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世界：熊秉元经济学十五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秉元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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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的世界：熊秉元经济学十五讲试读：

数年前，《时报周刊》的一位编辑请我写关于财税问题的时事评论。写了一两篇之后，我觉得时论有点像过眼云烟，不容易有保存价值。既然要花时间，为什么不写些趣味和层次比较高，从观念上探讨问题的文章？主意既定之后，就陆陆续续地写。一方面把这些知性短文登在报章杂志的副刊，另一方面上课当讲义发，作为讨论辩难的材料。登在报刊的文章回响不大，但是作为论对的材料却激起了很多涟漪。大学生、研究生、学校推广教育的学员都一再地告诉我，这些短文对他们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冲击，促使他们重新思索过去习以为常、视为当然的想法。慢慢地，他们觉察到自己在思考判断上的转变，自己一个人独处时也会感受到在脑海里琢磨问题的乐趣。

这种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转折，也对我产生了一些刺激，我曾不止一次地自问：自己的功能到底是什么？经过反反复复的斟酌之后，我现在的想法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既是一个“信差”，也是一个“创作者”。站在“信差”的立场，我试着把经济学的内涵认真深入、精确平实地传递给我的学生、听众、读者。站在“创作者”的立场，我希望能为经济学这个人文科学添增一点自己的心得和体会。而且，希望我的涓滴之功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被保留下来，成为文化资产的一部分。

就经济学而言，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已经有两百多年。在这两百多年里，有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学者投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也累积出非常可观的智慧结晶。而且，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探讨其他社会科学的领域，像法律、政治、社会，都已经有相当璀璨的成果。事实上，我的体会是，经济学（者）可以放弃“经济学”这个名词，而以最重要的几个分析概念建立一个体系完整，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社会科学”。

这本书里的这些短文，可以说就是由“经济学”过渡到“社会科学”的尝试。希望由这些短文里，读者能慢慢琢磨出一种一以贯之的“看事情的方法”。也希望读者在细细品味、反复咀嚼的过程里，能感受和分享我所曾经历过的智识上的惊奇和喜悦！第一章　‌经济学者眼中的世间百态

在社会科学里，常用‌“模型‌”来描述一个人在认知这个世界时所用的基本架构。无论模型是粗糙或精致，人都是根据它来认知自己生存的环境，并且决定自己的举止的。譬如，经济学者就是以“人是理性的，能思索；人是自利的，会设法增进自己的福祉”为基础，然后分析人的行为。如果恐龙回来了

‌《如果恐龙回来了》是儿子很喜欢的图画故事书之一。在这本适合三到六岁小朋友阅读的故事书里，恐龙庞大的身躯能发挥各式各样的功能。如果恐龙回来了，它可以让油漆工顺着它的背爬上屋顶去刷油漆；如果恐龙回来了，它可以在早上载爸爸去上班；如果恐龙回来了，它还可以伸长颈子好让小朋友把挂在树梢的风筝拿下来；如果恐龙回来了……

自己已经有许久许久没有看童话书了，初看这本‌《如果恐龙回来了》觉得有点好奇：为什么作者会想到以这个假设性的情节来说故事？作者期望或希望小朋友看了这本书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作者的用意。不过，对于我这样步入中年已经有一段时日的人来说，这本童话故事书确实有一点启示……

在社会科学里，常用‌“模型‌”来描述一个人在认知这个世界时所用的基本架构。譬如，对有些人来说，这个世界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的人则认为这个世界是‌“强凌弱、众欺寡”。无论模型如何，这些人都利用自己所相信的‌“模型‌”来观察、了解、阐释以及预测他所看到的现象。

当然，有些人的“模型‌”可能要复杂一些。譬如，不是“善有善报‌”，而是“通常善有善报，但是在某些情形下……”。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在描述人的社会时，则是运用更精致、更严谨的“模型‌”。譬如，经济学者就是以“人是理性的，能思索；人是自利的，会设法增进自己的福祉‌”为基础，然后分析人的行为。社会学者则是从家庭、族群、风俗、礼仪这些角度来探讨人的行为。但是，无论是粗糙或精致，人都是根据自己（可能是潜意识里）的模型来认知自己生存的环境，并且决定自己的举止的。‌模型的功能除了在解释现象之外，（为什么政治人物多的是热情、豪情，但少的却是友情、真情？为什么会闹的孩子有糖吃？）重要的是还要能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也就是说，模型除了是安身立命的凭借之外，还是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时能自求多福的法宝。

要判断模型的‌解释能力如何，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模型去检验各种实际现象，看看模型所认定的能不能和实际现象互相呼应。可是，解释能力毕竟只是对现状的阐释，既然未来的环境里充满了各种可能的变化，所以，模型的预测能力如何，还必须以其他的方式来评估。

目前的现象当然是由很多条件所构成，如果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不论是基于内在或外在的因素——那么，根据模型，条件改变之后的“新世界”会是如何呢？在那个“新世界”里，模型是不是还有解释力呢？（如果世界上的坏人愈来愈多，‌“善有善报‌”的模型还成立吗？）以一种‌“假设性的情况‌”来测试模型，不但能考验模型的韧性，还能促使模型更简洁精致。愈能经得起假设性情况试炼的模型，显然愈能应付变动不居、充满不可知的世界。

如果恐龙回来了，它可以伸长脖子帮小朋友衔回掉在水里的皮球。如果有独裁野心的政客回来了，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大家又该怎么办？如果民主政治变成集体分赃，又是如何？如果……只以成败论英雄？

为什么运动会里发给各项运动的前三名金银铜牌，而不是依跳得多高、跑得多快、掷得多远给奖？为什么有些工作是“按时计酬‌”，像快餐店里的服务员；有些工作却是“按件计酬‌”，像外务员推销商品；而又有些工作是“按位阶计酬”，像公教人员的职等年资？为什么公司总经理的薪水比副总经理的薪水高出好多倍，虽然两个人实际上对公司的贡献并不见得有数倍之差？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罗森（Sherwin‌ Rosen）教授在198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上面的这些问题。有趣的是，罗森教授曾到台湾访问，谈到他那篇已经算是经典之作时，他稍带腼腆地道出当初写那篇论文的动机。当时他接受一个学术单位的委托，想研究在政治过程里，那些政治人物所面临的“报酬结构‌”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决定的。

其实，不管工作性质是什么，最理想的报酬方式应该是根据一个人‌“投入‌”的多少来支付。一分耕耘应该有一分收获。但是，一个人到底投入多少的心力，往往是很难掌握的资料：即使坐在办公桌前看了八个小时公文，也可能全是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即使在外面跑外务一整天，可能全花在走马观花或宰予昼寝上。相反，由‌“产出‌”也就是“结果”来判断，有时候反而容易一些：不管看公文多么用心或不用心，办出来的公文件数和质量是看得到的。不管在外面跑了多久，推销了几件货品是算得出的！

因此，如果能很轻易地掌握‌投入的多少，当然可以依投入计酬。可是，当根据‌投入给付报酬的理想不可得时，只好退而求其次地根据结果来计酬。

然而，根据‌结果来赏罚也有问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结果。好的结果不一定是由于个人的努力，坏的结果也不一定是个人的过失：沿街推销百科全书时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卖了一大堆书，但也可能费尽唇舌而一无所获。所以，当‌结果受到一些外在的而自己又无法控制的因素所左右时，完全根据‌结果‌付酬就不一定是好办法。这时候结合‌“投入‌”和“产出‌”——底薪加分红——可能会好一些。

要克服“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让大家面对同样（不可知）的环境，然后以‌竞赛的方式，根据最后的相对高下给付报酬。因为参与的人面对同样的环境，受到同样的影响（干扰）。因此，可以根据最后的结果来间接地推断评估每人到底付出多少的心血。而且，竞赛的好处是能诱使参与者做最多和最大的投入——因为我知道其他人会尽力去争取最后的奖赏，所以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为了使参与者在一连串的竞赛里保持高度的投入，最后的大奖一定是要光彩耀目，要远远超过第二名。因此，总经理的待遇要远超过副总经理，总统的风光要远胜于副总统。这倒不全是因为总经理和总统的责任或能力要远超过副总经理和副总统——他们只是一线之隔，随时可以接手——这种差别的目的，主要是在诱使所有的参与者，从最基层的竞赛开始，都能全心全意地一直朝最后的那个大奖努力。

当然，罗森教授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竞赛‌这种报酬结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会认为，竞赛过程本身所引发参与者奋力向上的斗志，以及旁观者由悬疑、紧张、刺激中所得到的满足，或许是‌竞赛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吧！永恒的试炼

前几天上课时提到，在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里，“选择‌”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几乎就是由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选择‌所构成。

没等我停下来，台上的同学已经举手发问：“以前听别人讲笑话，说如果一个男人陪妈妈和太太去划船，结果船翻了，而两个女人都不会游泳。这时候这个男人应该救自己的妈妈，还是救自己的太太？太太可以再娶，而妈妈只有一个，怎么做选择？”“现在真的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一家四口除了先生略有小伤之外，其余三人——孩子、太太、妈妈都被夹在已经扭曲变形的车子里，而且都受了重伤。这时候先生要先救谁？”

发问的同学一脸诚恳，所以我想他不是在讲笑话。我还没开口，一位在大学时学法律的同学自告奋勇，提出他的见解：“他去救哪一个应该都无所谓。不过，根据刑法第××条，如果他三个都不救，那他就犯了刑法上的遗弃罪！”

读法律的人有点幸运，任何事情都可以搬出法律规定当作‌“参考坐标‌”。符合规定的就合法，不符合规定的就是违法。我脑海里还没有想到，从经济学的观点该怎么看这个‌“选择‌”的问题。不过，我却想到以前看过的一则报道：

‌“二战时，纳粹处心积虑地要借‘种族净化’之名铲除犹太人。有一天，盖世太保拦住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他们两名稚龄、刚懂事的子女。盖世太保拿枪指着两个小孩，对他们的父母说：两名小孩之中必须留下一名，另一名可以跟父母离开。‌“年轻的父母知道留下的子女一定凶多吉少，可是又不得不选。两人在惊慌、恐惧、生死、得失的纠缠下，终于选了他们所希望能保有的子女。他们转过身去，背对着另外那位就要被带走的子女，因为他们不敢去面对孩子眼中那种被遗弃、绝望无助的眼神！‌”

即使我只是在描述千里之外、过去所发生的一件事，我还是觉得情感上很受震撼。不过，我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讲完故事残酷的结尾：“等年轻父母做出困难的抉择而浑身颤栗不已之际，盖世太保收起枪支，不怀好意地冷冷丢出一句：‘刚才是和你们开玩笑的，你们走吧！’“年轻的父母悲喜交集。他们抱住另外那名子女，但却不知道以后一辈子要怎样面对自己，面对这个曾经被自己狠心遗弃的子女！”

我讲完之后，教室里静默了好一阵。然后，一位显然对生命比较有体验的同学开口说话：‌“不论是面对要救孩子、太太、妈妈的选择，或者面对要放弃哪一个子女的选择，只要当时心里很坦然，怎么选择都好。而且，即使事后发觉选错了，或发觉被戏弄了，也无须后悔和懊恼。生命里的考验本来都是充满不确定和不可知的，能问心无愧最重要。‌”

这段话讲得很好。虽然我知道在学理上这段话是指“在个别事件上论对是非并不好，找出一个能一以贯之的规则比较重要‌”。不过，生活的智慧并不一定要用学术上的术语来表达，所以我就默不作声。

这时突然有人冒出了一句：‌“如果要我在两个子女之间选一个，我会让他们自己猜拳决定！”这句话一出，其他人笑出声来，冲淡了方才凝重的气氛。不过，我心里想，猜拳也许真是一个好办法，可是幸好我们不需要接受那种残酷的试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研究所教课时讨论到一个经济观念，专有名词是‌“优势概率特性‌”。这个观念很有意思。譬如说，农作物每年的收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受到气候、虫害等因素的影响。可是，虽然收获量出现丰收或歉收的情形都有，但机会较小。最常出现的还是不多不少的收成。所以，收获物的多少就呈现一种像钟形一样的常态分配。

有趣的是‌“人”的因素对这个‌“钟形分配‌”的影响。如果耕种者在除草、施肥、灌溉、防虫、驱鸟这些事上花费多一点的气力，那么这个“钟形分配‌”会慢慢变形，而且是往右边扭曲。也就是说，当耕种者投入更多的时间气力时，出现好收成的概率会增大，出现坏收成的概率会减小。这就是所谓的“‌优势概率特性”。

把这个观念用数学符号定义，再画图说明之后，我问研究生：“能不能举一些社会上的实际现象来反映这个观念。”研究生们个个不笑也不答。我点名问了几个人，大学念数学系的一个学生沉吟了一下，说：“如果一个赌场作弊，用灌了铅的骰子诈赌的话，那么虽然赌场还是可能会输钱，但赢钱的机会显然增加。”

我说，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里也有很多现象可以用这个观念来解释，能不能随便举几个例子。又问一位研究生，她考虑一阵，说：“还是赌场的骰子。”我反问了一句：“赌场是你‘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吗？”

研究生们听了吃吃地笑出声来，我只好自问自答。

读书和考试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多花时间在课业上，考试时虽然还是有可能因为其他（试题难易、身体状况等）因素而得到不好‌的成绩，但显然得到‌好成绩的概率会增加。追异性朋友也是一样。多下功夫不一定会如愿以偿，还是可能被淘汰出局。但下的功夫愈多，‌成功‌的机会显然愈大。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每一件事不都几乎是符合‌优势概率特性‌的吗？求学、工作、婚姻、生活、事业，都是如此。你付出的多，并不保证你会成功，你还是可能跌得鼻青脸肿、费力不讨好。但是，当你付出的努力愈多时，你赢的机会自然也愈大。一言以蔽之，优势概率特性表示：一分耕耘不一定有一分收获，但是一分耕耘‌比较可能有一分收获。

进一步地想，‌优势概率特性还有另一层的含义。虽然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虽然有志者多半事竟成，但是，即使付出的心血再多，还是有可能种瓜得豆、欲益反损。即使父母对子女的照顾无微不至，对子女的未来赋予无穷的期（厚）望，但是，当子女长大之后，还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完全和你的希望相反的模样。因此，一旦出现“坏收成”，造成‌收获和付出不成比例，在心情上也就无须太难过、太悲伤，甚至过分地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因为出现“坏收成”的概率永远存在！

既然投入的心血再多，还是有可能付诸东流、一无所得，这么一联想，是不是表示干脆就随兴所至，无可无不可？反正付出再多还是可能一事无成，所以也不需特别在意。这也不尽然！‌优势概率特性意味的是：当你愈努力，你得到“好收成”的机会也愈大。而且，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付出‌多一点的努力、心血，隐含着一种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收获。所以，即使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好，在付出和努力的过程中对自己所产生的刺激、‌挑战，也许就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吧！

研究生们听了表情不一，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过，想到老师的付出‌和学生的‌收获‌也是符合优势概率特性的，我心里就觉得稍微坦然一些。“基本需要”与“品位”之间

过去在美国读书时，曾经当过贝克曼（Martin‌ J. Beckmann）教授的助教。贝克曼教授是德裔美国人，他往返美国和德国之间讲学，在区域经济学界有相当的分量。

贝克曼教授年过六十，有点心不在焉。有一次他走进课堂，开始上课。讲了半个小时之后，发现学生似乎毫无反应。所以，他讲了个笑话，希望振奋一下学生的情绪。结果，学生还是纹丝不动。搞了半天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在用德语对一群美国学生讲课！

他虽然外表上有点漫不经心，但学问很扎实。有一次他提到曾经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析一个普通、成年的美国人一天里正常的饮食。他发现，为了摄取足够的热量和营养，如果只购买最便宜的食物像马铃薯、苹果、面包、奶油等等，那么，一个人一天大约只要花美金一块多就够了。

文章刊登之后，报上的读者投书和评论一片嘲讽，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只购买那些最便宜的‌消费组合，经济学家真是枯燥无味、了无情趣！

贝克曼教授在课堂上有点委屈地说，读者误解了他的本意。他的用意是，虽然一个人一天只要花一块多就可以买到所有他需要的营养，可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这么做。这正好反映人的‌品位是多么的重要——人愿意为自己的好恶取舍‌多付出许多许多。

贝克曼教授‌“人为自己的品位而活”的观点确实很发人深省。

除了饮食之外，人在生活其他面向上有哪一点是达到‌基本需要‌就了事的？老实说，衣服其实只要有两套就够了，一套穿在身上，一套洗。可是，有谁喜欢只有两套衣服？在“行”的方面，有谁的轿车是纯粹的“阳春车”？哪一部车里没有一些额外的配备，谁的车子里没有一些摆设装饰？以“住”来说，不论是租别人的房子或住自己的房子，有谁的卧室是像军营里的上下铺或行军床？有谁的客厅里没有一些书籍、洋酒、音响、电视、盆景、茶具之类的东西？因此，人虽然可以过得很简单朴素，但绝大部分的人事实上都很复杂奢侈。而且，仔细想想，音乐、美术、诗词、歌赋，都是属于基本生活‌之外的东西。人‌可以没有这些东西而活，但是那种仅仅是肉体上蔽体果腹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某种意义来说，“简单朴素‌”和“复杂奢侈‌”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正反映了人所拥有的自由。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表示人已经挣脱了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再处于衣食仅足以蔽体果腹的阶段。另一方面，这种差距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已经处于某种彼此尊重、彼此容忍，甚至彼此欣赏的情况，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或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百花齐放、各擅胜场的景象。因此，愈能容许一个人追求自己品位的社会，很可能就是文明程度愈高的社会！

其实，稍微联想一下，“环保和经济发展”的争议在本质上不也和生活品位有关吗？各种形式的宣传包装当然会制造垃圾，因此在理论上都可以避免。然而，生活的情趣不就在于那些‌基本要素‌之外的东西吗？有谁喜欢收到一束废报纸包装的鲜花？有谁喜欢每天穿着面粉袋一样的衣服，一成不变？

不知道贝克曼教授是怎么想‌“自由和文明”‌“环保与经济发展”之类的问题。不过，据说他很讲究生活的品位，每餐都要有红酒点缀，而且是要指定厂牌的德国红酒。A和B之间

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教授在大学里主修的是法律，毕业之后又修过一些东亚关系的课程。二战结束没多久，他被派到美国驻天津的领事馆服务。工作之余，他四处游历，接触当地的风土人情。因为他个性爽朗，有敏锐的观察力，再加上好学深思、不含成见，所以没多久他就变成了一个还不错的“中国通”。

塔洛克教授在进进出出天津的租界时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租界里的房子都比租界外的房子高。由租界里往外走，一到租界边上，所有的房子都像被锯子锯过似的矮了一截。租界里也比租界外整洁，租界外的中国人都想往租界里搬。而且，租界里的中国人似乎都比较有钱。塔洛克发现这些人并不都是因为有钱才能搬进租界，而是搬进租界之后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生意都做得比较大、比较成功。

塔氏觉得很困惑，为什么租界里外有这么大的差别。如果说是因为租界里的这些“洋鬼子”创造（维持）了一个比较有章法的社会秩序，所以里面的中国人比较能人尽其才地自求多福，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没有发展出这样的环境呢？塔洛克教授更进一步地想：为什么中国人在文学、艺术上有极其精致璀璨、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一般人民又都很勤奋务实，可是却没有发展出一套典章制度能让大家同谋其利？其实，并不只是中国如此，印度也是一样。印度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上的成就非常可观，绝不输给任何民族。但是，绝大部分的印度人却都是在贫困里生老病死。而且，印度社会里种族之间、种族之内的争夺倾轧似乎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一点都没有变好的迹象。

为什么呢？为什么分开来看中国人（印度人）个个都既聪明，又有勤劳、坚忍的美德，但合在一起却成了一群“丑陋的中国人‌”？柏杨、龙应台对社会现象的刻画鞭辟入里、痛快淋漓，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酱缸文化‌”的荒谬可笑和‌“台北市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但是，我们在“深获我心‌”“大呼过瘾‌”之余却也是思之凄哽、不能自已——因为我们就置身其中，因为我们自己也（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人类学家陈其南教授在一次演讲里指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确实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一般的讨论往往只是在指责现状，也就是只在‌“A”和“非A‌”上打转，而不是提出一个比较好的“B”来取而代之。想得更深刻一些，我们都承认中国人身上存在问题，我们也都知道现状不理想。但是，往后看，我们该探究‌为什么中国人会变得如此“丑陋”，是哪些因素使你我变成如此模样。往前看，我们该思索的是‌怎么样‌可以使中国人变得比较“不丑陋”，通过哪些具体可行的手段可以使你我（或你我的子孙）变得比较“不丑陋”一些。

塔洛克教授回到美国后，因缘际会下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Jr.）一起研究，两个人联手开创了一门新的研究领域（布坎南还因此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一本论文集里，塔氏重提他在天津的经历。但是，对于‌“中国人很聪明勤奋，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很穷‌”这个问题，他还没有找出答案，也还在继续思索……第二章　‌入境问俗

规矩习惯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经济结构，但不必然是‌“吃人的礼教‌”。规矩习惯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提高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效率，减少‌“交易成本‌”。换句话说，规矩习惯有润滑的作用。而规矩习惯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现代社会，以知识判断是非的成分增加，以经验揣测祸福的成分减少。盖反的印章

前几天出公差，去改基层金融特考的试卷。我随身只带了红笔和私章。每改完一个封套里所有的试卷，再一口气在所有的试卷封面上盖私章。

有一次盖章时，忘了先看看印章上名字的方向，连盖两份卷子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名字上下颠倒。我稍微踌躇，不知道该不该划去颠倒的名字再盖一次……

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为什么印章盖反了会觉得不对，认为名字“应该‌”头上脚下？盖章的目的不是只在于表明身份，以示负责吗？难道头下脚上就看不出是谁了吗？大不了把试卷上下一转，不还是能看清楚盖章的是谁！难道法律上有规定，盖章一定要头上脚下吗？

仔细想想，由盖印章这件小事上还真能得出一些有趣的体会。

在群居的社会里，会慢慢地发展出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礼仪、规矩。对外人来说，这些风俗习惯、礼仪规矩有的很奇怪、有的似乎很荒谬。但是，只要稍加思索，都可以体会琢磨出它们的意义所在。这些成文或不成文的想法、做法，目的都是使这个社会的人能驱祸避害，进而自求多福。因此，靠海的社会往往培养子弟和大自然搏斗的韧性；经常有敌国外患的社会在养育子弟时会强调在精神上要独立自主、不依赖亲人；爱斯基摩人在冰天雪地里散落而居，所以血缘亲戚之间的关系很淡薄，但是在传统里却发展出一种观念，就是鼓励对患难中的陌生人施以援手——在那种艰困险恶的环境里发生急难时，亲人不一定在附近，当然只好求助刚好在场的陌生人。人类学家甚至发现，有某一部族的人坚信：如果在赶往市集的途中，就把自己袋子里的“商品‌”卖给遇上的路人，会有灾难临头。稍稍沉吟，这不过是希望大家把商品都带到市集上然后再交易罢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习俗礼仪最后都产生了正面的功能。在很多社会里传统上重男轻女，因此女性没有机会受教育，更没有机会和男性一样一展所长。这对女性自己和社会整体，可以说都是极为可观的损失和浪费。社会学者也曾经报道过，有一个非洲部落奉行一种传统：当族人过世之后，其他的人会把死者所有的财产遗物收集在一起，然后放火焚化。因为流传已久，所以这个传统的原始目的已经不可考。也许这么做可以避免财富慢慢集中而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但是，这种传统显而易见的后果是资本不能累积，形成对工商业发展的阻碍。

就以用印来说，外国人不用印章，一向以个人的签名为准，不知省下了多少的麻烦，也没有什么缺失。中国人认章不认人，一切以印章为准。不但形成一个刻章制印的（小）行业，还繁衍出金石铭刻的艺术和学问。然而，因为用印章所带来的困扰和不便，几千年累积下来不知又浪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一阵迟疑之后，我终究没有让我的名字头下脚上。我重新盖了两个章，免得回家之后被电话通知再来补盖修正。不过，我一边把剩下的考卷盖完，一边怀疑自己向传统流俗低头是不是也表示自己已经开始老了……为什么不能用红笔填提款单？

常常看到有些散文作家对路旁的小花或沉睡的婴儿表示赞叹和感动，认为能从这些小地方上体会出生命的奥妙。其实，不只是小花和婴儿，由我们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只要稍稍思索，几乎都能琢磨出一些对神奇和脆弱的“人”深刻而细致的认识。

几年前有一次到邮局去提款，身上刚好只有一支红笔（好为人师惯了，可以随时校正别人的错误），就用红笔填了提款单。柜台小姐拿到单子一看，说不能用红笔填，要我再写一张。我问她为什么红笔不行，看得清楚不就行了吗？她说规定如此，一定要我再填一张，否则不受理。我的脾气来了，要她把规定拿出来。旁边的行员纷纷过来帮腔，说大专联考也规定不能用红笔作答等等。我说考试是怕透露身份和干扰批阅，所以不能用红笔，提款有什么顾虑。我的声音愈来愈大，支局的主管出面打圆场。他觉得用红笔写提款单很少见，‌“好像”不太对。可是，他也不能确定法规里有没有规定不能用红笔。我请他打电话到邮政总局的法规室去查。

我气呼呼地站在窗口，几分钟之后，主管略带腼腆地走过来说，邮政法规上没有规定不能用红笔写，所以我不需要另外再写一张。不过，他说，请我下次还是用蓝色或黑色的笔写，他们比较‌“心安‌”一些。

当时只觉得痛快，心神气爽。平常受够了邮局的气，这下总算一清宿怨。可是，当时却并没有仔细去想这件事背后的含义。等到后来读制度经济学里的一些文献，才慢慢体会出一点道理。

当一个人自处的时候，往往会养成某些习惯。譬如早上出门前先照镜子整理仪容，晚上散步顺便把垃圾拿出去丢等等。不论这些习惯是大是小、是好是坏，背后的功能其实都是一样的，养成这些习惯的目的都是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顺畅一些。

人多的时候也会发展出一些规矩、风俗、习惯。譬如，狭桥相逢，过往双方都靠右走。或者，到市场买东西时，先到先服务，而不是依买的多少或年龄大小来排先后。不论这些做法是什么，只要大部分的人都接受、都遵守，也都对违规者加以谴责约束，这些规矩、习惯、风俗就能被维系、被保存和被延续。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些‌“传统‌”只是约定俗成，而没有道德是非上的高下。所以，在我们这里大家开车靠右行，在英国大家靠左行；在我们这里大家先付小费给导游和游览车司机，在美国是旅程结束后才给。不管怎么做，只要大家都依样画葫芦，往往就能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当大家都对这些传统奉行不渝、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些传统很可能就慢慢地有了一些道德上的内涵：照传统行事的是安分守己，不循传统的是找麻烦、捣蛋、居心叵测。因为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为不但对其他人是一种信念和心理上的刺激和冲击，而且还可能造成干扰和破坏（想想在大排长龙买票的队伍里有人突然插队，或高速公路上有人开始蛇行的例子）。所以，对于“反传统”的行为在道德上加以臧否，其实是很正常的。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日积月累之后，某些传统也可能成为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仪式‌”。原来的功能已经式微或消失，但表面上的形式还是被维持着。这时候这种仪式化的传统不但不能增进众人的福祉，反而可能纯粹是耗费精神物力，甚至妨碍社会的进步，想想“父母在不远游‌”和“安土重迁‌”的意义。

用红笔写提款单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就像婴儿和小花一样，重要的是它背后的含义。当然，比起婴儿和小花，用红笔写提款单所隐含的社会意义恐怕要深远得多吧！价值的凝结

前几天在教员休息室里看报纸时和其他几位老师闲聊了起来，不知怎么扯到大学教育收费的问题。几个人似乎都赞成应该提高学费，符合使用者付费的精神。坐在旁边的一位老师突然笑着插了一句：“你们留美的人大概都赞成高学费政策。可是，我过去在德国留学，我很清楚，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认为大学教育的经费应该由国家负担！”

既然正反的意见都有，而且只是闲聊，就换到别的话题上去。不过，那位留德老师的话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去。

在美国社会里，非常强调个人价值。一个人独立自主的权利要受到绝对的尊重。所以，法律上对个人的思想、言论，乃至于隐私的保障都很周密。当然，对个人权利尊重的同时也隐含着个人必须积极地负起自己的责任。初等和中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由政府（也就是一般纳税人）负担成本当然说得过去。可是，大专以上的教育并不是必需的，一个人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好。因此，如果一个人选择要继续接受教育，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条件，那么，这种追求的成本当然应该自己负担，而不应该让一般纳税人负担。高学费政策反映个人责任，合情合理。

德国社会里的低学费政策想来也有道理。如果一般人相信在个人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价值，而且是由国家以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来实现这些价值，那么，只要一般人民相信政府有办教育以培养下一代的责任，由政府出钱来办高等教育并没有什么不好。对于那些没有继续读大学的子弟，政府还是会在就业等其他方面照顾他们。所以，低学费政策几乎是理所当然。

同样是大学教育，在两个社会里可以有非常不同、几乎是南辕北辙的取舍。显然，一件事的是非曲直并没有绝对的准则，而要视环境而定。而且，仔细想想，决定善恶良否最重要的准则还是环境里的大多数人怎么想。在美国，大多数人觉得自己付钱受教育是应该的，所以高等教育就“使用者付费”。在德国，大部分人认为政府有育民化民的责任，所以高等教育就由政府出钱。两种做法有天壤之别，但都反映了各自环境里的特色，也都和各自环境里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吻合。

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社会里，对‌“个人‌”和“政府‌”这两者在认知和观念上的差别当然绝不限于在高等教育收费标准这件事上，在其他有关于个人的权利义务、政府的权利义务，乃至于一般人生活里大大小小的各个面向上，都有明显的差别。所以，观念会影响到制度的设计和取舍，而制度的精神又会影响到观念的塑造和延续。观念和制度彼此支持，也彼此配合。

既然观念和制度是彼此呼应的，而观念和制度的形成凝结都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对于一个正在变动和成长的社会来说，也许重要的是要多花些时间、心力去反省、去检讨，如何能让自己这个社会里的观念和制度彼此协调、互相与援，而不是不断地花心思去模仿、采撷，甚至断章取义、生吞活剥地抄袭其他社会的观念和制度。

上一次坐飞机时看到机内杂志里的一则趣闻：在德国，父母为新生子女取的名字必须要得到政府的核准，最近德国政府驳回了一对夫妇的申请，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上帝‌”。同一本杂志里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美国年轻人把国旗缝成短裤穿在身上……制度的基础

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利的，而且人是有理性的。因此，人会借着他（不完美）的理性去追求自己的福祉。在这个趋福避祸的过程里，人当然会借着采取某些做法，或设计某种安排，使这个过程容易一些。“制度‌”可以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通过某种制度，人可以兴利除害。所以，婚姻制度的男主外女主内（或相反）是‌“分工‌”，彼此扶持是‌“保险‌”，生育繁衍是‌“投资‌”和“储蓄‌”。

不论制度的形式和范围如何，任何制度在本质上可以说都是一种‌工具，是人（或人们）设计或采纳以求增进福祉的媒介。既然是工具，当然是可以‌被改变和被调整的。制度的出现、演进乃至消逝，就是看环境里对这个制度需要和依赖的程度而定。

制度是累积的。这有两层意义：一方面，制度会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跟着调整；另一方面，制度一旦建立而且能发挥作用，那么，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地发展其他的制度。而且，基础愈扎实、愈广泛，就愈能衍生出更繁复精致的‌“新制度”。以所得税和相关的一些制度为例，在比较粗糙的经济体系里，只有片断零碎的交易记录，因此不太可能课所得税，而多半是对财产课税。当经济活动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之后，才可能针对年度所得课税。而且，只有当各种数据的记载更周密时，才能采取薪资扣缴的做法。在薪资扣缴这种做法建立之后，还可以利用同样的资料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依据。金融市场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数据作为信用评估和授信的基础。一个人的信用数据更可以进一步地成为个人在谋职、借贷、购买房屋或汽车时的参考佐证数据。

制度与制度之间是一种彼此依存的关系。某个制度能够发挥作用，是依赖其他制度的配合支持。同时，这个制度本身也成为配合和支持其他制度的力量。既然制度是一种工具，所以制度本身隐含的就是一种“功能‌”，也就是‌“价值‌”的产生。通过制度的建立和运用，人类增加了自己所能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所以，制度的范围愈广、层级愈厚，表示人的自由度愈高，所能成就的事情也愈多。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必然拥有繁复庞杂的制度结构。

最近到美国一趟，参观访问一些金融机构，就深深体会到这种‌“制度之上再建制度，价值之上创造价值”，由制度堆砌成金字塔的现象……

美国的金融市场相当发达，所以衍生出很多繁复的金融产品。譬如，由十数个到数十个商业银行共同出资，另外成立一个银行。再由这个新银行专门提供某些特别的融资。新成立的银行独立运作，组织的形式可以是营利性或非营利性，贷款融资也循正常的程序评估审核。还有，小银行可以先贷款给十数百个个别的客户，然后，再把这些贷款“捆成一束‌”转卖给一个较大的银行。小银行少赚一两个百分点的利息，但同时也减少了自己承担的风险。大银行不需要直接介入地区性的市场，但可以以自己庞大的资产做基础，借着发挥“保险公司‌”的功能而赚取那一两个百分点的利息。大银行汇集一些‌“贷款束”之后，可以再转卖给更大的银行。这个过程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无利可图为止。

回顾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典章制度有多繁复呢？又积累得有多深厚呢？相对绝对的绝对

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在得奖之后，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接受世界各地的邀请，云游四海地传播他所创学门“公共选择”的教义。其间，他曾到夏威夷大学做过一系列的演讲，其中一篇讲词的题目是‌《相对绝对的绝对》。

在这篇讲稿里，布坎南用很多日常生活的例子来阐释一个他认为很重要的观念。

每个人早上起床之后，大多会习惯性地刷牙洗脸如厕（或如厕洗脸刷牙）。穿衣出门后，也多会遵循数（十）年如一日同样的路线上班上学。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上，也不自觉地会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取舍。客观看来，这些生活上的习惯可以说是人有意识或无意愿所选择的“规则‌”。这些大大小小规则的作用，在于使人能够更迅速有效地行动。因为能不假思索地做某些事，所以可以省下气力时间精神去应付生活里其他比较困难复杂的事。“规则‌”当然隐含着某种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种“僵固性”，比较没有弹性，没有变化。每天看同样的报纸，就失去了享受看其他报纸趣味的机会；坚持滴酒不沾、不打麻将，也少了体验另一种生活情趣的可能。不过，得失总是相对的，按规则照章行事的好处就在于能明确无误地因应取舍。所以，权衡斟酌之后，也许‌“规则化”的做法是得大于失。

按‌规则行事当然也隐含着一种‌“限制‌”，因为按照规则，就不能（不会）去做规则之外的事。不过，既然这些‌规则‌是一个人的抉择，所以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更动调整的。即使是更僵硬而没有弹性的限制——‌一个受了专业训练的技师、从事一项高度特殊的工作——也并不是绝对的。只要愿意负担成本，人总是可以挣脱限制自求多福——中年转业是困难，但不是不可能。

因此，“相对绝对的绝对”蕴含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即使是最僵硬、庄严、凝重的宪法，也只是“相对绝对的绝对”。随着时空的递移，一个社会可以而且应该试着调整宪政规章，以因应环境的变迁。对于民主政治运作所呈现出来的病症，社会成员甚至更应该画地自限、作茧自缚，有意识地采纳一些具有“相对绝对的绝对”这种特性的限制。

其实，布坎南的观点还可做进一步引申。规则指的不一定是对行为的约束，道德和伦理上的规范也是限制。对个人而言，诚实、善良、乐于助人、乐天知命都是观念上的规则和限制。对社会而言，守法、公正、负责尽职、忠勇爱国等等，也都有规范行为举止、希望能发挥自求多福和利己利人的作用。因此，‌“价值观”本身就是一种规则，也当然是一套可以与时俱进的观念。

事实上，价值观念更具有提供“参考点”的功能。不论是个人在决定自己的行为取舍，或是社会在裁量政策上的兴革存废，都会以自己或社会所接受的价值作为参考坐标。根据这个参考坐标上所显示和隐含的利弊良窳、善恶美丑，个人和社会才能因应源源不绝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如果‌“价值‌”是一种参考坐标，那么，由各种价值取舍通过市场交易的汇集撮合，最后所呈现出来的千千万万个“价格‌”是不是更是触目可见、俯首可拾的参考点？还有，如果价值是一种限制，价格是不是也是另一种限制呢？价格是不是也具有‌“相对绝对的绝对”这种特性？在法律和规矩之外

社会问题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产生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不会有所谓的社会问题。当鲁滨孙漂流到孤岛上的时候，他可以唯我独尊、夜郎自大，可以随兴所至、为所欲为。因为不和其他的人发生互动的关系，也就没有摩擦、妥协、争议、合作，当然也就不需要任何典章制度来规范或约束行为。

在摩肩接踵、往来繁杂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复杂，人类的交往借着各种媒介（或机能）而达成。笑容传递善意喜悦，文字表达思想意念，金钱往来促成交易，法令规章约束行为。以金钱完成的交易往往是在市场里进行，而最令人向往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交易的双方都没有垄断力，都不能影响价格。价格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借着调节供需而决定。在其他性质的市场里，交易也都是在买卖双方自由的意志下达成，高低并无限制。相较之下，法律对行为的规范，可以说刚好是和“价格由买卖双方自由决定”构成极端的对比。法律所界定的尺度是绝对的，不依交往双方的身份而异。法律也设定了人际关系的底线，逾越底线的行为或不行为都要受到劝诫或矫正。一言以蔽之，以价格完成的交易是自由意志的反映，而法律则界定了行为的疆界。

人与人之间行为受到价格和法律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是以金钱（或价格）为媒介的交换行为只占人类诸多互动关系的一小部分。受法令规章约束的行为也是如此。大部分的互动交往是靠一般人接受的风俗习惯、规矩传统来达成。而这些规矩习惯，则有赖于人与人间彼此的信任和基本的善意来维系。邻居之间的守望相助和价格无关，师生之间的授业解惑也不能全靠法令的规范。朋友往还时礼尚往来是习惯，觥筹交错时先敬主人长者是规矩，都无关于价格或法律。

规矩习惯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经济结构，但不必然是“吃人的礼教”（规矩指方圆，可以不含价值判断）。规矩习惯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提高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效率，减少‌“交易成本‌”。换句话说，规矩习惯有润滑的作用。假设两辆车子在一条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会车，如果不谈规矩习惯，我们不知道两辆车各自会采取什么措施。但是，因为有习惯规矩，我们知道：如果你是在英国，你该靠左；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你该靠右边。因为有规矩习惯，两车可以顺利会车。在农业社会，年长者受到礼让，这是规矩。因为他们能根据岁月累积下的经验指引方向、提供智慧，而村落部族也得以在灾连祸结里趋吉避凶。在现代社会，以知识判断是非的成分增加，以经验揣测祸福的成分减少。社会的规矩习惯里对年长者的尊奉已大不如从前，真可以说是有以致之。

规矩习惯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成为规矩习惯，这些行为或做法一定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为相当多数的人所接受而形成。因此，规矩习惯必然不是走在时代的尖端，而是在时尚的波折起伏下沉淀累积。打断总统的话、直呼其名不一定违法。在议事场里拔麦克风、掀主席台，别人也莫可奈何。但是，在施与受之间，在取与舍之间，却不能不叫人俯首沉思：这些只是波涛起伏时冲激出的浪花，很快地就随风飘逝呢？还是会相沿成风变成这个社会规矩习惯的一部分呢？

和宇宙的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不算长。和人类的历史相比，个人的生命更如吉光片羽。因此，受到先天条件上的限制，个人凭一己之力所能累积的智慧和经验都极为有限。从历史中领略法则、撷取教训是智者所能。对一般人而言，世代之间累积传承的经验智慧是安身立命所系。而规矩习惯就是这种累积传承的表现。

虽然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以论断，但是规矩习惯当然也有高下优劣之分。有一些指标或许可以用来评估：这些规矩习惯是不是已经成为繁文缛节？是不是已经变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仪式？更深一层的考虑是：这些规矩习惯是不是尊重个人的尊严？是不是尊重他人的尊严？就社会整体而言，对于现存的规矩习惯是不是能去其偏倚、汰芜存菁，是不是能自我反省、自我调适？这样才能使这些规矩习惯与时俱进，历久而弥新。

社会正快速地变动着，新的秩序，新的典章制度正逐渐地形成。现有的规矩习惯当然也正接受考验。在这个蜕变的过程里，为人师长者、为人父母者、领率群伦者，固然都有移风易俗、化己成人的责任。但是，其他的个人是不是也该在一己的范围里反躬自省，在沉吟之后有所取舍……第三章　‌理性与自利

和心理学对‌“人‌”精确细致的掌握相比，经济学以‌“理性‌”和‌“自利‌”来描述人似乎有点粗糙。但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问题是：基于这两个（也许有点天真的）假设，通过经济学者的研究，我们是不是对人类的（经济）活动有更深入的了解，是不是也因此而更清楚调整和改进的方向？两个基本假设

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各种门派和学说一向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两个经济学者往往有三种（或更多）的意见。可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者都接受经济分析的两大假设：人是自利的，而且人是理性的。然而，一般人根据自己日常生活的经验，直觉的反应却是：人的行为在很多时候都是‌“不理性的‌”。而且，对自己亲朋好友的付出，对其他人的关怀，这些人情之常好像也都和‌“自利‌”格格不入。这么看来，经济学者到底是不是在一些空中楼阁里自得其乐？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把经济学和其他同样研究‌“人”的学科做一比较。以心理学的分支之一“人格心理学”为例，这个学科主要是探讨‌“人”的各种行为背后的人格特征。根据人的生理结构、潜意识的功能、成长的过程乃至于人类经验的积累传承等等，人格心理学里也有相当多的学派。人格心理学对于复杂的‌“人”所做的了解和解释，显然比经济学以‌“自利‌”“理性‌”这简单两点来刻画人要深入精确得多。

心理学探讨的主体可以说是单独的“个人‌”。探讨的目的是在增进对这些“个人‌”的了解，并且希望能使这些‌“个人‌”的生活变得好一点。但是，经济学探讨的主体是社会这整个‌“经济‌”。经济学者希望能掌握住经济活动的脉动，并且辨认出影响经济脉动最主要的几个因素。既然“个人‌”是参与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因此，对个人的动机和行为所做的描述，主要是在于反映大部分的‌“个人‌”在参与“经济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特质。

在这种背景之下，再想想‌“理性‌”和“自利‌”这两个假设，似乎就不是那么突兀、那么不可思议了。在小事情上，像市场里买水果、百货公司里买家电，在大事情上，像买汽车、投资房地产，每个人都可以自问：在做这些考虑时，自己是不是会尽可能地想法子让“自己”而不是让‌“对方‌”的福祉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不就是“理性‌”和“自利‌”的反映吗？

事实上，个人‌“理性‌”和“自利‌”的特色还不只是表现在‌“经济活动‌”上而已。个人在求学、工作，乃至选举、纳税这些事情上，还不是在相当的程度上会（尽可能）理性地自求多福吗？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者也开始借着经济学所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去探讨人类其他‌“非经济性‌”的活动，像家庭、婚姻、政治、法律等等，而且都已经有丰硕的成果。

和心理学对“人”精确细致的掌握相比，经济学以‌“理性‌”和“自利‌”来描述人似乎有点粗糙。但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问题是：基于这两个（也许有点天真的）假设，通过经济学者的研究，我们是不是对人类的（经济）活动有更深入的了解，是不是也因此而更清楚调整和改进的方向？

想一想，假设社会上大部分的人是“不理性”而且是“利他的”，我们是不是更能解释自己日常生活里所经验的人和事呢？经济学者的自利动机

学校放暑假，“理论上”老师们可以大喘一口气，试着纾缓一年来的辛劳，也储备来年应战的资源。但是，理论和实际总有一段距离。有时候暑假里遇到的问题比学期中还麻烦！

昨天下午我正在研究室里闭目养神时，以前教过的学生闯进来。他毕业后在一家金融刊物做事。闲扯了一阵之后，他说几天前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一篇短评。他觉得很有启发性。不过，他问我写那种短评的目的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顺口答道：“社会教育！希望能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些思考上的参考点。”

他接着问：“在写文章的时候，难道老师不是希望让别人看了文章之后，知道自己很聪明，竟然还有这么精致特别的观点吗？”

我知道自己不是很聪明的人，起码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那个问题。可是，他的问题很有意思。所以，在他走后，我就翻档案柜里的论文，看看其他的学者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不是很聪明，所以翻了半天（不是十二小时，是半个小时左右），终于找到一份相关的资料。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曾在一篇名为‌《知识分子和市场‌》的论文里谈到‌“自利动机‌”。他说，虽然他知道一直有公私立机构的人想收买经济学者（的意见），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没有怀疑过有任何一位像样的经济学者会出卖他专业上的信念。而且，对很多好的经济学者而言，不当教授而做其他的事可能收入更多。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经济学者毫无疑问并不是唯（私）利是图的一帮人。接着，他说：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驱使经济学者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当他们竭尽所能试着去解决一个难题时，对知识的喜好是不是完全盖过对提升自己专业地位的野心呢？我怀疑。当他们写文章指明别的学者所犯的谬误时，他们对错误的憎嫌难道从不掺有一丝丝‘看吧，我很聪明’的喜悦吗？我怀疑！”

斯氏的话点出了一个深刻的体会：即使在最客观、最价值中立的学术领域里，还是免不了有个人私利的考虑。因此，人的‌“自利动机‌”可以说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进一步地想，在大部分的情形下，重要的往往并不是你的‌“动机‌”，而是你行为的“结果‌”。因为你的动机别人看不到，但是别人却可以看得到你的结果，也就可以根据‌“结果‌”而有好坏高下的评价。因此，不管你写论文的动机是想跳槽到更好的学校，或是想让别人知道你很聪明，或是想争取调薪，或是想躲在研究室里免得回家受太太（先生）的气，或是想造福人类，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写出好的论文，能增加知识的积累，也能让别的研究者受惠。

虽然我不是很聪明的人，不过我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经验：我应该预先准备一些招数，好在学生问我问题而我答不出来的时候派上用场。要不然学生一问问题我就傻住，看起来‌“好像是”很不聪明的样子……个人主义的极限

上课时讨论到“个人主义‌”的观念，我提到消极和积极的意义。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现代民主社会强调主权在民。所以，一切讨论的起点由‌“个人‌”开始是很正常的。

从积极角度来看，把个人当作分析的起点，是因为有血有肉的人才有感受喜怒哀乐的能力。很难想象有其他超越个人、属于更高层次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也有感受情绪起伏的能力。而且，由个人主义出发，也为社会兴革注入了积极、正面的意义——因为人的好恶会随着时空条件的更迭而变化。所以，可以试着寻求对典章制度的改善，以增进个人（们）的福祉。如果在个人之上有更高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有它绝对独立的意义，那么，改革进步的动力由何而来？

我讲完之后，请台下的同学发表自己的想法。有一两位说还是不能接受强调个人价值的理念。可是，有比较多的同学表示，以前一直认为个人主义隐含的就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但是，课前看了我写的几篇阐释个人主义的文章，现在又听我的说明，已经渐渐能体会到个人主义的内涵，对于个人主义不再排斥。不过，在强调个人主义、尊重个人想法之外，似乎也应该顾虑到‌“其他人”，免得变成有我无他。

对于同学们观念上的转折，我暗自欣慰。于是就又强调了一下个人主义的意义：当我们听到或看到‌“国家在哭泣”‌“举国同悲‌”这些话语的同时，我们是联想到有一个东西叫作“国家‌”，它在掉眼泪，还是这个国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人”——活生生的人——在难过拭泪？所以，只有“个人‌”才具有感受的能力，也才是一切价值的根源。

台下有人微微点头。我继续说……

刚才有同学表示，除了对个人的尊重之外，还要多顾虑到别人。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个人主义扩展到极致：一切都由个人出发来考虑，也‌只以个人利害为考虑。即使是采取这种极端的立场，都可以推演出一种不错的结果……

如果你住在一幢公寓里，只考虑到自己的方便，自己公寓外的地扫也不扫、清洁费也不缴、深夜十二点以后还门户大开地练唱卡拉OK。这可是‌“个人主义‌”到极点了。不过，既然是公寓，总还有其他的人住在里面。你不扫地，别人当然也不会扫。你不缴费，别人也不是傻瓜。要不了多久，楼梯间灰尘垃圾成堆，电灯坏了没人管。结果，倒霉的是你自己。那么，基于一个人本身利害的考虑，有可能会完全从心所欲、有我无他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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