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凤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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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6年卷 总第4期)试读：
卷首语
2015年7月11日至12日，中国社会学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与此同时，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也迎来了第六届属于自己的年度盛会。第六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主题为“海洋渔村与社会变迁”，由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上海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广东海洋大学等共同协办，我本人担任本届论坛的负责人。
第六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一共收到学术论文31篇，本卷《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从中遴选了16篇论文，分为“
渔村文化与渔村民俗
”“渔民群体与渔村社会”“渔村社会变迁”“渔村社会管理”“港口城市文化”五个单元。在“渔村文化与渔村民俗”单元，与会学者阐述了渔村节庆的百年流变，提出海洋节庆的产业化是民俗文化传承的出路之一，分析了涉海民间信仰与海洋渔村文化旅游建设的密切关系。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经济研究会会长林光纪通过对福建省连江县苔菉镇××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渔村的节庆分为家庆、村庆与国庆三种，社戏是节庆的传统表述方式。在城镇化进程中，市场主导渔村演变，同时渔村节庆还受到洋节的冲击，出现市场化倾向，“节味”越来越淡。他认为要密切联系政府、渔村居民及社会各界，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并弘扬渔村特有的传统节日文化，赋予它们新的时代特点，使渔村节庆成为渔区社会的“文化自觉”。福州大学的陈慎博士考察了福建原生蛇信仰的历史和现状，发现原生蛇信仰作为福建产生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海（水）神信仰不断式微和被边缘化。而挖掘包括涉海民间信仰在内的福建独有的区域海洋文化内涵，弘扬海洋文化，对于丰富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提升福建海洋渔村旅游竞争力，实现差异化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对其加以深入挖掘和保护开发，使其成为反哺福建省海洋渔村文化旅游产业珍贵的本土文化资源。中国海洋大学的宋宁而博士和贺柳笛同学以日照刘家湾赶海节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赶海节将民俗文化和旅游有效结合，走产业化道路，获得传承传统文化、打造知名品牌、带动经济发展和促进城市建设的积极成效，分析了在此过程中存在市场化运作不充分、宏观引导不足以及对文化的挖掘不够深入全面的问题。同时，以顺应社会发展和繁荣赶海节的建设为目标，围绕存在的问题，他们提出赶海节的建设发展应注重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以当地传统民俗文化为亮点，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完善市场化运作模式。
在“渔民群体与渔村社会”单元，与会学者探讨了中国渔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在转产转业过程中沿海渔民与海洋的关系变迁问题和环境抗争中农村精英的辩证策略，同时着重对渔村妇女的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以及渔村变迁过程中妇女的自我劳动意识的形成展开了热烈讨论。
上海海洋大学的张丽同学和韩兴勇教授在对上海金山嘴渔村妇女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别从渔村妇女个人和家庭的十个方面对渔村妇女就业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文化程度”“是否有子女上学”“是否有老人需要赡养”“家人的态度”“其丈夫从事的工作行业”等指标与渔村妇女就业呈显著正相关的分析结果，提出应重视渔民的教育、鼓励和指导渔民创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中国海洋大学的赵宗金副教授和杨媛同学从市场、政策、人为三个方面选取“水产品价格”“海洋捕捞产量”“税收负担”“受教育水平”四个变量对2004～2013年中国11个沿海省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水产品价格”“海洋捕捞产量”对渔民收入有显著的影响，“税收负担”对渔民收入没有影响。他们从市场、政府和渔民自身三个角度提出提高渔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浙江海洋大学的于洋博士以舟山蚂蚁岛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蚂蚁岛渔村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进行梳理，通过对渔村妇女从“牛马”到“劳动主体”的转变过程的分析，探讨了蚂蚁岛渔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妇女自我意识的形成，并提出提高渔村妇女劳动参与以及自我劳动意识的建议。中国海洋大学的崔凤教授和赵雅倩同学指出，沿海渔民转产转业主要有从事海水养殖业、水产品加工业、休闲渔业渔家乐等实现路径，并通过对路径的分析，发现渔民与海洋的关系逐渐由单一走向多样性。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沿海渔民对海洋的依赖关系依然存在；二是渔民转产转业过程中渔民海洋市场化意识提高；三是渔民与海洋的关系逐渐向单纯的情感关系转变；四是渔民职业向非渔产业转移，渔村新型群体出现。他们认为对渔民和海洋的关系变迁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渔民生活的变迁。
在“渔村社会变迁”单元，与会学者通过对不同类型个案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不同走向的渔村社会变迁路径，分析了影响渔村变迁的各类因素，指出了渔村发展的未来方向，是极其富有学术价值的。
中国海洋大学的崔凤教授和葛学良同学提出，随着人类海洋开发力度的加大，海洋资源环境状况日益恶化，以海洋为存在和发展依托的渔村社区也处在不断变迁之中。其中，在我国占较大数量的沿海渔村，正经历着一次陆化类型的变迁模式。这些沿海渔村社区主要在其产业结构以及生产生活方式、风俗文化上呈现陆化及陆化加速的趋势。分析指出，经济驱动是陆化变迁的根源，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是陆化变迁的直接原因，而自有耕地及其扩大为陆化变迁提供了可能，政策、地理、技术、文化等则是陆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海洋大学的高超勇同学、王书明教授和王振海教授以城市化背景下海洋渔村变迁为主题考察了国内研究文献，发现渔村产业结构正处在转型中——由单一捕捞渔业转向以养殖渔业为主。渔业的转型使传统渔民成为剩余劳动力，面临转产转业，一部分渔民涌入城市，另一部分投入当地的第二、三产业中。由于传统渔业和渔民的变迁，传统渔村文化面临传承危机，一部分逐渐消失，另一部分逐步被商业化。随着渔村产业结构的转型，渔民的地位也发生了分化，本地渔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功利，本地渔民和外来渔民之间的矛盾凸显。他们指出，海洋渔村的发展路径是多元化的，海洋渔村发展的方向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并强调发展现代渔村、实现渔村现代化是实现传统海洋渔村转型的一种有效途径，且对于传统渔村的保护同样十分重要。浙江海洋学院的王建友副教授以偏远渔村——舟山普陀葫芦岛为例，分析该渔村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社会变迁，以空间转向为切入点，观察其社会变迁下渔民的生产、生活，着重分析了子女就学转向、渔业生产及公共实施和公共服务的空间转向，并描述迁出村民及留守该岛的老年村民所进行的空间重构，揭示了该渔村由繁荣到衰落的过程、原因及未来展望。“渔村社会管理”单元是新增单元，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渔村社会管理进行了充分交流。
吉林师范大学的王亚民研究员以《问俗录》为文本，对县官陈盛韶与海疆乡村管理做了专门考察。他从社会控制和教化两方面详述了陈盛韶管理海疆乡村社会的具体措施，认为陈盛韶对海疆乡村的管理不仅凸显地域特征，带有近代萌芽性质，而且不乏现代启示。福建省海洋与渔业经济研究会会长林光纪采用社会调查方法对我国滨海渔村发展典型之一的官坞村渔业基层经营组织变化、发展、创新及其生产关系变革进行了调查。他提出，改革开放后渔业生产关系变革促进了渔业基层经营组织的普遍创新，而随着渔业生产力的发展，官坞村渔业基层经营组织发展创新又孕育出生产关系的新变革。官坞村“村企带农户+渔业专业合作组织联农户”是很有活力和成效的基层经营组织方式，既发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激励因素，又探索出农渔村经营规模效应的新途径，得出渔业基层经营组织创新对于继续推进深化渔业改革开放是非常重要的结论。中国海洋大学的张一博士从文化适应视角出发探索了失海社区福利服务体系创新，提出失海社区福利服务体系与失海渔民文化特质不兼容，是影响失海社区建设的主要因素。他深入剖析了失海渔民的福利文化诉求，认为改变政府、社会的认知偏差，是破解失海社区福利服务建设难题的难点与焦点。当前，将民主制度视为福利资源恰当运用的重要手段，由“维稳型”方法创新转向“民生型”体系创新，设计出符合失海渔民基本福利文化价值诉求的社区福利服务体系，对于加快社区福利服务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东海洋大学的林小媛同学和高法成博士以广东阳江东平镇渔民合作社为例，对渔民合作社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认为面对发展农业经济的迫切要求，仿制农民合作社而实施的渔民合作社，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创新和安排。但渔民合作社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组织力量薄弱、竞争力不足、生产资料占有不均衡等，最终导致绝大多数的渔民合作社名存实亡。他们通过对广东阳江东平镇的调查总结得出，发展渔业经济的重要方向是渔民合作社转向公司化管理，扩大规模、提高知名度、提高生产要素间的配置效率。中国海洋大学的王书明教授和章立玲同学提出，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是现今世界范围内的新方向，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态系统的特性出发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以科学管理和技术知识为基础，深化相关部门的分工与合作，缓解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渤海三面陆域环绕，流通性较差，海水自净能力不高，再加上渔业资源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渔业管理面临巨大压力，因而，生态系统具有的整体性特征恰好为渤海渔业管理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视角。实现基于生态系统的渤海渔业管理，首先要在实践探索中建立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加强各省市政府横向间的合作；其次要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综合管理，建立海洋资源开发综合评价制度，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建立海洋生态监控区等；最后要建立渤海渔业共同管理模式，加强渔民参与和监督决策与管理，发挥社会力量在渤海渔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切实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在渤海区域的实施。“港口城市文化”单元是新增单元，虽然收集的论文只有一篇，但对于海商文化的探索是一种新的也是成功的尝试，展现了学界的新动向。
上海海洋大学的宁波副研究员和李雪阳同学提出海商文化是宁波历史文化的主流。宁波依凭四明山，毗邻东海，其海商精神除了备受浙东学术“尚气节、忧民生，重信义、轻名利”浸润，还与山、海密不可分。尤其是四明山，对宁波海商文化影响深远，使宁波海商精神融入“仁”“信”“义”等中国传统思想精髓。因此，将宁波海商精神归纳为“四明精神”——“明智求新、明利重商、明勇至信、明义兼济”，不仅能概括提炼宁波的城市精神，而且能比较贴切地展示宁波海商精神的独特面貌。为更好地挖掘、传承海商文化，宁波应进一步弘扬“四明精神”，助推“一带一路”，善待历史遗产，塑造城市特色，挖掘文化财富，潜心创新转化，从而成就宁波更加美好的未来。
同以往相比，本届海洋社会学论坛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翔实。除了对原有“渔村文化与渔村民俗”和“渔民群体与渔村社会”单元的深入探讨，还扩展出“渔村社会变迁”“渔村社会管理”“港口城市文化”三个单元。从提交论文的质量上看，表现出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宝贵品质，大多数论文都有极佳的学术价值，展现了海洋社会学学科当下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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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方法更多样，研究跨度更大。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文献研究，无论是内容分析还是大数据分析，从清代县官的海疆乡村管理到当下渔村的社会变迁，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研究方法探索海洋社会，拓宽了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广度，加深了学科深度。
第三，会议期间的学术争论与辨析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本届论坛上，学者们围绕研讨论文的若干专题展开了富有针对性的学术交锋。值得注意的是，年青一代的学者所提出的学术话题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当前，海洋社会学仍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特定主题下的富有深度的学术辨析对提升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自2012年第一卷《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这部学术集刊已连续出版四卷，海洋社会学论坛也已成功举办六届。可以说，论坛和学术集刊都是我国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印证。另外，从2015年起，《中国海洋社会发展报告（2015）》（“海洋社会蓝皮书”）也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其是由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组织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撰写、合作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海洋社会方面的蓝皮书，也是中国海洋大学首部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
回顾过往，海洋社会学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欣慰；面对未来，我们的任务依然艰巨，队伍有待壮大，需要共同致力解决的难题还有很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让我们为了海洋社会学的未来，共同努力。崔凤2016年5月17日渔村文化与渔村民俗
福建原生蛇信仰与海洋渔村文化旅游建设
[1]陈慎摘要：本文从原生蛇信仰在福建省不断式微和被边缘化的现状出发，探讨蛇文化信仰等民间涉海习俗资源对海洋渔村文化旅游差异化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原生蛇信仰作为福建产生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海（水）神信仰，是千百年来福建海洋文化的活化石，也是对海洋族群基因最生动的展示，充分彰显了福建海洋文化中敢于冒险、勇于拼搏、和合包容的精神气质。我们理应对其加以深入挖掘和保护开发，使之成为反哺福建省海洋渔村文化旅游产业的珍贵本土文化资源。
关键词：蛇信仰 海洋文化 渔村 旅游产业
背山面海的福建以典型的区域海洋文化而著称，闽地先民自古便在山海互动中不断经略海洋，海洋渔村的渔业生产便是其中一种存在形式。但今天，海洋渔业资源正在日益枯竭，传统作业渔场面积不断缩小；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传统海洋作业区域，包括滩涂和近海，被占用和污染的现象也越来越多。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渔民的生存空间缩小，“靠海吃海”的传统生计已无法支撑渔民生活；另一方面，渔民转产转业困难，“三渔”问题——渔业、渔村和渔民问题——依然严峻。值得庆幸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解决“三渔”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环境，为加快实施现代化和谐渔村建设、加速渔业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创造了有利时机。以此为背景，打破传统生产作业方式，通过柔性转型，让渔民在新的经济模式下多层次地发展海洋渔村经济，使传统渔村重新焕发生机，是“三渔”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应立足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来寻找渔村经济的转型模式，而海洋渔村文化旅游开发则可视为其中一种上佳方案，它使渔民可以不完全脱离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柔性转型中达到既保护生态又发展经济的目的。“文化旅游”是什么？美国学者较早便提出了这个概念，即“文化旅游包括旅游的各个方面，旅游者可以从中学到他人的历史和遗[2]产，以及他们的当代生活和思想”。进入21世纪，海洋经济时代的浪潮已扑面而来，相关海洋产业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而海洋文化旅游作为前景广阔的海洋产业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抓住机遇。福建省的海洋渔村文化旅游项目在此背景下，应着力于差异化发展、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大力挖掘地方特色，发挥区域优势，打好“福建海洋文化”这张牌。本文将以福建原生蛇信仰为例，探讨福建民间涉海习俗在海洋渔村文化旅游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 福建蛇文化
福建是典型的亚热带暖湿气候地区，山多林密、水利资源丰富，非常适合蛇类生存。据统计，即使到近现代，福建尚有蛇79种，几乎占全国现生蛇种数的一半。其中毒蛇有27种，诸如眼镜蛇、眼镜王蛇、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蝮蛇、龟壳花蛇等，约占全国现生[3]毒蛇种数的60%。蛇，一种奇特生物，无足无翼而能窜突腾跃，身形小巧却不惧猛兽，甚至能以小博大毒死、吞食猛兽。在长期生活于山野溪谷和江河湖泊之间懵懂的闽地先民看来，它似乎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因而对它崇拜有加，直至发展为图腾崇拜，即把蛇看作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将其作为闽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象征。故《说文·析闽》在解释“闽”字本义时说：“闽，东南越，蛇种。”
闽地蛇崇拜起源于何时虽已无法考证，但考古、文献和民俗研究却不断向我们证明，这种蛇崇拜形式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如漳州的华安仙字潭岩画中有一些蜷曲的线条，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线[4]条就是蛇的形象。此外，华安马坑乡草仔山岩画、华安新好乡蕉林岩画、漳浦大茵山岩画、诏安溪口岩画等，也均有类似蛇形的刻画。至汉代，在目前出土的闽越国瓦当中，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瓦当图案[5]中常有蛇的纹样。而闽越国主要城址之一的崇安汉城，曾发掘出一[6]件铜铎残片，其上刻有三角形的蛇头，形象逼真。铜铎在汉代多用于原始宗教与官方祭祀的重要场合，虽然闽越国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性质，但是，崇安汉城作为闽越国这一独立政治实体的重要城池，这类文物的存在意味着蛇图腾崇拜在当时已具有国家祭祀的色彩。闽越国灭亡后，汉武帝将闽越族的贵族、军队以及部分越人强制迁徙到江淮，但仍有大量的闽越人生活在闽地，依然保留着原有的生产生活习惯及相关文化传统。东汉以后，北方汉人开始大量入闽，闽越族后裔开始与汉人不断融合。在这一过程中，闽越族经营海洋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并未被完全排斥，而是被部分地吸收、融合进了移民社会中，为闽地经济此后的发展提供了继续奔向海洋的前提。而土著文化则由于鲜明的海洋性亦成为融合对象，类似蛇信仰这种文化形式也通过各种方式顽强地保留了下来。《谒镇闽王庙》中，明代的谢肃在诗前小引和诗文中均提及了蛇信仰问题，小引言庙内“王有二将，居左右，尝化青红二蛇，见香几间以示灵显，闽人有祷即应”，而诗云：“钓龙台临江水隅，上有玉殿祠亡诸。闽地称王应禹后，汉朝封国在秦余。潮喧鼓吹来沧海，云拂旌旗拥碧虚。自古神明归正直，双[7]蛇出没定何如？”清代施鸿保在《闽杂记》中亦记载了当时福州妇女带蛇簪的民俗：“福州农妇多带银，长五寸许，作蛇昂首之状，插[8]于髻中间，俗称蛇簪……簪作蛇状，乃不忘其始之义。”直到清[9]末，居住在福州闽侯境内的疍民，还毫不忌讳地“自称蛇种”。
古代福建许多地方建造有蛇神庙，如沙县罗岩岭“半岭有蛇岳神祠”；长汀平原里有蛇王寺；上杭县有座山名灵蛇山，“旧传山有巨蟒出没，人过其处必祷之，故名”；漳州城南门外的南台庙，俗称蛇[10]王庙。而今天，福建各地仍有许多蛇信仰宫庙，以福州为例，闽侯洋里、青竹境和蕉府行宫有三座供奉蛇王的宫庙；此外较为有名气的还有连江“品石岩”蛇王庙，亦供奉着蛇王“蟒天洞主”。在此基础上，相关信俗活动也依然活跃。典型的如南平樟湖坂，每年的正月游蛇灯和七夕蛇王节至今依然热闹非凡。
由此可见，蛇崇拜在福建已绵延数千年，而其能够存在至今的文化基础则在于，它高度吻合了闽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海洋族群精神特质。正因为如此，在北方汉人移民大量迁入福建的岁月中，这种近千年的族群融合依然没能将其湮没。当我们今天重新思考海洋渔村未来发展道路之时，特别是在打造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旅游休闲产业的过程中，不妨多从我们自身的文化基因出发，发掘诸如蛇崇拜这样的具有典型性和差异化特征的海洋旅游文化资源。
二 蛇信仰现状
蛇崇拜是福建本土最有代表性的原生信仰，从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观念到西汉时期的闽越国图腾，蛇一直是福建早期海洋族群最典型的象征物。在今天我们努力开发海洋渔村文化旅游资源的时候，它理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充分展示民间海洋信仰在旅游文化产业建设中的独特魅力。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闽都别记》第八十五回有一则影响很大的故事：“再说有一道士，名刘遵礼，其妹被蟒蛇拽去，遵礼法术颇高，即刻破其洞穴，蟒蛇王已先拽其妹走去，寻访无踪。后至龙虎山学法回来，先作法封山，就杀入洞，斩王之八子。其妹抱三子出来，跪求饶恕无杀。遵礼问：‘所抱何人？’刘氏答：‘是被蛇精拽为夫妇，甚是恩爱，共生十一子，已被杀去八个多，今只遗此九使、十使、十一使，看妹份上，同妹夫一并恕之，令其弃邪归正。’遵礼见其妹哀求，遂恕之，请于天师，奏达玉帝，准其归正，以遵礼为殿前辅弼，妹刘氏为人间种痘夫人。”[11]我们看到，最终在民间传说中，蟒蛇王受封正神为“蟒天洞主”，成为人间正义的化身，保一方平安，为普通民众所崇拜信仰。这种蛇最初为恶后被道士收服归正的记载，从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认识出发，我们可将其视为北方汉族在南迁福建的移民过程中，中原农业文化与闽地土著文化（原生海洋信仰）之间先冲突后融合的一种曲折的文学艺术表现。
福州连江是福建著名的海洋渔县，其凤城镇玉泉山上的“品石岩”（蟒天府）所奉之神正是“蟒天洞主”，是一个道地的蛇王庙，在福建蛇文化相关研究论文中屡有提及。笔者根据相关记载，赴连江寻访“品石岩”，本以为这个蛇王庙久负盛名，应不难找。不曾想，寻访前咨询连江当地友人，却从未听说过，更无从答起。于是笔者径自来到连江玉泉山下，连问十数人，甚至包括当地白发老者，均语焉不详。懊恼间，有一中年人听我们谈及“蟒天府”，似乎颇有些警觉，连问笔者哪个单位、来此目的。如实相告之后，中年人这才大致指出“蟒天府”的所在方位。据其所指，笔者从山的另一侧沿石级而上，直到半山腰上的关帝庙，询问住在庙中的一位老者，这才有了明确的方向。笔者在山道上蜿蜒盘旋了半个小时方至。这样的寻访经历着实让笔者十分意外，且不说大部分当地人对其并不了解（甚至一无所知），就是略懂一二的人也满怀警惕，难道是对这种信仰觉得羞于拿出手？笔者看到，今天的“品石岩”（蟒天府）外，依然矗立着连江县政府1997年所立的一方石碑，其中记载：“每逢农历十月十五日，蛇王辰诞，村民家家户户加制糯果，通宵达旦，上山供奉，热闹非凡。”如其所言不虚，“蟒天府”在当地应当是妇孺皆晓的，但似乎仅仅过去十多年，它几乎已隐没于繁华都市间了。
福建宁德的福鼎山海资源丰富，也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无独有偶的是，笔者在当地做田野调查时，路过福鼎秦屿镇财堡村时，意外发现一座“九使宫”。所谓“九使”，最典型的说法即是上述《闽都别记》中蟒蛇王的第九个儿子。《闽都别记》第一百八十六回[12]说：九使神是“蟒天神王之九子”。此外，还有十使、十一使，与九使合在一起便是当年蟒蛇王所剩下的三个儿子。此三子，也经常巡游民间，惩治山精水怪。所以，九使、十使、十一使也成为闽中百姓的保护神，尤其是九使，名气最大。据传，福州地区曾有不少九使[13]（宫）庙，老百姓对其信奉有加，常常去往“九使神前降乩”。据一位老者称，20多年前，福州中亭街西面的小河边就有一座九使神古庙，但今天早已不复存在。而直至今天，福州闽侯、福清、长乐等地，也仍有九使庙（宫），供祀着蟒天神王第九子，但同样隐没在乡野间踪迹难寻。而福鼎的所谓“九使宫”，在相关文献记载中似乎并不曾见。财堡村的这座小宫庙，因没有可佐证的碑刻等文字记述，故无法知晓其来历。随访的当地文人则不以为然地说，在秦屿当地有不少的“九使庙（宫）”，但对其所奉之神却知之甚少，至于蛇崇拜、蛇信仰更是无从谈起。尽管如此，这座九使宫中所奉三神，其造型样貌却与连江蟒天府中九使、十使、十一使极为相近。同时，宫庙门前的一对楹联似乎也给我们一些暗示：“门外烟霞供啸傲，洞中岁月任遨游”——这难道不是蛇王的写照吗？
其后，笔者又在福鼎寻访到两座“九使庙（宫）”，分别位于沙埕镇和秦屿镇。沙埕镇狮峰岺上的九使宫与妈祖宫比邻，甚至还位于妈祖宫之前，其殿宇规模与之相当，足见当地人对其之重视。而在宫庙后侧墙上，我们找到了一方碑，记述了所谓“九使”的来历：“相传九使侯王原籍湖广荆府洪碧县，农历九月初九日在蕉树下为母所生，故姓蕉。自幼兄弟三人受过仙人指点能文善武，行侠仗义，兼有一颗仁慈之心，视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为己任，周游天下。时当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狂，瘟疫流行，沙埕港得天独厚、地富物丰，更是倭寇侵占之重地，民不聊生，兄弟三人游历至此，发自爱国爱民之心，身先士卒组织民众，抗击倭寇，平时与民同甘苦、共患难，为民驱邪除病，成了人民心中真正的神，受到万民的敬仰和爱戴。升天后，威灵显赫，破雾导航，镇风化浪，救危难于海上；驱魔除病，化凶险于须臾，屡传不鲜。本地庶民为叩酬神恩，遂建庙以奉敬之。护国佑民有功感动上天，敕封为威烈、威显、英显三位广利侯王……”尽管此“九使”似乎与蛇王并不相干，但就其神职看来，“破雾导航，镇风化浪，救危难于海上”是其本分。另外，从这座九使宫的门前楹联中“海不扬波稳渡星槎远通”“通四海之财源并沾吉庆”“威震东南万水碧蓝万水饮”等字句，以及宫庙前所陈列的福船模型来看，其功能定然是与海洋生产作业有关。
而秦屿镇上的九使庙，则颇具规模，据称于1594年初建，距今已有超过四百年的历史，为“明代文物、民族瑰宝”。尽管我们在庙中找到了庙祝，但其说介绍九使庙来历的木牌却已藏于梁阁之上，看不到了。就其口述，所谓“九使”与沙埕相似，亦为抗倭三兄弟，不过其籍贯、姓氏却成了“山西汤家三兄弟”。为展现抗倭主题，九使庙旁还建有一座“义勇祠”，用以纪念在抗倭中牺牲的英烈。有趣的是，“义勇祠”旁，又有一座“栖魂坛”，专祀海上身亡、不见尸首的孤魂野鬼。可见，这里的神使亦有保海上平安的功能。
沙埕镇和秦屿镇“九使庙（宫）”，虽奉祀的是抗倭三兄弟，但比较各自的三尊主神，与连江“蟒天府”中的蛇王三兄弟也很相似，皆为三个身着蟒袍、头戴凤冠、白面小将的形象。进一步的访谈中，笔者得知，秦屿当地人自称从福州长乐迁移而来，日常交流也都使用福州方言。如此看来，秦屿所奉“九使”应当与福州一脉相承。而沙埕镇奉祀九使的当地村民虽讲闽南方言，据称由闽南迁移过来，但他们经常与当地的水上居民——疍民接触。因此，笔者猜测，沙埕村民多少也接受了一些疍民的信仰习俗，譬如以九使信仰为代表的蛇文化。只不过，两地的蛇信仰均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步掩埋了历史的真相。而所谓抗倭三兄弟的说法，则应当是在明清时期，与政府抗倭宣传相适应并附会而成的产物。
连江“蟒天府”与福鼎“九使庙（宫）”，从历史上看来，应该都是中原农业文明与福建土著文化（原生海洋信仰）冲突融合后的产物，是非常重要的福建海洋文化历史遗存，在当今轰轰烈烈的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但现实是，虽然今天的连江“蟒天府”信仰形式不变，但踪迹难寻；福鼎“九使庙（宫）”虽仍顽强生存发展，但也面目全非，不复当年蛇王崇拜的旧景。与二者的境遇大致相同，福建境内的蛇王信仰，除了南平樟湖坂的游蛇灯活动和庆祝蛇王节活动（充分结合了文化旅游活动，因此今天依然盛况空前）外，其他的基本上已销声匿迹、难以查访了。一方面，这是福建海洋文化在原生信仰层面上的重大缺失，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缺失将带来无可弥补的历史遗憾；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建设和发展海洋旅游产业中正在失落的重要本土文化资源，而这种本土文化资源本应该为我们的旅游产业带来更为丰富的内涵，并充分彰显福建海洋文化的独有魅力。
三 蛇信仰与海洋渔村文化旅游
近年来，福建滨海旅游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相关资料显示，早在2003年海滨带接待入境游客已达 149.23万人次，占全省接待入境游客总人数的 80.74%；接待国内游客3194.38万人次，占全省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的 81.26%。海滨带入境旅游收入达到 9.63亿美元，占全省入境旅游总收入的 87.55%。滨海旅游在全省“五区两带”旅游业发展格局中，已形成以福州、厦门为轴心，鼓浪屿、湄洲湾、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东山岛、平潭岛、崇武古城、宁德太姥山、马尾船政文化以及三都澳、三沙湾、罗源湾、漳州火山地质公园等多样[14]性、多元文化的滨海蓝色生态文化旅游带。近年，海洋旅游产业更是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但遗憾的是，福建省的海洋渔村旅游尚处于粗放式开发的阶段，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海洋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旅游产品层次不高、差异化特色不显著、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而挖掘包括涉海民间信仰在内的福建独有区域海洋文化内涵，弘扬福建省悠久的海洋文化，对于丰富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提升福建海洋渔村旅游竞争力，实现差异化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福建众多的涉海民间信仰中，不为人所知的是，福建的蛇信仰是福建本土最有代表性的原生海（水）神信仰。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福建产生最早、最原始的海（水）神信仰。如前所述，闽地原始先民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崇蛇信仰，甚至以蛇为图腾，并有断发文身之俗，喜欢在面部、身上文各种蛇纹（与福建原始先民有着密切联系的台湾原住民至今依然有此习俗），其目的是——“以像龙子[15]者，将避水神也”。那么蛇在这种原始的模仿巫术中就有了海（水）上保护神的含义。而在后来土著与汉族移民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蛇作为海（水）上保护神的信仰内涵也被保留了下来。典型的如被视为闽越后裔的福建水上族群——疍民，《闽县乡土志 侯官乡土志》中对其崇蛇信仰有多处记载：“疍之种为蛇，盖即无诸国（闽越）之遗民也”；“本境内无他种人，止有疍族”，“其人皆蛇种”；“疍之种为[16]蛇，其人以舟为居，以渔为业，浮家泛宅”。清人陆次云《峒溪纤[17]志》也有“疍族，其人皆蛇种，故祭皆祀蛇神”的记载。他们自认为是蛇的后裔，在其生活的船上挂蛇像并养蛇，向蛇求问吉凶：蛇在则吉，蛇走则凶。对于终身在船上生活并以行船为业的疍民来说，选择蛇崇拜的最大目的当是出于“保海（水）上平安”，可见他们是把蛇当作海（水）上的保护神来看待的。
当然，福鼎的“九使庙（宫）”，虽主神的背景角色发生了改变，但无论是他们的形象还是神职，却没有太大变化，可谓“形神兼具”。因此，这里的九使仍然是海（水）上的保护神，“保海（水）上平安”。
结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福建的崇蛇信仰从闽地的原始先民起已流传数千年，其海（水）上保护神的内涵一直存在，可视为福建省乃至全国产生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海（水）神信仰，是千百年来福建海洋文化的活化石，也是闽越故地海洋族群最生动的基因展示。这使得福建的海（水）神信仰得以追溯到闽越先民甚至更为久远的时代，成为福建省涉海信仰习俗中弥足珍贵的本土原生形态文化资源，也是福建省发展海洋渔村文化旅游产业、挖掘闽地海洋文化内涵的有力支撑。笔者在此呼吁，从海洋渔村经济发展转型的需求着眼，我们应以前瞻的文化视角来看待类似蛇文化信仰这样的基层民间涉海习俗，在积极挖掘和保护开发的基础上，使多元化发展进程中各种生动的海洋性活化石，在今天的海洋渔村发展中还能够继续发光发热，成为海洋渔村文化旅游建设中最为珍贵的本土文化资源。（责任编辑：杨阳）
[1] 陈慎，福建莆田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传统民俗文化。
[2] 〔美〕罗伯特·麦金托什、夏希肯特·格波特：《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蒲红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第28页。
[3] 详见福建师大生物系编《福建的蛇类》（内部版），1974。
[4] 李洪甫：《论中国东南地区的岩画》，《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
[5] 杨琮：《崇安汉城北岗一号建筑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6] 杨棕：《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第82页。
[7]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密菴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8] （清）施鸿保：《闽杂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第34页。
[9] （清）朱景星修、郑祖庚纂《闽县乡土志 侯官乡土志》第2卷，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海风出版社，2001。
[10] 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55页。
[11] （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第305页。
[12] （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第688页。
[13] （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第1269页。
[14] 王开明：《福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思考》，《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 1期。
[15] （汉）刘向：《说苑·奉使》。
[16] （清）朱景星修、郑祖庚纂《闽县乡土志 侯官乡土志》第2卷，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海风出版社，2001。
[17] （清）陆次云：《峒溪纤志》载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第37页。
海洋节庆的产业化：刘家湾赶海节民俗文化传承的出路
[1]宋宁而 贺柳笛摘要：本文通过对日照刘家湾赶海节的调查研究，阐述了赶海节将民俗文化和旅游有效结合，走产业化道路，获得传承传统文化、打造知名品牌、带动经济发展和促进城市建设的积极成效；分析了在此过程中存在的市场化运作不充分、宏观引导不足以及对文化的挖掘不够深入全面的问题；同时，以顺应社会发展和繁荣赶海节的建设为目标，围绕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路径建议。
关键词：刘家湾赶海节 产业化 海洋节庆 传统文化
现代海洋节庆通过融合优良的文化元素打造特色文化产品，提升了节庆的文化底蕴；同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传统文化通过节日庆典扩大影响力，得到保护与弘扬。这实质上是在现实背景下自觉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努力，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继承和科学扬弃，也是对文化资源进行的合理配置和开发。因此，现代海洋节庆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打造文化产业链条成为大势所趋。本文以山东半岛的刘家湾赶海节为研究对象，对海洋节庆的产业化发展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
一 刘家湾赶海节概况
刘家湾村地处山东省日照市的东部沿海地区，隶属东港区涛雒镇，处于日照国际海洋城规划区域的中心地带。濒临黄海的地理位置以及宜人的沿海自然环境，为节庆中赶海旅游和民俗旅游活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刘家湾与日照一带其他渔村一样，渔民兼事农业。全村1200余户居民，主要从事海产品养殖、种植业和海上捕捞。刘家湾赶海园于2000年设立，位于刘家湾村东面，总规划面积为5.15平方千米。为了提升景区档次，增加文化内涵，东港区政府于2005年开始启动园区的高起点规划建设。刘家湾赶海园园区内渔家民俗馆、海滨浴场、海洋生物馆等项目的设立，使滨海的自然生态和文化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在此基础上举行的一系列休闲活动，展现了当地浓郁的渔村风情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习俗，并综合呈现了赶海旅游、滨海观光和沙滩运动等特色元素。
按照日照当地习俗，赶海活动被称作“赶小海”，是出海打鱼的人对岸边妇幼猎海方式的一种戏称。对于旅游者来说，赶海是非常有[2]趣的活动。赶海旅游节在每年的10月1日至10月7日举办，包括沙滩寻宝、织渔网比赛和民俗演艺等活动，逐渐成为刘家湾最具影响力的海洋节庆活动。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刘家湾赶海节在运营过程中实现了传统民俗和节庆旅游的品牌化与产业化。赶海节的产业化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传承和发展了当地传统渔村民俗，使其与赶海休闲活动相结合，打造了一批休闲旅游活动和民俗演艺产品；其次是带动了赶海园周边乃至日照地区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促使大量劳动力转向餐饮、住宿、零售等服务行业，形成产业的规模化和链条状发展势态；最后是通过积极宣传推广，成为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知名品牌，促成滨海旅游与海洋文化产业并行推进，实现了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二 赶海节取得的成效
民俗风情在刘家湾赶海节的产业平台上发挥了核心作用，太阳文化充分展示了日照的远古文明，鱼骨庙遗址和日照“神龟救难”的民间故事为节庆增添了神秘色彩，渔船、渔具等渔家活动的实物则与东海龙王信仰、妈祖信仰共同构成了当地民俗旅游的策划蓝本。此外，赶海园拥有5.4公里的黄金海岸线，沿海防护林达千余亩；沙滩面积广阔，沙质细腻；浅海水域拥有海蜇、虾蟹等珍品。园内一万余亩潮间带，盛产文蛤、竹蛏、香螺、马蹄蟹、西施舌等蟹类和贝类100余种。刘家湾赶海节已成为展示当地民俗风情、水域风光和生物资源等多元特色的产业化平台。日照国际海洋城通过打造刘家湾赶海节旅游品牌，实现民俗节庆的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获得了良好的成效。所谓产业化，就是结合产业，服务产业，形成产业，在为产业服务、为产业发展推波助澜的同时，把传统民俗自身作为产业来做，“文化搭[3]台，经贸唱戏”是许多节庆活动遵循的宗旨。在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赶海节承载着刘家湾传统民俗的文化精华，这种地域性的文化特色为旅游、投资注入强大的吸引力；而游客的大量集聚又为举办地带来商机，拉动文化和经济的共同发展，使日照的城市形象在整体上得到提升。（一）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赶海节通过民俗旅游项目呈现当地的传统文化生态，使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生活相融合，扩大了传统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的影响，是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开发的一种文化活动。
1.对传统文化进行专题式开发
当前，刘家湾村民大多从事海水养殖、餐饮等服务行业，坚持出海捕捞的渔民群体相对缩小，在渔民生产生活中世代传承的渔家文化也受到影响。因此，日照市政府自然而然地想到将传统文化资源和自然环境资源加以综合利用，通过赶海旅游节的形式对传统的太阳文化、渔家习俗和海神信仰进行专题开发，以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
赶海园的主体广场设有6处帆船式张模景观，南部海岸有海滨浴场和观海木屋等一系列休闲旅游项目，主体广场北侧有占地400余平方米的鳄鱼潭观赏项目。赶海园木栈道全长1300多米，木栈道下面的原生态绿林也得以充分利用，被设计成野趣园、游乐园、垂钓园等。木栈道因此成为园内美丽的景观带，并将5座太阳塔依次相连。太阳塔不仅是赶海园内看日出、观沧海、听海涛的最佳场所，也是当地特色传统文化的突出体现。东夷人崇拜太阳，有筑高台拜日的习俗，创造了灿烂的太阳文化。日照作为东夷文化的发祥地，太阳塔的设计展示了日照的远古文明。
赶海园利用第二座太阳塔建设了渔家民俗馆，通过“渔家”“渔船”“渔具”三个部分的设计规划，展示出当地的渔家生活事项和传统的风俗人情。“渔家”部分以图片、音频和视频展示了当地渔民家庭传统生活习俗，清晰呈现传统渔家的建筑、饮食、衣着的面貌。“渔船”和“渔具”部分则更多以模型来还原渔民海上生产的情形，并以图片、文字加以解释说明，不仅涉及渔船及渔网、旗子等物品的样式和规格，出海捕捞渔船上渔民的数量、位置和分工也得到详细的刻画。随着社会各界对于非物质文化的日益重视，渔家民俗馆也受到高度认可，并被评为山东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刘家湾渔民与我国其他沿海地区渔民一样，由于早期对海洋缺乏足够的认识，无力预测和应对海上的自然现象，因此产生敬畏心理，形成一系列禁忌习俗和神灵信仰，并通过祭拜等形式表达。当地渔民信仰东海神龟、妈祖和东海龙王，并于每次出海前和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上杠节”，在海边面朝大海跪拜以祭祀海神。其中东海神龟信仰是因日照当地“神龟救难”的民间故事而形成。传说古时，有渔民出海遇到狂风暴雨，难以辨别方向，且因船剧烈摇动而落入海里，有幸得到神龟搭救和护送，安然返回岸上。日照鱼骨庙的遗址也位于赶海园内。相传东海龙王的三太子怜悯水族众生，幻化成鱼修行，感受其苦，在功德圆满后又变回原形，他所抛弃的巨大躯壳漂到岸边，先民便用硕大的鱼骨修建了鱼骨庙，在庙中供奉三太子。第四座太阳塔就是以当地神龟救难的传说为基础策划，并在鱼骨庙遗址上设计修建为海神庙的。庙内主要供奉东海神龟、妈祖以及东海龙王，亦展示出当地传统民俗中的海洋特色。这种创意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时将人海和谐的理念融入赶海节活动中，赋予赶海节文化底蕴，为其长久发展增加了潜力。
2.以新形式展现当地传统文化
刘家湾赶海节的活动内容以当地民俗事项传统为基础，结合滨海生态景观，发挥地域性和海洋性特色，在节庆中增加了许多新形式的创意活动，如刘家湾赶海园管委会在赶海节期间会举办刘家湾民俗表演、人体彩绘农民画、渔家女巧手织渔网比赛、海洋知识问答等活动。赶海园内的海之门演艺广场是园区的标志性景点，多种民俗风情演出在此上演。刘家湾赶海园管委会为了丰富传统民俗文化的展现形式，推出名为《沧海神韵》的情景演艺作品，丰富的演出内容呈现地方民俗特色，其中既有旱船、高跷、吕剧等地方戏曲演出，也有八仙过海、水漫金山、哪吒闹海等传统水族舞表演。赶海节期间举办的渔家女巧手织渔网比赛，是以竞赛的形式来展现传统的手工织渔网技艺，加深了游客与渔民对织渔网技艺的认识和重视。比赛的规则是：从刘家湾赶海园附近渔村挑选10名渔家女，在规定时间内织渔网长度最长者获胜，并获得奖品。游客除了观看渔家女织渔网的过程，还可以向她们学习织网手法，亲身感受渔家的生产技艺。以保护传统文化生态为基础，通过赶海节旅游活动的策划来展现传统文化特色，用娱乐化的方式充分演绎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使更多当地居民和旅游者欣赏刘家湾及日照地区的传统民俗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必然选择。
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促进地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4]发扬，并满足现代旅游者的愉悦体验。以旅游节庆开发为发展模式，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旅游业发展的共赢，并塑造现代化的、接受群体广泛的文化旅游项目，有利于通过创新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二）打造民俗节庆品牌，提升旅游城市形象
文化品牌建设是文化产业振兴的根本，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节庆活动的连年成功举办，对于提升城市形象、扩大城市影响力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打造节庆品牌，对于城市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意义非凡。节庆旅游要赢得市场，必须打造具有核心竞争[5]力的品牌。在中国节庆产业“金手指”评选活动中，刘家湾赶海节荣获“十大民俗类节庆”奖项，成为独具特色的海洋民俗节庆品牌。日照作为滨海旅游城市，拥有“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水上运动之都”等城市名片，更是有着“东方太阳城”的美称。刘家湾赶海节走产业化发展路线，成功打造了民俗旅游节庆品牌，其中渔家民俗、太阳文化、赶海旅游项目都与日照的城市定位相呼应。赶海节中特有的传统文化元素也为日照增添了文化底蕴，提升了城市形象，节庆中所贯穿的人海和谐发展理念更是顺应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国家战略。
刘家湾赶海节的品牌化战略思路是：通过充分开发利用当地传统文化和滨海环境特色，以期对游客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从而提高辨识度和知名度，打造兼具良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文化品牌。传统文化成为赶海节特色的保障，而品牌的特色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此，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不仅成为赶海节品牌的坚实基础，也为其长期的发展注入活力。自2008年开园迎客以来，日照国际海洋城管委会和赶海园管委会大力发展民俗旅游，为节庆旅游添加新元素，在节庆中呈现传统民俗，包括当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文化，将园区和赶海节成功打造成知名品牌和文化标志，已获得良好的品牌效应和知名度。赶海园在2013年申报“中国·日照赶海旅游节”休闲主题周，荣获“2013年好客山东休闲汇最佳主题周一等奖”。赶海园景区还先后获得“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山东十佳旅游景区”“最受游客喜爱的魅力景区”等荣誉，成为日照的一张名片。（三）提高刘家湾经济收入
地方旅游节庆在实现品牌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高，在旅游节庆活动举办期间，可以迅速地聚集人力、物力和财力，[6]改善举办地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赶海旅游的产业化促进了刘家湾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的发展，并通过带动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促进了当地居民就业。赶海园一期工程投资达8000万元，自开园以来多次被评为省、市、区旅游行业先进单位，已接待10万余名游客，门票收入累计达350余万元。这是赶海园方面直接获得的经济收益，主要用于赶海园的管理维护和进一步投资，如日常对于沙滩、海水中残留垃圾的清理，以及赶海园二期工程露天游泳池、亲海栈道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的规划建设。
原本刘家湾主要依靠渔业资源来发展经济，给海洋生态造成了一定压力，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近年由于过度捕捞等原因，近海水产捕获量下降，更是严重影响到渔民的经济收入。因此，在刘家湾发展民俗旅游产业，是对保护海洋资源、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和提高渔民收入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如今赶海节的民俗旅游开发使当地居民不再单纯依赖海上捕捞和种植，近海的生物资源主要用于游客观赏和“赶海”，与渔民集体出海捕捞相比，游客的捕获量非常低，使蟹类、贝类有了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海洋旅游业是一种具有较大产业关联度的产业，海洋旅游消费包括“衣、食、住、游、购、娱”六大要素，这六个方面的需求为食品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和其他服务[7]行业提供了市场，促进和带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赶海旅游涉及游玩、购物、住宿、娱乐等多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和环境，不仅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使刘家湾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赶海园不仅需要专业经营、销售人员，清理、维护工作也需要大量劳动力，赶海园周边发展起来的餐饮、住宿等服务业也能够提供多种多样的就业岗位，促进各个层次的灵活就业，很大程度上吸纳了刘家湾的闲散劳动力，便于他们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价值。赶海园的发展还为当地居民创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刘家湾村民在园区附近开办“渔家乐”形式的旅馆、餐厅，或是出售工艺品、特色海产品等附加值较高的纪念品，提高了收入。（四）促进日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地的接待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较高的基础设施水平能够为旅游节庆实现品牌化提供保障，是吸引游客的动力之一。日照国际海洋城管委会为了推动赶海节旅游活动发展，建设了一系列的配套设施，首先建成了赶海园手工艺品现场制作区和购物区，其次在园区外建了两个大型停车场，同时为扩大当地旅游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在赶海园南侧的金沙岛建成了国际海滨浴场和国际沙滩高尔夫球场。刘家湾的旅游景点和旅游服务设施紧密相连并逐渐规模化。日照国际海洋城管委会还规划并建设了桥东头旅游度假村、日照滨海度假中心、日照碧瀛海岸度假村和海滨特色居住区，接待能力达到千人以上。
日照市旅游与赶海节节庆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包括日照市的区位优势、科技水平、经济效益等在内，其总体的发展是赶海节顺利举办的基础；刘家湾赶海节的发展又极大地推进了日照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了日照整体的旅游服务水平。
三 赶海节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赶海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起步到逐步规范的过程，以传统民俗文化为特色，通过产业化的模式，呈现独具一格的海洋旅游节庆，并为保护当地传统民俗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但与此同时，赶海节作为传统民俗文化传承的新模式，缺少能够学习的经验和范例，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和市场运作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一）市场化运作不充分
赶海园最初由涛雒镇管理，并在2002年成立刘家湾赶海园管理处，2003年更名为刘家湾赶海园管理委员会，成为正科级事业单位，由东港区政府负责运作。此后，赶海园又划归涛雒镇管理，2004年，东港区政府重新负责开发、经营、建设赶海园，直至2011年，日照国际海洋城管委会成立，并负责管理刘家湾赶海园。可以说，虽然赶海节的管理负责部门几经调整，但政府在赶海节的建设发展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不可否认，政府的管理与推广拉动了赶海节的快速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市场化运作之路是旅游[8]节庆的必然选择，节庆策划和产品管理的市场化是其主要内容。尤其是赶海节发展快速，直接获得的经济收益可观，赶海节的管理部门并未及时跟进市场，也未根据市场的反应来调整和完善节庆活动，主要表现在近几年赶海节期间的娱乐活动重复性较大，内容和形式与往年大同小异。这样一来，新的民俗旅游模式虽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但对多数游客来说，缺乏持续性的吸引。
很多地方将旅游节庆看作纯粹的政府行为，或是因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不够成熟，导致地方将旅游节庆看作政绩的一个方面，致使旅游节庆成为“劳民伤财”的行为，这样既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也不可[9]能实现创新。赶海节举办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导致市场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赶海节中虽有企业的赞助投资，但主要表现在负责赶海节娱乐竞赛活动中奖品的提供，从整体上看，参与赶海节的企业数量较少，与赶海园管委会的合作也不够深入，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仍较低，对节庆活动的长期规划产生了不利影响。（二）对传统文化资源挖掘不够深入全面
从2008年开始，刘家湾赶海园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三举办渔民节。渔民节是传统的渔家节日，渔民在这一天祭拜海神，祈求平安多福。赶海园在举办渔民节时，会增加民俗演艺等娱乐项目，主要凸显拜龙王和祭海神娘娘等传统习俗，但对于传统渔民节中抓阄确定渔场以及庆祝新船下水的仪式和习俗未能充分体现。赶海园内的海神庙、渔家民俗馆通过文字、图片、音频等方式展示了刘家湾传统的渔家生产习俗和信仰活动，但园区内的其他规划设计仍然缺乏体验性较强的民俗文化展示项目，游客和当地居民难以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内涵，也难以对传统文化形成强烈的认同感。过去渔村居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依靠海上捕捞，因此渔村经济增长缓慢，得到关注较少，进而导致许多优良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重视。虽然当前政府重视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推进赶海节的产业化发展，成功打造了赶海旅游和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的特色品牌，但在整体上看，对于渔村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全面，对其内涵的挖掘也不够深入。（三）对于当地的带动缺乏宏观规划
在赶海节的带动下，赶海园周边的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应市场需求而生。由于没有宏观的规划，当前刘家湾服务业的发展没有形成合理的秩序，村民大多以“渔家乐”的形式开展，模式高度一致，既无法在特色上形成互补，更不利于实现当地第三产业的长期良性发展。当地服务业的特色发展受阻，也必然成为赶海节扩大影响力的障碍。
总体来说，赶海节这一海洋节庆的发展才刚起步，其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是由于相关的社会条件还不够完善，发展模式仍不成熟。政府的海洋节庆观滞后，在投资、策划、管理等方面采取全程干预的方式，使赶海节难以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市场化运作。当地居民尤其是渔民并未认识到刘家湾传统民俗文化为赶海节注入的文化价值，单纯看到赶海节为刘家湾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也就难以对传统民俗文化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再加上刘家湾旅游产业整体的发展规划不够完善，赶海节在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同时难以实现长期有序发展。
四 赶海节的出路
赶海节在产业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宏观规划、没有充分挖掘文化资源等方面，因此，刘家湾赶海节的建设发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