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世界的100次会议(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戈丹,千舒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谋划世界的100次会议(上)试读：

前言

人类的历史，犹如一串华美的项链，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件连接而成的。那一个个辉煌的瞬间，便是历史链条中璀灿的宝石与珍珠，它熠熠生辉，警示着后人。

人类的历史，更像一部恢弘的巨著，是由无数千姿百态的人物呕心谱就的。那一段段精彩的篇章，便是历史天书中闪光的风云与浪花，它浩瀚如烟，启迪着我们。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充分展现了人类杰出的智慧，创造了难以计数的灿烂文明，为今天的我们遗留下了博大精深的精粹学说、文化典籍、伟大发明；遗留下了对世界历史发展所做出的开创性的成就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遗留下了福泽后人的宝贵遗产与物质财富。即使到了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化高度集中的今天，我们仍然叹服前人的贡献，仍然感恩祖先的施惠，仍然震惊先哲的警示。

往事越千年。虽然几经沧海桑田，但不变的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人类探索的脚步，是人类沿着历史的足迹再创辉煌的奋斗。当无数充满致命诱惑的新浪潮涌来时，人们更需要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正确抉择；当现代文明在疯狂地毁灭人类生存的家园时，我们更需要一种对人类历史的责任。于温故中知新，在汲古中鉴今，理应成为现代青年理性地认识历史、冷静地思考未来的当然选择。

本书对世界上下数千年重大历史事件做了全景式的扫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经济的改良与变革，进步与保守的争斗与冲突，新旧体制的毁灭与诞生，理论学说的创立发展，科学发明的艰难突破等等。几乎涉及到影响世界文明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宗教、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所有重大事件。本书对世界历史的真实过程做了纵深的透视，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做了全面的阐述，它从浩瀚的历史文库中，撷取精华、汇聚经典、分门别类地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分析介绍，向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窗口，让他们穿越时空隧道，在历史的天空中遨游、畅想、于探幽寻秘中启迪智慧，启发思考，启示未来。

本书文字简洁，内容丰富，语言优美，叙述生动，既富有知识性，又具有趣味性，是一部精彩纷呈、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的缩影。全书一扫传统历史读物的陈旧与沉闷，让读者在阅读中享受知识的乐趣，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的真实。同时，其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剖析，也给读者以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与想像空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211世纪的人类文明将会开出更加灿烂多彩的思想之花，结出更加丰富的文化科学硕果。明天的世界将是崭新的，未来的历史将更加辉煌。当代青年，正处在一个渴望求知、极具探索和勇敢追求的伟大时代。我们应当沿着历史凝结的历程，沿着前人留下的辉煌轨迹，从历史的精彩篇章中汲取知识，感悟人生，获得真理，走向成功的圣殿；以从历史中所启迪的智慧，创造卓越的人生，创造人类历史的崭新未来。

1.盐铁会议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大将军霍光以昭帝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策讨论会。这次会议，是要“总论政治得失”，就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以盐铁专卖政策为主，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辩论。这便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

汉武帝在位时期，重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收回铸钱大权，设立“平准”、“均输”制度，加上“算缗”，“告缗”办法，使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削弱和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封国诸侯的经济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内削诸侯王，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但同时也因负担过重，以致造成“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不断爆发小规模起义，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汉武帝一方面进行镇压，一方面决定在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适当调整一些政策。

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上书汉武帝，要求在今新疆轮台一带，实行军事屯田，“以威西国”。汉武帝深知力所不及，为此下了一道“轮台诏令”，不同意再加重百姓口赋，拒绝在轮台再兴办屯田，并明确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同时，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个政策调整工作，对巩固前一时期加强统一集权的成果，很有必要。但汉武帝来不及全面贯彻“轮台诏令”的方针，便在公元前87年死去。临死前，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并确定以他为首，与上官桀、桑弘羊等一起，共同辅佐即将继位、年仅8岁的汉昭帝。

霍光主持朝政时，“无所改作”，坚持汉武帝加强集权的各项主要政策，同时能够“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注意贯彻汉武帝“轮台诏令”的精神。公元前81年，朝廷下令，征求地方贤良文人对“民间疾苦”的意见，一致回答：“愿罢盐、铁、酒榷”，桑弘羊不同意。因此，霍光便组织了“盐铁会议”。

会上，霍光没有出面，由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桑弘羊是代表朝廷答辩的主要发言人。从各地请来的贤良、文人，则利用这次机会，对汉武帝的各项政策进行了论辩，主要矛头指向桑弘羊，纷纷要求有所更改。于是，会上以贤良、文人为一方，桑弘羊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继续实行盐铁专卖、统一铸钱、榷酤、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贤良、文人认为政府垄断这些事业，是“与民争利”，主张加以废止。桑弘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打击分裂势力），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桑弘羊指出，汉初不禁私利，吴王刘濞铸铁煮盐，结果力量一大，就造起反来。另外，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车甲之贵，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事实说明，实行盐铁专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抵抗匈奴贵族的侵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马迁对此曾说过“民不宜赋，而国用饶”，加以肯定。汉武帝时，“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的桑弘羊，为此立功。所以，在会上，桑弘羊坚持继续执行盐铁专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贤良、文人反对盐铁专卖，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不合历史实际，但却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控制下的盐铁专卖，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官吏管理不善，假公济私，所造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用，出现了“木耕手耨”的现象。制出的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桑弘羊也承认这些事实，致使“民烦苦之”。

第二，对匈奴和战问题。匈奴贵族长期扰边，汉武帝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争，这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不过，连年征战，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书记载，武帝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东方盗贼滋起”，封建统治呈现不稳。贤良、文人以此为口实，全面否定抗匈斗争。他们认为，早就不应该轻启战端，只要用仁义加以感化，匈奴贵族自然就不来骚扰，“以仁义导之，则北乘无寇虏之忧”。会议上，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撤除边防要塞，“偃兵休士，厚币结和”，说这样自能安定和平。这些议论，不切实际，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摆出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历史，说明匈奴贵族贪婪好战，即使“重质厚赂”，照样“暴害滋甚”。所以，他认为对于匈奴贵族“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仁义感化不可能收效。

第三，实行“法治”，还是实行“德治”。桑弘羊坚持汉武帝长期实行的“法治”政策。他认为，“令严而民（谨）慎，法设而奸禁”，实行严刑峻法，则“民不逾矩”，才能巩固封建统治。

来自地方的贤良、文人，直接感受农民反抗的威胁，指出，“疲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单靠酷刑镇压，“不可久也”，汉朝政权有可能步秦后尘，迅速垮台。贤良、文人主张实行“德治”，是要求汉朝廷变换统治手法，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先“礼”后“法”，“礼用敬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

儒法之争，是指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儒法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有它的特定含义。尔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发展，产生儒法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儒法逐渐走上了合流。盐铁会议正是在儒法日趋合流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盐铁会议是汉朝政府讨论国策的一次会议。会议留下了记录。宣帝时的桓宽利用这些记录材料，写成了几万字的《盐铁论》一书。《盐铁论》写得好，保存了当时辩论双方代表人物的原来风貌，为后人提供了西汉盐铁专卖和盐铁会议的重要情况。

2.特兰托会议

1545—1563年罗马教皇在帝国城市特兰托（当时属提洛尔伯爵区，今属意大利）召开的宗教会议，目的是反对宗教改革，维护天主教会统治。

自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后，独立的新教组织纷纷建立，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天主教会。当时，召开宗教会议改革教会的呼声很高，甚至在天主教会内部也有人认为只要教会实行改革，宗教改革运动会自行消灭。教皇保罗三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支持召开宗教会议，但各有打算。皇帝强调改革教会，以削弱教皇。教皇一心维护天主教会垄断地位，不愿多讲改革，害怕口子一开难以收拾。一位红衣主教说得很清楚，必须先审定教义，与宗教改革划清界限，作为实行改革的准绳。1544年11月克雷皮和约的签订，使意大利战争告一段落。在战争中赢得胜利的查理五世，与教皇商定召开宗教会议。大家同意开会了，可对会议地点争论不休。教皇不愿去德国，皇帝不愿去意大利，法国人对德国和意大利都不感兴趣，最后定在特兰托，因为这是一个意大利人为主的帝国城市。

1545年12月13日，会议正式开幕。这次会议持续18年之久，先后经历5个教皇。特兰托会议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先在特兰托开会（1545年12月13日至1547年3月11日，第1～8次会议），后改在博洛尼亚（1547年4月21日至6月2日，第9～10次会议），主要讨论圣经、原罪和称义问题。与会代表多是意大利主教，形成意大利人左右会议局面。皇帝的支持者，特兰托主教马德鲁佐发言强调改革教会，建议邀路德派代表与会陈述意见，遭拒绝。不久，施马卡尔登战争爆发，米尔堡一仗（1547年4月）皇帝大胜，萨克森选侯被俘。皇帝的胜利引起教皇的担心，他以特兰托有瘟疫（确有代表患病）为借口，要求南迁博洛尼亚开会。皇帝联合西班牙抵制，结果以38票赞成和14票反对，决定南迁。结果，只有部分代表去博洛尼亚，特兰托会议陷于分裂。

1549年10月，新教皇朱利亚三世上台，征得皇帝、法王同意，重开特兰托会议，是为会议的第二阶段（1551年5月1日至1552年4月28日，第11～16次会议），主要讨论圣礼问题。会议进行期间，一度倒向皇帝的萨克森公爵莫里斯，暗中与法王亨利二世签订尚贝条约（1552年1月），共同反对查理五世皇帝。奠里斯带兵北上，差一点活捉查理五世。在这种情况下，会议难以继续进行。

1555年8月，查理五世委托腓迪南签署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路德教在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取得合法地位，实际上使特兰托会议决议成为废纸。长于外交和法学的新教皇庇护四世，为稳住阵脚，联合皇帝腓迪南、法王法兰西斯二世和西班牙王腓力普，决定重开特兰托会议，是为会议第三阶段（1562年1月18日至1563年2月3日，第17～25次会议）。有人认为，第三阶段会议不是特兰托会议的简单继续，而是一次新宗教大会。皇帝和法王建议采纳新教的一些仪式，邀请新教徒与会，均被教皇拒绝。

天主教会称特兰托会议为第19次会议，在教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会议往往是教皇亲临主持，或由耶稣会头子操纵，笼罩着狂热的天主教精神。会议不断发布决议和教令，重申天主教的一切原则，谴责一切与此不符的言行。1564年11月，庇护四世根据特兰托会议决议发布信仰纲要，即《特兰托会议信纲》，天主教会认为，它是继《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大纳西信经》之后最重要的文献，信徒必须服从。

特兰托会议针对新教提出的唯信称义和圣经是信仰的根据做出决议，包括新旧约和外典（即圣经外传，指未收入圣经的属于公元前后的历史、传奇和启示）在内的圣经和口传教义，具有同等权威，因为它们由基督亲口或由圣灵传授。有人质问口传教义包括哪些内容和经什么人口传，均被多数票否决。决议重申天主教传统的因信称义（广义的因信称义，必经各级神职人员和圣礼才能称义），攻击唯信称义或靠自由意志称义是虚伪的武断。会议认为，圣经的解释权只属于天主教会，任何人无权擅自解释圣经，并规定武甘大本拉丁文圣经为标准本，又称“圣经通俗译本”或“拉丁通俗译本”，供讲道、演讲和辩论使用。

决议认为七礼是耶稣创立的，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谴责仅凭信仰称义（不经圣礼）和众信徒皆教士说，继续坚持变体论（酒饼经祝圣后成为耶稣的体血）、弥撒、圣像、圣物、炼狱说，甚至坚持赎罪券是正确的（只求有节度，不滥用）。

特兰托会议的决议在天主教内部也未被完全接受。威尼斯、西西里、那不勒斯、弗兰德尔、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德国的天主教诸侯，都有保留。德皇表示可在自己领地内执行，但不能在帝国贯彻。波兰国王接受决议，但议会以特兰托会议没有波兰代表为借口予以拒绝。法国不满决议中不利于王权和高卢教会的内容，拒绝以国王的名义公布。完全接受决议的只有瑞士天主教州一家，可见教皇和天主教会已经威信扫地到何等地步。

尽管罗马教廷召开特兰托会议和采取其他反动措施，也阻挡不住宗教改革的滚滚洪流。在西欧和北欧许多国家，先后建立独立的民族教会。经过反复斗争，资本主义制度终于在西欧确立起来，揭开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

3.三级会议

1774年5月10日，路易十五已到弥留之际，他的孙子王储路易·卡佩焦灼地在祖父宫门外踱步，不停祷告，希望国王龙体康复。他这一举动并不是出于孝心，而是害怕在20岁时过早登基。这是一个思想迟钝，行动笨拙，意志薄弱的王储，他只爱修锁和养犬，对政治毫不关心。然而事与愿违，很快“国王万岁”的呼声传来，路易继位，称路易十六。

秉性难改的路易十六很快有了“锁匠国王”之称，他不理朝政，国事便先由首相莫尔泊伯爵左右，继为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谋划。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妹妹，为人傲慢轻浮，嗜好赌博，挥霍浪费，被称作“赤字夫人”。

面对祖父遗留下来的困难局面，又遇到粮荒，路易十六一直尝试改革，但波旁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财政危机还是越来越严重了。从1774年到1789年路易十六统治的15年内，法国国债增加了三倍，每年偿付利息就要花去国家收入的半数以上。虽然，这期间的几任财政总监都曾想法进行财政改革，企图增加国家收入，减少浪费，挽救危机，但都因特权等级和王室的反对而失败。

财政危机的同时，法国又爆发了空前的商业危机。由于大批英国物美价廉货物的输入，法国的棉织品、皮革、制帽等传统工业减产，许多手工工场倒闭，大批工人失业。

尽管国家已濒临破产境地，路易十六及王后仍然挥金如土，买城堡、还赌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忍无可忍，各省纷纷起义暴动。法国大地上正酝酿着革命的暴风雨。

路易十六已走投无路了，他决定召开已多年没有开过的三个等级的会议，即“三级会议”来摆脱政治困境，特别是财政危机，以延续走向末路的波旁王朝的统治。

三级会议始于1602年。自1614年停开到1789年，已有175个年头。会议由教士、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每一等级只有一个投票权，投票结果总是有利于特权等级。然而时过境迁，第三等级已羽翼丰满。资产阶级印发各种小册子呼吁书，广泛宣传自己的主张。出身贵族的修道院长西哀耶斯也认清时事，竟然出了一本《第三等级是什么》的小册子为他们扩大影响。从此街谈巷议中的话题便多引自书中了——“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特权等级，事事将变得更好。”“贵族就是国家的累赘。”“国民之中无处安置贵族等级。”……这些思想深入人心，使第三等级群众更加觉悟，他们团结一致，要求增加参加会议的名额，改变按等级投票的方式。

1789年5月初，三级会议准备就绪。选举产生的代表名额共1139名：教士代表291名，其中高级教士代表约占1/3；贵族代表270名；第三等级代表578名，其中律师约占一半，还包括因被本阶级排斥而由第三等级选出的2名教士和12名贵族，如西哀耶斯和米拉。第三等级代表人数众多，生气勃勃。

为了获得金融界的信任和支持，有人建议三级会议在巴黎召开，国王坚持要在凡尔赛，“因为便于打猎。”国王隆重地在办公室接见教士和贵族的代表，而第三等级代表则要分批到他的卧室去觐见；还规定教士、贵族代表穿华丽的服饰，分坐在国王宝座的两侧，而第三等级代表则穿黑色制服坐在大厅的后面。这些都引起第三等级代表的不满。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幕。路易十六致辞，强调财政困难，要各位设法充实国库。财政总监内克尔在长达三小时的报告中，竭力掩饰国库亏空严重的事实，闭口不谈改革。第三等级的代表感到极大的失望和愤怒。第二天，掌玺大臣宣布，国王希望三个等级讨论，然后按惯例投那三票。这就更引起了第三等级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应三个等级合厅开会，以人数表决。双方为此僵持了一个多月。

全国人民密切注视着三级会议的进展。巴黎居民成群结队地来到凡尔赛，支持第三等级代表的斗争。人民的鼓舞给第三等级的代表增添了勇气，他们于6月17日毅然宣布单独组成代表全国人民的国民议会，并宣告，如果王朝要解散议会，全国就停止缴纳一切捐税。这个决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等级代表开始分化，低级教士的代表两天后加入国民议会。19日晚，国王以整修内部为借口封闭会议厅。20日，国民议会代表不能进入会议厅，就转到附近的网球场集合，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网球场宣誓”，站立着开会的代表满怀神圣的责任感举臂盟誓：在没有制定出法兰西宪法之前议会决不解散。

23日，路易十六召开御前会议，宣布撤销国民议会的一切决议。他威胁说：“你们的任何草案，任何决议，倘不经我特予批准，即不能有法律效力。”第三等级的代表愤怒异常，拒不服从。米拉波大声抗议说：“我们是受命于人民才来到这里的，除非刀剑相加，我们绝不离席！”在第三等级的坚持斗争下，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维持国民议会的所有决议，并宣布议员有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

随后几天，许多特权等级中的教士、贵族越来越多地投到国民议会方面，国王最后不得不同意三个等级代表共同议事。第三等级代表的斗争大获全胜，决心以此为契机，完成制定宪法的任务。于是，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改为制宪议会。他们试图在制定宪法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大革命的号角要吹响了。

4.北美大陆会议

1776年7月4日，整个北美大陆殖民地人民奔走相告，沉浸在无比激动的欢庆之中。第二届大陆会议正式通过了《独立宣言》，并向全世界宣告：北美13个殖民地正式脱离英国而独立，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诞生了。会议所在地费城更是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教堂钟声齐鸣，民兵列队鸣枪致贺，人们走上街头击掌、拥抱相庆，有人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当众焚烧掉。《独立宣言》表达了几百万北美人民的心声，因而受到了他们的关注和欢迎。《宣言》能够发表是与一个伟大的名字——杰弗逊联系在一起的。

1743年4月13日，杰弗逊出生于弗吉尼亚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1760年他进入威廉—玛丽学院，学习法律、政治、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大学毕业后，他成为律师。

18世纪70年代，英国对北美殖民地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加紧控制，使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以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杰弗逊开始步入政治舞台，1769年，他当选为弗吉尼亚地方议会议员。他在议会中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奴隶主自愿解放奴隶的实施办法。1773年，杰弗逊同帕特里克、亨利等人成立了通讯委员会，与其它殖民地密切联系，广泛交换政见和互通消息，对反英群众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杰弗逊深信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天赋权利说”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说”。他认为被压迫人民具有天赋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1774年，杰弗逊发表了著名的《英属美洲权利综论》一文，揭露英国国王在殖民地实行的种种高压政策，否认他们的殖民权利。他在此发展了“主权在民”的学说，提出政府的一切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有权进行革命，以反对暴君的原则。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英国殖民政府十分被动，杰弗逊因此被英国列入了“黑名单”。

1774年秋，除佐治亚州外的12个殖民地的55名代表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关于殖民地权利和怨恨陈情书》，同时向英王呈递了和平请愿书。此后，北美各殖民地相继成立了州政权。1775年4月，来克星顿的民兵打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同年5月，杰弗逊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费城，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此时，大陆会议已成为领导独立战争的“临时政府”。会议通过了对英《必须采用武力宣言》，委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并指定杰弗逊、富兰克林等五人起草北美独立的宣言。经过商定，宣言起草委员会决定将这项重要工作交给擅长写作、年仅33岁的杰弗逊。

从1776年6月11日到28日，杰弗逊集中精力把自己关在下榻的二层楼上，字斟句酌，写出了《独立宣言》初稿，并提交大陆会议通过。经过两天半逐字逐句的讨论和修改，《独立宣言》最后于1776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首先列举了英王的种种暴行，向全世界庄严宣称：“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从而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独立宣言》以气势磅礴的笔调，概述英法思想家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依据的政治理论和革命原则，向全世界宣告：人人是生而平等的，每个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谋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民建立了政府，它们的权力是由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产生出来的；当任何形式的政体妨碍了这种目的时，人民有权力去改变它或废除它；人民有权力建立新政府，但它必须建立在最能保证人民的安全和幸福的原则上。《独立宣言》不仅是美国宣告独立的正式文件，也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民要求民主主权的宣言书。它为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保障，有力地推动了各阶层人民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篇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宣言，称它是“第一个人权宣言”。杰弗逊在《宣言》中扬弃了洛克“追求财产”的字句，突出了“追求幸福”，说明他的思想更富于民主性，它是杰弗逊思想成熟的标志。

北美殖民地人民在《独立宣言》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最终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独立后，杰弗逊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1779年至1781年，杰弗逊任弗吉尼亚州州长。1783年，他到费城联邦议会工作，起草了《1784年土地法令》。1789年4月美国联邦政府成立，9月华盛顿总统任命他为国务卿。

任职期间，杰弗逊目睹上层社会的争权夺利，以及他们反对共和制、民主制的倾向，他深为忧虑；对劳动人民受欺压和生活困苦他深表同情，憧憬着建立一个以农民为主的理想的民主共和国。他极力主张各州应拥有较大的权力，限制国会与总统权力，反对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强化联邦政府的主张，倡导民主政治。自此，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开始形成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两大政治派别，杰弗逊成为民主共和党领袖。

1800年，民主共和党在大选中战胜了联邦党，杰弗逊当选为美国第3任总统，并于1804年连任总统。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白宫每天早晨都对外开放，来访者可以自由出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不脱离人民，保持民主作风。他在8年任职总统期间，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废除了上届亚当斯政府颁布的反民主法令；颁布新土地法，把国家出卖土地的最低数字从640英亩降到160英亩；禁止奴隶贸易；取消选举任职的财产资格限制；精简政府机构，缩减财政开支，偿还国债等。1803年，他从拿破仑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使美国领土几乎增加了一倍。

1808年，杰弗逊效法华盛顿两届总统任期期满后自动引退的先例，退出总统竞选。回到家乡，他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献给了美国的教育事业。他亲手制订了大、中、小三级教育制度，确立了美国国民教育的规范，并主持建立了弗吉尼亚大学。

1826年7月4日杰弗逊逝世，终年83岁。这天恰好是《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纪念日。人们发现他生前为自己写的墓碑铭文：“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表达了他自己的一生事业和追求所在。杰弗逊一生追求自由和民主，痛恨封建君主，同情人民革命。因此，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杰弗逊是与华盛顿和林肯齐名的三大伟人之一。

5.维也纳会议

19世纪初，在拿破仑统治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与欧洲许多君主国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拿破仑代表方兴未艾的新资本主义势力，其他各君主则是旧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战争的结局是拿破仑遭到失败。这说明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上，封建势力还是占优势的。

1814年4月4日，战败了的拿破仑被迫宣告退位，被欧洲反法同盟囚禁在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法兰西第一帝国灭亡，法国波旁王朝随即复辟，路易十八统治起了法国。5月30日，反法联军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规定法国恢复到1792年战争开始前的边界，放弃全部在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同时注明要召开国际会议以处理战后问题。这个会议，就是不久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

从1814年10月1日到1815年6月9日进行的维也纳会议，历时8个多月。其宗旨是尽可能消除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恢复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并且由各大国瓜分领土，重新安排欧洲的版图。这是一次彻底的分赃会议。

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几乎包括了除土耳其以外的欧洲的所有国家。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成为筹备会议的东道主，他的外交大臣梅特涅担任会议的主席。战争中只要参加过作战的国家——不管他参加的是哪一方——也全被邀请来了。除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国以外，还有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还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境内的许多邦国，如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等，代表总数达到了216人。但200多人不可能地位都平等，真正操纵会议的是俄、英、普、奥四国，后来又有法国参加进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瑞勋爵、奥地利首相兼外交大臣梅特涅亲王和普鲁士首相哈登堡公爵成为会议的四巨头，一切问题都由这四国代表组成的“四国委员会”秘密决定。由于四人代表各国不同的利益参加会议，免不了要你争我吵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他们就干脆宣布会议停开，于是其他国家的代表便只能在无休止的宴会、舞会、看戏、狩猎和各种社交活动中去进行一些非正式的接触。他们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商讨事务的会议，实际上在消磨时光，等待几个大国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当时有人讥讽说，维也纳会议不是议事会，而是跳舞会。看看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的招待会是如何排场吧——宾客中包括一名皇帝、一名皇后、四名国王、一名王后，还有亲王、王公夫人等。为此，每晚要摆宴席四十桌。而身份高贵的宾客和每人带来的成群仆役的马车也挤满了院子，马厩中的马每日不下1400匹。

议事的四大国在瓜分欧洲和瓜分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却比宴会上的宾客和马车还要多也更加复杂。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会议中态度最为强硬，他的这种狂妄毫无保留地表明了俄国的野心。亚历山大一世力图成为欧洲的霸主，左右欧洲事务。他施展各种诡计，使西欧各大国互相竞争，彼此敌对，相互牵制。会议召开之前，俄国的将军们就放风说，一个拥有60万军队的人是用不着为了协商而烦恼的。在会上，亚历山大露骨地表示俄国要占有波兰，而且在任何协商中都不肯让步。

奥地利的梅特涅是个圆滑的外交家，有着随机应变的手段，但在为奥地利谋取更多好处上却非常执着。他竭尽全力要使奥地利取得在中欧和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恢复对意大利的统治。为了有利局面的出现，他利用会议主席的身份来往穿梭于各大国代表之间。

普鲁士主张严惩法国，扩张自己的领土，确立在德意志的霸权。威廉三世强烈的扩张欲望表现得十分露骨，他对于自己强大的盟友俄国既逢迎又畏惧。由于不敢直接与俄国冲撞，普鲁士对四强达成的协议中有“盟国”字样而提出诘问：盟国是什么意思，是反对谁的同盟？不会是反对拿破仑的，因为他在厄尔巴岛。当然更不是反对路易十八的，因为他是和平的主要保障。他厉声说：“坦率地说吧，先生们，如果这里还有盟国的话，那么这里就不是我呆的地方。”

几大国的目的都明确了，赞同与反对的立场也就马上有了。奥地利反对普鲁士的“补偿”原则，英国支持奥地利。法国害怕普鲁士强大，也站在英奥一边。1815年1月3日，英奥法三国签订秘密同盟条约，规定三国如遇他敌进攻，将互相援助。以俄普为一方以英奥法为另一方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几乎闹到决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各国在恢复旧的统治秩序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法国代表塔列兰提出了“正统主义”，他说：“我什么也不要求，可是我给你们带来了重要的东西——神圣的正统原则。”“正统主义”被各大国接受，成为会议奉行的指导原则之一。

正当大国代表为分赃争论不息的同时，拿破仑悄悄离开厄尔巴岛，于3月1日在法国南部登陆，20日抵达巴黎。路易十八仓皇逃跑，拿破仑重登帝位。这一事件使正在维也纳聚会的波拿巴的老对手们万分震惊。英、俄、普、奥、撒丁五国以及被四强控制的荷兰、比利时和德意志一些小国，立即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以七、八十万的军队向法国扑去。在滑铁卢战役发生的前九天，1815年6月9日大国暂时达成妥协，匆忙签署了《最后决议》，接着，其余各国代表被逐个召去签了字。至此，从未举行过全体会议的维也纳会议，在几个大国搞了8个多月的幕后交易之后，终于收场了。

根据会议总决议，英、俄、普、奥四国攫取了大片别国领土，波兰遭到第四次瓜分。沙俄夺取了拿破仑时期建立的华沙大公国大部分领土，波兹南和格但斯克留给普鲁士，加里西亚仍属奥地利。这样，波兰十分之九的土地被沙俄吞并，只剩下克拉科夫及其毗邻地区组成一个共和国，由俄、奥、普共同“保护”。沙俄继续占有芬兰和罗马尼亚领土上的比萨拉比亚，但由于瑞典失去了芬兰，就把挪威划归瑞典作为“补偿”。

关于德意志的问题，决议基本上采用了梅特涅的计划，将德意志封建割据的状态继续保持了下来。各邦国的争权夺势，尤其是普鲁士、奥地利为主宰德意志而进行的斗争，使德意志仍处于动乱之中。沙俄在普、奥之间尽力挑拨，在它的同意下，普鲁士合并了经济最发达的莱茵区和威斯特伐利亚，还取得了萨克森邦五分之二的领土以及原属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奥地利恢复了对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和威尼西亚的统治，并占领了萨尔斯堡、提罗尔和达尔马提亚沿岸。

意大利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四分五裂的状态。除上述奥地利获得的领土外，撒丁王国收回了被占领的尼斯和萨瓦的大部分，同时还得到了热那亚；波旁王朝在西西里王国恢复了统治；罗马教皇也恢复了对原辖地的统治。而奥地利的势力还是在意大利占有重要地位。

北欧领土也被重新安排。原属丹麦王国的挪威，被合并于瑞典；丹麦则得到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的土地。

按照正统原则，许多旧王朝又重新登上统治的宝座，包括法国、西班牙和西西里的波旁王朝，葡萄牙的布拉冈扎王朝，撒丁王国的萨瓦王朝，荷兰的奥伦治家族以及罗马教皇和意大利一些邦国的旧统治者。

拿破仑“百日”政权被击败后，1815年11月20日反法同盟各国又同法国签订了第二次巴黎和约。据此，法国割让了部分东部边界地区，大体上恢复到1790年时的边界。此外，还要归还拿破仑从各国掠去的艺术品，赔款7亿法郎，交出全部军舰；在清偿赔款前，盟国军队要占领其军事要塞3～5年。

维也纳会议极力消除法国革命的影响，恢复欧洲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为欧洲重新安排了一幅政治地图。这是一次包含了大国之间矛盾、大国与小国之间矛盾的反动的分赃会议。

6.巴拿马会议

拉丁美洲因为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历史、共同语言、共同命运的地区。在拉丁美洲摆脱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后，把独立的拉美诸国组成一个统一的联邦以共同对付外来的威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19世纪初独立战争中许多政治家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最早提出美洲联合设想的是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但是，由于米兰达后来被西班牙人囚禁而壮志未酬。后来，拉美独立运动的杰出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又高举起了美洲联合的旗帜。早在1815年拉美独立运动处于低潮时，在牙买加避难为玻利瓦尔在他那封著名的“牙买加来信”中就谈到：“使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依靠一种联系使各部分同整体连接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他满怀激情地设想：“要是巴拿马海峡对我们来说就如同科林托海峡对希腊人一样该多好！但愿有一天我们有幸在那里召开各共和国、王国和帝国的庄严的代表大会，同世界其他三大洲国家一起讨论和平与战争的崇高利益问题。这种联合形式在我们下一代适当的时候是可能实现的。”几年后，在独立之火重新燃烧的形势鼓舞下，玻利瓦尔感到美洲联合的实现并非可望而不可及，而是现在就应该行动了。1818年他给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高执政官胡安·马丁·德普埃雷东写信明确提出：“当委内瑞拉的武装斗争获得胜利、独立大业成功之时……我们将最热忱地筹备美洲条约，把各共和国组成一个实体”，“这样联合起来的美洲将成为各国之主”。根据这一设想，在1821年于库库塔召开的制宪会议上，玻利瓦尔积极促成了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联合。1822年刚刚解放的基多（厄瓜多尔）也宣布加入委新联邦，组成了以玻利瓦尔为首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6月玻利瓦尔又指示临时总统桑坦德尔派出全权代表到新独立的秘鲁、智利、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及中美联邦等处活动，与这些国家（阿根廷除外）分别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所有这些都为美洲的联合做好了准备。

1824年进行了十几年的独立战争看到了曙光，西班牙殖民军节节败退，殖民者在美洲大陆长达300年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十几个新独立的，国家出现在美洲的版图上。然而，国际形势对拉美各国却是不利的。拿破仑失败后，欧洲的旧秩序逐渐恢复，专制政体组成了以沙俄为首的神圣同盟，各国反动势力在同盟的保护下麇集起来共同对付人民革命运动。在西班牙，费尔南多七世在神圣同盟的支持下重新上台，并且招兵买马，向古巴调集军队，妄图把殖民地的枷锁重新套在拉美各国人民的脖子上。新独立的拉美各国面临着巩固新政权、抵御西班牙入侵的共同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美洲联合的任务又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1824年12月7日玻利瓦尔向新独立的拉美各国政府陆续发出了以召开讨论和确立美洲联邦成立基础为目的的美洲大会的邀请。玻利瓦尔亲自草拟了大会的纲领：建立新大陆各独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相互尊重彼此的边界，通过友好协商或仲裁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共同抵御一切外来的侵略，巩固各国的共和制度，经常举行国与国之间的定期磋商，以解决共同存在的问题并实施革命的社会改革。关于大会的地址，玻利瓦尔认为巴拿马“与南北两端的距离大体相等”，因而是适宜的。在玻利瓦尔的倡导和推动下，美洲会议终于在1826年6月22日，在巴拿马城市政厅隆重开幕了。

参加巴拿马大会的共有相当于今日的10个拉丁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英国、荷兰各派一名观察员列席了会议。玻利维亚在发出邀请时尚未独立，后来请玻利瓦尔代为指定人选，但为时已晚。阿根廷、智利还未能控制局势，因而未能脱身。巴西和美国都曾答应与会，但因故都未到达。会上经过热烈的讨论，最后通过4项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永久的同盟、联盟与联邦”。“永久的同盟、联盟与联邦”的主要内容包括：签约国在边界正式划定后保证互相尊重和保卫领土完整，建立由部长级全权代表参加的美洲代表大会，以保证经常和有效的联系，美洲大会有权解决成员国间所有的内部纠纷，有权决定不管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与外部势力间的战争行动：建立由6万人和28艘战舰组成的美洲军以在必要时贯彻大会的决议；修改美洲洲际公民权，完全废除黑奴买卖等。

巴拿马会议胜利召开了，但会议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大会开至7月15日，共举行10次会议，后准备移至墨西哥城的塔古巴亚，实际上就此休会了。会议除通过一些写在纸上的条文外，并没产生什么实际的效果。大会通过的条约也只有哥伦比亚一国予以批准，其他国家的表现都很冷淡，美洲联邦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然而，巴拿马会议毕竟是拉丁美洲独立后第一次有广泛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它体现了拉美各国人民要求联合的共同愿望，标志着美洲联合由理想走向现实的开端。这一理想至今仍鼓舞着拉美各国人民为建立更密切的国家关系、朝着美洲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7.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

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在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有了显著的发展，无产阶级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壮大，逐渐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基本上还是自发的，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已经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一个能给无产阶级指明正确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致力于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使科学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创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

1846年2月，侨居比利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打算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各种真正的革命力量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下统一起来，为创立工人阶级政党打下基础。几个月后，在伦敦、巴黎和德国的许多城市也相继成立了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它们同各地工人组织建立联系时，特别重视德国的“正义者同盟”。这个同盟是一批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于1836年组成的秘密性团体，他们要求消灭压迫和建立新社会，思想上受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1839年后，正义者同盟活动范围扩大到瑞士、法国、英国，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但是这个同盟还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着手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造，使它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

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展开大量细致而又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同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坚决斗争，终于促进了同盟成员观点的转变，并使科学共产主义在欧洲各国工人中得到进一步传播。

1847年2月，正义者同盟领导者同意按马、恩的意见进行改组，马、恩应邀加入了同盟。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按照马、恩的提议，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委托恩格斯等人拟订同盟章程。这个章程明确提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宗旨，还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其章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个党章。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大”表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组织原则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847年11月29日到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新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正式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从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在同盟新章程和新纲领的指引下，开始了新的革命历程。

8.第一国际成立大会

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革命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教训，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密切联系各国工人运动骨干，并悉心加以培养，从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积极准备建立国际工人运动组织。

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蔓延到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激化。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美工人运动再次高涨。资本家常用解雇本国罢工工人，招雇外国工人的办法来对付罢工。各国工人们在斗争中感到需要加强团结和合作，从而产生了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要求。

1859年，伦敦建筑工人罢工，英国各地工人和法国工人募捐支援，使罢工能坚持1年之久并取得了胜利。1862年，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工人到伦敦参观世界博览会时，曾与英国的工会联合会商讨过国际团结问题。1863年，波兰人民起义反抗沙俄统治，遭到沙皇政府血腥镇压。英国工人在伦敦集会，支持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会后，英国工人代表写信给法国工人组织，信里呼吁：“让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波兰、英格兰和一切具有为人类幸福而合作的决心的国家的（工人）代表们聚在一起。让我们召集我们的大会，让我们首先合力为争取波兰的自由而奋斗。”法国工人组织派出以托伦为首的代表团，带着回信于1864年访问了英国。回信中说：“决不容许戴着血淋淋的王冠的国王们勾结起来，宰割那些被强者掠夺得一贫如洗的各国人民”，“全世界的工人们！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筑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来抗拒把人类分成两个阶级——愚昧饥饿的平民和脑满肠肥的官吏——的害人制度。我们要团结起来拯救自己！”

1864年9月28日，英、法、德、意和波兰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教堂集会。英、法工人代表在会上宣读了上述两封信。会议根据法国工人代表的提议，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决议，从而在实际上宣告了第一国际的诞生。

会后，马克思等受委托起草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的草案。后来，马克思又受委托修改草案，重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在11月1日获得总委员会的通过。《成立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抗，指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再次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9.1878年柏林会议

英、德、奥匈等为重审俄、土签订的《圣·斯特芬港和约》于1878年在柏林召开的国际会议。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俄国打败土耳其，1878年3月3日俄土签订《圣·斯特芬诺和约》，规定：建立一个大保加利亚自治公国，由俄国军事占领两年，其领土北起多瑙河，南至爱琴海、东起黑海、西至奥赫里德湖；将南高加索的阿尔达罕、卡尔斯、巴统、巴亚济特和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割给俄国，两年内俄军可借道越境进入保加利亚；禁止土耳其军舰驻泊多瑙河，土方向俄方赔款3.1亿卢布，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脱离土耳其独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治等。

俄国通过《圣·斯特芬诺和约》大大扩张了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甚至伸展到了爱琴海和东地中海，严重威胁到英国等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利益。奥匈帝国要求召开国际会议“审查”该条约，英国表示支持。罗马尼亚等国对条约任意宰割其领土也表示强烈不满。德国也不支持俄国。沙皇政府准备以牺牲巴尔干各族人民利益为代价，暂时向英、奥做一些让步，以加强自己在未来的国际会议上的谈判力量。

1878年6月13日，在柏林召开了审查俄土条约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俄、德、法、奥匈、意、土等国的代表，由俾斯麦担任主席，会议历时一个月，围绕保加利亚问题展开激烈斗争。7月13日整订《柏林条约》。条约规定：保加利亚的领土大大缩小，仅限于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方和索菲亚县，该国实行自治，但须向土耳其苏丹纳贡，俄军占领期缩短为9个月；巴尔干山脉以南成立半自治省“东鲁美利亚”，仍受土耳其管理，马其顿和色雷斯仍归土耳其统治，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被正式承认为独立国家，三国都须承担土耳其的部分债务，罗马尼亚要把南比萨拉比亚交给俄国以换取多布罗加；南高加索统割给俄国；巴亚济特仍归土耳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奥匈占领（没有指明时间）；奥匈还得到派兵进驻位于塞尔维亚和门特内哥罗之间的新帕扎尔的权利，土耳其向俄国赔款3亿卢布；批准英国与土耳其单独定约由英国占领塞浦路斯。

柏林会议是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属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会议。列强拿巴尔干人民的利益做交易，任意摆布巴尔干人民的命运。但是会议并没有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平息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反而使矛盾更尖锐复杂了。会后俄德、俄奥关系进一步恶化。

10.1884～1885年柏林会议

19世纪70～80年代，西方列强在非洲沿海和内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殖民地的活动，在非洲中部刚果河流域的斗争尤为激烈。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1876年发起成立了“国际非洲协会”，自任会长。该协会在刚果河流域展开殖民活动，建立了许多据点。1882年法国宣布建立“法属刚果”殖民地，限制利奥波德二世向北扩张；葡、英等国也反对利奥波德二世的活动。但利奥波德二世利用各国的矛盾，也争得了一些国家对其在刚果权益的有条件的承认。

在相互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俾斯麦出面倡议，于1884年11月15日～1885年2月26日召开了柏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法、德、比、荷、葡、意、奥匈、西、俄、丹麦、瑞典、挪威、美国和土耳其共15国的代表（有的书说荷兰没有参加）。会上斗争非常激烈。德、英、美等国在刚果未占有地盘，力主在该地区实行“自由贸易”，法、葡等极力反对。经过很长时间的争吵，于1885年2月26日缔结《柏林条约》。一致确认“刚果自由邦”（今扎伊尔）为“独立国家”，包括刚果河河口地带，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个人名义占有；各国在此享有自由贸易和免税、自由航行的权利。划定了刚果自由邦与法国、葡萄牙属地的边界；同时确定了列强进一步瓜分非洲的原则，即所谓“实际有效占领”的原则，规定列强在非洲占领土地，须通知其他国家签字。还明确禁止奴隶贸易，规定了英、法应分别“保证”尼日尔河下游和上游的航行自由等。

柏林会议是列强瓜分非洲的新起点。

11.第二国际成立大会

1889年7月14日，是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实际上这就是第二国际成立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欧美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会场上悬挂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讲台正面的红布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大会隆重热烈，显示了4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发展。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拉法格致开幕词，号召工人阶级尽一切力量加速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巴士底狱”。恩格斯为了及早完成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未能亲自参加大会，但他热情地支持这次大会，并称这次大会的召开是一个光辉的胜利。

7月15日即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可能派”也在巴黎拼凑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同第二国际唱对台戏。除了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外，欧洲其他大党都未派代表参加“可能派”召开的大会，它实际上成了地地道道的法国“可能派”大会。大会会场冷冷清清，同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隆重而热烈的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的工作报告，讨论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大会经过激烈斗争，否定了机会主义者的谬论，通过了《关于保护劳工国际立法》的决议和《关于政治和经济斗争问题》的决议，前者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之后，劳动的人类才能获得解放。

大会还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规定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在每年的这一天，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显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为实现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斗争。巴黎代表大会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热烈响应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号召。1890年5月1日，在法、德、意、比、荷、美、瑞典、挪威的许多城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70岁高龄的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英国伦敦工人的“五一”节游行。

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成立。在恩格斯在世时期，第二国际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团结了工人阶级队伍，进行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以及反对右倾思潮的斗争，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各国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各国党的修正主义头子公开地支持战争，为本国资产阶级效劳，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得第二国际彻底破产。

12.诺贝尔基金会成立颁奖大会

1848年11月27日，杰出的发明家、企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立下遗嘱，用他的全部遗产设立全球性的奖金，奖励那些在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和平五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为实现诺贝尔的遗嘱，1900年6月成立了诺贝尔基金会。并于次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逝世5周年之际，在瑞典庄严地举行了第一届诺贝尔奖授奖仪式。诺贝尔基金会是基金的所有者和实际管理者，并参与管理奖金的颁发，但不参与奖金的评定和审议，奖金的审议完全由4个研究机构负责。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所提及的颁发奖金的机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物理奖和化学奖；皇家卡罗林外科医学研究院颁发生理学或医学奖；瑞典文学院颁发文学奖；挪威议会任命的挪威奖金评定委员会负责颁发和平奖。每项颁赠包括一枚金质奖章、一张奖状和一笔奖金；奖金数目视基金会的收入而定，其范围从31000美元到72000美元不等。1968年，瑞典银行增设一项经济科学奖金，1969年第一次颁发。

评选获奖者的工作由上述4个颁奖机构在上一年的初秋开始。具体做法是先由发奖单位给那些有能力按诺贝尔奖金章程提出候选人的研究单位发出请柬，以物理学奖和化学奖为例，发出约650封信，分别寄给以下人员：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物理和化学奖的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前物理奖和化学奖获得者、瑞典8所大学以及科学院选出的40～50个大学和研究所的物理学或化学教授，以及外国的研究院和大型研究所的其他科学家，由他们提出候选人。评选的基础是专业能力和国际名望。诺贝尔奖金不接受自我推荐。候选人的提名必须在授奖年的2月1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有关的委员会。从2月1日起，6个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根据提名开始评选工作。在9月到10月初这段时间里，委员会将推荐书提交有关授奖机构。授奖单位在11月15日以前作出最后决定。各个阶段的评议和表决均秘密进行。奖金只发给个人，但和平奖可以发给机构。奖金一经评定，即不因有反对意见而被推翻。奖金颁发机构与国家无关。

诺贝尔奖金对所有的人开放，不论其国籍、种族、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以及经济学的授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而和平奖的授奖仪式则在奥斯陆举行，时间约在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周年纪念日，获奖者通常要亲自去接受奖金。对于科学奖和医学奖，多年来已证明很少引起争论；而对于文学奖和和平奖，因其本身性质所关，最易导致意见分歧。和平奖金经常被保留。

1901年12月10日下午4时，庄严隆重的诺贝尔奖金首次颁发仪式在瑞典王国首都宏伟豪华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里举行。无数的鲜花布置在主席台和大厅两侧。大厅里座无虚席，2000多名来宾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年一度表彰在科学事业上成绩卓著的科学家的科学盛典。

4时30分，获奖者在诺贝尔基金会成员陪同下，步入音乐厅中受奖席位。在隆重的仪式上，基金会主席用瑞典语简明扼要地介绍得奖人的贡献。接着，获奖者登上讲坛发表演讲，然后在欢呼声中走下讲坛接受由瑞典国王颁发的诺贝尔荣誉奖状和诺贝尔金质奖章。大厅外面，大学生们组成欢迎的队伍，挥动彩旗，等待亲眼目睹这些杰出科学家们的面容。颁奖之日，整个斯德哥尔摩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在颁奖仪式后，专为获奖者举行盛大宴会。大厅里华灯齐放。出席庆典的有瑞典国王、王后和皇室成员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最后，宾客们翩翩起舞，庆典达到高潮。

诺贝尔奖金的设立，在20世纪科学史上，甚至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伟大业绩。它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对于人类的和平与进步，起了有益的作用。它激励着人们不断攀登科学高峰。

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年10月21日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的父亲伊曼纽尔是一位技艺出众的建筑家。母亲是以发现淋巴管（约1653年）而著名的瑞典博物学家O·鲁德贝克的后裔。

1842年，诺贝尔的母亲带领诺贝尔兄弟三人离开斯德哥尔摩去俄国的圣彼得堡，同在那里开办火药工厂的伊曼纽尔团聚。诺贝尔当时在三个兄弟中排行最小，但在家庭教师的教育下，16岁便成为有能力的化学家，能流利地说英、法、德、俄、瑞典等国语言。

1850年，父亲派诺贝尔去巴黎学习化学，一年后又去美国在船舶设计家艾里克逊指导下学习4年。在美国，他学会了有关机械制造的技术，掌握了物质燃烧后产生热、瓦斯膨胀可以变成力等科学知识。从美国返回圣彼得堡后，诺贝尔在他父亲的工厂里工作。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国军方订货大增，促使诺贝尔工厂借贷扩建工厂以满足生产。但在战争的第二个年头，英法联军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时，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投降。战争停息了，再也没有订购武器的人来了，诺贝尔工厂遭到打击。在战争中用借债不断扩建的工厂设备，都闲置无用了。1859年，诺贝尔一家开办的工厂破产，父母带着在俄国出生的小弟弟返回瑞典，诺贝尔兄弟3人留在俄国生活，不久，父亲在瑞典研制成盐酸火药，召阿尔弗雷德回去助一臂之力。

1863年夏，30岁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第二次重返斯德哥尔摩，投身于他父亲进行的将硝化甘油加入黑色火药的新火药发明中去。但是，他却对爸爸的发明置若罔闻，独自搞起在俄国着手做的研究工作。他研究的是先产生小爆炸，然后利用小爆炸引起大爆炸效应。经过50多次试验，1863年10月，他终于发明了硝化甘油的炸弹的引爆装置：雷管。矿山使用火药，便从此开始了。

阿尔弗雷德和父亲又积极筹建起工厂来。生意很兴隆，连瑞典政府也来登门订货。但是，在1864年，当这种炸药投产不久时，工厂发生爆炸，阿尔弗雷德的弟弟被炸死。瑞典政府遂下令禁止重建这座工厂。可是，诺贝尔仍坚定不移，继续从事这项危险的实验。他把实验搬到一只驳船上。他一干就是4年多，做了400多次试验，还是不能驯服硝化甘油这匹烈马。有一天，他把雷管点着后，瞪着两眼看着。突然巨响震天，烟雾弥漫，人们失声喊了起来：“诺贝尔完了！诺贝尔完了！”过了一会儿，从硝烟中冲出一个浑身乌黑、鲜血淋淋的人，他发狂地跳着，喊道：“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原来，诺贝尔并没有死。

1867年，诺贝尔发明的烈性炸药——三硝基甘油和硅藻土的混合物，取得了专利权，并且马上应用到开矿和筑路上去，大大减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工效威信提高。后来，用这种炸药炸穿了阿尔卑斯山，提前好几年筑通了9英里长的隧道，节省费用500多万元。

安全烈性炸药的发明，使诺贝尔的工厂迅速发展，分布到许多国家。但他并不满足，继续努力，于1875年又发明了“无烟火药”。此外，他还在化学方面作出了许多发明，光是在英国就获得120多项专利。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的火药，虽然对和平生产有贡献，但也被用于战争，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我抱着和平的梦想，几次发明火药。可是，它却成了互相厮杀的武器。发明威力强大的武器用以消除战争，我这种见解究竟对不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困惑了。这时，他结识了《放下武器吧》这本小说的作者兹特娜夫人。在她的这部小说中，充分表现出她那祈求和平的心愿。

1892年8月，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兹特娜夫人在会上大声疾呼：“消灭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会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意味深长地说：“看来，我的想法错了。对防止战争起作用的不是威力强大的武器，而是象你那样，向人们诉说战争的可怕，引导他们不发动战争，这样，才能有利于和平。”

从这时起，他就想到诺贝尔奖金的事情了。后来，他给兹特娜夫人写了这样的信；“我想拿出一部分财产，设立一项奖金。这项奖金，在欧洲，授予那些为了实现和平的理想而做出最大贡献的人。”

1894年，61岁的阿尔弗雷德在拯救瑞典的宝尔佛斯钢铁公司以后，叹息道：“我老了。的确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又说道：“我想过平静的生活！”

1895年，在他埋头研究混合无烟火药而被窃取研究成果，经起诉失败时，他由于气愤已极，身体逐渐不支，心脏病不断发作起来。“我的生命不长了。是啊，写份遗嘱留下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想。“我在各国设立了诺贝尔炸药公司，赚了许多钱。我必须答谢奉还。”这时，阿尔弗雷德想到了在战争中使用的，他所制造的炸药，心象针扎般的疼痛。“由于炸药，死了许多人。我得补偿！”阿尔弗雷德下定决心：留下一份有益于人类幸福与和平的遗嘱！

1845年11月27日，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写下了这样一份著名的遗嘱：“我献出我的全部财产，用它的利息设立5项奖金：

一、物理学奖；二、化学奖。这两项由瑞典科学院选定。

三、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加罗林研究所选定。

四、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学士院选定。

五、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任5名委员选定。

上述各奖，希望授予最适当的人，国别不限。”

1896年12月10日，阿尔弗雷德在他的桑里莫家里逝世，享年63岁。祈求世界和平的阿尔弗雷德的灵魂，化成了诺贝尔奖，放射着灿烂的光辉。

1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宣告诞生。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是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推动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它不但对俄国革命历史的进程而且对后来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发展到顶点。在这段时期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广泛传播，为工人政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例：在1869年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76年成立了美国劳动人民党，1879年诞生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法国工人党，1881年成立了英国民主联盟，1882年意大利工党宣告成立，等等。

同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工人运动发展较晚。但是，到了19世纪80～90年代，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工人运动也在俄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1883年秋，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捷依奇、查苏利奇等人所建立的“劳动解放社”，对于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推动了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等地的社会主义团体和马克思主义小组的诞生。1895年，根据列宁的建议，把彼得堡二十来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秘密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协会的正式成立，是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为在俄国成立工人政党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这个协会是在以列宁为首的中心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列宁要求协会加强同工人运动的联系，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政治领导。这个协会把工人运动的经济斗争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统一。当时积极参加这个协会工作的有列宁的战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阿·亚·瓦涅也夫等人。

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影响和推动下，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末期，俄国其他城市和一些地区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协会和革命团体。在莫斯科成立了“52人协会”，在西伯利亚成立了“社会民主协会”。在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图拉、喀山、萨马拉、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团体，在南高加索地区也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这些革命组织的出现，把在俄国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1898年3月1～3日，俄国几个地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聚集在白俄罗斯明斯克郊外的一所小木房里，秘密地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共9人，他们代表6个组织，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各1名，崩得代表3名，基辅《工人报》小组代表2名。列宁因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而未能出席。

这次大会（史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选出了阿·约·克列美尔、斯·伊·拉德琴柯和鲍·勒·艾伊杰里曼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大会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应当用自己健壮的肩膀承担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并且一定能够把它承担起来……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

这个宣言的发表，对于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无疑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代表大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诞生，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中对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都未很明确的提出来。而且，在这次大会上没有制订出统一的党纲、党章，作为党员进行工作的准则。大会虽然选出3名中央委员，但在大会闭幕后不久，有两名中央委员很快被沙皇政府逮捕。在形式上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俄国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思想上涣散，组织上不统一。所以，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具有严密组织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来。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继续为建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争。

14.俄罗斯杜马第一次会议

第一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于1906年3～4月进行。根据1905年12月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杜马选举。由于选举进行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革命开始低落，抵制没有成功。后来列宁坦率指出：“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

参加杜马第一次会议的代表有436人，第一届杜马解散时已达499人。其党派组成：进步派12人，和平革新党25人，民主改革党14人，波兰议团及其他民族地区代表70人，立宪民主党161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7人，无党派103人。黑帮党派几乎未获席位（有些黑帮分子混迹于无党派之中）。立宪民主党约占一半人，由于民主改革党、民族地区代表及多数无党派人士追随立宪民主党投票，因而立宪民主党成为第一届杜马的领导党。由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原与劳动派联合，后于6月12日成为独立党团）组成的左翼占近1/4。这种组成成分直接影响了第一届杜马的活动。

1906年4月27日，在冬宫的格奥尔基厅举行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开幕仪式，尼古拉二世致辞，表示欢迎人民选举的“杰出人士”，并保证他“赐予”人民的法令“不可动摇”。仪式结束后，代表们前往杜马会址——塔夫里达宫的白厅，沿途受到群众的欢迎。下午5时，国务会议副主席弗里施受沙皇委托，宣布国家杜马第一次会议开始，杜马选举了穆罗姆采夫教授为主席，多尔哥鲁科夫公爵、格列杰斯库尔教授为副主席、沙霍夫斯基公爵为秘书长，他们均是立宪民主党人。

杜马的最初几次会议讨论了对皇帝致辞的答辞。这一讨论意义重大，它将决定杜马的任务和工作方向，实际上即是确定行动纲领。经过激烈辩论之后，5月5日，杜马以没有反对票的形式通过答辞。其主要内容是：根据私有土地强制国有化原则解决土地问题；以普选制为基础改革人民代表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革新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取消国务会议；停止一切非常法，政治大赦，废除死刑；公民平等，消灭等级限制和特权；司法权独立等。

杜马的纲领与沙皇政府的设想格格不入。5月13日，大臣会议主席戈烈梅金在杜马会议上作了政府声明，公开宣称，杜马的要求超出了其权限范围，政府不予考虑。政府声明激起轩然大波。戈烈梅金刚结束发言，立宪民主党代表纳博科夫便立即跑上讲台说：“我们充满了大失所望和不信任的感觉”，他大声疾呼：“执行权必须从属于立法权。”农民代表洛谢夫指出：“我不敢担保农民能抑制住愤怒，不去起义。”杜马最后通过了劳动派代表热尔金的提案：“国家杜马转向例行事务时，向全国表示：完全不信任对人民代表机关毫不负责的内阁，认为现任内阁立即辞职，代之以得到杜马信任的内阁，是国家安宁、人民代表机关进行享有成效的工作的必要条件。”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了人身不可侵犯、公民权利平等、废除死刑和信仰自由等问题。土地问题是俄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因而自然成为杜马的中心议题。各阶级对如何提出并解决这一问题拭目以待。

5月8日，杜马开始讨论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提出了“四十二人草案”，要求通过赎买，将一部分地主土地收归国有。他们希望向农民作一定让步来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改革”实际上不过是1861年改革的翻版。劳动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百零四人草案”，坚持全部土地最终国有化，并按“劳动标准”平均交付农民使用。两个草案成为讨论土地问题的主要文件。讨论持续到6月1日，在保持分歧的情况下，杜马最后认为，“私有土地强制国有化”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项必要原则，并于6月组成土地委员会，准备据这一原则起草土地法。

沙皇政府反对杜马提出的土地国有化原则。早在戈烈梅金所作的政府声明中便宣称：“根据国家杜马提出的原则解决这一问题是绝对不容许的”。6月20日，大臣会议发布政府通报，再次重申：“在农村居民中散布这种观念，所以……必须将一切私有地强制国有，政府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沙皇政府这种公然蔑视人民代表机构意见的挑衅行为，使杜马的立法工作难以进行。在6月26日的会议上，116名代表联名向大臣会议主席提出质询。民主改革党成员库兹明一卡拉瓦耶夫提议，立即发表告人民书，说明土地法准备过程的真实状况，实际上是呼吁人民支持杜马。7月6日，杜马通过告人民书。

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土地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种种活动，使沙皇政府惴惴不安。7月9日，前去参加会议的杜马代表发现，塔夫里达宫大门紧闭，军警荷枪把守，戒备森严。同时，报刊上发表了沙皇斥责杜马的诏书和敕令，宣称：“人民选出的代表没有进行建设性的立法工作，而是涉足非其所属的领域，调查经朕决定的地方当局的行动，向朕指出唯朕之君主意志方能修改的《国家根本法》的不完善之处，并从事诸如杜马靠人民书这类明显的非法行为。”沙皇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当日晚，近200名杜马代表在维堡召集会议，并于次日通过了由米留柯夫起草的告民众书，呼吁人民对政府“消极抵抗”，即拒绝纳税，拒服兵役。维堡呼吁是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象征性反抗，未能收到任何实效。在解散第一届杜马的同时，沙皇任命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继任大臣会议主席，并宣布准备召集第二届国家杜马。

15.西藏和谈会议

由于清政府的积弱不振，和各帝国列强签订下了一大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无数纠缠不清的问题，使得中国每年都要从国民收入中拿出数额巨大的款项用做赔款不说，更重要的是，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些屈辱条约随时制约着每一个新的政府的外交策略。是继续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合理，还是重新商议新的外交方式，这些问题一直苦恼着辛亥革命以来的每一届政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些不平等条约才基本上一一被推翻，中国的外交政策才重新得以定位。但在民国时期，顾氏无论在北洋军政府做外交官，还是在南京政府当驻外公使，每当要和外国人认真打交道的时候，他都无法回避这些事实，可以说，他对这些事情的感触之深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

1912年至1916年间的藏英争端就是这样一件富有代表性的事件。

西藏问题是和英国长期争论的问题。争端的责任当然首先来自英国当局的扩张野心和印度当局的为虎作伥，还包括西藏当局在对中国政府和英印政府之间的游移不定的政策。

西藏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以及西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在1908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中已基本解决。当时参加交涉时，中国方面的是唐绍仪，英国方面的是奥康纳。按照条约，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和特权。条约对中国驻藏行政使的驻地和卫队数目，以及中国驻西藏几个大城市的代表的地位都作了规定。总的来说按照这个条约，中国和英国在西藏几乎享有相等的地位和权力。达赖十三世久无臣属中国之心，而长期倾心于俄国，后来，日俄战争俄国惨败，北京执政的又恰恰是一个5岁的幼龄小皇帝宣统，达赖心旌摇摇不定。此时，英国对西藏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渗透，在西藏上层中扶植亲英势力，对达赖更是以极优厚礼遇加以笼络，达赖于是转而亲英。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原来平静的藏局再次动荡，西藏地方政府想乘机摆脱中国政府对他们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感到有机可乘，极力怂恿亲英上层势力策动所谓“西藏独立”的喧嚣，并公开叛乱，汉藏军队发生冲突。

在印度的英国人乘机给予西藏政府的分裂分子经济和军事上的大量援助。其数目今天虽然已无法具体地统计，但从当时发生的事件中表明，西藏政府肯定得到了来自外国政府的大量军事援助。以至于西藏的地方武装竟然有足够的军事装备同中国政府驻藏行政使的卫队相抗衡，甚至将他们打得退出西藏，不仅如此，他们还步步紧逼，进犯内地，企图巩固他们在西藏东部的势力。

西藏地方武装同中国政府的军队在川藏交界地区交火，打得不可开交，北京政府不得已，派川滇军队进驻西康，取得平叛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对西藏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的后台老板们再也坐不住了，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不久，英国就要求与中国政府谈判。

中国接受英方请求，双方于1913年开始谈判。英方派出参加谈判的公使朱尔典一上来先向民国政府提出4条抗议：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内政；

二、中国除卫队外，不得派军队进入西藏；

三、关于西藏问题，中英两国另以新协议规定；

四、中国若不承认以上各款，则英国不承认民国政府。

朱尔典与袁世凯有私交，总设法与总统面谈重要的问题，而西藏问题正是双方谈判的主题之一。顾维钧的任务就是在他们会谈时，充当翻译。尽管英国公使总带有自己的翻译，先是巴顿，后是一个叫哈代的。

一开始，袁世凯讲的官话带有很重的河南口音，让顾维钧很是难懂，外国译员就更不用说了。巴顿或者哈代的翻译朱尔典有时根本就什么也听不懂，袁世凯也听不懂，这样一来，整个谈判过程中，就只有顾维钧一个明白人了。几次会谈之后，双方都愿意让顾维钧当翻译。

总统和英国公使的会谈仅仅是谈判的一部分，袁世凯不能直接见朱尔典时，就派顾维钧前去拜访他，他和朱尔典的会谈记录总是及时送呈总统，在英国公使馆的各次会谈构成了整个谈判的很大一部分。

在这次交涉中，英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准则，明目张胆地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西藏本来是中国的领土，政府如何安排理应自行其是，对英国的行为应给予有力的反击。英国政府早就看出袁世凯怕的就是西方列强不承认北京政府，不借给他贷款，加上英国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态度，袁世凯轻易不敢与英国决裂。于是，英国人态度更加强硬，为所欲为。袁世凯对西藏的态度，由“剿”改为“抚”，不但撤消了讨藏军，而且恢复了达赖十三的封号。西藏感谢英国政府的帮忙，自恃有强硬的后盾，对中央的反对愈加厉害，决定：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阻止时，即请英人出面阻止，并以特别权力报酬英人。而英国人看到北京政府如此软弱可欺，更激起心中的侵略欲望。

为了对在英国公使馆的会谈作好准备，顾维钧不得不找对西藏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讨教，通过和这些学者的交往，顾维钧了解到所谓西藏问题的始末因果。

在使馆的会谈和在总统府一样，每次大约都在一个小时左右，偶尔时间可能长些，顾维钧在谈判中常常感到问题非常棘手，因为前往谈判的中国人就顾维钧一人，而英国方面除了公使外，还有他的中文秘书和武官。这位武官曾骑马游遍西藏，对西藏十分熟悉，尽管他不参与谈判，但一直不离左右，在澄清某一要点和加强他们的论据时，朱尔典往往同他商量，并要他作出解释。

有时，因为顾维钧在谈判的头一天晚上作过充分的准备，同英国方面针锋相对，令对方无言以对的时候，朱尔典这时候就开玩笑说：“我没有得到过哲学博士这样的学位，辩论中说话没有像你那么流利。”

每当这时候，顾维钧也嘲弄地说：“公使说话太客气了。”

顾维钧完全知道朱尔典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牌外交家，他说得一口地道的中国官话，和中国人打交道经验丰富，每一次，他总是能如愿以偿。所以他不得不小心以对。

谈判拖了几个月，症结所在是后藏、前藏之间的边界线的划分，争论相当激烈，常常陷于僵局，因为双方都明白前后藏之间的不同情况。前藏与四川接壤，中国政府权力可及，而后藏则不然，实际上由于它离北京政府太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就一直想摆脱中央政府对它的控制。正是这一点，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谈判拖延两年之久也没有解决。

在武力和和平方式都无法解决西藏问题的情况下，北京政府屈于英国政府的压力，答应由中英两国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会议解决西藏问题。

在这次由英国政府操纵的会议上，英国政府执意要求西藏派代表参加会议，这是英国政府的又一阴险伎俩，先入为主，造成西藏有主约权，而等同于一个自治国的印象。

会上，英国唆使西藏代表提出包括西藏独立在内的6条草案。这些要求不仅要使西藏完全脱离中国，而且，还划了一条囊括青海与四川西部大片土地的界限作为西藏的疆域。西藏“代表”荒谬的要求当然立即为中国代表所拒绝。

双方再次僵持不下。

这样，原本是侵略一方的英国，摇身一变，竟成了中国内部问题的仲裁人。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主持会议，打着调停的名义，干尽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勾当。

在西姆拉会议当中，1913年11月5日关于外蒙问题的《中俄声明》发表。英国从中大受启发，于是提出了一个所谓“折中”的方案，欲以金沙江为界，将西藏划分为“外藏”和“内藏”，“外藏”完全独立，“内藏”由“中藏共管”。有了外蒙问题的成例可循，北京政府便少了许多异议。

1914年4月27日，英国提出了一个条约草案，主要内容有：

一、承认“外藏”自治，其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

二、“西藏中央政府”在“内藏”仍保留自己的已有权力；

三、中国不得驻兵藏境；

四、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印度政府判决。

麦克马洪还仿照沙俄的伎俩，又另拟7款作为草约，包括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企图诱惑北京政府上钩。但中国当时在藏有所根基，有相当一部分区域里尚驻有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军队，北京政府于心不甘，于势不敢。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将这个草约内容电告给北京外交部，即呈袁世凯批示，总统府和外交部对这个草案当然不满意，坚持要进行修改，训令尚未发出，竟接到当时的代表陈毅的来电，称协议已经草签。这个消息令袁世凯本人和外交部都大为吃惊。尤其是袁世凯对代表陈毅的这种大胆妄为，擅自签下违背他本人意愿和对他声望有反面影响的条约，大为震怒，立即召他回京，当面汇报。同时，对外宣称，西藏为中国的合法领土，西藏当局受中央政府管辖，根本无权与外国私自订约，《西姆拉条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从而从公开的渠道拒绝了这个条约草案。

在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背着北京中央政府与西藏“代表”签订了新的通商章程，还把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制造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这些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和承认，因此，都是非法的。

16.五次特别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对第二国际各国党的严峻考验：这些党是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主义原则，还是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破坏国际主义原则；如果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则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国际团结；如果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则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反对革命，分裂无产阶级。事实证明，第二国际大多数党都禁受不起考验。

战争一开始，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多数党都公开背叛斯图加特大会反战决议和巴塞尔大会反战宣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追随资产阶级政党，在国会投票赞成政府军事预算，并通过它掌握的职工会和报纸大肆宣传实行“国内和平”、共同“抵御俄国蛮族”。法国统一社会党也在8月4日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其领导人盖得和桑巴随即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领导者们力图使人相信协约国的战争是防御性的，完全是为了反对侵略性的普鲁士主义。与此同时，英国工党表示完全支持本国政府；俄国孟什维克要求同资产阶级一起“保卫祖国”；奥国社会民主党公开拥护战争；比利时工党领袖艾·王德威尔得也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等等。

社会党的头面人物竭力帮助帝国主义政府愚弄工人阶级，用民族沙文主义毒害工人。他们分别到各地游说，要求工人起来“保卫祖国”，实际是煽惑德国工人和瑞士、瑞典等中立国家的工人去反对法国工人和俄国工人，煽惑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工人去反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这些社会党拥护战争、分裂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行动，表明他们已彻底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第二国际已经分解为各个相互厮杀的社会沙文主义集团，虽然组织并未宣布解散，但在政治上已彻底破产。列宁明确指出：“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整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觉悟的工人认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背叛自己的信念，背叛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赛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决议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等等。”

在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开始，国际工人运动处于紧要关头的情况下，只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才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在战争、革命与和平问题上提出了彻底的革命纲领。

到1914年9月底（俄历）为止，列宁先后写成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以及《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三篇论文。在这三篇论文中，列宁科学地分析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强烈谴责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叛变行为，阐明了第二国际破产的必然性。

第二国际既已破产，为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列宁即着手建立新的国际——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列宁在提出战争、革命与和平的理论和策略后强调指出：“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规会主义征服了。打倒了机会主义，既清除了‘倒戈者’（……）也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第三国际现在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的资本主义政府举行革命进攻，发动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说明了建立第三国际的必要性，确定了第三国际的目标与任务。为了建立第三国际，列宁竭力争取各国社会党左派站在彻底革命的立场上，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1915年2月，协约国务社会党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列宁指示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会上阐明自己关于战争的立场。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与革命的高度原则性对加强各国社会党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5年3月，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所属国外妇女组织发起，在伯尔尼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会议。会议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蔡特金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英、德、俄、法、波兰、瑞士和荷兰等国代表。在列宁舶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妇女代表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决议草案，并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但是沙文主义者在会上占优势，因此在战争问题上通过了一个和平主义的宣言。不过在会议的决议中，谴责了资本主义，表明了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并且，会议对沙皇政府审讯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和德国政府逮捕卢森堡的暴行提出了抗议。

1915年4月，仍然由布尔什维克发起，在伯尔尼举行了国际社会主义者青年代表会议。共有1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上，布尔什维克对沙文主义者进行揭露，宣传列宁的革命思想，尽力争取左派。但中派在会上占了优势。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有解除武装，立刻停止战争之类的和平主义口号。关于这样的口号，列宁在后来所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作了透彻的批判。

对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

1915年，各国社会党少数反战派（包括名义上的反战派）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俄、法、德、意、波兰、瑞士、瑞典、挪威、荷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代表。为了使会议取得有效成果，列宁亲自出席，但是，会议代表中多数是中派分子，包括托洛茨基、孟什维克分子在内。因此，会议未能保证实行列宁的路线。列宁在会上联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瑞典等国代表组成了左派集团，即“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同中派展开斗争。左派集团起草了《告全世界工人宣言草案》，草案中指出了战争的掠夺性质，揭示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叛变行为，号召各国工人反对社会党领袖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的行径，从英、法、比内阁中召回社会党人，并开展群众性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但这个决议草案遭到中派的反对，未获通过。在中派代表占多数的情况下，会议通过了中派的决议草案。由于左派集团的坚持和在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中派的决议中也容纳了列宁的某些论点，包括接受了1914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反战宣言的个别原则，如承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对战争加以谴责，但没有接受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决议指出了第二国际领袖们反战的失败，而不是直接指出第二国际领袖的叛变和第二国际的破产。虽然如此，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加速了左派——国际主义者与沙文主义者的分裂。列宁指出：“我们的路线无疑是胜利了。……1915年9月，我们联合成一个国际左派集团，提出自己的策略，在共同宣言中贯彻了我们的某些基本思想，违反旧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意志，在公开斥责旧执行局策略的宣言的基础上，参加了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实际上这是新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成立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基本形成的新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是第三国际的胚胎。当时，较大部分左派成员在对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认识上是不够彻底或动摇的，列宁从政治上到思想上对他们作了原则性的批评帮助，纠正他们的错误。只有布尔什维克才坚持了唯一正确的革命路线，因此它成为筹组第三国际的核心力量。

1916年4月，各国社会党反战派又在瑞士的昆塔尔举行会议，称为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俄、英、意、瑞士、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25个党派和团体的代表，共54人。列宁又亲自出席。虽然会上中派仍占多数，但由于左派的坚持斗争和群众反战运动高涨的影响，这次会议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彻底的反战决议草案虽未通过，但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比上次会议决议更多地吸收了列宁的观点。决议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沙文主义者关于战争的谎言，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拒绝资产阶级或社会和平主义者的要求，社会和平主义者声明用普遍限制军备和强制仲裁的方法来消灭战争的危险，只不过是空想。决议要求停止战争，反对吞并，并明确指出：只有争取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社会的持久和平。但是，决议没有号召用战争造成的局面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决议进一步促进了左派—国际主义跟机会主义者的分裂。后来，这些逐步成熟起来的革命分子围绕布尔什维克组成了第三国际。

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成立代表大会。至此，列宁从战争开始以来浮现在脑海里的尽管禁受种种失望仍然坚持奋力以求的目标已告实现。

17.共产国际建立大会

1919年初，在十月革命中建立的俄国苏维埃政权正面临着新的考验，刚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各国，计划采取新的更大的干涉行动，联合围剿苏维埃俄国，要将这个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一面积极加强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一面计划进一步推动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其中包括成立共产国际。

1919年1月22日傍晚，俄国首都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前寝殿的大房间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房间的一角，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面巨大的屏风把它与房间的其他部分隔开。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会议将在这里举行。

晚上8时左右，列宁和几位外国共产党人来到这里，研究一件重大的事情。

列宁首先发言，他指出，第二国际的各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了无产阶级，现在他们公开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救星，与国际资产阶级狼狈为奸，竭力搞垮无产阶级的革命。他强调，第二国际的面目已被彻底暴露，必须与这个叛徒组织决裂。各国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毫不迟疑地建立新的革命的国际组织，国际无产阶级将在这个新的革命的国际组织旗帜下团结起来，新国际的使命是率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

与会的代表们对列宁的建议进行热烈的讨论。他们一致赞成组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