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山乡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叶辛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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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山乡情试读：

我们强调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当中就有乡愁。乡愁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独特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也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也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无论飘落多远，都无法摆脱大树对于叶子的意义。一个人的身上总有着故乡的脉络，流着故乡的血，带着永远不可改变的DNA。一个个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村子的化身，他们走出去，分散得到处都是，却不会把村子走失。

说起乡愁，那是一种与生俱在的情怀，住在心中的故乡常常鲜活在那里。故乡是安放你的灵魂、温暖你的寂冷的地方，是接纳你的疲惫、抚慰你的忧伤的地方。翻开一页页被繁忙弄乱的过往，记忆中的余香总在儿时的故乡。那里有我们最亲密的玩伴、最爱吃的食物、最漂亮的衣衫、最天真的憧憬。而芬芳入梦的，多是亲人亲切的面容与温馨的相聚场面。那些亲人或已故去，或还在乡里。现在多数人对故乡的感觉同对年节的感觉一样，那种热闹团圆、香气弥漫的味道是乡情中最重要的部分。“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归乡最多的时刻是年节，带着满满的怀想、满满的辛苦，万水千山相携于途，构成最为壮阔的乡愁景观。古往今来，人们因为各种缘由漂泊在外，但总是要找机会赶回故里。金圣叹曾列举“不亦快哉”之事，其一即是“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然而他们的欢喜中又带着那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复杂心理。漫长的时光已然流逝，乡愁的话题始终没有停息，情怀早已渗透于诗歌典章，直至后来，还有余光中、三毛、席慕蓉不约而同地同题《乡愁》。

诚然，远在故乡之外的游子，生发的多为眷念之情，即使老杜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之举，回到家乡也还是要再出去,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返的张季鹰毕竟是少数。还有，余光中的《乡愁》或代表了一些人对于故乡的认知，那就是故乡即是母亲（或双亲）的代名，对于故乡的怀念即是对于母亲的怀念，回故乡即是为了看母亲，母亲不在了，故乡的概念便模糊起来。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回乡的矛盾，记忆与现实发生了冲突，那种期待值与仪式感渐渐折损，许多美好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所以有人会说：“我是真的爱家乡，不过爱的可能是记忆里的家乡。”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这是时间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事实。然而不可逆转的还有那份强烈的牵绊，永恒的顾念并未因此而中辍，情感的执拗还是同那些疏离与怨怼扯断了关联。生生不息地以文字表达出来的乡愁，也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特有的传统。

作家们大都已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但我们却能看出那种深深的乡愁情结，这其中有写生养自己的故乡的，也有写生活过的第二、第三故乡的，还有赞美如故知的他乡的。文丛中，地域山水皆有代表，民俗风情各具特色，多方位地展现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彰显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怀以及对世态人生的深切感慨，给我们带来亲近，带来回味，带来启迪，让我们感受到温馨而深挚、苍郁而辽阔的文字力量。

我们说，在意乡俗年节，提倡尊崇温情，爱护碧水蓝天，留住美好记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也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这样会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和建设得愈加贴近期待与理想，也会使我们愈加容易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大象出版社倾心打造这样一套阵容壮观的“乡愁文丛”，就是带有这样的初衷。该文丛是具有欣赏性、研究性、珍藏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与期望。“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随着时间的挥手远去，这种记忆与期望会愈加显现出它的意义。2017年初春第一辑插队生涯插队落户的第一天

四十二年了，我始终说不清楚，哪一天算真正的上山下乡的第一天。1995年，在出版《叶辛文集》十卷本时，我写过一篇序言：《三个三十一日》。把1969年3月31日离开上海的那一天，算作插队落户的第一天。后来一起上山下乡的伙伴提醒我，说你应该把到达贵州的那一天当作插队落户的第一天，因为你的双脚踏上了贵州的土地。马上又有知青说，插队落户，是插在农村生产队里，只有到了寨子上，才能算插队落户的第一天。

乍听之下，似乎都有道理，细想想呢，又有些牵强。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谓回忆性质的文章是多么靠不住。究竟哪一天算第一天，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有三个说法。而回忆我的插队生涯，似乎又必须从第一天写起，才能算有始有终。

想来想去，还是按我原先的思路，就从离开上海的第一天写起，写到我的双脚踏上砂锅寨的土地，至于究竟哪一天算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还是让读者诸君去作判断吧。

我坚持把离开上海这一天算作第一天，是因为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最为难忘。

记得我是在上海市中心紧挨着南京东路的贵州路培光中学操场上的公共汽车。这是巧合还是有某种象征意义，我说不上来了，你看，我去的是贵州，竟然恰恰在贵州路上的车，而按我自己毕业的学校九江中学的上车点来说，我应该在解放前称为二马路，即现在的九江路上车。只因为妹妹叶文和我同行，她又毕业于培光中学，为了到达农村以后兄妹俩同在一个生产队里，可以互相照顾，我的关系转到了培光中学，故而自然而然就来到了贵州路上车。

也许，这个细节注定了我这一辈子和贵州的不解之缘。

照例地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照例地口号阵阵，给每个出发的男女同学戴上大红花；照例地和每一个来相送的亲友握手、拥抱、挥泪告别；照例地有哭有笑地上了车。

我说“照例地”，是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去为自己的同学赴黑龙江、吉林、大丰、崇明岛、江西欢送过好多回了。我说“有哭有笑”，也是车上的实情，哭是哭别亲友，笑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冀。

载着我的车队由贵州路转到南京路上，然后和黄浦区各个中学的车队会合，沿着十里南京路缓缓地兜了一圈。这是人性化的考虑和精心安排。南京路是上海的象征，上海儿女即将告别故土了，让大家最后看一眼南京路。男女生们津津有味地指着那些百年老店大呼小叫。车队驶出南京路，车速加快，往彭浦车站疾驶而去。

彭浦车站当年是货运站，不需要买站台票，有多少亲友们愿意送到车站都可以去，而且亲友们的车队就跟在上山下乡的学生的车队后面，不但负责送到车站，列车出发以后，亲友们仍可以搭车回到市区。

彭浦车站的知青列车两旁，挤满了来欢送的亲友，那人山人海的场面，今天看来仍为之动容。几十年后拍摄电视连续剧《孽债》，片头采用的画面，就是当年上影厂摄影师们拍下的纪录片的画面。

母亲怕伤心得失态，没有来送我们兄妹。妹妹的哭声是在火车开出车站好久以后才平息下来的。我则一直默不作声，坐在列车一侧的98号硬座上，很少离座。对于未来，心中一片茫然。上午10时14分发的车，过浙江金华的时候，已是晚上了。列车经过56个小时的行驶，在4月2日的傍晚，抵达了贵定小站。

那时候的贵定车站，真正是个小站。列车上通知，由于贵州两派正在武斗，怕伤着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原定在贵阳下车住一晚的计划只得取消，临时改在贵定住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再用车把我们送到插队的县份上去。

在硬座车厢里待了整整两天两夜，大伙儿都十分疲倦了，听说吃了晚饭就能躺下睡觉，所有的知青就在浓重的夜色里下车，排成两队，穿过验票口狭窄的小门，跟在队伍后头，紧一脚慢一脚地往前走。我们这一队走进的是贵定中学，就在校门口每人领了四只大饼、一碗菜汤，权充晚饭。知青们有发牢骚的，有说盛汤的碗是脏的，可终究饿了，还是把晚饭对付了。我所在的那一队被带到一间教室门口，教室里铺着稻草，有铺盖，没有灯。我在电筒光影里铺好了现成的被子，钻进被窝埋头便睡。刚躺下时有些不习惯，但终究太累了，没过多久我就睡着了。

4月3日的旅程十分难忘，足有七八十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将近一千名知青及随身行李浩浩荡荡地开出贵定县城，引得不少贵定人站在马路两旁围观。知青们分别站在卡车车厢的两侧，看见前面的卡车已经沿着弯弯拐拐的盘山路攀上岭巅，而后面的卡车还在峡谷深处缓缓爬行。当卡车翻越山巅最高处的公路时，俯瞰峡谷里的车子，简直就似火柴盒子在缓缓移动。这情形一次次引得从来不曾见过的男女知青们的阵阵欢叫。

新奇感和刺激感过去以后，山路的颠簸开始折腾人了。一些女知青先有了呕吐症状，一两个小时以后，不少人都有了晕车的感觉。

近午时分，我们的车队绕过贵阳城边，前往修文方向的车队便和安顺方向的分开了。我贪婪地瞅着贵阳近郊的景色，只看见路旁全是二三层楼高的房子，五六层楼的房子，算是高的了。

又经过两小时的车程，车上有人叫：修文县城到了！我们又往外望，只见县城的街道两边，稀稀拉拉站了一些人，在向我们招手表示欢迎，还有人用上海话向我们叫：你们好！

当卡车再次加速，驶出修文县城时，我们发现，浩浩荡荡的车队，这会儿只剩下四辆卡车了。原来其他的车，都朝自己插队的区和公社驶去了。我们这四辆卡车，载着60个知青和行李，驶往我们的目的地——久长人民公社。

气温陡然降了下来，迎面吹来的风，寒冽冽的，飘雪花了。这就是我的文学小传里写的：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倒春雪。

抵达久长街，天擦黑了。我们在街口一家饭店里围桌吃了一顿晚饭，光线晦暗，我吃了一大碗汤泡饭，就上饭店二楼，被安排在一张靠墙的单人床上，睡了一晚。

第二天起床吃过早饭，站在十字路口等待卡车送我们去往村寨上时，我抬头一看，昨晚上我们吃饭、睡觉的饭店，竟然是一座歪歪斜斜的大茅草房！

而当卡车把我们送到沙砾公路边，几十个老乡面对我们的一大堆行李，挑的挑、抬的抬，沿着田间小路，把我们六个在同一生产队落户的知青引到一幢泥墙开裂的茅草房前，指着牛屎敷的门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住处时，我们都暗自愕然地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插队落户的第一天，就这么开始了。初到山寨

我插队落户的生产队叫砂锅寨。这是修文、开阳、息烽交界之处的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寨子。沿着沙砾公路，再往前走三里地，就是有名的开阳磷矿的716矿，那里有专为工人们建的宿舍楼，老乡们称为新寨。而沿着贵遵公路往前走上十几里地，便是息烽县界。闻名全国的息烽集中营，就在30多里地外。“文革”以后引起全国瞩目的张露萍烈士被杀害的阳朗坝松林，就在那一片山岭之间，从砂锅寨走小路过去，只不过十来里地。在我们插队落户的10年期间，阳朗坝火车站附近的村寨，都还没通电。小站上的铁路员工给火车上发信号，都是拿着信号灯使劲挥动手臂。

叙述这些细节，只是想如实地告诉今天的读者，40多年前砂锅寨所处的偏远和闭塞。

倒春寒没持续多久，我们到达砂锅寨的第二天，4月5日，天就放晴了。生产队里也不出工，村寨上显得特别静。

我们铺好了床，架好了帐笼，找到了该干的事情：按照上海“文化大革命”时兴的做法，在山寨上刷写大字标语。提着一桶石灰水，我在田埂上刷写了一条还有点意思的标语：重新安排修文河山！刷完了觉得字写小了，于是又爬上半坡去，书写了每个字足有一人大小的标语：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条标语把我给写累了，直写到天近黄昏才结束。

三天以后，劳动生活开始了。挑灰、担粪、耙田、铲田埂、敷田埂、在砖瓦窑上做小工、打煤巴、薅秧薅苞谷、挞谷子、挖洋芋……农活繁多而琐细，生产队长派我们干啥子活路，我们就学着做。

记得男知青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担猪粪、牛粪，从各家各户的猪圈、牛圈中，把粪草挑到生产队集体的大田里肥田。这农活没啥技术性，不过就是挑得多少而已。对于我们来说，干这活路简直是活受罪。不是粪草重，而是那一般难闻的恶臭味，让我们初进猪圈、牛圈的人都极为不习惯。那年头男知青都时兴穿流行的白色网球鞋，穿上白色网球鞋出工的男知青只钻进圈里装了一担粪，鞋面上已经沾满了粪水，变得不堪入目了。我是直到两三个星期之后，才习惯了猪圈、牛圈里那股沤烂了的粪草散发出的臭味的。当然，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只有穿上半高筒的胶鞋走进猪圈、牛圈才最为合适。用钉耙把黑臭的粪草装进高挑粪筐，沉甸甸地压上肩头，跟着出工的男社员，把粪草倒进田头。沿田埂的田边倒满了，必须把粪草倒进田当中。打着光脚板的农民们挽起裤管，直接走进水田里去，我们穿着鞋的，必须脱掉鞋袜，才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进田中央，把粪草倒掉。生产队的水田有远有近，队里规定：离寨子近的水田，半里地之内的，一天必须挑满30担粪草，才能算一个劳动日，计10分；半里到一里之间的，得挑满17担粪草；一里到二里之间的，得挑13担；三里地以上的，得挑满7担。

和挑粪草相比，铲田埂上的杂草、敷田埂费不了那么多脚力，但是得从早到晚光着脚，站在水田里。春暖花开时节，这活儿不算重。可遇到早春时节，或者是阴冷天，站在冰冷刺骨的水稻田里，那滋味儿更难以忍受。贵州农民从水田里干完活，回家洗净脚喜欢坐在火塘边烤火，很多人上了年纪，都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我每次洗净脚，坚持用凉水抹拭，如今上了年纪，没患上关节疼痛的病，还得感谢母亲来信对我的及时提醒。

除了农活，农闲时节，我们知青干得最多的，就是到砖瓦窑上干小工活，踩泥巴，打煤巴，装窑，出窑。其间最苦的，是烧窑期间挑窑田水。窑田在高处，水源在低处，挑满两大桶水，就得往上攀。三五桶水一挑，我就浑身乏力。从早挑到晚，收工后回到茅草屋里筋疲力尽，躺倒在床，一动也不想动了。

最难忘怀的劳动，是我随着挖煤的汉子们钻进煤洞里去挖煤炭。煤洞里又深又长又潮湿，整整有400多个脚窝。当我费尽力气，在煤洞深处装满一小船煤时，身上穿的衣裳已经里外湿透了。套上拖煤的绳子，咬紧牙关，一步一个脚窝地死死踩住，把200来斤的一船煤往外拖时，只觉得浑身的骨头架子全抽紧了。我拼尽全身力气，花了几乎一个小时，才把这一船煤拖出煤洞。里外三身衣裳沾满了泥巴、水和煤灰，我在地上坐了好几分钟，才回过神来，眼睛开始适应煤洞外强烈的光线。再次钻进煤洞，我也像所有的挖煤汉子一样，脱光了所有衣裳，打着光洞洞，挖煤、拖煤。当然，天近黄昏时，我浑身上下的煤灰、泥巴、脏水，跳进小河沟里洗了几乎一个小时，才洗干净。

在山乡里干农活，就得付出劳动力；付出了劳动力，才能评上工分；有了工分，秋后才能分到粮食、折算工分款。正是感叹从早到黑的生活，全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内容组成，我才在劳动中听到了老农跟我说的“山坡是主人是客”的俗谚。也正因为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头，才会有我四十年后写作的长篇小说《客过亭》的书名。

不过，这是后话了。在砂锅寨的日子

插队落户，同样要过日子。

过日子，就少不了吃喝拉撒睡。

而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也成了我插队落户生涯中天天要考虑的问题。

饭是天天要吃的，吃饭少不了米。在上海时，我们当学生的，什么时候管过米从哪里来？要煮饭了，到米缸里去舀。米缸里没米了，拿着粮票去家附近的米店买。

插队第一年，每个知青每月定粮40斤，并配发10元钱。知青点上没米了，我们就去久长公社粮店买米，买了米，请生产队上的马车顺便带回来，这是极为方便的。

插队第二年，定粮和钱都没有了。我们的米，用秋后分的谷子到米机房打。而谷子送进米机里打之前，必须晒干晒透。晒得不干不透，打出来的米都是碎的，煮出饭来不好吃。而秋后分给我们的谷子，只够我和妹妹吃半年。另外半年怎么办呢？只得靠上海寄全国粮票来，到公社粮店买米吃。1973年，妹妹已经调回上海，我一共只分到140斤谷子，打的米只够吃三个月，写信给上海的亲友催要粮票，成了我经常做的事。亲友也没这么多富余的粮票啊，为了不让我挨饿，他们只能悄悄去票证市场购买。于是我也知道了，上海粮票那年头是8分至1角钱一斤，而全国粮票，则要贵一点。在贵州插队的上海知青，几乎也全晓得，贵州粮票是3角一斤，而全国粮票是3角5分。

有了米，还得要有水，才能煮成饭。水从哪里来，从水井里挑来。砂锅寨56户人家，300多个男女老幼，共有两口水井。一口水井离我们知青点茅草屋近，就在寨门口的堰塘边，大约走一百几十步路。

这是砂锅寨老乡用溜滑平整的青石砌成的一口四方井，井水则从离开寨子约莫三里地的三岔口崖洞里引出来。崖洞里一年四季不间断地淌着一条阴河，砂锅寨人的祖先就将阴河水从专为其修砌的水渠里引来，顺着水渠，一直淌进四方井。这条顺着山坡的走势缓缓而淌的水渠，就修在田埂边上。两边的田埂上绿茵茵的一片，各种水草长得特别茂盛。初来乍到的知青们不知情，有时候沿着田埂，就会走上去。这时候便会遭到砂锅寨老少的呵斥，不论吼你的是老人还是娃崽，呵斥你赶紧退出来之后，会告诉你，这是专通四方井的水渠，不要去踩，弄脏了井水。哪个不想喝干净水啊，遭到呵斥，知青们从今往后便明白了，那条水渠是踩不得的。

四方井修砌得十分科学合理，阴河里淌来的清水漫上来了，就会通过井壁上的一条小渠，流到挨着井边挖的一口大堰塘里，大堰塘里的水满了，就会沿着堰塘坎下的一条水渠，流到寨子外头的一条河沟里去。

我这么一说，读者想必明白了，这口四方井，是300多砂锅寨人的水源，也可以说是生命线。家家户户吃喝的水，从四方井里挑。平时需要淘米、洗蔬菜了，就在堰塘的上水口清洗。而洗衣裳、洗鞋袜，则在堰塘的下水口那边。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比现今写在墙上的乡规民约还管事，没一个人会违反。

突然有一天，四方井里的水见底了，担着水桶到井边去，看着两丈深的井底巴着一层水，根本挑不着。而往常永不停息汩汩淌来的阴河水，只淌着像眼泪那么细的一小点，长长的水渠两边，泥巴都干裂得开了缝。

咋个办呢？

听从号召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做好了吃苦耐劳干繁重体力活的准备，可我们没想到，天天要吃的水会断流。没米吃我们可以求上海亲友寄粮票，没水喝也求人寄来？知青集体户里笼罩着一层烦闷的气息。

寨邻乡亲们也在连夜想办法。群众大会开到半夜，终于有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想起来了，砂锅寨后街的石头院坝旁，在他小时候有过一口水井，后来不知为什么，井口用石板封起来了，不晓得那口井里还有没有水。

人命关天啊，管它有没有水，也得把井口先找到。散会了，全寨子的汉子们都拥到了石头院坝，有拿撬棒的，有带杠子的，燃起火把没费多大劲儿，就在比较潮一点的石头旁找着了井口位置，于是挑灯夜战，熬更守夜也要把救命水找到。

天亮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井口找到了，封住井口的大石板也被汉子们移开了，果真是一口井，果真有井水，只是那井水深，足有三丈深的井底，才见着一汪井水。

只要有水就成，深怕个啥，砂锅寨上自有能工巧匠，到了傍晚，井口搭起了架子，辘轳用长绳拴着水桶，吊起了第一桶清凉碧澄的水。

寨邻乡亲们兴奋得大呼小叫，奔走相告。我们赶紧拿上脸盆，去打水来煮饭吃。

愁过米，愁过水，其他的事情就不在话下了。屋头潮湿嘛，就烧堆火烤烤；上厕所臭嘛，男知青点一根烟解臭，女知青就紧闭嘴，屏住气 ；煤用光了，花15块钱拖一吨来，可以用上大半年呢！还有一件事，也是要求人的，那就是一天三顿饭，都得要有下饭的菜。

农民有自留地，吃菜从自留地上采。知青也有自留地，不是菜没长出来，就是栽了黄豆、苞谷、南瓜、洋芋，不能保证天天吃上菜。赶场天买菜，顺便买块豆腐，买只鸡，买点鸡蛋，对知青来说是常事。可买来的菜只能管两三天，管不了一周。菜买回来了，还得要有油啊，上海时有油寄来，可那远水解不了近渴。生产队里也栽油菜籽，插队好些年，我和妹妹两人只分到过一次，大约六七斤菜籽，榨到过两瓶油。

男女知青们聚在一起，经常讲的话题是：一块乳腐能不能下一碗饭，咸菜和辣椒哪一种更下饭，猪油泡饭是加一点葱花好吃还是不加好吃。

四十二年过去了，前几天在佛山的南海遇到几个离砂锅寨不远的716矿的工人，他们还给我提及：叶辛，你那时候赶十几里路到新寨来打酱油，请人帮忙买肥肉，你还记不记得？我说咋不记得呢，那是过日子呀。最难忘的旅程

正因为在砂锅寨上过的是清贫的日子，经常随便吃点东西就打发一顿饭，不注意营养，我很快得到了报应，也引发了我这一辈子里最难忘的一段旅程。

记得，那回我是进省城贵阳去看牙。连续几个月的农忙劳动，插秧、挑粪、犁田、耙田、铲护田埂、下煤洞挖煤拖煤、上砖窑出砖踩煤巴、开引水沟，所有的活都是重体力劳动，每天收工回到集体户的茅草屋里，吃饭、洗脚一类事都不想做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床上睡觉。和我同一知青点的一位男生，几乎天天一收工，就拿一干净毛巾裹住脚，倒在床上就睡。如此繁重的劳动，对于我这个头一年下乡的上海青年来说，实在有点儿吃不消。但为了接受再教育，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连续几个月的连轴干，又加上吃得比较简单，牙痛病就犯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患过牙痛，头一回尝到这滋味，痛得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晚上睡不好，白天干体力活一点没精神，农民们就会觉得我的劳动态度不好，心里一急，牙痛就更剧烈。在村寨上找了一些偏方来治，毫无效果；去卫生院看医生，卫生院没牙医。拖一段日子，我终于下决心到省城里去看牙。出发前一天，公社卫生院给我开了一张证明。

从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动乱的年头，省城里面到处都在打派仗。长途客车开往省城的公路边，每走一程就要遇上卡子，查看随身带的证明。车子开进省城三桥时，驾驶员和售票员突然惊慌地大叫：“趴下，快趴下！”

话音刚落，“砰砰砰”传来了一阵枪声。一车的人吓得都缩到车窗下面不敢抬头。我长到十八九岁还是第一回听到真正交战中的枪声，可能是年少气盛吧，反而踮起脚跟往窗外望。瞅了一阵，才看清楚是盘踞在相对两座高楼上的“文攻武卫”战士们在对打。

当晚，借宿在省城市郊一座工厂的单身宿舍里，我那位同学的哥哥在这座内迁厂里当工人，他怕我这个外来者在混乱中出什么事情，第二天一清早，给我找了一点止痛药，说：城里都在武斗，商店纷纷闭门谢客，很多单位都不上班了，估计去了医院也看不成牙，还是回到偏僻的乡下安全。他劝我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我知道他是一番好意，匆匆吃过早点，顾不上进城去看牙，就往厂区开往省城的公共汽车站赶。到了车站，才知道因为武斗，所有的公交车都停了。从厂区到城里有12里路，步行大约一个小时，在乡间已经走惯了，我提着包往城里走去。一路走一路遇到各种各样盘查的卡子，对每一个行人都要查看证明，稍看不上眼就要拳打脚踢。我干脆把证明拿在手里，省了拿出拿进的麻烦。

这么查查走走，两个多小时才进入省城。一进城我就感到气氛骇人，马路两边所有的铺子都关着门，不高的楼层顶上都搭着临时工事，还有人头和黑洞洞的枪管子对着马路。我小心地绕着七弯八拐的小马路走了约莫40分钟，终于来到了长途客车站，只见站上大门紧闭，所有的售票窗口全关上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连可以问个口讯的人都找不到。我东张西望地走出一截路，好不容易在一个院子里看到一个老人，进去问他。他对我打量半天，大约认定了我不是坏人，才对我说：客车站成了战场，车子全开出去打派仗了，十天半个月都不可能恢复。我怔住了，在省城除了那个同学的哥哥，我什么人都不认识，可以说是举目无亲。我该如何回到自己插队的那个名叫砂锅寨的小村庄去呢？“砰砰！”远处的高楼上又在响枪。形势和时间都不允许我细加思索，我整了整提包带子，决定尽快离开省城，走回山乡去。

说走就走，我不敢耽搁时间。前头一二十里路，我走得非常轻松自在。除了出城的时候遇到一个卡子，再没其他人来盘问过我。路过一个叫作沙子哨的镇子，我还停下来兴味浓郁地赶了一会儿场（在当地称乡场），买了点东西吃。走出三四十里路，脚下就感到沉重起来。先是觉得太阳晒得头昏眼花，我把这归罪于昨天一整日的奔波和夜里听到枪声没睡好觉，太疲倦了。继而迈步就有些费劲了，直想坐下休息，但我又想起惯于走长路的农民说的，在远行中尽可能不要坐下，一坐下再走更支撑不住。无奈，中午时分的太阳大，在认准走出了40里路之后，我坐到路边的几棵大树底下休息起来。开头只想休息个10分钟，哪晓得坐下以后就不想动，眼皮也沉重地耷拉下来，干脆躺倒在地上打瞌睡。刚躺下去的5分钟，只觉得浑身舒展，真是一种享受。可合上了眼睛，却又睡不着，想到还有漫长的70里路在等着我，哪里还能安心睡下去。半个小时之后，我下了最大的决心站起来，继续我的旅程。开头走的那几步脚软绵绵的，有一股头重脚轻之感，坚持走出了几十步，就好受一些了。但我一边走一边怀疑自己，能不能走完余下的70里路。我开始有些盼望，听到一些声音就环顾张望，巴望着身后会开来一辆汽车，好心的司机会允许我搭车。可我一次一次地失望了。大约因为城里在武斗，没一辆车开出来，我整整走了四五个小时，身后也没有开来过一辆车子。我已经感觉到自己比上半天明显地放慢了速度，一个小时再不可能走到十里路了。但我仍坚持走着，再不敢坐下休息。这样，拖着两条灌满了铅似的腿，我又走出了30多里路。这时候已是傍晚的5点来钟，离我插队的寨子还有40里左右，要在天黑前赶到公社是不可能的了，但我至少可以赶到扎佐。这地方是黔北的重镇，离砂锅寨还有30里。而这30里路，是我在这几个月里走过几回的，即使走夜路也不可怕。正这么自我安慰时，一场瓢泼大雨哗然而下，逼得我赶紧跑到路边的一幢茅草屋前去躲雨。

这户农家和贵州山乡的大多数农户一样，显然很穷，但主人听我说了遭遇，还是沏了苦丁茶要我喝。当地的农谚说：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落雨当过冬。虽然是夏天，雨一落下来，我还是觉得冷，坐在农家的板凳上，真不想站起来走了。可时间不等人，雨下小了，乌云笼罩山头，天眼看着就黑了。真走回寨子，恐怕要半夜了！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我看到公路上开过去一辆煤车，哦，这是扎佐煤矿的车，省城里在武斗，可乡间的煤矿仍在生产。我连忙放下杯子，向主人道了谢，直接走到公路上，一边慢慢往前走，一边期待着后面还有车子开来。一辆煤车开过去了，我向着车子招手，司机不理我。第二辆还是如此，以后的每一辆几乎都是如此。是啊，他们怎可能晓得我是一个快要走不动了的路人呢！我失望了，慢吞吞地往前走去，心里说，管他呢，就这样走吧，总能走到的。就在我已彻底失望的时候，我看到前面路边停着一辆煤车，我惊喜地跑过去，司机正在路边的小铺子里吃面条。我向他道出了自己的原委，并且打听明白他去的正是我插队的久长方向。于是我要求搭车，他向着我把手一挥，就同意了！30里路，煤车只用了20分钟。我在久长下车的时候，下着霏霏小雨的天还没全黑呢！我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一只硕大的毛主席像章，送给这个好心的司机。他笑了，向我连连点头。在那个年头，这是我能拿出的最好的礼品了。

这就是我的一段旅程，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朋友，你说呢？探亲

插队落户干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上山下乡知青，从一开始就明确说明，这是与传统观念决裂，要革命到底志不移，是没有探亲假的。换一句话说，知青离开农村回到他原先的城市去，不给报销差旅费。

后来几年，插队的知青多了，纷纷反映，说插队知青和去国营农场、军垦农场的知青一样，都是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农场知青年年有探亲假，而插队知青反而没有。况且，插队知青一插到底，苦多了！

可能是这样的反映又多又强烈，各地的知青办也认同这样的说法，为了以后更好地动员毕业生插队落户，他们也不断地把插队知青的呼声反映上去。终于，好消息传来了，一个插队落户知青，一辈子可以享受两次探亲假期，由政府报销差旅费。由此决定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确实希望知青们永远待在农村扎根的。

我这里写到的探亲，是发生在1969年冬天，插队落户的第一年，上面还没有宣布可以报销差旅费呢！

收了庄稼，冬翻了田土，砂锅寨上进入了农闲时节。周围大队、公社不时地传来知青们回上海探亲的消息。公社也放了话，知青们要回去探亲，让他们走。省得他们整天闲着，闹出点什么事儿来。

想到母亲一个人在上海的家里，我问妹妹：你回去吗？她说不回，她的一帮女同学都说离开上海不到一年，今年不回去了，但我想念上海，想念母亲。

于是就这么决定了，我要回上海探亲。消息传开，老乡们都拥来了，有的让我带海虎绒帽子，有的要我带花手帕、有机玻璃扣子，有的要我带半导体收音机，还有要我带中长纤维料子的……男女知青们也让我往家里传口信，顺便带回去一包瓜子、一袋洋芋粉、两斤黄豆的。临到我出发，已经满满装了一只小箱子、两只帆布旅行袋。我盘算着，右手提着小箱子，左肩上搭背两只旅行袋，重是重一点，走不长的路还能应付。从砂锅寨到久长街上，请马车顺道把行李捎到长途汽车站，长途客车来了，有妹妹和其他知青送上车。长途客车到了贵阳头桥客车站，出得站来就有公共汽车直达火车站。上了火车，我就放心了。到了上海，出站时付一角钱，就有平板车帮你把行李送到站口。最主要的是，我已打听清楚，贵阳实行了军管，秩序得到恢复，公交车运行了，夏天那种可怕的武斗已彻底平息，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走。村寨上还纷纷传言，到贵阳来的两广兵，骑着白马齐刷刷地进城，威风凛凛的，街道也整洁多了。连进城去卖洋芋、鸡蛋，设个摊都要管。

动身那天，一切都如我盘算的那样，临近黄昏时，我已安然坐在贵阳客车站的候车室内，恰好遇到三个在关岭县插队的上海长宁区知青，我们轮流着看行李，到马路对面的饭馆里吃了碗面条，算是对付了晚餐。

天黑下来，两个第二批去吃面条回来的知青，一脸沮丧地对我们说，回来路上碰到了勒索，被敲诈了3元钱。令我吃惊的是，拦住他们俩敲诈的，也是上海知青，他们说话轻声慢气，文质彬彬的，讲的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在站前的广场上围住了他俩，旁边的贵阳人都以为是老乡在扯闲话。我的心陡然提了起来，暗自提醒自己不要离开候车大厅。恶果显示出来了，张春桥下令解散工读学校，让工读学校的学生夹在毕业生中间一起上山下乡。这拨人下乡以后纠集在一起，四处乱窜作案，把知青的名声都搞坏了。

列车晚点至下半夜，我们必须在候车大厅里多熬几个小时。10点刚过，一批解放军走进大厅，要求所有在大厅里过夜的人出示证明和证件。那个年头，知青和农民一样，没有任何证件，我的身上带着一张大队会计开给我的证明，只是这张证明上没盖公章，盖的是大队会计的私章。盖私章的时候，大队会计对我说，夺权以后，所有的生产大队都没有公章，私章同样是管用的，你带着，全省通用。我将信将疑地带着这张证明上路，没想到这会儿真要出示了。一个操着广西口音的排长走到我们跟前，三个关岭知青说，证明放在旅馆里，排长叫过两个战士，把他们仨带走了，说要跟着他们去旅馆查看证明。我取出了大队会计的证明，排长问我为什么不盖公章，我把大队会计的话学了一遍，他把证明还给我，让我等着，他又去查看别的旅客了。我以为过关了，没想到20分钟以后，他又来到我的跟前，帮我提着箱子，让我跟他走。

到了站前广场上，只见一辆卡车，掀开了后篷帆布，停在那里。排长让我上车，并把箱子先放上去。我问要去哪儿，我要赶误了点的火车，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会让你回上海的。

上了卡车，车就开了。时间已是半夜，马路上没有啥行人，约莫开出十几分钟，卡车开进了一个院子，让我和卡车上的十几个人走进一间屋子。一个解放军把我的证明和箱子、两只旅行袋扣在他那里，我空手进了那间没灯的屋子。

行李和证明被搜走了，我忐忑不安地站在水泥地上，从窗户望出去，只看见一株树的树梢，不晓得这是哪里。拘留所？收容所？看守所？同在黑屋子里的人，有的坐在地上打瞌睡，有的小声耳语，我毫无睡意，想着下半夜的火车，想着插队知青的命，想着那三个关岭知青，他们被关进来了吗？

一夜没合眼，天亮了，院子外头传来汽车声，公交车的开门声，我又冷又饿，更加焦虑地等待着。整整关了一晚上，还要把我不闻不问地关到什么时候啊？

开门了，小屋里的人一齐拥到门口，我站在窗口没动。进来了一个穿便装的中年人，叫着我的名字。我应声走到他跟前，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眼，让我跟他走。

走出门口，我回头望了一眼，关我们的那间屋门前有一块小牌子：接待室。

中年人把我带到门房间，指着地上的小箱子和两只旅行袋说：这是你的，没错吧？

我看了看，那三样东西几乎没动过，就点了点头。

中年人把大队会计那张证明递还给我说：以后别拿出来了，没用。你走吧，坐今晚的火车走。

我小心翼翼地揣好那张证明，先搭背起旅行袋，又提着小箱子，走出门房间。

中年人随我走了两步，手一指大门说：出门不远就有公交车，直达火车站。

跨出大门，我又转身看一眼，门口的大牌子上赫然几个大字：贵阳警备区司令部。

哦，原来我在司令部接待室过了一夜。

如此探亲经历，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才会遭逢。湘黔铁路大会战

插队第二年的秋天，正是收获季节，黔北的山乡里也有一个天高气爽的小阳春时节，一道命令传下来，中央决定，修建湘黔、枝柳铁路，这是打通祖国大西南的大动脉，并且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同时口头传达说，湘黔铁路不修好，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不好觉。于是决定举行湘黔铁路大会战，要动员贵州、湖南、广西的160万民工，抢修这条铁路。

命令传下来，安顺地区要组建民兵师，安顺地区所属的每一个县，都要组建一个民兵团，修文民兵团要组建10个民兵连。久长人民公社属于三营十连，每一个连队必须有一个女民兵排，任务很快摊派下来，砂锅寨必须派出一男一女两个民兵。女民兵得是未婚的。

随着命令的下达，各种各样的传言也在上山下乡知青中传开，上了铁路线的知识青年，等到铁路修成之后，会优先考虑留下来，在铁路线上当扳道工，在铁路沿线的车站上当售票员、检票员，成为铁路职工。一些知青甚至眉飞色舞地想象，当了铁路员工，连衣服都是国家发的，比去矿山当工人，或到县五小工业的厂矿去，条件优越多了。公社开了动员大会，各个生产队开了群众大会，号召每一个年轻社员，报名修建湘黔铁路，并且说了，批不批准你去是领导的事情，报不报名是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老人家的态度问题。

记忆中几乎所有的上海男女知青都在自己所属的生产队报了名。

在山乡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风俗中，未婚姑娘是不能出远门的。即使到了“破四旧”破得那么彻底的“文化大革命”中，老乡们还是不愿让未婚姑娘出远门。我们砂锅寨旁边的杨柳大队，大队支书只能让自己的女儿报名，完成杨柳大队的指标。故而，当我和妹妹去报名时，大队干部笑逐颜开地对我们说：你们两兄妹一报名，就解决我们的大问题了。让你们去，让你们去。

原来，他们正为派哪家姑娘上铁路犯愁呢！永兴四队的女知青小丁已经报了名，我妹妹一报名，永兴的两个女民兵指标就完成了。

看到我们兄妹报了名，我的恋人，也就是今天的妻子王淑君，也赶回杨柳大队报了名，并且当天就得到了批准。

就这样，我们仨一起上了湘黔铁路会战工地，成了修文民兵团三营十连的民兵。

从公社带着行李铺盖和日常生活用品上了卡车，开到黔东南州黄平县谷陇区重安江畔的鲤鱼冲附近山坡上安营扎寨，我们整整走了两天。头天晚上抵达黄平县城吃晚饭时，因为上路的民兵太多，光是等吃晚饭，就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第二天从黄平到谷陇，路并不长，到了重安江畔，又是等，等待分配我们究竟在哪一座山坡上安下营盘。

直等到天擦黑，说地盘仍然定不下来，让我们先进鲤鱼冲寨子苗族老乡家里，克服几个晚上再说。

于是乎我们久长公社的上海知青，男生被安排在一间苗家的堂屋里打地铺，女生则睡在院坝里的柴房上头，只是临时用大张的芦席把柴房围了起来。

从第二天开始，男生不能住进苗族老乡家了，要腾出房子，给营部的卫生所使用。我们只能过“天当铺盖地当床”的日子，每人发一根棍子和一张芦席过夜，说是挡一挡露水。寒潮来之前，工棚抢修出来了，人多铺少，规定了每人的铺位只能是八寸，挤着睡。后来又从八寸，增加到一尺二，最后固定在一尺八的宽度。上海知青都怕虱子和跳蚤，这下好了，彻底和老乡打成一片，混睡在一张大铺上，人人的衣服上都发现了虱子。

吃饭由连队伙房供应，大米饭管饱，随你吃。可就是没菜，头几个月，天天都是老南瓜汤，碱水酸菜煮巴山豆。连从村寨上来的农民们都觉得苦，编了顺口溜哼哼：“上顿瓜，下顿瓜，发了工资就回家。”伙房的大师傅说：刚上路的时候，老南瓜卖1分钱一斤，现在多少？4角一斤，还买不到。你们别发牢骚了！

是啊，成千上万的筑路队伍拥进深山苗寨，周围只有零星稀疏的村寨，不要说蔬菜、副食品紧张，就连喝的水都成了问题。我们每天清晨和夜晚的洗脸水、洗脚水，都是从泡冬田里挑来的浑汤汤，沉淀半天也不见清。工地上在酝酿把重安江水接过来。我没闲心去弄吃的，每天上班前、下班后带着一个小本子，去记录苗乡的地理环境、房屋结构，去问当地老汉和娃崽：鱼为啥养在稻田里？坡上长的是什么树？林子里鸣唱的是啥子鸟？婚丧嫁娶时为啥非按哪些程式办？当地流传着哪些民歌？上山对歌时苗家男女唱些啥？重安江有哪些传说？解放前的土匪是什么样子？商人们带些什么进这一带的山岭里来？……问完了，回到工棚里倒头便睡。第二天一大早，不等人家起床，我又爬上山头，去看米色的稠雾从山谷里袅袅升起，去听雀儿清晨的啼鸣，去重安江边的碾米房，去望苗家姑娘们蹒蹒跚跚地挑着担上坡。在冬腊月间的寒夜，我钻进苗家的火塘边，听他们天南海北摆龙门阵，说古道今……这一段艰辛的岁月，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难忘、最苦涩也最有意味的日子。

哦，青春之所以美好，就因为它激发人们不懈地追求；青春之所以幸福，就因为它有未来。

我在山乡小道上跋涉着，为我的这些努力和追求，我开始付出代价，牙齿在连年的剧痛后一颗一颗脱落，这是不是生活留下的烙印？山乡小学校

砂锅寨是我插队落户整整十年又七个月的村落。它静静地横卧在贵州高原三县之交的偏远山乡里。至今它都默默无闻，没多少人知晓。

在离开寨子半里地的山巅上，有一座小学校，乡村的耕读小学。最早，我说的这个最早指的是解放前，这山头有座像模像样的尼姑庵，里面住过好几任老老少少的尼姑。我们去插队时，还有农民指着寨子上几位老太太告诉我们，说她们当年就是庙上的尼姑，自然后来就还俗了。

尼姑庵改建成的耕读小学，一切都是简陋的，桌椅板凳缺胳膊断腿不说，有一两间教室里，所谓桌子，就是两端用砖砌上来，上面铺一块长板子。板子后面坐一溜四个学生，那就算桌椅了。

走进这所小学校，纯属偶然。下乡头两年，我们知青的茅草屋光线晦暗，没有电灯不说，放了四张床，屋内根本放不下一张桌子。而我喜欢写作，经常在膝盖上放一块搓衣板，坐在后屋檐下费劲地把自己的感受和构思写下来。大约是农民们看着我这么写太费劲，就告诉我，庙上砸烂的小学校里，还有几张桌椅板凳，你可以到那里去写。我上去一看，果然如是，于是天天清晨，就带上纸笔，攀山而上，到那里去苦思冥想。山巅上有风声、有鸟语，山巅上还能眺望远近的村寨和郁郁葱葱的峰峦，一个人待着虽有些孤独，可它却能使我青春躁动的心平静，后来小学校恢复了上课，再后来我在小学校当上了老师。

那是我从湘黔铁路工地返回寨子以后，1972年的8月，我还记得是29日，大队支书和我谈了40分钟，第二天他就宣布经大队研究决定，由我上小学校任教。他说他本来是不同意我去教书的，除了大队会计和其他干部力荐，他还特地和我谈了话，发现我讲的贵州话已经十分地道了，娃娃们能听懂，于是他就同意我教书了。第一次，我感受到人的命运原来就是这么决定的。

教书得来不易，我就教得格外认真。小时候，母亲教过书，姨妈也是教师，记忆中她们每天晚上备课，记忆中她们曾经说过，一堂课中，有半堂课需要由老师讲解，然后做习题，然后朗读，偶尔也抽查、默写。山乡里，教师缺乏，耕读小学的四名教师，主要教语文、算术。五年级教一点历史、地理和自然。其他课程诸如唱歌、体育，一律都是不教的。教这些干什么，老乡们说，上坡干活，跟着大人哼哼唱唱，嗓门好的自会唱山歌。至于体育，那更是多事，男女娃娃从小打猪草，爬坡上坎，学做农活，整天干活，哪不比体育强？我说这不一样，坚持把唱歌、体育列入课程，谁教呢？我。每天晚上，7点钟到7点15分，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儿童歌曲节目，一个星期教一首新歌，我打开半导体收音机（这东西在山寨上是稀罕物，只有知青才有），跟着收音机里学，学会了再在唱歌课上教学生。《小松树》《小小螺丝帽》《我是公社小社员》……一首首儿童歌曲，我记下歌词曲谱，然后教给学生。体育课也同样，我比照着学区发下来的广播体操示意图，回想着自己中小学里做过的广播体操，把比较复杂难做的舍掉，保留易学易懂易做的，一节一节教给学生。每个星期逢到上体育课和唱歌课的时候，总是小学校最热闹的时候，全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上大课，大大小小的娃娃跟着我一起唱歌，一起做广播操，大教室里喧腾的歌声，操场上大小娃儿的欢声笑语伴着哨子声，从山巅上传到周围的几个寨子，小学校显得生气勃勃。

几个月教下来，干农活时，赶场路上，晚上去老乡家里串门，都有老乡扯住我袖子说：还是你教书行！我问何以见得，老乡说，原来我家娃娃一背书包就喊肚子痛，回来不愿做作业，只晓得赶鸭子玩。现在不同了，回家第一件事就做作业，做完作业还唱歌，吃了晚饭还要教他的老奶奶做广播操，读书读得一家喜气洋洋。

说实话，我听了以后喜滋滋的。再加上学期终了，我教的五年级中好几个孩子升上了农中，于是乎，我就在寨邻乡亲们心目中成了一个好教师。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自吹自夸，关于这段教书生涯，我曾经写过两篇短文，一篇叫《一件往事》，一篇是《脚踏着祖国坚实的大地》。前一篇是散文，后一篇是在儿童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事后编辑让我整理成文的。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那就是在教书的同时，我也在接受着教育。正是因为天天和这些贫穷的、衣衫褴褛的娃娃们在一起，我的心才平静安然。在向他们传播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我总是从他们的生活形态，从他们的现状，想到栖息在祖国大地上的农民们。他们一年四季辛勤劳作，渴望的无非是温饱的生活。但他们就是如此艰辛，有时候温饱都还不能达到。我经常停下课程给孩子们讲，为什么贫穷？为什么富饶的山乡人们生活得如此清苦？就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文化。我自小读了很多书，我把读来的一些科学家、文学家追求知识、刻苦学习的故事讲给娃娃们听。他们眨巴着大眼睛，经常打断我的叙述，提出一些诸如“什么是面包”“什么是有轨电车”之类的问题。但是我看得出，他们是在认真地听。班上几个聪明的学生，一点也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差，算术一教就懂。初读四年级时，全班同学造句都经常出错，四年级学期结束时，他们人人都能写一篇语句通顺的作文了。

1982年，《蹉跎岁月》播出以后，中央电视台拍摄《叶辛的“蹉跎岁月”》的专题片，我和他们来到了庙上小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体育课，导演把孩子们做广播操的情形全拍了下来。当一天的拍摄结束以后，满寨的乡亲们站在寨门口送我，台阶上、土坝上、坝墙上、大树下站满了老少乡亲。导演说，他是在延安长大的干部子女，他多少年没见过这么感人的情形了。

1998年3月31日，是我插队落户三十年的纪念日，上海画报社编撰我的散文写真集《半世人生》，要补拍几张砂锅寨和小学校的照片，上海电视台风闻以后，特意组成了《叶辛回“家”》拍摄组，随同前往。那感人的一幕又出现了。同行者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感动得说不上话来。让我欣喜的是，原来在山巅上的小学校，终于搬到山下的坝子里来了，小学校现在建的地方，正是我们当年六个知识青年的自留地。“这样就好多了，至少风小得多了，娃娃们冬天可以少受一点凉了。”我说，“不过，这自留地是一块好田土啊！”学校老师说：“那还不是因为你在学校教过书，小学校搬到知青原先的自留地上，有一点纪念意义。”

我一时怔住，不知说什么好。是啊，一晃又是好多年过去了，但在这些年里，我从来没有和小学校和我插队的砂锅寨失去过联系。20世纪80年代，我在贵阳工作，我的学生中有的遇到包办婚姻，跑到贵阳向我求救，我打电话、写信，让当地干部做工作，不要干涉年轻人的追求，使得问题圆满解决。有当年的学生来贵阳，给我讲开发鸭子塘、开发后头坡、给寨子上农民引自来水的设想，我也要他们好好做规划，不要一口想喝下一大碗热稀饭，要一点一点搞。现在，这些设想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回山乡去之前，巧遇《上海故事》的主编，他们这几年刊物办得好，在计划今年的实事时，决定结合广告宣传，援助10位贫困山乡的小学生五年的学费。我揽下这件事，通过贵州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他们决定把这10个名额，全部给了我插队山乡的10位品学兼优的孩子，贵州省的大报小报全都刊登了这条消息，既宣传了《上海故事》，又为山乡扶了贫……可能正是由于这点点滴滴的小事，使我和插队落户的寨子，和我曾经任过教的小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代一代的寨邻乡亲，才会待我如他们自己人一样。

让我更觉欣慰的是，我当年教过的那一班学生中，男孩袁兴开就在砂锅寨小学教书。我报出一连串当年成绩优秀的学生名字，问及他们在干什么，袁兴开扳着指头一一告诉我：他们在这周围的学校教书，像你最喜欢的刘光秀，现在还是出名的优秀教师哩！

哦，山乡小学校，你的今天比我教书时的昨天好，你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铭记心头的往事

心头一直挂记着，砂锅寨该有一所更好的小学校。这一愿望，在2004年实现了。在上海企业家的支持下，我筹资35万元，在砂锅寨建起全国第一所春晖学校。2005年9月，由修文县政府命名的“叶辛春晖小学”举行落成典礼，消息见报之后，其他贫困山乡的人到上海来找我，说只要20万元，他们同样能建一所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小学。我坦诚地告诉他们，我做这件事，不是图名声，是因为我对砂锅寨，对这所我曾任教的小学，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的心头，始终铭记着一件虽小却永远忘不了的往事。

那是1972年，我在小学校里教书。

冬月将尽，地处川黔铁路制高点的久长地区，早早地飘飞起了凌毛毛。寒冽的西北风从峡谷里吹来，吼啸着掠过树林和山野，吹得人只想守在火塘边不挪窝。我像平时一样，早早地起了床以后，匆匆地喝了一杯自制豆浆，便赶往离寨一里多路的庙上小学校去。到了那个由尼姑庵改成的小学校里，四处都是冷冷清清的，一个人影也不见。我焦急地来回走了一圈，不由得恼火了。这是咋搞的呢？到了上课时间，不但学生一个没来，连其他几位教师也不露面。这样子教书和读书，教学质量怎么上得去啊！要晓得，在到小学校来任教以前，我曾向大队的干部保证，一定要送一批学生进公社中学去。因为在我们下乡前后的几年中，大队所属的几个寨子，不曾有一个娃娃进过中学。

烦恼急躁之中，我抓起那根冰冷的铁棍，狠命地敲击着垂吊在梁上的圆铁柱，“当、当、当”的响声，随着寒风飘向脚下的四个寨子。

8点3刻，来了第一个学生，随后四五十个学生娃娃陆陆续续地踏着泥泞的山路到学校里来了。直到9点半钟，学校里的大部分学生和几个老师总算到了。我那个班的学生娃娃，每人背着书包，提着火笼。这火笼，不是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用的那种高贵皮毛的护手火笼，更不是现在盛行一时的暖手炉，而是用破脸盆、破瓦罐、烂花盆穿几根铁丝做成的火笼。“噗噗”燃起的火苗上，架着几根干柴，烟雾弥漫了整个教室，熏得大家不住地咳嗽、揉眼睛。

天哪，这怎么上课？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的我，板着脸站在讲台上。学生们似乎并没注意我的情绪，只顾闹闹哄哄地打开书包，拿出一根根干柴，小心翼翼地架到火笼上，俯身呼呼地吹着。一瞬间，满教室都是吹火声，吹得柴灰飞扬，烟雾腾腾。

简直是乌烟瘴气！我恼极了，本来就迟到了，进了教室还这个样子。我一个箭步跃下讲台（原谅我那年只有22岁），对准第一排那个姓杨的11岁娃带来的破脸盆，一脚把它踢翻了。

大家被我这一粗暴行为骇住了，一个个呆痴痴地望着我。

我回到讲台上，准备开始一堂强调学习重要性的训话，刚把脑壳扬起来，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年龄稍大的女学生，朝着我连连摆手。我向她一瞪眼，她又用手指了指坐在前一排的一个男生。那是个14岁的娃娃，在五年级不算小了，光着脚板，穿一条褴褛的裤子，脸冻得发青。我愣住了。再看被我踢破脸盆的那个学生，吓得一边啜泣，一边哆哆嗦嗦地从书包里拿出书本、铅笔盒。他穿得更单薄，光脚板还沾着稀泥。我的目光向全班扫去，这些偏僻山寨上的娃娃，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儿。

我站在那儿，大睁着双眼，傻了！教室里的烟围裹着我们，我和学生们一起淌下了热泪。是啊，我们山乡的娃娃们，理该穿得暖暖和和，理该坐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可是他们穿得那么单薄，冬天还光着脚板。我虽然也穷，但我还穿着棉毛裤、毛绒裤，脚上还有一双棉鞋，可娃崽们……一刹那，我记起了很多事情：开学了，由于山乡外头的世界里在闹“文化大革命”，无数的纸张都被用来刷巨幅标语和大字报，而山寨小学校的课本却因此印不出来。课还得上，除了教生字，我还给学生讲高尔基的故事。讲到高尔基小时候在面包作坊里当学徒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把手举起来了，他们问：“老师，什么叫面包？”什么叫面包呢？自认为读过好多书有一点知识的我，却怎么比画也讲不明白。弄得我只好在春节回上海探亲时，给孩子们带去两个面包。还有一次，我病了，发烧到39.7度，孤零零地躺在茅屋里，无法起来煮饭吃。连续四天，一个14岁的学生，天天给我送来一暖瓶豆浆。在起不了床的那四天里，我就是靠这豆浆活过来的。他送豆浆来时，对我说：“老师，我们盼你快点好，到学校教我们……”

哦，我的脑子里涌起了那么多思绪，仿佛这时候才意识到我们教室四五扇窗子都没有玻璃，窗外连绵的山野萧瑟阴沉，枯枝残茎在随风抖动；我仿佛这时候才注意到我们的教室连门也没有，逢雨必漏，学生们要撑着伞上课；还有那些稍大一点的孩子，他们为干不尽的农活和琐碎的家务事所累，在赶来上学之前，往往都还在割草、推磨、挑粪、锄地，他们是愿意来读书的呀，他们是渴望学到知识的呀。我怎能责怪他们呢？我只怪自己在这萧条冷寂的环境里待久了，已经麻木了，才如此糊涂，才如此粗暴……

就是这么一件小小的往事，即使今天想起来，我的心头仍感觉到沉甸甸的，充满了负疚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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