，沿明之习，名曰十三行，实际上并无定数。生意受限不说，生意之余，外商还遭受诸多生活上的不便：平时只能住在洋行的商馆里，不能随意外出；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可在附近之花地海幢寺游散一次，但不得超过十人；洋女人不得进入广州，洋商家眷来了只能进住澳门……
所以中英之间的冲突永远在发生着，1840年终于演变为“鸦片战争”。如果中方有足够的智慧与胆识，哪怕就像日本那样应对，则战争既不可能发生，更不至于接连挨打，于晕头转向中长时间找不着北。
关于鸦片战争，从导火索看，第一次起于林则徐广东禁烟。在英人眼里，林则徐的诸多禁烟方式与政策，既违背人性与文明，还触及法律与人类天赋权利。第二次起于亚罗号事件和马赖事件。在中方眼里，这些事件都是借口。中方不是宪政政府，不知道政府对于国民时刻负有保护之责，否则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即不存！从大历史角度看，这一切还是源于中西文化之冲突。这种冲突，从西方航行时代开始，到今天仍没有结束。时至今日，离鸦片战争的爆发——1840年，已经170个年头了。如果我们对它的表述与反思，还停留在前述那种祥林嫂层次上，则既对不起历史，还对不起未来。美国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说：“传统的中国文化优越感，或文化主义，加深了近代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除非用理智的剖析和观察来消除她对这段历史的愤懑和怨恨情绪，近代中国才能调整做法，适应多国体制，作为国际社会一成员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能否做到这一点，我不敢肯定。”美籍华裔学者张馨保说：“鸦片战争大炮的轰鸣把一个沉睡了几百年的帝国震醒。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新的纪元，中国人民由此走上近代化的道路。由于中国沉重的传统和长期的自满，这一进程注定是长期的、曲折的、痛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难道今天中国人不是仍然沿着这条道路行进着，以对付西方不停的挑战吗？”说得对，时至今天，无论从哪个方面——政治、历史、文化、教育、社会、价值观，都可以找到我们仍自外于国际社会的诸多株丝马迹。一句话，我们仍然没有走出鸦片战争。费正清认为，这需要“历史学家对事件作出合理的分析和不动感情的理解”。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们哪里去寻找这些“合理的分析与不动感情的理解”呢？
我们的历史教材就不用说了，读它甚至不如不读。不读还是白纸一张，读了反而受污染，再漂白就不容易了。教材之外，有关鸦片战争的著作海了去了。问题是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作者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的旋涡之中，再加上某些政治与主义之色彩，读者就完了。
首先要推荐的是麦天枢与王先明合著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独特之处在于，不从政治入手，而从文化入手；不搞道德评价，而绳之于符合人类天性及民族生存发展规律的尺度。后者决定了作者的立场——置身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真空地带，不偏不倚。正如李昕在此书的序中所言：“这种立场正是具有成熟理性的作者所必须选择的。因为无论他内心中怀有怎样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他都只有如此，才不致成为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的近视眼”。更可贵的是作者用心，把鸦片战争称作“昨天”，强调它与今天之不可分割的文化联系。至于作品本身，既有严格纪实的史学严肃性，又有司马迁《史记》般的文学性，带给读者双重收获：思想的深刻与阅读的快感！
其次要推荐的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研究鸦片战争，至少三十年内绕不开此书。作者的苦心体现在自序中：“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需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此书的高度体现在“再研究”，也就是说，对以往的鸦片战争研究进行了批判，除此之外，难得的冷静、高度的智慧和令人叹为观止的丰富史料构成了此书的客观与厚重。在书尾作者叩问曰：“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现在，170年了，你说呢？
正是基于这种叩问，我写了《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在自序中，我把1840年之后的时代，定性为后鸦片战争时代。后鸦片战争时代，我们怎么办？鉴往才能知来，在书中，我的着眼点是全景。所谓的全景，一是大历史的经度，从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向往与探索开始说起，说明，东西文明的相遇乃是历史的造合。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为什么西方发现东方，而不是东方发现西方？二是大历史的纬度。东西文化的冲突，是广义上的。所以，书的内容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宗教、法律、国民性格及其偏好、帝王个人能力及其品性甚至战争观念等方面以中西对比方式铺开。宗旨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除此之外，我偏好个性化写作与细节化写作。也许正是这种偏好吸引了读者，在他们的要求下，我又完成了《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无论是框架与风格，还是宗旨与偏好，两本书都堪称是姐妹之作。在此一并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有必要介绍几本外国著作。首先推荐法国当代政要阿兰·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其次推荐美籍华裔学者张馨保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法国学者伯纳·布立昂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合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从外人的文化瞳孔里看中国映像，对中国这样一个自我优越两千年的族群来讲尤其必要。以《停滞的帝国为例》，它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写起，结束语中甚至写到了毛泽东时代，把乾隆的“天朝无所不有”与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联系到了一起。此书可贵之处很多，最可贵的是，提醒我们，历史在继续，悲剧可能要重演。作者说：“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他还说：“要向别人学习，中国人应当摆脱千年以来的骄傲情绪。他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悲剧后才习惯了这一想法，但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准备这样做”。1978年之后，我们开始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做得够吗？一句话，若把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与大清当年的洋务运动作一番对比，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而且是先进的西方对古老东方的胜利。它是道光朝历史、清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鸦片战争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近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战争以后，中国在一系列方面都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独立自主、统一的封建国家，清朝独立行使国家主权，不受外国干涉。而鸦片战争后，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的签订，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领土主权、海关主权、司法主权等都开始遭到侵犯和破坏。另外，在东南沿海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租界。五口通商以后，上海以其便利的交通及接近丝、茶产地的条件而迅速崛起，并取代了广州先前的贸易中心地位。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苏松太道（上海道）宫慕久签订《上海租地章程》，划定南至洋泾浜、北至苏州河、东至黄浦江面积约1080亩的一块地方专供洋人“租地建屋”，西部边界于次年确定为界路，1848年西部边界又向西扩展了1740亩。1848、1849年，美、法两国也仿效英国在上海划定了租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称为公共租界。1854年，上海的租界成立工部局、法庭、税收等部门，完全形成一整套殖民地的管理制度。最初中国政府在租界内还保有司法及行政管理的权利，后来这些权利也丧失殆尽，列强在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行政及司法权，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中国的基地。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它通商口岸。
2、“鸦片战争”的结果却对鸦片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实际上，鸦片贸易是英美各国十分看中的，也是他们掠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因此，条约签字前后，强迫耆英作出书面保证，清朝今后将只约束中国人走私鸦片，“对外国船只是否携有鸦片，不加过问，亦不采取任何行动”。战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又不便宣布弛禁，这种默许的态度实际上承认了鸦片走私的合法化，因此鸦片战争后鸦片实际上变成为一种公开的、畅行无阻的贸易，输入量也随之激增，导致更大量的白银流向国外。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利用勒索到的侵略特权，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对此相当乐观，他对英国的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货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因此，西方的棉纺织品和其它商品大量地运到中国，甚至将刀叉、钢琴等也运来了。虽然在此之前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顽强西方的商品倾销，但西方的有些商品既便宜又耐用，逐渐为通商口岸的广大人民所接受。通商口岸的自然经济受到外国商品的严重冲击，逐渐导致自然经济解体，尤其是外国棉纺织品的大量进口，使通商口岸地区的手工纺织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本来上海、松江、太仓的棉布是很有名的，“松、太所产，卒为天下甲”，而上海所产“又甲于松、太”。由于洋纱、洋布的行销，土纱土布无法与之竞争，这些地区出现了“无纱可纺”、土布“消减大半”的现象。厦门亦是洋货充斥，“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的数量增加也很快。由于受到洋货的冲击和国外市场的刺激，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原来的主要家庭副业，转而种桑植茶，扩大丝茶的生产和出口。这些地区的农副产品日趋商品化，中国丝茶等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在进行商品倾销的同时，还在通商口岸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鸦片战争后不久，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口通商地区开始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1843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墨海书馆；1845年，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1850年英人在上海创办《字林西报》；此后。英、美又在上海、厦门接连开办几个船舶修理厂、印刷厂、药房、打包厂等。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工人虽然刚刚出现，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治外法权先后在厦门、香港等地开设卖人行，设置囚禁华工的牢房和牢船，并收买雇佣大批歹徒、拐子在通商口岸的通衢大道乃至云、贵、川、陕等内地乡村拐骗和捕掠华工，进行掠夺和贩卖华工的罪恶勾当。从1847年至1874年间，由澳门、汕头、香港、厦门、广州等口岸运往古巴一地的华工人数就达14万以上。华工在卖人行和猪仔船里遭到残酷虐待，不少人未到外国已经丧生。幸存下来的，在国外从事极为繁重的奴隶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3、阶级关系上的新变化。随着自然经济的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阶级。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首先，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五口通商地区的码头工人，外国轮船上的中国船员和水手，外国在华企业的雇佣工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具有极强的革命性的斗争性。其次，买办商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买办的队伍逐渐扩大。买办是鸦片战争前受清政府控制而不直接受雇于外商的中间代理人。战前的中外贸易由行商控制，但实际经手的是洋行买办。他们初为临时雇佣，替外人购买零星之物及起居饮食的必需品。随着外人与华人交往日繁，承办的事务渐多。战后，他们成为外商自由雇佣并受其控制为其服务的工具。有的受雇于外国商行，有的开设行栈，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和收购出口土货。买办在帮助外国剥削和掠夺中国人民的过程中，迅速致富。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买办的经济势力不断发展，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人数不断增加。70年代后，有的买办投资于近代企业。
4、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致用思想。经世致用的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周代就已经产生了，但它不一定是儒家的专有之物。只是自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儒生又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标和抱负，经世致用观念才逐渐演变成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具有相当积极的入世价值取向。南宋以下，儒学的重点转到了内圣一面，讲学论道代替从政问俗，“经世致用”的观点也慢慢地淡薄，直至明末以满族入主中原，明末清初一些士子精英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发现理学的“空谈心性”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使得经世致用之学风成为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一种精神共识。
乾嘉时期，由于承平日久，也由于统治阶级文网缜密，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纷纷转向故纸堆，从事名物训诂、典章考据一途，经世意识大大淡化。乾嘉以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不仅使国家的白银大量外流从而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导致吸毒成风，社会风气越发腐败，整个社会进入“衰世”。封建传统思想的两大支柱宋学和汉学也逐渐趋向穷途末路。而产生于明末清初由黄宗羲、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却受到社会的注重。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威力更使中国的有识之士深为震撼。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方的长技，以抵抗西方的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和一支力主变革的政治派别——经世致用派。经世思想家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幻中走出来，勇于承认战败的事实，开始突破“夷夏之防”的思想藩篱，力求知己知彼，探讨抵抗侵略、报仇雪耻的办法。经世致用的准则又成为思想界的主导思想，经世学派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汇集于旗下的龚自珍、陶澎、贺长龄等代表人物以治国平天下自许，以挽救天下为己任，重视国计民生，为学注重实用，不尚虚文。或撰写时政论文，究心实际问题，或研讨治国大政。一时间，对传统的边疆史地的研究，对漕运、盐法、河工、农业等等方面的改革呼声不绝于耳，皇皇巨著《皇朝经世文编》也于是时完成。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变革的主要表现。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人便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和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仕宦之家，从小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有很好的汉学基础，又“锐意于经史之学”。1829年38岁中进士。但他与崇尚程朱理学或埋首考据训诂的学者不同，从不强调师承关系，不拘门户之见，而兼采各家之长。龚自珍对朝政紊乱、纪纲败坏、统治黑暗、风气日下的状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深刻指出清王朝已面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局势。因此他要求更法变革，“自古及今民，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倡导经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通经致胜”观点，“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龚自珍曾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设计了旨在缓和封建社会矛盾的改良方案：政治上要求强化官僚集团的地位，经济上主张恢复以“农宗”即封建宗法为基础的财产继承制度，试图以此来维护“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封建统治。同时，他阐述了开发西北，建设边陲，设置新疆行省；废除八股文章，提倡任人唯贤；禁绝鸦片输入，反对外国侵略等思想主张，具有积极意义。龚自珍的思想主张是鸦片战争前地主阶级经世致用思想的典型反映，开拓了士林阶层的一代新风。
被范文澜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观念，是鸦片战争期间地主阶级经世致用思想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相遭遇的产物。他在谪戍伊犁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弱点。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中，他突破了“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为了掌握敌情，战胜侵略者，积极了解外国，“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在他的主持下，编译了《四洲志》，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情况。还编译了《华事夷言》，介绍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并翻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万国公法》）的部分章节。这些书成为当时人们了解外国的启蒙读物。
在林则徐的带动下，鸦片战争后出现了研究西方、了解世界、注意边疆形势的风气，研究和介绍外国及边疆形势的著作相继问世。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一书，1842年初刊50卷，1852年再出百卷增补本。此书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等情况，是当时东方和中国的划时代的史地巨著，是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受到世人瞩目，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1846年，广东名士梁廷枏完成并刊刻了《海国四说》一书，着重介绍了基督教、中外通商史及英美等国的历史。鸦片战争期间，在台湾抗战中有功、后被贬至西南边陲的姚莹，1847年写成并刊刻了《康輶纪行》一书，记叙和介绍了祖国边疆的形势及英、法、俄、印等国的史事，指出了英国对西藏的野心。长期在东南沿海为官又留心西方的徐继畬，1848年写成《瀛环志略》一书。该书以图为纲，简明地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演变及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体裁较整”，“言核而意赅”，中国人“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此外还有夏燮的《中西纪事》、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北徼汇编》（《朔方备乘》）等。这些著作是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有识之士为了寻求救国“制夷”的途径而作，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一是冲破了闭关自守谙于外情的状况，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二是使中国传统文化出现裂痕，人们开始冲破儒家文化所设置的中外之防的藩篱，新的世界观念慢慢形成。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与龚自珍齐名。他讲求经世致用，对当时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宋学和汉学进行了批判。魏源曾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幕僚，参与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与龚自珍、林则徐等人过从甚密，也是抨击时弊、倡言改革的名士。鸦片战争对魏源震动很大，他不但经历了整个战争过程，更深刻感受到战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化。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显然对魏源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和“开眼看世界”观念的启示下，魏源编著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着力探讨清朝政治军事的得失和当时世界大势，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经世派的著名代表。魏源“变易”的历史进化哲学观，是其将经世致用思想引向朝政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没有用处，汉学训诂考据，“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也无作用。他强调经学的社会价值在于“致用”，应以古为鉴、学用结合来解决现实问题。《圣武记》叙述了清王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是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海国图志》这部书用魏源自己的话说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这件事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
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他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详细地介绍了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物事的原理、制法、用法，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当完备的建议。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针对当时很多人视这些西洋器物为“奇技淫巧”的说法，魏源特别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交替时期思想界出现的一大进步。一方面，它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弊端和民族危机，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对国计民生具有积极作用，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风气，初创了“开眼看世界”的全新观念，迈出了向西方国家探寻真理的步伐，充当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启蒙的先驱，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它主要是服务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依然有着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方长技，却不能触及封建制度，“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这种将道势对立起来的观念，没有冲出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封建思想藩篱，也使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处在一个肤浅的初级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为何大败后仍自居天朝上国
对外妥协，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传统的重现：每当外战不利时，统治者常以此法羁縻或同化入侵的蛮夷。如果西方人熟知中国史，就能得知清廷这些举动的依据：英国“重商而轻官”，“上下交征利，不求物质所得者盖寡”，与传统蛮夷同样粗鄙好利。于是，《南京条约》就被清廷视为羁縻手段——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只要控制贸易，就能控制蛮夷；既然“英夷”要在通商口岸贸易，那只要控制口岸，就能令其就范——这是多么完美的理论，哪还需要搞什么改革？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表明，面对“英夷”，沿袭古制无异于玩火自焚。《中英南京条约》和其它卖国条约一样，并不能结束双方的冲突。但作为失败一方，中国这个“天朝上国”在精神上并未被击败，官方文件仍称英国为“英逆”，英国入侵则被称为“犯顺”。条约也未对中国造成冲击：在鸦片战争后10年里，各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朝鲜10次，琉球7次，越南和暹罗各3次）。中国官僚们只是认为，给予西方的特权太多，因此想方设法不履行条约。同时，不少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声名狼藉、行事不端，更加剧了中国人强烈的排外情绪。
英国的失望与希望
作为鸦片战争的胜利者，英国人同样失望，因为中国人不愿与他们接触，通商口岸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贸易扩张。直到《南京条约》签署10年后，作为通商口岸的福州和宁波，外国侨民数量仍只有12人；厦门略多，约25人左右；传统外贸中心广州也不过有300名外侨；即使在外国势力的据点上海，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也只有300多外国居民（不计家眷）。英方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获得更多的租界。曼彻斯特商会当时声称：“我们同中国的贸易直到买卖权扩展到我们现在所局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天朝上国”幻象的破灭
由于双方如此对立，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英法联军和鸦片战争时一样不可抵挡，尽管付出了比鸦片战争大得多的人员伤亡，但在八里桥的血战中彻底摧毁了清朝的武力支柱——京营和蒙古马队，随后还占领北京，烧毁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咸丰皇帝也在逃亡中死去。这一系列难以掩饰的失败，才让一部分中国人觉悟——“天朝上国”的表象，再也粉饰不下去了。
粉饰太平并非无能官僚的专利，就连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不能免俗。史学家蒋廷黻曾作如下记载：“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中国为何不能认输？
林则徐的确是传统中国最好的写照，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统治者们尽管动机不同，但对西方的深恶痛绝都如出一辙。虽然军事上的失利让他们意识到“器不如人”，但无论于公于私，都绝不服输，绝不承认这是中国整体上的失败。所以，从当时的官方文件上看到的仍是中国千年不变的自信和自尊：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法两国侨民相继在琉球定居，道光皇帝照旧居高临下地训示，“佛英二国，不应扰我属国”，“若不为之弭止惊扰，殊无抚驭外藩之意”。虽然这些话被记录在案，但它们的功效却已成过往改革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
和这种自信和自尊相辅相成的，是清朝政策的转变。随着耆英等“把坏事变成好事”的羁縻派占了上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想获得先进军事技术的派别失势，训练新军、装备火器、建造要塞等工作也逐渐被搁置。这一情况的出现有其道德依据：既然羁縻洋人就能维持太平盛世，为什么还要向帝国主义投降，低声下气地求他们帮忙建设国防？
难以突破的思想局限
退一步来说，纵然林则徐等人上台，最多只会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要像日本那样维新变法则无从谈起。于公，千年以来，全体中国人对“天朝上国”的自信已是无可动摇，明智如林则徐也不能突破这一历史局限。当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去职时，英国海军司令伯麦（J·G·Bremer）就曾作评：“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一血性，一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尔，断鸦片烟可，断贸易不可。贸易断则我国无以为生，不得不全力以争通商。”一是中国近乎迷信的好面子，一是西方近乎无耻的讲利益，双方差别由此可见。
无法舍弃的个人私利
于私，中国传统体制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想要动这个体制，那就是砸人饭碗，断人财路。半世纪后的“戊戌六君子”就用自己的头颅证实了，在这个体制里搞改革要冒多大风险。因此，在两次鸦片战争间这关键性的十几年中，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但讲求面子和因循守旧毕竟挽救不了中国事实上的衰落，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那一年（1860年），英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份额第一次超过了中国（19.9%对19.7%）。
清王朝对面子的执着、对传统的迷信，本质上都源于几千年辉煌文明的传承：我是“天朝上国”，你是“夷狄宗藩”。这种观念在19世纪之前没有错，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也点头附和：“它（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人类绝不可能想象比它（中国政府）更好的政府来”（伏尔泰语）。但在马戛尔尼来华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完全颠覆了，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的、不可理喻的大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天朝的自尊：“输人不输阵”
在鸦片战争中得胜的英国人，在战后却发现自己在广州事实上是被软禁了（“天朝”对“夷狄”上千年来都照此处理）。他们在法理上始终被禁止进入广州城，地方政府把他们限制在名为“十三行”的16000平方米地段里。对扔石头、谩骂、殴斗成了当时中英交流的主旋律，在这一规模的对抗中，中国人的自负通常不亚于英国人的傲慢。6年冷战后，英国公使德庇时在1847年4月再度诉诸炮舰外交——从香港出发的英国战舰炮轰虎门炮台，在36个小时内打哑了827门大炮。但中国官僚对眼皮底下的惨败仍昂头无视，两广总督耆英唯一作出的妥协是：广州城拟于两年后向英国开放。
彻底失败的鸵鸟政策
即使只作了文字上的退让，清廷也无法接受，于是用更排外的徐广缙接替耆英出任两广总督，三年后又用以“死不交涉”著称的叶名琛接任。这种鸵鸟政策的最高支持者，就是1850年即位的咸丰皇帝，他被广州10年不让英国人自由进出的“成就”鼓舞，极为推崇这一“输人不输阵”的精神。这位年轻气盛的皇帝命令把上海、天津和南京将外交事物移交给叶名琛，让鸵鸟政策成为中国唯一的外交方针。但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被英军俘虏的叶名琛突然变成了中国的替罪羊，曾被朝野所推重的“死不交涉”，也被讥笑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沦为笑柄的文化传统
叶名琛被俘后依旧保持着“天朝上国”的自尊，自备粮食，不食敌粟，清军失利时，击节叹息；若有中国获胜的信息，则喜形于色。在食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他于1859年因不吃外国食物绝食而亡。他这种“耻食周粟”、“苏武牧羊”的气节，在古代定会名标青史，在近代反而沦为笑柄。晚清名士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
尽管英国步步进逼，从广州打到了北京城外的通州，咸丰仍不忘摆出“天朝上国”气派：“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逼进通州，称欲带兵入见，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如尚执迷不悟，灭理横行，我将士民团等，惟有尽力歼除，誓必全殄丑类，其毋后悔。”明明是兵临北京城下，却谓之“称欲带兵入见”；明明是首都即将沦陷，仍号称“誓必全殄丑类”。自信若此，叹为观止。
清军“不可战胜”有其理论依据
清朝统治者如此自信，自然有自己的逻辑：“兵家胜败何常，该国兵远来即有数万，未可当我中国人民千百之一，其能经几战乎？”当时在天津登陆的英法两国军队共16800人，何止不到中国人口千百之一，连万分之一都到不了，而且大部份还在天津一带驻防，向通州进犯的部队只有几千人。咸丰皇帝见猎心喜，“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律（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什么是清朝“所长”呢？就是满清征服中国本部时引以为傲的骑兵劲旅，咸丰还在圣旨中特别关照，“万不可身寄命于炮”。“我大清骑射无双”
为此，清廷抓紧一切时间调集骑兵部队，“厚集兵力，以资攻剿”。除原调绥远、归化二城操演兵1000名外，“还派兵五百名，遴委得力将弁管带，配齐军火器械，于七月十九日，兼程驰往通州，听候调遣”。与此同时，星夜传檄，从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三盟各急调1000至2000名蒙古骑兵前往京师。经过这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满蒙精华大至，单部署于通州地区的清军就达3万余，其中以驻张家湾、八里桥一带的17000人为最精锐，该部包括7000蒙古骑兵，由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节制。
昔日劲旅已成明日黄花
1860年9月18日，英法联军北犯，是日中午逼近张家湾。僧格林沁所部遵旨出兵，杀伤众多行进中之敌，但随后遭遇火器袭击，马匹受惊，马步兵自相践踏，一同向八里桥溃退。正如僧格林沁奏报：“至该夷于午刻马步各队进前扑犯，经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正分拨马队抄击，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后退”。僧格林沁撤退后重整军势，并与内大臣瑞麟商定，全军分东南西三路迎敌，并集中1万满蒙马队死守八里桥。
不能英勇善战 但能英勇牺牲
9月21日上午7时许，英法联军约五六千人，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清军按照传统以骑制步的战法，集中骑兵向联军正面发动反冲击，一部分骑兵一度突破到距法军第二旅指挥部仅四五十米远的地方，第二旅指挥官科利诺将军甚至拔剑准备肉搏。但激战一时许后，南路法军以及英军阿姆斯特朗重炮赶到战场。僧格林沁所在的八里桥遭到密集的炮火打击，清军前后脱节，前部马队又遭据壕联军炮火轰击和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伤亡甚众，联军乘势反攻。僧格林沁是时率本部马队驰骋于敌西南两路之间，亲自“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试图分割敌军，但因为另外两路战败，后路被包抄，清军全线败退。八里桥之战，从上午7时打到正午，战斗十分激烈。战后因伤亡甚重，英法联军在通州休整待援达半月之久。
再好的古代军队也难敌近代军队
八里桥之战，清军先果断发动冲锋，再不顾伤亡进行穿插，最后与阵地偕亡，作为一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已经做得很好。英法联军与役者无不对其大加褒扬，“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但如同法国人分析的那样，清军“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清军注定战败的原因就是“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就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自以为“骑射无双”的军事力量，被他们弃之不顾的火器技术撕得粉碎；同样被撕得粉碎的，还有“天朝上国”的脸面——“万园之园”圆明园，也在16天后被英法联军焚毁。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单凭政府不能抵御外侮，为什么不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事实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南到广东，北到直隶，当局都在行动。“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户部尚书朱凤标奏折）“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两广总督叶名琛奏折）林则徐之前谈及驭夷之法时，也只有“民心可用”四字。就连咸丰也诏示天下：“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问题是，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发动老百姓不难，但结果往往难以预料。
清朝的“人民战争”
当时清朝统治者发动群众不可谓不起劲，还专门派部级干部回乡动员，却发现“设遇有警之时，可以镇压土匪，不能调出迎敌”；“可以保卫乡闾，未必即能打仗”。其原因从奉旨回籍帮办团练的焦祐瀛、张之万等人的奏折便能得知：“抚议一起，人心懈怠，不但兵无斗志，亦复民无固心”。当局首鼠两端，百姓自然战和难定：“夷人北来时，津郡为之代雇车百数十辆，途中复应付柴草……武清县民团未奉地方官示谕，不肯与该夷为难”。得知这样的情况，连咸丰皇帝都认为“殊出情理之外”。殊不知，老百姓已经从清廷无力抵御洋人的事实中明白了，所谓“天朝”只是个纸老虎，要用自己的性命去保卫统治者，那万万做不到。“老百姓与朝廷无关”
专制政权玩弄百姓的“恶果”，在广东表现得更为明显。1857年广州落城后，清政府便自觉无力攘夷，于是“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同时，清朝当局为了避免在国际上说不清楚，硬要把老百姓反抗侵略者的行为说成与政府无关，“照会该夷，使知构兵之故，与官无涉”，万一战胜，再“由地方官员出为调停”。由本国百姓与外国侵略者决战，而统治者则作为“局外”人进行“调停”，实在不可思议。
清朝统治者如何引火烧身？
但老百姓自然不能坐视本国政府处身事外，接替叶名琛出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就上奏朝廷，虽然自己“缓兵蓄威，毋使（外夷）有所借口，以免贻害沿海地方”（实际上就是重拾羁縻伎俩，默认侵略者占领广州）。但是“乡曲愚民，颇难明白徧谕，刻下沿海乡村，仍有忿然不平”。甚至还有“好事之徒，安心构祸，肆口骂罗惇衍等虎头蛇尾；虚糜民间数十万银两，抚议一到，遂即按兵不动……其催令臣督兵进剿匿名揭帖，竟贴至臣署前，并有用石块包揭帖，于夜深时由墙外掷进者”。老百姓对侵略者的愤怒，由于被统治者所出卖，转而发泄到这些利用自己的人身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英法联军中为何有中国人？
知此剧变后，清朝统治者的态度转了个180度的弯。奉旨在广东帮办团练的罗惇衍等上奏：“臣等驻扎花县……申谕北路乡民，不准仍与夷仇杀。”后因英军要占领花县，他又从花县北撤，“一面约束壮勇乡民，不准妄动。”诸如此般，不胜枚举。就这样，从1857年到1860年，清政府置百姓于不顾，听任英国人对广东沿海进行了三年统治。这种行为，酿成了令当局瞠目结舌的恶果：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军从经年统治的“粤东募潮勇数千人”，2500名从广东招募的中国人（占英法联军总数的13%）登上了远征华北的英国舰队，对自己的皇帝发动了进攻。
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9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无耻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后来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1844年12月24日，中法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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