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琼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崇高荣誉：二十三位科技专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表彰功臣
●江泽民说：“‘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来到主席台正中，为获奖人员颁发奖章和证书。
●江泽民说：“‘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中央召开两弹一星表彰大会
1999年9月18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在北京召开。
当天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新整修过的人民大会堂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大礼堂主席台上方悬挂着醒目的大会会标，主席台后方竖立着10面红旗，主席台前摆放着让人赏心悦目的鲜花。
大礼堂三楼眺台上悬挂着巨型横幅：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这24个字就是著名的“两弹一星”精神。
人民大会堂里的气氛庄严而热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主持大会。
15时，大会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
在这次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朱镕基总理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决定说，在新中国50年的光辉历程中，“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大力协同，无私奉献，勇于攀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决定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23位科技专家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学习，大力弘扬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万众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开拓创新，为夺取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接着，党中共授予23名科技工作者每人一枚由515克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神情庄重地走到主席台正中，为获奖人员颁发奖章和证书，并发表重要讲话。
此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江泽民亲切地与获奖人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李鹏在大会结束时指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万众一心，再接再厉，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首都少先队员把一束束鲜花献给这些为祖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功臣们。
大会开始前，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亲切会见了获奖人员和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代表，与他们合影留念。
出席当天大会的有：丁关根、田纪云、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温家宝、曾庆红、吴仪、乔石、刘华清、邹家华、王光英、程思远、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珮云、何鲁丽、曹志、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肖扬、韩杼滨、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钱伟长、卢嘉锡、任建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张思卿、钱正英、孙孚凌、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白立忱、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王文元。
出席当天大会的还有：李德生、张劲夫、张爱萍、段君毅、黄华、彭冲、谷牧、马文瑞、郑天翔、杨白冰、王汉斌、张震、倪志福、费孝通、雷洁琼、李锡铭、王丙乾、洪学智、邓力群、张廷发、韩光。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代表和科技界代表，以及首都各界代表等共6000多人参加了大会。
江泽民说发扬两弹一星精神
在1999年9月18日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的大会上，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江泽民饱含深情地说：
35年前的深秋季节，在我们祖国的上空，一声春雷般的巨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地掌握了核技术。
29年前的晚春时分，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一曲嘹亮的《东方红》又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胜利地掌握了人造卫星的空间技术。
从此，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不断取得辉煌的发展。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奠定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在举国上下喜迎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这里召开大会，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江泽民环视一下全场，他又接着说，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技专家，表示衷心祝贺！向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表示诚挚的慰问！向全力支持“两弹一星”事业发展的全国各族人民，致以崇高敬意！
江泽民充满深情地说：
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伟大成就，令全世界为之赞叹……
江泽民说，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江泽民认为，“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江泽民高度评论了“两弹一星”的科技专家，他说：
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研制者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许多研制工作者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写就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丽史诗……
江泽民充满感情地回顾了“两弹一星”的研制者们在研制过程中进行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他说：“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他们运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他们所具有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能力……
在会上，组织实施研制“两弹一星”工作主管部门的代表丁衡高，介绍了“两弹一星”的研制情况。
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也作了发言。
于敏在发言中十分自豪地说：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只用了2年零2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6个月，我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人民大会堂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发表向两弹一星功臣致敬社论
1999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向“两弹一星”功臣致敬》的社论。社论说：“两弹一星”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全国各族人民喜迎新中国50华诞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功臣。我们向功臣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所有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向为了这一事业献身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社论认为，“两弹一星”功臣们的作用极其重要，功臣们的业绩将彪炳史册，功臣们的精神将光耀千古，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社论要求我们要学习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功臣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功臣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社论最后发出伟大号召：
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新世纪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竞争。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到发展，就要努力学习和发扬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向功臣们学习，向功臣们致敬！“两弹一星”的功臣们为祖国做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其实，在1991年6月，国防科工委就组织召开了两弹一星表彰会，表彰长期进行科研试验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在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国防科研试验第一线的259名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
聂荣臻元帅给国防科工委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致信祝贺。三总部负责同志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
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中将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国防科工委部队在艰苦环境工作中，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求是、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为主要特色的“五种精神”，这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与我们这支部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体指战员长期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各条战线上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发扬“五种精神”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从他们身上可看到国防科技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在1999年5月6日，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的文章。
新华社为文章加的编者按指出，张劲夫于1956年至1967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张劲夫同志组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86岁的张劲夫同志最近郑重地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世。在他的这篇回忆文章中，不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的历史场景，更有中国科学家的英雄群像，他们是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请历史永远记住他们！
张劲夫在文章最后写道：
我作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能够在这里提到的人必是挂一漏万。我提议，让我们一起对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哀悼！
请历史记住他们！
二、闪光精神
●在祖国的大漠戈壁腹地，一朵令中华民族振奋的蘑菇云直冲云霄。于敏深情地注视着这朵在眼前盛开的蘑菇云，热泪夺眶而出……
●王淦昌深情地说：“人之一生，还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微薄之力贡献给祖国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更值得自豪呢？”
●邓稼先一个人走进那片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
于敏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空白
1960年年底，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任命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于敏为“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即乙项任务的副组长。
此时，于敏年仅34岁。要论资排辈，如此重大的任务轮不到他。但是，钱三强深知国家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他也相信于敏的才干。
让钱三强感到有些担心的是：于敏任副组长，从原子核理论转向核武器研究，有一个转变研究方向的问题。于敏是一个钟爱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他会同意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吗？
出乎钱三强的意料，于敏竟然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后来，于敏说：“钱三强先生希望我能参加氢弹原理基础的研究工作。我自幼对民族所受欺压，有切肤之痛，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毅然地投入工作中。”
就这样，于敏怀着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开始在未知的氢弹理论世界里进行探索。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新的事业之中。
于敏深知，从原子核理论转到氢弹的研究以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难以满足工作需求，因此，必须在短期内掌握氢弹原理。
为了迅速成为精通氢弹理论的专家，于敏废寝忘食、昼夜苦读。他细心地研习了等离子体物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辐射输运、计算物理、中子物理等学科的知识，很快就系统地掌握了有关氢弹的理论。
一天，一位专家告诉于敏，国外资料上登出了一个新的截面实验，其数据非常理想。此事涉及氢弹设计的难点问题，大家都非常关注。但是，如何验证其数据的可靠性呢？
于敏知道，如果按照常规的方法进行重复实验，不仅要花费大笔的经费，而且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于敏认真阅读了有关资料，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和论证之中。
经过两天的思考，于敏感到十分疲惫，但他依旧无法入睡，躺在床上，还在苦苦思索着这些资料。
不觉已到了三更时分，于敏依旧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于敏的妻子孙玉芹急忙取出安眠药，看着于敏服下。
可是，于敏依旧无法进入梦乡。孙玉芹没办法，只好打开灯，坐起来，默默地陪伴着丈夫。
屋里十分寂静，只有闹钟在滴答滴答地前进着。
突然，于敏一跃而起，一把抓住孙玉芹的手，兴奋地说：“玉芹，我知道了！”
孙玉芹尽管有些迷惑，但她端庄的脸上也露出笑容，她急忙向于敏询问。
于敏手舞足蹈地说：“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你等着，我先去告诉同事们。”
在专题报告会上，于敏从核反应的基本原理出发，抓住物理机制中的主要矛盾，比较了诸多物理因素，然后通过逻辑推导，顺理成章地得出科学的数值，证实国外的数值不可信。
大家听到于敏的这番话，这才恍然大悟，他们都兴奋地说：“我们根本就没必要去耗费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去重复这个实验！”
不久，国外的刊物报道，原来的数据有误。这个事实证明，于敏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三年困难时期，于敏得了浮肿病，但他忍住病痛的折磨，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科研工作。
于敏马不停蹄地仔细查看那堆积如山的资料，往往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一会儿看结果，一会儿分析物理图像……
于敏从原子弹起爆开始，尝试分解氢弹可能的动作过程。这是一个费尽心血、充满艰辛的研究过程。在工作中，于敏不断提出、也不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于敏没有被困难压垮，更没有被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于敏多次召开民主讨论会，对眼前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冷静分析，他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鼓励同事们继续探索。同时，他自己也在成千上万个数据中不断进行比较和分析，渐渐发现新的规律和思想，然后，他又将这些新思想作详尽的论述，使大家统一认识。
在那特殊的年月，科研工作几乎成了于敏生命中的唯一追求。
于敏在工作中常常会进入痴迷的状态。
于敏的战友黄祖洽说：“于敏可以为解决一个难题而做到看书、吃饭、行走，甚至睡觉时都倾心思考，直至找到答案。”
那时候，于敏家的住处十分拥挤，5口人住在一间房子。
每天晚上，于敏只好把桌子让给女儿写作业，自己在床上摆战场。
睡觉时，于敏又来到走廊的电灯下，由于灯太高，于敏只好站着看书和思考。实在太累了，他就在走廊中来回走几趟。
有时候，于敏会在睡梦中突发灵感，深更半夜醒来，立即伏案工作……
就这样，于敏和大家一起，从傍晚奋战到黎明，从黎明又奋斗到傍晚，常常忘记吃饭、睡觉。
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把工作逐渐引向胜利的彼岸。
在于敏的带领下，大家都以百倍的热情投入氢弹的研究工作中去，以惊人的速度，很快完成了大量的基础研究课题。
后来，于敏在回忆起这段工作时笑着说：“历史证明，当时我们研究的方向、思路、方法是科学的，发现的现象和规律是正确的，奠定了许多探索氢弹必不可少的应用基础……”
1966年底，在新疆罗布泊核爆炸试验基地，为确保测试拿到满意结果。于敏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半夜爬上高达100多米的试验铁塔的塔顶，检查、校正测试项目的屏蔽体的安置。
1966年12月28日，中国有史以来首次进行了氢弹原理爆破热试验！
在祖国的大漠戈壁腹地，一朵令中华民族振奋的蘑菇云直冲云霄。于敏深情地注视着这朵在眼前盛开的奇异云朵，热泪夺眶而出，心中像那翻腾的蘑菇云一样无法平静……
这时，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仅两年零两个月。
西方科学家惊呼：“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当人们在欢庆时，于敏却悄悄地走进了办公室，他非常冷静地说：“这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仅仅是成功的起点，今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完成。”
于敏对中国氢弹事业的杰出贡献，赢得了无数人的称赞与敬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由于于敏在氢弹方面的杰出贡献，他被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
于敏在荣誉面前，表现得非常平静，在谈到他早年进行的氢弹理论探索工作时，他说：
一个现代化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可自慰了。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刘光鼎院士，这样评价他的学兄和挚友：
淡泊名利、专心致志、献身科学、科学报国是于敏的特点，也是他事业有成的原因之一。
王大珩开创研制精密光测设备
1962年，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要求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在一年半内，提供测试原子弹爆炸性能的技术途径。
程开甲用充满期待的目光注视着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十分郑重地说：“光学测试方案怎么搞，要靠你们了。”
当时，王大珩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担子，他把这项任务叫做“天字第一号任务”。
从此，王大珩全身心地投入光学测试工作之中，就连节假日也不休息。
那时候，王大珩的办公室里，灯光总是亮到很晚，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个测试方面的问题，王大珩不断地查找资料，皱着眉头沉思，甚至彻夜不眠。
同事们劝说王大珩休息，王大珩却十分认真地说：“谁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就是剥夺我的生命。”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王大珩逐渐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他决定利用长春光机所和西安光机所的综合技术优势，采用以高速摄影和测量的手段获取火球发光动态的观测数据。
接下来，在王大珩的带领下，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着，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研制出合格的光学测试仪器。
在第一次核爆炸试验中，有关人员采用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设计出的光学测试仪器，胜利地完成了测量的任务。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天，王大珩邀请几位同事一起庆祝。席间，他说了一句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听懂的话：“要是再晚半年就好了……”
半年前，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去世了。
因为科研工作繁忙，王大珩没有时间照料年迈的父亲，为此，他心中一直对父亲深怀内疚之情。
后来，王大珩想到父亲一生抱着科技强国的梦想，却没能分享儿子亲自参与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喜悦，不禁百感交集。
王大珩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高质量光学设备，而且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王大珩主持制定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领导了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
王大珩的这些努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卫星事业的发展，为祖国争得了荣耀。
王大珩一直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充满深情地说：
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王希季设计第一枚运载火箭
1958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正准备赴德国教学，突然接到去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的通知。
当时，王希季只有37岁，就被任命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承担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研制任务。
王希季至今还记得当时设计院简陋的研制条件。他和同事们既没经验，又没资料，也没专家，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王希季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带领着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娃娃队伍”，开始了边学边干的艰辛探索。
王希季带领大家制定出一个既立足国内技术和工业基础而又达到一定水平的研制方案。
王希季和他的“娃娃队伍”仅用了短短9个月的时间，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T-7M就奇迹般地诞生了。
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郊区一个用稻田改建成的简易发射场上，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T-7M昂然屹立在发射架上，它的飞行高度预计为8到10公里。
王希季和他的同事们借来一台50千瓦的发电机，又用芦席围起一个“发电站”，这台发电机就开始在“发电站”里工作了。
在当时，没有任何通信设备，王希季只好站在用麻袋堆积起来的半人高的“指挥所”里，用挥舞的手势和大声的喊叫，指挥着“T-7M”的发射。
他们没有自动跟踪火箭的仪器，只好自己动手，用土办法制造人工跟踪天线。这种人工跟踪天线需要几个人用手把着才能旋转和俯仰，他们还要用自行车打气筒一下一下地把推进剂压进储备箱中……
王希季在麻袋后面，全神贯注地指挥着。
突然，王希季冲出“指挥所”，用已经嘶哑的嗓子大声喊道：“发射成功了！”
大家疲惫的脸上都露出惊喜的笑容，他们来不及擦去脸上的汗水，就忘情地欢呼起来。
这次试验成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燃料火箭技术取得的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
在王希季的主持下，我国卫星部门大量采用新技术，并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使卫星增大了功能，延长了寿命。
1964年，由王希季担任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的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即“长征1号”，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
1975年11月26日，由王希季设计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穿云破雾，飞上太空。
当人们都沉浸在发射成功的喜悦中时，王希季却提着简单的行李，匆匆地赶往卫星测控中心。
王希季还要等待着送走的这颗卫星再听话地返回地面。
那几天，王希季时刻关注着这颗卫星，连睡觉都“睁”着眼睛。
3天后，在王希季充满期待的注视下，天空中终于出现了一顶红白相间的降落伞，王希季知道卫星准时返回，疲惫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这颗卫星的回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叶剑英副主席怀着喜悦的心情，在卫星试验结果报告上挥毫批下7个大字：
返回式卫星有功！
王淦昌带领首次地下核试验
1960年底，著名学者王淦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奉调回国。
1961年3月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地登上二机部大楼。刚走进二楼部长办公室里，就看到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和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正在等着他。
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
王淦昌知道，如果接受这个决定，就意味着他从此将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并且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去改做他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但是，王淦昌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当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第二天，王淦昌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
54岁的王淦昌是当时参与研制核武器的年龄最大的科学家之一。
此前，王淦昌因为发现反西格码负超子而轰动世界，已是名扬天下。
王淦昌说：“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就是光荣的，大家就欢迎；否则受人唾弃。岳飞和秦桧就是一例，我从小就想着要做岳飞那样的人。”
王淦昌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保密的需要，王淦昌化名“王京”。
王淦昌告别家人，独自来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
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在这样艰苦的自然环境里，年轻人走路快了都会喘气。年过半百的王淦昌却毫不在意，他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讨论问题，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
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王淦昌都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
在“原子城”有一栋黄色的将军楼，里面住的大多是王淦昌、彭恒武、郭永怀这样的原子弹研究核心科学家。
当时参加过制造原子弹工作的原221厂工程师陈飞后来回忆说：
王淦昌虽为权威的核物理学家、两弹的核心科学家，但他还是经常与普通科研人员一起研究设计方案……
20世纪60年代中期，陈飞刚到“原子城”，就经常见到王淦昌，还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实验和设计。
对于科学研究，王淦昌容不得一点马虎和拖沓。他总是叮嘱大家：“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1969年，在王淦昌的带领下，有关人员开始进行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
一次，大家在戈壁滩花岗岩层里的平洞里进行试验，科技人员和战士们并肩在坑道里工作。
然而，洞里的通风条件跟不上，还不时地冒出氡气，浓度超剂量不断增加。
王淦昌发现问题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并组织人员，昼夜防护监测。
没想到，王淦昌的做法却遭到一些人的批判，他们讥笑王淦昌的这种做法是“活命哲学”。王淦昌立即反驳说：“什么‘活命哲学’？这是科学，科学最讲实事求是！”
就这样，王淦昌在极其艰苦条件下，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与其他杰出科学家一起，隐姓埋名，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淦昌在谈到自己隐名埋姓从事核试验时，他充满深情地说：
人之一生，还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微薄之力贡献给祖国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更值得自豪呢？
邓稼先主持研制第一颗原子弹
1958年秋，正值菊花盛开的时节，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笑着说：“稼先，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邓稼先一愣，接着立刻领悟到钱三强所说的大炮仗就是原子弹。他来不及细想地说：“我能行吗？”
钱三强向邓稼先讲述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和意义，邓稼先陷入沉思。
邓稼先明白，搞原子弹研制工作，必须从此隐姓埋名，这将会意味着无数个不能：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和别人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不能……
此时的邓稼先，还是一个年仅34岁的年轻人，生活对于他来说，应该是多姿多彩的。
但是，当邓稼先考虑到新中国需要原子弹来壮国威的时候，强烈的爱国激情使已过而立之年的他热血沸腾，他十分坚决地表示自己服从组织的调动。
这一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了些。他进家门时，4岁的女儿典典正和两岁的儿子平平玩耍，一切和平时一样，妻子许鹿希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怎么晚了？”
邓稼先只点了点头，没有回答。他草草吃过饭，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上了床。
这天晚上，邓稼先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其实，此时的许鹿希也难以入眠。
许鹿希后来回忆说：
当时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儿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他也不能说。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这不行。反正当时弄得我很难过。
我那时30岁，他34岁，孩子很小，我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可是他态度很坚决，他说他如果做好这件事，他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感觉到他已经下决心了，后来他突然又说了一句，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说这话时哭了。我说你干嘛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
从此，邓稼先名字在各种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只出现在设有严格警卫的深院里和大漠戈壁上。
邓稼先担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立刻挑选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原有协议，党中央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
邓稼先部署同事分头研究计算，他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研究和推理，以严谨的计算推翻原有的结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地工作着，他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里进行试验。
茫茫戈壁滩上，穿着旧军大衣的邓稼先在风沙中勘测原子弹实验场。就这样，邓稼先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他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为了推进中国的原子弹事业的发展，邓稼先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邓稼先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在戈壁滩上，核弹点火后，却没有爆炸，众人面面相觑。
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
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
邓稼先一个人走进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的危险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
经过检验，最后证明这次爆炸失败是因为降落伞的问题。
邓稼先妻子许鹿希是个医学教授，当她知道丈夫“抱”了摔裂的原子弹以后，心中焦急万分。
邓稼先回北京时，她强拉着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许鹿希面对检验报告，泪流满面。邓稼先安慰妻子以后，仍然坚持回导弹试验基地。
就是这一次，邓稼先的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埋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1964年10月，邓稼先签字确定了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在我国西部上空爆炸了一颗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原子弹。全中国都沸腾了。
这时候，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老师严济慈来到他的好友许德珩家。话题当然是谈原子弹。
许德珩悄声问：“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嘿，你还问我，问你的女婿呀！”严济慈笑个不停。“我的女婿？邓稼先？”许德珩惊愕不已……
接下来，邓稼先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终于制成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几年后，北京301医院，邓稼先因放射性影响，身患癌症，年仅52岁，就与世长辞。
邓稼先在病重期间，曾经拉着许鹿希的手，深情地向她描述原子弹爆炸的壮丽景象：奇异的闪光，比雷声大得多的响声翻滚过来，一股挡不住的烟柱笔直地升起……
接着，邓稼先十分激动地说：
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朱光亚领导核武器研制攻关
1957年，钱三强决定，推荐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朱光亚担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实验室的副主任。
后来，钱三强在谈到当时为什么推荐朱光亚的时说：
朱光亚那时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选他到原子能所，是因为他有以下长处：
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第二，他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
第三，他善于团结人，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
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
……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承担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
同时，朱光亚还负责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朱光亚一上任，就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他积极协助副部长钱三强，组建机构、调集人员、筹备设施，很快组建成一支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大军。
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给我国的原子弹设计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朱光亚面对这些艰难险阻，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就从苏联专家所作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开始研究……”
1962年9月，二机部提出著名的两年规划，即：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
朱光亚又一次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担，从此，他变得更加忙碌了。
朱光亚经过反复思考，明确提出核爆炸试验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进行，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于中央正确决策起到关键的作用。
11月3日，毛泽东仔细审阅这份报告，十分高兴地在上面批示：
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在朱光亚带领下，广大科研人员经过夜以继日艰苦奋斗，终于在中国的原子弹设计理论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朱光亚作为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他既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抓科研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他那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对核武器研制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随着一声响亮的“起爆”，大漠中骤然闪出一道令人目眩的强光，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朱光亚亲眼目睹了这幅惊心动魄的壮观画面，向来老成持重的他，此时却是激动万分。
这天晚上，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宴会上，朱光亚喜笑颜开，和大家开怀畅饮，直到喝得酩酊大醉。
邓小平曾说：“‘两弹一星’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不但为保卫国家安全起到重大作用，而且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开始从落后走向强盛、走向复兴，这是炎黄子孙的光荣与骄傲。
对于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朱光亚功不可没。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精心安排下，氢弹的理论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了。
1965年初，这个研究小组被调到核武器研究所同这里的研究人员一起攻关。在朱光亚、彭桓武副所长的精心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组织理论研究人员和有关专家，经过认真总结分析，详细制定了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
经过大家半年多的刻苦钻研，中国的氢弹事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1966年12月28日，中国的氢弹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在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过程中，朱光亚成功地组织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中国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两弹”研制，被称为杰出的“科技帅才”。
钱三强曾经高度称赞朱光亚为中国原子弹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说：“实践证明，朱光亚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做出了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但是，朱光亚从来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功劳，他表现出科学家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
在有关国防科技回忆史料的文献中，都有朱光亚撰写的文章，但他从来都是只谈别人的贡献，不谈自己。
朱光亚曾经十分诚恳地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他特别提到了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等科技专家不可磨灭的功勋。
朱光亚在别人称赞自己的时候，他总是淡淡一笑，十分谦虚地说：“过奖了。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孙家栋负责第一颗卫星设计
1967年7月，北京正值炎热的夏季，担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火箭总体部副主任的孙家栋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为了不让头上的汗珠流下来，他用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
这时候，一位叫汪永肃的军人走进孙家栋的办公室。
汪永肃十分郑重地对孙家栋说：“为了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听说是钱学森点将，聂老总亲自批准的，孙家栋心里十分激动。他当即表示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八一”建军节刚过，孙家栋就扛着被卷和书箱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报到了。
此时，孙家栋深知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他感觉自己肩负的担子很重。
孙家栋面临着无数的难题：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连接起来？连接起来后又怎样做试验……
一个个难题好似一座座大山，摆在孙家栋的面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